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與語言的共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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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語文教學實踐中，較普遍的現象是未能將著力點放在基礎教育的工具上――語言文字教學上，因而成了提高語文教學效率的一大困擾。現在，我們已認識到了小學語文教學必須對學生進行語言文字的訓練。而且這還是至關重要的。但光有認識還不夠，我們在教學實踐中還必須加強語言文字教學。然而語文教學如何回歸到它的工具性、基礎性上來呢？如何從課文內容分析模式回歸到以語言教學為主這方面來呢？這是一個很值得深入探討的難題。以下就這個問題我談談個人的幾點淺見。

首先，應是教學觀念上要真正轉變、更新。

我們首先要認識到語文學科是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因此語文教學還負有向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發展智力，培訓良好的學習習慣等任務；其他學科也有這些任務，是各學科共有的任務。但語文教學就顯得尤其重要，而且“特有任務”和“共有任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在教學過程中，二者關系處理得當則有利于加強語言文字的訓練；所以要敢于擺脫困擾教學效率提高的以灌輸為主的課文內容分析，精講巧練，講練評相結合，著力于語言文字教學的新模式，新模式的建立其目標應在于提高學生的語文素質，使學生能更快更好地掌握語文工具，為其他學科的學習打好基礎。必須真正切實地把語言文字教學和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的培養訓練有機結合起來并落到實處。

其次，要研究和梳理語言文字教學的基本內容，探索和總結語文教學的基本規律。

布魯姆強調，基礎教學的任何學科，基礎知識是重要的教學目標。語言基礎知識包括教學大綱所規定的字詞的音、形、義、標點符號，詞法和句法即漢語語言的構造形式及其規律、修辭和語言邏輯等。掌握這些知識的目的在于更自覺更熟練地運用語言這一工具，以便更好地為其他學科服務。所以，語言基礎知識教學不能單純的、孤立的機械地進行，只有充分利用課文――活的語言環境進行教學，才有可能使學生牢固掌握語言基礎知識和形成語言能力。否則只能令學生討厭，引導學生鉆進死胡同。

同時語言文字教學的另一個基本的重要內容是漢語言的表達形式和表達方法。在不同的語境中又會有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和方法。這樣的例 子在教材中比比皆是。如“把”字句與“被”字句的強調側重點不同；反問與陳述句等強調語氣不同；把兩個句子合成一個兼語句；禮貌用語的訓練等。我們漢語絕大多數的字既表形又表音、表義。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有些字的音義就有變化。所以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上的一切情景都有可能成為語境。而語境是語言教學中最活躍的因素，是教學中語言因素的挖掘、分析和語言訓練的主要內容。此外 ，語言能力如感知能力，理解能力，組織與表達能力等，都是語文教學的主要內容。所以加強語言教學，加強語言因素分析，到底應提取哪些因素，如何梳理歸類，語文教學中關于語言能力水平的序列和層次如何理解和分類，這些都有待探討。雖然大綱提出了大方向，但何理解，如何落實到每一課時中去，如何使大綱的要求再細仔化，更易操作，更好地為學生服務，這些便成為有待探討的問題。

第三，要在突出語言文字教學的前提下處理好語文教學與德育、美育等的關系。

語文課是語言課，是語言工具課。不能把語文課上成治政課，也不能把語文課上成文學課。語文課要在突出語言工具性和基礎性的教學過程中滲透道德教育，結合審美教育。也就是說，要因文悟道。寓鑒賞、審美教育于語言教學之中，對某些范文作分析評鑒，讓學生感受美，體驗美，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情操。但必須強調，這些都是在語言教學過程之中進行的，是潛移默化的，不是孤立的，更非牽強的，或隨意延伸的。

第四，要改進教法，加強語言文字訓練。

掌握語言文字工具主要不是依靠教師講，而是有賴于學生實地操作訓練，在訓練中掌握運用語言的技能技巧。因此，必須改變過去由教師講授為主的方法，要真正體會以學生為學習主體，教師起主導的作用。葉老早就提出：“知識是教不盡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須不斷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練成熟練技能的。在我國傳統的語文教學中，重吟誦，重語感，重表達，提倡“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提倡多讀多寫等等。這其中的精髓是讓學生自己學習，自己感受，在練中掌握技能。而在我們的實踐中，但凡效果較好的語文課，加強誦讀和語言訓練是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應繼承并發展這些至今應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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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城市問題相繼出現。與此同時，為了降低碳排放量，切實改善城市空氣質量和居民生活環境，緩解交通擁堵帶來的諸多不便，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項目應運而生。本文力圖通過問卷調查、實地走訪、訪談等調研方法，探索成都市公共自行車服務系統新模式。

關鍵詞：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 ；成都市；紅旗超市

一、自行車租賃服務概述

目前，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系統在國內外都有所發展，其中，國內主要代表城市為杭州，國外則為法國里昂、加拿大多倫多等。綜合國內外情況，可以看出，公共自行車網點多分布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城區。從租借方式來看，使用者多需要通過身份認證與押金辦理借車卡等進行。此外，在很多城市，單次租借的前一個小時可以免費騎行，這也體現出該服務系統的公益性。從運營方式看，該系統多由政府主導、企業運作，運營經費來自政府補貼以及網點處廣告收入。從自行車的維護看，各國多采用攝像頭監控、專人監管、定期檢查、更換新鎖等外力促進維護。相比國外，目前國內的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系統發展尚不成熟，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高，公共自行車租用方法較為單一等。此外，國外針對公共自行車設計專門線路，并要求自行車租用者嚴格遵守的規定，盡管方便了公共自行車的監管，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服務市民的便利程度。

二、成都市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系統問題分析

2009年12月，成都市交通運輸委員會（下簡稱“市交委”）首次將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系統引入成都市高新區并進行試點。目前，該系統由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團公司（下簡稱“市公交公司”）全權建設和營運。發展到現在，無論是租賃網點的普及范圍還是自行車的投放數量，均有較大的提高。但其運營管理過程中，仍然存在諸多問題。

為調研、分析成都市公共自行租賃車服務系統現狀和探究新模式，本次調研分別對成都市市交委工程處、成都市公交集團公司、公共自行車使用者、成都市紅旗連鎖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紅旗連鎖超市”）等進行訪談和問卷調查。

（一）推廣、宣傳工作不到位

根據調研數據，成都市民眾對本市公共自行車服務租賃系統的了解情況，將近73%的市民對該系統不太了解。

（二）公共自行車的使用存在諸多問題

1.收費制度有待改善

就現有自行車租賃模式看，57%的人認為現有模式辦理自行車租賃繳納的押金（300元）太高，不太合理；就租賃所收取的費用看，僅有14.2%的人認為收費合理。廣大市民仍希望調整收費制度結構（即調整時長限制），通過優惠政策，鼓勵成都市居民使用自行車。

2.缺乏維護與使用效率低

（1）缺乏維護

對于在租車還車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租車點沒有車可以借了（33.3%），自行車已損壞（25%），租車系統出現故障（8.3%），還車時車位已滿（8.3），占74.9%。其中，自行車出現損壞、租車系統故障等屬于系統維護問題，需要加派專門人員進行。

（2）使用效率較低

對于公共自行車的使用率問題，僅有14.28%的人群使用過公共自行車，可見公共自行車的使用率并不算高，自行車還有大量閑置現象，并未得到充分利用。這一點與被調研人群對該系統不太了解的情況有關。

（三）租賃網點分布不合理

就目前的租賃網點而言， 僅8.3%的人是比較熟悉的，而對于目前租賃點的設置問題，僅28%認為目前各個租賃點的位置是合理的。網點分布不合理，會導致用戶不能及時快捷的租用自行車。

（四）管理方面存在問題

1.使用準入門檻過高

據部分市民反映，目前成都市的公共自行車服務系統僅服務于社區居民，而對于他這類剛剛由農業戶口轉為城鎮居民戶口的居民，則因沒有房產證不能證明自己屬于該社區而無法辦理租借手續。

2.調度有待改進。據市七中李姓老師反映（詳見訪談記錄2），該區經常在高峰時段出現“一車難租”或是“一位（停車位）難求”的狀況，公共自行車的調度力度仍有欠缺。

三、新模式探索——“成都模式”

結合問卷二所廣泛了解的居民民意（高達80.24%的被訪居民認為公共自行車的設置非常有必要，48%的被訪居民看好該服務系統發展，但對目前的系統表示不滿意）以及與紅旗連鎖超市員工進行的訪談，調研小組提出以下方案。

（一）模式分析

該模式主要分為成都市交通運輸委員會、紅旗連鎖超市、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團公司三方，其主要職責如下：

1.成都市交通運輸委員會

從職責方面看，成都市交通運輸委員會具有“編制全市綜合交通運輸體系規劃和城鄉交通運輸專項規劃；制定全市交通運輸行業基礎設施項目近期建設、維護和年度投資計劃并監督執行；負責全市交通運輸行業重點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的審查和評估”等職能，因而在“成都模式”的構建過程中，應負有指導和投資建設（特別是啟動資金和先期投入資金）等義務。

2.紅旗連鎖超市

始建于2000年的紅旗連鎖超市，發展至今已有十三年，目前在四川省內已開設1200余家連鎖超市，擁有三座現代化的物流配送中心，實力非常雄厚。公共自行車服務系統建設與運行涉及到網點設置 、辦卡、租車、用車、還車、維護、意外情況處理等七大模塊。而在該模式中，紅旗連鎖超市主要負責運營管理方面的工作。

3.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團公司

始建于1952年的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團公司，是一個以城市地面公共交通客運主業為依托，集市內公共汽車、出租汽車、公共自行車、汽車修理、汽車租賃、場站建設及管理、公交廣告、物資銷售、旅游服務、物業管理、駕駛培訓為一體的國有大型公益性公交企業集團。

在該系統中，該公司主要負責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系統的站點租借系統的建設、維護和系統運營的監督工作。

（二）“成都模式”的效益分析

“成都模式”可從租賃效益、廣告效益、環境效益等方面進行分析（見圖7），通過創新運營方式，增加廣告效益，補貼該系統的經營開支，平衡運營收支。

（1）租賃效益

公共自行車租賃費用收入是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系統運營所獲得的最基本的收入來源。但由于公共自行車本身半公共產品性質，這一部分收入相對于整個系統構建、運營和維護所需的資金而言，數量尚微。

（2）廣告效益

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系統中可用于廣告招標的主要有以下幾個部分：租賃站點宣傳欄、租賃站點電子屏（如果設有電子屏）和自行車車身等。由于該類廣告可24小時展示，易吸引受眾注意，廣告效果鮮明。

而由廣告獲得的收入可作為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系統運營的輔助資金，以彌補公共自行車租賃費用相對于系統運營、管理不足的情況。

（3）環境效益

公共自行車具有體積小、使用靈活的特點，使之成為解決現有交通堵塞、環境污染的有力工具。隨著私家車限行和油價的不斷上漲，以及居民環保意識的不斷提高，公共自行車出行作為一種既環保又有利于市民身體健康的出行方式，必將為廣大居民所采用。（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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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菊華.社會統計分析與數據處理技術：STATA軟件的應用[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03

[3]齊明山.行政學導論 [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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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電子文件;檔案;管理系統;模型

Abstract：In this paper， for the study of electronic document management and delivery system， based on real， complete， credible and consistent system functions as a target，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the network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etadata top-level design， digital security， authentication， data packet structure， etc.， Proposed a more complete， electronic document management and transmission model of "heterogeneous" background.

Keywords： Electronic documents;Archives;Management Systems;Model

1 前言

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是保障電子文件安全有效管理及長期歸檔保存的解決方案。隨著海量電子文件的出現，很多單位已經開始進行電子文件管理系統的實踐，但究其本質，大多仍未達到“可信”標準，如系統不支持元數據捕獲及管理、元數據方案及結構不完整、文件缺乏必要的簽署和認證、數據格式不規范無法長期存用等，這種似是而非的電子文件管理系統，仍在“可信”二字上有較長道路要走。

本文主要針對業務系統、電子檔案管理系統“異構”現狀，提出一套電子文件從傳輸到集中的處置模型。在建模過程中，我們對系統功能目標、管理及傳輸網絡、元數據方案、數字認證、文檔封裝等內容進行系統的研究，全面保障電子文件的真實可信。

2 可信的電子文件管理及傳輸平臺功能目標

2.1 真實。電子文件真實性是指形成于特定環境的電子文件經過傳輸、處置、利用、遷移等環節之后文件的內容、結構和背景等基本構成要素沒有發生變化，管理過程清晰可見。這個真實性體現在電子文件管理的三個階段（業務系統、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數字檔案館），都應有相應的評價機制來保障該份電子文件在不同封裝狀態、不同處置環境下的管理及保存狀態，且該評價貫穿電子文件形成、管理到利用。

全程管理及前端控制理論要求我們，一是要設計盡可能系統、完整的元數據項目，包含文件實體、形成背景、處置主體及處置行為等多方面內容;二是元數據規劃要探入系統設計前端，要符合國家、地區及行業有關規范及要求;三是為了輔證公文的可信，系統中應有必要的權限管理與控制、操作日志、審計機制、數字保真、“留痕”等功能，可幫助我們監控管理行為并處置非法行為。

圖1 電子文件真實保障示意圖

2.2 完整。完整性是指電子文件及其元數據完整，它和真實性一起為電子文件的“可信”創造了條件。影響電子文件完整性的因素主要包括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捕獲機制是否完備、元數據方案是否規范、電子文件歸檔流程是否正確、電子文件物理及邏輯狀態是否清晰等。

從系統功能看，系統首先應有靈活完善的收集機制，可以讓我們的管理系統介入業務系統上游，對系統外及手工歸檔的各類電子文件及數字副本進行收集，通過規章力量和系統功能來保障所有辦理完畢、具有保存價值的文件能實時或定期反映到電子文件管理系統之中;其次，電子文件管理的全過程要按照既定的元數據方案主動地捕獲或手工登記文件形成、處置和利用等元數據，這是電子文件的重要組成部分，且與電子文件緊密聯系在一起才能證明該份電子文件的法定身份;最后要充分建立和維護好元數據與文件本身的聯系，保證電子文件與各類元數據、文檔存儲路徑及格式信息等能牢固捆綁并封裝在一起。

2.3 可用。可用性是指電子文件的內容能始終可讀并能長期保存，它包括內容可用和形式可用兩個方面。內容可用是指電子文件中所包含的二進制信息和字符編碼標準無誤。系統可通過元數據捕獲和記錄來注冊電子文件編碼格式、字符集和版本序號、管理軟件名稱、版本號、制作及轉換信息等特定內容，當我們面對保存或遷移需求時，可便捷地為讀取或還原該文件提供良好的現實環境或仿真環境。

形式可用是指電子文件的格式和存儲載體要符合管理規范。電子文件管理及傳輸系統應遵從《電子文件歸檔及管理規范》等標準，將通用電子文件格式（JPG、MP3、TXT/RTF、AVI等）納入系統審查機制，并允許非標格式在系統內進行轉換，保證管理端、傳輸端、利用端電子文件長久可用。對于流式文檔，如DOC、TXT等格式，我們提倡采用版式文檔進行轉碼，削弱硬件設備、平臺差異對文件原貌的影響。

2.4 一致。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應具有相應的檢測及約束機制，可以在系統管理及維護中通過內嵌的檢測體系衡量系統是否達到既定效果，從而維護電子文件真實、完整、有效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致。換言之，文件管理系統應當具備自評估功能，能動態地對文件是否符合既定規劃和標準進行評估，且該結果可以表單或系統警報的方式反饋至系統使用者或管理員。

它包括，系統能夠對電子文件及元數據的捕獲率作出完整性評估，尤其是對數據屬性為非空值的數據進行檢測，從而判斷背景、結構、內容、管理過程是否完整;能夠對文件存儲格式作出標準化評估，非標準格式的由系統進行注冊并作提示和預警[1]，并轉換為標準格式;能夠深入封裝、簽署、認證、保真等環節，通過電子文件屬性判斷、元數據監測、病毒檢測，作出真實性、有效性評估。評估完成后系統將形成評估報告，從而協助我們作出利于電子文件保存的判斷，更好地發揮電子文件的價值（圖2）。

圖2 電子文件管理系統一致性檢驗及約束圖

3 可信的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模型構建

3.1 網絡拓撲模型。網絡是電子文件管理的底層物理環境，這個環境不好，電子文件的真實性、完整性就易遭受嚴重的威脅。綜合考慮電子文件管理系統的用戶分布和功能訴求，我們認為有必要對ERMS所處網域進行功能劃分、分級管理，這既是對電子文件的管理特點的尊重與維護，也符合電子文件管理安全性要求。

電子文件隨著其生命周期的推進，將依次經歷三個物理網絡（圖3），在這三個網絡中，電子文件的價值及處置主體（系統）是不同的。我們可采取關鍵網物理分離、網域內在線管理、網域間雙線傳輸的形式來規范及約束電子文件的管理，確保電子文件的安全。

首個網絡在電子文件形成機關內部，它通過物理網關及軟硬件防火墻與廣域網隔離，規避外界及內部不良影響，電子文件只能在局域網業務系統內進行登錄和處置;第二個網絡是資源收集或移交的關鍵，即業務系統中的電子文件及其元數據經過XML封裝和數字證書加密保真后，以脫機拷貝的形式，進入到政務內網或機要網進行處理;第三個網絡是電子文件接收方或管理方（檔案館、室、文件中心等）的專用網絡，該網絡直接與政務內網或機要網相連，可提供數據庫、格式轉換、封裝、備份、WEB管理、全文瀏覽、流媒體點播等服務。

圖3 電子文件生命周期內網絡保障分布圖

3.2 元數據方案模型。元數據，是用來描述數據的內容、結構及背景的信息，它可以反映數據管理的整個過程，應用在電子文件及電子檔案的管理上，可以用來證實文件的真實性、完整性、有效性、一致性。

我們目前關于電子文件元數據研究的較為成熟的成果有ISO 15489、ISO 23081、DA/T46-2009等。綜合考慮電子檔案載體形態、電子文件管理特點、國家及地方管理特色，本文以ISO 23081中提出的法規四元組的頂層框架模型為基礎[2]，結合《文書類電子文件元數據方案》（DA/T46-2009），將反映電子文件與各類信息的關系描述、政策法規依據、職能活動描述等列入元數據采集范圍[3]。我們在元數據方案中定義了實體、業務、責任、法規及關系等五個元數據屬類，并在封裝時將其轉成以文件為中心的扁平化結構。在整個元數據方案中，除反映文件本身自然屬性的實體元數據穩定不變之外，其他各類元數據都是隨管理過程的深入而動態變化（圖4）。

五個屬類中，實體元數據用于了解電子文件的來源、屬性及生成環境;責任元數據是落實責任對象、評價電子文件法定性的重要依據;業務元數據是重現文件管理過程的重要信息;關系元數據是揭示材料間相互聯系、進行信息聯動的有力支撐;法規元數據是控制、約束業務行為與職能授權的規則。這些元數據直接為電子文件三個階段的管理提供了數據記錄及驗證支持。

圖4 元數據方案頂層設計圖

3.3 文檔封裝模型。元數據封裝是指按元數據方案的結構將編碼數據及元數據整合為一個文檔，并用數字證書對需保真部分作摘要和簽名。封裝技術的直接優勢在于它以純文本、小體積的形式對文件背景、內容和關系進行了完整的自我描述。綜合考慮BS、ERMS、TDR三個管理階段的管理要求，其封裝模型呈現出以下特點。

其一，封裝的過程性。它的封裝不是一次成型。電子文件的管理及利用有靈活的分段封裝機制，即電子文件可以允許多次解析和封裝，BS系統中以結構狀態、形成背景及處置行為為主封裝出SIP包（提交數據包），ERMS系統中以實體、驗證及其管理行為為主封裝AIP包（存檔數據包），TDR系統則以實體、認證為主封裝DIP包（分發數據包），三者基于同一種封裝及解析算法，具有一定的系統性，但封裝及解析又具有相對獨立性。

其二，封裝結構的半封閉式。它的部分取值來自對文檔及生成環境的自動攝取，這些文檔及背景元數據是靜態的，提取后不可篡改，因而可保障電子文件的真實性;還有部分數據來自管理過程中的人工著錄和記錄，它是動態的，它可隨管理活動的深入而增加，呈現出橫向穩定、縱向增加、不可逆轉的特點，連續的動態數據可佐證電子文件生成及管理過程、幫助解讀各項職能及業務行為、明確及判斷相關權限。

配合系統日志、審計機制，我們可以判斷電子文件形成、歸檔及保存全過程是否合規合法，文件是否可信（圖5）。

圖5 元數據封包結構圖

3.4 數字認證模型。通過電子政務或電子商務平臺制作和傳輸的電子文件，要杜絕業務流程中的篡改、丟失、攻擊等問題，保障電子公文的真實有效，就必須借助于一定的驗證技術。數字簽名技術（PKI）就是其中一種，它利用某種密碼運算生成一系列符號及代碼組成的電子密碼進行簽名，來代替書寫簽名或印章，主要用于鑒定簽名人身份以及確保電子數據完整、真實，技術成熟、可靠性強。

傳統的“小作坊”式的兩兩認證只局限于處于同一編碼環境下的文件傳輸雙方，認證范圍較窄，一旦脫離這個系統，勢必又要重新開始認證，周而復始，浪費資源。鑒于ERMS系統中的電子文件都形成于合法的社會組織，所以，我們主張充分引入國家認可的認證機構及已有的認證資源，統一數字認證編碼算法，在全國（全省）范圍內建立一個完整的數字認證體系。當前可應用于立檔單位與同級綜合檔案館之間電子檔案交接，待認證資源高度統一后，則可用于復雜的數字檔案館間檔案共享與協作、檔案交流與交換。

其原理及流程如下，CA作為國家承認并備案的第三方認證中心，負責向領用單位頒發證書，并通過根證書的離線或在線驗證來證實其所頒發證書的有效，建立起發證單位與領證單位的信任;領證單位得到的這份證書主要用于信息及數據的加密，我們稱為密鑰，與之相對應的公鑰在網上在線，公私兩個密鑰是非對稱結構，接收加密數據包的單位在收到密文后，利用數字證書當中的公鑰，確認算法，從而將其還原成明文，完成解碼。

4 結論

網絡環境是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所處的外界環境，是摒除網絡不穩定因素，保障網絡及信息安全的根本所在;元數據方案是保障電子文件真實可信的關鍵因素，是確保電子文件真實可信的第一道屏障;文檔封裝是元數據的組織及解析形式，是各類驗證及評價的數據及結構基礎;數字認證是確保文件來源及信息真實可信的有力支撐。可信平臺的構建一定要妥善處理好以上四者的關系，不可偏廢。相信隨著管理體制的不斷完善、國內標準的不斷、安全技術的不斷創新和應用，未來的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會越來越成熟。

參考文獻：

[1]李澤鋒.基于OAIS的可信電子文件管理系統的體系構建[J].情報雜志，2010（8）：136.

[2]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23081-1信息與文件-文件管理過程-文件元數據第一部分：原則[S]， 2006：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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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政策；債務融資；會計穩健性

文章編號：1003-6636（2013）02-0055-08；中圖分類號：F230；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會計穩健性（Conservatism），即會計謹慎性（Prudence），指在不確定的條件下， 需要運用判斷作出必要估計時包含的一定程度的審慎， 比如資產或收益不可高估，負債或費用不可低估（IASB，2008）。早在中世紀，會計穩健性作為一項計量原則，在商業活動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14世紀早期，Henley在其著作《家政》中建議從事莊園賬目審計的人員保持“忠誠和謹慎”。Bliss（1924）[1]最早完整給出穩健性的定義，他將穩健性表述為“預見所有可能的損失，但不預期任何不確定的收益”。我國2006年2月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對穩健性的定義如下：穩健性要求企業對交易或者事項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時保持應有的謹慎，不應高估資產或者收益、低估負債或者費用。Watts（2003）[2]認為，穩健性是會計政策的基本特征之一，其起源就是為了滿足企業債權人對會計報告可靠性的需要。有關會計穩健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第一，會計穩健性存在性研究；第二，會計穩健性形成動因的研究；第三，會計穩健性計量方法的研究；第四，會計穩健性經濟后果的研究。在我國，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且我國經濟尚處于新興與轉軌時期，在此背景下，對會計穩健性動因及經濟后果的研究顯得很重要。有關穩健性形成動因的研究，Watts（2003）[3]294根據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將穩健性形成的原因歸為四個方面：契約、股東訴訟、管制及稅收，其中契約因素對穩健性的需求正成為國內外研究的焦點，尤其是債務契約。

貨幣政策是各國政府干預和調節宏觀經濟的重要手段。Gertler and Gilchrist（1994）[4]指出當貨幣政策發生變化時，企業面臨的宏觀經濟環境隨之發生變化，企業、債權人及股東的行為也將發生變化。本文將進一步豐富宏觀經濟政策① ①宏觀經濟政策包括經濟周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對外經濟政策、匯率政策、產業政策、信貸政策等。與微觀企業行為② ②微觀企業行為包括公司治理、商業模式、財務管理、會計政策、內部控制、稅務籌劃、融資活動及投資活動等。關系的研究，借鑒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的成果，在微觀層面上分析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傳導機制。[5]選取宏觀經濟政策如貨幣政策研究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是學術界探討得比較少的領域，本文意在探究宏觀經濟政策之貨幣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之會計政策即會計穩健性的關系，之所以將貨幣政策、債務融資與會計穩健性放在一起進行研究，是基于這樣的設想即當貨幣政策進入緊縮期時，往往經濟發展速度放緩，企業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經營困難的可能性也將提高。此時，一方面企業增加銀行信貸，另一方面銀行對企業未來的盈利及償債能力更加難以判斷，導致放貸意愿減弱。在此情況下，企業為了獲取銀行貸款，會選擇更加穩健的會計政策，向銀行傳遞自身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的信號。[5]52可見，在貨幣政策緊縮期，作為債權人的銀行和作為債務人的企業之間存在信貸方面的博弈，而這種博弈導致了企業會計穩健性的選擇。

二、文獻回顧、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饒品貴，姜國華（2011）[6]56采用Khan and Watts（2009）[7]136公司層面會計穩健性模型驗證了貨幣政策緊縮階段，企業會計穩健性更高。貨幣經濟學研究證據表明貨幣政策在對實體經濟的作用上存在非對稱性，即擴張性貨幣政策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乏力，而緊縮性貨幣政策對遏制經濟過熱效果顯著。[8]基于此，學者們較多研究緊縮性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本文也不例外。就理論分析而言，貨幣政策緊縮期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企業將會面臨更大不確定性，且使投資者與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增加，促使企業采用更加穩健的會計政策；另一方面，銀根緊縮將使得企業的借款成本增加，而穩健性高的企業其借款成本較低（Ahmed，2002）。[9]融資成本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在貨幣政策緊縮期企業愿采取更穩健的會計政策以降低其融資成本。綜上，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貨幣政策緊縮期企業會選擇更穩健的會計政策。

Watts（2003）[3]294指出契約特別是債務契約① ①債務契約指債權人與企業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債權人會通過在債務合約中加入一些限制性條款，如要求企業的盈利能力、資產負債率比重、利息保障倍數等達到一定水平，限制現金股利發放等，以此限制企業對債權人的不利行為。是會計穩健性產生的最主要原

因。債務融資是借貸雙方的契約行為，當債務方債務比例比較高的時候，債權方就更有約束債務方的動力。當債務比例越高時，作為舉債方的企業面臨破產的風險增加，此時債權人越發關注債務人的履約情況，對盈利能力的關注讓位于對償債能力的關注，從而迫使企業采用更穩健的會計政策。Khan and Watts（2009）[7]137研究表明債務比例高則會計穩健性強。春，孫林巖（2006）[10]實證研究表明銀行債務比例上升，則會計穩健性增強。徐昕，沈紅波（2010）[11]通過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研究表明銀行貸款比例與會計穩健性顯著正相關。饒品貴，姜國華（2011）[6]64采用Khan and Watts會計穩健性模型實證研究發現債務多的企業其會計穩健性更高。但趙春光（2004）[12]認為我國上市公司會計穩健性是制度和監管造成的，上市公司并未自愿提高會計穩健性；他還認為在我國債務主要來自國有商業銀行，受行政制約，而不受債務契約限制，所以，債務因素在中國并不能引起自愿的會計謹慎要求。孫錚、劉鳳委、李增泉（2005）[13]認為在我國債權人法律保護意識不夠健全，以政府干預為主的聲譽機制是企業貸款行為的主要外部履約機制。聲譽較好的企業因具有“政治關系”往往能夠獲得更多貸款，即獲得更多銀行信貸的企業往往是那些有“政治關系”、有較好聲譽的企業。因此，銀行可能會對貸款金額較大的企業進行債務約束的力度降低，這樣反而對會計穩健性的要求降低了，從而導致債務人在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放松了自身謹慎性會計選擇。綜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2：債務人債務比例越高，其會計穩健性反而降低。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選擇及變量定義

1.應計-現金流模型

縱觀會計穩健性的度量方法，國外使用比較多的是盈余-股票回報模型（Basu，1997） 和應計-現金流模型（Ball和Shivakumar，2005），這兩種方法在國內有關會計穩健性實證研究中也廣為采用。不過，我國證券市場在2007年至2011年間波動較大，使得我國上市公司的股票回報率波動較大，特別是在2008、2009年間，比如大盤上證綜合指數從2007年的最高點612404跌至2008年的最低點166493，后又反彈至2009年的最高點347801，又到2010年最低點231974，后至2011年的最高點306746，絕大多數上市公司的股價均劇烈波動，因此使用盈余-股票回報模型可能會帶來偏差。另外，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時間不長，還不是很完善，特別在2005年9月股權分置改革全面推行的背景下，股票的價格摻雜著諸多噪音，不能及時有效的反映企業的好消息和壞消息，即Basu計量模型未必適應當前的中國資本市場，因此，綜上兩方面的原因，本文采用應計-現金流模型，即：

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εi，t

ACCt，t表示i公司t期的應計項除以期初總資產，其值等于t期營業利潤② ②根據夏立軍（2003）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采用線下項目前總應計項更能有效揭示盈余管理，因此這里在計算總應計項時使用營業利潤，而不是凈利潤。減t期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CFOi，t表示i公司t期經營現金凈流量除以期初總資產。DCFOi，t為虛擬變量，當CFOi，t小于0時，DCFOi，t取1，反之取0。CFOi，t*DCFOi，t為交互項目，表示應計項目對負經營現金凈流量的關系。εi，t為i公司t年殘差項。Ball and Shivakumar（2005）[14]認為應計項目在該模型中主要起到兩個作用：一是減少現金流的“噪音”；二是對未實現的收益和損失進行不對稱的確認。基于第一個作用，應計項目與現金流間呈負相關關系，α1預期為負；第二個作用表明損失比收益更能及時得到反應，或者說壞消息（負經營現金流）在應計項目中得到及時反映，若α3系數顯著為正，則應計項目與負經營現金流間的正相關性會更強，該模型不但能夠檢驗應計項目減少經營現金流的“噪音”，而且能夠驗證會計穩健性的存在性。模型中的α1為“好消息”的反應系數，α1+α3為“壞消息”的反應系數，若α3顯著為正，則α1+α3大于α1，表示應計項更及時反應“壞消息”，且α3系數越大，則會計穩健性越強。

2修正Jones模型

Healy（1985）[15]根據應計項是否容易受企業管理人員主觀判斷的影響將應計項區分為操控性應計項和非操控性應計項，基于此，本文對Ball和Shivakumar（2005）的應計-現金流模型進行修改，即將應計項區分為操控性應計項和非操控性應計項，而操控性應計項正是學術界對盈余管理度量采用比較多的指標，這樣首先便將論題轉到對盈余管理度量模型的選擇上來。國內外學術界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模型使用比較多的是修正Jones模型，夏立軍（2003）[16]認為分行業估計并采用線下項目① ①以營業利潤為界限，將營業利潤之上的項目稱為線上項目，它們被認為大都是經常性的；營業利潤之下的項目稱為線下項目，它們被認為大都是偶然性的。線下項目前總應計項=營業利潤-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包括線下項目總應計項=凈利潤-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前總應計利潤作為因變量估計特征參數的截面Jones模型最能夠有效揭示出盈余管理。劉大志（2011）[17]通過實證檢驗的方法驗證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中采用分年度、分行業的修正Jones模型最能有效度量盈余管理。Subramanyam（1996）[18]通過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截面Jones模型和修正截面Jones模型比時間序列模型更能有效揭示盈余管理行為。因此本文在求解盈余管理程度時建立修正Jones模型，并分年度、分行業求解，模型如下：

GTAi，tAi，t-1=a11Ai，t-1+α2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Ai，t-1+εi，t

NDAi，tAi，t-1=α11Ai，t-1+α2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Ai，t-1

DAi，t=GTAi，t/Ai，t-1-NDAi，t/Ai，t-1

GTAi，t 為i公司t年總應計項，其值等于營業利潤減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凈額；Ai，t-1為i公司t-1年總資產；REVi，t為i公司t年的營業收入變化量；RECi，t為i公司t年應收賬款凈額變化量；PPEi，t為i公司t年的固定資產價值② ②因我國2006年2月15日的新《企業會計準則》規定資產負債表對固定資產金額的披露只披露凈值，因此基于數據的可獲取性，Jones模型及其修正模型中的固定資產價值均取凈值。；NDAi，t為i公司t年非操控性應計項目；DAi，t為i公司t年操控性應計項目。α1，α2，α3為行業特征參數；εi，t為i公司t年殘差。

在對修正Jones模型進行行業分類時，行業分類標準按照中國證監會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該《指引》將上市公司分13大類，因考慮到C類制造業數量眾多，基于此，本文對制造業按照二級代碼進一步分類，考慮到需要的C2樣本數量過少（2008-2011年各年度均少于10），因此將其合并到C9其他制造業中；L類傳播與文化產業樣本量過少（各年度均小于10），直接將該類剔除，經過這樣處理后共分19個行業。綜合后面樣本選擇中的剔除原則，各年樣本具體分布情況見表1。

3修正的應計現金流模型

本文實證研究部分基本思路是采用Ball和Shivakumar（2005）的應計-現金流模型，但將該模型中的應計項分為操控性應計項和非操控性應計項，為了驗證我國資本市場中會計穩健性的存在性及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應計-現金流原始模型的基礎上另外增加包含操控性應計項和非操控性應計項的模型，另外為了檢驗前面提出的研究假設是否成立，因此模型的建立闡述如下：

（1）貨幣政策與會計穩健性之模型建立

為了檢驗假設1，并檢驗我國資本市場中會計穩健性形成的原因，特分別建立模型1、模型2和模型3：

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MPTC+α5MPTC×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①

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MPTC+α5MPTC×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②

N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MPTC+α5MPTC×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③

2008年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央行9月份開始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表明該年央行執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09年金融危機波及國內，經濟發展出現不景氣局面，該年央行繼續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2010年國內經濟開始慢慢復蘇，央行利用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發展，6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表明該年央行執行的是緊縮性貨幣政策。2011年雖然央行6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但是該年11月又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因此嚴格意義上，2011年不能認為是從緊的貨幣政策。因此，2008年至2011年4年間，2010年為貨幣政策緊縮期① ①貨幣政策緊縮期的判斷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網站數據。。

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OperAcci，t為操控性應計項，NoperAcci，t為非操控性應計項。MPTC貨幣政策緊縮期的虛擬變量，若在2010年，MPTC取1，否則取0。MPTC*CFOt*DCFOt為MPTC與CFOt*DCFOt的交互項，α5表示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會計盈余對“壞消息”反應系數的增量，若該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應計項對“壞消息”的反應更為及時，即說明會計穩健性更強。若假設1成立，該模型中的系數α5顯著為正，表明貨幣政策緊縮期要求會計穩健性越強。考慮到不同的行業、不同年份，會計穩健性可能差別較大或存在差異，所以模型中加入年度變量YEARn和行業變量INDUSTRy，變量含義：若樣本為當年度取1，其余年度取0；樣本為某行業時取1，其余行業為0。3個模型中的其余變量定義同前文介紹的應計-現金流模型一致。

（2）債務融資與會計穩健性之模型建立

為了檢驗假設2，并驗證我國資本市場中會計穩健性形成的原因，特分別建立模型4、模型5和模型6：

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LOAN+α5LOAN×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④

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LOAN+α5LOAN×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⑤

N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LOAN+α5LOAN×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⑥

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LOAN為資產負債率，其值等于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之比，用來表示企業總體負債水平，LOAN*CFOt*DCFOt為交互項，α5表示貸款比例提高時，應計項對“壞消息”反應系數的增量，若該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貸款比例提高時，應計項對“壞消息”的反應更為及時，即說明會計穩健性更強。相反，該系數顯著為負，則表明負債比例越高，則會計穩健性反而降低了。模型中控制變量分別為年度變量YEARn和行業變量INDUSTRy，其含義：若樣本為當年度取1，其余年度取0；樣本為某行業時取1，其余行業為0。模型中其余變量的定義同前文介紹的應計-現金流模型。

（二）樣本選擇

2006年2月15日國家財政部頒布新的《企業會計準則》，要求所有上市公司于2007年1月1日執行新的《企業會計準則》，新準則與舊準則有很大不同，考慮到選取的模型中需要上期資產指標，為了使數據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擬選擇2008年-2011年共4年的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在樣本篩選過程中，對如下樣本進行剔除：（1）因金融行業的性質和采用的會計準則與其他行業有很大的差異，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2）由于首次發行股票公司當年的會計盈余和其他年份有很大的差異，剔除當年IPO公司；（3）為了使數據更具有可比性，因此剔除ST類公司；（4）剔除ACC及CFO異常值的樣本，具體做法是剔除了其最大及最小部分1%的樣本；（5）剔除數據不全的公司。并綜合前文行業分類情況，最后選取樣本公司分布如下：2008年1022個樣本，2009年1105個樣本，2010年1176個樣本，2011年834個樣本，共4137個樣本。所用財務數據及上市公司基本資料均來自國泰安CSMAR中國證券市場研究數據庫，本文模型采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多元回歸。

四、實證檢驗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對模型主要變量進行描述性分析，結果見表2。由表2統計結果顯示，ACC的均值為-00004，說明就平均而言，樣本公司獲得了負的應計項目，最小值、最大值分別為-07152、13002，表明不同公司間的應計項目差別較大；OperAcc均值為00782，說明就平均而言，樣本公司的操控性應計項為正值，最小值、最大值分別為803216×10-6、12617，表明不同樣本公司操控性應計項差別較大。NoperAcc均值為-00785，說明就平均而言，樣本公司的非操控性應計項為負值，最小值、最大值分別為-14062、03223，表明不同公司間的非操控性應計項有一定差異。CFO均值為00593，說明就平均而言樣本公司獲得了正的經營凈現金流量，最小值、最大值分別為-07321、10747，表明不同公司間的經營活動凈現金流量差別較大，DCFO均值為02219，該變量為虛擬變量，說明有2219%的樣本公司經營現金凈流量為負；MPTC為貨幣政策緊縮期的虛擬變量，其均值為02843，表明有2843%的樣本公司處于貨幣政策緊縮期；LOAN均值為04926，說明多數樣本公司資產負債率處于1∶2，最小值、最大值分別為00071、12624，表明不同公司間的資產負債率差別較大。

（二）多元回歸結果與分析

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回歸結果見表3，現將各模型回歸結果分析如下：1模型1回歸結果中，CFO系數顯著為負，與應計-現金流原始模型一致，驗證了應計項抵減經營現金流“噪音”的作用，但是CFO*DCFO交互項系數卻顯著為負，與應計-現金流模型矛盾；2模型2回歸結果中，CFO系數顯著為正，該結論與應計-現金流模型的符號相反，且CFO*DCFO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與應計-現金流模型矛盾；3模型3回歸結果中，CFO的系數顯著為負，驗證了應計項（確切的說是應計項中的非操控性應計項）抵減經營現金流“噪音”的作用，且CFO*DCFO交互項系數在1%顯著水平為正，進一步驗證了應計項更及時確認“壞消息”，即我國資本市場中會計穩健性得到檢驗。根據模型3的回歸結果，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會計穩健性是存在的，不過穩健性既不是應計項造成的，也不是操控性應計項產生的，而根源于非操控性應計項。這一結論的原因在于應計項（非操控性應計項）能夠及時確認經濟損益，但主要是出于對未來情況的預測，而非操控性應計項主要是對公司未來損益的預測，因此，非操控性應計項更能夠體現及時確認經濟損益的作用。基于此，繼續分析模型3的回歸結果：在模型3的回歸結果中，在驗證我國上市公司中會計穩健性存在的前提下，MPTC*CFO*DCFO交互項系數為00467，且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表明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應計項對“壞消息”的反應更為及時，即說明會計穩健性更強，假設1得到檢驗。

模型4、模型5和模型6回歸結果見表4，各模型回歸結果分析如下：1模型4回歸結果中，CFO系數顯著為負，驗證了應計項抵減經營現金流“噪音”的作用，但CFO*DCFO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與應計-現金流模型矛盾；2模型5回歸結果中，CFO系數顯著為正，且CFO*DCFO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均與應計-現金流模型矛盾；3模型6回歸結果中，CFO系數顯著為負，驗證了應計項抵減經營現金流“噪音”的作用，且CFO*DCFO交互項系數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表明應計項對“壞消息”的反應更為及時，進一步驗證了我國資本市場中會計穩健性是存在的，不過其是由非操控性應計現造成的。而且在模型6的回歸結果中，LOAN*CFO*DCFO交互項系數在5%顯著水平上為負，說明非操控性應計項對“壞消息”的反應系數增量為負增量，表明負債比例越高，使非操控性應計項確認“壞消息”（負經營現金流）沒有確認“好消息”及時，則會計穩健性反而降低了。這一回歸結果驗證了假設2的正確性。

五、敏感性測試

為了使研究結論更可靠、更真實，現對模型進行敏感性測試。前面已經分年度、分行業通過Jones模型求解了操控性應計項、非操控性應計項，但在實證研究中采用了面板數據檢驗假設1和假設2。結果也驗證了我國上市公司中會計穩健性的存在，并證實了假設1和假設2的正確性。但在敏感性測試中將采用截面數據即分年度對2008-2011年各年數據分別進行多元回歸，這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前面已經通過模型3和模型6驗證了會計穩健性的存在性，且產生于非操控性應計項，此外也驗證了假設1和假設2的正確性。在敏感性測試中主要就是進一步檢驗模型3和模型6回歸結果的真實性，因此這里選擇3和模型6作敏感性分析（其實對模型1、模型2、模型4和模型5選取截面數據進行多元回歸，其結果與前面結論是一致的，因篇幅關系，該部分內容省略）。現將模型6的回歸結果列于表5：

現對表5分析如下：12008—2011年各年度CFO的系數均在1%顯著水平上為負，驗證了應計項（非操控性應計項）抵減經營現金流“噪音”的作用；22008—2011年各年度，CFO*DCFO交互項系數均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驗證了應計項（非操控性應計項）更能及時確認“壞消息”（負經營現金流），即檢驗了我國資本市場中會計穩健性的存在性。而且CFO*DCFO交互項系數從2008年到2011年依次為03536、03643、05963和05162，這一回歸結果說明我國會計穩健性不但是存在的，而且2007年1月1日上市公司執行新會計準則后，會計穩健性總體逐年在增加，不過在2010年交互項系數為05963，在4個年度中是最大的，不但大于2008年、2009年的，而且大于2011年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可能的原因就在于2010年為貨幣政策緊縮期，這一回歸結果無疑進一步證實在貨幣政策緊縮期，會計政策更加穩健；32008—2011年各年度，除2009年LOAN*CFO*DCFO交互項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外，其余3年中LOAN*CFO*DCFO交互項系數均在1%或5%顯著水平上為負，這進一步驗證了負債比例越高，使得非操控性應計項更加不能及時確認“壞消息”（負經營現金流），即會計穩健性反而降低了。以上進行的敏感性測試，不但進一步證實了我國會計穩健性的存在性，且是非操控性應計項造成的，而且回歸結果有力地檢驗了假設1和假設2的正確性。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采用2008—201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作為研究樣本，通過Ball和Shivakumar（2005）的應計-現金流修正模型實證檢驗了貨幣政策、債務融資與會計穩健性之間的相關性。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政策具有穩健性，且穩健性根源于應計項中的非操控性應計項；貨幣政策緊縮期因企業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潛在的風險增加，在此情況下，企業將會采取更加穩健的會計政策。根據Watts（2003）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穩健性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債務契約、股東訴訟、管制及稅收，而且其認為債務契約是會計穩健性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但本文實證研究結論并未驗證Watts的說法，而是得出相反的結論：債務比例越高、會計穩健性卻降低了。也許正如趙春光（2004）所言：我國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穩健性是制度和監管造成的；我國債務融資受行政制約，而不受債務契約限制，債務契約在中國并不能引起自愿的謹慎要求。

本文從宏觀經濟角度并結合債務融資研究其與會計穩健性的關系，基于該視角研究會計穩健性，研讀現有文獻發現并不多見，且選取的樣本為新的《企業會計準則》頒布后的上市公司數據，無疑更具有現實意義。可以考慮從宏觀經濟角度研究會計穩健性，此為本文啟示一；在實證研究上，為了避免股價波動的影響，對穩健性的計量沒有采用Basu模型（盈余/股票回報模型），而是采用了Ball和Shivakumar（2005）的應計-現金流計量模型，目的是探索該模型在我國資本市場中的應用。但具體使用該模型時應將應計項區分為操控性應計項和非操控性應計項，此為啟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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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K.R.Subramanyam and John J. Wild.Going-Concem Status， Eamings Persistence， and Informativeness of Eaming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1996（13）：251-273.

Monetary Policy， Bebt Financing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Research：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Ashares’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WANG M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jiang Industry Polytechnic College，Shaoxing，Zhijiang，312000，China）

篇5

關鍵詞：跨文化傳播；視覺語言；文化符號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全球化擴張，其產品必然涌向世界各地。與此同時，跨國廣告業也必然追隨其客戶進行跨區域、跨國界的廣告經營和運作，廣告國際化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廣告國際化，或稱廣告全球化，是指在世界各地市場上通過采用基本一致的廣告傳播方式，實現全球市場的營銷戰略。這種全球化的廣告給生產和經銷廠商以及廣告業者都帶來了明顯的利益，例如降低了廣告成本，樹立了品牌和企業形象，提高了迅速推廣產品基本概念的能力，簡化了市場和促銷計劃的協調控制程序，等等。

此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文化一體化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多元文化將長期存在。跨國廣告的運作不能不考慮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從文稿、符號意義、文化象征、訴求主題、視覺形象，到廣告經營策略、人才組合與培訓、管理模式、公共關系建構都有一個與各地本土社會文化相適應的問題。因此，廣告的國際化進程中也包含了本土化過程，廣告的跨國傳播也就是跨文化傳播，國際化和本土化雙向趨勢是廣告跨文化傳播的主要特征。

如何處理好看似矛盾實則相關的國際化和本土化問題乃是實現廣告跨文化傳播的關鍵。本文將就平面廣告的跨文化傳播問題略做探討。

一、文化符號

在世界文化多元的背景下，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文化差異，文化符號有的帶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和區域特征;另一方面，長久以來通過思想的相互交流和文化的相互影響，也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價值觀和文化認同，現代科技提高了媒體的傳播能力和覆蓋范圍，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出現了更多超國界，超民族的“世界性文化符號”。

20世紀90年代，受西方尤其是美國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在中國年輕人中出現了一些張揚個性和自由的個人主義文化符號。因此，平面廣告在傳播中，就曾運用這些“世界性文化符號”進行跨文化傳播。因為這種‘世界性文化符號’具有共通性，它可以跨越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中國大量出現的以自由和個性為主題的‘Me(我)廣告’，如‘我選擇，我喜歡’(安踏運動鞋)，‘我有我可以’(佳得樂飲料)，`I’mlovingit’(麥當勞)等等，便是這種文化的具體表現”。可見，在跨國廣告中，充分利用這些“世界性文化符號”，能收到良好的跨文化傳播效果。

但是，在人類整個文化符號系統中，目前“世界性文化符號”只占一小部分。“區域性文化符號”仍占據主導地位。因此，跨國公司在廣告運作中，更應重視不同文化背景下受眾不同的文化要求、文化特征、文化價值觀，并把這種文化特質滲透到廣告傳播的各個環節。運用目標受眾所熟悉的視覺文化符號。因為只有受眾所熟悉，易于接受的文化符號才能達到與受眾的溝通，得到受眾心理認同，引起受眾的共鳴，進而傳達廣告資訊，達到商品銷售目的。這也是目前平面廣告跨文化傳播中的重要策略。

跨國廣告公司在中國進行跨文化傳播中，可充分利用帶有中國民族特色的視覺文化符號，如長城，黃河，剪紙，對聯，福娃，門神，紅燈籠等等。在這方面，可口可樂，麥當勞無疑成為跨文化傳播的典范。在日本市場運作的跨國廣告公司，盡量順應和利用日本人的文化特質。如在促銷計劃中適應日本人的“送禮和娛樂”兩大主要消費習慣;在訴求方式中采用“柔性銷售”代替西方式的“硬性銷售”;在形象符號運用中充分考慮到日本傳統賦予數字、植物、動物的獨特符號意義。在香港運作的跨國廣告公司，洞悉了香港人在“東—西方”、“傳統—現代”的兩極文化價值認同方面的中間形態和心理情感困境，在廣告訴求中順應并且強化了對香港本土的依戀與認同。在臺灣的跨國廣告公司“不僅懂得利用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以及日本對于臺灣的生活一審美方式的影響，而且對于現代臺灣人的生存境況相當關注，諸如政治敏感度、性向選擇、社會治安、兒童健康、新新人類等主題均成為廣告創意表現的內容”。作為全球品牌的跨國公司，如果不顧國家與地區市場的文化差異，而固執地以本民族文化觀念為背景進行廣告宣傳，必將遭受滑鐵盧，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畢竟，豐田汽車“霸道”廣告的教訓，對任何一家跨國公司和為其服務的廣告公司來說都是值得警醒的。

二、視覺符號

談到平面廣告跨文化傳播，不能不說到“視覺語言”。當今社會已經進人視覺時代，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被光怪陸離的形象海洋所淹沒。可以說我們的社會已經成為“圖像社會”，成為“視覺文化”主導的社會。因此，在平面廣告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廣告如何適應這個“讀圖時代”的發展是成敗的關鍵。事實告訴我們，廣告信息只有依靠和公眾進行視覺語言的傳播和溝通，才可能達到傳播效果，從而促進商品銷售。

平面廣告是二度空間的廣告形式，文字、圖形、色彩是廣告視覺語言的三大構成要素。平面廣告的視覺傳達也由此分為文字傳達、圖形傳達和色彩傳達。平面廣告在進行視覺傳達過程中必然要創造性地、藝術性地運用視覺符號和符號系統來構成廣告視覺語言進行跨文化傳播。因此廣告視覺符號的選擇和運用成為廣告溝通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

(一)圖形

在當代視覺文化的背景下，除了廣義的“文化符號”外，圖形語言無疑成為廣告跨文化傳播中最為重要的視覺文化符號。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人，其生理構造和大腦神經的連接關系都相同，所以人類的視覺感知方式和感知結果都是一樣的，因此圖形語言必然成為全世界的共同語言。我們可以不知道英語VICTORY的含義，但當同伴向你伸出兩個手指(成“V”型)你就會領會這是在祝你成功。在由文字，圖形，色彩三種基本傳達要素所共同建立的平面廣告中，圖形是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跨文化廣告傳播中，圖形有“世界語”之稱，它不分國家，民族，男女老少，文化深淺，語言差異，普遍被人所看懂，不同程度地了解其中的含義。好的圖形設計可以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透過視覺語言進行溝通理解，可以跨越地域，民族的界限以及語言的障礙和文化的差異進行交流。究其原因，圖形具有語言的本質性能，是具有說明性和說服力的語言形式。同時，圖形比文字更形象，更具體，更直接，這正是圖形傳達優于文字傳達的一個方面。它超越了地域和國家的界限，無須翻譯，卻能實現“一圖頂萬言”的傳播效能。

然而，我們也須看到，圖形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同樣具有“共通性”和“區域性”特點，它在廣告傳播中必須符合前面論述的“文化符號”在跨文化傳播中的規范，即發掘圖形語言在跨文化傳播中的“共性”和“個性”。

(二)文字

在跨文化廣告傳播中，廣告的視覺符號除了圖形外，還有文字和色彩兩個基本的視覺要素。平面廣告在跨文化廣告傳播中，對文字傳達和色彩傳達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當今“讀圖時代”，文字對廣告信息的傳達功能大打折扣，圖像擔負起傳播信息的主要作用;然而，畢竟沒有達到取代文字的地步，在許多情況下，單憑圖形人們仍然不易了解廣告信息。因此，往往需要加上文字說明，才能賦予圖片意義，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從而產生良好的理解和記憶。廣告在面對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下的受眾時，筆者認為，“文字圖形化”，即文字具有圖形表征特點，將成為平面廣告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傳播策略。正如前面論述的那樣，在當今視覺文化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在跨國廣告公司對受眾所在地語言文化掌握不占優勢的情況下，廣告只有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才能達到理想的廣告傳播效果。與此同時，隨著各種文化的廣泛交流和跨國廣告公司對廣告受眾所在地文化的進一步了解，文字傳達可以充分借鑒和發掘當地的語言文化寶庫，達到更好的融入受眾心理的目的，引起受眾的共鳴，從而取得廣告跨文化傳播的良好效果。最明顯的一個例子便是豐田汽車在中國傳播的廣告語“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它借用了中國傳統的俗語“車到山前必有路”，巧妙的進行嫁接、組合，達到了意想不到的傳播效果。正如圖形傳達所具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辨證關系一樣，文字傳達也可以不涉及到某民族的文化特征，也不迎合某一特定的文化區域內受眾的審美情趣和接受習慣，發掘人類的共性，如在人類的生理感覺上做文章。一代廣告大師雷斯為M&M巧克力糖果創造的廣告語“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幾十年來在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播發，其威力依然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究其原因是因為此廣告幾乎沒有涉及到某民族的文化特征，也沒有迎合某一特定的文化區域內受眾的審美情趣和接受習慣，它只是從人的生理角度出發來說明自己獨特的銷售說辭。而這種“只溶在口，不溶在手”的美妙感覺正是全世界的消費者都需要的。

(三)色彩

色彩的運用在平面廣告跨文化傳播中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平面廣告的視覺傳達設計中，色彩往往是一種先聲奪人的傳達要素，就遠觀效果而言，色彩傳達更優于圖形傳達和文字傳達。

色彩是一種感情的語言，而且是一種表達力很強的語言，它總是與一定的情緒相聯系，并且這種聯系對于人類來說具有一定的共性。如紅色象征熱烈、活潑、浪漫和火熱，黃色象征光明和希望，綠色象征和平和朝氣，藍色象征寧靜，智慧和深遠。很多跨國的高科技企業總是用藍色作為對外廣告宣傳的主色調，以此來彰顯其“藍色智慧”，并且隨著產品的擴展而走出國門，邁向世界。可口可樂的紅色伴隨著可口可樂走向世界，征服了無數年輕人。因此在廣告的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應該把握人類的對色彩感覺上的共性，然而這種“共性”只是相對的，它并不能掩蓋“共性”下民族文化的差異性。不同的國家、民族對于色彩有著不同的愛好和忌諱，如紅色讓我們聯想到喜慶、吉祥、生命和幸福，對紅色的崇拜是中華先古圖騰時代的獨尊一色;然而，在西方紅色卻讓人聯想到圣餐、祭奠和危險等。日本人忌綠色，視其為不吉祥;而在西亞一些國家，綠色卻受到普遍歡迎。因此，通過文化參與了解當地的文化差異，迎合當地受眾的價值觀念和接受心理，充分尊重其及風俗習慣，才能取得良好的跨文化廣告傳播效果。

三、結語

篇6

一、強化感悟積累

感悟是學習主體直接面對語言作品密詠恬吟,體味玩索,觸發聯想,產生頓悟。它不是單純知識的感知,而是對文字符號所負載的內容、文字組合的方式方法、文字符號所滲透的情感韻味等做綜合的感知和領會。必須讓學生直接面對具有生命活力的課文,結識它,喜愛它,沉浸其中,有所體會,有所感悟,主體的生命與課文的生命發生碰撞,主體的心靈與作者的心靈彼此相通,文意、文情、文脈、文式一起積淀為主體的語感,從而形成主體的語言能力,提高語文素質。

二、活化知識教學

知識是構筑素質的基礎,素質教育反對單純的知識灌輸,而不排斥知識教學。語文課中涉及到的知識有:一是語文基礎知識,含陳述性和程序性兩種,陳述性知識即有關“是什么”的知識,程序性知識,即有關“怎么做”的知識。二是課文語言所負載的生活、科技、政治、歷史等知識。三是調控自身的注意、記憶和思維的過程,有關如何學好語文的知識,即策略性知識。

三、注重交際訓練

語言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文活動就是交際本身。口語則更直接快速高效地傳遞信息,是交際能力高低的主要標志。尤其是高效率化、高社交化和高信息化的現代社會,對口頭交際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口頭交際能力便是語文素質的重要內容。課內口語培養的主要途徑:明理讓學生重說;悟法讓學生能說;設境讓學生樂說;學技讓學生善說。

四、養成聽說讀寫習慣

習慣是一種長期養成的比較固定的、不易改變的、自動化的行為和動作的特殊傾向。呂叔湘先生說過:“學習語文不是學習一套知識,而是學一種技能。”因而習慣的培養對于提高語文素質具有特殊的意義。語文學科降低了培養與其他學科相同的一般的如預習、聽課、筆記、作業的學習習慣,除觀察、記憶、思維等習慣外,尤其要注重培養語文學習和運用的特殊習慣,即良好的聽說讀寫習慣。聽話要養成專心、擇要的習慣,說話要養成有序、得體的習慣,書寫要養成規范、整潔、美觀的習慣。

篇7

文本解讀的過程實質是師生不斷接近、探尋、領悟文本中原有的哈姆雷特的過程，也是師生個性化解讀文本，不斷產生新的哈姆雷特的過程。因此，文本是教師、學生、作者、編者之間的一道橋梁，讀者通過與文本的對話，對文本進行有創意的解讀。

“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個性化閱讀是《語文課程標準》中閱讀教學的一個重要理念。依據課程目標的個性化閱讀指導，文本解讀必須正確處理一個哈姆雷特與一千個哈姆雷特的關系。一個哈姆雷特是共性的，這種共性就是文本的原意和原有價值取向，這種文本所表達的共性是文本作者（也可能包括教材編寫者）在特定生活情境中語用的結晶，凝聚著作者的文思和情結，涵蓋著語文知識和技能，決不只是語言技巧和文字材料的簡單堆砌，它不僅貫穿著作者的生活體驗和情感傾向，還有作者對生活的感悟和語用經驗。在文本解讀的過程中，無論是教者，還是學生，都只能不斷走近文本中原有的哈姆雷特，不可能與共性的哈姆雷特達到完全共鳴、完全感悟的境界。“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里的一千個哈姆雷特是有個性色彩的，是讀者的一種個性化閱讀體驗。在解讀文本的過程中，學生、教師同文本及文本作者（也可能包括教材編寫者）展開對話，這種對話是既有理解文本原有之象，也有因為閱歷、動機、思維、能力、眼光等的不同，對文本做出不同的解讀。因此，閱讀教學既要引導學生探尋文本意義，還要引導學生進行個性化閱讀。只有在不斷解讀，接近文本中原有的哈姆雷特的同時，學生才會以兒童的眼光全面審視，才會有獨特的情感體驗，也才會有一個個新的哈姆雷特出現。

文本的創意解讀有哪些策略呢？

一、 貼近作者，更要貼近兒童

貼近作者的心去解讀文本――把自己當做作者。沈從文先生在介紹寫作經驗時說，要“貼著人物寫”。因為作者只有尊重人物，體貼人物，才能將人物寫好。那么，反過來，讀者只有做作者的貼心人，才能體會到作者的出發點和寫作背景，才能深入解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和思想感情。“如果我就是作者，我為什么會這樣寫？我想告訴人們什么？”這些都是我們在解讀文本時應該問一問自己的話題。

貼近兒童的視野去解讀文本

――把自己當做孩子。孩子的眼睛是清澈的，這種清澈會過濾掉老成的經驗，還原兒童的世界。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偉大的人是童心未泯的人，教師應該用一顆“童心”去面對文本。站在兒童的立場，以孩子的心去體驗，多讀出一些“為什么”。上海特級教師萬永富教學《麻雀》一課時，貼近兒童的視野閱讀文本，引導兒童進行有創意的解讀。

生：這只老麻雀一定是母的嗎？會不會是公的？

生：我想，可能是爸爸，如果不是公的，它不會這樣勇敢。

師：媽媽保護孩子就不會勇敢嗎？

生：媽媽為了保護孩子是會拼命的！我看可能是麻雀媽媽。

師：我們幼小的時候，常常是媽媽帶著還是爸爸帶著？

生：我們小時候總是和媽媽在一起的，媽媽給我們喂奶，爸爸外出打工。我想麻雀也是一樣的。

生：總是媽媽養護孩子，養護小麻雀的當然是麻雀媽媽。麻雀媽媽為了保護小麻雀，舍得拼命。這就是母愛的力量。

生：應該是麻雀媽媽。

師：同學們說得真好，聯系生活把書讀活了。看來應該是麻雀媽媽了。

當學生對老麻雀的身份意見不一時，教師以一顆童心，及時引導，有創意地將學生引到課文“歌頌母愛”這一主旨。萬老師點撥不多，但十分巧妙地引導學生探究了文本價值。

文本的解讀就是要立足兒童基點、了解兒童習慣、尊重兒童個性、發展兒童能力。對文本的解讀要注重誦讀全文，熟讀精思，整體把握；要注重強化文字符號與生活圖像的轉換機制，喚醒語言文字所描繪的具體形象，使學生入境動情；要注重以豐富多彩的聽說讀寫實踐活動，激發學習熱情，使語言文字變得生動可感，讓學生走進文本深處；要注重“學貴有疑”，尊重和培養學生的質疑精神，鼓勵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引導學生深入研討、理解和體悟文本的核心價值同時，展開有創意的文本解讀。

二、 關注預設，更要關注生成

文本解讀的預設與生成是統一的，預設是生成的基礎，生成是預設的檢驗和升華，又是下一次預設的起點。文本解讀的預設，首先，需要正確地解讀文本的信息。包括：思想情感――正確理解隱藏于文本內容之中的思想，包括作者和文本本身具有的情感、態度、價值觀；語言內容――正確了解文本所表現的客觀事物；語言形式――正確把握文本遣詞造句、構段成篇及表情達意方面的方法、特點。其次，準確地解讀文本的教學目標。包括學段目標――準確把握文本在本學段教學中所承載的課程教學目標；單元要求――準確把握文本在本單元所承擔的具體教學任務；課時任務――準確擬定本節課教學的重點和難點。充分預設體現了對文本的尊重，體現了文本解讀的計劃性和目的性，體現了對文本中隱藏著的、具有共性的哈姆雷特的充分解讀。同時，文本解讀的生成更是體現對學生的尊重，生成也體現教學的動態性和開放性。文本解讀的生成實質是對文本有創意的解讀，即強調讀出個體的感受。通過引領學生精讀文本，找準學生與文本語言情感的共鳴點，如品詞析句入情、凸顯形象動情、體驗生活悟情、誦讀課文抒情等，“一石激起千層浪”，撥動學生的心弦，引發強烈的共鳴，在學生與文本、作者、教者之間產生巨大的“磁場”，使文本解讀成為學生體驗情感、融匯情感、釋放情感、升華情感的過程。

例如，我在教學《泊船瓜洲》體會詩歌情感時，同學們都說表達了對故鄉的深切思念，一位同學提出異議：“王安石是江西臨川人，詩中所寫的三個地方都不是他的故鄉，又怎能說表達他對故鄉的思念？”我表揚了他獨立思考的精神，并把問題交給學生。另一位同學為他作了解答：“王安石的故鄉的確在臨川，但他父親在南京做過官，最后在南京去世，所以王安石也把南京看作自己的故鄉。南京故稱鐘山，因此這里的故鄉即為鐘山。”可意想不到的是，又一位同學站起來，他拿著一本古詩詞資料，說：“這上面說王安石的故鄉在京口。”又是一個新見解。孰是孰非呢？我讓他們再反復讀詩句。仍然是第一位同學站起來說：“我明白了，王安石的故鄉的確在鐘山，因為如果在京口，他只要說‘京口瓜洲一水間’就行了，為什么還要引出‘鐘山只隔數重山’呢？”教室里響起一陣掌聲。

篇8

【關鍵詞】漢英對比；宏觀對比；微觀對比

0 引言

比較與對比是語言接觸、文化接觸后人對語言、文化的一種認知方式。趙元任也曾說過：“所謂語言學理論，實際上就是語言的比較，就是世界各民族語言綜合比較分析研究得出的結論。”（引自潘文國，1997）語言中的比較，可以在同一語言中進行，也可以在不同語言中進行；可以是共時的，也可以是歷時的。對比語言學的思想和理論基礎可以上訴到19世紀上半葉的洪堡特，但對比語言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在20世紀以后形成。其有著歐洲與美國兩個源頭。漢英語作為兩種不同語系中的語言，都擁有眾多母語說話者。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語言接觸不可避免。因此，語言比較不可避免。也正是因為比較，產生了我國第一部漢語語法《馬氏文通》以及黎錦熙的《新著國文語法》、《中國文法要略》、趙元任的《中國話的文法》和王力的《中國現代語法》及《中國語法理論》（連淑能，1993）。漢英對比研究可以“……促進人們對所對比語言的研究，并為語際翻譯、語言教學和雙語詞典的編撰提供理論上的指導。”（潘文國，1997）潘先生的《漢英語對比綱要》盡管不是新書，但是對其做一評介，讓讀者了解漢英語的異同是不無益處的。

1 該書主要內容

全書從什么是比較語言學和對比語言學開始。“比較語言學”也叫“比較語法”，“它的主要職責是進行歷時的研究，為一些親屬語言建立一個共同的母語”；而“對比語言學則更多的被稱作對比分析……，它進行的主要是共時的研究，通過比較不同語言間在語音、詞匯、語法、修辭等等方面的異同，來尋求語言的變換、對應及干擾等關系，為語言教學、語際翻譯及本族語的研究服務。”緊接著，潘先生就進行對比研究的原因及意義做了分析，并指出了進行對比研究的方法及途徑：“一個中心，兩種途徑，三種角度，四項條件”。

在第二章中，潘先生探求對比研究的哲學基礎：語言是一種世界觀，并在本章結尾明示了語言是一種世界觀對對比研究的意義。

人們都說不懂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同樣，不懂歷史的研究者是茫然的研究者，他的研究是沒希望的。潘先生在接下來的兩章內介紹了漢英語的歷史及漢英語的研究歷史。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以后，推行“書同文”政策，統一了語言文字，促進語言的規范化。之后，漢語經歷了三次大的語言融合，大致分為四個時期：上古期（南北朝以前）、中古期（南北朝―宋）、近古期（金、元―清）、現代期（“五? 四” 以后）。而英語及其民族的形成與其被侵略的歷史緊密相連，大致可以分為：古英語時期（500-1066）、中古英語時期（1066-1500）、現代英語時期（1500-）。由于它們自身的歷史原因，在發展中漢語表現出獨立性與穩定性，而英語則表現出開放性和劇變性。我們也不難看出，漢語的歷史比英語的歷史悠久得多。但是在語法研究上，漢語遠遠滯后于英語。潘先生在書中把英語語法的研究分為五個時期。而中國的真正的語法研究是從1898年的《馬氏文通》開始，比1568年第一部英語語法書晚了幾百年，而且中國的語法研究一直沒有脫離西方語法研究的框框，受到了西方語法的束縛。

什么是特征？潘先生在下面的第五章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特征是比較出來的，是一個相對概念，必須從本質著手。通過對比漢英兩種語言，他把漢英語的特征概括為兩條：漢語語法是隱性的，英語語法是顯性；漢語語法是柔性的，英語語法是剛性的。原因大概是漢語是語義型語言而英語是形態型語言；漢語是音足型語言，而英語是形足型語言。

如果前面幾個章節是對漢英語言進行宏觀上分析，潘先生在第六、七、八、九、十章中便是從微觀處著眼來觀察了。當然我這里談及的宏觀與微觀與其在書中提到的略有不同。

在討論漢英語法的基本單位的時候，潘先生首先提及了音韻，區分了語音學與音韻學的不同，認為語音學重生理性和物理性，是人類的共性，而音韻學是為民族所特有的，并且比較了漢英兩種語言在音韻上的不同。同時，潘先生也把漢英文字進行了對比，認為“拼音文字走的是一條間接的道路，從概念先到語音再到文字，因此語音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在這種體系里，文字只能是‘符號的符號’；而漢字走的是另一條道路，以形寫意，從概念直接到文字。在這種體系里，文字就是語言的符號，文字的研究就是語言學的研究。”另外，漢英兩種語言到底何為“本位”的問題也在書中得到了闡述：漢語的字本位與英語的詞本位。

在討論了漢英語法的基本結構后，潘先生又從宏觀的角度來討論漢英句子。首先，什么是句子？潘先生對比了對漢英句子的不同理解。我國古人有音句、義句的區別。英語是樹式結構語言而漢語是竹式結構語言。英語是主語―謂語型語言，漢語是話題―說明型語言。

在宏觀討論完句子后，潘先生又分別從微觀和宏觀的角度來討論語序。在微觀角度方面，他又從構詞法層面、短語層面、小句層面、句子層面方面做了一定的對比，但是他也意識到微觀研究的不足：1）很難形成真正的對比，2）容易忽視動態的比較，3）前提的未經證明性。微觀的語序對比盡管有意義，但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對兩種語言語序的認識。因為漢語是一種語義型語言，音足型語言，而英語是一種形態型語言，形足型語言，在宏觀上，漢語與英語受到一些規律的支配。漢語重邏輯，英語重形態。漢語遵守音韻律，英語遵守貼近律。邏輯律包括時間上的先后律，空間上的大小律，心理上的輕重律，事理上的因果律。他也強調說漢語重邏輯律并不是說其他語言不重視邏輯，英語也重視邏輯，只不過以形態的形式表現出來罷了。另外，漢語的語序也是靈活的，有時并不一定和邏輯順序一致。如果說打破英語邏輯順序的是形態，那打破漢語的邏輯順序的便是漢語的音韻和節奏特點。而影響英語語序的除了形態之外，還有“臨近原則”。

隨著語言的發展，英語越來越由綜合型語言演變成分析型語言，這樣英語在形態上變得越來越簡單。為了彌補這個損失，英語借助了虛詞，因此在虛詞的使用上也表現出剛性。而漢語是語義型語言，虛詞的使用則是語義虛化的產物和填補語義空缺的語音手段，因此在使用上也表現出彈性和柔性。不過在進一步討論虛詞之前，潘先生首先明確了各時期對虛詞的界定，也出現了不同的術語，因此在這些術語的使用上是值得注意的，不能混用，不然會貽笑大方。同時，他也指出了漢語虛詞另外的表現形式―格式。

如果說上面的是從字、詞、短語、小句、句子的角度來討論，那么第十一章，潘先生上升到篇章的角度來談論漢英對比。漢語重意合，英語重形合。當然兩者有時可以倒過來，這里談論的僅僅是大部分情況。

在第十二章，潘先生從語言使用者的心理角度來解釋漢英的不同。漢語是語義型語言，重悟性，英語是形態型語言，重理性推理。而悟性的特點是參與意識，理性是距離意識。這樣就有了漢英兩種語言的主題意識與客體意識的差別。另外，漢英的區別也有整體意識和個體意識的差別。

在第十三章中，潘先生對漢英對比一百年歷史做了一個梳理，也是對全書的總結。

總之，要對比漢英兩種語言，必須抓住一點的是：漢語是語義型語言而英語是形態型語言；漢語是音足型語言，而英語是形足型語言。把握了這點，也就把握住了基本。

2 評價

《漢英語對比綱要》的正如其書名那樣，對漢英的異同進行了提綱挈領，從較高的層面來看待語言的同與異，好比一臺攝像機，往前推，能看到每一個景物的點點滴滴，往后拉，能看到事物的全景。這樣看待事物就會更空靈，會更理性，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既有宏觀的把握，也有微觀的拿捏。全書章節的安排首先從宏觀上對漢英對比進行闡述，使讀者對漢英語有整體的把握，然后按照語法單位的大小進行微觀觀察，宏觀里面也有微觀，微觀里面也有宏觀，邏輯緊密，渾然一體。

全書既有對前人理論的繼承，也有獨到的見解。潘先生認為，在語言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上，宏觀更為重要。這為后來研究指明了一個方向，特別是對普通語言學研究。現在的年輕學者在做語言學研究的時候，往往只會抓住某種語言現象進行研究，從而給出某種程度上的解釋，但脫離于語言系統大框架的解釋是牽強的，甚至與整個語言系統是相抵觸的。當然，這個不是說微觀研究不重要甚至要不得，而是說我們應該重視宏觀研究。我們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中國缺乏像喬姆斯基、韓禮德等這樣的語言大家，就是我們缺乏這種對語言的宏觀把握和宏觀構造，結果導致我們對語言的微觀研究都是在西方語法體系下的零碎研究，對漢語的研究也是在西方語法體系下的附會。從1898年中國第一部漢語語法書《馬氏文通》到現在，漢語始終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語法解讀，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打破陳規一切重來的勇氣去宏觀構造一個新的語法體系。因此，在我們的日常語言研究中，我們要重視語言的宏觀研究。潘先生從哲學的發展角度來看待語言其實也是為了達到這種登高望遠的效果。潘先生認為語言是一種世界觀的觀點也與其哲學、語言心理學是一致的，也是對語言的一種宏觀把握。另外，將音韻和文字的對比提高到十分重要的高度是潘先生的貢獻。

《漢英語對比綱要》著重論述的是漢英語的不同。漢英語中其實存在大量的共性的東西，這個應該是漢英對比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其研究成果對普通語言學的理論研究以及語言教學過程中的正遷移應該是有益處的。因此，除了宏觀上把握語言的相異之處外，我們還可以從共性方面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篇9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的修改集中指向于語言文字的學習與運用，突出了語言文字在語文教學中的地位。因此，我們提出，語文教學要重在培養學生對語言的敏感力，對語言的控制力，重點突出“語言重組”。語言重組是常用的培養學生語言的策略之一，主要是讓學生通過語言的重新組合、合理搭配、形式變化來表達自己的理解和認識，提升閱讀能力。

如何進行語言重組教學呢？我們認為，開展形式多樣的語言實踐活動顯得尤為重要。語言實踐活動的方式可以關注內容，也可以關注情感，更需要探析語言內在的奧秘，從而形成較高的語文素養。

一、尋找內容之間的原點

概括內容屬于大篇幅文字的重組。如何做到高效呢？這需要我們深入思考。課文內容之間往往是有聯系的，關注彼此之間有共性的內容，進行語言文字的重組，這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手段。新課程以“主題”劃分單元，打破了以“語言訓練點”為重點的格局，這就需要教師們在教學中深度解讀教材，做到深入淺出，從而有效地進行整篇或段落的重組。

在執教四年級“動物”一組課文時，很多教師喜歡開展對比教學。如《白鵝》和《白公鵝》，作家不同，描寫方式不同，但是兩只鵝在特點上有通性。我們采用對比法，很快就概括出了主要內容。有些文章結構明朗，段落相似，比如《鯨》一課。教學中，我們引導學生發現寫作手法、結構特點，以此為重點，開展概括練習，學生很快就對語段進行了重組，概括出了主要內容。

關注內容之間的原點，要考慮學生的最近發展區。每個階段學生對內容的解讀會有區別。如何將長段的文字進行重組，變成簡短的文字呢？教師要做到有所側重。低段要側重模仿，高段要注意運用。既要關注語言重組的方法，也要關注語言重組之后的內容。在長期的練習之后，學生對文字的概括能力才能提高。

二、發現情感之間的基點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指出，要依據我國的國情，突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依據語文學科的特性，突出人文熏陶。但是任何文章人文情感的傳達都需要語言形式為手段。因此，在關注文章的語言和情感時，要發現彼此之間共生共息的關系，并進一步破解語言形式，在重組中建構情感要素。

比如，在執教《再見了，親人》時，如何讓學生明晰敘事和抒情互溶的寫作思路呢？引領學生去發現敘述的人稱很重要。文中采用志愿軍的口吻（第二人稱）來表達朝鮮人民和志愿軍的深情厚誼。對此，我們可以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為何采用志愿軍的口吻寫，而不直接敘述？試著讓學生重組文字，變換人稱，用直接描述的形式來說說。學生就會發現，這樣寫是不能表現出志愿軍和朝鮮人民刻骨銘心的情誼的。再次讀課文，學生會發現，用戰士的口吻講，敘事和抒情可以緊密結合起來，可以使當時送別的情景與過去的生死與共結合起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利用語言重組，關注了寫作手法，突破了情感理解的障礙。

三、洞悉語言表達的亮點

文本里語言和語言之間是有關聯的，特別是在字、詞、篇等語言形式上既有區別，又有共性，我們在語言重組中要關注這些語言元素，開展語言訓練。

例如，六年級下冊《和田的維吾爾》中寫道：“誰能想象那黃燦燦、香噴噴的烤肉是在土堡似的土囊（馕）坑里烤熟的！誰又能想到維吾爾人著名的日常食品——囊（馕），也是在土囊（馕）中烤成的！”這一組反問句，對于六年級的學生來說，理解上不難。但是，為什么文中不用“？”而用“！”呢？學生心中會產生疑問。如果直接詢問，學生也不能說出個所以然來。因此，我們先讓學生進行語言重組，改成陳述句，反復誦讀后，就會發現，對于維吾爾人來說，土地是功不可沒的。然后，再讓學生討論陳述句改成感嘆句，后面加上“！”，又有什么感覺。第二次重組，教師把問題拋給學生，學生就會樂此不疲地參與討論，聚焦語言形式，發現語言內涵。在語言重組的訓練中，學生會發現，這樣的語言形式，除了說明維吾爾人在土地上的奇特做法外，還傳達出他們對土地深深的熱愛。

如此訓練，學生下次再接觸到其他文本的時候，當理解上有障礙時，就會以語言重組為突破口，關注語言形式，進而感悟含義深刻的句子。

四、突破學習方法的盲點

學生在長期的學習過程中，會逐漸學會一種或多種學習方法。每種方法都以語言訓練為載體，以語言活動為外顯。因此，交流學習方法，整合學習方法，也是值得推薦的。

比如，在學習“人物描寫”一組課文時，教師們往往喜歡以小嘎子的語言和動作、神態為教學突破口，以重點句段為主，一邊賞析語言表現手法，一邊感悟小嘎子的人物性格。這樣做的結果是，一課只一得，學生掌握的僅僅是人物形象，而沒有學習到方法。如果我們在每次學習之后，引導學生回顧學習方法，并進行交流，對學生的終身學習將很有幫助。研究中，我嘗試在學生學習了直接描寫和間接描寫之后，運用“關注語段——圈畫詞語——感悟賞析——朗讀內化”的學習過程，讓學生嘗試在外貌描寫、語言描寫、神態描寫、環境描寫等具體的描寫方法中舉一反三，從而逐漸疏通寫作方法和學習方法彼此之間的通道。

篇10

作文難，難作文。作文，是讓語文老師和學生們共同頭疼的“老大難”。對于作文難的原因，于溟慧老師在書的開首就進行了全面而精準的概括：一無“源”；二無“言”；三無“法”；四無“趣”；五無“量”。

正因為這五“無”，導致了作文課上教師沒內容可教，學生沒有內容可寫：教師在作文教學中的無章與無法，學生寫作過程的無趣與無量，最終導致了作文教學的高耗低效。盡管進入21世紀后，國家制定了新的課程標準，對習作教學也作了相關的設置，但是由于課程標準宏觀、綱領的特性，仍是“目標不明，序列不清”，這就導致老師們在作文教學過程中的盲目性與隨意性。要想解決師生對于作文難的問題，要想提升作文教學的有效度，確定明確的目標，構建合理的練習序列就成了小學作文教學亟需解決的問題。

《三階作文》這本書，正是通過“詞語意識”“細節意識”“獨我意識”三個階梯，解決了作文時面臨的和需要解決的問題。于老師按照小學低、中、高三段的特點，將作文教學的內容進行了界定和劃分，為學生學什么、老師教什么，都提供了充實而便于操作的內容。

如果將作文比作一座大廈的話，建筑這座大廈最基本的材料就是沙子和磚石。在低年級，于老師著重培養學生的“詞語意識”，正是要解決建筑作文大廈時所需的基礎與最基本的原料問題。當學生積累了寫小學階段各類作文時可能需要的、足夠的詞匯后，到用語言來表達思想和情感時，就不會有“無米下鍋”的尷尬。說到作文中的“無米下鍋”，人們習慣上指的是寫作者沒有內容可寫。其實，想表達時，找不到或沒有合適的詞語來表達，也屬于“無米下鍋”的表現；沒有將思想、情感轉化成書面文字的能力，同樣屬于“無米下鍋”的表現。

在“細節意識”這個環節上，于老師著眼于解決作文中“生動與具體”的問題。讓作文能達到生動與具體，就必然涉及到一個“量”的問題，而這個“量”又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文章篇幅的問題，另一是由思想轉化成文字這一行為次數的多寡與熟練程度。不足百字的“文章”，是沒有生動、具體可言的；沒有經歷相當數量把思想轉化為文字表達的練習、沒有寫出大量書面文字的過程，文章本身也是難以達到生動具體的。無論是習作還是作文，和創作是密不可分的，而“創”就是在經歷無數次實踐打磨之后達到或臨近于爐火純青時的自由狀態。文章的技法，在《語文課程標準》頒布后，幾乎成為語文老師不敢碰及的內容，而在“細節意識”這一環節，于老師卻滲透了各種各樣的作文技法。傳統作文教學，對作文技法的內容，一般只是生硬、枯燥地介紹一番，這種為教而教的講解，往往缺乏針對性，至于學生在作文中是否會用、能否用得上，是沒有相關跟進和監控措施的，因而造成“講”和“用”兩張皮的現象。在于老師的《三階作文》中，是將“講”和“用”結合起來，講這方面的技法，就讓學生練習這個“點”上的技法，看學生在寫作時能否運用這種技法、體現這方面的內容。因為教學有了明確的指向性，作文的評價就有了著眼點，評價的過程就不再是無的之矢的“中心明確、結構完整”的籠統。“講”和“用”的情況得到了跟進和反饋，教者就可對整個教學過程實行有效的監控、補充、提升。在作文教學中，不進行有效地滲透相關的作文技法，只能讓作文教學淪為一種學習者靠稟賦自悟自得的過程。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作文教學上就有了“學生會寫作文不是老師教出來”的論調。

“獨我意識”，是于老師在解決“生動具體”這個問題之后，來解決寫作中的“個性”問題。它追求一個“創”，實現一個“新”。寫作，是一種復雜的腦力勞動，是一種精神創造，一個“創”宣示其不可復制的特性。生活中的每一個人不是復制出來的，生活的經歷、思想的認識、情感的變化等等，造就了一個個情感世界獨特各異的人，而文章就是這種情感世界的文字化，因此必然是共性基礎上的個性化。純共性的文字表達是沒有思想價值可言的，而純個性的文字是不會引起讀者共鳴的。只有在共性基礎上的個性，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才能流傳于世。

就是借助這三個“階梯”，于老師科學而合理地解決了作文教學內容的問題，讓學生在各階段都有所學，讓老師在各階段都有所教，更有所關注，不僅解決了作文教學中“教什么”的問題，同時也解決了作文教學“怎樣教”的問題，讓教者做到了心中“有本有綱”，教學過程才能運籌帷幄，使學者學有所循、學有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