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化心理學的核心觀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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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進入21世紀后，我國日常生活中對“女漢子”、“偽娘”等詞語的運用已屢見不鮮，引申到心理學層面則是女性的男子氣（masculinity）過強和男性女子氣（femininity）過盛。然而，這種現象并非只見于中國。Petersen＆Hyde等人的研究表明，兩性所擁有的氣質不再是刻板性的，并通過跨文化數據指出兩性氣質趨于相似是一個全球化的進程。對于其他心理屬性的性別異同研究，其研究結果是否也會呈現出同樣的趨勢呢？關于心理性別異同的研究一直深受關注。如圖1所示。美國心理協會以性別差異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后發現，隨著出版年份的推進，有關于性別差異的研究年發表頻率迅速上升［2］。然而以往的主流研究中，更多的是解讀心理性別差異，并且在社會文化的宏觀層面和日常生活的微觀層面，大眾媒體也傾向于對性別差異進行報道，因此人們更多關注于兩性之間在生理與心理變量上有何不同。男女在生理上的差異毋庸置疑，如性染色體的不同、身體構造及生理周期的差別、性激素分泌和腦結構及功能上的差異等等［3］［4］。前人已在此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生理上的類別性不同并不能完全解釋心理上的性別差異。因此，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進化心理學便致力于對多種心理學變量上的性別差異進行研究，得出“性別差異廣泛存在”的結論。Hyde對“性別差異廣泛存在”這一結論持懷疑態度，并且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量的實證研究及元分析結果均發現在許多心理變量上性別差異程度并不明顯，因此Hyde于2005年提出了心理性別相似說（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簡寫GSH）。GSH認為，男女在大多數心理變量上都是相似的，而對性別差異的過度重視讓人們在生活工作中付出了代價。例如，因為倡導性別差異所以實行的單一性別教育，但是后續對于接受單一性別教育的學生的研究證明，這種強調性別差異的教育方式對學生的心理以及知識的獲得都是弊大于利。“性別相似說”并非要性別差異理論，統一以相似性蔽之，而是在充分認識到性別差異客觀存在的基礎上，同樣客觀地提醒著心理性別在相當多的變量上是相似的，而且這種相似是統計學意義上的相似，同時，在一些被認為是性別差異性占據優勢地位的變量或領域里，那些“差異”如果以效果量來重新計較，優勢將不再明顯甚至不復存在。GSH的重要意義在于平衡當前普遍存在的有關性別的刻板印象（genderstereotype），提醒人們在強調性別差異的同時，也要關注男性和女性的共性。本文旨在對目前關于性別相似的理論與假說及其實證研究進行分析，探討其未來發展的方向，同時呼應國外的研究趨勢，提高國內研究者對性別相似或者心理性別一致性的重視，為后續的性別研究提供參考。

一、性別對比研究的理論

當我們將目光聚焦于性別差異得以產生的因果溯源時，我們可以發現，在心理學中有兩方面理論一直就這一問題進行著爭論，即進化心理學與女性主義心理學。進化心理學中，對于這一問題進行系統闡述的是Buss在1993年提出的性策略理論（SST，即SexualStrategiesTheory）。而女性主義心理學中則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以Eagly為首的“差異女性主義心理學家”于1995年提出生物社會理論（Bios－ocialTheory），其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強調社會環境對性別差異程度的影響；以Hyde為首的“相似女性主義心理學家”于2014年對GSH進行了修訂。

（一）性策略理論（SST）的立場進化心理學家提供了一個元理論（meta－theo－ry），以預測在何時何地可以預期出現性別差異，而何時何地可以預期出現性別相似［10］。在人類進化史中，男女反復面對不同適應性問題的領域里，他們表現為差異；而在男女反復面對相同適應性問題的領域里，男女則會表現為相似。基于這樣一個理論前提，Buss于1993年提出SST理論，從時間維度上系統闡述了人類的策略，即長期選擇策略與短期選擇策略。該理論假設男女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已經發展出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如雄性競爭（male－malecompetition）、雌性選擇（fe－malechoice）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11］［12］［13］。顯然該理論早期聚焦于策略中男女存在的差異，但隨著進化心理學與女性主義心理學關于性別差異爭論的持續升溫，Buss于2011年對SST進行了系統性的修訂，提出：“食物的選擇、棲息地的選擇、對捕食者的防御、與社會進行交互作用等等都是不論男女都在反復面對的問題。雖然男女在心理變量上是相似多還是差異多是一個實證性的問題，但我們認為性別相似是遠大于性別差異的。”［13］Hannagan在2011年表達了同樣的觀點［14］。

（二）生物社會理論（BiosocialTheory）的立場與進化心理學家宣揚的“普遍的性別差異源于很多世紀之前的進化”這一觀點不同，生物社會理論更側重于不同的文化情境對性別差異模式的影響［15］［16］。該理論模型如圖2所示，其核心觀點是性別刻板印象（sex－stereotype）是對社會現實的數據驅動的陳述，進而成為達成該社會共識的性別角色（genderroles），這一結果又會反過來影響性別刻板印象［17］。例如，在某工作領域中，由于男性任職者占絕大部分比例，譬如政界，則人們對于該領域的性別刻板印象即是男性主導的職業，而這一刻板印象又會反過來影響現實中男性更多地任職于該領域。生物社會理論認為，男女的心理特質會因為他們的社會角色的改變而改變；并且該理論預測：通過時間以及文化情境的多重影響，男女的社會角色在未來會趨于一體，這種一體化則會引發男女心理特質更多的相似性。在Eagly看來，進化心理學家傾向于強調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都存在著廣泛的性別差異，但Bios－ocial理論并不認同這一觀點，由此，Eagly提出了生物社會理論的中心假設：在性別越平等的文化情境中，兩性心理差異越小；而在性別越不平等的文化情境中，則兩性心理差異越大。這一假設得到多個文化情境下的數據支持，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結果對此假設提出質疑，未來研究還需要跨文化數據以對該理論進行補充和修正［20］［21］。

（三）心理性別相似說（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就在進化心理學熱衷于尋找兩性之間差異之時，一部分學者（Frisby，Dillow，Gaughan＆Nord－lund，2011；Pedersen，Putcha－Bhagavatula＆Miller，2011；Smiler，2011）卻開始質疑進化心理學對于性別差異的解釋，他們基于一系列實證研究指出“男女的對比中，相比較他們之間的差異，更多的是相似性，但是這些學者并沒有指明這些性別差異或者相似的程度，從而使這樣的描述缺少精確性［22］［23］［24］［17］。顯然，元分析這一統計方法的運用使得性別差異的程度大小有了被量化的可能。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元分析的廣泛應用為研究多種心理學變量上的性別差異問題提供了新的證據。Hyde基于多個心理學變量上的元分析結果發現性別差異并非廣泛存在，與此相反，在多種心理學變量上的性別差異都是極小的，由此Hyde提出了“心理性別相似說”（GenderSimilaritiesHypoth－esis），認為男性和女性在大部分心理變量上是相似的［5］。

（四）三種理論之間的對比目前有三種理論支持了對心理變量上的性別相似性。兩性間心理差異的原因是進化心理學與女性心理學爭論的焦點：進化心理學家執著于根本的、遠端的原因，如生理性構造、基因因素以及當地生態學特征等等；但女性心理學家更多考慮的卻是直接的、近端的原因，如性別角色和社會化經驗［25］［26］。基于不同的解釋角度，所以進化心理學家傾向于尋找性別差異，而女性心理學家傾向于尋找性別相似；但兩者關于性別對比的立場要遠比這種簡單的“相似—差異”的二元分類復雜，無論是進化心理學還是女性主義，其內部都并非完全一致。進化心理學家們雖然都認同自然選擇與性選擇是塑造人的心理的關鍵原因，但他們對這一原因在特殊領域與一般領域中的作用程度、對性別差異中個體差異的重要性以及對文化環境作為中介變量在解釋框架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都是不同的［25］。女性主義因其政治議題的不同，強調性別對比的方向也會隨之改變。那么，進化心理學與女性主義心理學之間的矛盾是否不可調和呢？隨著性別對比研究的深入，很多女性主義者認識到進化心理學的許多論證是能夠為女性主義所用，并且進化心理學的實證研究能夠成為了解社會性別的動態與權力關系的一個強大工具［27］。進化心理學家也漸漸意識到，將性別差異程度進行量化后，再根據其效果量來判斷其是否應列入性別相似或差異是更精確的方法；他們也預測了隨著社會環境以及實證研究的深入，心理變量上的相似性還是遠大于差異性的［25］［2］。但是，SST、GEH與Biosocial理論在某些領域的預測也是顯著性不同的。例如，SST認為在短擇（short－termmating）、男女對于性幻想的本質、對性方式種類的追求等方面是存在顯著不同的，而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許多跨文化研究結果的支持。只是這些研究結果難以用GSH與Biosocial理論做出合理的解釋［28］［1］。綜上所述，無論是進化心理學中的SST還是女性主義心理學中的GEH與Biosocial理論都預測大部分心理變量上男女是相似的，但是在少數心理變量（如性幻想本質）上男女應被歸為相似還是差異這三個理論假說存在著分歧。

二、性別相似假說所用的研究方法概述

（一）元分析及效果量心理學家在研究心理變量上的性別差異程度時，元分析（meta－analysis）是一個較系統并且運用較多的方法［29］［30］。元分析（或稱后設分析，統合分析）是將某領域以往研究結果進行定量整合的統計分析方法，它運用有關測量和統計分析技術，對已完成的眾多課題所涉及的變量進行定量分析，從這些研究成果中發現和得出綜合性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元分析對于將性別差異的結果進行匯總是十分理想的，因為基于一個特定心理變量的性別差異的研究數目往往是龐大的［5］。在運用元分析對性別差異進行評估時以效應值（EffectSize）作為測量尺度，將心理性別差異程度用效果量表示，這樣便使得基于相同心理學變量的不同的研究之間可以進行統和與比較。在關于性別的元分析中，效果量大小的度量通常為d［31］。元分析的效果量為cohens’d，cohens’d在統計學上的意義是反映兩個分布均值間以標準差為單位的差異的大小，表示兩個群體實際差異的大小。也就是說，d測量的是男性與女性之間相距多少個標準化的單位，d的絕對值越大，表示男性與女性的差異越大［32］［33］。性別相似假說通過對多種心理變量進行元分析，得出效果量124個，其中有30％的效果量小于0．10，48％的效果量處于0．11—0．35之間，也就是說，有高達78％的效果量處于一個相對較小范圍內［34］373－398。這也成為Hyde提出性別相似假說的重要依據。

（二）類別測量法（Taxometric）除了元分析以外，Carothers＆Reis于2013年介紹了另一種對性別異同進行分析的統計方法，即類別測量法（Taxometric）［35］。心理結構是間斷的類別還是連續的維度一直是心理學界爭議的一個重要問題，類別測量學可以讓研究者弄清楚性別框架（construct）的潛在性結構是維度性（Dimension）還是類別性（Taxonic）。該研究對于人格、氣質類型等六個心理變量作了分析，得出結論為該研究中絕大多數的心理變量更適合被描述為維度性而不是類別性，這說明絕大多數心理變量上的性別差異更應該被描述為是量的差異，而并不是質的不同［36］［37］55－123。這一結論與現實生活中性別的刻板印象是相悖的，但卻從結構上指出心理學變量的維度性，即結構上為性別的相似提供了依據。類別測量學是一種新型統計方法，它在精神病學、生理學上的應用前景十分廣闊，但是也有研究認為它在評定許多變量的潛在結構時所得出的維度性結論有誤［38］［39］。

（三）等效測驗（EquivalenceTesting）測量兩個群體（男女）平均數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是最常見的統計方法（t檢驗、方差分析），而使用傳統的顯著性檢驗方法鑒別性別異同總是會試圖證明虛無假設，即研究者傾向于證明性別是存在差異的［40］。Ball等人認為有必要從正面對性別相似程度進行探索，于是引進等效測驗。等效測驗最初是醫藥學中的一種方法，后被應用于心理學以評估臨床效果的顯著性。等效測驗則將傳統的顯著性檢驗方法進行反轉，因此顯著的結果代表的是顯著的性別相似。等效測驗可以起到輔助元分析的作用，作為一個新的統計方法，其有效性還有待檢驗。在檢驗性別差異性時，元分析仍是應用最廣泛的統計方法，在評估性別差異的幅度時，效果量d無疑會繼續作為一個主要的評估標準。而不斷涌現的新的統計方法，如類別測量學、等效測驗等，也會不斷完善，從而在分析性別相似性時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以力求從多個方面對GSH進行檢驗。

三、性別相似假說的實證研究支撐

截至目前，人們已經普遍接受在空間能力、言語能力和數學能力等認知變量以及人格與社會學變量上性別差異顯著存在。Hyde在2014年對四方面的心理變量上的有關性別差異的研究進行了元分析：認知變量（數學、空間、言語）、個性和社會心理學變量以及主觀幸福感和精神病理學方面。由于涉及到的心理學變量過于繁雜，因此本文僅選取認知、情緒情感、社會行為三方面研究數據，重點對不同研究結論中的效果量進行解釋說明。在以往的研究中，還普遍提到認知變量（數學能力、語言能力、空間能力）可以作為主干領域（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中任職人數的主要預測因素。本文對STEM中女性任職所占比例較小這一現象可能的原因進行了探討。

（一）認知變量上的性別相似在以往的實證研究中，男性被認為在數學能力和空間能力上是優于女性的，而女性則在言語能力上優于男性，在空間能力上男性與女性的差異顯著［46］［47］。然而，在數學能力方面，Hyde于2008年對美國2年級至11年級超過700萬學生的學校測驗數學成績進行了元分析，發現不同年級的效果量處于－0．02與＋0．06之間，這說明沒有特定的年級是存在顯著性別差異的；但是鑒于學校測驗（stateas－sessments）只涉及到低層次的數學技能，所以Hyde等人于又選取了全國教育進展評估（NationalAs－sessmentofEducationalProgress）的數據，這其中包含了解復雜數學問題的題目，通過對12年級學生接觸這些高水平數學項目分析，結果男女差異的平均效果量為d＝0．07，也就是說，女孩在解決高水平數學問題的能力與同年級男孩是持平的［34］373－398［48］。在空間能力方面，存在不同的評估方式。本文選取其中一種3D心理旋轉（three－dimensionalmentalrotation）作為評估空間能力的指標，并對基于此指標的元分析進行回顧。該測驗需要被試在心理層面對某一對象進行三維空間的旋轉，以判定它是否與給定圖形中的一個是重合的。在早期關于3D的元分析中，性別差異是很大的，d＝0．73，或者是中等的，d＝0．56［49］［50］。不過，研究人員發現測驗均是計時測驗，而Voyer等人發現計時測驗所測量的結果是有利于男性的，因此選取了多項非計時性測驗，對其進行元分析后發現，相比較計時性測驗，效果量由d＝1．03下降到了d＝0．53。即男女在3D空間能力上的差異并不是如以往研究中所表述的那樣巨大，而是中等程度［51］［47］。與女性擁有更強的言語能力這一刻板印象相反，在言語能力上的男女差異是很小的，d＝－0．11［52］。但是言語能力包含四個分指標，這一總體效果量掩蓋了每一個分指標的效果量：詞匯量d＝－0．22，閱讀理解d＝－0．03，寫作d＝－0．08，言語流暢性（verbalfluency）d＝－0．33。由此可以看出，在前三個分指標中性別差異接近于0，言語流暢性的d值較大，但是也處于Hyde所劃分的小范圍中。Reilly在關于認知變量上的性別異同研究中發現，15歲的美國兒童在閱讀理解成績上男女差異的效果量為d＝0．26，顯示出女生在平均水平上有較小的優勢［53］。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成績的低分段男生與女生的比例為4．5：6，因此Hyde認為“男性更大變異假設”（GreaterMaleVariabilityHy－pothesis），即“有學習障礙的男生的變異量比女生大得多”這一事實應是這一女生優勢的原因［54］。Hyde（2014）還列舉了其他認知變量上的心理性別差異的效果量，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一一贅述。總之，不可否認的是認知變量上的性別差異的確存在，但是與以往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大多數認知變量差異程度較小，并隨著被試年齡、測量情景的改變而發生改變［55］［46］。

（二）情緒情感與社會行為中的性別相似情感體驗與情緒表達也是存在刻板印象的，即社會對于男性的憤怒的包容度是較高的，而其他的情感（悲傷、恐懼、快樂）則被認為出現于女性身上是更易被社會所接受的［56］。而這些刻板印象是否與實際情況一致呢？Chaplin＆Aldao在2012年對從出生到青春期的兒童在情緒表達上的性別差異進行了元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積極情緒上的性別差異是很微小的（d＝－0．08），內化情感如悲傷恐懼（d＝－0．10）以及外化情緒如憤怒（d＝0．09）中的性別差異也是很微小的［57］。另外，研究者以自我意識的情感（self－con－scionsemotions）為研究對象，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58］。本文選取兩方面對社會行為上的性別差異進行說明，即攻擊行為與幫助行為。攻擊行為一般可分為身體攻擊（physicalaggression）和關系性攻擊（re－lationshipaggression）。以往的研究認為，男孩有更多身體攻擊行為，而女孩則更多為關系性攻擊［59］。Archer在研究中指出，身體攻擊中，性別差異程度屬于中等（d＝0．55），男孩有更多的身體攻擊行為；而關系性攻擊中，同伴評估的性別差異為d＝－0．19，教師評估的性別差異是d＝－0．13，即女孩有更多關系攻擊行為，但是與男孩的差別并不大［60］。Eagly對幫助行為中的性別差異進行元分析得出d＝0．34，顯示出男性會更多地實施幫助行為［15］。但Hyde對其研究結果提出質疑，認為是否有旁觀者對于男性決定是否實施幫助行為有很大影響，當男性意識到自己被觀察時，他的影響主義會促使他實施幫助；另一方面，在有關于女性角色的幫助行為如照顧殘疾兒童時，女性則會施予更多幫助［34］373－398。顯然，無論是積極情緒，還是消極情緒，或者是自我可意識到的情緒中，性別差異程度都是極小的。這與以往的研究所得結果不同，也與人們對于男女情緒表達的刻板印象不符。而在攻擊行為中，身體攻擊中男性與女性的差異程度處于中等，關系性攻擊中男女差異較小。幫助行為則會受男女角色意識的影響，在不同的情景中男女實施幫助行為的差異性不同。

（三）女性在STEM所占比例在國家實力的比較中，獲得STEM學位的人數成為一個重要的指標。以往很多研究都列舉數據以表明女性在STEM中所占比例極小，然而美國教育統計年鑒2012年數據顯示這一說法顯然過于決斷：生物學博士中女性所占比例為53％，醫學博士中女性所占比例為48％，獸醫學位中則有78％為女性（Hyde，2014），這些領域均顯示出不同程度的性別相似性，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性別差異依然存在于工程類、計算機、數學以及物理（EMCP，是STEM中的一個分支）等專業中。如果在認知變量上男女是相似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些學科學位取得中的性別差異呢？20世紀初期一直到現在，關于此現象得到認可最多的解釋是女性的IQ普遍低于男性［61］［62］。但是，對數學能力的元分析已經駁斥了這一觀點；此外Blinkhorn也在Nature上指出PaulIrwing得出這一結論所運用的方法是有嚴重缺陷的［63］。其他的解釋還包括：對于這些女性研究者來說，制度環境是相對冷酷的；家長與教師關于性別的刻板印象會勸阻女孩從事這些領域的研究；女性公共目標大于男性，因此對其他領域興趣更濃厚；女性的家庭角色決定她會放棄這些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的領域；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道德妥協性等等［64］［65］［66］［67］［68］。目前為止，有關于STEM中女性比例較小的原因有多種，這些可能的影響因素綜合作用，從而對此現象作出解釋。綜上所述，無論是認知變量還是情緒情感或者是社會行為，性別差異的大小和方向都依賴于測驗體系、情景和內容而變化，這極大反駁了“性別差異廣泛存在且穩定”的傳統觀點，進而為GSH提供了支持；并且，對于STEM中女性比例較小的原因探尋中，我們可以得知將此現象歸結于男女智力的差異是錯誤的。

四、對GSH的評述及未來發展方向

雖然人們對于兩性間差異的認知一般對應于心理學中所測量出來的性別差異，但是由于知識傳播的滯后性，人們的某些認知也可能是有失偏頗的［17］。性別差異研究在近幾十年內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并且性別差異的實證研究結果隨著時間、情境以及方法的改進發生了復雜的變化，從而對傳統的“性別差異普遍存在”這一刻板印象提出了嚴重挑戰，從而引發了很多爭論與探討，因此性別相似假說的提出引發了國外性別研究領域的新一輪變革。雖然性別相似假說已經得到了眾多理論與實證支持，但是仍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例如統計方法上的盲區、樣本的選擇、交叉法的運用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將對我們完善GSH有重要的意義。針對該假說的現存問題，未來的研究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一）性別相似測量方法的改進通過對大部分心理變量上的心理差異進行元分析，可以得出性別差異的程度與方向，但是究竟有多少心理學變量應被考慮其中，Hyde并沒有給出精確的說明。其次，元分析作為現有的評定性別相似性大小的最有效的方法，其選定何種研究（包括所用測量方法、所選被試等方面）作為進行元分析的標準并未確定。比如，Eagly在2011年指出元分析是將不同的研究進行一體化，而某些研究結果指明了性別差異是極大的，而又有一些極小，那么基于此所得出的平均值是否能夠代表該心理變量上性別差異的程度？研究中可能用多個特征指標量來表達同一個結果，而多個指標量可以轉化為多個效果量，那么對有多個效果量的性別差異研究進行元分析時應注意什么［69］，這也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再次，Hyde將三個范圍內的效果量施以“小”、“中等”、“大”三個標簽，但是她并沒有對為何做這樣的區分給予足夠精確的解釋。我們知道某些研究效果量很小，但它的實際意義卻非常顯著，如吸煙導致肺癌的效果量就僅僅為0．2左右。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應注重使用元分析對性別差異量化時的精確度問題，以及尋找新的統計方法以補充或者挑戰元分析的結論。

（二）性別研究背景因素的控制與交叉性的運用廣義的環境因素包括社會文化因素、歷史時代因素等。有大量研究發現，性別差異元分析的效果量存在代際差異［70］［71］［72］，因此，今后的研究在取樣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樣本所在環境是否有明顯的時代變革還是處于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狹義的環境因素包括具體時空中的特定情境以及個體具有的某些特征。無論是廣義的環境因素還是狹義的環境因素都會對性別差異結果產生影響，為提高研究準確性，在未來研究中需要考慮交叉法的運用。交叉法（Intersectionality）是同時考慮多個類別、身份、缺點和差異，如性別、種族、階級、性取向（sexualorienta－tion）、殘疾、宗教［73］［74］。交叉法認為性別效應（gen－dereffect）不應被單獨拿進來進行理解，而必須在情境（context）中進行研究。即在種族以及其他社會身份（socialidentity）和類別的情境中，科學家不應對性別差異作全球性的評估，因為不同文化間存在普遍性差異。例如，在關于羞恥的性別差異的元分析中，白人的d＝－0．32，但是非白色人種的d則為－0．06，也就是說，平均的d＝－0．29，實際上掩蓋了非白人種在羞恥這一心理變量上存在性別相似這一事實［58］。盡管美國心理協會的指導原則對此進行了要求，但是還有許多研究者疏于報告被試的種族，只有少數的元分析考慮到了種族或者其他調節變量的作用。未來的性別元分析應注意將種族或者社會階層（socialclass）作為潛在的調節變量，并在此基礎之上探尋每個調節變量對于性別差異影響的比重；當然，更嚴謹的要求是分析性別×種族的交互性作用，或者是性別×社會階層的交互性作用［75］［34］373－398。而在中國多民族文化情境中，更應該在性別差異研究中考慮交叉法的運用。并且，GSH的提出所依據的大多是美國樣本與數據，其是否適用于中國情境，還需要更多的元分析結果對其進行檢驗。

（三）研究目的的偏移關于性別差異與性別相似的研究已經開展許多，這些研究多集中于對性別差異程度進行量化以及對其成因進行分析，但是鮮少有人反思這樣的研究策略是否高效呢？換句話說，尋找性別差異及其成因是否是最重要的呢？Newcombe等人認為空間能力上存在中等程度上的性別差異這一研究結果本身是相對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應該找到訓練方法或者策略，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去發展人們的空間能力183－206，這是國外性別異同研究的實用主義傾向。也就是說，在未來的研究中，應在性別差異確切存在的領域，探尋是否需要以及是否存在方法以減小這種差異。再比如，按照GSH的觀點，認知變量上的性別差異程度是非常小的，如果該假設成立，那么與認知變量密切相關的STEM領域中為何女性所占比例如此之小呢？本文雖然對這一現象的原因進行了簡要的梳理，但是在未來研究中仍需要對影響該領域女性所占比例的自變量進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