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勞動力價格的因素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影響勞動力價格的因素，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通貨膨脹；豬肉周期；可貿易部門；農民工工資

中圖分類號：F2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3）02-0089-04

物價水平的穩定作為宏觀經濟的四大目標之一，對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均有巨大影響，一直備受學界與實踐界的關注。就中國通貨膨脹而言，由于中國CPI的獨特結構，食品價格的變動成為CPI變動的主導因子。而食品構成中，豬肉占據肉類消費的60%。因此豬肉價格周期與CPI周期呈現高度吻合，中國的CPI周期又被戲稱為豬周期①。

一、豬肉價格周期認識的誤區

正是因為豬肉價格如此重要，所以在通貨膨脹的研究中豬肉價格周期的研究成為研究人員的主題：希冀用豬肉價格的變動作為先導信號，來預測中國經濟的通脹周期。總結起來，他們認為是什么主導了豬肉價格周期呢？（1）豬糧價格②；（2）價格預期下的庫存量調整。③

但上述的觀點可商榷之處在于：（1）經過我們的檢驗，豬糧價格與豬肉價格是同譜波動的，兩者之間無明顯的領先之后關系。這就是說豬糧價格與豬肉價格一定受到一個共同因子的驅動。（2）如果豬肉周期的波動是由于價格預期下的庫存量調整，這就是說中國的養豬戶們能夠未卜先知，能夠確切地知道豬肉價格的變動。這顯然是不成立的。我們不否認生豬庫存調整的存在，但這都是在豬肉價格出現明顯的趨勢性波動之后，養豬戶做出的被動反應。

二、豬肉價格周期認識的新框架

因此，我們需要對豬肉周期的形成機制進行一次新的梳理。首先提出我們的分析框架，從生產的原子形式開始推演，不管什么產品，歸根結底都是由原生性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這些要素結合，然后依托各自專門技術生產出來。那么全社會所有產品與服務的加權價格水平，當然歸根結底也是由這幾個因素決定。

我們繼續會問：勞動力價格、資本價格、原生性自然資源的價格由什么決定呢？答案是由經濟周期的涼熱決定。而經濟周期的決定機理在工業社會是由資本邊際效率決定的。資本的邊際效率由什么決定呢？長短期內均由要素稟賦豐裕度和技術進步水平決定（根本性因素），短期內也會受到前述很多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當然政府財政稅收政策、貨幣政策也起很大的作用。上述分析框架的實證證明， 我們需要做的是將勞動力價格、資本價格、原生性自然資源變動的時間序列數據與通貨膨脹變動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檢驗，若勞動力價格、資本價格、原生性自然資源變動總是領先于通貨膨脹的變動，則說明我們的分析框架在時間序列的預測上是有效的。

豬肉作為經濟體中產品一種，當然也符合上述規律。因此我們認為：豬肉價格由投入生豬產業的勞動力、資本品價格、其他生產要素綜合加權價格決定。

進一步的，我們推斷：對于以糧食（主要投入品也是勞動力）和勞動力為主要投入品的生豬產業，其價格水平的變動主要還是勞動力價格水平的變動。勞動力價格水平的變動歸根結底來源于通貨水平和資本的邊際效率。此處我們需要證明的是：豬肉價格的初始變動真的主要是來自于勞動力價格的波動嗎？

我們對豬肉價格和勞動力價格波動進行檢驗，結果發現：勞動力價格波動在格蘭杰檢驗下，總是領先于豬肉價格的變動。

另外，從圖2我們能夠清晰的看到，2002年之前，豬肉價格指數的波動于CPI指數大致一致，在1995―2001年，豬肉價格指數的波動低于CPI指數的波動。這就是說，在2002年之前，豬肉價格對CPI的拉動作用遠不如2002年之后大。

為什么會出現上圖的變化？這為我們的證明提供了一個機會。我們知道：CPI和豬肉價格指數均決定于勞動力、資本品、其他原生性生產要素價格的波動。也就是說，CPI和豬肉價格的決定機制是一樣的。但是各個分解因素（勞動力、資本品、其他原生性生產要素價格）各自權重不一樣。食品價格指數中勞動力價格所占比更高。因此，從理論上來說，CPI的變動與豬肉價格指數之間的這個大的空間構成，主要部分只可能是由于勞動力價格波動構成。

圖3是將食品價格指數減去CPI變動之后的時間序列，我們的統計驗證：豬肉價格指數-CPI與勞動力價格變動高度相關，且滯后于相對勞動力價格變動。

證明到這兒，可能對我們通貨膨脹新分析框架抱有信心不夠的讀者依舊無法被說服，我們提供下述進一步的兩個證據：不同商品對勞動力價格變動的彈性（繼續證明勞動力價格變動是豬肉價格變動的首要因素）。

從圖4、圖5中，我們看到仔豬的波動較生豬與豬肉價格波動更高，為什么仔豬的波動率更高呢？將其價格決定因素進行分解，唯一可解釋的原因是：其蘊含的勞動力投入占比更高。豬仔與生豬及其豬肉的形成過程相比，是更需要勞動力投入的。而且可以唯一多投入的就是勞動力。

三、豬肉價格引致通貨膨脹的經濟學解釋

第二部分分析沒有解決的二個問題是：（1）為什么2000年后豬肉周期呈現出更為顯著的波動。（2）勞動力價格成為豬肉周期變動的內在經濟學動因是什么？

我們需要將經濟部門分為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工業部門中又需要分析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

篇2

從本輪通脹的結構分析，農產品價格的大幅上漲是通貨膨脹最為主要的因素。從通脹的成因分析，流動性泛濫則是眾矢之的，特別是由此導致的房地產價格大幅攀升。房價的上漲意味著實體經濟并未吸收多少流動性，房地產正好是土地價格與勞動力價格的交集。土地價格的提高導致部分地區的農民放棄農業勞動，這一現象在東部沿海地區尤為突出。同時，房地產的繁榮又吸收了大量勞動力，中西部勞動力大量流出，導致中西部農業生產效率提升速度下降。隨著中西部大量基礎設施建設開工，該地區的房地產價格開始大幅度上升，這就直接影響到土地和勞動力價格，而它們正是農產品價格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通脹的上升已經由原來的貨幣因素和異常氣候因素轉變為土地價格和勞動力價格，后兩者的上升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剛性的。地方政府收入和普通勞動者收入在中國都具有非常大的剛性，可上不可下，這就會使通脹成為常態。

目前的房地產調控措施確實會在短期改變房地產價格的走勢，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的“畸高”，但對中西部地區的房價就不會有太大影響，在可預見的未來，中西部房地產價格走高的趨勢不會得到遏制。更何況，中西部地方政府近兩年的絕大部分基礎設施項目都依賴于土地的出讓收入。

除了農產品價格外，目前正在快速上漲的大宗商品，將直接導致世界范圍內的通脹失控。新興市場國家的通脹水平已經達到社會承受的極限，通脹導致的社會不穩定將會加大宏觀調控政策出臺的難度，使通脹進一步上升。美國的貨幣政策很可能在市場預期之前調整，油價的大幅上漲已經嚴重削弱了定量寬松的作用，等于美聯儲原先補貼本國國民和企業的低利率政策改為補貼產油國，這不可能長期持續，也是美聯儲不愿意看到的。中國也面臨類似的情況，鼓勵居民消費的措施最終成為補貼原油進口，抑制通脹的措施也會出現鞭長莫及的情況。

除了以上因素外，更要看到勞動力價格的上漲會導致通脹的剛性進一步加劇。我們已經能夠切實感受到服務行業的價格正在大幅度上升，餐飲、家政和美發美容是最為直觀的觀察窗口，這些服務行業的價格都在最近一個月內出現了20%以上的漲幅，這主要是由勞動力價格上漲導致的。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一般需要6個月的傳導周期才能體現在CPI中，因此下半年的通脹難言下降。

篇3

據美國商務部統計，在美國，4種中國主要服裝的平均到岸價格比其他國家生產的便宜58％，比美國本土生產的便宜76％；一個中國產鋼卷尺售價僅l美元，而德國產的是50美元，兩者質量沒有差別。在比利時，中國陸風越野車每輛售價為17000歐元，比同類歐洲車便宜近一半，因此，有專家指出：“中國汽車業將引發全球汽車價格再降30％～40％。”

中國制造價格低在什么地方?拋開廠商惡意競爭因素不談，分析商品的價值是關鍵。

勞動力價過低是主要原因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商品的價值由物化在其中生產資料(用C表示)的價值和勞動力(用V表示)的價值構成。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價值增值過程中作用是不同的，C在參加生產過程中，其原有的價值僅是轉移到新產品中去，不會發生價值增值；而V在參加生產過程中，其價值不是被轉移，而是由勞動力的使用再生產出來，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生產出一個超額價值即剩余價值(用M表示)，因此商品的價值=C+V+ M。

按此原理分析，我國商品價值中C的價格確有偏低的成分，比如有的地方政府為了實現高增長的目標，低價出售土地使用權；有的地方資源價格扭曲，某地一個紙漿廠每天用水2 5萬噸，每噸費用僅為0．64元；有的地方企業開采和使用資源過度，且不負擔環境污染治理的成本，等等。然而，根據C和V在形成商品價值中的作用，勞動力價格應是分析的重點，即使C中也有勞動力價格問題。

我國是制造大國，產品以勞動密集型加工產品居多。我國城市每年新增勞動力800萬人，農村約有1．5億剩余勞動力，而我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只有800萬～900萬個。在供大于求的情況下，壓低勞動力價格成為企業必然的選擇。據調查，在廣東，外來工中有近一半人月工資在800元以下，而800元是他們所在城市消費水平的臨界點；還有很多外來工拿著300元～400元的月薪，僅能維持最簡單的生活；在南京，市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資月標準是430元，小時工最低工資標準是3．6元／每小時，但據南京市勞動部門調查，許多從業者的收入沒有達到政府規定的保底線。在山東，一些企業工資還停留在10多年前300元～500元的標準。

在外企，大規模出口的商品中，由于收益最高的設計、研發、品牌等環節被外方控制，中方得到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費，真實收益不高；一家企業10多年來沒有給職工增加過工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指出，最近12年來，能容納大量外來工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民工工資增長幅度只有68元，折合物價上漲因素，民工的工資呈下降趨勢。

我國商品中的勞動力價格與價值背離，甚至嚴重扭曲，勞動力的付出與回報很不對稱。有資料表明，中國勞動力價值只有美國的1/10，勞動力平均價格甚至低于肯尼亞和津巴布韋。因此，勞動力價格過低是商品價格低的最主要原因。

壓低勞動力價格

成唯一謀利手段

我國勞動力價格為什么低?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勞動力價值的內涵。因為在現代化生產條件下，勞動者必須掌握一定的生產技術。此外，勞動力價值與其他商品不同，它還包括一個歷史的道德的因素。因此，馬克思說：“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品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其中，勞動者在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是勞動力價值的最低界限。

在當代條件下，勞動力的最低價格應是勞動者吃飯、穿衣、住房、醫療、衛生、教育、培訓、生育、養老、失業等所需費用的總和。與此對照，我國勞動力價格構成是什么呢?

首先，勞動力價格是以最低標準，即以勞動者能夠維持溫飽和養育后代為底線制定的，沒有給予勞動者失業、養老、接受教育培訓的費用。勞動者為企業創造了巨額利潤，但企業(特別是外資、合資、私營企業)不承擔勞動者的失業、養老、醫療、子女教育等責任，將這些責任推給了勞動者本人、國家或者社會，勞動者的社會保障福利費用沒有納入勞動力價格，勞動力價格沒有達到馬克恩所說的最低界限。據統計，目前我國城鄉7．37億就業人員中，納入養老保險的人口僅1．6億，納入醫療保險的僅1．2億，納入工傷保險的僅8000萬，且大多數為城鎮職工，加工企業中的主要勞動力來源――民工幾乎沒有保險。

其次，法律法規不健全。1995年起實行的《勞動法》，在勞動合同簽訂和解除、超時工作報酬、職工健康檢查等方面只是原則規定，許多條款是“應當”如何，而不是必須如何，且沒有規定在未“應當”的情況下如何處置。

《勞動法》第七十二條規定，社會保險基金按保險類型確定資金來源，逐步實行社會統籌，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但因沒有規定未“必須”時應承擔的責任，企業不為職工投保也很平常。法律約束不力，許多企業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或者隨意解除合同，或者任意延長勞動時間而不依法支付費用的現象十分普遍。由于法律保護不夠，勞動者雖然知道勞酬不符，但為了保住崗位，大多忍氣吞聲。

再次，社會對勞動力價格低存在認識的誤區。理論界至今普遍認為，我國是世界上人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廉價勞動力是我國的戰略資源優勢。許多地方政府，一直把所謂勞動力成本低當做招商引資的法寶，甚至不少地方官員還認為，沒有廉價勞動力就沒有了中國產品的競爭力。由于壓低勞動力價格是最簡單、也是最奏效的競爭方法，很多企業把壓低勞動力價格當做最大限度地謀求利潤的唯一手段，有的所付價格甚至達不到馬克思所說的最低界限水平。

五大問題影響經濟生活

(一)新經濟時代是創新勞動的時代，需要大量掌握現代科技知識的勞動力。勞動力價格標準過低，勞動者在除去生活必需品費用后，所得剩余不多，就很少有學習、教育的費用，從而使勞動力素質難以提高。勞動者自身素質難以提高，也無法對下一代進行投資，形成了“盲流的孩子還是盲流，民工的孩子還是民工”的局面，最終結果是勞動生產率停滯不前。

(二)低工資阻礙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社會保障成本成為中央政府隱性債務。代際轉移的社會保障成本要求中央政府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從現收現付制過渡到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最終向完全的個人積累賬戶轉變。但由于歷史遺留問題，已退休職工和制度改革以前就參加工作的在職職工的個人賬戶是“空賬”，每年收入的養老保險基金絕大部分用于當年發放，其實際積累小于職工個人賬戶記賬額。加之，近年來的高速城市化，雖然轉移了部分農村勞動力，但并未將其納入已有的社會保障體系，由此導致未來的潛在社會保障成本進一步上升。

(三)靠低廉的勞動力參與國際競爭不合算，低價勞工是把廉價資源和超額利潤讓給了別人。如我國生產的“TALBOTE”T恤衫在美國專賣店售價1件38美元，而平均到岸價格是1．41美元，中間36．59美元的利潤全部被美國的貿易公司賺取。并且，低價商品出口的多，表面上提高了整個國家的收入，但對勞動者收入是相對增加，絕對減少，即收入增加與其真實勞動價值貢獻比是絕對減少。

(四)企業單純依靠廉價勞動力沒有持久競爭力。勞動力價格低廉，必然質量不高；沒有高質量的勞動力，就無法生產出高檔產品，更不可能做成名牌。產品的附加值上不去，企業只能在低水平發展，與依靠科技創新發展的企業的差距必然拉大。

(五)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對某些市場的出口數量增長過快，極易導致進口國實施保障措施和反傾銷。進口國一面享受我廉價資源的益處，一面對我設置種種壁壘，貿易磨擦不斷，影響對外關系。

建立健全政府職能解決現實問題

深刻認識提高勞動力價格的重要性、緊迫性。鑒于上述勞動力低價對我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提高勞動力價格已是刻不容緩的任務。要認識維持廉價勞動力的弊端和提高勞動力價格的益處，糾正人們在此問題上不正確的認識。另外也要認識到，繼續將勞動力低廉作為招商引資的亮點已不符合新經濟潮流。

新經濟時代，投資是跟著創新勞動走的。美國平均工資比中國高得多，但其每年吸引的外資比中國高得多。有資料表明，中國改革開放20年共引進外資3400多億美元，而美國1999年一年就吸引外資3132億美元；世界對外投資總量的4/5是流向發達國家。可見，投資追求的是創新勞動或更有利于創新勞動成長的市場環境，而非單純為低工資。

建立強制社會保險制度。社會保險福利制度不健全，相關費用未納入勞工成本，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桎梏。我們的保險福利制度，比不上發達國家，甚至比不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尼、巴西等國均采取強制保險制度，法律規定雇主必須給雇員購買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或者在工資中支付相關成分，由雇員自行購買；如雇主不履行這些義務，雇員可以雇主。我國至今沒有一個專門社會保險福利的法律，僅有幾個國務院制定的條例。因此要加快立法進程，為勞動力價格制定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

加強政府監管職能，加大執法力度。各種保險福利法規制定后，政府要從具體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主抓法律法規的落實和完善，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切實保護勞動者的權益，使勞動力價格回到應有的水平。

篇4

[關鍵詞]高校　化學專業　學生就業

化學專業大學生就業市場就是指大學畢業生供求雙方在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受讓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這是完全自愿的一種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大學畢業生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它是整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認為大學生就業市場將呈現以下幾種趨勢：

一、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降低，在主勞動力市場的失業率呈上升趨勢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由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所決定；反之，其價格又與勞動力供求緊密相聯。一般情況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較易找到所需勞動力，工資趨于下降：工資的下降，又會使得一部分勞動力供給減少，需求增加。而供不應求時，由于勞動力的短缺，工資趨于上升，工資的上升，又會使得需求減少，供給增加。一直到供求關系趨于平衡時，價格相對均衡，這種運動才會逐漸停止。而勞動力市場的均衡也正是在這一供求與價格的變動中實現的。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勞動力市場價格變動的一般規律，即：價格趨向于勞動力供求雙方能夠提供到市場上的數量相等。均衡價格決定于勞動力供求雙方在市場上的均衡數量。價格上升，引起供給增加，需求減少：價格超過均衡點，亦會引起供給的相對減少。價格下降，引起供給減少，需求增加。當供給不變時，需求大于供給，引起價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給，引起價格下降。當需求不變時供給大于需求，引起價格下降：供給小于需求，引起價格上升。勞動力市場正是遵循這一價格變動的一般規律利用價格信號及工資率的引導，通過社會大量的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使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及各個部門、企業之間進行配置并使這種配置盡可能地達到優化。這也正是價值規律在勞動力市場運行中最顯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規律，假設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工資是可以上下波動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工資隨勞動力市場上該種勞動力供求關系而變化。我們將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歸為兩大類：受過高等教育者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者。根據該規律便會有以下推論：如果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數量增加，供給較之以往更加充分畢業生的工資水平總體上就會下降。然而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與多數國家的歷史和現實一樣高等教育畢業生比其他層次教育畢業生具有相對低的失業率相對高的工資收入以及獲得高社會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二、應屆畢業生獲得好工作的機會趨于減少。“高學歷低用”者比例增大

在工作隊伍中，每一項工作都對勞動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對勞動者的要求越高相應地付與他們的工資收入也越高。在求職者隊伍中，學歷層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獲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

應屆大學畢業生由于對社會了解不多尋找理想職業的期望值往往較高因此“摩擦性失業”人數有增無減。盡管這種“自愿失業”從理論上來講是求職者根據其報酬期望與搜尋職業成本進行核算的個人選擇和個人行為是短時間的、不危及其生計的但如果這種“摩擦性失業”增長太快也會增大社會的不穩定性，仍然值得關注。與此同時結構性失業的勢頭開始出現有報道警示：45％的企業招不到合適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正是這種結構性失業的生動寫照。

三、在應屆畢業生“先就業、再擇業”意識增強的同時。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誠信度可能下降。

當然面對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和擇業難度加之應屆畢業生對社會了解甚少很難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況且他們在求學期間已經付出不菲的經濟代價無論如何也沒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盡快落實工作單位這些客觀因素讓他們無暇考慮崗位是否真正適合自己、自己能在某個崗位上服務多久。同時高校為了追求就業率這塊“金字招牌”也為學生的“饑不擇食”推波助瀾，其結果是不少學生在并不清楚單位究竟是否真正適合自己的情況下，只好無奈地先進去再說。上述主客觀方面的因素致使應屆大學畢業生“先就業、再擇業”的意識增強，臨時就業者比例有增長的勢頭。

先就業、再擇業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文同時提醒：先就業、后擇業的觀點可能影響大學生的誠信形象。不少應屆畢業生將用人單位作為跳板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它必然使用人單位感到傷心和失落，產生被欺騙和被玩弄的感覺，甚至會逼迫他們采用更加強有力的自我保護手段以約束求職者。事實上有的用人單位干脆拒用應屆畢業生。用人單位把錄用應屆畢業生當成一場賭博，這對大學畢業生來說決不是好兆頭。一旦形成惡性循環用人單位和應屆大學畢業生之間“麻稈打狼一兩頭怕”，不僅影響高等學校和大學生的長遠利益，也影響人才市場的健康發展。

供需雙方趨于理性，復合型人才。近年職業中介機構加大了對用人單位的指導，取得了明顯成效。表現在單位招聘人員日趨理性和務實根據單位發展的實際需要招聘。目前人力資本市場招聘的職位越來越市場化，表現為職業分類越來越細并且不斷有新的職業和崗位出現，市場需求對求職者的專業技能要求越來越高。應聘人員不僅需掌握所學專業的知識技能，還應掌握最新科技最新管理理論了解市場行情、具備公關和管理能力、精通計算機操作這種復合型人才需求走勢看漲。

一般來講掌握一門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將如魚得水。懂技術、善管理、了解國際市場運作規律的人才最受歡迎。一句話復合型人才越來越俏。

篇5

〖關鍵詞〗國有企業勞動力資本經理人資本價格論量化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國有企業改革要進一步深化，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走上持久的良性循環，勞動力資本取代非勞動力資本成為促進國有企業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是改革成功的關鍵。國有企業經理人是擁有全部國有企業資本使用權的特殊勞動力資本，他具有權，對國有企業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對國有企業經理人的深化認識，充分調動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論

(一)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的界定

在現代公司制度下，“企業人”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即出資人、經理人（包括企業家）和員工。西方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的活動實際上包括市場決策（指在發現相對價格，捕捉市場機會，預測市場走勢之后做出市場決策）和生產過程（即在市場決策的基礎上通過技術手段把生產要素的投入組合成新的產品的過程）兩大相互街接的組成部分。在這兩種經濟活動中，不同的“企業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許多經濟學認為，衡量這種不同的差別性可以用個人財富多少，市場決策能力的優劣以及承擔風險能力高低來區分，也就是說，可用“財富”及“市場能力”為標準來區別“企業人”，其中具有較強的市場能力但財富不多的企業人，被稱之為經理人。國有企業經理人就是指在國有企業所有制形式中沒有法人資產的所有權，而擁有企業的經營決策權的經理人，即國有企業中基于委托與關系（Arrow-port）的法人資產人。

勞動力資本理論（張福明，陽志成）認為勞動力資本是指凝結在人體內、能夠為產權主體勞動力本身帶來剩余價值，包括才干、知識、技能、資歷、時間、健康和壽命等因素的價值。據此可知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就是凝結在國有企業經理人體內能夠為產權主體國有企業經理人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是經理人資本自己在國有企業所有制形式中的表現，具有以下特征：

1、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產權清晰。產權可以分解為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的產權屬于經理人自身，能夠為自身帶來超過自身價值的價值，而且它不同于其他內部勞動力資本的是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還擁有其他內部勞動力資本和非勞動力資本的使用權。

2、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具有勞動力資本的資本共性。就是能夠為所有權主體經理人本身帶來剩余價值，這也就是馬克思揭示的資本的共性，是勞動力資本的一個重要特征。只有為經理人自身帶來剩余價值，讓經理人從被雇傭的簡單商品的地位轉變為謀求共同發展的伙伴關系，才不至于關閉其積極性，保證了其他資本的保值和增值。

3、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的特殊合作性。經理人勞動力資本由于專業、特長、崗位等不同，具有專用性，即單個勞動力資本應用范圍狹窄，因此在使用過程中需要相互依賴協作，而且不是被動的協作，國有企業經理人勞動力資本之間為了獲得合作的超額利益（合作行動的總收益與單獨行動的總收益之差），謀求共同發展，建立企業內的契約，是主動性的合作，也就是說企業的一切活動都是合作博弈的過程。而且經理人資本是生產要素的組合人，是企業的創新者和經濟發燕尾服的推動者，是稀缺資源配置的決策人，從而為企業適時而又合理地做出決策，實現管理與土地、勞動和資本三大要素的組合并創造財富，促進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

(二)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的重要性

國有企業要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取得較大優勢，要獲得長足發展，要使國有企業徹底脫困，最難的不是資金短缺、技術落后和社會負擔沉重，而是需要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勞動力資本。西方經濟學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即Q＝ALαKβ（Q代表產量，L和K分別代表勞動力和非勞動力資本投入量，α、β分別表示L和K在Q中的比重），根據函數作者對美國1899——1922年其間有關經濟資料的分析和估算，α約占0.75，β約為0.25[1]。這就說明勞動力資本的產量彈性遠比非勞動力資本的產量彈性大，前者約為后者的3倍。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也作了類似的研究，他通過對美國1900——1957年農業經濟發展的研究發現，在這一期間，非勞動力資本投資增加4.5倍，相應的利潤增加3.5倍；而勞動力資本投資增加3.5倍，利潤則增加17.5倍。所以，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α值，即勞動力資本對全部資本的貢獻率，充分調動勞動力資本的積極性，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是勞動力資本中最具有領導性的資本。他依法擁有法人資本的使用權，具有判斷力、忍耐力等特殊素質以及掌握了監督和管理、生產要素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在對國有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和如何生產等有關全局的大事進行決策。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的激勵狀況事關國有企業的興衰成敗。

(三)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激勵狀況及問題分析

1、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激勵現狀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積極性的激發水平令人擔憂，導致優秀國有企業經理人流失嚴重。據1999年某調查表明國有企業經理人對管理方式的不滿意率是48%，其中在薪酬項目調查中，認為薪酬待遇公平的僅占13%，而不公平率竟達57.4%[2]。另據2002年薪酬滿意度調查，國有企業經理人的不滿意情緒相對外企業經理人而言，更明顯。認為“太少，與我付出相差太大”的比例達到27.28%，而在外企中這一比例只有16.34%[3]。再從表一中可以看出，國有企業普遍存在嚴重不公平的分配機制，它極大的損傷了經理人的經營管理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表一：2000年各性質企業經理人薪酬水平比較表（％）

年薪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外商及港澳臺投資

2萬元以下62.650.320.015.8

2萬至4萬元25.023.514.225.7

4萬元至6萬元7.98.715.020.1

6萬至10萬元3.98.019.917.6

10萬至50萬元0.58.716.712.7

50萬元以上0.10.814.28.1

資料來源：引自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02《中國企業經營者成長與發展專題調查報告》

這種不公平性主要表現在：

（1）平均主義的獎金制度泛濫成災。獎金人人拿，干好干壞，做多做少一樣拿，而且經理人資本與其他勞動力資本的薪酬差距沒有真正拉開，變相地把浮動薪金固定化，又出現了新的“大鍋飯”，不能體現不同勞動力的不同貢獻，也束縛了經理人資本積極性的發揮。

（2）薪酬的數量度量缺乏客觀標準，主要還是依靠定性指標。缺乏一套系統的以業績為理念的管理文化，其中薪酬的量化標準有待著力研究。

（3）國有企業經理人薪酬固定比例非常高，浮動部分偏低，不能真正體現經理人資本的價值，很難激勵經理人為企業創造性地工作。

（4）很多政企未能完全分開，國有企業經理人仍由政府任用，薪酬的發放往往論資排輩，處處出現“工齡工資”，這就無形地排擠了年輕的優秀經理人。

2、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激勵現狀的后果

國有企業經理人的這種薪酬現狀，導致部分經理人心理和行為變異，通過不正當手段來獲得使自己心理感到公平的“灰色收入”或者在離任前基于對自己所做的貢獻沒有得到合理的待遇補償時鋌而走險地“自我獎勵”、違法獲得物質利益而出現“59歲現象”。據一份對虧損國有企業的調查表明，政策性虧損和宏觀經濟變動引起的虧損占10%，而因經營管理不善引起的虧損竟達80%左右[4]。在國有企業虧損的同時，企業經理人的經濟犯罪現象嚴重，據遼寧省各級檢察院1993年以來查處的發生在虧損國有企業的1546件經濟犯罪案件中，涉及經理層的占一半以上，而在這些經理人犯罪案件中，快退休的經理人占75%[5]。可悲的“59歲現象”讓許多本非常優秀企業家跌落為階下囚。

3、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激勵程度的原因分析

國企經理人勞動力資本的積極性激發現狀從勞動力產權關系上分析，是由現階段薪酬的本質所決定的。目前國有企業還處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度時期，勞動力仍然是簡單的商品，勞動力產權關系不清晰，在政治上國企經理人是國家的主人但，在經濟上勞動仍然表現為雇傭勞動，薪酬是雇傭勞動的實現形式，按照等價交換原則進行，薪酬的本質是勞動力的價格或價值的表現形式。這一薪酬本質下的國有企業經理人的收益只能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根本沒能力增加勞動力資本投資，極大地阻礙了國有企業經理人積極性的發揮。

（四）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論的必然性

把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作為資本來對待，提出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論并非偶然的異想，它適應了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充分調動國有企業經理人的積極性，繼續深化實施國有企業“兩個置換”（聶正安，湖南商學院教授），使國有企業改革走向終極的理論依據之一。

在工業經濟時代，雇用勞動制成為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主要方式，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勞動力資本，特別是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不再滿足于被雇傭的簡單商品地位。生產力進一步了發展，勞動力資本成為必然。國有企業面對知識經濟時代，把國有企業經理人作為資本來使用、增值即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化是趨勢、是方向。

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化就是國有企業經理人作為產權關系的主體與資本所有者在生產領域對受委托的全部法人資本行使使用權，以勞動和資本雙重的身份分享企業剩余價值，導致自身收益的增值。勞動力資本化使薪酬的本質發展為勞動力資本價格，國有企業經理人可以得到自身勞動力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剩余價值，使得國有企業經理人得以維持簡單再生產，而且又能夠激勵經理人增加勞動力資本投入，提高自身素質，給經理人資本擴大再生產提供物質條件。因為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使薪酬突破了經理人價格的數量界限，使勞動力資本的投資邊際收益率不再為零，適應了等量投入要求——等量收益的市場經濟規律，自然能夠激勵經理人增加勞動力資本投資。

目前在國有企業中，經理人年薪制、經理人持股計劃等新舉措是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論支撐下出現的新事物，把經理人個人利益和企業整體的長遠利益捆綁在一起，能夠長期激勵經理人為企業創造價值，必然能夠在優良的土壤里茁壯成長。

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論使國有企業由簡單的按勞分配走向把按勞動與按資本相結合的分配，由過去的按勞動力價格分配走向按勞動力資本價格分配，使經理人憑借自己的勞動和本身的勞動力資本所有權分享企業剩余價值，真正實現了多勞多得，體現了薪酬的公平性。從這一角度分析，經理人資本價格論也是調動國有企業經理人積極性的較好理論。

二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量化函數

（一）薪酬

薪酬是勞動力資本價格的普通稱呼，它是指勞動力資本投入勞動的補償和資本收益，同時也是企業生產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薪酬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功能：1、補償功能。對勞動力資本必要的勞動消耗的補償，以維持勞動力資本的簡單再生產；2、激勵功能。勞動力資本價格能夠給勞動力資本帶來剩余價值，運用得當能夠大幅度提高勞動力資本的積極性，激勵勞動力資本增加自身的投資，從而提高勞動效率。

3、調節功能。市場化的薪酬——勞動力資本價格實現了勞動力的全社會合理流動，能夠促進勞動力資本優化配置。馬斯洛把人的需要劃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6]。薪酬可以使國有企業經理人獲得食物保障、社交關系及尊重的需要，有時還代表其在企業中的成就和貢獻以及他在社會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滿足經理人自我實現的需要。

如何正確計量、支付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呢？也就是說怎樣定量分析國有企業經理人的薪酬呢？目前我國國有企業中較為流行的經理人薪酬模式有以下幾種：

1、準公務員型模式：基本薪金＋津貼＋養老金計劃；

2、一攬子模式：就以某一個固定值（一般以年薪衡量）來支付；

3、冰山式薪酬模式：基本薪金＋年終大紅包（具有一定的神秘性）；

4、非持股多元化模式：基本薪金＋津貼＋風險收入（效益收入和獎金）＋養老金計劃。

以上四種薪酬模式隨著全球經濟的日趨發展和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弊端不斷顯露：1、經理人責任心下降，易于產生偷懶行為，只能激勵經理人的短期行為；2、經理人的行為有變異趨勢，如前文所述的“灰色收入”和“59歲現象”。

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理論上是由國有企業經理人的勞動力價格和勞動力資本收益構成，即由按勞動分配和按資本分配相結合，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是按勞分配與按資本分配相結合的產物。

（二）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的量化函數

正因為此，引起了一些理論學者的濃厚研究興趣。1974年，加里貝克爾和喬治斯蒂格勒（BeckerandStigler，1974）構造了一個委托——（Arrow——Port）模型來分析行為人的執法者的瀆職行為，其目的是尋求抑制執法者的瀆職行為的最低薪金[7]。他們比較了執法人員永遠不瀆職的執法行為和只在第i期（i＝n，n－1，…,1）瀆職時執法者的收益。

1、一個任期為N期的經理不瀆職，則他的預期收益現值為S＝W1＋W2/(1r)…Wn/(1r)n-1

2、如果經理在第i期瀆職，則經理的預期收益流現值為：S＝W1＋W2/（1＋r）＋…＋Wi－1/（1＋r）i－2＋[（1－P）（b＋Wi）＋PVi]/（1＋r）i－1＋[（1－P）Wi＋1＋PVi＋1]/（1＋r）i＋…＋[（1－P）Wn＋PVn]/（1＋r）n－1

在上面的兩個式子中，S表示經理人在任期內的預期收益流現值，P表示瀆職者被發現的概率，b代表由瀆職者而帶來的貨幣值，r表示貼現率，Wi是執法者在第i時期上的固定收入，Vi表示執法者的瀆職行為被發現后在其他職位上的收入

該模型提供對經理人行為選擇的一個基本描述，為分析經理人薪酬提供了工具支持，但從我國國企經理人的現狀來看，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適應性：（1）假定經理只在某一期采取道德風險行為，但考慮“有限理性經濟人”，只要道德風險行為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經理就會在其任職的每一年都進行，直至他被發現或者是離開企業。在我國已經披露的經濟案例中，只犯案一次的經理占極少數。（2）沒有考慮經理收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即按勞動與按資本結合分享企業剩余價值部分，這一部分價值與企業業績密切相關，在討論人行為激勵問題時是一個要重點分析的因素。

在我國國有企業經理人薪酬制度中，從全社會角度看，涉及降低生產成本，增強競爭和支付薪酬吸引、留住人才；從單個企業內部來看，涉及到保險與激勵兩個問題，要求既能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與增值，又能克服經理潛在的道德風險，防止經理為獲取個人的高收入而在經營中采取過分的冒險行為，同時又可以激勵經理努力工作，在追求個人期望收益最大化的同時，最大化企業市場價值。基于此，接下來進一步討論國有企業經理人資本價格量化函數。

在我國，縱觀全國國有企業，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三種類型：一是已經上市的股份制有限公司；二是為已發行股票（內部發行）但還沒有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公司）；三是沒有進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的企業.據《經理人》雜志曾委托深圳市蘭邦市場調查公司所調查的結果顯示，國有企業經理人心目中理想狀態的薪酬構成依次是基本薪金、獎金、住房津貼、醫療、保險、交通津貼、學習進修的機會、一定額度的交際應酬費用、企業內部股份和其他。這種薪酬的組成部分對于國有企業并不陌生，但往往執行之后并不見效，這原因就在于企業在確定經理薪酬即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時，沒有一個標準的模型或函數，在各組成成份中比例失調，既使絕對數量上去了，相對外部而言，相對數量又顯示出了不公平性，使薪酬喪失了其本質作用——激勵功能。一般情況下，國有企業經理的薪酬由經理人勞動力價格（維持經理人勞動力資本簡單再生產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價格總和）和按勞動分享與按資本分配的企業剩余價值組成。如果用S表示一定時期內（以一年為標準）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現值，則S＝（A＋KB）/（1＋r）

其中A是勞動力價格，它與個人績效無關，但受其他因素影響，B是企業剩余價值，與個人績效緊密相關，K是一個衡量個人績效對資本價格影響程度的權值，在討論范圍內，0≤K≤1（K＝0時，S＝A，是傳統薪酬模式），r表示一定時期內的貼現率。這個函數看似簡單，但它非簡單的線性函數，S＝A（1、2、3、…、n）＋KB（1、2、3、…、n）。本應說復雜的函數可能對于經理心理、行為的調節具有更有力的作用，但過分復雜的函數或模型會導致其不可操作，為此，在筆者的討論中，把A看作一個在一定時期內相對穩定的固定值，K在同一企業中也被近似看作是不變的，此時，經理報酬函數可以從線性的角度來考察。

與個人績效無關的勞動力價格A一般是指經理人勞動力的最低生活保障薪酬，它的作用只在于維持經理人的簡單再生產。雖然這在一定時期是相對穩定的，具有一定的確定性，但它與經理人所在部門的經濟效益以及企業經濟薪酬緊密聯系在一起，經理人所在部門或企業的經濟效益越好，自然經理人勞動力價格A也就越高，這有利于增強經理人切實關心企業、為企業貢獻自己的精神。勞動力價格在全部薪酬中所占比例一般為10－20%，不同企業可根據不同情況而確定。

與個人績效有關的變量是薪酬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包括基本薪酬即福利性薪酬（醫療、保險、養老金計劃、交通補助、住房津貼、帶薪休假及學習進修機會）B1和獎勵性薪酬B2。基本薪酬在內容上不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薪酬，它主要以部門、崗位、經理人知識、學歷及能力為基礎，同時受企業外部因素如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勞動力供求狀況等影響，但是基本薪酬在發放的形式上與最低生活保障薪酬并不分開。因為基本薪酬和最低生活保障金在一定時期內都具有相對的穩定性（KB1近似被看作一不變量，與A值一起在實際中一般以月薪、季薪或半年薪發放）。獎勵性薪酬B2是指一定時期內在企業市場價值增值的情況下，根據經理個人對企業業績的貢獻率K的大小而發放給經理人的薪酬，它是一種風險性收入，為此這部分薪酬使經理人從企業的長遠利益出發，切實地去關心企業，努力為企業的發展而工作，這有利于克服經理的短期行為，激發其長期行為，解決國有企業的“老大難”問題。據有關資料表明，基本薪酬約占薪酬總額的50－60％，獎勵性薪金約占薪酬總額的20－30％。

-（三）函數在不同國有企業中的具體核算

1、股票已上市的國有企業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

S＝[A＋K（B1＋B2）＋W]/（1＋r）（1）

其中W是表示該經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的買方期權（至少二年以上），用N表示該企業一定時期內流通的股份數量（不包括本期新增股），P1、P0分別表示該企業股票的期初和期末收盤價，Pti表示公司股票的動態價格，Pt0表示經理期權的履行價格，M為經理在公司所購買的股票數量（經理在與企業簽訂購買股合同時，可以只付一定數額的現金，如合同簽訂以Pt0的價購買公司股票100萬股，可以只付10萬元或更少一點，如果企業業績很佳，經理人甚至可以在簽訂合同時無需支付現金，只要求交納一定的押金，在其履行期權時支付所購股份的現金，這使得雙方都無需承擔現金損失，是一種很好的規避風險型投資；另外，經理可以放棄期權，只是押金扣除）。于是，由（1）式可得該類型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形式為：

S＝[A＋KN（P1－P0）＋M（Pti－Pt0）]/（1＋r）

（N>0，M≥0）（2）

由（2）式中的第二項，我們可以看出，企業經理報酬是股票期末價格的增函數，股票期末價格（P1）越高，經理所得報酬也就越多，且其增加的幅度由公司的流通股數量N決定。從第三項可以看出，當股票價格Pti超過買方期權價格Pt0時，經理的報酬S也會隨之增加，增加的數量與期權的股票數量呈正相關，其增加權值為M。從以上兩項我們都能看到另一種情況即當期末價格小于期初價格或買方期權價格大于股票動態價格時，經理的薪酬S會大幅度地下降，甚至影響到A。這對于那些熱衷于配股、擴股以擴張資本而忽視公司內部治理人的公司，起著積極地抑制作用。因為當股票下跌時（P12、股票已發行但未上市的和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國有企業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

S＝[A＋K（B1＋B2）＋hMP＋tZ]/（1＋r）（3）

其中的B表示企業的利潤增量，M表示經理所購買的該企業的股份量（當M>0時，則（3）式為已發行股票但未上市的國有企業經理人的勞動力資本價格；當M＝0時，則（3）式為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國有企業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P是購買的單價（企業發行股主要目的在于集資，為此經理人無須簽訂購買合同，只要在購買時付清現金就行），h表示該企業每股股票所能分紅的權量，一般由企業自主決定，Z表示企業的相對業績（未上市國有企業無法確定自身的市場價值，為此用企業相對價值來初估自身價值），t是其系數。

從（3）式中，可得出，一方面，hMP是一個非負數，不管企業盈利還是虧損，它都有利于經理工資的增長，經理層會積極購買企業股票，取得分紅的權利（至少二年以上才可分紅）。但同時也會促長經理人的“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心理，使其表現出一定的懶惰性。另一方面，KB是經理薪酬S的一個增函數，企業利潤增量越大，經理勞動力資本價格就越高，這就使得經理切實關心企業的業績，一心去提高企業的利潤增量來最大化自己的價格，其缺點是易于激發經理人的短期行為。為此又引入另一個變量tZ，tZ是表示經理根據企業相對業績所獲得的收入，它把企業與同行業企業的競爭掛上鉤，有利于企業自身競爭力的增強，激發經理人長期行為，Z采用企業的相對業績表示而不采用企業相對利潤，是因為企業的相對利潤并不一定具有相關性，失去比較基礎，也就無法準確判斷出企業經理人的真正價格，而企業的相對業績可以反映出企業的規模、技術水平、企業的地理位置、歷史因素、經理人能力對其的影響率。所以利用本企業的相對業績在實際中更易于應用。

以上分析表明，對于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國有企業經理，他的薪酬相對而言，除了最低生活保障金以外，其余的薪金沒有多大的保護性，更具有風險性；同時，也無法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與增值，易于產生鞭打快牛的輪棘效應。為此股份制改造，讓國有企業走進市場，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是國企改革的必然趨勢。目前，針對第二類、第三類企業，在實際中可增加一個保證國有企業保值與增值的約束，即如果在經理的任期內，經理使資產增值，則可在得上述報酬的同時，還可以拿到一個與企業資產增值密切相關的獎勵紅包，否則，經理的報酬將以上述報酬為基礎進行沖減。

三國有企業經理人勞動力資本價格量化函數實施將存在的問題

（一）參數K的估計問題。理論上分析，K應該是一個區間段，即K屬于（0，1）。因為K是一個衡量個人績效對薪酬影響的權值，當K＝0時，個人績效對薪酬產生負激勵或者根本不產生激勵，只會扼殺經理的積極性，增長經理的惰性；而且薪酬要具有保健作用，它不僅受個人績效的影響，而且根據勞動力資本價格論要增強個人績效對薪酬影響的作用，我們可以認為M屬于（1/2，1）。

（二）企業相對業績的評估。企業相對業績是把企業作為一個主體融入市場，并與之相同行業的企業相對比而得出的，它加強了企業的競爭觀念。但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如企業規模、市場占有率、市場知名度和美譽度、企業的技術水平、地理位置等因素，且各項因素的估計又具有一定的不可確定性。為此企業應委托專業公司完成，以節省人力、物力、財力。

（三）委托人的道德風險問題。建立在人業績上的激勵模型要求有關人業績信息是對稱的，因為只有在此情況下，委托人和人才都知道前者應該支付給后者多少，模型才具有法律上的可執行性。否則，若有關人的業績的信息是非對稱的，或業績的度量具有主觀隨意性，人若無法證實委托人觀測到的信息，則可能出現委托人道德風險問題。因為當委托人觀測到產出高時，根據模型委托人應該支付給人高的報酬，但委托人可能謊稱產出不高而逃避履行責任，把應支付給人的收入據為已有，如果人預期到委托人可能要賴賬，人的工作積極性就會大大下降，薪酬的激勵作用也就失去了其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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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高鴻業主編《西方經濟學》——經濟管理出版社；

-[2]秦穎王衍飛《國有企業員工士氣水平的調查與分析》——《管理現代化》

-2001—1；

-[3]21世紀人才報2002年《薪酬概述》；

-[4]、[5]黃群慧張凡《國企經理,行為如何長期化》；

-[6]周妙群主編《管理心理學》——廈門大學出版社1996—6；

-[7]譚勁松黎文靖《國有企業經理人行為激勵的制度分析：萬家樂為例（上）》——《管理世界》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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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辛向陽《“五九現象”與中國的企業家制度》——《工業企業管理》1999—11；

-2、張福明勞《動力資本價格論——對現代市場經濟中工資本質問題的研究》——《探索》2001—1；

-3、鄭大奇王飛翔主編《薪酬支付的藝術》中國言實出版社；

-4、李勇《國有企業經理報酬制度》《工業企業管》1999－8；

-5、陽志成《淺析勞動力資本》——《經濟論壇》；

-6、魯開根《國有企業家資源價值配置模式與政策取向》《商業經濟文薈》2001－4；

-7、張國強《淺析國有商業企業的產權缺陷及對策》2000－2；

-8、王剛《期權：國企經營者激勵的新方式》《工業企業管理》2000－9；

-9、秦穎王衍飛《國有企業員工士氣水平的調查與分析》《管理現代化》2001－1；

篇6

近年來民工荒現象越來越熱，勞動力成本上升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那么我國的勞動力成本是否真的上升，以及勞動力上升是否影響到我們國家在國際上比較優勢的下降，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本文從三個方面對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中國比較優勢的影響分析。

【關鍵詞】

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

導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不斷加強，我們國家在世界上是人口大國，根據要素稟賦理論，中國這樣的勞動密集型國家自然應出口和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在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的交流與貿易過程中，我們國家在勞動力上，一直處于比較優勢的地位，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學說認為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成本取決于勞動生產率，因此勞動生產率就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決定因素，由于貿易可以使貿易國雙方都獲利進而提高兩個國家的福利水平，那么在當下的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是否會影響到中國在國際上所存在的比較優勢，是否影響到中國在國際間分工的格局，下面就此分析：

一、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可部分歸因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部門，使用較少的勞動就能生產出一單位產品，其價格也就越便宜，在市場上競爭時就會具有比較優勢就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就能盈利，這個企業才能在市場上生存下去。

比較優勢僅取決于部門間的相對勞動生產率，而與名義生產成本—工資水平無任何關系，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提高一國的工資水平，但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引起的勞動工資水平的提高并不會影響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因此，在分析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時應該剔除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之后單獨分析，再將我們國家的工資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是得出了這樣的數據，例如：2008年我們國家的工資水平是美國的11.4%，若不剔除勞動生產率對工資水平上升的影響，我們國家的勞動成本是美國的12.8%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提高一個國家的勞動工資水平，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近年來雖然我們國家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在上升，但主要是體制轉型和勞動力生產率的提高造成的工資水平的上升，在剔除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因素之后，我們國家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幅度明顯下降。

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并沒有影響到我國的比較優勢地位

制造業是最能反映我們國家國際競爭優勢的行業，但是據統計，我們國家制造業工資的水平遠遠低于我國整體工資的上升幅度，國內外有很多學者認為在與工資上升較快的熟練工人工資相比時，我們國家在非熟練勞動工人工資這方面的工資還遠遠小于那些發達國家的非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所以說在非熟練勞動工人工資這方面還是處于比較優勢地位的，而在與國際進行比較時我們國家一直是在非熟練工人上由于廉價勞動力的供應上處于比較優勢，所以現在雖然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在上升，但在國際水平上還是處于比較優勢的，工資水平的上升主要是集中在國有單位職工和技術勞動力階層，我們國家的廉價勞動力這一比較優勢的集中反映—制造業工人的工資水平上升確實有限的，所以國際間主要使用勞動力部門的勞動力工資水平相對與發達國家來說還是比較廉價的，所以在國際間這種比較優勢沒有下降。

三、從供求角度分析

我們國家是人口大國，勞動力一直處于供過于求的狀態，所以勞動力價格一直比較廉價，雖然現在據有些學者反映我們國家已經出現了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的供給已經不在是供過于求的狀態。但其實據資料顯示，中國還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剩余勞動力還沒有被完全吸納，由于勞動力產業結構，區域，技術等原因可能部分地區出現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局面，但中國整體還存在很多農村剩余勞動力，隨著社會的進步還會有農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現象，但由于區域，技術等原因還會造成勞動力供不應求，由于根據供需原理，就會出現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但上升之后的勞動力水平在與發達國家相比較的時候，總體勞動力工資水平仍低于發達國家的勞動力競爭水平，因此在國際貿易過程中中國還是處于比較優勢地位。

我國勞動力價格低廉，著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說中國仍是相對貧窮的國家，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水平是美國的4%，與1975年的韓國相似甚至比非洲還低，位列全球最后一名，粗略比較，我國職工人均工資增長速度遠遠低于人均名義GDP的增長速度，說明我們國家的勞動生產力相對優勢還是比較明顯的。

長期以來，中國勞動力低成本優勢一直影響著全球的決策投資，但最近幾年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這一因素正在發生大的變化，最早受到學界乃至社會關注的著名的耐克事件，有很多國家的基地工廠都轉移到國外一些市場，這對中國市場來說是一個競爭力性的條件，但相對于其他國家我們還有自己的競爭優勢那就是我們國家的工人的雖然名義工資比他們的高，但我們國家公認的勞動生產率比越南，印度的哪些國家的勞動生產了水平高得多，所以單位人生產出來的產品會更多，所以綜合來說，我們國家在勞動力成本上仍然是具有比較優勢的。

就目前而言，中國制造業還未失去勞動力成本方面的競爭優勢。中國制造業的生產技術并未與發達經濟體拉開太大的差距。因此，中國更低的工人工資直接可轉換為明顯的成本優勢。另一方面，雖然也有不少國家的工資水平已明顯低于中國，但受限于這些國家偏弱的基礎設施、國內市場、產業集群等制約因素，制造業還無法大規模向他們轉移。因為如果工資水平是制造業設廠的唯一考慮因素，那廠房早就應該搬到那些國家了。畢竟，中國工人的工資早就與這些國家拉開了差距。因此，從全球制造業的競爭格局來看，中國仍然保有勞動力成本低這一優勢。

綜上所述，雖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了，但在國際間貿易過程中中國并沒有在國際間喪失比較優勢，因此不能片面的看待中國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中國在國際間的競爭力還會受其它許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中國在國際貿易競爭中還是很有實力的。

參考文獻：

[1]李坤望.第二版《國際經濟學》比較優勢理論.

[2]劉厚俊，麗.《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中國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的影響》.

[3]蔡昉.中國勞動力發育與就業變化.經濟研究，2007.

篇7

1978—2001年間，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33．57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長16．7倍。其間農產品供需格局從短缺為主向過剩為主過渡，農民收入增長從依靠家庭經營為主到依靠勞務經濟為主。隨著我國加入WTO及改革開放的深化，城鄉一體化步伐將進一步加快，人力資本對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們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收入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1978—1982年間，從集體經營向家庭經營過渡時期的農村經濟。

農村聯產承包變革在全國各地逐步推廣，實際上是我國長達20多年的農村體制的最終解體階段。由于農村居民重新獲得了身份和擇業自由，人力資源優化配置成為可能，為我國農村勞務經濟發展迅速奠定了基礎。農民收入超常規增長是分配格局調整的結果。此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33．57元增加到270．11元，年均遞增18．2％。

（二）1983—1993年間，市場從短缺向過剩轉型時期的農村經濟。

我國國民經濟生產格局的轉變給予了農民難得的發展機遇。農產品和輕工業品旺銷，刺激了家庭經營從單一糧食種植向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發展，鄉鎮企業更是異軍突起。進入了一個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鄉鎮企業為主導的農村經濟發展階段。此間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從309．77元增加到921．62元，增長速度處于頻繁波動狀態。

（三）1994—2001年間，從通貨膨脹到通貨緊縮循環時期的農村經濟。1994—2001年間，我國國民經濟經歷了一個從通貨膨脹到通貨緊縮的急劇變化，特別是1997年以后，在主要經濟領域，短缺經濟基本結束。此間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220．98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長93．8％，增長速度卻從32．48％下降到2000年的1．9％，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增長幅度最為低迷的時期。2001年產業結構調整初見成效，農民家庭經營和農業收入開始扭轉了連續三年下降的局面，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增長幅度達到4．79％。勞務經濟已經成為農民增加收入的主要來源。1994—2001年間，全國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從262．98元增加到735．6元，占純收入比重從21．11％提高到31．1％，工資性收入對純收入增加額的貢獻率從22．87％提高到2000年的165．8％。

二、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

1978年以來我國農民收入的影響因素，既有宏觀因素，又有微觀因素；既有制度因素，又有經濟因素。本文主要定量分析農民家庭特征對中國農民收入的影響，所以，我們剔除了經營制度不同的1983年以前的數據，主要研究1983年普遍實行家庭經營以來的中國農民收入增長問題。同時，我們分別測算了1983—1993年和1994—2000年兩個階段的收入影響因素。

我們分別以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YC）、工資性收入（YG）、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YN）、家庭經營非農業純收入（YF）為因變量；家庭經營戶均勞動力（XL）、職工人數占常住人口比重（LZB）、鄉鎮企業職工占常住人口比重（LXB）、常住人口中外出打工人員比重（LWB）、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XW）、人均生產性固定資產（XG）、人均生產性用地（耕地、山地、水面）（XD）、人均家庭經營生產費用（XJ）、第一產業生產費用支出（XN）、非農業生產費用（XF）為自變量。

為了解決數據的可比性問題，我們統一以1978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指數對純收入進行了價格調整。即以商品零售價格指數調整人均純收入，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處理工資性收入，以農產品收購價格調整第一產業純收入，以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指數處理非農業純收入，以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處理家庭經營費用及其農業和非農業生產費用；以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處理當年固定資產增加值，并加上上一年的不變價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從而將價值指標調整為不變價格數據。

我們利用SAS統計分析軟件，對1983—2000年全國農民收入及其家戶特征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我們對模型進行了經濟意義檢驗和統計檢驗，所有模型均通過了檢驗，并且模型的擬合程度較高，自變量對因變量具有顯著性影響。下面分別研究各種因素對純收入的影響程度。

（一）農民純收入

農民純收入是綜合性指標，是多種來源共同作用的結果，農民收入結構隨著經濟發展而變換，在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的生產要素對收入增長的貢獻不同。

1．家庭小型化是增加農民收入最有效的措施

勞動力是最重要的農業生產要素，勞動力數量的變化對收入有一定影響。戶均勞動力數量受家庭規模和勞動力負擔系數兩個因素影響。全國農民家庭勞動力數量變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78—1985年間家庭承包經營使得戶均勞動力數量增加0．68人，此間家庭規模減小和勞動力負擔系數降低的幅度相當，但仍以負擔系數的降低為主。努力增加勞動力數量和就業機會是這個階段的特征。1985—1990年間戶均勞動力數量基本穩定在2．95人，家庭規模減小和勞動力負擔系數降低的幅度均有所縮小，但家庭規模縮小的影響超過了負擔系數的影響。1990—2000年間，戶均勞動力數量減少幅度不大，負擔系數相對穩定，家庭規模縮小的影響大大提高。從降低勞動力負擔系數以增加勞動力數量，到通過分家、外地就業等使家庭規模小型化從而減少家庭勞動力數量，說明勞動力的需求水平和結構發生了變化。

通過計量分析，1983—2000年間戶均勞動力數量的減少是影響農民

收入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其彈性系數遠遠高于其他兩個因素。

模型1：LnYC＝8．47－2．75LnXL＋0．63LnLZB＋0．2LnLWB

（8．227）（－2．874）（4．463）（3．229）

R2＝0．9632F＝122．317括號內數據是t檢驗值

即：農民家庭戶均勞動力數量減少1％，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2．75％。勞動力在生產中收益遞減。

2．人力資本積累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越來越大

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形式包括：教育、在職培訓以及提高健康水平。教育是增加就業、提高勞動力掌握應用新技術、提高生產率的主要手段。1983—2000年間，全國農民平均文教娛樂用品和服務支出從5．72元增加到186．71元，醫療保健支出從4．4元增加到87．57元，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從3．76年增加到7．71年。近期隨著主要物質產品的收益遞減和生產過剩，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民能夠及時捕捉到新的就業和發展機遇。全國農民收入主要增長因素正在從耕地、資金、勞動力等物質資本到教育等人力資本的轉變。

教育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顯著提高，從1983—1993年和1994—2000年兩個階段對比，各項收入對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彈性系數，農民純收入從0．32提高到4．44，工資性收入從0．63提高到5．32，第一產業純收入從1．33增加到4．56，非農業純收入1994—2000年彈性系數為9．29，即教育對農民收入近期影響程度從大到小依此為非農業純收入、工資性收入、第一產業純收入。

模型2（1983—1993年）：

LnYC＝6．62－1．72LnXL＋0．32LnXW＋0．44LnXD

（10．307）（－2．702）（4．799）（1．972）

R2＝0．8595F＝14．280

模型3（1994—2000年）：LnYC＝－2．58＋4．44LnXW

－8．272）（28．394）

R2＝0．9938F＝806．217

（二）工資性收入

工資性收入主要包括農民在鄉村組織中等非企業組織中勞動得到的收入、在企業勞動得到的收入、常住人口外出務工收入和其他單位勞動得到的收入。

1．農業生產性用地的持續減少是勞務輸出的重要推動力

我國人口眾多，耕地稀缺是基本國情。我國農民人均生產性土地面積從1983年的2．35畝增加到1993年的2．95畝，糧食等農產品短缺刺激了土地面積及其復種指數的增加；隨著過剩經濟的來臨，部分邊緣地劣等地推出農業生產領域，生產性用地減少到2．29畝。一方面是生產性用地面積相對于人口增加的短缺，農村剩余勞動力較多；另一方面是農業收入的減少降低了勞務輸出的機會成本，收入的地區差距、城鄉差別刺激了勞務輸出。從而促進了農村勞務經濟的發展。

從模型來看，生產性用地的減少是家庭經營以來農民工資性收入增加的最主要原因。生產性用地減少1％，工資性收入增加1．21％。

模型4（1983—2000年）：

LnYG＝4．97＋0．91LnLZB＋0．3LnLWB－1．21LnXD

（13．887）（4．518）（4．124）（－3．232）

R2＝0．9522F＝93．056

不過，生產性用地的增加是1983—1993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的較為顯著的一個影響因素。生產性用地增加1％，農民純收入增長0．44％。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同渠道的收益率不同

1983—2000年間，全國農民每戶常住人口中，職工人數比重從0．92％提高到1．91％，比重穩步提高；外出勞動人員比重從1．5％提高到6．71％，1993年以來提高迅速；鄉鎮企業從業人員比重從1983年的2．21％提高到1993年的3．05％，又下降到2000年的1．89％。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方式從以鄉鎮企業為主轉變為勞務輸出為主，表示勞務經濟的范圍的擴大和方向的轉變。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收益率較高。1983－2000年間，全國農民常住人口中職工人數比重和外出打工人員比重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按2000年現價計算農民人均純收入可分別增加707元和％元；工資性收入分別增加218元和48元（見模型5—6）。職工收入穩定，工資水平近期提高幅度很大，收益率較高；而外出打工雖然近期人數增加較多，但收益率還相對較低，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現象普遍存在。

模型5（1983—2000年）：

YC＝1172．96－392．12XL＋199．44LZB＋27．03LWB

（2．782）（－2．695）（3．763）（2．678）

R2＝0．9648F＝127．794

模型6（1983—2000年）：

YG＝92．68＋50．17LZB＋11．17LWB－42．45XD

（2．743）（3．383）（4．662）（－3．478）

R2＝0．9650F＝128．683

分階段來看，1983—1993年間我國農民工資性收入主要取決于戶均勞動力數量和受教育年限；1994—2000年間我國農民工資性收入主要取決于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和外出打工人數比重。

模型7（1983—1993年）：

LnYG＝5．49－2．3LnXL＋0．63LnXW

（5．174）（－2．255）（6．362）

R2＝0．8379F＝20．679

模型8（1994—2000年）：

LnYG＝－6．24＋5．32LnXL＋0．26LnLWB

（－4．505）（6．867）（2．200）

R2＝0．9895F＝187．675

（三）第一產業純收入

農業純收入受自然和市場因素影響很大，家庭因素對其解釋程度在80％左右，在各項收入中擬合程度最低。

1．近期農業生產費用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

我國農民人均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生產支出從1983年的77．28元增加到1996年的652．03元，又下降到2000年的571．66元，可見經濟緊縮已經使農業投入減少，扣除價格因素以后的實際支出的增長趨勢也基本一致。

1994—2000年間，全國農民人均第一產業生產費用支出每增加1元，農民人均第一產業純收入減少0．9元。

模型9（1994—2000年）：

YN＝－641．93＋137．42XW－0．9XN

（－14．857）（25．813）（－3．368）

R2＝0．9946F＝369．919

但1983—2000年間，全國農民人均第一產業生產費用支出每增加1元，農民人均第一產業純收入增加0．35元。

模型10（1983—2000年）：

YN＝1495．15－471．87XL＋0．35XN

（6．808）（－6．314）（2．964）

R2＝0．8238F＝35．074

2．農業從依靠減少剩余勞動力到依靠提高文化程度

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是農業生產率和收益率較低的主要原因。我國鄉村第一產業勞動力從1978年的2．85億人增加到1999年的3．29億人，占鄉村勞動力總數的比重從93．1％降低到70．1％，從1991年開始第一產業勞動力絕對減少。1983—2000年間，戶均勞動力每減少1％，農民人均農業純收入增加5．96％。 模型11（1983—2000年）：

LnYN＝9．7－5．96LnXL＋0．37LnXN

（6．192）（－4．997）（3．587）

R2＝0．8357F＝38．140

模型12（1983—1993年）：

LnYN＝13．63－5．7LnXL＋1．33LnXW－1．04LnXN

（6．051）（－4．518）（3．308）（－2．668）

R2＝0．7918F＝8．875

模型13（1994—2000年）：

LnYN＝－3．68＋4．56LnXW

（－10．1）（24．946）

R2＝0．9920F＝622．321

勞動力文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提高了農業科學技術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增加了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機會，使得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農民人均農業純收入增加幅度從1983—1993年的1．33％提高到1994—2000年的4．56％。

（四）非農業純收入

家庭經營非農產業的發展，改革初期主要依靠家庭或家族勞動力的整合、固定資產投資，如今已經取決于勞動力文化程度和科學技術水平。

1．勞動力供給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對非農產業影響最大

非農產業對家庭勞動力數量的有著特殊的關系。1983—1993年間，戶均勞動力數量每增加1％，農民人均非農業純收入增長6．08％，是農民收入中彈性系數最大的項目，也是勞動力數量唯一一個與收入有正影響的項目。即此間較多的家庭勞動力數量有利于非農產業的發展，而且主要是有利于非農產業的發展。外出打工也有利于家庭經營非農產業。

模型14（1983—1993年）：

LnYF＝－7．44＋6．08LnXL＋0．3LnLWB＋0．84LnXG

（－9．366）（8．147）（4．643）（22．641）

R2＝0．9916F＝274．662

1994—2000年間，戶均勞動力數量每減少1％，農民人均非農業純收入增長1．41％，勞動力數量對非農產業收入變為負影響。而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非農產業收入增加9．29％，彈性系數也是最大的。說明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的提高對非農產業發展的影響最大。

2．固定資產投資對非農產業收入增加的影響由正變負

1983—2000年間，全國農民人均年末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從86．3元增加到1113．26元，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不變價）每增加1元，非農純收入人均增加0．49元。分階段來看，人均固定資產原值每增加1％，1983—1993年間非農純收入增加0．84％；1994—2000年間減少1．13％，固定資產投資收益遞減。

模型15（1994—2000）：

LnYF＝－6．28－1．41LnXL＋9．29LnXW－1．13LnXG＋0．15XF

（－90．243）（－40．265）（345．356）（－149．739）（78．3）

R2＝1．0000F＝718867

非農產業生產費用支出每增加1％，非農純收入1983—2000年間增加0．66％；1994—2000年增加0．15％。說明目前農民家庭發展非農產業應該盡量減少固定資產投資，充分利用目前的生產能力適當增加能夠適銷對路產品的生產。

三、結論與對策

我國近期農民收入的減少主要是農業收入減少特別是農產品價格下降引起的，農業收入可能會隨國民經濟周期復蘇而有所好轉；但我國加入WTO后，農產品市場的供需格局將長期保持過剩的局面，家庭經營風險會逐步加劇；新一代青年農民許多人從來就沒有從事過農業勞動，那種兼業化的生存方式會逐漸被放棄；隨著城鎮化與工業化步伐加快，農村居民的構成逐步會分離非農家庭，形成家庭大農場。勞動力轉移和勞務經濟更加發展。雖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新的勞務經濟即將來臨。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對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

（一）堅持土地承包制度長期不變的政策，保障農民基本收入水平

土地是農民保障生活與增加收入的重要來源。土地的福利性均分使農民具有比城市下崗職工更為有利的保障機制，農民不會輕易放棄土地這個最后的生活保障。然而，家庭經營制度的實行具有越來越大的交易成本。城市經濟參與農業開發加快了家庭經營分化的進程，農產品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我國農村將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農民負擔過重收入增長緩慢已經影響了家庭經營制度的穩定，造成了撂荒土地等現象。甚至出現流民化的苗頭。我們應該穩妥地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精簡基層組織和人員，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應該積極推進農村新技術革命，對農村產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逐步提高農產品的質量，發展優質、高效、高產農業。我們必須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揮我國農業比較優勢，增加優勢農產品的出口，提高農產品質量，按照“綠箱政策”等國際慣例，增加國家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增加反貧困和以工代賑力度，力爭將農民的損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三）發展教育產業，努力提高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

人力資本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越來越大。教育資源的匱乏使得農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機會遠遠低于城鎮居民。農民改變身份與職業的主要途徑是接受高等或中等教育，這是被城鎮居民階層接納的基本條件。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的民工在城市中只能從事建筑業、飲食業、服務業等重體力勞動，倍受歧視，這是農民兼業化的主要原因。中國參與城鎮化的農民是以民工還是以學生的身份，對中國社會安定有著重要的影響。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提升，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多，對文化程度的要求越來越高，提高農民的文化程度，是增加農民社會流動的前提條件。各級財政應該加大對農村教育的轉移支付，特別是要加大貧困地區的教育投資，積極發揮“希望工程”等社會力量的作用，改善農村教育設施條件，增強師資力量。切實減輕農民的教育負擔。必須在保證九年義務教育的基礎上，開放中學社會辦學教育市場，形成一個充分競爭的高效的農村教育市場，降低農民接受教育的成本，力爭盡快普及農村高中教育，大幅度擴充高等教育的招生數量，為農民子弟真正融入城市社會奠定人力資源基礎。版權所有

篇8

論文摘要：隨著普通高校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畢業生人數的持續增加，我國大學生就業市場將呈現六大變化趨勢: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降低，在主勞動力市場的失業率呈上升趨勢;工資水平總體呈下降趨勢，經濟地位相襯降低;獲得“好工作”的機會趨于減少，“高學歷低用”者比例增大;找尋工作的時間延長，“摩擦性失業”與結構性失業并存;在“先就業、再擇業”意識增強的同時，在就業市場上的誠信度可能下降;供需雙方趨于理性，復合型人才走俏。

所謂大學生就業市場就是指大學畢業生供求雙方在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受讓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這種轉讓與受讓是完全自愿的一種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大學畢業生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它是整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認為大學生就業市場將呈現以下六大趨勢:

一、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降低.在主勞動力市場的失業率呈上升趨勢

其主要依據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該理論將整個勞動力市場劃分為性質不同的兩部分:主勞動力市場(themaryseg-ment)和次勞動力市場(thesecondarysegment)。在主勞動力市場.工作穩定、收入高工作條件和福利待遇好個人升遷發展的機會多;而在次勞動力市場.則是工資低、工作條件差且工作不穩定。勞動力市場分割.造成勞動者在主次勞動力市場之間的流動障礙。這是因為:一方面.盡管在次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對工作滿意度低.歸屬感弱.工作變換次數多.但他們很難直接進入主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盡管主勞動力市場中的失業者可以較容易地在次勞動力市場就業.但由于在兩個勞動力市場所得利益的差距.且一旦在次勞動力市場就業便難以再返回主勞動力市場.于是主勞動力市場的失業者寧愿失業也不愿意在次勞動力市場就業。根據這種理論.普通高校連年擴招.在使勞動者整體素質普遍提高的同時.也導致了畢業生在主勞動力市場就業機會的減少加之畢業生不愿意到次勞動力市場就業加速了畢業生在主勞動力市場失業率的上升。近6年中國大學生的就業率統計結果預示著這一趨勢。

二、應屆畢業生的工資水平總體上呈下降趨勢.經濟地位相對降低

其基本依據是勞動力市場價格變動的一般規律該規律表明:由于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性.勞動力進入市場后.供需雙方勞動使用權的轉讓過程，也就是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這種配置是通過價格引導而自發實現的。勞動者在向社會提供勞動的同時從社會得到相應的報酬由于工資是所有報酬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內容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就是勞動力供需雙方在勞動力買賣過程中所獲得或支付的工資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價格就是勞動力供求量相等時的工資率。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就是通過這種價值規律來引導調節、合理配置勞動力資源.逐步達到勞動力供求的相對均衡。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由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所決定;反之.其價格又與勞動力供求緊密相聯。一般情況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較易找到所需勞動力.工資趨于下降;工資的下降.又會使得一部分勞動力供給減少.需求增加。而供不應求時.由于勞動力的短缺.工資趨于上升.工資的上升.又會使得需求減少.供給增加。一直到供求關系趨于平衡時.價格相對均衡.這種運動才會逐漸停止。而勞動力市場的均衡也正是在這一供求與價格的變動中實現的。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勞動力市場價格變動的一般規律.即:價格趨向于勞動力供求雙方能夠提供到市場上的數量相等。均衡價格決定于勞動力供求雙方在市場上的均衡數量。價格上升.引起供給增加.需求減少;價格超過均衡點.亦會引起供給的相對減少。價格下降.引起供給減少.需求增加。當供給不變時.需求大于供給.引起價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給.引起價格下降。當需求不變時供給大于需求.引起價格下降;供給小于需求.引起價格上升。勞動力市場正是遵循這一價格變動的一般規律利用價格信號及工資率的引導.通過社會大量的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使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及各個部門、企業之間進行配置并使這種配置盡可能地達到優化。這也正是價值規律在勞動力市場運行中最顯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規律.假設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工資是可以上下波動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工資隨勞動力市場上該種勞動力供求關系而變化。我們將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歸為兩大類:受過高等教育者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者.根據該規律便會有以下推論;如果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數量增加.供給較之以往更加充分畢業生的工資水平總體上就會下降。然而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與多數國家的歷史和現實一樣高等教育畢業生比其他層次教育畢業生具有相對低的失業率相對高的工資收入以及獲得高社會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三、應屆畢業生獲得’‘好工作”的機會趨于減少.“高學歷低用”者比例增大

其主要依據是篩選理論，該理論認為:在勞動力市場存在兩支隊伍:一支為工作隊伍(JobQueue)，另一支為求職者隊伍(PersonQueue)。在工作隊伍中，每一項工作都對勞動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對勞動者的要求越高相應地付與他們的工資收入也越高。在求職者隊伍中，學歷層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獲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按照該理論，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其畢業生數量增加，將使高中畢業生以及其他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在求職者隊伍中的相對位置后移，其結果是使這些人的工資水平下降甚至失業。由于受教育水平是決定勞動者在求職者隊伍中相對位置的主要依據便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投資教育，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者為了在求職者隊伍中獲得更有利的位置，也會繼續追求更高層次的教育從而使從事各項工作的人員其受教育水平都不斷上升于是便有可能出現“過度教育“和文憑病”等現象。四、應屆畢業生找尋工作的時間延長.“摩擦性失業”與結構性失業并存

現代經濟學理論認為失業分為三種:總量失業、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其中的摩擦性失業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且多數是求職者為獲得合意職業所做出的一種選擇。費爾浦斯等經濟學家提出的“職業搜尋“理論模型假設:1.勞動力市場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勞動者為了獲得報酬滿意的工作必須不斷進入勞動力市場尋找。2.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尋找工作所花費的時間越長，越有可能獲得一份報酬高的職業。3.勞動者不在崗位的尋找工作比在崗工作的同時尋找另一份工作更有效率。4獲取有關報酬和工作崗位的信息是要花費成本的。根據上述假設失業對大學生而言就成為一種必要的’‘投資“。現實中在勞動力市場上尋找職業的大學生并不是為工資水平不斷上升而延長他的搜尋時間更多的情況是他一開始就有一個起碼的工資.,L\理價位’‘(即期望值)當用人單位提出的報酬低于這一價位時他寧愿失業繼續尋找工作并在搜尋過程中隨時調整自己的心理價位。應屆大學畢業生由于對社會了解不多尋找理想職業的期望值往往較高因此”摩擦性失業’‘人數有增無減。盡管這種’‘自愿失業”從理論上來講是求職者根據其報酬期望與搜尋職業成本進行核算的個人選擇和個人行為是短時間的、不危及其生計的但如果這種”摩擦性失業’‘增長太快也會增大社會的不穩定性，仍然值得關注。

與此同時結構性失業的勢頭開始出現有報道警示:45%的企業招不到合適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正是這種結構性失業的生動寫照。

五、在應屆畢業生“先就業、再擇業”意識增強的同時，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誠信度可能下降

中國風“網2003年11月12日載文《“先就業后擇業”觀念弊端顯現》指出，近日廣州市一項調查顯示，應屆大學生在用人單位的”成活率“只有10%o意思是說，有九成應屆畢業生背叛了東家，大部分應屆畢業生工作一段時間后很快便流失了，以致一些企業把錄用應屆畢業生當成一場賭博。

當然面對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和擇業難度加之應屆畢業生對社會了解甚少很難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況且他們在求學期間已經付出不菲的經濟代價無論如何也沒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盡快落實工作單位這些客觀因素讓他們無暇考慮崗位是否真正適合自己、自己能在某個崗位上服務多久。同時高校為了追求就業率這塊“金字招牌”也為學生的“饑不擇食“推波助瀾.其結果是不少學生在并不清楚單位究竟是否真正適合自己的情況下，只好無奈地“先進去再說‘’。上述主客觀方面的因素致使應屆大學畢業生“先就業、再擇業“的意識增強.臨時就業者比例有增長的勢頭。

先就業、再擇業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文同時提醒:“先就業、后擇業的觀點可能影響大學生的誠信形象。不少應屆畢業生將用人單位作為跳板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它必然使用人單位感到傷心和失落，產生被欺騙和被玩弄的感覺，甚至會逼迫他們采用更加強有力的自我保護手段以約束求職者。事實上有的用人單位干脆拒用應屆畢業生。用人單位把錄用應屆畢業生當成一場賭博，這對大學畢業生來說決不是好兆頭。一旦形成惡性循環用人單位和應屆大學畢業生之間“麻稈打狼—兩頭怕”，不僅影響高等學校和大學生的長遠利益，也影響人才市場的健康發展。

六、供需雙方趨于理性.復合型人才

篇9

摘要：今年一季度，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8.0%，比政府工作報告預定的調控目標（4.8%）高出3.2個百分點，是1997年以來首次漲幅超過5%這一國內公認的溫和通脹上限。文章客觀地去分析本輪價格上漲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作者認為：本輪價格上漲是偶然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和趨勢性因素疊加的結果，本輪價格上漲與我國基本國情和特殊發展階段緊密相關，本輪價格上漲是要素市場化和二元體制改革滯后的必然產物。

關鍵詞：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價格上漲，二元體制改革，要素市場化，周期性因素，農產品價格

今年一季度，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8.0%，比政府工作報告預定的調控目標（4.8%）高出3.2個百分點，是1997年以來首次漲幅超過5%這一國內公認的溫和通脹上限。我們應全面、客觀地去分析本輪價格上漲背后的深層次原因。

一、本輪價格上漲是偶然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和趨勢性因素疊加的結果

偶然性因素除了低溫雨雪冰凍以外，還有去年的瘟疫。藍耳病的暴發導致許多生豬、母豬、仔豬病死，直接減少了肉類供給，進一步推動豬肉及其他肉類價格的大幅上漲，整個食品類價格在去年6月以后開始兩位數高速增長，推動CPI逐月攀高。

周期性因素，一個是農產品價格的恢復性上漲。我國糧食和農產品價格在上世紀90年代達到峰值以后一直持續走低，小麥、稻谷、玉米平均收購價格歷時十年才恢復到1997年的水平。另一個是我國經濟自2003年開始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固定資產投資、重化工業和出口持續高速增長，直接帶動了上游產品價格上漲。

趨勢性因素是指我國正進入經濟發展成本提高階段。除了石油、有色金屬資源、環境資源以外，我國農產品價格和勞動力成本也將進入長期上升階段。

二、本輪價格上漲與我國基本國情和特殊發展階段緊密相關

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少，是世界上人均資源占有水平較低的國家之一。隨著資源的不斷耗竭，資源性產品的稀缺性凸現，成本會越來越高。另一方面，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也是資源消耗加速發展的階段。固定資產投資和重工業的快速增長，使資源約束形勢日益嚴峻，資源性產品和生產資料價格不斷攀升，并逐步向下游傳導、擴散。

同時，我國國際化程度也快速發展，國際傳導成為價格上漲的新主導因素。2007年，我國進出口占GDP的比重達到67.1%，累計利用外資超過7500億美元。目前，我國出口額和國內商品零售額幾乎相當，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并帶動了FDI（對外直接投資）和進口的快速增長。出口和FDI這兩種需求對價格總水平的影響在我國早已存在，但由于近幾年我國出口增速都保持在20%以上，這次的影響更加突出。

需要特別關注的是進口，尤其是初級產品進口這一新的因素對本輪價格上漲的影響。一方面，近兩年我國進口高速增長，初級產品進口增長更快；另一方面，全球經濟增長強勁，導致世界初級產品價格大漲，國際原油價格更是屢創新高。這些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就是進口價格的上漲，同時也刺激了國內同類產品漲價，推動價格指數進一步上升。作為一個開放的大經濟體，我國國內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上升，還可能帶動國際商品價格的上升。只要總需求在一個時期內保持較快增長，結構性通脹壓力就會較大。

三、本輪價格上漲是要素市場化和二元體制改革滯后的必然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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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高通脹的七個結構性因素

過剩勞動力的消失

從歷史上來看，經濟高速增長往往伴隨著高通脹或者貨幣快速升值。在1961～1989年期間，日本經濟平均每年增長6.3%，年通脹率5.7%，日元實際有效匯率（REER）每年升值3.2%。在1962～1991年期間，韓國經濟增長率平均為8.3%，年通脹率11.5%，韓元REER每年貶值1.3%。

經濟高速增長和高通脹、貨幣快速升值之間存在相關性，部分原因是由于70年代的石油沖擊，但這種相關性背后也有著深層次的經濟學原因。生產率增長通常會導致貿易商品部門的工資提高，從而推高服務業的工資水平。雖然全球市場制約了可貿易商品部門的價格，但工資上漲卻會推高服務業價格，從而引發通脹。這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在匯率較為靈活的國家，匯率變化能夠緩解生產率增長對通脹的傳導作用，因為貨幣升值會放慢服務業的工資漲幅。換句話說，靈活變化的匯率起到了減震器的作用，匯率變化會抵消生產率增長對國內通脹的部分影響。

然而，中國在過去十年的經歷卻截然不同，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卻仍保持低通脹。在2001～2010年期間，中國的實際GDP增速平均達到10.3%，但平均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年通脹率僅為2%，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每年的升值速度也只有0.7%。盡管貿易伙伴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但從國內政策的角度來看，當局卻不急于這么做。

那么，中國是如何成功做到避免高通脹而不受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影響？答案就是過剩的勞動力，因為過剩勞動力幫助擴大供給而不會引發高通脹。中國擁有龐大的勞動力隊伍，15～64歲年齡段的勞動人口在9.8億左右。在2001年11月加入世貿組織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嚴重供大于求，每100個求職者只有70個工作崗位。在加入世貿組織后，很多跨國企業將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在過去十年的時間里，這些過剩勞動力逐漸得到消化和吸收。過剩勞動力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輕農民工，跋山涉水來到沿海地區的工廠工作。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沒有任何的談判權可言，盡管從農業部門轉到制造業使這些人的生產效率明顯提高，但他們的工資多年來一直幾無增長。

從2010年開始，這樣的局面發生了改變。首先，源源不斷的過剩勞動力供給不復存在。2010年一季度，招聘崗位的數量多年來首次超過應聘人數，而且勞動力需求-供給比率在2010年下半年繼續攀高。在2005年，每100個工作崗位大概有105位求職者競爭，而到2011年二季度卻減少到約93人。其次，不同教育背景人群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關系出現分化跡象。那些沒受過高等教育人群的供求關系發生了最戲劇性的變化。針對未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在2005年每100個工作崗位大約有115人應聘，但到2011年二季度應聘者卻減少至98人左右。

勞動力市場的這一轉變提高了沒受過高等教育人群的談判權。因為工人們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環境，2010年勞動密集型工廠的勞資糾紛頻頻發生，主要是在沿海地區，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勞方獲得勝利。例如，2010年6月，富士康同意將一線操作工人的工資提高30%。2010年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來首次超過城鎮居民，而且這不能完全歸因于食品漲價，因為2007年的食品價格漲幅還高于2010年。

過剩勞動力的消失意味著中國已經通過了“劉易斯拐點”，即工業化完全吸收了農村過剩勞動力，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導致工資開始加快上漲的這個節點。很多市場分析師認為中國的勞動力規模要到2015年才會見頂，在此之前不會通過劉易斯拐點。然而，我們相信很多勞動力市場數據都表明現在實際上已通過了劉易斯拐點。

過剩勞動力的消失反映了中國經濟的一個根本性變化，這標志著“高增長、低通脹”時代的結束。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的菲利浦斯曲線一直相當平坦，因此雖然GDP 增長率處于9%～14%的高速區，但非食品通脹率卻較為穩定。菲利浦斯曲線從2010年開始陡峭化，非食品通脹上升至200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而經濟增長率卻停留在不到10%的水平，這可能會導致潛在增長率的降低以及對通脹的更容忍態度。

潛在產出增長降低而需求增加

從供給角度來看，三個因素可能導致中國未來的潛在產出增長受到抑制：一是過剩勞動力的消失會推高工資，二是其他要素價格有可能會提高，三是過去十年連續強勁增長的農業生產在未來面臨下行風險。

從需求角度看，中國消費者越來越富裕，他們對一切消費品的需求也在增長，包括從米糧到名牌手包，到高端越野車。未來幾年居民收入會加速增長，特別是中低收入人群，因為：一方面，教育水平較低的人群的工資增幅更高；另一方面，提高居民收入和減少貧富差距已成為政策重點。在這方面已推出一系列的政策，例如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和上調個稅起征點。鑒于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更高，這種趨勢對消費需求更為有利。

食品需求將在未來幾年迅猛增加，低收入人群的食品收入彈性遠遠更高。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低收入人群每增加1元收入會將其中的0.4元用于購買食品，是高收入人群的兩倍。另外，中國人的飲食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隨著收入的增加，對高蛋白高營養食品的需求也在增長。考慮到這些高蛋白高營養食品的生產需要更多投入，如生產1公斤肉平均大約需要消耗3公斤糧食和1.6萬公升水，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飲食結構變化本身就暗示對食品的需求將遠遠更大。

對其他消費品的需求很可能也會迅速增長。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2010年已超過13億，一旦收入增長讓居民的消費潛力得到釋放，國內市場將達到非常巨大的規模。而中國的耐用消費品擁有率遠未達到飽和的水平，尤其是在農村地區。

決策者愿意容忍通脹上揚

在過去十年里中國的貨幣政策一直較為寬松，一年期實際存款利率平均僅有0.3%，十年中有49個月，即超過40%的時間處于負利率狀態。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低利率幫助經濟快速增長。中國的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的是投資而非消費，2010年資本形成總額占到GDP的49%。低融資成本提高了投資項目的可行性，因此有助于經濟快速增長。二是過剩勞動力這一結構性因素可以壓低通脹，所以當局能夠維持較低的利率而不會引發通脹。

但現在環境發生了變化，過剩勞動力正在消失。在新的經濟環境下，潛在GDP增速正在下降，而且通脹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取舍關系變得更明顯，用經濟學家的術語說，就是菲利普斯曲線陡峭化。如果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是維持較低的通脹率，就需要收緊貨幣政策，不讓經濟增長超過潛在水平并導致通脹上揚。

但維持低通脹并不是中國貨幣政策決策者的唯一目標。中國人民銀行在貨幣政策報告中清楚指出貨幣政策有四大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穩定物價和平衡國際收支。主席和總理也明確強調維持經濟較快增長是政策優先考慮的問題之一。

多重目標的政策制度讓當局面臨兩大挑戰：首先是對新經濟環境的分析，政府需要確定潛在增長率水平；其次是了解怎樣的新水平能夠滿足對經濟增長和通脹的權衡取舍。這兩個問題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當局表示他們知道潛在增長率在降低，但相信不會大幅下滑。“十二五”規劃對2011～2015年期間的GDP年增長率目標是7%，只是略低于“十一五”規劃中7.5%的增長目標。

政府尚未對中期通脹設定具體目標，但北京的學術界和政府對“提高通脹容忍度”有所討論。這樣的討論一方面表明決策者意識到結構性因素帶來的挑戰，認識到中期通脹可能會被推高。另一方面，這也顯示出很難達成讓各方都能接受的增長和通脹的權衡結果。

在我們看來，為了不讓經濟增長過度放緩，當局愿意容忍通脹的上揚。為緩解通脹上升造成的社會影響，當局增強了對低收入人群的財政轉移支付，例如有更多的省份向低收入人群發放補貼并將補貼與CPI通脹掛鉤。

環境稅和更高的能源價格

為維持低通脹并降低生產成本，中國的能源和公用事業價格長期得到大量補貼，以便推廣出口驅動的、投資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例如，因為政府對石油價格嚴格管制并對國有石油公司提供大量補貼，中國國內市場的石油價格與國際市場之間的相關性很低。這表明政府的政策重心是維持經濟快速增長，可能因此不得不犧牲一些其他目標。

得到補貼的能源價格是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背后的一個關鍵要素。中國的投資增長如此之快，部分是因為要素價格被人為壓低。對能源、公用事業價格的補貼尤其不利于中國的長期福利，因為這些補貼措施鼓勵擴大污染環境的重工業建設。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能源強度相當高。

然而，中國急需調整經濟增長模式。當局已經意識到目前大量消耗能源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十二五”規劃明確支持能源和公用事業價格將日益市場化，并對2011～2015年的能源強度設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由于2010年沒有完成既定的降低能源強度目標，政府現在一再強調節能的重要性。在我們看來，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方式是通過價格及稅收機制。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這里討論的不是一次性的價格調整，而是預期價格機制根本性地轉向市場定價制，這意味著要永久性減少補貼。能源價格上漲將有助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這種根本性的變化將對通脹造成長久的影響。同時，要求政府出臺更多環保措施的壓力也日益增大，最有效的舉措就是對那些最應為環境惡化負責的行業直接征稅。政府有關節能的最新工作計劃表示將“對環境稅進行可行性研究”。根據媒體報道，可能會在2011～2015年期間推出環境稅。

城鎮化和工業化擠出農業生產

在過去30年里，中國一直在穩步推進城鎮化，城鎮化率從1980年的19.4%上升至2010年的49.7%，普遍預期未來五年這一比率還將繼續提高。“十二五”規劃預測到2015年城鎮化率將上升至51.5%，而我們相信很可能還會更高。

由于城市的快速擴張蠶食了農業用地，城鎮化自然會占用農業生產資源。隨著城鎮化率的提高，可耕用土地面積毫無意外地減少，農業專家擔心這樣的趨勢會持續下去。勞動力是農業生產的另一個關鍵投入要素，如前文所述，城鎮化在這方面也在爭奪農業資源。由于農民背井離鄉去制造業從事報酬更好的工作，農村地區的勞動力規模萎縮。另外，離開農村地區的勞動力通常都是受過更好教育的年輕一代。有研究結果表明，年輕勞動力的離去對農業部門的生產率增長造成了負面影響。

沿海地區經歷快速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階段演繹了農業是如何被擠出的。在2000～2009年期間，沿海地區的城鎮化率從28%上升至44%，而其糧食產量占全國產量的比例卻從32.7%降至29%。另外，沿海城市房價的迅速上漲推高了地價，這不僅擠出了農業部門，也讓一些制造業不得不撤離。

原本在沿海地區運作的富士康、惠普等公司現在紛紛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內陸省份，農業被工業擠出的這一幕也正在一些內陸省份重演。需要指出的是，產業遷移也是政府鼓勵發展中西部經濟的政策推動的。接收這些企業的中西部省市現在所經歷的正是沿海地區之前的歷史，即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土地和房地產價格上漲，更多人離開農村地區到城市工作。

農業產出面臨下行風險

中國的通脹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食品價格，雖然食品在中國的CPI籃子中只占30%的比重，但其價格的波動性遠遠超過非食品類。過去十年來，食品CPI年通脹率平均為2%，而非食品CPI年通脹率平均僅為0.6%。雖然我們認為非食品價格對CPI通脹的影響正在日益增強，但食品價格仍是通脹前景的主要決定因素。

中國的食品消費主要依靠自給自足，因此價格主要由國內糧食產量決定。近幾年雖然大豆進口顯著增加，但是2010年糧食進口總量占總消費量的比例也只有10.9%。如果將過去十年與20世紀90年代的情況作比較，會發現糧食產量對通脹有著驚人的重要性。過去十年的CPI通脹遠低于90年代，這主要就是因為在過去十年的多數年份里中國的糧食產量都穩步增長，導致食品價格的波動性較低。

歷史數據顯示中國在過去五十年的糧食產量都非常波動。糧食好幾年連續大豐收的情況并非常態，而且出現好幾年連續大豐收的年景后，糧食生產在隨后幾年往往會下滑或停止增長。糧食產量很少遵循勻速增長的道路，部分原因是農業部門的生產率表現參差不齊。中國的農業生產率已連續多年增長，但正如一些學者所說，這種勢頭的可持續性存在不確定性。雖然擴大化肥利用率等措施可以提高產出，不過這類措施會逐漸失去效力。

鑒于城鎮化和工業化蠶食了可耕作用地，提高農業生產率成為關鍵所在。但從生產率的角度來看，中國人均低產量的主要瓶頸是農戶分散化經營導致規模效益低下。這種局面可能會繼續存在，這也是那些關注農業生產前景的人不是過于樂觀的另一個原因。

全球流動性寬松

中國的通脹不僅由國內因素決定，還會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全球流動性狀況。我們相信未來幾年全球流動性都可能會保持寬松的狀態，美聯儲已經承諾異常低的聯邦基金利率至少將維持到2013年中期；鑒于歐洲和日本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可能會維持非常低的政策利率。作為大型經濟體的中國現在對農產品進口的依賴性還不是很高，因此與亞洲鄰國相比，外部對中國的影響還沒有那么大。然而，我們認為發達經濟體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可能會通過三個渠道抬高中國的通脹。

第一個渠道是傳統的大宗商品價格。中國對大宗商品進口的依賴性正在提高。隨著國內能源價格日趨市場化，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對中國國內的PPI（生產者價格指數）和CPI通脹的傳導作用可能會在未來幾年增強。另外，鑒于對高蛋白食品的需求增長而農業生產缺乏動能，我們預期中國對進口食品的依賴性也會提高，全球食品價格會在未來幾年猛漲。

第二個渠道是熱錢流入。外國資本往往會流向基本面優越、增長潛力更大而且利率更高的經濟體。增長前景良好的中國多年來一直是熱錢流入的理想地點，而且未來很可能會繼續如此，從而對人民幣造成巨大的持續升值壓力。為限制人民幣的升值步伐，中國人民銀行大力干預外匯市場，導致外匯儲備高達3.2萬億美元。雖然中國人民銀行成功沖銷了大部分的外匯干預，但未來繼續這樣做的能力或將受到限制。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已上升至21.5%的歷史高位，這種金融抑制已經讓銀行系統備受壓力，這也是很難被監管的影子銀行融資爆炸性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個渠道與所謂的“三元悖論”有關：在控制匯率、開放資本賬戶和貨幣政策自主性這三者中，一個國家在任一時間只能選擇其中的兩項。隨著中國經濟規模日益龐大、更加復雜而且更加開放，資本賬戶也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漏洞。因此在凈資本大量涌入的環境下，要限制人民幣升值步伐可能會導致部分貨幣政策控制權的喪失，即為了不要吸引過多的資本流入，中國人民銀行最終不得不保持過低的利率，結果引發通脹。實際上，前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女士早在2010年就指出了這一點。

中國高通脹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

國內通脹上揚導致中國提高了出口價格。2011年7月，出口價格同比上漲10%，消費品的出口價格同比上漲17%。2011年初，紡織類產品的出口價格漲幅更曾高達 34%，創2005年官方開始公布這一數據以來的最高水平。

中國出口價格上漲可能會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一些通脹壓力，因為中國產品在全球消費品市場上占到很大的比例。根據聯合國貿易商品統計數據庫的數據，2009年，中國產品占日本消費品進口的54%，占美國的41%，澳大利亞和韓國的37%，印度的31%，俄羅斯的26%，英國的24%，德國的22%。中國出口價格猛漲10%可能會對這些國家的進口價格造成顯著影響。

然而，有兩個原因讓這些國家的CPI通脹受到的影響可能有限。第一，從他國進口的價格不可能完全傳導到一個國家的零售價格，具體取決于其國內需求的旺盛程度。大部分發達經濟體現在面臨產能過剩和高失業率的問題，零售企業很可能缺乏定價權，無法將上漲的投入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第二，對大國來說，進口商品在CPI籃子中的權重通常不會很高，特別是那些GDP主要由服務業構成的大型發達經濟體。例如，舊金山聯儲銀行2011年的研究顯示，2010年來自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僅占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的2.7%。實際上，也有美聯儲的研究表明2008年以前一直很低的中國出口價格并未導致美國通脹回落。雖然中國價格的上漲可能會導致其他新興市場的出口價格提高，但其現實影響尚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