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保公司風險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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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河南省;投資擔保公司;市場風險

中圖分類號：F832.3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3-0153-02

一、河南省投資擔保業的發展概況

（一）河南省投資擔保業的發展規模

河南省民營經濟取得快速發展，中小民營企業對資金的渴求推進了河南省投資擔保行業的迅速發展。投資擔保市場廣闊的發展空間，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政策的優惠，各類投資擔保機構迅速發展起來。2012年7月河南省政府對投資擔保行業進行了嚴格整頓，通過整頓，整個投資擔保行業的經營狀況得到了明顯的改觀，違法經營現象大幅度減少，競爭秩序得到了規范。根據河南省工業和信息化廳（簡稱“省工信廳”）的統計數據，2014年上半年，河南省融資性擔保公司累計新增擔保額630.57億元，累計為13 123家中小微企業貸款596.52億元;共有273家從事銀行貸款擔保業務的公司通過2013年度行業年審。

（二）河南省投資擔保公司出現的問題

河南省投資擔保公司經營出現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1.虛假出資，抽逃資金

投資擔保公司作為資金供求的中介，所需投入的資本金較少，大部分投資擔保公司只是租用一間辦公室，招聘一些業務員介紹資金需求者與投資者洽談，一旦完成合同簽訂，投資擔保公司即可獲得高額的中介費用，投入少、收益高。在河南省，雖然投資擔保公司數量多，但是手續齊全合法合規經營的卻非常少，在成立之初許多擔保公司根本就沒有或只有很少的資本金，大部分公司空手套白狼，通過關系找家代辦公司，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得到一個營業執照。還有一些通過合法的方式獲得營業執照的公司，也可以產生資金外逃的行為。許多擔保公司的經營都存在巨大的隱患。在現實中，很多融資擔保公司虛報注冊資本，公司成立之后，將注冊資本撤出，形成許多空殼的擔保公司，擔保行業發展埋下風險的種子。例如，河南圣沃投資擔保公司倒閉事件發生后，經過警方的調查才發現注冊資本5 000萬元是虛假出資，王雨母親和女兒套取了近億元資金。

2.高息放貸，違規操作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的有關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度高于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但最高不得超過商業銀行同類貸款利率水平的四倍”，如果投資擔保利率超出這個規定的范圍將不會受到法律的保護。但是在現在河南省擔保行業的市場競爭中，許多投資擔保公司為了拉攏投資者，往往都是以高息為誘餌，吸引大量的投資者，在這種惡性競爭下，就出現了不合規的較高利率水平。很多民間借貸年利率水平在20%―30%，甚至更高者折合月息為2―2.5分。這些現象，在鄭州、洛陽、南陽等地區層出不窮。而在圣沃公司出事前，為了吸引投資者，月息甚至達到9分，很多不知情的投資者被高額收益率所吸引，卻不知道這已遠遠超出了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不明白高收益、高風險的道理，甚至有些投資者像親戚朋友借錢，將錢投資給擔保公司。

3.超額擔保

在高利的誘惑下，很多擔保公司都存在著超額擔保的問題，擔保金額遠超出凈資產可以承保的范圍。超額擔保存在著很大的風險，一旦出現問題，對擔保企業的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尤其對擔保超過凈資產的企業來說，可能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因此，一旦出現問題，風險系數將會增大，危害的范圍更廣。

4.關聯交易

某些大企業為了融資，自己投資擔保公司，通過投資擔保公司籌集的資金滿足公司內部的需要，甚至有的將錢投資于股市和樓市以獲得巨額利潤。例如，河南省海奧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己旗下成立了一家投資擔保公司，這家投資擔保公司為投資者擔保的資金其實是投資給海奧公司，這是明顯的關聯交易。近年來，河南省曝多家投資擔保公司破產案例中，不乏理財公司、擔保公司之間項目關聯交叉的情況，由一個問題引發“鏈式反應”導致更多問題暴露的出來并不少見。

二、投資擔保公司的風險分析

擔保行業可能存在的風險，既與社會環境、金融環境有關系，也與企業自身內部管理有關。下面我們從外部風險和內部風險兩個方面分析投資擔保公司所面臨的各種風險。

（一）外部風險分析

外部風險主要包括政策風險、監管風險和信用風險。

1.政策風險

政策風險是因為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發生調整，而對市場造成的風險。政府在不同時期可以根據宏觀經濟的變化而調整政策，這必然會影響到企業的經濟利益，從而產生政策風險。

2.監管風險

投資擔保行業作為金融行業的一種，應該像商業銀行一樣，有自己的政府監管機構，還應該有行業的自律機構。在河南省，目前的工業和信息化廳是河南省擔保行業的政府監管機構，投資擔保公司在性質上屬于金融機構，而工業和信息化廳本身不屬于金融機構的監管機構，因此，監督不夠合理和專業化，應該有專門的金融監管機構進行監管。

另外，投資擔保行業在河南省沒有擔保行業協會，缺乏行業自律，這個不利于河南省擔保行業的發展，形成了監管的缺失。

3.信用風險

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中小企業整體的信用較低。個人和企業普遍存在著信缺乏信用的問題，由于中小企業、投資者和擔保公司之間均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對稱，所以很容易導致信用風險。

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擔保公司很難通過直接的方式獲得借款人的真實信用信息，投資擔保公司往往都是通過從業經驗來分析判斷借款人的信用情況，這種主觀的判斷很容易造成判斷失誤，進而面臨著因借款人信用缺失而要自己代償本金和利息的風險。

（二）內部風險分析

內部風險是投資擔保公司內部自身問題引起的風險，主要有注冊資本風險、內部控制制度不完善和從業人員素質風險。

1.注冊資本風險

注冊資本規模較低的投資擔保公司，在一個大的賠償事件發生時，容易出現倒閉的情況。有的擔保公司注冊資金2 000萬元，卻擔保10億元的項目，一旦這個項目發生風險，發生違約，擔保公司就有倒閉的危險。

2.內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投資擔保公司的內部控制制度同樣必不可缺，這是一個企業有沒有健全的制度的一個標準，投資擔保公司應該提供真實可靠的信息，保證資金用途的合法性、安全性和營利性。在全面考慮是否應該進行擔保業務時，在業務流程中應嚴格按照公司的規章制度的規定去操作。但在現實中，一些投資擔保公司缺乏內部業務流程規范，在業務操作過程中存在極大的隨機性;很多時候，投資擔保公司因為缺乏信息，對被擔保的企業沒有進行嚴格審查，甚至出現靠人情擔保的情況，這必然存在較高的風險隱患。

3.從業人員素質風險

投資擔保行業是一個對專業要求非常高的行業，投資擔保行業對專業人才質量要求甚至高于銀行員工的質量要求。只有金融、財務、法律、審計等各種綜合知識的實踐者才能成為合格的從業人員。由于擔保行業是一個新興行業，投資擔保行業在河南省的發展歷史較短，但是發展迅速，所以在短時間內很難產生優秀的專業人才。許多投資擔保公司員工沒有相應的專業背景，一些公司的銷售部門經理沒有較長的工作經驗和社會資源，更缺乏全面的財務知識、法律、管理知識，缺乏風險識別和風險控制能力。而河南省民間擔保行業缺乏專業人才，必將會增加河南省民間擔保公司的風險。

三、投資擔保公司防范風險的措施

投資擔保業的健康發展關系到中小企業的發展，也有助于整個金融行業的健康發展。針對投資擔保公司存在的內外部風險，投資擔保公司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改進。

（一）順應宏觀經濟政策，拓展投資擔保業務

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和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加快工業化發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由傳統制造業向新興、成長、節能環保、“互聯網+”行業轉變是我國改革的一個方向。目前，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方向，政府大力扶持的行業主要有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領域，這些行業具備高增長、高利潤，代表著中國的未來，在成長階段也必然需要大量資金。投資擔保公司應該將業務轉向這些新興產業上面來，盡量回避不符合產業發展方向，產能過剩的行業。

（二）合理靈活地運用反擔保措施

反擔保是指作為債務人的擔保方，要求債務人提供擔保。也就是說，債務人反過來為擔保人提供的擔保叫反擔保。在債務到期時，如果出現債務人未履行債務，由擔保人承擔還債責任后，擔保人就成為債務人的債權人，擔保人對其有清償的債務，有向債務人追償的權利。為了保證追償權的實現，擔保人可以要求債務人為其提供擔保。

投資擔保公司可以將對方的房地產作為反擔保的抵押物，還要盡可能地將企業的成套設備或者生產線作為反擔保抵押物，除此之外，企業也可以將公司的股票用作抵押，如果中小企業不能按時償還資金，投資擔保公司可以優先處理或者拍賣這些抵押物。

（三）建立投資擔保風險預警系統

投資擔保公司應該利用數據庫建立一套客戶的風險預警系統，為投資擔保公司提供全面信息，用來評價和判斷中小企業的信用問題，滿足對企業的風險進行評估的需求。有效的風險預警系統可以在事前將投資風險降到最小化。風險預警系統的風險評價應采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動態與靜態相結合。不僅要考慮中小企業過去的信用記錄，對于之后發生的信息也要及時記錄在案。企業的預警值可以以上年的經營業績為依據，但也要及時更新財務數據，同時對不同的企業信用級別進行嚴格評級。

（四）提高從業人員專業化水平

投資擔保行業之所以會出現各種各樣的風險，與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和風險控制的意識不強有一定的關系，因此，不斷強化從業人員的業務素養和風險控制能力，使他們不斷掌握投資擔保業務的最新理念、最新發展態勢，提升防范風險的能力;不斷通過同業交流、案例分析等形式，增強他們的從業經驗，提高他們的風險意識，并不斷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和思想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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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小型擔保公司信用風險評估模糊綜合評估

一、引言

在金融風暴影響下，我國經濟和金融業受到了巨大沖擊，中小型擔保公司面臨的風險日益突出。與大型擔保公司相比，很多中小型擔保公司從業人員缺乏從事擔保業務的知識、經驗，對擔保對象不能準確判斷，或風險意識淡薄，不利于對復雜金融市場環境下的風險進行有效控制。建立預警機制和應急保障體系，健全風險管理機制，規避信用風險已成為中小型擔保公司目前所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二、擔保公司信用風險管理體系框架構建

在中小型擔保公司實際運作過程中，既希望不斷簽單，提高資金的利用率，又希望對系統性風險進行有效控制，實現收益最大。然而，無論是政策性信用擔保還是商業性信用擔保，風險管理能力都是擔保機構最核心的競爭力。尤其是商業性信用擔保則完全要依靠自身的能力來獲得生存和發展。可見，風險管理是大部分中小型擔保公司的第一要務，決定了其生存和發展的能力。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信用風險管理體系，為擔保公司的整體風險控制提供有效支撐則顯得尤為重要。擔保公司信用風險管理體系框架如圖1所示。

目前，很多文獻都對擔保公司信用風險的風險源（即風險識別部分）以及風險的應對措施進行了分析論述，但在風險分析過程中定量地對風險防控能力進行評價的研究還相對較少，不能給各擔保機構以真正的輔助決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各中小型擔保公司風險防范能力的準確性。因此，對定量的風險評估則需要進一步分析研究。

三、擔保公司信用風險評估方法研究

（一）風險評估方法概述

作為一門理論和實用性都很強的工作，風險評估通過充分利用各種定量方法對風險進行評價以判斷風險大小，為風險管理提供重要依據。目前，常用的風險評估的方法包括：蒙特卡羅法、模糊綜合評價法、灰色預測法等。這些方法各有特點，可以針對不同規模的擔保公司、不同金額的擔保業務分別進行應用。

（二）評估指標體系的確立

一般擔保公司對信用擔保業務的風險評估主要從擔保企業（含項目）和反擔保措施兩個方面進行評估，因此，在進行評估指標體系構建時需同時考慮這兩個方面的內容。按照模糊評價指標體系建立應遵循的科學性、代表性、全面性、可行性和系統性等原則，建立了評價中小企業信用風險評估的指標體系，如圖2所示。

圖2 擔保公司信用風險評估指標體系

該體系共分目標層.準則層和指標層三個層次。目標層主要為中小型擔保公司需要進行擔保的項目風險，這是第一層次。準則層由項目背景、反擔保措施兩大部份組成，這是第二層次。指標層企業行業特點、競爭能力、償債能力、資產質量、盈利情況等指標組成，這是第三層次。

（三）基于模糊綜合評估的信用風險評估方法

模糊綜合評判原理簡單，適于對受多因素影響的項目進行評價，尤其是對人才短缺、人員行業能力不是十分強大的中小型擔保公司進行擔保業務的風險定量研究時更為合適。因此，本文選擇模糊綜合評判方法對風險進行評估。

1.建立權重集

假設準則層對目標層的權重為,且，。同樣，指標層對準則層的權重，，且。

2.建立評價集

作為對評判對象可能做出的各種評判結果所組成的集合。假設強度由高到低為強、較強、一般、較弱、弱，則評價集為：，則表示程度。

3.一級模糊綜合評判

對準則層各評價指標建立模糊評價矩陣，通過指標層評價準則層分類因素指標，若單獨考慮，評判其類屬于第m個評語的概率為，得到模糊評價矩陣。

由得到準則層的各指標的一級模糊綜合評價結果。

4.二級模糊綜合評判

二級模糊綜合評判的結果為：

5.確定評價結論

對作歸一化處理，根據最大隸屬原則，評定中小企業信用風險的高低。

四、總結

作為高風險行業，信用擔保業能否有效地防范與控制擔保風險決定著擔保機構能否可持續發展。中小型擔保公司因各種原因致使在信用風險的評估方面存在很大不足。因此，就需要不斷探索信用風險評估方法，提高自身的風險管理能力。在此基礎上，中小型擔保公司還應利用網絡實現企業信用等信息儲備，提高信用風險評估的可信度和可行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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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融資性擔保 熟人社會 信息對稱

金融危機以來，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已成為金融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融資性擔保行業因其與銀行系統的密切關系，自然而然地進入金融宏觀調控者的視野；中擔事件等案件所暴露的融資性擔保行業的問題，更引起調控者對融資性擔保行業風險的高度關注。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與防范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確保金融發展不脫離實體經濟的實際需求，是防范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根本措施。

為摸清融資性擔保公司在支持實體經濟中的實際作用，判斷其可能引發的風險，2012年人行寧德市中心支行先后于8月下旬、11月中旬對轄區內融資性擔保行業進行了調查，筆者在人行寧德市中心支行掛職期間也作為課題組成員參與了調查。調查過程中，筆者發現，盡管融資性擔保行業近年來整體表現欠佳，但仍有相當部分融資性擔保公司蒸蒸日上，經營穩健，風控有力，表現卓異；這引起了筆者濃厚的興趣和較長時間的思考。筆者認為，這部分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成功源于其本色實踐。

一、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本色實踐及其在支持實體經濟中的作用

（一）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本色實踐

所謂本色實踐，是指這部分融資性擔保公司：（1）將自己的業務限定為擔保。（2）擔保的目的是為被擔保人提供融資（即向銀行貸款）便利。（3）公司并不以盈利為首要目標。

就盈利來說，業內普遍認為，擔保放大倍數達到3倍可以保本，達到5倍方能盈利。寧德市共有融資性擔保公司近百家，2012年整體融資性擔保放大倍數為2倍左右，在這一點上，寧德市與其他地區并無大的差異；整體上，寧德市融資性擔保行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與其他地區也無大的差別。但是，寧德市融資性擔保行業整體上風險可控的原因在于，占主導地位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大多經營穩健，業績良好，代償能力頗佳，抗風險能力較強。筆者先后參與了對其中部分融資性擔保公司的調查（見表1）。

上述公司既有經營10余年的，又有經營時間比較短的；既有主要為工商業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擔保的，又有主要為農業企業和農戶提供擔保的；既有地處經濟發達縣市（福安市）的，又有位于農業大縣（古田縣）的。其共同點是經營穩健，業績良好，市場份額較大，抗風險能力較強，在當地業內頗有影響力，具有較強的代表性。這些公司，從微觀上看，自身狀況頗佳，經營具備可持續性；從宏觀上看，對貫徹實施宏觀金融政策、對支持實體經濟的作用不容忽視。

（二）融資性擔保公司在支持實體經濟中的作用

融資性擔保公司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在于突破了融資瓶頸（擔保難），緩解了融資難題（貸款難、難貸款）。

1 融資性擔保公司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分析。

要明了融資性擔保公司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須從探悉融資瓶頸和融資難題的成因開始。眾所周知，我國的融資以間接融資為主。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間接融資渠道的寬窄與通暢程度決定性地影響著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實體經濟的發展受制于信貸，信貸的投放量和投向受制于作為金融中介的銀行。

信貸投放和投向構成銀行經營行為的核心內容。銀行的經營要遵循“三性”原則，即安全性、流動性和效益性，其中，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因為金融業是高風險行業，確保風險可控、不發生系統性風險是金融業生存的底線。信貸的安全性原則主要體現為貸款的投放以擔保貸款為原則、信用貸款為例外。于是，提供擔保成為組織和個人獲得貸款的關鍵和必要條件，也正是在此處，形成了融資瓶頸。

擔保分為兩類：物保和保證。對銀行來說，物保包括抵押和質押，以抵押為主；保證是指組織和個人提供的保證擔保。在經濟下行期間，保證的風險較高，這有近來個別地方發生的企業互保、聯保事件為證。質押的擔保貸款金額小，且質押品需要轉移占有，滅失等風險隨之轉移至銀行，這導致銀行對質押品的管理成本較高，因此，質押品不可能成為銀行的上佳選擇。只有抵押，因其擔保貸款金額大、無須轉移占有風險小且管理成本低，才能成為銀行的最佳選擇，也只有抵押才能成為銀行貸款的主要擔保方式。于是，融資瓶頸主要體現為抵押難題。

抵押難題所反映的融資瓶頸，構成因素有二：一是抵押物的確權難題，二是抵押權的實現難題，即抵押物的流轉問題。抵押難題主要是對于中小微企業和農戶、農民而言的。上述組織和個人，其生存和生產很難離鄉離土（鄉村土地等成本相對于城市低得多），因此，抵押物的確權難題主要源于集體土地所有權。即使個別地方進行了林地、農地等資源確權，抵押物的流轉也是大問題。土地是抵押物的大宗，但土地是不動產。目前購買力主要集中于城市，很難想象城市里的組織或個人會跋山涉水購買農村的土地。因為農村的土地如用于居住則是純成本，且絕大多數鄉村居住的舒適程度和方便程度遠遜于城市；如用于投資則收益很低（但成本很高，包括直接成本，更主要的是機會成本）；如用于生產則農村相對于城市難有比較優勢，這決定了即使集體所有的土地能夠確權，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僅僅是城市近郊和交通等基礎設施比較發達的少數鄉村的土地可以在供需兩旺的前提下順暢流轉。即使鄉村的土地能夠順暢流轉，現代化生產所需要的大額信貸資金也并非是僅靠抵押鄉村區區的小塊土地能夠滿足的，畢竟，城市的地價總體上和鄉村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

上述情況決定了銀行為信貸安全起見也只能“貸大、貸多、貸集中”，導致“錦上添花”較多，“雪中送炭”不夠。信貸資源集中于資金并不是很缺乏的大企業，急缺資金的廣大中小微企業和農戶、農民則難以得到足夠的貸款。即使信貸資源集中于大企業，銀行仍有大量的富余資金需要尋找出路，形成銀行“難貸款”。同時，廣大中小微企業和農戶、農民受制于抵押難題，求貸乏門，形成“貸款難”，不得不求助于民間融資。大量的資金需求推高了民間融資的利率，使得民間融資利率長期居高難下。較高的民間融資利率推高了中小微企業和農戶、農民的生產成本，形成對這部分生產的有效抑制。

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出現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融資瓶頸，使得銀行放貸不必綁定抵押也能保障信貸資金安全，于是，以擔保為業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在擁有大量富余資金的銀行和具有大額資金需求的廣大中小微企業、農戶、農民之間搭起了橋梁，銀行的信貸資金得以通過這座橋梁進入原來民間融資盤踞的需求領域，緩解了融資難題（貸款難、難貸款），降低了中小微企業和農戶、農民的生產成本，促進了這部分生產。融資性擔保公司對實體經濟支持作用的大小，則取決于有多少信貸資金經由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擔保來發放。

2 融資性擔保公司對實體經濟支持作用的實證分析。

一個重要的指標是擔保貸款額。從調查的融資性擔保公司看，公司規模不同，擔保貸款額大小不一。規模較大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如恒實擔保，截至2012年6月底，總資產18億元，凈資產15億元，注冊資本13億元，在保貸款余額69億元。該公司自成立起，14年來擔保總額達300多億元。規模較小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如益農擔保，注冊資本金3050萬元，合作銀行的授信額度7500萬元，該公司自成立起5年來擔保總額1.5億元。寧德市大大小小的近百家融資性擔保公司，2012年1—10月累計擔保貸款額583億元，截至2012年10月底在保貸款余額265億元。當然，單單看擔保貸款額，難以比較準確地衡量融資性擔保行業對實體經濟支持作用的大小。

從融資性擔保公司擔保貸款額的占比，我們可以更直觀地看到融資性擔保行業對實體經濟支持的作用。恒實擔保2011年底擔保貸款余額63億元，占福安市當年信貸余額的23%；2012年上半年，該占比上升至32%。在福安市，融資性擔保公司有10余家，擔保貸款額比較大的公司也不在少數，像誠信擔保的擔保貸款額達11億元，恒順擔保的擔保貸款額也有3億元。農業銀行古田縣支行對惠農菌業擔保的授信額度為2.7億元，盡管額度不算很大，但惠農菌業擔保一家的擔保貸款額就占農業銀行古田縣支行信貸總額的30%左右。在古田縣，像惠農菌業擔保這樣與農業銀行古田縣支行合作的融資性擔保公司還有2家，盡管授信額度不如惠農菌業擔保大，但毫無疑問，擔保貸款額占農業銀行古田縣支行信貸總額的比重會更高。在調查過程中了解到，有的銀行同時與多家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擔保貸款額占該行信貸總額的60%以上。2012年10月末，寧德市融資性擔保行業在保貸款余額265億元。而在2012年底，寧德市信貸余額首次突破千億元，達1016億元，可見，寧德市融資性擔保行業在保貸款余額占信貸總額的比重已相當可觀。

經由融資性擔保公司擔保的貸款額和占比只能說明這部分信貸的投放量和所占份額。如要說明這部分信貸的投放是否符合宏觀金融政策的要求，還需要分析其信貸投向，這涉及融資性擔保公司對貫徹實施宏觀金融政策的作用。

3 融資性擔保公司對貫徹落實宏觀金融政策作用的實證分析。

金融支持中小微企業和“三農”，一直以來是宏觀金融政策的重要內容。我們從融資性擔保公司擔保貸款投向的對象和行業，可以看出這部分信貸資金對中小微企業和“三農”的支持。從擔保貸款投向的對象看，2012年1—10月，寧德市融資性擔保公司累計為13184家貸款戶提供擔保貸款583億元，其中，為3230家工業企業提供擔保貸款248億元，為3708家商貿企業提供擔保貸款299億元。寧德市民營經濟比較發達，大企業屈指可數，中小微企業（不含個體工商戶）為數眾多（近兩萬家）。上述6938家工業和商貿企業當屬中小微企業，6246戶其他貸款戶也可推斷多為個體工商戶、農戶、個人（自然人）。寧德市政協2012年7月的一份調研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全市融資性擔保機構累計為8684戶中小微企業提供擔保貸款386億元。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融資性擔保公司擔保貸款投向的對象主要是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農戶、個人。

從擔保貸款投向的行業看，均為當地的支柱產業（見表2），在這些產業中，中小微企業和農戶是主導力量。

例如，電機業在福安市已有50多年的歷史，是福安市乃至寧德市的第一大支柱產業，是福建省32個百億元產業群之一，是全國百佳百億元產業群之一。該市有電機企業1000余家，從業人員達10萬人，已榮獲“中國中小電機出口基地”、“中國中小電機之都”等稱號。船舶業也是福安市的支柱產業。該市自然條件好，水深浪平，船塢建造成本較低，作業時間長達300天以上，發展船舶業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福安市船舶業迅速發展。目前船舶行業已進一步細分，形成船舶制造業、船舶修改業、拆船業、船舶配套業等比較完整的產業鏈，訂單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船舶企業多是中小企業，僅福安市甘棠鎮一地就有船舶企業四五十家。又如，古田縣食用菌養殖業和石板材加工業比較發達。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當地人逐步摸索出了獨到的食用菌養殖技術，食用菌養殖以為數眾多的養殖企業和養殖戶分散經營為主。石板材切割技術的進步使得石板材價格不及20世紀90年代的五分之一，但企業盈利已是當時的5倍，石板材加工業也是由為數不少的中小企業主導。

經由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擔保，數以百億計的銀行信貸資金流向中小微企業和農戶、農民，流向當地的支柱產業和農業，使得金融支持中小微企業和“三農”的金融政策得到更有效地落實，進一步活躍了民營經濟和農業。不僅如此，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也從根本上確保了銀行信貸資金安全，有效防范化解了金融風險，這主要體現為擔保貸款的低不良貸款額和低不良貸款率。

4 融資性擔保公司對維護系統性、區域性金融穩定作用的實證分析。

衡量銀行信貸資金安全性的最重要指標是不良貸款額和不良率。截至調查日，訪談的建設銀行福安市支行、農業銀行福安市甘棠鎮支行、農業銀行古田縣支行均表示，與之合作的融資性擔保公司擔保的貸款均能按時還款，沒有發生不良。

擔保貸款的不良率很低，主要得益于融資性擔保公司的代償。經營時間比較長、規模比較大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如恒實擔保、誠信擔保，均發生過大額代償。寧德市融資性擔保公司2012年3月、10月分別新增代償額2100萬元、6494萬元，新增代償額分別占當月在保信貸余額的0.08%和0.25%。訪談中，有融資性擔保公司主要負責人估算過，代償率在1%以內公司比較健康，3%以內尚可承受，超過3%則難以承受。據此測算，寧德市融資性擔保行業代償額、代償率均比較低，風險可控。實際上，融資性擔保公司通過自身的代償功能和對信貸風險的化解作用，在借款人和銀行之間建立起了一道信貸風險“防火墻”：只要融資性擔保公司的代償能力足夠，銀行就不會面對信貸風險；只有當代償額超出融資性擔保公司的代償能力時，信貸風險才會由銀行承擔。

實際上，正常情況下發生代償只是小概率事件，經濟下行期企業經營困難則放大了代償概率，即使如此，代償額、代償率總體上還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這主要歸因于當地經濟的整體健康和借款人較高的信用度，這從寧德市融資性擔保公司累計擔保戶數和在保戶數的差額可以看出。2012年10月末在保戶數為6862戶，占1—10月累計擔保戶數的52%，在單筆代償額較大、總體代償率很低的情況下，這意味著較高的還款率和資金的較快周轉。當地借款人對自身信用的維護，甚至已經超出了一時一事的經濟得失。例如，民營經濟發達的福安市中小企業眾多，受近年經濟形勢影響，企業資金鏈普遍緊張。銀行出于信貸安全考慮，放貸更趨謹慎，這使企業雪上加霜。盡管行業不景氣，企業盈利狀況欠佳，為維護自身良好信用，不少企業主寧肯以較高利率從民間融資按時歸還利率較低的貸款，也不肯延期還貸，遑論欠貸不還。由此也可以推斷，當地企業對于經濟前景和自身發展前景比較樂觀，因而企業主愿意做長遠打算，而不計較一時一事的經濟得失。

此外，由于銀行信貸對于信用的高要求，數以百億計的信貸資金化整為零，分散滲透到社會廣大基層組織（主要是中小微企業）和個人（個體工商戶、農戶、農民等），對于人們的思維方式（例如重視信用）、行為習慣、社會風氣、基層社會的治理和基層政權的運作，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這也是融資性擔保公司在經濟意義之外的作用，這種作用的社會效益不亞于融資性擔保公司的經濟效益。當然，關于融資性擔保公司作為“草根金融”的社會作用和社會效益，不是本文論述的重點。

宏觀上，寧德市融資性擔保行業之所以能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貫徹落實宏觀金融政策、維護系統性區域性金融穩定方面發揮比較重要的作用，是因為微觀上占主導地位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大多經營穩健，業績良好，代償能力頗佳，抗風險能力較強，因而，分析其經營成功的原因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成功因素分析

（一）精準的目標定位

上述融資性擔保公司將自身的目標定位為融資，而非營利。這決定了公司并不以營利為首要目標，其功能只是為被擔保人融資（即向銀行貸款）提供便利，因而將其業務限定為擔保。關于這一點，訪談的部分融資性擔保公司主要負責人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例如，恒順擔保的主要負責人表示，其服務的對象主要是福安市甘棠鎮的四五十家船舶企業，近年來每年新增擔保貸款規模控制在3億元左右。擔保貸款不求多，公司規模不求大，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保本微利即可。恒實擔保的主要負責人認為，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因而該公司堅持合作性質，即主要為股東提供融資性擔保，并且擔保手續費等收益不分紅，除用于公司正常運轉外，全部轉為風險準備金，以增強公司的抗風險能力。盈利不分紅的融資性擔保公司不止恒實擔保一家，誠信擔保的主要負責人也表示，1.6‰的擔保手續費難以覆蓋風險，只好利潤不分紅。惠農菌業擔保和益農擔保成立時間較短，前三年所得稅后利潤全部轉為風險準備金。

（二）巨大的市場需求

融資性擔保行業是服務業，服務業若沒有服務對象的實際需求就難有存在的必要性，遑論發展。上述融資性擔保公司的發展壯大，不僅意味著市場需求巨大，還意味著市場需求遠未得到滿足。巨大的市場需求不僅來自為數眾多的民營中小微企業，而且也來自農戶和農業，前者較易理解，后者則因為特色農業（如經濟作物種植業、海產品養殖業）的發展。以古田縣食用菌養殖業為例，食用菌養殖的資金需求季節性強，額度大，小額農貸杯水車薪，民間融資難以持續，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擔保作用尤為明顯。據惠農菌業擔保主要負責人介紹，該公司的擔保對象主要集中在一二百家養殖大戶，這些養殖大戶大部分是公司股東所辦企業的采購對象，公司股東所辦企業的業務多為加工、銷售食用菌。該負責人介紹，對于成千上萬的養殖戶來說，一二百家養殖大戶在數量上占比確實很低。但受交通等條件限制和成本制約，公司目前的擔保覆蓋面主要集中于所在位置交通比較便利、實力比較雄厚的養殖大戶。

（三）政府的隱性增信

融資性擔保公司作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的企業，大多數本身就是中小企業，除了經營范圍的特殊性，與其他中小企業并無質的差別，而經營范圍的特殊性也不能為其增加額外信用，因為擔保業務并不是高利潤業務。筆者訪談中接觸到的參股融資性擔保公司的企業主直搖頭：“開擔保公司不掙錢，不掙錢！”融資性擔保公司之所以能以自身的信用為他人提供擔保，是因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為其進行了增信：一是政府的政策支持，二是政府每年提供的資金補助。這是政府提供的顯性增信。還有政府的隱性增信：一是融資性擔保公司的籌建，要么政府參與或牽頭，要么合作銀行（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牽頭；二是部分融資性擔保公司有政府參股；三是合作銀行（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的合作；四是公司的主要負責人要么是前政府官員，要么是當地銀行高管，要么擁有公共職務頭銜，總之，要有政府背景。政府的隱性增信對于融資性擔保公司在當地的順利運作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有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在反擔保措施中，甚至要求有政府部門工作人員作保。當筆者問及“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工資并不高，哪有經濟能力為大額貸款擔保”時，該公司負責人解釋道：“其實，違約只是極個別現象，但也要以防萬一。政府部門工作人員信用比較高，我們對被擔保人不知根知底的，會有這種要求，知根知底的就不必。”

（四）有效的客戶細分

調查的寧德市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客戶細分主要不是按行業、產業進行的細分，而是按客戶群體進行的細分，這種客戶群體就是熟人。雖然融資性擔保公司在起始階段大多將業務集中于一兩個行業，實力壯大后逐漸向綜合性方向發展，但行業、產業不是細分客戶最重要的標準，細分客戶最重要的標準是熟人，這一點在調查中感受特別明顯。當筆者感到對方在材料中或訪談中提到的風險控制措施不足以杜絕違約風險時，會追問“萬一……怎么辦？”幾乎所有的高管都會自信地說“沒關系啊，都熟！”然后解釋為什么會很熟。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恒實擔保，恒實擔保是福建省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融資性擔保公司，也是全國擔保業前20強。該公司風險控制的有效性主要在于充分利用熟人社會的信息對稱優勢（所謂“知根知底”）防范逆向選擇風險，控制道德風險：選擇擔保對象時，不僅審核企業狀況，更注重審核企業所有人或實際控制人的個人品質、個人能力等情況，因為個人優劣本身就決定了企業經營的成敗；貸款發放后，被擔保人一旦有可能引發風險的風吹草動，即可通過熟人關系網絡在第一時間知悉，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不僅如此，隨著越來越多的福安人在上海、福州創辦企業，恒實擔保在上海、福州設立了辦事處，為其融資提供便利。

（五）有力的外部監督

經營時間較長、規模較大、實力較強的公司如恒實擔保，機構運作比較成熟，經營穩健，自身有較強的風險防控能力，外部監督對于風險防控的作用不很突出，表現之一是合作銀行數量較多，例如，恒實擔保與18家銀行有業務合作關系。對于成立時間較短、規模較小、實力較弱、運作尚不成熟的融資性擔保公司，有力的外部監督是風險防控的關鍵因素之一。最有力度的外部監督來自合作銀行，其中農業銀行的監督非常典型。惠農菌業擔保、益農擔保都以農業銀行古田縣支行為唯一合作銀行。農業銀行古田縣支行對兩家擔保公司在客戶選擇、準入條件、貸款額度、反擔保管理等方面進行細致輔導和監督，并參加公司的評審會，與擔保公司聯合開展貸前調查等，其監督之細、輔導之精、照顧之周到，與其說是監督，不如說是監護更恰當。融資性擔保公司如果發展到一定規模，自身實力較強，農業銀行就不再實行監護式監督。例如，農業銀行福安市甘塘鎮支行與恒順擔保的全封閉合作模式自2011年起打破，恒順擔保以該支行為主要合作銀行，同時與其他銀行開展業務合作。

（六）規范的內部控制

融資性擔保行業是資本密集型行業，盡管公司資產規模較大，全職的在職人員并不多，多者幾十人（例如，截至調查日，恒實擔保在職人員66人），少者只有幾人。雖然“三會一層”（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架構齊全，實際運作中公司治理的關鍵是高管。公司高管尤其是公司主要負責人對公司的業務定位、對市場的認識、對風險的判斷、對公司發展的愿景和長期規劃、自身擁有的社會資源和在圈內的威望等，對公司的內部控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概言之，融資性擔保公司內部控制規范與否，實際上取決于公司主要負責人的自身素質和主觀意愿。筆者注意到，訪談的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都是當地人，其中至少有一人是當地經濟圈內具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人。雖然當地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經理人市場，但熟人社會中不同的“圈子”（包括經濟圈）實際上起到了西方經理人市場的作用，能夠對公司高管的短期行為形成有效制約，畢竟，地位和名望不是短期能夠形成的，卻能毀于一旦。

（七）充分的風險控制

調查的融資性擔保公司提供擔保的方式有二：一是成員合作式，即只為自身股東的融資提供擔保。實行成員合作制的融資性擔保公司有恒實擔保、誠信擔保、恒順擔保，擔保對象主要是工商業中小企業。二是開放式，即擔保對象不限于股東，也包括股東以外的組織和個人，如惠農菌業擔保、益農擔保，其擔保對象主要是食用菌養殖企業和養殖戶。這兩種方式并沒有導致被擔保人的篩選、反擔保、審批、貸后的風險預警等方面有大的差異。被擔保人篩選的原則都是知根知底。反擔保以確保貸款安全為準。反擔保方式較多，物保、保證均可。反擔保措施比較嚴格。例如，反擔保人如為企業，一般須追加反擔保企業實際控制人承擔個人連帶責任；均有評審會審核被擔保人資格，層層把關；貸款發放后，派專人跟蹤被擔保人生產經營情況。

（八）三方共贏的利益聯結

首先是被擔保人受益。被擔保人主要是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戶，這些經濟主體因為擔保難等融資瓶頸難以直接向銀行借款，不得不轉向民間融資。經由融資性擔保公司，這些經濟主體可以突破融資瓶頸從銀行借款，方便了生產。毋庸諱言，對于這些經濟主體而言，經由融資性擔保公司借款，實際利率高于直接從銀行借款的利率，但是一般低于當地民間借貸利率。與民間融資相比，經由融資性擔保公司借款，這些經濟主體生產經營成本有所降低，更重要的是有了比較穩定的資金來源，生產經營變得更加可預期，也更穩定。

其次是銀行受益。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的富余資金有了更多的出路，不但更好地執行了宏觀金融政策，而且獲得了比較穩定的收益，降低了信貸風險，減少了貸前調查、貸中審查、貸后管理的工作量，也通過支持當地經濟發展為自身在當地的經營和發展營造了更好的環境。

再次是融資性擔保公司受益。融資性擔保公司在銀行和借款人之間起到了橋梁作用。經由融資性擔保公司，銀行可以比較放心地放貸，借款人得以緩解擔保難題導致的融資壓力。隨著融資性擔保行業的發展，這道橋梁越來越寬，部分融資性擔保公司不斷發展壯大，規模可觀，實力比較雄厚，抗風險能力較強。成立時間較短的融資性擔保公司也在合作銀行的指導下，通過擔保申請的受理、審查、批準、貸款合同的簽訂、貸款的風險管理、催收等，迅速實現規范化。筆者在調查過程中注意到，成立時間較短的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工作人員與銀行工作人員的大方從容相比，略顯羞澀，但舉止干練，業務嫻熟，與銀行工作人員相差不大；這意味著資金管理和運作技術由銀行系統向“草根金融”的擴散。

實際上，融資性擔保公司充當銀行和借款人之間的橋梁，不僅實現了三方共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生關系。共生關系體現在，無論是成員合作式融資性擔保還是開放式融資性擔保，銀行、被擔保人、融資性擔保公司缺一不可：沒有融資性擔保公司，被擔保人對資金的潛在需求難以轉化為有效需求，銀行難以將富余資金轉化為有效供給；沒有銀行或被擔保人，融資性擔保公司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三方合作，一榮俱榮，不僅實現了三方共贏，而且促進了地方經濟增長，強化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聯系。三方合作的成功，則植根于熟人社會。

三、融資性擔保公司成功的根本原因分析

眾所周知，一方面，社會有巨大的資金需求無法滿足；另一方面，銀行又有大量的富余資金尋找出路。因此，問題不是銀行資金不足，而是社會對資金的需求難以形成有效需求。擔保不足固然是導致供需不平衡的瓶頸，但資金供方與需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才是根本原因。資金供給之所以需要擔保，更多的不是因為資金需求方信用有問題或者還款能力有問題，而是因為資金供給方和需求方信息不對稱，導致資金需求方只有提供資金供給方能夠看得見、摸得著、信得過的擔保后者才敢放貸。這是現代銀行在陌生人社會的運作環境中所形成的制度，我們稱為現代銀行制度，這種制度與中國本土的票號在熟人社會中運作所形成的制度迥然不同。

熟人社會“知根知底”式的信息對稱決定了熟人范圍的有限性。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只能形成各種各樣、人數有限的“圈子”，一旦超出“圈子”的范圍，信息的對稱性就打折扣。“圈子”之內，人們極其講信用，團結互助，樂于奉獻，很少有賺小便宜、不誠信等短期行為。“圈子”之內的重復博弈對個人的行為形成了強約束，這正是民間借貸甚至高利貸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這種強約束成為借款人還款最有力的保證。有利必有弊，熟人范圍的有限性決定了票號發展的局限性，這對于我國的現代化轉型弊大于利，引入現代銀行制度成為歷史的必然。

引入現代銀行制度誠然利遠大于弊，但并不是完美無缺以至于沒有任何弊端。現代銀行制度之弊須放在我國的具體環境中觀察才有現實意義。現代銀行制度有效運作的環境是陌生人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實際上占主導地位的關系是契約。各種要素完全市場化，市場的運作公開、透明，社會規則清晰、明確、穩定，人們的權利、義務、責任根據法律確定，人們只要照章辦事，就能預期自己行為的后果；對于銀行來說，只要按規定放貸，就能按規定收貸，一旦違約，能獲得及時有效的司法救濟。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并沒有造成這樣一個陌生人社會，我們總體上還是熟人社會。在我們的社會中，熟人帶有濃濃的身份印記，這種身份印記深深地嵌在我們的生活中。契約要素不全往往不會影響其履行的效果，契約要素齊全也不一定能保證其履行的效果。各種要素的市場化正在改革中，我們仍在努力實現市場運作的公開、透明。人們的權利、義務、責任雖然有法律作了明文規定，但不熟悉不成文的規則、完全照章辦事有時難免撞墻。對于銀行來說，按規定放貸未必能按規定收貸，這有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逃廢金融債權為證。一旦違約，也未必能獲得及時有效的司法救濟，這有困擾已久的“執行難”問題和催債公司的發展為證。現代銀行制度在我們這個熟人社會中運作的結果，就是貸款難和難貸款并存，銀行貸款不得不集中于大企業集中的大中城市，設在縣域的分支機構存多貸少，成為縣域資金的“抽水機”。這樣，在銀行和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戶之間，形成了一道鴻溝，雖隔岸相望，但難以往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也未必能造就西方那樣的陌生人社會，這意味著鴻溝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難以填平，銀行和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戶之間的往來需要橋梁。融資性擔保公司這道橋梁的出現自有其歷史必然性。

實際上，不是銀行的工作人員尤其是基層分支機構的工作人員不知道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戶的信用度和還款能力，而是現代銀行制度難以認可這些市場主體的信用度和還款能力。這種難以認可主要由貸款權限劃分和貸款審批制度來實現，但這并不意味著下放貸款權限、簡化審批手續是治本之策，部分是因為信貸資金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部分是因為這種難以認可是由熟人之間信息對稱的有限性決定的。坐在北京或者省會城市的辦公室里要熟知某個縣市、某個村鎮的企業或個人的信用狀況，在當前的條件下實在勉為其難。正是在此處，銀行尤其是基層分支機構充分體現了靈活性。筆者在調查中了解到，某銀行基層分支機構牽頭成立融資性擔保公司，待公司成立后作為其合作銀行進行大額授信，背景是該支行的負責人了解到潛在借款企業還款能力沒問題，只是因為設在農村缺少抵押物不能貸款，但又急需大額貸款以實現跨越式發展，成立融資性擔保公司就可以在法律上滿足貸款對擔保的要求。

寧德市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成功，不僅僅是在法律上滿足了貸款對擔保的要求。若無法形成有效的還款約束，融資性擔保公司就無法提供有效的擔保，也就無法替代抵押品。融資性擔保制度在還款約束方面，不僅有常規的法律安排如嚴格的反擔保措施；還有非常規的安排，即熟人“圈子”之內重復博弈對個人行為形成的強約束。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經由融資性擔保公司擔保貸款，被擔保人欠的不僅僅是銀行的錢，也是擔保人的錢，擔保人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其他成員也在知根知底的“圈子”之內。借款人在空間上，“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廟”；在時間上，“躲不過初一，也躲不過十五”。所以，當筆者追問“萬一……怎么辦？”幾乎所有的高管都會自信地說“沒關系啊，都熟！”這種強約束，不僅約束著被擔保人，也約束著公司高管甚至一般工作人員，任何人的不當行為都會為圈內人所熟知，成為自己發展路上難以甩掉的包袱。融資性擔保公司作為“草根金融”，關鍵正是在于有“根”，而不是無“根”之草，這個“根”正是熟人社會。

寧德市融資性擔保公司成功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熟人間信息對稱的有限性與現代金融制度的廣泛適用性之間的有效對接。如果要說制度創新，筆者認為，融資性擔保制度可稱得上是一項制度創新。

四、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局限性及風險分析

（一）局限性

作為一個硬幣的另一面，熟人間信息對稱的有限性也決定了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局限性，即融資性擔保公司離開了熟人社會這個“根”難以單獨存活：融資性擔保公司相對于銀行的比較優勢在于對被擔保人的“知根知底”。舍此，若依靠同樣的數據與資料，融資性擔保公司判斷風險的能力很難比銀行更強。在投資方面，融資性擔保公司相對于資本市場上的其他機構，顯然比較稚嫩。因此，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存活與發展綁定在被擔保人的存活與發展上，被擔保人的發展狀況決定了融資性擔保公司的發展狀況，融資性擔保公司難以脫離被擔保人的實際資金需求單獨實現可持續發展。

這樣，熟人社會的運作環境決定了融資性擔保公司的規模普遍較小。

（二）風險

較高的抗風險能力需要融資性擔保公司具有較強的實力，較強的實力意味著公司要有較大的規模，“做大”與“做強”難以截然分開。融資性擔保公司規模普遍較小與從事金融行業需要較高的抗風險能力之間形成了內在矛盾。在經濟上行期，融資性擔保公司抗風險能力的不足尚不成為問題，因為被擔保人不能還款只是小概率事件；在經濟下行期，被擔保人經營困難，盈利能力下降，不能還款的概率大增，抗風險能力不足就成為融資性擔保公司的軟肋。當代償額普遍超出融資性擔保公司的代償能力時，風險就會蔓延至銀行系統。以福建省實力最強的恒實擔保為例，截至2012年6月底，該公司風險準備金及未分配利潤（該公司利潤不分配）為4億元，占在保貸款余額的比例不足6%。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被擔保企業的風險承受能力令該公司負責人擔憂，因為這已經超出了單家企業甚至某一個行業所能單獨應對的范圍。融資性擔保公司規模普遍較小，抗風險能力不足，單靠自身難以克服經濟下行期的風險。這種風險是整個經濟體的風險，融資性擔保公司本身作為中小企業，與其他中小企業一樣首當其沖。

在經濟下行期，政府和銀行的順周期行為進一步加劇了這種風險：企業不景氣導致政府財政收入下降，但要實施逆周期的宏觀調控，需要更強的財政能力、更多的財政支出，可以預見的結果就是政府對融資性擔保公司資金補助的大幅減少和稅收力度的加大；企業不景氣導致其還款能力下降，銀行作為自負盈虧的金融企業要保證信貸資金安全、減少損失，占優策略是緊縮信貸。

于是，經濟下行期間企業的經營困難與金融風險共生，融資性擔保公司則因其抗風險能力的不足在其間起到了風險放大作用。

五、政策建議

鑒于融資性擔保公司在支持實體經濟方面不可忽視的作用，如何揚其利避其弊，具體的操作性建議當然重要，但往往掛一漏萬，且未必能普遍適應，因為各地、各公司情況千差萬別。因此，筆者建議對融資性擔保公司多予、少取、放活。至于如何實施，則不必拘于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