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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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篇2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高職教育；現狀；對策

我國許多地方高校為了滿足市場對經管專業人才的需求，對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建設和發展愈加重視，而《西方經濟學》也被越來越多的地方高校確定為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專業基礎課。在《西方經濟學》中包含的大量經典經濟學原理和豐富案例能夠讓學生進一步理解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和世界事務的演變情況。雖然學習《西方經濟學》課程有諸多優點，但是學生在實際的學習中成效卻并不顯著，這就不得不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

一、地方高校高職專業《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現狀

（ 一） 教學內容比較龐雜，不能體現專業需求性

《西方經濟學》是我國許多地方院校高職教育經濟類專業的專業基礎課程。在多數教師的長期的實際教學中，存在多個不能擺脫的癥結，比如課程標準的制定沒有真正達到專業的特色要求，教學難度趨同，教學內容也比較龐雜，不能體現專業需求性。很多教師在教授課程的時候不注意所教授專業的實際情況，習慣于把完整的知識體系不加選擇的全部進行講授，不能根據不同專業所體現的專業特色對教學內容進行選擇性的教學，面對不同的專業授課時也沒有對教學方法進行多方面的創新。上述教學中存在的問題，都會讓高職專業的學生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的過程中感覺課程負擔太大、經濟理論與所學專業的關聯性較小、經濟學常識的日常應用性較差等等。

我們必須注意到地方高校高職教育和普通本科院校教育是不同的，高職教育開展的過程中，更加注重和強調各個專業的職業能力訓練和與專業相關乃至與課程相關的各類實踐性教學。許多地方高校的高職教育在專業開設之初，就已經周密地設計出每門理論課程所配套的實訓課程和實踐環節，把理論課程緊密聯系實踐，引導和幫助廣大高職學生對抽象的理論知識產生形象的認識，從而較快的理解并掌握本專業的知識和技能。但是目前高職專業所普遍開設的《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很少體現高職教育以實踐教學為特色的教育環節。課堂上的畫面基本呈現是，教師濤濤不絕的講授，學生或吃力的聽課或無精打采的游離在課堂，表面上看教學秩序良好，實際教學效果和學習效果都不敢想象。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曾說：“經濟學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容器，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它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因此，這要求對于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不僅僅是讓學生掌握教科書上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訓練他們的經濟思維，并能夠將經濟學的思維方法應用于日后的經濟管理工作、經濟理論研究和個人的職業生涯發展中[1]。

（ 二） 教師以傳統授課方式為主，與學生有效交流和溝通不足

地方高校高職專業更多的教師在教學中，愈加重視提升高職專業學生的理論知識與實際技能的綜合能力，通過課后實訓練習題、建設專業實驗室以及帶動學生到企業頂崗實習，即盡可能地開發學生的潛能和創造能力，激發學生積極參與學習的主動性。但是許多高職專業的教師雖然具備了教授相應的專業學科知識的能力，但是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由于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的陳舊，以及難以把經濟理論與我國實際的經濟生活進行有效的聯系，因而脫離了中國經濟土壤的經濟理論讓學生感到無所適從，“填鴨式”的傳統講授式占據了授課的大部分時間。一些講授《西方經濟學》的年輕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難免會因教學經驗不足，出現對教學內容把握不準，以及對教學方法的選擇和教學技巧的運用不熟練等問題，進而影響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2]。有些教師雖然注意案例教學在授課中的重要性，并且授課過程中也盡量插入案例，有時也會組織學生對熱點經濟新聞等內容進行簡單的討論，但是更多的時間是在講授龐雜的經濟理論，整個課堂上教師演主角而學生演配角。這樣籠統的、偏重理論的、幾乎沒有專業需要的實踐教學環節的教課方式，導致教師和學生之間的在學科上的交流和溝通無法更有效的進行，隨著課程的推進，更多的學生漸漸失去了原本的課程興趣，學生只會機械的聽課，整個學期下來讓教師感覺到授課很累可是授課效果不太好。

（ 三） 學生的學習基礎比較薄弱，且缺乏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地方院校高職專業的學生在學習時，多數學生表現出缺乏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和靈活性。他們已經習慣了中學時代形成的死記硬背為主的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普遍表現出缺乏學習熱情，并且他們實際的知識水平也不如普通高校專科學生的基礎扎實。而《西方經濟學》在講授過程中會涉及到許多西方國家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經濟演變乃至文化內容；并且在學習中還要求學生必須具備一定的數學基礎知識，高職學生往往沒有扎實的數學基礎知識。以上這些因素導致他們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時候感覺非常吃力，甚至一些學生學習起來具有很大的難度。于是相當一部分學生因為基礎知識水平偏低，或者因為沒有一個好的學習習慣和方法，在《西方經濟學》開課的初期容易因為難以掌握課堂教學的基本知識而產生厭學情緒，這樣的情況會隨著該課程深入的進行而使得厭學情緒越來越嚴重，或覺得該課程過于枯燥和理論化。還有些學生錯誤的認為《西方經濟學》對于高職學生將來的重視實踐技能方面的工作幫助太小，因而這些學生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的過程中也缺乏強烈的求知欲望和自覺學習的主動性。

二、改進地方高校高職專業《西方經濟學》教學的對策分析

（ 一） 教學內容突出重點，授課環節要符合專業的需要

地方院校高職專業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突出的問題是不符合專業的需要。《西方經濟學》在經濟類和管理類高職專業中是一門專業基礎課，每個經濟學教師都不能錯誤的認為在講課的時候內容和方法可以是雷同的，因為不同的專業有不同的專業特色和專業需求，所開設的每門專業課程都是服務于本專業的。所以不同專業的教師，要根據授課對象的教育層次、專業的不同，設置不同的教學內容，及建立多元化西方經濟學課程體系[3]。授課教師應該努力鉆研書本和專業，發掘出書本知識和專業特色的結合點，然后對其進行重點講解和分析，而且必須聯系本專業的發展。當教師在講授《西方經濟學》的時候是以專業特點為出發點的，教學內容是帶有學科需要的有明確選擇性地進行教學時，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就被激發出來，變“要我學”為“我要學”，教學質量會得到明顯的改觀。

（ 二） 優化教師隊伍，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

社會中有些錯誤的聲音，認為地方高校高職專業的教師能力一般即可，根本沒有必要和普通高等本科院校的教師一比高低，認為高職專業的學生比起高校普通專業的學生在校學習時間要短。但是從教學能力這個層面上來說，如果想帶領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內順利完成從學生到企業合格員工的轉變，高職專業的教師就更要比一般本科院校的教師具備更加豐富的理論知識與更強的實際操作能力。這就要求講授高職專業《西方經濟學》課程的教師既要具備扎實完善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知識，還要具備高職專業所需要的豐富的理論運用于實踐的經驗，要能準確地尋找到專業和書本的契合點。

需要指出的是，在講授《西方經濟學》的教師隊伍中，有些教師在長期的學習過程中對《西方經濟學》存在天然的偏見，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該課程的教學效果。還有些教師酷愛《西方經濟學》，樂于深入研究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的現象和經濟規律，反而不太關心中國眾多的經濟現象和現象背后的本質，也不會對理論進行鉆研，所以，在授課過程穿插的案例更多的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經濟案例，然而我們的學生不太了解西方國家的經濟狀況，這樣造成了《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脫離了理論聯系實際的最好的土壤。因而在建設教師隊伍過程中，中國經濟和中國國情教育必須放在經濟學教師隊伍建設的重要位置，只有這樣才能使《西方經濟學》的授課過程不偏離中國經濟發展的國情，當教師們用科學的教學態度對學生進行緊貼國情的授課時，才是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

再有，《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和抽象性都較強的科目，教師在教學方法上不能單一的使用灌輸式的教授方法，如果大量的使用傳統的講授法，學生只會感到枯燥至極，造成課堂氣氛的過于沉悶。這就需要教師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除了運用傳統的講授法之外，還要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法，比如啟發式教學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案例穿插、案例討論以及案例演講都會讓理論與實際有機聯系起來。尤其要借助多媒體教學手段和設備，在教學中更多的使用我國的經濟發展的具體數據和資料進行教學，讓廣大學生產生更多的共鳴，幫助學生對經濟學原理有比較清楚地認識與理解。

（ 三） 端正學生的學習態度，幫助學生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

地方高校的高職專業的學生在入學之前，學習基礎就差些、適應學習的能力也差，尤其是長期以來對于抽象理論學習的熱情就不高，對高深、高難度的理論學習很是厭惡。但是很多和經濟類、管理類相關的高職專業都已經把《西方經濟學》作為專業基礎課程開設，所以相關專業的學生誰也不能擺脫《西方經濟學》的學習，而且當今社會處在經濟大發展的時代，每個學生畢業后必將融入到經濟的浪潮中，因而在學校學習專業技能的同時學習《西方經濟學》是非常必要的，我們的經濟學教師在授課之初就要給學生講清楚這門課程開設的必要性，讓廣大學生在學習最初就樹立起正確的學習態度。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還要引導學生積極思考，讓學生逐漸愛上這門深不可測的課程，對于現實應用性較強的經濟原理要鼓勵學生聯系實際，讓學生用實際的經濟現象來驗證經濟原理的正確性，尤其鼓勵學生盡量用身邊的經濟小案例來證明經濟原理，久而久之學生就會認識到書本看似抽象的理論實則為現實眾多現象的概括和總結，更會讓學生體會到的書本知識的重要性和對現實的的重大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鞏芳，高磊，劉鑫.針對不同專業的“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設計―以內蒙古工業大學為例[J]. 內蒙古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9（1） ：88 -89.

[2]李紅霞.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解決對策[J].廣西大學梧州分校校報，2005，15（1） ：74 -75.

篇3

論文摘要：從經濟學中價值論的變遷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結合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認識，探究了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對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對待西方經濟學以及堅持和發展經濟學的應有態度。

0引言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經濟學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學說，與此相關的另一個簡單化的觀點則認為，以稀缺資源配置為內容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是真正的現代經濟學。那么，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到底是什么關系?

由于價值論在經濟學中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我們的討論先從價值論的變遷談起。

1經濟學中價值論的變遷

經濟學中種種不同的價值理論的分歧和對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歸結為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的對立。

勞動價值論不是馬克思的創造，而是西方古典經濟學的首創。古典經濟學家認為，人類財富是人們用勞動適應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們的這種觀點，由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最早做了系統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認標志政治經濟學正式誕生的名著《國富論》。他在這部書中指出:“每個國家的國民每年的勞動是供給這個國家每年消費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勞動是為購買一切東西付出的初始價格，是原始的購買貨幣。最初用來購買世界全部財富的不是金或銀，而是勞動——但古典經濟學家并未嚴格區分價值和交換價值(價格)，亞當·斯密第一個明確區分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他明確指出，交換價值的大小不取決于使用價值，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勞動是一切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是他所說的勞動有時是指購買的勞動，也即交換得到的勞動，有時是指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他認為兩者是等價的，是無區別的。更為矛盾的是斯密在進一步討論價值構成時又背離了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人決定，并把工資、利潤、地租稱為商品價值的三個源泉。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李嘉圖克服了斯密關于價值源泉的二元論局限，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雛形。李嘉圖堅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大小，甚至提出決定商品價值的勞動不是實際耗費的個別勞動，而是社會必要勞動。但由于他未能區分勞動與勞動力以及價值與生產價格，所以無法解決等價交換形式下利潤的產生與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兩個矛盾，從而導致李嘉圖學派的最終破產。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李嘉圖的學說，一方面明確指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另一方面正確區分了勞動與勞動力，并使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從而克服了那兩個矛盾。

效用價值論是爾后西方經濟學對抗勞動價值論的主流。以1871年“邊際革命”為界，此前的效用論主要是客觀效用論，此后則演變為主觀效用論。無論是哪種效用價值論，都是主要從需求方面研究人與物之間關系的經濟理論，只能說明人們對財富的主觀評價，無法說明財富的來源和增長。客觀效用價值論強調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價值)，主觀效用價值論強調商品價值的本質是人的欲望及滿足程度，并且將這種欲望滿足程度歸結為個人對物品效用的主觀評價。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價值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便是由馬歇爾完成的主觀價值論與客觀價值論的融合。在馬歇爾的學說中，價值、交換價值、價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價值論就是價格論。他所說的價值或價格指的是一種均衡的狀態，其價值指的是均衡價格。這種理論不區分勞動產品和非勞動產品，把價值等同于供求決定的價格，只承認有價格存在，不承認有不同于價格的價值存在。它認為，就市場經濟中商品財富的生產來說，成本是供給后面的原動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動力，二者通過供求的波動，共同決定了財富的價格即交換價值。生產成本和邊際效用是供求規律的兩個構成部分，它們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雙刃相比擬。研究商品財富的價格是受效用支配，還是受生產成本支配的議論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紙或下刃裁紙的議論。

自馬歇爾實現了價值論與價格論的合流，以及主觀價值論與客觀價值論的合流以后，原先意義上的獨立于價格論的價值論便不復存在了，從此價格論的討論代替了價值論，馬歇爾的價值—價格論也就成為此后西方經濟學價值—價格論的基礎和出發點。20世紀30年代后，壟斷競爭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價值—價格理論的提出，進一步強化了馬歇爾的價值——價格論、主觀價值論與客觀價值論雙重合流的趨勢，形成了當代西方經濟學中占主流地位的價值—價格論傳統。

總之，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關于價值論的認識是這樣展開的:先是以勞動價值論為主流，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支持西方經濟學長達一世紀之久;而后是效用價值論成為主流，以1871年“邊際革命”為邊界，此前以客觀效用價值論為主流，此后則以主觀效用價值論為主流;再后是馬歇爾的價值—價格論為主流，即在綜合主觀、客觀效用論的基礎上，實現了價格論對價值論的替代;再后便是當代學者在馬歇爾價值—價格論基礎上的進一步補充和發展。

2價值論變遷的原因

(1)之所以在資本主義第一次產業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勞動價值論能夠成為西方經濟學中的主流價值論，最為根本的歷史原因在于兩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產業革命前后，資本主義制度應不應當替代封建制度，還是有待證明的命題。因此，經濟學家必須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須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否公正。要說明其公正，就要說明它是平等的。為什么平等呢?因為它貫徹的是等價交換的原則，而等價交換的基礎就是價值。所以，價值論的討論便與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正義性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那一時代的經濟學的熱點命題。

第二，資本主義第一次產業革命時代，是自由競爭的時代，資產階級面臨的最主要的敵對力量是封建地主階級，因而要聯合無產階級共同對抗封建地主階級，在價值論中就不能不對無產階級活動的合理性給以部分的承認，這種承認的集中表現就是承認勞動創造價值。但是他們對無產者勞動的正義性的承認仍是有保留的。這從斯密既提出勞動價值論又同時提出了三種收入決定價值論中可以看出。這一時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之所以提出勞動價值論，根本目的在于證明資本雇傭勞動制度的正義性、合理性。

(2)為什么西方經濟學中占主流的價值論，會由勞動價值論轉向效用價值論，并進一步以價格論替代價值論呢?

第一，斯密的價值論的雙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勞動價值論，又同時提出了三種收人決定價值論，二者的統一在于斯密認為無論是勞動，還是利潤、工資、地租三種收人，都是成本，正是這種成本決定并構成商品的價值。不同的是，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構成商品價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會的主要成本是勞動，而資本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勞動價值論就要讓位于收入決定價值論。顯然，斯密的成本(收人)價值論的提出，主要是為了論證資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為資本的存在，為資本存在的合理性、正義性進行論證。

第二，李嘉圖學派的破產。李嘉圖堅持一元的勞動價值論，指出地租不過是對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剝削，這固然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經濟學理論根據，但他的一元勞動價值論也同時意味著否定資本本身的合理性。因為如果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資本所獲利潤也是對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剝削。再加之他解釋不了經濟現實中價格與價值背離的實際現象，從而導致李嘉圖學派的破產。這直接導致了主流價值論從勞動價值論向客觀效用價值論的轉變。

第三，邊際革命使得客觀效用價值論的主流價值論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紀后期經濟危機的反復出現，使得人們不僅懷疑客觀效用價值論所主張的生產自然創造需求，因而供求會自然均衡的主張，而且進一步懷疑資本主義制度是否是和諧的、合宜的制度。這就要求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理論上論證。因此，他們對需求問題，對需求與供給的均衡問題便不能不給予特別的關注。相應地，在價值理論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滿足程度提到極為重要的位置，甚至歸結為價值的本質。目的是要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有價值的，是正義的、合宜的，因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人的欲望，并使整個社會經濟生活達到和諧均衡的狀態。可見，客觀效用價值論的主流價值論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動因也還是出于論證資本主義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馬歇爾的新古典綜合價值論代替邊際效用價值論。如前所述，馬歇爾的價值論是對客觀效用價值論和主觀效用價值論的綜合。這種綜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觀效用價值論和主觀效用價值論本質上都是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正義性申辯的，其學說的階級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綜合。當然，之所以能夠被綜合，還包括它們在理論的某些共同點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處。馬歇爾的價值論實際上是均衡價格論，從此當代西方經濟學者關注的熱點從價值論向價格論轉變。深刻的歷史原因在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牢固地取得了統治地位，更為重要的是要論證如何運用資本主義市場機制才能使經濟資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價值命題，不再是討論資本主義有沒有價值，不需要通過論證資本與價值源泉的關系去證明資本的正義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樣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從而證明其制度的有效和優越，而這種有效和諧的運行狀態，恰恰是被概括為均衡的狀態。所以，均衡價格的討論替代了價值論的討論。這種替代，實際上是從回答為什么要選擇資本主義制度轉變為回答怎樣運用資本主義制度。

可見，西方經濟思想上，從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到效用價值論，從客觀效用價值論到主觀效用價值論，從效用價值論到綜合的價值—價格論，其主流地位演變的根本邏輯線索，是遵從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義性、有效性、和諧性論證的需要。這是西方經濟學為什么研究價值論的根本使命所在。據此，我們可以說，一切經濟學，一切經濟學家研究價值論，根本目的都在于為其所代表的階級以及所要求的生產方式的歷史必然性和正義性申辯。西方經濟學的價值論的使命如此，馬克思的價值論使命同樣如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價值觀上究竟要說明什么

在馬克思那里，勞動是商品之間的共性，是交換價值的實體。他從抽象勞動中發現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聯系，把個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作為把握商品經濟基本規律的基本范式。

價值本身呈現著一種經濟關系，價值是抽象勞動的凝結，并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物質運動，而是社會經濟關系的運動。所以，我們哪怕把商品搗個粉碎，也找不到價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為對象不僅是人和物的關系，更是人與人的關系的體現。

《資本論》正文的第一句話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價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運行規律的根本。“商品的對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對它怎么辦。同商品體的可感覺的粗糙的對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體的價值對象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因此，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作為價值物總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們記住，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么不用說，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最后，馬克思進一步寫道:“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一般的社會生產關系是這樣的:生產者把它們的產品當作商品，從而當作價值來對待，而且通過這種物的形式，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當作等同的人類勞動來互相發生關系。

馬克思的這類論述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是到處可見的。這些論述力圖說明，價值本質上決不是生產活動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會關系，是圍繞勞動這種活動而形成的社會關系。

可見，馬克思把價值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歷史關系，通過這種歸結，馬克思在價值觀上告訴我們:一方面，價值是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勞而獲，無論是通過資本私有還是通過土地私有來占有價值都是對勞動的盤剝。另一方面，馬克思在價值觀上告訴我們，人類勞動的社會性質采取自發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異化的形式實現，本來是人類勞動生產的，但卻表現為人不能支配卻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們勞動要通過間接交換來證明其價值，這本身就是人的經濟活動的某種異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這種歷史的扭曲，是因為存在私有制，在社會分工條件下的私有制割斷了人們生產的直接社會聯系，人們生產的社會性表現為迂回間接的外在過程，要克服這種異化，最根本的在于消滅私有制，一切與私有制直接相聯系的商品價值、貨幣、交換關系都是一種歷史的扭曲，因而從發展趨勢上，從人類理想社會的價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終是要取消的。所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價值觀上所昭示的是對商品關系和市場交換的根本否定。超級秘書網

3小結和啟示

(1)從經濟學中價值論的變遷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對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分析的根本目的的總結，

使我們看到，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與西方經濟學中的價值論的歷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對立的。而經濟學中不同陣營的對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體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異，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價值觀的不同，也正因為如此，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其價值理論上形成了尖銳對立。

(2)那么我們應該怎樣對待西方經濟學呢?顯然那種認為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學意義，是無國界的、無“階段性”、無“階級性”的觀點是不可取的。對于西方經濟學我們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盤接受的態度。因為，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現代化大生產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體現著資本主義經濟中當事人特別是資本家階級特殊的價值觀和利益要求。因此，我們對西方經濟理論的學習和借鑒，要以為指導，更加全面、及時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借鑒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識別和批判其中錯誤的成份，提高對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分析和借鑒的水平。

篇4

 

一、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程逐步加快，各類市場主體日趨成熟壯大，主體之間的“所有制邊界”越來越模糊，體制內的矛盾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經濟主體的行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多地受到微觀利益沖突的影響，人們對經濟制度的關注程度正在逐漸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得不大量增加對體制與機制的解讀，進而推演經濟制度的量變與質變。盡管說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符合理論認知的一般邏輯，但是，過多的現象解讀很可能誤導或弱化學生對“經濟制度”這一核心理論的掌握。比如，在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時，學生的興奮點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會保障、公平效率、價格機制等緊密結合社會實踐的命題上，而對于這些體制機制與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內在聯系缺乏熱情。這種現象經常導致教學過程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決辦法是先講制度后講體制，把體制看作是制度的實現形式，很少有教師能夠在講解體制問題的基礎上，繼續深入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受到課時量和教學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師都安排了較多的課時解讀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問題，相對而言，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量變與質變，以及對市場經濟造成的公有制主體地位變化等重要理論命題則“沒有足夠的時間”予以解讀。在一些經濟學科排名較高的“211學校”中，由于課時充足，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稍顯緩和，但是也同樣面臨著“體制重于制度，現象多于本質”的教學難題。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國內外的社會經濟環境、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以及各高校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定位等，但是從教學角度看，最直接的問題還是教學的方式與方法。面對“有限的課時、復雜的背景和龐大的理論體系”，講好這門課的關鍵在于：凝練教學目標，歸納內容體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體”教學法，即確立“意識形態教育、方法論教育和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的教學目標，并以此為導向確立內容體系和教學方法。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意識形態定位

 

政治經濟學應該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學目標?這不僅要取決于政治經濟學在學科體系中的地位，還要取決于社會需求以及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從學科地位來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特殊的地位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必須承擔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對此目標，部分教師認為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應歸口于思想政治學科，而不應該放在經濟學科。這種認識最主要的誤區在于對意識形態教育的界定過于狹窄。意識形態教育不僅僅是思想政治學科的任務，而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共同任務，這一界定不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要求，而且對資本主義和其他社會制度同樣適用。以西方經濟學為例，這些年來，中國學生和西方經濟學的學者都很推崇西方經濟學的教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認為西方經濟學注重分析工具的運用，而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說教。其實，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是效用價值論和功利主義哲學觀的結合體，其解釋力集中表現為：以稀缺性為基礎，以資本要素配置為核心，進而說明按資分配的合理性。在這一理論體系中確實沒有意識形態教育的痕跡，但是整個理論體系無一不是為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個結論：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識形態教育，正相反，社會科學是否具有科學性，很重要的一點在于能否科學地解釋意識形態的合理性。這一點正是我國政治經濟學學者應該借鑒和學習的。由此，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育不僅不能忽視意識形態教育，而且應該把意識形態教育作為首要目標，科學地凝練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增強對勞動價值論、階級性和經濟制度的專業解讀。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方法論定位

 

政治經濟學是國內大部分財經類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學的第一個學期開課。作為基礎課，傳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學目標的重中之重。對于應該講什么樣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異。從現有的教材版本來看，大部分教材傾向于對馬克思科學抽想法的解讀，而對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帶而過的方式。科學抽想法固然是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卻不應該是政治經濟學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數學方法在內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釋政治經濟學理論和認識社會實踐活動方面都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課程的開篇增加對研究方法的介紹，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其他學科的基礎地位。此外，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部分學者傾向于認為傳授分析工具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教育的重心。從根本上講，這種理解沒有錯，但卻忽視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整體性很強的理論體系，各部分之間都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性，對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對分析工具)的解讀必須聯系整體認識局部，不能斷章取義。這就要求在講授過程中，首先要給學生建立前后關聯的整體思維方法，讓學生在整個邏輯體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運用和作用。為此目的，在方法論教育方面，既要注意專業術語和分析工具的講解，還要注意思維方法的傳授。

 

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目標中的理論知識定位

 

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教學目標是理論知識教育。政治經濟學理論知識教育是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的基礎和載體。沒有理論知識教育，意識形態和方法論就是空中樓閣。同時，所謂的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都要融于理論知識教育當中，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課時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統地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而只能通過精選凝練，形成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結合社會經濟實踐，理論聯系實際地解讀馬克思的部分理論內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論發展，這種方式已為國內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經濟思想的升華。馬克思經濟理論歷經兩個世紀而不衰，除了科學嚴謹的理論體系之外，還有其立意深遠的經濟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學過程中結合理論知識升華經濟思想，則很容易陷入“解釋力困境”。可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教育不僅要包括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還必須包括經濟思想。

 

五、化解教學困境的幾點建議

 

1.內化意識形態教育。在現有的政治經濟學課程體系中，對資本主義部分的解讀基本貫徹了馬克思的研究邏輯，但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部分的解讀則缺少對勞動價值論的貫徹。基于此，解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特別是經濟制度問題)，有必要首先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勞動過程)，在生產過程中分析公有制條件下的價值創造、價值增值，以及價值分配問題。進而突出勞動在公有制條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為基礎，凸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差別和創造性發展。

 

2.推動方法教育與理論體系的融合。對于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來說，政治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理論課程，還應該是一門方法論課程，學生希望通過學習，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識”意義的認識方法。基于這樣的要求，政治經濟學應該強調“專業術語”、“分析工具”與“思維方法”三位一體的方法論教育。為此目標，一方面必須強調政治經濟學專業術語的規范性，既要反映理論體系的嚴謹性，又要反映相關應用學科的時代性。另一方面必須要求學生增強對專業術語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運用矛盾運動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演變，讓學生更加準確地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

 

3.強化理論知識教育與經濟實踐的結合。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要求經濟理論既來源于經濟實踐，又能夠回到經濟實踐。這要求主講教師：一方面把握歷史資料，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認識經濟理論，并運用經濟理論分析歷史事件。另一方面緊跟經濟時事，運用經濟理論解釋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并在經濟發展中推進理論創新。再一方面注意經濟思想的解讀，基于理論又不局限于理論，讓學生掌握知識的同時，能夠更深入地理解思想，從而實現理論知識教育與意識形態教育相結合的目的。

 

綜上幾個方面，意識形態、方法論于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教學法不僅對現有的教材體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時也對主講教師提出新的任務。具體來說，一是主講教師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論素養和更加全面的知識儲備。二是教材內容在理論邏輯上要更加嚴格遵循規范，但在內容體系上要更加能夠體現時代需要。三是統一規范各類高校和專業的課時安排。四是凸顯政治經濟學作為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氛圍。

篇5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經濟學；生產理論

作者簡介：劉鳳義(1970－)，男，滿族，河北圍場人，經濟學博士，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企業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4.3；F091.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產理論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經濟學，都有著豐富的內容，而且他們關于生產理論的淵源、具體內容等還有著相同或相似之處。很多人因此認為，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理論是關于資源配置的一般理論，且有著較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們搞市場經濟，完全可以拿過來“為我所用”。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在經濟運行和經濟管理層面的確有可借鑒之處，但在方法論上卻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對兩種范式的生產理論的研究方法進行比較，以期為經濟學的創新拋磚引玉。

一、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把勞動者僅僅作為生產要素研究；而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以“歷史的、現實的人”為出發點。把勞動者既看作生產要素，又作為生產主體來研究

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研究生產者如何通過對生產要素的組合，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決策行為，這一研究是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的。以此為基礎，他們建立了以生產函數為基礎的生產者的決策模型。“生產函數是一種技術關系，被用來表明每一組具體投入品(即生產要素)所可能生產的最大的產出量。在每一種既定的技術條件下，都存在著一個生產函數。”(薩繆爾森，1992)為了分析方便，生產函數通常表示為：Q=f(L，K)。生產理論基本內容就是通過生產函數，來研究在各種不同約束條件下，資本和勞動力之間如何通過不同組合形式，實現產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終實現利潤最大化。

應該說，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經濟學通過建立對現實生產過程高度抽象的數學模型，用簡潔方式描述物質生產過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產出的技術關系，是一種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運用一般形式的生產函數可以分析生產過程中要素投入產出的數量關系，對物質生產過程做技術分析，找出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進步和管理水平對產出的影響；掌握生產過程中的突變機理，不失時機地調整資源配置方式以促進生產力的飛躍發展。等等。

然而，進一步研究會發現，西方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建立起的生產理論存在嚴重悖論：即“經濟人”假設把每個人作為自由選擇的主體與生產理論中把勞動者僅僅作為生產要素之間的邏輯悖論。

在西方經濟學家那里，“經濟人”被看作是對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充滿了自由、平等和博愛，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終必然達到全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按照這一信條，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進行，每個行為主體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標進行理性選擇。資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選擇勞動者；同樣，勞動者也可以自由選擇資本所有者。所以，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約關系。可是，我們從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看到的卻是與“經濟人”假設相背離的另外一番圖景，在那里，能夠按照“經濟人”行為行事的只能是資本所有者(或稱之為廠商)。他們可以依據等成本曲線、等產量曲線等函數關系，通過自己的理性選擇，為實現最大化目標，任意選擇各種生產要素，進行排列組合。而勞動者，則僅僅被視為同資本一樣的、服務于廠商最大化目標的生產要素。在這里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主體地位完全被剝奪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選擇。

正是由于把勞動者僅僅看作同資本、土地一樣的生產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資本、土地和勞動力一樣，都具有生產性，在生產的過程中，它們共同創造了商品的價值。每個要素對價值創造的貢獻率，可以通過邊際生產力來衡量。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也就成為分配理論的依據。對此，薩繆爾森(1992)直言不諱地指出生產理論是作為對收入分配理論討論的序曲，“在經濟學的生產論中，可以找到這種要素定價的關鍵。”所以，“對經濟學中的生產論的一個概略分析可以給理解市場經濟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鑰匙。”接下來，他們自然就把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搬出來：基于價值創造的貢獻，資本獲得利潤(或利息)、土地獲得地租、勞動力獲得工資。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多么公平的社會制度呀!

有人可能會說，勞動者也是“經濟人”，西方經濟學已經論證，作為消費者，勞動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則進行理性選擇；作為勞動力的要素提供者，他們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則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對于這種觀點，馬克思(1867)早就指出：“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至于從消費者的角度把勞動者當作“經濟人”的說法，馬克思也作過深刻分析，馬克思指出，消費是由生產決定的，所以，一個社會的消費水平、消費結構從屬于一定的生產關系，決不是單純由個人的理性選擇決定的。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的是，經濟學關于生產理論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歷史的、現實的人基礎上的。

應該說，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是“人”，這一點看上去似乎與西方經濟學沒有區別。但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個人，決是不是西方經濟學所講的“經濟人”，而是現實生產關系中的人。在馬克思看來，只有理解這種生產關系，才能理解這種關系中活動的人。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圖把那個時代的個人不是看作歷史的結果，而是看作歷史的起點，并認為合乎自然的個人不是歷史中產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觀點，就是因為他們脫離開生產關系來研究人的經濟行為。馬克思把經濟學分析的人概括為“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反對把人的本質“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也反對西方經濟學把人看作生來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經濟動物，并認為個人動機決定社會生產過程。在馬克思看來，既然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的經濟行為就不完全由個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現實性上，他必然受同他們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制約。

馬克思強調人的經濟行為的社會性和客觀性，同時認識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的生產理論中，勞動者絕不僅僅是生產要素，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構成能動的生產主體。在創造財富的生產過程中，人作為獨特的生產要素，與生產資料的性質完全不同，因為勞動這一要素是能動的。勞動過程是人的主觀能動性與物質生產過程的客觀實在性的統一。勞動不僅創造了人本身，而且創造著人類自身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社會條件。勞動者作為生產活動的主體，他們的活動是精神能力和軀體能力的有機統一。他們總是有目的性、計劃性，即主觀能動性，用馬克思的話說，再蹩腳的建筑師也比蜜蜂建房有“計劃性”。正因為人的勞動有主觀能動性，所以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勞動才不僅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而且創造新價值。社會發展既是人類改造和利用自然的過程，同時也是人自身不斷走向自由和全面發展的過程。

同時，作為生產要素的人，其勞動也必然是在具體的社會生產關系中進行，這使得勞動不再是單個人的孤立行為，而是群體或階級行為，勞動創造的價值也會因社會生產關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勞動可能是在共同勞動、地位平等、產品平均分配的社會生產關系中進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產資料，憑借經濟權利強迫另一部分人勞動，產品歸生產資料所有者所有這樣一種階級地位不平等的生產關系中進行。這種生產關系的性質，最終決定了產品的分配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決定著這種生產方式的全部性質。”資本家之所以獲得剩余價值，是因為他們擁有占有剩余的經濟權力，決不是西方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對這些要素創造價值的回報。

正是因為從歷史的、現實的人出發來研究生產過程，所以，經濟學中的資源配置不僅僅包含人與自然的關系，還包含人與人的經濟關系；經濟學的生產效率含義，不僅僅來自于生產要素之間的技術組合，還來自于對勞動者積極性的調動、勞動者之間、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工協作的協調、組織管理的科學等等。

二、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只研究生產一般，因而使用價值(即效用)范疇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經濟學則不僅研究生產一般，更注重研究生產的具體社會形式，因而把價值范疇作為研究的核心

薩伊是把西方經濟學生產理論引向純粹對生產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產定義為：“所謂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薩伊這個關于“生產”的定義，表面看來無非一個關于“生產一般”的定義，但實際上這背后隱藏著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將發生重大轉變：即這個定義把經濟學引向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薩伊的生產觀對后來西方經濟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繼薩伊之后，約翰?穆勒、馬歇爾、薩繆爾森等，都把研究財富生產一般作為生產理論的基本內容。比如萊昂內爾?羅賓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論著作――《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書中，明確強調了西方經濟學只研究生產一般的觀點，他把經濟學定義為“把人類行為當作目的與具有各種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的一種關系來研究的科學。”這樣經濟學純粹成為一門關于“選擇”的學科。經濟學的內容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我們不再探究生產和分配變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資料給定的情況下，各種經濟‘量’達到均衡的條件，……我們不再把經濟系統視為一架生產總產量的機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決定這種產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種比例分配這種產量，而是把經濟系統視為人與經濟貨物之問的一系列相互依賴而在概念上又獨立的關系……”顯然，在羅賓斯那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資料給定的情況”，所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一制度性因素被徹底隱藏起來了；與之相適應，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只是“人與經濟貨物之間”的關系。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對生產一般研究的理論意義，然而，抽象掉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只研究生產一般的生產理論，就必然使經濟學“使用價值”成為研究的核心范疇，從而導致經濟研究存在諸多局限性。這些局限性突出表現在：(1)它是建立在薩伊的生產三要素論的基礎上的，把資本等同于生產工具，把資本主義生產歸結為生產一般，掩蓋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價值形成過程的同時就是價值增值過程；(2)它混同了產品和商品、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生產的區別，抹殺了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是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沒有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分配問題，卻被用來為替資本主義分配做辯護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做佐證；(4)目前西方經濟學的生產函數的數學抽象方法只能說明漸變的有連續性的生產過程，不能反映生產過程中的突變現象。也就是說，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時期生產力飛躍發展的生產過程，也不能正確地描述生產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產關系桎梏時生產過程的躍變。因此，有必要以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為指導，批判地汲取西方經濟學的生產函數中有參考意義的東西，建立基于勞動價值論的、不同層次的生產函數(吳易風、王健，1994)。

西方經濟學只研究使用價值，不研究價值，更不理解價值本質，所以，長期以來，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廠商理論始終回避對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分析。在他們那里，企業始終是一個“黑箱”。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者，看到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抽象掉人與人之間關系分析廠商行為的局限性，所以，他們試圖運用“契約”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費用為分析工具，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引入廠商理論，提出了分析廠商內部人與之間關系的基本框架，從而建立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的企業理論。

然而新制度學派企業理論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會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的，因此，他們研究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時拋開了生產領域，而是局限在交換領域；他們所說的制度，不是生產關系，而是上層建筑層面的一些具體規則。本來，科斯在他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試圖通過視企業為等級制度，把企業內部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命令與服從的關系與市場交易的自愿平等關系區別開來。循著這一思路，人們可以進一步研究企業內部契約關系不平等的深層原因問題。但在1988年的論文中，他又否定了這種認識，他甚至認為這個觀點是那篇論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為它誤導了人們的注意力，使經濟學家

忽視企業的主要活動――企業經營。科斯這一觀點表明，他批評把企業看作不平等關系所結成的契約的思想，進一步強化了企業的經濟性質就在于節約交易費用的主張，從而把新制度主義者通過對人與人的經濟關系的研究，來揭示企業經濟性質的道路徹底堵死了。因而，他們的企業理論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劉鳳義，2004)。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側重研究生產的社會形式。與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的雙重關系相適應，生產中的資源配置也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體生產方式下的資源配置。屬于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體現在一般的勞動過程中，它是一切社會形式的生產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間對生產資源進行合理配置，這是人類社會進行生產永恒的主題。然而僅僅研究生產一般，無法真正理解具體社會生產方式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經濟學認為，研究物質生產只能是某一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生產，抽象的生產一般，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為經濟學研究生產理論時強調生產的具體社會形式，所以，“價值”范疇而不是“使用價值”范疇才成為其生產理論研究的核心。馬克思批判古典經濟學時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它始終不能從商品的分析，而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用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人物，像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見，馬克思在科學方法論基礎上，確立了勞動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又為進一步理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內部的生產關系提供了“鑰匙”。西方經濟學家對此并不理解，他們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無非就是確定商品交換的量的比例的理論而已。對此，斯威齊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多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解和攻擊，在于他們看待價值問題的態度，使他們有偏重交換比例的傾向，而忽視那隱藏在表象后面的社會關系的性質。所以，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批評，連篇累牘，而難得有一個字談到抽象勞動。

正是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馬克思科學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范疇，進而指出在資本生產關系條件下，資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約，占有工人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同時，資本家用剩余價值進行資本積累，從而再生產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及其運動規律，就通過價值范疇逐漸被揭示出來了。也正是運用價值范疇，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經濟的關系科學揭示出來了。國內一些學者談到企業理論，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學派的觀點。筆者認為，從方論的角度看，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學派更為科學的企業理論方法論。突出體現在：馬克思以歷史的、現實的人作為企業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從資本統治下的分工與協作關系中揭示企業的起源與演變；在對生產過程的考察中揭示資本主義企業中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通過科學區分勞動和勞動力范疇，破譯“契約自由”的神話(劉風義、沈文瑋，2004)。這些深刻的內容，在新制度學派企業理論中都無法揭示出來。

三、西方經濟學用個人主義方法，把生產理論僅僅置于微觀領域來研究，致使其理論體系在微觀與宏觀上形成脫節；而經濟學則運用唯物辯證法，在宏觀和微觀的有機聯系中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問題

西方經濟學家把生產理論僅僅視為微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他們的個體主義(或個人主義)方法論密切相關。西方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認為，社會與個體之間的關系僅僅是量上的差別，社會就是個體的集合，總體等于個體的簡單相加。基于這一方法論的生產理論，只需要在微觀領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觀經濟問題無非是微觀經濟問題的在量上的簡單加總而已。所以，我們看到西方經濟學在研究總量問題時，是通過以微觀領域的生產函數為基礎的加總來進行的。他們假設，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個廠商都是理性“經濟人”，都能夠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投資，那么全社會的資源配置就是最優的。新古典理論以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為基礎，建立了技術關系的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理論，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對價格，這種相對價格也是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指數。該理論所要研究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即給定偏好和技術，可以求出最優解。但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討論宏觀經濟問題時，創造了異質品模型中的總量生產函數這一與相對價格完全不同的理論。顯然，如果是單一產品模型，總量生產函數的使用是沒有疑義的，但把總量生產函數套用在異質品模型中卻背離了新古典資源配置理論的宗旨。

盡管西方經濟學家中出現了像薩繆爾森這樣的新古典綜合派，但至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仍處在嚴重的矛盾中。盡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者試圖把宏觀經濟學建立在微觀基礎上，從而使西方經濟學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起來。但問題是“以新古典總量生產函數為基礎的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實物分析，與凱恩斯的貨幣經濟分析和現實經濟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衛萍，2005)。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經濟學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辯證法，在這一方法論指導下，經濟學不僅克服了經濟學研究的形而上學思維，正確處理了微觀與宏觀的辯證關系，而且通過在商品生產中抽象出價值范疇，建立了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的橋梁。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個體是作為有機組成部分的個體，而整體又是相互聯系的個體組成的有機整體，二者是辯證統一關系。作為經濟學研究方法，個體分析和整體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簡單對立起來。但二者的結合又不是簡單相加，它們之間通過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有機聯系起來的(胡釣、劉鳳義，2003)。

在經濟學中，沒有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嚴格界限，這是因為微觀與宏觀是相對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機融合才能揭示經濟規律。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無論是從三卷內容的整體安排上看，還是從每一卷具體內容的分析上看，處處都能體現出個體與整體、微觀與宏觀的有機結合。在第一卷研究資本直接生產過程時，馬克思以單個資本主義企業作為分析的起點，接著從第2篇到第6篇，通過對單個企業的剖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質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然后，在第7篇研究資本主義再生產，則是從整體上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征，從而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

從《資本論》三卷整體來看，對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研究，也是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的。馬克思通過提出價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剩余價值等微觀概念，逐漸上升到平均利潤、生產價格等宏觀概念，把資本主義生產特征及其實現形式徹底揭示出來了。

篇6

關鍵詞：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范式

從經濟學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經濟學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其價值觀、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經濟學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個體理性分析方法、經典物理學與現代數學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把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放在制度變遷的演化中，通過制度的供給需求來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對象(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和歷史分析方法等具體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受到了經濟學的影響，同經濟學有相通之處。這樣，就決定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之間是既相互區別、對立，又相互聯系、統一的關系。這就要求我們在對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繼承與堅持經濟學的基本“硬核”，借鑒與吸收新制度經濟學的某些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進行經濟學的科學綜合，進而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制度經濟學范式。

一、經濟學范式實質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經濟學范式主要具有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觀，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論。從世界觀的意義上講，經濟學范式所表明的是經濟學家們共同的基本信念和價值標準等。從方法論的意義上看，經濟學范式是指被經濟學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體系和分析方法。從經濟學的基本特征來看，它是迄今為止最為科學的經濟學范式。其內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本信念與價值觀，二是以唯物辯證法為核心的科學方法與具體分析方法，三是以生產方式范疇為核心的概念體系，四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原理與具體結論。從其基本內容看，經濟理論本質上是制度經濟理論，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較早地把制度納入經濟分析中的理論家。馬克思明確地將生產方式及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定義為社會經濟結構或經濟基礎，并將立足于經濟基礎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視為真正的社會制度。因此，制度范疇在經濟學說中包含著作為經濟制度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和作為上層建筑的與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體系兩個層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種僅限于經濟關系領域內的狹義的制度，后者則可以被視為一種廣義的制度。以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必然涉及并從本質上剖析作為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固定化和規范化表現形態的一個社會的各種經濟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的制度體系。

在經濟學說中，制度范疇的內涵就是社會形態的“生理學結構”，它包含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作為社會生產方式即生產的社會形式的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這是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二是作為生產關系主要內容的生產過程的管理制度與生產成果的分配制度，這是由社會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這是由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所產生并決定的上層建筑。在經濟學中，“制度”分為狹義的制度和廣義的制度，狹義的制度是指經濟制度，即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管理制度與分配制度，這是僅限于經濟領域內的制度；廣義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層建筑在內的整個社會制度，即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這是存在于經濟、政治領域的社會制度。的制度結構細致縝密，涵蓋并詳細界定了各種制度內容，科學地揭示了它們之間內在的本質聯系，以一種層層遞進的結構探討了各種因素之間的辯證關系。

制度經濟學理論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貢獻就是它以生產方式、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形態的內部矛盾為根據闡明制度變遷的動力。經濟學闡明了制度的“內核”與“外殼”之間的關系：在經濟制度結構中，制度的“內核”是以一定物質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制度的“外殼”是體現一定生產關系的管理制度與分配制度；在社會制度的總體結構中，制度的“內核”是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及相應的生產關系，制度的“外殼”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會上層建筑。從二者關系來看，制度的“內核”是基礎和內容，制度的“外殼”是結果和形式，前者決定后者，后者反映與包含前者。制度的“內核”與“外殼”之間的矛盾作為制度體系的內在矛盾是制度發展變革的決定力量，當一定的制度的外殼能夠容納并適應其內核的發展時，它就能存在與發展：當一定的制度的外殼不能容納與適應其內核的發展時，它就要被炸毀并被新制度的外殼所取代。馬克思正是運用了“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框架論述了人類社會制度的歷史更替，向我們展現了一幅社會制度變遷的浩大歷史畫面。馬克思還具體地分析了生產方式發展引起社會制度變遷的機理：生產方式變化(物質生產方式變化——社會生產方式變化)——生產關系變化——上層建筑變化。諾思認為，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問的矛盾。這實際上是指馬克思的物質生產方式與其社會形式之間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種意義上將經濟學視為一種制度經濟學，或一種關于社會制度分析的理論體系。經濟學不僅科學地確定了以社會制度為內容的研究對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種社會制度為基礎的經濟學基本范疇與概念體系；不僅具體分析了各種制度因素之間的唯物主義的辯證聯系，而且科學地闡述了社會制度的矛盾運動過程及客觀規律。今天，我們要實現經濟學的發展與創新，就必須繼承經濟學的科學傳統，在繼承經濟學經典范式的基礎上吸收當代經濟學的科學成果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果，進行科學綜合，實現理論創新，努力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制度經濟學范式。

二、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應當現代化

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我們不僅要繼承經濟學經典范式而且必須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特征，吸收現代經濟學發展的新成果，推動經濟學的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首先，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根本方法，以生產方式理論為基本框架的馬克思經典范式是迄今最為科學的經濟學范式。同西方經濟學相比，它無論在世界觀方面還是在方法論方面都具有無可比擬的科學性，無論是對社會經濟變革還是對經濟社會發展都具有無可比擬的解釋力與指導力。其次，我們之所以要實現經濟學范式的發展、創新、現代化，是因為當今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兩類十分明顯的“反常現象”：其一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中大量“反常現象”，其二是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中的大量“反常現象”。這兩類“反常現象”對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典理論提出了挑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學只有實現理論創新，才能對新的大量“反常現象”具有適應性，才能形成適應現代社會生產方式新特征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在信息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在馬克思經典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指導下，科學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具體形式所發生的新變化，提出新觀點，建立新理論，形成具有現代特征的經濟學。再次，20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以新制度經濟學為代表的經濟學迅速發展，形成了許多有價值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經濟學應充分吸收這些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實現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形成制度經濟學范式。最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界運用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與基本原理對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新特征和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新模式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并對其進行的科學解釋，形成了引人關注的經濟理論成果，這為我們進一步進行科學探索，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奠定了必要的基礎。目前，“經濟學范式經過創新發展已經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論成果，構建一個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的理論框架，將已有的研究成果整合進來，是該范式今后發展的一個重大課題”。

從其自身發展趨勢看，也需要同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興經濟學門類進行科學綜合。一般說來，經濟學范式的運動表現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縱向批判與繼承，形成經濟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學革命；二是橫向兼收并蓄，形成經濟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綜合(胡進，2004)。西方經濟學范式的發展是一個“建立——革命——綜合——革命——綜合”的過程。經濟學范式的發展過程，不僅是一個縱向不斷進行理論創新、自我揚棄過程，而且還是一個不斷吸收其他學派的成果與方法的橫向綜合過程。從歷史上看，經濟學經典范式本身就是在廣泛吸收當時經濟學成果與方法的基礎上形成的。構建現代制度經濟學范式，應當而且必須充分吸收和廣泛借鑒當代經濟學的積極成果與科學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根本特征是堅持“理性——個人主義——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數學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有四個基本特征：一是以經驗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實證分析方法。這種以經驗主義哲學為基礎的實證方法把經濟學看成是以事實、感覺、經驗為依據，具有客觀性和規律性的科學。二是個體主義占主導的方法論原則與基本內容。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的假設，這是西方經濟學中最基本的假設。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繼承了個體主義的原則，并進一步強化了“經濟人”假設，使它成為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三是堅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以均衡分析為基本方法，因為“經濟人理性”要求行為的一致、有序和可觀測，而只有處于均衡狀態的人的行為才是穩定的，具有可觀測性或實證性，才能表現出“理性”。四是廣泛應用數學方法作為主要分析手段，這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方法最顯著的特征。總的來說，盡管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日益面臨經濟社會生活的挑戰，但其實證分析方法、個體主義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和數學方法有其一定的科學性和應用價值，因而是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應科學借鑒和利用的。如果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為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分析方法，那么西方經濟學門類的發展則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來源。20世紀以來，新制度學派、西方馬克思學派、結構主義和演化經濟學等學派廣泛發展起來，其研究成果大量涌現。從總體上看，西方經濟學各新流派的基本共性是在許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受到經濟學的影響，堅持“制度——歷史——社會結構”的分析框架和多元主義的研究方法，對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及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激烈批判。西方經濟學新流派所提出的一些觀點與主張，接近于經濟學，成為構筑現代經濟學大廈的重要理論來源。在現代西方經濟學新流派中，新制度經濟學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鑒的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的特點主要表現為：一是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來分析制度，或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拓寬到制度領域里。新制度經濟學所運用的分析方法很多是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方法。如，個人主義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供給——需求”一般均衡方法及經典物理學和現代數學的方法，特別是引入實驗室實驗和計量經濟學檢驗的方法。二是注重社會經濟發展、經濟實績與制度創新、制度變遷的內在聯系。三是在分析框架的確定上深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及其理論的影響。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雖然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存在許多重要區別，但二者在許多方面存在著共性及相通之處。第一，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注重邏輯分析與歷史分析相結合特別是動態的歷史分析方法，因而這兩種理論都具有歷史感。“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第二，兩種理論都重視意識形態在制度穩定與創新中的作用，都認為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獨立性和變化滯后性。第三，在制度創新的動力問題上，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都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尋求制度變遷的動力和源泉。因此，當代經濟學吸收與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特別是吸收和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與成果，進行科學綜合，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不僅必要，而且也可行。通過現代經濟學這一新的研究體系對西方經濟學各流派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進行創造性的綜合，不僅可以實現“優勢互補”，而且還能在尋求融合的基礎上帶來重大的理論創新，進而構建現代經濟學的科學范式。

三、怎樣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

從總體上說，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就是以制度經濟學分析框架來統一整個制度經濟學理論，建立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嶄新形式。制度經濟學之所以能承擔這一重要任務，是由于馬克思制度經濟學本身就是一個宏大的理論體系，它不僅具有涵蓋或涉及各門社會科學研究內容的理論廣度，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運用獨創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框架來解剖制度本質和制度變遷內在歷史邏輯的理論深度。制度經濟學之所以必須實現同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因為制度經濟學是一個宏大的制度經濟學體系，它為我們勾畫的是一個遠距離、深層次、長鏡頭般的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的真正起源和制度變遷的真實過程。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規律及其基本趨勢，這是一種長期的、歷史的、動態的制度變遷觀。但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歷史任務所決定，對短時期內的具體制度變遷過程，這種研究就無法直接回答。制度分析框架既缺乏對制度和制度變遷深入的微觀分析，又未能采用現代分析技術對理論進行精細化的處理和數理分析。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進行綜合，某種程度上就是吸收與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是一項宏大的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工程，需要科學設計、正確推進。從總體上說，這一工程應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和基本思路：一是構建制度經濟學的科學框架。首先，要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生產方式理論為基礎，建立的制度分析框架，即從制度的角度來整理和構建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框架：通過對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來揭示一定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這一研究是本質層次的，它必然涉及并要求從本質上剖析一個社會的各種經濟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制度體系，最終形成一個人類社會長期的、本質的整體制度分析的框架結構，以此作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基礎。其次，在制度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吸收新制度經濟學一些相關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構建一個綜合的制度分析的科學框架。二二是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科學框架來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本質特征與具體形式，揭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過程及其客觀規律，確立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代基本原理，提出信息化、全球化時代經濟學的新觀點。三是運用制度經濟學的科學框架來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本質特征與具體形式，揭示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過程及客觀規律，確立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原理，提出市場化、全球化條件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中國化的新觀點。

具體說，進行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構建制度經濟學范式應抓住以下三個主要環節：

(一)在經濟學宏觀根本制度的研究基礎上展開對微觀各項具體制度的研究，實現研究對象的制度經濟學綜合。總體而言，制度經濟學屬于宏觀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是一個宏大的制度經濟學體系。制度經濟學試圖解釋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不同社會形態之間過渡的客觀必然及其各種主客觀條件，并從現存社會制度內在的矛盾推演出未來理想的社會形態。它既體現人類尊重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又體現人類理性構建能力和對美好社會制度的追求”。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作為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定生產方式及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是社會的根本經濟制度。新制度經濟學所研究的制度，是微觀的企業制度、產權制度等具體經濟制度，這是社會根本經濟制度的具體表現形式。制度經濟學將這兩方面內容結合起來，一是要在生產要素所有制、勞動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與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分析的基礎上研究產權制度、企業制度和國家制度等各種具體制度，即在分析社會形態內在結構的基礎上分析人們的具體行為規則。二是要在分析各種法律、契約、政府和公司等正式制度的同時，研究各種意識形態、道德規范和風俗習慣等各種非正式制度。三是要在分析各種制度本身的基礎上，分析各種制度的實施機制。這樣，既可以從深層次上揭示制度的起源、本質和變遷的真實過程，又可以用更簡潔、生動的語言和技術手段來分析社會經濟制度的表現形式與運行方式，從而在本質經濟學與表象經濟學的統一上實現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

(二)在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基本框架下運用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實現研究方法的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制度經濟學的總體分析框架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這是揭示制度起源、本質和真實演變過程的科學方法，顯然這是一種整體方法論。“馬克思的總體方法可以概括為總體性、社會性、制度性、歷史性和階級性五個基本方面。經濟學中深刻地蘊涵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總體規定性、社會規定性、制度規定性、歷史規定性和階級規定性的理解”。同時，制度經濟學還應采用個體方法論，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基于新古典經濟學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這是因為個體分析方法在細致描述和刻畫制度形成和變遷特征方面，在運用數理模型來描述和分析具體的制度形成和制度變遷過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個體方法論能容易地采用自然科學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從而使制度經濟學能使用現代科學的語言和描述方式，對制度和制度變遷的總體過程進行更細致、更具體的描述，有助于我們從總體上更好地把握制度及其變遷的內在邏輯。因此，我們應在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論框架下運用個體主義方法論來補充與完善制度經濟學。

(三)在闡明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的基本前提下詳細分析制度變遷的具體動力，實現基本理論的制度經濟學綜合。在馬克思看來，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的擴張能力即物質生產方式的繁盛與生產的社會形式及其生產關系的適應能力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應當而且必須將社會制度的變遷歷史唯物主義地置于“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框架來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則把制度的變遷表面地置于“成本——收益”和“供給——需求”框架來分析，認為制度變遷主體對制度變遷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的計較是制度變遷的動力。也認識到在人的動機背后決定人行為方式的客觀力量。前者可稱之為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后者可稱之為制度變遷的具體動力。構建制度經濟學，就是要揭示與闡明制度變遷兩種動力之間所存在的密切內在聯系：當生產的物質發展要求生產的社會形式進行相應變革時，必定同時存在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制度變遷主體會通過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比較來努力實現該種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如果僅僅停留在制度變遷根本動力的分析上，我們將難以準確地理解和掌握制度形成的具體步驟、原因及制度變遷的具體方式和過程，更不能對制度形成和制度變遷進行數理模型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在闡明制度變遷根本動力的基本前提下詳細分析制度變遷的具體動力，并將這兩種分析結合起來，才能全面揭示制度變遷的真實過程。

從總體上說，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的主要內容，既包括研究對象與分析方法的綜合，也包括理論觀點的科學綜合。通過這些綜合，一方面使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使制度經濟學得到豐富、完善、發展與創新，形成制度經濟學的科學體系。制度經濟學這一科學范式體系包括兩大部分內容：一是制度經濟學的“硬核”部分，如，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及以生產方式理論為基礎的制度分析框架，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方法論及以此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整體分析方法和歷史分析方法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關于制度變革的根本動力、基本主體和主要內容等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等。二是制度經濟學的“保護層”部分。如，制度經濟學的綜合分析方法：在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論的框架內運用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在馬克思歷史分析方法的基礎上運用“成本——收益”的均衡分析方法；在馬克思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運用“談判——合作”的博弈分析方法；在馬克思邏輯分析方法的前提下運用“數理——模型”的數學分析方法。又如制度經濟學的新觀點：制度變遷的動力是根本動力與具體動力綜合作用的統一：制度變遷的范圍是宏觀制度變遷與微觀制度變遷的統一；制度變遷過程是長期制度變革與短期制度調整的統一；制度變遷的主體是社會集團的集體力量與個人參與的統一，等等。

實現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是一種理論的創新和思想的深化，這種綜合是經濟學價值判斷的綜合和演變過程。它既是一種方法論的創新，理論研究內容與分析框架的拓展，又是一種關于制度經濟學甚至整個經濟學思想認識的深化。經濟學的制度分析框架和理論結構是科學的，它需要綜合和補充的是不同制度經濟學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新的研究成果，它需要的是自身理論框架的進一步拓展和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完善。不同制度經濟學流派的發展為豐富和發展經濟學提供了營養，經濟學是一種開放的科學體系，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符合科學發展的正常模式。

四、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比較研究的基本結論

(一)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及西方經濟學有重要區別。無論從世界觀還是從方法論方面看，經濟學是迄今為止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因此，應堅定不移地堅持經濟學的基礎地位與指導作用。同時，應把經濟學研究納入科學范式的軌道，努力實現其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

(二)新制度經濟學盡管在其階級立場、價值觀和基本方法等基本“硬核”方面是錯誤的，但其研究對象和具體分析方法與成果等方面有許多科學因素和積極意義。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具有對立性而且具有互補性、相通性。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科學綜合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篇7

經濟哲學究竟需要研究哪些問題，取決于經濟哲學的學科性質。經濟哲學既不是國內通常所理解的應用哲學，也不是經濟學和哲學相結合所形成的交叉學科，而是一門部門哲學。

那么，該怎樣去研究經濟哲學呢？

經濟哲學的研究應從體系結構出發，通過建立經濟哲學的體系結構，并按這種體系結構去展開經濟哲學全部的研究內容，達到對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經濟與自然、經濟與社會、經濟與人的關系的全面理解。這種研究方法不是單純對經濟現象做哲學思考，而是從哲學理論出發去系統研究經濟與自然，經濟與社會文化，經濟與人的關系，并在研究中解釋和把握各種經濟現象。

社會經濟發展日新月異，運用現代關系哲學方法對經濟哲學進行研究，是一種較好的研究方法。現代關系哲學是關于事物關系（特別是系統關系）的哲學，它研究事物關系的最一般的形式、結構、狀態、演變規律，及其關系間量的規定性。

運用關系哲學的方法對經濟哲學進行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從哲學的高度，文化的廣度，對馬克思之后世界科技和經濟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新規律和新特點進行價值論、認識論、實踐論和方法論的探討，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對我國經濟實踐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從理論意義上說，當今世界上科學技術在生產力中越來越占主導地位，信息產品、知識產品大量充斥市場，“物質生產”已不再是社會生產唯一的生產部門，代之而起的是“物質生產”和“信息生產”、“知識生產”、“人才生產”的同時并存。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物質生產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所以，他建立起來的經濟理論主要以物質生產和它的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產物，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里，世界發生了第四次產業革命，進入了物質生產、信息生產、知識生產、人才生產并立的時代。不僅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格局已經改變，而且人們的經濟觀亦已經變化，并對傳統經濟理論的許多規律和原則提出了挑戰。

從宏觀上說，以往的經濟發展中，由于過分強調物質經濟的高速增長，即所謂“高投入、高增長”，造成資源的短缺，環境的污染，生態的失調等，反過來影響了經濟的發展、社會的文明和人類的繁衍。人類經濟活動的目的和手段、途徑發生了尖銳的對立，也要求經濟學提出新的經濟發展理論和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去解決這類問題。

面對當今經濟發展中遇到的種種矛盾和問題，傳統經濟學落伍了。盡管當代西方興起了形形的經濟理論，但是，西方經濟理論過分注重經濟生活現象層面的數量分析，強調經濟研究的數學模型化和實證分析，而沒有從文化的廣度和哲學的高度去總結這個經濟時代的經濟價值、本質和規律。這樣，人類經濟活動就不可能在全面、正確的經濟哲學理論和經濟觀的指導下來進行，于是，就必然要出現經濟越發展，經濟領域的異化現象就越嚴重。

從現實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沒有前人的理論和成功的經驗可借鑒，一開始完全靠摸索和試驗。后來，西方經濟理論、方法被大量引用到我國經濟建設之中，但并沒能完全解決經濟改革遇到的現實問題，因為西方的經濟理論是產生于西方經濟發展的現實，而中國的經濟畢竟有其特殊性，中國復雜的社會問題是西方經濟理論所不理解的。因此，從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性上說，建立一門從文化的廣度和哲學的高度 去思考重大經濟問題的學說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

從經濟學說史的角度說，經濟學發展到今天，經歷了從簡單到復雜，從單一到多樣的發展，經濟學的這些發展，一方面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卻又引發了許多關系到地球和人類生存的重大問題，于是，經濟學不得不要反身自問：到底經濟是什么，經濟進步的最終標準是什么，未來經濟發展的模式怎么樣，以及21世紀的經濟學應該研究些什么等等，這就必然要導致一門新的學科——“經濟學學”的產生。

從學科性質看，可以說經濟學本身就是哲學的經濟學，哲學本身就是經濟學的哲學。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哲學就把社會最基本的關系看作是經濟關系，它主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推動社會的向前發展，主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成為全部社會生活的基礎。

同樣，任何社會，任何歷史時期都不存在純粹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因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意識的，人的行為與人的心理過程密切相聯系，是受人的思想意識控制和支配的。于是，研究人的經濟行為就不能不研究人的世界觀、價值觀、思維方式和人所處的各種環境，而這些都是哲學研究的內容。

經濟哲學是對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進行研究，它的研究對象應該是經濟領域中存在的需要哲學去研究的事實。因此，其內容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幾部分：

首先，經濟活動在人存在發展的一般規律中的地位。一、經濟活動在人的生存發展的整體方式中的地位。經濟活動本身就是人的一種生存發展方式。這種生存發展方式與人的生存發展方式必定存在著特定的關聯、相互作用而構成人生存發展的整體方式。由此，對這方面的探討是題中應有之義。二、經濟活動在人的本質生成和變化中的地位。經濟活動作為

人的各種活動中最重要的活動，它對人的本質的生成和變化具有什么作用？與其它活動相比，它在人的本質的生成和變化中具有什么樣的地位？三、經濟活動在人發展的一般必然性之中的地位。人的發展無論是個體的發展還是人類的發展，都存在著一些一般的必然性（如個體成長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相互作用的必然過程，人類歷史的個體與群體相互作用、物質與精神相互作用的必然過程等），經濟活動和人發展的這些一般必然性是什么樣的關系？如果經濟活動有自身發展的必然性（如經濟活動的分工規律、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等），那么，它們與人存在發展的那些一般必然性之間是怎樣互動的？它們對人存在發展的那些一般必然性有什么樣的影響？

其次，經濟必須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經濟活動應該以什么為本，這不僅是個經濟學問題，而且是個哲學問題。經濟行為的主體是人，推動經濟向前發展的也是人，但是，在經濟發展史上，人并沒有真正成為經濟發展的主體，仿佛財和物才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和真正動力，人反而從屬于物，這似乎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決定的。但是，生產力要發展到什么時候才能使經濟從以物為本轉化為以人為本，又從以人為本轉化為以能力人（人的智能）為本呢？這是經濟哲學必須研究的，我們稱之為經濟本體論。21世紀的經濟發展應該以什么為本，這是每個國家，乃至全人類必須認真加以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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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方法論；學術刨見

一、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

在進行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胡老經過不斷的探索，尋找出了一套頗具個人學術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學研究方法。大體說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堅持以為指導

胡老一直堅信對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意義，并將這一理念貫穿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整個研究過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時，最初只考慮到是搞一門專史，對歷史分期問題采取了一種被歷史學界較多接受的觀點一一秦漢封建制說。但隨著胡老對經濟思想分析的深入，卻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問題。于是他依據的基本原理，對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重新進行了審視，果斷地放棄了前說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論，肯定西周是較典型的封建領主制經濟，結果困難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長期的研究中敏銳地發現，單純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學說”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會碰到許多不易正確解釋的問題。他從同志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得到啟發，認為將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并列為社會基本矛盾，對中國封建經濟的歷史分析是一個很有力的指導理論。由此，胡老提出，在歷史研究尤其是中國封建經濟的研究中“還須充分運用同志的社會基本矛盾理淪作為分析的武器”，認為“掌握了這一理論武器，會幫助我們解決單純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時所不能很好解決的問題。”②由此他開創了運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先河，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有效的的科學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的指導下，胡老準確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對此，胡老曾深有體會地指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作者深深地體會到，如果不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正確地運用思想，許多的歷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③

胡老還以此為理論基礎構建起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堅實大廈。他發現，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經濟思想史也相應地呈現出不同階段的時代特征，“一個國家的經濟思想史，是與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進程有密切關聯的，所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在這里，就應該特別予以考慮”。④基于這種認識，胡老將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作為肇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大廈的理論基石，在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變動的基礎上探討經濟思想的變遷，并將其作為貫穿歷史上各種紛繁經濟觀點的一根紅線，從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系統框架。所以，胡老始終強調，“一部完整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國經濟思想史體系，是在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⑥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關于歷史經濟問題的分歧意見或觀點，都是由于沒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論才產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運用經濟諸范疇”，結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作出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⑦

2．主張以近代習用經濟范疇為基礎構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體系

許多學者認為，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時應該有和它相適應的獨特體系，而不能按財富、生產、流通、分配、財政、金融等經濟范疇為體系的方式敘述，否則就是以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框框來套中國經濟思想史。由于這一觀點涉及到應否借用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某些“框框”的問題．所以是一種方法淪的問題．對此，胡老發表了自己獨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種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論范疇，只有在闡述其特殊理論范疇的發展過程條件下，才能顯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則必須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為基礎。因為“這樣做有幾個好處：(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時代的經濟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階級關系和經濟條件；(2)可能把不同時代的或同一時代的各個思想家的經濟觀進行比較分析；(3)易于探索許多重要經濟概念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賴以產生的階級關系或經濟條件的變化”；(4)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專業的經濟思想家，傳統經濟思想大都混雜在哲學、政治等論述之中，將各個經濟觀點按照經濟范疇分別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學、政治等觀點嚴恪地區分開來；(5)經濟思想史區別于其他思想史之處即在于它以論述代表一定階級或集團的經濟概念、理論及其發展過程為任務，而只有以一定歷史時期或人物所接觸到的經濟范疇為表述內容，才能實現這一任務，更充分地體現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特點。⑩

同時，這種表述體系并非是資產階級學說史的“框框”，其實經典著作就是采用財富、利息、生產等范疇來考察、論述經濟學說史的。故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敘述一定歷史人物、學派或階級的經濟思想，非但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學體系應該且必須采用的，即便“將來從事于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思想史的編寫也必須使用這些范疇。”⑾胡老進一步指出，由于舊有的古代經濟思想與近代經濟思想在邏輯思維和名詞術語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完全以舊有經濟思想的范疇作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的基礎，而“必須以近代經濟范疇為基礎并：兼顧舊有特點的體系來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⑿這樣才能更好地運用觀點對舊有的經濟思想遺產進行整理，才能使人們易于理解。因此，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以近代習用的經濟范疇為基礎，“不僅無可非議并是勢所必然。”⒀

3．倡導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視并極力主張運用比較分析的萬法。他指出：“所謂對比分析，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就是把各種經濟觀點在可能范圍內進行古今對比、中外對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針對一些學者反對進行古今或中西對比的觀點，胡老堅定地認為：“進行對比分析，不僅可以這樣做，有時甚至必須這樣做。”⒂

一方面，各類經濟范疇有進行對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范疇如勞動、消費等，其本身就具備相對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過對比才能體現出各社會形態經濟范疇所反映的經濟思想和客觀經濟條件的特點。其次，一定社會形態所特有的經濟范疇，只有通過對比才可能發現其在同一社會形態下的中西方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具體差別，且只有把同一社會形態下中西方特有經濟范疇進行一番全面對照之后，才能發現中國經濟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疇。最后，幾種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范疇，如貨幣、商品等，“是古代社會和近代社會所共通的”，故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與它的半殖民地時代的經濟思想相對比，也可以與西方從奴隸制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思想相對比。”⒃且只有通過對比才易于發現一定經濟范疇的演變過程，并找出它在各個生產方式或不同國家之間的共同點和差別點。另一方面，對比分析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紀后半期西方經濟學說即開始輸入中國，并成為人們談論經濟問題的慣用模式，而之后傳人的的經濟范疇在名詞術語上仍是沿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范疇．由此他認為，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任何一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學者，無論他是以為指導或是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都必須選擇使用人們所熟習的經濟范疇才能為人們所理解，而“這樣做，已經是在進行一種對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國經濟思想史，既然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舊有的經濟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過的由西方傳人的資產階級經濟思想，這就要求必須進行對比分析。只有通過對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紀中葉前后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存廢變遷情況，理清其發展演化的歷史線索。最后，只有把我國舊有的經濟思想與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經濟思想進行對比分析，才能使我們知道我們祖先曾經為經濟學說作出過哪些貢獻，及其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中占據怎樣的地位，才能真正發現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光輝成就。所以，胡老堅持認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進行對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現代化”

如何準確而恰當地解釋、分析和評價古人的經濟思想，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討中一個頗受重視的熱點。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者曾發起了一場關于該問題的討論，即“古人思想現代化”之爭．胡老旗幟鮮明地主張“古人思想現代化”。

胡老指出，所謂“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應該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不遵守列寧所說的“嚴格的歷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當代的東西，無中生有、牽強附會地強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種情況是遵守嚴格的歷史性，運用現代科學觀點、概念、術語和語言論述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應有的思想和行動。⒅胡老堅決反對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種情況的現代化顯然是錯誤的，幾近于無中生有的造謠，這已不完全屬于把古人思想現代化范圍”，而“第二種的現代化是正確而必不可少的步驟，也是所有反對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同志們所認為應該堅持的正確研究態度”。⒆

胡老一再強調，要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去分析、評論古人的思想和用現代的科學概念與術語去解釋古人的思想，進行“古人思想現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和現代科學成就去整理祖國文化遺產，盡管我們遵守嚴格的歷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須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過程．”⒇

胡老認為，真正正確而恰當地將“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要經過三個必須的過程：一是“轉譯”把古人習用的語言，“現代化”為我們今天通用的語言，即將古漢語譯成現代漢語；二是“對口徑”，即為古代的概念術語找到現代習用的相應替代概念術語；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無確定術語概括的思想用現代習用的概念術語表達出來，從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這些概念、術語和語言，由于歷史的差別，古代與現代必然在內容上有簡單與復雜之別，認識上有深淺之別，以及反應客觀事物的正確程度之不同，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進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從某種意義來說，對口徑、加工和轉譯等才是真正而正確的把古人思想現代化。”[21]

對于“古人思想現代化”，胡老是一貫堅持的。20世紀80年代已年屆80多歲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將古人思想及其有關文獻予以現代化成為任何古代中國學術史者所必須闖過的第一關”。而“無論今譯、對口徑或加工均是治我國任何古代學術思想史者(包括中國經濟思想史學者)所必須經歷的過程和艱巨的任務，其目標正是使古人思想現代化，并無可非議之處”。[22]

二、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學術創見

胡寄窗先生作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大師、專家，他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卓越學術成就，集中體現在他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系統總結和獨到評析上。

1．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研究

從整體上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進行系統的貫通性總結和研究，是由胡老開創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國經濟思想史》是以為指導寫出的第一部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通史專著，在該書中胡老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主要有以下幾大方面：

(1)《管子》經濟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對《管子》經濟思想作出了系統整理和分析。頗值一提的是對《管子》輕重理論的研究。他不但力排眾議，認定該理論成于戰國中后期，而且對該理論的內容從研究對象、輕重規律及其運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曉暢的分析，同時獨樹一幟地指出，輕重理論實質是封建王權與商業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國學者大多認為《管子》的消費觀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處理的一部分，因為《管子》既主張崇儉卻又鼓勵侈靡．胡老則認為，這二者并不矛盾，崇儉是一般情況下都適用的原則，而侈靡是在特殊情況下為了達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對于《管子》的其他經濟思想如貨幣數量說、自利觀念、財政上擴大經濟收入和價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獨到精辟的論述。

(2)古代經濟循環論的首次發現和系統闡述．中國古代經濟循環論后人始終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內涵，更沒人作出明確系統的論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書所載“木饑”系“木康”之誤，后世輾轉傳抄，迄今未被發覺，這樣就不但糾正了一個史料的謬誤，而且首次對這一中國古代經濟循：不論作出了系統合理的闡述，認為該學說說明當時人們已察覺到社會經濟生活過程中存在著某種客觀規律，是世界上最早說明社會經濟變動規律的經濟循環論．

(3)古代人物經濟思想的重新審視。胡老對古人經濟思想提出了許多新穎獨到的見解。例如，對于王莽的經濟思想，學術界幾乎全盤否定，認為其代表了漢代大地主階級最腐朽集團的既得利益．胡老則對王莽的經濟思想給予了較為肯定的評價，指出王莽對當時社會經濟的一些問題已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如認識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條件；非生產性的家庭奴婢人數的增加會導致農村勞動力的缺乏；具有壟斷性的生產事業由政府嚴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對標準價格的設計和對生產成本的重視以及對利息來源于利潤的認識，更是十分深刻和獨到的。所以盡管王莽經濟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錯誤之處且以失敗告終，但失敗了的經濟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錯誤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對經濟問題有一定觀察力的知識分子，能對以前的思想家在這方面的成就加以綜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較深刻的或獨到的認識．

(4)古代土地思想、貨幣理論、財政思想、“重本輕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統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會前期解決土地兼并問題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們設計了各種以小土地平均分配為指導原則的各種土地方案，從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從唐中期開始，土地思想則從解決土地問題本身更多地轉向賦役問題，特別是從宋代起，思想家多將土地兼并看成是積重難返不易改變的客觀事實，并對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進行了分析批判，主張定經界和清丈土地成為土地思想的主要內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雛形開始萌生。

2)貨幣理論。胡老指出，“子母相權”論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貨幣理論，而《管子》的貨幣思想則標志古代貨幣理論的最高峰，這二者支配了整個封建時期，成為封建地主經濟時期經常被引證的貨幣理論依據；封建地主經濟前期雖出現了一些新的貨幣觀點，但經常是點滴的發現或論述，少有人對這些觀點作綜合的系統研究，且絕大多數均系重復前人的觀點；宋以后，由于紙幣的出現和流行，給貨幣理論增添了一個嶄新的內容，紙幣問題成為爭論最多的議題，而從明末開始白銀則不時成為貨幣議論的中心問題。

3)財政思想。中國古代財政思想是甚為豐富的。胡老對其發展演變的脈絡進行了系統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時期許多基本的財政觀點包括量人為出、開源節流、培養稅源、平均負擔、輕徭薄賦等均已產生，西漢思想家則將其具體化為財政措施，在許多方面都具有首創意義，對此后的封建王朝財政起了極大的指導作用，但就其理論來說并未有所突破；隋唐開始發生了重大財政改革，出現了一些新的財政觀點，如量出為人、以貧富為差征稅等等；宋代起則更多地是對傳統財政思想教條的批判、深化和改進。

4)“重本輕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國古代“重本輕末”思想的變化主要表現在“輕末”思想的演變上，具體說來：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戰國開始出現輕末思想，漢代則成為一個傳統的：經濟教條，但漢末即有人對其提出了異議，封建地主經濟后期這一趨勢更加顯明，明清之際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論對傳統的輕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則以新的時代精神宣揚富國，給輕末觀點敲響了喪鐘。這種對輕末觀點的懷疑或公開批判，體現了順應商品經濟發展客觀條件的進步要求，特別是明中葉以后的反輕末思想更是預示未來新興剝削階級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認為，中國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會的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特點：戰國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張緩和貧富對立現象，兩漢戰國末年的分配思想則變為肯定貧富不均現象的合理性，兩漢起卻又掀起了激烈抨擊貧富對立的思潮，而從宋代開始，則較多地宣揚富民思想，反對打擊富民的思想日益流傳，維護富民利益成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經濟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剝削階級思想家所謂“均貧富”只是用溫和的方法以適當縮短懸殊的貧富差距，勞動人民的“均貧富”要求則是以革命的暴力剝奪方式達到財富的絕對平均。

此外，胡老對于古代價值與價格概念、消費觀點、干涉與放任等也都進行了較為系統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許多獨到論斷，不一一列舉。正因如此，學界稱譽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領域中開辟出一條路徑，和他對許多空白的填補以及對大量未見分曉的問題的澄清，則胡氏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23]

2。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中國近代經濟思想亦作出了許多深刻獨到的分析和評價。例如，對于近代官督商辦，當時學界大多傾向于指責其對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認為官督商辦形式本身也是錯誤的。當時民營工商業的幼弱、國際資本主義的強大競爭壓力，以及外在融資條件的欠缺，決定了官府參與工商業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辦企業，則民營工商業將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緩慢出現，所以官督商辦企業開風氣之先的創始意義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認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辦之說，亦自有客觀基礎，不應受到責難。又如，舉借洋債主張在當時學術界一直受到較多的批評．胡老認為，舉外債以興辦近代工業是任何一個經濟落后國家發展國民經濟的正常途徑，不應當將其同一些由于經辦官僚的無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債條件攪混在一起。當時馬建忠因倡議舉外債以修鐵路而備受非議，胡老則認為馬建忠所說的外債是指在資本市場上發行鐵路股票以籌集資本，是資本主義世界創辦工商業的習慣方式，其倡議舉洋債以興辦各種工商事業之論的本身，從理論上講是不能非議的。

在對近代歷史人物經濟思想評價上，胡老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例如稱魏源“在經濟思想領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國式經濟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稱述的思想家，同時也是向西方文明學習的這一巨大歷史潮流的發軔者，所以，魏源的經濟思想標志著我國傳統經濟思想之歷史變革的轉折點”。[24]魏源以后，許多學者大量接觸了西方經濟學，并以此來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因此胡老提出對這些學者的經濟思想應以近代經濟學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為在以前的經濟思想學界多給予較高評價，胡老在肯定其進步作用的同時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習的先行者的意見加以綜合，雖在個別問題上有所發展，仍談不上增加了中國經濟思想的什么新內容”；[25]嚴復是真正傳播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惟一學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義的資產階級經：齊學家，因為他只有對許多經濟學說或問題的片面見解，缺乏對任何一個經濟理論范疇的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釋：

①胡寄窗：《對古代史分期問題的一點意見》，《學術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關于研究中國封建地主經濟的若干問題》，《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第l頁．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關于目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學術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談敏：《回憶我的恩師一一胡寄窗先生》，《財經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歧見》，《學術學刊》1986年第3期．

⑦張立容：《評述胡寄窗著<中國經濟思想史>》，《美國政治經濟學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頁、第209頁、第235頁.

參考文獻：

[1]胡寄窗．關于目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J]．學術月刊，1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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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英國杜倫大學客座教授。兼任北京市經濟學總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市政府顧問。曾獲第八屆和第十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于刃剛

于刃剛，巴黎第一大學經濟學博士，河北經貿大學教授。曾任河北經貿大學黨委書記、校長，現兼任河北大學、江西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全國哲學社會科學應用經濟學學科評審組成員，河北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

從事前授權到自主創新

楊瑞龍

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很難成功，原因在于，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會導致阻力過大而使改革具有不可持續性。事實上，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不僅快速發展，而且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西方經濟學為何難以解釋中國改革之路？

我國的改革實際上是從一個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這種轉變從資源配置方式來看，就是由等級規則向產權規則的轉變，即過去是行政級別越高，資源配置權力越大，逐漸變為擁有的資產越多，資源配置權力就越大。

不同于前蘇聯的激進式改革，我國選擇了一條漸進式改革道路。它具有縱向推進、增量改革、試點推廣、利用已有組織資源推進改革等特征。它在以較低的摩擦成本啟動市場化改革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那么，為什么中國改革的實際效果沒有應驗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預測呢？我認為應從解剖我國地方政府在市場化進程中的特殊作用入手。

財政包干體制實行后，我們地方政府官員的舉動，已經從純粹的政治家行為演變為西方經濟學沒有辦法描述的行為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實行的是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打一個比方，不是很確切，中央政府是爹，地方政府是兒，那時候兒子的收入全部交給爹，當然兒子就沒有權力了，兒子要找對象，爹找了媒婆，提出要求一二三，兒子看差不多就結婚了。

后來，實行了財政包干體制，這時候，兒子掙錢后，只要到時交錢給爹，爹就不管你了，兒子自己清楚爹的某些底線，哪些是絕對不能突破的。兒子知道有一個上限和一個下限，自己找完對象，生完小孩到時候就回來了，爹一看，心里暗暗喜歡，臉上卻要裝作不高興，怎么不跟我說一聲啊，其實說這些的時候眉毛是往上翹的。一看孫子，哎呀，這么好，就抱過來了……這就是我國現階段的改革，這在西方經濟學中是描述不出來的。

實行市場取向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一方面，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后，地方政府的預算規模主要取決于以下兩個因素：一是與本地經濟發展水平相聯系的財政收入規模；二是中央和地方分享財政收入的比例。由于分享比例已預先確定，且一定幾年不變，所以地方政府可支配財政預算的規模直接與本地社會總產出水平相關。

另一方面，改革之初推行了行政性放權戰略，即上級政府根據決策權的重要性不同，把一部分經過選擇的決策權下放到地方或部門，這使擁有較大資源配置權的地方政府獲得了實現地方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財政包干制實現以后，不僅僅改變了地方政府的行為，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中國特有的一種競爭方式，這就是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競爭，發展本地經濟就成為地方政府官員的強烈沖動。地方經濟發展越快，經濟總量越大，由于分成比例已定，地方可支配的預算越大，你就可以搞一個城市廣場，搞一個雕塑，或者是修一個河道，或者是實行更高標準的社會保障，這樣老百姓就說你好了，投資環境也就好了。然后呢？外商來了，內商也來了，市場又火了，就業機會就多了，然后商場又火了，民營企業發展了，收入增多了，留的錢就更多了，實現了良性循環。

你如果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對政府的分析法套用到中國的地方政府，肯定無法揭示其真實的行為特征。因為我們地方政府官員的舉動，已經從純粹的政治家行為演變為西方經濟學沒有辦法描述的行為。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地方政府行為獨立化之后，中國的改革基本上進入了“事后追認”的階段

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競爭，給地方政府帶來的外部壓力，導致地方政府有動機進行自主的制度創新，但這種創新需求并不是容易被滿足的。地方政府只能通過各種渠道向上級政府間接顯示其制度創新的需求。但是，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發展，往往會通過自主的制度創新營造一個比其它地方更好的制度環境，來擴大招商引資的規模。

如果我們把中國的改革分為兩個階段，那么上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一個事前授權的改革，簡單地說就是先有文件，后有改革；90年代以來，隨著地方政府行為獨立化之后，中國的改革基本上進入了“事后追認”的階段，即先有改革，后有文件。而且，思想解放的地方，在發展過程中會向上級政府請示：什么事情不能干？除了不能干的，剩下的都可以去嘗試；相反，越是思想不解放的地方，在發展過程中就會不斷向上級政府請示：什么事情可以干？得到肯定答復后才會去實施。結果可想而知：思想解放的地區發展永遠都在前面。

這里所要關注的問題是，當地方政府的自主制度創新需求與上級政府的初始制度供給意愿不一致時，地方政府如何在給定的體制條件下實現自己發展的目標？上級政府為什么會從最初容忍到最終追認這種制度創新活動呢？

其實，地方政府通過自主創新獲取制度收益的能力與其談判實力有關，而這種實力又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及體制環境有關。從實踐來看，地方政府通常采取以下步驟從事自主制度創新：

(1)“先做不說”。為了謀求有利于本地發展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可以在不違背上級明確禁令的情況下，結合自身實際大膽進行自主制度創新。在這種自主創新還沒有見到實效時，先不事聲張。

(2)“做了再說”。自主的制度創新刺激了本地的經濟發展。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地方政府開始有意識地通過各種渠道來“說”自主制度創新的績效，制造聲勢來獲得上級政府的認同，爭取正式的進入權。采取的方式通常有：邀請名人來訪，由名人之口來“說”成績；利用新聞媒體宣傳當地的經濟績效；請名家寫書或作文，總結自主制度安排的成功經驗；召開新聞會或參加相關的正式會議，主動介紹當地的“獨家創造”；向上級領導主動匯報等。

(3)獲得上級政府正式認可。地方政府未經授權實施的制度創新一開始像個“私生子”，盡管它可能已獲得上級或媒體的贊許，但如果報不上“戶口”，其實施的新產權規則就得不到國家的保護。因此，地方政府會通過各種渠道補辦“結婚證”，使其自主的制度創新獲得上級政府的正式認可。

開完會之后吃飯喝酒，市長敬董事長，他會說：我有今天全靠你們，你們千萬不能走啊，了你們隨意。這樣的場面一般在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才會有

一些改革步伐邁得較快的地區，在產權制度改革到一定階段時，都提出“小政府、大社會”

的口號，政府職能的轉變明顯要比改革相對滯后的地區要快。這一點我做了很多調研，從一個地方政府官員和當地企業董事長之間的關系上，我基本上可以判斷得八九不離十。

我曾經觀察過一個變量。到一個落后地區去開會，市長在臺上講，董事長在下面聽，聽完之后董事長會說：市長說得好。開完會到賓館吃飯，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市長和董事長一起喝酒的時候，一般董事長先敬酒，說：您是父母官，我的發展全靠您，了您隨意。然后站起來就干了，市長真的就很隨意地舔一舔。然后市長說：你們辛苦了，我代表政府敬敬你們，你們隨意啊。董事長站起來一下子干掉了，市長舔一舔。

但是，到江浙一帶調研時我發現，開會的時候，市長講話，說的過程中會有人提問，一般是頭牌董事長先舉手，然后是其他董事長舉手。開完會之后吃飯喝酒，就更不一樣了，首先起來敬酒的是市長，他會說：我有今天全靠你們，你們千萬不能走啊，了你們隨意。然后，董事長也站起來敬市長，兩個人又干了。這樣的場面一般在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才會有。

在上級政府對制度創新的進入權進行管制的條件下，盡管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就決策權的分享及剩余索取權的分配方面存在沖突，但兩者更多是合作與博弈共存。這種合作與博弈的實質就是企業在地方政府的幫助下，通過各種形式的創新獲得潛在制度收益，進而地方政府也分享這一收益。因此，地方政府與企業合作突破進入壁壘的過程，實際上是通過明晰產權關系實現外部利潤內部化的過程，它客觀上推進了企業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的轉變。這就是為什么在改革先行地區，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總是先行一步，企業捕捉盈利機會的能力強一些的原因所在。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一旦企業獲得了較大的自，就希望限制政府干預其自主捕捉市場盈利機會的行為，包括制度創新活動。地方政府盡管仍然具有控制企業的動機，但隨著排他性產權的確立，政府控制企業的成本就變得非常高，而采取“無為而治”的策略反而可以增強企業的活力，政府也可從中分享更多的發展成果。從利益最大化原則出發，地方政府必然會約束不合理的行政干預。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個中央集權型的計劃經濟國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過渡的現實路徑是：改革之初，中央政府主導型的改革方式逐步向地方政府主導型的改革方式轉變，并隨著排他性產權的逐步確立，最終會過渡到與市場經濟體制內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誘致型改革方式，從而完成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

讓京津要素市場成為河北發展的催化劑

于刃剛

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進程中，地方政府發揮的特殊作用毋庸置疑。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同樣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推動，發展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各種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力、管理、技術、信息等)，更需要地方政府來培育。要素市場發育程度如何，是地方經濟能否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因素。

實踐證明，要素市場不發達，競爭力就弱，經濟發展就缺乏有力支撐。當前，要素市場的形成和發育已經很難在一省內封閉地進行；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今天，我省要素市場的發育與京津冀區域要素市場、乃至國內國際兩個大的要素市場都存在著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處理好這些關系，不僅能夠促進我省要素市場更好地發育，而且能夠充分利用其它要素市場的豐富資源，加快我省經濟的發展。

我認為，當前河北要想促進要素市場發育，各級政府最現實的是緊盯京津，發揮毗鄰京津的特殊區位優勢，想方設法利用好京津要素，加快我省經濟發展。

積極推進京津冀要素市場一體化進程

生產要素市場發育落后，是阻礙京津冀經濟圈生產要素流動的一個重要原因。從京津冀各自的具體情況來看，京津的生產要素市場相對更為完善，而河北要素市場的建設相對落后一些。并且，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和行為不斷以公開或隱蔽的形式出現，大大加劇了建立經濟區域內統一大市場的難度。

從地區自身角度來看，這是在地區差距存在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為維持自身利益、保護本地產品和市場的一種“理性”行為。從區域整體經濟發展來看，地方市場保護主義則會導致生產要素的浪費和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影響到京津冀的整體持續發展。為提高生產要素在經濟圈內的配置效率，必須促進生產要素在地區間的流動。這就必須加快培育京津冀一體化要素市場，尤其要大力促進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市場的發展。通過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強化大市場觀念和競爭意識，實現生產要素的互補效應，推動河北與京津協作的長遠發展。

利用產業轉移與生產要素流動的互動效應，吸引京津生產要素

從要素流動的角度來說，生產要素流動與產業轉移是一種互動關系。京津冀經濟圈內生產要素的流動并不是獨立存在的，產業的梯度轉移也會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業轉移中需要生產要素尤其是資本、技術和熟練勞動力的流動才能實現，要素流動又會進一步促進產業轉移。我們應充分利用生產要素的流動規律及其對產業轉移的促進作用，采取措施大力推動京津冀經濟圈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積極吸收京津資金、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并以此促進河北產業結構的整體優化。

河北可以利用北京的科技要素推動自身經濟發展，如利用北京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占全國的1/3)、兩院院士(北京占全國一半多)等來解決本地區產業發展過程中的技術難題。既可以共同對某個急需解決的科技課題進行共同投入、共同開發、共同利用，也可以利用毗鄰京津的優勢，作為中試基地加強與京津的科技協作。河北與京津之間開展科學技術方面的合作，應建立在優勢互補、資源共享、政府支持、按市場經濟規則運作的基礎上，其主要內容是開展科技人才、研究開發資金投入、科學儀器裝備、實驗室、技術圖書資料等科技條件資源整合，并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聯手建設京津冀科技資源管理信息系統，促使三省市科研條件資源融為一體，根據市場需求分工開發高精尖產品，促進河北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積極推動河北剩余勞動力向京津的輸出

勞動力跨地區流動是地區經濟協作的重要方式之一。目前，京津對具備相應資質并具有一定文化素養的家政服務、技工等需求量很大，前一段時期河北“大學生保姆”現象引起極大關注，說明河北勞動力輸出還大有潛力可挖，關鍵是要了解市場需求，并面向市場進行專業性培訓。河北農村剩余勞動力眾多，應通過政府、社會、個人的共同努力，加強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職業素質、文化素養、社會公德等方面的全方位培訓，努力提高勞動者素質，推動勞動力向京津的輸出。這一方面能緩解河北省就業矛盾，提高就業者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還能提高輸出勞動力的創業能力，某些人出去學到一技之長、了解了市場、積累了一定資金后，也有可能回鄉創業，進而帶動更多人就業。

互動

聽眾：在講座中，您提到：在“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競爭，GDP就成了最重要的度量指標”，但現在更強調綠色GDP，尤其是黨的十七大特別強調要科學發展，您認為地方政府應該如何對待GDP？

楊瑞龍：GDP是衡量一個地方綜合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增長，這本身沒有什么錯。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如果一個官員為任一方，不能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那他應該不是一個合格的地方官。但是，說GDP是最重要的度量指標，并不是唯GDP論，實現科學發展才是我們的目標。科學發展觀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觀所倡導的發展，之所以是科學的，就在于它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即又好又快的發展，而不是片面的發展、不計代價的發展、竭澤而漁式的發展。因此，地方政府在對待GDP的增長問題上，必須牢牢把握“好字優先”、“好中求快”這一原則，這是實現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

聽眾：在我國的市場化進程中，一些地方出現了“先做不說”、“做了再說”的事情，您認為應該如何看待這一特殊現象？

楊瑞龍：這是我國市場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在改革權縱向配置的條件下，上級政府一般會選擇以下改革方式：就改革的空間來說，一般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策略；就改革的時間安排來看，一般選擇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策略。獲得改革優先權的試點單位通常可以在承擔較小改革成本的條件下獲得雙重收益。但是，地方政府要想直接獲得這種改革優先權是很難的。為此，一方面，他們通過其所隸屬的上級主管部門向上級政府間接顯示其制度創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則可能通過各種途徑進行探索性的制度創新，這就會出現“先做不說”、“做了再說”等現象，以獲取潛在制度性收益。

篇10

論文關鍵詞：貿易差額，思想，重商主義，國家干預

已有文獻表明，貿易差額思想產生于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最早地反映了西方經濟學界對國際貿易的認識。重商主義者圍繞著貿易差額思想形成了相應的理論觀點及政策主張。在此之后，經濟思想史上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對該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評價，提出了鮮明的觀點。筆者對此做簡要的梳理與比較，以期對相關研究作一定程度上的理論參考。

一、貿易差額思想的起源

15世紀末、16世紀初，西歐封建制度瓦解，代表新興政治力量的民族國家產生，與此相適應的新的經濟力量——商業資本日益興起。這個時期的商業資本已經成為不斷沖擊自然經濟并因此而發展壯大的力量。重商主義就是這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劇烈變化在經濟理論和政策上的反映。

“貿易差額”概念最早出現在1549年的《使英格蘭王國繁榮富裕的政策》論文中，當時該文使用的是“貿易剩余”這個詞。此后，“貿易差額”一詞頻繁地出現于17世紀最初幾十年，弗朗西斯·培根于1615年使用了這個詞。在許多場合，貿易差額代表商品貿易差額。盡管人們在很早的時候就列出了收支差額所有各項的明細表，但卻遲遲沒有為此創造出一個新詞。1697年，波勒克斯芬才開始使用“賬目差額”一詞，詹姆斯·斯圖爾特于1767年首次使用“收支差額”一詞，在此期間，人們在討論貿易差額時，常常是指“收支差額”。這里面有特殊的原因，按照熊彼特的解釋：在當時的情況下，貿易差額是最重要的項目，也是最容易處理的項目，因此，一個實際上關心收支差額的經濟學者，很可能會把注意力集中在貿易差額上。

此外，當時的巨商大賈、政府官員、學者都認為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本國商人、制造業和航海業為獲得足夠多的利潤而不斷擴大業務的結果是必然地會和其他國家發生經濟沖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軍事沖突，政府要維護本國利益，就必須保持國家強大。國家積累財富的途徑除了對外掠奪之外就是貿易順差，而貿易順差則是最可靠、最有效地積累財富的途徑。貿易差額的思想由此產生。

二、貿易差額思想的主要觀點

早在四百多年前，重商主義者就著重研究了貿易收支問題。他們把研究貿易差額的重點放在金銀的輸入和輸出上，認為只有對外貿易才是國家獲取財富的真正源泉，必須遵循多賣少買，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則，以保持對外貿易順差。重商主義者首次采用了貿易順差這一概念。在他們看來，財富并不在于保有更多的金銀，而在于比世界上其他國家保有更多的份額，通過貿易差額獲得的一定數量的白銀比新開采出來的同一數量的白銀更能增加一個國家的財富。貿易差額是增加一國在世界財富總額中所占份額的唯一手段。然而，在如何保持順差問題上，重商主義者們產生了分歧。

以英國的斯塔福德（Stafford）和法國的孟克列欽(Montchrestien)為首的早期重商主義者們認為，積累財富的主要途徑就是對外貿易順差，因此，在對外貿易活動中必須使每筆交易和對每個國家都保持順差，以使金銀流入本國；而在順差中流入本國的金銀必須窖藏起來，以通過金銀積累實現國家力量的增強。另一方面，為了增強國力，應阻止本國金銀貨幣外流，禁止金銀輸出。因此，早期重商主義也稱為“貨幣差額論”。以托馬斯·孟（ThomasMun）為代表的晚期重商主義卻認為，國內商業只是對外貿易的一種輔助，并不能使國家致富，只有對外貿易才是使國家致富的手段。他說：“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時時謹守這一原則：在價值上，每年賣給外國人的貨物，必須比我們消費他們的為多。”托馬斯·孟還進一步提出了貿易差額論。他認為，在對個別國家的貿易中，應該允許貿易收支逆差存在，只要總的貿易差額保持順差就可以了。為此，他提出了增加本國的商品輸出和減少本國對于外貨的消費的特殊途徑和手段。

三、關于貿易差額思想的一些簡評

在經濟思想史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自由放任和國家干預這兩大對立的思潮一直貫穿于其中。重商主義是最早的國家干預經濟思想的體現，后者在歷史的不同階段對貿易差額思想持有不同的觀點和評價。

（一）李斯特的貿易差額思想

古典學派認為，進出口貿易量的大小只決定于在交換中任何物品的價格比率，決定于物品是貴還是賤；外匯失調會有利于國家的輸出，它的作用就像是對出口業務的一種獎勵，足以使輸出量增加；因此，金屬貨幣存量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平衡以及國家的一切經濟情況，都會在事物的自然演變下，以最穩妥的方式，自動獲得調節。

關于貿易差額可能產生的影響，亞當·斯密認為，一個國家可以不斷地增加金銀的輸出，減少貴金屬流通，擴大紙幣流通，增加對別國的負債，而同時仍然能夠穩步地走向繁榮。李斯特對此列舉了一個現象加以反駁。俄國和美國在一段時間內工業品輸入激增，接連好幾年發生了極度不利的貿易差額，緊接著就在國內經濟上發生了大規模的動亂，然而，自從對絕大多數本國所需的工業品能自己生產以來，就能持久地保持有利的貿易差額，從此以后就沒發生過大的經濟動亂，國力也得到了不斷的增強。李斯特認為，支配和控制著獨立國家進出口貿易差額的并不是像古典學派所說的上述那種自然趨勢，而主要是國家的商業政策和力量，是這些因素對世界格局、對外國與外國人所發生的影響和國內信用的建立。在獨立自主的各大國之間，貴金屬大量外流以后，國內的信用系統和物價狀況必然會發生重大變動，作為一個大國長期在貿易上居于顯著逆差地位是危險的，因此，必須保持某種性質的貿易平衡。

（二）凱恩斯的貿易差額思想

凱恩斯認為，關于貿易差額，經濟理論家和實踐家大約在200年來都深信不疑貿易順差對于一個國家特別有利，而貿易逆差則有嚴重的危害性，尤其是當貿易逆差引起貴金屬外流時，危害性就更大了。而信奉自由貿易論觀點的經濟理論家都認為，從長遠看，對外貿易具有自我調節機制，無論什么人想干涉這一機制都是徒勞的，而且還會由于喪失國際分工的益處而變得窮困。

在對貿易差額的認識上，凱恩斯把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論進行了比較。他指出，實行重商主義所取得的好處僅限于一國，而不可能遍及全世界。在凱恩斯看來，古典經濟學理論以充分就業為假定前提，但現實生活中存在大量非自然性失業，若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只集中優勢產業的生產，停止不具有優勢產業的生產，而優勢產業剛好是非勞動密集型產業，則該國的失業問題會進一步惡化。實際上，由于不存在充分就業，貿易順差能增加收入，使資金流入，利率降低，投資提高，從而促進就業。

在貿易差額對一國經濟的影響上，凱恩斯和李斯特持同樣的觀點：貿易順差且差額不太大將對一國經濟有刺激作用；而貿易逆差會使一國出現持久性的經濟蕭條。事實上，貿易順差對宏觀經濟具有調節作用。總需求等于總供給，由于進口等于國內產品的需求流失，供給增加；出口等于對國內產品的供給流失，需求增加。所以，當總供給小于總需求時，可以通過增加進口（提高國外供給）與減少出口（減少國外需求）來同時調節供給與需求，使之平衡；當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時，可以通過增加出口（提高國外需求）與減少進口（減少國外供給）來同時調節供給需求，使之平衡。

（三）熊彼特的貿易差額思想

熊彼特在總結了前人對貿易差額思想認識的基礎上提出，所有有關“貿易差額”的錯誤都集中在一個命題上，這個命題可以在三個不同的層次上加以表述：第一，貿易差額是衡量一個國家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利益或遭到的損失的尺度；第二，貿易差額是國際貿易中利益或損失之所在；第三，貿易差額是整個國家獲益或受損的唯一根源。

熊彼特指出，貿易差額這個概念是一種分析工具，與價格或貨物不同，它不是具體的東西，也不是一般人能覺察到的，需要做出一定的分析努力才能看到它，才能覺察到它同其他經濟現象的關系。

貿易差額是診斷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的重要依據，也是經濟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商品和勞務的貿易差額是收支差額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它具有后者的一切重要性。理解貿易差額的困難在于：作為一般經濟分析工具，它本身不起作用，原因是，如果人們只知道進出口數字（往往包括勞務數字），并不能根據這些數字推論出任何東西或結論。例如，貿易“順差”既可能意味著繁榮和就業，但也可能帶來相反的結果；貿易“逆差”既可能是財富增加的征兆，但也可能是財富減少的征兆。只有同其他資料結合起來，貿易差額才具有征兆意義和因果意義。只憑貿易差額來推理和采取行動，除了偶然巧合，是不可能正確的。因此，堅持貿易順差的政策，由于最終將引起國內物價上漲，這種政策必然歸于失敗。

四、結語

貿易差額思想是西方最早的國際貿易理論內容之一。貿易差額思想產生于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是西方經濟學界對國際貿易的最早的理論說明。其論點代表了當時處于上升時期的商業資本的利益，因此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具有歷史進步意義。

此外，貿易差額思想還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它最早地為西方構筑了一套較為完備的對外貿易政策體系，至今仍然影響著世界各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比如：政府干預對外貿易，利用關稅，實行獎出限入的保護貿易政策等。

然而，貿易差額思想在理論上是不成熟的，有些甚至是錯誤的。具體表現在：第一，理論基礎是脆弱的。貿易差額思想建立在重商主義的錯誤的財富觀基礎上，因而不能說明國際貿易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包括國際貿易的原因和利益問題。第二，理論方法是膚淺的。貿易差額思想對國際貿易的理論說明仍停留在對國際貿易活動的表象的描繪上，因而無法把對外貿易看成是一國經濟活動的一個方面，更看不到對外貿易對一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相反還得出了貿易是財富的源泉的錯誤結論。第三，理論體系是破碎的。貿易差額思想沒有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在邏輯上也是混亂的，因而，無法對國際貿易活動做出系統的理論概括。第四，理論觀點基本上是不科學的。貿易差額思想認為財富就是金銀，價值和財富來源于流通領域，對外貿易是財富的唯一源泉，而生產不過是創造財富的前提等等看法都是錯誤的，沒有能夠抓住生產過程這一事物的本質，只滿足于對經濟活動現象的簡單描述。

貿易差額思想在理論上的不成熟，除了理論自身的原因外，還受到了當時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比如，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尚未成熟；商業資本具有嚴重的歷史狹隘性；國際貿易活動還處于初始階段等。總之，貿易差額思想無法脫離已經給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對國際貿易活動做出超越時空的理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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