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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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儒家思想；核心價值觀；內在原因；意義

中國傳統社會自漢代至清中葉，長期穩定地發展，且一直居于世界文明的領先地位，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從意識形態領域看，主要得益于其長期形成的一套相對穩定的核心價值觀。它不僅在亂世成為拯救社會人心的精神支柱，而且在盛世成為一種信仰和追求。甚至融入到了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了這個民族特有的性格和思維方式。這對于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一

在中華民族核心價值體系中，匯集了先秦諸家思想的智慧，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共同形成了國民的精神核心。但其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成為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外部原因來看：其一，在于統治者的提倡。儒家學派自春秋時孔子創立，經戰國時的百家爭鳴，到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便開始實施。雖然此時的“儒術”已摻雜了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但仍是以儒家思想作為核心的。而到了宋代的科舉考試，尤其自真宗以后，其內容由詩賦、策論轉變為集中于儒學，立論必須依據儒家經典，諸子之書不合儒學的都不能采用。這種要求到明清時期更加嚴格。這使儒學被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所接受和認同成為可能。其二在于學校教育。儒家學派的創立源自孔子的設壇講學，廣收弟子，有教無類。弟子三千，七十二賢人，并代代相傳。而孟子也以這樣的方式傳播思想以求實現理想社會的美好圖景。到漢代獨尊儒術之后，學校教育不僅有私學而且設立了公學。漢武帝時期，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學。成帝時，太學弟子三千人，東漢后期太學生多達三萬人。漢代經學教育為儒學的普及和傳承建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后代學校教育樹立了典范。其三在于儒家典籍的編纂。自漢代開始編輯儒家典籍，至宋朝確定了“十三經”。這些典籍成為學校的教本和知識分子閱讀的主要內容。其思想價值也就成為社會的核心價值。其四在于文學創作的推進和深入人心。漢代多數作家都受過經學教育，他們成為溝通文學和經學的重要媒介，形成了文學和經學的互相滲透。漢代散文中的經學之文、唐宋的古文運動，都是以儒學為核心或作為旗幟的。而文學創作觀念也主要遵循儒家的文學觀念。

總之，儒學之所以被統治者、被知識分子、被社會所重視，以它作為統治的工具、自我的道德修養、社會的行為準則的主要原因在于儒學本身。強制的思想滲透不可能是永久的，只有真正被人們所接受并愿意奉行始終的才是永恒的。而這源自其內在的精神魅力。

二

儒家思想自其產生之日起至今，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價值觀念，代代傳承，至今仍然影響著中國人的心理和評判是非的標準。因此，我們回到最初孔子的學說來探究。雖然《論語》一書并非孔子親著，而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所記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在體例和表達上并不統一，也不具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從孔子的言行中，我們卻能了解儒家文化之所以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的原因。

1、儒家思想的明確性

儒家學說不但明確地提出了思想核心，而且提供了思想方法。

孔子的思想概括起來為“仁”和“禮”兩個字，而這兩者又相互關聯。“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同時他又認為，沒有“仁”，也就談不上“禮”，所以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可見，他的思想是以“仁”為核心的。“孔子把‘仁’作為儒學的基本范疇，探討人的價值。追求做一個完善的人，是孔子自始至終的理想。早期儒學也因此可稱為‘人學’”[1]。

到了孟子，又將其發展為“仁政”思想，不僅完成了從理論到實踐的轉變，更是將這一思想核心從個體的修為擴展到了統治者的作為。形成了上自統治者，下至老百姓的統一的核心價值。雖然統治者未必做得到，但也成為他們籠絡民心的手段，畢竟這樣的仁政理想是百姓所期待的。

“中庸之道”是其思想方法和處事原則。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孔子認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楊伯峻先生解釋說：“中”，折中，無過，也無不及，調和；“庸”，平常。孔子以中庸二字，就表示其最高道德標準，其實就是折中的和平常的東西。而孔子思想核心的“仁”和 “禮”都是以中庸的思想方法得到的。如楊朱的“為我”，極端主張自己本位說；墨子的“兼愛”，極端的主張犧牲自己，專門利他。而孔子主張“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執楊、墨兩端求得中庸。又如道家極端反對法制，而法家極端崇拜法制。孔子從兩者中間找到了禮制。又說“出于禮者入于刑”這是執道法兩端求得中庸[2]。因為折中，故而不甚激烈，具有包容性；因為平常，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有利于推廣和被廣泛地接受。

理論的明確性，是使它成為核心價值觀的基礎。

2、儒家思想的具體性和可操作性

儒家的思想核心雖然是“仁”，但他沒有將其作為抽象的概念，而是結合個體的人和現實的生活，將其具體化，具有可操作性。

“仁”的解釋是多樣的。究其實質，是教人如何相處，如何做人。于是儒家提出了“孝”“悌”“忠”“信”的道德要求。同時還給出了具體的做法，即 “恕”的方法。

所謂“孝”是要對父母盡孝道，而父母也要慈愛孩子；“悌”是對兄弟姐妹盡悌道，兄長愛護弟妹，弟妹尊重兄長。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忠”是與人忠，同時忠于君王，而君王也要仁愛百姓。孔子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信”是守信用。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信”是立身之本。 而這所有的要求都是相互的，因此它既符合人性，又符合平等的觀念。從家庭出發，從人與人的關系出發，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所謂“恕”是實踐的方法。“恕”即“推”，推己及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依照這種方法，進一步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繼而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認為這種方法可以作為終生做人的方法。而梁啟超認為，這是最簡單而最高尚的道德。將心比心地去對待別人，而不是設立一個高標讓大家去努力達到。只要你愿意，每個人都知道該如何做，而且每個人也都能做得到。

“仁”的實踐不僅具體化，而且他從個體出發，從家庭出發，容易被人們所接受和認同。而“仁”是個體的修養。修養品格，是要與社會現實相關聯的，要在此基礎上實現人生之理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思想從小處立足，提出了遠大的目標，既切實可行，又有前進的動力。因此，不僅可以為社會所接受和認同，而且能夠促使人的行動。理論的具體性和可操作性是使它成為核心價值觀的可能。

3、儒家思想的合理性

儒家思想之合理性，其一在于對生命個體的重視。社會是由每一個個人構成的，因此，每個人的修養都關乎社會的文明。因此，社會的好壞并不是取決于少數的一些人或階層，而取決于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朱光潛曾說：“我堅信，中國社會鬧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問題，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壞”[3]孔子講道德注重“仁”字，仁就是問心的道德。宋儒注“仁”字說：“仁者心之德”，每一個人如果都能注重仁的修養，人心就會因此而凈化。所以孔子的思想是針對每一個人而言的，要求每一個人都有最基本的道德修為。而對于社會的中堅力量，則要求養成君子品德。其二在于對人的社會屬性的關注和理解。人是社會中人，因此，人既有其自然屬性，又有其社會屬性；故而有生理需求，更有精神的需求。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類的需求是分層次的，由低到高。他們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由此可見，自我實現的需求是最高層次的需求。春秋末期，孔子首創私學，以《詩》、《書》、《禮》、《樂》、《易》、《春秋》教授弟子。同時，孔子將濟世救民的理念滲透在《六經》中，希冀以此教化學生，推動社會進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其實，這既是孔子自我實現的需求，同時也是社會所有人的一種心理需要。儒家以此為目的進行教化，是合乎人情人性的。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讓有識之士都有參與社會、改變社會的理想。這樣的教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具有極強的社會責任感，從而成為民族的支柱和脊梁。其三在于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悉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一生周游列國，希望實現其政治理想，雖然終生落拓，但他從來沒有頹喪過，安貧樂道，不改其志。既不注重物質之多寡，亦不在意人生之失意，始終以樂觀之精神面對生命之種種。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樣的思想形成了一種精神和人格，也因此才能做到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精神和價值觀念，形成了這個民族的樂觀精神和不可動搖的氣節。

三、結語

儒家思想之所以幾千年來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成為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念，關鍵在于其理論的明確性、合理性、具體性和可行性。這也是現今我們架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應該是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與時俱進，因此，研究儒家思想作為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

【參考文獻】

[1] 張豈之.中國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3.

篇2

【關鍵詞】儒家；君子；圣賢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是任何階級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靈魂、核心，教育目標的確立、培養與實現貫穿于整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儒家思想始終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統治地位，儒家希望培養具有理想人格的“圣賢”和“君子”，這種教育目標不僅影響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在當今社會依然有著重大的價值與影響。

一、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君子”、“圣賢”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是“人們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前就確立的希望達到并爭取達到的思想政治教育結果，是實施教育活動后應該達到的狀態標準。”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它認為“君子”“圣賢”是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要達到的一種理想的狀態。儒家思想認為，君子的培養，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一）君子要有道德。道德標準是成為君子的最主要的條件，孔子認為“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就在于君子用道德來規范自己的行為，而小人則是用土地錢財來衡量，當義利發生沖突時，君子應該舍利取義。

（二）君子要注重修養。要成為君子，必須要注重自己的修養，養成一種道德自覺。儒家的社會政治目標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有先修身，才能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標。孔子曾對子路說，要想成為君子，就要做到“修己以敬”，就是要修養自己，以認真對待一切。孔子還認為一個人有了這種修養，并且把這種修養通過自己的行為表現出來，可以利國安民，就算是君子。

（三）君子要做到不說空話，而干實事。孔子認為“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要不輕易說話而行動上卻要敏捷。“君子”的品質，不僅是思想層面的，更是行為層面的。君子要做到知行統一，不僅要有道德、重修養，還要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思想必須轉化為行為才能真正起作用。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先把要說的話做到了，然后才跟著行動把話說出來。

（四）君子要知識淵博。“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就是指君子廣泛地學習知識，用禮節來約束自己，就可以不離經叛道了呀！要想成為君子，就必須博覽群書，成為樣樣都懂的通才。孔子提倡對學生進行教學的內容為“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這些內容體現了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

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的當代價值

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影響了兩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統治，它本質上是為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服務的，但是我們不可否認儒家“君子”“圣賢”的教育目標，在當時的條件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當今社會，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標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一）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標有利于我國國家建設。首先，儒家的“德育”思想有利于我國現代的精神文明建設和核心價值體系完善。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增強，我國的國內外環境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我國公民的價值取向也從一元走向多元。近幾年，我國公民素質不斷提升的進程中，“道德滑坡”現象也不斷出現，要改變這種現狀，必須加強道德觀教育。其次，儒家少說空話，多干實事，知行統一的思想有利于“中國夢”的實現，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中國夢的實現既包括國家層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包括實現每個中國人的夢想。對國家而言，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廣大政工干部帶領人民群眾把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目標政策真正落到實處。對每個人而言，要想實現個人的理想、目標，也必須做到多干實事，少說空話。

（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標能促進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更好的開展。儒家“君子”觀教育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的和任務的確立與實現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質，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用馬列主義、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培養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德治、博學等對我國目前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我國人才的培養也需要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四有”新人的根本任務的實現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目的的培養要求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必須要對受教育者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教育，培養受教育者多方面的素質。

（三）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標有利于我國公民健全人格的培養。儒家注重修養的培養方式有利于我國公民健全人格的培養。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格培養上特別重視“內省”“修身”，強調內省在道德實踐中的重要性。并且儒家倡導的“誠意”、“正心”正是強調把主體的道德認知轉化成道德情感、意志和信念。儒家強調的內省、慎獨正是當代社會我國公民所缺少的，健全人格的培養不僅需要我們有道德認知、知道善惡美丑的標準，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將這種道德認知轉化為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在沒有外在的法律以及規章制度的制約下，仍然能夠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綜上所述，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是要培養“君子”“圣賢”的理想道德人格，這種教育目標的培養也對我國當今社會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無論是個人成長，還是國家建設都需要從中汲取養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君子、圣賢的目標，需要我們批判的繼承，并且將其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1] 陳萬柏，張耀燦.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張向東，孫征.孔子“君子”人格對當代大學生人格塑造的啟示[J].教育與教學研究，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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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五常思想 理想人格

一、引言

儒家思想中的“五常”思想即“仁”、 “義”、“禮”、“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疇之一，其精辟的思想精髓和優秀的傳統道德內涵就是儒家思想中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理想人格即圣賢人格。儒家思想強調在內圣基礎上的內圣與外王的統一。在儒家文化里的理想人格建構中，最突出的特點是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憂患意識。在強烈的歷史使命感的驅使下，儒家對理想人格特別關注。因此，儒家“五常”思想就構建立理想人格提供了可以值得鑒賞的思想資源和現實啟迪。

二、儒家的“五常”思想對塑造理想人格的具體體現

1. 以“五常”思想中的“仁”來培養個人的愛心

“仁愛”思想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儒家“仁愛”思想對構建理想人格重要的啟示。“仁”是“五常”思想的核心，“仁”是孔子確定的最高道德原則，是孔子終身追求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目標。“仁”的核心是愛人，即對人的關心和尊重，其本質規定是“崇尚仁道，追求博愛”；外延歸結起來由四個層次所構成，即“愛身”、“親親”、“仁民”、 “愛物”，不但有人類的愛，也有自然的愛。論語中孔子對“仁”作了幾種詮釋。首先，孝悌者也，是為仁之本質也。父母親而又尊，要先之又先，必須孝敬。兄長同胞，又先我生，必盡悌道。其次，仁者，愛人。（《論語·顏淵》有道，“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孔子將“仁”視為做人的根本，孟子將“仁愛”之心歸于人之天性，“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無側隱之心，非人也。”兩位圣人的主張為人們自覺行“仁愛”，自覺維護“禮”提供了最根本、最有力的理論基礎。再次，克己復己為仁。克制自己，一切都照著禮的要求去做，這就是仁。一旦這樣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歸于仁了。

2. 以“五常”思想中的“義”來增強個人的正義感

儒家所說的“義”主要指道義、正義和公利。“義”作為“五常”思想中的德目，是孔孟等人在繼承和發展先秦以前正義、公平、無私等思想的基礎上概括提升出的道德規范和價值取向標準。

在價值觀方面，儒家文化一方面承認人有道德和物質利益的雙重需要，不否定利的價值。而另一方面，儒家形成了明顯的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價值模式。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強調在“義”和“利”發生矛盾時，應當“義以為上、先義后利、見利思義”，主張“義然后取”。 孔子在義利觀上抬高義而貶低利，具有輕功利的道德決定論傾向。

其次，在利益關系上，主張“先公后私”，認為公利大于私利、整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荀子認為“人生不能無群”、“善群則善生”（《茍子·王制》），群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主張“興天下之同利”（《茍子·正論》）；孔子主張富國富民，要求權貴“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因民之利而利之”（《論語·堯日》），認為人生的意義在于為社會謀福利。 發揚集體主義精神，要不計較個人得失，以大局為重。集體就像是大海，個人就是其中的一朵浪花。有了大海的寬廣，才有浪花的多姿多彩；也正是因為有了壯美的千萬朵浪花，才為大海增添了無窮的魅力。

最后，在構建理想人格上，要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以天下為己任”，注重人的尊嚴和氣節。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要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人更加需要雕琢、修養，才能構建出理想的人格，才能成為大器。在實踐中不斷的磨煉出自己的意志和道德品質，千錘百煉，才能造就一個有作為的人。

3. 以“五常”思想中的“禮”來培養人的文明感。

“禮”指人們行為的最高準則和道德規范。從廣義上來看，“禮” 泛指典章制度。“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茍子·勸學》） “禮”是社會穩定有序的必要保證。小到從人際交往，大到治國，都需要我們各自規范自己的行為，遵循一定的規則，以形成一種有序化的狀態。在“禮”的規范要求下，我們每個人都在嚴格的等級序列中明確好自己的位置，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各司其職，充當好自己的社會角色。通過“禮以定分”而達到一種“和”的狀態。“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高度概括了禮的核心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和”。“禮”強調在不同個體之間要彼此尊重，要形成一種“和而不同”的和諧氛圍。這種和諧是一位總攬全局的決策者，讓萬事萬物各就其位，讓他們演繹真實的自己，成就真正的和諧。這種和諧的人和和諧的社會，就是“禮”的終極目的。狹義的“禮”是指最高的道德規范。首先，明“敬讓”之禮。謙虛禮讓，尊老愛幼。第二，明“和諧”之禮。和諧是一種合力。踮起腳尖往果皮箱里扔糖紙的孩子；采血車中無常獻血的小伙子……這是一幅幅和諧之美的圖畫。我們一直在宣傳“構建和諧社會”。什么是和諧 我想這就是和諧。和諧不一定非要是行驚天動地的壯舉，有的時候僅僅是流過心靈的涓涓細流，于細微處給人以溫暖。第三，明“約束”之禮物。要遵紀守法，也要嚴格要求自己。規范和約束自己的行為，凡事有個度，不做違法犯紀的事情。因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僅要行“小”禮，恪守尊老愛幼，謙虛禮讓之禮；還要行好為人處事、遵紀守法的“大”禮。

4、以 “五常”思想中的“智”來培養人的聰慧感

在儒家思想中，“智”的核心作用是明辨是非善惡，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是故夫智，仁資以知愛之真，禮資以知敬之節，義資以知制之宜，信資以知誠之實。故行乎四德之中，而徹乎六位之終始。”說明了仁的實質、禮的節文、義的適度、信的誠否，都必須由智來認識、理解，只有通過智才能使它們轉化為內在的道德觀念。智慧有先天的遺傳，更有后天的努力。努力要有堅持不懈的精神，更需要巧，要動腦筋。這就需要發揮智慧，而不是做無用功，盲目、盲從、盲干，要遵循事物發展的規律。因此，我們要認真學習，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增長智慧，擴充自己的知識面，將知識活學活用。經過動腦思考，將所學的知識從“學會”變成“會學”。智慧是維系機遇和努力，獲得成功的紐帶

5、 以 “五常”思想中的“信”來培養人的誠實感

作為中華民族優秀道德遺產中的瑰寶。誠信思想對修身養性、塑造理想性格和追求高尚道德情操起到了積極作用。“誠信”之禮，是中國人引以為傲的美德。誠信，是一個人最重要的道德品質，要求我們言行和內心所想的一致統一，不虛假，它也是一個人立足于社會的無形的但又最具有說服力的“通行證”。 塑造誠信要從小事著手，不僅包括做錯事情要勇于承認，還包括不欺騙人，還有就是在榮譽面前不把人家的功勞攬作自己的等等。讓誠信發揮其必要的現實意義。 遠離爾虞我詐，遠離圓滑世故，多一份真誠的感情和信任的目光，腳踏一方誠信的凈土，就可以澆灌出人生最嬌艷的鮮花，夯筑起人生堅不可摧的鐵壁銅墻。

參考文獻

[1]康宇.儒家“五常”的道德優勢及其當代意蘊[J].求實學刊，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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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儒學十三經[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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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武士道；儒家思想；仁；異化

武士道被譽為日本民族之魂，原本只是“武士”這一特殊階層須遵守的道德原則，而后逐漸發展擴大，近代以來甚至成為整個日本民族的道德準則、日本傳統文化的象征。在其主體“武士”階層早已消失的今天，武士道仍然發揮著不容小覷的作用。而作為日本獨特文化代表，究其思想根源的話，卻是與中國的儒家思想淵源頗深。武士道的代表著作無一不深受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凡是致力于研究武士道的日本人，無一不在談論中國文化、儒家思想。而研究成果表明：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的理論基礎。本文將主要從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中所引用的儒學經典入手，探討武士道與儒家思想之間的淵源，并著重探究其中之差異。

一、《武士道》與儒家經典

《武士道》作為近代武士道研究的經典，自1899年在美國出版英文版之后，大受歡迎，先后多次再版，并陸續被譯成多國語言。該書探討了武士道的道德體系，其中直接或間接引用了大量儒家經典。在其第二章，新渡戶稻造論述了武士道的淵源，除去佛教、神道等，孔子的教誨即儒家思想被認為是武士道的最豐富的淵源。年輕人以孔子、孟子的著作為必備教科書，成年人則不僅是要了解，而且更要去踐行之，即以孔、孟的教誨作為價值標準和行動準則。但他同時認為五倫等基本的人倫道德，并非完全來源于儒家思想，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經被日本民族所認識到了的，只是借助于儒家思想得到了確認。儒家思想為原本就已萌芽的日本人的人倫道德提供了理論支持，使其具體化、形象化、理論化。新渡戶稻造一方面承認儒家思想對武士道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否認武士道完全照搬于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使得原本不成文的、口傳的格言找到了理論依據，變得“名正言順”。

縱觀《武士道》一書，直接引用共16處，其中《孟子》9處，《論語》2處，《大學》3處，《中庸》2處。此書共17章，具體論述武士道德目的章節有8章，直接引用共14處，占全書直接引用的絕大多數。此外，另有多處間接引用。如：“孟子也大為稱贊忍耐和堅忍。他在某處寫了這樣意思的話：“雖然你來侮辱我，又奈我何，你的暴行污損不了我的靈魂””；①“還有在另一處他教導說，因小事而怒，君子之所愧，為大義而憤怒，此為義憤”；②“老子教導以德報怨。然而教導以正義z直{報怨的孔子的聲音卻遠比他響亮。”③等等。

綜上所述，新渡戶稻造通過引經據典來為構建其武士道道德體系提供理論依據，可見儒家思想與武士道之間的淵源頗深。不僅僅是新渡戶稻造，山鹿素行、吉田松陰、井上哲次郎等著名的武士道論者的儒學觀雖然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有所不同，但都未能脫離儒家思想的影響，在此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贅述。

二、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道德體系

新渡戶稻造通過引用儒家經典來論述了武士道的道德體系：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等，并把它們融合成為一個相互補充相互聯系的整體。其中最核心的當數忠義，以它為核心把各種封建道德粘合成一個井然有序的體系；義是安身立命之本，是武士的決斷，與勇同屬于武德；勇是武士的生存之道，是敢于為了義不惜犧牲生命的精神；仁被譽為“最高的美德”，使人避免陷入黷武主義；禮是對他人的內在情感的外在表現，是尊重，但未被置于首要地位；而誠又是禮的前提條件，沒有誠，禮便失去了內涵而變得滑稽可笑；名譽“在于各人克盡其本分”，是伴隨武士身份而來的權利與義務，比生命還寶貴；與其他德目不同，忠誠是獨具特點的。與中國的儒家強調以孝為先的思想不同，日本人把忠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克己被認為是勇與禮的結合，其頂點則是自殺。在新渡戶稻造所述的武士道德目當中，忠是核心，仁、禮、誠可歸為“文”，勇、義則為“武”，名譽及克己則為“文武兼備”，這幾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武士道的道德體系，其中又以忠、義、勇為核心。

關于武士道的具體德目，國內外研究各有不同論述。但是忠、勇、義、禮、名譽等是大多數學者所共同認可的武士道的德目，其中“忠”被大力推崇，而“仁”則很少被納入武士道的德目之中。有些研究當中雖然提到了“仁”，但并未將之置于重要地位，從而“仁”并未被納入日本主流的武士道精神之中，只是處于邊緣位置，可謂“仁”之弱化。

而在中國的儒家思想當中，“仁”是被置于第一位的，是最核心的道德，是一切道德的基礎。這與武士道的“仁”是大不同的。

三、武士道的“仁”與中國儒家思想“仁”之差異

如前所述，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道德體系當中，位列前三的是忠、義、勇。而在中國的儒家思想當中，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其中置于第一位的當數“仁”。在儒家經典《孟子》、《論語》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是“仁”，遠遠高于“忠”的出現頻率。可見，“仁”在中國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絕對優勢。

與大多數武士道論者的論述不同的是，在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道德體系當中，雖然排在忠、義、勇之后，但是“仁”被譽為最高的美德、最高尚的精神，獲得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并且，在新渡戶稻造直接引用的16處儒家經典當中，其中有一半都是用來論述“仁”，下面我們來具體分析。

在第五章“仁――惻隱之心”的第一段，新渡戶稻造共引用了儒家經典5處。

1）“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盡心下》

2）“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離婁下》

3）“君子慎德為先，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才此有用。德者本也，利者末也。”――《大學》

4）“上好仁而下不好利者，未之有也。”――《大學》

5）“仁者人也。”（原文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中庸》

以上5處儒家經典，都是在論為君之道，講的是對統治階級、對君主的要求。只有實行仁道、得人心的君主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得到天下。這是在告誡為君者要先立德方能得人才，愛人方為“仁”之本。新渡戶稻造直接引用以上孔子、孟子的言論旨在說明“仁”是為君者的“最高必要條件”，這與引用的以上經典原義是有出入的。儒家思想的“仁”基于“愛”，是道德之本，可謂是做人的最低必要條件，與新渡戶稻造所言“為人君的最高必要條件”完全是兩個極端，顯示了“仁”在武士道道德體系和中國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截然不同。

另外，第三段當中引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新渡戶稻造認為這樣就可以把人民的心聲與君主的意志融合起來，從而跨越了西方國家所推崇的民主主義與其所批判的極權主義之間的鴻溝，那么武士道擁護的極權主義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可見，新渡戶稻造通過引用經典意在為日本的父權政治辯護，這是對儒家思想的曲解。以上經典的原義應為：所謂民之父母，應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這是對君主的要求，要體察民意并順從之。而新渡戶稻造所謂“民眾輿論”與“君主意志”的融合，則是強調民眾對君主的順從，將對統治階級的要求直接異化成為了對被統治階級的要求，與儒家思想背道而馳。說到底新渡戶稻造的所謂“最高的美德”的“仁”旨在為民眾對君主的無條件的“忠”提供道德教化而已。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雖然新渡戶稻造大量引經據典，肯定了其他武士道論者所不曾重視或論及的“仁”，但是通過與儒家經典原文相對照可以看出，其中不乏對儒家經典的誤解或曲解。所以多處引用并不能證明武士道之“仁”與中國儒家思想之“仁”相等同，反而暴露出二者的差異。對此，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寫道：“中國的倫理學把“仁”作為檢驗一切人際關系的試金石。”④而““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倫理體系之外的德目，喪失了它在中國倫理體系中具有的崇高地位。”⑤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只是披上了儒家思想的外衣，其內在之根本仍是“武”，而并非“儒”，所以它強化“忠”而忽視“仁”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結語

本文主要探討了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中直接引用的儒家經典，并著重探討了“仁”。如前所述，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的確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但是鑒于其對儒家經典的多處曲解或誤用可以看出，其旨在借用中國的儒家思想這一優勢文化來武裝日本的武士道，強化其教化功能。尤其是武士道對“仁”的弱化和異化導致其遠遠偏離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

國內許多學者都曾就儒家思想與武士道的淵源展開論述，毋庸置疑，儒家思想在武士道的發展過程中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從傳統武士道向近現代的新武士道的轉變過程中為其提供了理論基礎，對武士道精神的普及功不可沒。雖然武士道的德目很多與中國的儒家思想是相同的，但僅僅是“同名”而已，其內涵和外延都大相徑庭。武士道論者借用儒家思想推動了武士道的合理化與普及，但由于內在的本質區別，同屬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國和日本卻走上了“一文一武”完全相悖的兩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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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魯思q本尼迪克特.菊與刀[M].呂萬和、熊達云、王智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注釋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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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

[8]王文錦.大學中庸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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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學派，由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創立。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于社會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未來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圍繞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提出各自的主張，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兵家等學派。學術與言論的開明為儒家思想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于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敝，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后，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漢朝都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后，加之漢字尚處于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采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離世百余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漢武帝在位時期，國家十分強盛，這為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也利于社會的穩定和鞏固儒家思想。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

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于通過“正名”恢復“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贊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篇6

關鍵詞：孔丘 朝代 興衰 歷史 原因

一、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

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多年以來，在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但究其深處，總的來說，還是以“仁”、“禮”的說法為主流，他的思想主要也是由“仁”和“禮”這兩個部分組成。“仁”的意思是：做人要具備一切美德，要以仁義待人，要主動善待他人和“愛人”，摒除內心深處的惡念。“禮”的主要意思，就是做人要時刻記住約束自己行為，加強個人品德的修養，努力使自己言行、舉止符合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孔子在其思想中提出以“禮”來治理、管理國家，以“德”來教育、感化百姓。[1]

二、孔子學說為統治者統治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說到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歷史上所占的無與倫比地位的原因，就不能不提漢朝時期董仲舒對儒家發展所做的努力和貢獻。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在答漢武帝的三次策問時，詳細闡述了天人感應，論述了神權與君權的關系，并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

也正是董仲舒的這次建議，在以后的的各個歷史朝展中，儒家的思想體系成了統治者固有的主流統治思想體系。而董仲舒所闡述的“天人感應”、“神權與人權關系”的論調，也逐步融入了孔子學說的主體思想，并在以后的發展中成為歷代統治者所倡導和大加推崇的主流思想體系。2

尤其是到了宋朝，大儒朱熹更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將其學說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可以說宋朝形成的儒家思想，對后世的元、明、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

可以說，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也正是為了迎合統治者能更好的統治其子民，鞏固其統治地位，而產生、發展、完善起來的思想體系，也正是幾千年來，歷朝歷代的大儒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上，不斷的完善和修正，才更加使其“深和朕意”，但凡事都需要一分為二看待的，儒家思想雖然在鞏固統治者統治地位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認，在歷史的長河中，儒家思想對穩定、和諧當時的社會環境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這樣說，也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深入到了民眾的血液里，才使得中國封建社會在不斷的更替、變換中保持和延續了下來。那么，在每次的朝代更替、變換時，孔子學說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歷史的潮流就像大海的潮汐一樣，隨著日月的圓缺而陷入了一個固定的周期，尊孔和反孔就是隨著朝代的變遷而形成了自己一個獨特的周期性規律。

三、中國古代形成“尊孔”“反孔”周期律的原因

縱觀歷史變遷，潮起潮落，我們不難發現，每個朝代的“始皇帝”，也就是每個朝代的創始人，一般都是“反孔”的，但隨著政權建立，統治地位穩固后，又要“尊孔”了。漢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明清兩朝更是如此，就是殺人如麻，橫行歐亞大陸的元朝都沒能脫離此怪圈。

隋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在太原起兵，豎起了反隋大旗，次年，在長安建立唐朝，顯然，李淵做為隋朝的臣子，起兵造反，反對皇帝，是違反了儒家學說的大義的，違反了“君君臣臣，臣臣君君”的儒家綱要，李淵在隋朝就屬于亂臣賊子，這也證明李淵從內心是反孔的，孔子代表的儒家學說，在他心里是不屑一顧的。

但到了唐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李世民卻追封孔子為“先圣”。也就是說當唐政權鞏固后，唐朝在經歷了反孔的變革后，又豎起了“尊孔”的大旗，并且，在以后的年代里，唐朝的皇帝，不斷的將“孔子”的地位提高，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贈孔子為“太師”，唐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封孔子為“文宣王”。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無罪，懷璧其罪，歷任皇帝之所以反孔是為了前朝，建立自己的王朝，之所以尊孔，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愚化民眾的思想，從而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就是從沒看過論語、殺人如麻的元朝，也沒脫離此怪圈。[3]

成吉思汗從1206年春天建立自己的帝國以后，為了擴大疆域，四處征殺，他的軍隊殺遍了歐亞大陸，連他曾經尊為君王的宋皇帝，也死在了他的刀下，顯然，成吉思汗心里是沒有儒家學說的地位的。

但等到元朝建立后，元皇帝能千里迢迢的跑到山東去祭孔，大德十一年（1307年） 元成宗 追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成宗的追封，是有史以來對孔子封位最高的，但元朝也是歷史上壽命比較短的朝代，只有98年，這好像很有諷刺意味，殺人最多的朝代，對孔子的封賞又是最高，但王朝的壽命相對其他漢、唐、宋、明、清又是最短的王朝。

在元以后的明清兩朝，也是在這個怪圈中翻滾，朱元璋起兵造反，能不反孔嗎？他不反孔就只能做個順民，順從大元皇帝的旨意，安心餓死。所以，朱元璋理所當然也是反孔的，但等到位置坐穩了后，也是不遠千里的跑到孔廟祭孔，豎起尊孔的大旗，以便鞏固自己的皇權。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史上“尊孔”“反孔”都是隨著朝代的更替而變化的，造反時，就反孔，豎起的是“造反有理”的大旗，一旦造反成功了，自己當家做主成了皇帝后，就要尊孔，豎起“仁”“儀”“克己復禮”的儒家學說的大旗，講求“君君臣臣，臣臣君君”。要大家都做順民，皇帝就是一言九鼎，皇帝的話就法律，就是圣旨，不聽話就要殺頭、滅九族的。[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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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指出，普通高中歷史課程的性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闡釋人類歷史發展進程和規律，進一步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歷史意識、文化素質和人文素養，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一門基礎課程”。由此可見，人文教育已經成為高中歷史教學的重要目標。因此，在歷史課堂上，我們完全可以把儒家思想和對學生的人文教育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用傳統的人文精華來豐富和完善我們的課堂。

那么，儒家思想在人文教育中可以發揮什么的重要作用呢？

一、儒家思想可以幫助學生培養“自強不息、追求不止”的堅韌品質。

高中階段是一個特定的年齡階段，學生的心理處于半幼稚、半成熟的狀態，具有明顯的獨特性和過渡性。這一階段隨著課業負擔的加重，競爭的日益激烈，學生鉆研學習的內動力不足，畏難情緒嚴重，學習興趣不濃，經常“決心有余，耐力不足”，缺乏吃苦的精神，遇到幾次失敗就灰心喪氣，產生厭學、棄學的消極情緒。這時，教師可以為學生介紹《易傳》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孔子所提倡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大學》里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讓學生背誦孟子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先必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通過這些儒家經典，學生可以領略到儒家思想所強調的自我超越、不斷進取的品質，不屈不撓、頑強奮斗的意志，讓他們在古人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精神的鞭策下繼續前行，永不退縮。

二、儒家思想可以幫助學生懂得“仁愛忠恕、惠及萬物”的“大愛”精神。

現在的高中學生在自我意識方面，對他人表現出“事不關已，高高掛起”的淡漠態度，不能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凡事以自我為中心，我行我素，對教師的教育關懷逆反對抗，對父母的關愛嗤之以鼻，不懂得關心、愛護、善待別人。在人際關系方面，趨向復雜化，一方面本身爭強好勝、自尊心強的學生在各方面展開了暗暗較量，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為共同度過的三年“和平共處”，明爭暗斗的情況使人際關系更加撲朔迷離，表面上“相親相愛”，可是為了爭優勝、爭老師的寵愛等相互競爭，不擇手段，甚至損人利己。

在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仁”，孔子提倡“仁者愛人”，就是要重視、尊重人，同情、關懷人；還有“忠恕”里面的“恕”，是不忍之心、慨隱之心、憐憫之情、慈悲之懷。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教立立人，己欲達達人。”意思就是說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不要強加給別人，不要給別人帶來痛苦；自己想有所樹立，就要讓別人也有所樹立；自己想明達、通達，也讓別人明達、通達，推己及人，盡己為人，將心比心，以心換心。儒家主張把這種仁愛的精神推廣到字宙萬物，愛自己的親人，進而愛人類，愛自然萬物，這種不分血緣和種族的“大愛”，構成了儒家思想的文化內核，也成為今天人們尊崇儒家、學習儒家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儒家思想可以培養學生“律己修身、謹言敏行”的良好修養。

在學校的道德教育和紀律約束下，大多數學生能做到文明禮貌，遵紀守法，尊師重教，具備最基本的道德修養，但有的學生受社會大環境的不良影響，缺乏辨別力，是非好壞界限模糊不清，對社會上的一些腐朽的東西良莠不分，個人素質低下，缺乏高中生應有的道德修養，如亂講粗話，亂扔雜物，崇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等。

孔子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要求人們立志于道，據守于德，倚依于仁，游憩于禮、樂、射、御、書、數之中，陶冶與塑造完美的人格。孔子以“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取士，而“德行”列為首選。儒家強調律己修身，重視人格修持，《大學》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養性，道德的自我完善被認為是所有人的根本。茍子說：“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意思就是說，見到好的就要老老實實地藏之于心，見到不好的就要誠惶誠恐地進行反省；己有善行，就要毅然決然地愛護它，己有不善，就要怕玷污自己一樣去痛恨它。這就是儒家所倡導的“內省”功夫。這種內省是富有中國特色的道德修養方法，要求人們自主自律，自我超越，建立道德自我，樹立道德規范。從古代這些偉人的言行中，我們可以看到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學習用自我約束、自我反省的方法來提高個人的道德素質。

四、儒家思想可以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和方法。

高中歷史新課標關注學生的學習過程和方法，使學生“學會學習”。歷史教育改革的關鍵是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性學習是變革歷史教學的有效方式。在改革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培養學生的主體意識和學習興趣，使學生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學習力，為其終身學習打下良好基礎。

在儒家思想大家中，孔子是愉快教學的倡導者，他把“樂學”作為治學的最高境界，按內驅力的大小把學習的境界分成三個層次；知之，好之，樂之。強調學貴有恒，重視學習方法的滲透和指導，還強調把學習和思考結合起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并重視復習，主張溫故知新。荀子也主張學思行結合，用心專一。朱熹提倡學習要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儒家教育思想關于學習品質的培養和學習策略方法的認識對于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和方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篇8

關鍵詞：儒家思想；正統思想；社會需求；創新性；傳承性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2-0062-02

春秋時期，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其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仁”，提倡禮治，在法律上主張德主刑輔，主張“無訟”。后期的儒家學派代表人在不斷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時代需求的思想體系，并被秦漢以后的歷代封建這所采納，成為了封建正統思想。

一、儒家思想成為封建正統思想的發展歷程

儒家思想自產生以來，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一）春秋至漢初的消沉時期

儒家思想產生于春秋時期，春秋戰國屬于混戰時期，禮治已經無法適應當時的社會趨勢，儒家思想在當時的混亂年代必然無法得到重視。

先秦時期，李悝攜《法經》入秦，秦始皇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下建立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國家。法家思想成為了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秦朝將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極致，立法上采取嚴刑峻法的策略，同時實行文化專制。

漢初的統治者總結秦朝二世而亡的基礎上，認識到了仁政的重要性，一味的嚴刑酷法會導致政權的顛覆。因此，漢初采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儒家的思想不斷得到重視。采用儒、道、法相結合的黃老思想為指導，主張清靜無為、約法省禁、與民休息、尊主安民。這一時期的黃老思想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為儒家思想后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二）漢武帝時期到魏晉南北朝的確立以及發展時期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采納，儒生們可以參與禮法和注釋現行的法律，逐步開始實現引禮入法。儒生們可以參與禮法和注釋現行的法律，逐步開始實現引禮入法，將儒家思想注入維護封建統治的律法之中。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戰亂時期，但這一時期卻是中國歷史思想大發展和大繁榮時期。儒家思想的封建正統思想地位得到不斷的鞏固，引禮入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如“八議”、“重罪十條”等等，都體現了儒家思想在律法中的地位。

（三）隋唐到清朝的完善以及鞏固時期

隋唐時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不斷得到完善，尤其是唐朝。唐朝是封建社會的繁盛時期，經濟較之前的朝代有了極大的發展，隨著唐朝開明政策的實施，文化也出現了大繁榮的景象，中華法系基本得以確立，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禮法的結合不斷完善并達到最高水平。

從唐朝之后一直到清末，歷代的統治者都繼承了前朝的律法，雖有局部的修改，但貫穿于其中的儒家思想卻被不斷的繼承下來，并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得以不斷鞏固。

二、儒家思想成為封建正統思想的成因

漢代的統治者在總結秦亡的教訓的基礎上，認識到單純的嚴刑酷法無法維護政權的長久統一，這就使得儒家的思想再次得到重視，從漢武帝時期開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逐步穩定并不斷深化。儒家思想在各流派思想的競爭中能夠脫穎而出，被統治者重用，經久不衰，成為封建正統思想并非偶然，有其形成的必然性。我認為，儒家思想能夠成為封建正統思想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與封建社會的需求相契合

儒家思想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得以生存并不斷的發展，以封建正統思想的地位存活到封建專制制度的解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能夠滿足當時的社會需求。

首先，就統治者來說，儒家思想與統治者想要實現封建大一統，君主專制統治的愿望相吻合。儒家思想經孟子、荀子的修正發展到漢代董仲舒時，他竭力把人事政治與天道運行附會而強力地組合在一起，同時將孔子的大一統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權思想捏合在一起，主張“一統于天子”，這一主張的提出正好與封建統治者的政治需要相契合，從而使得儒家思想逐步成為了封建正統思想。此外，儒家思想中的很多主張對于實現君主專制都發揮了有效的作用。儒家思想提倡禮治，在占據統治地位后，儒生們開始致力于引禮入法。從漢代開始到清末修律之前，儒家思想一直處于統治地位，并使得引禮入法不斷發展，禮與法實現了完美的結合，禮法的結合不斷的加深對封建倫理綱常的維護，用“三綱五常”規范來維持家族秩序，強化君權、父權、夫權，運用這種道德的教化作用來解決小農經濟的分散不利于管理的現狀無疑是可行的。此外，雖然儒家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但統治者并沒有完全忽視法律的作用。在法律不斷完善的過程中，統治者已經意識到法律作為固定的措施確定下來對于維護統治的好處是肯定的，但也認識到了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和諧等觀念對于封建統治秩序的維護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輔”、“以刑去刑”的主張，強調教化的作用的同時，也主張用刑罰來對付反抗的臣民，一方面用政權和法制的強制力來維持國家的統治，另一方面用道德教化來馴化全體臣民為皇帝效忠，這種恩威并施的策略對于維護君主專制統治都有著積極的作用。再如，儒家的“無訟”思想，強調依靠有一定地位的人按照鄉規民約來處理人們之間的糾紛，不僅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倫理綱常的地位，壓制了人民的反抗意識，也能夠減輕國家設置行政機構的負擔。

其次，就人民來說，儒家思想符合了人民大眾的心理，尤其是大部分以農業為主的人民的心理。第一，以農業為主的的傳統社會將農民與土地緊緊的聯系在一起，這就造成了農民愿意循規蹈矩，追求和諧的心理，而儒家思想正好符合廣大農民的心理需求，儒家提倡禮治，用“禮”來規范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糾紛的解決，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一套標準的行為模式，這無疑符合了農民愿意循規蹈矩的心理。而儒家的“無訟”思想也與農民追求和諧的觀念相吻合。第二，農業社會里，家族的地位有著及其重要的地位，無論是提高農業產量的需要還是農民傳統思想里對于家庭的重視都決定了家族地位的重要性，而儒家提出的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制對于家族秩序的維護有著極好的規范作用。一方面，家長的絕對控制權有利于家族的穩定，家族的穩定更利于農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倫理綱常作為維護家族秩序的準則是能夠被農民的傳統思想所接受的。這些特點都決定了儒家思想被廣大農民接受并遵守。

（二）創新性保障了儒家思想生命力的旺盛

儒家思想從被確立為封建正統思想開始到在封建社會的兩千多年里一直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存在離不開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對于儒家思想的不斷創新。

春秋末期，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主張以禮治國，戰國中期的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重視道德的教化作用。雖然在春秋戰國這個諸侯戰亂的時代儒家這種單純的“仁政”并不能解決當時的問題，也沒有得到當權者的重用，但孟子對于孔子思想的發展卻是值得肯定的。戰國后期，看到法家學說在各國變法運動中所顯示出的具大的威力和功效，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將法家的“法制”思想納入儒家的思想體系，明確提出了既“隆禮”又重法的思想主張。漢武帝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對于儒家學說的創新最終使得儒家思想作為儒家正統思想得以確立。

正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的這種不斷創新的精神使得儒家思想能夠在不斷的探索中契合了當時的社會需要，從而保障了其強大的生命力，成為封建正統思想，直到封建體制的瓦解才失去其生命。

（三）傳承性保持了儒家思想的持久性

儒家思想在封建社會經久不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不斷傳承。這里的傳承性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儒家學派的繼承人對于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從孔子創立儒家學派到孟子對于孔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再到荀子的不斷完善以及董仲舒的新儒學的提出無不體現了這種繼承性。其次是歷代統治者對于前朝思想以及律法的批判性繼承。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經歷了諸多次的朝代更替，幾乎所有的統治者都選擇不拋棄前朝的統治思想和律法，這一明智的做法使得儒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不斷得以傳承。

三、結語

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統治了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雖然隨著封建制度的瓦解儒家思想的正統思想地位已經不復存在，但并不是說儒家思想在今天應該完全被否定。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辯證的態度去正確的認識儒家思想，既要對儒家思想中的落后觀念進行否定，也要對其合理的觀念進行創新性的繼承，從而更好的實現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

參考文獻：

〔1〕佘經林.論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及其法律化[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1996，（1）.

〔2〕王霄燕，陳凱.中國封建法制儒家化原因初探[J].山西大學學報，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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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學思想；中國歷史；中國文化

存在幾千年的中國儒學，對于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這種影響在短期內不會消除。不過由于中國意識形態等種種原因，許多人仍無法糾正對儒家的偏見，以至儒教無法在中國大陸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視。有部分人仍然認為“儒家思想”是“四舊思想”而需要破除，這和韓國對儒教致力保存過去文化的態度截然相反。形成儒教發源于中國卻昌盛于韓國的尷尬局面。不過由于道德敗壞等各種社會問題的日趨嚴重，儒教對中國人的正面影響要多于其負面影響。

1.儒學在漢朝時期的興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采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1]。

1.1孟子的仁政說。“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贊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于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1.2董仲舒的思想格局。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后，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2.儒學的變遷

2.1漢朝時代儒學思想變遷。漢朝之后，歷朝歷代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2]。

2.2清初時期儒學歷史變遷。黃宗羲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顧炎武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王夫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3]。

2.3儒學思想近代的研究和發展。現在所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將階級視為人類社會的基礎，鼓吹封建道德觀，強調通過個人的自我約束，而忽略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

3.儒學的意義和影響

3.1統一思想的現實意義。對哪些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論語》中所提倡的舍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的天下統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統一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

3.2自身修養的重要性。對有些內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4]。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

3.3儒學在東亞的影響。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并對那里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3.4儒學在朝鮮的影響。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

3.5儒學在李朝時期的影響。為加強封建專制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李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系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為國家最高學府。李朝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在李朝的五百年間，起到了維護和鞏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3.6儒學對日本的影響。在五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并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5]。

3.7儒學在越南文化中影響。東漢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后來任交趾太守40余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為牧，教以詩書，熏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

4.結束語`

孔子門下有弟子三千，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稱為“萬世師表”，某些地區更將“孔圣誕”定為“教師節”。從開始儒家思想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用今天的話語來講，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就被理解為人類文明的核心。結果，至少在中國，儒家思想被視為文明或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儒家思想給現代人提供了很豐富的資源。面對這些資源，現代人具有一個選擇的自由，可以吸收資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拋棄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君主制度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兩大主體內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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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朝暉.論北朝儒學及其地位[J].齊魯學刊，1989（05）.

[3]王纓.司馬光為何以“禮”開篇[J].中外管理，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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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儒家思想 高校后勤企業文化建設 啟迪

一、高校企業文化的概念

文化一詞來源于古拉丁文Cultura,本意是“耕作”、“培養”、“教習”、“開化”。在中國最早把“文”和“化”兩個字聯系起來的是《易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指圣人在考察人類社會的文明時,用詩書禮樂來教化天下,以構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體系和制度,使社會變得文明而有秩序。

高校后勤企業文化是高校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高校后勤員工在長期的工作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并且為員工普遍認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業特色的價值取向、團體意識、工作作風、行為規范和思維方式的具有高校特色的一種企業文化,是維系高校后勤企業的一種精神力量。

二、高校后勤企業從儒家思想中當汲取什么

儒家思想的基本觀念,諸如仁愛、誠信、人本、和諧、太和、中庸等,是經歷幾千年文化變遷和社會實踐而被證明是有利于人類生存發展及社會進步的精神財富,是儒學體系中最基本的、核心的價值觀念。儒家的這些基本價值觀不但沒有過時,而且其核心價值觀具有普遍性,可以在高校后勤企業文化中發揮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實際作用。當然,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新時代,學習借鑒儒家思想也必須與時俱進,合理揚棄,必須建立起適應高校后勤企業文化發展所需要的新體新用的新型價值觀。

1.應以“以仁為本”視為高校企業文化的理論核心

“以仁為本”在中國早就根深蒂固。儒家、道家等諸子百家對現代企業文化建設具有很大的借鑒價值。特別是儒家的“仁”的理念,可以說“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理論核心,也是儒家思想體系的理論核心。它是孔子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標準,也反映他的哲學觀點,對后世影響亦甚深遠。

在現今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的大潮中,出現頻率最多的詞就是“企業文化”、“以人為本”、“和諧發展”。特別是對一些正在完善和已經形成體系的高校后勤企業的管理者來說,在管理中汲取儒家思想體系的精華,并同現代企業管理有機地結合,正是高校后勤企業占領市場、穩健發展的必由之路。要真正使員工愛崗敬業、以企為家,就要盡后勤之所能,為員工解決實際困難和后顧之憂;要鼓勵員工學習,并制定出鼓勵員工學習的一系列政策。因此,必須想方設法使員工從被動的等事干轉變到主動積極、心甘情愿地干好服務工作。

“以仁為本”關鍵在于以“人”為本,作為高校后勤企業的領導者應關心員工、溫暖員工,調動并引導他們發揮特長,形成充分張揚個性的企業風格。這是領導者們帶領員工向專業化邁進的一項重大任務。以人為本作為高校后勤企業文化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必須增添一些諸如友誼、人情味、和諧關系之類的、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并加以保持、繼承和發揚光大。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創造出具有高校特色的現代意義上的“以人為本”的管理方式。

2.以“信”為高校企業文化之本要

信指待人處事的誠實不欺,言行一致的態度,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將“信”作為“仁”的重要體現,是賢者必備的品德,凡在言論和行為上做到真實無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當權者講信用,百姓也會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高校后勤企業有其獨特的顧客群體――“師生”。“師生”當中尤其是學生更是一個復雜的群體。這個群體是一個純粹的消費群體,他們無任何收入來源,僅靠父母的支持,因此,高校后勤企業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同時,必須形成自己獨特的誠信風格,也就是要認真制定一套獨特的誠信經營準則。通過制訂誠實守信的經營準則和誠實守信的企業文化,高校后勤能明確自己的社會責任和使命;讓全體人員明確自己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怎樣做符合誠信經營準則,怎樣做違背誠信經營準則等。通過施行誠信經營準則,員工誠信行動和后勤企業誠信目標同步協調,促進后勤企業持久發展。要誠信待人、以人為本,從人性的角度出發,把后勤企業的誠信經營準則轉化為全體人員的自覺行動。

3.以“禮”為后勤企業文化建設之規范

禮指孔子及儒家的政治與倫理范疇。“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禮”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規范和生活準則,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培養起了重要作用。孔子主張必須以“禮”的規范來約束人們的行為,使用一定程度的強制手段來實現社會管理的目標,因此古代的“禮”具有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行為規范、禮節禮儀的內容,它在古代有著重要的管理功能。

中國高校后勤企業管理的約束性是通過企業內部的各種規章制度來實現的,因此建立合理的、科學的、系統的、適用的規章制度是現代管理中不可缺少的。現在,中國高校后勤已經進行了多年的社會化改革,一切管理的規章制度必須適應企業發展的需要,必須從舊的管理模式中走出來,克服消極管理模式的影響。一切規章制度都要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管死了不行,不管也不行。規章制度必須具有約束性,但絕不是為了約束而約束,約束的目的是為了規范人的行為,達到人的行為的自覺性以及人與人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有序和協調,從而達到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經濟效益的目的。隨著中國高校社會化改革的不斷發展,“禮”在管理實踐、經營活動等方面越來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們應該繼承和弘揚我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不只是繼承其形式,更重要的是繼承其中有價值的內容。

4.建設“學而不厭”的學習型企業文化

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同悅)乎?”這是《論語》首篇的開卷的第一句話。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孔子把獲得知識看成人生的一種樂趣,把學習看成一種樂趣。企業置身于一個知識、信息、創新、競爭快速發展變化的社會中,唯一持久的競爭優勢,就在于具備比競爭對手更高、更快、更好的學習能力。學習能力已經成為所有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根本要素。后勤企業文化追求“學習型企業”的目標并加強學習和培訓,與時俱進以強化“文化影響”與儒家提倡的“自強不息”。

現代企業文化特別重視“文化力”的影響,重視企業文化的培育。企業文化是一種價值理念,是人的思想的組成部分,有點類似社會道德。當前一些高校后勤企業大興建設企業文化,借鑒儒家文化,對后勤企業的發展不無裨益。不學習如逆水行般,尤其是在當今社會,不學習不行,學得慢了也不行。國外的大公司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每年花很多的錢用于人力資源的開發和終身培訓。北京某高校后勤樹立的學習理念是:后勤是學校、同事是同學、領導是老師、工作是作業、工資是助學金。進入高校后勤就得從培訓開始,并且培訓將伴隨著你在此工作的全過程。當然,培訓員工只是一種手段,主要的目的是要使員工能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服務理念,為師生提供知識型服務,以實現高校后勤企業的持續發展。

三、結語

良好的后勤企業文化環境,是后勤企業經營管理目標順利實現的重要依托。在后勤企業文化氛圍中,職工通過耳聞目睹,會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企業的共同理想和價值觀念,對職工的思想、性格、情趣、思維方式等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使職工將自己融合到企業中,從而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在市場經濟一體化的今天,高校后勤企業怎樣才能提高其自身的凝聚力和競爭力,如何在高校這片市場上贏得師生的信賴和贊譽,以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這固然需要從許多方面加以努力,但不容忽視的是,吸取儒家倫理思想之精華來搞好企業經營管理是贏得優勢、謀求發展、走向輝煌的重要方法,這已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重視和關注。高校后勤企業文化是一種新的文化形態,是高校后勤管理、服務向高層次發展的標志。成功的企業文化能夠對后勤的改革發展產生有利的影響,是后勤發展最持久的決定因素,是后勤企業經營管理創新的基礎,是企業無形的約束與支柱,是一種精神動力。大力加強后勤文化建設,是促進后勤企業全面發展的重要保障與基礎。因此,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如何與高校后勤企業文化有機地結合,是擺在許多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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