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區別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區別，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1、研究對象不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如家庭、廠商等。正如美國經濟學家J亨德遜（JHenderson）所說居民戶和廠商這種單個單位的最優化行為奠定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則是整個經濟，研究整個經濟的運行方式與規律，從總量上分析經濟問題。正如薩繆爾遜所說，宏觀經濟學是根據產量、收入、價格水平和失業來分析整個經濟行為。美國經濟學家E夏皮羅（EShapiro）則強調了宏觀經濟學考察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功能。

2、解決的問題不同。微觀經濟學要解決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即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以實現個體效益的最大化。宏觀經濟學則把資源配置作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會范圍內的資源利用問題，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方法不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個量分析，即研究經濟變量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則是總量分析，即對能夠反映整個經濟運行情況的經濟變量的決定、變動及其相互關系進行分析。這些總量包括兩類，一類是個量的總和，另一類是平均量。因此，宏觀經濟學又稱為總量經濟學。

（來源：文章屋網 ）

篇2

分享思想的淵源：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

利潤分享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是利潤的實質和內容，利潤從量的角度轉化為剩余價值的表現形式。剩余價值從本質上來看與利潤似乎是同一個東西，量的表現性也完全等同。但是兩者有區別，剩余價值是勞動力（可變資本）帶來的，利潤則是資本家全部預付資本的報酬所得。馬克思的分享思想意在強調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即資本主義世界的商品財富是建立在資方與勞方沒有實現共同分享剩余價值（利潤）之上的。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為資本家帶來了豐厚利潤，創造當今西方國家的繁榮景象，而工人卻沒有任何權利來分享自己為資本家賺取的利潤，利潤全部都被資本家奪取。根據馬克思的觀點，他是贊成工人與資本家共同分享剩余價值的，并且指出全部剩余價值（利潤）被資本家奪取的嚴重后果——將會產生一個新生的、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替代資本主義制度。后來，西方眾多經濟學家和政客們面對種種危機措手不及之時，重新審視資本主義制度的運行機制，反思并試圖從利潤分享的視角來破解困局。通過實行經濟民主、集體合作談判、擴充工會力量等措施調整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種種局限和矛盾。

分享理論的基本觀點

通過調查、分析、比較加拿大雇員的兩組時間序列平板數據，即2001年-2004年3年間1717家企業與2001年-2006年5年間1566家企業的數據，對不同的利潤分享形式，如增加、減少或保持不變等的比較分析發現：平均而言，加拿大機構的員工，通過利潤分享可以提高機構盈利增長和個人實際收入的增加。擴展到宏觀經濟領域，這個基本結論驗證了韋茨曼教授的鼓勵經濟從工資制度轉向分享制度的理論和政策建議的合理性。韋茨曼教授建議，制定一個“強調意識、教育和信息的有重點、強有力的全國性計劃，以便把社會責任感注入集體協議過程中。”同時，“咨詢服務應當普及，并配備知識豐富、目的明確的專家以解釋各種收人分享計劃。”這其實是在強調輿論宣傳的作用。其次，他建議將雇員的勞動收入分為工資收入和分享收入兩部分，并對分享收入部分給予稅收減免待遇。最后，韋茨曼教授強調了政府在推行利潤分享制過程中的重要地位，政府需要成立分享計劃處，作為財政部國內收入署的一個分支機構，由它來制定分享合同的大概輪廓。需要著重強調的是，由于實行利潤分享制會導致企業總體利潤的下降，企業可能因此而缺乏實行利潤分享的動力。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韋茨曼教授提出了政府應采取“誘發性稅賦政策”，通過對利潤分享收入的稅收減免來推動企業實施利潤分享制。如果我們把利潤分享制度的根本目的和政策建議聯系起來考慮，會發現利潤分享制是通過微觀方式解決宏觀問題，而促使微觀主體進行變革的力量則又來自于宏觀的稅收政策。實施利潤分享計劃的典型成果包括英國的利潤分享制，美國的職工股份所有制計劃，日本的職工持股會，西班牙的蒙特拉貢職工合作社和中國的股份合作制。這些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企業的微觀效能。

利潤分享理論對中國的借鑒意義

首先，對國有企業裁員進行反思。表面上看，進行國有企業改革時，用利潤分享代替裁員，在降低勞動成本的同時可以確保就業水平。但是，進一步分析會發現，國有企業的勞動力過剩不僅僅是數量上的過剩，更主要的是結構上的過剩。利潤分享的一個假設前提是：每雇傭一名員工就能為企業帶來一定的利潤。因此，一方面我國目前的國有企業改革不能指望用利潤分享制度來代替裁員。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提高經營效益不能僅僅依靠裁員。加強對勞動者的培訓，切實提高勞動者的職業技能也是提高國企效益的可行之路。

其次，基于利潤分享機制宏觀效能的思考。利潤分享制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微觀手段解決宏觀經濟的滯脹問題。目前，中國并不存在滯脹現象，我們是否因此而完全拒絕實施利潤分享制呢？這取決于利潤分享制度是否有“預防”滯脹的功能。從純理論的角度看，利潤分享制度并非真正讓工人去分享利潤，而是作為治理滯脹的藥方。因此，從宏觀經濟的效能角度出發，實施利潤分享制度將有利于防止中國宏觀經濟在未來出現滯脹現象。

第三，利潤分享制度具有中國適應性。利潤分享制度的適應性問題就是指哪些因素影響到利潤分享制度的實施。在這里，筆者主要分析企業戰略和企業所需要的人才類型對是否實施利潤分享制度產生的影響。首先考察戰略因素。根據波特教授對企業戰略的劃分，企業的戰略主要有總成本領先戰略、差異化戰略和集中戰略。對實施總成本領先戰略的企業而言，如果實施利潤分享制度，則隨著企業利潤的提高，人力成本將不斷上升，從而使企業的總成本優勢逐步減小甚至完全消失。因此，實施總成本領先戰略的企業不宜實行利潤分享制度。中國目前的大部分制造加工型企業所采取的都是總成本領先戰略，且總成本的領先主要體現在廉價的勞動力成本上。對于這些企業而言，利潤分享制度是不適用的。

篇3

2.市場經濟下財政存在的必要性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達到最佳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效率”。問題在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畢竟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狀態，在現實生活中完全競爭市場所需的必要條件不可能同時完全具備。而只要缺少一個條件，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就有可能出現運轉失靈。導致市場運轉失靈的基本原因在于價格信號并非總是能充分地反映社會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成本。尤其是共用品的價格市場不能決定，所以只能由政府來為其定價。此外市場還存在著其它一些失靈情況。下面首先來看共用品理論。

（1）共用品理論共用品是市場機制發生失靈的一個重要領域。西方經濟學認為經濟分為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私人部門提供的產品叫做私用品，公共部門提供的產品叫做共用品。共用品不限于物質產品，更主要的是指各種公共服務，既包括無形資產也包括精神產品。由于私人部門只追求利益及大化，這些產品的公益性較強，所以私人部門一般情況下是無法提供的。

共用品理論對于市場經濟下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有很重要的意義。它賦予政府提供的共用品以價格。使得等價交換的原則最終適用于共用品，將公共服務與個人納稅等價起來。使得有效利用資源這樣一個私人經濟原則運用于共用品經濟中。

（2）市場失靈的其它方面微觀經濟領域的失靈一是外部效應。即某些個人或廠商的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或廠商。卻沒有為之承擔應有的成本費用或沒有獲得應有的報酬。由于市場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對于帶來外部效應的物品或勞務的供給不是過多就是不足。其原因在于私人邊際效益同社會邊際效益或成本是不一致的，所以政府應當對外部效應進行矯正。二是不完全競爭的存在。不完全競爭是指某些壟斷行業的存在阻礙著競爭。當一個企業可以通過減少其所出售的物品的供給量，從而使的物品的出售價格高于該種物品的邊際生產成本時，就發生了所謂“壟斷”。壟斷者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辦法是將其產量確定在邊際效益等于其私人邊際成本的水平上。這會造成社會凈效益的損失。如果能通過政府部門的干預，強迫壟斷者增加產量，使價格降至同社會邊際成本相等的水平，便可因此獲得失去的那部分損失。所以政府有責任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保護有效競爭，排除壟斷對資源有效配置的扭曲。

宏觀經濟領域的失靈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方面的失靈，不僅表現在微觀經濟領域，宏觀經濟領域同樣存在著市場失靈的現象。從微觀上考察，資源配置的效率是可以運用帕累托效率準則來評判的。但是，若將該準則推廣到宏觀，則有些不夠用了。宏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效率即宏觀經濟效率的評判，還需要借助于其它的指標。這就是就業、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而自發的市場機制并不能自行趨向于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市場機制在實現宏觀經濟水平方面的失靈主要表現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經濟的波動與失衡。為此，唯有政府擔負起對宏觀經濟的管理職能，經濟才有可能獲得穩定的增長。

二、財政的本質既然不同社會制度下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有相同之處，那么，從國家對市場經濟的角度看，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國情、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的財政也是具有共性的。西方經濟學中的財政是"publicfinance"，finance本身的含義有許多，可以譯為金融、財務、資金，公共的資金即為財政。只是為了與我國的財政作出區別，才將其譯為“公共財政”。所以公共財政和國家財政二者之間并沒有本質的區別。至于社會主義財政支出以前以生產型為主，主要是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及當時的經濟體制所決定的。而“publicfinance”作為一種現代財政學也是經歷過不同經濟階段的發展而形成的。在早期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是較小的，這與那時提倡國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是密切相關的。隨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和激化，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持經濟發展和克服日益頻繁的經濟危機，同時為了防止社會動蕩愈演愈烈，才不得不設法提高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由此而導致財政支出的日益膨脹。應當看到從生產型過渡到現代財政學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正符合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著名的“瓦格納法則”，即，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部門的相對規模也會提高。

西方經濟學家將財政學視為一門關于公共部門的政治經濟學，旨在描述和分析公共部門的經濟活動。他們所說的“公共部門”，指的是與私人部門相區別的另一個經濟部門。這里的“公共”，主要就是政府。這對于我們很有借鑒意義。將政府作為一個經濟部門，有利于提高政府各項經濟行為的效率，按照市場規則來規范政府，同時又加強了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所以研究市場經濟下規范的財政理論不必冠以中國兩個字，也無須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因為財政是為國家服務的，而經濟體制又制約著財政的存在形式，所以不論是任何國家、任何經濟體制，它必然要經歷市場經濟下的財政這一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

三、市場經濟下財政職能的界定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首先應以市場對經濟的調節為主，以達到資源最充分有效的利用。在市場機制能夠完全解決好的領域，政府就沒必要再介入。只有當市場發生失靈時政府才應該介入其中，不過政府介入的最終目標仍是為了維護或確保市場的正常運作，使經濟中資源配置的效率達到最大化。而政府干預市場最有效的一種手段便是財政。那么財政的職能也應該界定在市場機制失靈的范圍內。財政的收支范圍是根據政府職能范圍而確定的。因此這里實質上界定財政的職能就是確定政府職能范圍的大小。它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資源配置職能。也可以稱其為提供共用品的職能。因為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是體現在共用品的提供上。共用品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不能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否則就會發生休謨早在1740年就指出過的所謂“公共的悲劇”。其次財政履行資源配置的職能是由

于外部效應的存在。此外還有不完全競爭狀態的存在。當發生這些情況時也有必要通過政府的財政手段對現有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使其實現最大價值和最有效的利用。

篇4

論文摘要：從經濟法產生﹑法律部門劃分標準﹑經濟法與幾個法律部門的關系﹑經濟法的重要作用出發，擬探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在我國，“經濟法”這一概念的出現和使用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法在我國發展的這二十多年中，其是否是獨立的法律部門這一基本理論問題，一直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問題，筆者通過對以下幾個方面的論述，以期闡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一、從經濟法的產生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經濟法一詞最早出現在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里1775年撰寫的《自然法典》中。現代意義的經濟法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美國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度的自由競爭引起生產和資本的不斷集中，壟斷市場的傾向日漸顯著，產生了各種市場弊端，資本主義的矛盾空前激化，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開始改變經濟政策，加強對自由市場的干預，國家對自由市場干預的法——經濟法應運而生。

從上面經濟法的產生過程，可見經濟法的出現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雖然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有其天然優勢，但是市場又存在著盲目性和滯后性，易導致不正當競爭及壟斷行為產生等弊端，為保障社會化大生產的順利進行，就必須同時發揮市場及國家必要干預兩方面的共同作用，而經濟法既在微觀領域對經濟進行規制，又在宏觀方面對經濟進行整體調控的特性，恰好滿足了這種社會需要，是其他法律部門不能替代的。

二、從法律部門的劃分標準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法律部門，一般而言是指調整因其本身性質而要求有同類調整方法的那些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法學理論界，對法律部門的劃分標準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是“一元說”，是僅以法律調整對象的不同作為劃分標準。因為這種劃分標準過于單一，無法對紛繁復雜的法律體系做出較為科學的劃分，這種學說已為學界所拋棄；一種是“二元說”又稱“主輔標準說”，這種劃分方法由前蘇聯法學家提出，至今仍被許多學者所接受。“二元說”以調整對象為劃分法律部門的依據。其中，調整對象標準是調整同一性質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構成一個法律部門，而調整方法主要指權利義務模式及法律責任的確定方法。

（一）經濟法具有特定的調整對象

經濟法是調整發生在政府、政府經濟管理機關和經濟組織、公民個人之間，以社會公共性為根本特征的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這一點決定了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特殊性——社會公共性，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不是一般的經濟管理關系，而是具有社會性的經濟管理關系。具體而言有兩大類：

1、微觀經濟管理關系。微觀經濟管理關系是具有社會公共性特征的經濟管理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它是政府或政府授權部門在建立和維護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中形成的管理關系。它主要發生在政府及其授權部門與市場經營主體之間、社會經濟團體與市場經營者之間，包括在稅收征管、金融證券監管、貿易管制、價格監督、技術監督、企業登記管理、交易秩序管理等活動中產生的經濟關系。建立和維護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秩序，就必須由國家對市場經營主體的行為進行管理和干預，而且也只能由國家進行管理和干預。為此，我國已相繼出臺了一大批此類法律，如《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廣告法》等。

2、宏觀經濟管理關系。宏觀經濟管理關系是具有社會公共性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中央和省兩級政府及其法定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實施對國民經濟與宏觀管理調控，而發生在宏觀經濟領域里的經濟管理關系，主要包括在計劃和產業政策的制定、實施，國家經濟預算及其主導之投資，稅收、金融、物價調節，土地利用和規劃，標準化管理等活動中產生的經濟關系。

實行宏觀經濟法律調控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普遍趨勢。當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后，國家對宏觀經濟的干預甚至到了大規模的程度。在我國，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中必須要建立、建全經濟結構的優化，引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以推動社會進步。

因此，我們說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經濟管理關系，是其特有的，也是其他法律部門的調整范圍無法涵蓋的。

（二）經濟法具有特定的調整方法

經濟法的調整方法的獨特性是許多學者予以否定的，因為我們在大量的經濟法的法律法規中看到的調整方法（即權利義務模式及法律責任）主要是采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三大責任方式綜合適用，是對這三種責任方式的綜合化和系統化，但是法律責任方式的種類是有限的，它們已經被業已存在的法律部門所采用，經濟法作為一個新興的法律現象，也只能采用這些種類有限的責任方式，而且這種三大責任方式綜合適用的調整方式又恰恰在一個方面說明了經濟法調整方式的獨特性。

隨著社會經濟和法制的發展，也有一些新型的調整手段被“挖掘”出來，適用于經濟法領域，諸如程序的、褒獎的、社會性的，等等。我國學者對此研究得較多的是獎勵手段（也有將其稱為褒獎手段）。另有一種新型的法律調整手段，有著作將其稱之為“專業暨社會性調整手段”，包括專業調控及專業約束和制裁。勿庸置疑，傳統調整手段和這些新型調整手段，構成了經濟法這種公私法融合之新型法律部門的獨特的調整方法。

三、從經濟法與幾個法律部門的關系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有些學者認為經濟法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因為他們或認為經濟法僅為民商法的補充，或認為經濟法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作用完全可以由行政法代替。所以，為了闡明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我們就必須對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的關系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一）經濟法與民商法的關系

經濟法與民商法的相同點在于，主體中均包括企業、法人、公民等；二者都有特定的調整對象，并且都涉及對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的調整。

它們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1、調整范圍不同。民商法主要調整平等、等價的產權關系和流轉關系，著眼于微觀的交易安全，重在保障個別主體的財產及人身權益；而經濟法主要調整公共性經濟關系，著眼于宏觀的秩序和利益，一般不涉及個人的人格、財產和交易關系。2、調整方法不同。民商法對于應當承擔法律責任的自然人和法人，采取了民事制裁的方式；而經濟法正如以上所述，采取了綜合性的責任方式。3、根本作用不同。民商法的根本作用是保證各種合法主體能夠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則參與經濟關系及從事其他活動，保證其合法意志能實現；而經濟法的根本作用是為了保證社會有一個正常、自由的競爭環境，從而使社會經濟能夠協調、穩定的發展。4、性質不同。因為民商法法律關系主體之間是平等關系，所以民商法是典型的私法；而經濟法是“以公法為主，公私兼顧”的法。

（二）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聯系在于，兩個部門法的調整方法都存在行政責任方式，而且二者也都調整一定范圍的經濟管理關系。但二者的區別也是相當明顯的，主要表現在：

1、調整范圍不同。行政法調整的是關于國家行政組織及其行為，以及對行政組織及其行為進行監督的社會關系；而經濟法調整的是國家在協調經濟運行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雖然二者都調整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但調整經濟關系的角度和深度不一樣。行政法調整微觀經濟關系，是對個別、具體、特殊的經濟關系的調整，經濟法則調整宏觀經濟關系，主要包括稅收關系、金融關系、計劃關系、財政關系等，是國家從長遠利益、整體利益考慮對經濟所作的調整，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2、調整方法不同。行政法以大量的行政責任方式為主；經濟法的調整方法如上所述。3、原則不同。行政法的原則是依法行政、廉潔高效；而經濟法以維護公平競爭、平衡協調及責權利效相統一為宗旨。4、目的不同。行政法是國家本位法；在經濟法中，國家干預經濟活動是為了保證整個國民經濟在現有基礎上更快地發展，所以經濟法是社會法，為了維護全體人民的利益而產生。5、國家權利大小不同。行政機關管理的是具有特殊性的社會關系，使行政活動成為一種純粹的社會活動和組織活動，因而行政機關在進行活動時往往無具體明確的法律可依，在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中，行政機關就享有較高的自；而在經濟立法中，法律法規的最根本依據是客觀經濟規律，經濟法是對客觀的、固有的、穩定的經濟規律的一種反應，因此國家在頒布經濟法和執行經濟法時的自較小。

四、從經濟法的重要作用看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

經濟法這一法律部門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應運而生的，不是任何法學學者的臆造，它在促進、穩定社會經濟發展方面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是其他任何部門法都不可替代的。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法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國家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國有經濟的法律法規，在法律上確立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主導地位。國務院的《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等有關法規有力地保障和促進了集體經濟的迅速發展。《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和《個人獨資企業法》等經濟法規對扶持城鄉個體經濟和保障私營企業的合法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對于外商投資企業的法律法規的制定，改善了外商投資的法律環境，推動了“三資企業”的迅速發展。

（二）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建立有中國特色、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要求，經濟法對于反映經濟規律要求的經濟體制改革方向及相關措施做出明確規定，使其制度化、規范化，這樣便能從法律上保證經濟體制改革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三）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經濟法按照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把各項經濟活動都納入法制軌道，充分發揮市場調節和宏觀調控各自的作用，充分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益，從而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社會是發展的，經濟是發展的，法律也是不斷發展的，我們不能在更復雜的社會關系需要新的法律部門來調整時，還固守著幾個古老的部門法，否定新的部門法的重要作用。因此，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經濟法的獨立法律地位已不容置疑。

參考文獻：

篇5

關鍵詞：財務預警 財務指標預警 財務指數預警 回顧及展望

一、財務預警及其方法研究概述

財務預警是以財務及非財務信息為基礎，通過設置并觀察一些敏感性預警指標的變化，對企業可能或者將要面臨的財務危機所實施的實時監控和預測警報。財務預警主要有統計預警、模型預警和指數預警三類方法，分別通過設置警兆指標、建立預警模型和構造指數體系進行警情分析和預報。

統計預警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財務預警研究的早期階段。Beaver（1966）提出較為成熟的單變量判定模型，Altman（1968）運用多變量判別法提出著名的Z值模型，周首華（1996）等在Z值模型的基礎上創立了F分數模型。模型預警研究方面，預警模型從單一向多元化發展，從靜態模型向動態模型發展。Ohlson（1980）最早采用Logistic模型進行財務預警，發現利用公司規模、資本結構、業績和當前的融資能力等指標進行財務危機預測的準確率達到96.12%。Odom和Sharda（1990）首次將神經網絡模型應用于企業財務危機預警，實證研究顯示該模型的辨別率極高。楊淑娥等（2007）以上市公司被ST前兩年和前三年的面板數據構建財務危機預警的BP神經網絡模型，研究發現，該模型具有良好的中長期財務危機識別能力。陳磊等（2009）用時間序列判別分析的方法估計財務比率的演變過程，用指數加權移動平均控制圖模型構建公司財務危機的動態預測模型，實踐表明預測效果良好。孫曉琳等（2010）基于Kalman 濾波理論，考慮財務比率在時間序列上的趨勢性和歷史數據對結果的影響， 構建了財務危機的動態預警模型。指數預警研究方面，相對于前兩種方法，目前的文獻較少。張勇（2006）在回顧企業財務預警研究歷程的基礎上，提出將財務指數運用于財務預警中的觀點，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對財務預警個體指數進行分析，建立房地產行業財務指數預警模型，測度樣本企業的財務預警綜合指數。張友棠（2008）認為指數預警是建立在統計預警和模型預警之上的一種以定量預警為主的綜合性預警方法，提出了三維財務風險預警系統，從理論上闡述了三維財務風險預警指數的編制方法。

二、財務指標預警理論與實證研究

無論是采用哪種財務預警方法，財務指標都是財務預警研究中最基本的變量。不同類型的指標所含的信息量是不同的，因此，對財務危機預警指標的選擇關系到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的預測能力和效果。在財務預警指標體系的選擇上，先后經歷了傳統財務指標、現金流量指標和與非財務指標相結合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并沒有明確的界限。

國內外學者早期的研究通常使用常規的財務指標，如負債比率、流動比率、凈資產收益率和資產周轉速度等，作為預測模型的變量進行財務危機預測。隨著研究的發展，財務指標不斷擴展，現金流量指標越來越受到重視，Beaver（1966）基于財務報表比率，對危機和正常企業的個別財務比率進行比較，認為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等4個指標具有較高的區別。Deakin（1972）的研究中較多的采用現金流量指標，如現金/負債、現金/總資產等。鮑新中（2007）把企業的現金流量從構成上分為經營活動、投資活動、籌資活動三個方面，然后從現金流量的數量性指標和效益性指標兩個方面來選擇預警指標。陳磊和任若恩（2009）采用Wann-Whieney檢驗和spearman相關系數剔除共線性指標，最終選擇營業利潤/主營業務收入、應收賬款周轉率、總資產對數增長率、固定資產/總資產4個財務指標。劉先偉和陶萍（2011）在反映企業財務狀況7個類別的財務指標中，采用AIC信息準則進行辨別，各選一個指標，共7個財務指標作為預警模型的構建指標。

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學者開始逐漸引入一些非財務指標應用于財務危機預警研究。Wiiliam在1968年的研究中加入股票收益率指標。研究發現，股票收益率指標和財務會計指標的預測并不完全同步，但綜合這兩種指標進行判斷，有助于提高預測的準確率。Marquette（1980）認為大多數以財務比率為基礎構建的預警模型將會因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判別效果也會退化。為改善這種狀況，他建議在構建模型時將長期宏觀經濟指標考慮進去，如通貨膨脹率、景氣變動指標、利率、產業與經濟之間的關系等指標。Elfoumi和Gueyie（2001）以1994-1998年間的92家加拿大公司為樣本，以董事會的某些特征（如董事會中外部董事的比例、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否兼任等）為變量進行研究，結果發現除財務指標外，企業董事會的構成與結構也可以解釋企業的財務困境。姜秀華（2001）引入了股權集中度、管理層持股比例以及總經理持股比例等非財務變量；張建（2004）選用了董事會規模、董事長和總經理二位一體性、內部董事比例、高管人員持股比例、總經理持股比例、董事長持股比例、監事會規模、股權集中度、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等反映公司治理和股權結構的指標。目前來看，學者們在研究中所采用的非財務指標主要包括公司治理指標、股權結構指標、市場價值維度指標和宏觀經濟指標等。

綜上，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基于財務指標構建的模型預警研究成果豐碩。然而，財務預警模型研究成果在現實中的應用并不樂觀，財務預警模型的高判別率并未轉化為現實中的高預測率。企業是一個開放性的經營實體，需要不斷地與外界交換物質和信息并發生財務關系，以獲取和配置資源，保障持續經營。因此，企業的財務危機除了受企業內部運營與管理的影響，還與外部宏觀經濟的波動密不可分。另外，財務預警是以財務及非財務信息為基礎的，需要通過設置并觀察一些敏感性預警指標的變化，才能對企業可能或者將要面臨的財務危機進行實時監控和預測警報。當前，理論界已經充分認識到財務指數研究在發揮會計信息重大決策預警作用方面的重大學術價值，相比微觀指標的使用，指數避免了主觀因素的干擾，比較客觀地反映上市公司財務狀況的集中趨勢；指數十分直觀，易于使用，企業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可以方便快捷的使用該指數判斷企業面臨的風險。

三、財務指數預警理論與實證研究

在財務預警研究的早期，主要借鑒企業破產理論或生命周期理論，綜合運用數理統計技術對企業財務危機進行預警，即傳統的統計預警方法，停留在"指標判別"預警上。近年來，隨著財務預警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邊緣統計學科的不斷滲入，財務指數預警研究成為了一個新的研究熱點。

截至二十世紀末，國內財務指數預警研究領域尚處一片空白，亟待學者們認真地加以研究。陳靜宇（1993）探索性的將主要應用于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景氣分析與預測方法引入企業微觀經濟領域，運用移動平均比率法剔除時間序列的季節變動和部分隨機變動因素，獲得反映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財務指標。顯然，初期的企業經營周期波動及其預警主要停留在具體財務指標波動的預警上。21世紀以來，財務指數預警研究有了較快的發展。趙德武（2000）初創性的提出基于指數平均加權法編制財務經濟指數對企業財務經濟進行監測與預警。其基本原理是通過監測財務經濟運行過程，識別其所處的景氣狀態，并預測財務經濟運行過程可能的發展動向。

此后，國內關于上市公司財務指數預警的研究逐漸豐富起來。借鑒宏觀景氣監測理論，綜合運用統計方法并以指數的形式反映，財務景氣預警方法應運而生。陳磊（2004）在實證分析企業景氣問卷調查結果的基礎之上，分別建立了各景氣調查指標的擴散指數（DI）和綜合衡量企業景氣狀況變動的合成指數（CI）。然而，由于企業景氣調查是基于企業家對企業運營情況和宏觀經濟發展態勢做出的經驗判斷，雖然能夠較為全面提供反映企業景氣狀況的豐富信息，但人為的判斷主觀性較大，降低了預警的效果。王恩德、高鐵梅等（2006）運用數據倉庫技術對數據進行了處理，參照陳磊（2004）的景氣指數法特別針對中小工業企業研制了反映其經營狀況的經濟指數，傳遞預警信號。在此基礎之上，張友棠、張勇（2006）進一步細分了財務景氣預警系統，分別從行業環境及內部控制風險評估系統、財務景氣監測系統和財務景氣預警系統三個層面作預警分析。此外，張友棠、馮自欽、楊軼（2008）借鑒波士頓咨詢集團業務組合矩陣的思想，采用指數預警矩陣的方法進行預警指數分析，對定量化預警指數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達到預警風險和危機的目的。類似地，閔劍（2013）將戰略地位與行動評價矩陣引入跨國投資風險監測預警，通過對風險指數多維度的探討分析，矩陣思想在風險預警領域也作了非常有益的嘗試。

綜上，財務景氣預警方法的運用主要依賴于擴散指數或合成指數的建立。但由于擴散指數在監測預警程度方面的不足，逐漸被合成指數所取代。當然合成指數預警也有自身的缺陷，這種缺陷表現為難以識別預警轉折點上各因素之間的相互關聯程度（黎春，2010），并且其編制過程繁瑣難以廣泛運用。此外，財務景氣指數能夠較好地監測企業財務狀況波動情況，但預警的關鍵仍然在于預警臨界值的準確選擇，其預警效果有待進一步的探究。同時，可以發現矩陣思想在指數預警中的運用也即將把財務指數預警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四、財務指數預警研究展望

財務指數預警的研究尚處在指數預警理論探討和方法的嘗試階段，但不論采用何種方法編制指數進行監測預警，在宏觀景氣監測理論的基礎之上探討宏觀經濟波動與微觀企業危機的相互關系存在可取之處。本文認為未來研究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拓展：

（一）宏觀微觀視角并重，開拓財務指數預警新領域

盡管會計嚴格假設企業的持續經營性質，但現實中不可避免存在企業因經營不善或處于企業發展的衰退期而導致破產清算。傳統的財務預警主要基于企業生命周期理論與實務中的破產理論，由此對企業財務困境或危機的預警，也主要源于微觀層面的經濟預警。立足于宏觀經濟預警視角，拓展傳統財務預警領域，充分實現宏觀微觀經濟預警理論的結合，對深化財務指數預警研究頗具學術前景。

（二）突破財務危機研究樣本的局限性，建立全樣本指數研究體系

國內危機預警相關實證研究，大多基于上市公司是否被ST作為企業有無發生危機的判別標準，而企業的“財務危機”指的是企業缺乏足夠的現金流償付到期債務與利息的一種經濟現象，這意味著陷入財務危機的企業完全可以是賬面有盈利的企業。公司被ST只能理解為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所傳遞出的一個可能信號，財務危機與ST難以等同。因此，現行“兩階段劃分法”研究樣本存在較大的局限性，其依據的財務危機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并不統一，亟待建立全樣本指數研究體系。

（三）分門別類，合理構建行業或區域專有的財務指數預警體系

同一財務指數預警體系對不同行業預警的判別效果差異明顯，需要構建行業、區域各自的財務預警指數體系。原因有二：第一，由于各區域、各行業影響財務危機的因素大不相同，不同行業之間的財務指數自然存在巨大差異，這必然導致財務指數預警判別標準的紊亂，預測效果降低。第二，基于宏觀經濟理論建立的財務危機預警體系，由于各行業、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以及行業間關聯性較大（例如，房地產行業的興起，或多或少帶動了鋼鐵、水泥等行業的發展），導致行業發展存在“先導”行業或“滯后”行業之分，且各行業受到宏觀經濟政策不同程度的影響，若混為一談，指數預警體系難以合理構建。

（四）結合非財務因素研究，充分把握財務危機產生的根源

利用財務指標構建模型是目前學術界關于財務危機預警研究的主流方法。但有學者認為財務指標充其量為企業財務營運水平的征兆，企業是一個開放性的經營實體，與外界不斷地交換信息，同時需要不斷的對外投資與融資實現擁有配置資源的權利，保持企業的持續經營。因此，包含宏觀經濟波動等在內的非財務因素是導致財務危機的原因之一。截至目前，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宏觀經濟波動等一系列非財務因素對財務危機的影響。Mensah（1984）基于總體經濟景氣因素（通貨膨脹率、利率水平、商業周期）的影響程度，區分預警模型在不同經濟景氣時期的預警效果，發現加入總體經濟景氣因素能提高其預測能力。吳星澤（2011）突破使用財務指標進行預警的框架，明確提出了用非財務指標進行財務預警的非財務觀理論。由此可見，未來的財務指數研究需要結合非財務因素對財務危機預警進行深入的探討，以把握財務危機產生的根源。

（五）合理確定預警臨界值

預警臨界值的選擇是構建財務指數預警的關鍵環節與難點。國內現有實證研究成果大多基于公司ST與否來判定財務預警的臨界值。但在全樣本指數預警體系中，預警臨界值的確定變得更加復雜化，需要綜合分析目標行業的影響因素后加以確定。而且，有必要在不同階段應用不同的預警方法進行處理。首先，采用指標體系法對基礎預警指標進行篩選。其次，運用財務預警模型確定警度，劃分警限。最后，采用綜合評分法對各指標進行科學賦值，綜合評價與準確預警。在財務指數預警的大框架下，充分利用傳統的統計預警、模型預警優勢，同時借鑒矩陣預警現有成果，以確定最佳的預警臨界值。

總之，財務指數預警體系的建立，不僅開拓了傳統財務分析研究和傳統財務危機預警研究視角，更是會計信息研究領域的重大突破。通過建立囊括個體指數、綜合指數在內的多層次指數體系進行財務預警分析將是未來財務指數應用研究的方向。X

（注：本文系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重點課題“基于宏觀經濟波動的財務指數預警體系及其應用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Z13G020005）

參考文獻：

1.周首華，楊濟華，王平.論財務危機的預警分析――F分數模式[J].會計研究，1996，（8）.

2.陳靜宇.企業經營的周期波動及其預警[J].重慶大學學報，1993，16：（4）.

3.陳磊.企業景氣狀況與宏觀經濟運行[J].管理世界，2004，（3）.

4.王恩德，梁云芳，孔憲麗，高鐵梅.中國中小工業企業景氣監測預警系統開發與應用[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46：（5）.

5.張友棠.財務預警系統管理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6.閔劍.企業跨國投資風險預警指數及定位監控模型[J].財會通訊，2013，（1）.

篇6

【關鍵詞】銀行轉型 宏觀經濟 沖擊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成，我國社會經濟不斷地發展，與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與溝通愈發頻繁，經濟合作逐漸增多，使得銀行的作用越來越突出。銀行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金融行業中的重要機構，必須予以高度重視，不容忽視。銀行是根據我國相關法律的規定而成立的一種金融機構，主要經營項目是貨幣信貸等相關業務。銀行的出現是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具有重要的作用。銀行的種類也比較多，在時代的遷移中，銀行的性質和業務將隨著經濟體系的變化而相應改變，以滿足新時期下社會經濟對銀行發展提出的要求，為人們提供更為優質的金融服務。銀行改革已經成為我國金融行業發展中的重要研究課題，所需要面對的文前提比較多，要加強對銀行轉型理論的分析和研究，以促進銀行的可持續發展。

一、我國國有銀行的發展性質和狀況

（一）我國國有銀行的性質及其銀行體系

在我國國有銀行發展過程中，未經歷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其資本充足率并不符合要求，不夠充足，下降的幅度比較大。從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方面來看，銀行領域的專家學者，認為過低的資本充足率將不利于銀行的長遠發展，會導致其在日后的政策制定中出現冒進行為。就如日本的某銀行由于資本較少，因而債權人必須獨自承受冒險風險而帶來的損失。我國學者將這種不具備充足資本的銀行經營稱之為是一種冒險經營，具有較高的經營風險，其容易造成巨額呆壞賬。根據對此問題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有：首先，我國人民在存款的時候缺乏理性的思考，并未對自己的資產進行科學的規劃，不符合經濟學的要求。其次，我國公眾之所以對銀行具有較強的信心是因為國家的隱形財政政策。

（二）我國國有銀行的股權定價方式

在國有銀行的改革過程中，其引入了投資者戰略，而最受爭議的問題則是國有銀行的股權定價問題。國有銀行在國外上市的股權價格說明了其在市場上的真實狀況。在這種環境下，必須從國有銀行的性質上來研究銀行的上市發行價格，做出最佳的市場定價。我國銀行信用體系在擔保方面具有循環性。雖然經過一系列的政策創新和戰略改革之后，我國銀行在股權定價問題上有所突破，但是并未轉變銀行的傳統機制，仍然需要充分發揮國家的宏觀政策，利用宏觀貨幣和匯率等政策來建立現代化的金融體系，轉變過去落后的金融制度。

（三）我國國有銀行的信貸周期

我國國有銀行的信貸周期變化將會影響我國宏觀調控功能的發揮，使其在實際應用中的難度比較大。為解決這一問題則必須從銀行的轉型方面著手研究，以尋找出我國國有銀行與其他銀行的不同之處。

二、利用相關文獻數據研究銀行轉型

（一）我國銀行的借貸關系和經營風險

在過去許多經濟學研究文獻中，銀行的借貸關系成為微觀經濟學中的重要研究問題，頗受經濟學者的重視。最為著名的研究理論來自于Jaffee、Modigliani以及Stiglitz等學者的研究文獻，其所闡述的是在銀行信貸市場中的信息具有不對稱性，討論銀行信貸業務中存在的信用風險該如何承擔。在分析我國銀行的借貸關系和經營風險的時候，所做出的某些假定理論其實并不符合我國國有銀行的轉型背景。就我國現階段的信貸市場狀況來說，更重視的是道德風險狀態。

（二）我國系統性銀行所面臨的風險

某一個銀行所面臨的風險于整個銀行業所面臨的風險危機雖然具有一定的聯系，但是實際上存在著一定的區別。在國外的許多銀行相關文獻中對整體銀行危機的研究更多些，而且所研究的前提條件則是銀行間的相互感染性，并未解釋造成系統性銀行風險的原因。近年來，我國經濟的增長十分迅速，屬于經濟轉型的發展中國家，極少發生全面的、系統性的金融危機。但即使如此，這并不代表我國系統性銀行并不存在相應的危機。為此，在我國銀行轉型的過程中，應重點研究如何控制好我國銀行的轉型速度，使其能夠面對宏觀經濟的沖擊。

三、銀行轉型的宏觀經濟沖擊和市場反應

（一）銀行轉型所帶來的體制問題

銀行轉型對宏觀經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和沖擊，造成了體制性的緊縮。當國家對銀行進行干預后，使得銀行的信貸出現收縮現象。我國將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作為銀行改革的先導，嚴格遵循監管準則，以確保我國銀行的轉型符合財務標準的要求，從而促進銀行的有效改革。在銀行轉型的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任務便是收縮信貸，其原因在于收縮信貸能夠改善銀行資本充足率低的現象，杜絕不良資產，以創新銀行體制，提高我國整個銀行業的質量。另外，我國國有銀行的轉型要遵循市場化原則，逐步實現一定程度的商業化，突破傳統的銀行體制，采取有效的措施來降低我國銀行的改革成本。我國銀行在信貸問題上的變化幅度比較大，體現了我國宏觀經濟的薄弱性。

（二）存款人對銀行轉型所產生的反應

在我國銀行的存貸關系中，存款人的反應具有重要的意義，其將對我國金融業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是我國金融機構正常運行的重要保障。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增長，人民幣的存款額越來越大，但受貨幣的影響，我國銀行在改革的過程中可能遭遇擠兌的狀況。

（三）銀行轉型所帶來的市場反應

從市場反應的狀況來說，在銀行轉型的過程中我國貨幣市場將會出現資金過剩，經歷經濟發展過熱的時期。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具有其獨特的性質，是一種具備資金融出功能的機構，并且具有唯一性。在探討貨幣市場狀況的時候可以將其與信貸市場狀況結合起來，以發現我國國有銀行的負債資金主體通常是債券、拆借市場。

四、結束語

對于銀行轉型的宏觀經濟沖擊研究，可以從我國銀行的性質來探討。雖然我國銀行在國家干預之前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與創新，加強了信貸管理，力求完善銀行的內部機制。我國國有銀行仍然是資本充足率銀行，不利于現階段的社會融資發展，降低了資金的利用率，未能實現銀行的資源優化配置。我國近年來力求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促進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發展，為響應國家這一戰略的號召，銀行必須做出相應的改革和轉型，避免資金資源的浪費，提高銀行發展水平，約束資本價格，以轉變銀行的性質使其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穩定而健康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殷小斌.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比較制度分析[D].中國人民大學，2009.

[2]趙春艷.消費信貸與宏觀經濟關系研究[D].吉林大學，2010.

篇7

關鍵詞:房地產泡沫;成因;影響;措施

中圖分類號:F293.3文獻標識碼:A

從1985年開始的,促生了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房地產業。隨著我國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城鎮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國有土地使用權從行政劃撥、無償無期限使用轉變為有償有期限的出讓轉讓,住房建設由過去國家單一投資轉變為多元投資,住房分配從實物福利分配逐步轉變為貨幣分配制度,我國住房商品化程度得到了極大提高,房地產業投資飛速增長。1993～2003年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從1,937.5億元增長至10,106.1億元,10年間增長了4.2倍,平均每年增長17.96%,遠遠超過了同期GDP的增長速度。房地產市場是否健康穩定不僅關系到一個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金融安全,而且關系到人們生活水平是否能夠穩步地提高。我國房地產業前后總共不過20多年的時間,總的來說,中國的房地產業還是一個新興的行業,抵御風險的能力比較弱。如果房地產泡沫一旦破裂,首當其沖蒙受損失的是個人房產購買者,其次是房地產企業、金融機構及相關產業,危害嚴重者甚至引發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20世紀八十年代起日本發生的長期的經濟衰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房地產泡沫引致的;1997年發生在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與房地產市場也有著密切的關系,這次危機使得東南亞國家蒙受了巨大的損失,積累了數十年的財富化為烏有。我國1992～1993年在全國出現了房地產熱,海南、北海等地出現了嚴重的房地產投機現象,使得房價急劇飆升,房地產泡沫不斷聚集,最后泡沫破裂,對當地經濟產生了長期的、嚴重的影響。

2009年全年,投資穩步增長,房地產和住宅開發投資分別達到3.8萬億元和2.6萬億元,分別同比增長23.8%和19.7%,低于2000～2007年的平均水平。2009年1～10月,房地產和住宅開發投資分別同比增長18.9%和14.1%,增速分別較上月加快1.2個百分點和0.7個百分點,延續2009年以來的逐月回升勢頭,但與2000～2007年的平均水平25.6%和27.2%仍有較大差距,亦低于2008年全年水平。需求持續上升,銷售面積和銷售額的規模與增速均創歷史新高。2009年全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達到9～9.5億平方米和4～4.5萬億元,其中住宅銷售面積8.5～9億平方米,銷售套數達到850～900萬套(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別為504、625、556萬套),銷售額為3.5～4萬億元。2009年1～10月,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分別達到6.6億平方米和3.15萬億元,同比增長48.4%和79.2%,住宅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分別為6億平方米和2.8萬億元,同比增長50.1%和84.3%,規模與增速均創歷史新高,其中銷售額已超過2007年全年。政府連續出臺多項措施抑制房地產的過快過熱增長。

房地產開發中的泡沫現象,主要是指土地和房屋價格極高,與其使用價值(市場基礎價值)不符,雖然賬面上價值增長很高,但實際上很難得到實現,形成一種表面上的虛假繁榮。由于房地產是由土地及其附著建筑物所構成,而建筑物是人類勞動產品,其價格是由成本、利潤、稅金來確定,這相對比較穩定,較易判別,因此我 們平常所說的房地產泡沫實際上是土地泡沫(地價泡沫),而土地的市場基礎價值即合理價格是土地利用效益的資本化。當泡沫發生的時候,市場機制失靈,人們的行為是買漲不買跌,不遵循市場運行的一般規律。當價格上漲、供給增大時,投資者預期價格進一步上漲。1991～1993年我國海南房地產價格正是這樣飆升的。1991年每平方米價格還是1,000多元的公寓樓,到1992年就可以賣到3,000多元。有的商品房價格甚至突破10,000元。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價格也大幅度提高,有的地方僅過一年價格竟由十幾萬元一畝漲到600多萬元一畝。投機者卻還在不斷地囤積房地產以待價格再一步上漲時拋出。以至于在房地產交易中有70%是投機者囤積起來的。但很少有人會意識到房地產熱驟然降溫,房地產熱在造就了一批富翁之后,相當一批公司被套牢在海南的土地上,上億資金在有限的土地上沉淀。泡沫并沒有帶來財富的增減,只有轉移的功能。

房地產泡沫的成因是多種多樣的,既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的推動力。從內部簡單來看:(1)房地產商品的特殊性。在一定時期房地產商品供求不易均衡而且合同期攤銷交易成本低,這是泡沫載體所具有的一個條件。所以,房地產易產生泡沫,是泡沫的主要載體之一;(2)土地的稀缺性。我國的土地資源相對匱乏,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們對土地的需求有無限擴大的趨勢。因此,土地的稀缺性為泡沫的形成提供了基礎條件。

從外部詳細來說:(1)金融的過度支持。房地產業是一個資金密集型產業,一方面房地產泡沫的形成離不開銀行系統的支持,在巨額利潤的吸引下,人們會通過向銀行貸款籌集資金參與投資或投機;另一方面泡沫經濟往往給銀行傳遞錯誤信息:在經濟繁榮時期,房地產價值上揚,銀行往往過于樂觀,為爭奪市場份額而放松了貸款條件。然而,隨著預期的逆轉,房地產價格急劇下跌,銀行擁有的抵押房地產價值急劇下降,巨額不良債權隨之產生,最終導致房地產泡沫的破滅。(2)信息不對稱。在健全市場環境下,房地產的價格應等于其重置價格,并受供求關系的影響。但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過度炒作常常會導致投資者高估或低估未來收益的現象。當投資者過度看好經濟形勢及預期收益時,許多投資者會借債從事房地產投資,然后再以房地產為抵押借更多的錢進一步擴大投資規模,財富的誘惑會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加盟。然而,與任何市場一樣,房地產節場的變化是永匿的,各種動態因素的變化,包括自然因素(地段、基礎設施、周邊環境、污染程度等)、經濟因素(GDP的增長、收入的增長、消費水平、房屋價格)、社會因素(人的居住模式:單獨居住、與父母合住、人口趨勢、消費觀念、文化水平、消費品位)、政策因素(利率政策、稅收政策、土地政策),都會引起房地產市場的變化。當市場發生變化時,投資者“博弈的規則”也要變,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投資者很難對變化的市場做出準確的判斷。加之,房地產的建設周期長,使得開發商的有效供給常常滯后于變化的市場需求,從而加快泡沫的生成。(3)投機行為。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往往與土地投機緊密聯系在一起,房地產投機又是與預期、非理性等因素相互影響而發生作用的。當各經濟主體對未來房地產價格走向的預期過度樂觀,并且出現非理性的“集體無意識”行為時,土地投機者開始增加土地的購買和囤積,投機需求的增加造成市場的“繁榮”假象,引起進一步的漲價預期,從而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正反饋,最終使價格膨脹為泡沫。在這一過程中,地價逐步脫離地租的貼現值,地價并非主要由地租間接決定,而是由市場上土地資產的買賣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機行為直接決定的。(4)權力尋租。在不完善的市場機制中,少數擁有特權的人憑借其權力進行不平等競爭,從而獲得超經濟收入,一般伴隨著所謂的“權錢交易”現象。轉軌時期中國土地供應的“雙軌制”是造成土地市場權力尋租的根源。政企不分的體制所引發的官辦公司與政府部門千絲萬縷的聯系則為權力尋租大開方便之門。法制的不健全,立法的滯后以及執法監督的不力,也導致土地市場的權力尋租和各種房地產投機活動泛濫。同時,權力尋租者為了捍衛其既得利益,又進一步強化土地供應“雙軌制”以及政企不分的經濟體制。權力尋租者們炒買炒賣國家給予的出讓土地使用權的壟斷權利,,權錢交易,為土地投機、地產泡沫的形成培育了肥沃的土壤,權力尋租成為中國地產泡沫形成的一個推動原因。土地市場中的權力尋租嚴重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機制,使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喪失,大量的投機者卻不斷進入并活躍異常,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在1992～1993年的中國,特別是沿海的一些地區極為普遍。

房地產泡沫對經濟不僅有負面的影響,正面影響同樣不可忽視。

(一)微觀經濟效應對居民的經濟影響主要體現為財富效應。第一種類型是由房地產價格上升引起的財富效應。房地產泡沫的財富效應很明顯,在泡沫上升階段,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消費者在短期內可能認為這種上漲只是暫時的,但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趨勢會成為消費者的一種信念,即認為自己的財富確實增加了,其邊際消費傾向也隨之提高,消費上升產生的乘數效應又會刺激生產,導致生產增加;第二種類型是由物價下降引起的財富效應。對財富效應的解釋還可借用另一種觀點,即房地產在具有實體性的同時也具有虛擬性,是虛擬經濟的一部分。而虛擬經濟的運行從整體經濟中吸收了一部分貨幣,對于這部分貨幣來說,它不直接參與對實體經濟中商品的追逐,因而在實體經濟中流通的貨幣量下降了,這種下降必然有降低物價的功能。根據庇古效應理論,物價下降會增加實際財富,從而增加消費支出,最終帶動經濟的發展。

(二)房地產泡沫的宏觀經濟效應

首先是動態經濟效率改進效應。房地產泡沫的存在使得經濟由動態無效向動態有效轉變,從而提高整個經濟效率。20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出現房地產泡沫;1992～1993年我國出現海南、北海房地產泡沫;1997年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房地產泡沫破滅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些經濟事件極大地影響了本國、本地區甚至全球經濟的發展。

其次是強周期效應。房地產泡沫的經濟周期效應分析就是分析房地產泡沫是否會擴大經濟波動幅度還是縮小波動幅度,是強化經濟周期還是削弱經濟周期。假定隨著房地產價格的上升,開發商所開發的物業抵押價值明顯上升,他預期未來房價會更高,同時銀行也會有相同的預期,把房地產貸款當作優質貸款,使得開發商繼續開發新樓盤時較容易獲得再貸款,又進一步增強了開發商再開發新項目的動機。房地產市場中項目、土地和資金是有限的,這種開發動機最終會進一步推動房地產價格上升,這就從供給方面推動房地產泡沫程度不斷加深。同時,消費者預期房價會不斷上升,購置房地產可以獲得較高的資本收益,導致房地產市場上存在大量的投機行為,由于房地產供給短期無彈性,在市場中存在大量需求的情況下房地產價格也在上升,這就從需求方面推動了房地產泡沫程度進一步加深。從供給角度來看,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時會導致房地產供給增加,由于房地產業具有極高的產業關聯度,房地產供給增加會帶動其他相關行業的擴張,如建筑業、材料供應業、金融業以及其他輔行業。對這些行業的帶動也促進了宏觀經濟的進一步高漲。

再次是資源配置效應。房地產泡沫扭曲了價格信號,形成了不合理的資源配置。社會大量的過剩資本、銀行貸款、甚至企業資金被吸引到房地產市場上,會使生產投資相對萎縮,形成“產業空洞化”現象;社會經濟也會呈現出兩個特征:一方面是名義財富的急劇增長;另一方面是實際生產部門產值的緩慢增長。房地產泡沫的資源配置效應可以從歷次泡沫現象中得到印證。20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日本房地產泡沫時期大量的銀行貸款轉向了房地產業,導致房地產市場出現過度投機現象,房地產價格暴漲。日本在這一時期對房地產業的貸款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遞增,而對制造業的貸款卻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房地產業過多地吸納了銀行貸款,使得制造業投資增長速度下降,房地產泡沫造成了兩部門間資源的非均衡配置。泰國的房地產泡沫同樣導致了房地產業和生產部門間資源配置的非對稱性。

房地產泡沫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如不加以控制和監管后果不堪設想。

首先,對消費需求的影響。20世紀五十年代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理論,弗朗克?莫迪利亞尼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論,這兩個理論密切相關,因此被合稱為“面向未來的消費理論”。其基本思想是:單個消費者是面向未來的決策者;消費與財富有關,消費的變化受到財富變化的影響;財富是一個存量變量,以一個人的資產總價值來衡量;資產價格的變化會改變一個人的財富,因此股票或房地產價格下降而且人們預期這一變化將長期持續時,擁有這些資產的人將降低他們的消費水平。這種資產凈值變化對消費需求的影響被有關學者稱之為財富效應。

其次,對房地產的資本抵押機制和信貸周期的影響。為了抑制借款人的道德風險激勵,信貸市場中普遍對借款人實施自有資本金要求和設定抵押要求。從期權定價的角度考慮,自有資本金要求相當于借款人為取得借款合同而支付的期權價格費,而提供抵押品則相當于降低了借款人持有的賣出期權的執行價格,兩者的作用都在于加大借款人的債務違約成本,抑制其道德風險激勵。因此,資本-抵押機制是信貸市場正常運轉的最重要的微觀機制。Moore認為,當貸款已有抵押品做抵押而且企業有貸款限制時,借款數量是由其抵押品的價值決定的。生產性資產的價格下降將對企業的投資產生負面的影響。這種影響積累起來,將導致信貸周期。由于資本-抵押機制的存在,在泡沫形成初期,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會促使信貸市場進一步擴張,并形成一個累積的、自我增強的過程。隨著信貸規模的膨脹,銀行體系和經濟系統變得脆弱,當出現一個反向的外部沖擊時(如房地產價格沒有達到預期的水平),就會形成反向的累積過程,資產價格急劇下降,銀行資產負債表惡化,信用流量減少,信貸規模迅速萎縮,實際產出大幅下降。資產價格下降和總需求下降之間出現惡性循環。即所謂的“金融加速器”。正是由于“金融加速器”的影響,一個小的外部沖擊有可能造成實際產出大幅波動,而房地產市場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由于資本-抵押機制的存在,房地產泡沫通過作用于企業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而對信貸供給和投資需求產生影響,從而對經濟產生影響。這一機制的特點就是:在泡沫經濟崩潰時產生的影響具有很強的非對稱性。

第三,對房地產周期的影響。隨著對房地產業的投資和消費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提高,房地產波動的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的互動性越來越強。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的周期性波動對房地產這類具有獨特性質的消費品和投資品的供求關系會產生較強的影響,而房地產泡沫作為經濟整體系統以外的干擾或外部沖擊,在經濟系統的內部傳導機制作用下,其原來的運行趨勢在運行水平或程度上會發生變化,由房地產泡沫引起的這一變化就是房地產泡沫的強周期效應。宏觀經濟周期與房地產波動呈同向發展趨勢,但在波動時序上略有區別,房地產周期略早于宏觀經濟周期。當宏觀經濟處于蕭條期時,政府通過擴張性政策刺激經濟,社會生產資源向帶有國民經濟基礎性和先導性等產業特征的房地產業轉移,由此導致并推動房地產業率先開始復蘇,并帶動相關產業,宏觀經濟在乘數作用下步入擴張期。當宏觀經濟進入高漲期后,在政府緊縮性政策沖擊下,由投資、消費構成的房地產需求分別在宏觀緊縮政策影響下降低,同時又由于受到房地產投機被抑制、房地產泡沫破滅等房地產業特有的產業收縮機制的影響,使得社會資源率先從過熱的房地產領域退出,房地產市場先于宏觀經濟而進入收縮期,這種收縮通過對消費、投資等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導致經濟衰退。

房地產泡沫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對企業來說:第一,減少企業財富,削弱其信貸能力;第二,導致企業過度負債,產生債務危機;第三,降低對企業資源的配置效率;第四,對企業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第五,引起銀行危機,抑制企業發展。正常情況下,許多企業在得到銀行貸款之后,通過將其中的大部分貸款重新存入銀行而定期地支取企業所需的資金,泡沫破裂導致銀行出現大量的壞賬,資金難以正常周轉。有些銀行甚至面臨破產的危險,一旦銀行出現支付危機,馬上會導致許多中小企業陷入困境,缺乏流動資金的企業難以維持正常生產,遭遇困難的銀行勢必緊縮信貸,不僅要追回已貸出的資金,而且不會輕易給企業延期或發放新的貸款,扼殺了許多企業的發展機會。

對居民來說:一是減少了居民的財富凈額。房地產具有實物資產與虛擬資產的雙重屬性,對于多數居民而言,房地產不僅是一種重要的消費品,也是一種重要的投資品。房地產泡沫破滅會造成居民資產價值的大幅縮水,直接減少居民的財富,大批住房貸款沒有還完的家庭還有可能出現負資產。二是減少了居民消費,降低了居民效用。房地產價格的變化是居民消費的來源之一,房地產是居民財富也是他們的收入源泉,當居民擁有的房地產價值發生變動時,特別是房地產泡沫破滅時,價格的大幅下降會造成消費水平的下降和福利效用水平的損失。

第四,對國外經濟部門的影響。一方面由于房地產泡沫形成過程中的資源配置效應,即房地產泡沫扭曲了價格信號,形成了不合理的資源配置,國外大量的過剩資金、銀行貸款、甚至企業的資金都被吸引到房地產市場,從而使得其生產投資相對萎縮,形成產業空洞化,實際生產部門產值增長緩慢,產業結構長期低級化,產業轉換能力弱,產品競爭力下降,最終導致經常項目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房地產泡沫形成時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會對消費、投資產生拉動作用,擴大一國總需求,從而引起其進口增加,形成經常賬戶赤字。

房地產過熱,一旦泡沫形成,房地產價格的過快上升很容易產生虛假需求信息,影響開發者和消費者的預期,而且虛假需求造成的過度供給,又會形成新的房產積壓,給整個國民經濟帶來大而長期的負面影響。大量的空置商品房不啻于一柄懸在我們頭頂的達魔克利斯劍;不規范的住房抵押貸款操作導致的房地產價格虛高,會加重消費者的負擔,增大購房者的違約風險,一旦出現經濟不景氣,大量購房者違約,形成銀行的不良資產,最終導致金融風險,1993年的中國和1996年的泰國都是這樣,國內外由房地產不良貸款引起金融危機的教訓我們必須吸取。此外,房地產價格過高還會影響人才的去留,嚴重削弱城市競爭力,影響地方經濟發展。我們應該采取合理措施,如建立房地產泡沫風險預警體系、加強銀行信貸管理、健全城市基準地價制度等。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國際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黃達.貨幣銀行學.中國人民大學,2009.1.

[2]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3.

[3]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3.

篇8

【關鍵詞】企業 財務風險 預警管理

企業財務預警管理體系是以財務管理活動中的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企業財務風險的運動規律和產生原因，并對企業財務風險隱患及其發展趨勢進行監測、識別、診斷與預控的理論與方法。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除企業財務風險隱患，保證企業的財務體系和經營管理體系處于良好的運行狀態。

一、預警體系管理理論基礎

預警理論的起源是伴隨著對宏觀經濟預警的研究發展而來的。1950年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的經濟統計學家穆爾，主持了在19世紀30年代監測指標體系基礎上的新的景氣監測體系的建立工作。自20世紀60年代起，景氣監測體系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發達各國基本上都建立了類似宏觀經濟預警中心的專門機構，并且引入了預警調查方法，使監視預警體系信息得到拓展。目前對宏觀經濟的預警研究得到了各國政府的重視，參加的專家、學者比較多，其準確性也比較高，己成為各國宏觀經濟控制部門所關注的對象。隨著宏觀經濟預警研究的進一步開展，對微觀經濟領域內也開展了一些預警研究。比如國內學者對，“企業技術創新風險的理論與防范方法研究”、“企業集團預警體系的構想”、“金融風險監測與預警研究”、“企業預警預控管理體系”等方面也進行了不同形式的研究。預警管理理論不同于傳統管理理論最主要的區別在于：它提出了企業危機、失敗、失誤等逆境現象是有規律的成因于企業順境的研究思路；它采用新的理論概念體系和理論研究模式，在揭示企業預警活動規律的基礎上，體系地包括和歸納當代管理理論成果，形成了一套具有普適性意義的研究管理新學說。

二、財務風險預警管理的特征

1、參照性

企業能依據財務運行特點和相關規律從信息中篩選出及時、準確反映企業財務狀況變化的指標，運用財務知識和數量分析法測算出各個指標的重要性，使其成為判斷企業業績的參照指標。

2、預測性

財務風險預警管理活動的前提，是確立企業重要的生產經營環節為預測對象，即最可能出現風險現象或對企業運行有舉足輕重作用的活動環節與領域。預測的任務有兩個：一是過程監視，即對預測對象的活動過程進行全過程監視，對預測對象同企業其他活動環節（包括外部環境）的關系狀態監視；二是對大量的預測信息進行處理（整埋、分類、存儲、傳播），建立信息檔案，進行歷史的和社會的比較。在危害企業的財務關鍵因素出現之時，預先發現警訊，從中找出偏差及偏差發生的原因，以便早日尋求對策。

3、靈敏性

企業各財務因素之間密切相關，一個因素的變動會在另一因素上敏銳地反映出來，從而提供相關預警信息。如我們可以通過企業應收款周轉率偏低的警示信息分析企業信用交易政策及客戶管理方面的問題，而且可以進一步運用應收賬款賬齡分析法分析債權安全性方面的問題。

三、建立財務風險預警管理策略

1、財務風險預警管理體系的設計

預警是根據系統外部環境條件的變化，對系統未來的不利事件或風險進行預測和報警。預警系統則是實現預警功能即預測和報警兩種功能的一種系統。財務風險預警管理體系的設計則是利用預警系統進行風險管理，并進行風險防范的一種活動，即根據財務預測結果，判斷企業財務是否處于風險之中，并根據風險嚴重程度，發出報警信號的一種形象方法。它通過科學的方法，事先發現企業財務風險的跡象或征兆，向企業領導和決策者發出警報，提醒其采取有效的防范與調整措施，使企業避免財務風險的威脅、轉危為安。財務風險預警管理體系的設計分為以下步驟：對所研究的預警活動進行深入分析，選擇體系中包含的變量，并根據預警理論和樣本數據所顯示的變量間關系，確立預警體系的結構，建立理論體系；進行樣本數據的收集，在選擇時必須同時考慮數據的可得性和可用性，要求數據具有完整性、準確性、可比性和一致性；根據選用的理論體系，選擇相應的方法來確定體系的參數；為了確定體系能否起到預警的效果，在最后一步需要對對體系進行檢驗。檢驗通過，體系正式建立。檢驗不通過，則需要重新進行第一步。在市場經濟下，企業之間的關系密切，債務復雜。為了避免因一個企業財務風險而給另一個企業帶來的經營風險，必須設計財務風險預警管理體系。這一方面能防范企業財務風險的發生：另一方面也能使債權人真正保護自身權益不受損害。設計財務風險預警管理體系也就是建立企業財務風險預測報警系統。利用該體系，企業可以進行自檢自糾，在風險出現征兆時就采取有力措施，以達到扭轉形勢、控制風險的目的。最終避免財務風險的真正發生。

2、財務風險預警管理體系的體系

財務風險預警管理體系是美國理財專家Altman根據大量破產企業的財務報表，運用傳統的財務比率分析加上統計學上的差異分析建立的，用來預測企業破產的模式。最早所建立的體系是綜合5種財務比率，再予以量化而得出公司整體的財務信用分數。

本文選擇采用風險預警體系的方法來進行財務危機預警。風險預警體系在研究變量的選擇上，可以定性與定量指標相結合選取。風險預警體系有因素分析模型的影子，便于我們更加清晰的了解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狀況，找到造成企業財務危機的真正原因所在。通過風險預警體系系統我們可以確定企業當前的經營狀態，在明確了企業的當前經營狀態之后，我們可以找到針對企業當前的經營狀態，管理者應該采取何種經營措施。這種計分方式是對企業財務狀況的基本評估方法，具體如下：

財務風險預警管理體系的體系：

Z=1.2X1+1.4X2+3.3X3+0.6X4+0.99X5

X1=營運資金/總資產，營運資金=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X2=留存收益/總資產

X3=（利潤總額+利息支出）/總資產

X4=［所有者權益的市場價值（或股票市值）］/總負債

X5=主營業務收入/總資產

一般而言，如Z值大于2.675，則表明企業的財務狀況良好，發生財務風險的可能性較小，如Z值小于1.81，則認為企業存在財務風險的可能性很大，如Z值介于1.81-2.675之間，則可視為企業進入“灰色地帶”，財務狀況極不穩定，風險較大。

隨著我國經濟環境日益市場化、國際化，企業所面臨的財務風險也與日俱增，因財務風險發作導致經營陷入困境申請破產清算的企業數量也不斷增多，因此，企業的各利益相關者對財務風險日益關注。企業的衰落不僅會給投資者、金融機構帶來較大損失，更有甚者，它會引發金融風險。歷史情況表明，財務風險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且具有較長的潛伏期，這就使得財務風險預警具有可行性。公司財務風險預警體系是公司經營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通過完善的預測方法，建立高精度的預警體系，可以有效化解和防范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

【參考文獻】

[1] 威廉沙利文：預測原理[M].中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篇9

利率調整，肯定對金融市場有影響，因為利率是金融市場的價格。能夠稱得上是市場的，首要的一個條件是價格機制的存在并能有效發揮作用。只不過，利率調整對市場到底產生何種影響，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產生一致的意見，也正因如此，金融市場才有交易，否則，大家對價格（利率）的預期都是一樣的，則市場參與者的交易意向就沒有差別，也就不會有交易達成。利率調整對市場的影響，也并非都是由現實利率水平所決定的，對金融市場而言，更多的可能在于預期利率或遠期利率水平的影響。由此，我寫以下意見，供大家在進行分析時：

一、在金融市場上對利率調整政策分析的層次性

金融市場上的所有交易都與利率有關系，而且資產價格形成與波動中所基于的利率因素主要是利率預期或遠期利率水平。從們總是在對未來利率趨勢的預期中觀察判斷當前價格水平及今后的走勢，從而做出不同的投資決策。所以，當市場對中央銀行的利率調整預期幾近一致時，也是央行利率調整政策即將做出的時候，因為央行的利率調整政策選擇主要也是基于市場的預期，否則，就成了不當干預了。然而一旦貨幣當局的利率調整政策出臺，對利率問題的分析就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

第一，下次利率調整估計會是多長時間之后，可能是一種什么樣的調整，對此，應盡快形成自己的預期，并將自己的預期及支持這一預期的原因同其他人的預期及相應分析進行對比，再反復進行修正。這主要是基于，新的利率調整政策出臺后，大部分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動就并非主要基于現行利率水平，而是要由新的利率預期支撐。而且，新的利率政策公布或者原來市場預期的實現，并不表明就沒有下一次利率的調整，因為，利率永遠處于調整過程中，央行的利率政策也是如此，只不過，下次利率調整的時間及上調還是下調以及調整的幅度，對于市場參與者來講是不確定的，對不同人的預期來講是有差異的。

第二，現行利率水平的影響。調整后的新利率水平的影響因需要一定的時間，因而這一影響也必須予以考慮。當然，現行利率水平對不同金融資產有不同的影響。比如，即使剔除了新利率預期因素的影響，僅就利率下調后的新利率水平而言，至少使政府及私人實體的債務籌資成本下降，因而總會使一級債券市場發行交易在一段時間內較為活躍；使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增量財務成本下降，生產經營投資的預期收益率相對于利率水平會增大，當然，對不同類行業與公司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比如，對資本密集型與勞動力密集型的行業和企業的影響就有不同。

比較這兩方面的影響，新利率預期對純粹的金融市場交易的影響還是主要的，而這恰恰是往往被市場參與者所忽略的。比如，即使利率連續多次下調，如果人們認為利率水平不還沒到底，還有下調的空間，那么，即使此時已是上的最低利率水平，金融市場上的交易也并不因此而變得多么活躍，這就是過去幾年里我們所看到的華爾街的情況，這有點像實體經濟領域里“買漲不買落”的現象，這是因為，如果人們還有更強烈的再次下調利率的預期，由于利率的調整總是由經濟增長走勢所決定的，亦即，即使已公布的利率下調使利率水平達到歷史最低點，也不能改變經濟增長形勢繼續下滑甚至有可能蕭條的趨勢，或者說，正是基于人們對未來經濟走勢的悲觀預期，才使得人們在利率下調后仍有利率水平還要下調的新預期，而經濟增長形勢是決定金融市場的最根本因素，所以，這一未來預期就使金融交易不會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活躍。還是在這種情形下，債券一級市場的期限結構就會進一步趨于短期化，因為各類融資主體在利率還要下調的新預期支配下不會發行更長期限的債券，免得在利率再次下調后使已有融資的相對成本上升；債券二級市場上的需求會較高，價格有進一步上升的可能。

相反，連續多次下調利率后，如果市場較為普遍的看法是利率水平已到底部，近期內不會再有利率下調的政策調整，人們會轉向利率上升的預期，盡管這一預期的實現可能會是在很長時間之后，但這一預期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在這一情形下，金融市場會變得較為活躍。原因是，利率不可能再下調，或者利率將要回升的預期，表明決定利率調整的經濟增長形勢趨于穩定，或者政府通過利率下調穩定經濟的效果已實現，經濟增長將趨于好轉，這一最根本的要素決定著企業經濟實體對未來投資收益率的預期是不斷上升的，各類實體經濟的投資活動會趨于活躍，這一決定金融市場的最根本因素意味著金融市場必然趨勢于活躍，這似乎與人們的一般看法不符合，但縱觀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增長歷史，基本如此。也正因如此，那些在金融市場上逆勢思考的投資者和交易商才能抓住較好的盈利性投資機會。

二、何正確認識決定利率調整與預期的因素

利率是連結宏觀與微觀層次的價格機制，政府對宏觀經濟增長形勢的預期決定著對利率水平進行調整的貨幣政策的選擇，微觀經濟活動主體對利率的反映及其對利率走勢的預期決定著利率調整政策的效果。但需注意的是，決定利率政策選擇的政府對經濟形勢的預期并非總是完全正確的，而貨幣當局對經濟走勢判斷預測的正確與否，決定著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只不過，隨著經濟的信息化與全球化，以及各國經濟的日益市場化和市場經濟所特有的經濟決策的分散化，使政府的判斷與預測越來越受微觀經濟層面和市場預期的左右，或者說，政府的判斷預測越來越貼近市場主體的意見（這是一種進步，因為宏觀濟政策最終是由微觀經濟活動所決定的）。所以，在認識和分析利率調整政策與利率走勢時，應注意主要圍繞以下因素考慮問題：

1、對未來經濟走勢的預期。對宏觀濟趨勢的分析，在經濟學分析上已形成了模式化的因素分析和分析框架，人們可以根據這些因素沿著這些模式做出各自的分析。只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再忽視以下兩個變化：其一是，對金融形勢的判斷。盡管金融是由經濟基本面所決定的，但由于經濟在全球化與市場化的過程中，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金融化和自由化趨勢，這使得金融因素成為判斷經濟基本走勢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這種反向影響作用有時超過了正向的基本決定作用。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全球經濟經驗足可以支持以下結論：凡是金融形勢穩定，全球經濟增長形勢就會比較穩定；凡是金融形勢惡劣，全球經濟增長形勢將趨勢于下滑。所以，分析宏觀濟增長形勢尤其是世界經濟增長走勢時，一個便捷的窗口是觀察世界金融形勢的穩定與否。其二是，對海外經濟金融形勢的影響已不容忽略，尤其是對利率政策的預期更是如此。這當然是基于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考慮，具體說，在全球化進程中，已不同于傳統經濟學教科書和傳統經濟分析方法的是，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來講，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主動性發生了變化，意思是說，在傳統相對封閉的經濟環境中，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對一個國家的貨幣當局和主權政府而言都是主動的，即基本可以根據國內經濟情況主動做出政策選擇；但隨著固定匯率機制越來越被浮動匯率機制的替代，以及跨國投資與商務活動的增多，一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性越來越小，無論是利率調整還是貨幣供給量以及貨幣金融制度的變動，都不能再無視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的影響及他國的反映，因為忽略這些因素影響下的貨幣政策選擇很可能會因他國的不同步調整甚至是報復性措施的影響，而使本國貨幣政策調整效果大大下降甚至為負效應，尤其是隨著跨國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的陸續增多及其業務范圍與業務量的日益擴展，貨幣政策選擇所受國際經濟金融因素制約程度會越來越大。這要求我們在分析和預期利率政策調整以及利率走勢時，也應將分析視野予以擴展。

2、不同貨幣利率間的利差。由于人民幣尚未完全自由兌換，人民幣匯率制度仍屬管制形態的匯率制度，所以，對人民幣與世界主要貨幣間的利差分析，應主要看外幣的利率變化。那么，對所盯住的外幣的選擇，應主要是美元、日元，就這兩者來講，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美國經濟還是最重要的，美元應是盯住的主要對象。由于美國經濟在全球中的份額及美元在世界貨幣中的地位，決定著一段時期內美元利率不可能與人民幣利率不存在利差，而且從一定程度上講，美元利率稍低于人民幣利率，存在適當的美元對人民幣的負利差是合理的，所以，不能一看到人民幣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就認為人民幣利率必須下調。這隱含的另外一層意思則是，人民幣利率若是長期低于美元利率反而是不正常的。這其中的一個很簡單的原因是，金融資產的相對價格可以由流動性得以彌補，流通范圍廣、流動性較高的金融資產的價格會相對較低。觀察人民幣與美元利差的一個便捷窗口是香港，由于港元實行的是盯住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而人民幣也以不同的非制度內方式在香港流通，所以，市場上三種貨幣間的差額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人民幣與美元的利差情況，而且由此產生的利差也比較符合現實情況。

3、存款類貨幣金融機構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所有經營性金融機構可劃分為存款類貨幣金融機構與非存款類貨幣金融機構，兩者的主要區別是前者在中央銀行開有備付金由戶，而后者沒有（而是在存款類貨幣金融機構開設有同業存放帳戶），由此使前者具有貨幣創造功能。當然，從發達國家的趨勢看，由于金融混業經營形勢的，這一差別也在削弱。如果存款類貨幣金融機構在一國國民經濟中處于主導作用，這表明，該國的融資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居民金融資產的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是以銀行儲蓄存款的形式存在的，目前的中國仍屬于這一情形。在這一環境中，貨幣當局的利率調整政策所考慮的因素就更復雜些，其中非經濟因素的影響會相對大些，尤其是利率連續下調的政策調整就更為慎重些，當一國處于經濟增長較高速時期而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仍屬于半管制狀態時，這一問題就更為突出，這是因為，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居民收入水平不斷增長，以銀行儲蓄形式存在的“消費剩余”會越來越多，如果利率水平過低會影響到占人口大多數的中低層居民的福利狀況，這自然是政府公共政策抉擇所避諱的。這對我國目前的利率政策調整來說尤為需要注意，因為從1997年開始，國家統計局和中國人民銀行就開始編制每年的“中國資金流量表”，并定期公布在《中國統計年鑒》中，從這幾年所公布的情況看，中國居民的財產積累越來越多，在這越來越多的財產中，金融資產的份額上升幅度最大，但上升最快的金融資產以銀行儲蓄形式存的仍不低于九成，這種狀況不可能不影響到作為公共選擇之一的貨幣政策的抉擇。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公共選擇理論代表人物布坎南教授通過對市場經濟國家的大量，對貨幣政策抉擇中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給予了充分的分析。

4、物價指數。利率是實體經濟的物價在金融市場上的反映，利率同宏觀經濟的關系通過利率與物價指數的關系得以最表層的體現。物價指數不僅決定著實際利率的高低，而且也決定著利率預期的變動。所以，分析利率水平的高低及未來利率預期的形成都應對物價指數予以充分的考慮，當然，物價指數的變動還是取決于上述國民經濟的基本在走勢。只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各類物價指數的含義及其所反映的經濟狀況。在我國目前，至少應予以關注的物價指數包括居民消費物價總指數、城市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居民消費物價消費指數和產品出廠價格指數，這幾類指數的走勢及其走勢的差異都是分析過程中所需注意的。比如，我國2001年各類物價指數情況如下坐標圖所示，從中看出，盡管各類物價都在下降，但工業產品的出廠價格下降的幅度最大，而且近乎于直線下降，這表明對工業品需求的強烈不足，或者工業品供給的較嚴重過剩，而工業生產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也是反映國民生產的最基本最主要環節，因而這種狀況對國民經濟投資形成了較強的約束；這一圖表反映的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去年下半年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回升的幅度大于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這一走勢的差異無疑減緩了去年全年尤其是下半年CPI的下滑程度，這說明，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開始得以啟動，這一啟動對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相當值得關注的，如果這一趨勢得以保持，那么，CPI的未來走勢就可能不會象有些人們預期的那樣悲觀，而且對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的下滑走勢也會產生一定抑止效應，這對將來利率走勢的影響是非常明了的。因此，在分析物價指數對利率的影響時，不能只用一種物價指數去說明問題，應當在綜合分析各類物價指數的同時，注重各類物價指數的差異所可能表明的問題。

5、利率的市場化程度。一次利率政策調整效果及其延續期限，應當是貨幣當局進行利率政策調整選擇時所最為關心的，也應是市場主體分析和預期利率走勢所應最為注意的。這一問題取決于一國利率市場化的程度。在一個利率非常市場化的環境中，一次利率調整政策的公告，會通過各類市場主體的反映和行為得以較快和較廣泛的傳遞，利率政策效果的實現會較快；而且，由于各類主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性較大，從而使得利率調整政策的影響得以不斷擴張，這一擴張結束的時間取決于金融市場上新利率預期的形成時間。在利率市場化的環境中，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利率調整政策出臺后新利率預期較快地達成。更為重要的是，只有利率自由化了之后，利率調整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才是最為廣泛的，因為經驗已經證明，在利率自由化與市場化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更多的金融創新工具，或者用于利率波動的風險管理，或者用于套利交易，金融市場也才在這一系列創新中不斷擴充，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也才更加重要，也使金融市場的交易有著較快增長，而且這些增長較快的金融交易主要是創新金融工具的交易，這些金融工具基本屬于債務融資工具（利率工具）及其衍生品，況且，這些產品的交易受利率波動的影響最為敏感。但在一個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的環境中，各類經濟主體對利率調整的敏感性顯然較小，利率政策調整效果實現的滯后時間就會較長，所實現的實際效果離預期水平的差距會較大，而且，新的利率預期遲遲得不到形成，這無疑使得經濟主體對利率政策調整的反應強烈程度相比于利率市場化環境來講要弱得多，也使金融市場受此影響的程度低得多。況且，在這種利率受管制的情況下，資本市場上的債務融資以及各類利率衍生工具較少甚至相當缺乏，因而也就談不上通過這些衍生工具對利率變動所做出的各種交易反應，所以，利率政策調整對金融市場的整體影響就不會像人們所一般想像的那樣。

6、消費信用體系的狀況，尤其是家庭部門的消費信貸需求因素。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消費信用體系較為健全，至少機構的消費信貸品種較為多樣，消費信用資產量達到一定程度，那么，利率政策調整及利率預期的就更為廣泛些，社會各類主體對利率政策調整的反應就更為強烈些，因為在這一環境中，利率通過消費信用體系對家庭消費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當家庭部門的消費信貸需求較為旺盛，家庭部門資產積累的相當部分由負債融資予以支撐時，家庭部門對利率調整的反應就不僅僅表現在銀行儲蓄及對證券市場的有限投資方面，而是對其消費傾向與實際消費水平產生較大影響。當然，要達到這一境況，最終取決于經濟增長階段及居民的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當消費信用達到一水平時，證券市場的產品才真正能夠趨于豐富，因為諸如從1980年代末期陸續出現的各類型證券產品，主要基于消費信貸資產所派生出來的資產支持類證券，比如抵押證券、可轉手證券、可轉手抵押證券、抵押擔保證券、擔保支持證券、資產支持證券等這些無論在定價機制還是在投資策略上都越來越復雜的證券，都是在抵押貸款類原始消費信用資產基礎上產生的，因為這些證券的現金流量已不是單一的現金流量，而是借綜復雜，因而這些屬于固定收益類的證券品種就已不再是具有簡單現金流量結構的“平淡無奇的債券（plain vanilla）”，其估價也已不再是直截了當的，而是將各自所含的選擇權對現金流量方式的影響考慮在內，這其中主要基于對利率的預期和利息積累與分配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利率調整的影響就不僅是數量程度上的，更在于利率影響方式或方向的曲折上。相反，在一個社會消費信用體系不健全、家庭部門消費信貸需求不強烈、基礎消費信用資產稀少的環境中，比如的，利率的影響范圍與程度要小得多，利率調整對家庭部門的影響主要是表現在對家庭銀行儲蓄與少量直接性的證券市場投資上，而且，即使這后一方面的影響，也要狹窄得多，因為缺乏基礎消費性抵押貸款類基礎資產，資產的證券化水平就會相當低，資產支持類證券市場也就談不上，更談不上各類派生性證券品種。這種狀況不僅影響到家庭部門資產的積累速度與規模（因為完全用自己的錢足額購買與積累諸如住宅與汽車等資產，同用帶有財務杠桿性質的消費信貸來購買與積累相比較，前者的速度與規模要小得多。），更會影響到利率政策調整對消費環節的效果，從而對國民經濟整體的影響就必然相對小得多。當然，中國的情況也正在改變，尤其是從1998年以來，家庭消費信貸的增長速度較快，到2001年各類銀行消費信貸余額已超出6000多億元，僅2001年就增加了2000多億元，這種態勢會促使中國金融資的多樣化尤其是證券品種的創新，并提升利率政策調整的效應程度。

當然，在利率政策調整和預期利率水平時，所需要考慮的因素還有很多，但以上五個因素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尤其是在我國當前的經濟金融環境中，對這些因素的認識程度，會使原來人們泛泛而講的一些利率調整效應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從而決定著利率分析的適用性與有效性。

三、關于利率調整對證券市場不同組成部分影響分析中所應注意的

利率調整會對證券市場產生影響，但需對教科書如下觀點值得完味甚至提出懷疑：利率上調證券價格就一定下降，利率下調證券價格就一定上升。因為現實的經驗表明，并非完全如此。這不僅因為不同類證券對利率波動有著不同反映（包括反映方向和反映程度），而且其影響仍然取決于利率調整后新的利率預期狀況。當然，在提醒注意對利率之于證券市場的影響分析時，也不僅僅限于這一觀點。對此，闡述以下點意見：

1、利率調整對股權類證券的影響。股票價格對利率的調整當然會有著即時的反映，對這一反映的分析除了注意調整后的利率水平對上市公司增量財務成本與收益的影響外，還應注意新利率預期對股票二級市場交易的影響，原因是，盡管基本面是決定股價的最根本因素，但包含著相當程度投機因素在內的股市交易（任何一個股票市場都是如此）仍是決定股價的最直接因素。即便是針對基于財務成本的分析，也應注意財務成本中來自資本品成本的份額，因為這一份額的大小決定著不同類行業及各個行業的不同對利率調整的反映程度，也就是，各類行業和各個企業有著不同的資金價格需求彈性，比如，資本密集型的行業與企業就有著較高的資金價格需求彈性，對利率調整就較為敏感，利率下調會使這類企業的財務成本下降較多，資金需求會有較大上升，從而使這類行業板塊的股票交易會較為活躍。而且還需注意的是，分析利率調整與利率預期的影響時還應包括對存貨的影響，無論是商業類企業還是生產類企業，也無論是他們的原材料存貨還是產成品存貨，過多或過少都是不正常的，當然，商業類企業與工業類企業的存貨性質與變動特性及其預示的問題又有所差異，但不管如何，那些存貨量較多的企業因其存貨對資金占壓量較大，而使其對利率調整的反應要強烈些，財務資金成本的較大變動會促使他們對存貨進行相應的調整，而存貨的調整自然會影響到生產經營規模的變動，這也是行業與企業分析人員在進行分析時所應注意的。

在一個新興市場上，基于利率的半管制原因，以及市場對利率政策調整的事前消化，往往出現的情況是，當利率真的象市場所預期的那樣作出調整后，股市價格對利率調整的反映正好與教科書上的觀點相反，即利率下調政策出臺時股價不升反降，利率上調政策出臺時股價不降反升，1990年代的歷次利率調整對中國股價的影響經驗支持了這一說法。這其中的原因是，利率政策調整的信號在其正公布之前已基本被市場消化，當確切的政策信號公布后，市場交易所基于的是對下次利率政策調整的預期，如果這一新預期形成的時間越長，市場上“持幣待購”或“持股待沽”的觀望過程就會越長。前已有述，這一過程的長短取決于利率的市場化程度。所以，我們看到，隨著中國利率機制市場化進程的進展，每次利率調整后的新利率預期形成的時間在縮短，股價變動與利率調整方向間的相關關系也在向著教科書的觀點或發達市場的關系模式靠攏，亦即，利率下調政策出臺當天或特定時間內不會使股價反其道而行之，股價以或長或短或大或小的上升來對利率下調予以反應，以或長或短或大或小的下降對利率上調做出反應。

2、利率調整對債券市場的影響。利率調整對債券市場的影響會更加明顯，因為債券價格尤其是作為無風險資產的國債的價格本身就是利率變動的另外一種反映形式，而且由于債券價格的形成與變動更多的是基于對遠期利率的預期，所以，債券的期權性質決定著債券市場是接受利率政策調整影響最快也是最直接的市場，也是傳導利率政策調整信號使其效應擴散化的最主渠道之一，更是發現利率的主要機制。所以，分析債券市場對利率政策調整的反映，無論是對債券價格的分析，還是對新利率預期的分析，都是至關重要的。但需記住的是，并非利率下調，所有的債券價格都會一定上升；也并非是利率上調，所有債券的價格都一定會下降。而且，利率調整對各類債券價格的影響是有差別的。到底是何種影響，則至少應注意以下幾方面的事宜：

（1）國債與非國債債券的區別。在利率市場化的環境中，作為無險資產的國債，其發行拍賣利率與二級市場收益率是整個利率體系的基準，也是其它金融資產定價的參照，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缺少了無風險資產國債的利率，其它一切金融資產的定價都無從談起。所以，對利率政策調整的市場反應首先是從國債市場得以表現的，貨幣當局的利率調整政策信號也主要是通過國債市場向更廣泛的金融市場層面以及實體經濟領域去傳導和擴散的，也正因如此，國債市場的表現同貨幣當局的利率政策調整意圖是一致的，即利率下調時，國債收益率也隨之下降，只不過，國債收益率會隨著新利率預期的形成而可能有所改變，比如，利率下調政策公布后，新的利率預期仍是一段時間后下調，那么，國債收益率會繼續下降，但當新利率預期是上升預期時，國債收益率會隨之上升。但是，在利率仍受管制的環境中，上述情形就不一定會完全出現，一些背離這一情形的怪異反應是完全可能出現的。

但對不同期限國債收益率的影響仍是有差異的。一般地說，長期國債對利率的敏感性比短期國債要大些，利率調整和市場利率預期變動致使長期國債價格的波動幅度更大些。但需注意的是，這一結論也并非是絕對的，因為這還要看貨幣當局對未來經濟增長形勢的判斷及相應的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仍然是從一般意義上講，當利率下調政策公布后，為了增強這一政策的應有效果，刺激貨幣供給量的增加，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會伴隨著買進國債放出基礎貨幣的操作，由于央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并非是盈利性而是重在基礎貨幣的吞吐，因而其每次的國債購買都是要高于平均市價而且數量巨大，這無疑又在提升著國債市場需求的同時提升著國債價格，進而使國債收益率進一步下降。但是，這也仍然不是絕對的。如果貨幣當局基于對未來經濟增長形勢的判斷，認為經濟增長下滑的趨勢在短期內會得到較快扭轉，而刺激這一扭轉的利率下調政策使利率水平已到相對谷底，未來伴隨經濟增長的回升而有著通貨膨脹的預期，那么，貨幣當局會從下調短期利率抑制短期經濟增長下滑、穩定甚至適當調高長期利率以便抑止未來通脹趨勢的角度考慮隨后的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也就是，一旦貨幣當局形成這一判斷和認識，就會在公開市場上拋出長期國債、購進短期國債，借以在壓低短期國債收益率的同時抬高長期國債收益率，從而影響利率結構，那么，此時不同期限國債收益率所受利率政策調整的影響就有著明顯區別。

其它諸如普通公司債券、各類資產支持債券，則受利率調整政策的影響不會比國債更直接些。比如，對普通公司債券而言，除了利率因素外，還要看公司的生產經營情況，以及相對國債收益率的風險收益補償額的大小；對各類資產支持類債券，則主要看作為基礎資產的抵押貸款現金流量受利率政策調整的影響。

（2）固定利率債券與浮動利率債券定價機制的區別。由于我國債券市場的落后尤其是債券品種的缺乏，現有債券基本屬于具有簡單現金流量、可直接估價的“平淡無奇”的債券，但人們平常對債券價格分析卻忽視了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債券的區別。特別是，我國國債的發行定價仍不正常地以銀行儲蓄利率作為參照基準，國債收益率并未成為金融市場上的定價基準，所以，人民銀行對銀行儲蓄利率的調整不僅直接影響著固定利率國債的發行定價和二級市場收益率，而且，由于已發行上市的浮動利率國債也是在銀行儲蓄利率基礎上加計一定利差定價的，致使人民銀行的利率調整對浮動利率國債的影響也是直接的，但不同于固定利率國債的是，已發行浮動利率國債隨利率的下調而使其票面價值下降，但如果市場在利率政策調整后形成的新利率預期是上升預期，那么，浮動利率國債的票面預期價值卻是上升的，由此，對長期國浮動利率國債進行分析時，應更主要注重遠期利率水平的影響。

但是，不管利率調整政策公布后所逐步形成的新利率預期是什么，利率下調之后，對某段時期內固定利率國債二級市場交易價格的影響上升性的影響，這是因為相對下調后的利率水平，固定利率國債的票面價值相對提高了，至于這種上升性價格影響何時終止和轉變，則主要看下次利率調整的情況。

篇10

關鍵詞: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風險;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2.3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0)08-0051-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8.11

一、問題的提出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世界上主要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市場動蕩不安,給全球實體經濟帶來巨大的負面沖擊。此次金融危機再次向人們敲響了警鐘,金融風險一旦爆發其危害性無可估量。其實在經濟活動中風險無處不在,幾乎囊括各個領域,而金融業尤其是一種高風險的行業,這與其獨特的產業素質和經營特質有關。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其涉及的利益主體多而復雜,關聯的經濟領域廣而深遠,因此,經濟活動中的任何一個利益主體或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有可能波及到金融業的穩定,從而誘發金融風險。由于多米諾骨牌效應和蝴蝶效應的推波助瀾,使風險進一步傳導至其他經濟領域,甚至影響整體宏觀經濟的穩定。此外,金融功能的發揮是以資金的跨空間和跨時間配置為主要特征,以利益主體投資項目的未來收益為前提保證,在資金的配置和收益回流的過程中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這體現了金融業的高脆弱性,也是金融風險產生的主要來源。

自改革開放以來迅速成長的農村非正規金融作為內生于經濟發展中的制度安排,發揮著正規金融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農村非正規金融在發展中存在許多缺陷,潛伏著內在的風險隱患,是我國金融發展中最薄弱環節和最危險領域。如相對于正規金融而言,農村非正規金融的運作很不規范。農村非正規金融契約是一種典型的非標準化合同,契約條款主要由借貸雙方自行確定,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易變性,不利于合約的實施。農村非正規金融資金規模相對較小,供給和需求的數量和期限可能難以匹配。另外,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利率結構不合理,這也是誘發金融風險的重要因素。然而,當前對于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監管處于空白狀態,致使金融違規案件頻繁發生。基于此,本文聚焦于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存在風險問題,從信用風險、利率風險和供求結構風險三個層面予以剖析,并提出相關的監管對策。

二、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市場風險分析

農村非正規金融廣泛存在于鄰里鄉間,以其貼近客戶、方便靈活的特點,在正規金融之外,為廣大草根經濟體提供了資金支持[1]。農村非正規金融大多植根于鄉土民情,帶有濃郁的人情氣息,然而人情關系往往會侵蝕市場機制正常運行,在催生出金融高績效的同時,也潛在著諸多市場風險。

(一)信用風險

農村非正規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是應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而產生,在其發展初期,也確實能有效降低信息成本,盡管對借款人的項目可能認識不清,但畢竟與借款人有一定的地緣、血緣和人緣關系,違約的可能性、道德風險相對較低[2]。農村非正規金融作為融通資金的經濟行為,實際上是嵌套在社會活動之中,這些社會活動大多是經濟行為主體在長期反復博弈中形成的,受到非正式制度安排尤其是民間信用的約束。在此約束下,農村非正規金融借貸合約具有自我實施的機制,具有正規金融所不可比擬的制度績效。

在農村非正規金融發展規模較小的情況下,只會向親戚、朋友和鄰居提供信貸,由于這類當事人關系非常緊密,彼此熟絡,相互了解對方的信用情況,因此發生違約的可能性非常小。雙方之間存在多種重復博弈關系,即使違約也很容易實施有效懲罰,因為這種借貸合約嵌套在密切的親友關系中,通過疏離關系淡化感情就可以有效降低違約風險。

但在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膨脹的情況下,隨著規模的擴大、參與人數的增加,致使地緣、血緣和人緣關系不斷被突破,參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日益嚴重。當融資規模逐步擴大,融資范圍會突破原先的親友關系而逐步向周圍擴散,借貸雙方之間的關系可能比較疏遠,除了借貸關系再也沒有其他方面的關聯,加上貸款方對貸款項目可能缺乏嚴密的調查或審查,對借款者的信譽、貸款用途很難知曉,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也就在所難免,這都可能導致風險劇增,不僅難以收回貸款,甚至會出現不法借款者挾款私逃引發金融風險現象。在這種情況下,難以實施有效的懲罰策略,因為借貸雙方之間并不存在反復博弈關系,也無法通過感情、信譽等方面的懲罰來威脅借方的違約行為。

另外,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借貸對象大多是個人或中小企業,借貸合約能否順利實施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個人或中小企業的信用狀況。有些農村居民由于受到自身的經濟條件、文化背景以及所處社會環境的限制,可能并不注重個人信用問題,向其提供民間信貸必然面臨較大的違約風險。中小企業是農村非正規金融提供信貸服務的另一對象,其信用程度的高低取決于自身的經營狀況、所處的誠信環境等社會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小企業一般規模較小,經營狀況不穩定,本身就存在較高的風險而且抗風險能力弱,其還貸能力也相應受到很大影響。在經營狀況不佳甚至虧損的情況下,在市場上生存的緩沖能力弱,面臨著硬的預算約束,因此具有較高的信用風險。

(二)利率風險

農村非正規金融利率作為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的資金價格和核心問題,對于民間金融市場的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農村非正規金融利率水平的合理性以及民間融資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民間融資市場的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市場利率由市場資金供求狀況決定,市場利率應當反映整個市場資金借貸者的普遍共識,具有權威性和統一性。但是,農村非正規金融利率常常因交易主體、地點、形式、內容和目的的不同而不同,具有個別性和非統一性[3]。

高利率是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的一個顯著特征,這種借貸利率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區及沿海地區,利率水平高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以上,甚至更高。隨著宏觀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微觀經濟主體日益活躍,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利率也隨之水漲船高,局部地區已經進入“暴利化”的時代。但是高利率加重了債務人的經濟負擔和生產成本,高利貸的風險越來越大。由于風險和收益是對稱的,借貸風險越大,利率就越高;利率越高,違約風險越大。農村非正規金融的暴利運作模式不僅致使借款方的高成本運作,使其原來就很緊的資金鏈變得更加脆弱,也容易危及借款方的生存并引發支付風險,從而使融資鏈條斷裂并引發金融風險。

零利率或低利率是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中的又一顯著現象,這種借貸的目的并不完全是為了獲得利息收益。采用低利率和零利率的主要是私人借貸中的友情借貸。通常的觀點認為,傳統的友情借貸關系大多發生在鄉土氣息濃厚的農村地區,借貸雙方或者是親朋好友、或者是街坊鄰居;借貸雙方的信息是充分的,從而產生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機會大大減少,利率中自然不包含風險溢價的部分[4]。實際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零利率”的真正收益并不為零,而且可能會有較高的回報,如親情、友情的延續,獲得某些勞力方面的回報、互聯易中的購買折扣等[5]。但是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社會的急速變遷、農村人口流動日益頻繁,傳統比較固化的人際關系受到沖擊,建立在親情友情以及地緣關系基礎上的“零利率”借貸日益失去其存在的基礎。貸方可能因為借方的外出打工或戶口遷移而無法獲得應有的回報,甚至連本金也會流失。因此,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變遷,傳統意義上的零利率和低利率也存在一定的風險隱患。

(三)供求結構風險

農村非正規金融作為資金配置的方式,同產品市場一樣,必須通過“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制調劑資金供求。雖然農村非正規金融的有效運行依存于人情關系、誠信體系等非正式制度裝置,但最主要的還是依靠市場自身功能的發揮。市場機制的發揮取決于供求機制能否有效運轉,供給和需求在時間和空間的匹配程度決定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對于金融市場而言,資金供求結構的不合理往往引發市場風險,并破壞金融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轉。

農村非正規金融由于資金來源的零散性、短期性,且金融組織一般規模較小,點多面廣,具有一定的市場分割性,導致風險無法有效分散,有著強烈的風險規避性,偏好于短期資金供給,不敢也無力做中長期投資,因此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中短期資金供給相對充裕,而中長期資金供給相對短缺。農村民營企業作為非正規金融的主要業務對象,對中長期資金有著天然的偏好,農村非正規金融卻無法滿足其渴求。因此,從供求的期限結構上來說,無法滿足農村中小企業對中長期資金的需求,致使其會繞過非正規金融而轉向其他融資渠道;從供求的空間結構來看,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僅僅為某個區域的需求方提供服務,其活動限制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這無疑限制了業務經營范圍,壓縮了利潤增長空間,很可能導致農村非正規金融在業務經營上陷入惡性循環,也難以在社會范圍內進行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事實上,資金供求期限和空間結構的不對稱提升了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市場風險,已經構成農村非正規金融成長的瓶頸。

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中同樣存在市場勢力問題,資金的供需雙方都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壟斷行為。從規模來說,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的資金需求往往大于供給,作為供給方的非正規金融組織可以憑借手中掌握的稀缺資源而擁有壟斷勢力,并憑借這一勢力在市場博弈中壓榨借方,攫取更高的收益。如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中廣泛存在的高利率現象,這種高利率一般要大于正規金融市場利率的4倍以上,無疑增加了借方未來還貸的負擔,給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的正常經營帶來了風險隱患。而在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中,需求方也有可能擁有一定的市場勢力。因為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的資金規模有限,可能集中向某一家或某幾家借方提供貸款,結果使借方形成壟斷力量,反向壓榨甚至威脅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的利益。如借方聯合起來達成串謀協議,降低農村非正規化金融利率,或者不能如期如數還本付息,都將給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帶來很大市場經營風險。

三、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監管措施

為緩解農村非正規金融內含的市場風險,在實踐中要把農村非正規金融納入監管框架,對其進行合理引導或規范治理;應當區別不同的風險來源的形式,對破壞金融秩序,投機詐騙性金融組織應堅決取締;對于有利于經濟發展的農村非正規金融要建立合理的治理安排,以逐步規范和引導其發展,從而有效消減金融風險。

(一)建立合理的監管機制

應建立專業的農村非正規金融風險預警和轉移機制,以及有效的危機處理體系,定期采集金融活動的信息,適時向社會披露信息和提示風險。要逐步改進和完善金融監管手段,有必要建立多元化的金融監管體系,綜合運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6]。尤其要注重法律手段的作用,對農村非正規金融借貸雙方的權利義務、交易方式、契約要件、利率管制、違約責任等方面加以明確,用法律手段治理和規范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推動農村非正規金融向正確的方向健康發展。同時,大力提升農村非正規金融監管的技術水平,推進監管的信息化、電子化、網絡化建設,構建高效暢通的監管技術平臺;建立農村非正規金融監管信息中心,運用計算機等先進設備開發監管信息系統;加強農村非正規金融的電子化建設,以便取代落后的以手工操作的監管工具;創造條件實現具有一定規模的農村非正規金融機構間的聯網,實現監管網絡化。這樣就可以有效降低金融監管成本,并提高監管效率[7]。

(二)引導部分農村非正規金融向正規金融轉化

既然農村非正規金融內生于經濟發展過程之中,并不是臨時性的和過渡性的制度安排,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政府漠視、壓制或者取締都是不明智的。可以說農村非正規金融在體制外的生長,對政府的正規金融制度安排起到了很強的誘導作用。事實也說明,廣泛存在的農村非正規金融對金融資源的配置具有帕累托改進的作用,其大致代表了正規金融市場的未來發展方向。金融監管部門應積極介入農村非正規金融發展,縮短金融制度創新的推廣時滯,提高金融運行效率,使離散的借貸利率趨于收斂,從而有效降低利率風險。監管部門可以通過必要的制度創新將那些已具有一定規模、機構建立比較完善、財務制度比較健全、運營和管理比較規范的農村非正規金融納入政府的正規制度安排中,減少它們在經營上的制度不確定性,從而降低農村非正規金融的信用風險和供求結構風險,同時便于監管當局進行監管。

(三)通過整合提高農村非正規金融的整體產業素質

在金融監管部門的指導下,以市場為導向,實現具有一定規模的農村非正規金融的整合,提升資金供給能力,提高整體產業素質。根據中國目前市場發育程度以及居民金融風險意識,應從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存量和增量上著手。在存量方面,一是要給予現已存在的以地下形式運作的直接借貸、錢莊等非正規融資形式合法地位,然后通過市場機制鼓勵他們收購、兼并,促進農村非正規金融機構之間的優化重組;二是鼓勵地方性、區域性商業銀行收購、兼并私人金融機構[8]。在增量方面,金融監管部門對申請新建非正規金融機構的民營資本實行市場準入制度,嚴格申請人必須具備的資格,并制定明確、嚴格的市場退出制度,通過市場競爭實現優勝劣汰,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另外,監管部門除了制訂相應的競爭秩序、競爭規則外,更重要的是建立農村草根經濟投融資擔保機構、存款保險制度以有效地緩解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市場風險。

參考文獻:

[1]劉克崮.建設中國草根金融體系 促進草根經濟發展和城鄉就業[J].管理世界,2009(11):1-4.

[2]林毅夫,孫希芳.信息、非正規金融與中小企業融資[J].經濟研究,2005(7):35-44.

[3]劉義圣.關于我國民間利率及其“市場化”的深度思考[J].東岳論叢,2007(11):7-12.

[4]江曙霞.中國“地下金融”[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5]陳鋒,董旭操.中國民間金融利率――從信息經濟學角度的再認識[J].當代財經,2004(9):32-36.

[6]張慶亮.中國農村民營金融發展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241-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