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內容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博弈論內容，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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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住學生的共性

大學生具有強烈的關注現實問題的意愿，對社會熱點問題表現出極高的興趣，尤其在理解焦點問題時具有很強的可塑性和認知共性。因而應牢牢抓住這一共性，迎合學生在知識需求上的實用化和功利化的特點，從當前豐富的信息資源中尋找承載博弈論知識的現實問題，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在教學實踐中，筆者把豐田汽車賠償、西南五省大旱、相親類節目《非誠勿擾》、2008股市大跌等現實熱點都搬上了講臺。下面，筆者就通過教學實例進行說明。

在講授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的博弈承諾及其可信性概念時，筆者以制定《反國家分裂法》為典型案例進行分析。由于祖國統一問題是所有國人關心的國家大事，大學生也不例外，所以講授過程非常順利，以致學生在課后反饋中把這一案例列為講授最成功的部分。接著，為了講解如何應用可信承諾處理現實問題，筆者選擇了電視連續劇《老大的幸福》第四集中的一個視頻片段，進一步強化了知識點。實踐證明，人物生動的形象在給課堂增添活躍氣氛的同時，也很好地承載了傳遞知識的作用，以縮影的形式把可信承諾的概念和應用可信承諾策略的方法植入了學生的頭腦中。最后，筆者以拆遷補償合同簽訂中的一種可信承諾策略為例，對本節課進行了總結，并請學生加以點評。由于拆遷問題是當前社會的焦點問題，所以學生對點評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樣，通過抓住學生的認知共性，展示了可信承諾策略在焦點問題上能夠將劣勢變為優勢的強大作用，成功地引導學生了解并掌握了博弈承諾及其可信性概念。

二、增強主題的典型性和知識模塊的簡潔性

以經典博弈問題為主題有利于組織素材、選擇教學內容，簡潔地安排知識模塊、弱化知識的層次性有利于照顧各類學生在知識面、綜合能力和認知水平上的差異，少而精地選擇課程內容有利于突出重點，多角度地反復講解有利于降低知識門檻，提高學習的效率。

例如：在主題選擇上，筆者以多數學生熟知的“囚徒困境”作為第一主題，以試驗性強、易于展開的“理性基礎和有限理性”作為第二主題，以現實性突出的“重復動態博弈”作為第三主題。由于“囚徒困境”與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密不可分，所以第一主題既能讓學生感受到博弈問題的趣味性和深刻性，又能激發他們對該主題的進一步思考，使他們逐漸認識到“理性人假設”所具有的超越現實、過于理想的特性，從而部分地為第二和第三主題做好鋪墊。另外，有大量關于“囚徒困境”和理性問題的課外資料易于獲得，這為學生在課程初期進行興趣驅動的導讀創造了條件。

在知識模塊設置上，筆者采取“自成模塊、減少關聯”的策略。例如：針對非常重要的“信息不對稱”主題，我們選擇以二手車市場為核心，構建包含藥品市場、電腦市場和就業市場等典型主題的知識模塊。一方面，這些市場為學生所熟知，易于接受，另一方面，這些市場中包含著非常典型的“信息不對稱”因素，因而通過對市場現象的自然描述完全可以弱化學生對經濟學市場知識的依賴。為了弱化知識的層次性，突出重點內容，筆者舍棄了理論體系中的某些知識模塊，如“海薩尼轉換”“斯賓塞信號傳遞模型”和“斯蒂格利茨信息甄別模型”。

三、重視案例應用，尤其應重視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關的案例

博弈論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它“聲名顯赫”，并且與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關系密切。許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曾涉足博弈論領域，在博弈論的建立和發展中直接或間接作出過貢獻。“名聲在外”為博弈論的詭計公選課的開設提供了有利條件，也為課程的講授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豐富的素材。

納什是博弈理論發展的劃時代人物，納什均衡是博弈論的核心概念，兩者都是公選課中必須包含的內容。為此，筆者設計以下三個環節:（1）借助“囚徒困境”和“情侶博弈”講授納什均衡及其不唯一性；（2）播放電影《美麗心靈》，并進行討論和點評；（3）布置以納什為主題的案例設計作業，讓學生在課堂上演講。

第一部分是講解的重點，講好納什均衡意味養博弈論課程成功了一半。第二部分可以把人格培養和素質教育有效融合起來，《美麗心靈》不僅能讓人體會到學生心靈中因愛而生的溫暖，還能給出人生原本就是一場博弈的警示，體現出“大人物小故事”的精髓。縱然納什這樣的天才也有無法擺脫的困境，何況他人?所以，在人生的博弈中，既要承認能力的差異，又要找尋屬于自己的色彩。同時還應看到，縱然如納什般為頑疾所纏都可以逐漸康復，何況其他挫折?所以，要以積極、樂觀、健康的心態對待人生，終身學習而不輕言放棄。第三部分是對學生的啟發環節。該環節不僅要培養學生對本課程的興趣，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還要通過為其提供上臺演講、展示成果的機會，鍛煉他們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學生在設計案例時自學了有名的“智豬博弈”和“戀愛博弈”等經典模型，鞏固了納什均衡概念，還有學生甚至對納什曾經設計過的一種“六連棋”博弈游戲進行了分析。

四、重視學科交叉，尤其應重視學科交叉視閾下的學術前沿成果

博弈論己逐漸成為一門為諸多學科提供思維方法和分析技巧的學問，可以說，所有與生命有關的學科都蘊藏著博弈論的應用空間。在公選課中，應重視從學科交叉的視角供給知識，廣泛培養各專業學生對課程的興趣。例如：筆者選擇生物演化理論和博弈論交叉所產生的演化博弈論作為知識模塊，以人類社會的同性戀演化作為典型主題，挑選最前沿的學術研究案例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為學生進行講解，擴展了學生的知識面。

在演化博弈論的開創性著作《演化與博弈論》一書中，作者約翰?梅納德?史密斯（John Mavnard Smith）用精妙的語言、深入淺出的分析和豐富有趣的案例把博弈論的思想融入到生物演化中，推動了對“動物為什么如此”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動物群體行為演變的動力學機制。筆者首先以“哺乳動物一雄多雌”案例作為引導，簡單介紹演化博弈論在性選擇和性別比問題上的研究視角以及邏輯結構，然后立刻引出了人類面臨的一個有關性的問題――同性戀演化主題下的性問題：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男男同性戀的存在完全沒有任何意義，這是因為同性戀相比于異性戀而言成功繁殖后代的可能性太小，那么為什么同性戀的基因沒有被淘汰?顯然，這一問題接近現實熱點，對學生極具誘惑力，而且還具有很強的學術延伸性。為了講解同性戀基因延續的演化博弈機制，筆者借助2010年2月24日美國心理科學雜志上發表的關于薩摩亞島上男男同性戀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最前沿的學術案例詳細分析了“親族選擇”假說下的演化博弈機制。教學實踐表明，通過這樣的內容設計，來自不同專業學生的學習興趣都被調動起來，加深了他們對博弈論的理解，順利實現了教學的目標。

五、重視開放性，尤其應重視教學信息交流反饋的開放性

信息交流有利于幫助學生鞏固所學內容，讓有興趣的學生通過查閱相關資料，獲得知識上的感悟和能力上的提升，并逐步脫穎而出。信息反饋有助于教師突出教學的亮點，發現教學中存在的不足，以便在今后的教學中加以改進。

教學實踐中，筆者讓學生通過電子郵件的形式反饋“課堂心得”，并要求他們同答以下三個問題:（1）這次課對你影響最深或最成功的是哪部分?（2）最失敗或可有可無的又是哪部分?（3）對本次課你有什么意見和建議?

這三個問題一方而可以督促學生對課堂內容加以回顧、梳理，另一方而又可以從中發現自己在教學中存在的不足之處。事實上，在交流和反饋中，許多學生都針對課程的內容、進程和教師的教學習慣、技能等提出中肯的批評和建議，幫助教師提高教學水平。這些批評和建議包括講課的速度有點偏快、思考時間較少、有些理論過于深奧、希望針對時事展開分析、希望多些互動、理論是需要加強的等，當絕大多數學生贊成“少一點數學知識”并希望“講得詳細點”時，筆者采納了這一建議，并列出了幾本偏重數學工具的參考書，讓那些“吃不飽”的學生自學。

教學探索與實踐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學生在這一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只要教師能夠及時、充分地了解學生的需求，不斷總結、深化課程教學改革的經驗，就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在缺少合適的教材這一問題上，筆者設想，可以采取靈活性較強的活頁方式（如當前許多大學英語教材中都有活頁內容）改變這一現狀。活頁方式既可以突出主題的典型性，又可以涵蓋即時事件，滿足學生的需要。同時，教材活頁的積累還能為課程建設尤其是優質博弈論公選課教材的編著奠定基礎。

只要教師能夠了解學生的需求，選擇恰當的教學方式、方法，不斷加以分析、總結，進一步完善教學環節，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就一定能順應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的趨勢，在確保教學質量的基礎上，逐漸把博弈論的詭計公選課建設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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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博弈論；現代管理；應用局限；前景分析

中圖分類號：F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374（2014）01-0154-03

近年來，隨著對管理激勵和約束機制的不斷研究，一門新的學科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即管理博弈論，所謂管理博弈論是指綜合管理激勵和約束機制二者的一種新的理論，是對二者研究成果的概述和精煉，是博弈論、非對稱信息博弈論在管理學的應用與發展。因此，管理博弈論可以說是以管理激勵和約束機制為基礎產生和發展的。

1 博弈論與現在管理的融合

所謂管理，是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博弈，是以人為主體的創造性的工作，因此，我們在管理的過程中必須要能夠激發出人的主觀能動性。管理工作的對象是有限理想的社會人，管理的環境相對于管理的目標而言太過于復雜多變，這就決定了管理活動的多階段性；管理激勵和約束機制的多重性，決定了被管理者的需求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層面的，因而所形成的管理活動也是多層面的，這就決定了博弈論在管理學中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管理激勵與約束機制這個概念的提出，很好地銜接了管理與博弈，從而促使博弈論正式進入管理學中。博弈論在管理的過程中很好地把管理發展需求、個人特點、優化結果、管理目標及管理層級結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為博弈論在管理學中的應用奠定了基礎，所以說管理博弈論是以管理激勵和約束機制為基礎產生和發展的。

2 博弈論的發展為管理博弈論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數學基礎

很久以來，經濟學家都沒有意識到激勵問題在古典微觀經濟理論中的重要性。科斯交易成本理論的提出，使經濟學家開始重視激勵問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至今，經濟學的發展離不開博弈論的應用，數學模型分析方式開始應用到激勵問題的研究中，這是由近年來不斷出現的分析工具所決定的，而這些分析工具是為了探索非對稱信息下經濟主體行為相互作用。隨著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許多經濟學家對激勵問題的研究熱忱越來越高，隨之產生了與之相適應的激勵機制模型和設計理論，對激勵問題的研究及其以后的長足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而非對稱博弈論，即契約理論則是以個人激勵機制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理論，在實際的應用中就是在只有一個人信息指導的情況下，達成什么樣的協議才能最終形成最好的效果。

由此可見，管理者與被管理的博弈其實就是管理過程中的管理激勵和約束機制的相互作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只有協調好二者的關系，使兩者協調統一，才能使二者彼此影響、彼此促進。博弈論在應用的過程中有一定的規則，而管理激勵和約束機制也必須遵循這些規則，才能在經濟學中得到更好的研究、應用和發展。

3 管理激勵理論的發展為管理博弈論的產生奠定了方法論基礎

所謂管理激勵是指，通過對組織資源的合理配置，使個人在組織中受到激勵或者約束，這不僅滿足了管理組織和組織成員的需求，而且推進了管理組織和組織成員的共同發展。

1912年，泰羅在《科學管理》一書中，提出了科學管理理論。科學管理理論的提出為博弈論在管理工作中的應用和發展奠定了方法論基礎。所謂的科學管理理論是指依據“第一流工人”對現代管理過程中的操作方法、工具、機器、材料、環境等提出一個統一的標準，同時也對工資報酬制度、職能工長制及一些管理原則進行了規定。泰羅認為，科學管理的最終目的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他忽略了“要精確地研究影響人們的動機”，認為工人最終是為了追求較高的工資，因此，提出了在管理的過程中必須同時進行管理激勵和約束機制，從而產生了刺激性的工資報酬制度和懲罰制度。這種理論被人們稱為“經紀人假設理論”，它認為人們參加生產勞動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人們把金錢當作高于一切的存在，而經濟利益的提高或者降低都能夠相應地影響到人們的工作熱情。在那個時期，在管理的過程中只剩下人們完成勞動任務的多少，而沒有任何關于人的情感或者道義的存在。隨著“經紀人假設理論”的發展，逐步產生了“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這種政策只注重金錢刺激所帶來的工作效果，不考慮關于人的任何的心理或者精神追求。

但是隨著經濟和科學知識的不斷發展，工人們也逐漸意識到金錢不是萬能的，而古典管理理論和方法顯然已經不再適應新的環境，不再能提高工人們的勞動生產率，企業主人、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逐漸意識到這一點，對古典管理理論和方法進行改革和創新，從而形成了一種與當代社會相適應的新的管理理論和方法。行為科學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社會人”階段和“自我實現人”階段。所謂“社會人”是指當時的行為科學只注重研究個人在組織中的相互關系，是職工社會需求的滿足，而“自我實現人”是指行為科學注重研究個人在工作當中是否能夠實現自我并獲取相應的成就感，注重的是個人需求的滿足。相繼前兩個階段，隨后出現了第三個階段“復雜人假設理論”階段，這個階段的行為科學認為人的工作動機是復雜的、多變的，而不僅僅是受經濟利益所驅使的，而在管理過程中，針對時間、地點和人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式對工人進行管理。

由上可知，行為科學從個人的動機出發，綜合考慮個人因素和外在環境因素，對人進行多層面的研究，它綜合了心理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等學科的知識，通過調查、測驗、試驗和案例分析等多種科學方法研究激勵問題，極大地推動了激勵制度在管理過程中的發展。經濟學家在此基礎上對于激勵問題的研究熱情越來越高，對于管理激勵和約束機制在管理學中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他們將激勵理論的研究重點逐漸轉變為激勵問題定量化、模

型化。

4 博弈論在管理理論中的應用局限性

4.1 博弈論的學科特點

要想把握博弈論在管理學中的應用，就必須掌握復雜的數學知識和經濟理論，因為博弈論起源于數學，而最初應用于經濟學。但是現代企業的管理者，由于要處理各種各樣的事務，他們往往沒有時間去學習數學知識和經濟學理論，更加沒有在管理過程中探索的意識。但是博弈論在管理工作中的應用并不受這些條件的影響。

在博弈論發展的初期，博弈的雙方都清晰了解彼此的信息，這個時期稱為靜態博弈時期；而在現在的企業管理過程中，這些信息管理者可能沒有辦法得到，這種靜態的博弈很難應用到顯現的管理工作中。隨后，博弈論逐步進入動態博弈時期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時期，但是由于博弈的片面性，依然不能很好地為現在企業管理所用。另外，由于博弈模型的多邊形和博弈參與者行為的不確定性以及博弈的規則和建模技術所受到的限制性，形成了靜態博弈論、動態博弈論和不完全信息博弈論的片面發展，不能在現代管理工作中得到很好的應用。

4.2 博弈論和傳統管理理論的差異分析

博弈論的主體是博弈參與者，主要研究博弈參與者的行為及各參與者之間的相互影響，現代企業管理則主要研究各個企業之間的相互影響。管理理論一直致力于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研究，應用于現代企業中則是注重提高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由此可知，在現有管理理論已發展成熟的基礎上，企業的管理者對博弈論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存在著不理解或者排斥行為。

5 博弈論在現代管理中的應用前景

5.1 宏觀層面

隨著信息技術和現代通訊技術的迅速發展，社會的發展將充滿不可預知性。從政治層面來看，在蘇聯解體之后，世界政治格局將逐步完成從一超多強到多極化的轉變，各個大國之間相互合作、相互影響，這實質上就是各個大國之間多種形式的博弈。從經濟層面來看，多種大小不等的經濟體不斷出現，且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甚至不斷融合，而在這個過程中，世界范圍內各個國家的經濟相互依賴、相互影響，這種經濟上的依賴和影響其實也是各國之間的博弈，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和美國的次貸危機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不管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博弈論的應用無處不在，并且發揮了難以估計的作用，由此可見，博弈論在未來的政治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將應用得更加廣泛。

5.2 中觀層面

所謂中觀層面，在現代的企業管理中，主要包括企業戰略、市場營銷、人力資源、財務及公司管理等方面的內容。博弈論在戰略管理領域中應用得最早，同時也是應用得最多的領域；而在市場營銷管理領域中，博弈論多處于次要地位，多以輔助競爭戰略應用于這個領域當中；博弈論中的激勵機制和心理博弈多應用于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中。雖然博弈論目前在中觀層面的應用還不是很廣泛，但是隨著博弈論的不斷發展，博弈論的應用在這些領域中將是不可或缺的。

5.3 微觀層面

所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屬于微觀層面的范疇，人與人的關系是多重的，包括領導與被領導者、管理與被管理者、競爭者與合作者等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在人際關系當中必然會涉及到經濟利益的問題，人與人一直相互對抗或者合作，存在多種形式的博弈。到目前為止，博弈論的很多研究，如激勵機制、心理博弈、行為科學等都應用于現代企業管理的微觀層面當中。管理者應該如何應用博弈論處理好員工之間的利益關系和分工合作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還要不斷推進博弈論的應用和發展。

由上述可知，博弈論的理論思想、方法、模型和手段已經逐漸貫徹到現代企業的管理工作中，我們要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發展博弈論存在的問題，并切實解決問題，不斷推進博弈論的深化發展和優化完善，為博弈論在以后企業管理中的應用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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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博弈論;均衡;效用;反向應用

中圖分類號:F069.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9-0240-02

“博弈論”這一名詞的流行僅僅始于幾十年前,但是,博弈論思想本身卻有著悠久的歷史,如兩千多年前的“田忌賽馬”就是出色利用博弈論的典型生動的例子,至今仍然為中國的許多學者、老師應用來作為博弈論的入門例子。

一、博弈論的發展進程

博弈論思想雖然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作為一門系統的學科來說還相當的年輕。近代以來,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許多學者逐漸認識到了博弈論的重要作用,對博弈理論進行了探索研究。一般認為,對于博弈理論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紀初。瓦德格拉夫(W aldegrave)在1713年提出了兩人博弈的極小化極大混合策略解。古諾(Coumot)和波特蘭德(Bertrand)分別在1838年和1883年提出了博弈論最經典的模型,兩位學者分別從產量決策和價格決策分析壟斷的雙寡頭競爭模型,確定了在競爭之下各自的最優反應函數。但是作為一種理論來說,1944年,馮?諾依曼(Von Neumann)和奧?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了《博弈論與經濟行為》在總結了以往關于博弈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博弈論的概念術語、一般框架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較系統的博弈理論,因此這被認為是博弈理論初步形成的標志。50年代初,納什(J.Nash)的兩篇非合作博弈論奠基性之后,博弈論飛速發展。作為博弈論的一部分,非合作博弈比合作博弈的發展更加迅速,在經濟學等其他學科中的應用也更為廣泛。提起博弈論,現在差不多總是指非合作博弈論。50年代以來,納什(Nash)、澤爾騰(Selten)、海薩尼(Harsanyi)等人是博弈論成熟并最終進入使用。

最近三四十年,經濟學經歷了一場“博弈論革命”,經濟學者們引入博弈論的概念和方法改造經濟學的思維,推進了經濟學的研究,可以說博弈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改寫了微觀經濟學,成為推動經濟學發展的一大動力。一方面,納什均衡概念以及更多的博弈論知識的引入使寡頭競爭理論得到改造,在現實中應用的普遍性更明顯,嚴格而深入的探討競爭現實的現代寡頭理論迅速發展起來;另一方面,在經濟社會中,每個人的決策都是根據他所掌握的有關信息做出的,非對稱信息博弈論這種分析方法徹底改變了微觀經濟學的面貌,極大地促進了信息經濟學的發展,信息經濟學已經真正成為當今經濟分析的主流。

二、博弈論的主要內容

博弈論(Game Theory)又稱作對策論,是專門研究理性個體之間相互沖突和合作的學科。一個最基本的博弈結構,至少包括三個要素:局中人(player)、戰略空間(strategy space)和支付結構(payoff structure)。

博弈論的基礎假定是博弈的參與者即局中人是理性而明智的;在每個局中人的所有可選行動范圍(戰略空間)內,該局中人是獨立的,不受其他局中人任何形式的脅迫;一個局中人的支付結構表示在不同情況(不同戰略組合)下博弈終了時他的收益(或“得分”)。在典型的支付結構中,一個局中人所得的支付不僅與他自己選擇何種戰略有關,而且還是其他局中人所選戰略的函數,任何一個局中人改變自己的戰略都將影響所有局中人所獲的支付水平。這就是說,局中人之間的利益是相互牽連和相互制約的。除上述3個要素以外,要對一個博弈進行分析,對博弈定義一個信息結構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者必須明確每個局中人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在局中人追求自己的支付最大化假定下,博弈論研究這些理性個體的行為選擇。一個博弈的“解”,也就是該博弈最可能出現的結果,稱為“均衡”(equilibrium)。一般情況下,博弈雙方的目的就是能夠得到一個均衡結果。

一個完整的博弈應該包含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博弈的參與人,即博弈過程中獨立決策、獨立承擔后果的個人和組織;第二,博弈信息,即博弈者所掌握的對選擇策略有幫助的情報資料;第三,博弈的行動空間,即博弈方可選擇的全部行為或策略的集合;第四,博弈的次序,即博弈參加者做出策略選擇的先后;第五,博弈方的收益,即各博弈方做出決策后的得失。

三、博弈論的應用和對博弈論反向應用的思考

自從將博弈論引入經濟學以后,經濟學改變了傳統經濟分析地那種以個人孤立決策,其他經濟活動者的行為影響則被典型地簡化為價格信號為基礎的分析方法,而側重于經濟活動中多個利益主體的行為所產生的相互作用和影響的分析,從而使經濟分析更能反應經濟系統的本質。

博弈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具體來說,博弈論是怎樣應用到實際事務上的,下面將舉例說明,并且討論探索反向應用博弈論是否可能、是否有意義。

我們以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學生與家長的博弈為例:

假設一小學生和其家長,學生每天都必須完成老師布置的家庭作業,家長可能檢查也有可能不檢查其完成狀況。如果學生按時完成家庭作業,玩的時間減少;家長檢查,學生沒有完成就會得到懲罰。家長當然希望孩子按時完成作業,如果檢查發現學生沒有做作業,家長會感到生氣,而且天天檢查對家長來說是額外的負擔。因此如果學生做了作業家長也檢查了,那么學生得到的效用是-2,家長得到的效用是2;如果學生做了作業家長沒有檢查,那么學生得到的效用是-4,家長得到的效用為3;如果學生沒有做作業家長檢查了,學生增加了玩耍的時間卻受到了懲罰,得到的效用是0,家長得到的效用是-2;如果學生沒有做作業家長也沒有檢查那么學生得到的效用是4,家長的實際得到的效用是-1.博弈矩陣如圖1:

博弈的結果是學生會選擇不做作業,家長會選擇不檢查,實際影響是無論是對學生自己還是對家長來說,得到的都是最差的結果。

面對這樣不盡如人意的博弈結果,我們應該怎么辦呢?

博弈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進行的,這些條件決定了博弈的結果。那么根據現有的博弈結果,我們是否可以反向應用,找出可以改變的條件從而改變整個博弈的格局,改變博弈結果,改善博弈雙方的效用水平呢?

仍然以上面的學生家長博弈為例:

假設在相同的條件下,家長改變懲罰方法,變成懲罰與獎勵并行。即如果學生不按時完成作業,那么除了接受固定的懲罰外,如果該期測驗考試在一定水平之下將會得到更嚴厲的懲罰,如果測驗成績在一定水平之上那么會得到自己期待已久的少兒百科全書。測驗的成績必然和平時是否好好學習、是否按時完成家庭作業相掛鉤,那么學生在希望增加玩耍時間的同時還會考慮到不做作業和測驗成績的關聯。這樣,如果學生完成作業家長也檢查了,學生得到的效用是2,家長得到的效用也是2;如果學生完成作業家長沒有檢查,學生得到的效用是4,家長得到的效用是3;如果學生沒有完成作業家長檢查了,那么學生得到的效用是-4,家長得到的效用是-2;如果學生沒有做作業家長也沒有檢查,那么學生得到的效用是2,家長得到的效用是-1。博弈矩陣如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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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PBL教學模式；經濟博弈論；教學探索

中圖分類號：G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8-0131-02

愛因斯坦曾經評說：“現代教學方法如果沒有完全扼殺人類神圣的好奇心，就已經可稱奇跡。”愛因斯坦對于教育的評論已經過去了近一個世紀，然而我們的教育形式化的后果卻很嚴重。

經濟博弈論是一門將博弈論原理與經濟問題結合，分析經濟活動中各博弈方的對策選擇的學科，雖然作為一門學科體系，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已經出現，但長期以來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直到近20年間諾貝爾經濟學獎多次垂青博弈論領域的研究，使得博弈論作為重要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最具權威性的肯定，而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哈佛大學教授阿爾文·羅斯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羅伊德·沙普利同樣也是博弈論專家，因此用博弈論的基本方法分析經濟社會領域的相關問題，才能實現真正的理論和實際結合。然而，在我們傳統的教學中，只是追隨理論、方法、例題、練習、復習、考試這樣的教學環節，毫無自己的探索。

因此，在經濟博弈論教學領域中運用以問題為導向的（PBL）的教學方法可以培養學生對博弈論的熱愛和興趣，可以使學生取得更好的學習效果，可以使學生加深對理論和實際的結合緊密度。

1博弈論課程的特點及現有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博弈論》又稱《對策論》，是一門應用性非常強的課程，雖然在經濟學中獲得了最廣泛、最成功的應用，被稱為現代微觀經濟學的基石，但它的應用領域小到到日常生活、行為選擇，大到政治、軍事、國際關系等。但是，由于博弈論的數學描述較為抽象，很多經濟學本科學生在初次接觸時會舉得十分抽象與高深，目前，《經濟博弈論》作為經濟學本科專業選修課，教學方法單一，側重于對理論的闡述，忽視理論的具體應用。結果是，使學生喪失學習的興趣，理論也不容易被學生接受和理解。然而，博弈論教學的最終目的是要把理論的學習融入對經濟活動實踐的研究和認識中，緊密聯系實際，提高學生分析經濟現象以及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因此，現階段的博弈論課程教學無法激發學生的求知欲，理論與實踐脫節，學生的“學”與“用”脫節。

2PBL教學法在經濟博弈論課程中的優勢

PBL，是以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方法，英文全稱為Problem-based learning，是基于現實世界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方式，該教學方法由美國神經病學教授Barrows首創，最初用于醫學臨床教學，目前已經成為國內為各學科中普遍流行的一種教學方法。與傳統的以學科為基礎的教學法有很大的不同，PBL強調以學生的主動學習為主，將學習與更大的任務或問題掛鉤，使學習者投入于問題中，它涉及真實性任務，強調把學習設置到復雜的、有意義的問題情境中，通過學習者的自主探究和合作來解決問題，從而學習隱含在問題背后的科學知識，形成解決問題的技能和自主學習的能力。

經濟博弈論課程中包含大量的理論分析模型，對大學二年級的學生而言，單純的“我講你聽，我做你看”、“預習-聽課-復習-考試”四段式教學方法過于抽象、枯燥而乏味，缺乏學習的興趣，甚至存在學習和理解上的困難，學生沒有驗證理論的機會，學習效果非常不好。將PBL教學法有效地運用于博弈論的教學中，可以讓呆板孤立的理論知識生動起來，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突出了“課堂是靈魂，學生是主體，教師是關鍵”的教學理念。

3基于PBL教學法的經濟博弈論課程教學思路設計

基于PBL教學法的博弈論課程教學目標，即以實踐性的博弈論現實問題為出發點，將學生置身于模擬真實性博弈的情境之中，運用自身的經濟學知識分析現實的博弈問題，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和多方位思考的能力。

3.1教學問題設計

博弈論課程中根據博弈方數量、策略的內容和數量、得益和博弈過程的特征以及信息的結構等將博弈進行了分類，博弈論教材大多數也是按照博弈的類型設置章節，因此，基于PBL教學法的教學思路設計必須針對不同的博弈類型進行。例如，可以從經典的囚徒困境作為問題案例引入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以商家之間的價格戰為模擬引導學生分組實驗，從經典的“海盜分金”引入動態博弈中的逆向歸納法，用“旅行者悖論”引入對逆向歸納法的有效性的討論，從選美博弈實驗引入重復刪除劣策略步數的方法，以最后通牒博弈引入人們對不公平的反應的檢驗等。

3.2具體實施

針對目前博弈論課程教學現狀和該課程的特點和規律，試圖在教學中引入PBL模式，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價格競爭與博弈為例，具體實施情況如下：

3.2.1提出問題

首先將班級分成以5-6人為一組的若干小組。根據章節內容提出問題，以商家之間的價格戰引出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為例：每個組將分別代表一家商家在市場經營。

市場經營的規則：

（1）所有商家的利潤率都維持在10%；

（2）如果有三家以下的商家采取降價策略，降價的商家由于薄利多銷，利潤率可達15%，而沒有采取降價策略的商家利潤率則為7%；

（3）如果三家商家同時降價，則所有商家的利潤都只有7%。

3.2.2分析問題

同組學生分工寫作、相互交流，利用網絡資源、圖書館等收集相關文獻資料，了解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的特點。每個小組派代表先通過協商初步達成協議。初步協商之后，小組代表回到小組向組員匯報。小組討論之后，需要作出最終的決策：降還是不降？將決定寫在紙條交給老師。在本分析問題環節要注意作為小組代表在和別組代表討論時的出發點，回到小組中后小組成員的決策基礎（是否遵守了幾個小組達成的共識），以及是否運用了博弈。

3.2.3解決問題

本游戲看似簡單，但結果往往出人意料但又在意料之中，因為大部分公司都會選擇降價，結果降價會導致兩敗俱傷。這個游戲可以用囚徒困境來分析：盡管每家航空公司都不降價均可保持10%的利潤率，但是受到降價后15%利潤率的吸引，它們還是會選擇降價。在這種選擇下，每家公司都降價導致的是行業利潤率的集體下降，變成7%，但這種結果是無法避免的，因為每家公司都在追逐高利潤。

3.3理論分析

價格博弈在經濟中的實際表現為市場競爭中的寡頭價格戰。通過降價爭奪市場是市場競爭中很普遍的行為，但降價策略卻不是成功的策略，因為單個廠商的降價往往會引起競爭對手的報復，這樣的降價不僅不一定能擴大銷量，反而會白白降低利潤率。

以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為例，它們原來用同一種較高的價格（我們稱它為“高價”）銷售相同的產品。如果這兩個寡頭不滿足它們各自原來的市場份額和利潤，就都有可能通過降價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和更多利潤。但當自己的降價引起對手的報復時，這種目的就不一定達得到。假設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在原來的“不降價”策略下各可以獲得7單位和3單位的利潤，如果中國聯通單獨“降價”，則自己獲得的利潤可以和中國移動持平，各得4單位的利潤，如果中國移動單獨“降價”，自己得8單位利潤，而聯通利潤為0，如果雙方都采用“降價”，中國移動獲得5單位利潤，而中國聯通獲得1單位的利潤。這個博弈問題可以表示為下圖的得益矩陣。

圖1兩寡頭價格競爭依據上述得益矩陣，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囚徒的困境非常類似，假設中國移動采用“不降價”策略，那么中國聯通采用降價得4單位利潤，不降價得3單位利潤，中國聯通會采用“降價”策略，假設中國移動采用“降價”策略，那么中國聯通采用降價得1單位，不降價無利潤可言，因此，中國聯通同樣會采用“降價”策略。用同樣的方法分析中國移動的情況，也可以得出不管中國聯通的策略是什么，中國移動都應該選擇“降價”策略。因此，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這個博弈的最終結構一定是兩個寡頭都采用“降價”策略，分別得到5單位和1單位的利潤。很顯然，這是個非合作博弈的問題，兩方按照個體行為理性原則決策，因此雙方的“降價”策略對雙方來講都不是理想的結果，但因為雙方都無法信任對方，必須防備對方利用自己的信任謀取利益，所以雙方都會選擇“降價”，7單位和3單位的利潤結果是無法實現的。

對照現實，2011年中國移動、電信、聯通凈利潤分別達到1258.70億元、164億元、42.1億元，中國電信和聯通加起來也不及中移動老大的一個零頭，從收入角度看中國移動穩坐第一，但從速度看中國聯通憑借3G業務增長最快，所以，我們在這里的假設中國移動始終處于優勢地位是合理的。

以上為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中價格博弈的例子，同理，在其他的章節，我們同樣可以通過類似的教學方法和教學設計使得課程教學生動而有趣，更容易被學生喜歡和接受。

4完善PBL教學法在博弈論課程中應用的建議

4.1重新設計PBL教學法的課程

在以PBL為教學法的博弈論課程教學中，必須重新設計新的教學目標，從而更好地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必須重新設計新的教學大綱，設計相關的學習內容；必須重新確定新的教學日歷和教案，組織學生參與到課堂活動中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課本知識和實踐活動相結合。

4.2循序漸進地推動PBL教學法

4.2.1轉變教師觀念

PBL教學模式需要教師心理上的逐步適應和能力上的逐步提高。在PBL為教學中，教師承擔著多種角色的轉換，對教師能力的要求也隨之提高。教師由知識的傳播者變成了引導者，不僅考察教師的理論知識能力，還考察教師的實踐能力。PBL教學需要團結協作性，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的團結協作能力，在教學中，集中和松散并存，既需要提前做好課前準備，又需要組織好課堂討論，解決問題。

4.2.2改變學生習慣

傳統的LBL教學模式中學生是知識的接受者，學生的學習是一種被動的接受過程；而PBL教學模式要求學生本身學習的積極性和自我學習能力在課前體現，課堂上體現更多的是學生之間的協作學習。因此使學生從長期的傳統的LBL教學模式向PBL教學模式轉變需要改變學生的學習慣性。

4.2.3及時改變相關的考核和評估體系

在PBL教學模式中，相關的考核和評估體系也必須隨之改變，學生對知識提前學習能力，學生的團結協同能力，學生的創新能力等要和課程的考核和評估結合在一起，要改變以往LBL教學模式下的考核方式，需要相關的教務考務部門對考核標準，考核內容和考核方式等權利的逐步下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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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濤，劉倩倩.實驗教學法在“經濟博弈論”中的應用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0，（22）.

篇5

[關鍵詞]英文電影；片名翻譯；歸化；異化；博弈

[作者簡介]徐建國，黔西南民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英語語言教學和翻譯理論與實踐的研究。

一、引言

隨著全球化趨勢的與日俱增，電影作為大眾藝術的一種表達，作為傳承文化的一個載體，肩負著重任――架構起不同文化之間相互溝通、相互交流的橋梁，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互補、學習。作為一種特殊的大眾藝術形式，電影語言應雅俗共賞、老少皆宜，而電影片名作為電影的第一形象和識別標志，其中文譯名，更應同時兼具整齊勻稱、雅俗共賞、精練生動、形神兼備、老少皆宜等特征，既要反映影片的主要內容和暗示影片的類別，還要簡潔明朗、別出心裁，符合觀眾的文化欣賞和期待心理，能夠在瞬間抓住觀眾的注意力，在觀眾心目中留下難忘的印象，做到先聲奪人，從而很好地為影片進行廣告宣傳。

因此，英文電影片名的中文翻譯就顯得尤為重要。電影片名的翻譯要做到以約求豐，生動活潑，絕非一朝一夕的成果，而是如嚴復先生所言“一名之立，旬月躑躅”，需要譯者細斟慢酌地加以尋章摘句，盡可能使譯名達到原名的效果，并準確傳達英文電影中所蘊含、潛存的異域文化氣息，力求做到形似，神也似。針對片名翻譯中涉及到的文化因素，筆者認為在翻譯時應合理運用切實可行、行之有效的翻譯策略。

二、電影片名翻譯中的文化差異

世界上存在許多民族，不同民族活動的多樣性和觀念的多元性使其文化內容和形式出現了多樣性，這便是文化差異的淵源。文化差異的因素對電影片名翻譯的影響不可低估，正如愛森斯坦在《狄更斯、格里菲斯和我們》一文中的見解：“格里菲斯也好，我們的電影也好，其獨特性都不是從自己身上憑空產生出來的，而是有它過去的深厚的文化淵源。”可以說，不同民族的語言交流實質上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只有重視文化內涵，才能克服電影片名翻譯過程中語言的障礙，真正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中國文化屬于人文文化，重人倫，輕器物，重綜合歸納，對于語言，重暗示，主張慎言、戒言，即孔子所說的：“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西方文化屬于科學文化，重物質，輕人倫，描寫力求細微曲折，惟恐描寫不周。

中國人文文化與西方科學文化的差別常常反映在電影的命名上，因此，電影片名翻譯中出現的嚴重錯誤往往不是因為詞語表達不當造成的，而是因為錯誤的文化假設所導致的。因此，準確了解、把握中、西方影片的命名定位情況，就顯得格外重要。總體說來，中國影片在命名上正如中國傳統國畫一樣，追求高遠、寧靜、空靈、太虛之境，偏好于具有象征性的或富有詩意的文題。而西方影片更熱衷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強調人性的獨立、人格的完整，力圖表現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所以，許多影片都直接以具有鮮明個性的人物命名。

電影片名的翻譯表面上處理的是單個的字、詞或短語，實際上卻是不同文化之間意象的重構、修潤與轉換行為，但是，由于不同的語言文字結構有著其自身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蘊，所以在跨文化的翻譯中難免會產生“進退維谷”的尷尬境況，既難以通過譯文將某種語言所要蘊含的信息傳達給另一種語言的讀者，但又必須準確做到這一點。在這種“舉步維艱、難以抉擇”的關鍵時刻，“異化”(foreignization或alienation)和“歸化”(domestication或adaptation)就成為解決這一困惑和難堪的選擇。

三、歸化與異化――處理文化差異的策略

美國翻譯理論家Lawrence Venuti 憑借Translator's Invensibility將解構主義的研究風氣引入到翻譯界，率先集中而深刻地探討了歸化與異化這兩個概念，并激化了兩者之間超語言層次的矛盾，奠定了它們難以調和的理論基調。翻譯中的異化和歸化，是以譯者所選擇的文化立場為基本點來加以區分的。歸化，相對“異化”，翻譯上指恪守本族文化的語言傳統，回歸地道的本族語表達方式，旨在盡量減少譯文中的異國情調，為目的語讀者提供一種自然流暢的譯文。Venuti 認為，歸化法源于這一著名翻譯論說，“盡量不干擾讀者，請作者向讀者靠近”，即以源文化為歸宿(source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異化，相對“歸化”，指在翻譯上故意使譯文沖破目的語常規，保留原文中的異國情調，“譯者盡量不驚動原作者，讓讀者向他靠近”，即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target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

在文化平等的前提下，異化翻譯過程中應以譯入語觀眾的需求――“洋味”為軸心，盡量保持原文的特點，采取相應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保留原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而歸化翻譯則應以譯入語觀眾的需求――文化認同感為軸心，要求譯文在語言層面和文化層面上，盡量向目的語的語文規范、文化習俗和讀者接近，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陌生感以增強譯文的可讀性。例如美國電影《Waterloo Bridge》，異化翻譯是《滑鐵盧橋》，而歸化翻譯則是《魂斷藍橋》，這被認為是實施歸化法最為精妙的電影譯名之一；《Gone with the wind》異化翻譯是《飄》，歸化翻譯就是《亂世佳人》；《Home alone》，異化翻譯是《一個人在家》，歸化翻譯就是《小鬼當家》；還有許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自歸化與異化問世以來，就一直是學者爭論、辯解的關節所在，目前翻譯界在承認異化與歸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對抗性概念、而是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的翻譯策略和方法的基礎上，又展開了哪一個是主流之爭。隨著“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和各民族之間克服了解的加深，各種文化之間的借鑒與融合日趨明顯，文化的異質色彩似乎正在逐漸淡化。另一方面，“文化多元化”和“反文化同化”的呼聲此起彼伏，各民族要求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意識也日趨高漲。作為語言、文化交流橋梁的翻譯，歸化和異化的辯證統一仍然會在這樣的大環境中繼續發展。在這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中，如何去重新認識和把握翻譯策略中的歸化和異化呢?這就是筆者接下來要盛情引入的博弈論。

四、翻譯過程中的博弈關系

(一)“博弈論”的基本涵義

“博弈”一詞的英文單詞是Game，意為諸如下棋、打牌、劃拳等游戲中的對策、游戲。現代博弈論(Game Theory)，又稱 “對策論”或“游戲理論”。博弈論用數學分析的方法研究理性博弈者因其意向、通過策略互動產生非意向結果的策略方法，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在發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時，人們如何進行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實際上是當事人面對一定的信息量尋求最佳行動和最優策略的問題，即博弈論以對方的行為作為自己決策的依據，并尋求最佳。博弈論是研究理性的決策者之間沖突與合作的理論。由于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利益沖突與一致具有普遍性，因此，幾乎所有的決策問題都可以認為是博弈。

(二)翻譯的博弈特點

我們可以把翻譯看作一種探索性的、單個進行的、嘗試和犯錯誤的語言游戲(郭建中，2000)，譯者是“游戲者”。游戲包括一套固定的“規則”(如語言規則，翻譯理論和原則，翻譯技巧，文化折射等)，但又鼓勵個人的創造性和技能(Gorlee，1994)。結果的不確定性是這種游戲的另一個特點，譯者在游戲過程中既要必須明白其中的符號學模式受規則支配，同時他們又可以改變和創造規則。這樣，翻譯就變成了一種具有知識性、創造性、抽象性、決策性，千變萬化的博弈活動。

(三)翻譯的博弈模式

在翻譯中得以應用的典型博弈模式有“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王斌，2004 )和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翻譯中為了顧及兩種文化之間的共同利益：增進交流和理解，繁榮自己的文化，譯者通常應該采取“囚徒困境”中的“優勢策略”，即這是一種非零和博弈。在囚徒困境中，背叛(歸化)使得合作成為非常劣勢的策略，其結果成為一種非合作均衡，即“納什均衡”。從完全信息靜態博弈論的角度看，異化翻譯是具有翻譯優勢的，而歸化不是最佳的博弈策略。但是，在特定文化交際中過度異化，也會與翻譯的交際目的“南轅北轍”。博弈論中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是指資源分配的一種理想狀態(高質量譯文)，無論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如何，按照博弈論中的“帕累托最優”原則，如果多位譯者(源語和目的語的)參與或合作翻譯，如果這些翻譯中有一種能使雙方文化都能接受的話，無論歸化也好，異化也好，對讀者來說，都是最理想的，最有益的。它也體現出博弈論中的“帕累托最優”原則。

五、英文電影片名翻譯中的歸化與異化博弈

翻譯作為一種特殊的博弈活動，異化和歸化被看作翻譯博弈中的博弈規則，博弈論介入翻譯決策的過程，正體現了異化與歸化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既然翻譯可看作是一種博弈，它同樣遵循均衡原則，尋求最佳、最優的解決。任何矛盾均有主次之分，翻譯中的異化和歸化也如此。這種主次關系從博弈論上說都是動態的，無休止地爭論孰主孰次、孰輕孰重就博弈論看來是毫無意義的。

在英文電影片名的翻譯中，無論是絕對化的歸化，還是絕對化的異化，在博弈論看來都是不能到達均衡和最優的博弈，甚至還會出現適得其反的翻譯結果。歸化和異化應該是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的兩個對立面，有辯證統一的關系，而不是相互對立。博弈論還揭示出翻譯歸化和異化的最優來自于譯者間的合作，歸化和異化總是在一次次嘗試、背叛、合作中交替進行著，善意的、寬容的、強硬的、簡單明了的交流和翻譯最終會贏得讀者的認可。

在實際的電影片名翻譯過程中，不可能永遠只遵循一種原則或采用一種方法，保留原語文化特色也會受到這樣或那樣的限制，不完全被讀者所理解或接受，尤其是帶有濃厚文化色彩的民俗、諺語、比喻、雙關語、歷史人物或事件、專用名詞、神話典故、特殊典籍制度等。譯文如果顧及讀者的接受習慣，原文特定的內涵要受損失；保持原文風貌，有時又與對方的思維或觀念相沖突。因此，電影片名翻譯應該從發展的角度去考慮，結合觀眾的實際需要，把握好歸化和異化的“度”，既不能過于異化，讓觀眾不知所云，又不能過于歸化，造成原名語言和文化特色的喪失。

另外，電影片名翻譯時翻譯時應充分認識語言、文化差異，正確把握觀眾的接受能力，確定歸化和異化的策略。異化翻譯就是充分相信觀眾的審美、接受能力，讓觀眾直面異域文化；而歸化翻譯的要旨在于跳出語言層面的束縛，傳達出影片的內容含義與文化精神。譯者應盡量地保持與原導演、編劇同樣的創作心態，并能夠結合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對原片名的內容含義與文化精神進行再創作，從而翻譯出既與原編劇達到心靈上的契合，又為譯語觀眾所接受的好譯名。

篇6

受到近年來理論界多視角和多元研究方法的啟示，作者認為，高校的學生教育管理就其實質來說，是學校和學生雙方在一定規則下各自尋求最優理性決策的互動行為，是雙方為各自利益最大化所進行的利益博弈。

關鍵詞: 博弈 高校學生 教育管理

博弈論(game theory)又稱對策論，它是研究決策主體（決策者）在沖突或合作中的策略選擇的理論。它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當兩個主體的行為互受對方行為的影響時，各方應該選擇何種行動方案，才能實現各自收益的最大化。

在我國，雖然博弈論的研究起步很晚，但博弈的思想卻源遠流長。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著名的“田忌賽馬”就是一個經典的博弈事例。它揭示的是，在給定齊王的比賽策略不變的情況下，田忌應該采用何種策略才能取得比賽的勝利。這實際上就是現代博弈論中的完全信息條件下的兩人博弈問題。我國古代典籍中的《孫子兵法》、《三十六計》以及《三國志》中都有大量的博弈事例，蘊育了豐富和深刻的博弈論思想。

博弈論作為一種理論最早是由美國數學家馮?諾依曼(Von Neumann)在1937年提出的，而馮?諾依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恩(Morgenstern)于1944年合著的《對策論與經濟行為》概括了經濟主體的典型行為特征，提出了多種基本的對策模型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創立了對策論的科學體系從而成為博弈論誕生的標志。50年代，納什(Nash)等人奠定了現代博弈理論的基石；60年代，澤爾騰(Selten)將納什均衡的概念引入動態分析，提出了“精煉納什均衡”概念；海薩尼(Harsanyi)則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論的研究。80年代，克瑞普斯(Kreps)和威爾遜(Wilson)發展了動態不完全信息博弈論，將博弈論的研究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水平。

博弈論作為一種方法，最重要功能就是為其他學科提供研究方法。實際上，博弈論的應用范圍不僅包括經濟學，在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犯罪學、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公共選擇和法律等諸多學科和領域，博弈理論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博弈論的特殊視角和特殊方法決定的。博弈論研究決策與其他理論研究決策的最大區別是，博弈論研究的決策是在一種互動狀態下的策略選擇，而不是一種孤立和靜態的策略選擇。比如，微觀經濟學研究消費者的消費選擇，就是在給定一個價格和收入參數的情況下來說明消費者怎樣實現效用最大化的問題，在這里，個人效用函數只是價格和收入的函數而不是其他人的選擇的函數。而我們知道，一定時期的價格實際上是市場上所有人行為選擇的結果，當每一個市場參與者都根據價格來進行選擇的時候，價格就會發生變化，這就意味著，單個主體進行決策所依據的價格參數中，包含著其他無數主體的決策過程。因此，單個主體的效用函數不僅依賴于他個人的選擇，而且也依賴于他人的選擇。但微觀經濟學則沒有考慮這一問題，它僅僅是把其他人的選擇后果歸結為一個價格參數，這樣，單個主體決策時面對的就是一個價格，而不是其他的決策主體。他既不會考慮自己的選擇對別人選擇的影響，也不必考慮別人選擇對自己選擇的影響。博弈論則正好相反，它強調是，單個主體間的選擇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個人的效用不僅依賴于自己的選擇，而且也依賴于他人的選擇。因此，博弈論研究的決策實質上是一種存在外部經濟條件時的個人決策。正是由于博弈論研究的“決策”更接近現實且普遍存在于各個領域，因而博弈論的應用十分廣泛。

雖然博弈理論的應用非常廣泛，但是用博弈論作為分析方法運用在高校學生教育管理研究中的文章卻很少。

高校學生教育管理問題的研究主體，過去多由從事學生教育管理的人員組成，其研究多數局限于實際工作的對策性研究領域。但最近幾年高校學生教育管理研究的主體數量迅速擴大，且日益多元。一批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學者從不同學科的視角和方法介入這一領域，為這一領域的研究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前景。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博弈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也被運用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之中，并且取得了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如吳曉莉，黃芳在其《高等教育與博弈》提出的“高等教育領域存在許多對博弈的組合”的觀點；郭萍，胡軍對高等教育服務中的信息不對稱及規制的分析以及“教育評估中介應該與政府、市場互補，進行合作規制”的主張，都為運用博弈論進一步研究教育管理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作者認為，大學生是高校教育管理的主要對象之一。學生的教育和管理是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最重要的內容。對高校學生的有效教育和管理有助于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自覺性，促進學生的思想道德的提升，提高學生的生活能力及素質，從而有助于高校管理目標的最終實現。因此，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博弈論的方法進一步開展高校學生教育和管理問題的研究，從新的角度來審視高校的學生工作，它可以幫助人們拓展學生管理工作的思路，提高高校學生學習、生活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水準和質量，有利于學校培養更多更好的人才。同時也可以創新學生管理研究的方法，拓展了學生管理研究的理論視野，對于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教育質量，建設和諧校園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高校學生教育管理涉及的主體就是學校和學生。作為學校來說，進行學生管理的目的就是引導學生努力學習，力爭使最多的學生達到自己的人才培養規格，引導學生努力學習，實質就是要求學生增加學習成本，即學生的時間成本，物質成本以及克制某種欲望而付出的精神成本等等。而在假定學生都是理性經濟人的前提下，學生的目的則是以盡量少的成本來取得學校的認同，這種認同的直接表現就是順利畢業。學校希望學生順利畢業，學生也希望學校能允許自己順利畢業，這一點決定了二者之間具有合作關系，其次，雙方都對對方有要求，學校要求學生通過增加學生的成本來使學生順利畢業；而學生則希望在不增加自己成本的情況下自己也能順利畢業。由于二者要求的對立，因而使二者之間具有競爭關系。這種競爭的實質就是爭奪決定學生學習成本增加或減少的主動權。在這種合作與競爭的關系中，雙方也有不同的手段和對策，學校的手段就是在符合國家學生管理規章的前提下，通過制定激勵和處分制度來引導和約束學生的學習行為、思想道德和生活行為，包括設立獎學金，評優和進行違紀處分等等。學生則是在認可學校學生管理工作的前提下，努力尋求有利于既能減少成本，又能達到自己目的的對策和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學校和學生的任何一種行為都會影響雙方進一步的行動以及未來的對策，從而影響學生的潛在資源在學習和休閑兩種用途中的分配。從理論上說，當我們把教育看成是一種社會公器時，只有學校擁有主導權才符合權利配置最優原則。而由于學生作為受教育對象的不成熟性，又決定了這一配置過程必然充滿了競爭和不確定性。因此，學校學生管理中學校和學生的關系，必然是圍繞爭奪決定學生潛在資源分配的主導權而展開的博弈關系。

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在高校學生教育管理中，不僅存在著學校和學生之間的博弈，而且也存在學生之間的博弈，比如，在學校對學生實施獎勵和處分時，就存在學生與學生的博弈。當學校要對表現好的學生進行獎勵時，由于名額有限，學生之間必然存在為獲獎而展開的競爭，在競爭中也就必然存在個人競爭策略的選擇問題。同樣，當學校要對各種違紀行為進行處罰時，違紀學生中也存在一個如何逃避處罰或減輕處罰的策略選擇問題。

總之，高校學生教育管理過程，決不是一種單向的管理與服從的過程，而是各主體之間互相影響的一個互動過程。一方面，學校的選擇要主導學生的行為和選擇，但同時，學生的選擇也要影響學校的選擇以及學生之間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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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market has become regular. The bidding legisl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quity, public, quality and against illegal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Although the enterprise spent a lot of material, time on a complex bidding, but usually the end is not desirable. On the basis of bidding evaluation analysis, a set of suitable bidding game model methods are considered, which is useful for scientific decision on bidding practice in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關鍵詞:建筑市場;招投標;評標辦法;博弈論

Key words: construction market;bidding;bidding evaluation method;game theory

中圖分類號:TU7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08-0100-02

0引言

工程項目建設招標投標是國際通用的、比較成熟的而且科學合理的工程承發包方式。承包商投標的目的是能夠制定科學合理的技術方案并報出一份既有最大中標可能性又可以贏利的最佳的報價。

我國目前建筑市場競爭日益復雜和激烈,施工企業在注重提高企業內在素質的同時,加強工程投標工作的研究,優化投標決策,提高投標質量,是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保證。

我國的工程招標評估一般采用綜合評估法,即對工程質量、施工工期、投標價格、施工組織設計或者施工方案、投標人及項目經理業績等提出要求,并確定評價標準。這些要求和標準的確定也是因為業主的要求不同,所以各個標準也不盡相同。。一般以評分方式進行評估,得分最高者中標。采用經評審的最低投標價法,是在投標文件能夠滿足招標文件實質性要求的投標人中,評審出投標價格最低的投標人,但投標價格低于其企業成本的除外。

招標投標是為了營造公平、公開、公正的競爭環境,進一步規范我市建筑市場秩序,加快培育市場機制,遏制腐敗現象發生,培育和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建筑市場,保證工程建設的順利進行和建筑業的健康發展。但由于舊體制的功能與慣性還未消失,新體制的功能尚不完善,致使建筑市場交易成本過高,交易秩序出現混亂,影響了招標投標制度的效率。

本文認為,要對工程造價作出科學合理的評估,需要建立嚴密的數學模型,而根據實際情況,顯然選擇博弈理論更加合理。基于博弈論建立適應不同評標辦法的投標模型,為施工企業的投標工作提供一些具有理論和實質意義的參考。

1博弈論投標報價建模的基本要素

1.1 博弈論在投標報價建模應用中的適宜性博弈論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候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博弈論的基本概念包括:參與人、行動、結果、信息、戰略、支付函數、均衡。博弈分析的目的是運用博弈規則預測博弈均衡。

工程投標是一種對策行為,眾多投標者之間就是一場博弈。投標人往往不具備甚至完全不具備競爭對手的投標信息資料,施工企業在與對手參與投標活動時可以認為是同時選擇行動,因而可以運用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理論來描述和解釋工程競標博弈。

1.2 博弈論基本要素概述從理論上講,博弈分為四種類型,分別為:

1.2.1 合作博弈――研究人們達成合作時如何分配合作得到的收益,即收益分配問題;

1.2.2非合作博弈――研究人們在利益相互影響的局勢中如何選決策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即策略選擇問題;

1.2.3 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博弈:參與者對所有參與者的策略空間及策略組合下的支付有充分了解稱為完全信息;反之,則稱為不完全信息;

1.2.4 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靜態博弈指參與者同時采取行動,或者盡管有先后順序,但后行動者不知道先行動者的策略。動態博弈指雙方的的行動有先后順序并且后行動者可以知道先行動者的策略。

為了說明博弈的各個類型,我們可以在這里舉個例子:a、b、c、投票決定如何分配100萬,他們分別擁有50%、40%、10%的權力,規則規定,當超過50%的票認可了某種方案時才能通過。那么如何分配才是合理的呢?按票力分配,a50萬、b40萬、c10萬c向a提出:a70萬、b0、c30萬b向a提出:a80萬、b20萬、c0……

權力指數:每個決策者在決策時的權力體現在他在形成的獲勝聯盟中的“關鍵加入者”的個數,這個“關鍵加入者”的個數就被稱為權利指數。

夏普里值:在各種可能的聯盟次序下,參與者對聯盟的邊際貢獻之和除以各種可能的聯盟組合。

次序:abc acb bac bca cab cba ,關鍵加入者:a c a c a b ,由此計算出a,b,c的夏普里值分別為4/6,1/6,1/6 。所以a,b,c應分別獲得100萬的2/3,1/6,1/6。

以下結合具體實例,對博弈論涉及的各個要素進行逐一分析:

(1)參與人是指一個博弈中的決策主體,它的目的是通過選擇行動(或戰略)以最大化自己的支付(效用)水平。參與人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團體,如企業、國家,甚至若干國家組成的集團。在本文中,一般用i=1,…,n代表參與人。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參與人之外,在博弈論中“自然”作為“虛擬參與人”來處理。

(2)信息是參與人有關博弈的知識,特別是有關“自然”的選擇、其他參與人的特征和行動的知識。信息集是博弈論中描述參與人信息特征的一個基本概念,是參與人在特定時刻有關變量的知識。

(3)戰略戰略是參與人在給定信息集的情況下的行動規則,它規定參與人在什么時候選擇什么行動。一般地,用si表示第i個參與人的特定戰略,Si ={si}代表第i個參與人的所有可選擇戰略的集合。如果n個參與人每人選擇一個戰略,n維向量S=(s1,…si,…sn)稱為一個戰略組合,其中si 是第i個參與人選擇的戰略。

(4)支付在博弈論中,支付是指在一個特定的戰略組合下參與人得到的確定的效用水平或者是指參與人得到的期望效用水平。參與人的目標是選擇自己的戰略以最大化其期望效用函數。在博弈論中,支付或者是指在一個特定的戰略組合下參與人得到的確定的效用水平或者是指參與人得到的期望效用水平。

(5)結果是博弈研究者所感興趣的分析,例如均衡戰略組合,均衡行動組合,均衡支付組合等。

(6)均衡是所有參與人的最優戰略組合,博弈分析的目的是預測博弈的均衡結果,即給定每個參與人都是理性的(理性是指有一個很好定義的偏好,在面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博弈論中的均衡概念與一般均衡理論中討論的均衡概念是不同的。

在博弈論里一個博弈可以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表述,一種是戰略式表述;另一種是擴展式表述(或稱為展開式表述),更適合于討論動態博弈。因為本文中基于博弈論建立的報價模型都是靜態博弈,下面僅給出適合于靜態博弈的戰略式表述(又稱為標準式表述):

博弈的參與人集合:i∈Γ,Γ=(1,2,…,n)

每個參與人的戰略空間:Si,i=(1,2,…,n)

每個參與人的支付函數:ui=(s1,…si…,sn),i=(1,2,…,n)

用戰略式表述的博弈為:G={Si,Sn;ui…,un}

在這種表述中所有參與人同時選擇各自的戰略。所有參與人選擇的戰略一起決定每個參與人的支付。

2不同投標報價評分方法下的建模方法分析

目前,我國施工企業參與投標的項目報價評分辦法主要有兩種:一是經評審的最低價法;二是復合標底法。根據評分辦法及可獲取的數據類型應建立不同的博弈模型。具體來說,綜合評估法采用較多,即對工程質量、施工工期、投標價格、施工組織設計或者施工方案、投標人及項目經理業績等提出要求,并確定評價標準。這些要求和標準的確定,因業主的期望值、業主的管理水平、工程項目和建筑市場的實際情況的不同而不同。一般以評分方式進行評估,得分最高者中標。

2.1 基于合理最低價法的成本分布函數博弈模型(信息較對稱時)適用于合理最低價法投標的博弈模型在求最優解的過程中,成本分布函數的確定是關鍵。確定競爭對手承包工程的成本分布函數f(x),需要參考對手以往的設計報價記錄,結合投標者現在的發展,運用一定的數理統計方法抽象得出,從而可以將企業的投標價格和具體的環境條件聯系起來,具有動態性。

在具體方法上,首先研究只有兩個投標者的成本分布函數博弈模型建模過程:只有兩個投標者參與投標,即i=1,2。令bi為投標者i的報價,ci為投標者i的承包成本。假定ci只有i自己確切知道。競爭者之間都相互知道自己和其他投標者的ci獨立地取自定義在區間[m,n]上的分布函數f(x)。則由以上定義可知投標者i的支付ui如下:

u(b,b,c)=b-c,if,b>b0.5×(b-c),if,b=b0,if,b

這是最簡單的投標報價博弈模型。投標者i面臨的問題是:

max ui=(b-c)f(x)dx,

其中:b為最優報價,c為實際成本,Φ(b)=f-1(b)。

2.2 基于合理最低價法的模糊預測博弈模型(信息不對稱時)

投標人投標決策分析時往往并不具備完全的資料信息,且競爭對手的投標策略是變化的。經實例證明采用基于“概率模型”的投標報價模型誤差較大,偏于保守;而采用基于博弈模型和模糊預測的投標報價決策方法,更符合信息不完全情況下的投標競標實際情況,其得出的最優報高率f更大,比前者為投標人帶來更大的期望收益。因此,在信息不完備情況下的投標報價決策中,該投標報價決策方法更為有效。

具體方法是,通過研究收集競爭對手以往的投標報價分布情況的統計資料來作為分析的基礎,直接建立報高率f與贏標率T的函數關系。

對很少遇到的或沒有遇到的對手,則可以運用模糊數量法來確定其報高率f與贏標率T的關系。模糊預測模型為:T=A0+Aigf,其中A0=(a0,c0),Ai=(ai,ci)是模糊數,ai為模糊數的中心值,ci為模糊數的模糊幅度。

如果投標人在某次投標競爭中有m個已知競爭對手,n個未知對手,對成本的估算為c,則對于該投標者而言,是首先分別分析已知競爭對手和未知競爭對手總體贏標率,并取其大者作為最優投標報價報高率f*的函數輸入,求得最優報價。

3結論

在博弈模型建立與應用中,成本分布函數模型及模糊預測模型均是基于已有較成熟的概率統計方法的報高率f的研究,適用于經評審的最低價法項目,能夠較好地指導實踐。因此合理最低價法投標報價博弈模型的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由于對最低投標價的合理性評判尚缺少一致的理想標準,復合標底法被廣泛應用。由于復合標底可采用多種復合形式,很難取得這樣的記錄;如果擁有以往與當前評標方法完全相同的項目,則借助評分矩陣模型,根據不同的復合公式建立不同的矩陣模型,分析采集自投標報價與標底比價的區間歷史記錄,進而確定最佳報價。因此,對復合標底法投標報價的評分矩陣博弈模型的深入研究具有廣泛的現實意義。

我國的招投標制度雖然已實施多年,但有許多的內容還需要不斷的完善和補充,本文區別目前通用的評標辦法,針對性地建立博弈模型,對提高招投標在綜合決策中的科學性的有益嘗試,在今后的研究可以通過待實際經驗數據的積累來進一步驗證其有效性和可靠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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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儒家倫理；博弈論；“和”；“生”

中圖分類號：B8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0460（2012）05—0019—08

一、博弈論需要面對的倫理追問

當前，作為一種分析現實社會關系的工具，博弈論（game theory）已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凡是我們試圖對競爭與合作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時，似乎都無法繞開博弈論。“博弈論是對相互依賴的理性選擇所做的系統研究。當個人的選擇依賴于其他人的選擇時，它可以被用來解釋、預測和評估在這種情況下的人類行為。”“相互依賴”這個詞組命中了博弈論的核心，也足以解釋為什么它在出現之后便能引起現代社會的廣泛興趣。現代社會顯然是一個聯系日益緊密的社會，任何個體的“獨立”選擇都只是相對的，都無以真正獨立于他所置身的環境而不受他者影響，因此個體就不得不在進行選擇之前權衡他者可能發生的選擇。相互依賴的既定事實使得所有個體選擇的結果相互制約，于是就出現了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如何在相互依賴的環境中進行策略性選擇，使得風險和損耗等盡可能小，而安全指數和收益等盡可能大？現代博弈論的研究大多圍繞此問題而展開，當這些研究進入到從博弈關系中尋求合作前景時，就進入了倫理學的視閾。

關于兩種結果的描述生動地呈現了博弈論所倚賴的倫理思路。

第一種博弈結果被命名為“零和博弈”，意思是：輸的一方收益為零（即被另一方所徹底擊敗或吞并），贏的一方收益為正。“零和”產生于對抗性競爭，是現代博弈論所力圖規避的損傷性結果。關于這一點，博弈論的研究者們常常用我們耳熟能詳的“囚徒困境”模型進行論證。“囚徒困境”的初始形式是一次性“囚徒困境”，在這個實驗場景中，警方需要足夠證據對兩名疑犯進行判決，他們被分開囚禁和審訊，并被給予三種選擇：（1）若一方選擇坦白，并且愿意作證指控另一方，而對方拒絕坦白，那么坦白的一方將即刻獲得釋放，而拒絕坦白的一方將入獄10年；（2）若二人同時選擇了坦白，并且作證指控對方，則二人各入獄5年；（3）若二人都拒絕坦白，由于證據不足，兩人將被拘禁1年。如果兩名囚徒有完全理性，則應當在相互信任與合作的基礎上進行第三種選擇，這是在信息完備的旁觀者一眼就可以看出的最優選擇。然而，在一次性囚徒博弈情境之中，基于自利的權衡后，囚徒常常會做出背叛的選擇。默尼根等學者們都力圖用“囚徒”模型來說明：脫離合作的利己行為不但損害了對方，也使得自身的損耗加大。

另一種博弈結果則被稱為“非零和博弈”或者“正和博弈”，也就是日常語言中的“雙贏”或“共贏”，意思是各方得到的收益都為正。關于這一點最常見的是多次“囚徒”博弈分析。初始的一次性“囚徒困境”演示了被假定為純粹利己的人在突發性利益沖突中進行選擇所注定的敗局。由于現實生活中的選擇主體之間存在的是長期關系，那么就需要進行重復博弈分析。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在重復博弈情境研究基礎上給出了“囚徒困境”的悖論，他發現：在重復的博弈當中，一次性“囚徒”選擇不能也不會被允許重演，因為“囚徒”們將吸取教訓而選擇合作。具體說來，這種“囚徒”合作之所以出現，主要是基于下面原因：在長久的競爭關系中，并無一種有效隔離手段可以持久隔絕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溝通。各方必然領悟到只有打破“囚徒”背叛，才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獲得雙邊收益最優。因此，一種在競爭又相依的命運中發展起來的合作型關系必然要成為主導型關系。顯然，正和博弈是彼此妥協和互惠互利的競爭合作所產生的結果，這種結果呈現了博弈論基于現代競爭社會相互依賴的事實而歸納出的帕累托效率。

在現代博弈論從“零和”到“正和”的分析中，利己主義和功利主義倫理思想的影響十分明顯，主要表現為兩項特征：第一，博弈論預設了選擇的各方都具有趨利避害的基本人性。這種人性預設既被利己主義推崇，也為功利主義所承認。第二，趨利避害的選擇將產生對利益最大化的普遍期望，“雙贏”（也就是“正和”）是基于最大福利計算的功利選擇的必然結果。

盡管基于“囚徒困境”模型之類的博弈分析似乎從利益分布上給出了充足理由來昭示合作型競爭給人們帶來的美好前景，但從“合作”這個狀態所涉足的倫理學角度來說，博弈論分析及其導出的“雙贏”（“正和”）結果至少還需要面對以下幾個問題的嚴格追問。

第一個問題也是至關重要的問題：趨利避害的人性假設是否足以承載所有人的共同選擇？如果這個基本假設是不成立的，那么當博弈論被應用于分析社會的競爭與合作關系時，其合理性就不得不受到質疑。以“囚徒困境”中的兩個囚徒為例，我們有什么理由假設他們之間僅僅是一種彼此漠不關心的關系？即使這種關系成立，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假設所有利害沖突者之間的關系構成都如同兩個囚徒這樣，既沒有一絲情感的維系，又沒有半點道德和良心在其中發聲？泰勒和龐德斯通等人都質疑過：將純粹利己主義作為人性的假設基礎是否具有普遍適用性？弗蘭克則試圖賦予人性一種或者多種“更高尚的動機”。

第二個問題：基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分析啟示著競爭社會走“雙贏”道路，從分析過程到結果展示似乎都很完美，但我們何以理所當然地認為競爭者之間一定存在博弈關系？這個問題和第一個問題一樣指向人性。不過，第一個問題是在問博弈關系存在時行為選擇的人性基礎，而這個問題要問的是博弈關系本身是否存在。這里不妨順著人性分析的思路繼續往前發問：由于人們的思維習慣不可能脫離社會聯系的歷史和事實，那么，如果人性的朝向更多地偏于和諧一致而不是利益沖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究竟是自然產生的合作關系，還是基于功利計算而選擇的合作關系？

第三個問題：假定競爭社會的基本關系是博弈關系，我們又何以證明合作的選擇不會因為情境而發生變化？換言之，合作的發生很可能僅僅依附于某人決策時所處的情境，而決非出自至上道德理性約束的內在動機。那么，在長久競爭關系中，如何確保合作將成為完全共同理性的結果，而不會因為某個特殊情境而改變？譬如，當“我”完全有實力掌控某個市場時，有什么理由即刻說服“我”放棄激動人心的征服欲和霸占欲而選擇與他人分享市場？

第四個問題：即使我們能夠證明博弈關系存在，那么博弈分析要的終局性結果就是“雙贏”的利益分配格局嗎？這里以最具有競爭特性的商業活動為例。商業自古就是人類文化生活中的一種事實存在，但它存在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讓流通產生的財富在利益競爭者之間得到相安無事的分配。商業起源于“農有余粟”，以“通四方之物”的流通作用而使整個社會供需達到平穩，商人及其經營機構不過是因承擔“通材鬻貨”的流通作用而得到報償。說到底，商業最終不是指向商人之間的利益分配，而是社會全體生活的繁榮發展。換句話說，商業競爭不是為了“雙贏”，也不僅僅是為了“雙贏”所導向的商家之“生”（即商家的生存和發展），而是整個社會當中所有群體的“共生”。因此，為了這個“共生”的目的，往往不能單以“雙贏”的博弈規則來決定商業競爭格局及利益分配，而需要根據社會長遠發展的需要來決定何種類型的商業布局應被優先選擇。

二、博弈論可以在何種倫理學意向下改良

博弈論是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式中的一個核心工具，常常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數學”。作為一個應用工具，它原本并不需要面對道德詰難。并且，單純從它在論證過程中所呈現的邏輯理路而言，博弈論推導“雙贏”型合作的思維路徑并沒有太大問題。不僅如此，“囚徒博弈”之類的分析方法還可以作為相當有效的工具用于日常社會生活，比如說在面臨幾種方案選擇時就可以憑借這種分析方法找出最優決策。但是，當這種模式被運用來分析現實的社會關系時，實際上已經進入到倫理學的考察范圍，不得不與“善”、“正當”、“幸福”等倫理基礎詞語發生密切的關系。上面論及的幾個倫理追問，就是博弈論深受近現代利己主義和功利主義思想影響時難以克服的掣肘。換言之，這種掣肘歸根到底不是博弈論本身的掣肘，而是當它作為分析現實社會關系的模型和方法為自己的論證思路設置人性假定時，跟從利己主義與功利主義所必然要發生的掣肘。

作為一種分析現實社會關系工具的博弈論如果想要尋求改良之途，它就不得不跨出利己主義和功利主義來進行系統反思，尤有必要進入到對上述兩種倫理思想批判最有力的道義或美德倫理中，以尋找資源來補其不足。當博弈論需要如此來完成對自身的改良時，它或許可以重點考慮借助于儒家的“和”倫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儒家倫理十分關注現實人事，因此，在論“和”時，儒家并沒有僅僅停留于生硬的理論說教，而是用例證類比等方法進行邏輯解說，比較詳盡生動地討論了競爭與合作的辯證關系，強調了合作當中競爭性存在的必然性與必要性。關于這一點，后文還將進一步地詳細論述。盡管儒家對競爭與合作關系的具體論證方法與博弈論有所不同，但這種將競爭與合作并行不悖的理性考量方式與博弈論的思考路徑頗為趨同，因此，雙方的接軌就并非難事了。

其次，儒家倫理有其獨特的德性解說方式。儒家倫理是一種與西方道義論既有相似性又風格迥異的德性傳統，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的德性思路使得它和道義論一樣可以承擔對博弈論的深刻批判任務，可以對人性及以人性為基礎的社會行為進行審慎洞察與分析；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方面，盡管它與道義論一樣重視主體的道德認知能力，但又絕不將這種道德認知能力寄望于康德式的道德理想以及這一道德理想指引下的先驗式建構主義，這使得它更容易獲得基于現實考慮的支持，而現代社會受到熱切關注的博弈論顯然是一種基于現實考慮的理性論證方式。

第三，儒家論“和”，將“和”的根本意向定位于“生生”，亦即社會競爭者之間的“雙生”或“共生”，這就與博弈論所追求的“雙贏”或“共贏”產生了一個關聯和比較。從倫理學角度來說，無論是“雙生”或“共生”，還是“雙贏”或“共贏”，都是應當追求的。但是，顯然前者比后者要更為根本，更為基礎和更不可動搖，如斯賓諾莎所說：“道德的根本是努力維護人的生命，而人的幸福源自在這個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力量。”因此，當我們將博弈論置于儒家“和”倫理意向下進行改良時，“生生”就使得博弈論獲得了比“雙贏”更為基本和寬泛的邏輯目標。

三、儒家“和”倫理的描述圖式

《說文解字》說：“儒者，柔也。”溫潤的精神氣質決定了儒家在面對競爭時尚和，即推崇以“和”的原則消解矛盾。“和”在儒家敘事中被描述為“利貞”之相，所展現的是一個有倫理的、吉祥完滿的社會形態。西周的史伯首倡“和”，提出了“和實生物”思想。正是這個“生”字高度概括了儒家“和”倫理的基本精神。儒家論“和”，沒有止步于社會倫理現象的和睦吉祥，而是指向更深層、更本原的倫理意義：“生生”，即各競爭主體在和諧共處的基礎上相應、相輔、相生，并由此而引致社會整體充盈潤澤地向前生成和發展。所以《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能夠達到“中和”，天地便能安安穩穩地各當其位，而萬物也能繁茂地生長發育。

儒家倫理精神從“和”到“生”，走的是宇宙倫理圖示的描述路徑。

儒家首先從“和”的自然生成性開始講起。與西方哲學思路將元素和質料等視為宇宙本原不同，包括儒家在內的中國文化傳統將宇宙的根本生成要素概述為陰陽二氣，認為陰陽二氣雖然相互對立，但也相互包含，陰陽和合而萬物生。《周易》指出：“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意指天地之間的陰陽二氣交織而形成一種醇和之境，從而使得萬物生發。荀子也說：“天地合而萬物生”，“萬物各得其和而生”。董仲舒則說：“和者，天地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至宋明理學，儒家宇宙倫理學說逐漸發展到幾近臻境，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論及陰陽相和而生萬物：“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張載則稱陰陽中和之氣為“太和”，也就是“和之至”，并認為“太和”能產生出各具特色的人與事物，即“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王夫之在張載的基礎上進行論說，認為“太和”是陰陽二氣的始和，而所謂“和實生物”，就是指陰陽二氣相互充實、相互交孕，從而生成萬物。

儒家宇宙倫理模式的基本特點是天人合一，將宇宙自然的規律與人事綱常連為一體。于是，“和”的自然生成性也就悄然過渡至社會人事結構中的生成性。天、地、人三者常常被儒家相攜而談，當三方都呈現出和諧景象時，世界也就呈現出完滿的生成之態。王夫之就直接將人的仁義、天的陰陽、地的剛柔一同視為“太和”的產物，他認為：“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才以成乎用者也。一物者，太和氤氳合同之體，含德而化光，其在氣則為陰陽，在質則為剛柔，在生人之心，載其神理以善用，則為仁義，皆太極所有之才也。”既然人事與天道本為一理，那么“和”就不僅僅是在宇宙自然中使得萬物生，而是在社會倫理生活中也同樣具有生成性了。

“和”又是通過什么來表現其生成性的呢？關于這一點，儒家以“不同”來進行邏輯解說。在儒家描述的“和”之完滿境域中，決不存在咄咄相逼的尖銳對抗，但同時又決不會泯滅個體的差異性。并且，恰恰正是由于各類個體具有獨特鮮明的風格，彼此爭奇斗艷、交相輝映、相輔相生，才成就了競爭境域中的勃勃生機。

在清楚認識“不同”所具有的生成力量之前，先需要辨明“和”與“同”。關于這兩個概念，儒家進行了嚴格區分。《左傳·昭公二十年》中，晏嬰就通過味道和聲樂的比喻陳說了二者歧異：“公日：‘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釅、梅。以烹魚肉。簞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瀉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聲亦如味……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正是由于個體與個體之間存在“不同”，既構成了“和”的前提，也構成了“和”極力保有的一個實質性內容。“和”以“不同”為實質性邏輯起點，從形式目的角度而言，是為了自然社會和人事社會的競爭主體呈現出百花齊放的豐盈態勢；從更長遠和更深層的角度而言，則是要致力于通過保有“不同”，即保有個體的差異而獲得整體的生成與發展。

“不同”內含的生成性即為“和實生物”的關鍵所指：“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正是由于不同者之間相互對立又相互汲取和相互轉化，才成就了萬物的生長繁茂。若完全消除事物之間的對立而以“同”代之，即以完全的一致性代替差異性，那么世界將失去向前發展的動力。這種基于“不同”的“和實生物”辯證思想被儒家融會貫通，并賦之以道德特征，便形成了“和”倫理的重要思維理路：“和”是異質性、差別性、多樣性的統一，異質元素匯于一體，相互競爭又相互促進和生成，進而使得整體充盈豐滿、生生不息。關于“和”中所蘊涵的對立和斗爭之意，張載是這樣說的：“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就是生氤氳、相蕩、勝負、屈伸之始。”在最完美的“和”之中，必然包含著“浮沉、升降、動靜”的矛盾與對立，也包含著“氤氳、相蕩、勝負、屈伸”的差異與斗爭。正是通過內部的矛盾、對立、差異、斗爭，事物才得以變化和發展，才成就了整體的、動態的、永不止息的“生生”之“和”。

四、儒家“和”倫理對博弈論的補足性改良

儒家“和”倫理的描述圖示從根本上意向相競相爭的各主體之“生生”，在此種“生生”意向下，既能獲得現代博弈論分析所要的“雙贏”效果，又與博弈論的“雙贏”思路大異其趣，并且為后者突破其功利主義掣肘提供了大有裨益的參考，使其能夠獲得一條補足性的改良之途。為了更直觀明晰地察看這種補足性改良何以發生，這里就前面所論及的博弈論需要面對的幾個倫理追問依次進行分析。

（一）對人性更為真實和豐滿的考慮

博弈論對人性趨利避害的基本假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對于人類整個豐富生動的情感與理性體系而言，它就顯得過于冷酷與蒼涼，也過于狹隘了些。泰勒就反復地疑惑和追問：如此凄苦的人性邏輯是否可以成為群體共同生活的有益指南？由于博弈論已經進入了倫理學的視閾，因此，無論對博弈論的反對者還是支持者而言，這都是一個必須做出嚴肅回答的問題。一些學者已經在試圖修補博弈論的這種人性分析缺陷。在弗蘭克的“高尚動機”當中，就在探尋用德性主義的某些核心思想來彌合博弈論在人性邏輯上的功利主義困窘。這是一種相當有益的嘗試。正是基于這種嘗試的提示和對這種提示的進一步細致探討，這里力圖用儒家“和”倫理來補足博弈論在人性分析處的基礎性缺陷。

儒家“和”倫理賦予了人性一種具有深刻洞見的道德認知能力。這一能力產生于人對“太和”的體悟，它的最終定位是倫理學中最為基礎和不可拋離的點：“生生”，即世界生成性的永不止息。由于它關注的是永恒生成而不是階段幸福，就使人的思想意識中擁有了超越短期功利的摯誠。它并不排拒利益，只要利益沒有成為超越道德的優先考慮，它就認可利益的獲得。同時，由于它的邏輯起點并非利益，從起始發生處便不受到利益轄制和擺布。這種既承認利益又超越利益的思維理路，將人性置于真實豐滿的考慮之中。與博弈論單純計算利害得失的人性邏輯相比較，它無疑為后者提供了一種更為審慎完全的參考思路。因此，博弈論在面對人性質問時，不妨將人性起點定位于“生生”追求，而不是趨利避害假設。

（二）達成非功利合作和非情境合作

一旦博弈論參照儒家“和”倫理的思路而將“生生”追求定為邏輯論證的人性起點，博弈論所需要面對的接下來兩個倫理追問幾乎都迎刃而解了。

現代博弈論將競爭社會的合作視為經過理性權衡計算的最優抉擇，這就產生了前面所提到的第二個問題：相互競爭的主體之間可能存在一種不經過功利計算的、先天的合作傾向嗎？應該是能的，至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否則就無以解釋亞當·斯密的“道德人”，也無以解釋日常生活中道德直覺的發生了。儒家“和”倫理就有利于促成這類道德直覺的習慣性生成。在儒家論“和”的宇宙倫理圖式中，“和”的生成意義以幾乎不言自明的理由而毫無困難地說服了人們的理性：顯然，“生”是天地萬物正常運行的存在性基礎，離開此處，任何倫理道德規范都將淪為空乏的說教。正是由于抓住了“生”這一最不容置疑的倫理起點，儒家“和”倫理要比功利主義等倫理學說更易于獲得人類競爭社會中的普遍敬意與支持。這種普遍認同將使得社會合作逐漸成為一種道德習慣，最終成為社會各主體的一種道德直覺，也就是成為主體做出行為判斷時毋庸置疑的本能性反應。顯然，這便形成了一種依附于道德習慣與道德直覺的非功利合作。

基于同樣的理由，博弈論所面臨的第三個關于情境影響的倫理問題也將被消解。儒家“和”倫理的思路使得社會各主體的道德習慣和道德直覺形成后，情境對道德意識的削弱能力便大大降低了。關于這一點，中國傳統文化中諸多商人的行為給出了明證。譬如近代儒商中聲譽最盛的晉商，他們就創立了一種“相與”模式。山西巨商喬家和渠家某年面臨在關東市場全線崩塌的風險，實力與他們一直旗鼓相當競爭的曹家本可借此而置喬、渠于死地，但曹家當家人毅然解囊相助，幫助喬、渠渡過了難關。諸如此類的例子在中國傳統文化浸染下的商業領域并不鮮見。正是基于儒家倫理的長期濡染，很多傳統中國商人在可以徹底擊垮競爭對手時，常常會心甘情愿放棄成就自己霸業的機會，反其道而行之地選擇了扶持對手重新崛起。這就使得儒家的“和”超越于博弈論而具備了強烈的社會倫理意蘊。

這里要附帶提及的是：非功利合作與非情境合作所產生的實際收益可能比基于功利與情境分析的“雙贏”更大。這是因為：當人們關注的是競爭對手的“生”時，很自然就會囊括了關于“贏”的關注在內，于是“雙贏”收益就成為基于道德直覺的合作選擇的衍生結果，而絕非預設前提。①由于“共生”是長期的動態描述，因此它衍生的“雙贏”就是諸多階段性“雙贏”的累積。與儒家“和”倫理從“共生”衍生“雙贏”的長期動態描述不同，現代博弈論卻常常是從可以預測到的有限時間段內的策略分析人手，這樣可以達到階段性的“雙贏”，卻并不保證可以獲得下一個或者很多個階段的長久“雙贏”。

（三）產生優越于集體意識的共生意識

對博弈論所需要面對的第四個倫理問題的分析實際上相當于在分析“共生”與“雙贏”何者更具有優越性。

博弈論顯然已經注意到集體理性在現代競爭社會中對于個體理性的優越性。當它對競爭者之間“相互依賴”及“正和”效應進行強調時，尤其是當它通過“納什均衡”的描述強調個體利己策略在社會交互行為系統中的軟弱，并考慮一種經由“正和”效應而呈現的帕累托最優時，它已經在展示一種認真嚴肅的集體意識。這一意識的浮現使得博弈論雖然始于利己人性分析，卻終于朝向了一條與利己主義截然不同的道路。集體意識將使得各競爭主體把對競爭對手的敵意隱忍不發，并基于功利效果分析而相互退讓甚至互施援手，從而產生出一種“正和”的樂觀局面。因此，集體意識相對于純粹利己意識的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對于一個需要永久性向前生成和發展的倫理社會而言，單有這種集體意識還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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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博弈論；廣告營銷；市場容量；市場定價；

非合作均衡廣告為企業樹立良好的形象并為廣大公眾媒介所認可，進而降低消費者的有關產品信息搜尋及質量甄別的成本，降低市場交易費用，從而擴大需求，幫助廠商進入市場，使企業處于競爭的有利地位，并以削弱對手的競爭來增加企業利潤。但到底投入多少、利用何種對策來做廣告及如何與競爭對手作廣告投入比較分析，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在對抗競爭性的廣告投入中，包括產品市場定價中，其實在假定市場容量一定的情況下是個博弈問題。

一、標準式博弈的非合作均衡

博弈是無處不在的。貿易爭端用博弈論來分析是可以的，但對自己生病也可以用博弈論來理解就有點不可思議，因為自己就一個人，和誰進行游戲?實際上，并非只有一個人，還有一個叫做“自然”(Nature)的參與者。“自然”可以理解為無所不能的上帝，上帝現在有兩種策略，讓人生病或不生病。人一旦生病，就不得不根據生病的信息判斷上帝的策略，然后采取對應的策略。上帝采取讓人生病的策略，人就采取吃藥的策略來對付；上帝采取不讓人生病的策略，人就采取不予理睬的策略。這正是一場人和上帝進行博弈的游戲。“自然”是研究單人博弈的重要假定。再比如一個農夫種莊稼也是同自然進行博弈的一個過程。自然的策略可以是：天早、多雨、風調雨順。農夫對應的策略分別是：防旱、防澇、放心地休息。當然，“自然”究竟采用哪種策略并不確定，于是農夫只有根據經驗判斷或氣象預報來確定自己的行動。如果估計今年的早情較重，就可早做防早準備；如果估計水情嚴重，就早做防澇準備；如果估計是風調雨順，農夫就可以悠哉游哉了。

如象棋對局的參與者是以將對方的軍為目標，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勝利，古羅馬競技場中角斗士在爭奪兩人中僅有的一個生存權。企業經營的目的是為了生存發展，而股市中人們所爭的很實在，就是金錢。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有一種資源為人們所需要，而資源的總量具是稀缺的或是有限的，這時就會發生競爭，競爭需要有一個具體形式把大家拉在一起，一旦找到了這種形式就形成了博弈，競爭各方之間就會走到一起開始一場博弈。

因此，形成一個博弈有2個或2個以上的參與者(Player)。在博弈中存在一個必須的因素。博弈要有參與各方爭奪的資源或收益(Resources或Payoff)。資源指的不僅僅是自然資源，如礦山、石油、土地、水資源等，還包括了各種社會資源，如人脈、信譽、學歷、職位等。

不可否認的是，一方面，博弈者之間會發生沖突；另一方面，他們當中也包含著合作的潛力。資源是有主觀性的。人們之所以會參與博弈是受到利益的吸引，預期將來所獲得利益的大小直接影響到競爭博弈的吸引力和參與者的關注程度。

策略選擇僅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并不牽涉到分析關鍵因素、確定局勢特征這些理論化的內容。而博弈論中的策略選擇，是先對局勢和整體狀況進行分析，確定局勢特征，找出其中關鍵因素，然后在最重要的目標上進行策略選擇。由此可見，博弈對局中的策略是可以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這直接對整個局勢造成重大影響。

“博弈論”的英文是“GameTheory”，實際上Game的本意是游戲，博弈論直接翻譯成中文最貼切的直譯是“游戲理論”。更準確點說，是一種競合的智力游戲。通俗地說，博弈就是個人或組織在一定的環境條件與既定的規則下，同時或先后，僅僅一次或是進行多次地選擇策略并實施，從而得到某種結果的過程。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不可避免地要與他人打交道，這是一個利益交換的過程，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各種矛盾和沖突。

二、博弈論在廣告營銷中的典型應用

在廣告營銷中，無時無刻不在對弈。一個人只要會有力地揮動斧頭，便能成為合格的伐木工人，因為樹木只有引頸待斧，無法逃避；而廣告營銷的對手，卻會虛虛實實，聲東擊西——做出一個成功的廣告營銷，實在不易。博弈論，正是這樣一門藝術，是教你看清對手打算如何戰勝你，然后戰而勝之的藝術。如今，它已經顛覆了經濟學的宏微觀基礎，改變了政治、軍事、日常生活的思維定勢，正以勢不可擋的姿態，席卷廣告領地。所謂博弈論聽似拗牙聱齒，看似深不可測，但其思想極易理解。簡單說來博弈論就是研究人們如何進行決策，以及這種決策如何達到均衡的問題。

(一)廣告營銷中的廣告投入博弈

每個博弈者在決定采取何種行動時，不但要根據自身的利益和目的行事，還必須考慮到他的決策行為對其他人的可能影響，以及其他人的反應行為的可能后果，通過選擇最佳行動計劃，來尋求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在競爭激烈的廣告營銷中，博弈更為常見。在廣告營銷中，廣告和價格戰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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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弈論及管理博弈論

1．博弈論（game theory）是研究決策主體行為發生直接作用時候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的科學。也就是說，當一個主體，比如一個人或一個企業的選擇受到其他人、其他企業選擇的影響，而且反過來影響到其他人、其他企業選擇時的決策問題和均衡問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博弈論也就是對策論。人們之間決策行為相互影響的例子很多，幾乎所有我們生活中的例子都是這樣的。體育中也存在著博弈，比如在申辦奧運會時面對不同的競爭對手采取的不同對策，在運動隊管理中對不同的管理對象和不同的管理目標采取的不同的方法。

博弈可劃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當人們的行為存在相互影響作用時，當事人之間如果能夠達成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協議，這種博弈就稱為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如果不能達成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協議，即沒有哪一方能強制對方遵守協議，每方只能選擇自己的最優行動，這種行為稱為非合作博弈(nonooperative game)。合作博弈又分為雙人合作博弈和多人合作博弈。作為一門科學理論，博弈論綜合運用數學、邏輯學等學科方法全面而完整地分析研究決策過程，為人們就具有博弈性質的問題如何做出合理的決策提供了科學方法論。

2．管理博弈論管理的核心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地開展工作，這其中就包含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博弈。現代管理是以人為中心的管理，一個組織內部的效率取決于全體員工的努力水平。因此，激勵與約束就成了管理的核心職能。在企業中如何提高員工的素質，如何創造出使員工感到上下級平等的環境，如何達成組織目標和個人目標的統一，這都是一個組織在進行管理的時候考慮如何運用管理激勵與約束手段的問題。從社會現實來看，假冒偽劣產品的出現，污染問題，體育比賽中的黑哨問題，運動員的違規問題等等都是管理激勵與約束措施不當造成的。建立有效的管理與約束機制已經成為現代管理實踐的迫切需要。管理博弈論就是一門關于激勵與約束機制體系設計的新學科，它是博弈論在管理應用中的一個重要的、新的分支，管理博弈論進行定量化、模型化研究的基本數學基礎就是博弈論。

管理激勵與約束設計的基本內容包括：需要激勵，目標激勵，榜樣激勵，壓力約束，糾偏約束。

二、管理博弈論在運動隊管理中的應用

現代運動隊的管理是最大限度地發揮運動員的積極性，運動員的管理是運動隊的核心問題。組建各級運動隊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參加各種各樣的比賽，取得優異的運動成績。在當今經濟快速發展的新形勢下，對運動隊的管理不能再像過去一樣簡單地歸納為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只有充分考慮到各方面的因素，進行科學合理的管理，才能為運動隊取得優異的成績提供強有力的保障。運動隊是一個由多人組成的集體，教練員和運動員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博弈，如何權衡各方面的相關因素以達到最佳的管理效果，就需要管理層在進行管理的時候，充分運用管理博弈論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權衡利弊，這樣才能很好地解決目前運動隊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1.運用管理激勵的方式實現運動隊管理目標

（1）需要激勵

馬斯洛的遞進五層次需要理論指出人的需要是從低級到高級，以層次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當某一層次的需要得到滿足時其激發動機的作用也隨之消失，這時候上一級較高層次的需要成為新的激勵因素。在一個運動隊中，對同一個運動員來說，不同時期的需要層次也是不盡相同的。例如，火箭隊用560萬美元優先取得了“小巨人”姚明下一年度的合約，對姚明來說他現在的需要就是場上主力位置，謀取高的報酬。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火箭隊的管理層意識到這一點，并且滿足他的需求，他才能繼續為該隊效力，反之，他就會另找主家。然而當初他在上海東方時的愿望僅僅是能夠到NBA去打球。針對這些不同階段的運動員的不同需要，在進行運動隊管理的時候都應充分進行考慮，并且拿出相應的解決辦法，對癥下藥，才能取得最佳的管理效果，最大限度地調動運動員的積極性。

（2）目標激勵

美國心理學家佛羅姆認為，一種激勵因素（或目標）的激勵作用的大小受它的期望概率和效價兩方面的因素的制約，可以用公式表示為：激發力量=效價×期望概率。期望公式的理論說明：①確立目標要適宜。在運動隊的管理中必須針對運動隊運動員本人的訓練水平，確立與運動員或運動隊本身相符合的目標，不管運動員的本身訓練水平如何，盲目為運動隊設立奪取奧運會金牌、世界冠軍之類的崇高目標，顯然也不可能激發出強大的行為力量。相反如果目標過小同樣不可能產生較大動力。②處理好成績與獎勵的關系。現代社會是經濟社會，當運動員取得一定的成績，達到一定的目標時，就希望得到相應的獎勵，這樣才覺得自身的價值得到了體現。③運用期望值調動運動員的積極性。不同層次的運動員，不同訓練水平的運動員對自己的期望勢必不同，一些運動員期望值過高，盲目樂觀，一旦實現不了目標就會有失敗感；一些運動員對自己的期望值過低，放松不努力，不認真訓練，這都需要管理層認真分析，并為運動員設立適合的目標。

（3）榜樣激勵

優秀的運動隊是由優秀的運動員、教練員組成的，特別是那些取得了輝煌成績的老運動員，對運動隊、對這個項目來說都是寶貴的財富，他們的言行對年輕運動員來講，有時比教練員的說教能起到的作用更大，所以他們更應該嚴格要求自己，在運動隊管理中，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

2.運用管理約束的機制強制性地實現運動隊管理目標

（1）壓力約束

按照管理目標方向對被管理者施以約束（如設置競爭環境）的直接作用是對人形成一種外部壓力，可使人產生某種顧慮和緊張，從而產生一種避懲和控制力量。適度的壓力會轉化為人們努力工作的動力，但壓力過大又會令人產生不安的情緒。在運動隊管理中要求管理者在對運動員實施壓力約束時，結合他們的訓練水平，確定適合的目標，施加適當的壓力，偏執地認為有壓力才有動力等等不科學的想法是錯誤的。

（2）糾偏約束

糾偏約束可以用來約束運動員某些偏離運動隊具體規則的行為，使運動員朝著一個目標前進。在備戰世青賽期間，由于私自外出飲酒，來自江蘇的胡雪峰、楊力及來自新疆的木拉提三員國青小將遭受重罰。為整肅紀律，男籃國青做出了將這三名隊員調整出隊的決定。國青隊對這三名小將進行的處罰，就是管理約束機制中糾偏約束在籃球運動隊管理中的運用，在運動隊管理中，運用糾偏約束可以有效地規范運動員的違規行為。

3.建立合適的激勵約束機制進行運動隊的管理

管理激勵與約束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首先必須以明確目標為導向，合理的設置目標體系，進一步進行分析，并形成決策。在運動隊管理中，主要的激勵與約束的構成，由于被管理者不同時期的需求不同，管理者擁有的激勵與約束資源也不同，因此在不同的時期管理激勵與約束的側重點是不盡相同的，必須用納什均衡對各個相關因素進行組合和分析，及時調整管理的方法。例如，對于國家籃球隊來說，他的總體目標是參加各級比賽，但是在每一階段他的目標都是不一樣的，子目標A可能是亞運會，子目標B可能是四國邀請賽等等，那么我們在運用激勵與約束機制的時候就應該針對不同的目標，不同的相關因素進行分析，調整管理方法。整體的設計模式如圖。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