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匯率制度的概述

1.匯率制度的基本含義。匯率，又稱外匯利率，它是兩種貨幣之間的對換的比率，亦可視為一個國家的貨幣對另一種貨幣的價值。而匯率制度是一國貨幣當局對本國匯率水平的確定、匯率變動方式等問題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或規定。

2.匯率制度的分類。匯率制度可以大體分為三類，即釘住匯率制（即使本幣同某外國貨幣或一籃子貨幣保持固定比價）、中間匯率制（即以買入匯率與賣出匯率的值作為匯率）和浮動匯率制（即一國貨幣同他國貨幣的兌換比率由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自行決定）。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調整過程

我國從1994年與外匯市場的官方匯率與調節匯率并軌（即1美元兌8.7元人民幣）之后，匯率制度的調整過程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部分：1994年1月～1997年我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2005年7月期間則是以人民幣與美元雙邊匯率穩定為管理匯率的依據，其結果是導致事實上的單一盯住美元；2005年以后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隨著我國經濟長期高速、穩定的發展和外匯儲備的快速增加（如圖1所示），人民幣迫于升值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從2005年7月21日起又一次開始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二、亞洲金融危機簡述以及其對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啟示

（一）亞洲金融危機簡述

在危機爆發前，東南亞國家普遍實行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在美元弱勢的時候，這樣的匯率制度極大促進了出口，帶動其經濟快速發展。但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美元的走強，東南亞國家貨幣也隨之走強，在這一形勢下，這些國家貿易出現嚴重的赤字，短期外債快速上升。本國居民和外國投資者對于政府維持固定匯率的信心開始動搖，出現大量的資本外流現象。金融投機家索羅斯兩次大量拋售泰銖，形成泰銖貶值之勢，泰國央行開始干預金融市場，即通過大量賣出美元回籠泰銖，損失了近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從此泰國政府失去了對外匯市場的干預能力，不得不在1997年7月2日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在泰銖貶值的影響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相繼放棄原有的匯率制度，允許匯率的自由浮動。亞洲各國貨幣紛紛貶值的行為嚴重影響了市場，亞洲金融危機從此爆發。

（二）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啟示

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與這些國家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有著密切關系，所以下文主要從經濟增長、貿易依存度和經常項目占GDP比重這三個宏觀經濟指標，對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五個亞洲國家（即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韓國）與中國近期宏觀經濟情況進行比較研究，希望可以從中得到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啟示。

1.經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五國在危機爆發之前基本上都經歷了經濟的快速增長，1990～1997年間的年平均GDP增長率為6.88%。在危機開始之后，這些國家都出現了負經濟增長，1998年的平均GDP增長率為-7.46%。

一方面，與這些國家一樣，在2004～2013年期間我國也經歷著高速的經濟增長，甚至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機影響GDP增長率仍然達到9.6%。但另一方面，我國的經濟增長相比亞洲五國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更為平穩快速。

2.貿易依存度。貿易包括進口和出口，而貿易依存度則為進出口總額占GDP比例。從圖3我們可以發現，我國的貿易總量比較大。從圖4可以發現，經歷2008年經濟危機前后十年的我國與上世紀90年代的亞洲五國一樣都具有較高的貿易依存度，但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在之后幾年的依存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特別的，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亞洲五國的外貿依存度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進出口總額超過了GDP的總量。

3.經常項目余額占GDP的比例。在20世紀后期亞洲五國都實行了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在美元弱勢的時候，這樣的匯率制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們出口商品的成本。但是90年代美元的再次崛起，使得他們的貨幣出現嚴重高估（貨幣升值），貨幣高估直接導致了其經常賬戶的赤字。1995年上述五國的經常賬戶赤字余額占到了GDP總量的5.35%。危機后，貨幣的大幅度貶值使得赤字狀況有了極大的改善。相反，在我國則是經常賬戶的連年盈余（圖5）。

經過以上三個宏觀指標得對比分析，我們發現我國與亞洲金融危機前的亞洲五國都有較高的經濟增長水平，而且貿易依存度較高，但這兩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區別，我國的經濟增長更加的平穩快速，貿易依存度顯著低于亞洲五國的平均水平。另外在經常項目上由于亞洲五國幣值被高估，所以經常項目一直處于逆差狀態，而我國則處于順差狀態。

三、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匯率改革的啟示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給很多亞洲國家帶來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影響了它們的經濟發展，而這種結果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們的匯率制度，所以通過分析可以從它們的失敗上為我國匯率制度改革上找到一些啟示。

首先，在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上，對于一個融入國際外匯市場的國家來說選擇浮動匯率制度對于固定匯率存在優越性。如在以上的宏觀數據比較中，21世紀初實行浮動匯率體制的中國可以很好的通過浮動匯率的自由調節機制使經常項目實現平穩順差，相對來看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的亞洲五國的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會因為美元升值而其幣值被高估，從而會導致經常項目出現逆差。當本國貨幣出現貶值的壓力時，政府可以通過提高國內利率來緩解貨幣貶值的壓力，但是這一舉措給本來就脆弱的銀行和公司帶來更大的打擊。如果允許匯率貶值又會使得以本幣表示的外幣負債額度急劇上升。政府部門想要維持固定匯率制度，但是又不能運用利率這一手段，隨著國際儲備的耗盡，對匯率的投機性攻擊將最終成功（就像索羅斯阻擊泰銖一樣）。因此，固定匯率制度會使得金融危機的破壞性更加嚴重。

篇2

關鍵詞：國際資本流動國際金融危機應對策略

國際資本流動是指資本在國際范圍內的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流動，可以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帳戶反映，資本流動分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兩種情況。國際資本流動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見的有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融資和國際負債三種。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的國際流動日益活躍，成為許多重大經濟事件背后的關鍵影響因素，這同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情況其實也不外乎一種非常簡單的需求與供給的平衡關系。從需求角度來看，一是發達國家的老齡人口增加推動了養老金規模的逐步擴大，國際資本市場成為其投資和獲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場所；二是中產階層人口增加，他們的經濟實力強，對投資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為獲取更高投資收益而承擔更高的風險，于是，其收入積蓄從傳統的銀行儲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場，從而推動了共同基金的迅速發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的管制從8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放松，客觀上推動了國際資本市場，特別是衍生金融產品市場的快速發展。

國際資本市場的現狀

資本市場的組成不外乎兩個方面：市場的參與者和市場上的產品。20年前，商業銀行構成了整個金融市場的主體部分，而今天，盡管銀行類機構仍然是清算體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從資產規模來看已經遠遠低于投資類機構，如養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國際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和產品兩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經大大豐富，從組成模式來看當前的國際資本市場呈現出一種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緊密的格局，也就是說網絡化。在這種日益凸現的網絡化趨勢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這就是一些傳統的風險監測和管理手段受到嚴峻的挑戰，特別是所謂的對銀行8%最低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現在看來并不“充分”，因為銀行僅僅有8%的“墊底資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資本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后果就是：實際生產部門所面臨的一些困境對銀行領域的“波及效應”被網絡大大放大了。另外一個因素：電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斷更新帶來了更復雜的資本流動形式和更大的市場波動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資本市場的資本流動速度。更多的資金以短期獲利為目的，導致市場波動性不斷增加。70年代因為石油危機導致全球發生債務危機時，如果人們對當時全球各個分割的市場之間的連鎖反應(chainreaction)還有驚詫的話，那么，在21世紀，如果由于全球資本市場體系中的某一個市場發生問題而導致整個體系陷入危機，估計大家不會再驚詫了。因為全球經濟和金融一體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哪一個市場會在全球危機的狀態下而再獨善其身。

導致國際資本市場資本流動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還在于進入90年代以來開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國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應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資本流動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場規模很小，但已經能夠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外部市場變化的波及效應。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資本流動壁壘和保護墻將逐步減少直到最終消失，這些波動的影響將變得更為直接和明顯。所以國際資本流動可能引發的問題從現在起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成因

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對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促進資本和技術在各個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隨之而來的波動和因此而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網絡化和信息化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全球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為主要特征，金融資產價格波幅之大，傳播范圍之廣，為前所未見，這種劇烈的波動及其附帶的擴散效應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國際金融危機一般有3種表現形式。貨幣危機指一國貨幣在外匯市場面臨大規模的拋壓，從而導致該種貨幣的急劇貶值，或者迫使貨幣當局花費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維護現行匯率；外債危機是指一國不能履約償還到期對外債務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門的債務和政府債務；銀行危機是指由于對銀行體系喪失信心導致個人和公司大量從銀行提取存款的擠兌現象。

國際金融危機離中國并不遠。從歷史上看，上個世紀末是金融危機多發時期：從最早的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再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機。其中以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具備國際金融危機的特點，當然破壞力也最具全球性質。

作為現代經濟的血液傳導輸送系統，國際資本市場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關注。亞洲金融危機及其觸發的全球范圍的市場動蕩不安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直到今天其影響仍在繼續，這足以說明國際資本流動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對它的成因以及對策的研究是關系到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重大問題。

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如果簡單的列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經濟過熱導致生產過剩；貿易收支巨額逆差；外資的過度流入；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和不當的匯率水平；過早的金融開放。但是在實際中這些因素往往是綜合起來起作用的。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來具體分析就不難看出，是內部和外部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結果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總爆發。具體的原因可以歸結如下：

經濟發展過熱，結構不合理，資源效益不佳。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從70年代開始相繼起飛，增長很快。但長年的高速增長也積累了嚴重的結構問題，這些國家都注重于推動經濟的新一輪的增長，忽略了對結構問題的解決。

“地產泡沫”破裂后造成銀行壞帳呆帳嚴重。東南亞各國在過去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房地產價格暴漲，吸引銀行向房地產大量投資，銀行呆帳的增加大大影響了東南亞金融體系的穩定，在危機之前一些金融機構已經瀕臨破產。

從外部看，其它資本市場，如日本股市的復蘇和美元的持續走強，都使得一部分原來流入東南亞的外資撤離，構成了對這些亞洲國家貨幣的強大壓力。在這種形勢下,巨額國際資本的高流動性和高投機性終于攪起了這場空前的金融動蕩。

國際金融危機具有廣泛和巨大的影響。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它對各國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由于在進行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的調控和管理得當，那次亞洲金融危機并沒有對中國造成直接影響。但是不管如何，我國仍然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種種間接影響。

我國防范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國際經濟仍然在為成功擺脫衰退回歸繁榮而努力。另一方面國際資本市場的波動性和不可預測性仍然存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國家金融、經濟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于成功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直接波及的中國而言，分析其產生原因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同時如何抓住機遇調整結構制訂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機也是我國金融業今后發展的重要課題。

筆者認為，我國防范和化解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可以歸結如下：

防范金融風險的最佳途徑是優化本國經濟結構，強化本國經濟。各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發展中國家只有優化國內經濟結構，才能真正改善長期國際收支的狀況，確實保護自身不受國際資本流動無常變化的影響。

有計劃有步驟的開放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對外開放要慎之又慎。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為了吸引外資流入，往往在條件不具備或者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殊不知當允許國外資金自由流入本國時，同樣也必須允許自由流出。當國際游資流入時，如果運用不當將使本國經濟陷入困難，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大量資金外流時本國將面臨對外支付的困難。因此我國今后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兌換應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條件比較充分時再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

中國的開放必須是在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條件下的開放。國家經濟安全是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融合的情況下很多國家必須考慮的問題。國家經濟安全是指大國、小國共同地融在一個大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它們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來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風浪沖擊的能力也是不一樣的，這種保衛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國的經濟安全度。經濟安全的保衛需要本國一整套的系統，既要開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進出口資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國的企業、政府和銀行人員的經營能力與發達國家拉平，有在管理、經營、投資各方面和發達國家同等素質的人才、系統、制度。

開放金融市場要做好準備和試點，應該采取謹慎的步驟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認識到我國與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國的情況不能與發達國家進行簡單對比。發達國家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方面也經歷了若干歷程。發達國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完善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相適應的。同時，也是金融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產物。我國由于市場基礎和市場規范還很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也需要在開放中的動態博弈中逐步提高，對于資本自由流動這把雙刃劍，在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包藏著巨大風險，因此在目前我國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讓資本自由流動。但是資本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因此在目前我們就應該積極進行準備，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實現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調整，為中國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資本市場打下堅實的基礎。

為了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是歷史的必然。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既享受國際資本市場和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種種好處，又同時防范和化解由此產生的金融危機風險就成為中國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它給中國金融機構、中央銀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許多政策上的挑戰。對此，只有未雨綢繆早作準備才是應對挑戰的正確策略。通過制定正確的政策措施，筆者相信中國一定能夠健康、順利地實現經濟的更大發展。

參考資料：

1.姜波克，《國際金融新編》第三版，August,2001

篇3

2008年中國貨物貿易和紡織服裝的出口量都經歷了較大波動。海關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貿易出口總量在2月經歷了急劇下降之后，3月至9月整體上呈上升趨勢。而在第四季度，出口總量開始不斷下滑。就紡織服裝的出口量而言，全年的波動也是非常明顯的。紡織服裝的出口在2月也經歷了巨大減少，之后5個月雖都在上升，但是增速的變化也非常不穩定。而在7月之后，紡織品出口量一直處于減少狀態，且下降幅度越來越大，直到12月才有所增長。

而從更長的時間跨度來看，中國紡織品的出口在2008年之前平均每月的增速主要在20%左右及以上，就在2008年之后，紡織品出口主要呈下降趨勢。進口方面，紡織品進口呈現負增長（-1.28%），為124.26億美元。服裝進口量大為增加，同比增長22.07%，金額達到17.67億美元。

由此可以看到，我國紡織業目前正面臨著較為嚴重的問題。出口量增速逐漸減少，達到自2003年1月以來的最低水平。我國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量在2008年以來也出現了較大的波動，且下半年主要呈下降趨勢。究其原因，除了上半年面臨的人民幣升值、生產成本上升等壓力外，影響下半年出口波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目前的國際經濟形勢不穩定。

美國作為中國紡織品的重要進口國之一，其經濟的波動必然會影響到與中國之間的紡織品貿易。而目前紡織品的銷售量波動，與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其帶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動蕩有直接關系。金融危機對中國紡織業的具體影響如下：

美國消費縮減導致需求減少。目前，美國金融市場正在經歷次貸危機帶動的大幅下調，整個經濟調整正在從對金融市場的沖擊轉向對美國實體經濟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疲弱的美國經濟增長和正在增大的失業率、依然處于下滑階段的美國房地產價格，最終可能會直接影響到美國銀行業原來認為風險不大的正常貸款。據美國勞工部的最新數據，美國2008年12月失業率由11月的6.8％增至7.2％，系1993年1月以來最高水平。2008年全年平均失業率由2007年的4.6％增至5.8％，創2003年以來新高，失業人數達110萬。而且美國商務部日前公布的初步報告顯示，美國經濟第三季度萎縮0.3%，為自2001年第三季度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個季度。同時，2008年9月，占美國經濟最大比重的消費開支出現了17年來首次下滑，預示著美國經濟可能陷入近30年來最嚴重的衰退。

由于美國經濟的不穩定性加大，失業增加，經濟放緩，居民的消費信心將下降，由此帶來可能會削減對于商品的消費，對包括紡織品在內的進口商品的消費也會相應減少，而中國作為對美國的紡織品最大出口國，紡織業也必然受到負面影響。

美國金融危機擴散的影響。美國金融危機擴散對我國紡織業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而言，美國本身占全球市場的比重下降，2008年秋季，美國的市場份額較2006年同期下降0.3個百分點。另一方面，美國金融危機擴散帶來了全球市場需求萎縮。比較近三年來中國紡織品對各大板塊出口的增速狀況，除大洋洲外，對亞、歐、非以及北美的出口增速均呈現下滑態勢。

美國的次貸危機會導致金融市場違約率的上升。這一違約行為不僅僅局限于次級房貸市場，連原來正常的那些貸款，比如信用卡貸款、汽車貸款也可能會隨之出現問題。因為負債累累的美國消費者會受到房價下跌、股價下跌、實際收入縮水、通脹加劇、油價高企的多重沖擊。

由于美國企業流動資金緊缺，使中國紡織品出口企業出現很多壞賬。例如2008年2月，美國一家大型箱包企業破產，殃及浙江5家企業的500多萬美元應收賬款。一個月后，一家占據近一半美國市場份額的便攜式發電機生產商提出破產申請，又導致我國企業1055萬美元的出口應收賬款無法收回。

綜上所述，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紡織業負面影響較大。它直接導致了美國以及歐盟、日本等國對中國紡織品的需求數量減少，波動幅度變大，同時它可能會使美國進口企業資金短缺，從而使中國紡織品出口企業壞賬增多。另外，美國可能會出臺相關的貿易保護和反傾銷政策來減少中國紡織品對美國的出口。

危中之“機”

雖然這次金融危機給中國紡織品出口行業帶來了較大的負面影響，然而，客觀上也存在著一些積極的政策和形勢。

出口退稅率的提高。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在2009年2月5日聯合《關于提高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率的通知》，經國務院批準，從2009年2月1日起，將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5%。此次調整將涉及3325個稅號，這也是近半年來國內第三次上調出口退稅。在2008年7月31日，將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由11%提高到13%，而在10月21日，又提高到14%。據業內專家表示，這次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的涉及范圍很大，行業將因此受益約170多億元；而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政府對紡織服裝行業扶持的一個信號，中國紡織服裝行業將會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移，不再僅局限于制造這個環節的優勢。

同時，2009年2月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紡織工業調整振興規劃。會議認為，紡織工業是我國經濟傳統支柱產業和重要的民生產業，也是國際競爭優勢明顯的產業，在繁榮市場、擴大出口、吸納就業、增加農民收入、促進城鎮化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次會議也體現了國家對紡織工業的支持。

人民幣匯率較為穩定。由于美國金融市場出現巨大的動蕩，經濟也面臨衰退的風險，為了保持人們對美國經濟的信心，美元近來一直保持著較為強勢的狀態。自2005年7月以來，美元對人民幣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持續貶值之后，終于在近期穩定在一個平穩的狀態。

雖然人民幣經過近些年來的持續升值，已經對紡織出口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但是終于在近期內穩定在一個相對小的區間內，就沒有從匯率上對中國紡織業造成威脅。而目前這一匯率的穩定在客觀上與次貸危機帶來的美元力保強勁有重要關系，客觀上也在匯率形勢上對我國紡織業出口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環境。

紡織品出口行業整合力度加大。雖然這次金融危機給中國紡織品出口企業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很多抗風險能力較差的小企業紛紛倒閉，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競爭更加激烈的形勢也給仍然保留下來的紡織企業創造了機遇。激烈的競爭形勢促進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從客觀上幫助了生存下來的企業提高競爭力。而在這種環境下，企業自身也會進行技術的升級和管理的創新，從而有利于企業進行轉型和提高效率等。這些都有利于紡織行業的內部整合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與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比較

上個世紀90年代末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也是一場較大范圍內的經濟動蕩, 對東南亞國家及韓國、日本的經濟造成了重大的打擊。而這場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也造成了很多負面影響。其中對我國產業發展的影響主要有：危機國家本幣貶值導致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主要是價格競爭力被削弱, 如紡織、服裝、鞋帽；我國一些以危機國家和地區為出口市場的產業因需求萎縮而陷入困境；危機國家經濟衰退對國際市場產生較大影響, 進而影響我國一些產業的發展；危機國家在華投資比較集中的產業因外資撤出或投資力度不夠而發展緩慢。而對于紡織業來說，其負面影響主要有：

亞洲金融危機之后, 受波及的許多國家的紡織企業面臨強大的融資和還債壓力, 故多采取降價或傾銷手段以盡快收回資金, 這使得當時棉紗的國際市場價格下跌了10%-15%。這在東南亞表現在化纖產品和紗布, 在南亞則表現在初級產品兩紗兩布上。據報道韓國以低于正常水平20%-40%的價格向國外傾銷滌綸切片和纖維，印尼也以低于正常水平20%以上的價格向臺灣和香港傾銷兩紗。國際市場的價格的大幅下降, 使我國紡織業面臨的競爭更為加劇。

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紡織品出口量增速放緩。隨著危機的蔓延和擴大,1998年前7個月我國外貿出口按進度累計值的增長速度逐月回落,回落幅度逐步放緩。據海關統計,1998年1～6月我國紡織品、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213.56億美元, 同比上升7.82%,其中紡織品出口64.72億美元,同比下降3.34%；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148.84億美元,同比上升13.52%。就單月情況看，1998年1～4月出口金額形勢呈上升趨勢。5月份是一個轉折點,出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下滑,下降幅度達5.74%。6月份又有所回升。

直接來看，兩次金融危機都導致了紡織品出口量的增速變慢，但并沒有一直下降，都呈波動趨勢。使中國紡織品的競爭加劇，競爭力下降，利潤空間減少，對中國紡織業提出了挑戰。間接方面，兩次金融危機都導致國際經濟形勢更加動蕩，從金融市場擴展到實體經濟領域。也帶來了匯率市場的不穩定，使人民幣幣值相對變化。

兩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紡織業的影響不盡相同。首先，影響紡織品出口的因素不同。亞洲金融危機使東南亞等國加強對紡織品出口政策的傾斜，以降價、傾銷手段使國際紡織品價格下降，擠占了中國紡織品的國際市場。而美國次貸危機使美國、歐盟等地縮減消費，對中國紡織品的需求減少。也就是說，亞洲金融危機從供給方使中國紡織品競爭力下降，而美國次貸危機從需求方面影響中國的紡織品出口。

第二，使中國紡織業面臨的國際形勢不同。亞洲金融危機帶來人民幣相對升值，使紡織品的價格優勢下降。而美國次貸危機卻在客觀上使人民幣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幣值，暫時阻止了人民幣升值的趨勢。

第三，兩次金融危機的影響程度不同。從范圍上來看，亞洲金融危機主要波及面在亞洲地區，對中國紡織品在其他地區的影響并不大，而美國次貸危機波及全球經濟，不僅影響到美國市場上的需求量，也使歐盟、日韓等國家和地區對紡織品的需求下降。從程度上來看，實際上，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紡織品的出口影響并不是特別大，因為各國出口結構以及各自占領的細分市場并不相同，且亞洲其它國家紡織品在世界市場上所占的份額本來就并不是特別大，中國紡織品出口規模依舊是其他國家不能相比的。而美國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對象，其消費需求的縮減將對中國紡織品造成更深的影響。從影響時間來看，亞洲金融危機對紡織業的影響在一兩年之內已基本被中國消化，而此次美國金融海嘯究竟會帶來什么后果，影響多長時間，依舊無法估計。

突圍的建議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紡織業總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不論是10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如今逐漸深入的美國次貸危機，都使紡織品的出口增速放緩，甚至出現波動。而中國需要做的，并不僅僅是在政策上對紡織業進行一定的支持和補助，更需要紡織業內部自身的完善與調整。具體說來，我國紡織業可以從幾個方面改善。

提高產品本身的附加值，而不僅僅依靠價格優勢。可以發現，如果僅僅靠低價來打開國際市場，則很容易受到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而且人民幣升值的趨勢是十分必然的，若想長久地在國際紡織品市場上占據優勢，必須考慮這方面的因素。而且，低價格戰略更容易受到出口國反傾銷的，會影響到中國貿易形象，也不利于整個紡織業的出口。

努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出口的經濟效益。目前，生產成本的上漲已成為必然的趨勢，這樣就會極大地縮減利潤空間，而且會迫使產品提高價格，削弱了其競爭力。因此，應該從各方面盡可能地降低成本，例如優化原材料結構，更新設備，提高生產效率，加快技術創新等。

改變市場定位，加強對國內市場的開發。國際市場總是受到各國各種因素的影響，因此是非常不穩定的。雖然中國對外開放的程度逐漸加深，經濟增長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也逐漸變強，但是國內市場還是相對穩定許多。而且中國的市場是相當可觀的，具有非常大的市場潛力，如果能擴大內需，中國紡織業的前景依舊廣闊。

篇4

關鍵詞：通貨膨脹 金融危機 結構突變 數據生成過程

1997年和200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給世界和中國經濟帶來了嚴重的災難。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衡量我國通貨膨脹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表現出明顯的波動性，因此研究CPI的動態特征就顯得尤為重要。CPI序列數據包含著復雜的動態結構，而單位根和結構突變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時間序列變量的動態特征。結構突變的單位根檢驗最主要的意義在于確定宏觀經濟變量是否受劇烈沖擊的影響發生了結構突變，并由此判斷其是服從分段趨勢平穩過程還是單位根過程，此結論對政府政策主導下的宏觀調控有著重要意義。一方面，如果宏觀經濟序列是含有單位根的非平穩過程，那么它的趨勢由隨機信息累加得到，即由隨機趨勢所決定。而如果經濟時間序列不含單位根，則它的趨勢沿著確定性均衡路線上下隨機波動，沖擊只是對經濟發展的局部產生短暫性影響，并不能對經濟發展的長期均衡路徑產生持久性沖擊。另一方面，通過深入剖析其發生的結構突變點，探究使其發生結構突變的原因，可以得到沖擊對宏觀經濟序列產生突變影響的傳導原因，對經濟政策的有效制定具有實際意義。本文試圖以1997年和2008年為大背景，從結構突變的角度對我國CPI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和定量分析，研究其是否受金融危機的沖擊發生了結構突變以及結構突變點產生的原因，進而分析兩次金融危機對我國CPI產生的影響。

文獻綜述

數據生成過程（Data Generating Process，DGP）是指變量的數據源于具有何種特征的隨機過程。然而，由于一些劇烈的沖擊，如金融危機、體制轉變等，可能導致DGP具有結構突變。Perron（1989、1990）在ADF檢驗基礎上建立了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 成為突變問題研究的里程碑。Banerjee、Lumsdaine和Stock（1992）采取在原樣本范圍內連續抽取不同子樣本的方式提出3 種含有結構突變點的單位根檢驗方法：遞歸檢驗、滾動檢驗和循序檢驗。國內學者對于結構突變研究較少，王少平（2003）認為，單位根檢驗沒有考慮數據生成過程中的變量的系數的時變性問題，然而劇烈的沖擊，可能導致DGP具有結構突變。本文的創新之處正是基于結構突變理論，從新的視角對1997年與2008年金融危機對我國CPI序列的DGP的影響進行了定量分析，得到了一些有意義的結論。

模型設定與數據

（一）結構突變的單位根過程

Perron針對已知突變點給出三種經驗模型，按照一般到特殊的模型選擇原則，筆者選取Perron的模型C進行檢驗（假定發生結構突變的時點已知為tB），即：

yt=μ0+μ1Dt+δ0t+δ1Dtt*+et，其中Dt=1，當t>tB；Dt=0，當t≤tB。

當et～I（1）時，yt具有結構變化的單位根，而et～I（0）時，yt具有結構變化的趨勢穩定。于是，結果變化的單位根檢驗就轉化為對退化趨勢之后的殘差的單位根檢驗。但是外生確定結構突變點這種檢驗依賴于數據特征，在結構變化不顯著時可能失效。為了避免犯主觀性的錯誤，我們通常采用內生結構突變檢驗。

（二）樣本和數據

筆者研究了從1996年6月到2011年11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指數，數據來源于CCER中國經濟金融數據庫。在宏觀經濟計量中，對時間序列數據取自然對數可以消除異方差的影響，且這種變換不影響變量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和短期調整效應。基于這一思想，筆者對數據進行了對數處理（記為πt）。

（三）內生結構突變的單位根檢驗

為確保檢驗的準確度，筆者將分別采用退勢法與滾動回歸法進行內生結構突變的單位根檢驗。另外，為提高結構突變檢驗的勢，筆者采用部分樣本來檢驗，即用1996年6月-2000年2月的數據來檢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CPI的影響，用2006年5月-2011年11月的數據來檢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CPI的影響。

實證分析

（一）內生結構突變的單位根檢驗

基于前述的分析，對于第一個子樣本，所有可能的結構變化點為t1=1997年3月，t2=1997年5月，t3=1998年4月，并分別定義虛擬變量為D1=1，t> t1；D1=0， t≤t1；以此類推。得到最小的ADF值發生在1998年4月，其相應的退化趨勢和對退化趨勢數據的ADF檢驗為

πt=4.6927-0.0075D3-0.0042t+

0.0046D3 t3*+e3t

t=(1876.0830) (-2.1605) (-23.0937) (17.3610)

Δe3t=-0.2456e3t-1+ε3t

AIC=-8.1447，ADF(0)= -2.0607

式中，et殘差項，t為時間趨勢，即對應1996年6月，t=1，對應1997年7月，t=2，以此類推。由于min t(ρi)=min{ADF}=-2.0607，顯然，-2.0607>-2.6186（1%的臨界值），故接受單位根的原假設。

筆者對CPI序列繼續進行滾動回歸檢驗，相應的滾動回歸檢驗ADF序列圖，如圖1所示。

篇5

1.美國金融危機的背景

①美國的宏觀調控政策。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時,由于擔心可能發生的通貨緊縮,加上高起的儲蓄率,聯邦基準利率被維持在一個相當低的水平，作為衡量銀行風險定價重要指標的存貸款利率差降至歷史低點。美國的房地產業格外繁榮，同時帶來美元的持續疲軟，通脹壓力增大以及流動性泛濫，宏觀經濟風險例如通貨膨脹,房地產價格扭轉在這段時間內被顯著低估。為此從2006年，美聯儲不斷加息，聯邦基金利率從1%~5.25%，同時貸款利率升高，房地產貸款違約率升高。

②金融創新。資產證券化以及無數新的衍生金融工具在金融機構中廣泛應用。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一些銀行利用金融市場迅速擴張貸款的規模。這些銀行把放出的貸款進行分類歸集并打包出售給一些非銀行類金融機構(例如SIV,SPV等),SIV再將這些貸款在資本市場上抵押發行債券。通過這樣一系列行為,銀行不但擺脫了對儲蓄存款的絕對依賴,而且將貸款移除資產負債表表從而轉移了風險。這種起初為了擺脫巴塞爾協議對銀行資本限制的業務模式逐漸被銀行界廣泛采用,并逐漸擴散到歐洲的銀行業。

③風險信用評級機制。信用評級是按照評級者的信用風險歸類評價的，由于“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對象”沒有很好的資信記錄和抵押資產,而且貸款規模小，因此采用信用評級軟件進行設計，前期成本較小，但事后違約率較高。因此貸款機構選擇資產組合的方式去分散風險，為此增加貸款的數目，這樣很容易引起過渡貸款，造成房地產的泡沫升級。但是一旦宏觀經濟狀況出現逆轉，金融機構的資金鏈很容易斷裂，個別風險和系統風險會同時增大。

2.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

亞洲金融危機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25年之后，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區域集團化，金融貿易自由化進一步加深的情況下發生的。

①經濟全球化、區域集團化對金融的連帶作用。全球經濟相互依存、合作、競爭和發展,使得各國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相互影響也在加深。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金融出問題,必然會直接或者間接影響其它國家,造成地區性或者全球性的動蕩。

②金融自由化帶來的負面影響。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國際資本跨國性的轉移愈加頻繁,規模日益擴大,迫使西方國家不得不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的趨勢不可逆轉。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擴張的速度大大超過經濟貿易增長的速度。國際金融交易的基礎原本是國際貿易，但是數以萬億計美元的巨額資金活躍在股票、債券、外匯和黃金市場的投機交易中,這些熱錢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是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除去其自身的內因,則與國際資本的快速、頻繁大進大出,興風作浪不無關系。

③對外資的過分依賴,經濟結構失調導致經濟泡沫。亞太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分依賴外資，而這些資金主要投放在非生產性的房地產和證券市場上,利用率很低,加劇了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和經濟的泡沫成份。利用外資盲目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導致結構性生產過剩及經濟泡沫是這場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特別是以出口為主導的外向型經濟模式,又進一步造成了出口貿易結構的失調。

3.從兩次金融危機發生背景的比較分析來看，金融系統都扮演了很關鍵的角色

當它正常運轉時，可以將擁有閑余資金的人的資金導向需要資金進行生產性投資的人。金融系統圓滿完成這項工作的主要障礙是信息不對稱，即金融合約的其中一方與另一方得到的信息存在差異，這會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如果從不對稱信息的角度來理解金融危機，則可以將金融危機定義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不對稱信息問題嚴重惡化，使金融市場無法有效發揮有效性。促使不對稱信息問題惡化并導致金融危機的關鍵影響因素是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特別是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

在這次美國金融危機中，一方面，次貸市場的存在保證了次級按揭貸款市場的繁榮，為標的資產和衍生資產的定價打好基礎，滿足了不同投資者的投資偏好；另一方面，次級債市場的過度競爭，以及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顯示出來的信息不對稱，難以保證市場的有效性完全發揮，更無法做到信息的準確和風險定價的無誤，這必然會引起系統性風險傳染加大，造成更大的損失。

這兩次金融危機又都是在金融創新日益頻繁以及流動性過剩現象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產生的,宏觀調控政策和現代微觀金融市場資配置方式之間產生了“有效性沖突”。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也放大了貨幣流動性,從而引起宏觀經濟層面上的波動。例如,通脹率的急劇上升以及資產價格泡沫的迅速膨脹等,都會迫使政府采取力度比較大的宏觀調控政策,從而造成宏觀調控的成本提高。另一方面,針對宏觀經濟指標的調控措施的實施(比如因通脹上所引起的持續加息等),很容易改變市場對金融風險的定價能力,甚至可能會造成市場參與者支付交易能力的急劇惡化,從而引起像“次級債風波”那樣的“系統性風險”,使監管部門不得不放棄針對宏經濟指標的調控措施而被動地執行反向操作————投放流動性。

二、兩次金融危機的發展階段及表現

1.美國金融危機的三個發展階段及表現第一階段：2007年4月，美國新世紀金融公司宣布破產，次級抵押信貸市場風險出現，2007年7月以來,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風暴,已經刮向歐洲、亞洲和澳洲。

第二階段：2008年9月以來，美國金融市場風云再起，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產、美洲銀行收購美林集團、AIG集團陷入危機，強烈震撼了美國金融市場，并在國際金融市場掀起滔天巨浪，曠日持久的美國次貸危機轉化為嚴峻的世紀性金融危機。

第三階段：金融危機已經對全球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2008年之后世界經濟已明顯放緩，下行風險逐步加大，前景更加不確定。歐美的企業倒閉、裁員、減薪已經屢見不鮮，消費和對經濟的信心都大幅下降。目前的情況并不是簡單地降息或者注入資金所能解決的，風險厭惡情緒的高漲也已經充分地表現在全球資本市場之上。

具體表現：①世界各地股市劇烈震蕩，自2007年2月到2008年10月，美國的道瓊斯工業指數跌幅33%，NASDAQ跌幅31%；歐洲的法蘭克福指數跌幅35%，巴黎CAC40指數跌幅35%；韓國指數跌幅24%；日經225指數跌幅37%；我國香港的恒生指數跌幅36%，我國內地的上證指數跌幅29%，期間還曾創出6124.04的歷史以來最高點位，如果從最高點計算的話，短短一年時間跌幅達60%。②對金融機構產生巨大影響，大量的金融機構破產。2007年3月，新世紀金融公司破產，2008年3月，貝爾斯登猝死，2008年9月，美國政府出手接管兩房，雷曼兄弟破產，美國銀行收購美林，AIG國有化，華盛頓互惠銀行倒閉。③對經濟發展產生很大影響，金融危機導致歐美國家的社會失業率持續增加、市場需求萎縮、企業融資困難、個人信用消費減少、許多人由于無力償還信用債務而導致資產被收回。④各國積極采取措施來應對金融危機，歐美國家聯合行動應對次級抵押貸款信貸危機，為緩解美國次級債信貸危機對全球金融市場流動性所造成的過大壓力,歐元區央行和美聯儲于2007年8月9日、10日先后發表聲明,宣布為市場提供充足的流動性,并迅速付諸行動。美聯儲聯合其他五央行共同降息50基點，美聯儲9000億輸血銀行體系。歐盟共同降息50基點，歐盟各國將提高最低存款擔保額度，歐洲央行加大對金融系統注資力度。英國宣布新救市方案，動用五千億英鎊。日本首相下令研擬追加經濟對策，規模龐大，日本央行一日內3次注資貨幣市場。俄羅斯向銀行大規模注資9500億盧布，俄羅斯對股市設立新的漲跌幅限制。澳央行降息100個基點，幅度為16年之最。中國也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10月9日起暫免征收個人儲蓄存款利息稅。

2.亞洲金融危機的三個發展階段及表現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于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日元的大幅貶值，使得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美國股市動蕩、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恒生指數一直跌至6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并帶動了歐美國家股市和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

其主要表現為:①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劇烈動蕩。②大批企業、金融機構破產和倒閉。③國際資本大量外逃,據估計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泰國和菲律賓私人資本凈流入由1996年的938億美元轉為1998年的凈流出246億美元,僅私人資本一項的資金逆轉就超過1000億美元。④受東南亞危機影響,1998年日元匯率劇烈動蕩,6月和8月日元兌美元分別跌至146.75和147.25日元,為近年來的最低點,造成西方外匯市場的動蕩。⑤危機擴散蔓延,1998年5月俄羅斯爆發了股市、債市劇跌的風潮,盧布大幅度貶值,資本大量外逃。造成美國、歐洲、日本乃至拉美的股市動蕩。⑥1998年9月,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在這場危機中興風作良,出現巨額虧損,后由美聯儲出面組織大商業銀行出資相救,才免于倒閉。⑦1999年1月巴西雷亞爾大幅度貶值,資本大量外逃,股市和債市都大幅度下跌,對拉美和美國經濟造成很大沖擊。⑧除了直接影響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使得一些國家出現負增長之外,還造成全球經濟增長放慢。⑨受危機影響的國家由于自身無法擺脫困境,不得不向國際金融機構求助。泰、韓、菲、印尼、俄羅斯、巴西等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貸款協議總額接近2000億美元。

無論規模和范圍，還是深度及影響，這場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都遠遠超過了10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首先，當前的金融危機波及面廣，已演變成了世界金融危機，不僅波及到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還波及到了部分新興發展中國家。而亞洲金融風暴受害的只是發展中的新興市場國家。其次，影響深度深，美國的這次金融危機先后影響了信貸市場，資本市場，商品市場，而且對很多國家的實體經濟的影響也逐步顯現出來，近幾年的經濟衰退已成定局。而亞洲金融危機并不是它的實體經濟出現問題，而是制度模式的局限性造成的。

三、中國在這兩次危機中的表現

1.中國在美國金融危機中的表現

①美元資產的價格暴跌，造成我國財富量的縮水，我們現在的外匯儲備主要購買的是美國的國債以及美國的一些企業股權，由于美元的貶值和部分債券的違約，我國遭受了不少的損失。如果美國金融危機持續惡化，我國將遭受的損失將更加難以估算。②我國的出口拉動效應減弱，我國外貿對美國的出口占我國外貿的1／3，美國經濟的衰退必然引起我國出口的減少從而導致國內企業減產、工人失業，企業大規模虧損。隨著美元的不斷貶值，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上升會導致我國對美國的出口持續收到沖擊。

③外資的撤離。由于不少外國金融機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損失巨大，因此不得不拋售海外的資產回收投資來救急。外資的撤離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我國資本市場的穩定性，我國采取了一系列補救措施，來阻止股市和樓市價格的下滑。

2.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

①由于中國有四道防線:外貿順差(1997年為400億美元)、外債結構以中長期為主(87%)、外匯儲備較多(1997年底1400億美元)、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等，中國在這次亞洲金融風暴中未受到直接沖擊，人民幣沒有貶值。

②中國是亞洲的一部分，與亞洲經濟的關聯度相當高，因此，中國實際上已經間接受到影響:GDP增長率降低，進口增速，出口減少，盈余收窄；內部消費疲軟、失業率上升、通脹增幅不大，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加速，利率處于歷史低水平，但仍高于國際利率水平；外匯儲備在1400億美元的基數上增長幅度會大大放慢；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中國政府多次表明人民幣在兩年內不貶值。從這兩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來看，中國國際化程度已經非常高，貿易份額占全球的7%，外匯儲備居世界之首，金融危機一旦發生，中國都難免會收到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

四、兩次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1.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研究、監管和適當利用

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創新使衍生產品層出不窮，這有利于分散風險，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但也容易招致金融風險甚至危機，隨著我國對外金融開放力度的加大，更多外國金融部門及衍生產品將進人我國，對此我國應加快建立風險防范機制，筑好金融衍生工具的防火墻。同時，有選擇地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為我國分散和減輕相關金融風險。我國需要通過發展本國的證券化和金融市場結構，使金融市場從結構和品種都得到深化，從而利用各種金融手段，妥善安排好未來的風險。

2.有效利用外匯

在這場由美國次級債危機所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中，由于我國的外匯儲備主要為美元資產，導致我國的財富量縮水嚴重，因此我們必須調整好我國外匯儲備的結構和規模。要有效的使用外匯儲備，一方面，可以提高企業的外匯留存比例，鼓勵國內企業利用外匯資金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當一國貨幣貶值時，如果該國的外債負擔過于沉重，可能引發企業償債危機甚至金融經濟危機，因此適當地降低外債水平可以降低該國的外匯風險和金融風險。

篇6

【關鍵詞】金融危機 啟示

隨著亞太地區逐步從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復蘇，席卷歐洲經濟的危機又掀起了該地區對出口接連受創和金融資產流動受限的新一輪恐懼。針對這一場危機，亞洲各國政府正在著手各自的對策，并可能向亞洲開發銀行尋求金融支持和政策建議。文章討論了歐洲危機對亞洲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及亞行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開展的危機應對評估所帶來的啟示。

一、歐洲危機的影響和風險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對亞洲的影響比之前擔心的要小得多，但是由于一個國家退出歐元區而引發的危機（雖然可能性不大）帶來的影響則可能更加深遠。這樣的事件可能會改變其他國家對歐元的認可程度，從而進一步減緩歐洲的經濟增長，增加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并導致美元資產價格的飛升。本文認為受歐洲危機的影響，目前低迷的亞洲經濟形勢將進一步加劇。的確，對亞洲各國而言，應對歐洲急劇的經濟衰退可能會比應對漫長的經濟放緩更加困難，因為后一種情形至少為亞洲出口商提供了尋求替代市場的時間。

正如在2008～2009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中一樣，貿易也許是主要的危機傳播途徑。孟加拉國、斯里蘭卡、泰國和越南由于高度依賴歐洲市場而被認為非常脆弱。而即使對于那些依賴度較低的國家，全面蔓延的歐洲危機所帶來的風險也不可忽視。如果隨之發生國際商品價格下降，同樣也會使礦石出口商面臨著較高的風險，這樣，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蒙古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將受到沖擊。同樣的影響也會發生在那些依賴旅游經濟和匯付經濟的亞行成員國家身上，如柬埔寨、吉爾吉斯、蒙古、塔吉克斯坦、泰國、東帝汶、越南和一些較小的島國。

如果信用和資產價格飛升、出口急劇下降，很多亞洲國家的金融產業將受到顯著的影響。持有較低的國外資產和較低的歐元區債券可以保護亞洲新興市場的銀行體系，但如果歐洲銀行因近來增加的風險而減少對亞洲的信貸投放，則會加劇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金融機構的脆弱性。因此，雖然從總體看亞洲地區的貧困問題受到的影響可能相對溫和，但對于小國而言，其影響則是非常嚴重的，并會直接影響到大國的弱勢群體。

二、發展中國家的危機準備和應對

歐洲危機會從多大程度影響亞行各成員國家，不僅取決于各個國家的脆弱性，還有賴于他們的機構、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強度，金融部門的健康程度以及社會安全網的水平。

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亞洲的宏觀經濟和金融部門政策不斷改進和完善，旨在增強這一地區應對未來緊急情況的能力。即使在全球經濟衰退的2008～2009年，面臨嚴重的出口下滑，亞洲仍保持了可觀的經濟增長態勢。主要亞洲經濟體也不斷增強匯率的靈活性（特別是最近幾年）。因此，亞洲大部分的新興經濟體已形成了競爭性的匯率，并相應放緩了資本項目的開放進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資本流動對匯率和經濟的影響。同時多數國家建立了充足的外匯儲備體系，銀行和公司部門的制度不斷完善，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要求也有所提高。除此之外，這些國家減少了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產生大量現金流和期限錯配的短期外債，并相應通過豐富資產的多樣性減少金融市場風險。即便如此，亞洲特別是中亞轉型國家的金融體系仍有相當空間加強和完善。

自亞洲金融危機后，通貨膨脹在大多數國家得到有效控制。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擴散和蔓延，一些亞洲國家在2008年下半年迅速下調利率以釋放流動性。一些國家物價上漲的壓力顯現，但通貨膨脹率在2012年初回歸到了預警水平以內。因此，這些國家在面對新一輪金融危機時，還有調整應對的空間，例如降低現金儲備率和利率水平以鼓勵銀行業刺激經濟發展。

財政赤字的下降，在2008至2009年間為大部分亞洲國家提供了實施擴張性政策措施應對金融危機的空間。雖然在面臨此次歐洲危機時，亞洲大部分國家同樣擁有進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自由，但是居高不下的政府赤字，使得這些國家的政策制定者面臨一個兩難的困境。高赤字可能會削弱信心，而此時收縮財政可能進一步惡化全球經濟波動負面沖擊的影響。因而宏觀經濟的穩定性、持續性以及政府逆周期的財政支出一籃子計劃顯得尤為重要。為了確保經濟增長目標，逆周期的支出（特別是消費類支出）必須是可逆的，同時，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的投資應帶來生產效益。

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跨地區和亞洲各國之間高度的國際合作成為了有利的危機應對措施。面對歐洲危機，同樣需要通過國家之間通力協作以阻止危機的傳染和蔓延。下一步合作的一個重要領域將是推動公司和銀行部門間制度的國際合作以適應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需要。發展中國家間的共同應對措施將減少金融危機對亞洲地區的影響。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飛速發展和有效的金融整合使得亞洲在應對全球性危機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時也意味著亞洲將在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歐元區的危機生動地暴露了在不同國家之間實行固定匯率體系的弊端和危害。與之相比，亞洲國家在收入水平、金融體系和法律、政治制度上更為多種多樣。這樣的多樣性使得推動貨幣整合受到嚴苛的條約和制度安排限制。在變化莫測的全球環境下凸顯了亞洲國家堅持浮動匯率制和獨立貨幣政策的優越性。

GDP：國內生產總值；區內均值經過GDP加權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

三、危機應對給亞行和發展中國家的啟示

亞行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對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應對進行的評估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啟示。專欄1指出了未來發展中國家、亞行和國際金融機構將如何應對，評估機構將如何更加有效。

篇7

個別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動蕩可能傳染、演變為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是我國市場開放過程中面臨的最大外部不確定風險

國際銀行業新趨勢和加入WTO對我國銀行業發展和金融監管形成巨大挑戰，四大國有銀行的壟斷格局將被打破，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可能面臨破產風險

在資本項目逐漸放松管制直至完全自由兌換過程中，資本大量流入和流出是我國金融市場穩定的最大威脅

加入WTO使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成為一種必然趨勢，如何在獲得開放利益的同時維護好金融安全是需要首先考慮的。開放的進程不僅取決于國內金融體制改革的進展情況，還要充分考慮國際環境和國際金融市場可能對國內產生的。

國際金融體制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西方7國財長會議、央行行長的定期協商、20國集團非正式對話機制等區域性金融協調活動及國際儲備貨幣制度的流行說法。

亞洲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固有缺陷，“9.11事件”令全球金融市場陷入混亂，再次凸顯了這一問題。對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改革，形成穩定的國際金融新秩序，成為國際的共識，有關此問題的爭議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IMF的改革；二是對短期流動資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三是建立全球性的金融風險預警及援救體系；四是全球性和區域性的金融合作。發達國家與發展家的主要分歧在于開放國內市場的速度和要否限制短期資本的流動，“9.11事件”后，美國為切斷恐怖組織的資金來源，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監管問題有所松動。但總體來看，由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地位有限，在金融體系的重大變革面前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如果我國不能就這些問題代表發展中國家提出較為完整可行的改革方案，不能就發達國家提出的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主張發出適當的反對聲音，就只能被動地服從和遵守。

國際金融市場上幾種主要貨幣的實力對比是國際金融格局的核心。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一直處于霸主地位，近幾年，其強勢地位愈發明顯。20世紀90年代末特別是1998年，美元只是對日元和其他亞洲貨幣走強，而現在是對世界上所有貨幣都呈強勢。1998年，美國經濟一枝獨秀，美元走強符合傳統經濟。而現在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但美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卻連創新高。市場由此形成一種共識：“買美元可能買貴了，買日元卻肯定買錯了”。美元這種讓人難以理解而又客觀存在的強勢，使得任何單獨一個主權國家的貨幣都難以與其抗衡，這成為歐盟由經濟聯盟走向貨幣聯盟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拉美一些國家因此甚至走上了美元化的道路。日本在亞洲金融危機后提出了“亞洲貨幣基金”方案，目的是建立起包括整個東亞在內的日元經濟圈，最終實現日元或以日元為主導的“亞元”的國際化，與美元、歐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目前，日本已與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簽定了貨幣互換協定，與印尼、新加坡正在談判，將很快達成協議，這是日本推進日元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步驟。我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但尚不是經濟強國。人民幣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地位有所上升，但目前尚不能完全自由兌換，特別是在美元地位不斷強化，日元試圖在亞洲坐大的情況下，人民幣的生存空間不斷受到擠壓。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是在貨幣附屬于他國時，成為政治經濟強國的。一旦人民幣只能充當亞洲的“二流貨幣”，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甚至亞洲地區政治經濟大國地位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在我國金融市場開放的過程中，鞏固和提高人民幣的地位，逐步使人民幣走向國際化，是我成為政治經濟大國的必然選擇。

亞洲金融危機后，各國防范金融風險的意識增強，但仍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存在爆發金融危機的巨大隱患。由于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不具備預警和防范金融危機的能力，個別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動蕩可能傳染、演變為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首先應該密切關注的是全球的最大經濟體——美國。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債務國，受經濟和股票市場持續繁榮的刺激，公司和家庭大舉借債用于投資和消費，目前私人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已達132％，家庭債務已相當于個人年均可支配收入的98％。除國內債務外，美國還欠有巨額外債，總額高達1.5萬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貿易逆差也呈逐年增長趨勢，2000年達4354億美元，比1999年上升31.3％。2001年美聯儲連續11次降息，股票市場市值大幅縮水。按經濟學一般，這些因素都會導致貨幣貶值。美元雖在“9.11事件”后略有回落，但很快繼續呈現出強勢特征。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經濟也是個巨大的泡沫，這個泡沫是靠巨額外國資本流入支撐的。一旦外國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和證券市場失去信心，資金大量抽逃，美元將難以維持目前的高位，現有的貨幣制度將出現劇烈動蕩。

其次是日本和東亞地區。日本雖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但目前經濟低迷，政府對內債務沉重，不良資產數額巨大。日本GDP已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預計2001年度實際增長率為——0.9％，貿易順差連續第17個月下降，截止到下個財政年度的內外債務總額將達668萬億日元，折合5萬多億美元，相當于其GDP的1.33倍。近期，日本政府為刺激出口、緩解國內通貨緊縮，積極推行弱勢日元政策，導致日元大幅貶值，已累及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韓元和新臺幣已有貶值跡象。目前，大多數專家認為，亞洲爆發新一輪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大，一是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基礎與1997年相比已經得到加強。二是多數亞洲國家基本完成了金融體制改革，放棄了單一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匯率更有彈性。三是短期債務規模已大大減少。但當前國際經濟形勢遠比亞洲金融危機時更為嚴峻，因此，有關動向仍值得密切關注。

第三是拉美地區。據IMF的統計，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國外債總額已達7663億美元，占整個拉美地區GDP的39.8％。阿根廷從1999年開始陷入衰退，外債余額高達1320億美元。從2001年年初開始，阿市場多次出現動蕩，因IMF的救助化險為夷。11月，阿政府與IMF的貸款談判陷入僵局，阿政府為避免金融系統崩潰，宣布于2001年12月1日起實施為期90天的限制銀行提款措施，引發大規模動蕩和危機，自21日起的12天內，更換了5位總統。阿政府已宣布停止償還外債、取消比索與美元的聯系匯率制，但經濟政治能否穩定有待進一步觀察。美國銀行和跨國公司在拉美地區有大量貸款和投資，如果拉美地區金融經濟出現危機，將拖累美國進而全球經濟。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隨著資訊的進步和金融全球化迅速，國際金融業的發展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和特征。一是混業經營和銀行業的并購使國際金融市場上出現了一批具有超強競爭實力的金融集團。二是金融創新使金融市場的交易機制、交易形式、交易市場的類型更加復雜，不僅使交易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增大，也加大了金融監管的難度。三是金融業化、化使傳統金融業的服務方式和服務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改變了原有金融業的競爭方式和競爭格局。領導國際金融業發展趨勢、處在潮流前沿的是美歐日特別是美國的金融業。我國銀行業目前仍是分業經營、服務手段落后、金融產品單一，對不斷涌現的大量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僅處于上的認知階段，金融業電子化基礎薄弱，加之不良資產嚴重，遠遠不能適應國際金融業的發展趨勢。加入WTO五年后外資銀行將被允許全面開展人民幣業務，同我國銀行展開全方位競爭。競爭的主要領域不會是本地銀行占優勢的傳統業務領域，而會更多發生在外資銀行具有技術和管理優勢的領域，如網上銀行、個性化的理財服務、國際金融領域已有的金融創新成果的等。目前外資銀行為進入中國市場正在資金和人才等方面進行周密部署，但國內金融界對未來形勢的嚴峻性缺乏心理準備。國外有些金融專家悲觀的認為，中國金融業入世后不堪一擊。

目前，我國對資本項目實行嚴格管制，這是我國能夠避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重要屏障。但隨著金融市場開放度的提高，資本項目管理的成本加大。因為從國際收支的角度看，大部分交易同時具備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特征，與之相對應的資金難以明確區分。因此，開放資本帳戶是大勢所趨。我國目前并未承諾資本項目開放的時間表，但加入WTO將直接導致資本帳戶部分交易項目事實開放。資本帳戶開放的風險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

。資本大量外流。資本外流是發展中國家穩定的最大威脅。在資本帳戶開放之前，資本外流和“資本外逃”基本是一個概念，近年來，我國貿易帳戶和資本帳戶均是順差，但外匯儲備規模增速緩慢，這反映出外逃資本數額巨大。按照北大學者的測算，1982-1999年，我國資本外逃額累計約2328億美元，年平均約129億美元，1997年以來，資本外逃增速加快，每年約超過300億美元。目前資本外逃的途徑，一是貿易轉移，即在進出口貿易活動中高報進口或低報出口；二是通過投融資渠道轉移資金。如在境外投資中低估資產價值、境外投資利潤不返還等；三是通過地下錢莊或混入經常項目結售匯等方式轉移資金。

資本帳戶放松管制后，開放前的資本外逃變為合法流出，資本外流會有增無減。如果短期內大量資本流出或外資集中撤資，會給經濟帶來極大風險：一是導致國內資源流失和資金短缺，危及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二是加重對外債務負擔；三是使外匯儲備急劇下降，貨幣貶值預期增強，嚴重時將導致貨幣乃至金融危機。

2.資本大量流入。大量資本流入一方面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加速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會引起貨幣和信用急劇擴張，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導致實際匯率上升和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惡化。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入過多，更會使金融市場乃至整個金融體系出現突發性危機。目前，由于國內證券市場不完善，部分非法資金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資本市場或在國內謀取暴利的現象時有發生，這嚴重影響了我金融業健康穩定發展，加大了改革成本。

篇8

由于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退出時點迫近以及亞洲新興經濟體宏觀經濟指標有惡化趨勢，近日亞太地區資金撤離的跡象尤為明顯，其中尤以印度、印尼市場為重災區，兩國貨幣遭到拋售，過去四個多月來，印尼盾跌幅超11%，印度盧比更是下跌超過16%。而受到匯率貶值的影響，上述國家的股市與債市資金也大量流出。市場擔心，這是否是新一輪亞洲金融危機的前兆？

 

毫無疑問，市場對于美聯儲量化放松退出的基本確認是導致資金撤離新興市場的首要原因。當前市場普遍判斷美聯儲將于今年9月便減少原每月850億美元的債券購買計劃，且量化寬松政策可能在2014年中期結束。

 

而除此之外，在筆者看來，近期亞洲市場震蕩也是對早前過熱市場的一種回調。畢竟前兩年全球投資者對東南亞國家經濟普遍持有樂觀預期，大量資金流入不僅刺激了個人消費與投資，也導致各國工資、股市、資產大幅上漲。

 

以印尼為例，2013年雅加達最低工資標準較去年提高了44%，豐田等廠商的工廠所在地卡拉旺市的最低工資上漲了近6成。股市方面，印尼雅加達綜合指數在2008年底僅有1200點，如今上漲至接近5000點，漲幅4倍之余。房價方面，雅加達建筑銷售價格比08年底上漲60%，公寓售價上漲超過70%，也經歷了一輪快速上漲。

 

但本輪資金撤離是否預示著全面的金融崩盤，亞洲新興國家是否會重蹈1997年金融危機的覆轍？在筆者看來，這種恐慌情緒有些過度，盡管當前與97年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包括均在美國貨幣政策收緊的國際背景下，資金撤離，但大多數國家情勢，除印度外，整體來看仍要大大好于1997年。沖擊最大的國家印度和印尼，都是自身問題最大的經濟體。

 

具體來看，一方面，與97年亞洲國家普遍實行的固定匯率制度不同，當前亞洲各國大多采用浮動匯率制度。而這意味著一旦外部壓力積聚便能夠直接在貨幣貶值中體現出來，降低了爆發大規模金融危機的可能。

 

而另一方面，當前亞洲新興經濟體基本面整體上看比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穩健。如下指標可以作為說明：

外匯儲備方面，亞洲新興國家外匯儲備增長較多，為抵御危機創造了條件。例如，當時風暴眼的泰國的外匯儲備僅為371億美元，如今已經提高到如今的1652億美元，占gdp比重也從20%提高到了47%。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外匯儲備占gdp比重甚至更高，達到90%、48%。而印度外匯儲備占gdp比重雖然不高，但2629億美元的總體規模仍是較大的數字。

 

經常項目方面，如今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經常項目實現順差，去年經常項目占gdp比重分別為0.7%、2.9%、6.4%、7.4%，而上述國家在1997年金融危機前皆為逆差。但印度和印尼的情況確實令人擔憂，印度經常項目占gdp比重繼續下降至-5.1%，遠差于危機前的情況。印尼當前該比重為-2.8%，與危機前非常接近。

 

債務方面，印尼債務情況明顯好轉，由危機前三年平均95%下降到如今24%。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整體債務情況也還算穩健，債務占gdp比重低于國際60%水平線。但是，印度情況值得警惕，債務占gdp比重高于國際60%警戒線。

篇9

危機從1997年1月的泰國開始，又迅速像推倒了多米諾骨牌一樣在東南亞各個經濟體蔓延。索羅斯和他所代表的量子基金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危機制造者，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共同基金們在東南亞各國的股市、匯市、期指市場左沖右圖，攫取了大量財富，也帶來了所在經濟體的經濟災難，“游資”或國際炒家的惡意攻擊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最直觀原因。但是，在表象背后，讓危機發生在這里而不是別處、在一國開始又在多國蔓延的原因，還在于該地區經濟體在特殊的發展階段所表露的體制和經濟運行缺陷，正是有縫的“雞蛋”，引來了炒家蜂擁而入；由于自身的缺乏防范，而使攻擊演變為現實的危機。

過度負債――國家和銀行體系的不堪承受之重

現代經濟的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是危機產生的大背景。相關歷史數據顯示，在1997年金融危機發生前，許多東亞國家的信貸市場畸形發展，在一些國家如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信貸資金余額與GDP的比率高達115%以上甚至200%，這意味著，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由銀行信貸支持的比率已經達到了十分危險的邊緣。

造成過度負債的根源主要分兩個方面：其一是東亞國家的出口增長速度下降和經常項目赤字逐漸走高。從1995年上半年開始，東亞有五個國家的出口增長速度快速下跌，到1996年，這些國家經常賬戶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警戒值，其中印尼為3%，韓國為約5%，馬來西亞為6%左右，泰國約為9%；其二是過快推進的金融自由化導致了信貸規模劇增。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在分析1997亞洲金融危機時曾將其原因歸結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不對稱信息問題嚴重惡化，使金融市場無法有效地將資金導向那些擁有最佳生產性投資機會的人。

在危機發生前，亞洲經濟的強勁崛起引起全世界關注，特別是亞洲“四小龍”正開足馬力向發達國家經濟隊列跑步前進。然而，在保持較高增長速度的發展愿望刺激下，透支性經濟增長和不良資產的加速膨脹已經是深植于亞洲“四小”體內的“毒丸”，正在等待機會爆發。當高速增長所需的資金資源在本國范圍內被過度開采后，為了繼續保持前進速度，這些國家靠轉借外債來維持經濟增長。但是，由于經濟發展周期性的必然影響，1990年代中后期，有些亞洲國家已基本不具備還債能力。房地產泡沫、股市泡沫、企業生產的盲目擴張等，在銀行體系內聚集了高比例的信貸風險；同時，由于過度擴張、對不良資產的擔憂和出口的下降，投資者信心也處于極不穩定的狀態。

米什金認為，“對絕大多數危機，尤其是東亞金融危機，促使不對稱信息問題惡化并導致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是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特別是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他在對比了以往的幾次金融危機之后分析，“金融自由化導致由資本流入支持的借款劇增是危機過程的開始”。

由于當時東南亞的許多國家采取了擴張性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對于借款類型和利率上限的規定十分模糊，銀行處于追逐利益的要求，信用借款急劇增加，并遠遠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這種信貸擴張的高速度不僅帶來了潛在風險的提高，也造成了信貸的提前透支，在危機發生時，這也是銀行在需要貸款時而無錢可貸的直接原因。經濟理論證明，與證券投資者相比，銀行是信貸市場上克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主要力量，并且事實上也是危機發生時許多企業的唯一信貸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講，一旦銀行信貸崩潰，經濟崩潰隨之而來。

體制缺陷――防火墻缺失和機制僵化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沒有及時建立起同步的經濟防火墻機制和對金融業缺乏監管，是當年亞洲新興國家所呈現的“趕超型”通病。首先，資本市場發育不成熟，企業仍過度依賴銀行間接融資，而由于經濟運行中政府主導色彩濃厚，裙帶主義盛行，銀行的信貸往往并不主要依從經濟規律，而是依恃政府的“主導”與擔保，導致銀行信貸過度擴張，銀行不良債權或壞賬過大。數據顯示，危機前韓國、泰國的銀行不良資產占到該國當時GDP總額的近40%。

其次，東亞各國對金融系統的監管遠遠沒有跟上現實發展速度，相關法規嚴重滯后。例如，泰國、韓國等經濟體在當時經濟貨幣化尚未完成時就匆匆開始了證券化；在證券市場還未發育成熟之前，期貨和衍生品市場又快速上馬，市場機制、金融工具、制度建設等都未能跟上。當金融自由化帶來新的冒險機會時，監管的弱化和過度的政府擔保體系造成了銀行系統過于追求冒險的局面，國際資本流動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趨勢的發展，獲取高收益的可能加上隱含的政府擔保使國際資本供應者愿意承擔更高的風險。

再次，盯住匯率制度被認為是泰國等東亞經濟體金融風險積聚的重要原因。雖然危機與資本流動有關，但國際經濟學界對危機原因的分析得到的共識是，外匯管制對防范危機的作用不大，相反，盯住匯率制度卻使新興經濟國家更易發生金融危機。

由于自身經濟規模偏小，發展中經濟體在起飛的過程中一般傾向于盯住一個大型而穩定的發達經濟體來確定匯率變動區間，雖然這樣做的初衷是降低對外經濟交往的不確定性，并在有些時候能夠作為控制通貨膨脹的手段，但在危機爆發前，它事實上也成為積聚風險的重要路徑。“特別是，當一個國家具有脆弱的銀行體系以及大量以外國貨幣計價的債務時，采用盯住匯率來控制通貨膨脹在實際上則可能是十分危險的。”一位經濟學家評論說。一方面，盯住制度造成泰國等東亞經濟體出口競爭力下降、形成經常項目巨額赤字，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增加；另一方面，盯住制度屏蔽了匯率風險，使貨幣投機成為一件沒有風險或風險極小的事情，在危機爆發前的經濟繁榮時期，盯住匯率制度成為鼓勵資本流入的誘因；在危機發生后，為了應對游資的沖擊，受到攻擊的政府（例如泰國、印尼）等被迫放棄了盯住匯率，轉而加劇了資本流入發生逆轉，貨幣貶值進一步惡化。

在危機過去十年之后，2007年世界銀行所做的一項關于東亞經濟的研究顯示，1997～1998年金融危機凸顯了對脆弱性管理不善的潛在成本。在十年中，東亞各經濟體奉行兩個降低危機風險的宏觀戰略。一是保持經常項目盈余，建立了大量外匯儲備作為防范危機的保障。世行評論認為，東亞經濟體的外匯儲備現在甚至遠遠超過了用于防范目的的最佳水平。相反，大量的外匯儲備可能會造成自身的不良副作用，例如引發信貸過度擴張、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率上升或者資產市場的投機泡沫，有可能影響到中央銀行奉行獨立貨幣政策的能力；二是各經濟體尋求加強基礎要素，尤其是在金融部門。在受到上次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銀行都提高了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和利潤率。金融系統隨著股市和債券市場的成長而向更加多元化發展。同時，東亞改進審慎監管和監督以加強銀行系統穩定性的工作還在進行中，若干領域還需要向國際標準靠攏。

最終借款人――國際合作與救助機制的缺失或反應遲滯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金融危機會導致經濟的災難性后果。無論是在危機發生時的干預還是危機過后的經濟復蘇，都需要金融系統的重新啟動。在發達經濟體，可以通過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或由該國央行充當最后貸款人來完成。然而新興市場國家的中央銀行并不具備這種能力，因此，為應付發生在這些國家的金融危機，通常就需要在國際上存在一個最終借款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就擔當了這樣的角色，先后有泰國、韓國、印尼等國接受了IMF的備用貸款計劃，同時也接受了他提出的相當苛刻的改革國內經濟等的一攬子條件。

在1997年國際貨幣投機商開始大舉沽售泰銖的5月份，泰國央行與新加坡央行曾聯手入市，動用了120億美元吸納泰銖，但也只是暫時保住了泰銖的地位；8月份，深陷危機漩渦的泰國，不得不同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附帶苛刻條件的備用貸款計劃，獲得總共160多億美元的融資款；隨后，國際清算銀行（BIS）又宣布給予泰國總值33億美元的臨時貸款，以協助它渡過難關。

1997年12月3日，韓國被形勢所迫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簽署援助協議，獲得210億美元備用信貸；另外還獲得了世界銀行提供的100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40億美元以及其他國家提供的200億美元援助，總額為550億美元。但這種援助的條件卻極其苛刻，這一計劃的簽訂幾乎等于向國際上承認韓國整個經濟體系的崩潰和自的喪失，韓國媒體甚至將這一天與1910年韓國被迫割讓給日本的“國恥日”相比。

1998年4月印尼也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署了一份經濟改革方案。最終借款人的介入使東南亞匯市暫告平靜。

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年代，投機資本對一國的投機性攻擊的成功會引起對另一國的投機性攻擊，這可能導致更多的貨幣被擊垮。為避免單個的貨幣危機發展為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全面金融危機，國際最終貸款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同時有專家認為，最終貸款人應堅持把危機國家改進調節和監管體系作為貸款條件，這將在重建信心和解決危機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經驗表明，成功的最終貸款提供越及時，實際需要的數額就越少，效果越好。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機構的談判和決策過程往往要花掉幾個月的時間，到時候，情況常常變得更糟，結果是為應付危機，需要更多的資金。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上已有提議，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變緊急貸款辦法，以便在危機發生時能做出快速反應。

經濟全球化和羊群效應――危機的助推器

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十年，是信息技術突破性發展的十年，也是全球經濟更加一體化的時期。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內在不穩定性共同促成了投機資本有機可乘的條件。東亞經濟在危機前的騰飛過程以顯著的外向型為特征，既是國際貿易快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又曾得益于這一期間國際金融的一體化。

然而，在這種一體化進程中，東亞經濟體就像一個被時勢裹挾前行的孩子，充滿了積極的姿態，卻并不具備基本的自我防護能力，在面對別有用心的龐大資金沖擊的時候，突然地束手無策起來。

篇10

不是“冷門”的冷門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延續了評委們多年來的偏愛，繼續垂青美國經濟學家，但獲獎者并非事前各方預測中的三大熱門之一。但國內經濟學者們大多不約而同地表示，對保羅?克魯格曼的獲獎并不感到意外，他始終是諾獎的有力競爭者。

保羅?克魯格曼是國際金融研究方面的杰出貢獻者。有經濟學者評論：“如果諾貝爾經濟學獎要頒給國際金融領域的研究者，那就一定會頒給保羅?克魯格曼，因為他是這個方向的一個開創性人物。”復旦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教授表示，隨著經濟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國際金融和外匯貿易越來越受到關注，諾貝爾經濟學獎關注這一領域也是時代的趨勢。

在基礎理論方面的扎實建樹，使得保羅?克魯格曼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為情理之中的事。他創建了新國際貿易理論，分析和解釋了收入增長和不完善競爭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他的理論思想富于原創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一些重要經濟問題，而原創性恰恰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相當強調的一條標準。

二度眷顧金融學者

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一次定格金融學領域是在1997年，當時，邁倫?斯科爾斯和羅伯特?默頓兩位學者，因其在金融衍生產品理論方面的貢獻摘得桂冠。而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正是爆發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金融動蕩的年份”。

闊別11年之久的今天，諾貝爾經濟學獎再度眷顧金融學者，是否與當前華爾街金融風暴引發全球金融動蕩關聯？袁志剛認為，此次源自華爾街的金融風暴，使得人們更加關注大規模、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并企圖尋找緩解危機沖擊的有效方法。在這種情況下，諾貝爾經濟學獎自然會更加關注金融領域的研究成果。

“諾獎二度眷顧金融學者，同樣在金融動蕩年，或許只是巧合。”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費方域認為，當前金融動蕩影響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選，更多是市場的美好愿望，也許，人們希望諾貝爾經濟學獎所肯定的理論，能夠更實用，能夠更有助于對當前經濟問題的解決。

全球經濟將陷入長期衰退

事實上，最令保羅?克魯格曼名聲大噪的是他的一個預言。1996年，保羅?克魯格曼曾在其《流行國際主義》一書中，大膽預言了亞洲金融危機。他提出，所謂的“亞洲奇跡”是“建立在浮沙之上，遲早會幻滅”。他認為，亞洲在高速發展的繁榮時期，已潛伏著深刻的經濟危機，將在一定時間內進入大規模調整。1997年，該預言成功驗證，有力奠定了保羅?克魯格曼作為“新一代經濟學大師”的地位。

因此，在華爾街金融風暴引發全球金融動蕩之時，新科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對當前形勢的評價，越發引人關注。在領獎之后，他對當前市場作出了自己的評價：“市場的表現實在是太糟糕了，不過，我今天的感覺要比上周五好多了。”對于此次美國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擔憂，保羅?克魯格曼稱，全球經濟將陷入長期衰退，但是能夠避免崩潰。（楊群 蔣婭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