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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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
進入21世紀后,國際直接投資實現了快速發展,存量與流量實現了持續增加,不斷發展成國際交易中的重要力量,技術、貿易都歸入到國際直接投資結構的框架內,推動了世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同時,伴隨國際分工的進一步深化,經濟合作、科技發展水平的提升,國際直接投資出現了新情況,尤其在投資流向、結構和規模等方面表現明顯,將對企業國際競爭力、收支平衡、經濟增長等產生重大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的現實效益
國際直接投資帶來的資本對輸入、輸出國都將有益。國際直接投資能讓輸出國家的投資直接進入經濟發展一體化的國際性的生產與營銷網,實現在全球資源的科學配置,提升企業競爭力與輸出國家的經濟效益,為輸入國提供資金、技術等支持。對我國來講,它能有效解決資金儲備不足的問題,借助國際直接投資去掌握技術,提升生產力發展水平,推動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①。再者,國際直接投資也能幫助發達國家,進一步完善輸入與輸出循環體系,獲得經濟動態平衡,進一步完善工業布局與經濟結構。
但是,還要看到外資也能沖擊民族工業,破壞資源的不科學分配。而從長遠來看,世界經濟是有機體,不管是哪一個國家都不能脫離該經濟體獨立運作。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經濟交流,構建科學合理的輸出運作機制,更有利于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正面效益,更好適應未來世界經濟發展趨勢。
當前國際直接投資特點
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的全球化、投資與貿易自由化,在信息技術的著力推動下,促進了世界統一大市場的形成,跨國公司逐漸發展成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主導力量,國際資本流動呈現大規模趨勢,金融業務、金融機構實現跨界運作,國際金融市場實現了快速發展,信息技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勞動力資源等相關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流動,世貿組織、世界銀行等開展了世界范圍內的投資、技術轉讓、服務以及貿易等活動,實現了經濟活動全球化運作。在該趨勢下,當前國際直接投資出現了一些新特點,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直接投資發展迅速與投資主體多元化。國際直接投資中的主流形式與活躍因素是外國直接投資(FDI),增長速度比借貸資本輸出要高,并且國內投資、世界各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國際貿易等的增長呈上升趨勢,成為助推經濟發展的主體②。同時,國際直接投資主體逐漸多元化,特別是在發達國家設立的跨國公司,在國際直接投資中處于主導地位,比如,德國等發達國家在國際投資市場上占有優勢,并且收支順差不斷擴大,成為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策源地,并且石油輸出國組織以及亞洲新興國家開始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嶄露頭角,開始涉及國際直接投資。從當前的發展趨勢來看,發達國家采取的對外直接投資重點是獨資,積極開展并購,這樣其始終處在壟斷地位,比如,我國新設投資項目獲得外商直接投資比例逐漸提高,尤其是從2002年開始上升趨勢尤為顯著,達到了接近80%,原來的合資企業獨資化趨勢更加顯著。
二是資本流向與投向出現了新變化。美國等發達國家從20世紀開始,對歐盟等國家展開大規模投資,新興國家投資也開始出現在發達國家,對外投資展現回流趨勢,再加上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影響,市場資金常出現短缺現象。比如,2009年新興國家市場企業并購發達國家企業金額為354億美元,而同期發達國家并購新興市場企業活動在下降,下滑趨勢明顯。
三是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實行的對外投資政策上出現一定程度松動。比如,法國大力鼓勵外資企業實施投資,尤其是支持外國投資創新項目的大力實施,全面提升了法國對國外投資直接吸引力,根據相關數據顯示,2009年在新增外資項目中,研發類投資項目增幅較大,高達8%。再如,英國在2010年開始采取相關政策積極吸引外資,借助外資來緩解債務壓力,加快經濟復蘇并實現可持續增長③。
國際投資大環境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困境
平均投資規模小,效益不明顯。一般來講,我國在對外直接投資上,國企占主導地位,但是只從數量上看,則民營企業是主力軍。作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中小型民營企業,這些企業都是因為伴隨市場發展才逐漸接觸到國際市場,對靈活使用資本市場、謀求資金方面經驗稍顯不足,實力也不強,需要借助已有資金、銀行貸款來開展業務,在周轉資金規模確定的情況下,導致中小企業實施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大,并且投資效益也不明顯。根據我國相關統計資料顯示,實行對外直接投資均投資額度不足140萬美元,因為受限于投資規模,自然在資本規模上不處于優勢,投資風險增加,也就很難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獲得支持,不利于企業發展④。再者,根據相關統計資料顯示,2009年發展中國家投資績效指數是0.72,發達國家則高達1.11,但是我國只達到0.69,這充分說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績效不高,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缺少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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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的《人民幣國際化?蟾?2016》數據,2015年第四季度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為3.60,較上一季度3.87略有下降。近年來,RII雖整體上維持了上升趨勢,但短期增速放緩并有所回落,這主要由于我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風險加大,人民幣貶值預期上升及全球經濟低迷、外部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等原因所致。其中,作為人民國際化重要驅動力的貿易因素,作用也開始衰減。2015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3.95萬億美元,不但低于2014年的4.3萬億美元,更低于2013年的4.16萬億美元,反映了我國貿易增長趨緩,上升動能不足。另一方面,根據《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1 456.7億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1 231.2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8.3%,排名位居世界第二,而且2015年對外直接投資額大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額(1 356億美元),首次實現該資本項下凈輸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發展無疑給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提供了新的動能。
二、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以及“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我國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績,我國日益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投資小國發展為今天的投資大國。
特別是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以及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推進,中國企業日益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保持迅猛發展。根據《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在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方面,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1 456.7億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1 231.2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8.3%,排名位居世界第二。
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方面,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10 978.6億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8 826.4億美元,同比增長了24.4%,排名位居世界第八。
從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所占份額的角度來看,2015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1.47萬億美元,年末存量25.04萬億美元。以此為基數計算,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占全球當年流量及存量的9.9%和4.4%。
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由2006年906.3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10 978.6億美元,十年間增長逾10倍,平均每年增速達31.94%。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經濟復蘇放緩,新興經濟體增速降低,世界經濟整體疲弱,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卻勢不可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長。
近年來我國對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增速顯著超過吸引外資的水平。2015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1 356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 456.7億美元,較同年吸引外資高出100.7億美元,首次實現直接投資項下資本凈輸出,我國在國際投資格局中的地位已經從單向引資大國演變為雙向投資大國。伴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穩步提升以及“一帶一路”戰略的不斷推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會繼續增長,資本凈輸出將成為新常態。
三、 對外直接投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機理
1. 促進中國經濟實力進一步上升。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持續發展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國際化進程并提高了自身國際影響力,為人民幣走出國門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基礎,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最為重要和根本的歷史機遇。對外直接投資通過促進經濟發展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動力。
現代貨幣是信用貨幣。信用貨幣在一國國內以及國際范圍內的流通、使用完全取決于人們對該貨幣的信心,也就是對該種貨幣償付能力的信心。而貨幣發行國的經濟實力就成為信用貨幣持有者最強大的信心保證。迄今為止,人民幣還沒有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實現自由流通,但2015 年中國實際GDP在全球經濟中所占比重已經達到14.84%,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實力構成了人民幣國際化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體現在生產要素配置效應、產業結構優化效應以及資本積累效應等方面。就中國而言,生產要素配置效應表現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內自然資源的不足,優化了資源配置,促進了經濟的增長。通過開發利用海外資源,減少資源供應及國際市場價格變動影響,以建立穩定的資源供應渠道,從而保障經濟發展。
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則體現在,一方面,我國企業通過“走出去”可以轉移具有比較優勢的產能,優勢產能的對外轉移有利于國內“三去一降”工作的開展,為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讓出資源和空間。另一方面,企業通過在國外開展并購投資,獲取國外先進技術,并通過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將國外高新技術轉移到國內,促進我國技術進步。在以上兩方面的綜合作用下,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產生影響,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
資本積累效應主要體現在對外投資拓寬了利用國內外資本的渠道,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發行股票、債券及舉借國際銀行貸款等方式從東道國籌措資金,進而實現資本積累。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機器設備等實物資產或專利、商標等無形資產以及人民幣出資,突破企業發展的資本瓶頸,從而擴大經營規模、優化資本結構,實現快速發展,增強我國經濟實力。
2. 直接投資帶動貿易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格局下,貿易規模是衡量一個經濟體對外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同時也反映出該國在國際經濟貿易體系中的地位。對外開放程度越小的經濟體,越傾向于自給自足,該國貨幣完成國際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越低。相反,對外貿易規模越大,說明一國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程度越高,用該國貨幣進行結算,則能更大程度地節約交易成本,繁榮國際貿易。本質上,貨幣國際化就是本幣的對外供給,是與國際貿易相對應的貨幣轉移過程。因此,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必然會促進本國貨幣的國際化。
對外直接投資是拉動雙邊國際貿易的重要力量,對外投資的增加會直接擴大貿易規模。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物質載體,跨國公司已經成為推動國際貿易的引擎。據《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等資料統計,目前世界上約有550多家跨國公司,海外分支機構達15 000余家,其子公司的出口額從2010年的6.32萬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7.8萬億美元,出口額占全球貨物貿易出口額比例從2010年的41.3%增長至2015年的47.33%。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國際貿易的快速增?L。
此外,對外直接投資母國在貿易計價及結算貨幣的選擇中更具有優勢,更傾向于選擇投資母國本幣。這一點也可以從貿易強國英國、美國及日本的歷史中發現,貿易強國的貨幣一般也是國際貨幣。從2013年開始,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全球貿易第一大國,正逐步由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顯然,我國貿易地位的上升將推動人民幣在計價及結算中得到更多的使用,提升其份額。對外直接投資將通過繼續鞏固我國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地位,為人民幣國際化打下堅實基礎。
3. 為金融機構的國際化及人民幣離岸市場拓展提供契機。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不僅僅依賴于雄厚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的貿易地位,更離不開國內外市場上廣大金融機構的參與。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及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兩翼,共同支持著人民幣的海外使用。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創造金融服務需求促進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
對外直接投資導致各個跨國企業在世界范圍內組織生產、研發及銷售,其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必然隨之遍布全球。伴隨實體企業的出海,各類金融機構為滿足其客戶需求,也不得不把業務及分支機構進行跨國布局。顯然,實體企業的對外投資與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相伴而行,兩者具有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合作共贏關系。一方面,對外投資及其拉動的國際貿易必然帶來跨境人民幣計價結算及信貸融資等需求,為推動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從事海外人民幣業務提供市場和動力;另一方面,中資金融機構對外投資的擴大、海外網點的完善、產品及服務能力的增強既可以為我國實體企業擴展國際市場提供關鍵的支撐和保障,也為人民幣在對外投資及貿易結算中的使用創造條件??梢?,兩者協調發展,互相借力,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加速器和催化劑。
同時,在當前我國資本賬戶尚未開放的前提下,發展和建設離岸市場是推進人民幣海外使用的一個有益補充。離岸市場可以為對外投資企業提供境外融資及結算服務等便利,有效彌補我國金融機構國際化程度不高帶來的短板。境外人民幣使用度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幣金融產品匱乏,人民幣投融資渠道不足,嚴重限制了人民幣的持有和使用。對外直接投資不但可以豐富境外人民幣的投資渠道,帶動相關人民幣業務的開展,也可以通過資本輸出為離岸市場提供人民幣資金。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多種方式帶動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四、 對外直接投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及建議
1. 增加對外直接投資中人民幣的使用比例。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經濟進入新階段的必然要求,是推動經濟全球化及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路徑。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其自身競爭力增強的體現,可以在投資貨幣選擇中更主動使用人民幣,實現資本輸出。我國政府在出臺支持對外直接投資配套政策時,也可以鼓勵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上升,對外投資規模也不斷擴大,2015年對外投資流量達1 456.7億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1 231.2億美元,同比增長18.3%,排名位居世界第二,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增加使用人民幣的比例具有更加堅實的基礎和底氣。
對外直接投資中使用人民幣具有一系列優勢,比如投資企業可以在母國獲得更加充沛的資金供給,增加資本優勢,有利于擴大經營規模;另一方面人民幣幣值長期保持穩定和堅挺,是理想的投資貨幣,這是許多非國際貨幣的投資東道國本幣難以比擬的;尤其是以中國為市場的直接投資項目如礦產、原油類投資,產品銷售收入是償還本金及投資收益的重要途徑,在此類投資中應積極使用人民幣進行資本輸出,減少匯兌環節和降低匯率風險。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給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新的指引,沿線國家也是通過直接投資帶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區域。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較為不足、建設資金存在缺口,嚴重制約了其國內經濟的發展,而我國眾多行業產能充裕、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強大,急需尋求海外市場,雙方經濟具有較強的互補性,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可以實現互利共贏。對外直接投資是實現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抓手,尤其是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迫切需求的基礎設施項目。中方投資不但提供資金,還提供設備技術,甚至提供管理和勞務,此類項目中使用人民幣結算對雙方都是便利的。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如銀團貸款、發行債券甚至提供政府援助等也理應更多使用人民幣,資本輸出將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突破口。
2. 提高貿易人民幣計價結算份額。貿易計價結算貨幣的選擇由多種因素決定,如出口產品的可替代性、出口企業的定價權、外匯交易成本及幣值穩定性等。長期以來,我國貿易大而不強,出口產品可替代性高、出口企業缺乏貿易定價權及人民幣結算不便利等都是制約人民幣在貿易中使用的重要因素。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大有望緩解這一困境,這是因為中國境外企業的增加,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主導權的上升,這一方面有利于帶動貿易擴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企業的定價權。尤其是當中國的跨國公司用人民幣進行投資時,選擇人民進行相關貿易的結算就具有必然性。
在以中國為市場的對外投資項目中,企業選擇人民幣進行貿易計價結算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這是因為提高對華貿易中人民幣結算規模,可以極大降低雙方企業的匯率風險,減少匯兌成本。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相對主要國際貨幣匯率的劇烈波動,人民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為跨境貿易人民幣計價結算創造了有利條件。提升人民幣貿易計價結算份額也是當前人民幣國際化戰略中最具有可操作性的一條路徑,應通過各種優惠政策鼓勵人民幣的使用。
此外,具備比較優勢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其帶動的貿易中有促進人民幣計價結算的關鍵作用,因為投資企業的技術及產品競爭力強、可替代性低,企業在國際產業鏈中占據有利地位,擁有較強的貿易定價權,可以主動選擇人民幣為計價結算貨幣,維護自身利益。例如,對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進行投資時,因我國具有較強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由此產生的貿易使用人民進行計價和結算是合理的選擇,具有較強的可行性。簡言之,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通過拉動貿易及提高企業自身的話語權、產業鏈的主導權及產品競爭力等途徑來提高人民幣在貿易計價和結算中的占比,間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3. 壯大人民幣國際化的金融主力軍。近年來,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企業跨國并購及投資不斷增加,相應產生了大量的投融資及結算等金融服務需求。金融機構尤其各大商業銀行為滿足客戶需求,也為促進自身發展,紛紛進行業務及分支機構的海外布局。截至2015年末,我國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中,中國銀行擁有海外機構644家,中國工商銀行擁有海外機構404家,中國建設銀行擁有海外機構27家,中國農業銀行擁有17家,中國交通銀行擁有15家,總計1 000多個海外機構覆蓋了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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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83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07)04-0020-03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及現狀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FDI)的發展歷程
1.以FDI流出量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變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始于改革開放之后,1985-2006年各年對外投資輸出流量如圖1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1982-1991年的起步階段。在這一時期,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流量均在10億美元以內。第二階段即1992-2004年的穩步發展階段。在這一時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流量平均規模為27億美元。第三階段即2005年至今的快速發展階段。2005年, 我國a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9.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5.8%;2006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為161.3億美元,同比增長31.6%。從年流出量來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呈上升趨勢,從1985年的6.3億美元到2006年的161億美元,增加了25.6倍。
2.以FDI流出與FDI流入的比率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變化。從圖2可以看出,1992年以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很小,但由于同期FDI流入量也較小,因而此期間FDI流出與FDI流入的比率相對較高。但是,1992-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流出量較大,而同期FDI流入流量更大,因此此期間FDI流出與FDI流入的比率相對較低。綜合來看,以流出流入比率來衡量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1992年以后小于1992年之前;而從絕對值來看,正好相反。
3.以FDI流入量與FDI流出量的對比情況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變化。1990-2006年,外商在華投資平均數為392.5億美元,我國對外投資平均數為37.5億美元,而流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累計為6673.3億美元,是我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638.7億美元的10倍多,特別是近幾年來,FDI流入的規模和速度出現了大幅度上升。1990-2006年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與流出量之比為1∶0.096,可以看出吸收外國投資的規模遠遠高于對外直接投資,這兩者存在嚴重失衡,遠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
從我國近兩年來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情況可以看出,雖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但從總體規模上我國與部分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還存在一定差距。 截至2005年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20 182億美元,是我國的35.3倍;英國為13 781億美元,是我國的24.1倍;日本為3705億美元,是我國的6.5倍。在發展中國家中,2005年末新加坡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1009億美元,是我國的1.8倍。
從投資區域結構看,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布區域更為廣泛,2006年我國對外投資合作業務已經遍及世界約200個國家和地區, 目前經商務部核準備案的境外中資企業已超過1萬家。其中,在亞洲的直接投資額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的30%, 承包工程營業額占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的46%;在非洲的直接投資額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的比例約為3%,承包工程營業額占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的31%;在拉美國家的直接投資額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0%,拉美已經取代亞洲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第一大目的地。可以說, 我國90%以上的對外直接投資投向了亞太地區, 相比之下,歐洲等其他地區所占份額極小。這種過于集中的區域投資結構容易造成一些企業設點交叉重復、自相競爭等不正常局面,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市場的進一步拓展。
另外, 跨國并購已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重要方式。2006年,以收購方式實現的對外直接投資占全部投資額的36.7%。同時, 承攬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響的對外承包工程項目。2006年,中國鐵道建筑總公司中標尼日利亞鐵路現代化建設項目,合同額達83億美元;中信―中鐵建聯合體中標阿爾及利亞高速公路工程,合同額達63.2億美元。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中遇到的主要問題
盡管近幾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實現了持續增長,在緩解國際收支失衡矛盾、緩解出口壓力、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仍存在投資規模偏小、政府政策支持不夠等諸多問題,阻礙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進程。
1.政府政策支持不夠。政府在促進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有責任和義務為跨國企業的發展提供平臺。但是與其他國家尤其是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政府對跨國企業的政策支持明顯不夠。主要存在的問題有:(1)重審批,輕服務,特別是對外投資信息咨詢服務的滯后,極大地制約了企業“走出去”的有效性。我國對企業的境外投資管理基本上是審批制,對其缺乏前期的服務和后期的監管。由于對外投資統計等方面的基礎工作薄弱,使研究有關對外投資的經濟效應缺乏科學依據。另外,由于尚未建立起境外投資的信息庫和信息反饋、情況交流的機制,加大了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由于信息不靈,對外投資望而卻步。對于有些審批項目,手續繁雜,時間過長,以致一些項目貽誤了最佳投資時間而虧損,而一些企業為規避政府審批,或私自在海外投資,或將境外投資收入留為他用。(2)缺乏有效的海外投資保障機制。我國目前已與106個國家簽訂了投資保護協定,與81個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但還有將近50%的國家尚未簽訂避免雙重征稅的協議,而一些已建立起來的多、雙邊和區域合作機制的功能也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與發揮。
2.國有企業尚未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產權制度,難以適應國際化經營發展的需要?,F代企業制度是海外投資項目成功的體制保障,然而在我國,由于歷史及現實的原因,大多數大型企業仍是國有或國家控股,私營大企業的數量非常有限,并且至今仍缺乏促進私營企業成長的有效的體制、政策及資本市場的條件。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將主要依靠現有的國有大型企業,但是我國國有企業尚未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產權制度,建立激勵與約束機制方面的進展不大,主要表現為所有者和經營者在目標取向方面存在扭曲,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不足,使得國有企業在國外市場競爭中缺乏效率和國際競爭力。而一些體制不順、缺乏內在發展動力的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很可能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渠道。
3.企業海外投資戰略不明確,管理體制相對落后。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已形成了一批優勢企業,產品的技術檔次和質量水平較高,規模擴張較快,如海爾集團、首都鋼鐵公司等都是具有對外直接投資實力與能力的企業。但是,與全球著名的大跨國公司相比,我國一些企業的競爭力仍有明顯差距。比如,一些長期處于壟斷條件下的大企業,其成本、價格明顯高于國際市場水平,產品質量與服務質量也不穩定,這類企業雖然具有一定的競爭實力,但從事境外投資的風險較大。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只是為了建立一個辦事機構或接待站。
4.外匯管理體制尚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雖然近幾年我國不斷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現行的外匯管理制度特別是由于我國尚未實現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企業難以開展大規模的境外投資,仍有一些不利于企業對外投資的條款。比如,在資金的使用權方面,不允許跨國企業內部資金自由調配,實施嚴格的利潤和外匯管制, 政府要求跨國企業的利潤在當地會計年度終結后6個月內全部匯回境內,這樣,當企業市場前景看好而需要擴大經營規模時,卻沒有自由支配的資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業的境外投資活動。
5.企業融資困難、資金短缺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我國一部分國有企業由于長期低效率運行,還不具備依靠自有資金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實力,加之我國的金融體系還不是十分健全,相當長的時間內將被巨額的不良資產問題所困擾。銀行對企業的海外投資項目缺乏科學和全面的評估,存在“惜貸”現象,而國內資本市場尚不發達。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資金籌集的過程中,企業本身和金融系統都難以發揮有效的作用,從而導致企業融資困難、資金短缺,進一步阻礙了企業的對外投資。
6.對外投資缺乏統一規劃。目前,我國尚未建立一個統一的管理機構,各部門紛紛參與管理,出現了多頭管理的不規范局面,從而進一步加劇了海外投資發展的難度。此外,由于對外投資的宏觀管理工作還缺乏統一的部署和協調,導致我國對外投資無章可循,對外投資地區結構過于集中,企業間設點交叉重復,自相競爭的不正常局面。與出口企業互相壓價一樣,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往往由于無規則競爭,在一宗并購案中競相抬價,最終提高了投資成本,導致并購最終失敗。為此,政府應盡快建立企業海外投資的協調管理機制,以規避風險,節約成本。
7.跨國經營人才匱乏。一國對外投資的主體是企業,企業對外投資能否成功的關鍵在于企業的競爭力,在于是否擁有一支能參與國際競爭、熟悉境外投資業務的法律、市場分析、公關營銷等方面的企業經營隊伍。據商務部研究院《對外直接投資公司調查問卷》結果,企業海外投資主要障礙是缺乏海外經營的管理經驗和管理人才。我國企業由于受傳統體制的影響,人才的待遇和培訓比不上外企,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由于缺乏高素質的人才,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會增加風險。因此必須要有一支技術、管理、法律、財務和營銷等方面高素質的企業經營隊伍。
8.企業缺乏核心技術。核心技術與核心產品是企業在市場中取勝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國還處在技術引進階段,在關鍵技術上,還難以與國外具有高新尖技術和成熟產品的企業抗衡,企業還沒有形成具有世界競爭力的核心技術與核心產品。從總體上看,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企業的技術優勢不足。對許多引進的先進技術缺乏消化吸收,創新能力不強,特別是一些高端產品的核心技術仍然依靠進口,甚至某些行業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根本沒有競爭優勢可言,因而無力參與國際競爭,甚至連國內的市場份額都難以保全。技術優勢的缺乏,將是制約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長期性因素。
三、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對策思考
1.盡快建立和完善境外投資的法律體系。為有效執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方針,應當盡快建立適應新形勢的促進和保障境外投資的法律法規體系,規范境外投資主體的行為及市場的競爭秩序,增強政策的透明度。一是進一步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立法工作,盡快出臺《對外投資法》、《境外投資公司法》等,為境外投資企業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保護其境外投資的合法權益。二是繼續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認真落實《關于調整部分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等有關政策措施,逐步推進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可兌換,實現由強制結匯制到意愿結匯制的轉變, 簡化對外投資審批手續和環節,取消多頭管理制度,建立統一部門進行協調管理。三是加強對外直接投資貿易、稅收等政策支持。韓國于20世紀70年代專門制定了《擴大海外投資方案》等法律條例,我國在立法中,可借鑒與我國發展歷程相近的國家和地區的較為成熟的法律制度,并結合我國國情,建立適應經濟全球化、符合我國經濟長期發展需要的境外投資法律體系。
2.加大對企業跨國投資的金融支持力度。雖然,我國已經為企業提供了一定的金融支持手段,如中央外貿基金、援外合資合作項目基金、援外優惠貸款等,但還未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金融支持體系,因此,需要盡快將這些措施形成一個完整的金融支持體系。 放松對企業的金融控制和外匯管制,賦予條件適合的跨國企業必要的海內外融資權,進一步完善國際投資擔保體系,鼓勵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靈活運用發行股票、債券及國際信貸等多種方式融資,并降低申請程序的難度,簡化審批過程,減少企業的成本。例如,在跨國企業創業的初期,暫無利潤可供再投資時,應適當放松外匯管制,允許企業的外匯資金在內部調整,并在追加投資方面給予其較大的自。尤其是面對我國目前所擁有的高額外匯儲備(到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達到10 663億美元),我們有條件提供這些金融支持措施,提供政策性的優惠和用匯上的便利,同時可以更好地運營外匯儲備資產,并緩解巨額外匯儲備所帶來的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3.建立和完善對外直接投資信息咨詢服務體系。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信息的收集、整理與工作,如韓國1988年就建立了海外投資信息中心。我國應盡快建立健全信息服務體系,構建以政府服務為基礎,中介機構和企業積極參與的信息網絡:一是建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介機構,全面提供世界國別地區的政治、經濟等投資環境,當地政策法規、投資程序、合同形式等綜合信息,提供介紹合作伙伴、合作項目等直接貿易促進服務;二是盡快建立和完善境外投資的信息庫和信息反饋、情況交流服務系統,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提供及時又有價值的信息;三是由政府資助,由有關機構對境外投資企業立項建議書與可靠性研究報告提供技術層面的支持和幫助。
4.建立一定的海外投資風險基金。為降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 我國有必要建立一定數額的海外投資風險基金,實行保險與擔保制度,對符合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但風險較高的海外投資給予適當扶持,分散其風險。對此,一些國家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例如,日本和臺灣地區建有海外投資損失準備金制度, 準備金由政府和參與該制度的企業分攤。在一定標準內,企業海外投資的部分損失可得到補償,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損失可享受高比例補償,參與準備金的企業還可以從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資金進行海外再投資。
5.培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堅實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高可以說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前提條件, 而市場占有率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直接表現形式,它是衡量企業核心競爭力強弱的一個重要指標。在市場經濟日益發達的今天,名牌、品牌已成為企業競爭力、增值力、后續力大小的體現。名牌一般要具有可靠的質量,極高的知名度,從而給企業帶來可觀的市場占有率。假如說企業品牌決定企業當前的利潤和戰略,那么名牌戰略則決定企業長遠生存發展戰略和未來持續增長的能力。比如海爾重視品牌的打造并真誠為客戶創造價值;可口可樂、雀巢等許多跨國企業為樹立良好品牌形象, 培育顧客的品牌忠誠度不惜重金,這也正是這些企業能夠經久不衰的“秘密”;索尼公司曾寧愿放棄在美國十年的利潤,也不愿將“SONY”品牌轉讓。因此,建立保證品牌發展戰略的管理體制,如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同時提高品牌價值,提高企業市場占有率,培育企業持久的核心競爭力,對于促進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戰略意義。
6.加大對跨國經營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力度。市場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目前,跨國經營人才的匱乏是困擾我國企業“走出去”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我國可嘗試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應該加大境外投資領域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力度。例如美國中小企業局通過退休經理服務中心,吸收大約13 000名高級商業管理人員以自愿方式為企業提供咨詢和培訓服務, 美國還建立了遍布各州的近950個小企業發展中心,為小企業提供培訓服務。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通過公開招募人才、建立培訓中心或者委托專業機構從事相關活動等方式,加強對人才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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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特點;趨勢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5-0077-03
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中國經濟的實力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呈逐年上升態勢?!?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0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流量)688.1億美元,較上年增長21.7%,占全球當年流量的5.2%,首次超過日本、英國等傳統對外投資大國,占據對外直接投資排名的第五位,為發展中國家之首??梢悦鞔_,對外投資的迅速發展為我國擴展了經濟發展的空間,也帶來了我國企業提升自身實力的機遇,對于我國融入全球經濟、提升產業水平和國際地位具有重大意義。因此,了解我國對外投資的特點,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這一變化趨勢。
國外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文獻很多,20世紀80年代之后,出現了眾多關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理論,如鄧寧(1981)在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基礎上提出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及“J”曲線、劉易斯·威爾斯(1983)的小規模技術理論、拉奧(1983)的技術地方化理論、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國際經濟學者提出的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坎特威爾和托倫蒂諾(1990)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托倫蒂諾(1992)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穆恩和羅伊(1993,2001)的不均衡理論。隨著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大幅增長,積累了大量順差的國內企業便開始涉足海外直接投資。針對這一現象,國內學者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見解,楊國亮、王玲(2010)分析了我國企業“走出去”中存在的問題,總結了美國培育跨國公司的經驗,提出了我國在促進企業“走出去”、加快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應發揮的積極作用。姚樹潔等(2010)認為,中國大型企業“走出去”是國家打造世界強國和實現全球化發展戰略的一部分,但中國海外投資并非一帆風順。
一、中國對外投資的趨勢與特點
進入21世紀,隨著“走出去”對外戰略的實施,我國的對外投資快速增加。2002—2010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速49.9%,對外投資的年流量由2002年的27億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688.1億美元,邁上了一個新臺階。根據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一國投資狀況與其經濟發展階段相聯系,處于不同經濟水平的發展階段,企業對外投資水平也不同。根據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水平,可以發現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目前處于第二階段末、第三階段初這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位于3 000—5 000美元之間且快速增長。一國凈的對外直接投資,等于該國對外直接投資減去吸引的外資流入,具體表現為負值減少,且呈逐漸上升態勢。
總體來看,截至2010年末,中國13 000多家境內投資者在國(境)外設立直接投資企業1.6萬家,分布在全球178個國家(地區),年末境外企業資產總額達到1.5萬億美元。其中,當年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86.3億美元,以銀行業金融類企業對外投資為主;非金融類601.8億美元,占比87.5%。進一步考察,2010年以并購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297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43.2%,同比增長54.7%,跨國并購領域主要涉及采礦業、制造業、能源產業以及專業服務產業;中央企業和單位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424.4億美元,占流量的70.5%,排名第一。就存量來看,截至2010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余額3172.1億美元,僅相當于美國對外投資存量的6.5%,英國的18.8%,法國的20.8%,德國的22.3%,與發達國家相比,投資數額差距較大;在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中央企業和單位也占據主導,占比77%。
行業地域特點方面,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幾乎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的行業類別。截至2010年末,存量在100億美元以上的行業有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制造業,這六個行業累計的投資存量2 801.6億美元,占比88.3%,六大行業的占比分別為30.7%、17.4%、14.1%、13.2%、7.3%、5.6%。從地域上看,亞洲、拉丁美洲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為集中的地區,各占71.9%和13.8%;大洋洲、歐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區,2010年末中國在大洋洲、歐洲的直接投資存量分別是86.1億美元、157.1億美元,分別是2005年末的13.2倍、12.3倍。就國家而言,2010年末我國對外投資前20位的國家(地區)存量累計達2 888億美元,占比91.1%,其中以中國香港為首,其余依次為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澳大利亞等國。排名靠前的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則主要反映了“避稅天堂”的優勢,很多企業在注冊后,資本便轉投他國,因此,這兩地的實際投資量并不體現真正的投資效果。另一方面,從流量上看,與存量數據大體類似,90%以上的投資流向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采礦業、交通運輸業、制造業,只是采礦業的占比相對于批發和零售業有所下降。地域方面,除歐洲、北美洲、拉丁美洲的投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態勢外,對非洲的投資較上年增長46.8%,反映出國家對非洲地區的重視。從行業數據分析,投資境外服務貿易型企業,主要在于便利國內企業的出口,占領廣闊的海外銷售市場;而兼并收購科技型企業則是為了便于掌握先進技術和制造工藝,進而在此基礎上實現創新,促進產業升級。在境外金融領域的投資,是為了學習與借鑒國際知名金融機構成熟的管理經驗和創新金融工具以滿足國內的需求,當前的金融危機也為跨國投資機構投資那些陷入困境的發達國家的大型金融機構創造了絕佳的機會。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偏重資源加工型和生產加工型企業。就前者而言,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的石油、礦產、農林及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而后者主要目的則在于延伸產業鏈或是發揮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市場,同時帶動相關產品、設備、零配件的出口,這也是生產加工型投資集中在亞洲和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原因。
二、動因分析
從上文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特點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著自身的特點,與歐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同,與日本的邊際產業轉移理論所描述的也不同。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與現階段國內的經濟發展戰略緊密相聯的,這既是經濟發展的緊迫需要,也是我國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首先,企業獲取戰略資源滿足內在發展的需要。隨著新興市場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崛起,企業在發展壯大過程中越來越受到資源等瓶頸的制約和限制,而海外投資正好能夠獲得企業生產亟需的戰略資源,進而滿足企業后續發展的動力。那些難以獲得和模仿的、稀缺的、可供專用的資源,都會成為企業提高自身競爭力不可或缺的手段。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廣泛地參與到跨國生產網絡當中,而那些不具有優勢的上游生產活動往往在國外。為了尋求穩定的供應方,避免外部沖擊對供應鏈和整個生產活動的影響,解決國民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問題,也為了在整個生產鏈中獲得更大的增加值,中國企業具有向國外零部件、能源、資源甚至研發等上游價值增值活動進行投資的戰略需求。金融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行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過并購國外那些具有豐富經驗和優良聲譽的金融機構,不但有利于我們解決金融服務水平落后的局面,而且有利于拓展國外的金融市場。只有獲得了稀缺的資源、先進的經驗、良好的聲譽,我國的企業的發展才有后勁,進而才能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其次,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與我國在特定國際分工鏈條下的發展模式密切相關。中國主要是通過從事技術含量不高的加工制造業來嵌入全球生產網絡而參與國際分工并獲得產業發展的。入世以來,盡管我國很快融入了世界新興制造業的國際生產鏈條中,但是僅僅參與了這些行業的部分生產環節,即其中的低附加值生產環節,而沒有在整個行業上獲得優勢。長期以來,我國的加工制造業徘徊在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獲得的利潤微乎可微。近年來,隨著勞動力結構的變化,企業的成本優勢逐漸喪失,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企業利潤逐步縮水,甚至有些企業走到了破產的邊緣。面對這一劣勢,企業內部逐步產生了技術升級的需求和動力。同時,企業的治污成本也因為國家不斷強化的環保要求而提高,高能耗和高污染企業開始有了對外轉移生產的動機和需求。只不過這類對外投資還不占主流,在截至2010年末的對外投資存量中占比僅為5.6%。
再次,我國的制造業和出口企業在很多時候是依靠貼牌生產、依靠香港等地貿易中間商的訂單而逐步發展起來的,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并沒有掌握外部市場的銷售渠道和營銷服務網絡。這種對外部市場高度依賴卻又不能掌握主動權的模式,不僅不利于企業在對外銷售中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且增加了擴大投資和再生產的風險。也就是說,這種模式增加了出口企業在國內投資的風險,降低了投資收益。隨著出口企業的發展壯大、投資規模的擴大以及競爭激烈度的增強,這些企業對進一步投資的風險控制和收益要求越來越高,因而也逐漸產生了對外投資建立自己所能掌控的銷售渠道和營銷服務網絡的迫切需求。這類投資在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據重要的比例,在2010年對外投資存量中,我國在商業服務領域的對外投資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47.3%就是體現。
最后,金融危機前后人民幣匯率以及我國外匯儲備的變化趨勢,也是促使我國政府和企業近期加快對外直接投資步伐的動力和壓力。從動力來看,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為我國近期對外直接投資降低了成本。作為金融危機的產生國,美國經濟受危機的影響最直接也最為嚴重。經濟增長的停滯、消費和投資增長大幅度減少、出口增長率的降低,加上為了刺激經濟而采取的低利率政策,導致近年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保持貶值的態勢。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可以降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本幣成本,從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從壓力來看,金融危機期間美元的走軟導致我國外匯儲備出現縮水,國家傾向于鼓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實現財富保值增值。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尤其是金融危機前的大量貿易順差使得中國外匯儲備上升到了歷史最高點,而其中有相當比例的外匯儲備是美元資產。如此巨大的美元儲備必然帶來巨額損失,政府必然會利用多種渠道降低儲備貶值的風險,其中就包括使用外匯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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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ZHANG Yao-yi, ZHANG Dong
(Economy college ,Center Minzu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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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特點 原因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
通過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數據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如下特點:在區域上,集中于非洲和亞洲地區;而在增速上,進入21世紀后增速明顯變快,在金融危機后呈現出更快的增長,且中國對歐洲、北美以及拉美地區對外投資的增速超過了在其他地區的增速而且還在不斷加快;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產業偏愛資源礦產產業;還有一點是形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開始了一些新的嘗試。那么,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的這些特點其原因是什么呢?
二、基于內部化理論
在今年7月,奇瑞汽車宣布在巴西建立汽車生產廠房,總投資額達到四億美元。奇瑞汽車公司總經理助理金弋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巴西距離中國遙遠,運輸成本非常高,時間長,市場反應太慢,而在巴西國產后不僅省了昂貴的運輸費,而且也不用交關稅,再加上零部件在當地生產,對成本影響很大,產品的競爭力將有很大的提升?!?/p>
看完這個新聞,我們引入內部化理論:內部化理論其主要觀點為外部市場失效導致外部市場交易成本太高,從而迫使企業實行市場內部化。此理論是由巴克萊提出的。其用于解釋這樣的現象:“跨國公司沒有利用世界貿易的市場來實現國際分工,而通過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建立起企業內部化市場,用企業內部的行政關系來代替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的契約關系,以節約或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
很顯然,內部化給奇瑞產品競爭力提升帶來了優勢。巴西的汽車關稅以及其他貿易壁壘使市場外部市場失效,交易成本過高;而奇瑞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在巴西當地建廠這種方式,回避了這些交易成本,同時還獲得了快速市場信息回饋的收益,也消除了市場因為信息不通引起的交易性市場失效。我們進一步探求在什么情況下企業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方式:
我們用:C1 來表示產品國內生產成本;C2 表示國外生產成本;M來表示國內生產后用于出口的出口銷售成本;A來表示由于市場內部化而增加的額外成本;D來表示技術授權條件下母公司技術壟斷優勢方面的損失。
出口方式的總成本=C1 + M ①
內部化(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總成本=C2 + A ②
技術授權方式的總成本=C2+D ③
①②③式中總收益與總成本之間的差額不同,差額最大的就是最佳的國際生產方式。
其實上例中奇瑞汽車只是中國很多開始在歐洲、北美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戰略企業的一個縮影:在08年金融危機之后,歐美等中國傳統的出口貿易市場萎縮,同時這些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中國產品設置了各種新增關稅及貿易壁壘,出口銷售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成本越來越高;同時,中國企業在某些領域也具有了一定的技術優勢,而技術壟斷對企業競爭力有越來越重要。 因此中國企業,特別是技術型和有實力的企業越來越多的選擇內部化也就是在歐美改變傳統貿易方式而開始在歐美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來進入歐美市場。
雖然在內部化理論的基礎上我們分析了為什么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08年金融危機后增速加快,以及中國對歐洲、北美以及拉美地區對外投資的增速超過了在其他地區的增速而且還在不斷加快的特點,但其也有不足的地方:一方面很難解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集中于亞洲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特點,另一方面也不能解釋中國對外投資對于資源礦產偏好的特點以及形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
三、基于小規模技術理論
在小規模技術理論里,發展中國的企業在與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競爭上有三方面的優勢: 1)擁有為小市場需要服務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生產技術。2)國外民族產品的生產。 3)產品低價營銷戰略。
前面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數據中,呈現出集中于亞洲與非洲發展中國家的特點,這個特點包含了兩方面的含義:第一,亞洲與非洲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有很大一部分是收入較低的國家;第二,產品在這些國家受歡迎要具備價格低廉的特點。而小規模技術理論正好解釋了這個特點的兩方面含義。 所以中國企業在進入這些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具有比較優勢的。首先,中國企業因為規模較小、產品標準化程度也相對較低、針對市場的反應也更靈活,更能滿足市場多樣化需求,能夠找到大型跨國企業留下的市場縫隙,而填補這些縫隙。其次,中小企業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滿足市場對專業化生產的需求。前面在理論中也有提到,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相比,在科技產品上處于優勢地位;然而在民族特色產品與手工產品的生產上,中國企業處于優勢地位。第三,中國企業因為長期長于控制產品成本,能夠承受產品低價薄利的營銷狀況。
四、結論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所顯現出的在區域上,集中于非洲和亞洲地區;而在增速上,進入 21 世紀后增速明顯變快,在金融危機后呈現出更快的增長,且中國對歐洲、北美以及拉美地區對外投資的增速超過了在其他地區的增速而且還在不斷加快。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出如下原因:1、回避貿易壁壘及關稅,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企業競爭力。在金融危機后,一方面國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各種貿易壁壘增加,出口的大環境惡化;另一方面國外的資產變得較以前廉價,這時候中國企業到國外直接投資能夠獲得更低的交易成本,從而提高自己的國際競爭力。2、更快獲取國外市場信息與技術。 無論是在國外設立合資企業或者收購境外企業都可以獲得一定的技術要素或者管理要素,有利于其進行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同時,在境外設立研發中心對母國技術提高也有很大幫助。在當地的企業也能更快收到市場的信息反饋,從而有利于企業競爭。
參考文獻:
篇6
論文關鍵詞 直接投資 資本輸出 資本輸入
一、國際海外私人直接投資的定義及其受保護的戰略意義
國際海外私人直接投資是國際投資的一種,是指一國國民、法人或其他經濟組織為獲得一定經濟效益而將其資本投入國外的一種經濟活動,是國際間資本流動的一種重要形式。
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今天,國際直接投資被認為是獲得國外先進技術、廉價勞動力等重要資源,提高企業競爭力與國家經濟的重要途徑。海外投資主要包括資本輸出國與資本輸入國兩個方面,對于前者,尤其是發達國家,海外投資是為剩余資本謀出路,擴張國際資本,獲取大量海外利潤乃至超額利潤的過程。對于后者,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是吸收、利用外資,解決國內資金匱乏,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水平和管理知識,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之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和日益普及,一國的經濟發展與國際關系聯系愈加緊密。運用國際投資,各國互通有無,取長補短,是符合國際經濟發展規律和趨勢總體要求的;并且對國際經濟增長、國際分工和合作均發揮著重大作用。
由此可見,國際海外直接投資對一國經濟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具有積極的戰略意義。
二、國際海外私人直接投資的保護方式
基于海外私人直接投資的戰略意義,各國都積極采取各項有力措施來保障良好的投資環境。
在各項有力措施中,法律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譬如稅收的高低,外匯的管理和限制,特定營業活動的限制及其范圍等都是通過一定法律形式表現出來的。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有一定的影響力,作為上層建筑部分的法律與作為基礎的經濟是互相影響的,任何某種法律制度的變化都可能帶來相應行業具體經營方式的變化。因此,投資者在進行海外投資時,必然應該充分考慮該國法律條件的穩定性,并對可能發生的法律條件變化提前預估,綜合分析對投資效益的可能性影響。所以,無論是資本輸入國,亦或是資本輸出國,均應積極尋求國際投資環境項下的法制保障,或防患于未然,或出于應變,從而維護國際投資環境的穩定性與安全性。具體的法律保護形態可以分為以下兩類方式:
(一)國內立法
1.資本輸出國的國內立法
從資本輸出國也即投資國投資者的國內立法看,主要存在兩種情況:一是對投資者在國外遭受的損失,按照國內法律體系的相關規定給予補償,即是所謂的對外投資的保證制度。二是投資保險制度,指的是投資國本國的銀行或保險公司,根據保險契約事先約定的協議彌補投資者相應的損失。其特征涉及保證的范圍與對象兩個方面:對于保證的范圍,僅限于私人在海外的直接投資,不包括其在海外的間接投資。對于保證的對象,僅限于政治風險,即由于資本輸出國國內的政治或者經濟原因而引起的風險,而如自然災害、市場性貨幣貶值等所造成的一般性商業風險則除外。具體的損失補償數額依契約的約定或法律的規定進行。根據每個國家國情的不同,其所承擔的補償份額也有所區別,比如美國法律就規定承受投資者得全部損失,而其他一些國家則規定投資者承擔少量的損失,比如日本、荷蘭等國就規定投資者至少承擔10%的損失。
2.資本輸入國的國內立法
資本輸入國國內法對投資所提供的保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采取如外國投資法、稅法、外匯法這類地域性淡化的法律。再者,有的國家會采取政策公告,或者政府與外國投資者以合作、合資的方式為特定經營對象所簽訂的協議等方式提供保護。這些外資立法,各具特色且具體規定各不相同,但總結起來,法律保護導向主要是對政治風險的擔保,依法保護其合法的財產及其它合法經營利益,對于特殊經營產業的投資者,給予合法、適當的各類優惠措施。
(二)國際條約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出于國際商業貿易交流與發展的需要,在各國經濟交往中,為減少或避免因各國立法的差異性產生的適用法律上的沖突問題,開始嘗試制定國際統一的法律規范,這些規范的誕生對經濟領域的某些方面起到了積極有益的作用。然而,由于投資國和接受國利益上存在沖突,目前國家間保護投資安全的主要措施是有關國家締結的雙邊條約、多邊協定等非同一法律規范的形式。
1.雙邊投資保證協定
該協定是指,資本輸入國與資本輸出國相互締結關于鼓勵與保護投資的協定,其側重于政治風險的擔保。這種雙邊協定,是將投資保護通過政府主體進行承認,是對雙方的共同保證,是大多數國家所采用的一類重要保護制度。具體內容包括外國投資者投資地位,資金利潤的自由匯出、國有化及其補償的方式和標準,投資爭議的解決機制等。
2.多國保護國際投資公約
即是以國際公約的形式,規范三國幾三國以上之間投資關系的法律規則和制度的總稱。具有代表性的協議有:《世界貿易組織協定》、《華盛頓公約》等。這類公約涉及的范圍廣泛,涵蓋具體投資范圍的規定,爭議解決程序等內容。但由于各國有著各自不同的立場,所涉國家數目較多,很難做到絕對平衡,容易產生各類爭端。
三、國際海外私人直接投資保護中的法律沖突與協調
(一)沖突
東道國政府和外國投資者天然就處于不同地位,在國際投資中兩者會因為地位、立場、社會制度的差異而存在不同類別上的沖突。由于實踐具有個案性與不確定性很難一一舉例,因此這部分主要從法學理論之爭的角度看看待關于國際海外私人直接投資保護存在的沖突:
1.外國投資者的待遇標準
對外國投資者的待遇標準的爭議,源于國際投資活動產生的不同國家之間的管轄權沖突。目前國際上的通行做法主要有三種待遇標準,即國民待遇標準、最惠國待遇標準、國際標準。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普遍采用國民待遇標準。該標準強調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的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待遇,既不應受到國內投資者的歧視,也不應享有特殊權利。這不僅直接和國內法制精神相契合,而且完全符合國家主權這一大原則。然而,作為資本輸出國的發達國家對國民待遇這一標準卻持有異議。他們認為,按照國民待遇標準,對外國投資者的待遇應適用國際標準。其實質表面上看是以資本輸出國的國內法為基本確認國際標準,往更深層次是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給予外國投資者以特權,以期對發展中國家濫用外交保護權,進行經濟、政治甚至軍事干預尋找潛在的突破口。然而,外國投資者在東道國享有的權利或承擔的義務,不是源于國際法,而是直接源于東道國的國內法。只要東道國沒有違背國際條約中承擔的具體義務,就沒有理由以國際標準取代其國內法確立的標準。
2.外交保護權
外交保護權是指通過外交途徑對本國僑民在國外的正當利益提供保護,這種保護以僑民所在國應承擔國家責任為前提條件,所謂國家責任是指國家責任是指由于國家的違法行為或損害行為一國在國際法領域內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外交保護權的基本內容包含兩個層次:一是本國僑民在外國的正當利益受到侵害而未獲當地救濟時,毋須當事人申請,國家相關的駐外機構可隨時向僑民所在國提出救濟或賠償要求。二是本國僑民在該外國得不到合理、及時救濟時,為保護本國公民的合法權益,采取外交方式,對東道國提出相應的要求,也是合法、正當地行使外交保護權。
根據國際法的一般原則,無論是上述何種情況下的外交保護,均應服從東道國法律管轄,應當依據東道國的國內法的規定請求行政或司法救濟。但是,在國際投資實踐中,發達國家往往利用第二層次的外交保護權大做文章,濫用外交保護權,維護其海外投資者的利益。當發生投資爭議時,完全無視東道國的法律制度,強行外交干預本屬于東道國國內法管轄的問題。這類行為實際上是將外國投資者置于國家權利的庇護之下,導致外國投資者在東道國的特權地位的行成。綜上所述,在外交保護這一問題上學界也存在著大量爭議和分歧。
3.國有化標準及賠償問題
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對其領土內的外國企業財產進行征收或沒收,從而實行國有化是否具有合理性曾經產生過爭議。以歐美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法學家認為:國有化可分為合法國有化與違法國有化兩類情況。符合下述三個條件的國有化為合法的國有化:其一,國有化的實行必須是出于國家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二,國有化須對外國投資者實行無差別待遇,即通常所說的國民待遇;其三,國有化所造成的損失須對外國投資者予以公正賠償。不符合這三項條件的國有化則被歸類于違法的國有化,可以追究相關國家的國家責任。對于三個合法國有化的條件,因前兩個條件是國際法上公認的原則,第三項為發達國家的利益導向,也是存在爭議的一項。發展中國家普遍認為,第三條其實質是變相的以是否公正賠償作為區分國有化合法與否的惟一參考標準,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地位。
(二)協調
由于在國際投資保護中存在著上述法律沖突,為了在彼此沖突的基礎上尋求共同利點,應對不同國家的國際投資保護問題法律地域性特點采取限制措施,建立一種統一、協調的對話平臺則顯得尤為重要。而國際法是一個跨地區性的法律學科,在這個問題上借助于國際法制度,無疑是有效的。國際上通行做法主要包括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與多邊投資保護公約。其中,適用最為廣泛的為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也是目前國際投資法律協調中最主要的方式。雖然其實質是一種契約,不同的各國當事人所締結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其內容肯定具有差異性,但雙方共同承認的投資者、受保護的投資形式、投資者的待遇標準、政治風險的保證等該類基本構成要件是一致的。采取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特點有兩處:一是協議的當事人范圍確定優先,所調整的關系僅限于兩國之間,更易于從各自的國情出發,更容易在尊重彼此的法律權益并顧及各自的特殊利益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從而,在協定中更利于協調一致,便于實際操作。二是在高度共識基礎上所形成的雙方條約,對于協定兩國來說,具有高度的共同法律約束力,便于雙方均完整的遵守和實際操作,降低發生爭端的可能性。
然而,不同社會制度背景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兩國,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由于利益立場、國家背景不同,在有關條款的訂立及解釋上難以達到前述的高度共識,無法形成絕對法律約束力,使雙方都各執己見,造成實際執行力不足,易造成條約的形式化,無法真正意義上實現爭端的妥善解決。
因此,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并不是萬能的,其只能對某些爭端有實效或者有所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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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對策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1-0-01
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下,中國于19世紀70年代末提出了改革開放的發展方針,中國市場逐漸對外國投資者開放的同時,中國經濟開始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為更好的發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國企業應抓緊研究和實施“走出去”開放戰略,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和充分利用外國資源,順應經濟全球化和新形勢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要求,增強自身經濟發展的后勁與動力。
一、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1.對外直接投資持續增長。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逐年上漲。截至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到了746.5億美元,同比增長8.49%(2010年688.1億美元),年度流量超過日本、英國等傳統對外投資大國。2002年至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超過50%,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需求日益加強,中國已進入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新階段。
2.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較為集中。近年來我國的經濟數據顯示,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采礦業和第三產業領域,二者合計約占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0%—90%,2011年更是高達95%;在第三產業內部,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中,三者約占第三產業直接對外投資的90%。在采礦業中,主要是對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有色金屬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開采業的投資;在制造業中,主要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器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紡織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制品制造業等的投資。
3.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不均。亞洲、拉丁美洲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為集中的地區。亞洲是中國設立境外企業最為集中的地區,其次為拉丁美洲,歐洲位居第三。2011年中國對歐洲、北美洲、南美洲投資快速增長,其中對歐洲投資在2009年增長2.8倍的基礎上再次實現成倍增長,主要流向是丹麥、瑞典、德國、英國等國家。中國在亞洲地區的投資較上年增長了15%,主要分布在中國香港、新加坡、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韓國和中國澳門等國家及地區。中國在南美洲的投資主要分布在開曼群島等國家和地區,而在非洲、大洋洲、北美洲的投資存量各自所占的比例僅維持在4%左右,其中我國在大洋洲的投資最少,只有3%。
4.對外直接投資主體不平衡。2011年末,在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國有企業占70%;有限責任公司占24%,較上年增加2個百分點;私營企業占17%??梢钥闯?,國有企業仍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力量,但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較少,對外直接投資主體不平衡。
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1.部分企業未將對外直接投資納入其發展戰略。在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一些傳統的觀念制約著企業對外投資的發展,一些企業并未從戰略的高度認識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事實上,企業積極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充分的利用國內和國外市場,更好的配置國內、國外資源,有利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使自身立于不敗之地。
2.法律法規保護不完善。第一,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沒有出臺系統化的《對外直接投資法》,而現行的一些法律法規都已過時,無法滿足現在對外投資的需要;第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缺乏相關部門的有效監管;第三,保障體制不健全,截至目前我國尚未制定《對外投資保險法》,這就無形中加大了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
3.潛在的政治風險無法規避。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往往受到母國和東道國的政治因素影響,如發生戰爭、當事國違約或當地政府采取貿易保護措施等。近年來,“中國”在世界經濟市場愈演愈烈,導致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屢屢受挫。
4.部分企業市場決策失誤。有些中國企業一旦看到項目盈利,就會盲目的加速對外擴張,導致企業的資金、管理和人才都無法滿足投資活動和管理的需要;有些企業缺乏對海外投資環境的深入考察,不管東道國的情況是否有利于自身的投資就盲目上線,這樣都會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失敗。
三、進一步優化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對策分析
1.做好投資風險防范工作。把有限的資源合理配置到最能給企業帶來利潤,同時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投資風險的行業和區域是任何一家企業經營者都要首先考慮的問題。我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前都應該進行全面的市場調查、對經營伙伴的實力及信譽的分析、對經濟合作國家的文化環境、社會環境、人口環境、法律法規、政治環境等作多方面的考察,力爭將投資風險降到最低。
2.調整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戰略。首先我國企業應該加大對戰略資源型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其次獲取對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最后加快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性對外直接投資。
3.調整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對象。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仍應該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要對象,與此同時應有針對性的對歐美等發達國家展開直接投資與合作,進一步擴大與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各國的合作,另外加快與西亞、非洲等地區國家的直接投資和經濟合作。
4.加強法律法規體系建設。中國應盡快制定一部規范中國長期跨國投資行為的《對外直接投資法》,逐步形成以對外直接投資法為主體、各種單行法規為輔體的完善法律體系。
5.提高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我國企業應該不斷提高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借助于外部環境的改善,增強自身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首先我國企業應增強創新意識,其次加大研究開發力度和投入,再次聯合其他企業和科研機構進行新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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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 中國成為新興的對外投資大國。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我國正逐漸成為新興的對外投資大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資金缺乏,堅持“引進來”戰略,給予外資超國優惠,從而大量吸引外資在我國投資建廠等。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我國出口能力的大幅增強同時伴隨著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我國經濟迎來騰飛,資金不再缺乏,改革開放初期存在的“外匯缺口”逐漸消失,國內有大量資金缺少好的投資機會,高儲蓄、貿易收支順差為我國對外投資準備了必要條件。2000年我國提出“走出去”戰略,鼓勵企業對外投資,在全球范圍優化配置資產。我國不僅在吸引外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從改革開放初期不成熟的債務國發展為今天成熟的債權國。
2015年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愿景與行動指南,得到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國際產能合作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熱點,企業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保持迅猛發展。根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的《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在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方面,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1 456.7億美元,占全球流量的9.9%;相比于2014年的1 231.2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8.3%,排名位居世界第二。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方面,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10 978.6億美元,同比增長了24.4%,名列世界第八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增長放緩,新興經濟體增速大幅回落,世界經濟普遍缺乏發展動力,全球投資增速顯著放緩,然而同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卻大幅增長,由2006年906.3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10 978.6億美元,十年間增長逾10倍,平均每年增速高達31.94%。由于我國對外投資底子薄弱,起步較晚,全球份額仍然偏低。2015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存量25.04萬億美元,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存量的4.4%,遠低于我國經濟總量的全球份額,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在國別結構方面,我國對外投資具有顯著的地域特色,具有地緣優勢的亞洲各國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大多數年份在對外投資總額中的占比超過70%,其中香港是我國對外投資的重要中轉地。我國實行五位一體的新發展理念后,合理自用資源、生態友好發展被放在重要的地位,加強了與資源豐富、經濟互補性強的拉丁美洲國家的合作,近幾年,拉丁美洲逐步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第二大目的地??傮w上看,發達國家聚集的歐洲和北美等地,中國的投資一直較少,但2014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深化供給側改革,出于補短板的需要,我國加大了引進技術、提高質量和獲得品牌的步伐,對歐美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在行業分布方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廣泛,出現出多元化的趨勢。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對外投資的目的主要是保障生產必須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給,提供對外貿易所需的商務服務和營銷網絡。自“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以來,制造業成為我國優勢產能向國外轉移、國際產能合作的重點行業,制造業占比開始升高。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我國超過70%的對外投資集中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的份額提升到8.37%。
從對外投資規模和行業發展特征看,我國對外投資可以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起步階段(1980年~2000年),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主要處于引進外資的階段,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規模比較低,累計對外直接投資不足300億美元。第二階段為快速發展階段(2001年~2007年),2000年我國首次提出“走出去”戰略并上升為國家戰略,2001年我國加入WTO組織,兩者都極大的推動了我國對外投資的增長。行業多分布于門檻并不高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批發零售業。第三階段為超常規發展階段(2008年至今),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海外資產價格普遍偏低,我國企業到海外抄底購買資產增多。此外,2013年“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倡導國際產能合作,更是進一步促進了對外投資的發展。行業特征是歐債危機爆發后,中國企業抓住機遇擴大了對歐洲國家的投資,通過并購獲得一些國際品牌、國內急需的技術以及國外高端服務。
近年來我國對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增速顯著超過吸引外資的水平。2015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 356億美元,同比增長6%,位列全球第三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為1 456.7億美元,較同年吸引外資高出100.7億美元,首次實現直接投資項下資本凈輸出,我國在國際投資格局中的地位已經從單向引資大國演變為雙向投資大國。伴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穩步提升以及“一帶一路”戰略和人民幣??際化的不斷推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會繼續增長,資本凈輸出將成為新常態。
2.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成為新的投資熱點。受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發展基礎等因素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對外開放總體呈現東快西慢、海強陸弱的格局。“一帶一路”的海陸兩個維度,將同時提升向東和向西開放水平,助推內陸沿邊地區由對外開放的邊緣邁向對外開放的前沿,進一步形成海陸統籌、東西互濟、面向全球的開放新格局。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總人口約有44億,占全球人口的比例高達63%,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9%。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參差不齊,資源稟賦各具特色,互補性強,開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十分廣闊。制約沿線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基礎設施落后。這意味著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量巨大,據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在未來10年中,整個亞洲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需要8.22萬億美元,而其自身只能提供4 000億美元的資金,整個資金缺口多達4萬億美元。
共商、共建、共享是我國《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的準則,我國明確提出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通過在“一帶”上建設六大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即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以及中巴、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在“一路”上從中國沿海港口沿南中國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以及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中國海到南太平洋加強互聯互通合作。
“一帶一路”上的投資熱點覆蓋了多個領域,從諸如港口的基礎設施到囊括諸多行業的工業園區,再到主要方向為能源電力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巴經濟走廊已成為中國同周邊互聯互通的旗艦項目。瓜達爾港作為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則是兩國簽署的20多項合作協議中的重中之重,2016年11月13日,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前往俾路支省主持了由中國投資的瓜達爾港開航儀式,我國從西亞進口的原油通過石油運輸線將縮短85%的路程。在新亞歐大陸橋上,中國與白俄羅斯共同建設以高新技術企業為主體的中白工業園,已有華為、中興等15家公司首批入駐園區,投資金額超過20億美元。在大湄公河次區域,我國倡導“亞洲命運共同體”建設新理念,加大投資,推動各領域合作,在能源供給特別是電力、油氣、新能源等方面加強合作。
實際上,從2015年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增長非常迅速,以區域劃分,中國對東盟10國、西亞18國、南亞8國和獨聯體7國接受的直接投資存量都增長了10倍以上?!耙粠б宦贰背h提出后,得到沿線各國的積極響應,紛紛制定與之對接的發展計劃,隨著一批重點工程、重點項目的開工建設,沿線國家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變得越發重要。我國在沿線20多個國家累計投資超過185億美元,建立了56個經貿合作區,同時為東道國增加了約18萬個就業崗位。近10年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存量總額占比也由2006年的5.27%提高至2015年的10.14%。中國的直接投資受到了東道國一定程度上的認可,伴隨著投資、貨幣流通規模的擴大,中國和沿線國家的產品、服務、技術、資本源源不斷地進行交流。
3. 現階段我國直接投資面臨的難題。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大面臨國家風險的壓力?!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是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標國,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突破口。沿線64個國家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差異較大,客觀上存在不容低估的地緣政治、宗教民族和經濟金融三大風險,換言之,許多國家的政治風險或國家風險很高。由于歷史和地理位置等原因,“一帶一路”國家長期處于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和不同民族、種族沖突的暴風中心。自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化寬松政策以來,不少沿線國家出現了資本外流、貨幣大幅貶值現象,經濟金融脆弱性增加,加上長期困擾這些國家的貿易逆差較大、外匯儲備較低、財政赤字較大等問題。毋庸諱言,從投資者視角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家風險非常高,許多評級機構亮出了投資紅燈。
直接投資大而不強。無論流量還是存量,無論流入還是流出,從直接投資規模看,我國都名列世界前茅,是名副其實的直接投資大國。但是從直接投資結構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廣泛,基本上處在國際產業鏈中低端,難以掌握金融、貿易交易的定價權,投資回報率相對較低,具有直接投資大而不強的特征。2015年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比達到43.65%,排名第一;采礦業以及批發和零售業緊隨其后,占比超過10%;其后依次是制造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以及房地產業。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開展,基礎設施、國際產能合作取得了可喜的進展,我國優勢產能向國外轉移,高端制造業輸出石頭強勁,對外直接投資開始從傳統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向制造業、批發零售業轉移,投資結構有所優化。這反映在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中,占比最高的三大行業分別為租賃和商務服務業(29.86%)、制造業(16.46%)、批發和零售業(15.83%),其后依次是采礦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采礦業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一直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反映了我國經濟全球化、在國內外優化配置要素和資源的發展新理念。
對外直接投資大而不強,中低端行業分布使得我國的跨國公司難以在貿易中掌握定價權,難以選擇人民幣作為貿易計價結算貨幣,這就要求我國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針對國內,對外直接投資業要?M行供給側改革,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益最大化,同時發揮直接投資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中的樞紐作用。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占比最大行業為租賃與商務服務業,制造業比例偏低,應依托中國正在逐步強大的制造業,結合國際上的產能合作,做大做強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具體而言,對外直接投資既要以我國的優勢行業為主,輸出比較優勢較強的行業,還要在調整國內經濟結構的同時調整對外輸出的產業結構,通過直接投資占據對外貿易的鰲頭,掌握更多的國際營商話語權。
此外,從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來看,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超過2/3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投向政治穩定、開放度高、投資收益穩定的發達國家,歐洲、北美是投資者首選的目標,主要目的是實現產業內、產品內國際分工,獲得更加精細化的比較利益,這與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形成鮮明對比,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服務于貿易、獲得發展所需的資源,因此主要集中在亞洲,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亞洲占比達到76.43%,存量中亞洲占比達到72.14%。由于亞洲集中了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富有活力,風險叫發達國家更高,這樣的對外投資區域分布使得我國的對外投資收益較高,風險較大,由于我國投資的亞洲國家幾乎沒有主要國際貨幣,如果我國能夠充分發揮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擴大貿易定價權,就有機會在直接投資和貿易兩個渠道擴大人民幣的使用。
直接投資企業本身的跨國財務與管理經驗問題同樣值得關注。相比于發達國家,我國財務管理理論發展相對落后,財務管理觀念相對淡薄,財務預算制度建立并不成熟,且海外子公司內部的財務管理更加難以進行規范。從管理方面來看企業領導也往往重視經營管理,忽略財務管理。對此,應該:(1)在投資前,應綜合考慮預期財務效應,從投資對象、財務預算、資金來源、投資成本的收回等多個方面進行財務的綜合管理和考量;(2)創新評價方法,尤其是在海外公司的財務管理上結合東道國具體情況進行財務評價方法的創新和改進;(3)強化信息披露。跨國公司要自覺提高財務信息的透明化程度,制定相關管理細則和實施辦法;在技術上可以建立母子公司的信息數據庫;跨國公司要加強治理,嚴格把關信息披露,防范其做出有損利益相關方利益、公司形象和國家形象的行為。
二、 外商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我們仿照Borensztein和Gregorio(1998)文章里的方法,?M行FDI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根據文章中的模型,可以得到:
g=c0+c1FDI+c2FDI*H+c3H+c4Y0+c5A
這里g表示人均GDP的增長率。FDI變量由FDI的流量占輸入國GDP的比例來表示,人力資本(H)由公民受到中等教育的平均年限來表示,初始收入(Y0)由初始年份的美元人均收入表示,這里的A代表其他影響生產率的因素,這里由采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來表示。
從OECD網站上得到了1970年~2014年OECD國家對發展中國家FDI的數據,然后從Barro和Lee網站上獲得了中學教育的平均年限(Average Year of Secondary Schooling)的數據作為人力資本數據,其他初始收入和政府支出等數據從世界銀行網站獲取。其中FDI數據本文進行了規模化處理,即將FDI和GDP的比值作為一個解釋變量,在對數據進行相應處理后做OLS回歸。得到結果如表1。
此時主要變量都是顯著的。
其中雖然FDI的系數為-8.804,似乎FDI對GDP增長的推進作用為負,但是交叉項FDI和人力資本乘積的系數為3.328,意味著只要人力資本大于2.65,FDI對一國的GDP增長就會產生促進作用,而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力資本要顯著大于2.65,因此我們可以斷定FDI的流入對一國GDP的增長有促進作用。
現階段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仍然較少,占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很低。根據上面的實證結果,較發達國家對較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會拉動較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對其GDP增長率有正向的推動作用。我們可以預測隨著中國經濟繼續發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增長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會對被投資國的經濟起拉動作用。
篇9
[關鍵詞]fdi 技術擴散 經濟增長 自主創新
外商直接投資(fdi)是技術擴散的主要途徑,對東道國的就業、技術進步、經濟增長以及產業結構調整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只是這種影響的程度及作用機制還存在爭議。大多數理論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流入發達國家的fdi普遍存在技術外溢現象,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外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技術進步效應存在“二律背反”現象,技術擴散的程度主要取決于發展中國家對技術擴散的吸收能力、引入fdi規模和fdi企業相對和絕對技術水平等多種影響因素的相互作用。本文利用傳統理論分析方法,針對內外資企業技術差距、人力資本質量水平以及我國自主創新水平,結合相關分析方法,對工業部門1999~2005年30個省市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考察fdi對我國經濟增長及技術進步的作用及其機制。
一 、理論與模型分析
考慮到fdi流動和技術外溢的特點,針對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特點,采用2×2×4模型,即:兩種類型國家,技術落后的fdi流入國(發展中國家)本國和技術領先的發達國家外國;兩類生產部門,本國企業和fdi企業;4種生產要素:勞動力、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科技知識存量,假設人力資本不直接參加生產活動,而是通過對本國技術和外國技術擴散的學習和應用從而將技術物化到實際的生產中。模型只考慮fdi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影響,即認為發展中國家主要通過fdi流入獲得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帶來的外部性。
在開放條件下,技術領先國外國對技術落后國本國進行投資并在該國建立自己的生產企業,從而使本國生產部門變成本國生產企業部門和外國生產企業部門,假設兩類生產部門服從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所有模型實證結果顯示,我國全要素生產率與三資企業相對資本存量、技術水平、本地區科技知識存量、國內其他地區科技知識存量存在明顯的正相關性,這說明我國各地區工業部門技術增長主要來源于各地區的自主創新、全國的技術創新活動和fdi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應, fdi企業部門技術進步對于各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產出彈性為0.18~0.19,fdi開放度帶來技術產出彈性在0.08~0.1之間,本地區自主創新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產出彈性僅為0.06~0.08,這說明我國整體的技術創新活動對于各地區的技術進步尤為重要,是各地區獲得科技知識推動技術進步的重要途徑,同時高質量的fdi對于國內企業技術進步也具有明顯的作用。另一方面,實證結果還表明,我國人力資本質量水平、內外資企業生產技術相對差距對于技術進步或全要素生產率負相關,其中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由于我國人力資本質量過低,根據閥值效應原理,我國人力資本質量低于人力資本質量增長能夠對技術創新擴散帶來正效應的閥值;二是由于我國人力資源管理效率低下,技術人員質量的提升不能獲得相應產出效應。兩部門企業技術差距與技術進步非正相關,表明內外資技術差距越大并不一定意味著技術外溢效應越高。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我國技術進步主要來源于我國自身技術研發,其次是fdi技術外溢效應;第二,外資企業經濟活動與我國經濟總產出存在顯著正相關性,對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內外資技術差距越大越不利于本地企業對fdi技術外溢吸收。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以上理論實證結果分析表明,科技創新是我國技術進步的主要源泉,全國總體科技知識存量、本?。ㄊ校┛萍贾R存量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產出彈性高達0.45~0.53和0.06~0.08,加大各地區自主研發投入,尤其是國內各省市的技術交流與合作,積極引進高質量的外來直接投資對于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內外資技術差距和人力資本質量對我國工業部門的全要素生產率產出彈性為負,這表明相對過高技術水平的fdi并不能帶來更好的技術外溢效應,我國人力資本質量和人力資源管理效率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就我國工業總體情況而言,“三資”企業活動對各地區工業部門總體產出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因此結合我國工業部門理論實證研究結果,國家在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過程中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繼續加大科技研發投入、加強各地區的技術交流與合作,充分實現科技知識資源的共享,尤其是政府公共部門主導的技術研發投入與推廣。根據實證結果,國內各地區間的技術擴散效果顯著,地區間技術擴散對技術進步產出彈性遠遠高于各地區自主技術創新對技術產出彈性,作為公共物品的科技知識如果沒有政府進行監督指導就很有可能導致部分地區“搭便車”行為,最終的結果會導致作為公共物品的“科技知識”有效供給不足。加大政府主導的研發投入,積極鼓勵各地區科技研發與技術交流合作是實現科技興國,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消除地區間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第二,進行制度創新與人才的培養,努力擴大適宜技術水平的fdi投資規模。我國內資企業對外資企業技術擴散吸收能力,受到人力資本等因素的制約,所以有選擇地吸引高質量fdi流入,有利于內資企業技術進步。同時應加大我國人力資本投入,提高人力資本質量與人力資源管理效率。
第三,從各地區經濟增長的角度分析,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來源于技術進步和投資規模的擴大,而fdi投入產出活動的作用并不明顯,因此不能過分夸大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積極吸引高質量fdi的同時,更應重視本國企業和地區的自主技術創新與投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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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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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國國土資源部《2012中國國土資源公報》.
④根據中國海關、國家統計局和國土資源部的數據資料整理所得.
⑤國務院新聞辦《中國的礦產資源政策》.
⑥國家統計局、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2011年分省區市萬元地區生產總值能耗等指標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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