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類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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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技術性貿易壁壘日益呈現形式上的合法性和保護方式上的隱蔽性等特點，對國際貿易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并已成為世界上重要的限制進出口貿易的障礙。在此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已成為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一種重要途徑。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多大程度克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限制，本文認為，在不同情況下，其跨越的有效程度是不一樣的。所以，企業應該有選擇性地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高自身技術創新能力，積極采取措施以降低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傳染程度，從而提高其跨越這一壁壘的能力。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技術性貿易壁壘；有效途徑；對策

中圖分類號：F832．5F7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6）07－0024－04

一、引言

技術性貿易壁壘（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是非關稅壁壘的一種，它是指一國以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生態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保證產品質量等為由，所采取的一些強制性或非強制性的技術性措施，這些措施成為其他國家商品和服務自由進入該國市場的障礙。技術性貿易壁壘主要包括：技術法規、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包裝和標簽要求，商品檢疫和檢驗規定，綠色壁壘和信息技術壁壘等內容。

目前隨著關稅、配額和許可證等傳統貿易壁壘影響的日趨縮小，形式上的合法性和保護方式上的隱蔽性等特點使得技術性貿易壁壘對國際貿易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且已成為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限制進出口貿易的障礙，我國產品的出口也深受其害。據統計，世界貿易壁壘的80％來源于技術性貿易壁壘。根據科技部2003年對天津、山東、江蘇沿海三省市260家出口企業的調查，2002年有81．2％的企業受到國外技術壁壘的影響，其中38．2％的企業出口直接減少，造成損失高達17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出口額的5．2％。[1]2005年5月10日，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表示，我國2／3的企業、2／5的出口產品遭遇技術性貿易壁壘，每年損失約200億美元。[2]在此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已成為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一種重要途徑。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多大程度克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限制，本文認為，在不同情況下，其跨越的有效程度是不一樣的：當進口國實行歧視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時，對外直接投資的跨越能力比較強；當進口國實行非歧視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時，對外直接投資應該與技術創新結合起來，才能有效地跨越進口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同時，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傳染”現象可能會加大出口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跨越這一壁壘的難度。所以，企業應該有選擇性地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高自身技術創新能力，積極采取措施以降低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傳染程度，從而提高其跨越這一壁壘的能力。

二、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主要途徑

面對蔓延迅速的技術性貿易壁壘，不少學者提出了很多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政策措施。概括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直接滿足壁壘要求，具體包括充分了解國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加強國內企業管理，提高企業整體素質，加快技術創新步伐，提高生產技術水平，申請國際技術標準認證和貿易對象國的技術標準認證等；（2）規避或繞開壁壘，包括利用WTO規則和多邊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加強國際合作，建立國內貿易壁壘預警機制，調整出口市場，轉攻第三國市場，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代替產品的出口等；（3）采取尋租活動，通過賄賂等方法獲取進入國外市場的資格。[3]在這其中，有一些工作是需要政府和行業協會去執行的，出口生產企業真正可以選擇的措施就是技術創新、對外直接投資和賄賂。

綜合起來，較為一致的觀點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是出口生產企業跨越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主要途徑之一。理由有：其一，認為出口企業在出口商品時，所遭遇到的進口國技術性貿易壁壘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這一過程進行規避，即可以通過資本、技術、勞務等生產要素的輸出等形式來規避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其二，主要是從規避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角度解釋：認為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幾乎從未考慮過對外直接投資的問題。由于貿易使生產要素的價格相等，在沒有外部經濟、貿易障礙和信息成本的情況下，國際貿易是進入國際市場的“唯一最好方式”。只有國際貿易出現了摩擦和障礙時，對外直接投資才會出現。[4]對此問題，海默在其著名的博士論文中也曾作過分析：為了逾越當時的歐洲共同市場和歐洲自由貿易協會兩個貿易集團對外設置的貿易壁壘，美國一些具有所有權特定優勢的企業大量進行直接投資。[5]

三、對外直接投資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途徑分析

作為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重要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是否所有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都能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規避？也就是說，對外直接投資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有效途徑究竟為何？本文認為，進口國在實施技術性貿易壁壘時是否執行歧視政策，影響對外直接投資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有效程度是不一樣的，因此所選擇的途徑也會有區別，具體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

1．進口國實行歧視性技術貿易壁壘。包括兩種形態：（1）國民歧視，即只要求進口產品達到規定的技術標準而不要求國內同類產品執行；（2）國別歧視，即只要求來自于某些國家的進口產品執行規定的技術標準而對另外的國家則不作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有效程度是比較高的。

針對國民歧視，出口企業可以通過直接進入進口國進行投資，當地生產，當地銷售，以進口國國內產品的身份進入市場，從而可以規避技術標準的管制。當然，這種結果的出現基于一個前提條件是：出口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雖然低于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要求，但不低于進口國國內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否則出口企業即使投資進入進口國，也無法占領市場。針對國別歧視，出口企業可以考慮到沒有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的第三國國家投資生產，然后以該國產品的名義進入原來的市場，從而間接跨越進口國對進口產品的技術標準限制。這種方式比較多地表現為出口國向第三國出口零部件，然后組裝成成品向進口國出口的簡單加工貿易方式。但是，這種方法可能會受到原產地標準、運輸距離和成本以及第三國與進口國、出口國的關系等因素的影響。若是進口國對進口產品的原產地標準要求比較高，出口企業就不能只進行簡單的加工貿易，而必須實實在在地在第三國投資生產，實現從零部件到成品的“實質性變更”。

2．進口國實行非歧視貿易壁壘。即進口國實行統一的技術標準、法規和統一的合格評定方法、程序等，不歧視任何國家，也不歧視任何企業。這種狀況更多地使技術標準回歸到其本身的含義，而不是貿易壁壘層面的含義。在此情況下，出口企業必須決定是否進行技術創新，以達到進口國技術標準的要求，因為若是簡單地進入進口國投資生產而沒有技術創新，則即使能獲得進口國國內企業和產品的身份，也不能達到在技術上超越的目標。所以，其對外直接投資跨越的有效性關鍵取決于是否進行技術創新。這時，出口企業存在以下幾種選擇：

（1）不進行技術創新，也不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這是出口企業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最消極的策略，在這個策略下，出口企業將不得不完全放棄原進口國的市場。不過，出口企業還是可以通過轉移市場，即放棄原來的出口市場，尋找新的出口市場；或者通過國際商業賄賂等方式來維持甚至擴大出口市場，但是，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傳染性和商業賄賂的不經濟性，使得這種策略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隨著生產技術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市場競爭程度加強，采取這種選擇的出口企業最終將會被擠出國際市場，甚至在國內市場也無法生存。

（2）不進行技術創新，但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嚴格來講，這種策略要求出口企業只是在國內不進行技術創新，在國外還必須進行技術創新，否則它根本沒有生存的機會，也就沒有任何跨越的能力。所以這種策略更多出現于這樣一些出口企業：自身缺乏足夠的技術創新能力，而又不愿意白白丟失原有的市場，所以到進口國投資設廠，目的在于向當地廠商學習，及時掌握和提高生產技術，以達到進口國的要求。事實上，通過這種邊投資邊學習邊進步的方式獲得成功的跨國企業已經很多了，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鄧寧對此進行過專門研究，并認為這是跨國企業在尋覓能夠補充或增強自己核心優勢時的資產。[6]

（3）實現技術創新，但不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這種策略對于那些沒有足夠的對外投資實力但有一定技術創新能力的出口企業，特別是對那些中小型的出口企業來說，是比較適合的。它沒有對外投資和經營的風險，又能在技術上達到和超過進口國技術標準的要求。這不僅能維持原來的市場份額，在一定程度上還能擴大出口。但是，這種策略將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壓力全部集中在出口企業的技術創新上，要求企業不但能夠及時地跟蹤、獲取國外的技術動態，而且要準確地掌握進口國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設置情況。

（4）既進行技術創新，又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出口企業根據自身的優勢和能力、進口國技術性貿易壁壘設置情況和國際市場狀況，將二者結合起來，做到既有對外投資和海外經營，又有技術創新。這個策略起因于技術性貿易壁壘，實施的時候卻超越了技術性貿易壁壘。在決定到進口國國內還是到第三國進行投資和經營的時候，將更多地取決于國際市場狀況以及進口國和第三國之間的關系。這個策略能將跨國經營和技術創新的優勢合并，形成出口企業進軍國際市場更強勁的力量，對外直接投資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有效程度也是最高的。

四、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傳染性”加大了跨越的復雜性和難度

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技術性貿易壁壘是否會保持不變還是會繼續發展？這個問題可以擴展成兩個方面：一是對外直接投資所規避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本身是否會變化發展？二是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是否會有其他新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出現？從動態的角度來分析，這些因素將會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復雜性和難度。

根據目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表現特征和發展趨勢來看，無論是技術性貿易壁壘本身還是對外直接投資這一過程，技術性貿易壁壘都會有很大的發展，并且表現為類似于傳染性疾病的擴散特征，形成“技術性貿易壁壘傳染”現象，即一種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出現導致更多種和更大范圍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出現。具體表現為：

1．從對一種（類）產品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到對多種產品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

2．從一個國家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到多個國家設置同樣的壁壘，也就是指其他國家效仿第一個設立該種技術壁壘而跟進設置類似技術壁壘。

3．對同一種（類）產品設置一種技術性貿易壁壘到設置多種技術性貿易壁壘，從規定個別限量指標到名目繁多的限制或禁止指標體系。

4．壁壘從商品流通領域擴展到生產、加工以及服務領域，覆蓋范圍越來越廣泛。

5．壁壘從獨立使用擴展到與關稅、一般非關稅壁壘一體化使用。[7]

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傳染特征既有可能源于產品生產技術本身的發展，也可能源于其作為貿易限制措施的特點，或者進口國不斷衍生新的標準或者程度更深的標準或者范圍更廣的檢測要求，或者其它國家基于擔心第一個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國家將出口國的產品擠入其國內市場而跟進設置類似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對外直接投資中技術性貿易壁壘傳染性的發展會產生一種強化效應，一方面，會進一步擴大出口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另一方面也會進一步加大出口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難度，降低其跨越的有效性。

五、對外直接投資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對策建議

跨越貿易壁壘是很多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之一，但當對外直接投資被作為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一種主要途徑時，其跨越的有效程度就要視具體情況而定。根據前面的分析，本文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選擇其跨越的有效途徑。

1．有選擇性地對外直接投資。當出口產品面臨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具有國民歧視或國別歧視的特點時，對外直接投資的跨越能力比較強。所以，出口生產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該更多地選擇這些領域的產品，以進口國國內產品的身份獲得這些歧視政策的保護。同時，政府應該優先支持這些產品的對外直接投資。

2．提高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當進口國實行非歧視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時，對外直接投資只有與技術創新結合起來，才能最有效地跨越進口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事實上，技術創新是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根本途徑，企業技術創新的能力越強，應對貿易壁壘的能力就越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跨越有效程度就越高。

3．積極采取措施預防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傳染。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傳染特征會加大出口企業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難度，降低其跨越的有效性，所以，預防傳染或降低其傳染程度是提高跨越有效性的重要內容。其具體措施包括：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依據傳染的特點作好預警工作；制定對應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措施體系，形成牽制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及其傳染的“制動閥”等。

參考資料：

[1] 江小涓等．中國對外經貿理論前沿Ⅲ[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2] 魏建國．中國貨遭遇大面積技術壁壘［EB／OL］．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0511／150453289．shtml，2005－05－11．

[3] 馮宗憲，柯大鋼．開放經濟下的國際貿易壁壘――變動效應、影響分析、政策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4] 劉易斯?威爾斯．第三世界跨國企業[M]．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86．

[5] S．H．Hymer．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M，Cambrige：MIT Press，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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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與發展趨勢

（一）發展現狀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于1979年，經過20多年的探索和發展，已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截止到2005年12月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達517億美元，2005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9.2億美元，從地區分布情況看，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占60.3%，主要流向香港、韓國、泰國、柬埔寨、日本、蒙古、越南、也門、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地區）；拉丁美洲占16.2%，主要流向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委內瑞位等國家（地區）；非洲占6.9%，主要流向蘇丹、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南非、贊比亞等國家；北美洲占6.7%，主要流向美國和加拿大；歐洲占6.3%，主要流向俄羅斯聯邦、德國、英國、哈薩克斯坦等國家；大洋洲占3.6%，主要流向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見圖1）。

從行業分布情況看，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制造業11.78億美元，占29%；采礦業占28.7%；信息傳輸和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占26.3%；商務服務業占5.2%；批發和零售業占3.2%；交通運輸業占2.2%；農林牧漁業占1.8%；建筑業占1.7%；其他行業占1.9%（參見圖2）。

從投資類型上看，2005年通過綠地投資方式實現階段。

第一階段，年人均GDP低于或等于400 美元，沒有直接投資輸出，也很少接受直接投資，凈對外投資為零或為較小的負數。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企業不具有所有權優勢，也沒有內部化優勢，因而沒有對外投資的條件。同時，由于國內缺乏令投資方滿意的區位優勢，如沒有足夠大的國內市場和優良的投資環境，外資流入也很少。

第二階段，年人均GDP 在400～1500美元之間，這一階段的國家接受直接投資處于上升階段，并開始少量對外投資，對外凈直接投資為負，且負數值在增大，意味著吸收投資大于對外投資。這說明由于實施進口替代，市場擴大，投資環境改善，區位優勢增加，直接投資流入也開始增長。但該國企業所有權優勢增長有限，難以克服國際化生產障礙，所以直接投資流出仍然很少，且集中于鄰近國家。

第三階段，年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處于該階段的國家對外凈直接投資雖也為負數，但其絕對值在不斷減少，這是由于接受外資減少，或對外直接投資的速度快于接受外資的速度。進入這一階段標志著一國已走上國際生產專業化道路。

第四階段，年人均GDP在4750～5600美元之間，處于該階段的國家對外凈直接投資為正值，并呈增長趨勢，對外直接投資比接受的直接投資增長得更快。這表明該國企業具有強大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能力，也善于發現取得國外的區位優勢。按照這個理論，一個國家在全球跨國直接投資格局中的地位與其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發展水平愈高，發展潛力愈大，吸收外資的能力和對外投資的能力就愈強，對外凈投資的能力也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強。

目前從國內形勢看，我國已進入年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階段，按國際投資演進四個階段劃分，正處于吸引投資數額上升、對外投資的起步階段。統計顯示，發達國家吸收外資與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均衡，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為1:1.14，而發展中國家為1:0.13。

中國對外投資雖然近幾年發展較快，但與吸收外資相比，還處于較小規模，截至2005年，利用外國直接投資與對外投資的比重為1:0.08，這個比例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從國際經驗看，當一國人均GDP 處于400～1500美元之間時，對外投資開始加速，我國對外投資將迎來快速發展時期。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分析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之與出口的關系及成因

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等事實證明, 貿易是投資的先導, 只有當對外貿易發展到一定程度, 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才會成為一種必然。隨著我國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從宏觀角度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幅度日益擴大，從圖3中我們可以看到，從1982年到1991年，我國出口、凈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同步穩定增長的趨勢，從1992到1994三年間，我國出口貿易繼續呈現穩定增長勢態，而對外直接投資則出現較大波動，1995年到1999年間，出口、凈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又呈現出同步增長趨勢，2000年至2002年對外直接投資又出現一次較大的波動，之后有所回落，至2005年又出現一次較大的反彈，并呈現出較強的增長趨勢。

從理論上講，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國出口的效應存在較大差異。根據魯格曼（Rugman） 產業內直接投資理論與跨國公司內部一體化發展趨勢，我們可以將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水平對外直接投資與垂直對外直接投資兩種。

水平型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一國的公司或企業作為投資者將生產資本輸出到另一國，在投資所在國設立子公司，根據當地情況從事某種產品的設計、規劃、生產和銷售等全部經營活動。因此，水平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主要體現為替代關系。

垂直型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一國投資者為了在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實行專業化而將生產資本直接輸出到另一國進行設廠或建立企業的投資活動。垂直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則主要體現為互補關系，這是因為海外企業與國內企業形成一種互為市場的關系，任何一方市場規模的擴張，都會對另一方生產的發展產生直接的擴散效應。

這種對外直接投資形式在資源的開采、提煉、加工和制成品制作過程中使用較多。或者是把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某些生產階段采用投資的方式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或地區進行。這種投資方式，在發達國家或一部分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時經常采用。

根據前面對我國2005年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析可知，目前我國投資行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采礦業和信息傳輸、計算機及軟件開發行業。根據2005年的統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57.7%投資到資源開采和生產加工領域。由此可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體現的是垂直型對外直接投資類型。在垂直型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下，隨著投資規模的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導致較高水平的原材料貿易和中介投入，對產品的出口具有較強的促進效果。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有促進作用，不過一般具有滯后性，這一事實表明，我國對外投資對出口的直接帶動作用將隨著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壯大，中間產品和相關投資品的出口才漸成規模。

（二）中國企業對外垂直型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推動作用

1.資源開采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投資所在國開采的資源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這種投資能夠帶動開采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并且開采取得的資源部分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所以從整體上看，這種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是互補型的。

2.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于以占領東道國市場為投資目標的制造業投資，可能會替代我國的出口。但如果在對外直接投資之前，由于該產業來自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壓力，東道國的貿易壁壘和企業自身的不斷上升的生產成本等因素，這時該產業的出口已缺乏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替代效應會趨于零。相比之下，如果制造業中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向第三國出口為投資目標的，那么他有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強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對促進我國出口，向新的出口市場滲透，擴大并維持世界市場份額具有積極作用。

據商務部統計，FDI平均每年可帶動國內出口28億美元。具體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對于機械行業中涉及摩托車、家電產品配件組裝的對外直接投資，根據外經貿部有關統計，其投資帶動出口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對于紡織行業，其對外直接投資目的主要是規避東道國的貿易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一般而言，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國家對此有限制。紡織品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是替代和互補兼而有之。

總的來說，我國在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向海外企業提供機器、設備，擴大了中國的出口規模。而在國外合資開辦制作和加工、裝備生產企業，同時又可以帶動國產原材料、輔助材料和半成品以及勞務的出口。

3.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國現有的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貿易、金融、旅游、交通運輸、批發與零售等行業，2005年在這些行業的對外投資超過了10%，它們成功繞開東道國的貿易壁壘，進入對方市場，不僅沒有產生出口替代效應，反而極大推動了母國的出口。另一方面，服務貿易型企業投資的動機和目標很明確，是為擴大出口服務，因而對中國對外貿易影響是積極的。

由此可以看出，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且其主要采用的是垂直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在對外投資的出口效應上更多體現的是出口引致效應，這種效應表現出一定的滯后性（一般為4年）。這也同時符合產品周期理論，因為，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發達國家的成熟產品進入完全競爭狀態，我國追求技術管理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通過技術、管理的吸收、消化和轉移，再利用本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等資源，可以慢慢取達國家漸漸退出產業的生產，取得國際出口競爭力。

三、 協調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對策建議

結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系，考慮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我們應本著積極推動海外投資與出口貿易融合發展的方針，積極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擴大海外投資規模，大力推動我國跨國公司的建設與發展，最終帶動我國出口的發展。

第一，建立規范的宏觀管理體系。我國應設立一個全國性的統一協調管理機構，建立起有效的監督指標與統一的統計口徑。該管理機構的主要職能是：負責制定海外投資和跨國經營的具體戰略規劃，在結合國內經濟總體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從宏觀上把握海外投資的結構、流向，并與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從企業優勢和國際市場的區位優勢分析出發，確定具體的海外投資規模、鼓勵或限制對外投資的行業清單，產業鼓勵政策、境外企業勞動用工政策和管理人員的進出政策等。另外，設立專門的對外投資保險分支機構，合理界定保險對象、保險目的、保險范圍等，依據中國與東道國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來實施。

作為WTO成員國，要加快建立海外投資法律體系，盡快制定與國際法、國際慣例接軌的《海外投資法》和《海外投資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對海外投資企業的審批、資金匯出、技術轉讓、企業管理、利潤匯回等做出原則規定，從而達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二，完善對外投資的產業結構。針對我國生產能力已經嚴重過剩的一些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在國內處于比較劣勢地位，但對于廣大的東南亞發展中國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來說這些產業仍具有相對比較優勢，因此應該首先將我國的這些產業轉移到這些國家和地區。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海外轉移，保持和擴大產業優勢，既有利于提升國內產業結構，又有利于維持失去比較優勢產業的海外市場份額。

改善制造業對外投資結構。在我國制造業的對外投資中，有近一半投資于初級產品的生產加工。初級產品的生產附加值較低，對帶動相關行業的出口作用很小。而產品附加值較高的行業，如機械制造，由于其技術是與原材料、零部件等高度結合的，此種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出口創造效應。因此，我國企業應更多投資于后向關聯度強的行業，實行最終產品的國際生產，這樣更能有效帶動國內中間產品及初級產品的出口。

篇3

關鍵詞 中國企業 對外直接投資 競爭優勢 戰略選擇

1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回顧及其簡要評析

1.1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回顧

在國際上，影響廣泛的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有：海默、金德爾伯格和約翰遜的壟斷優勢理論，維農的國際產品周期理論，巴克萊、卡森與拉格曼的內部化理論，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和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

1.1.1 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學者海默以美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現象為對象，采用了不完全競爭的基本假定和產業組織理論，首先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

該理論認為，美國企業擁有的技術與規模等壟斷性優勢，是美國企業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壟斷優勢的產生在于美國企業控制了技術的使用以及實行水平一體化與垂直一體化經營。美國跨國公司擁有三類壟斷優勢：一是來自產品市場不完全的優勢，如產品判別、商標、銷售技術與價格控制等；二是來自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的優勢，包括專利與融資、管理技能等；三是企業擁有的內部規模經濟與外部規模經濟。

該理論解釋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與決定性因素，以及產生這些條件的原因所在。

1.1.2 維農的國際產品周期理論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R·維農以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象為研究對象，采用了產品生命周期和區位理論，提出了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產品周期理論。

該理論認為，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與產品周期有關，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在產品周期運動中，由于生產條件和競爭條件變動而作出的決策：在產品創新階段，美國企業主要通過出口來滿足國外市場的需求；在成熟階段，美國企業考慮并進行對西歐等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在標準化階段，美國企業開始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該理論首次在跨國公司理論研究中增加了動態分析和時間因素，解釋了美國企業戰后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和區位選擇。

1.1.3 巴克萊、卡森的內部化理論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英國里丁大學學者巴克萊、卡森與加拿大學者拉格曼為主要代表人物的西方學者，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不含日本）為研究對象，沿用了美國學者科斯的新廠商理論和市場不完全的基本假定，建立了跨國公司的一般理論———內部化理論。

該理論從國際分工不通過世界市場，而是通過跨國公司內部來進行這點出發，研究了世界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跨國公司的性質，并由此解釋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決定因素，其中市場不完全性及企業的性質是內部化理論的核心。該理論有助于說明各種類型跨國公司形成的基礎。其后有些學者將技術優勢及內部化概念進一步引申，以解釋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該理論還解釋了跨國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資與許可證安排這三種方式之間選擇的依據。

內部化理論是西方學者跨國公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依據。以前的理論主要研究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動機與決定因素，而內部化理論則研究各國（主要是發達國家）企業之間的產品交換形式與企業國際分工與生產的組織形式，認為跨國公司正是國際分工的組織形式。

1.1.4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20世紀70年代中期，英國里丁大學教授J.H.鄧寧提出了他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由企業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這三組變量決定。這三組變量的不同組合決定跨國公司在出口貿易、直接投資與許可證安排之間的選擇。同時這三組變量的結合決定了各國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類型、行業及地理分布。

該理論從各國經濟活動的結構、經濟環境與政府政策的特點說明了企業優勢、內部化優勢與區位優勢的起源與特點，并把它們與各國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的特征與類型聯系起來。還將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與各國經濟發展的階段與結構聯系起來，研究了各國國際生產或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態性質。

1.1.5 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是日本學者小島清教授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來的。

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以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依次進行。這些產業是指已處于比較劣勢的勞動力密集部門以及某些行業中裝配或生產特定部件的勞動力密集的生產過程或部門。凡是本國已趨于比較劣勢的生產活動都應通過直接投資依次向國外轉移。小島清認為，國際貿易是按既定的比較成本進行的，根據從比較劣勢行業開始投資的原則所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擴大兩國的比較成本差距，創造出新的比較成本格局。據此小島清認為，日本的傳統工業部門很容易在海外找到立足點，傳統工業部門到國外生產要素和技術水平相適應的地區進行投資，其優勢遠比在國內新行業投資要大。

1.2 簡要評析

這些理論始終以歐美各國的跨國公司先行者們為研究對象，例如，壟斷優勢理論、國際產品周期理論的研究對象僅是美國企業；內部化理論與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研究對象是歐美國家企業。其主要內容是解釋海外直接投資行為，揭示其中的。其中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被認為是現有跨國公司理論中最權威的一個，雖然存在諸多的局限性，但總的說來對于發達國家私人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較大的闡釋力，同時對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但是上述理論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類經濟技術狀況背景下提出的，這種狀況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幾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而難以很好地解釋跨國公司近10年來的發展，很難解釋價值鏈“爆炸"的諸多。

2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問題

2.1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中國商務部數字顯示，2003年，經商務部批準和備案設立的境外非類中資企業達51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20.8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45.7%和112.3%。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在一、二、三產業中都有分布，其中，服務貿易、工業生產加工、農業與農產品開發、資源開發等行業相對集中。

2.2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首先，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規模明顯偏小。中國境外投資金額僅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0.15%。據統計，吸引外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為1∶1.14，發展中國家為1∶0.13，而中國僅為1∶0.09。因此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

其次，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技術含量也并不高。盡管近幾年中國海外投資質量和檔次有所提高，出現了一批技術含量較高的生產項目，還有一些高企業積極在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建立獨資或合資的研究機構和技術中心，但總體來說對外直接投資過分偏重初級產品產業的投資，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仍然偏小。由于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類似產品的競爭，這類項目拓展海外市場的前景不甚樂觀。

第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地區結構不盡合理，這也影響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市場的進一步拓展。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46.8%在港澳地區；其次是北美，占13.7%。從整個海外投資布局來看，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仍明顯偏少。要想企業在海外投資影響力和競爭力擴大，這些問題必須盡快解決。

但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較快。10年間，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76.8%，這將有利于提升中國企業的力。

3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選擇

由于企業戰略環境在20世紀最后十幾年里發生了巨大變化，全球化、技術信息化、“溫飽后”，匯成自工商企業誕生150年以來最大的一次變革，而且企業跨國經營已成為其在全球化條件下成長的一般方式之一。若干原來沒有什么競爭優勢的公司卻通過跨國而取得了競爭優勢。作為未開始或正開始進行國際化經營時就面臨著國際市場中的許多跨國公司的中國企業，在國際分工階梯中總體上處于中游地位，這種特定位置決定了兩類不同性質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同時存在。一類是利用既有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即以發揮局部相對優勢對更低階梯的國家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另一類是通過跨國經營獲取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即以汲取國外先進的產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為目的而向更高階梯國家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

3.1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地理區位選擇要根據企業跨國經營戰略目標和中國企業本身優勢來決定。如果企業以開辟市場、增加產品銷售為目標，則應以發達國家為主要目標市場；如果企業以利用國外資源為目標，則應到資源豐富而投資辦企業環境又較好的國家和地區，例如林業開發應以北美為主，礦產資源開發應以澳大利亞為主，如果企業以獲取技術管理為目標，應選擇發達國家為主，如歐洲、北美和日本等；如果企業以提供服務為主要目標，則應選擇發達國家和石油出口國為主，因為這些國家國民收入水平高，對服務業需求也很高。

總的來說，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較好，投資于發達國家有利于汲取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并使中國企業繞過非關稅壁壘，直接在東道國進行生產經營活動。但發達國家市場競爭激烈，優惠措施較少，存在較大的市場風險和、賦稅風險。發展中國家擁有豐富的資源和中國的傳統市場，對外資優惠措施多，對技術工藝水平的要求比發達國家低。對其投資有利于利用其資源優勢，同時帶動中國相關機械設備、技術和勞務的輸出。但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環境較差，且受、社會、經濟等因素影響較大。

3.2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

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國際經驗表明，不管是美、日等發達國家還是亞洲新興化國家與地區，其產業選擇大都經歷了從資源開發型———制造業———第三產業為主的發展過程。獲取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生產性資源是現階段海外投資必須考慮的投資重點，因為像生產活動中的鐵礦、石油和木材等資源在中國已變得日益短缺。但是，資源開發業畢竟屬于低附加值的行業。而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能更有效地實現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中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從以資源開發業為主轉向以制造業為主，加大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

(1)由于中國還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對中國現階段的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我們認為投資重點應放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上。

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相對優勢主要體現在成熟的標準化技術和適應較小市場需求或適應當地投入要素的技術。由于本國(地區)市場容量較小，資金技術實力較發達國家不足，他們往往要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技術進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需要。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海外子公司充分利用這些已經發展成熟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型技術進行生產。由于這些技術更符合那些國內市場有限、勞動力眾多的發展中東道國的實際，因而在這些國家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迄今為止，中國已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工業制成品在中國出口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雖然中國的工業制造業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但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紡織、冶煉、化工、醫藥等產業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此外，中國還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如家用電器、、輕型設備的制造技術、小規模生產技術以及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和相應的產品已趨于標準化，并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階梯度較小，易于為它們所接受。

(2)以高技術產業為主的優勢產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它將決定中國未來在國際投資領域的競爭力。

高、尖、精技術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最為稀缺的資源。因此，中國海外資源性投資的一個重點，應是尋求高技術資源。新技術革命以來，歐美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一直是全球和先進技術的先行者，特別是美國在機、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領域占有世界領先地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及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都重視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其主要動機之一就是追求美國的高，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高科技領域的激烈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作為后發展起來的中國跨國公司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通過對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技術密集型投資，以獲得世界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對產業的選擇和對投資區位的選擇，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成敗的關鍵。實際上，區位的選擇與產業的選擇是相互關聯的。企業應根據本企業的實際情況和實力特點進行產業和區位選擇。政府也應鼓勵更多的企業走向世界，同時，應提供政策性指導，這有助于減少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盲目性，更好實現對外直接投資的既定目標。

1 龍永慶. 跨國經營管理百科全書[M]. 北京：遠方出版社，2002

2 王志樂. 走向世界的中國跨國公司[M]. 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4

3 趙春明. 企業戰略管理———與實踐[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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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　產業選擇　基準

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逐漸把中國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國外的產業正逐步向中國轉移，中國的產業也要“走出去”。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優化產業結構，走國際化的道路意義深遠。中國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條件和基礎，綜合實力的增長，交通、通訊等基礎條件的改善，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物質和技術上的保障；大型企業集團的逐步形成為對外直接投資構筑了組織載體；成熟技術和傳統產品的優勢、低廉產品成本的競爭優勢以及高新技術產業迅速崛起的優勢，決定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目前至關緊要的問題是，如何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

中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既要遵循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規律，又必須從中國產業成長的階段性特征出發。按照這一思路，中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應當遵循以下基準。

一、遵循產業遞進規律

根據國際直接投資的實踐，投資的產業遵循著這樣一個規律：由第一產業逐步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轉換，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換。最早的投資大多是為了獲得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和中間產品等，其投資產業往往是采掘業和一般制造業。隨著技術進步、企業經營能力的提高和國際經濟合作的加強，投資轉向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業以謀取更高利潤。全球戰略的制定，又使投資方向轉移到快速增長的第三產業上。這一投資的階段性規律實際上也說明了產業結構變化的方向。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變化的躍升期，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也要遵循產業遞進規律，在繼續擴大資源開發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直接投資的基礎上，爭取在較短的時間里跨越對外直接投資的各個階段，最終在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領域參與國際競爭。

需要指出的是，產業遞進僅為一般規律，并不要求所有企業都按照這一規律決定投資方向。只要企業有充分的比較優勢，同樣可以在較高級的產業領域投資。一些企業為了獲得先進技術，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機構，同樣是可行的。

二、發揮產業組合比較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還取決于產業內優勢企業的組合狀況。鑒于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融資成本相對較高，收集相關信息成本相對增加，投資項目難以實現規模效益，因此，組建企業集團，發揮集團優勢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方向。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優勢本質上是一種“組合優勢”，是該產業內各廠商經濟優勢的集合。但是產業的各種優勢卻又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業中。只有當化單個企業的分散優勢為產業整體優勢成為可能時，才能不斷擴大中國國際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經濟空間。

集團的組建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可以在產業內實行企業間的聯合，也可以實行跨行業的企業間聯合，只要組建的企業集團能通過內部化提高經營效益，對外投資項目的成功率將大為增加。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經濟上的國家疆界逐步模糊，不同國家企業在生產的各個環節上都存在合作的可能。國內合資企業的普遍成功說明國內企業可以同國外企業合作，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時不僅強調產業內部化，還要奉行產業內部化與全球化并舉戰略。

三、把握區位比較優勢

通過企業組合的方式能夠體現產業的一定優勢，但對外直接投資需要的是相對于一定區位的投資優勢，即母國某產業相對于東道國同類產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區位比較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經濟依據，也是使投資國與東道國雙方獲益的內在經濟根源。當投資者結合本身產業特點合理選擇和利用東道國區位要素時，就會強化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比較優勢或產業比較優勢，使對外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反之，如果投資者對區位選擇不當，不僅不能強化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優勢，還可能造成對外直接投資虧損或失敗，使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受阻。因此，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區位選擇與投資產業及投資者比較優勢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產業選擇”是將其“區位選擇”包含在其中的，選擇了不同的“區位”，也就意味著選擇了不同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要符合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和其經濟基礎水平。各國對來自國外的跨國公司投資產業領域都有明確的規定，哪些產業屬于鼓勵投資領域，哪些產業屬于可以投資領域，又有哪些產業屬于禁止投資或有限制投資領域。進入東道國之前必須了解這個國家的有關吸收投資的政策和法律。另外，對投資目標市場的經濟發展水平，包括市場潛力、市場容量和效益等都要有充分地了解和掌握。進入目標市場的產業所占有的市場不但存在未滿足的需要，而且有一定的發展潛力，這應是企業選擇產業的首要條件。市場有發展潛力，企業才能在滿足消費者潛在和未來的需求中得到長期發展。該市場有一定的購買力，能取得一定的銷售額和利潤，這是企業選擇產業的重要條件。因為市場上僅存在未滿足的需求，不等于有現實的購買力，形成足夠的銷售額。如果沒有購買力或購買力很低，就形成不了現實的市場。企業不能從市場的銷售中獲得必要的利潤，就沒有進入該市場的價值。

進一步看，我們前面所說的產業“組合優勢”，也必須以投資的區位特征作為優勢的“組合”基準。按照區位經濟特征組合產業優勢，是擴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空間的有效途徑。

四、高新技術產業跟隨

高新技術產業是中國企業跨國發展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領域。中國雖然在總體產業技術水平上落后于經濟發達國家，但在某些高科技研究開發領域卻具有一定比較優勢，這些高新技術產業覆蓋了新材料、生物與醫藥技術、機械制造、新能源、現代農業、生態與環保、電子信息等領域。同時中國通過利用電子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對能源、化工、機械、冶金、輕紡、食品等傳統行業進行滲透與改造，大批高新技術的推廣與應用使傳統產業迅速升級。目前階段，由于一些科技成果國內產業化條件尚比較缺乏，因此，可以考慮先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或與外國合作進行產業化，促進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提高中國在這些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并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一直以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嚴重偏少。在目前發達國家已

完成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條件下，我們的企業應該在其市場的不同部分、技術的不同層次、產品的不同類型方面進行滲透型投資，利用其技術和技術人員進行生產，縮短技術獲取的時間，并及時向國內相關產業傳輸，加快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

五、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同質性要求

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強調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向與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趨勢相偶合。我們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表現在科學技術上，而且也表現在產業結構上。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已經或正在向以計算機、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轉化。而我國卻處于完成傳統工業化和實現現代工業化兩個階段的重疊進行時期。因此，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不僅要考慮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更應該充分結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從而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

我國經濟正處于結構躍遷的轉型時期，經濟發展已由傳統的低層次、粗放型平面擴張方式轉變為以集約化、高度化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增長階段。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必須體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即在建立國際生產體系的過程中，應當避免形成對國內粗放經濟的某種擴張效應，這可以說是我國國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在國際生產體系建立過程中的直接延伸。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宏觀經濟運行質量，應當是我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核心問題。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同于國外“資本過剩型”的直接投資，而是為了通過技術傳遞和市場擴展來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提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重心應為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那些高新技術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的產業類型。在國際投資領域，廣泛拓展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場所，有利于從根本上改變對外投資的非選擇性所帶來的效率損失。對于“非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來說，其投資的“機會成本”通常比“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要高，即這部分資本在國內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所產生的效益，是其轉向海外投資的“代價”。尤其是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潛在投資機會日益增加，這種機會成本還會有所上升。彌補這種機會成本的主要途徑，便是在國際投資領域尋找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投資方向。另外，選擇直接投資于技術密集型產業，也有利于為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讓出一定的經濟空間，從而促使本國經濟的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

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各項基準的綜合運用，而并不是某一單項基準所能決定的。作為選擇基準，上述基準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約束在性質上是不完全相同的，“產業組合比較優勢”和“區位比較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一般的和基本的約束，這就是說，從一般的意義上說，只要具備這種優勢，便具備發展跨國投資的前提條件。然而，這絕不意味著產業選擇已處于最優狀態，相反它可能遠離最優狀態，甚至是一種對國內產業成長并無實際意義的投資選擇。因此“產業選擇”還必須加進“產業內垂直貿易量”的約束條件。符合這一約束條件的國際投資，將通過貿易機制向國內相關產業傳遞增長動力，為國內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市場條件，“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也給出了“產業組合比較優勢”和“區位比較優勢”的基本形成方式，即這種優勢的組合和定位并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過程，不是現有優勢的隨意組合，或者說，這種優勢也是選擇的結果。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則是這一選擇的基本指標，即組合而成的區位比較優勢，應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改進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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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influence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1069（2017）12-0064-02

1 引言

當前，我國商品出口步入轉型期，在這一時期，出口附加值不斷提升、產品結構持續升級。研究表明，中國對外直接貿易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出口商品結構，提高我國商品出口轉型速度，因此，研究中國對外直接貿易對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2.1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2017年11月8日，由全球化智庫（CCG）研究編寫、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企業國際化藍皮書《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2017）》在北京。該報告總結了2016-2017年度中國對外直接貿易的現狀，并根據中國現階段所處的投資環境，給出了一些建議。

報告指出，現階段，全球經濟復蘇乏力，但是中國經濟發展迅速，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830億元，同比增長44%，穩居全球第二對外直接貿易國家，并且，中國已連續兩年進入資本凈輸出國家行列。2015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首次超過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中國企業，近兩年，中國企業對美投資情緒高漲，CCG研究表明，2016年中國直接對美投資156起，投資金額達850.16億元，同比增長76%，再次超過美國對華投資。

2.2 中國直接對外投資結構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地域集中性，中國的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和亞洲，在這兩個區域的投資比重占到總投資比重的80%以上。我國對第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總投資的70%左右[1]，第二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占總投資的30%左右，第一產業幾乎沒有對外直接投資。另外，中國直接對外投資的行業主要包括金融業、零售業、服裝業、服務業、制造業、采礦業，這幾個行業的直接對外投資金額占我國總投資金額的五分之四。

3 現階段中國出口商品結構

3.1 出口貿易

中國具有“世界工廠”的稱號，可見我國商品出口規模之大、數量之多。當前，我國貨物商品出口貿易主要集中在北美洲、歐洲和亞洲，對其出口總額占到中國商品出口貿易總金額的90%以上。服務商品出口貿易地區與貨物商品相似，其貿易伙伴也是集中在北美洲、歐洲和亞洲，服務商品在這幾個區域的出口商品貿易金額占總金額的60%以上，但是相較于貨物商品，服務商品規模要小得多。

3.2 出口商品結構的度量

以前出口商品結構的度量主要從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變化、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變化、工業制成品以及初級產品出口比例變化這三方面來考察，但是現階段，出口商品貿易有了更加細致的分類標準，當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優化程度一般用出口商品技術復雜度指標來衡量[2]。出口商品復雜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競爭力，其代表了一個國家出口商品的質量和技術含量。出口商品技術復雜程度越高，出口商品結構優化程度越高。

假設出口商品為k，出口國為j，其出口技術復雜度計算公式如下：

PRODYk=■■■Yj

其中，PRODYk為技術復雜度，Ck為所有國家出口商品比例，■為k商品在j國出口總金額中所占比例，Yj為j國人均GDP，經此計算，能夠得到PRODYj的值，這樣就可以計算j國出口商品的綜合技術含量指數EXPYjt。

EXPYjt=■■PRODYk

4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商品結構影響分析

4.1 影響機理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商品的影響機理如圖1所示。由圖1可知，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包括戰略資產尋求型、效率尋求型、市場尋求型和資源尋求型四種類型，其中戰略資產尋求型直接對外投資能夠獲取戰略資源，提高商品技術含量，進而影響出口商品結構；效率尋求型直接對外投資能夠轉移邊際產業，發展新興產業，進而對出口商品結構造成影響；市場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能夠促使本國出口商品被代替，帶動服務出口和中間產品出口，進而影響服務業出口商品結構；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貿易能夠影響出口制成品、進口資源品，同時擴大本國機械運輸設備出口量，進而影響工業商品結構。

4.2 影響實證分析

文章采用灰色關聯法研究中國直接對外投資對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

4.2.1 變量選擇

現階段，我國產品分類標準越來越細致，鑒于此，文章采用出口技術復雜度指標來衡量國家出口商品結構，選用對各行業的直接投資金額來衡量對外直接貿易，選擇信息技術、商務、批發零售業、金融業、制造業、采礦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這八個行業來分析中國直接對外投資對出口商品的影響。

4.2.2 實證結論

應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分析出的中國直接對外投資對優化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制造業出口的聯系最為緊密，建筑業直接對外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得戰略性資產和先進技術，進而提升企業競爭力，擴大全球銷售渠道。

我國對采礦業的直接投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我國相關產業發展的資源性壓力，為相關產業改造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另外，中國通過出口機械設備、引進新工藝、新技術等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郵政行業、交通行業的直接對外投資一般屬于承包勞務型投資，其能夠帶動國家設備和零件的出口，進而優化郵政行業、交通行業出口產品結構。

信息技術行業屬于高端技術行業，我國信息技術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是獲取先進的管理手段，提升國內技術水平，這一技術對外直接投資，能夠提升我國信息技術行業的市場競爭力。

我國租賃行業的直接對外投資主要用于服務中國對外貿易，總體來說，其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商品結構優化的作用較小。

5 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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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國直接投資風險的類型

根據不同的標準，國際投資風險可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加拿大銀行家納吉根據六類標準將對外投資風險劃分為不同的類型：（1）按地理位置和國別劃分，以特定典型國家給國際投資風險命名，如美國投資風險、英國投資風險、泰國投資風險、印度投資風險等。國際投資風險首先作為一個地理概念而存在。（2）按籌資主體的性質來劃分國際投資風險為風險（政府或國家風險）、私營部門風險、企業風險、個人風險等。（3）按風險的觸發因素將國際投資風險劃分為政治風險、社會風險和經濟風險等。（4）按資金用途將國際投資風險劃分為貸款風險、出口融資風險、項目風險、國際收支風險和開發投資風險等。（5）按風險嚴重程度劃分國際投資風險有高風險、低風險、一般風險等。（6）按風險發生的原因分類，國際投資風險包括拒付風險、否認債務風險、債務重議風險等。

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分類的細化和完善過程是隨著人們對國際投資風險的認識而逐步加深的。目前通常根據風險的重要性將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劃分為以下幾類：

1．國家風險。國家風險也叫政治風險，是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由于東道國政府在政權、政策法律等政治環境方面的異常變化，導致投資環境的惡化，進而給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活動造成經濟損失的可能性。國家風險是國際投資者面臨的最具威脅性的風險，因其發生一般都比較突然，難以識別和預測，單個投資者更難以控制其發展。往往給投資者造成巨大的損失。從理論上講，國家風險對外國投資者的影響是雙重的，既可能產生有利影響，也可能產生不利影響，現實中以不利影響居多。一般來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風險較大，發達國家的政治風險較小。

在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東道國的國家風險主要包括：國有化風險；戰爭風險；政策變動風險；轉移風險；制裁風險等。

2．金融風險。金融風險是指在國際投資中，由于各種不確定因素的變化，導致國際金融市場上各國匯率、利率的變動，或國際信用的變動而引起國際投資者資產價值變化的可能性。金融風險主要包括匯率風險和利率風險兩類。

1）匯率風險又稱外匯風險，是指在國際投資活動中，因匯率的波動而導致跨國企業在東道國投資的資產或負債價值發生變化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既可能給投資者造成損失，也可能帶來收益。企業在跨國經營中遇到的匯率風險主要有交易匯率風險、折算匯率風險和經濟匯率風險三種。

2）利率風險是指國際投資所涉及的國家由于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變化導致利率變化，直接或間接引起外國投資者資產發生變化的可能性。

3．經營風險。經營風險是指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整個過程中，由于市場條件的變化或生產、管理、決策的原因導致企業經濟損失的可能性。經營風險的類型較多，主要包括：價格風險、營銷風險、信用風險、財務風險、組織風險和技術風險。

以上這些風險始終貫穿于跨國投資的整個過程，而且彼此之間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20世紀80年代，一些跨國公司在墨西哥、阿根廷等國的經歷證明了這一點。當時這些國家相繼發生了金融危機，國內市場發生了長達近10 年的蕭條，使跨國公司遭受了金融風險、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等一系列打擊。

在跨國投資的各種風險中，政治風險和金融風險是由外部不確定因素導致的，可控性差。經營風險是由于內部不確定因素導致的，其管理融于對外投資者日常經營活動的各個環節之中，可控性較好一些。

二、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防范

1、針對國家風險的防范：在投資前期辦理海外投資保險，與東道國政府談判，并達成協議，以盡量減少政治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在投資中投資者通過生產和經營方面的戰略安排，如控制原材料及零配件的供應；控制產品的出口市場及產品出口和分銷機構，使得東道國政府實施征用、國有化或沒收政策后，無法維持原公司的正常運轉，從而避免被征用的政治風險。同時，投資者通過對企業融資渠道的有效管理，積極爭取在東道國金融市場上融資，達到降低國家風險的目的。

2、針對金融風險的防范：1） 交易匯率風險與折算匯率風險的防范對策有，利用遠期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套期保值。在對匯率變動進行正確預測的基礎上，采取提前或推遲支付手段，合理選擇軟、硬幣，盡量使用對投資企業有利的幣種結算，以規避外匯風險。2） 防范經濟匯率風險的最佳管理模式是通過調整銷售收入和投入品的幣種結合，使得未來銷售收入的變化與投入品成本變化兩者可以相互抵消。主要的規避風險技術有分散化經營策略，跨國公司將經營業務深入到各個不同國家和不相聯的各個行業中，通過分散化經營降低匯率變動所帶來的經濟損失，使整個公司業務現金流的波動較小。生產管理營銷戰略是指當跨國公司子公司所在地貨幣貶值時，母公司應安排子公司用國內投入品替代成本上漲的進口投入品，從而維持其生產成本的原有水平；或通過擴大銷售額及提高產品定價來增加銷售收入，來降低經濟匯率風險。

3、針對經營風險的防范：應采取風險規避、抑制、自留、轉移的策略。跨國企業在投資過程中應事先預測風險產生的可能性程度，判斷導致其產生的條件及因素，對風險進行正確的評估，避免風險或改變風險的流向。如改變生產流程或產品、改變生產經營地點、放棄對較大風險項目的投資等。風險規避是控制風險最徹底的方法。

風險抑制是指采取各種措施減少風險實現的概率及經濟損失的程度。對外直接投資者在分析風險的基礎上，力圖維持原有決策，減少風險所造成的損失而采取的積極措施。

風險自留是跨國投資者對一些無法避免和轉移的風險采取現實的態度，在不影響投資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自行承擔起來。應注意企業需要定期提取一筆資金作為專向基金，以供將來發生意外災害或事故時抵償損失之用。

風險轉移是指風險的承擔者通過若干個經濟和技術手段將風險轉移給他人承擔。如投資者向保險公司投保或在投資初期要求東道國銀行、合作企業、政府為其擔保，一旦發生損失后，可以從保險公司或擔保者那里獲得一定的補償。

篇7

根據要素稟賦理論，資本豐富的國家應該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而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但是，現實情況中的美國的貿易狀況與理論直接相反。作為資本密集型國家，它也會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同時出口勞動密集產品。作為勞動密集型國家的中國，也會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這就說明，傳統貿易理論中的要素稟賦理論在解釋實際問題上會出現偏差，文章以此為例，從產業經濟學的市場結構、公司成本收益以及國內市場績效等角度分析這種現象存在的原因以及對國際進出口貿易及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式的選擇。 

一、從市場結構角度分析 

產業經濟中所提到的市場結構范圍十分廣泛，主要包括企業的規模及分布、壁壘和進入條件、產品差異以及企業成本結構和政府管制的程度。市場結構一般用市場集中度、進入和退出的壁壘以及產品差異化程度來衡量。 

由于規模經濟鼓勵一個國家生產一種具有優勢的產品，不同國家的企業生產專業化產品之后進行進出口貿易。通過這種方式，將全世界有效資源進行整合，從而達到效益最大化。但產品差別化生產是一種對產品進行多角度開發的方式。通過這種方式，一種產品擁有更多種生產的可能。因此，由規模經濟和產品差別化的結合分析得出，國際貿易更加容易被選擇，而對外直接投資被選擇的可能性較小。 

同時，有一種特殊的情況，一個受到政策保護國內的公司，在國際上將要面臨更大的市場競爭。因此，企業為了在國際市場提高其商品的競爭力，會在國外市場確定比國內市場更加低廉的價格。這種情況在貿易規則中是不允許出現的，這是典型的傾銷策略，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就成為這類公司的首選。此外，若這類外國工廠供給低成本并且有差異產品，這種產品的產生容易造成“價格歧視”，這也是貿易規則所不允許的，那么它們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能會變得更大。 

二、從公司成本收益角度分析 

成立一家公司需要投入研發成本、管理成本、宣傳成本以及人力資源成本。一家進行對外貿易的公司，除了以上成本之外還得承擔進出口所需要的關稅和運費。若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公司就可以節省進出口所需要的關稅和運費，但這也同時會增加海外工廠運營的固定成本，如國外的信息成本及政策性費用。因此，對外貿易或者直接投資的選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微觀層面的公司直接相關。因此，利潤的高低成為決定選擇重要參考因素。 

同時，公司所經營的商品類型也會直接影響對外貿易和直接投資的選擇。一般情況下，單位售價較低的大宗產品，如原油、鐵礦石、煤礦等，無論是選擇何種運輸方式，運輸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同時，單位產品售價雖然高，如化妝品、酒水等產品，但含較高關稅成本；以上兩種均不適宜出口而適宜進行國外直接投資，因此，生產此類商品的公司一般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 

此外，如果一個海外工廠的運營固定成本比較小，對外直接投資基于可以提高利潤。例如，中國為吸引外資所給予的外商優惠政策，減少外國投資者的海外工廠運營成本。當公司的管理費用、研發費用等日常費用相對于價格來說較高時，這些無形資產的支出鼓勵企業拓展海外直接投資進行全球化運營，例如手機、汽車、電腦等產品。 

三、從國內市場績效角度分析 

研究表明，受教育時間越長的勞動力，它的人力資本能力越強。美國擁有大量的熟練技術工人，因此它出口那些要求具有熟練勞動力的產品的機率越大。這就使得美國的高科技產品占有比較優勢，它的勞動生產率較高。然而，當別國超越了此種優勢之后，美國又以提高生產率的方式取得相對于其他國家更大的比較優勢，這就出現了一直被追趕卻難以被超越的現象。 

由此可見，人力資本高質量不僅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又能提高產品的不可替代性。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受破壞程度最低的國家就是那些擁有大量科研人員和大批熟練技術工人的國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資本穩定性較強。而這些人力資本能力十分強盛國家，更傾向于進行進出口貿易。 

篇8

關鍵詞：匯率水平 匯率波動 對外直接投資

一、前言

面對世界經濟艱難復蘇，全球范圍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持續下降的形勢，我國政府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鼓勵我國境內企業“走出去”，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步伐明顯加快。據《201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對全球155個國家/地區的6532家境外企業進行直接投資，累計實現對外直接投資1412.19億美元（含金融類企業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4.7%，主要涉及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合作和高端制造業等領域。從2005年7月21日開始，人民幣匯率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的浮動匯率制度，受美元持續走強、歐洲央行寬松政策的影響，2015年人民幣匯率波動性明顯加大，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直接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進行，本文將從理論研究和數據分析兩個角度，探究匯率變動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關系。

二、匯率變動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傳導機制

目前國內外學者分別從匯率水平、匯率波動性和匯率預期研究匯率變動對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影響。

（一）匯率水平的影響

母國貨幣匯率水平變動會從財富效應、生產成本效應和資本化率效應來影響母國對海外的直接投資活動。財富效應是指母國的貨幣升值后，以外國貨幣衡量的財產相對于母國企業更為便宜，為了獲得財富均衡最大化需要增加海外資產的持有量，鼓勵企業通過兼并收購等形式對外直接投資獲得被投資國的優質資產；生產成本效應是指母國的貨幣升值后，被投資國生產所需的資本成本相對降低，刺激投資者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得更高的資本回報率；資本化率效應是指母國的貨幣堅挺并且貸款利率較低，母國企業相對較高的通貨溢價將獲得高資本化率，在對資產并購中更具有優勢，增加直接對外投資的概率。

但有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卻得到了相反的結論，認為母國貨幣貶值導致匯率降低時，導致資本外流并促進對外直接投資。

（二）匯率波動性的影響

母國貨幣的波動水平等價于投資者面對的匯率風險，隨著匯率波動性的增大，風險厭惡型投資者會減少在被投資國的生產投入，并會放棄收益率較低的項目以降低風險水平。另一方面，劇烈的匯率波動對國際貿易產生的影響要大于對直接對外投資的影響，為規避匯率風險母國投資者考慮增加對外直接投資以替代國際貿易，即匯率波動性與外直接投資可能存在正相關性，波動率越大，越有利于對外直接投資。

（三）匯率預期的影響

匯率預期服從隨機漫步理論，未來的即期匯率對當前的即期匯率缺乏彈性，匯率預期對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具有顯著性，與對外直接投資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對于未來變動方向和幅度基本確定的匯率預期，投資者在綜合考慮風險與報酬的前提下，決定是否轉回利潤或增加投資。

三、匯率變動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分析

為驗證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影響，本文分析2003―2015年度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數據，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變動趨勢如圖1所示，發現自2005年央行進行第二次人民幣匯率改革后，人民幣持續升值27.58%，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從122.60億美元增加到1412.19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27.68%。人民幣升值使得國內投資者參與競爭購買海外資產時更有競爭力，并且被投資國的生產成本特別是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資本收益率提高，即我國企業在國外的生產成本會下降，產生財富效應和相對生產成本效應，促使我國投資者對外直接投資。

人民幣匯率波動性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變化對比情況如圖2所示，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后，短期時間內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變化幅度與匯率波動幅度成正相關性。其中，2011年美國經濟恢復疲軟，2015年歐洲央行擴大寬松政策，與此同時我國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人民幣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兌換，導致相關年度美元兌人民幣大幅雙向波動。人民幣匯率波動性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是顯著的，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需要關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水平值的同時，也應進一步關注其波動性，避免使得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產生大幅度波動，影響凈出口貿易和企業經營發展。

在當前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斷降低、未來市場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在研究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時，也應該考慮匯率預期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生的分化效應。考慮到美元近期升值的壓力，對于發行以美元計價債券的企業，為降低資金成本和未來匯兌損失，直接截留對外投資收益并償還未到期債務，并減少海外資產的持有量。目前國內資本市場出現“資產荒”，對于擁有大量富余資金的企業，如保險機構正利用“走出去”政策的便利性，積極購買境外優質資產，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范圍和規模。

四、結論與建議

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為成本導向性，匯率變動對企業的境外投資決策有重要影響。人民幣匯率水平和匯率波動率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匯率預期對不同類型的企業產生不同作用。在保持國內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同時，短期內需要穩定人民幣匯率，降低匯率波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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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其實是一個實證問題。隨著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國內學者也開始了對我國OFDI外貿效應的研究。其主要成果大體如下.張鳳玲、偉（2004）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的現狀基礎上，運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在服務貿易性投資和非貿易性投資2大行業范圍內所產生的貿易效應，得出結論:某一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無論是發展規模還是所占比例與其出口水平都是呈正相關關系的，也就是說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貿易相互促進、相互影響。項本武（2006、2007）運用引力模型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OFDI促進了中國對東道國的出口，但對從東道國的進口卻具有替代效應；中國OFDI的貿易效應存在著空間上的差異，表明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密切度影響中國OFDI的貿易效應的空間變化。劉新英（2007，2007）指出，隨著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中國OFDI與貿易，尤其是與出口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已表現出相互促進和相互補充的交叉發展特征。劉新英重點從我國目前以對外產業內垂直型投資為主的投資特點所帶來的出口引致效應分析了我國對外投資與出口的關系，指出隨著我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從未來發展趨勢來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我國出口的聯系將會得到進一步加強，并且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兩種重要表現而具有越來越強的不可分割性。楊晉麗、譚建新（2008）采用全國1990-2005年數據，運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分國別與地區對中國OFDI的母國出口效應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中國OFDI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相關性,對出口貿易具有促進作用，但對于不同國別和地區影響程度不同；中國OFDI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程度在長期和短期具有差異，短期內的影響程度較小，長期內影響較大。趙明（2010）通過對不同投資地區的貿易效應檢驗得知:中國OFDI可促進出口貿易量增加，帶動國內相關產品的出口，貿易促進效應占主要地位。

楊震寧、賈懷勤（2010）利用中國對外投資綜合增長率和出口總額增量的時間序列數據，考察我國“走出去”戰略實施對我國貿易擴張的積極作用。研究中對數據分別進行了單位根檢驗，并討論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和Granger因果關系，發現:在長期，中國OFDI對出口存在創造效應，并且對外直接投資是出口貿易增長的Granger原因。陳立敏、楊振、侯再平（2010）采用2003年以來中國對26個主要國家的進出口和直接投資數據進行面板模型分析，研究的實證結果表明：①就現階段來說，中國OFDI對中國的進口和出口產生的都是正的促進效應，盡管進口帶動作用微弱而出口帶動作用顯著，但對總結果和對凈出口產生的也是促進效果；而且OFDI存量的貿易創造效應大于OFDI流量的貿易創造效應。直觀地看，中國在海外某國的OFDI存量每增加1%，將帶動中國對該國的出口額增加0.3852%，這說明隨著近幾年“走出去”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企業的OFDI對出口貿易已產生了明顯的促進作用。②邊際產業戰略在現階段的中國正在被有效實施，也就是說，目前中國企業雖然在跨國壟斷優勢上有所欠缺，但在既有的戰略資產尋求和資源能源尋求型OFDI之外，完全可以大力推行已證明成功的比較劣勢轉移型海外投資。在一些生產能力過剩的成熟產業領域中，我國企業擁有的勞動密集型技術，可能比發達國家企業更加適合那些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通過OFDI將這些產業轉移到海外，不僅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已掌握的生產技術價值，而且可以打破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單純依靠出口作為主要的國際市場進入方式的被動局面，并對既有的出口貿易產生強勁的帶動作用。李曉峰（2011）基于29個省、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研究了中國OFDI與出口貿易關系。發現：①出口貿易對OFDI有顯著的正效應，而且影響作用較大；②出口對OFDI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其中東部地區出口對中國FDI的影響作用最大，中部、西部大小較為接近；③中國OFDI存量和流量都是出口促進的，OFDI存量以及存量滯后一期的影響作用更大；④OFDI存量對出口的影響效應存在地區差異，其中東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⑤出口貿易對OFDI的影響效應要大于后者對前者的影響作用。呂計躍（2012）主要分析2003-2011年中國25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首次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和變截距模型相結合的方法對中國OFDI與對外出口貿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中國OFDI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中國OFDI對出口貿易存在明顯的促進作用，中國各地區OFDI對對外貿易的影響不同。柴慶春、胡添雨（2012）基于對東盟和歐盟投資的差異性，考察了中國OFDI的貿易效應，指出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將對進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但目前促進作用尚不顯著，原因在于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過小，隨著對外投資規模的擴大，投資的貿易效應將會提高；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存在區域差異，對發展中地區的投資產生的貿易促進作用較大。張春萍（2012）指出，近年來中國OFDI迅猛發展，對進出口貿易的規模和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整體來說，中國OFDI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增長，但在不同動因驅使下，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導致的貿易效應也不盡相同。

張紀鳳、黃萍（2013）結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現實情況，通過構建一個影響出口的引力模型，并利用我國2004-2010年35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混合回歸模型分析。結果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存在明顯的促進作用，且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這種促進效應都存在。因此，對于目前我國而言，無論是對發達國家的逆向上行投資，還是對發展中國家的順向下行投資，都是具有貿易創造效應的海外投資。強永昌、符磊（2013）將外向直接投資與逆向技術溢出納入企業的異質性研究框架進行分析，考慮逆向技術溢出對生產效率的促進、企業的動態均衡、跨期利潤最大化等問題，并從比較靜態和動態2個角度進行了分析。動態分析結果表明，國際化經營會給企業帶來效率與成本變化的綜合效應，而謀取該效應的最大化也就成了企業動態化經營決策標準。基于這一動態決策原則，他們發現，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發展中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明顯地受到這一動態效率的影響；即使最初的生產效率較低，也會根據跨期最大化利潤原則，因可能獲得足夠的效率和利潤激勵而選擇國際化經營，從而解釋了“為什么低效率的企業會選擇‘走出去’”的問題。綜合起來的結論是：我國OFDI具有貿易促進效應或順貿易特征；我國OFDI具有按比較劣勢順序或邊際產業轉移的明顯特征。然而有意思的是，江蘇民營經濟OFDI的特征卻與此不一致。

2貿易促進不足問題的發現：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2.1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是江蘇對外投資的主體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全球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據商務部統計，早在2011年，非國有企業在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所占比重已達44%。尤其是在江蘇、浙江等民營企業聚集地區，這一占比已過超過50%。如2012年1-9月，江蘇共核準民營企業對外投資項目293個，中方協議投資額達26.6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6.9%和46.1%，分別占全省同期總量的67.3%和65.2%。據商務部最新統計，2013年民營企業在當年中國OFDI中占比首次超過一半；在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總額中，中國民營資本占比更是高達76%，項目總數占比接近90%。可見，有著獨特競爭優勢的民營企業已經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力量，這與理論界關于中國“走出去”戰略的主體應是民營企業的共識高度一致。而民營企業也通過境外投資參與國際競爭，增強了自身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調整產業結構發揮了積極作用。江蘇的情況與全國一樣，近年來，江蘇對外直接投資雖以大型工業集團和外貿集團為核心，主體逐漸多元化，但以眾多中小生產企業、專業外貿公司為主體的格局未變，以民營經濟為主未變。下一步是需要厘清民營經濟在江蘇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見表1）。因此，民營經濟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江蘇全面深化開放、加快轉型升級，堅定不移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深入推進“三個國際化”，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2.2江蘇民營經濟“走出去”對外投資與自身貿易地位不相稱江蘇出口貿易總額自2003年以來一直穩居全國第2位，但從國內各地區的比較來看，江蘇企業的對外投資仍滯后于沿海主要省市。如2011年末，在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中江蘇累計存量為57.02億美元，位居廣東、山東、浙江、上海、北京之后，僅位居全國第6。近年來雖有所提速，但增速仍位居全國第3。下一步是需要厘清2013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按省市區排序表（見表2）及2011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按省市區排序表（見表3）。從表2、表3的對比中看出，前6名中，除江蘇外，其他省市位次有所變換，但江蘇一直穩居老3。

2.3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特征明顯，存在投資發展周期階段悖論英國經濟學家鄧寧于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了“凈國際直接投資地位”的概念，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對外直接投資額減去外商直接投資額）與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有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并據此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該理論根據人均GDP把國家劃分為4組，相應的把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4個階段。處于第4階段的國家（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強，對外直接投資凈額表現為正值，并呈逐步擴大的趨勢。按照這一理論，若把江蘇作為一個單獨的經濟體，早在2007年人均GDP按當年匯率折合已達4430美元，應該已經進入第四階段。然而實際情況是：2008年，江蘇人均GDP為5700美元，而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約為-501億美元，2012年進一步擴大為-521億美元，僅對應鄧寧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的第二階段。據商務部最新統計數據，2013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01.7億美元，中國企業OFDI近10年來的復合增長率高達41.3%，預計在2015年前后將首次超過引進外資規模。即是說，就全國的情況來看，在人均GDP達到5414美元的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地位仍未達到第四階段。

2.4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和行業分布與現有理論關系復雜，存在邊際產業轉移悖論

2.4.1區位分布與相關理論一致英國經濟學家拉奧（Lall，1983）的技術地方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具有小規模制造產品的優勢，創新活動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特別是國內市場較大，消費者購買能力有很大差別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仍有一定的競爭能力。目前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正在朝大型、特大型的方向發展，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投資環境差，市場范圍小，限制了國際上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而江蘇的民營企業總體上尚處于小規模階段，大多產權明確，規模相對較小，善于在海外市場中尋找縫隙生存，恰恰可避免與大型跨國公司的同一層次競爭。江蘇民營企業可以利用東道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資源輸出本國的設備，建立小規模勞動密集型的公司，使生產成本相對低廉。同時不必像大型跨國公司那樣付出昂貴的廣告費和龐大的管理費用，以減少支出、降低成本，再加上江蘇民營企業派出人員的費用和出口設備、零部件相對便宜，使企業的產品能以低價進入國際市場，獲得豐厚的利潤。所以，這種小規模制造產品是江蘇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競爭優勢。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Wells，1983）的小規模技術優勢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擁有為小市場提供服務的規模生產技術的優勢。盡管江蘇民營企業不能向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那樣，利用壟斷技術，獲取高額利潤，但是卻能在需求多元化、多層次化的市場結構中，擁有大公司無法替代的技術優勢。即使是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和生產規模不夠大的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江蘇民營企業生產的很多產品既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又是高技術密集型產品。這種復合型新產品，工業發達國家勞動力太貴，不愿意做；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低，又做不了，這是江蘇民營企業的特殊優勢。特別在許多民用技術方面，經過多年積累，江蘇民營企業已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優勢。截至2013年，江蘇對外直接投資分布在約140多個國家或地區。20世紀90年代，江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投資區域多元化日趨加強，但集中的特征仍很明顯。根據計算，2000年江蘇對亞洲地區的協議投資額僅占當年總投資額的31.13%，加上拉丁美洲及非洲，三者共占江蘇對外直接投資協議額的61.76%，雖然2010年下降到59.01%，但2008年以來江蘇對亞非拉的投資約占江蘇對外直接投資的3/4，而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占比不到1/4。這與上述兩種理論相一致。但根據《江蘇統計年鑒》計算，2011年以后，隨著江蘇綜合實力的提升，正逐漸以發達國家作為對外直接投資區位。

篇10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 人民幣匯率 對外直接投資

中圖分類號：F8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7-0061-02

一、人民幣匯率走勢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1.人民幣匯率走勢。自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走勢基本呈現出“大漲小跌“緩慢盤升的特點。2005年人民幣匯率保持小幅升值；2006―2007年人民幣升值速度加快，匯率波動幅度增大；2008年以來更是一路“破關”，4月10日邁入“六時代”；2009―2010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6.8368～6.8201區間內小幅度的波動；直至2011年4月15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對人民幣6.5301元，創匯改以來最高，這一價格與匯改前的8.2765相比，累計升值達到了21.1%。此外，中國目前居高不下的外匯儲備水平與緊縮的貨幣政策手段，會使得人民幣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保持升值的態勢。

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中國的對外開放水平迅速提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呈加速增長。據統計，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到565.3億美元，從存量上看，截至2008年底，中國隨外直接投資企業超過了1萬家，對外直接投資額累積達1 179.1億美元。2002―2008年年均增長率達到143%。

盡管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加速增長，但仍存在著不少問題：（1）從投資規模來看（如表1所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和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都在不斷增長，2002年和2003年連續兩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吸收FDI第一大國；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規模相對偏小，2007年之前每年對外投資與引進外資的比例一直小于0.3，這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93），與中國整體經濟實力以及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嚴重不相符。（2）從投資地區來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地區分布不均衡，主要幾種在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這種過分集中的地區分布，不但不利于分散風險，而且會造成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自相競爭的“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結果。（3）從投資行業來看，中國的對外投資結構過于低級化，第一、第二產業在中國FDI中所占比例已經超過80%。這種低級化的投資結構會對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產生不利的影響。（4）從投資方式來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比較單一，超過七成的對外投資企業屬于投資新建企業，且經營形式以合資和跨國并購為主。

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

1.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影響。傳統理論認為，本國貨幣升值有利于本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一個國家的貨幣升值意味著外國貨幣對本國貨幣貶值了，即以本幣衡量的外國資產價格、市場上的原材料價格以及名義工資降低了，本國對外直接投資所需要的投資成本減少；另一方面，匯率的小幅穩步提升必定會提高本國經濟和貨幣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為本國對外投資企業提供更好的對外投資條件。

為了研究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我們利用1999―2009年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的年度數據，建立了一元線性回歸基本模型：LnFDI=β0+β1LnE+μ。其中，FDI為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凈額；E為直接標價法表示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并利用Eviews6.0軟件對上述兩個變量的平穩性和協整關系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兩個變量都是二階單整，且變量LNFDI和LNE有協整關系，其協整回歸方程如下：

LNFDI=118.9764-17.19524LNE

（4.9871）（-4.8101）

長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人民幣的匯率之間存在著負相關的關系，即人民幣每升值1個百分點，會帶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加17.19524個百分點。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兩個P值分別是0.2972和0.0246，說明變量LNE是LNFDI的格蘭杰原因，但LNFDI不是LNE的格蘭杰原因，即人民幣匯率變化是引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變化的格蘭杰原因。

表2

2.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影響。人民幣升值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主體帶來的最顯著的影響是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數量明顯增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主要力量是國有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由于人民幣升值帶來了新機遇，許多創新型企業踏入這個新領域，例如股份有限公司、私營企業、股份合作企業、集體企業、聯營企業等，中國的投資主體趨于多元化和合理化。

3.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影響。在人民幣匯率波動和眾多其他因素的影響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投資方式和對外合作方式趨于多樣化和創新化。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統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模式主要有投資辦廠、興建生產基地、跨國并購、參股控股等投資方式。

4.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的影響。要實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就必須調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而人民幣升值恰好給中國出口型投資企業提供了這個契機。行業中的優勢企業由于人民幣的升值更占優勢。

三、人民幣升值背景下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

1.投資主體策略。一方面要積極培養中小投資主體：中小型民營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具有更強的產權、營銷、成本等方面的競爭優勢：在產權方面，國有企業由于委托等因素往往會造成化公為私、私吞投資款項等現象的發生，而中小型民營企業由于投資者就是經營者并且企業內部管理層較少，化公為私等現象發生的幾率較低，另外投資者會首先考慮自身利益謹慎投資；在營銷方面，對于長期在國內處于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來說，中小型民營企業對于東道國的市場更為敏感，能更快的適應和挖掘東道國的市場；在成本方面，相比大型的國有企業，中小型民營企業無疑是無論在人力、技術還是生產方面的成本都占有很大的比較優勢。中小型民營企業為了盈利會從利益最大化角度配置人員，充分發揮和利用現有人才，達到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要加強企業的管理水平：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缺乏高技能、高創新能力、高素質的管理、科技、法律等方面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發展。另外，對外投資企業內部管理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現在投資分析制度、財務預算制度、財務分析制度等。對外投資企業應盡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有效的激勵機制，進一步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優化企業內部經營環境，進而提高企業經濟效率。

2.投資區位選擇策略。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企業的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更要靈活多變。首先，可以針對性的加大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因為發達國家具有技術以及管理上的優勢，且市場潛力較大，擁有較強的消費能力，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的收益率相比較高。并且發達國家擁有一些難以通過外部市場交易獲得的高端技術，中國可通過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究機構學習這些高端技術。其次，可以選擇性的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相比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進入障礙較少，資源性較強，并且其投資空間及投資潛力較大，發展潛力巨大。并且對于中國經濟近年來的迅速發展，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型投資可以極大緩解中國的資源緊缺狀況。

3.投資方式結構策略。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適當轉變經營方式，靈活應對升值壓力。人民幣升值最直接影響到的是價格，所以一些企業如果能夠采取措施控制其商品的價格，這會大大減少人民幣升值對企業的影響。一些純粹的出口企業，可以轉變經營方式，轉型為供應商，直接在國外創立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營銷網絡以及自己的服務體系，更為直接的接觸其商品的購買者，也可對購買者進行調研，掌握其偏好的變化，進而建立消費者對產品的信任感，逐步使自己的產品同其他同類產品差別化，從而可以部分的控制其產品價格，減少匯率波動產生的影響，也可以賺取超額利潤。

4.政府宏觀扶持策略。政府的扶持會使一些融資困難、信息缺乏以及投資風險過大的中小型投資企業得到極大的發展，在人民幣升值趨勢下，政府的扶持無疑是加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強有力的催化劑；而且在這種背景下鼓勵中國企業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解決流動性過剩，平衡國內外經濟，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1）簡化省批程序。政府可以適當放寬審批政策，簡化審批程序，使各種類型的企業處于同一起跑線上競爭。（2）給予投資者鼓勵優惠政策，加快生產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對于某些利用國內生產設備和生產資源出口到國外進行投資建廠的，政府可以適當縮減出口稅收；對于某些投資潛力大發展前景好的投資企業給予適當的優惠貸款；對于一些在國外投資并開發出國內缺乏的技術產品或資源材料的企業，在中國進口時也可給予減少稅收以及外匯補償的優惠。（3）加大對中國對外投資的法律支持力度，完善相關的法律體系。（4）積極參加同各種地區性的經濟合作，通過簽訂互利互惠的雙邊或多邊協議，推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參與區域性的經濟合作組織的投資項目，改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