統計學取樣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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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1一般資料

在本次研究中所選擇的研究對象為我院2014年1月～2015年1月收治的需要進行婦科醫學檢驗的患者120例，年齡24～51歲，平均年齡38歲，患者所患的婦科疾病種類有所不同，其中因為陰道炎而接受治療的70例（58.3%），因為人工流產或者放置節育環而進行相關檢驗的30例（25%），因為婦科手術或者其他原因而進行醫學檢驗的20例（16.7%）。所有患者的陰道分泌物的檢驗均在我院相關的檢驗室進行。

1.2方法

利用隨機原理將患者平均分為兩組，各60例，為了便于記錄，把這兩組分別命名為1組和2組，并把每一個小組都再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分別把木質刮板以及棉簽作為取樣工具對患者陰道分泌物進行取樣，在1組中采用鹽水鏡檢法進行檢測，在2組中運用革蘭氏染色法對其進行檢測。在利用鹽水鏡檢法時，相關的檢測人員必須注重氫氧化鈉的加入，從而保證檢測率的準確性。革蘭氏染色法就是在對相關分泌物進行鏡檢前對其進行染色，進而觀察相關的細菌的檢出情況。

1.3統計學處理

本次研究中所有數據的獲取以及分析均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19.0進行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另外為了方便相關研究的進行，把本次研究的結果以四張圖標的形式所呈現。

2結果

通過相關驗證性措施的采取，可以發現利用棉簽作為取樣工具的感染檢出率高于以木質刮板作為取樣工具的組別。其中利用棉簽作為取樣工具的綜合檢出率為84%，以木質刮板為取樣工具的綜合檢出率為75%。利用革蘭氏染色法比利用鹽水鏡檢法的檢出率要高，其中利用革蘭氏染色法的綜合檢出率為93%，利用鹽水鏡檢法的綜合檢出率為81%。

3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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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S572；S153.6+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3）19-4601-04

近年來，隨著現代煙草農業建設的推進，對分散種植的煙田進行綜合整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一大批現代煙草農業基地單元。由于對原來自然形成的土壤進行翻壓和客土填埋，導致土壤物理結構、土壤化學成分和土壤生態環境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壤肥力的提高。有機質含量是反映土壤肥力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它不僅是土壤的有機養分庫，而且是保持土壤團粒結構、改善土壤水分、通氣條件和微生物活性的重要組分。調查植煙土壤有機質含量及其空間變異特征，可以為整治區域土壤培育方向和合理施肥提供科學依據，因而成為現代煙草農業基地建設首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采用地統計學方法可以比較準確地了解土壤養分的空間分布特征及變異規律，對農業生產中的土壤改良、精準施肥以及農產品的高產優質和高效生產都具有重要意義[1]。目前，地理信息系統（GIS）技術與地統計學方法在農業生產中尤其是在精準施肥等方面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2-6]。本研究采用GIS技術與地統計學相結合的方法，研究恩施州清江源現代煙草農業科技園（以下簡稱清江源）、恩施市城郊現代煙草農業基地單元（以下簡稱城郊）和利川市柏楊現代煙草農業基地單元（以下簡稱柏楊）土地整治區煙田土壤有機質含量及其空間變異特征，并進行有機質肥力等級評價，以期為整治區域土壤培育方向和合理施肥提供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地區概況

1.3 數據分析

用“平均值±3倍標準差”方法去除異常值，利用SPSS 13.0軟件對土壤有機質含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采用Cochran[8]和姜城等[9]的方法對取樣數量進行估計；用地統計學軟件GS+ 7.0進行半方差函數計算和模型擬合，對土壤有機質含量空間變異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具體參考張淑娟等[10]和李強等[11]的方法；在ArcGIS 9.3平臺上制作有機質含量空間分布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整治區植煙土壤有機質含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2.2 整治區植煙土壤合理取樣數量分析

根據Cochran[8]關于區域純隨機取樣數量的計算公式，計算出2個置信水平3個不同相對誤差下每個研究區域所需的取樣數量（表2）。可以看出，置信水平越低，所需要的取樣數量就越少；在一定置信水平條件下，區域土壤有機質變異越大，達到相同精度所需要的取樣數量就越多；在相同精度下可允許相對誤差越大，所需要的取樣數量就越少。例如在95%置信水平和5%相對誤差條件下，如果針對土壤有機質含量進行取樣分析，城郊土壤需要采集121個土樣，清江源土壤需要采集86個土樣，而柏楊土壤只要采集42個土樣就足夠了。由此可以看出，在本試驗中，柏楊實際采樣數量基本達到95%置信水平和5%相對誤差條件，而清江源和城郊則分別相差15個和63個。

相對于土壤氮、磷、鉀等養分來說，土壤有機質含量是相對穩定的土壤屬性，其空間變異通常也相對較小，因此在實際工作中，由于常常需要對土壤氮、磷、鉀等養分同時進行分析，需要加大樣品采集密度，此時可以通過適當減少土壤有機質樣品分析數量的方法，以降低樣品分析成本。

2.3 整治區植煙土壤有機質含量半方差分析

半方差函數是描述土壤性質空間變異的一個函數，反映不同距離觀測值之間的變化。模型的選擇取決于變異函數理論模型的擬合參數，

一般認為，塊金值（C0）表示由隨機部分引起的空間異質性，基臺值（C0+C）表示系統內總的變異。塊金系數C0/（C0+C）表示由隨機因素所引起的異質性占總的空間異質性的程度[15，16]。按照區域化變量空間相關程度的分級標準，塊金系數小于25%說明變量具有強烈的空間自相關性，塊金系數為25%～75%說明變量具有中等空間自相關性，大于75%說明變量的空間自相關性較弱[17]。根據陳延良等[18]和于婧[19]的分析，土壤養分空間變異主要是由于成土母質、土壤類型、氣候及生物活動（包括人類耕種措施）等因素所致，而半方差函數中的參數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土壤性狀產生差異的主導因素及其變異程度。在本研究中，城郊土壤有機質具有中等空間自相關性，說明土壤有機質含量在該區域內的空間變異是由成土母質、土壤類型等結構性因素和人類活動等人為因素共同決定的。

最大相關距離（變程）反映出屬性因子空間自相關范圍的大小，它與觀測尺度以及在取樣尺度上影響土壤屬性的各種生態過程、人為因素、自然條件等都有關[20]。表3結果表明，城郊土壤有機質含量的變程較大，在500 m以上，說明其變異以大塊狀變異為主，即有機質含量在較大的范圍內存在著空間自相關性。

2.4 整治區植煙土壤有機質空間分布及等級評價

土壤有機質的空間分布圖是土壤有機質空間異質性的具體表現，是土壤在不同區域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學過程相互作用的結果[21]。圖2表示清江源、城郊和柏楊區域土壤有機質空間分布規律。從圖2可以看出，清江源土壤有機質出現3個等級，且不同等級分布比較零散；城郊土壤只有2個等級，西部土壤有機質含量較高，而東部區域土壤有機質含量較低；柏楊土壤有機質含量也是2個級別，但低值等級所占比例較小，整體分布比較均勻。

表4表示清江源、城郊和柏楊區域土壤有機質含量等級及其所占比例。82.3%的清江源土壤、88.2%的城郊土壤和100%的柏楊土壤有機質含量均屬于偏低和低等級。城郊土壤有機質偏低等級（10～20 g/kg）所占的比例分別比清江源和柏楊低33.8%和46.3%，而低等級（6～10 g/kg）分別比清江源和柏楊增加2.65倍和2.30倍。整體而言，清江源、城郊和柏楊土壤有機質含量都較低，城郊最低，其次是柏楊，清江源最高。因此，在各區域進行推薦施肥時應增施或多施有機肥。

3 結論

3個區域土壤有機質含量均較低，其中城郊最低，分別比清江源和柏楊低36.4%和28.7%。不同區域土壤有機質含量變異系數為18.8%～33.2%。

恩施城郊土壤實際采樣數量不能滿足在95%置信水平和5%相對誤差條件下的空間變異性研究，其次是清江源，而柏楊實際采樣數量比較合理。

恩施城郊土壤有機質含量的半方差理論變異函數對實際的擬合最好，且F檢驗達到極顯著水平。

恩施城郊土壤有機質偏低等級（10～20 g/kg）所占的比例分別比清江源和柏楊低33.8%和46.3%，而低等級（6～10 g/kg）所占比例分別比清江源和柏楊增加2.65倍和2.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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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 齲齒；氟化物，外用；鏈球菌，口腔；投藥，局部；兒童

【中圖分類號】 R 179 R 780.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9)03-0245-02

針對高患齲風險兒童，應采取綜合措施防止新生齲。尤其對于5～6歲替牙期兒童，由于新生恒牙正在萌出，而乳牙齲已經存在，更要采取預防措施，以抑制致齲菌在口腔內的生長［1-2］。氟化氨銀(Ag(NH3)2F，SDF)應用于兒童防齲效果得到廣泛肯定，不斷有實驗報道其有促進再礦化及防齲效果；但對于氟化氨銀的防齲機制理論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唾液中致齲菌水平與齲失補牙數呈正相關，而通過對致齲菌的檢測，可預測患齲風險、評估防齲效果。本實驗在探討氟化氨銀預防治療乳牙齲效果的同時，研究其對口腔中變形鏈球菌的影響。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2007年3月17日-9月17日，由鄭州大學口腔醫院組織的針對鄭州市區兒童口腔衛生檢查中，隨機抽取年齡6歲、齲失補指數dmft>4［3］的兒童40名(男童22名，女童18名)。要求患者無嚴重系統性疾病，無牙髓炎及根尖周炎，第一恒磨牙已完全萌出且未做過窩溝封閉。經鄭州大學倫理委員會同意和家長在知情書簽字后作為研究對象。

1.2 方法

1.2.1 實驗分組 將40名兒童隨機分成4組：10人為實驗組A，對全部乳牙齲表面涂布38%SDF干預；10人為實驗組B，對第一恒磨牙窩溝涂布窩溝封閉劑干預；10人為實驗組C，使用窩溝封閉劑和SDF聯合干預對全部乳牙齲表面抹布38%SDF，同時對第一恒磨牙涂布窩溝封閉劑；10人作為對照組不進行任何干預。

1.2.2 取樣時間與方法 采用1997年WHO制定的口腔健康調查基本方法，使用一次性檢查器械，檢查由同一名口腔醫生擔任。于每天9：00-10：00取樣，用無菌口杯取口腔內非刺激性全唾液標本，用移液器取0.1 mL唾液置于裝有0.9 mL林格氏液的無菌1.5 mL離心管中，帶回實驗室進行培養。

將無菌離心管中的唾液樣本于0.5 h內經充分震蕩60 s后，用林格氏液連續倍比稀釋，獲得從10-1～10-5的唾液細菌稀釋液。變形鏈球菌接種液稀釋濃度為10-4，取0.05 mL接種于直徑為7.5 cm的含輕唾培養基的平皿。接種液滴于平板中央，用滅菌L型玻璃棒均勻涂布后裝入厭氧發生罐，置于培養箱培養3 d。

通過菌落形態學特點和直接菌落涂片后革蘭染色，顯微鏡下觀察，初步判斷在上述初步鑒定的基礎上通過生化反應，鑒定變形鏈球菌。對培養基平皿上已經確定的菌落進行計數，計算每毫升菌落數(CFU/mL)，將細菌計數采用對數轉換為Log10CFU。第1次(基線)取樣后，對各組兒童分別采用相應的干預治療措施(見實驗分組)，干預后1周，第2次取樣；干預后4周，第3次取樣；干預后8周，第4次取樣。

1.3 統計學分析 細菌計數資料實驗數據用SPSS 13.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采用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

2 結果

實驗組A經涂布38%SDF 1周、4周、8周后，口腔內變形鏈球菌數量與基線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實驗組B經涂布窩溝封閉劑1周、4周、8周后，口腔內變形鏈球菌數量與基線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實驗組C經涂布38%SDF和窩溝封閉劑1周、4周、8周后，口腔內變形鏈球菌數量與基線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4種不同方法處理后變形鏈球菌計數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兩比較顯示，氟化氨銀組與對照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聯合干預組與對照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窩溝封閉組與對照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窩溝封閉組、氟化氨銀組和聯合干預組之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氟化氨銀組與聯合干預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3 討論

氟化氨銀是由日本學者山賀禮一等最先研究并介紹的抑齲藥物，局部應用SDF的臨床實驗結果顯示其具有較強的防齲抑齲作用，可有效預防兒童齲病和抑制根面齲的發展，同時具有促進再礦化的作用［4-6］。國內近年也有部分研究證實氟化氨銀的抑齲效果，并對其作用機制進行了有益的探討［7-8］。綜合國內外的研究，主要在于其防齲效果的觀察，及對其作用于牙本質表面再礦化特性的研究［9］。本研究探索了局部應用38%Ag(NH3))2)F對替牙期高齲兒童齲病的控制，同時通過與窩溝封閉對照，觀察口腔內變形鏈球菌的改變情況。

本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A單獨使用38%Ag(NH3))2)F涂布乳牙表面1周后、4周后、8周后，兒童口腔內變形鏈球菌與治療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即對于高患齲兒童涂布38%Ag(NH3))2)F后，可以抑制口腔內變形鏈球菌的生長。在涂布38%Ag(NH3))2)F 1周后與4周后、1周后與8周后、4周后與8周后，口腔內變形鏈球菌之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說明38%Ag(NH3))2)F可以在8周內持續發揮其抑菌作用，抑菌效果沒有明顯下降。這些與國外對氟化氨銀抑菌性的體外研究結果［10-11］相符，證明38%Ag(NH3))2)F對于變形鏈球菌短期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否涂布38%Ag(NH3))2)F后具有6個月以上的長期抑菌效果、對于其他口腔致病菌是否也有抑制作用，以及是否會產生耐氟菌株等，還需要做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實驗組B單獨對已萌出的第一恒磨牙窩溝封閉，治療前口腔內變形鏈球菌和治療1周、4周、8周后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說明單獨使用窩溝封閉劑不能抑制變形鏈球菌生長，與Carlsson等［12-13］的研究結果相符。提示針對替牙期兒童僅采用窩溝封閉并不能減少口腔內其他牙齒的患齲風險，必須采用針對整個口腔的預防保健措施。

實驗組C在對乳牙表面涂布38%Ag(NH3))2)F的同時對已萌出的第一恒磨牙進行窩溝封閉，1周、4周、8周后兒童口腔內變形鏈球菌與治療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即對于高齲兒童采取窩溝封閉劑與38%Ag(NH3))2)F聯合應用，可以抑制口腔內變形鏈球菌的生長。提示38%Ag(NH3))2)F和窩溝封閉劑同時使用可以降低兒童的患齲風險。在替牙期，針對混合牙劑分別對乳牙涂布氟化氨銀、對新生恒磨牙進行窩溝封閉是行之有效的。

齲病與細菌、宿主、食物等諸多因素有關，因此應當采取綜合的預防措施預防齲病。在替牙期，一方面針對細菌通過氟化氨銀抑制口腔唾液內變形鏈球菌的生長；另一方面針對宿主和食物因素積極采取口腔健康教育和窩溝封閉相結合等綜合措施，能有效地降低新生恒牙的患齲率。氟化氨銀的防齲效果，除抑制變形鏈球菌以外，對其他致齲菌的抑制作用也有文獻提及，另外其促進礦化與再礦化的作用也是其防齲的主要機制。

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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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 人體質量指數；肥胖癥；心室功能，左；兒童

【中圖分類號】 R 179 G 478.2 R 58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9)03-0277-01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兒童單純性肥胖癥的發病率顯著增高。研究發現，許多成人心血管疾病始于兒童時期。本文通過定量組織速度成像技術對58例不同程度單純性肥胖兒童左心功能進行研究，旨在探討肥胖對兒童時期心功能的影響。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肥胖組兒童 58例，年齡7～14歲，平均12.7歲。經詳細詢問病史和體格檢查，證實為單純性肥胖，無心肺疾患。肥胖診斷標準及分度為中國兒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體質量指數篩查分類標準［1-2］。肥胖組按體質量指數分為2組：肥胖Ⅰ組（輕～中度肥胖組）28例，肥胖Ⅱ組（重度肥胖組）30例。對照組為正常體重健康兒童30例，平均12.4歲。2組年齡、身高、性別相匹配。

1.2 方法 由專人測量身高和體重，并計算體質量指數（BMI）。心臟測量采用GE公司Vivid 7 Dimension超聲顯像儀，探頭頻率1.5～4 MHz，受檢者左側臥位, 平靜呼吸、同步記錄心電圖（內置），通過M型超聲測量左室射血分數(EF)。在組織多普勒速度成像條件下采集心尖四腔、兩腔和心尖左室長軸觀的3個完整心動周期動態圖像并貯存,幀頻＞90幀/s，供脫機后分析。將取樣點置于左室后間隔、側壁、前壁、下壁、前間隔和后壁的二尖瓣環處。啟用定量組織速度成像(QTVI)分析系統，自動顯示出該取樣點的速度曲線，測量并記錄各取樣點的收縮期峰值速度(Vs)，計算6個室壁平均峰值速度（mVs）。

1.3 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11.5 統計分析軟件，不同組間比較采用One-way ANOVA檢驗，BMI與mVs關系采用直線相關分析。

2 結果

2.1 常規左心功能測量結果 輕～中度肥胖組左室射血分數(66.63±6.92)%與對照組(69.65±4.13)%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重度肥胖組左室射血分數(62.77±2.77)%與對照組相比明顯減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肥胖組之間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 定量組織速度成像測量結果 肥胖組二尖瓣環6個室壁平均峰值速度肥胖Ⅰ組(6.59±0.67)cm/s，肥胖Ⅱ組(6.37±0.53)cm/s與對照組(6.85±0.84)cm/s相比均減低，且重度肥胖組減低更明顯，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肥胖組之間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P＜0.05)。

2.3 肥胖組體質量指數與二尖瓣環平均峰值速度相關性分析肥胖組體質量指數與二尖瓣環平均峰值速度呈顯著負相關(r=-0.337，P＜0.01)。

3 討論

定量組織速度成像（QTVI）技術是一種超高幀頻組織速度顯像技術，可以精確地捕獲組織運動速度變化和時相變化，能夠同步檢測 8 個心肌節段的收縮速度，同步獲得不同心肌節段整個心動周期的運動信息，以便相互比較，可以更精確、更全面地評價室壁運動的固有規律和異常改變。它的速度參數能夠反映心肌的收縮特性及舒張功能，彌補了既往超聲心動圖的一些局限性,為定量評價室壁運動和左室功能提供了新方法。有研究顯示［3-4］，二尖瓣環6個室壁平均峰值速度與左室射血分數及左心導管檢查測定左心室收縮期壓力上升最大速率呈高度正相關，表明其具有快速評估左室整體收縮功能的能力。

本研究結果顯示：2個肥胖組各室壁二尖瓣環平均峰值速度均低于正常兒童組。Gulati等［5］已證實，二尖瓣環下移速度能夠反映左室整體收縮功能，也就是說肥胖兒童左心室整體收縮功能受損。

本研究中，輕～中度肥胖組在常規超聲檢查中未發現明顯的左室收縮功能異常，EF值與正常組相比無明顯差別，可能是由于該組肥胖兒童處于病程的相對早期,常規超聲心動圖尚未能敏感地識別其節段性或整體收縮功能改變。然而在QTVI檢查中，該組二尖瓣環6個室壁平均峰值速度顯著低于正常組，提示QTVI反映左室節段或整體收縮功能的改變較常規二維超聲敏感。重度肥胖組二尖瓣環6個室壁平均峰值速度降低尤為顯著,與病情相符，提示QTVI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病情的嚴重程度。相關分析表明，肥胖組體質量指數與二尖瓣環6個室壁平均峰值速度呈顯著負相關，肥胖程度越重，心功能受損越重，提示應加強對肥胖兒童的干預，以增進兒童身體健康。

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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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 超聲心動描技術 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 左室功能 應變率成像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09.09.177

冠狀動脈搭橋(CABG)是治療經藥物及介入治療無效的冠心病的有效方法。本研究觀察冠狀動脈搭橋手術前后局部心肌應變率的變化，旨在為缺血心肌再灌注的療效評價提供客觀依據。

資料與方法

一般資料：2001年10月～2006年9月在本院接受CABG手術治療的20例冠心病患者，男11例，女9例，年齡48～75歲，平均58±5.9歲。術前經冠狀動脈造影證實為多支冠狀動脈狹窄，其中左前降(LAD)內徑80～90%的10例，狹窄>90%的患者8例，LAD完全閉塞的患者2例。

儀器與方法：使用GEVivid7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探頭頻率1.5～4.0MHz；幀頻率>90幀/秒。EchoPAC7.0內置數字超聲工作站，配有包括SRI在內的圖像分析和后處理軟件。

受檢查者取左側臥位，連接同步心電圖。常規二維超聲觀察左室節段運動情況。轉換成組織多普勒成像條件，幀率>90幀/秒，采集心尖四腔觀、心尖兩腔觀、心尖左室長軸觀各3個心動周期的動態圖像，存入EchoPAC7.0內置數字超聲工作站。分析時取樣容積的長度確定為10mm。于每個室壁節段(基底段、中間段和心尖段)中點的內膜下心肌取樣。獲得各節段的同步應變率曲線，測量收收縮期應變率(SRs)，分別于術前1天、術后1天、1個月、3個月和6個月進行圖像采集及處理。本研究僅分析LAD參與供血的室壁節段，參照美國超聲心動圖學會(ASE)推薦的左室壁16段劃分法，LAD參與供血的節段共10段，其中部分受檢者因左室下壁心尖段由右冠狀動脈供血面除外。故僅研究6個節段。

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多組不同時間點的計量資料比較采用重復測量設計的方差分析。

結 果

對表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討 論

應變率成像(SRI)是評價局部心肌功能的新技術，應變是心肌變形的能力，應變率是心肌變形的速率。SR與心肌收縮直接相關，反映的是心肌變形，而非位移，因此可以準確反映心肌局部收縮功能，是心肌收縮功能的客觀指標。SR曲線要在心動周期的間期(舒張末期和收縮末期)分別進行取樣獲得[1]，這樣可以使取樣點隨著心動周期而實時跟蹤心肌運動。舒張末期定義在二尖瓣關閉點，收縮末期定義在主動脈瓣關閉點，二尖瓣及主動脈瓣開放和關閉的點通過M型或頻譜準確標定。正常人SRs表現為一個寬大的負峰，其在各心肌節段的分布規律目前尚未達到共識，多數學者認為縱向收縮期SR多是均一分布的[2]，也有人認為基底段SR高于中間段和心尖段[3]。心肌缺血或梗死時，局部收縮力降低，導致心肌形變能力發生變化[4]，SRs紊亂、降低、倒轉或消失。本研究用SRI技術觀察冠狀動脈搭橋手術前后的病例進行對比研究表明，LAD供血的室壁節段中有6各節段SRs明顯降低，原因在于取樣點都置于梗死區內時，兩點之間的速度差明顯變小，SRs必然降低。SRI技術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面反映心肌本身的組織特性，可檢出室壁舒縮運動的細微變化，為臨床提供了一種無創、定量檢測局部心肌功能的新方法。

CABG有利于狹窄冠狀動脈的全面血運重建，改變局部心肌功能。本組用SRI檢測CABG術前及術后不同時間點的左室局部心肌功能恢復情況，結果與上述一致，從術后1個月開始，左室壁多數病變節段存在部分冬眠或抑頓心肌 灌注之后，這部分心肌被喚醒激活恢復功能。術后10天恢復較差，部分節段SRs反而降低，這可能是嚴重水腫、攣縮、細胞出血性浸潤引起心肌硬度增加的結果。還有部分心肌術后未見明顯恢復，可能由于其發生了透壁性梗死，沒有存活心肌或存活心肌特別少，即使血運得到重建，梗死心肌也不會再產生舒縮運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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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杞菊地黃丸（濃縮丸）；丹皮酚；溶出度

杞菊地黃丸由枸杞子、、熟地黃、酒萸肉、牡丹皮、山藥、茯苓、澤瀉組成。其主要功效為治療肝腎陰虧，眩暈耳鳴，羞明畏光，迎風流淚，視物昏花[1]。本文通過對不同廠家杞菊地黃丸的溶出度進行測定，以控制其藥物質量，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儀器選用RCZ-8A型智能藥物溶出儀（天津大學精密儀器廠），TU-1220紫外-可見分光光度計（北京普析通用儀器公司），丹皮酚標準品（中國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杞菊地黃丸（濃縮丸）：甲廠：080312和080520；已廠：090926。人工胃液（無酶）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1995版的規定配制。

1.2方法 隨機取各批樣品約2g，精密稱定，用水蒸氣蒸餾，收集餾出液450ml，置500ml量瓶中，加水稀釋至刻度，在274nm波長處測定吸收度，按丹皮酚的吸收系數為862計算，測定樣本的丹皮酚含量。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05）第一法[2]（轉籃法），取脫氣人工胃液（無酶）1000ml于釋放杯中，恒溫37.0℃±0.5℃，調節轉速150r/min±5r/min，取樣品2g 6份，精密稱取置轉籃中，定時用含有0.8μm微孔濾膜的取樣器取樣5ml，隨即補充人工胃液5ml，精密吸取3ml，分別用5，3，2ml70%甲醇萃取，并定容至10ml，在274nm波長處測定A值，用標準曲線求出藥物濃度并換算成不同時間的平均積累溶出百分率。精密吸取一定含量的供試液5ml各3份，再分別加入對照液1.0，2.0，5.0ml加70%甲醇至刻度，搖勻，于274nm測定吸收度，計算回收率，RSD（%），并根據威布爾分布模型，計算體外溶出參數。

1.3統計學方法 對所檢測的數據運用SPSS19.0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應用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應用t檢驗，P

2 結果

2.1 3批樣品丹皮酚的含量分別為0.266%、0.2697、0.1967.經過方差分析，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3種樣品不同時間平均累積溶出率無統計學差異（P>0.05），見表2。

2.3 經過測定，樣本回收率為99.6%，見表3。

2.4不同廠家的產品，溶出參數（T50、Td、m）具有極顯著性差異（P

3 討論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杞菊地黃丸可增強免疫功能，抗衰老，改善肝臟脂肪代謝，促進肝細胞新生，預防脂肪肝發生，降低毛細血管通透性，抗炎，降低四氧嘧啶引起的高血糖，減少東莨菪堿對學習記憶功能的影響，還有抗腫瘤、降血脂等作用[3，4]。溶出度是指藥物從片劑等固體制劑在規定溶劑中溶出的速度和程度。溶出度是片劑質量控制的一個重要指標，對難溶性的藥物一般都應作溶出度的檢查[5]。本次研究中，不同廠家杞菊地黃丸樣品的溶出參數（T50、Td、m），具有極顯著性差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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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 聲觸診組織定量分析技術 脾臟 聲脈沖輻射力成像

聲脈沖輻射力成像（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impulse，ARFI）是通過超聲給組織局部施加輻射壓力，組織受到輻射力的推動產生一定的應變，從而反映組織彈性的方法[1]。聲觸診組織定量分析（virtual touch tissue quantification， VTQ）[2]是將聲脈沖輻射力成像進行量化應用的技術，已廣泛應用于甲狀腺、乳腺良惡性腫瘤的鑒別診斷[3～6]，也在肝臟、血管等器官疾病的診斷中進行大量研究[7]，但目前對脾臟的研究較少，本研究試通過VTQ技術對不同年齡組健康志愿者的脾臟彈性值進行測定，得出正常者的參考范圍，探討不同年齡組之間脾臟彈性強度有無差異，腰圍、身高、體重、體質量指數（BMI）、脾臟厚度及長度對正常值的影響，為脾臟疾病診斷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以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期間招募的健康志愿者127例為研究對象，其中男性62名，女性65名；小于30歲55人，30-50歲之間31人，50歲以上41人，平均年齡為40.4歲。所有研究對象均無脾臟原發性或繼發性疾病史，常規超聲檢查無脾臟彌漫性病變。

1.2 儀器與設備

采用西門子S2000彩色超聲波診斷儀，探頭型號為4C1，探頭頻率為3-5MHz，應用VTQ測量軟件測量組織剪切波速度（shear wave velocity， SWV），據此定量組織的彈性。

1.3 方法

受檢者取側臥位，先行超聲常規檢查，記錄脾臟厚度及長度。由于脾臟上極和下極易受周圍組織及氣體干擾，本研究選擇脾臟中部被膜下正對脾門處為感興趣區域，如圖1所示，探頭垂直緊貼此處肋間隙位置，開啟VTQ測試軟件，然后將取樣框置于脾臟感興趣區域，囑受檢者屏住呼吸，待圖像穩定后，用儀器測出剪切波速度（SWV），單位以（m/s）表示。所有檢測均由一名超聲經驗豐富的醫生操作，保持探頭方向及取樣深度不變，取樣深度小于8cm。每位受檢者同一部位檢測VTQ值5次，取平均值為測定結果。

1.4 統計方法

應用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同一受檢者SWV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不同年齡組受檢者之間SWV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雙變量相關性研究采用Spearman秩相關分析。P

2 結果

2.1 VTQ測量脾臟的影響因素

腰圍、身高、體重、體質量指數（BMI）、脾臟厚度及長度對脾臟平均SWV的影響差異不顯著，無統計學意義，相關性分析見表1。

2.2 不同年齡組之間脾臟SWV分析

不同年齡組受檢者脾臟SWV平均值見表2，3組之間比較差異不顯著，P值為：P=0.08，年齡對脾臟正常值的影響無統計學意義。

3 討論

超聲彈性成像（elastography，elasticity imaging）是由O-phir等[8]于1991年首先提出的，近十幾年來得到迅速的發展，目前在肝臟、甲狀腺、/乳腺、血管、前列腺、心肌等方面的應用較多[9～12]，其臨床應用價值也越來越多的得到醫生的肯定。但是在脾臟領域極少看到有關的研究報道。當脾臟發生占位性或彌漫性病變時，脾臟的彈性值也會隨之改變。聲觸診組織量化技術（VTQ）[13，14]就是基于ARFI成像原理，通過向需探測的感興趣區發射推進脈沖，從而得到剪切波速度值，通過這種方法來量化組織的彈性程度，進而反映該組織的彈性與質地，因此可以作為無創評價脾臟彈性強度的新方法。

脾臟占位性病變或彌漫性疾病發生率較低，且臨床癥狀不典型，在早期常被人們所忽視，如果不及時發現和早期治療也會危及人類的健康。聲觸診組織定量分析（VTQ）技術可較客觀地反映組織彈性強度，也具有無創，簡便，快捷的特點。借助此項技術可對脾臟占位性病變進行鑒別診斷，本研究中所得到的正常成人脾臟VTQ值范圍為進一步脾臟疾病的診斷提供數據參考。

本研究選取脾臟中部包膜下正對脾門的區域，受檢范圍較固定，可重復性及穩定性較好，而脾臟的上極及下極形態相對較不規則，容易受到胃腸氣體的干擾及檢查者呼吸的影響，受檢效果不太理想。通過此次研究發現，測量時，檢查者的配合也至關重要，如受檢者屏住呼吸時測量其準確性較高，也可保證取樣框位置不變，使得測量值的可重復性提高，減少無效的測量次數，因儀器本身的取樣框大小等無法調節，對測量結果影響甚小。

本研究表明，應用VTQ測量的不同年齡組健康人群脾臟SWV不受腰圍、身高、體重、BMI、脾臟厚度及長度的影響，不同年齡組健康志愿者脾臟SWV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說明年齡與脾臟的VTQ值水平無關。3組健康人群脾臟的平均SWV為2.36±0.57m/s。

總之，聲觸診組織量化（VTQ）技術是一種簡便、無創的新型檢查手段，彌補二維超聲對組織硬度檢測的不足，本研究中的正常成人不同年齡組脾臟彈性值的檢查，為進一步脾臟疾病的診斷及鑒別診斷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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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東莞市人民醫院超聲科，廣東東莞 523059

[摘要] 目的 探討在淺表淋巴結活穿刺活檢中應用輻射力彈性成像引導的臨床價值。 方法 選取2013年1月—2014年4月該院收治的存在惡性腫瘤病史并伴隨淺表淋巴結腫大患者116例，隨機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各58例，對照組樣本給予常規引導下的穿刺活檢，觀察組樣本應用聲輻射力彈性成像引導下的穿刺活檢。 結果 觀察組與對照組患者的取樣成功率分別為100.0%與89.6%，診斷準確率分別為94.8%與84.5%，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中良性與惡性淋巴結表現患者的SWV均值分別為（1.69±0.34）m/s與（4.13±0.50）m/s，組間比較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采用聲輻射力彈性成像引導下開展淋巴穿刺活檢，能夠更好地指導穿刺活檢實施，提高穿刺成功率，并且可以初步判斷淋巴結性質。

關鍵詞 淺表淋巴結；聲輻射力彈性成像；穿刺活檢

[中圖分類號] R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4）10（a）－0059-03

淺表淋巴結轉移是惡性腫瘤疾病患者最為常見的病灶轉移表現，通過對淺表淋巴結腫大患者進行良惡性篩查可保證有效的早期發現作用[1]。傳統的臨床檢查方式主要通過超聲的引導來完成穿刺活檢，在實驗室病理檢查后確定淺表淋巴結腫塊的性質，而該種檢查方式無法保證良好的準確性與成功率，使得臨床確診受到阻礙[2]。聲輻射力彈性成像是伴隨醫療科技進展的新型技術，以此為基礎開展穿刺活檢能降低病患所受到的傷害程度，并且具有較高的準確率[3]。該研究選取2013年1月—2014年4月該院收治的存在惡性腫瘤病史并伴隨淺表淋巴結腫大患者116例，旨在探討該種技術引導下開展淺表淋巴結穿刺活檢的實際應用價值，將臨床檢驗結果與常規超聲引導檢驗結果開展比較，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該院收治的存在惡性腫瘤病史并伴隨淺表淋巴結腫大患者116例，隨機將樣本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各58例。觀察組樣本中男31例，女27例，平均年齡（44.7±2.0）歲，既往惡性腫瘤分布為頭頸部23例，甲狀腺27例，乳腺者6例，鼻咽部2例；對照組樣本中男33例，女25例，平均年齡（44.9±2.1）歲，惡性腫瘤分布為頭頸部22例，甲狀腺28例，乳腺者4例，鼻咽部4例。

1.2 方法

1.2.1 儀器與設備

①選用德國西門子公司生產的Siemens ACUSON S 2000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并聯合應用彈性成像系統線陣探頭，頻率9~14 MHz；②采用美國巴德公司生產的第三代彈射式自動活檢槍及配套的16 G×200 mm組織切割針。

1.2.2 檢測方法

對照組樣本均行傳統方式開展檢查，術前給予常規超聲檢查并詳細記錄樣本淋巴結的基本情況，完成凝血四項與血常規相關檢查后給予穿刺活檢。在超聲輔助下選取穿刺點，消毒與麻醉處理后將穿刺針刺入淋巴結中，獲取病灶組織樣本后拔出，穿刺結束后給予包扎處理并全面預防出血等并發癥。

觀察組樣本給予聲輻射力彈性成像作為引導開展穿刺活檢并獲取樣本，其實際開展方法如下：①選取最佳的淋巴結開展彈性成像，以保證實際檢驗的效果（圖1）。選取淋巴結時盡量保證樣本所表現的形態異常且體積較大，首先選取淋巴結結構異常、皮質較厚且伴有鈣化的位置開展常規檢查。再應用彈性成像模式保證其圖像范圍超出腫塊的實際面積，應用探頭低速震動腫塊，觀察所表現出的指控指數，在指數升至50時保存圖像并對圖像的顏色表現進行辨別。最后將彈性成像模式中聲觸診組織定量（VTQ）啟動，其取樣框保持與探頭聲束平行狀態，調節取樣框至有效區域后發送聲脈沖，并將測得的剪切波速度（SWV）開展記錄。②穿刺活檢：在常規超聲與聲輻射力彈性成像下完成2次淋巴結進針，有效穿刺并獲取樣本，采用分裝處理并給予甲醛固定后送至病理室。病理檢查表現為良性者，給予手術并再次診斷，惡性者則直接給予確診。

1.3 圖像分析處理

①依據圖像顏色表現將樣本劃分為5級，0～2級表現腫塊為良性，3級與4級提示存在惡性風險。②VTQ測值過程中分別在淋巴有效區域開展2～3次測定，單一區域反復開展3次并獲取中位數值。

1.4 統計方法

采用spss 18.0軟件開展具體分析處理，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以t為檢驗標準，計數資料用n(%)表示，組間以χ2為檢驗標準。

2 結果

2.1 兩組樣本的取樣與診斷效果比較

病理學檢查結果表現觀察組中良性結節13例，轉移性淋巴結45例；對照組中良性結節15例，轉移性淋巴結43例，兩組樣本的取樣與診斷效果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觀察組中不同性質腫瘤患者SWV測值情況

觀察組中良性結節患者的病灶數量為18個，SWV均值為（1.69±0.34）m/s，惡性結節患者的病灶數量為56個，SWV均值為（4.13±0.50）m/s，其SWV均值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癌癥患者的淺表淋巴結轉移情況一直是臨床中的重點研究問題之一[4]，明確淋巴結轉移狀況可指導醫師的具體治療方案，與預后效果存在密切的相關性[5]。聲輻射力彈性成像下開展穿刺活檢是臨床醫學科技不斷進步所產生的新型診斷方法，具有安全性好、創傷小等優勢[6]。剪切波彈性成像技術采用換能器形成超聲剪切波[7]，通過剪切波的具體傳播速度來判斷組織彈性絕對值，進而確保了彈性成像的定量分析[8]。穿刺活檢完成樣本提取后開展病理檢驗能夠準確表現出實際的病理變化，其準確程度取決于穿刺部位的選擇，傳統二維超聲引導下無法滿足高血流表現與高分辨率[9]，進而使檢驗結果存在一定局限[10]。而彈性成像下可充分表現淋巴結的具體內部狀態，增加了檢驗的實施效果[11]。其中經組織彈性感興趣區接受脈沖波后會表現出明顯的剪切波，保證了VTQ的有效測量。以往研究中采用超聲彈性成像陰道穿刺的相關研究較多，并且在不同科室不同患者中均有表現，趙盛發[12]等的研究中在前列腺穿刺活檢中應用該項結束，結果顯示其檢出率大大增加；趙連春等[13]在前列腺穿刺中采用經直腸超聲彈性成像，最終獲得了較高的診斷準確率；而崔廣和等[14]則應用該項技術對甲狀腺腫塊患者進行穿刺活檢，同樣獲得了更為滿意的臨床檢出效果。該研究中針對58例患者開展了該種檢驗方式，其取樣成功率達到100.0%，診斷準確率為94.8%，通過與傳統二維超聲引導比較表現出明顯的優勢，提示該種檢驗方式可保證良好的穿刺成功率與診斷準確程度。經VTQ測值后良性與惡性淋巴結表現患者的SWV均值分別為（1.69±0.34）m/s與（4.13±0.50）m/s，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進一步證實該種方式有助于初步判斷淋巴結的性質,與唐誠等[15]的研究報道結果一致。經臨床試驗后發現，在剪切波速度的測量中，存在不能測得數值或報錯的情況，原因可能是病灶太硬，超過其測值范圍，或是測量時探頭固定不穩；另外，剪切波速度測量取樣框偏大（約0.5 cm×0.5 cm），對于較小的病灶測量存在困難，該技術有待進一步改良。

綜上所述，采用聲輻射力彈性成像引導下開展淋巴穿刺活檢，能夠更好地指導穿刺活檢實施，提高穿刺成功率，并且可以初步判斷淋巴結性質，值得廣泛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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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多普勒組織成像技術；冠心病；室壁運動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2-0953-01

多普勒組織成像也稱之為多普勒心肌顯像，其屬于一種呈現低速運動后心肌信息的新型多普勒技術。多普勒組織成像主要的科學原理是在心肌顯像中合理運用彩色多普勒血流顯像，以便對心肌心肌運動功能進行評價。多普勒組織成像技術將低速運動后的心肌組織作為重要觀察目標，在心動周期過程中準確測定心肌的實際運動速度，然后正確評價心臟的舒張與收縮功能，由于心腔和大血管內發生快速血流，使得能量不斷升高，多普勒組織成像技術科有效過濾因高速運動而產生的血流信號，保留體現低頻率的室壁運動信號，所以在室壁成像中也可運用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利用彩色編碼把心肌實際運動情況完好的呈現出來，反映了心肌實際運動方向和速度，輸出能量圖、速度圖和加速圖［1］。其對心肌實際運動方向和速度可做選擇性的實時反映，適時彌補了M型超聲心動圖與傳統二維超聲心動圖存在的局限性，給心肌運動和功能的定量分析提供了強有力依據。本文主要研究在冠心病室壁運動評分中運用多普勒組織成像技術的實質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整合性分析2010年3月——2012年10月經我院確診為冠心病的50例患者以及35例健康體檢正常者的臨床資料，50例冠心病患者為觀察組，35例健康體檢正常者為對照組。觀察50例患者的臨床表現并實施有效性檢查確診為冠心病患者，其中男40例，女10例，年齡為45-75歲，平均年齡為60歲，舒張壓為（10.77±1.43）kPa，收縮壓為（17.03±2.87）kPa，50例患者經心電圖檢查確認為竇性心率，平均心率為（72.55±10.56）次/分，其中有24例為心肌梗塞，20例為心絞痛，6例為缺血性心肌病。35例對照組中，男23例，女12例，年齡為50-70歲，平均年齡為57.5歲，屬于在我院進行體檢的健康人群，經體檢結果確認全部都為正常者。

1.2 檢查方法 本研究應用GE ViVi7 Dimension型彩色多普勒超聲影像診斷系統，該機配套有多普勒組織成像軟件和3-5MHz探頭頻率。患者接受檢查的均取平臥位和左側臥位，并詳細記錄好心電圖的實時控制。明顯呈現心尖水平的左室短軸切面、胸骨室旁左室長軸、肌喝二尖瓣；左室長軸切面、心尖四腔心和二腔心；在劍下四腔心切面的條件下，使二維增益得到有效降低。

連續波多普勒檢查：在彩色多普勒引導下，從心尖四腔心切面盡可能縮小返流束與取樣線二者間的夾角，采用連續波多普勒就可得到最大限度的二尖瓣返流速度的頻譜。

脈沖多普勒檢查：從心尖四腔心切面實施彩色多普勒檢查，結果反映左室內在舒張期存在血流束，適當取樣容積放置在二尖瓣尖水平，把舒張期的血流速度E、A準確測定出來。

組織多普勒檢查：在左室做長軸切面，以便左室后壁中部、取樣線和室間隔能夠相互垂直，把取樣容積放置在左室后壁與室間隔的心內膜部分，然后在心尖四腔心做切面，盡可能讓二尖瓣環和取樣線呈現垂直關系，把取樣容積放置在二尖瓣環側壁，仔細記錄觀察組室壁在運動中出現異常節段與對照組室壁節段的前間隔（AS）、前壁（AW）、下壁（IW）、舒張速度（E、A）和收縮速度（S）［2］。

1.3 統計學意義 本研究的所有數據均采用相關的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分析，用均數±標準差（χ±s）表示計量資料，用均數t檢驗組間對比，P＜0.05比較存在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比較存在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50例觀察組患者應用常規二維超聲心動圖檢查，總共檢測出981個室壁節段的具體二維圖像，在諧波狀態下總共檢測出402段室壁運動中出現異常，在基波狀態下僅檢測出178段室壁運動中出現異常，顯示結果為沒有色彩或是色彩暗淡，且收縮波反應明顯呈低平狀，甚至發生反向運動，頻譜狀態混亂的圖像。

觀察組和對照組室壁運動中舒張期與收縮期最大運動速度的檢測結果，如表1所示。觀察組室壁運動過程出現異常節段的舒張速度（E、A）和收縮速度明顯低于對照組節段速度（P＜0.01），且觀察組前間隔、前壁、下壁的運動速度和對照組比較，其各項指標均十分顯著的降低。

3 討 論

在心肌顯像中合理運用彩色多普勒血流顯像，可對心肌實際運動狀態進行正確評價，這一過程稱之為多普勒組織成像。由于心臟和大血管內出現過快的血流速度，使得能量不斷升高，有效運用多普勒組織成像技術可過濾因高速運動而產生的血流信號，適當保留體現室壁運動的相應低頻信號，所以說多普勒組織成像可以在室壁成像中使用，通過彩色多普勒技術來全面反映心肌的實際運動方向和速度。根據有關研究結果顯示，利用多普勒組織成像來提示確診為冠心病患者可適當降低右室的舒展功能，一般會以降低早期舒張功能為主要中心，而隨著缺血程度的不斷加劇，使得右室舒張功能得到顯著降低。多普勒組織成像屬于一種具有無創傷性的檢測心肌技術，在冠心病的診斷和檢測工作得到廣泛應用，利用多普勒組織成像能夠定量或是定性觀察患者局部心肌的實際運動狀態。對于缺血性心肌圖像通常顯示為無任何色彩或是色彩較為暗淡，且收縮波呈低應，甚至會發生反向運動，檢測得出的頻譜形態也十分紊亂。如果冠心病患者發生梗死或是心肌缺血時，會使階段性灌注工作出現異常情況，接著顯示為機體代謝障礙，也就是說心肌細胞變性壞死、瘢痕形成以及纖維組織增生等多種病理改變，而心肌一旦超出限定的僵硬范圍，就會對心臟被動順應性和主動松弛性造成嚴重影響，最終反映為室壁運動逐漸減弱。

本文研究結果顯示，患者的各項指標均獲得了顯著的降低，這說明了在冠心病室壁運動過程評分中運用多普勒組織成像技術具有十分良好的臨床使用價值。

參考文獻

篇10

【關鍵詞】 精神衛生;職業衛生;人格;回歸分析;學生保健服務

【中圖分類號】 R 395.6 G 635.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9)07-0605-03

近年來,隨著社會各界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日益關注,教師心理健康和人格問題也引起人們的普遍重視。部分針對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現狀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報告認為,目前我國中小學教師的心理健康狀況較為嚴峻,影響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的原因既有各種工作壓力、人際與家庭關系和物質環境,同時也有教師自身的人格特征因素以及社會角色沖突等[1-3]。本研究通過分層隨機取樣,在貴州省3個少數民族自治州獲取代表性樣本,研究少數民族地區中小學教師的心理健康狀況及其與職業壓力、人格特征的關系,為開展少數民族教師的心理干預工作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以貴州省黔西南、黔南和黔東南3個少數民族自治州為取樣范圍,每個州隨機抽取小學、初中和高中各2所。采用分層隨機整群抽樣方法,由各學校教務處負責召集教師,從每所學校抽取20～50名教師進行測試。共發放測試問卷750份,回收有效問卷542份,有效率為72.3%。其中男252人,女276人,14人未填;小學87人,初中281人,高中159人,15人未填寫;農村105人,城鎮273人,城市147人,17人未填;漢族260人,布依族144人,苗族62人,其他民族65人,11人未填。平均年齡(32±8)歲,平均教齡(10±8.5)a。

1.2 工具

1.2.1 癥狀自評量表(SCL-90)[4] 共有90個項目,每個項目采用1～5級評分,分別表示沒有、輕度、中度、偏重、嚴重。該量表在國內外被廣泛使用,主要包括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敵意、恐怖、偏執、精神病性9個因子。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98。

1.2.2 中小學教師職業壓力問卷[5] 采用朱從書等編制的中小學教師職業壓力問卷。該問卷共46個項目6個維度:考試壓力、學生因素、自我發展需要、家庭人際、工作負荷、職業期望。本研究根據中小學教師的實際情況和部分教師的訪談,對問卷進行了修訂。修訂后的問卷共42個項目,每個項目均采用1～5級評分制,分別表示沒有壓力、有點壓力、一般、壓力較大、壓力很大。依據本次研究所得數據進行因素分析,得到學生因素、考試壓力、職業發展、工作負荷、家庭人際關系、組織與社會氛圍等6個因素。修訂后該問卷總體和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96,0.90,0.93,0.86,0.82,0.82,0.87。

1.2.3 艾森克人格問卷(EPQ)[6] 采用龔耀先修訂的艾森克人格問卷(EPQ),該量表共包括88個項目,由精神質(P)、內外向(E)、神經質(N)、掩飾性(L)4個分量表組成,每一題都有“是”和“否”2個答案,被試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選擇。該量表在國內使用比較廣泛。

1.3 統計方法 數據采用t檢驗、方差分析、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等進行統計學處理。

2 結果

2.1 中小學教師心理衛生問題 教師SCL-90總均分為(1.87±0.59)。以3分作為臨界值,考察被試在SCL-90量表各因子上得分為陽性的情況,結果發現,各因子陽性檢出率從高到低分別為強迫癥狀(8.7%)、軀體化(8.1%)、抑郁(7.6%)、人際關系敏感(6.6%)、偏執(5.9%)、敵對(5.9%)、焦慮(5.2%)、精神病性(4.6%)、恐怖(4.4%),心理衛生問題的總檢出率為16.6%。

由表1可見,不同性別中小學教師除精神病性因子外,其他各因子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不同教學階段中小學教師SCL-90得分和總均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P>0.05);不同學校所在地教師SCL-90存在一定差異,城市教師得分普遍低于農村和城鎮教師,除偏執外,其余各因子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不同民族中小學教師SCL-90各因子得分存在差異,漢族教師普遍低于布依族、苗族和其他民族教師,但只在軀體化、強迫癥狀、抑郁和總均分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2 中小學教師EPQ得分情況 見表2。

2.3 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與職業壓力、人格特征的關系 表3顯示,職業壓力中的P,N與心理健康各因子及總均分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關(P值均

2.4 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的多元回歸分析 以中小學教師職業壓力問卷和艾森克人格問卷評分為自變量,以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總均分為因變量進行多元線型逐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學生因素,家庭人際關系,職業發展,P,N,E等6個因素進入回歸方程,可以預測中小學教師的心理健康水平(F=87.628,P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貴州民族地區中小學教師的心理健康水平總體較差,心理衛生問題的總檢出率為16.6%。這一結果與國內同類研究結論[7-10]比較一致。提示民族地區中小學教師的心理健康問題應予以特別關注。

以往有研究認為,不同教學階段教師心理健康水平存在較大差異,高中教師心理健康狀況相對較差[7,11]。但本研究并未得出類似結論,其原因可能和取樣對象有關:本研究在取樣時,高三年級和初三年級已經放假,調查對象是一年級和二年級教師。由于中學一、二年級教師沒有學生升學壓力,無形中降低了教師工作的難度和出現較重心理問題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中小學教師和中學教師的心理健康狀況無顯著差異。漢族教師心理健康狀況優于少數民族教師,特別是侗族、土家族等當地少數民族自治州分布人數較少的民族教師。可能與少數民族教師的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有關。民族研究學者在有關民族認同和心理健康的研究中發現,具有消極民族認同感的個體心理健康水平較差[12]。當前我國西部地區正處于大開發的社會背景中,少數民族教師面臨著民族文化重組和文化認同的多重問題,在此情景下能否構建積極的民族認同感,將會影響到少數民族教師的心理健康狀況。提示在開展促進教師心理健康的工作中,可以從少數民族教師的民族認同和身份認同著手,培養少數民族教師積極的認同感,促進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貴州民族地區中小學城市教師心理健康狀況普遍優于城鎮和農村教師,與國內已有研究結論比較一致。貴州省地處山區農村和城鎮交通和信息比較閉塞,生活環境比較單調,除工作、學習任務以外,還有農田里的繁重勞動;經濟負擔相對較重,醫療衛生體系不健全;評職稱、晉級、調資和調崗相對困難,這些因素都在困擾著農村和城鎮教師的生活和工作。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職業壓力對心理健康有較大的影響。在中小學教師職業壓力中,學生因素、考試壓力、職業發展、工作負荷、家庭人際關系和組織與社會氛圍與教師心理健康狀況間有不同程度的相關性。進一步的回歸分析發現,學生因素、職業發展和家庭人際關系對心理健康有顯著的回歸效應,可以正向預測中小學教師的心理健康水平,是促使中小學教師心理健康的關鍵因素,與已有的研究結果[13-14]一致。一般認為,教師職業壓力是產生職業倦怠的直接原因,職業壓力越大,教師出現倦怠的程度就越嚴重[15];而倦怠會嚴重影響個體的身心健康[16]。提示在開展促進教師心理健康的工作中,可以從教師的人際關系、職業發展等方面著手,改善中小學教師競爭過度、互不信任、缺乏發展的職業環境,創設輕松和諧、樂于進取、相互關愛的工作氛圍。

由于本研究存在取樣數量和取樣區域局限以及樣本有效回收率較低的問題,故研究結論有待進一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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