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入門知識范文
時間：2023-10-18 17:39:33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考古入門知識，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偶然看到走廊處有巨大的展板，
展出北大文史哲等名家為所上的通識課程開的閱讀書目。
這十二名教授每人推薦2～4本書。
推薦人：孫慶偉教授
所授課程：考古學與古史重建
孫慶偉是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副院長、教授，早年參與了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的挖掘工作，后來多年在周原遺址奮戰。孫老師推薦的兩本書，一本是中國最早的考古學報告――李濟先生撰寫的《安陽》，此書在外研社曾經出版中英文對照版。另外一本是中國最早的上古史課程講義――《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此書被多家出版社再版多次，是顧頡剛先生為首的疑古學派最初開宗明義的講義，有著諸多的開創意義。
我個人認為，孫慶偉先生撰寫的《追跡三代》一書，系統論述了夏、商、周三代考古的研究史與學術史的歷程，是目前最全面的中國考古學術史著作之一。
推薦人：吳國武副教授
所授課程：國學經典講論
吳國武老師是古籍文獻研究的專家，他推薦了三部著作，不少主流學者認為《老子》思想應為中華文化最原始、最本真的思想來源，吳老師推薦的樓宇烈的注本是對傳世《老子》的精研本，而高明先生的《帛書老子校注》是對出土文獻中老子文獻的詮釋。樓宇烈與高明都是北大出身的文史名家，此處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對讀的方式，也是近年來學術研究的潮流。
吳國武老師推薦的另外兩本書的配圖與原書并不匹配，或許這也是中國古籍的一個常見問題，當我們閱讀古代經典的時候，由于時代的分隔，造成了語言的隔膜，需要借助古今中外名家的注釋版本來閱讀。像吳老師推薦的《韓愈集》在別的出版社出過單行本，但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馬其昶先生校注、馬茂元整理的《韓昌黎文集校注》這個版本最為經典。
許慎的《說文解字》是學習古漢語的學生入門必讀書目，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字典。現在，《說文解字》最權威的版本是中華書局的影印本，最近中華書局又出了注音版，但是頁碼發生變化。岳麓書社曾經按照中華書局的版本重新修訂，以同樣的頁碼注音，非常實用。
推薦人：鄧小南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
“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作為北大歷史系出品的精品課程，由閻步克與鄧小南兩位權威學者講授，可見北大對于本科生通識教育的確是盡心盡力的。鄧小南先生的父親是現當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鄧廣銘先生，父女先后擔任宋史研究會的會長。鄧小南先生的學術成就主要在北宋政治史領域。此處的推薦書目，她卻能跳出自己的研究，推薦其他名家的作品，可見其深厚的功力。
她推薦的第一本書是祝總斌先生的書。祝總斌先生是一位非常低調的學者，一輩子的學術成就都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書中。雖然本書絕版多年，但無論是中國古代宰相制度研究，還是中古時期任何政治史領域的研究，都無法逾越祝先生的“這座大山”。在北大諸位魏晉史研究的學者閻步克、羅新、陳蘇鎮，或是葉煒的課堂上，你都能聽到他們講祝先生與田余慶先生之間有趣的掌故。
《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是北大歷史系榮新江教授有關其研究的唐代西域文化的最新論文合集，榮新江教授是目前中國唐史研究領域數一數二的學者，其學術著眼點主要在絲綢之路唐代中亞、西域與唐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如今，這無疑與“一帶一路”的治國理念完美契合。其代表作《中古中國與中外文明》一文，2011年三聯書店再版，值得一讀。
《朱熹的歷史世界》的作者是余英時，話說當年余英時應邀為臺灣一位宋史研究領域的學者寫序，一不小心序言寫了18萬字，后來干脆擴充，成了這本皇皇巨著。想要研究一個思想家，應對其身后的歷史世界有詳實的理解，才能對其思想成就有著明確的認知。
推薦人：孫玉文教授
所授課程：大學國文
北大中文系古漢語方向現有的一批老師是出身于湖北大學的，其中的佼佼者是孫玉文先生，以古漢語語法詞例見長，他推薦了三本書。欽立先生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這是以一己之力編寫的，可以媲美《全唐詩》《全唐文》的浩瀚巨著。本部書籍是中國上古、中古時期文學研究，乃至是文史研究的參考必備書目，研究漢樂府、魏晉文學、玄學研究等都是必讀書目。不過，逯欽立先生此套書目由于篇幅宏大并不利于通讀，在此我推薦兩部魏晉文學研究的經典書，一本是黃節先生的《黃節注漢魏六朝詩六種》，另一本是黃節先生的學生蕭滌非先生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語言問題》作者是清華大學“國學四大導師”之一的趙元任先生，（如今清華大學文科圖書館一層大廳擺放的鋼琴，就是趙元任先生的女兒捐贈的趙先生生前珍愛的鋼琴）本書是作者1950年代在臺灣的講座合集。趙元任先生是語言天才，在美國讀了博士之后，回國結合中外語言特點，開創了中國語言學的研究。語言學的知識難度很高，并不好懂，近年來上海中西書局推出《中西學術名篇精讀系列》的第2卷《趙元任、李方桂卷》，選取了趙元任先生的經典論文――《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由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王洪君教授詳細解析，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閱讀，入門趙先生精深的學術要義。
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暢銷近半個世紀，也是今天《論語》研究最為經典的入門讀本。大家仍以初學入門讀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深入研究讀程樹德先生的《論語集釋》為治學法門。
推薦人：閻步克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
閻步克教授是當今兩漢魏晉政治史研究的大牌學者，先生研究的最高成就在中國古代官僚制度與官階制度兩個層面，他面向北大本科生開設的通識課程“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一直是北大的明星課程，場場爆滿，我當年也聽過全程，經常看到兩三百人的大教室最后有一排站著聽完全程的同學。
先生推薦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其早年研究漢代官僚政治結構的三大著作《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樂師與史官》中的代表作，首版于1996年，再版于2015年。后來，“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這門課程的講義被編輯出版為《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書。
閻步克先生推薦的另一本書是北大魏晉文學研究宗師級人物――王瑤先生代表作《中古文學史論》，以此足見文史不分家，想要做好魏晉史學研究，對于魏晉文學研究的經典著作必須有所了解。
推薦人：干春松教授
所授課程：現代中國的建立――制度、思潮與人物
干春松教授早年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是近現代中國哲學的研究者，近年來有諸多著作問世，自己是康有為思想研究的名家。故而在此推薦的蕭公權先生的這本《康有為思想研究》，或許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干春松老師的思想著眼點之所在。
李劍農先生也是一名學術成就卓越的學者，其在政治史領域與經濟史研究領域均有極其豐碩的開創性成就，《中國近百年政治史》是研究中國近現代繁復多變的風云際會必讀書目，另外他的作品《中國古代經濟史稿》也是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中任何一個斷代部分的必讀參考。
汪暉教授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是其被再版過無數次的代表作，該書以中外對比的角度，看待中國近現代思想萌發和轉變的背景與歷史。汪暉老師早年致力于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本書是其核心思想的闡發。
推薦人：劉勇強教授
所授課程：古代小說名著導讀
劉勇強教授是北大中文系明清小說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他在這里推薦的三部著作均是海內外名家有關明清小說研究的代表作。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其少有的學術專著，也是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開山之作，是魯迅當年在廈門大學國學院短暫的教書生涯中的課程講義。
《中國古典小說》的作者是前兩年才去世的夏志清先生，先生是北美漢學領域研究中國小說的扛鼎級人物，無論是研究中國傳統小說，還是現代小說，都無出其右。其代表作《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必讀經典，也是香港中文大學最為暢銷的學術著作之一。
《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的作者吳組緗先生是劉勇強教授的導師，也是明清小說研究的大師級人物。自己有諸多的小說作品創作，作家和研究者的雙重身份，為其提供了研究作品的多重視角。以經典文本出發，以寫作經驗入手，獨具匠心。
推薦人：張帆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古代史（下）
張帆教授是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是國內元史研究領域的名家，在此他一共推薦了四部著作，基本囊括了其講授的這一階段歷史。北大的中國古代史課程分為上、下兩部分講授，上從上古講到唐代，是閻步克先生講授，下便是由張帆教授授課了。
蒙思明先生是經史名家蒙文通的長兄，《元代社會階級制度》是其1938年在燕京大學歷史學部的碩士畢業論文，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紀文庫”系列曾經再版收錄，本書載譽史壇七十載，值得閱讀。
《遼金史論》是前兩年英年早逝的北大歷史系劉浦江教授的代表作，劉浦江教授是遼金史研究的旗幟性人物，他的去世給遼金史學界帶來了巨大打擊。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是鄧小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北宋政治史研究的必讀書。
《清代地方政府》的作者瞿同祖先生是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師，其在法律史、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成就，很難有人企及，其學術研究從兩漢一直貫穿到明清，其代表作《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中提及的“法律儒家化”問題，至今仍舊是中國法制研究反復探討的議題。
推薦人：吳曉東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現代文學經典選講
吳曉東教授是當今中外現代文學研究的著名學者，其授課態度之認真，授課內容之詳實為北大學子稱道，這從其有關西方文論研究的講義――《從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紀的小說和小說家》就可見一斑。
近年來，吳曉東教授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多有造詣，此份書單當中的《圍城》與《野草》兩部，基本上是所有閱讀中國現代文學作品耳熟能詳的必讀書目。金介甫先生的《沈從文傳》，應該是其近年來在北大講授沈從文研究課程時的重點參考書目。沈從文先生的《邊城》也是可與魯迅先生的《野草》、錢鐘書先生的《圍城》等并肩的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而沈從文先生非凡經歷的一生，更值得學者去研究。
這份書單的第一本書卻是獨具匠心，亦如之前點評閻步克、鄧小南時指出的那樣，做出卓越貢獻的學者一般所涉獵的書目都不僅限于自己研究的領域。理查德羅蒂的《筑就我們的國家》是探討美國經典研讀意義的著作。
推薦人：朱孝遠教授
所授課程：文藝復興經典名著選讀
朱孝遠先生是當代歐洲中世紀史、文藝復興史研究的名家。《歐洲文藝復興史政治卷》是朱先生在其最重要的學術領域的研究性通論，便于學生更快更方便地了解歐洲文藝復興史的全貌。
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是本次書單唯一涉及的英文原著。作者鮑斯瑪（William Bouwsma）先生是朱孝遠先生的恩師，近年來鮑斯瑪先生的諸多藏書捐贈給了北大圖書館，或許朱先生希望借此機會推薦不為人知的好書，傳承學術精神。
丹納的《藝術哲學》是藝術學研究領域的必讀經典，早年我在北大藝術研究院的朱青生教授和翁劍青教授的課上都曾被要求必須閱讀，丹納的著作深入淺出，簡明扼要地概括了歐洲文藝復興在藝術理論與哲學文化層面的成就。
另外，早年我精讀過朱孝遠先生編著的《如何學習研究世界史》，它是國內少有的系統介紹入門世界史的書目。該書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孝遠老師在推薦西方學術經典的同時，推薦了許多中國歷史研究的經典書目。所謂學貫中西、貫通古今的深厚功力大致如此。
推薦人：吳國盛教授
所授課程：科學通史
吳國盛教授是當代科技哲學領域的學術名家。其代表作《科學的歷程》是國內暢銷多年的科學史入門書目，也是清華大學本科生精品課程《學術之道》的推薦必讀書。
在這份書單中，《技術與文明》的作者芒福德是西方現代城市規劃研究、考古類型學研究領域的開山鼻祖，其有關技術與文化的討論是研究傳統文化與技術革新的沖突與發展的必讀書目。
優秀的學者善于挖掘并不常見的好書，善于打破固有的學術偏見。人們常說“黑暗的中世紀”是科學的黑暗，但是格蘭特的《近代科學在中世紀的基礎》讓人更加客觀地看待歷史，看待科學技術的變革。
吳國盛先生推薦的最后一本是“牛津通識讀本系列”中的《科術革命》。“牛津通識讀本”是牛津大學出版社面對大學生出版的一系列由歐美名家寫作的通識讀本系列，在國內由外研社和譯林社先后出版過一部分，廣受好評，中文版兼有中英對照，對于學子入門西方學術，可以一窺門徑。
推薦人：姚洋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
篇2
2007年，《中國史前史紅山文化古玉器概說》一書，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
2009年，《紅山文化古玉器鑒識與欣賞綜論之鑒識理論篇》和《紅山文化古玉器鑒識與欣賞綜論之鑒識研究篇》二書，由現代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
在短短不到六年的時間里，先后有四部關于紅山文化古玉器著作專著問世，猶如一枚集束炸彈，拋向了紅山文化研究領域，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從此，人們認識了一位年輕有為的紅山文化研究學者――劉永勝。
1955年，劉永勝出生在一個貧窮的農民家里，十多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無依無靠的母親無力養活一家人，就被同母異父的大哥接到了鶴崗。為了填補家用，他高中沒念完就下了煤礦。年紀弱小的他，承受著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體力勞動。但他從不叫苦，因為他必須為貧窮的家庭出一點力。可誰知天不從人愿，在一次事故中受了輕傷。傷好之后的當年，他參軍入伍，當了一名野戰軍戰士。退伍后他又回到鶴崗，在鶴崗二輕局當了一名宣傳報道干事。勤奮加富有靈性的劉永勝，憑著一股自學精神，很快掌握了新聞報道的脈絡，他的文章經常出現在報紙、電臺上，在鶴崗，儼然成了一個“名人”。
一次，新華社黑龍江分社到鶴崗選拔記者，事先，他們先從學歷、文筆等幾個方面框定了一個范圍。經市委常委會討論，推薦了兩個人。新華社的領導經過考察，一個都沒有相中，就準備起程回哈爾濱。這時，市委宣傳部長跟他們說：“我們這還有一個人，名叫劉永勝，不符合你們定的條件，但他的文章寫得好，從發稿的數量來說，在鶴崗沒有人能比得上。”這倒引起了新華社領導的興趣，決定留下來見見這個年輕人。他們把劉永勝找來，先給了出他一個“命題作文”，考考他的寫作能力和反應能力。他很快就把“作業”完成了，思路清晰，干凈利落，新華社領導十分滿意。就這樣，他成了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駐鶴崗的地方記者，他的工作也由二輕局調到了市委政研室。
一個沒有受過新聞專業專門訓練的“草根”，憑著自己的能力，竟然殺入了新聞行業，成了一名骨干。之后的一段時間，他先后任職于《東北經濟報》《工人日報》《中國市場經濟報》《中國經濟時報》等記者站，先后擔任過記者、主編、站長等職。由于業績突出，后來，他正式調進《人民日報》駐黑龍江記者站。這些我國頂級媒體的身份，讓許多人眼紅。可在2000年，劉永勝竟出人意料地辦了“內退手續”，離開了《人民日報》記者站，那是因為紅山文化。因為當他接觸紅山文化之后才發現，這樣一個龐大的工程，僅靠業余是遠遠不夠的，一邊當記者，一邊搞紅山文化研究，感到力不從心，所以，他決定擺脫一切與紅山文化無關的事情，一門心思地來從事紅山文化的研究。
自從紅山文化被發現以來，研究著作及理論文章層出不窮，可謂汗牛充棟。但專門從事紅山古玉器文化內涵的研究，并且成系列成體系地進行研究，應該說劉永勝是第一人。劉永勝從研究紅山古玉器入手，可謂執了紅山文化的牛耳。因為一提到紅山文化，人們自然就會想到那件造型優美的C形玉龍，它已經成為紅山文化的標志。玉器是人們認識紅山文化的入門向導。
劉永勝與紅山古玉結緣，實屬偶然。
說起來時間已經過去十多年了，但對當時的情景，他仍記憶猶新。1994年，劉永勝任職于新華社黑龍江分社。那年9月的一天，他在外地采訪，一位朋友拿了幾件玉器，讓劉永勝給看看是什么年代的，干什么用的，有沒有價值。可那時在劉永勝的頭腦里，玉是一張白紙，他拿著這幾塊玉，十分尷尬，難為情地說：“我找人給看看。”
劉永勝利用到北京開會的機會，找到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文物局的古玉專家，兩位專家先后拿著這幾件玉器，翻過來調過去地看，看了半天才說：“這是紅山文化古玉器。”當向專家求證探索古玉器承載的深層次宗教內涵時，二位專家說：國家宗教文化研究所的專家，在這個領域才是行家。為把握起見，他們把劉永勝介紹給了中央民族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的專家呂大吉。呂先生一眼就認出了這是紅山古玉器，并說這是十分珍貴的古玉器。當時，呂先生剛剛完成了《史前宗教文化》系列巨著的編撰工作，書雖然完成了，但仍有遺憾，那就是對古玉器的論述，因實物太少，談得極不充分。他對劉永勝說：“紅山古玉文化內涵領域的研究是個空白，你有時間的話可研究研究。”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從此，劉永勝迷上了紅山古玉。打那以后，他把所有的業余時間，能夠動用的資金，都用在了紅山古玉上。所有紅山文化的遺跡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凡是出現紅山古玉的地方，他的身影就會出現在那里。同時，他還拜訪了許多紅山文化研究專家，收集了大量的紅山文化著作和論文。這時他發現，擺在面前的雖然是一枚紅山古玉，但反映出來的不僅僅是一塊玉，它涉及到考古學、歷史學、文化學、宗教學、美學等諸多學科，要想啃下紅山玉研究這塊硬骨頭，光靠熱情、干勁、理念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有實實在在的基礎理論裝備。面對著龐大的紅山古玉文化研究工程，對于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劉永勝來說，一切都得從零開始。
從1994年第一次接觸紅山古玉，到2004年出版第一部著作《紅山古玉文化研究》，前后只用了10年時間，之后其他三本專著又陸續跟進，使劉永勝的紅山古玉文化研究，形成了一個系列。
許多專家曾這樣評價他的《中國史前史紅山文化古玉器概說》一書：“這本專著，就其內容而言，屬于考古與博物的專業領域。通過具體撰寫，我們發現它又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領域，如古玉文化與宗教研究，雖然它本身是考古與文博的學科，但在研究中必須運用與深入涉及大學中文系和歷史系的古文知識。所以，它又交叉到古漢語文學科領域。又如古玉造型、紋飾、沁色等鑒識研究中，必須應用美學與工藝美術領域的知識，由此它又涉及到美學、藝術、音樂等交叉學科。如此等等，在全書研究與撰寫過程中，大容量的多學科交叉滲透實屬必然，多學科必須最終整合歸結在古玉文物研究這一特殊對象身上，因此說，這部專著填補了多學科交叉滲透的學術空白領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無論從宏觀還是從微觀，對紅山古玉的研究，劉永勝都運用了多學科交叉的方式。比如在《紅山文化古玉器鑒識與欣賞綜論之鑒識理論篇》中，對螺蝸形玉器的論述，就運用了這種方法。作者先是考證玉的產地，然后分析它的沁色，這屬于考古學的范疇。通過對玉器形制特征的分析，由螺聯系到累祖，由蝸聯系到女蝸，由動物崇拜、宗教崇拜到先祖崇拜，讓人們看到了這件古玉器上所承載的厚重的文化信息。通過對紋飾的分析，讓人們看到了“在螺體表面，還運用了平行凸棱紋與隱回紋，使玉器猶如注入了生命活力一樣，富有立體感的藝術效果”。這屬于美學研究的范疇。接著又分析這件玉器的磨工技術，這又屬于工藝學的范疇。可見對紅山古玉文化的研究，沒有多學科知識的儲備，是根本不行的。
玉在我國有著特殊的文化內涵，許多古遺址中都不同程度地出土過古玉器，但像紅山玉器形之多，功能之多，數量之多，則是很少見的。其中表現出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自然崇拜、天體崇拜、動物崇拜、圖騰崇拜等豐富的宗教文化內涵，也是不多見的。從出土的紅山玉來看，有樂器、佩飾、隨葬器、冠飾、儀仗器、軍徽、印信等，這種豐富的器形實屬難得。另外它表現出的材質美、造型美、紋飾美、曲線美、韻律美、創意美等審美內涵，也都是出類拔萃的。正因為紅山古玉器有了這樣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內涵，才會讓劉永勝著迷，才會讓他放棄一切，集中精力專門從事紅山古玉器的研究。因為劉永勝在紅山古玉器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被內蒙古民族大學請去做專題學術報告，并先后被吉林師大東北文化研究院特聘為客座教授，被哈爾濱師范大學阿城分院和東北農業大學成棟學院特聘為教授，有的大學擔任課題研究任務，為黑龍江大學考古專業、黑龍江江南職業技術學院等高校講授了紅山文化古玉器專題課……根據劉永勝的研究成果和學術貢獻，還后晉升為文物研究員和教授兩個領域的正高職稱。
篇3
關鍵詞：新時期 檔案管理工作者 素質
一、檔案管理工作者
所謂的檔案管理工作者就是直接從事與檔案管理或檔案管理相關工作的人群。在中國幾千年的檔案管理歷史中，從事檔案管理的歷史人物即沒有顯赫的官位，也沒有值得炫耀的社會地位，他們大多的是宦官或是下等文官，但他們卻給我們留下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人文、文化等各方面的詳細記載。悠悠幾千年，到如今的新時期下，檔案工作者還在社會分工中扮演一個很尷尬的角色，在信息時代和新人力資源的沖擊下，檔案工作者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不管是從專業知識角度、還是從社會地位等方面，但身為一個檔案管理工作者還都保持著一個基本素質，忠誠于黨、服務人民的崇高思想；守護歷史、傳承文明的神圣使命；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嚴謹細致、艱苦拼搏的頑強作風。
二、檔案管理工作者的基本素質
做為新時期的檔案工作者，檔案管理的基本素質是不可缺少的。
（一）忠誠于黨、服務人民的崇高思想，做為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忠誠于黨是每個公民必須要做到的基本素質，對于一名檔案管理工作者更是要做的更好，檔案管理不同于其它的工作，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但卻有很多的保密級別，在不同級別下，只能管理和查閱你權限范圍內的相關數據和資料。服務人民，這更是一個檔案工作者的基本素質，不是你的權限有多大，而是應該在權限范圍內盡量給所需要幫助的人一定的幫助，熱心服務人民這個也是必要的素質。但就是這樣的權限給許多人帶來了職務之便，為自己和他人以謀求利益為主要目的的查閱，雖然給自己和他人帶來了經濟或其它方面的方便，但卻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檔案管理基本條例，甚至上是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危害。
（二）守護歷史、傳承文明的神圣使命，詳細、正確的記錄、整理、儲存相關有價值的信息是一名檔案工作者的基本工作，中華幾千年的歷史中有無數的檔案工作者就是以一支筆來為我們后人記錄著當時的點點滴滴，到今天我們才能在世界中自豪的說我們中華民族有5000年的歷史，這些歷史不光是靠今天的考古，而更多的是靠著每個時期檔案工作者們給留下的寶貴歷史資料。在檔案管理工作中，記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真實可信，在現代人看歷史時，什么是正史，什么是野史，很多東西都是沒有辦法去用考古證實的，只有靠以前的檔案管理工作者的記錄。然而，在新時代里，很多的檔案管理者卻沒有了古人對檔案管理的守護和傳承，在利益的驅使下，擅自更改檔案等做法屢屢皆是，這讓我們的后人還怎么相信這個時代？
（三）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談到這個的時候，有很多人想問，什么是高尚情操？其實這四個字表達了太多的意思，從字面的意思理解就是崇高的情感和行為操守。如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孟子留給我們的情操，但做為一名檔案管理者，默默無聞、無私奉獻可能更是我們堅持的情操。歷代的檔案資料里，所有人都知道這些東西是多么的珍貴，但又有幾個人能知道是誰記錄和整理這些東西的，讓它得以留存到后世呢？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簡單的八個字，但是要堅守住這八個字又何其容易。很多從事檔案管理的人就是無法忍受這八個字，而選擇放棄，或另投他處，如果說有更好的地方可以說還是個不錯的選擇，至少說是人往高處走了。可是有很多人，做不到這八個字的時候，就怨天尤人，不僅耽誤了工作，而且耽誤了自己。
（四）嚴謹細致、艱苦拼搏的頑強作風，頑強的作風可以說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傳統，特別是黨的教育下，這種艱苦拼搏的頑強作風更是得到了傳承和發揚。做為一項發展了幾千年的事業來說，嚴謹細致是這個行業的入門要領，從檔案的記錄、整理、排碼、歸檔，到后面的錄入、查閱等，每一個環節上都要細致，有一個環節出錯就會影響到整個檔案和真實性和準確性，所以做為一名檔案管理工作者每時每刻都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艱苦拼搏的作風來迎接每次的工作。
三、檔案管理工作者基本素質的發揚
（一）大力加強高校檔案管理專業的學生基本知識和職業素質培養。從中國近代史上恢復高考第一屆學生開始到現在，中國高校中只是在培養檔案管理救專業人才，但這些人才有多少人真正的走上檔案管理工作？這是中國教育資源的一種浪費，也是這個專業的一種損失。
篇4
本世紀中國古代文論在世局艱困的大環境下起步，憑著少數學者的學術自覺與抱負，從傳統詩文評的基礎上，建立了學科的規模格局，而為數不多的大學，相繼設立文論史以至文論專書的課程。透過建制，樹立學科地位，更有效培養研治古文論的專門人才，普及有關的學科知識。當今中國古代文論在中文系知識結構中比重日益增強，是抗戰前的草萊狀態所始料不及的。由于古代文論是中文專業的重頭戲，近年來，“教程”或“選讀”這類講義式讀物和補充教材如雨后春筍，反映社會對有關知識的入門指導需求甚殷，顯示古文論已經是中文系課程結構中理所當然的部分。港澳地區專業院校中文專業無不開設文論史或文論專書如《文心雕龍》等必修或選修課，一直維持1949年前國內大學的課程架構，未受國內和臺灣這樣那樣的外來干擾，學術問題有較強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講者盡情發揮，悉性解讀，沒有官家意識形態的框架，亦當然不存在外來的扶持，所以一切精彩皆盡在課堂的教學，如徐復觀之在新亞研究所，蘇文擢之在中文大學，陳湛詮之在嶺南學院，他們的講論，各自展示精彩的生命演繹，文字撰作反而不顯真面目。所以，若計較學科文字成果，港澳地區實無足觀，根本不可和大陸及臺灣相提并論，但薪火相傳，于言傳身教的過程中，令學科宗緒不墜，有賴于是。因此，于總結大中華古代文論研究，不能一概以文字成果來衡量。
學科的格局規模已根本確立，當下只有補充與修正，但不表示修補的功夫次要，其實同樣耗費學者精力；前修未密，后出轉精，經過代代努力，方能令學科達至比較成熟的狀態。學科的發展猶如生命體，新陳代謝，勢所必然；而遺傳基因，亦令生命體代代保存其獨特面目。盡管學科內容有更新補充，亦不會令古文論的學科格局面目全非。因此，學科前輩不必因后起之秀的沖擊而耿耿于懷，而秀出學者亦不必以一時創發而盛氣凌人，甚至黨同伐異。近數年司空圖和《詩品》的論爭是一例。無論怎樣說司空圖和《詩品》，都不足以影響一門學科的格局，若學界目光緊盯著此，反釀成不必要的意氣之爭，由此而導致的偏頗，加深了中國學術界的門戶之見，這實非文論研究之福。因此，學術胸襟在未來古文論學科發展至為重要，古文論的學術生命，興旺與否，實有賴坦誠的治學態度，以寬容互賞相激勵；寬容是對不同見解的肯定，互賞不掩善；不因人廢言，亦不以一眚掩大德。方今很多研究重復“勞動”，原因實不全在學術消息的不靈通，更多的是有意抹殺。這只會導致學術研究在原地踏步，甚至萎頹不振，對學術的新陳代謝極為不利。因此，既需尊重權威，也要重視無名后進，同時更需要獨立思考判斷。文學研究含強烈的個性特點，能獨立思考，不囿成說，是顯露研究個性的起步，學術生命始見苗頭。至于視學術為公器，研究者以公心對待學問，則尊重個性特點的同時，可免于固步自封，自以為是的走火入魔的地步。因此，新世紀的古文論研究，應該馳騁廣漠，學術格局恢宏，而造境精微，各盡其才，各展所能，帶領整個中國文學研究的步伐，盡現軒昴的生命活力。
古文論的研究帶有綜合的性質，既主導文學才情的舒展，也包容哲學浩博精微的造境，亦蘊含史學通鑒全局的識見，至于文獻考索等求實的樸學功夫，自不可免。現今藏上海博物館的先秦楚簡，知情人士相傳有先秦儒家詩學文辭，若傳言屬實，則大可補充先秦至漢一段時期的文論內涵，而更重要的是令學術界正視儒家在文論構建上所起的積極作用，從學術思想深處慢慢矯正百年來文學研究界簡慢儒學的積弊。不過這批竹簡文字久不刊布，未知是否獨占材料的私心作祟。材料固然重要，但對古文論這門學科而言，其大體規模已定，即使材料完全公布，亦屬補充性質，不可能改變學科的外延和內涵，因此，對這些出土新材料亦不必寄予厚望。反之，在傳世文獻中，還存在多不勝數的材料留待發掘整理，就以明代文論及古代文體論來說，黃佐的《六藝流別》便久遭忽略；至于唐宋儒家著述中的文論材料，亦多不受重視。若不先存簡慢之心，以求真備全的態度治學，則傳世文獻中文論材料的整理，猶如對新世紀學科的“基礎建設”。整理材料，解釋材料，若先入為主，適足以入主出奴；因此，通鑒全局的史識至為重要，以識力駕馭材料，真偽自可鑒別，輕重自有鑒裁。若死守當今學科的分類領域，便不可能開出恢宏的學術生命。 畛域分明，是當今學院派學術的特點，但對古文論研究來說，無疑筑墻自困。古文論研究和學術思想及哲學的關系至大，古文論在很大程度上對文學的哲理性省察，像孔子以《大雅》中“思無邪”一語概括《詩三百》，引詩以說詩，背后便有非常深刻的哲學意義，若草率地以泛道德論來解說，再任意引申為儒家重道輕文，則與原意相違不啻千里。若把“思無邪”放在向重“中庸”的儒家義理來理解，結合《關雎》“樂而不，哀而不傷”的批評，便不可能率意妄斷。因此，羅宗強教授力主文學思想的研究，實深得學科三昧!復旦大學中文系主持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已完全刊布，在世紀結束前為學科的總結奉上珍貴的獻禮；至于《原人論》等三部專著，從三個方面樹立古文論的大旗，學術之功甚偉。新世紀初期，文學思想的研究和整理應提上日程，透過文學思想打通藝與道的畛域，重新接上藝道并存的文學傳統。
篇5
“珠光寶氣，極盡奢華。”一位剛剛參觀過展覽的觀眾感嘆道。
然而，就在不久前，故宮才剛剛因“盜竊門”卷入輿論漩渦，涉及的被盜展品，亦并非文物，而是出自卡地亞、愛馬仕等品牌的奢侈之作。
奢侈品何以登堂入室？國家級博物館又該如何權衡商業化的邊界？
市場化的尷尬起步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博物館的經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市場經濟的浪潮之中。
第一個被拋出的疑問就是：財政“養”著的博物館，為何要去跑經營？
一位財政系統的人士向記者透露，博物館進行市場化改革早已不是近幾年的事情了，而改革的動力則是源于博物館自身。“由于長期依賴財政撥款，而與其他強勢部委相比，財政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向來就處于弱勢。全國大多數的博物館普遍存在運營經費不足的問題，更無力籌辦高水準的展覽。”該人士稱，“盡管財政是出錢‘養’著博物館，但普遍‘營養不良’。”
以政府投資、博物館進行藏品保護與展示、相對封閉運作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博物館經營理念已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更無法和國際上知名的博物館媲美。本著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教育功能的良好愿望，博物館開始全面“轉身”，探索一條開放式經營之路。
一些博物館率先開始引入市場化機制，尋求多元化的經營收入。例如針對市場需求進行策展，增加門票收入；開發周邊產品，進行特許經營；運營餐飲休閑場所、出租場地；轉讓文物保護技術和科學研究成果的知識產權等。
市場導向給許多博物館帶來了活力。經營管理的理念被引入，一些博物館開始面向社會需求，著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影響力。
“商”不起的特展
在眾多的商業運作中，最惹人爭議的即舉辦與博物館傳統“身份”不符的奢侈品特展，最近幾年頗有愈演愈烈之勢。
早在2009年，故宮博物院就在其設施最完善的午門展廳舉辦了“卡地亞珍寶藝術展”，展品共346件，涉及珠寶、腕表等高檔飾品。
兩年后，兩依藏博物館的多件分屬于卡地亞、愛馬仕、蒂凡尼、梵克雅寶等奢侈品牌的現代工藝品又讓故宮“開門迎客”。
無獨有偶，剛剛修繕一新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在開放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就籌展了LV“藝術、時空之旅”，共展出路易威登各類展品近200件，涵蓋旅行箱、服飾等。一時輿論嘩然。
據該展覽策展人介紹，展覽展出了路易威登自1854年創建以來，影響旅行歷史的代表性原創與體現藝術情感的各種設計，也包含未曾對外展出的文獻手稿與名人物件。
據介紹，博物館對各類展覽設定了準入門檻，首先由參展方主動申請舉辦的展覽，另外需要參展方自行支付與展覽有關的一切花銷。策展人向記者介紹，國博的展覽從策劃到布展，每一個環節都是上報到文化部的，只有得到文化部批文，海外展品才能入關。
當記者質疑幾件現代LV箱包成品時，該策展人略帶遺憾地稱，“在最初的策劃中，所有展品皆是經過時間凝練的古董箱包，但由于部分展品涉及到稀有物種，因此沒有得到國土資源部的批文，展品無法通過海關檢查，而重新上報國土資源部也為時過晚，所以只得用現代展品作為替代品展覽。”
一位故宮前工作人員也向記者透露，文化部有《故宮博物院陳列展覽管理辦法》，依照辦法“引進展覽須與故宮博物院的性質和任務相適應，應以展示古代、近代文物為主”；至于現代藝術品，則必須滿足“具有極高藝術水準”的條件，才可“適當考慮”。
此前，收藏界對于故宮兩依藏展品的藝術價值就頗存異議。在“文物”被盜后，曾有在保險公司負責文物風險精算的人士稱，這些展品多數距今不過六七十年，只是一些奢侈品牌的精選品，并非文物，亦談不上是藝術品，遠遠無法按文物的標準來衡量其價值。
LV“藝術、時空之旅”策展人向記者講述道，輿論對這樣的展覽不理解，認為博物館是在亂用納稅人的錢，替奢侈品公司辦展覽，“新聞會當天，第一個記者就質問，‘辦這次展覽，你們收了多少錢？’。的確，按照規定路易威登公司是承擔了全部展覽費用，并且向博物館支付了一筆不小的籌展費。但公眾不知道，博物館如果光靠國家的撥款完全不可能辦好，甚至發工資都有困難！”
“這次引進LV展覽，使博物館形象上顯得更鮮活、更有時代氣息、更有包容性，是藝術與商業的結合。”該負責人向記者介紹說，在外國博物館的運營經費來源是多途徑的，有國家撥款、基金會資助、企業和個人資助，把所有力量整合在一起做文物保護。“即便是這樣，國外的博物館一樣在籌辦此類展覽，亞歷山大?麥昆（Alexander McQueen）精華展也剛剛進入了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至于究竟國家博物館從此次展覽中收取了多少籌展費用，該人士表示不方便透露。而對于該筆資金究竟是否全額納入博物館預算之列，由博物館自行安排使用，還是上繳國庫，這些公眾不得而知，更不要談監督了。
經營邊界何在
以博物館為代表的文化事業單位進行適度的商業運營，本也無可厚非。但“適度”的邊界究竟在哪里？在公共文化資產的保護和經營之間、公共性與商業化之間，究竟能否找到一條平衡之道？
在法律上，已經對博物館等公共設施進行商業運營有著明確規定。《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規定，公共文化設施管理單位可以將設施出租用于舉辦文物展覽、美術展覽、藝術培訓等文化活動。而《博物館管理辦法》中也明確說明，國家鼓勵博物館發展相關文化產業，多渠道籌措資金，促進自身發展。
世界范圍內的知名博物館，如盧浮宮、大英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等，也都有一定的商業經營，且自身經營獲得的收益是博物館運營資金中很重要的一個來源。
正如國家博物館的策展人所言，亞歷山大?麥昆的展覽能夠順順利利進入大都會博物館，而未遭任何質疑的原因，正是由于在發達國家，博物館已經形成多元化的投資機制和完善的管理與監管模式；而在中國，公眾、媒體的質疑是由于商業運營規則和收益的分配始終處于監管盲點，從而引發了人們對博物館是否會為了追逐利益而冷落了其本應承擔的文化職能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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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博物館；管理；策略；
中圖分類號：G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5）-01-00-01
博物館不只是一種開放式、公益性的公開場所，而且，因為館藏文物，其自身具有不可再生性，比起省圖書館來說，在管理上需要有更加嚴格的要求和更加精密的保護，不只需要做好基本的資料整理和館內清潔，還要特別注意，防止文物生蟲、氧化，甚至被盜竊。這樣，不僅是經濟上的重大損失，也使國家的歷史文化失去最基本的實物研究基礎，所以，加強博物館的管理，是博物館的最基本任務。
一、文物托管和博物館托管的含義
文物托管主要是針對民間文物，是指民間文物的所有者為了使文物受到更好的保護與博物館簽訂相關協議，將文物以免費的形式搬到博物館中進行管理和保護，文物的所有權依然屬于文物的所有者，但是負責保護文物的博物館可以對這些文物開展研究和展覽。
博物館托管主要是針對民營博物館和國家的小型博物館，是指上述兩種類型的博物館將管理工作委托給國家大型的博物館，而受委托的博物館要具備較強的文物管理能力并且可以承擔一定的管理風險，此類托管形式屬于有償管理，博物館托管改善了民營博物館和小型博物館的生存狀態和發展情況，對博物館事業長久、穩定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二、博物館管理途徑
（一）博物館管理員自身的素質培養
管理員是博物館的重要組成部分。博物館管理員肩負著多項工作任務，主要負責博物館的日常管理工作，收集、整理文物資料，并對其進行歸檔和保管，接待參觀者，并對其進行講解；負責收集、整理、保管、利用與文物、博物館事業相關的資料和信息，建立、管理、維護文物資料信息庫等。對于博物館來說，他們除了要完成以上一些基礎護理工作外，還要學會鑒定藏品、文物等，并及時對其進行保護和修復，清潔館內環境、展柜，做好對展品的防蟲、防潮和防霉等工作等。那么，博物館管理員該如何更好地完成自己的重任，提高自身的業務素質呢？
首先，管理員要多讀書，充實自己的理論基礎，加強自身的專業，使得自身逐步走向學術化，比如歷史建筑保護工程、文物保護、博物館學、博物館管理學、材料化學、考古、歷史、文博類。鑒定藏品和保護文物，是博物館管理員的基本任務之一，所以，管理員不僅要做好督導和管理工作，還要不定時地對館藏文物進行檢查和修復。鑒賞文物是一個要求十分縝密、專業素養極強的過程，管理員在這里不應該只是一個業余的古玩家，要不斷地獵取相關知識，將自己從門外漢的行列中剔除出去，勵志將自己變為一個文物“行家”。因為博物館館藏文物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殊性，所以，博物館管理員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確保博物館文物藏品與展品的安全，避免其因為某些原因而被破壞，甚至被偷盜的可能性。關于文物鑒賞的書籍有很多，比如說《遼宋金瓷器（北京文物鑒賞）》《古錢幣――北京文物鑒賞》《中國金銀器鑒賞圖典（中國文物鑒賞大系）》《瓷器（上下彩圖版）（精）/中國傳世文物收藏鑒賞全書》《明清金銀首飾――北京文物鑒賞》《古玩談舊聞》等都是很專業、很實用的文物入門書籍。在選擇書籍的時候，出版社和作者也應該的管理員應該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關于文物保護和文物鑒賞的專業出版社主要有龍圖騰出版社、藝術家出版社、知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
其次，博物館管理員可以將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質和道德操守，遵紀守法，恪守職業道德，任勞任怨，有奉獻精神；有責任心和良好的服務意識，團結協作，服從安排；具有較好的文字、口頭表達能力。根據工作的需要，對展場展出的藏品進行拍照或復制，監督有關人員不得使用閃光燈，對照明燈具必須距文物2米以外進行拍攝。
（二）完善相關法律，加強法制建設
現代社會中，法律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強有力工具，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規范和調整關系是法律的基本功能。這種功能不能只依靠道德來實現。從倫理學體系的構成來看，“規范”是前提，占有首要的、主要的內容和地位；而“道德”則是結論、結果，占最后的，次要的、極少部分的內容。結論遠沒有前提復雜、重要，而前提比結果更為根本，更加具有決定意義。所以，加強博物館的立法建設，可以使博物館運營得更加健康、合理、高校，走向良性循環的發展道路。
除了要根據國家立法外，博物館要根據自身的特色，制定更為具體、科學的管理條例，政府要幫助扶植，使得各館的管理條例走上受國家和政府保護的道路。立法方面從攝影到故意破壞等方面都要有明確的規定，而且要醒目化，是每一位參觀者能夠注意到并認真閱讀。
（三）健全博物館管理制度，細化相關管理措施
博物館實行免費開放是好事，但管理不到位，好事也會變成壞事。這其中制度缺失將是一個瓶頸。許多博物館規章制度還不健全、不完善，有的博物館甚至還沒有制訂免費開放的各種安全工作預案和緊急處置辦法。過大的人流量會給參展質量和文物保護都帶來壓力，一旦出現緊急情況，無法及時有效應對，后果難以設想。博物館必須制訂有關免費開放的各種安全工作預案，專門設立應急事件處理辦公室和觀眾投訴接待室，隨時解決因免費開放游客大增而隨時可能引發的各種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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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科大學生 閱讀 “博觀”
“博”與“約”，是專業閱讀中一定會遇到的一組矛盾。從學術層面來看，閱讀中的“博”與“約”是既對立又統一的一組矛盾。“博”與“約”的指向，雖然有學科與專業內部層面的，也有學科與專業之間層面的，但不論是哪個層面，“博”觀與“約”讀都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其次，在“博”與“約”并取的前提下，對于是重“博”還是重“約”，或是先“博”還是先“約”，學者們可有見仁見智之別，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對于初步學習專業閱讀的文科大學生來說，由于學養與閱讀經驗的不足，他們對于閱讀中的“博”與“約”處理常常會感到顧此失彼，手足無措。目前文科大學生在閱讀中存在的問題是，普遍重視專業精讀，而對跨學科、跨專業的博覽則重視不足。關注不夠。可見他們普遍對“博學”的意義與價值認識不足。這種過于狹隘的閱讀觀念，對于他們開闊學術視野、完善知識結構、提高人文素質、培養創新能力等方面，無形中已經起到了極大的負面作用，其消極影響將是深遠的。基于這種不良的閱讀傾向與消極的閱讀后果，筆者認為，文科大學生的閱讀應該加強“博觀”意識，加大“博觀”力度，延長“博觀”時間。
對于專業閱讀來說，一般而論，“博”是前提與基礎，是求得知識面的寬廣，而“約”則是目的與歸宿，是為了學習與研究的精深。“博觀”的目的，是為了打破專業與學科的局限。構建扎實的知識結構，培養寬闊的學術視野，融匯不同學科的學術方法，從而為自己的學術創新打下一個雄厚而堅實的基礎。并為以后學術研究多方向的發展提供知識儲備與理論支撐。也正因如此，古今學者于閱讀。多是主張先“博”后“約”、由“博”返“約”的。如梁代劉勰《文心雕龍?知音》日：“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著重號為筆者所加，全文同)唐代杜甫有詩句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現代學者陳垣先生在《談談我的一些讀書經驗――與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1961屆畢業生談話紀要》中說：“這就是有博，有約，有涉獵，有專精，在廣泛的歷史知識的基礎上，又對某些書下一些功夫，才能作進一步的研究。”又說：“不管學什么專業，不博就不能全面……只有得到了寬廣的專業知識，才能融會貫通，舉一反三，全面解決問題。……博和專是辯證的統一，是相輔相成的，二者要很好地結合，在廣博的基礎上才能求得專精，在專精的鉆研中又能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在《讀書》中說：“讀書有兩個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他論述博讀的重要性時說：“讀一書而已則不足以知一書”，“多讀書，然后可以專讀一書”。他總結“博”與“精”說：“理想中的學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專門學問。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覽。博大要幾乎無所不知，精深要幾乎唯他獨尊，無人能及。”所論極為精辟、簡要。朱光潛先生在《談讀書》中道：“……不能通就不能專，不能博就不能約。先博而后守約，這是治任何學問所必守的程序。我們只看學術史，凡是在某一科學問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其它科學問有深廣的基礎。”可見，唯有先求博大，方能最終精深，先“博”后“約”是大學者論讀書治學的通識。
大學之道，首在其大。魯迅先生給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的許世瑛開的一個書單是：《唐詩紀事》、《唐才子傳》、《歷代名人年譜》、《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少室山房筆叢》、《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世說新語》、《唐摭言》、《抱樸子外篇》、《論衡》、《今世說》。這十二種書中，有總集，有筆記，有詩話，有傳記，有哲學，有年譜，有書目等，真正是不拘一格，由此可見魯迅先生指導讀書治學的獨到眼光。我想魯迅的書單，即使對于半個世紀后的大學生來說，仍然具有極強的指導價值。
文史哲不分家，是古代治學之道。古代學術大師們往往是由小學人經學，然后又由經學人史學、子學，并兼及文學藝術，其學術成就也常常是橫貫經史子集，非某一個領域所能限制。在現代學者中，將博大與精深發揮到極致的，錢鐘書先生是典型中的典型。如其《管錐編》共梳理《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轉正義》、《史記會注考證》、《老子王弼注》、《列子張湛注》、《焦氏易林》、《楚辭洪興祖補注》、《太平廣記》、《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十部古籍。此外，趙一凡還總結出此書共涉獵英、法、德、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外文書籍二千余種，其中議論則兼及文、史、哲、社會、政治、心理、語言、考古、民俗等十余門學科。(《課后提示：錢鐘書的通學方法》)由此可見其閱讀面廣博之驚世駭俗。其博學不僅古今打通，而且中外打通，真可謂前無古人。錢鐘書先生讀書治學的意識與方法，對于當代學者來說更有現實的指導意義。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現代中國，要求學者讀書治學不僅要面對中國，還要面向世界。以后想做真正有所成就的大學者，其讀書不僅要精通傳統經史子集四部，還要涉及外國文化，以求融匯中外，打通古今。也正因如此，楊義先生在錢鐘書讀書治學的啟示之下，在《古今貫通方法論》的講演中提出中國學術應該具體包含“三四之學”：傳統的按經史子集排列的“四庫之學”；與“四庫之學”相對的存在于民間的“四野之學”；由于西學東漸而傳人的“四洋之學”。如此，方能求得文學研究的古今貫通，使學術研究體現出“能大始貫”、“有識方貫”、“知性求貫”的文化原則。這個議論極有見地，為我們新時代的學術發展指明了方向。當然，這個目標也很是高遠，可能很少有人能最終達到這個標準，但在思想上必須有這個意識，因為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與責任。青年學子在讀書治學上講求“博學”。是責無旁貸的。
專業精讀是必須的，而學術視野則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對于主要從事基礎閱讀的大學生來說，應該如何具體處理“博”與“約”這組矛盾呢?根據大學生的閱讀實際，筆者以為要遵循一個主要原則，那就是閱讀要以“約”為主體，以“博”為拓展，換言之，“約”讀中要能體現出“博”觀來。
從學術研究的視角看，學子們大學期間的閱讀主要是一個固本培元、夯實基礎的階段。因此，通過閱讀構建一個合理的知識結構尤為重要。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從不同學科或專業選取幾部最為基礎的經典著作精讀。爛熟于胸，這樣就為以后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底子。此乃精讀中又涵博觀之意。如著名學者程千帆先生曾論治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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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陶瓷； 觀音造像； 信仰民俗
觀音信仰約在魏晉南北朝傳入民間，經過本土化的調適，雜糅了儒、道思想和多種世俗文化因素，在“中國化”的道路上迅速發展，至宋代幾乎已經婦孺皆知，此后更成為我國民間信仰神系中的耀眼之星。在此背景下，陶瓷觀音造像經歷了一個由梵形神貌逐漸中國化的變革。本文通過宋至清代陶瓷觀音造像及其演變，研究探討中國觀音信仰的發展脈絡。
一、 宋金元明清的陶瓷觀音造像
宋至清代的陶瓷質地觀音造像在出土和傳世品中都比較多見。按照這些造像本身的質地和裝飾特征，可以大致分為宋金、元、明清三段。
1. 宋金陶瓷觀音造像
北宋觀音造像在總體上尚處于對同期泥塑、木雕、石雕等其他質地造像的摹仿階段，有素胎和施釉兩種，而以素胎無釉燒成后再施彩繪者居多，產品以潮州窯和景德鎮窯為主，湖田窯址曾出土過素胎觀音瓷塑的殘件①。此外，甌窯、耀州窯、南豐白舍窯等也有生產。此期觀音造像仍留有唐代遺風，如頭戴花N冠、頂出高髻，袒胸跣足、瓔珞嚴身等都明顯具有唐代石窟造像常見的特征。多見水月觀音題材，典型的游戲坐姿尤為盛行。有代表性的出土品有以下幾例：
“劉永之造”瓷塑觀音，1979年江西高安出土②，素胎無釉，裙褶中尚能看到殘存的鐵紅色彩繪痕跡。觀音形體修長，袒胸露腹，細腰跣足，瓔珞披掛。左腿自然下垂，右腿屈踞，左手撐于身后，右肘置于膝上，右手輕抵臉頰。頭戴花N冠，雙目細長，微向下視（圖一）。
甌窯青釉觀音坐像，1964年溫州市郊白象塔出土③，胎色灰白，通體施青黃釉。觀音頭挽高髻，華飾寶冠，項佩瓔珞寶珠，身著草花長裙。袒胸跣足，右膝踞起，右臂搭放在右膝上，左手掌心撐地，半跏趺座，斜倚于須彌座上（圖二）。
青白瓷觀音像，四川綿竹城關窖藏出土④，通體施青白釉，明凈瑩澈。頭戴花N冠，高髻盤立在頂端正中。半袒上身，以瓔珞裝飾。左腿盤坐，右腿自然踞起，右手腕輕搭于右膝，手指自然垂下，左手撐于身后，呈游戲坐姿（圖三）。
南宋觀音造像在整體風格上仍未完全擺脫同時期其他質地彩繪造像的影響，但數量和品類較北宋明顯增多，景德鎮青白瓷造像名重一時。此期觀音造像在發髻、佩飾等形態上仍保留有北宋的特點，僅雕琢更趨精細；服飾方面的改變比較明顯，強調女性形體特征的半裸造型或因與理學綱常審美觀念沖突而不再延續，變為褒衣博帶式的袈裟寬袍。此外，在造像坐姿、體態及手印等方面也衍生出一些新的時代特征。素胎加彩造像依然很多，澀胎部分以藍、金等彩繪裝飾（多已脫落），還有些在衣襟、瓔珞及寶座等處加施青白釉。
上海博物館藏南宋影青觀音坐像⑤，高25.6厘米，大部分素胎，僅在衣襟、袖口和瓔珞等處施青白釉。觀音束發戴冠，冠臺上塑一佛以跏趺坐于蓮花寶座上；身著廣袖通肩式外衣，胸配瓔珞串珠。面龐豐腴，雙目微啟下視。底部有墨書“大宋淳v十一年辛亥”題記（圖四）。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觀音坐像⑥的發冠、衣著及佩飾均與上海博物館藏影青觀音類似（圖五）。
1978年常州出土的觀音造像⑦，通高22.6厘米，素胎，服飾及寶座施青白釉，觀音頭戴化佛冠，胸佩瓔珞飄帶；內穿僧祗支，外披廣袖通肩大衣。雙手結定印，善跏趺坐于鏤空須彌座上（圖六）。1964年北京豐臺瓦窯1號塔基出土的南宋青白釉觀音坐像⑧，高29.5厘米。像身通體素白無釉，僅于外衣邊緣施青白釉，露胎處原有金彩裝飾，已脫落。發髻飾以鏤空狀寶珠花冠，中有化佛；體態豐腴，袒露上身，胸佩瓔珞（圖七）。
金代耀州窯的觀音瓷塑已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平。故宮博物院藏耀州窯青釉加金送子觀音像⑨，通高15.8厘米，發髻高盤，頭披長巾，正中有化佛像。雙目下視，端莊慈祥。身著長衣，長裙委地，胸前佩掛長命鎖，左手懷抱一嬰兒，右手置于膝上，赤足危坐。這類送子題材的觀音造像在宋以后漸趨增多。
金朝統治下的北方還有彩繪觀音造像，以黑、紅、綠等彩料分別描繪寶冠、發髻、五官和衣飾等處，具有民間鄉土藝術的淳樸、粗放之風格。目前考古發現的金代紅綠彩觀音造像均以男相特征出現，如天津市武清區齊莊遺址出土的白釉紅彩觀音像⑩，高32.2厘米，頭戴如意花冠，發式前分后髻，肩披長巾，胸佩瓔珞（圖八）。
2. 元代陶瓷觀音造像
景德鎮在元代開始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瓷器生產地，由于采用“二元配方”，提高了瓷胎中氧化鋁的含量，減少了焙燒過程中的器物變形，為大件瓷塑的燒造創造了條件。此時的觀音造像已基本擺脫了早期彩繪造像的影響11，施釉面積加大，通體施釉的瓷塑精品屢見不鮮。
首都博物館藏1955年北京市西城區定阜大街出土的青白釉觀音坐像12，高65厘米。胎質潔白細密，通體施青白釉，觀音頭戴寶冠，上身披寬袖長袍，下著長裙，瓔珞嚴身，腕帶花釧。面容端莊，神情安詳（圖九）。
相同風格特征的青白釉觀音像在元代頗為流行，故宮博物院13（圖一）、英國國立維多利亞工藝博物館14（圖一一）、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法國國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等都收藏有類似瓷質造像。這些造像均顏容婉麗，以游戲坐姿居多，通體滿飾瓔珞華N，富麗華美。1973年景德鎮市郊元墓出土的童子拜觀音像15（圖一二）、1978年山東茌平元代窖藏出土的影青觀音像16（圖一三）等，屬于胎質稍粗者。
1978年杭州市文三路后元至元丙子（1336年）墓出土的青花觀音像，是一副平民化的女性形象。觀音頭戴鳳冠，身著廣袖長襦，足登履，坐于海濤座上。其花鬢天冠已遠不及宋代的華麗夸張，也沒有化佛貼塑，代之以當時貴婦所戴之鳳冠，其余衣飾也無異于賢淑端莊的貴族婦女形象。若沒有善財童子與龍女手托供品脅侍左右，已難以確認其為觀音造像（圖一四）。
元代龍泉窯也盛燒觀音造像，并且特色鮮明。龍泉窯瓷塑觀音的臉、手、足等肌膚部分均不施釉，呈赭紅色；衣、冠等其余部位皆施青釉，呈青綠、粉青等色，溫潤如玉。武義縣博物館藏觀音坐像17（圖一五）、龍泉青瓷博物館藏龍泉市出土的觀音坐像18（圖一六），造型與之相似，皆頭戴寶冠，披帛隨身，瓔珞環繞。左腿自然下垂，右腿踞起，呈游戲坐姿，有明顯的世俗情調。造像中其他元素也是統一模式，都于觀音右側立瑞鳥，左側供凈瓶，左前有童子跪拜行禮。
龍泉窯觀音造像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部分造像帶有背龕。背龕一般以山石祥云或如意紋等堆塑成頂罩，以海水浪花等裝飾蓮臺底座，兩側壁臺上分置寶瓶、缽盂或瑞鳥。這類造像還往往有脅侍侍者、跪拜弟子及供養人，以童子拜觀音最為典型，所占比例也最大。如上海博物館藏青釉坐龕觀音像19（圖一七）、吉林省博物館藏青釉坐龕觀音像20（圖一八），都有脅侍有善財、龍女，各自手捧貢品立于龕柱兩側。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遺址中出土有青白釉觀音龕像21，只是形體略小，且不見龕柱兩側有脅侍者。龍泉窯坐龕觀音像的燒造一直延續至明代（圖一九）。
元代北方陶瓷觀音造像的燒造主要集中于磁州窯，以白地黑花裝飾多見，仍見男相觀音。如吉林省博物館藏元代磁州窯白地黑花觀音像22、蘇州文物商店藏元代磁州窯白地黑花觀音像23（圖二），皆以男相示人。這類風格的觀音造像，均長眉闊面，唇上三縷黑色卷須顯示男性特征，元以后男相觀音已基本不見。
3. 明清陶瓷觀音造像
明清兩代陶瓷觀音造像的瓷雕技藝精湛，產品種類豐富，造像的題材、樣式、風格均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呈現一派繁榮景象。
明清時期福建德化窯白瓷塑像最享盛名。明代德化窯白瓷觀音胎體細密，釉色乳白如凝脂，胎釉渾然一體，雕塑技藝嫻熟精妙，形神兼備，尤其面部刻劃生動傳神，栩栩如生；瓷塑名匠有何朝宗、林朝景、張壽山、陳偉等。上海博物館藏明“何朝宗”款渡海觀音像（圖二一），發髻高束，肩披長巾；雙目微垂，雙手拱于身前，跣足而立，足下浪花翻滾。何朝宗以嫻熟的技藝表現了觀音菩薩妙相莊嚴和端莊嫻雅的女性特征，詮釋了大士慈悲仁厚、福德具足的內心世界。據記載，清朝慈寧宮內大佛堂西配殿中曾供奉何朝宗款白瓷觀音一尊24。
清代德化窯瓷塑胎體逐漸變薄，雜質增多，釉色多白中泛青，與明代作品相比，造型略顯僵硬，或刻劃繁縟或雕工鈍拙25。
明清時期景德鎮多種彩瓷和顏色釉品種相繼應用于佛教造像的制作，實現了景德鎮窯瓷塑觀音從單一釉色向多彩、多色釉的轉變，青花、五彩、粉彩、素三彩、霽紅、豆青以及窯變釉等裝飾方法都曾運用到觀音造像的創作，精品疊出。首都博物館藏明三彩觀音坐像，除面部和胸部外，通體施綠、黑、黃和茄皮紫色釉。發髻高盤，發絲細密，面龐圓潤，修眉細目；身著坦胸式寬袖大衣，胸飾瓔珞。神情沉靜肅穆，面容中性（圖二二）。
故宮博物院藏明成化獅吼觀音像26，是一尊家庭供奉或供養的觀音造像。通體以黃、綠兩色琉璃釉裝飾，沉靜莊嚴。觀音頭戴化佛冠，胸飾瓔珞，結跏趺坐（圖二三）。背部有發愿文：“功德主胡明，黃氏妙，長男胡應、胡應林、胡應山、胡應朝，男婦妙果、妙鎮、妙緣、妙全。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吉日造。”
明清磁州窯類型瓷塑觀音造像，仍以彩繪見長。明代禹州窯出產的白底黑花褐彩觀音像27，五官清秀，彎眉，細目，小口（圖二四）。裝飾風格與前述2件元代磁州窯白地\花觀音像一脈相承，民間氣息濃郁，但唇上卷須已不見；在諸多方面較之金元造像更具女性之柔美。此外，彭城窯也曾生產白地黑花觀音造像，如故宮博物院藏清代白地黑花送子觀音像28，發髻盤起，頭戴風帽，懷抱嬰孩，游戲坐于蓮花座上（圖二五）。
清康熙素三彩、五彩瓷塑的成就最為突出。故宮博物院藏康熙素三彩觀音像29，通體施黃、紫、綠三彩，發髻高盤，項戴佛珠，雙手置于膝上，右手持一如意，結跏趺坐（圖二六）。康熙五彩觀音像30，通體以五彩裝飾，觀音雙手施禪定印，跏趺坐于蓮花座上（圖二七）。下承方臺，座前有墨書“信士弟子劉桂生敬請觀音大士壹尊，祈保合家清吉，福壽康寧，人財興旺。康熙丙申年仲冬月吉旦。”
晚明景德鎮還燒出了一件大名鼎鼎的“窯變觀音”，文獻中敘述頗多：“明神宗時，李太后崇禮大士，欲得一瓷相奉之，舉念間，景德鎮窯中諸器化一莊嚴法象，綠衣披體，晏坐支頤，兩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輪梵字，篆法宛然。獻之闕下，懿旨命供于報國寺，俾都人咸知敬禮。今京師所謂‘窯變觀音’是也”31。清代梁章鉅在《浪跡續談》也有一則關于福州司道迎請窯變觀音像，誦經祈雨，得償所愿的記述。
明清宮廷中有多處佛堂，為滿足皇室供奉需要，景德鎮御窯廠曾奉旨燒造各類佛教造像。如天津博物館藏“唐英敬制”款白釉觀音坐像（圖二八），是由乾隆十二年（1747年）皇帝親審木樣，命唐英燒造而成。造像通體白釉，黑發高髻，游戲姿態安坐，垂眸淺笑，慈悲端莊。背后有“唐英敬制”四字篆書豎款。此尊造像內裝佛珠、經咒、寶石及香料等佛教寶物后底部全封，應該是依儀軌裝藏加持后供奉于宮中佛堂。據《清宮造辦處活計清檔》所載，乾隆皇帝曾多次降旨燒造此類造像，但成功之作甚少。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月，“太監胡世杰交觀音木樣一尊、隨善才、龍女二尊，傳旨：交唐英照樣造填白觀音一尊，善才、龍女二尊，盡力燒造，窯變更好。原樣不可壞了，送到京時裝嚴安供。于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將燒造得，觀音一尊，隨善財、龍女持進。”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初十日，太監胡世杰傳旨：著江西照現燒造的觀音菩薩、善才、龍女再燒造一份，得時在靜宜園供。”六月二十三日，唐英覲見皇帝，面奉諭旨：“著燒造青花五彩觀音菩薩一尊，隨善才、龍女”32。
據清宮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朝曾定燒相當數量的藏傳佛教用器，包括粉彩、五彩及金彩等藏傳佛教觀音造像。首都博物館藏清乾隆粉彩蓮花手觀音坐像，觀音一面二臂，頭戴單葉寶冠，葫蘆形發髻。雙手自然下垂，各持一蓮花莖。袒胸跣足，寬胸細腰，結金剛跏趺坐于仰覆蓮臺上。肩披帛帶，胸前斜披仁獸皮，下著紅色僧裙。身體為藏傳佛教儀軌中觀音顯寂靜相之白色身（圖二九）。釉彩鮮艷明亮，與菩薩之莊嚴相映生輝。此像雖然是依照藏傳佛教要求制作的，但明顯融入了部分漢傳佛教因素。
清宮舊藏中這類帶有明顯藏傳佛教色彩的瓷塑觀音像在數量和品種上都非常有限，除官窯外，民窯亦不見生產。其原因，首先是藏傳佛教僅流行于宮廷以及青藏高原、四川和西北地區，對內地各省的影響有限，百姓少有供奉藏式佛像之需求；其二，由于瓷器在制作工藝方面的局限，只能以塑造寂靜像的佛、菩薩為主。密宗里大量呈現忿怒相的明王、本尊，一般多手多足、足踏各種魔怪、手印持物多變，造型復雜，燒造難成。這也是瓷質密宗造像品種遠不及銅造像豐富，未能表現龐大神系構成的重要原因。
除德化、景德鎮、磁州窯盛產觀音造像外，明代的龍泉窯，清代的漳州窯、石灣窯等窯場也燒制觀音造像，并且不乏精品。整體看來，清代陶瓷觀音造像在宗教神性上表現出明顯的衰退跡象，形制更趨小巧，裝飾性、觀賞性增強，有些甚至成為怡情遣性的清供文玩，或點綴居室的工藝制品，其莊嚴神秘的宗教內涵被進一步褫奪。清中葉以后的民窯觀音造像，造型和裝飾普遍流于淺顯媚俗。
二、 陶瓷觀音造像出現及流行的原因
1. 陶瓷材質的優勢
唐末以來供奉于寺院室內或家庭佛堂的小型佛造像的需求量激增。但宋遼金時期銅禁頗嚴，金銅佛造像的生產受到影響。據《宋史》記載：“開寶三年，……民鑄銅為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33。金代曾要求民間“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值之半”34；嚴重缺銅時甚至太廟中的祭器也以陶瓷類代替，“奉始祖以下神主于隨室，祭器以瓦代銅”35。由于“銅不給用”，而“漸興窯冶”36。陶瓷佛教造像由此應運而生并且迅速占領市場。
宋金制瓷工藝日益精湛，裝飾品種日益豐富，為燒造不同風格觀音造像提供了技術保證。同時，陶瓷原料成本低，而且具有耐酸堿、耐腐蝕、可塑性強、適宜批量生產等優勢；除銅禁因素外，陶瓷之質地、釉彩色澤等方面的獨特美感也比金銅造像更盛一籌。因此，陶瓷觀音造像相對容易在市場競爭中占優勢。
2. 觀音信仰的普及
陶瓷觀音造像盛行的最根本原因還在于觀音信仰的普及。東晉來自印度的高僧鳩摩羅什譯出《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觀音信仰隨之在社會上逐漸廣泛傳播。經南北朝至唐代，大量有關觀音信仰的佛教經典譯出，觀音信仰為各宗各派普遍接受，至宋代，觀音形象幾乎家喻戶曉。
佛教宣稱：無論男女老幼、貧賤富貴，甚至不分是非善惡，只要一心持念觀世音菩薩名號，觀音便會循聲救苦，使之災厄立解，煩惱頓消。如《妙法蓮華經》所說：“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觀其音聲，皆得解脫”；“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威神之力巍巍如是”37。觀音以其慈航普濟的悲憫情懷和簡單易行的修持法門，贏得了世人、特別是社會中下層的百姓的心理信賴，成為世人擺脫疾病災難、脫離現世苦海的精神寄托。
元明清時期，各種宣傳觀音身世的寶卷、有關觀音“感應”和“靈驗”故事和傳說，不斷修改完善、定型，并在民間廣泛傳播。這些內容與佛教經典雖然有出入，但以其適宜大眾傳播，對觀音信仰的普及影響極大，其信眾上至帝王將相、達官顯貴，下至富商巨賈、庶民百姓，甚至三教九流無所不有。
3. 對造像功德的認識與追求
佛教信徒認為：佛像為法器之身，能令眾生生起對三寶的信心，見相而生信，因信而入解脫門；證得涅，成就無上菩提。如佛所開示：“若人為佛故，建立諸形象，刻雕成眾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寶成，BJ赤白銅，白n及鉛錫，鐵木及與泥，或以膠漆布，嚴飾作佛像，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38。
就普通世人而言，塑造諸佛菩薩造像亦能消災禳福，滅昔日之罪，獲世間福德利益。《佛說造立形像福報經》云：“作佛形像其福無量，無窮無盡不可稱數，如是四天下江河海水尚可升量，作佛形像其福甚多，多四天下江河海水出過十倍。后世所生常護佛道。作佛形像，死后不腿氳賾畜生餓鬼道中，死即升天，天上壽終蛻世間勢福之家，如是受福不可稱數，會當得佛涅之道”39。《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亦云：“若有眾生宿造惡業，當受種種諸苦惱事，所謂枷鎖、械，打罵燒炙，剝皮拔發，反系高懸，乃至或被分解支節，若發信心，造佛形像，如是苦報皆悉不受”40。
出于對造像功德的認識，佛教信徒將塑造佛像作為一種方便的修行法門和禮敬佛陀的殊勝供養，即在沒有能力開窟造像、塑繪金身時，以虔誠敬畏之心燒造陶瓷造像同樣可以積累善業功德。陶瓷相對金、銀、銅等材質而言廉價質優，適應普通民眾的經濟能力，容易得到信眾的廣泛歡迎和接受。
三、 陶瓷觀音造像的題材
宋代以來，觀音信仰與世俗利益的多方位趨同，催生了中國化觀音的33種變相，中國陶瓷觀音造像的造型和裝飾因而千差萬別，常見題材有以下幾種：
1. 水月觀音
通常認為，善財童子到普陀洛迦山向觀音菩薩問法是水月觀音藝術形象的來源。據《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記載：善財童子“見其西面巖谷之中，泉流縈映，樹木蔥郁，香草柔軟，右旋布地，觀自在菩薩于金剛寶石上結跏趺坐，無量菩薩皆坐寶石恭敬圍繞，而為宣說大慈悲法”41。這段經文中記載的童子所見月亮、泉水、樹木、山石等要素，在歷代水月觀音造像中持續出現。
盡管在正統佛教經典及觀想儀軌中，沒有任何與水月觀音直接有關的內容，在民間寶卷、靈驗傳說或朝山圣地中，也未出現有關水月觀音的描述，但這并不妨礙其成為最受藝術家偏愛的觀音形態之一。據說唐代周P“初效張萱畫，后則小異，頗極豐姿，全法衣冠，不近閭里。衣裳勁簡，彩色柔麗。菩薩端嚴，妙創水月之體”42。宋元瓷塑觀音造像中水月觀音題材占有相當的比例，元以后則不再盛行。但宋元水月觀音玲瓏精巧的造型對后來瓷塑觀音的影響極大，尤其是自在閑適的游戲坐姿，多被借鑒到送子觀音、白衣觀音等造像中。
2. 送子觀音
“重生”、“貴生”的思想貫穿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始終，早生貴子，是人生幸福的一種企盼。人們也把希冀得子的愿力寄托在大慈大悲、有求必應的觀音身上。《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中也明示觀音有“送子”的法力：“若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眾人愛敬。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力”43。
觀音送子信仰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流傳于坊間的各種求子遂愿的故事，這類故事不勝枚舉，形式也多種多樣，禮敬、誦經、布施、塑造佛像皆為常見的求子行為。如《觀音慈林集》就記載有因供奉觀音造像而得子者：“何隆五十無嗣，乃奉千手千眼大悲像，朝夕虔禮”，結果“夢大士授紅兒，連舉三子”44。
宋金時期開始出現送子題材的陶瓷觀音造像，至明清兩代已成為最為常見的陶瓷觀音造像題材。其造型為觀音懷抱男嬰、或置男嬰于膝上，還有的是男童依偎在觀音身旁，形如人間母子，充滿了世俗情趣。
3. 魚籃觀音
魚籃觀音，亦稱馬郎婦觀音。明初宋濂在《魚籃觀音畫像贊》序中描述了這種“以色設緣”的觀音應身：“《觀音感應傳》：唐元和十二年，陜右金沙灘上有一美艷女子，提籃鬻魚，人競欲室之。女曰：‘妾能授經，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余，辭曰：‘一身豈堪配眾夫，請易《金剛經》。’如前期，能者復居半數，女又辭，請易《法華經》，期以三日，惟馬氏子能。女令具禮成婚，入門，女即糜爛立盡，遽瘞之。他日有僧同馬氏子啟藏觀之，惟有黃金鎖子骨存焉。僧曰：‘此觀音示現，以化汝耳。’言及飛空而去。自是陜西多誦經者”45。
魚籃觀音以其美麗、慈祥和濃厚的傳奇色彩，深受民眾篤信敬仰，成為明清時期常見的一種陶瓷觀音像造型，通常為一位手提魚籃或將魚籃置于身旁的漁婦，神情、衣飾均如平民女性，這種觀音形象與當時流行的戲曲、小說等民間文藝形式有一定的關聯。
4. 白衣觀音
白衣觀音，又名“大白衣”、“白處觀音”，以圣潔立名。《大毗盧遮那成佛經疏》曰：“半拿縛悉寧，譯云白處，以此尊常在白蓮華中，故以為名。亦戴天發髻冠，襲純素衣，左手持開敷蓮華，從此最白凈處出生普眼，故此三昧名為蓮華部母也。……白者，即是菩提之心。住此菩提之心，即是白住處也。此菩提心從佛境界生，常住于此，能生諸佛也”46。
白衣觀音形象始見于晚唐，此后成為感應故事和藝術作品中常見的觀音題材。據《咸淳臨安志》記載：“后晉天福四年，僧道翊結廬山中，夜有光，就視得奇木，命孔仁謙，刻觀音像，會僧勛從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因納之頂間，妙相具足，錢忠懿王夢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寤，乃即其地創佛廬，號天竺看經院，咸平初，郡守張去華以旱迎大士，至梵天寺致禱，即曰雨，自是遇水旱，必謁焉”47。陶瓷白衣觀音造像數量可觀，明清德化窯觀音多取白衣造型。手中所持法器或印契多種多樣，有的持蓮花、柳枝，有的持般若經篋，有的席地而坐，有的立于蓮臺。其形象與水月觀音、送子觀音、南海觀音等相互融合，重疊，甚至在一定背景下相互轉換。
5. 童子拜觀音
瓷塑童子拜觀音造像通常是觀音左側立一童子，取材于善財童子參謁觀音受教化一事，有些造像還有龍女及寶瓶、白鸚鵡等元素，為元明清時期常見題材之一。善財童子為《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中福城長者的五百童子之一，因他出生時有七種寶藏涌現，遂以“善財”名之。后經文殊菩薩點化，舍棄人間福報，向南求法。經歷百余城，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聽受種種法門，于普賢菩薩道場修行圓滿、證入法界。唐代般若所譯《四十華嚴》認為觀音是善財童子參訪的第二十八位“善知識”，曾在普陀洛迦山茂林空地的金剛石座上為善財說法。
龍女源自《妙法蓮華經》第十二品《提婆達多品》中“龍女成佛”的故事。她是“二十諸天”中第十九天之婆竭羅龍王之女，八歲時已善根成熟，深入禪定，于剎那間發菩提心，在法華會上當眾示現成佛。“與會大眾，都見到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七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為十方一切眾生演說妙法”48。為輔助觀世音菩薩普度眾生，龍女由佛身示現為童女身，成為觀世音菩薩的右近侍。
《阿彌陀經》描述鸚鵡、迦陵頻伽、白鶴、孔雀等諸眾鳥演說種種佛音，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49。后經世俗化演變，鸚鵡改頭換面成為《鸚哥寶卷》的主角，以為母獻身的勇氣和孝心感動觀音，助其雙親往生善趣，白鸚鵡乃跟隨觀音到普陀山修行并最終獲得正果。
童子拜觀音題材造像在龍泉窯、景德鎮窯、德化窯都有生產。童子拜觀音在圖像、形式上同樣也與其他題材的觀音造像多有重疊之處，有時甚至是隨意擇其所需，無有定式。如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收藏1尊17世紀帶龕白衣魚籃觀音，旁邊還有善財、龍女，鸚哥、寶瓶。這種重疊顯示觀音信仰更加世俗化。
明清時期，隨著觀音信仰“俗神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民間文藝作品的影響，陶瓷觀音造像作為菩薩造像本身的教化功能和膜拜意義更加淡化，演繹出更多具有民俗化、戲劇化意味的新題材。德化窯觀音瓷塑品種最為豐富，除上述題材外，還有坐巖觀音、渡海觀音、立荷觀音，披坐觀音、祥云觀音、持經觀音、坐地觀音、坐浪觀音、妙善觀音、楊柳觀音、持蓮觀音、一葉觀音、合掌觀音、灑水觀音、哈蜊觀音及十八臂觀音等。這些題材的依據，大部分顯然不是正統佛經，而是本土經典、通俗文學、傳說及感應故事，雖然有一些佛教經典中觀音形象的影子，但卻更多雜糅了世俗成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典與義理的偏失。
正統佛教教義認為：諸佛菩薩尊像之形態、手印、服飾、坐式、比例、尺度等要嚴格遵循宗教儀軌及造像度量標準的限制，按照“三經一疏”50的要求制作。“量度不準之像，則正神不寓焉”51。諸如魚籃觀音、祥云觀音等基于世俗信仰創作、脫離宗教儀軌的觀音造像，通常不見于寺院供奉。
四、 從陶瓷觀音造像看觀音信仰之演變
1. 從“猛丈夫”到“善女人”――觀音的中國化變相
在印度早期佛教壁畫和相關典籍中，觀音菩薩均作為阿彌陀佛的脅待菩薩之一，示現“男猛丈夫”梵相52；當其初入中原，亦以男相度人。《悲華經》云：“往昔過恒河沙等阿僧祗劫，此世界名剛提嵐，劫名善持，有轉輪圣王名無諍念主四天下，時空藏如來出現于世。王有千子，長名不”53。《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頌偈云“海上有山多圣賢，眾寶所成極清凈，華果樹林皆遍滿，泉流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觀自在，為利眾生住此山”54。《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也中稱其為“善男子”55。此外還有《觀世音菩薩授記經》中的“蓮花童子”說56，《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經》中的“千光王靜住如來”弟子說57等。
中國早期的觀音造像多參照印度佛教經典中的男相觀音形象。大約在公元5世紀的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開始出現女性化的觀音形象58，公元7世紀后期更為多見。北宋以后，妙善公主的傳說開始在民間流傳，講述妙莊王妙善，因修習佛法拒絕婚嫁而被父處決，幸得山神庇護，潛心入山修行。后來又自愿犧牲雙手雙眼，以救治罹患重病無藥可醫的父親；于雙親面前示現千手千眼之形象，隨后示寂。妙善傳說可追溯至蔣之奇（1031～1104年）根據方丈懷晝所示文本創作的《大悲菩薩傳》；元初，趙孟\之妻管道升（1262～1319年）在此基礎上編成《觀世音菩薩傳略》，故事情節趨于完備；最后在明代完成的《香山寶卷》中進一步加工完善。至此，觀音在中國的女性化形象演變圓滿完成。
通過前揭各例不難發現，歷代陶瓷觀音造像的形象演變和觀音在中國女性化形象的演變過程幾乎同步的。宋以后的陶瓷觀音造像主要以女相示人，金元磁州窯等窯場的紅綠彩、白地黑花瓷塑中雖然有男相觀音，但多為面頰豐腴，柳葉眉，丹鳳眼，櫻桃口，僅以唇上三縷卷須顯示男相，明顯有別于早期石窟造像及壁畫中所見之“偉丈夫”形象。元以后，帶有胡須的男相觀音基本消失，觀音造像更多以平民女性乃至勞動婦女的形象出現。
按佛教義理，觀音本無男女之區分，如《法華經普門品》所言“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59。就包括觀音菩薩在內的一切諸佛菩薩而言，都具備慧、定二德。主慧德者，作男形，主定德者，作女形。因此，觀音菩薩有隨緣應化，循聲救苦的誓愿，女性化只是觀音顯定德之像，以慈悲母愛來救度眾生，以平等心愛一切眾生如子。從世俗角度來看，觀音以此平易近人的女性形象、有求必應的慈悲情懷以及純孝感人的身世，不但符合大眾社會心理，而且符合國家利用倫理道德鞏固統治的需要，同時規避了男女授受不親教條的限制，有助于女性信眾隊伍的擴大，有利于佛教的傳播。
2. 從佛國到凡塵――觀音的“俗神化”趨勢
從歷代陶瓷觀音造像的題材、形式、風格的演變中不難看出，觀音信仰自傳入中國起便不斷經歷著本土化的調適。
以送子題材為例，盡管《普門品》明言觀音有送子神力，但由于普通百姓更多關注于解救生存困難，因而在中國早期觀音信仰中，送子的職能并不突出；在早期的感應錄中，求子也明顯不是重要主題。因此，宋以前的陶瓷送子觀音造像罕見。隨著觀音信仰日漸普及，觀音菩薩不斷與民眾的心靈渴求相契合，與本土傳統文化相交融，其送子之功能漸趨突出，最終演變成為觀音信仰的主要功能之一60。明清時期送子題材的瓷塑觀音紛至沓來，形態十分豐富。除送子之外，百姓也賦予觀音其他更多的神職功能，祈雨、治病、滅罪、得福、求財、避害、延命、度生死等世俗利益無所不包，并且這些職能都趨向具體化和感性化。再經彈詞、戲劇等通俗娛樂及民間文藝、小說等推波助瀾，使得陶瓷觀音造像在樣式的選擇、形象的塑造以及背景故事的處理上，都與印度佛教本初所重視的觀音之般若空性漸行漸遠。
卸去了天竺靈光，穿上了中土婦女的長裙祆褂，世俗信仰語境中的陶瓷觀音造像逐漸脫離了佛教教義儀軌所規定的本來面目，隨著凡俗的需要，忙而不亂地演繹著各種“善巧方便之顏”，最終成為完美的、中國化的接凡女神。
注釋：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民窯博物館：《景德鎮湖田窯址1988～1999年考古發掘報告》，第293頁，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② 劉裕黑、熊琳：《江西高安出土的宋代瓷塑觀音》，《文物》1987年第9期。
③ 徐定水，金柏東：《溫州市北宋白象塔清理報告》，《文物》1987年第5期。
④ 寧志奇：《綿竹宋代瓷器窖藏》，《四川文物》2008年第6期。
⑤ 李輝柄：《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陶瓷全集》8宋（下），第304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
⑥ 崔成實：《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年第11期。
⑦ a.陳麗華：《宋影青瓷觀音像》，《文物》1991年第11期； b.李輝柄：《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陶瓷全集》8宋（下），第303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
⑧ 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第27頁，科學出版社，2008年。
⑨ 馮永謙：《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陶瓷全集》（9）遼西夏金，第304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⑩ 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2）天津遼寧吉林黑龍江，第16頁，科學出版社，2008年。
11 吳明娣：《中國古代陶瓷佛教造像述略》，《佛學研究》，2002年第11期。
12 張寧：《記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第6期。
13 故宮博物院：《故宮經典：故宮觀音圖典》，第167頁，故宮出版社，2012年。
14 汪慶正：《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陶瓷全集》11元（下），第33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15 黃云鵬：《元代影青釉童子觀音瓷雕》，《景德鎮陶瓷》1982年第1期。
16 劉善沂，李盛奎，孫懷生：《山東茌平縣發現一處元代窖藏》，《考古》1985年第9期。
17 朱伯謙：《龍泉窯青瓷》，第248頁，藝術家出版社，1998年。
18 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9）浙江，第216頁，科學出版社，2008年。
19 汪慶正：《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陶瓷全集》10元（上），第109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20 朱伯謙：《龍泉窯青瓷》，第247頁，藝術家出版社，1998年。
2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元大都考古隊：《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遺址》，《考古》1972年第6期。
22 錢芳，王淑玲：《奇特質樸淳風盎然――元代磁州窯白地黃花觀音像》，《中國文物報》2000年3月19日第3版。
23 何榮興：《元磁州窯彩繪觀音像》，《文物春秋》1997年S1期。
24 王建華：《故宮珍藏的德化窯觀音瓷塑》，《文物》1994年第7期。
25 a.宋良壁：《介紹幾件德化窯帶款白瓷塑像》，《文物》1987年第8期；b.戴翠華：《倫敦大維德中國美術館藏何朝春作德化瓷觀音像年代與作者再鑒定》，《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3期。
26 故宮博物院：《故宮經典：故宮觀音圖典》，第224頁，故宮出版社，2012年。
27 郭學雷：《明代磁州窯瓷器》，第72頁，文物出版社，2005年。
28 故宮博物院：《故宮經典：故宮觀音圖典》，第259頁，故宮出版社，2012年。
29 故宮博物院：《故宮經典：故宮觀音圖典》，第257頁，故宮出版社，2012年。
30 故宮博物院：《故宮經典：故宮觀音圖典》，第258頁，故宮出版社，2012年。
31 （清）周家楣等：《光緒順天府志》（十六）左笑鴻等標點本，第515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32 傅振倫，甄勵：《唐英瓷務年譜長編》，《景德鎮陶瓷》1982年第2期。
33 （元）脫脫等：《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中華書局，1985年。
34 （元）脫脫等：《金史?卷四十八?志第二十九》，中華書局，1975年。
35 （元）脫脫等：《金史?卷十四?本紀第十四》，中華書局，1975年。
36 （元）脫脫等：《金史?卷四十六?志第二十七》，中華書局，1975年。
37 （后秦）鳩摩羅什譯長行，（隋）^那崛多譯重頌《大正藏No.266?卷09?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第198頁。
38 （后秦）鳩摩羅什譯：《大正藏No.262?卷09?妙法蓮華經》第8頁。
39 失譯：《大正藏No.0693?卷16?佛說造立形像福報經》，第788頁。
40 （唐）提云般若譯：《大正藏No.0694?卷16?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第790頁。
41 （唐）地婆訶羅譯：《大正藏No.0295?卷10?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第876頁。
42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第205頁，上海美術出版社，1964年。
43 （后秦）鳩摩羅什譯長行，（隋）^那崛多譯重頌：《大正藏No.266?卷09?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第198頁。
44 （清）阮元：《兩浙金石志?宋卷九.續修四庫全書》第9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5 （明）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五一》，萬有文庫本，第881頁。
46 （唐）一行：《大正藏No.1796?卷39?大毗盧遮那成佛經疏卷五》，第579頁。
47 （元）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八十》，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年。
48 （后秦）鳩摩羅什譯：《大正藏No.262?卷09?妙法蓮華經》，第35頁。
49 伊維德（Wilt L. Idema）在“改頭換面的孝鸚哥――《鸚哥寶卷》短論”（出自《文學、文化與世變》，第469～489頁，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一文中，從明成化刊本《鸚歌孝義傳》出發，認為《鸚哥寶卷》是“用秘密宗教的教義對一個民間傳說的一次改頭換面的重寫”。
50 “三經一疏”是對古代所譯四部佛教造像典籍的總稱，分別為《佛說造像量度經》、《造像量度經》、《畫相》和《佛說造像量度經疏》
51 （清）工布查布譯解：《大正藏No.1419?卷21?佛說造像量度經解》，第939頁。
52 龔鋼：《觀音造像由男變女的文化闡釋》，《蘭州學刊》2007年第12期。
53 北涼?曇無讖譯：《大正藏No.0157?卷03?悲華經》，第167頁。
54 （唐）實叉難陀譯：《大正藏No.0279?卷1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十八》，第336頁。
55 （后秦）鳩摩羅什譯長行，（隋）^那崛多譯重頌：《大正藏No.266?卷09?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第198頁。
56 （宋）曇無竭譯：《大正藏No.0371?卷12?觀世音菩薩授記經》，第353頁。
57 （唐）伽梵達摩譯：《大正藏No.1060?卷20?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第105頁。
58 據《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觀音菩薩為救度眾生，化現三十三種應身，其中有七種是女身，即比丘尼、優婆夷、長者婦女、居士婦女、宰官婦女、婆羅門婦女及童女。《楞嚴經》列舉觀世音菩薩三十二身，其中比丘尼、優婆夷、皇后、公主、貴婦及童女等六種為女性。
篇9
[關鍵詞]張家口市；申奧成功；經濟發展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0023
在2014年索契冬奧會上，北京申冬奧宣傳片循環播放，這是張家口第一次在國際亮相。彼時的北京和張家口正在為申奧成功做最后的準備，在超強對手面前，所有人謹慎應對；在635天的艱難申辦中，所有人拭目以待。《長城謠》優美的旋律入耳，伴著漫天雪花，長城麗影、故宮角樓、滑雪賽道依次展現，這是人們初次知道在北京周邊還存在這樣一塊冰雪勝地。通常，能申辦奧運會的都是經濟發達地區，而張家口帶著市轄十個國家級貧困縣的標簽，經濟發展緩慢，卻以天然的生態環境和卓越的旅游資源成為這次申辦冬季奧運會得天獨厚的優勢，這一轉身可謂華麗。
1經濟現狀
張家口曾是察哈爾省省會，煤、風、水、重工業一應俱全，是交通中心和經濟重心。但現在，尚屬三線以外城市，下屬十三縣有十個國家級貧困縣。根據河北省統計局數據，自2012―2015年張家口市GDP在河北省11市中均排行第八，2014―2015年張家口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排行第九和第八，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排行第十和第十一。張家口一直艱難地走著經濟效益相對較低的生態發展路線，歷史變遷遺留的貧困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近些年，張家口關停大量命脈企業，為北京、天津等省市做好生態屏障工作，為其提供優質資源和良好環境，但卻沒有為自身留出足夠的發展基量。制度落后、知識匱乏、市場意識淡薄，是制約張家口經濟發展的主觀因素。
2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21內在需求：加快產業形式轉變
據冬奧申委張家口運行中心常務副主任張春生介紹，2005年張家口就提出了申奧“三步走計劃”――準備先申辦全冬運會，再申辦亞冬運會，最后才是申辦奧運會，但如今卻跳過前兩步，直接走上第三步。為成功舉行2008年夏奧會，北京市投資建設工作提前10年開展，對基礎設施和場館建設的投資達到3000億元，致力于打造國際體育中心城市，圓滿的結果更被前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稱為這是一場真正的無與倫比的奧運會。2022年冬奧會對北京的壓力不大，因為其基礎建設比較完善，不需要大規模興建其他設施。但張家口經濟基礎大不如北京，在服務接待、酒店住宿、交通方面面臨巨大的挑戰，若想成功舉辦這次冬奧會，重中之重就是加快產業升級和轉變，這既是內在需求，也是冬奧會帶來的壓力效應。北京對張家口的定位是走生態路線，京津冀一體化中對河北省的支持也多限于生態建設，但純生態經濟效益較低，無法滿足市區發展的需要，因而得進行產業內部調整。原來的傳統工業需要改造，同時還要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生態農業和風能建設，以崇禮滑雪為中心將服務業向外輻射，發展冰雪項目，休閑旅游，弘揚張垣文化，推廣特色品牌。張家口景點勝在淳樸自然，致力建設成一個低污染、低能耗、高技術的低碳奧運專區。市內重工業產業極少，蔚縣境內生產煤炭，崇禮有礦石資源，但即使有優質資源卻不能有效利用。其實重工業和高污染并不等同，若擁有污染處理技術和綠色排污設備，重工業帶來的副作用會大大降低，從而促進經濟發展。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目前，張家口已建設高新區，按照規劃，高新區將建設綠色、低碳、高效和循環的“智慧綠谷”，可惜目前處于“虛有其表”的尷尬階段，沒有實質性進展。不僅為承辦奧運會，也為將來考慮，張家口應著手學習技術，推動科技進步，服務于政治經濟等方面。
22外在包裝：提升城市知名度
北京申冬奧宣傳片中展示了張家口大境門、崇禮縣滑雪賽道等標志性景點，使張家口以優質、健康、綠色、積極的形象呈現在國際面前。人們認識了這個原主城區面積只有86896平方公里的邊緣小城。媒體關于張家口的報道一夜激增，遙遠的歷史、曾經的繁華、現在的衰退被翻開，它的發展堪稱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詩。可見，申奧成功可以有力提升張家口的知名度，對其從三四線城市向一二線城市轉變產生有益的外部效應，通過產業鏈條進行內部轉化，形成從表到里再從里到表的創新型改革。以天然環境和優質資源為品牌，將綠色環保作為標簽，打造一座生態經濟雙向發展的國際城市。冬奧會可以說是一個國際化的營銷平臺，利用得好，國內國際關注度增加，各方面信息技術大量涌入，機遇和挑戰增多，相信未來的張家口會改變過去如干癟海綿的狀態，充分汲取革新精華，借冬奧會這一契機實現質的飛躍。
23運輸路徑：改善交通設施條件
曾經的張家口大境門作為保護北京的北門，是連接邊寨與內地的交通要道，是長城著名邊關隘口之一。1905年，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張鐵路，即張家口北站，給張家口帶來前所未有的生機，商埠林立，繁榮盛況空前。2014年7月1日，擁有長達105年歷史的張家口北站將只保留售票業務，意味著這個見證了中國鐵路百年滄桑的“活化石”將正式退居二線。現在所有路線均從南站出發，從張家口到石家莊車程長達七小時，到北京長達五小時，多年沒有高鐵，交通不便利。申奧成功會加快京張高鐵的建設，預計2020年年底建成。該鐵路以“高速度，高效益”為目標，為解決交通瓶頸貢獻力量，推動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此外，結合汽車客運站、張家口寧遠機場，形成鐵路、公路、航空三位一體的交通運輸網絡，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24文化推廣：推動旅游業發展
近年來北京、天津等地來張家口旅游的人數增多，接待人數和旅游收入兩項指標增幅連續四年保持全省第一。旅游業是張家口可以重點發展的見效最快、收益最高的產業，申奧成功更促進了文化旅游和文化創意的誕生。借崇禮滑雪產業推動交通、酒店、建筑和裝修業的發展，并向外推廣其他知名景點，弘揚張垣深厚文化，形成良性循環。陽原縣“泥河灣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項目”按照國家5A級標準開工建設，傳播遠古文化，全景式反映人類文明進化的場景；涿鹿縣扎實推進“中華三祖文化旅游開發項目”，弘揚炎黃蚩三祖文化，吸引海外同胞、港澳臺人民祭祖觀光；蔚縣國家級非物質遺產剪紙，近年來遠銷海外，形成鏈條式發展的現代化產業格局；崇禮縣建設奧林匹克冰雪文化谷項目，打造滑雪賽事旅游品牌。另外，大眾體育文化成為潮流，2014年12月，張家口首屆冰雪季在長城嶺開幕，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冰雪項目，讓更多人走出戶外，親近自然，了解冰雪比賽的規則，從入門到入行；2015年“奔泰體育杯”康保草原國際馬拉松吸引各地長跑愛好者共聚一地，體現“全民健身，綠色運動”。
3綜述
筆者在張家口生活了二十多年，深知它的輝煌、衰落、隱忍、倔強。當申奧成功時張家口所有人民歡呼雀躍，這是一種家鄉自豪感，是一種揚眉吐氣的舒暢。對于申奧，張家口萬般努力，仿佛在懸崖上行走，一不小心就會失去這唯一能夠華麗轉身的機會。在新形勢下，希望張家口抓住機遇，發展經濟，從根本提升自我，不僅為奧運，也為后代的子民，創造一個更優質的生活環境。
參考文獻：
[1]靳強2022年冬奧會申辦成功對張家口發展的影響[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下旬刊），2014（10）
[2]雷士武京張申奧成功 張家口“落寞之城”將變“繁華之都”[N].中國經營報，2017-07-31
[3]李中文，鄭鐵，馬劍第三次“握手”――寫在北京聯合張家口成功申辦2022年冬奧會之際[N].人民日報，2015-08-01
篇10
問：2000年為什么把《地理知識》改名為《中國國家地理》？是否拷貝了美國《國家地理》？
答：“國家地理”是一個媒體類型，這個媒體類型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高校的教材里就有專門的章節來論述，近年在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幾本書里也有對這種媒體類型特質、要素方面的研究。當時覺得中國應該有這樣的媒體類型，美國、德國、法國等許多國家都有，而且辦得很成功。《中國國家地理》與美國《國家地理》是不同的，美國《國家地理》大的選題方向是13大類，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地緣政治，中國則把自然地理放在第一位，人文地理列在第二位，沒有涉足地緣政治的內容。
問：《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的主打內容是什么？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可讀性的？
答：《中國國家地理》的主打內容中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一半。作為一家地理傳媒，根本上需要把握的，也最重要的是差異之美，而不是共性。一種自然現象、地理過程，只有這個地區有，為什么只有這個地區有，因為它有獨特的地理條件、自然背景，這才是地理雜志要做好的事情。這本雜志吸引讀者主要靠選題，我們講過，地理是差異之美，選題就要強調這種差異之美。如果描述的是從山底到山頂的景色，你會大開眼界，正如古詩說的，“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為了保證讀者能夠看懂我們講述的科學問題，雜志采用了多種手段，通過語言風格、照片、地圖等呈現給大家，照片、地圖和插圖的完美結合在闡述科學知識方面非常重要，這是媒體能做成功的地方。
問：作為科學傳媒的《中國國家地理》的目標讀者定位在什么層面？它的讀者市場是否正在發生變化？
答：隨著媒介市場競爭的加劇，讀者市場更加細分化了。對某些媒體來說，年齡相差三五歲，閱讀習慣消費習慣就不一樣，紙質媒體在這個時候更應該明確追求讀者的細分化。《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的讀者共有的特征是受過高等教育，擁有良好的工作，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的成年人。個人的生活態度健康積極向上，已經實現階段性的人生設計，依然對未來抱有理想。這個讀者群很忠誠。我們就是要抓住這個讀者群，他們絕大多數都是60年代出生，現在已經有家庭有孩子的，他們的孩子處于初、高中階段，對我們來說這是讀者群的自然延伸，所以，我們還要做少年版，只有在內容、形式、圖片、設計風格上不斷創新，媒體才有活力。
對于自然和人文的描述與展示，不僅是美，更重要的是思辨
問：《中國國家地理》雜志對圖片有什么要求？所用的圖片都有哪些來源？是原創的還是引進的？
答：我們對圖片的要求，除了要符合攝影三要素之外，還要有科學的思辨。換句話說，就是除了自然之美所留下的驚嘆號，更多的還要有個問號，落腳到對人文的影響。圖片不僅要有實用性、科學性，還要有藝術性。地圖、插圖是科學和藝術的結合，僅僅包含一方面是不夠的。《中國國家地理》雜志所用的圖片沒有引進的，因為我們沒有跟境外進行版權合作，也沒有購買別人的版權，我們采用的是國際上通行的簽約制。主要的圖片由簽約攝影師拍攝，我們擔負編輯圖片的角色。我們的編輯手里有大量選題，只要簽約攝影師能接受我們提供的經費，并且保證到時候能做出來，我們就交給他去做。僅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做得那么好。簽約的辦法能夠保證圖片的質量和效率。盡管簽約的投入高，我們認為還是值得的。做云南、大運河的題目，徐霞客之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朝圣之路，都是請專家帶著作家、攝影師做的。去年投入了170萬，今年投入了200萬，我們的簽約已經制度化了。
問：您認為報刊業成功的關鍵因素在哪里？《中國國家地理》雜志有什么資源強勢嗎？
答：我認為報刊業成功的關鍵因素在人，也就是從業者隊伍的素質和能力，有什么樣的人就會建立什么樣的機制，如果人員的素質層次低，再好的機制也會被破壞。美國也有大量失敗的媒體，根本的差異就在于人的差異。目前，中國缺少的是一批職業化的媒體運行管理者、制作者，以及專業化的管理團隊，沒有專業化的管理團隊就不可能帶領專業化的制作操作團隊。
《中國國家地理》雜志在資源上的強勢主要是人才與信息方面的優勢，它是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和中國地理學會聯辦的雜志。盡管這樣，我們的團隊成員只有進入專家圈子，才能利用科學家和科學積累。否則，就不能得到科學家最重要的、最能吸引讀者的東西，這對專家資源來說是一種浪費。中科院地理所的資源很龐大，但它是對社會公眾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問題是怎樣用它，所用的東西能讓讀者感興趣，這就要求團隊成員具有專業素質，要懂得某一方面的科學問題。同樣的專家，1998年我們也請過，由于那時候雜志社的工作人員素質不高，科學家不知道你要什么，更不要說給讀者提供他們感興趣的東西了。
老老實實做人，本本分分做事是事業成功的基石
問：正如在前邊您說的“人才是報刊業成功的關鍵”，《中國國家地理》是如何進行自己的團隊管理的？
答：傳媒業團隊要認同一個統一的文化價值，要有共同的價值取向。《中國國家地理》的制度和規范是剛性的，我們鼓勵成員去突破它，這樣才能有創新，成員覺得有發展前景，甚至認為沒有希望實現的也有可能會實現。比如說我們的編輯、選題規定這是合適的，那是不合適的，或者這一章節是對的，那個不對，這樣的理由讓人信服。當個人有成就感時，就會對整個團隊產生示范效應。這是鼓勵每個人去創新，鼓勵嘗試，不怕失敗。在團隊的管理上我們強調三個方面：第一，員工要具有對工作的忠誠度和敬業精神；第二，員工要有能勝任自己崗位或職位的能力；第三，員工要有協作、溝通能力，如果你忠誠、有能力，但是不能和其他人合作共事，同樣不是合格的員工。這三條不能倒過來，協作溝通不能放在第一位，否則會造成員工只會討好他的上級，而沒有工作效率，有些類似無效政府的行為。
問：《中國國家地理》雜志是國內少有的比較成功的科學傳媒，它靠的是什么樣的經營理念和組織文化？
答：《中國國家地理》的經營理念可以概括為兩點：第一是創新，不斷地創新，雜志的每期都要創新。第二，實實在在，本本分分地按照做科學工作的一些標準、程序去做媒體。我相信，以這樣的態度做其它事情也會取得成功的，簡單說就是老老實實做人，本本分分做事。媒體是最需要企業文化的社會組織，但是許多媒體在競爭的壓力下走入了一個誤區，在市場上表現得比較浮躁，幻想一夜成名一日暴富，為此目的就不斷去炒作自己。科學傳媒作為文化文明的載體和傳承者，如果沒有核心的文化價值、文化取向、文化標準、文化精神，它怎么可能做好做大做強媒體呢？《中國國家地理》的核心價值除了創新，就是實實在在，本本分分，這是最核心的價值，無論做事還是做人。員工要先學會做人，然后去勝任一份工作。
問：《中國國家地理》目前在日常運作中采用的是什么樣的采編機制？您認為它的效果如何？
答：在采編機制上，《中國國家地理》實行的是采編合一，這種機制的效率比較高。從個人發展方向考慮，今天讓記者做這種類型的選題，明天讓他做那種類型題目，這對個人發展非常不利。而在采編合一基礎上，每個人都有固定的發展方向，當某種類型的題目固定下來都由他做之后，慢慢地他就會成為專家。《中國國家地理》中做考古、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歷史地理方面的編輯記者在圈子里的口碑就很好。在專業領域我們不能跟科學家相比，但是他們并不認為我們是外行，地理科學家們認為我們已經入門了。盡管學中文的、學新聞的、甚至學哲學的，從學科的角度與地理科學還隔著一層，但是慢慢的他們得到了專家的肯定，這是不太容易的。采編合一的機制能使某個題目做得更精準、更漂亮，因為這個編輯或記者從策劃方案到編輯制作甚至到后期制作他都一直關注。采編合一有助于員工的專業化，只有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科學傳媒才能和科學家實現真正的對話，才能知道哪些是最新的發現和進展，從而獲得前瞻性的信息。
環境健康、定位準確、內容精彩是實現集團化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