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金融危機過程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東南亞金融危機過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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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原因;對比;啟示

中圖分類號:F038.1

文獻標識碼:A

在十二年前作壁上觀東南亞金融風暴席卷東南亞各國景象的美國人,也許遠沒有料想到今天的自己也會深陷百年一遇的金融位置泥潭中不可自拔。這同時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即便是世界經濟頭號大國,也不能在置身于金融危機時而毫發無損。作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國更應時刻警惕發生深度金融危機。無論是此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還是當年震動世界的東南亞金融危機,都對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反思和借鑒的機會。在這里,將著重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回顧與分析。

一、危機爆發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　國際游資的沖擊。毋庸置疑,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投機者利用對沖基金進行買美元拋泰銖、買泰銖拋美元的投機活動使泰銖一路下跌,股市暴跌,銀行呆賬大量增加,外資流入驟減,經常項目逆差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增加。盡管隨后泰國中央銀行傾全國之力,聯合新加坡動用約120億美元巨資吸納泰銖,大幅調高利率,禁止本地銀行拆借泰銖給索羅斯大軍等措施給了索羅斯大軍有力反擊,但最終也沒能嚇退有備而來的索羅斯大軍,他們再度向泰銖發起猛烈進攻,致使泰國政府不得不放棄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泰銖浮動,由此點燃了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2　經常項目逆差,外債負擔過重,國際收支失衡。東南亞國家奉行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對外經濟是否平衡直接關系到整個經濟的形勢。然而從1993年起東盟四國連續出現赤字,經常賬戶赤字約占各國國內生產總值的4%-8%。首先,東南亞國家的貿易結構單一,八十年代主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九十年代轉向高新技術產品主要是電子產品。從1996年下半年開始,受國際電子產品價格下降的影響,東南亞國家以出口電子產品為主的產業普遍萎縮,出口量下降,增幅緩慢,是這些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失去控制,形成絕對經常項目逆差。其次,東南亞國家主要強調生產模仿卻忽視產業創新,東南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承接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而發展起來的,這一方面增加當地就業,促進了經濟繁榮,然而另一方面,這種發展模式也讓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對發達國家產生很大的依賴性。

(二)內部原因:

1　金融市場開放過早。由于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加之東南亞國家片面追求高增長速度導致投資需求過旺。為了彌補發展資金的缺口,東南亞國家進行金融改革開放金融市場為經濟發展籌措資金。東南亞國家在金融化的過程中,忽視了融資風險,追求暫時繁榮,過分急于求成而沒有遵循一般的步驟,在經濟體制和實體經濟發展尚不夠完善和成熟之前,就過早的將本國金融市場自由化,無疑加劇了金融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2,僵硬的匯率制度。東南亞國家普遍實行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其考量是希望能抑制通貨膨脹,對于擁有大量短期外債且短期債務償付超過了債務資產、金融體系脆弱的真是國情來說,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不再適合。從1995年起,美元匯價開始上升,日元相對美元貶值。此時,東南亞’各國沒有根據國際市場變化及時的調整匯率,仍然堅持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本幣隨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升值,工資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等使出口商品競爭力明顯下降,經常賬戶逆差進一步拉大。3,泡沫經濟嚴重。利率的市場化吸引了大量追逐貨幣利差和短期高額回報率的外國資本和“熱錢”的涌入。集中的資本涌入導致房地產價格已漲再漲,使這些國家的金融形成了巨大的非生產型經濟泡沫。過度膨脹的泡沫經濟一旦破裂,便會引起一系列的金融動蕩。美國次貸危機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嚴重的房地產泡沫,泡沫經濟是引發金融危機的一個共性因素。

二、中國今日對比東南亞昨日

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背景與當時的東南亞國家也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一)從發展模式上看。當時東南亞國家采用“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主要依靠出口拉動國內經濟發展。而今我國經濟發展雖然是由出口、消費、投資三駕馬車的共同作用,但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越來越高,造成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也越來越高。

(二)從金融層面看。盡管與東南亞國家存在區別的是,我國發展到今天仍然沒有全面開放資本賬戶,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這也確實是一個明智之舉,但是隨著我國對外貿易量的不斷增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地位也逐步提高。考慮到國際貿易的發展,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也已悄然啟動,所有這些都在提醒我們警惕重蹈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覆轍,采取積極的改革修正措施,規避金融風險,保證我國金融市場和對外貿易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

三、對中國改革與推進的啟示

(一)選擇恰當的匯率制度。東南亞金融危機表明僵硬的匯率制度不再能順應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貿易、逐步開放金融市場的一系列要求,因此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匯率制度就變得異常重要。

篇2

如果說馬克思《資本論》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離我們現實生活還非常遙遠的話，如果說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在歐美發達國家曾經重復上演了多次的金融危機還只是我們教科書中的案例的話，如果說從1980年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81個成員中有133個發生過的不同程度的金融動蕩還只是我們身邊的事，但與己關系不大的話，那么在1997年始發于泰國，并迅速蔓延到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韓國、日本等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卻使我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金融危機離我們越來越近了。

實際上，盡管1997年，我國躲過了那場東南亞金融危機，但仍深深地感受到了其對我國經濟及金融產生的影響-籌資成本大幅度上升，引進外資明顯感到困難，就業形勢突顯嚴峻……。在我們慶幸自己在東南亞危機時度過了一個平安年時，我國已經發生了的一系列金融事件卻使我們不能不承認一個現實-各種形形的金融風險離我們并不遙遠：1993-1994年的高達20%左右的通貨膨脹率造成人民幣嚴重貶值；1995年2月，國債期貨“327”品種嚴重違規，暴炒債券1400億元，虧損達10億元之巨，使風光一時的萬國證券公司元氣大傷；1998年7月，當時中國最大的證券公司-君安證券公司，因公司幾位主要負責人涉嫌犯罪被公安機關羈押，并與國泰證券公司合并成立國泰君安證券公司；1998年下半年，新國大期貨經紀公司承包人卷款潛逃；1998年10月，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債務而被中國人民銀行依法關閉；還有幾大國有銀行的壞帳、呆帳和逾期貸款更是我國金融領域的一個嚴重問題。

面對這一連串的金融事件，也許我們就不得不問了：中國可能發生金融危機嗎？如果可能發生，那么最有可能是由于自身積累的金融風險引發，還是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引發？

其實，由于金融危機與金融風險有著密切的聯系，通常由于經濟周期波動和金融體系的內在脆弱性，使得經濟生活中必然不斷蘊藏和累積各種金融風險，這些金融風險的累積將積聚巨大的能量并潛伏下來，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下則可能爆發，使金融資產泡沫形成、膨脹，然后破滅，從而產生金融危機。由于國內已經積累了一定的金融風險，如果不及時防范這些金融風險，那么也許金融危機就真的會一步一步向我們走來。因此，我們必須積極運籌，加強風險管理，防范于未然，將金融風險切實有效地控制在經濟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以保障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建立金融安全預警系統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在不斷發生的國際金融動蕩面前，國際社會感到嚴重不安。亞洲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界最大教訓之一是：東南亞國家一直被視為經濟發展的成功典范，因而人們對這一危機的爆發毫無準備，以致于在應付這場危機時措手不及。如果說金融危機猶如火災，那么金融風險猶如火災隱患。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使各國之間的防火墻逐漸消失，金融危機頻率增加，程度加深，涉及范圍擴大。

東南亞遭災后，國際社會加緊探討防范措施，并相繼出臺了一些金融體系穩定評估計劃。由于金融危機的出現常常以一系列的經濟、金融指標惡化為先兆，因此，金融界人士普遍認為，如果能夠根據一系列金融指標對金融風險進行預警，那么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是可能的。因此，在東南亞危機之后，各國都加強了金融預警系統的研究。

例如東盟各國外長于2001年10月舉行會議，決定由在雅加達的秘書處設立一個專門機構收集東盟各國貿易、國際收支等重要的財經數據和資料，由金融專家對其進行分析，以預測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在2002年2月召開的西方七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上，與會各方就建立一個國際“論壇”作為國際金融危機預警機制的建議達成共識。

實際上，國外一些經濟學家早已對金融危機預警進行了研究。例如，早在1979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保羅·克魯格曼在對金融風險預警進行研究時就指出，在固定匯率下，國內信貸膨脹超過實際貨幣需求的增長將導致漸進而持久的國際儲備流失，最終誘發對貨幣的投機性進攻，迫使管理當局放棄固定匯率，使貨幣大幅度貶值，從而導致金融危機。在保羅·克魯格曼之后，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租金的Kaminsky、Lizondo、Reinhart等研究者對其模型進行了拓展，并得到一系列有意義的結果。

從我國金融體制來看，國家金融正處在大調整階段，不確定因素增加。未來幾年，一方面金融機構資產質量差、激勵機制不健全、市場約束力不強、監管力量薄弱等問題短期內還不能完全解決；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已經加入WT0，直接面臨國外金融機構強有力的競爭并可能直接面對國外金融游資的攻擊，因此，當前，我國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金融安全預警系統，立足于自防自救，其好處不僅在于防范金融危機，還在于能夠及時減輕經濟和金融體系中失衡的程度。

三、金融風險預警系統的結構

1、預警系統的基本結構

金融風險的大小可根據一系列的經濟和金融指標來度量，為了能夠對我國金融風險進行監測，必要時進行報警，需要建立一套金融風險監測、預警系統。它主要由指標體系、預警界限、數據處理和燈號顯示四部分組成。

首先是建立一套能夠科學、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風險狀況的監測指標體系；然后根據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以及參考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征，確定各指標的預警界限值；再用事先確定的數據處理方法或模型，對各指標的取值進行綜合處理，得出金融風險的綜合指數和相應的風險等級；最后用燈號來顯示金融風險狀態。

預警的目的是防范風險，因此，最后還需根據風險狀態采取各種措施化解風險。如我們把整個金融體系比喻為一棵“樹”的話，那么金融安全就是樹“根”，各種數學處理方法、模型和基本經濟、金融統計分析就是樹“干”，而與金融安全直接相關的指標體系就是樹“葉”要維持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轉并健康發展，就必須觀“葉”、抓“干”、保“根”，做好金融預警分析。

2、指標體系

金融危機的爆發，總是某幾個經濟、金融狀態突出地先行失衡，進而引發其他金融指標失衡，從而導致全面性的金融危機，因此，金融危機通常都是有先兆的，具體表現在一些金融指標的數據變化上。通常能夠有效地通過大幅度變化來預兆金融危機的金融指標包括：貨幣供應增長率、實際利率、通貨膨脹率、國內信貸增長率、實際GDP增長率、財政手指差額/GDP、外匯儲備可供進口月數、外匯儲備/短期外債、貿易差額/外債總額、實際匯率及波動程度、外國直接投資/外債、經常項目/GDO、貿易差額/GDP、外匯儲備/GDP、外債總額/GDP、短期資本流入/GDP、股市價格指數波動幅度、不良資產/銀行總資產、銀行資本充足率等。

不過，由于上述指標數量繁多，而且某些指標也難以定量分析，因此有必要根據如下原則進行篩選：首先該指標應該可用于估計金融危機發射功能的概率；其次，各指標在危機發聲前的行為可比性；第三，該指標語境危機的能力可以定量分析，第四，該指標在歷次金融危機中的預警表現良好。

3、預警界限

預警界限指金融指標的數據變化達到可預兆發生金融危機的這一水平。從金融危機預警研究的成果看，有的金融指標在國際上已經有公認的預警界限標準。例如，國際清算銀行《巴塞爾協議》對“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指標定為8%；國際公認的“經常項目逆差/GDP”的最低標準是不大于5%；而短期外債/外債總額接近或超過25%就是危險信號，等等。對于沒有明確的國際公認的預警界限指標，可以參照同一國家在金融穩健時期各項指標的數值，也可參照經濟、金融背景相似國家在金融穩健時期各項指標的數值，并根據歷史上發生金融危機過程中有關指標數據變化情況來分析測定。

4、燈號顯示

為了直觀地預報不同類型的警情，可以結合國家統計經濟監測預警的做法，對警度采取類似交通管制的藍燈、綠燈、黃燈、紅燈信號來分別表示正常狀態、低度風險警戒、中毒風險警戒、高度風險警戒不同等級的警度。其中，藍燈狀態正常（無警），表示比較保守，風險小，但相應地可能會喪失一些收益機會，綠燈代表低度風險警戒（輕警），表示風險小，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此時靜態監控即可；黃燈代表中度風險警戒（中警），表示已經出現一定的金融風險，金融機構需要提高監控力度，采取動態監控，及時反饋信息，并采取一定措施，盡可能地化解風險，紅燈代表重警，即重度風險警戒，表示金融機構的風險已經很大，此時應采取一級警戒監控，提防隨時可能出現的可能嚴重影響金融機構的事件，因此，當紅燈出現時，決策者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否則，金融危機可能很快就會來臨了。如果能夠跟蹤某個時期各項預警指標的數值變化，并有有關的信號描述，并制作相應的預警指標信號圖，這樣就可觀測到金融機構的風險來源及其變化，同時也可初步判斷金融機構所承受的風險狀態，據此采取相應的措施。

四、金融預警應用實證

泰國是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始發地，這里盡管是事后分析，但如果我們將其在1997年以前的金融、經濟指標進行分析，仍可以看到預警指標分析對泰國金融危機的警示作用。

從90年代初期開始，泰國GDP增長率、經常項目差額/GDP、外債總額/GDP、短期外債/外債總額等一直在逐年惡化。其實際GDP從1988年的近14%下降到1996年的6.7%，這說明泰國經濟越來越乏力；外債總額占GDP比例從1989年的37%左右上升到1996年的50%多，短期外債/外債總額從1987年不到15%，上升到1996年的40%多，1995年甚至接近50%了，遠遠高于國際警戒線25%，這說明泰國的外匯流動性風險逐年加大。實際上，在泰國金融危機爆發前的1996年，其實際經濟和金融運行指標，包括外匯儲備可供進口月數、銀行不良資產占總資產比重、股指變動等，如果用前面所述的燈號顯示的話，幾乎是全線飄“紅”，這些指標不僅遠高于國際警戒線，就是在整個東南亞地區也是最差的。因此，可以說1997年東南亞危機在泰國首先爆發并不是種偶然。

篇3

亞洲開發銀行數據稱，2012年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等東盟5國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5.9%，比2011年的4.6%有較大提高，全球企業和資金的潮頭已開始漸漸轉向東南亞。

當西方發達國家引領全球經濟增長依舊無望之時，新興市場被寄予厚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東盟表現將格外搶鏡。

2013年時逢中國與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系10周年，借這股強勁的東盟之風，在2015年東盟經濟體成立之前，加筑人民幣區域化的“東南亞鏈條”。

“”首站

如同四月的天氣，新加坡的人民幣業務正逐漸升溫。

2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工商銀行新加坡分行擔任人民幣清算行，新加坡可不再依賴于中銀香港或內地的往來銀行進行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

這一“通行令”使新加坡成為中國以外第一個擁有人民幣清算行的區域金融中心，也使其朝著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目標又邁進一步。

一直以來，倫敦對人民幣離岸中心這一頭銜虎視眈眈。新加坡大華銀行經濟分析師全德健表示，倫敦非常希望成為人民幣離岸清算中心，這次可以說是被新加坡搶到了“頭香”。

新加坡是亞洲第二、全球第四大外匯交易中心，也是亞洲石油和大宗商品的主要交易市場，目前業界普遍認為新加坡吸收的人民幣存款規模僅次于中國內地和香港。

擁有人民幣清算行后，新加坡將可在不斷擴張的人民幣計價交易及金融產品市場上，更積極地與香港展開競爭。業界分析人士認為，這樣的競爭有利于推動人民幣的區域化進程。

作為東盟的重要門戶，新加坡對東盟國家具有很強的輻射作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的很多大型企業把財務、運營中心設在新加坡，他們與中國之間密切的貿易投資關系，使得每年都有大量的人民幣流入東南亞。

此前早有外媒稱，新加坡或助人民幣“東盟化”。全德健認為，此次人民幣清算行落戶新加坡，給新加坡的商業銀行和商家帶來了便利，節約了交易成本，可吸引更多企業、商家使用人民幣結算。新加坡將起到人民幣流動的樞紐作用，對于人民幣區域化的推動作用顯而易見。

從區域到全球，是任何一種貨幣國際化的必由之路，而東南亞正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首站。

“貨幣錨”

“IT精英”謝立新早年以“特殊人才”的身份，從廣州移居香港，由于工作原因經常穿梭于香港、曼谷、廣州等地，“人民幣在東南亞的認可度很廣”他說。

在廣西大學東盟研究所副所長范祚軍看來，人民幣有潛力成為東南亞地區的“貨幣錨”。

范祚軍指出，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為了避免美元幣值波動帶來的不利影響，東南亞國家在與中國的雙邊貿易中更多選擇人民幣進行結算。

人民幣的“穩定”形象以及中國政府在金融危機中表現出的高度責任感，使人民幣在東南亞國家的流通初具規模。目前，人民幣在東南亞地區已成為繼美元之后的第二大重要貨幣，在緬甸、老撾、柬埔寨更是成為事實上的民間流通貨幣。

謝立新介紹，遍布泰國街頭的ATM，基本都能用中國的銀聯卡提取泰銖，還有中文界面。“只不過銀行要通過國際結算網絡，匯率很不劃算。”此外，商場的很多柜臺可以受理中國銀聯卡，曼谷一家有名的連鎖貨幣兌換所還特地開設了人民幣兌換窗口。

如今，中國游客攜帶大量美元現金出行東南亞的現象已不多見，新加坡的一些珠寶店甚至歡迎顧客直接使用人民幣進行購買，還別出心裁地在櫥窗里貼出一張百元人民幣來吸引中國消費者。

東南亞的一些企業、商家逐漸認識到，在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結算中使用美元已經越來越不劃算，匯率損失很大，導致成本增加。

央行數據顯示，2012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超2萬億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累計發生1109億元。此外，本幣互換規模及數量也在不斷擴大，自啟動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試點工作以來，已與14個國家或地區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規模達到1.3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教授楊帆表示，未來隨著中國經濟、生產力的持續提高，人民幣仍然有20%的預期升值空間。只要升值空間存在，周邊經濟體就會樂意持有人民幣。他預計，人民幣將率先在東南亞范圍內暢通無阻。

日元夢斷東南亞

未來3年，人民幣將迎來“突破式”發展的歷史機遇。

泰國商務部前部長謝杰奎認為，人民幣欲加快走向東南亞，關鍵是在突破東南亞國家“個體障礙”的同時，加快突破“集體障礙”，在2014年之前實現與東盟所有國家簽署本幣互換協議，并持續擴大規模，進而到2015年東盟經濟體成立時，作為儲備貨幣納入其中，形成人民幣國際化的“東南亞鏈條”。

到目前為止，越南是最不愿接受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東南亞國家，菲律賓也算是比較難啃的一根骨頭。相當一部分專家學者認為，如果以“中國”名義直接注資或入股越南、菲律賓等國的銀行和資源型企業，很可能刺激到這些國家內部的敏感神經。

想當年，日元國際化的努力就沒能使其跨越東南亞這道"門檻"。在1997年那場席卷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中，日本本來有機會穩定日元匯率，但選擇了逃避，致使日元國際化最重要的東南亞市場徹底喪失了信心。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建平評價日本這一行為時表示，日本在其中扮演了很不好的角色，日本將東南亞的資金全部抽回，同時還伴隨嚴重的日元貶值，當時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做法是群起而攻之的。

東南亞金融危機后，一部分國家就已經開始放棄盯住日元而隨美元浮動的做法，轉向了浮動匯率制。

中國應充分吸取日元國際化夭折的教訓，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巨額外匯儲備、穩定的幣值以及東盟國家所依賴和向往的巨大市場，加快對東南亞國家的突破。

美國的“阻擊”

毫無疑問，人民幣區域化首先觸碰的就是強大對手美元的利益。

自2009年人民幣加快國際化進程以來，美國已經采取多種手段，力圖弱化、淡化以及遏制人民幣在區域市場的影響力，使其不能上升為全球通用的儲備貨幣。

美國多次在不同場合釋放“人民幣升值”和“購買東盟”的言論，妖化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擴張效應。

美國劍橋能源咨詢公司表示，基于人民幣升值后中國強大的采購能力，有必要提醒美國在東南亞的盟友高度警惕，中國將利用人民幣在當地的影響力，對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掠奪性采購。

盡管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國都希望與中國加大本幣互換量，但美國多次向東南亞央行、儲備銀行發出“謹慎從事”的信號。

2010年以來，包括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皇家殼牌集團、日本三井等多國石油公司均被要求，在與東南亞國家進行石油、天然氣領域的結算過程中，必須堅持以美元或日元作為結算單位。2011年以來，這一結算要求延伸至橡膠、棕櫚油等東盟國家的優勢產品中。

不難看出，美元對人民幣的抵制不會單純地從金融領域著手，而是從原料端、供應鏈及結算手段等進行多方施壓。

此外，美國試圖利用其“影子貨幣”——日元來遏制人民幣的強勢崛起。在美國的“擔保”下，日本已采取資金注入的方式與越南、緬甸、柬埔寨、菲律賓等國開展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

近年來，美國持續不斷地對越南進行經濟、政治“投資”，包括對其注入外匯儲備幫助其渡過通脹難關，都是為了綁定越南作為美國的“金融同盟”，構成人民幣東南亞行程中的“短板”。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在2014年下半年甚至更早，東盟經濟體就將確定其儲備貨幣或結算貨幣的選擇范圍，以及不同幣種之間的比例。

人民幣的加入并提高相應比重，更利于充分發揮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巨大市場作用。但美國的戰略構想是，參與到東盟經濟體中，給人民幣留出極小的空間。東盟金融界高層甚至被游說：“人民幣即將崩盤，寧可用黃金結算也不能給人民幣留下作為儲備貨幣的空間。”

領銜“優勢國家”

為了阻撓人民幣挺進東南亞，美國人可謂煞費苦心。

“面對美國高調地‘重返亞洲’，以及企圖利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離散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日趨緊密的經濟合作關系，中國需理性應對東南亞國家經濟領域的‘親美化’現象，并在金融領域采取‘去美元化’戰略，見招拆招。”范祚軍提醒說。

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都是熱衷于推動人民幣成為結算貨幣的國家，中國應支持這些核心的“優勢國家”打造人民幣離岸中心。

對于像越南這種“難啃的骨頭”，中國可以采取“欲擒故縱”的戰術，加快與越南周邊的緬甸、老撾、柬埔寨簽訂本幣互換協議，形成強大的“圍攻”之勢，迫使越南在未來接受人民幣結算。

目前，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橡膠進口國，泰國、菲律賓、越南等國80%以上的橡膠被中國所采購，中國連續6年成為馬來西亞最大的棕油客戶。“因此，中國完全可以將龐大的需求作為博弈的砝碼，要求供應商以人民幣進行結算，削弱美元在東南亞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和交易權。”印尼橡膠協會執行主任TJIA ERWIN TUNAS這樣建議。

同時，中國應加快建設中國銀行業在東盟的分支機構，暢通人民幣結算渠道，注重對小微企業的服務。這部分企業雖然塊頭小，但是數量多，在東南亞國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話語權，在增加當地就業率、刺激經濟發展方面發揮著“毛細血管”的作用。

以這種民間認可度“倒逼”東盟國家對人民幣的全面認可，不失為一計良策。

此外，由于歐債危機和美國經濟尚未走出泥潭，未來幾年將是東南亞國家金融機構并購重組的關鍵時期。中國不僅要參與，還要“領銜”，布局中國-東盟銀行，吸引有實力的東盟國家進駐其中，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形成強大的融資能力，贏得東盟國家對人民幣的認可。

深海有浪

當今的金融世界并不太平，問題太多，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成為現實訴求。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認為，由單一的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顯然已經不再適應全球經濟發展的現狀，儲備貨幣發展的長期趨勢是多元化。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儲備貨幣和國際金融體系都將經歷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

人民幣區域化有利于整個東南亞地區擺脫美元貶值的不利影響，從而擺脫由美元霸權造成的不平等的經濟關系，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的目標。但同時，隨著區域化的推進，相應的“防火墻”體系也要加速樹起，以應對人民幣跨境流通的風險。

范祚軍分析稱，人民幣的境外流通尚未納入到正規的金融服務體系，出境、回流大都通過“地攤銀行”和“地下錢莊”進行，這不僅增加了人民幣“體外”循環給交易者帶來的風險，也不利于中國獲得人民幣境外供給和需求的準確信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陳道富指出，應將人民幣區域化與我國宏觀調控能力、金融市場發育程度相結合，避免境外人民幣市場發展后，對國內政策的倒逼，切忌在對“轉軌”復雜性把握不大、看不清情況下的“試一試”。

陳道富建議從貨幣管理、資本賬戶管制和金融市場開放三個層面構建風險防范體系，管理和引導海外人民幣的市場供求，調節境外規模和流動渠道，控制人民幣回流規模和難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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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金融；金融危機；傳遞機制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國際投資組合———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四、傳遞力度與傳遞中止

篇5

【關鍵詞】金融危機；典型案例；原因分析；理性思維；企業選擇

一、前言

我國自1978年以來，國家開始了偉大的轉折，已有三十多年了。實事求是地講，我國從一個計劃經濟的國家，轉型來搞市場經濟，也僅有三十多年；而歐美等發達國家，甚至亞洲的一些不算太大經濟體，比如韓國、香港、臺灣、新加坡等，搞市場經濟，時間比我國長，經歷的事情，無論好壞，也比我們多，經驗和應對的方法或措施也比我們更為豐富。單講一個人的成長，從哇哇啼哭的嬰兒到童年，再到風華正茂的少年、青年，步入中年，最后直至老年和暮年，不可避免地要經歷很多事情，其中不乏挫折和艱難，甚至險境，這才是完整的人生。人，往往是在吃虧中長大，在困難中前行，在磨難中成熟，大家常講：不曾清貧難成人，未經打擊老天真，就是這個道理。同樣，一家企業，要想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生存，謀得一席之地，必須具有抗風險能力；而一個國家，遭遇到比如天災，就像我國前幾年的地震、洪水、雪災；人禍，像戰爭、大型事故，像2003年爆發的非典，當然也包括經濟風暴，都必須具備應急機制，“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而當前，面對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機，人們在想什么，企業應該做什么，什么才是理智的思維，明智的選擇呢？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無論結出來的是“碩果”還是“惡果”，要想剖析它，必須追本求源，從“種子”植入土壤中的那一刻開始。

前面已談到，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發展了上百年，經歷了多次經濟風暴，用他們的話來說：都習慣了，沒什么大驚小怪的。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世界金融市場的動蕩性加劇，金融危機不斷在一些國家出現。筆者重點談談在墨西哥、東南亞、俄羅斯及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

墨西哥自20世紀80年代后，經濟不斷恢復，逐步走上快速發展的道理，但1994～1995年不幸爆發了金融危機。危機爆發前，墨西哥在政治上陷入混亂，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1994年12月之前，國內政治形勢混亂，外國投資者信心不斷動搖，資本開始大量外逃，墨西哥貨幣新比索的貶值壓力加大。為維持對美的匯率，墨西哥政府開始動用國際儲備干預外匯市場，但形勢并未改觀，而國際儲備則大幅減少。至12月22日墨西哥政府被迫宣布允許新比索對美元自由浮動。同時，墨西哥股市也出現劇烈動蕩，出現大幅下跌。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開始向墨西哥提供援助，美國推出了500億美元的援助貸款計劃，但援助方案并未立即奏效，新比索對美元匯率繼續大幅下跌，達到了53%，股市也下跌了40%，股市與最高水平時相比則最大下跌超過了70%。

二、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1．宏觀經濟失衡。它主要表現在國際收支的持續逆差、引進外資的結構失衡及經濟泡沫成分增加等。

2．貨幣可兌換與政府有限的干預能力之間產生的矛盾。1994年墨西哥完全開放了國內的資本市場，并實施了貨幣的可自由兌換。居民將本幣轉換為外幣減弱了政府動用儲備干預外匯市場的能力。

3．過分依賴外幣短期債權投資造成流動性風險。1994年墨西哥美元短期債券迅速擴張，總額達到240億美元，占政府債務總額的50%，而隨著新比索的大幅貶值，以新比索計算的外債總額所占比例上升到了66%，加劇了債權人對政府償債能力的懷疑，從而拒絕在短期債務到期時進行續購，進一步限制了政府的融資能力，形成惡性循環，使危機進一步加重。

1997年，東南亞發生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最嚴重危機，這場金融危機波及了亞洲許多國家。東南亞金融危機始發于泰國，人們把由泰銖貶值所引發的貨幣危機作為其起點。但在此之前，危機已經顯現。首先，1996年泰國股市達到頂峰，到1997年初股價已經下跌了40%；其次，金融機構的籌資出現困難，國際投機資本利用了這些弱點。1997年5～6月，由于以對沖基金為代表的投機活動的不斷增強，泰國貨幣泰銖貶值的壓力不斷增大，投機者不斷拋售泰銖、購入美元。為了穩定泰銖對美元的匯率，泰國政府動用大量的外匯儲備干預外匯市場，但面對越來越激烈的投機沖擊，迫于壓力，泰國政府宣布放棄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體制，泰銖對美元實行自由浮動。這引起了東南亞外匯市場的連鎖反應，馬來西亞林吉特、菲律賓比索、印尼盾相繼受到投機沖擊，也被迫放棄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并大幅貶值。此后，泰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協議，后者提供172億美元貸款援助泰國，然而形勢并未好轉，東南亞金融市場繼續動蕩。泰銖、印尼盾、馬來西亞林吉特、菲律賓比索到1998年1月則分別貶值51%、80%、47%、41%。投機資金還在股市、期市進行大肆投機。之后，金融危機蔓延到了韓國，并加重了日本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經開始的危機。

三、導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1．經濟發展失衡。20世紀80年代泰國經濟的年均增長達到了10％左右，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迅速的國家之一。但經濟的快速增長掩蓋了其經濟發展中的結構失衡問題。如產業結構不合理、出口競爭力下降，經常貿易項目出現巨額赤字、基礎設施投資不足、證券、房地產過熱并聚集了大量泡沫等。

2．金融結構不合理。20世紀90年代以后，泰國經濟泡沫化傾向加重，大量融資很大一部分資金流向了房地產、證券等市場，造成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隨著投資不足的出現，以及因經濟結構失衡而逐漸喪失的經濟發展動力，泡沫逐漸破滅。

3．金融國際化過程中缺乏保障機制。1991年泰國取消了經常項目的匯兌限制，1992年放寬了資本項目的匯兌限制，并開放了本國的資本市場。在國內利率高于國外利率的條件下，這引起了國外短期資本的大量流入，而政府又沒有加以正確引導，這些資金中的大部分流向房地產及證券市場，對經濟泡沫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缺乏緊急情況下的應急機制，雖然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發生有其基本面的原因，但其卻是由國際投機突然觸發的，并沒有預先的征兆，或者說是有可能通過國內的主動調整而避免的，這也是危機發生后，當時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痛斥國際投機資金毀掉了東南亞國家多年來經濟成果的原因。

俄羅斯金融危機爆發于1998年5月。到1997年，經濟出現了1992年后的首次經濟正增長，但東南亞金融危機也對俄羅斯金融形勢產生了巨大壓力。

1998年5月27日，俄羅斯金融市場遭遇“黑色星期三”， 俄羅斯貨幣盧布對美元的匯率跌破1美元對6.2盧布，超過了俄羅斯中央銀行公布的美元對盧布的匯率上限，同時引起其他市場的劇烈動蕩。至8月中旬俄羅斯股市更是暴挫55%，國債收益率也大幅上升到160%，有的甚至超過300%。9月4日俄羅斯中央銀行被迫宣布外匯匯率自由浮動，盧布對美元降至1美元兌21盧布左右，比危機前貶值70.5%。與東南亞金融危機不同，國際投機資金在東南亞套取了巨額投機利潤，但在俄羅斯，由于其宣布暫停支付內、外債，造成投機資金特別是對沖基金的巨額損失，自此一蹶不振。

四、導致俄羅斯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1．俄羅斯長期以來生產效率低下，結構嚴重失衡。俄羅斯經濟結構的缺陷是重工業比較發達，而輕工業則比較落后，產量不足，處于長期短缺狀態。俄羅斯的“休克療法”進一步加重了生產率的下降及更嚴重的通貨膨脹。

2．金融體系嚴重不穩。俄羅斯中小銀行較多，資本薄弱，金融監管不嚴，金融秩序混亂，整個金融體系孕育較大的風險。

3．政府財政出現危機、債務負擔沉重。俄羅斯稅制改革不暢，稅收收入無法滿足財政需要，外債總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5％，大幅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加重了債務負擔，削弱了債務償還能力，限制了國際籌資，財政和債務危機進一步加重。

4．國內資金大量外流。由于改革混亂，俄羅斯經濟轉型初期造就了許多超級富豪，他們將其財富大量轉移海外。財富的大量外流，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因素。

美國次貸危機始于2007年下半年，波及特別是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并已演變為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開始影響各國實體經濟。美國的次級房地產貸款是美國房地產貸款提供商為了擴大市場而向不完全具備信用條件的次級貸款人發放的次級貸款。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次貸問題開始顯現。2007年8月起危機開始集中爆發，許多與次級貸款有關的金融機構、投資基金宣布出現巨額虧損，一些金融機構因此倒閉，美聯儲進入新的“降息周期”；2007年底至2008年初，花旗、美林、瑞銀等世界著名金融機構也因次級貸款出現巨額虧損，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資產管理公司破產，市場開始顯現流動性不足，美聯儲被迫聯手其他主要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進行干預，并向市場注入巨額資金，同時一次降低聯邦基準利率75個基點；2008年7月美國房地美和房利美兩大住房抵押貸款機構陷入困境，美國政府再次注入巨額資金，隨后接管了兩家公司，同時這一時期美國股市也結束長期的上升趨勢，開始大幅下挫。至此，危機因次貸而起，但已經不局限于次貸領域，股市的大幅下挫使信貸規模加速收縮，市場流動性更加不足；2008年9月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美林證券被美國銀行收購，美國股市開始加速下滑。

五、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是房地產次級貸款人違約的增加，導致住房貸款的大量壞帳。但深層的原因在于不適當的金融政策和金融監管。2001年初至2003年6月，美聯儲連續13年降息后，聯邦基準利率僅為1%，達到近50年來的最低水平。這種極為寬松的貨幣帶動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僅此可能并不會導致此后的危機，但美國的住房貸款機構為了擴張市場，開始向缺乏足夠還款能力的消費群體提供大量次級貸款，并且由于貸款對象包含大量的次級貸款人，美國貸款者為了分散風險就在世界范圍內發行次級券，而各種金融創新工具的使用，又極大地促進次級債券的發行規模，這促使房產價格進一步泡沫化。當次級貸款人因支付能力開始大量違約時，這些金融創新工具又成為危機最迅速的傳播渠道。除了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外，美國對金融市場的監管不當也是造成次貸危機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實際上，美國此次發生的次貸危機也是有可能避免的，只是在20世紀90年末，當時被認為是最成功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雖然對股市的泡沫提出了警告，但其對于各種金融創新工具的使用所可能導致的后果卻缺乏足夠的認識。甚至在一些人士對各種金融創新工具的大量使用表示擔憂時，格林斯潘也拒絕對此采取更為嚴格的監督策略，而金融創新工具正是導致次貸規模極度擴張的主要原因，這也是當危機爆發后，現今人們對創造了20世紀90年代貨幣政策奇跡的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質疑的原因之一。此外，次貸危機能夠演變為格林斯潘所謂的“百年一遇”的世界范圍金融危機，還在于期間股市大幅下挫，造成金融機構資產的進一步大量損失，進而導致世界范圍嚴重的流動性不足。

綜上所述，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其共同的經濟背景就是長期的經濟持續增長，培養了人們過于樂觀的市場預期，而信貸資金的流入使股票價格的上漲進一步超出了理性范圍，當泡沫無法為繼的時候，危機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國目前出現了相似的經濟背景，因而對于今天的中國就有了現實的借鑒意義。

金融安全是一國金融的良性運轉及對于其國內金融的有效控制。因此，其表現的是金融體系的運行狀態，這種狀態受到多種因素影響，而人們也往往從可能導致金融不安全的方面考察金融安全的形勢，金融安全同金融風險即有密切的聯系，也存在一定的區別。金融安全首先應當是面對不斷變化的國際金融、國內金融環境，應具備“應對”能力的狀態；其次，金融安全是基于各類經濟及金融信息的不斷反饋，采用特定的應對機制及政策措施，并在維持金融體系良好運行的基礎上的動態均衡。金融資產相對于實物資產的高度流動性，使金融體系成為經濟領域中最容易受到沖擊的部門，而其他行業的風險最終往往匯集于金融，因此較之其他企業，在風險沖擊面前更顯脆弱，從而引發金融安全問題，即金融體系本身包含固有的脆弱性，銀行業脆弱性、金融市場脆弱性、金融創新和金融自由化所帶來的金融體系脆弱性是其具體表現。在墨西哥、東南亞、俄羅斯、美國及世界其他地方不斷發生的金融危機，也不斷提醒人們應對本國的金融安全形勢保持足夠的警惕。

一般來講，經濟學中有這樣一個“景氣循環”的周期現象：大體上，每5到7年，有一個周期，稱為“主循環”；每10到15年，有一個周期，因為建筑業是國民經濟的火車頭，能夠帶動很多行業，故稱為“建筑循環”；而在經濟發展中，則每20到30年，會有一個“拐點”。在很多年以前，經濟風暴一來，往往伴隨著破產、自殺、動亂，甚至戰爭等混亂現象。可畢竟市場經濟發展了這么久，各國政府的積極應對措施也逐漸變得老練和成熟。

六、企業遇到金融危機或經濟衰退的選擇和做法

任何事情都是一把雙刃劍。就像我國傳統的陰陽文化，要從兩邊來看，很多事情，好與壞，要看不同的角度和時間，要到最后才知道結果。2003年，香港爆發非典，進而傳播到內地。作為一個自由港，香港的貿易一落千丈，大多的公司都接不到訂單。可是，有個精明的香港商人看準時機，把生產線迅速改制成生產口罩和防毒服，并大量產出預防非典的中藥劑。公司的經營不但沒有受到沖擊，反而超出非典傳播前的業績。故而，“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歸根結底，還是看人的智慧和謀略，此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市場經濟是無情的，但無論是“洗牌重組”也好，還是“大浪淘沙”也罷，我們應該從正面理解它的意義：危機過后，市場產銷秩序可以恢復理性，停止了惡性競爭；而國家的資源可以更為有效地集中利用；優質的企業可以更好地正常發展，比如在技術、品牌、客戶方面；薪酬、土地、原材料的成本可以下降；還有，企業可以趁機網羅人才，兼并弱者，并打進以前沒有機會的地盤等。

一個聰明的企業家，應該把問題看做機會。當經濟風暴來臨的時候，有個美國企業家不但沒有憂愁，反而欣喜地對下屬講：“諸位，我們的機會來了！”的確，經濟風暴也同時帶來了很多好時機：同行關門倒閉，競爭對手少了；可以引進失業高手；低價購買資源，投資原材料工廠；趁機兼并；整頓公司內部等。一個優秀的企業，風暴來臨時，應爭取做最后一個走下滑路的；風暴過后，又爭做第一個回到高峰的。

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并不如發達國家的影響大，畢竟我國是一個生產面較大（占70%），而金融面較小（占30%）的出口導向的國家。應對危機，我們政府拿出了四萬億的投資計劃。當然，要看到投資的效果，還要假以時日。事實上，我們應有所側重，先投資那些能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行業，比如鋼鐵業、機械業、電子業等。我國政府還可以趁機聘入那些高端的國際人才，投資國外資源等。

當市場衰退時，企業要保持體力，儲備能量，及時進行內部調整，對以下的各項產品首先剝離：對公司的收入或利潤貢獻很小的（小于5%）；占市場份額的比例很小的（小于2%）；本公司掌握的技術很有限的；在預期的未來成長很有限的；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都是負擔的。還可以對產品線的結構進行調整：以效益、設備、倉儲來考量，寬度不要太大；以裝備、維修、市場來考量，深度不要太長；以技術、資源、競爭來考量，關聯度不要太小。凡事不符合的，就要進行必要的調整。

對于規模大一些的公司，企業管理者可以考慮對下列分子公司、網點、部門進行裁撤或重組：不好監管且補給線太長的；效益不好，無競爭優勢的分子公司；相距太近，造成市場重疊的網點。還有，降低位階，沒有必要設立太多的高管、經理，讓他們拿高薪，規模縮小，可用物流來支應。

篇6

今年以來，像很多中國IT企業一樣，“國際化”也被提上了網絡游戲廠商的日程。完美時空、金山、網龍、盛大等公司紛紛加大了海外拓展的力度，并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完美時空的財報顯示，完美時空今年前9個月的海外授權許可收入達到了1900萬美元。

在網游廠商大舉進軍海外的同時，很多業內人士也在思考，有顯著民族文化色彩的網游產業進軍海外市場，該如何避免國際化的暗礁？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網游企業的國際化步伐是否會因此而放慢？

國際化起步

據有關數據統計，2007年，中國有12家網游廠商進軍海外，而去年實現的海外營收僅有5500萬美元。這與國內“日進斗金”的網游市場相比，少得可憐。

但國際化儼然成了眾多網游企業的重要戰略。完美時空2006年7月第一次實現出口; 金山的網游已經在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開始商業運營; 2007年，盛大的《傳奇世界》、《瘋狂賽車》兩款游戲也登陸越南。

完美時空董事長兼CEO池宇峰總結了中國網游必須國際化的四大原因: 第一，國際市場非常廣闊，中國有100多億元的網游市場，但海外是中國市場的很多倍; 第二，要想成為一個健康成長的企業，一定要多學習其他企業，包括國外企業的先進經驗; 第三，游戲出口可以傳播中國文化; 第四，產品出口的利潤率比較高。

而在國際化的過程中，網游廠商多采用循序漸進的國際化路線。完美時空高級副總裁竺琦表示，完美時空自2006年開始拓展海外市場，先在東南亞，隨后進入歐洲市場，推出英文版、法語版等，最近成立了北美子公司，未來還會在南美等地進行嘗試。完美時空在國際化過程中，逐漸實現了本地開發。記者調查發現，其他網游廠商的國際路線大抵相似。

資料顯示，4年間，完美時空已經向17個國家和地區出口了《完美世界國際版》、《武林外傳》、《誅仙》、《赤壁》等4款游戲，盛大、金山等網游企業，也在海外市場有所收獲。

但即便如此，主管海內外業務運營拓展的竺琦仍表示，目前網游企業的國際化拓展還處于起步和布局階段。

海外拓展的“三座山”

如同中國IT企業國際化并非一馬平川一樣，網游企業的國際化也需要跨越三座大山。竺琦認為，一是文化的差異，二是品牌的認知，三是當地的運營方式。

網游歸根到底還是文化產業，有著深刻的民族文化的烙印。竺琦舉例子說，比如三國故事，日本或者東南亞市場的用戶很容易理解，但到了北美等地區，復雜的三國故事對他們來說如同天書。

本土網游企業進軍海外所面臨的另外一個障礙是品牌的認知。品牌的認知度低，使很多游戲廠商在拓展市場時困難重重。

篇7

【關鍵詞】匯率制度 貨幣攻擊 匯率穩定

2016年初，索羅斯在達沃斯論壇聲稱，全球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并且看空美國股市的同時也在做空亞洲貨幣。1月20日，港幣和港股雙雙下跌。觀察此次香港匯市與股市的突然下跌，可能原因是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預期傳導至香港市場，但更大的原因是國際貨幣投機者利用固定匯率的低風險高收益的優點，趁機惡意做空香港市場，從中牟利。

一、泰國案例分析

（一）內部環境

1997亞洲金融危機由泰銖貶值開始，隨后蔓延至整個亞洲，波及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導致東南亞許多國家出現經濟衰退的現象。泰國在1990年打開資本市場，實施資本市場自由化，同時允許泰銖在小范圍內波動。這種固定匯率制度成為了國際投機者優先攻擊的薄弱環節。1996年泰國國內已經出現資產價格泡沫、國際收支經常賬戶赤字等問題；另外，泰國銀行短期外債較多，短期外債通外匯儲備比例為128%。種種因素表明泰國內部金融環境不穩定越發明顯，國際投機者窺探已久。

（二）攻擊手段與應對措施

1997年2-3月，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從泰國銀行買入150美元的遠期泰銖合約，隨后多次拋售，5月，國際投機者再度打擊泰銖，泰國央行進行干預，但由于外匯儲備有限，7月，泰國被迫宣布放棄和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泰國央行做出三項抵抗措施：首先在遠期市場做出反向操作，大量賣出遠期美元，買入泰銖；其次聯合亞洲其他國家貨幣當局在即期市場買入泰銖；然后發出規定禁止國內銀行把泰銖拆借給國際買家，同時大幅度提高銀行間同業隔夜拆借利率。

二、香港案例分析

（一）內部環境

香港與泰國相比，財政穩定，經濟健康增長，官方外匯儲備充足，債務較少，香港市場化程度完善，內部金融環境穩定度高，聯系匯率制度信譽良好。但隨著美元升值和泰銖等東南亞國家危機的相互傳導，香港的匯率穩定存在嚴重壓力。

（二）攻擊手段與應對措施

盡管香港的經濟基本面要好于其他東南亞國家，但是危機之間相互傳導的機制也使得香港受到了猛烈的貨幣攻擊。香港金融市場受到了多方面的攻擊，投機者獲利方式主要依靠股市下跌，通過做空港幣造成了股市、匯市、利率的惡性循環。投機者通過發行債券籌集港元；同時，在股指期貨市場上大量賣出空方頭寸；并且耐心等待，到達適當時機拋出之前籌集的港幣，推高利率，引起股市的大幅波動。8月13日，香港政府突然出手干預，毫無預兆的利用官方儲備強行干預股票和期貨市場。同時，伴隨著一系列政策出臺，限制拋空港幣；限制股票和股指期貨的交易期限；降低股指期貨的杠桿率；增收期貨投資者高額的保證金。

三、對中國啟示

在危機來臨時，市場化調節方式顯然效果有限。泰國政府采取措施在遠期外匯市場買入泰銖，香港政府直接救市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出臺相關政策，禁止拋售港幣等。港幣在此次貨幣戰爭中得以保存，聯系匯率制度防守成功，是東南亞經濟危機中僅存的獲勝者。面臨貨幣攻擊時，攻擊手段多在匯市、股市集體做空，因此，危機防范需要在外匯和股票等市場上同時進行。危機應對過程中，市場常常失靈，所有市場化干預手段可能被市場曲解，非市場化手段資本管制和救市等方法往往奏效。

匯率是兩國經濟的相對實力對比，傳統的固定匯率制度能夠維系，需要兩國短期經濟處在同一周期內運行，需要面臨兩國經濟潛在增速、通貨膨脹水平、國際收支情況大致相同等壓力。克魯格曼三角形的“三元沖突”的基本目標包括，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自由流動。貨幣當局需要在不可能三角形中找到平衡點，推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匯率逐漸降低壓力，同時實行適當的資本管制。尤其中國現在處在增速換擋時期，匯率制度需要保持高度的靈活性，觀察兩次危機得出貨幣危機通常與固定匯率制度有關，特別在國內經濟不穩定時，易暴露出其他風險，僵硬的匯率制度無法充分反應一國的經濟實力，存在高估或低估的可能，給投機者提供做空套利的機會。

當前，中國經濟增速較快，擁有全球最多的美元儲備和黃金儲備，外債占比低，經常項目出現順差，資本項目開放不高的情況下同樣出現順差，國內金融體系健康，中國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低，并且不具備國際投機者貨幣攻擊的內在環境。但在供給側改革的宏觀背景下，須盡快化解房地產泡沫，隱性不良，重工業產能出清存在潛在風險點等問題。一國的內在環境穩定是對外開放的根本，內部推進結構調整，解決失業壓力才能為人民幣全面國際化、開放資本賬戶等改革奠定基礎。同時采取管制資本賬戶的手段加以配合，防止出現國內資本大幅度外流和被國際游資惡意做空等問題的出現。中國能夠避免亞洲金融危機的不良影響，主要因為中國金融體系對外開放有限，一旦打開將面臨更大的風險。

四、結語

國際游資之所以敢于與各國央行為敵，進行貨幣攻擊在于其低風險高收益，并且，一國經濟體內部的金融脆弱使其通常面臨內外目標難以平衡的沖突。通過泰國和香港的經驗表明非市場化方式成效顯著。在供給側改革背景下，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一項復雜、艱巨的任務，在面臨美聯儲加息，朝鮮半島局勢緊張等一系列復雜的國際問題時，必須穩定貨幣政策，強化國內金融環境監管，加強國際金融合作，合理控制國際資本的流動，穩定人民幣匯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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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達國家對跨國企業并購當地企業的管制情況

跨國并購的歷史，可追溯至上個世紀的5次全球性并購浪潮，基本都發生在西方國家。從過去幾十年間FDI的流向數據就可以看出，雖然在最近一些年間，FDI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有了充分的發展，可是占據FDI和跨國并購活動的主體仍然來自發達國家。至今為止，仍有約80％的跨國并購發生在發達國家經濟體。(參見圖)

(一)美國針對跨國并購的管制

美國針對跨國并購的管制主要依靠其復雜的法律體系，之外還有一些針對行業的特別限制條款。

就法律而言，因為美國是世界上并購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也是針對并購的法律體系最為復雜的地方。不過美國并購法律體系并未對外國人和美國人進行區別對待，而且美國沒有獨立的外國投資法律體系。因此，對跨國公司并購進行直接管制的法律法規并不存在，美國的并購法律體系適用于任何企業并購。

1　美國調整并購的法律體系與執行機構

(1)聯邦反托拉斯法。美國是最早對公司并購進行法律管制的國家，其反托拉斯法以“有效需求論”為基礎，塑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反對壟斷，保護消費者利益，其法律體系主要包括1890年謝爾曼法、1914年的克萊頓法及在這之后頒布的若干修正案。

(2)聯邦證券法。由《1933年聯邦證券法》、《1934年聯邦證券交易法》和《1968年威廉斯法》三部法規構成。《1934年聯邦證券交易法》決定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實施證券法案、管理證券交易，監管市場。而《1968年威廉斯法》正是有關并購的聯邦證券法的核心，該法對通過證券交易所逐步收購和通告發出收購要約一次性收購作了規定。

(3)州一級的并購法律。州并購法律最突出的特點是對敵意并購進行限制或懲罰，主要表現在對目標公司的反并購行為予以法律上的承認或支持；規定對敵意并購行為進行懲罰；或者干脆直接通過立法防止敵意并購行為。在執法過程中，普遍的傾向是對外國并購公司施以更加嚴厲的限制。

(4)政府頒布的并購準則。美國司法部為了便于執行反托拉斯法，每隔若干年就頒布一次兼并準則，用于衡量什么樣的并購可以被批準，什么樣的得不到批準。

在美國，執行并購法律的機構是聯邦貿易委員會、司法部以及各州的有關部門。

2　對跨國并購的特殊限制條款

按照國際通行慣例，除了在一些特殊領域，如國防工業、金融、保險、通訊、廣播、交通運輸等對外資實行一定的限制外，在其他領域，外資進出自由。

(1)國家安全。外國公司欲并購的美國公司如果涉及到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產業，該項并購將受到特殊的審查，執行審查任務的機構是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在認為該項并購威脅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外國投資委員會將就此并購提請總統審查。美國國會甚至至今還試圖使該修正案的適用范圍擴大到“經濟安全”領域。

(2)航空。外國公司對美國航空公司的收購不得超過25％的股份，航空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中美國籍的董事比例不得低于2/3。

(3)海運。外國個人、公司或政府在該美國船運公司的股份不得超過25％，否則就取消沿海、內河航運權。未經聯邦運輸部長的批準將在美國注冊的船舶出售給外國公司，屬于違法行為。

(4)通訊、金融、原子能等也有限制。美國對跨國并購管制的主要特點是：外松內緊，表松里緊。看起來比較容易的寬松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外國人想要進行跨國并購，具體實施遠比想象的復雜，特別是并購管制中的一些技術問題。

(二)英國針對跨國并購的管制

英國基本屬于一個投資完全自由化的國家，除了某些行業如運輸、船舶、廣播等特殊部門，許可外國投資者在其境內自由投資。所以英國沒有特殊性的外資政策和外資法律對跨國并購活動進行監控，跨國并購活動被當作同國內的經濟情況一樣，受到英國法律對于并購方面的調整和規制。

英國對于并購的規制主要依靠其于1973年設立的《公平交易法》為主體。有關公共利益的實質性標準得以在、此法律中體現，主要看并購是否符合英國的公共利益，是否妨礙有效競爭，是否影響就業率，以及效率和支付的平衡。具體評判標準有5條：是否有利于保持和促進英國市場的競爭局面；是否有利于提高消費者權益；是否通過競爭促進了新產品的開發或成本下降；是否有利于產業和就業的平衡分布；是否有利于保持和促進英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實力。

從實際的情況看，只有很少比重的并購案例受到嚴格的審查。英國針對并購的總的控制比較寬松，即使1998年英國進一步希望加強對于跨國并購的監管，可是受到歐盟政策的影響，相關內容并沒有很大的轉變。

二、發展中國家針對跨國企業并購當地企業的情況研究

(一)韓國對跨國并購的政府管制的做法

韓國是這些年來亞洲發展最快最好的國家或地區之一，而且韓國是個相對比較開放的國家。韓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也得利于其較為穩妥的外資政策。仔細觀察韓國的外資開放近年來的過程，可以體會出他們的慎重之處。1984年，韓國通過修改《外資引進促進法》，放寬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限制，外商可以在472類產業進行投資。到了1988年，韓國政府進一步放寬開放領域，將可以供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擴大到762類。

1993年6月，韓國政府頒布《開放外國人投資五年計劃》，提前一年時間向外商預告的方式分期、分批、按照類別逐漸開放市場。到了1997年，將禁止外資直接投資的范圍縮小到92類，使外商投資的自由化率提高到93.4％。1998年，韓國通過立法，準許外國人并購韓國企業。同年5月，韓國進一步通過立法《外國人購買和擁有不動產法》的修改，放寬了外國人購買韓國不動產的限制。1998年4月，韓國又把對外資開放的領域中加入了31個新的產業。一直到1998年底，除了國家安全，文化相關的21個產業，韓國政府所開放的領域已經達到了OECD發達國家的標準。韓國政府的分階段、分批次、有步驟對外資開放領域的拓展方式，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民族產業受到外資的正面沖擊。

(二)拉美和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對跨國并購的政府管制的做法

近年來，伴隨著跨國并購在拉丁美洲和東南亞國家的增多，許多國家的對外投資特別是跨國并購政策有以下一些動向：

第一，加強了對外國投資的保護、鼓勵和促進。由于外國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并購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日益得到認識，拉丁美洲和東南亞國家普遍在努力吸引包括以

跨國并購方式進入的外國直接投資，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跨國并購的投資自由化政策。近年來，這些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強了對外國投資的保護，取消了對外國投資的某些限制，擴大了開放的領域，增加了促進投資的措施，提高了外國投資的待遇。這些政策取向也反映在近年來簽訂的雙邊和多邊與投資有關的協定中。例如，在1998年下半年和1999年，智利與墨西哥之間以及歐共體成員國與墨西哥之間簽訂的自由貿易和投資協定就體現了減少限制和自由化的趨勢。東南亞的東盟和拉丁美洲的南錐共同體市場這些區域集團的形成促進了跨國并購的發展。

第二，保留了對跨國并購的某些限制。世界各國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管理和法律框架一般來說也適用于跨國并購。在取消對外國所有權的限制后，允許收購國內企業的多數股權。但與此同時，仍有許多國家，包括拉美和東南亞國家，對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并購采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保留了東道國針對跨國并購的各種政策工具，其中包括對于跨國并購的特別批準要求。這方面有代表性的就是馬來西亞政府對跨國并購采取的政策。馬來西亞政府專門針對跨國并購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1，應當直接或間接導致馬來西亞人更加平等地擁有所有權和控制權；2，在馬來西亞人的參與程度、所有權和管理、收入分配、經濟增長、就業、出口、產品與服務的質量和品種、經濟多元化、當地原料的加工與提升、培訓、效率以及研發活動等方面帶來直接或間接的凈經濟利益；3，不應對國防、環境保護和區域發展等方面的國家政策產生負面影響。比如在墨西哥，在絕大多數行業對外資開放的情況下，規定外資不可以進入石油開采、天然氣、鈾處理、核能利用、鑄幣、發電和電力供應、鐵路、無線電、放射物礦產的開采等。另外，由墨西哥公民所進入的林業、汽車運輸業、海運和空運也是外資被限制的領域。

第三，金融危機迫使東道國放寬對跨國并購的限制。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1998～1999年，亞洲受危機打擊最嚴重的5個國家的跨國并購迅速增加，占了亞洲跨國并購總額的60％。這5國中有4個是東南亞國家。金融危機使這些國家的銀行業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不得不靠外國投資對銀行業進行重組，從而推動了大規模的跨國并購，使金融業成為危機之后外資收購的最大行業。

篇9

1.美國模式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金融危機和利率波動等影響，美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相當嚴重，有問題的商業銀行多達1400多家。從1980年到1994年，有1295家儲蓄和貸款機構破產，1617家聯邦保險、銀行破產或面臨破產，各種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高達7000多億美元。針對嚴重的銀行危機，美國政府和商業銀行分別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1）政府措施。作為政府部門的FDIC（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RTC（重組信托公司）及時推出處理不良資產的整體戰略措施。一是公開拍賣和暗盤投標，將其接管的大批破產商業銀行的資產出售給民間企業。二是簽訂資產管理合同，將不良資產委托給民間合格承包商進行處置。三是資產證券化，加快不良資產的處理進程。四是股本合資，由RTC與民間投資者組成合資公司，共同處理破產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除此之外，美國政府和國會還在不良資產的重組過程中注入近2000億美元的資金，其中國會撥款近1000億美元。

（2）商業銀行措施。銀行危機出現后，美國的商業銀行也采取了一系列較為有效的措施，其中之一即有名的好銀行壞銀行模式。所謂好銀行壞銀行模式是指把不良資產從一家問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分割出來，由另一家特別成立的專門用來解決銀行不良資產問題的不良資產管理公司（即所謂的“壞銀行”）來處理。另外，還有一些投資銀行的業務方式，如成立風險貸款搶救部、及時沖銷呆賬、對收益較好的資產采取拍賣和資產證券化等方式，把分割出來的不良資產逐漸變現。

（3）政策效果評價。經過政府和銀行的共同努力，2000多家有問題的儲蓄貸款機構得到成功接管，銷售資產價值總值4000億美元，銀行的盈利和經營環境有了改善，銀行處理不良資產的能力有了顯著提高，儲蓄貸款銀行系統得到徹底整肅和加強。雖然還有一些細節問題尚待解決，但從總體來看，美國在不良資產的處理上是相當成功的，已經從資產質量惡化的困境中走出來。

2.韓國、東南亞國家模式

1997年夏，從泰國開始的金融危機席卷了整個東南亞，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經濟均遭受重創，尤其是金融系統，銀行不良貸款猛增，許多金融機構陷入資金緊缺、無法經營的困境。

由于東南亞各國不良資產的大量累積與各經濟體政府直接介入經濟運行的行政方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危機后各國政府均積極介入不良資產的處理，并迅速成立資產管理公司，以政府為主導，采取了大體類似的國有化解決框架。主要方式大體有：以政府債券置換銀行不良債權；為增加銀行資本金進行注資；利用呆賬準備金制度注銷損失資產；構筑法律政策環境；推進金融機構的整頓與合并；調整企業債務機構等。由于采取的措施較為及時和徹底，僅僅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后，上述國家都已經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尤其是韓國和泰國表現得更為明顯，金融系統漸趨穩固，投資者的信心逐漸恢復，貨幣匯率和股市持續反彈，銀行的穩定性有了明顯的提高。在取得成效的同時，各國也遺留了一些尚待處理的問題，包括如何加強銀行的內部管理尤其是信用管理，以防止再次引發危機；如何改革銀行管理制度，減少政府對銀行貸款的行政干預等方面，還需進一步深入和完善。

二、國外銀行不良資產處置模式對我國的啟示

1.成立專門機構處理銀行不良資產

成立專門機構尤其是資產管理公司幾乎是各國共同的選擇，如美國、法國、瑞典、東南亞等國的資產管理公司，日本的橋銀行，均在銀行不良資產的處置上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我國也在1999年先后成立了信達、華融、長城、東方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專門處理從四大商業銀行剝離出來的巨額不統漸趨穩固，投資者的信心逐漸恢復，貨幣匯率和股市持續反彈，銀行的穩定性有了明顯的提高。在取得成效的同時，各國也遺留了一些尚待處理的問題，包括如何加強銀行的內部管理尤其是信用管理，以防止再次引發危機；如何改革銀行管理制度，減少政府對銀行貸款的行政干預等方面，還需進一步深入和完善。

2.開放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加快不良資產的處理進程

從國際經驗來看，開放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將不良資產的處置置于統一的國際市場中，幾乎是世界各國處置不良資產的共同特點，我國資產管理公司也在2001年末通過公開招標的方式向國外金融公司打包出售不良資產，但規模不大。面對逐漸逼近的國外銀行的競爭壓力和數額龐大的不良資產，開放我國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引進外資加快我國不良資產的處置進程，已成為必然之舉。

3.在處置手段上實行多元化，多種方式并用

在處置已經存在的銀行不良資產時，我國資產管理公司可以借鑒國外經驗，多種方式并用，針對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手段，對于不同的企業可以采取資產重組、債轉股、資產證券化、拍賣、租賃、銷售等不同方法，靈活多樣地運用國家賦予的各項政策，提高資本運用水平，促進現金回收，加快不良資產的處置進程。

4.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改革，建立國有商業銀行新的經營機制

在解決歷史形成的不良資產的同時，要切實轉換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機制，建立現代商業銀行制度，從源頭上根除新的不良資產的產生。從內部來看，要深化銀行內部改革，建立和完善經營機制和風險分擔機制，嚴格內部監督制；從外部環境看，中央銀行要加強對金融機構行為的規范，依法維護商業銀行的經營自。這樣，從內外兩個方面確保商業銀行建立以“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為核心的新的經營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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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資本流動國際金融危機應對策略

國際資本流動是指資本在國際范圍內的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流動，可以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帳戶反映，資本流動分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兩種情況。國際資本流動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見的有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融資和國際負債三種。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的國際流動日益活躍，成為許多重大經濟事件背后的關鍵影響因素，這同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情況其實也不外乎一種非常簡單的需求與供給的平衡關系。從需求角度來看，一是發達國家的老齡人口增加推動了養老金規模的逐步擴大，國際資本市場成為其投資和獲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場所；二是中產階層人口增加，他們的經濟實力強，對投資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為獲取更高投資收益而承擔更高的風險，于是，其收入積蓄從傳統的銀行儲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場，從而推動了共同基金的迅速發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的管制從8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放松，客觀上推動了國際資本市場，非凡是衍生金融產品市場的快速發展。

國際資本市場的現狀

資本市場的組成不外乎兩個方面：市場的參與者和市場上的產品。20年前，商業銀行構成了整個金融市場的主體部分，而今天，盡管銀行類機構仍然是清算體系的使用者和主要治理者，但是從資產規模來看已經遠遠低于投資類機構，如養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國際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和產品兩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經大大豐富，從組成模式來看當前的國際資本市場呈現出一種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緊密的格局，也就是說網絡化。在這種日益凸現的網絡化趨勢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這就是一些傳統的風險監測和治理手段受到嚴重的挑戰，非凡是所謂的對銀行8%最低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現在看來并不“充分”，因為銀行僅僅有8%的“墊底資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資本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后果就是：實際生產部門所面臨的一些困境對銀行領域的“波及效應”被網絡大大放大了。另外一個因素：電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斷更新帶來了更復雜的資本流動形式和更大的市場波動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資本市場的資本流動速度。更多的資金以短期獲利為目的，導致市場波動性不斷增加。70年代因為石油危機導致全球發生債務危機時，假如人們對當時全球各個分割的市場之間的連鎖反應還有驚詫的話，那么，在21世紀，假如由于全球資本市場體系中的某一個市場發生問題而導致整個體系陷入危機，估計大家不會再驚詫了。因為全球經濟和金融一體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哪一個市場會在全球危機的狀態下而再獨善其身。

導致國際資本市場資本流動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還在于進入90年代以來開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國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應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資本流動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場規模很小，但已經能夠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外部市場變化的波及效應。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資本流動壁壘和保護墻將逐步減少直到最終消失，這些波動的影響將變得更為直接和明顯。所以國際資本流動可能引發的問題從現在起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成因

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對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促進資本和技術在各個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隨之而來的波動和因此而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網絡化和信息化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全球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為主要特征，金融資產價格波幅之大，傳播范圍之廣，為前所未見，這種劇烈的波動及其附帶的擴散效應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國際金融危機一般有3種表現形式。貨幣危機指一國貨幣在外匯市場面臨大規模的拋壓，從而導致該種貨幣的急劇貶值，或者迫使貨幣當局花費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維護現行匯率；外債危機是指一國不能履約償還到期對外債務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門的債務和政府債務；銀行危機是指由于對銀行體系喪失信心導致個人和公司大量從銀行提取存款的擠兌現象。

國際金融危機離中國并不遠。從歷史上看，上個世紀末是金融危機多發時期：從最早的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再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機。其中以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具備國際金融危機的特點，當然破壞力也最具全球性質。

作為現代經濟的血液傳導輸送系統，國際資本市場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關注。亞洲金融危機及其觸發的全球范圍的市場動蕩不安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直到今天其影響仍在繼續，這足以說明國際資本流動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對它的成因以及對策的研究是關系到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重大問題。

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假如簡單的列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經濟過熱導致生產過剩；貿易收支巨額逆差；外資的過度流入；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和不當的匯率水平；過早的金融開放。但是在實際中這些因素往往是綜合起來起作用的。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來具體分析就不難看出，是內部和外部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結果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總爆發。具體的原因可以歸結如下：

經濟發展過熱，結構不合理，資源效益不佳。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從70年代開始相繼起飛，增長很快。但長年的高速增長也積累了嚴重的結構問題，這些國家都注重于推動經濟的新一輪的增長，忽略了對結構問題的解決。

“地產泡沫”破裂后造成銀行壞帳呆帳嚴重。東南亞各國在過去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房地產價格暴漲，吸引銀行向房地產大量投資，銀行呆帳的增加大大影響了東南亞金融體系的穩定，在危機之前一些金融機構已經瀕臨破產。

從外部看，其它資本市場，如日本股市的復蘇和美元的持續走強，都使得一部分原來流入東南亞的外資撤離，構成了對這些亞洲國家貨幣的強大壓力。在這種形勢下，巨額國際資本的高流動性和高投機性終于攪起了這場空前的金融動蕩。

國際金融危機具有廣泛和巨大的影響。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它對各國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由于在進行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的調控和治理得當，那次亞洲金融危機并沒有對中國造成直接影響。但是不管如何，我國仍然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種種間接影響。

我國防范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國際經濟仍然在為成功擺脫衰退回歸繁榮而努力。另一方面國際資本市場的波動性和不可猜測性仍然存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國家金融、經濟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于成功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直接波及的中國而言，分析其產生原因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同時如何抓住機遇調整結構制訂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機也是我國金融業今后發展的重要課題。

筆者認為，我國防范和化解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可以歸結如下：

防范金融風險的最佳途徑是優化本國經濟結構，強化本國經濟。各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發展中國家只有優化國內經濟結構，才能真正改善長期國際收支的狀況，確實保護自身不受國際資本流動無常變化的影響。

有計劃有步驟的開放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對外開放要慎之又慎。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為了吸引外資流入，往往在條件不具備或者預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殊不知當答應國外資金自由流入本國時，同樣也必須答應自由流出。當國際游資流入時，假如運用不當將使本國經濟陷入困難，假如一有風吹草動，大量資金外流時本國將面臨對外支付的困難。因此我國今后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兌換應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條件比較充分時再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

中國的開放必須是在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條件下的開放。國家經濟安全是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融合的情況下很多國家必須考慮的問題。國家經濟安全是指大國、小國共同地融在一個大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它們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來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風浪沖擊的能力也是不一樣的，這種保衛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國的經濟安全度。經濟安全的保衛需要本國一整套的系統，既要開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進出口資金的治理方面使本國的企業、政府和銀行人員的經營能力與發達國家拉平，有在治理、經營、投資各方面和發達國家同等素質的人才、系統、制度。

開放金融市場要做好預備和試點，應該采取謹慎的步驟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熟悉到我國與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國的情況不能與發達國家進行簡單對比。發達國家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方面也經歷了若干歷程。發達國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完善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相適應的。同時，也是金融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產物。我國由于市場基礎和市場規范還很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也需要在開放中的動態博弈中逐步提高，對于資本自由流動這把雙刃劍，在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包藏著巨大風險，因此在目前我國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讓資本自由流動。但是資本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因此在目前我們就應該積極進行預備，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實現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調整，為中國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資本市場打下堅實的基礎。

為了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是歷史的必然。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既享受國際資本市場和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種種好處，又同時防范和化解由此產生的金融危機風險就成為中國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它給中國金融機構、中心銀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許多政策上的挑戰。對此，只有未雨綢繆早作預備才是應對挑戰的正確策略。通過制定正確的政策措施，筆者相信中國一定能夠健康、順利地實現經濟的更大發展。

參考資料：

姜波克，《國際金融新編》第三版，August，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