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糾紛的訴訟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糾紛的訴訟，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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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彌補立法上過于粗簡的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頒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釋對簡易程序進行進一步規范，其中部分內容，如賦予雙方當事人程序選擇權、規定簡易程序與普通程序的轉換等，還在此次修訂中正式寫入《民事訴訟法》。上述司法解釋對于立法的粗簡起到了一定的彌補作用，在司法審判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司法解釋囿于效力的限制，與《民事訴訟法》不在一個法律位階，執行起來顯得剛性不足，這就使得簡易程序沒有建立起相應的地位。適用標準抽象和不明確。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用“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三者結合起來界定適用簡易程序的標準，這種規定存在著很明顯的缺陷和邏輯錯誤。在司法實踐中，何為簡單民事案件，完全取決于法官的主觀理解。程序設計未體現簡便快捷。簡便快捷是簡易程序區別于普通程序的明顯特點，也是其最大價值所在。目前，我國《民事訴訟法》在普通程序的基礎上規定了簡易程序，其大部分規定都參照普通程序的做法，只是少了合議庭組成，無合議庭筆錄，對案件審理的部分環節進行了簡化，其他環節與普通程序相比沒有太大差異，并未體現簡易程序應有的規律，遠不能滿足對簡易民事案件審判的要求。

我國小額經濟糾紛案件訴訟程序的構建

(一)立法模式的選擇

綜觀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小額訴訟立法，大致存在三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在民事訴訟法典外單獨設置小額訴訟程序，如美國各州都規定了專為小額法庭制定的訴訟程序，韓國為處理大量的小額案件專門制定了《小額審判法》。第二種模式是在民事訴訟法典中設置專門的章節來規定小額訴訟程序，如英國在其《民事訴訟規則》里專章規定了小額索賠審理制，日本在其《民事訴訟法》里第六編專編規定了“關于小額訴訟的特則”，我國臺灣地區也在其《民事訴訟法》里對小額訴訟程序做出了特別規定。第三種模式是在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中對小額訴訟程序做出規定，如德國和法國的小額訴訟程序就是通過對簡易程序的簡化來實現的。筆者認為，結合世界小額訴訟的幾種主要立法模式，并從我國國情和立法傳統出發，我國可以在民事訴訟法典中的簡易程序一章后設置專章來規定小額訴訟程序，從而使小額訴訟程序獨立于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

(二)適用范圍的確定

對于小額訴訟程序的適用范圍，我國應當采用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即以訴訟標的額的最高限額作為小額訴訟的適用標準。小額的標準直接與普通民眾的消費規模和交易習慣相關，我國人均收入偏低且不同地區差別較大，甚至在同一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內的不同地區也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各地區不宜統一規定“一刀切”的標準。應根據中國各地的不同情況，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基礎上，各省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各自的經濟發展水平在上述幅度內自行確定轄區內不同地區的標的額上限，最后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同時，小額訴訟程序適用案件類型一方面限于給付之訴，另一方面給付請求不僅限于金錢，也可包括其他小額動產或有價證券，這樣更符合小額訴訟程序的目的。

(三)地域管轄的特殊性

現行《民事訴訟法》對民事案件的管轄采取了“地域管轄”原則，第二十一條確定了“原告就被告”的管轄原則，第三十四條確定了“合意管轄”的原則。在小額經濟糾紛中大量存在著消費者與商家或廠家的消費糾紛，而消費者與商家或廠家的經濟地位懸殊，如果還是要求廣大消費者統一到商家或廠家住所地或格式合同確定的法院，將可能給當事人帶來更大的訴訟成本，進而影響當事人訴諸法院維護自身權利的積極性。因此，在小額訴訟程序中，應當確立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轄這一原則，有助于保護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的小額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利;而當雙方當事人均為法人商人或均為自然人時，就不適用此項原則，而仍應依照通常的“原告就被告”與“合意管轄”原則。

(四)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

在民事訴訟領域，程序選擇權主要是指在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范圍內，當事人有選擇訴訟程序及其他程序事項的權利。與《民事訴訟法》當事人雙方“約定”適用簡易程序的規定不同，原告時，可以主動行使程序選擇權，選擇是否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如果原告選擇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則被告享有了程序異議權。即如果被告就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有異議，應當在答辯期內向法院提出異議申請，并說明理由，經法院審查，如果異議成立，應將案件轉入簡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如果被告在答辯期內沒有提出異議，則視為默示同意選擇小額訴訟程序。

(五)限制律師

小額訴訟因其標的額較小，訴訟成本有限，聘請律師必將大大增加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不符合小額訴訟設立的目的?？梢栽谛☆~訴訟程序的立法中取消有關律師的規定，但針對當事人法律專業知識不足的情況，法官應更主動地介入訴訟、行使職權，而不像在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中那樣消極。

我國小額經濟糾紛案件訴訟程序的具體設置

(一)形式

當事人可以預約到法院。當事人可以口頭，也可使用固定格式化狀，這種狀由法院提供，并且法院應預先印制各種常見狀的樣稿，供當事人參考填寫。當事人口頭的，法院應當記入筆錄，由當事人簽字確定。

(二)庭前準備工作

為了保證庭審的順利進行，開庭前的準備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把準備工作復雜化。關于開庭的各種通知和訴訟權利的告知，應以口頭方式，并簡化送達、簽字等手續，避免小額訴訟程序復雜化。

(三)實行獨任審判

通過對小額訴訟程序的域外考察可以看出，世界各國均規定了法官獨任審理的制度。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五條也規定:“簡單的民事案件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理”，而小額訴訟程序審理的是較之更為簡單的小額經濟糾紛。因此，我國在構建小額訴訟訴程序時，也應當規定一審審理由審判員一人獨任擔當的制度。

(四)審理時間和審理期限

為了不影響當事人的正常工作，節約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可以將開庭時間安排在節假日或者夜間，由法官根據當事人雙方的具體情況自行決定。在雙方當事人一同到法院要求解決糾紛的情況下，則應當立即安排人員進行審理，爭取當日審結。并且，按照我國簡易程序所規定的3個月的審理期限，對于小額訴訟程序來說還嫌過長，可以規定在立案之日起30日內審結。

(五)調解前置

注重調解一直是我國民事審判的優良傳統，在構建我國的小額訴訟程序時應當規定調解前置主義:即凡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審理的案件，應當先行調解，鼓勵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及時化解矛盾，調解不成的才進入審判程序;并且，對于調解成功的案件，當事人只須繳納二分之一的訴訟費用，以調動當事人的積極性，提高前置調解的成功率。

(六)簡化證人作證

在小額訴訟程序中，證人未必都要出庭作證?？梢栽试S證人將法官需要詢問的事項提供證言，并在當地公證機關進行公證，或由法官在開庭階段電話詢問證人，而不必一定要求證人出庭作證。

(七)簡化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程序

在小額訴訟程序中，關于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程序，有三種情形可以從簡進行:第一，遇有雙方當事人相互認可或無爭議的事實及情節，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完全可以從簡進行，對事實、情節、證據不進行審理和調查，只將雙方認可的情況記錄在卷就可以了;第二，遇有雙方當事人對案件事實、證據無爭議，只是在舉證責任的承擔和法律的運用上有分歧的情形，法庭調查可以省略，而直接引導雙方進行法庭辯論;第三，依小額訴訟程序審理的案件，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不必機械地分開，完全可以靈活地交叉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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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法經濟法糾紛必要性司法解決機制

一、對經濟法糾紛的理解

1.經濟法的概念。經濟法就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進行整體的、系統的、全面的、綜合的調整的一個法律部門，在我國的現階段，它的主要功能是調整我國社會生產及再生產過程中所出現的，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它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含義：其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其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我國的經濟法是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部門法，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經濟關系可以由民法來調整，而國家行政主體與市場主體之間的社會公務性經濟關系則由行政法來調整。

2.經濟法糾紛的涵義。經濟法糾紛就是在我國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出現的需要國家政府司法部門出面來調節的經濟法律糾紛，這些糾紛的處理部門即政府的職能部門是由國家賦予其權力的。經濟法糾紛的范圍很廣，它包括在經濟運行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與經濟有關的權利和義務等的爭議，這些爭議妥善、有效的解決是我國經濟秩序和諧、穩定運行的保證，可以說運用經濟法來解決各種經濟糾紛也是關系到我國長治久安的前提保障。

3.經濟糾紛與經濟法糾紛的區別。經濟糾紛是由利益主體權利及義務方面所產生的矛盾而導致經濟主體之間的糾紛，它所涉及的范圍比較大，可以是機關單位間的糾紛、平等主體間的糾紛等等。而經濟法糾紛則有所不同，它所指的是在進行經濟調節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經濟權利及義務間的爭議。也就是說經濟法糾紛不同于經濟糾紛，它不是在進行商品交換等一些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糾紛，也不是一般的民事糾紛所能引起的，而是與糾紛雙方的經濟實力或社會地位等等情況相關，它也不是普通的行政糾紛和民事糾紛，與經濟糾紛有著根本的區別，如果它未構成犯罪，是不能用刑事手段來處理的。

二、通過司法解決的必要性

1.國家宏觀調控的需要。我國一直都在實行著宏觀調控的政策，但由于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而且近幾年來經濟發展迅速，所以在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和再配置過程中，即使應用了宏觀調控，也難免會受到資源的有限性及稀缺性等等條件的限制，而出現分配不合理及不平衡等現象，這樣因為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的情況，就不可避免的會出現經濟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利益之爭，再加上國家的調節主體如果在這個時候出現的現象，就會更加加速經濟法糾紛的產生，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組織、個人利益同時受損，當這種經濟法糾紛出現時，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將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經濟環境的和諧與穩定，影響經濟法的有效實施和資源的合理配置。

2.是解決所有糾紛最有效的途徑。在我國，解決糾紛的方法不外乎四種：仲裁、協商、行政、司法，而司法則是被認為是解決所有糾紛最有效的辦法和途徑，當經濟法糾紛涉及到國家經濟調節主體以后，因為仲裁機構只是一種社會組織，它沒有權力對國家的行政機關行使仲裁權，而且有的經濟法糾紛的當事人也不信服仲裁機構，這時就必須要進入司法程序，交予法院進行處理。

3.監督和制約國家行政機關。經濟法糾紛與民事糾紛、刑事案件等等不同，它雖然也具有可訴性，可以通過司法的途徑來進行解決，但就我國當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的經濟法糾紛大多都終止于行政解決，因為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一般情況下都不愿意訴求于法院，走法律的路子去解決矛盾，而這種經濟法糾紛只有通過司法的途徑去解決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答案，也才能有效的制約和限制有關國家行政機關的行為，從而讓國家權力機構的經濟調節權得到監督，防止一些腐敗現象的產生，促進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

三、對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的方案分析

1.把經濟法案件歸類于刑事訴訟案，只要違反經濟法的規定，達到犯罪的程度，就要按照規定去追究其刑事責任，不再屬于經濟法訴訟的范疇。

2.如果現行的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能解決經濟法糾紛，就按原法律規定去執行，因為只要能使經濟法糾紛中當事人的權利能得到維護，糾紛最終得到解決，當事人是不去追究用民事訴訟還是行政訴訟手段的。

3.如果現行的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等等不能解決經濟法糾紛，就要建立和健全全新的補充制度，不管何種形式立法，其目的都是使經濟法糾紛得到徹底解決。

四、司法解決的機制探討

經濟法糾紛不僅包括合法的經濟組織在進行各類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經濟法糾紛，還包括國家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中所產生的經濟糾紛和進行經濟秩序的整頓時所產生的經濟糾紛等等，如果要建立一種適合我國經濟發展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糾紛司法解決機制，首先就要對產生糾紛時需要進行調解的對象進行深入、細致的了解和分析，再結合我國當前的經濟現狀、政治形勢以及各地不同的文化環境、風俗習慣，去尋求一種合理、合法、有效的解決途徑，并建立和完善經濟法糾紛的司法解決機制。

1.可以用民事訴訟來解決的經濟法糾紛。民事訴訟包括特別民事訴訟和普通民事訴訟，它是平等主體間的利益發生糾紛時的一種解決辦法。這里的平等主體就對經濟法糾紛有了一定的限制，因為大多數的經濟法糾紛主體之間在權力、能力、地位等等方面都不存在平等的關系，這時要用普通的民事訴訟就很難解決，所以要對民事訴訟的一些制度進行優化、補充、完善和革新。通常情況下可以對弱勢的一方提供一些無償的幫助，比如說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簡化一些訴訟程序、降低訴訟成本等等，以此來糾正當事雙方的不平等的關系，保證司法解決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2.可以用行政訴訟解決的經濟糾紛。行政訴訟解決糾紛的方法要比民事訴訟的效率高，它主要適用于糾紛當事人為國家行政機關單位或者是一些有法律法規行使權力的組織或個人，它也包括特別行政訴訟和普通行政訴訟兩種，所針對的行為主要是行政行為，因為國家行政機關是擁有國家法律法規所賦予的特別權利的，它可以行使國家調節經濟的權力，因此他們之間的糾紛需要由行政訴訟來解決，除了這些糾紛之外，還會產生一些國家經濟調節主體與受影響的另一方之間的糾紛，這樣的糾紛也只能由行政訴訟來處理?？傊ㄟ^行政訴訟來解決的經濟法糾紛，它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糾紛案件，必須要在行政訴訟的種類、所有證據的搜集及調節等各個方面做好各種優化及調解工作，避免使任何一方產生極端，影響國家的經濟調控，產生經濟秩序的紊亂，要使經濟法糾紛的雙方在和平、和諧、積極、有效的環境中得到解決。

五、結語

總而言之，我國的經濟法是一個新興的、與其它的法律有著本質區別的法律部門，它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商品經濟作用下的必然結果，它是以社會利益為基點，以處理和協調國家行政權力機關與社會組織或個人之間的關系為目的的一種法律，是一部綜合性、調整性的法律，只有解決和處理好經濟法糾紛，才能使經濟建設更好的服務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才能促進我國經濟體制的平穩發展，才能進行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的公平競爭，營造一個團結、穩定、健康的社會大環境，推動我國社會經濟大發展。

參考文獻：

[1]劉金明.經濟法訴訟模式的理性構建——評《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研究》[J].湖南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4:47-49.

[2]張姣.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研究[J].法制博覽(中旬刊),2014,07:112+111.

[3]程明月.經濟法糾紛司法解決機制探討[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6,04:192.

[4]趙龍.經濟法司法實施理論問題四論[J].理論界,2007,02: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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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分類

 

(一)綜合經濟法訴訟

 

我國的綜合經濟法訴訟學說從上世紀80年起始，這一過程中的主流依然是“大經濟法”，其訴訟模式是依據不同的情況來分別處理，這一處理措施對當時的經濟糾紛案件起到了積極作用，然依然有所不足，即綜合經濟法本身沒有針對訴訟內容加以區別，導致部分糾紛無法解決，難以滿足社會需要。

 

(二)獨立的經濟法訴訟

 

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后，得到了快速發展，經濟市場中的經濟糾紛案件也越發多元化，部分經濟案件被獨立，這使得當時的經濟訴訟程序出現了獨立經濟法訴訟說。這一措施能夠依據不同的糾紛類型，對案件進行科學合理的處理。獨立的經濟法訴訟相對于綜合經濟法訴訟來說，對特殊性方面有了更全面的考慮，產生效果良好。但當前，我國既有的經濟法體系導致訴訟制度、相關法律無法徹底分離，還難以完全實現獨立的經濟法訴訟。

 

(三)經濟公益訴訟

 

在經濟持續增長的過程中，關于公益的經濟糾紛案件也不斷增多，其中呈現出的經濟公益的訴訟范圍、內涵成為了學者研究重點：即依據起訴人的訴訟，對侵犯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為，進行相應的制裁、審批。經濟公益訴訟也同樣對經濟糾紛特殊性進行了完善，但經濟公益訴訟完善性不高，多數屬于個人利益的糾紛范圍，局限性較大，對其完善就必須要更多的經濟法理論支持。

 

二、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加以完善的必要性

 

(一)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理論依據

 

要實現我國依法治國的目標，國家法律就必須要不斷的補充和完善，特別是對于經濟法來說，其中利益錯綜復雜，成為了案件糾紛重點。只有對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加以完善，才能夠為其提供更好的理論依據：首先，制定出合理的訴訟程序，執行科學的裁決，其判決結果才能被接受和認可，從而實現對經濟領域秩序的維護;其次，現階段的經濟糾紛案件涉及到了國家、集體、個人多個層面，這必須要對其進行足夠的重視。

 

(二)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完善的迫切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始之初，人們對經濟領域的概念不夠清楚，導致制定的經濟領域法律不夠完善，市場上所引發的經濟糾紛案件也未得到合理對待、處理。但伴隨著市場發展，出現的經濟糾紛案件在種類、數量上有了不同程度增長，還有部分案件是因為經濟法本身、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本身的不完善性所導致，這促使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完善的緊迫性在不斷提高。就目前來說，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僅需要包含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維護內容，還要涉及收入分配、宏觀調控等內容，這使得我國經濟法內容更為復雜，必須要依靠更為完善的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進行處理，才能夠為我國經濟法發展提供助力。

 

三、完善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相關策略

 

(一)持續完善我國經濟領域的相關法律

 

目前，我國現行的經濟領域法律在維護社會主義經濟秩序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本身的發展，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不斷復雜化，這就需要對經濟領域的法律進行持續完善。同理，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本身和經濟領域法律之間是互相依存的：首先，在經濟領域相關法律持續完善的情況下，能夠對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進行更好的規范，樹立起更為完善的立法觀念，并且促進專門審判機構得以產生和持續發展，讓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得到更為長久的發展;其次，隨著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快速發展，其完善作用能夠有效的彌補經濟領域相關法律所呈現出的不足，更好的保障我國公民合法權益。因此，為了完善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必須要對經濟領域的相關法律加以完善，兩者的緊密結合發展，才能夠保證我國法律體系的發展與完善。

 

(二)逐步構建完善的經濟訴訟模式框架

 

現階段，我國相當一部分經濟糾紛都需要通過法律途徑加以解決，這就更需要持續的針對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加以完善，其中對經濟訴訟模式框架的完善尤為重要，對模式框架的完善能夠有效促進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完善。目前來說，主要存在的三種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在我國一定時期、領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們是經濟訴訟模式構建完善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對于經濟訴訟模式框架的完善，還需要更多類似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出現。這主要是由于我國所實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一制度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市場經濟來對資源加以優化配置，但我國還以此為基礎，實施了收入分配政策、宏觀調監控政策，通過這些政策的結合能夠有效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而也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存在，使得市場經濟中所出現的經濟糾紛更為復雜，只有構建完善的經濟訴訟模式框架，才能夠真正的確保各種不同的經濟糾紛類型得到全覆蓋，保證越發多元化的經濟糾紛得到科學合理的處理，讓廣大經營者和大眾能夠真正的接受、認可經濟裁決結果。

 

(三)學習發達國家成熟經驗加以完善

 

從市場經濟發展史上看，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比我國更完善、更成熟，其在市場經濟領域上的法律也更完善和成熟，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亦然。為了能夠促使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得以完善，可以對國外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加以借鑒，這需要做好以下幾點：

 

首先，目前世界上多數經濟發達國家，其本身由于多方面因素，所施行的法律制度、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存在一定的差異，那么在對于這方面經驗進行借鑒、學習的過程中，不單要學習到經濟法責任體系的本質，還要了解其中的內涵，進而真正的讓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能夠學習到發達國家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的成熟經驗，確保適合我國的市場經濟情況;其次，國外發達國家進行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完善過程中，做出了多方面的完善與努力，在借鑒和學習的過程中，務必要保證能夠把握學習的重點，從而在短時間內對我國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加以完善;最后，我國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與其他發達國家經濟制度差異較大，在成熟經驗學習過程中，不能盲目照搬、學習他國訴訟程序模式，應當要充分考慮當前國情，將成熟經驗充分與我國國情結合，制定出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發展的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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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依法清收

文章編號:1003-4625(2007)02-0047-02中圖分類號:F830.5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At present, our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are puzzled by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and low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proportion. Legally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is the main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ow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proportion. In the present credit and legal system environment of China,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make their advantage of vertical administration, improve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economic dispute cases by integrating man power resources, explore the innovative approaches of specialized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intensive management and market -orientation management and find a solution to the low benefit of legally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Key words:stat-owned commercial bank; non-performing assets; legally clearing & recovering

不良資產清收管理是商業銀行風險控制的重點､難點｡近年來,隨著各行新增不良資產涉法清收問題增多和存量不良資產清收空間逐漸縮小､難度增大,依法清收工作越來越重要｡但是,在依法清收工作中,由于各行特別是基層行普遍面臨著缺乏法律專業人才資源,在當地法院訴訟案件中地方干預多,在上級法院訴訟案件中各自協調､處理分散､效率遲緩,各行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勝訴未執結金額高､訴訟費墊支金額高､案件損失金額高而收回率低的“三高一低”狀況,全轄依法清收的專業層次和整體效益亟待提高｡對此,在管轄行層面上積極探索資產風險管理､不良資產經營､經濟糾紛案件處理相結合的清收路徑,著力構建大經營專業化績效拓展機制,充分發揮現有法律事務人員的專長作用,深層推進不良資產的專業化追償,實施集中強化依法清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集中強化依法清收的內涵

集中強化依法清收,是指在落實各行現行相關專業管理制度､要求不變的基礎上,按照系統原理,以管轄行為主､當事行為輔,整合轄內法律人才資源,在特定層面､環節集中處理相應審級法院以銀行為原告經濟糾紛案件的不良資產依法清收模式和專業工作｡

二､集中強化依法清收的組織機構

整合或依托管轄行法規､風險､資產經營部門組成經營性､服務性､專業性相結合的依法清收機構,集中本級轄內具有法律事務､風險管理､資產經營管理專長的人員,專業從事依法清收保全工作,提升資產風險防范和經濟糾紛案件處理層次｡案件量大且內部法律人才缺乏時可從本行律師庫或所需專長人員中臨時彌補｡

三､集中強化依法清收的層次范圍

根據銀行相關管理制度,按照各行經濟糾紛案件轉授權限和人民法院系統民事案件管轄權限對稱､結合的原則,相應管轄行依法清收機構可集中以下四類屬本級行管轄權限的經濟糾紛案件｡

1.超過當事行轉授權限的經濟糾紛案件｡

2.超過當事行所在地法院管轄,在上級法院審執的經濟糾紛案件｡

3.當事行因原審判決不公需上訴､申訴至上級法院的經濟糾紛案件｡

4.當事行在本地法院執行不力,需提級執行或異地執行的經濟糾紛案件｡

符合上述范圍的經濟糾紛案件,在做好案件及訴訟費墊支清理的基礎上,按擬訴､已訴兩類分別集中､處理｡

首先,當事行擬訴的案件｡按規定經調查､審查､審批､移交后集中管轄行依法清收機構全程處理｡

其次,當事行已訴的案件｡移交上級法院的遺留案件或須提級執行､異地執行的案件,應提供相關擔保手續､保證期間執行期限的證明材料､審執階段的法律文書､借款人及擔保人現期財產狀況､未審結未執結的情況說明等相關材料｡其中:①屬內部員工案件,實行自愿移交,經管轄行依法清收機構審查同意后接收｡②屬外聘律師案件,當事行移交需上報雙方解除原《委托協議》的書面文件,或上報雙方同意變更委托條款的補充協議或修改協議,并報審實施｡

四､集中強化依法清收的程序

為全面､科學､規范､高效推進依法清收工作,對管轄行集中的經濟糾紛案件,應實行以效益為目標的專業化､全程化､規范化､精細化和責任制管理,按以下程序運作:

1.擬訴調查階段｡由當事行根據管戶信貸檔案等負責調查､收集完成,向管轄行法規或風險部門報送《擬訴調查報告》并附全部證據材料｡主要內容包括:訴訟時效､保證期間時效的證明材料(最后一次必須提供),擔保手續的有效性､合法性,借款人､保證人的經營､財務､可供執行財產情況,預計可清收資產處置變現金額等｡上報期以預警信號和訴訟時效､保證時效為限:債務人､保證人有逃廢債現象的隨時上報或先保全后上報;一般案件至少于訴訟時效､保證期到期一個月前上報;重大疑難案件至少于訴訟期､保證時效到期兩個月前上報｡

2.訴前審查階段｡由相應管轄行法規或風險部門完成,同級行依法清收機構前置介入,根據報送擬訴案件材料,從事實證據､法律法規､管理權限､預測效益等方面進行分析､審查,主要包括訴訟時效､擔保時效,訴訟主體審查,證據是否充分,案件處理權限,訴訟成本及預測效益等,并按三種情況分類限期處理｡

首先,對證據充分且具有可訴性的本級行權限內案件,自簽收后10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查審批,重大疑難案件20個工作目內完成審查審批｡其次,對證據不全的上報案件,及時退回當事行限期補充材料,補報確認后同上工作日內完成審查審批｡再次,對預測匡算收不抵支的無效益案件,暫采取非訴方式下達《法律事務提示函》､《法律事務督辦函》提出指導意見,由當事行負責監測保全｡

3．訴訟追償階段。由相應管轄行依法清收機構專業化追償，全程精細化管理、市場化處置，當事行和相關部門搞好配合。

立案環節。依法清收機構自簽收經審查審批后案件的7個工作日內完成。立案前應逐案研究制定訴訟方案，主要內容包括事實認定證據分析、法律適用、訴辯要點、法官選擇、注意事項、結果預測等。立案時要積極聯系法院緩繳訴訟費，以減少墊付資金的額度和期限。

審理環節。立案后依法清收機構應做好庭前準備工作，適時掌握案情動態，并按時提交證據，如有必要，當事行應派管戶經理、風險經理或其他了解案情人員協助出庭。庭后要及時保持與經辦法官的聯系溝通，跟蹤了解審理動向，在全力維護本行合法權益前提下促進法院快審早判。如有結論性意見（如一、二審判決書，調解書等）應及時聯系，反饋當事行和本級行法規部門。

執行環節。是實現債權追償、提高訴訟效益的關鍵。法院裁判的法律文書簽收后，依法清收機構應適時申請執行，著力探索內外結合、上下聯動、左右互補的專業化、全方位、立體型執行模式，加大對被執行人的執行力度：即對外聯系法院實行專題部署、限期執行、提級執行、異地執行、定員集中執行，聯系相關中介機構公開招標、風險委托執行等；對內啟動責任追究、獎懲激勵機制，促進當事行及相關部門、人員通力配合，進一步查找、收集借款人、保證人的財產線索。并視案情采取變更和追加被執行主體，主張優先受償、提出參與分配、行使代位權等多種追償措施，最大限度地清收保全本行不良資產。

處置環節。對集中依法清收的非現金資產依法清收機構應及時協調執行法院盡快評估、拍賣、清場；對執行法院暫未拍賣出的非現金資產，依法清收機構應建議執行法院擴大范圍、渠道與有權行招商引資或聯合評估拍賣；經上述程序仍未拍賣的非現金資產，依法清收機構應督促執行法院及時裁定為本行抵債資產，由有權行認可的中介機構評估后集中批量公開拍賣。

結案環節。案件終結后，依法清收機構應及時將所辦案件全宗材料進行移交，由法規或風險控制部門、當事行按相關規定進行系統錄入、檔案管理等。

五、集中強化依法清收的配套措施

為降低訴訟成本費用，提高案件處理效率，解決以往各基層行在上級法院處理、協調案件及到管轄行進行案件報批、外聘報批、墊支報批等往返奔波、延時耗力的分散狀況，統一采取對外以管轄行為訴訟主體辦理案件，對內實行歸并所屬行“集中收支墊付，分別建立臺賬，逐案軋計損益，核撥清收資金”核算案件的綜合提升經營管理模式。

1．集中收支墊付。依法清收機構集中辦理各當事行案件發生的受理費、保全費、評估費、執行費等規費，暫由本級行財會部門在“墊付訴訟費”科目統一墊支，以法收回的貨幣資金先劃入本級行“其他應付款”科目。

2．分別建立臺賬。管轄行財會部門統一在上述科目中對各發案行分別建立經濟糾紛案件訴訟臺賬，明確專人管理，做好收支記賬。

篇5

[關鍵詞]民間借貸；民刑交叉；先刑后民；民商先行

一、問題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號某銀行與張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值得關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銀行與被告張某某簽訂了一份《個人消費擔保借款合同》，同時，張某某使用偽造的身份證件等證明文件辦理了抵押借款手續，向該銀行借得人民幣8萬元。張某某的行為違法，被人民法院以貸款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而該銀行因索款無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告張某某償還借款本息合計10萬余元。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已構成貸款詐騙罪，并已承擔刑事責任。同時，法院指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是以合同形式表現出的犯罪行為，而非侵權責任法意義上的一般民事侵權，故而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調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五條規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币虮景副桓嬖谛淌聦徟袝r，人民法院沒有對本案被告進行追繳或者退賠，故本案不屬于上述第五條規定可以另行的范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四十四條等規定，裁定駁回原告某銀行的。這個案子矛盾的焦點反映了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時的法律程序和規范如何適用如何選擇的問題。近年來，類似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的數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漸復雜。雖然業內已有部分專家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但從總體上看，依舊存在理論落后、立法缺失等問題。人民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應當一律選擇“先刑后民”的處理原則？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為何？在司法實踐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擬從民間借貸糾紛出發對我國司法實踐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適用和規范選擇展開研究，以期能夠找到較好調處此類問題的方法模式。

二、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間借貸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內涵

民刑交叉，有學者將此定義為：基于同一法律事實，既觸犯民事法律又觸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競相要求適用之，從而產生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交叉競合的案件[1]。筆者認為，民刑交叉的實質是民、刑法所調整的法律事實及社會關系的競合。法規競合雖然僅是一種立法上的現象，但當法律事實出現并違反競合的法規時，就會產生規范競合的法律適用問題。民間借貸糾紛是指，自然人之間、自然人和從事非金融業務的法人、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貨幣及國庫券的行為，這是一種借款合同行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民間借貸市場逐漸活躍，隨之而來的民間借貸糾紛也日漸增多。不容忽視的是，此類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背后還經常籠罩著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經濟犯罪的影子，這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特別是金融秩序帶來了很多不穩定因素。

（二）各國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在處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著兩種調處模式：其一，以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國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經歸納，筆者認為，上述兩種司法調處模式的運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徑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稱為平行式，即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完全剝離，對刑事犯罪行為的規范和懲處由刑事訴訟程序解決，相應的，對于民事賠償問題則依靠民事訴訟程序予以解決，二者互相獨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順序依附關系。實際上，英美法系國家主要采用這種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完全分離的平行模式，不允許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反映了一種純正的平行關系。也就是說，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問題，民事問題由民事程序解決，刑事問題由刑事程序解決，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賠償問題則在民事訴訟程序中作出處理。2.大陸法系：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與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陸法系面對此類民刑交叉案件，選擇采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即在懲處刑事犯罪行為的同時附帶地調處民事賠償糾紛。特別的，在解決該類問題時，加設被害人自主選擇權，也就是說，被害人既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亦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以外單獨提起民事訴訟。從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與附帶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異，價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國針對這一問題所構建的權利模式和訴訟程序也各有特色。從司法實踐效果來看，可以說兩者各有側重、各有優勢，民刑并行式可以較好地在同一訴訟過程中具有強勢地位的公權對處于相對弱勢的私權的侵占；而附帶式在節約當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優勢。所以說，上述兩種模式本質上并沒有明顯的優劣之分，需要重點探討的是在制度架構時對各自優劣的揚棄或保留。

三、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從司法實踐來看，我國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則?！跋刃毯竺瘛钡膬群?，在民事訴訟中發現涉嫌刑事犯罪，應在偵查機關對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實查清后，由法院先對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責任問題進行審理。換言之，在中國，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審理以前不得對民事部分予以審理。

（一）我國“先刑后民”處理方式法律規定

從歷史角度追溯，對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法律規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該通知正文明確規定對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涉嫌經濟犯罪的有關材料應分別移送給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偵查、，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均應及時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違法犯罪必須嚴肅執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再次強調了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的應及時移送的規定。接著，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對存單糾紛案件中如何處理涉及刑事犯罪的問題作出了規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司法解釋，進一步闡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機制。從我國上述立法沿革來看，立法者對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方式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最終，上述規定要求，對民刑交叉這類糾紛的調處，須根據所涉及的經濟糾紛或涉嫌經濟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這一標準，分別采用不同處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時，需要適用刑事訴訟程序，即須移送公安機關偵查、司法機關；反之，則將該糾紛獨立分割開來，分別適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程序。也就是說，本文所討論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標準時，才應當選擇適用。除上述規定外，實際上“先刑后民”的原則也間接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規定?！缎淌略V訟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并審判，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后，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睆囊陨弦幎?，我們可以發現，我國關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規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釋中，甚至存在于被稱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實并沒有法律上的明確規定[2]，這實屬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價值立場

縱觀我國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法制觀念，民刑不分、諸法合體是一直以來都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懊裥谭至ⅰ笔窃谖覈饨ㄉ鐣哪┢陔S著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會變革中參照西方司法制度的產物。自古以來，我國就有著國家本位、義務本位的文化傳統?？梢哉f，我國現行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也是我國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1.在私權面前，強調公權優先在對刑事犯罪案件處理中，我國歷來偏重采取刑罰手段予以調處即所謂“殺人償命”，即使該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權利，立法者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忽視。因為打擊刑事犯罪是對已經形成的社會關系的有效維護，是刑法作為一種強有力的禁止性規范的最好詮釋，是實現“殺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處理完刑事訴訟程序后，才允許被害人就其民事權利的受損提出民事賠償請求，被害人首先要服從國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強調效率優先受各種客觀條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達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價和努力遠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將民事訴訟程序放置于刑事訴訟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訴訟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決，不僅可以節約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當事人的訴訟費用，也就成為了制度設計者理所當然的一種選擇。一方面，附帶民事訴訟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一并解決的，這就極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機關的重復勞動，節省了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對于當事人來說，附帶民事訴訟，可以減少他們重復出庭、重復舉證等活動，減輕他們的訟累。殊不知，這樣的效率、這樣的雙贏，付出的是損害當事人民事權利、違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則這個更大的代價。上述法律邏輯的背后，實際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觀念和以少數統治者意志為轉移的國家本位主義。這已經極度背離現代法治對自由平等、尊重人權、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需要從根本理念上加以轉變。

（三）“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論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當性及合理性第一，該模式背離了現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權在私權面前的強勢地位和優先等級，是國家本位主義思想的具體表現。筆者認為，這樣的思想并不符合現代法治社會的理念要求，因為公權和私權之間并沒有高低貴賤的區別，也沒有孰輕孰重的差異。如果一味地強調公權的重要，則必然會忽視私權的自由與平等。第二，該模式背離了刑法的謙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謙抑性決定了刑法調控的范圍和強度應具有有限性和適當性。刑法是社會防衛的最后一道防線，在調處一種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時，應當首先考慮采用其他法律進行規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調整或雖能調整仍達不到預期目標時，刑法才能謹慎地介入。因此有學者得出結論：在調處民刑交叉案件時，必須考量適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夠通過民法矯正相應的社會關系時，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當民法已經不能有效發揮其調整作用時，才可以考量適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顛倒了這個順序。2.實踐中：“先刑后民”模式導致司法不公其一，該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訴訟程序。雖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個案件中，民事訴訟程序對其前置的刑事訴訟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實踐中無法回避的現狀。雖然降低羈押率目前已經是司法實務中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但我國目前的刑事公訴仍然“幾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慣性軌道上進行”[6]。故此，被羈押一方當事人的民事調查權很有可能會因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這必然會導致民事訴訟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虛置。其二，該模式可能導致當事人濫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導“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極有可能使得部分當事人利用刑事訴訟程序制造存在經濟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審理，逃避民事責任，損害對方當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認，該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地方保護主義和個別政法部門與人員等濫用公權力干預經濟糾紛開設了空間。其三，該模式可能給被害人維權制造障礙。若采用“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出現以下兩種情況受害人的利益將難以維護。其一，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由于缺席審判制度建設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遲遲不能歸案時，受害人應得的賠償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進行的民事訴訟案件中，若發現新的犯罪事實，那么，該民事訴訟程序必須讓位于刑事訴訟程序，此時被害人的民事權利將長時間受到侵害而無法得到補償。而很多時候，被不法侵害后最開始的那段時間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經濟上幫助的階段，法律的權威也在這一次次的無能為力中不斷消減。

四、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國現有民間借貸糾紛處理機制，參照大陸和英美法系各國對于此類案件的制度設計理念，筆者擬以民刑交叉和民間借貸糾紛的屬性為出發點，從思路設計、改革路徑兩個角度為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提出拙見。1.思路維新：從“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間借貸為契約自由的產物。民間借貸的最初原因僅僅是為了方便快捷地獲取資金，從法律意義來講，這是普通民眾通過平等自由的個人權利擴大生產經營的權利。同時，民間借貸也能進一步助推我國經濟的發展，這在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背景下發揮著積極的現實意義。此時，在司法體系的構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規范的前提下，向社會公眾讓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權，這必將有益于真正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結合。此外，當今時代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我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也處在改革的關鍵時期，可謂風起云涌、日新月異?？v觀金融業相對發達的美國、西歐等國，大多都已經建立起一整套相對完備的金融刑法，來有效規范金融領域的違法行為，其在金融司法實務中，也盡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設置的民事行政手段來實現維護金融秩序和當事人權利這一本質目標。各國立法實踐表明，弱化金融領域的刑事責任，強化金融領域的民事責任，是當代金融行業和金融立法發展的形勢所迫[8]。與國際金融立法的重民輕刑傾向不同，我國對金融違法行為一貫采取重刑事責任的態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實體法被忽視。事實上，作為一種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人間的借貸行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則，由此產生的經濟糾紛很多時候依靠民事訴訟規則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調處。筆者認為，只有在極個別影響范圍特別廣、涉及金額特別巨大、對社會秩序破壞特別嚴重的司法個案中才需要刑事訴訟程序出手規制。如果動輒以刑罰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關系，既違背了法律體系內部的邏輯規則，也沒有尊重金融市場的特殊規律。由此不難看出，如果能夠將“民商先行”原則在金融領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適用，實現公權救濟和私權保護的有機結合，不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實體法的適用范圍和頻率，更為難得的是可以有效消減我國目前在金融領域所采取的重刑主義原則，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2.路徑改革：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我國現行相關制度剝奪了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對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順序進行，如果刑事審判無法進行，民事賠償也就化為烏有。故此，絕對的“先刑后民”顯然違背了“國家一切權力來自人民”這一根本立法理念?？紤]司法實務的現狀及私權保護的現實需要，賦予權利人訴訟選擇權，是解決民刑沖突的有效途徑。訴訟選擇權的創設，是秉著私權保護的理念，同時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機會。實際上，刑事訴訟案件無論是立案、偵查、，還是審判或裁決，每一個環節都需要較長時間，而民間借貸融資的周期并不會很長，如此長時間的訴訟耗費的是民間資本的經濟利益。選擇民事訴訟，可以針對雙方的民事法律關系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積極達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現實的履行給付，這些舉措都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9]。當然，這樣的選擇權也不應該是完全自由、毫無限制的。首先，選擇權應該規定明確的適用情形。如果刑事判決的結果是民事判決中所涉及證據的必需要件，應該“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審理裁判必須依賴民事審判結果，則應該“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決互不依賴，而且案件比較簡單，刑事和民事誰先誰后對訴訟效益等方面的影響也不是太大的情況下，當事人則應該享有完全的程序選擇權。其次，選擇權應該規定具體的適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質的特殊，為在制度層面防止可能出現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準或相互扯皮現象，需要有一個部門對案件性質的確認擁有最終決定權。分析我國目前公檢法三個部門各自職責設定上的差異，不難發現，該種最終確認權的歸屬只能是法院，同時考慮權力的制衡性，需要賦予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一定的異議權。

五、結論

民間借貸更多時候體現的是私法屬性，法律因注重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確定私有財產權優先原則。這是對財產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實現法律意義上平等保護的重要要求，也是促進經濟發展、平衡社會權利紛爭的重要步驟，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注重私有財產權保護和尊重的歷史發展趨勢。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構轉型升級階段，政府鼓勵廣大民眾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資金創新創業，民間借貸融資活動也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發展壯大起來的?；谶@樣一個特定時期和特定條件，面對民間借貸糾紛中存在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我們期望能尋求一種更好的制度構建，從而實現經濟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優，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夠得到最有效的解決，從而實現民間借貸作為國民經濟發展催化劑的有益作用。

[參考文獻]

[1]劉建國.刑事訴訟中的刑民交錯現象及其法律規制[A].游偉.華東刑事司法評論（第7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3.

[2]陳虹.對“先刑后民”原則的幾點質疑[J].學術探索，2006，（5）.

[3]伍躍華.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方式研究[J].法制與經濟，2009，（1）.

[4]楊濤.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司法理念[J].法律適用，2003，（3）.

[5]胡啟忠，胡業勛.金融刑法的控制要強調謙抑原則[J].人民論壇，2010，（29）.

[6]趙秉志.當代刑事科學探索（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22.

[7]陳燦平.刑民實體法關系初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4.

[8]胡啟忠.金融刑法立罪邏輯論——以金融刑法修正為例[J].中國法學，2009，（6）.

篇6

一是雙方相處的時間較短即步入婚姻的，離婚率比較高；

二是雙方結婚時年齡較小的，離婚率較高；

三是同等年齡但是獨生子女的，離婚率較高；

四是提出離婚訴訟的女性高于男性。男方提出離婚的主要原因有：性格不和及無感情基礎、經濟糾紛及對當前生活不滿；而女性提出的離婚理由主要是：丈夫虐待妻子、性格不合、丈夫有外遇及經濟糾紛。

農村婚姻家庭糾紛調解工作在群眾中的被認知率還是較高的，他們普遍認為：1、調解可以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的自由裁量權，發揮當事人的主導地位作用；2、調解可以減少訴訟過程中的沖突。由于此類案件的雙方當事人要么是夫妻，要么是父子，要么是兄弟姐妹，親情一旦變成法庭上的針鋒相對，對任何一方都是極大地傷害，而調解則可以避免此種情形，有利于在解決此類糾紛時維護雙方當事人的長遠利益和友好關系；3、調解可以使這類糾紛的解決程序更快速、更簡便、更經濟，降低當事人的訴訟成本，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4、調解達成的協議是以合意為基礎的，更易為當事人實際履行，可避免以后執行的困難，實現了調解與執行的有機統一。

一是提高認識?；橐黾彝グ讣貏e是離婚案件涉及個人隱私，在調解家庭矛盾糾紛時，往往采取不作褒貶，息事寧人的中立態度，因此只要當事人提出離婚訴訟，對方同意離婚，不管是否符合判決離婚的條件（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調解離婚的除外），一律判決離婚。但婚姻家庭糾紛往往是種種情感糾葛，調解在此時顯得尤為重要。如果雙方得不到及時的調解，一朝發泄，做出非理智的選擇，影響社會的穩定。

篇7

企業有了經營風險“預警”

近幾年，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奉賢區著力于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了諸多中小企業投資入戶，成為上海市中小企業總部的所在地。

為了增強中小企業依法經營意識，切實幫助企業提高防范和化解法律風險的能力，讓入戶在奉的中小企業合法權益得到前置性的保護，奉賢法院主動將審判工作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中。他們聯手奉賢區工商聯趕在“世博”前夕，專門成立了“奉賢區中小企業糾紛調解工作室”，派駐兩名辦案經驗豐富的法官，協助指導、調解尚未涉訟但已由工商聯介入的企業經濟糾紛，并組建了法律風險防范機制工作小組，定期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制定工作計劃。并結合審判工作的實際，加強信息溝通，研究分析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的相關法律問題。及時向企業發出“預警”。指導他們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法律風險，及時將經濟糾紛消弭在萌芽中，盡可能避免、減少經濟損失。同時，該院還開通了以商事審判骨干法官姓氏命名的熱線電話――“小江熱線”，為中小企業提供涉法涉訴相關咨詢，破解企業運行法律難題，暢通解決糾紛綠色通道，經營風險預瞽信息，維護了中小企業合法權益。

調處糾紛新招頻頻亮相

奉賢法院致力于社會矛盾的化解和社會管理的創新，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作用，善于整合利用各類社會資源，積極探索、實踐訴與非訴相銜接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調處新招頻頻閃亮登臺，相繼推出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聯合調處中心、勞資糾紛調解中心、訴調對接中心及道路交通事故賠償調解站、中小企業經濟糾紛調解室及“小江熱線”，形成了“三中心、二站(室)一線”的糾紛調處立體格局。

上海市首家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聯合調處中心是奉賢法院與區農委、區司法局聯手建立的。該中心的辦公場所設在區農委，還在調處中心設立涉農糾紛的專項受理窗口，三方按其職能采取“一門式”服務，主要調處受理各類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調解人員的配置與整合由區司法局負責，他們主要是來自村、鎮基層組織善于做調解工作的相關人員；該機制的仲裁人員為農村土地仲裁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依法進入訴訟程序的則有經驗豐富并目善于做調解工作的資深法官擔任主審人，就地進行公開審理，調解不成的則依法判決。該中心通過“人民調解―農業仲裁――法院訴訟”三種糾紛解決方式，快速簡便解決農民們的切身利益，為新農村建設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受到了社會各方的好評。中心成立以來。70％的糾紛在基層得以化解，20％的糾紛通過仲裁途徑解決。僅有10％的糾紛最終進^訴訟程序。

奉賢法院與區人社局、區司法局共建的勞資糾紛聯合調處中心，依托爭議地工會及相關職能部門、企業工會的調解組織，先行開展調解工作。對群體性、有重大影響、疑難復雜的等勞動爭議，則由調處中心直接負責處理，共同化解勞資糾紛。勞資糾紛聯合調處中心成立以來，55％的糾紛在各鎮、開發區基層部門得以化解，25％的糾紛通過仲裁途徑解決，尚有20％的糾紛最終進入訴訟程序，比原先40％糾紛需通過法院裁決下降幅度達100％。老百姓的合法權益不僅得到快速有效維護，而且也降低了維權威本。

奉賢區人民法院在辦案人手少，案件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抽調兩名法官和兩名書記員，專門負責訴調對接工作。訴調對接中心的成立，意味著奉賢法院為老百姓打官司又提供了一條更便捷、經濟、高效的解決途徑。雙方當事人只要愿意調解，不用打官司就能解決糾紛。即便案件已立，或已在審理中，當事人只要提出調解，法院隨時可進行調解。

道路交通事故賠償調解站，是奉賢法院把人民法庭、人民調解室搬進公安交警支隊，由法官、警官、調解員合署辦公，共同調處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這是奉賢法院在探索多元糾紛調處機制過程中的又一大新招。

保經濟發展讓百姓得益

“三二一”糾紛調處立體格局的構筑，讓奉賢法院司法工作找準了服務大局、服務民生的著力點和落腳點，使化解矛盾的觸角伸至不同行業不同層次，覆蓋于全區各基層，不僅對一方的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而且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得到了有效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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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由民事糾紛而引發的刑事犯罪案件數量在檢察機關承辦的公訴案件中呈逐年上升趨勢，本文就這一情況產生的原因、特點及檢察機關在處理及預防此類型犯罪方面可采取的對策進行闡述。

關鍵詞：民事糾紛 犯罪 “民轉刑”案件

一、民事糾紛與刑事犯罪

民事糾紛，是指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以民事權益、義務或民事責任為內容的社會法律糾紛。刑事犯罪與民事糾紛本屬于不同的法律領域，但是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伴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價值觀念的轉換，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亦呈現異常嚴重的態勢。一方面，民事糾紛數量大幅增加，糾紛主體尋求運用解決機制日益頻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各類社會文化的沖突加劇，各類社會矛盾激化，部分社會主體的法律觀念淡薄，加上當前社會貧富分化差距越來越大，少數貧困群體的心理失衡，產生糾紛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民事訴訟及相關制度處理糾紛的理念和程序設計上存在諸多問題，無法適應各類民事糾紛的處理要求。民事訴訟程序的專業性及復雜性、基層組織調解功能的弱化，也致使小矛盾糾紛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甚至進一步惡化。

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輔之以必要的條件，就會激化，或者說爆發。許多刑事案件并非一開始就具有刑事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而是由于民事糾紛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轉化而成。近年來，由婚姻家庭、經濟、鄰里、勞工、瑣事等民事矛盾糾紛引發的刑事犯罪案件增多，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重也越來越大。

二、由民事糾紛引發刑事犯罪案件的特點及成因

（一）“民轉刑”案件特點

1、犯罪主體中農民及農民工比例高，受教育程度低

根據北京市檢察機關對“民轉刑”案件犯罪主體的統計表明，犯罪嫌疑人中農民及農民工的比例達到30%1以上，據某些外省市檢察機關的統計此比例甚至達到80%以上。北京市檢察機關統計此類案件犯罪嫌疑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與其他地區檢察機關的統計數據一致。

2、多為因經濟糾紛、勞資糾紛、侵權賠償糾紛、婚姻家庭糾紛、鄰里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

根據北京市檢察機關的統計，因經濟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在“民轉刑”案件中比例最高，為40%左右。此類案件多數為犯罪嫌疑人為追索貨款、欠債等問題引發犯罪。發生比率較高的為因勞資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如犯罪嫌疑人王某為某餐廳廚師，后因餐廳整頓被解雇，李某為索要工資多次與老板協商，并到相關勞動部門反映，未得到及時解決，后情急之下持餐廳菜刀將餐廳老板身體多處砍傷。因家庭糾紛、鄰里糾紛引發刑事犯罪的比例也較高。例如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2009年2月至3月接連受理三起故意傷害案件，均是由家庭中夫妻矛盾引發的，其中二起案件是由于夫妻間感情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對方有婚外情的發生，而產生矛盾，引起的家庭暴力案件，另一起是夫妻雙方在離婚時由于財產分割問題產生矛盾，另雙方積怨較深，一直未得到正確的化解，最終丈夫持刀將前妻砍為重傷。

3、“民轉刑”案件中暴力犯罪案件所占比例偏高，后果嚴重

因民事糾紛引發的刑事犯罪的犯罪類型相對集中，暴力型犯罪所占比例較高，最突出的為故意傷害案件。根據北京市檢察機關對2007年以來“民轉刑”案件類型進行統計，故意傷害案件占總數的60%。其他暴力犯罪如故意殺人、搶劫、綁架、聚眾斗毆、非法拘禁案件的比例也比其他類型案件相對要高。

（二）形成原因

1、犯罪個體原因

第一、犯罪個體普遍自身素質較低，在民事糾紛產生時易產生刑事犯罪的主觀故意，導致刑事犯罪發生

根據北京市檢察機關對2007年以來對刑事犯罪案件的調研，發現此類型犯罪主體農民工及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水平的人員占90%以上。由于缺少科學文化教育，這些人更容易表現為心態脆弱，情緒浮躁，心理失衡，行為失范，甚至不講道德、不講親情，只講個人利益，往往以極端的方式處理矛盾糾紛。這種內因還體現在法制觀念淡薄，不能自覺地用法律和法規約束自己，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容易沖動，不能通過正確的途徑運用法律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多感情用事，采取簡單粗暴的維權方式，導致矛盾激化，釀成刑事案件，給家庭和社會造成嚴重危害，引發刑事犯罪的發生。

第二、犯罪個體相對惡劣的生存環境導致民事糾紛處理不當引發刑事犯罪的發生

首先，農村地區受到客觀因素影響，人們的文化水平偏低，對于社會道德和生活方式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并且家族親屬意識較強，容易因個人利益、家族矛盾，以及農村地區特有的土地以及水利關系產生民事糾紛，同時，民事糾紛解決機制在這類地區作用不很明顯，民事糾紛不易得到正確解決而引發刑事犯罪案件的發生。

其次，城市中的閑散無業人群以及生活水平相對較低的社會底層人群容易引發“民轉刑”案件。城市中經濟發展較快，社會成員的地位及貧富分化更為明顯。處于社會底層的人群在經濟上、文化上以及社會地位上均屬于弱勢群體，生存環境相對較差，生活中容易與他人產生矛盾或者家庭關系出現不穩，并且容易受到社會救濟方式的忽視。這類人群也由于自身經濟基礎及生活環境的影響，遇到家庭或者經濟糾紛后多數采取自力救濟的方式，在矛盾得不到及時合理的解決后更容易產生絕望、厭世、甚至是仇恨的心理，從而引發刑事犯罪的產生。

再次，家庭內部環境不和諧，引發刑事案件的發生。家庭氛圍對人的行為意識有著重大的影響，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較之其他社會關系是最為密切的，因此聯系家庭成員日常生活的經濟、情感、子女、生活瑣事等一系列問題十分容易引起矛盾和糾紛，單親家庭及再婚家庭等相對特殊的家庭關系中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基礎往往較為薄弱，因此在處理家庭矛盾時更容易產生家庭暴力等情況，從而引發刑事犯罪的發生。

2、社會民事糾紛解決機制原因

第一、社會救濟不到位

目前社會基層組織的調解工作能力總體不高，及時發現矛盾、化解矛盾的能力有限。中國現行體制下，村委會、居委會、治保會、司法所、派出所等都有調解民間糾紛的權利和職責，但是部門之間沒有形成協調作戰的觀念。“民轉刑”案件的民事糾紛大多發生在鄰里、親屬、同事等相互熟識的人員之間，導致基層調解組織缺乏發現問題的敏銳性和主動性，加上部分調解工作人員工作方法不當、工作責任心不強沒有及時發現問題，習慣坐等糾紛上門，導致矛盾積怨加深。

第二、公力救濟程序繁瑣不易行使

訴訟是一種極具職業專門性的技術性活動，在認知方面不易為一般民眾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對于那種“法律適用模式”的訴訟（即以法律規范為大前提，以案件事實為小前提，最后作出判決），當事人參加訴訟的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從而在心理上與訴訟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妨礙了對訴訟的利用。與其他民事解決糾紛機制相比，民事訴訟的程序復雜、繁瑣，時間持久，成本高昂，常常讓人望而卻步。絕大多數“民轉刑”案件的當事人認為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民事糾紛成本高、時間長、判決執行難以保證，因此不愿采取訴訟的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民事訴訟的嚴格規范性和國家強制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也不適應特殊個案所需的靈活性解決要求，也難以滿足當事人之間不傷和氣與維持原有關系的要求。

三、預防“民轉刑”案件發生的對策

（一）加大普法宣傳，提高公民的法制觀念

有針對性地開展全民普法宣傳活動，普法宣傳形式要多樣化，通過廣播、電視、報紙等多方位進行，宣傳的內容要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針對不同的群體進行有針對性的普法教育活動，如在農村地區以及針對農民工群體，根據其文化素質、對法律的理解能力等實際情況，普法活動應當淺顯易懂，結合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法制教育；針對無業人員以及社會生活的底層人員，在幫助其解決生活、工作等實際困難通的同時，向其進行普法宣傳教育，使公民能夠正確運用法律來維護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權益，用理智戰勝沖動。

（二）進一步加強民事糾紛解決機制的深化運用

擁有調解民間糾紛職責的基層組織包括公安機關、基層法庭、司法所、人民調解委員會、治保會等，這些組織在預防調處民間糾紛、防止矛盾激化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同時，多個部門也會形成權責不明、互相推諉的弊端，因此，建議將調解權限收歸某一部門，該部門負責協調、組織相關部門具體實施調解工作，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確，并將職權職責加以詳細規定，建立責任倒查機制，以達到責任與權力相對應，建立積極有效的調節防控機制。如某地成立矛盾調處中心，整合了鎮司法所、派出所、各行業主管部門、涉農部門、各村調解會，社會團體以及鎮退休干部、退休教師等方面的力量，由綜治委聘請上述人員作為中心工作人員，對一些重大復雜的糾紛案件進行聯系調處，形成綜治部門牽頭、部門聯動、多方參與的大調解格局。

（三）發揮政法部門職能，切實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

各級政府對“民轉刑”的危害性有充分的認識，加強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尤其是勞動行政主管部門以及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機構應加強對私企等用人單位的監督檢查，充分保障勞動者的權利。各級民事審判、調解及法律服務部門，在處理民事糾紛時，堅持“打防并舉、標本兼治”的原則，為遏制“民轉刑”案件提供一個全方位、立體交叉的社會屏障。對可能引發的的案件，政法部門要加大督辦力度，加快化解調處的進程，建立預警機制。基層調解組織發現民事糾紛，應及時向有關部門報告，提前“預警”，有效處理，防止“民轉刑”案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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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仲裁；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優勢

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 訴訟作為常態的解決糾紛機制無疑有著重要的地位， 能夠在保持社會秩序基本穩定的前提下， 通過理性方式來調整人們之間的利益沖突。但訴訟亦并非唯一的解決糾紛手段，也非完善的糾紛解決機制。因此， 和諧社會下糾紛的有效化解， 除了注重傳統的訴訟方式外， 還要結合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即以仲裁等為代表的等多形式、多層次的糾紛解決機制。

一、訴訟的功能與缺陷

作為一種社會機制和權利行使方式， 訴訟制度的首要功能是定分止爭、解決糾紛。國家創設訴訟制度的最初動機就是解決因利益紛爭而引發的社會沖突，并借此來調整當事人間的沖突，保護社會主體的合法權益，司法裁判是訴訟的本質含義。

作為一種社會解決糾紛機制，訴訟的主要功能仍在于解決糾紛、消除沖突。這對于維護社會秩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作為一種特殊的糾紛解決方式和社會控制機制，訴訟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結構性功能缺陷。

1.訴訟中存在著不少矛盾：法律規則（審判規范）與社會規范（傳統、道德、習慣和情理）的矛盾，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矛盾，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的矛盾，公平與效益的矛盾，程序設計高度專業化與當事人參與的常識化要求的矛盾，規則的確定性和程序的僵化與解決特殊個案所需的靈活性的矛盾，事件涉及的簡單權利義務關系與糾紛背后復雜的社會關系之間的矛盾等等。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訴訟作為糾紛解決手段的功能和效果。

2. 訴訟機制的運作成本較高，頻繁啟動訴訟機制裁決社會糾紛，會造成有限的社會資源的過度使用，從而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為了啟動訴訟程序，國家和當事人都需要投入相應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較高的成本，復雜的訴訟程序對當事人的耐心和決心也是個極大的考驗，而且頻繁啟動訴訟機制裁決社會糾紛，會造成“滋訟”的局面，從而導致社會司法資源的緊張和浪費。當司法機關面臨的糾紛總量超過其所能負荷的極限，就會出現“積案如山”，“訴訟爆炸”。法院不僅難以應付訴訟的巨大壓力，而且由延遲和高費用導致的日常糾紛解決途徑的不暢和阻滯更會危及司法的權威。

3.作為一種以沖突雙方當事人公開對決為表征的社會解決糾紛機制，訴訟容易將矛盾公開化、擴大化。而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的不斷推進，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重視相互尊重與寬容的價值理念。因此，訴訟作為雙方當事人依靠國家法律強斷的糾紛解決方式，與這種時代潮流是否合拍，是否需要修正，是值得思考的。同時，某些特定領域的糾紛具有專業性，作為一般解決糾紛機制而言的訴訟會因缺乏解決這類糾紛的技術手段而倍感乏力。

因此，如何彌補訴訟機制本身在結構和功能上的缺陷，是社會解決糾紛系統建構和運行必須面臨的問題。由此，現代法治國家還在訴訟制度之外，積極發展其他解決糾紛的手段， 保留了若干傳統的私力救濟和社會救濟形式，如和解、調解、仲裁等。

而仲裁作為一種為各國所普遍采用的典型的非訴訟解決糾紛機制，具有自身的獨特的性質和功能。仲裁是一種介于公力救濟和私力救濟之間的“社會救濟”形式。這使得它在運作機理和功能上具有一些作為“公力救濟”形式的訴訟所不具有的特征和優勢。

二、仲裁的優勢與特點

（一）仲裁的功能優勢

從某種意義說，仲裁具有的功能就是對訴訟和調解局限性的克服。在仲裁中，當事人的自由被充分尊重但又嚴格限制。裁決的權威來自于仲裁庭的公正與法律的認可，其約束力又被深深植入當事人的內心信念。也就是說，道德的約束力與法律的強制力相互交融，由此使仲裁具有了“準司法”的性質。

（二）仲裁的特點

與訴訟相比，仲裁的特點在于靈活便捷、充分尊重意思自治，給予當事人充分的自治權的同時具有經濟性、獨立性、保密性、專業性、國際性等優點。這種優勢正是各國定位仲裁與訴訟關系的基礎。具體而言：

1.自愿性

仲裁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自愿性，即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我國仲裁法第四條明確規定：“當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決糾紛，應當雙方自愿達成仲裁協議?！敝俨玫陌l生必須以糾紛雙方當事人立有仲裁協議為前提條件。仲裁協議是當事人雙方同意將他們之間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爭議提交仲裁解決的書面文書，仲裁協議的涵義折射出仲裁協議的實質——當事人雙方依據自己的獨立意志，行使自己的處分權，自愿讓渡一部分權利給第三人形成仲裁權，并承諾服從此種仲裁權且排斥國家干預的一種合意，具備“平等協商”與“一致同意”契約的特征?？梢娭俨貌扇∽栽冈瓌t，仲裁是以當事人自愿為前提的，包括自愿決定采用仲裁方式解決爭議，自愿決定解決爭議的事項，選擇仲裁機構等；當事人還有權在仲裁委員會提供的名冊中選擇其所信賴的人士來處理爭議。涉外仲裁的當事人雙方還可以自愿約定采用那些仲裁規則和適應的法律等等。因此，仲裁是最能充分體現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爭議解決方式。

2.保密性

我國《仲裁法》第四十條規定：“仲裁不公開進行?！迸c訴訟相比，仲裁的開庭審理以不公開為原則， 公開為例外，只要沒有特別的規定或約定， 仲裁的進行均不對外公開。此舉可以防止泄露當事人不愿公開的專利、專有技術、商業秘密等，更為重要的是，仲裁從庭審到裁決結果的秘密性，使當事人的商業信譽不受影響，也使雙方當事人在感情上容易接受，有利于日后繼續生意上的往來。有關的仲裁法律和仲裁規則也同時規定了仲裁員及仲裁秘書人員的保密義務。因此當事人的商業秘密和貿易活動不會因仲裁活動而泄露。仲裁表現出極強的保密性。

3.專業性

民商事糾紛往往涉及特殊的知識領域，會遇到許多復雜的法律、經濟貿易和有關的技術性問題，故專家裁判更能體現專業權威性。因此，由具有一定專業水平和能力的專家擔任仲裁員對當事人之間的糾紛進行裁決是仲裁公正性的重要保障。根據中國仲裁法的規定，仲裁機構都備有分專業的，由專家組成的仲裁員名冊供當事人進行選擇，專家仲裁由此成為民商事仲裁的重要特點之一。

4.靈活便捷

與審判程序相比，仲裁程序顯得更加靈活和簡便。表現在：

其一， 仲裁實施一裁終局制度。裁決一旦作出，就發生法律效力，并且當事人對仲裁裁決不服是不可以就同一糾紛再向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或向法院起訴的，仲裁也沒有二審、再審等程序。因此，與訴訟相比，仲裁程序更加靈活，更具有彈性；

其二，程序靈活。由于仲裁充分體現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中的諸多具體程序都是由當事人協商確定與選擇的，仲裁人可以同當事人約定具體程序，方便當事人

其三，便捷。由于程序的簡便和沒有上訴程序使得仲裁成為最快速、具有終局性的糾紛解扶方式，（調解在成立的情況下，更加便利和迅速，但不排除調解不成而導致的加倍延遲）。

5.具有法律效力

裁決具有法律效力。我國《仲裁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當事人應當履行裁決。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受申請的人民法院應當執行?！笨梢?，仲裁裁決和法院判決一樣，同樣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必須嚴格履行。經濟糾紛在仲裁庭主持下通過調解解決的，所制作的調解書與裁決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涉外仲裁的裁決，只要被請求執行方所在國是《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簡稱《紐約公約》）的締約國或是成員國，如果當事人向被執行人 所在國的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法院就得依其國內法予以強制執行。

6.經濟性

仲裁的經濟性主要表現在：時間上的快捷性使得仲裁所需費用相對減少；仲裁無需多審級收費，使得仲裁費往往低于訴訟費；仲裁的自愿性、保密性使當事人之間通常沒有激烈的對抗，且商業秘密不必公之于世，對當事人之間今后的商業機會成本影響較小。

7.獨立性

仲裁機構獨立于行政機構，仲裁機構之間也無隸屬關系。在仲裁過程中，仲裁庭獨立進行仲裁，不受任何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亦不受仲裁機構的干涉，顯示出最大的獨立性：

其一，仲裁是由仲裁庭獨立進行的，任何機構和個人均不得干涉仲裁庭；其二，仲裁委員會聘請的仲裁員都是公道正派的有名望的專家，由于經濟糾紛多涉及特殊知識領域，由專家斷案更有權威，而且仲裁中處于第三人地位，不是當事人的人，由其居中斷案，更具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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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一審；上訴審；訴訟程序；司法制度

一、前

言

自1988年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首次倡議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以來，我國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經歷了十余個春秋。在此期間，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界的學者為此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也產生了不少頗有份量的成果，對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推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與此相適應，在這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審判方式改革方面，其關注的焦點主要是一審程序（尤其是普通程序）中的與實踐。而對普通程序救濟的上訴審程序，尤其是對一審程序、上訴審程序以及再審程序彼此之間的協調與整合等方面的問題的研究顯得相對薄弱與明顯不足。而事實上，民事訴訟程序作為一個有機的統一體，我們不可能只去孤立地研究某一程序或程序的某一階段，而忽視程序彼此之間的關聯與整合，更何況，對其中任何一個階段的研究與觸及都往往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應。因此，對訴訟程序的研究決不可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法，否則，我們的研究不但對民事訴訟程序制度的整體優化產生不了整合效應，相反，會導致其支離與破碎，從而影響其有效地運行。我們認為，對民事訴訟一審與上訴審進行關聯性的考察與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二、我國民事訴訟一審與上訴審的運行現狀及弊端

在新世紀到來之際，肖揚院長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公正與效率是人民法院21世紀工作的主題，也是人民法院永恒的追求目標。盡管在公正與效率的關系上，有許多學者認為公正是人類普遍公認的至高無上的價值，但是畢竟“遲來的正義乃非正義”，“遲延訴訟或積案實際上等于拒絕審判”?！?〕（P55）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訴訟公正與效率是一個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的統一體。而訴訟公正與效率能否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又仰賴于一套科學合理的訴訟程序機制之建構及其有效實施。具體就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機制運作現狀而言，其公正與效率的價值是否已得到了較好的體現？對此我們顯然很難一下作出判定。但是，通過對近年來年鑒中有關統計資料的，我們不難對中國民事訴訟的運行現狀，乃至訴訟公正與效率的實現程度窺見一斑。1996年，全國法院共審理一審民事糾紛案件4613188件，上訴的為244503件，占一審案件總數的5.3%.其中終審的裁判被再審的為54940件，占二審案件總數的22.47 .1997年，全國法院共審理一審民事經濟糾紛案件4760928件，上訴的為270147件，占一審案件總數的5.8%，而終審的裁判被再審的為65442件，占二審案件總數的24.4%.1998年的情況與前兩年情況大體相當，全國法院共審理一審民事經濟糾紛案件4830284件，上訴的為285681件，占一審總數的5.9%，而再審的73741件，占二審總數的25.8%.根據上面的數據統計，不難看出，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機制的運行狀況至少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1）隨著我國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及不斷健全與完善，我國法院受理的一審民事經濟糾紛案件數量迅猛增長。（2）在一審經濟糾紛案件中，上訴比例高且呈遞增趨勢。（3）尤其令人注意的是，二審終審判決被再審的比例已遠遠高于一審判決上訴的比例，且居高不下。（4）在再審案件中，原判決被變更的比例高。以1997年為例，終審裁判被再審的為65442件，其中原判決被變更的為14480件（其中直接改判的為11414件，調解結案的為3066件）占再審案件總數的22.11%.以上情形一方面說明我國現行的兩審終審的監督制約機制已遠遠滯后于現實的要求，不能有效地保證案件質量和維護司法公正，二審終審制度所面對的卻是一個無法終審的現實。對此，日本鈴木賢教授頗有感慨地說：“看一下再審案件對二審案件的比率的話，民事案件占16—26%，經濟案件也達到了10—20%，實際數量超過了5萬件，達到上訴案件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再審，無論如何，也不能稱為特殊的救濟制度吧，而應看做是無限制運用的近似于第三審的制度”?！?〕（P428）另一方面，再審案件的大量出現也不能不為我們現行訴訟運行機制的效率大打折扣。因為在我們國家，所謂的生效判決實際上無論是制度上還是制度的運用層面上都具有非常不確定的效力，它可以因為再審被隨時推翻，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也確實經常被推翻。在鈴木賢教授看來，這是一種違反訴訟“常識”的現象。因此，如何進一步完善一審與上訴審程序，進而更好地協調一審與上訴審的關系，并充分發揮一審與上訴審的功能，已成為我國民事訴訟制度改革不能不加以關注的一個緊要課題。當然，民事訴訟一審與上訴審的功能，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或難以發揮，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民事訴訟程序機制建構本身的欠科學以及程序彼此之間缺乏足夠的協調與整合仍不失為一個重要乃至關鍵的因素。就現狀而言，我們認為一審與上訴審程序的建構及其相互關系，至少存在以下幾個方面比較明顯的缺陷：

（一）普通程序與簡易程序界限不清與混用，嚴重制約一審程序功能的發揮。從現行立法來看，盡管我國民事訴訟法對簡易程序的規定設有專章，但僅有5個條文，粗疏。加之我國缺乏適用簡易程序的專門機構與人員，基層法院的同一法官兼具審理普通和簡易程序案件的雙重任務，從而導致事實上的角色重合。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因普通程序與簡易程序界限不清而導致大量混用的現象也就不足為怪。如起訴時按簡易程序受理，卻以普通程序開庭，或按普通程序受理，而依簡易程序審理，或隨意簡化程序等，造成“簡易程序不簡化，普通程序不規范”，其結果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該適用簡易程序的卻適用了普通程序，而該適用普通程序的卻適用了簡易程序。在如此現狀之下，要確保辦案質量，維護一審功能之正常發揮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二審上訴案件的大量出現就是最好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