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案例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中外文化交流案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文化保稅政策保駕護航

作為全國僅有的兩個國家級對外文化貿易基地之一，北京天竺綜合保稅區一直致力于打造亞洲最大的藝術品交易市場，推動中國對外文化貿易的發展與繁榮。自2012年3月文化保稅區正式揭牌以來，北京天竺綜合保稅區管委會聯合北京海關，以高效快捷的工作效率，為保稅區內相關企業提供了綜合、立體的全方位支持。而“境內關外”的政策，使得企業負擔大大降低，能夠集中更多的精力及資金專注于經營和發展，為中西方文化藝術交流及文化產業的發展鑄就了一條“綠色通道”。此次歐文風范藝術中心的保稅展覽順利開幕，與天竺綜保區和天竺海關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建設北京“歐洲藝術基地”

作為北京天竺綜合保稅區首家入駐的文化保稅單位，歐文風范積極響應國家關于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要求，率先入駐保稅區泰達科技園，打造園區內首座藝術中心。此次展覽涵蓋了家具、鐘表、雕塑、油畫和工藝品共五大類約300件古董藝術品。同時，藝術中心兼具倉儲、修復等功能，亦可作為保稅區今后的文化交流場所，舉辦各種活動以及講座。

作為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歐文風范在努力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時，也不斷加強與國內高校的合作，努力培養文化產業領域的高端人才。歐文風范正與國內古典藝術品相關領域的高校商談具體合作事宜，利用自身資源牽線國內外高校與機構合作，并將藝術中心設立為高校教學和實習基地。

歐文風范成保稅區耀眼明珠

歐文風范是國內第一家落戶保稅區經營歐洲經典藝術的公司，在綜保區和海關的大力支持下，如今已發展成為保稅區文化產業的一顆耀眼明珠。短短半年時間里，歐文風范率先開啟了國內文化保稅活動的先河，舉辦了文化保稅有史以來的第一單保稅拍賣活動，拉開了保稅區內藝術品交易的序幕，同時也為今后保稅區文化產業活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走出了關鍵的一步。

4月下旬，在天竺綜合保稅區的大力支持下，歐文風范又與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在國家大劇院合作舉辦了“協奏在時間深處――18、19世紀法國沙龍文化及藝術珍品展”，共接待觀眾約2.5萬余人，近百家媒體對展覽進行了報道，社會各界反響熱烈。此次展覽不僅促進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將歐洲文藝復興之后思想解放帶來的創新藝術作品帶到了中國，極大地豐富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也為中國在保護和開發自己的歷史文化方面提供了借鑒。此次展覽為今后中國了解世界、保護自己的傳統文化以及向世界宣傳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篇2

1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現狀

絲綢之路是世界最早開通的連接亞、歐、非3大洲的交通大動脈，也是一條最古老、最輝煌的人類“文化大運河”。但正式命名其為“絲綢之路”則是在19世紀70年代，由德國歷史地理學家RICH-THOFENFVR［1］首次提出，他將古代中國從長安經西域到希臘、羅馬的陸上交通網絡稱為“絲綢之路”(即德語“die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譯成英文版本后，“絲綢之路”(TheSilkRoad)這一代稱被廣泛使用。“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國學大師饒宗頤［2］提及。

在漢語中，“絲綢”一詞是“由含蠶絲纖維織成的紡織品的總稱”，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蠶絲纖維”“絲線”“絲綢面料”及最后的“蠶絲面料制成品”。作為商品或者流通貨幣的“silk”(絲綢紡織品)，在經由海、陸絲綢之路的運輸、交換、行銷之后，大多會被進一步加工處理，最終成為穿在人身上的服飾，是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人們從物質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廣義的“服飾”意指裝扮身體所用具體可見物品的總稱，包含穿衣服、佩戴飾品、美容化妝等。絲路沿線各國的服飾藝術交流，不僅是簡單的物質交換和藝術借鑒，其背后有著極其復雜的社會動因，體現出一定區域族群內的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集中了科技、文化、藝術、經濟、政治等諸多因素。將中國服飾文化的發展史置于絲綢之路視域下進行觀察，可以清晰發現:正是由于絲路沿線各國在歷史上頻繁密切的服飾文化交流互動，促使中國服飾文化在傳承、發展、演化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吸收大量優秀的異質文化因子，使中國服飾在形制、款式、面料、紋樣等方面都呈現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絲綢之路服飾藝術交流”是絲路研究和中國服裝史論研究中值得特別關注的課題。

由于以往諸多條件的限制，中國服裝史多注重對本土服裝的斷代研究、民族區域性研究和個案分析，普遍缺乏國際化的視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論框架體系。自“TheSilkRoad”的概念提出以來，世界范圍內關于“絲綢之路”的綜合研究已成顯學，國內學者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更是方興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等建設戰略構想提出以來，國內外社會對于絲綢之路的關注度直線攀升，學界也迎來了絲路文化藝術研究的新機遇與新熱潮。

筆者檢索了中國知網有關論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絲綢之路各類綜合研究成果論文信息24781條(1972—2018);絲綢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條(1985—2018);絲綢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條;絲綢之路藝術研究成果193條(1981—2018，1981年前未見);絲綢之路紡織研究成果81條(1997—2018);絲綢之路藝術交流研究成果10條(1997—2018);而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相關研究成果僅有5條(2011—2018)。盡管以上統計存在一定誤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目前關于絲綢之路的各類研究成果雖多，而針對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專門研究尚未引起國內專家學者的廣泛重視。

2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相關文獻綜述

通過梳理絲綢之路相關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飾”和“文化藝術交流”的內容可知，自20世紀以來中外學界有關絲綢之路服飾的研究大致經歷了個兩個階段。1)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的鋪墊階段，其又可細分為兩個時期:①20世紀60年代以前，這一時期主要是完成對絲綢之路概論性、整體性的研究，其特點是較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飾為視角的研究成果鮮有發表;②20世紀60—80年代，這一時期的絲路研究向著縱深方向拓展，出現了更多斷代史類研究和專題、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飾為視角的研究成果發表量開始持續上升，服飾的國際化交流研究開始被學界注意，比較性研究類的成果開始陸續出現。2)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的崛起階段，其時間為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相關基礎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迎來了全新的學術契機，研究成果呈現多元化的趨勢。

2．1早期絲路歷史研究成果中有關服飾和對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來，中國、德國、法國、瑞典、日本、俄國、英國、美國、印度等國家的專家學者陸續對絲綢之路進行研究，他們分別從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著絲路研究的國際視野。早期有關絲綢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較的研究論著中，一些學者對絲綢之路的服飾給予了篇幅不等的關注，為研究絲綢之路中外服飾文化交流進行了鋪墊。

自1877年RICHTHOFENFV提出“絲綢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發掘中亞腹地地理歷史的探險熱。RICHTHOFENFV的學生、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率先對“絲綢之路”沿途諸國，特別是對中國新疆、西藏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了著作《絲綢之路》。英國籍匈牙利探險家、地理歷史學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自19世紀末開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爾、伊朗、敘利亞、阿富汗及中國新疆、甘肅等進行了4次考古探險考察，重點研究了絲綢之路蔥嶺古道一線，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圖記》等詳細記述了他的探險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圖記》［3］第22章翻譯了斯坦因發現藏經洞繪畫、刺繡、織物等的詳細記錄;第24章記錄了千佛洞的織物。法國的東方學家保羅·伯希和，于1906年開始前往新疆喀什、圖木舒克、阿庫爾、克孜爾等地對佛寺和石窟進行考古發掘，其間發現了大批健陀羅藝術品及古梵文、龜茲文寫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經洞出土文書、珍貴繪畫3000多卷，還有大量紡織刺繡藝術品，拍攝了數千卷文獻照片。保羅·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馬可·波羅行記注》《伯希和考古文獻》等，即便是對當下學者開展古絲綢之路服飾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極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1975年，日本學者加藤九祚和前島信次聯合編寫了《絲綢之路事典》，是亞洲學術史上較早的絲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國學界也陸續出版了多部絲綢之路古代資料匯編類文獻，例如張星烺［4］集中梳理了17世紀中葉(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國與歐洲、非洲、亞洲西部、中亞、印度半島等地往來互動的珍貴文獻史料，并對其中部分地名和史實加以詳述考釋，書里匯集了諸多介紹域外國度服飾風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吳豐培編纂的《絲綢之路資料匯鈔》、牟實庫主編的《絲綢之路文獻敘錄》等，均收錄了與服飾相關的資料。

早期“絲綢之路與對外交流”的專題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對研究絲路服飾文化交流具有極大參考價值的信息。向達［5］從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國與歐洲各國的交通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等［6］編輯出版的圖集有詳細的文物介紹，圖版質量較好;馮作民［7］對羅馬與東方進行紡織服飾貿易交流的詳情進行了介紹;日本學者書上誠之助［8］對日本古典服用狩獅紋的絲路源流展開詳述考證;沈光耀［9］在著作中介紹了絲綢之路海上與陸地貿易線路的形成及變遷，分析了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貿易國的經貿關系，對于了解絲路貿易歷史背景有重要意義;常任俠［10］介紹了香料和裝飾藝術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國文化書院講演錄編委會編寫的《中外文化比較研究》、繆良云的《中國歷代絲綢紋樣》等，均有論述中外服飾交流背景、軌跡及藝術表現的內容。另外，還有許多零星發表的學術論文，如日本學者高橋健自的《古代遺物所見大陸文化的輸入》、陳竺同的《漢魏以來異域色料輸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傳說之比較》等，對體現絲路服飾文化交流的案例進行了論證分析。

1987年以前有關絲綢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陸上絲綢之路范疇。1987年為了強調中西相遇時所產生的復雜文化交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對“絲綢之路”進行國際性的全面研究，啟動了“對話之路: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項目，激發了全世界對絲綢之路的興趣，也標志著絲路研究進入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新階段。國內隨即出版了一大批相關研究成果，如彭德清［11］、莊為璣等［12］、姜培玉［13］、吳家詩［14］及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15］、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6］等學者和單位出版的專著，對古代絲綢之路中外服飾交流的海上傳播路徑及情況展開概述性、整體性的研究。

2．2近30年來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相關研究成果

中國服飾文化在不同歷史發展時期呈現出不同特點，其所體現的文化對外交流、設計創新等都與中國本土文化軟實力建設發展有著密切聯系。近30年來，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特點。

2．2．1通論性研究。絲綢之路的開通和建設推動了中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無論從內涵還是從外延上都遠超其本意。近30年來，學界有許多關于絲綢之路的通論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飾文化的部分。

《中國絲綢之路交通史》梳理了絲綢之路公路交通網道的歷史文獻記述，以及各個時期交通與經濟的因果、主從關系的變化情況，對研究服飾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徑提供參考［17］。李明偉［18］從絲路貿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兩漢至明清時期中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向和多向交流的相關史實，為研究絲綢之路的紡織服飾商貿活動以及由參與這些活動的外國商人所帶來的異域服飾文明提供了直觀素材。

還有一些中外學者在其專著中介紹了部分絲路沿線服飾史料的相關歷史記載情況。例如:楊蕤［19］以10—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為研究對象，統計了中外歷史文獻所載中國五代、宋、遼時期諸蕃的朝貢情況和朝廷的回賜情況，對唐、五代、宋時期絲路所貢物品及外來物種進行統計及對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飾品;薛愛華［20］引據古代漢文典籍，列舉了唐代舶來服裝及紡織材料、用以制作服飾品的寶石和金屬、絲綢染料和化妝顏彩。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設和邏輯推演的純理論研究，它是以具體服飾品對象為物質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樣、多層次交互的外延之上，從研究方法到學術視域都具有極強的專業性、學科交叉性與綜合性。對此，劉瑜［21］指出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研究宜分作3個層次進行推進:①從服飾的物質性角度出發，考察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及地區具體的服飾款式、造型、設計、工藝等特點;②研究人與服飾共同構成的服飾穿著體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飾的方式，以及服飾對人體的表現和規訓等;③從服飾的社會性角度出發，著重研究各種體現服飾藝術交融的服飾現象與政治、經濟、宗教、環境、生產力、藝術審美等社會因素的相關性。

這些通論性的研究成果，向人們展示出絲路沿線的異質服飾文化之間具有相互理解、吸納、互鑒、衍生及創造發展的可能性。開展絲路服飾文化交流的系統性研究，旨在探求絲綢之路視域下，服飾裝扮這一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行為方式，如何通過這條古代世界東西方之間最為重要的貿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條件下相互交流和影響;及“服飾”這一具體藝術形式在絲綢之路所涉的民族、國家、地域之間的異同和關聯。

2．2．2專題性研究。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動性。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服飾交流通過款式互仿、紋樣互鑒、工藝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無，生成了一系列繽紛且獨特的藝術表達形式。一些學者對體現在服飾上的綜合藝術表達形式進行了專題性研究。

絲綢之路敦煌服飾藝術一直是學界持續關注的研究熱點，是世界范圍內敦煌學研究的分支。筆者在中國知網中檢索“敦煌服飾”，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多達405條。西北邊陲的敦煌莫高窟，地處中原王朝與西域少數民族政權的中間地帶，自古就是絲路上重要的商品貿易和文化集散地，歷史上此地居民和往來人員的國別及民族成分十分復雜，敦煌本地服飾藝術與外來文化的交融十分明顯。

敦煌莫高窟擁有從北朝至宋元時期的壁畫、文書、帛畫等文化珍寶，其中包含著豐富而珍貴的服飾圖像和文字史料。盧秀文等［22-23］對敦煌壁畫中體現文化交流的服飾進行了系統的比較分析。鄭炳林等［24］從少數民族服飾角度對敦煌地區的少數民族、統治過敦煌的少數民族和在敦煌營建過石窟的少數民族的服飾形象進行了專題研究，所整理的服飾圖像及資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鶻、鮮卑、黨項、蒙古6個少數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總計26卷的《敦煌石窟藝術全集》，其中第23卷“服飾畫卷”按照供養人服飾、世俗人服飾、佛國人物服飾3大類，對敦煌石窟的服飾圖像進行了整理和研究［25］;同類書籍還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錦詩、譚禪雪編著的《中世紀服飾》。

7—14世紀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帝國之一。唐朝與海外有官方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70余個，與宋元帝國有交往的國家和地區有140多個，針對這一時期絲綢之路中外服飾文化交融的專題研究熱點較多。7—8世紀，是中國唐代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最為興盛的時期，異域風潮推動了中原服飾審美及款式結構等的變革，引領了當時的服飾風潮。針對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文獻主要有:王若詩［26］從《全唐詩》的角度切入，通過研讀唐詩中對當時服飾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絲綢之路影響下發生的諸如胡服盛行、時世裝對胡服元素的吸收、異域舞蹈服飾的流行及民間服飾潮流變遷、新服裝材料的引入等服飾新變。馬勒JG［27］在其著作中較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發現的具有所謂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結合繪畫以及文獻記載，對塑像的類型、特征、年代、族屬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其中涵蓋了大量胡人服飾信息，對于研究唐時西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及當時胡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服飾形象有較高參考價值。

10—14世紀，宋元服飾對胡服元素進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飾體系的新樣式。張飚雪［28］認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經逐漸融入了宋人漢族服飾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還成為朝廷官服的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飾設計之中;宋代服飾之中的上領、靴鞋、幞頭、銙帶均為經過宋人吸收創新之后形成的漢化胡服。李詠［29］針對民族文化交流對宋代服飾演變產生的影響及相關的知識內容進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紀朝鮮半島高麗時期與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金文淑［30］論述了高麗時期服裝中的蒙元元素，討論了這些服裝在款式和稱謂上對當今韓國常服的影響。位于伏爾加、頓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區的游牧貴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紀中葉的服飾和絲織品，茲維思達納·道蒂［31］對這一地區出土的服飾品、紡織品進行了組織結構分析，發現所出土的織物運用了中國傳統的絲織工藝，認為其代表了蒙古時期較高級的絲織工藝水平。

當某種服飾符號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時，其會逐漸升級成一種社會服飾現象，而每一種服飾現象又可以被分解為具體實物、行為表現。學界對絲路沿線所出現的服飾現象也有很多專題性研究成果，如對希臘化時期絲路服飾流行“希臘風”現象的專題研究。幾個世紀以來，絲綢之路沿線地區不斷受到希臘風格東傳的深刻影響，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獨特希臘風藝術，并在紡織服飾品、壁畫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體現。藝術史家稱公元前323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羅馬征服托勒密王朝為“希臘化時期”，也是馬其頓希臘文明的“東方化”時期。這一時期希臘藝術文明沿著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在北非和西亞廣泛傳播。李京澤［32］指出，“亞歷山大的東征開啟了‘希臘化’時代，為古波斯與古希臘百年來的纏斗劃上句號，但卻是東西方文明下一輪更強烈的碰撞與交流的開始”。王蘊錦［33］對阿富汗希伯爾罕“黃金之丘”(Tillya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飾配件進行了研究，認為其屬于希臘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飾、龍形飛翼雙馬神守護國王金垂飾、格里芬混合中國獅虎造型的金扣飾等黃金飾品體現了中國、波斯、西亞、中亞草原等的多元藝術要素，顯示了當時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技術手段和審美，并反映出深層次的傳統民族文化信仰之間的交流。

被希臘化的西亞人給印度西北部一小塊邊界地區帶來了希臘式佛教藝術，在犍陀羅地區許多服飾都留存有模仿希臘羅馬式樣的痕跡。希臘文化隨犍陀羅藝術繼續向東傳播，最遠一直傳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諸國，且在同時期的中國佛教壁畫、雕塑中也有體現。早在19世紀末，西方探險家在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古城就發現了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希臘風格壁畫和藝術品。陳曉露［34］、趙艷［35］、滿盈盈［36］等對“絲綢之路佛教服飾的希臘化”這一專題展開較為詳細的分析論證。

17—18世紀歐洲服飾流行“中國風”的現象，當時的歐洲服飾藝術表達呈現出對于中國文化極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納［37］針對這一現象考察了從中世紀至18世紀西方藝術家和工匠對東方的認識以及他們的表達方式。王洪斌［38］從全球史視角出發，以東方奢侈品為代表的物質文化“西進”現象為切入點，對東方文明在英國文明轉型發展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進行了分析。王洪斌認為來自東方的絲綢等奢侈品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大量運輸進入英國市場，逐漸為英國人所接受，改變了英國人的服飾觀念，由此掀起的“中國熱”對英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在紡織和服裝制造等行業。IMPEYO［39］認為“中國風產生于歐洲人對東方的幻想，對相關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來才逐漸轉變為對美的關注”。邁克爾·蘇利文［40］指出:“對18世紀歐洲藝術品味的研究已經表明，當時歐洲人受到中國藝術的影響比他們自己意識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41］對這一服飾現象以及體現當時中國風與巴洛克、洛可可服飾紋樣設計相融合的典型實例進行了分析，指出歐洲人利用中國元素進行服飾表面裝飾以追求異國情調的表達，但缺乏對這些元素的深層研究。

透過對這些專題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夠深切感受到絲路服飾藝術互聯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案例性研究。除了上述專題性的研究成果外，還有一些研究是從服飾品的物質性角度切入，結合文獻記載與新的考古發現，考察并分析某一具體服飾品上所體現的絲路文化互動。

韓香［42］以波斯錦與鎖子甲為例，指出這兩樣物品均產自西亞波斯一帶，是隨著中西交通絲綢之路的展開，傳播并且影響到內地的服飾文化。陳習剛［43］以唐代胡騰舞者“葡萄長帶”的服飾裝扮為研究對象，探討了“葡萄長帶”的絲路源流及與宗教間的關系等。趙胤宰［44］通過高句麗的“鳥羽冠”捕捉其與絲綢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鮮半島國家的冠飾材料在沿著絲綢之路的古代遺跡中多有發現，趙胤宰認為高句麗的“鳥羽冠”為研究服飾史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線索，“鳥羽冠”作為證明當時朝鮮半島和絲綢之路之間聯系的證據，透過它可以了解到絲綢之路沿線各地區和古代朝鮮半島之間的交流情況。茅惠偉等［45］針對絲路沿線不同時期、不同地點多次出現的百衲織物進行研究，采用文獻結合實物的方法，從形制與類別、材質與技藝、起源與蘊意、流變與兼容4個方面，對絲路沿線考古出土、民間使用、文獻記載和博物館收藏的各種百衲織物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百衲織物很可能是在東西方各自獨立的文化體系下產生的，但隨著絲綢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絲路沿線各文明有了復雜聯系，各自獨立的百納織物共同朝著形式美的方向發展，最終成為絲路織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46］通過對拉薩大昭寺藏銀瓶上的人物服飾、紋樣以及工藝進行探討，認為其是吐蕃王朝時期(但在松贊干布統治期之后)藏族藝術家融合西亞、中亞及唐朝的多種藝術風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這些服飾品案例看似細小瑣碎、零星四散、相互獨立，但若將其置于絲綢之路文化視域下進行考察，就能夠發現其產生、流行與演變都有著內在的關聯。這些已發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實驗性探索，提供了多種可以借鑒的研究路徑和論證體例，為進一步研究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打開了新的視野。

3以往研究的不足與展望

從國內外已發表的服裝史論相關研究成果來看，學者們對于“絲綢之路”上“silk”的關注更多集中在“蠶絲原材料”和“絲綢紡織品”上，而對“絲綢服飾品”的關注度則相對較弱，基礎研究呈現出“重紡織、輕服飾”的現象;同時，較之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成果來看，學界對于陸上絲路服飾藝術交流的研究成果遠超海上絲綢之路，系統研究“海上絲綢之路與服飾文化交流”的學術成果鮮見，基礎研究總體上呈現出“重陸絲、輕海絲”的現象。

如文中第2節所述，目前國內外學界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論文的形式散點出現，或者穿插在其他學科研究論著的間隙被提及、帶過。這些成果為開展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學術基礎和理論支持，但迄今為止，尚缺少圖文并茂、邏輯嚴謹、學理性強的絲綢之路服裝史論綜合研究體例，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這一研究領域中比較系統化的服裝史專著暫付闕如。絲路沿線許多國家可以用于服飾研究的出土和傳世的服飾實物、雕塑、典籍、古代繪畫等珍貴資料還沒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許多獨具絲路特色的服飾文化交流路徑和交融歷程等尚且眉目不清，這些都有待進一步梳理和完善。

近年來，絲綢之路藝術研究已經上升為中國社科類新一輪的學術研究熱點，這一領域未來或將形成新型交叉學科———“絲綢之路藝術學”。而中國作為古代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經國和現代世界范圍內“一帶一路”框架體系建設的發起國，有望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并開創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藝術學研究新領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未來學界對以服飾為視角的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縱深方向拓展的趨勢。例如以圖文互鑒的方式重新發現歷史信息間的有機聯系并對其進行服裝學學理闡釋，開展以圖像、圖解和圖示的方式補充國內外現有文字和實物資料的圖志研究等。通過廣泛搜集國內外相關圖、文及實物資料，發掘體現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服飾藝術相互交流與相互影響的各類服飾品與服飾現象并對其進行系統整理及剖析，加強國際間相關的學術交流，逐步建立起絲綢之路服飾藝術研究資料數據庫，逐步開展按照服飾藝術門類進行的系統化比較研究，逐步勾畫出絲綢之路中外服飾藝術交流的歷史圖志。

4結語

篇3

[關鍵詞]出訪藝術團 扁平化管理 案例分析

一、中華文化大樂園藝術團的基本情況

根據國務院僑辦文化司的相關資料，“中華文化大樂園”是國務院僑辦直屬高校華僑大學首創的一種教學培訓活動，是國務院海外中國事務辦公室及中國海外交流協會繼“中國尋根之旅”系列夏、冬令營后，推出的又一旨在開展海外華裔青年了解中國文化的品牌活動。國務院僑辦每年邀請超過3萬多名華裔青少年到中國尋根，但對于數以百萬計的華裔青年來說，是杯水車薪，更多的兒童或者受限于年齡，或因節日或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錯失了來華的尋根機會。所以“中國文化大樂園”提倡走出國門，上門服務華人華僑，把中國文化的優秀節目送到他們的家門口。每一屆的中國文化大樂園活動時長為3至5周，從形式和本質上屬于短期漢語教學模式，是一種在游戲和快樂中學習文化的一種教學手段，充分利用他們的假期，采取多種教學形式，使學生沉浸在中文語言環境中學習，以快樂學習的方式為東南亞華裔青少年提供一個學習中華語言文化、了解中國的機會，這種教學，通過東南亞華人歡迎年輕人靈活的教學模式。通過大量的調研和教學經驗證明這種寓教于樂的“樂園式“教學方式，是最容易讓當地的華裔青少年接受和認可的，教學培訓的效果也非常好。

文化司負責人表示，“這項活動以中華文化為主題，根據海外華裔青少年的特點和需要，采取組派國內優秀教師赴海外舉辦中華文化夏令營的形式，通過開設漢語知識、中華武術、民族音樂、民族舞蹈、中書法、繪畫、傳統手工藝等課程，達到“五個一”的基本教學目標，即學會一首歌、一支舞、一套拳、一幅畫、一件手工藝品。”[1]2012年國務院僑辦進一步調整辦營方案，擴大辦營規模，共組派274名教師分赴15個國家、31個城市辦營。2013年，“中華文化大樂園”增加了韓國、新西蘭、斐濟、西班牙、法國5個國家，自2011年推出該活動以來，共有20多個國家的3萬多名營員參營。

二、中華文化大樂園出訪交流管理的特點

自從國務院僑辦牽頭組織了針對海外華裔青少年學習中國文化的“中華大樂園”（簡稱“樂園”活動）活動平臺以來，宣傳、弘揚中華文化的力量日益壯大，參與樂園活動的各級政府官員、高校教師、藝術家、學生等個人、團隊也越來越多，活動開展紅紅火火，中華文化弘揚推廣活動的形勢蒸蒸日上。但是在越來越頻繁的文化交流活動中，作為活動的主辦方、承辦方以及開展活動的各級管理部門和工作人員卻面臨著協調、管理的壓力，甚至這些管理的工作壓力不亞于身處一線進行培訓交流的工作人員。“中華大樂園”活動作為國家文化事業的一部分，有其固有的特點，一方面它是一種海外文化交流培訓活動，需要漂洋過海帶國外進行參演；另一方面樂園活動帶有比較強的文化宣傳推廣的以為，要在短期內讓青少年熟悉了解某一項中華傳統文化，例如武術、舞蹈等；最后是樂園活動的培訓對象具有特殊性，他們幾乎都是華裔后代，他們從祖輩、父輩那里多少了解一點中華傳統文化，但是信息量很少，容易受到歪曲宣傳的影響，甚至有一部分青少年厭惡、抗拒中華傳統文化。從以上的特點可知。樂園活動雖然是一項文化事業管理的范疇，但在實際的交流管理中有著許多關系需要協調、研究。其在文化推廣交流中的管理經驗和不足值得相關人員進行研究。

（一）扁平化管理――樂園活動值得借鑒的管理方式

“所謂‘扁平化管理’是從現代教育管理的角度出發，它就是一種通過減少管理的層次和流程，精兵簡政，建立一個高效干練、緊湊的管理組織機構或是工作隊伍。扁平化管理的主要特征就是用最少的人在最快的時間把工作做到最好的效果。”[2]美國管理學家德魯克在較早時期就運用了一個交響樂團的例子來說明組織的“扁平化”特征，“指出：幾百名音樂家能夠與他們的首席執行官一起演奏，是因為大家共同使用著同一張總譜。這張總譜就是一個流程，所有的音樂家拿到它就知道該在何時干何事。組織的扁平化管理也需要每一個崗位拿到一張管理流程的“總譜”，不管換了誰拿到流程圖就知道自己該干什么。”[3]從樂園活動這個活動組織來說，他也有比較明顯的扁平化管理特征：

1.樂園活動只需要少量的國家行政官員跟進組織，做到了簡政

文化藝術領域歷來是展示國家形象及文化魅力的最佳舞臺，我國也非常中是文化領域的推廣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是最早并一直保留至今的政府部門之一，負責管理全國文化藝術事業，每年文化部下設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以及其他省市級各部門都會組織不同形式的藝術團到境外匯演，到國外大力弘揚中國傳統藝術的魅力，展現中國當代的藝術水平和人文精神。樂園活動作為向海外華裔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最主要平臺之一，文化部自然也非常重視，從中央到地方分別有文化部、僑辦、教育廳、民政局、教育局、各高校等管理這個活動開展，但是在真正進入實施階段的時候，只有少量的省市級的僑辦會在項應收的時間管理活動的進展工作，其余時間都是表演藝術家，參演師生等在準備活動的開展，即使到了國外具體開展的時候，國內的相關政府部門也很少全程陪同督查活動開展，藝術家們落地生根，積極聯系各方資源組織開展活動，一次，樂園活動大致符合管理學上扁平化管理的相關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精兵簡政、高質高效的典范。就拿廣東省來說，

2.樂園活動選拔的參演培訓人員素質高、能力強，做到了精兵

在扁平化管理中，要想取得好的工作效果，對工作人員的選擇顯得尤為重要，當相關人員特別是一線崗位的員工某方面素質達不到要求時，整個工作的效果會大打折扣。“所以扁平化的管理一定是要求素質高、能力強、業務精的員工，而且要求他們在各種變化著的團隊中高效工作，形成一個人才資源的有效聚合只有這樣，才是高效優質的團隊。”[4]樂園活動的工作人員的篩選有著嚴格的標準，有充分的制度保障。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如前所述），樂園活動所選擇的藝術家都是在各自領域有著良好口碑和成績的，他們也是奉獻在各條戰線上的一線人員，他們有藝術家、中小學教師、武術家、語言學專家等。有他們組成的工作隊伍營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圍，在這樣的氛圍中組建跨部門團隊、特殊任務團隊時，隊員之間就會縮短磨合時間，迅速整合并具有很強的應變力和聚合力。

3.樂園活動工作人員善于利用當地的各種資源，做到了“落地生根”

由于活動的特殊性，每個工作人員的都是背井離鄉，遠離祖國肩負著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的重任到海外傳道授藝、答疑解惑，異國他鄉的的環境以及各種始料未及的突況都在考驗著工作人員。因地域、交通等各方原因在祖國內地支援有限優先的情況下，樂園的隊員們始終積極聯系各方資源保障活動的順利進行。在生活方面：積極聯系當地的華人華僑組織予以適當的幫助，一般情況下當地都會主動幫忙，為隊員們排除各種生活上的困難，例如飲食習慣、生活起居、語言指導、當地的民俗禁忌的告知向導等，這在很大程度上為隊員們的工作排除了很多障礙，是活動得以順利開展的重要保障。在工作方面，也得到了當地的許多支持，例如組織學生開營辦班，就需要讓當地協助我們按年齡或是興趣等進行分班招生，讓更多的人可以面對面學習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在組織玩會表演時，更加需要積極聯系當地的相關部門做好統籌安排的一些工作，例如邀請觀眾、聯系場地、組織后勤保障等等，這些都需要隊員們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交際能力去不斷溝通協調才能達成好的效果，此刻的樂園隊員們不是一個士兵，而是一個將軍，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建立自己的戰斗部隊完成任務，“落地生根”，甚至是“落地扎根”。

結語

中華文化大樂園作為文化產業的一個具體活動形式，很難窺一斑知全豹，文化產業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研究的方向還有很多，因此希望本研究的進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文化產業管理研究領域，促進研究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以期為跨國藝術交流團隊的管理提供指引和參考，從而為傳播中華文化，繁榮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閆伍夫.扁平化管理與金字塔式管理區別[J].商業經濟.2008（10）；

〔2〕鐘青.美中實驗學校2012“中華文化大樂園”開始招生[J].海外華文教育動態.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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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援外短期教育培訓是在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展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方式。本文通過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國際氣象短期培訓實證研究，運用相關分析方法，探索提高培訓質量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

援外培訓；質量；途徑；氣象

一、培訓質量評估與統計分析

學員對培訓質量的認同度是援外教育培訓的生命線，是決定承辦單位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問卷調查是對教育培訓進行評估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強化實證、定性分析與定量評估的有機融合，其分析結果對于教育培訓評估工作具有重要參考意義，可以促進培訓單位查找問題、積極整改，提高教育培訓質量。本研究通過對2013年南京信息工程大學世界氣象組織南京區域培訓中心承辦的多個氣象類國際培訓班100位學員的問卷調查，分析對于學員總體評價具有重要影響的項目內容。問卷調查表是以商務部2012年12月下發的《對外援助培訓項目學員評估表》為基礎，主要包括“教學組織實施”、“生活管理服務”、“培訓效果評價”三大板塊，具體為：“課堂內容安排”、“課堂授課數量適宜度”、“課程難易程度”、“授課教師水平”、“翻譯水平”、“教材或講義質量”、“參觀考察與項目主題的聯系”、“參觀考察或實習活動安排”、“教室和教學設備”、“住宿條件”、“接送機與伙食安排”、“開班結業典禮安排”、“文化體驗與課余活動安排”、“中方工作人員的態度”、“中方工作人員的組織能力”、“中方工作人員的外語溝通能力”、“項目時間長短”、“本項目對您今后工作的幫助”、“本項目對中國與貴國在相關領域合作的促進作用”“、對項目總體評價”等20個方面。問卷調查表參考李克特5級量表形式設計，每項評分為1~5分，共五個等級。為了更好地發現學員重點關注的培訓方面，將問卷中的前19項與最后一項“對項目總體評價”做相關分析。相關分析就是分析兩個變量觀測值變化的一致性程度，或理解為衡量兩組隨機變量之間相互依賴的內在密切程度之統計方法[1]。采用皮爾遜（Pearson）簡單相關分析[2]，經計算相關系數及雙尾t顯著性檢驗，發現“課堂內容安排”、“課堂授課數量適宜度”、“本項目對您今后工作的幫助”、“參觀考察與項目主題的聯系”以及“翻譯水平”這五個方面與“對項目總體評價”間的相關均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879、0.742、0.639、0.637、0.609。除上述方面外“，中方工作人員的態度”、“項目時間長短”、“本項目對中國與貴國在相關領域合作的促進作用”、“課程難易程度”、“接送機與伙食安排”、“授課教師水平”這六項與總體評價間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552、0.549、0.543、0.541、0.536、0.5，均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但相關系數值不高，相關程度較弱。

二、提高培訓質量對策探析

（一）因材施教，加強教學質量管理

1.根據培訓需求，合理設置教學內容。

從上述統計結果可以看出，學員對“課程內容安排”、“課堂授課數量適宜度”等教學環節具有較高的關注度。培訓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教育訓練，達到提升個人工作能力與水平的目的，故培訓相比于普通大學教育更具有職業傾向性。在具體培訓過程中，一方面傳授能夠幫助學員解決所在國（地區）實際問題的理論知識；另一方面還要引入我國自主研發的氣象水文業務系統平臺，推廣我國的先進技術與經驗，使學員借鑒我國氣象水文部門實際業務工作中的成功案例，將其本地化運用到所在國（地區）實際工作中。

2.尊重文化差異，不斷提高教師交流溝通能力。

教學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教師的教學水平。以上述統計結果為例，對于“教學水平”打分為“比較滿意”的（4分）學員人數占總人數56%，比例剛剛過半，這說明我們的教學水平還是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通過相關分析發現，“授課教師水平”與“翻譯水平”之間存在0.609的相關系數（通過1%顯著性檢驗）。全英文授課的培訓，其教學水平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教師的英語表達能力。目前，任課教師中具有海外學術背景的比例不是太高，其英語表達水平與跨文化交流能力存在一定的“短板”，這也是制約教學質量的瓶頸問題。在組織實施教學過程中，要求教師處理好文化差異對個體認知的影響，規避刻板、偏見、歧視等跨文化心理障礙[3]。在課堂上充分運用好言語溝通與非言語溝通，加強師生間的交流。在課堂授課方式上，主動運用多媒體技術視覺優勢彌補外語表達能力的不足。在師生互動方面，鼓勵學員主動提問，將工作實踐中的問題在課堂上進行討論，互相啟迪，有助于問題的解決，提高培訓實用性。對于科學有效的培訓方式，培訓實施單位應進行概括總結后加以推廣，尤其是向初次參加援外培訓授課的年輕教師介紹培訓內容的側重點、授課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其他注意事項。

3.以實際問題為導向，增強培訓有效性、擴大培訓效益。

在授課組織方式上，積極采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組織多種形式的討論環節，充分展示來自不同國家（地區）在氣象水文領域的發展成就以及分享防災減災方面的經驗。通過課堂討論以及課后相互交流，充分發揮隱性教育的優勢。學員也樂于接受這種討論方式，進行輕松、自由、平等的交流，從而達到較好的培訓效果。由于培訓教學更加注重職業導向性，以提高工作技能為教學重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國際氣象培訓高度重視實踐教學。立足本校大氣科學實驗教學基地，同氣象業務部門、氣象儀器生產廠商共建實習基地，使學員獲悉該領域較為先進的業務流程與技術實施方法。同時，借助實習實踐平臺，中國企業也可以向學員所在國推薦“中國制造”產品，擴大和延伸培訓效應。

（二）強化管理服務意識，提高管理服務水平

1.努力獲取各方支持，保障管理服務工作。

援外短期培訓項目承辦單位，應加強與各級政府援外主管部門、外事管理部門、相關企事業單位的聯絡。廣泛宣傳援外培訓事業的重要性，主動融入國家援外培訓事業，積極爭取各類社會資源為培訓工作提供政策指導、資金保證、智力支持、服務保障。通過多渠道、全方位的努力，整合各方資源，為援外培訓管理服務工作提供外部保障。

2.加強管理服務人員外語培訓，提高其跨文化交流服務水平。

通過上述統計結果發現，學員對于援外短期培訓項目承辦單位的管理服務水平也有很高的關注度。第二部分對“中方工作人員的態度”與“中方工作人員的外語溝通能力”兩者之間進行相關分析發現，其相關系數為0.647（通過1%顯著性檢驗）。由此可以看出，外語溝通能力不僅在教學過程中而且在生活服務過程中，都是影響學員對培訓總體印象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關于管理服務工作人員的外語培訓，要制定符合實際應用需求的英語聽說培訓計劃，還要對管理服務從業人員進行跨文化交流技能的培訓，使其理解中外文化差異，做到服務得體、到位[4]。、意識形態、文化風俗等諸多因素的中外文化差異性是語言文化交流的重要注意事項，在外事管理服務工作中要掌握分寸，做到禮儀到位而又不卑不亢，熱情接待而又謹言慎行，交流活動豐富而又適度得體規范。培訓管理服務人員對不同類型的培訓學員主體，要基于面向對象的方法針對性地采取溝通、服務方式，從而與學員間建立互信、友好的關系。

3.引入競爭機制，促進管理服務水平的提高。

在選擇服務單位方面，要引入“鲇魚效應”，采取競爭激勵機制，督促服務單位提高援外事業的責任感、使命感，按時、高效地貫徹執行培訓項目中的各項要求和任務，不斷提高服務水平，共同創造出適合外國學員的培訓大環境。援外教育培訓事業是對外交流與合作的重要窗口。每一位從事外事管理服務人員，其一言一行代表國家和單位的對外形象。每一個參與援外服務的單位都要強化責任意識，不斷提高本單位工作人員對援外教育培訓事業政治意義的深刻認識，不斷提高工作人員的綜合業務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出色地完成國家援外教育培訓任務。

4.加強人文關懷，注重情感交流的延伸。

以培訓為載體，為國家外交戰略培養一批知華、親華、友華人士是貫穿我國援外教育培訓事業的一條主線。笑容是無國界的，一個微笑、一次握手、一聲祝福體現了管理服務人員的熱心和誠心。懂得尊重、開誠布公、傾聽意見和互相理解能夠將情感的交流融入到文化認同中，對建立雙方長期友誼具有積極的正能量效應。加強學員在結束培訓后的跟蹤聯絡工作，是拓展培訓效應的一項重要工作。按照不同培訓課程的分類，分別建立QQ群、網站、微信公眾號等一批網絡交流平臺，使學員作為友誼的使者在世界范圍內傳播中華文化魅力。

作者：王勇 范勇 單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世界氣象組織南京區域培訓中心

參考文獻：

[1]張奇，等.SPSSforWindows—在心理學與教育學中的應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2]吳先華，等.氣象經濟學[M].北京：氣象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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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民族音樂；對外漢語教學；文化傳播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661（2012）18-009-02

伴隨著我國對外開放與交流的日益擴大，對外漢語教育事業目前正處在一個蓬勃發展的興旺階段。眾多研究者從語言、文化、教學法等多個角度進行了實證分析和理論探索，試圖找到一條適合大多數留學生學習的方法。作為一名音樂教育工作者，本文將從中國民族音樂入手，從其蘊藏的豐富文化資源中發掘能夠對外漢語教學服務的核心要素。

筆者曾在銅陵三中任音樂教師一職，這是一所安徽省示范性高中，學校自2001年起引進AFS國際文化交流項目，同時與英國圣查德中學和德國維蘭德中學成為友好姊妹學校，并定期互派師生學習交流。來我校的留學生在這一年的交流學習中，除了要融入中國學生的班級學習基礎文化課程外，還將接觸到學校為他們精心開設的有關中國民族文化的課程，如漢語、書法、歷史、太極拳、中國民族音樂等，作為民樂專業的音樂教師，這給予了我一個與留學生之間交流的機會。在這幾年的教學過程中，我發現，大部分留學生目前對中國音樂的了解還停留在對個別流行歌星的認識上，程度稍好的學生能夠哼唱部分流行歌曲，而對中國傳統的音樂文化所知甚少。這一方面固然與個人興趣有關，當然也反映了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我們對音樂教育特別是傳統民族音樂的忽視。本文首先介紹音樂教育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重要性，其次從多個方面闡述如何將中國民族音樂更好地傳播給留學生，讓他們在享受中國音樂的同時了解中華文化。

一、語言教學與文化賞析的二重性

伍國棟先生（2002）曾指出“音樂藝術作為一種綜合性藝術文化，在音樂基礎教育的傳授和學習實施過程中，會顯現出它在內容結構上包含著若干內容不同但又相互關聯的文化層面，這些內容不同的文化層面，需要音樂基礎教育工作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從不同的側面去加以解釋、認知和實踐，這樣才有可能使其教學與學習質量得到根本的改善。”我們在對外漢語教學實踐中也要充分認識到音樂教育并不只是文化傳播的一種載體，而是能夠幫助留學生更好地發音吐字，提高聽力，掌握語法；更能夠讓他們對中華文化產生濃厚興趣

1、語言基本功與音樂教育

語言與音樂的關系非常密切。音樂中的要素有節奏、音高和音色，而漢語中的停頓、聲調、聲韻與此基本相符。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留學生經常對聲調掌握不夠扎實，造成發音偏誤現象眾多。蔣以亮（1999）就曾嘗試用五線譜進行聲調教學，讓學生用鼻音哼五線譜上標出的四聲的音,哼高平音與低平音時,盡量拉長。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低平”等發音困難，具有一定的新意。我們在教學中也可以利用歌詞朗朗上口的特點讓學生掌握詞匯和語法，將學習過的生詞用熟悉的旋律進行演唱，讓學生寓教于樂的掌握新知識；在聽力教學中可以選取“中國風”歌曲，使留學生能夠在聽賞過程中感受到我國博大精深的詩詞文化和源遠流長的歷史。總之，音樂因素的引入對留學生語言基本功的訓練大有裨益，在各個層面都能夠發揮其不同作用。

2、文化溝通力與音樂教育

留學生面對內容豐富，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時經常感到無所適從，但如能從中遴選出便于理解，適合交流且極具特色的文化典型，不但會消除這種文化隔膜，而且會讓留學生直接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紐帶。具體到音樂元素時我們除了向學生介紹當代流行音樂，還要讓他們接觸和了解中國傳統的民族器樂，讓留學生感受到古今中外不同的音樂類型及風格差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通過民族的文化精髓才能讓留學生體會到民族特征。欣賞完音樂作品后，讓學生各抒己見，在溝通和交流中產生音樂的共鳴。

二、理論教學與實踐嘗試的多維性

當今時代，中國民族音樂的影響力，已遠遠超出了中國的范圍，華人的范圍，而成為世界的音樂語言。要將中國音樂更好地傳播給外國學生，除了教會他們演唱簡單的中國歌曲以外，還可以通過樂器練習，讓他們感受民族器樂的魅力。在音樂教學中方法眾多，筆者在這一部分將結合自己的專業特點和教學實踐，主要介紹中國民族器樂及代表作品如何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實現最優效果。

1、以賞為魂，重在領悟

中國民族音樂文化豐富多彩，民族音樂的寶庫中有數百種的說唱音樂、浩若煙海的民歌以及各式各樣的民族器樂。在向留學生傳播時，我們只需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樂器及音樂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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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O教育模式有助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實現實踐性語言人才的培養目標。教育部1998年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中，對外漢語專業的培養目標是:本專業注重漢英(或另一種外語或少數民族語言)雙語教學，培養具有較扎實的漢語和英語基礎，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及中外文化有全面的了解，有進一步培養潛能的高層次對外漢語專門人才以及能在國內外有關部門、各類學校、新聞出版、文化管理和企事業單位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及中外文化交流相關的實踐型語言學高級人才。從大部分高校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及就業方向來看，教學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是對外漢語專業的核心能力。對外漢語專業雖非師范專業，畢業后卻要走向教育崗位，因而教學實踐能力是衡量其專業技能的標準之一。CDIO教育模式突出培養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強調學生在“做”和“用”的過程中運用理論知識，提高實踐能力，符合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突出教學實踐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人才培養目標要求。教學實踐能力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應具備的職業技能之一，但從調查的情況及海外實習基地反饋的信息來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實習生和剛走上工作崗位的畢業生，教學實踐能力還不是很強，如教學設計不合理，不能根據留學生的特點進行多樣化的活動設計，通常還是采用教中國學生的思維、方法和技巧來進行對外漢語教學，導致課堂組織不力，留學生缺乏學習興趣。教學評價和教學反思能力較差也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在實習和教學中常出現的問題，學生思考力、創造力和自我意識需加強培養。因而重視實踐教學，夯實基礎，加強改革是提高實踐能力刻不容緩的舉措。實踐證明，教師就像醫生和飛行員一樣，其教學技能是可以經過科學的、嚴格的專門訓練得以提高的。CDIO教學模式強調在用中學，在真實的情境中提高學生動手實踐的能力的理念，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學生理論和實踐脫節的現象，通過設計、訓練和實施，提高其教學實踐能力。

2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教學實踐能力培養的CDIO分析

在CDIO教育模式的指導下，要提高漢語國際教育學生的教學實踐能力，實現做中學，用中學，需從專業課程設置、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實踐環節等方面建立完整的體系。構思(Conceive)和設計(Design)環節主要體現在課堂教學上，根據學生教學實踐能力的相關需求突出重點教學內容，建立教學類的核心課程群，幫助學生明晰所學內容在學科知識體系中的位置，找到完善自身知識框架的方向和途徑。在教學方式上，轉變教學觀念，提倡探究式的教學方式和學習方式，引導學生主動學習。實驗課環節主要體現“實現(Implement)”環節的驗證。漢語國際教育系的大部分實驗內容是并入在相關課程內的，任課教師同時也是該課實驗課教師，能針對課程要求和學生缺少實際動手能力的現狀，安排豐富的實驗內容，盡量讓學生親自動手和全身心投入進來;運作(Operate)環節主要體現在微格訓練上，模擬的課堂環境讓教學設計得以實現，通過重放錄像和教師的評價學生能得到相應的反饋，對授課效果的分析最有助于其對相關知識的理解和靈活運用，真正地體現了在實踐中學真知。而實驗過程中，小組的活動和討論使學生體驗團隊協作和互信互助的意義。建立并完善多元且連續的實踐體系，是提高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教學實踐能力的根本途徑。在教學實踐活動過程中由學生獨立完成教學設計、撰寫教案，教學實施并進行教學反思，體現CDIO教學模式的構思、設計、實現和運作完整的程序，真正讓學生在“做中學”、在“用中學”，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課堂、校園、校外實習基地、社會等多層次實踐系統的建立，突出了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教學實踐能力培養的持續性和多元化。

3CDIO教育模式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教學實踐能力的培養途徑

根據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特點，結合其特定的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我們嘗試著用CDIO的理念指導學生教學實踐能力的培養，圍繞課程設置改革和實踐教學環節的設計提出相應的培養途徑。

3.1圍繞教學實踐能力的培養進行集成化課程設置根據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突出教學實踐能力的培養，進行集成化的課程設置。CDIO的理念強調教學大綱的設計與培養目標的確定應與對學生素質和能力的要求逐項掛鉤，為了突出教學實踐能力，在課程設置上進行改革。在掌握基本漢語語言和文學知識的基礎上，按照學期先后開設相應的教育教學類課程，教育學、對外漢語教學概論、教法研究、微格教學等課程連成一個系統，按照對外漢語的教學過程的來組織教、學、做，突出課程之間關聯性，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并在每門課程上突出重點的實踐訓練內容。如對外漢語教學概論突出訓練學生教學設計的能力，教法研究側重語言要素教學和言語技能訓練技巧，微格教學重在提高基本教學技能，目標一致卻又有所側重。其他的課程如英語交際口語、計算機基礎、辦公自動化等課程也需從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角度嘗試進行課堂實踐，著重突出學生動手實踐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的提高。

3.2視頻案例教學與微格教學相結合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教學實踐能力的培養過程中，視頻案例教學與微格教學相結合，融理論學習、教學觀摩、設計、實踐于一體，形成系統化的教學，體現了CDIO的“做中學”的教學理念。視頻案例教學是課堂實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主要依附在教學類課程當中實踐教學。它是基于一定的教學設計理論，借助先進的攝制、編輯技術，將課堂教學活動、教學反思、專家的評價等進行整合而制作出來的，為案例教學提供多元化環境。［6］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在校學習期間，真正進入留學生課堂的觀摩和實踐相對較少。而視頻案例教學是真正的課堂，也能從總體上展示教學技能并包含教學中遇到的問題，在理論教學的基礎上結合視頻案例教學，邊播放邊分析邊評價，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微格教學是提高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教學實踐能力的有效方式之一。微格教學將復雜的教學行為細分并逐項進行分析研究和訓練，受訓者在模擬的環境中進行教學，并通過從記錄中觀察教學技能的應用、教學內容的表達以及交流方法的優劣，獲得自己教學行為的直接反饋，加強了他們對教材、課堂教學的處理能力。［7］微格訓練中要嚴格按照正常的課堂程序，備課、教案、課件、板書等缺一不可，在完成教學環節后要撰寫教學后記，對自己的教學進行反思。微格教學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上的應用能快速地提高學生的基本教學技能和教學設計的能力。這兩種方式的結合做到了把理論運用于實踐，在實踐中鞏固理論，也彌補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實踐時間和實踐機會較少的缺點，提高的教學實踐能力和綜合能力。

3.3完善教學實踐體系，提倡與留學生“結對子”加強實踐教學環節，建立完善的實踐體系，是提高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教學實踐能力的根本途徑。課堂實踐環節系統主要是教學實踐課的安排，包括以上提到的在理論教學的同時進行視頻案例教學和微格教學，也包括一些專業實踐課和技能實踐課，這些環節使學生獲得比較扎實的職業基本技能。其次，充分利用本校的留學生和外教，深入留學生課堂，進行對外漢語教學工作，與留學生或外教結成“一對一”的對子，保證至少一個學期的一對一教學和輔導工作，并安排一定數量的留學生漢語課堂教學實習環節，讓學生都得到全方位的鍛煉。除了校園這個實踐環境外，有條件的高校可在政府部門的協調下，開展國際教育合作項目，拓展海外實習基地，并建立長效合作機制，利用“交換生”和選派實習生、志愿者的方式，選送一批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出國為海外學員教授漢語，提高教學能力和跨文化適應能力。另一方面，進入中小學、雙語學校或者幼兒園進行教學實習，也是鍛煉學生教學實踐能力的重要途徑。以聽課為主的教育見習活動，能進一步熟悉教育環境，了解學校、教師和學生、教學過程以及師生之間的關系。而走上講臺上課進行教學，不僅可以訓練目的語的口語表達，更重要的是能真正實踐所學的理論和教學技能，為提高教學實踐能力和形成教學風格做好了積極的準備。

3.4成立對外漢語教學興趣小組，以點帶面提高學生教學實踐能力課外活動中，組織成立對外漢語教學興趣小組。選派專業教師或優秀的國際漢語教師進行專業指導，通過開展教學技能比賽，板書比賽，說課比賽、沙龍等活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變“要我學”為“我要學”，提高學生的專業技能和語言表達能力。興趣小組平時可與校內的留學生進行文化聯誼活動，對留學生進行文化講座，既鍛煉了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又提高了團結協作精神和自主學習的能力。興趣小組活動的開展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帶動作用，以點帶面，提高整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整體的教學實踐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

4結語

篇7

關鍵詞：漢語國際教育 現代漢語 教學

一、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教學的現狀

（一）現代漢語教改的重要性

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改革一直很受重視。陳黎明、溫欣榮在《新時期以來現代漢語教學改革研究綜述》中將其分為四個階段：以教材編寫為重點階段，以教學內容調整為重點階段，以教學方法改革為重點階段，以課程體系建設為重點階段。[1]

為了更好地達成教學目標，現代漢語教學需要宏觀的指導，也需要教學手段的改進。現代漢語課程包括語言知識的傳授和語言能力的培養兩個方面。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要培養應用型人才，要求本專業的現代漢語課程更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提高學生的語言研究（包括教學）能力和語言應用能力。

（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現代漢語課程缺乏相應的學科獨立性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課程對傳統學科漢語言文學的課程較為依賴，包括現代漢語在內的許多課程在教師、教材和教學方法等多方面的學科獨立性都需要逐步建立。

現代漢語課程之于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是語言分析應用的基礎學科，是培養實踐能力的重要渠道。傳統的教材和教學方法是對現代漢語基礎知識和理論的傳授，側重的是學生認知能力的發展。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現代漢語可以理解為語言應用類學科，要求學生必須具有初步的語言研究能力。

（三）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應該創建全新的教學模式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教學模式改革要立足于現代漢語作為理論課程的現實，探討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只有這樣，該課程才能更好地實現知識的學以致用，更加契合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培養目標。

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教與學的思考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以培養實踐性人才目標，實踐與應用在教和學兩個方面都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采取多種多樣的教學方式加強學生學科知識理論的寬度和深度

現代漢語這門課程的教學任務是系統講授現代漢語的基礎理論和基礎知識，加強基本技能的訓練，培養和提高學生理解、分析和運用現代漢語的能力[2]，為學生從事對外漢語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奠定基礎。這一教學目標適應的是漢語言文學類專業對現代漢語課程的要求。漢語國際教育專業要求學生掌握漢語言文學的基本理論和知識，具備從事語言或文化研究的基本能力；培養具有較扎實的漢語基礎，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及中外文化交流相關工作的應用型語言學高級人才。由此可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現代漢語課程更加突出了實踐性，同時提出了對學生語言研究能力的培養。[3]

在知識講授過程中，引入多家觀點進行對比，促使學生對現代漢語理論深入思考；在延伸閱讀中將其他版本教材作為參考資料，全面了解現代漢語的知識系統；利用現代漢語相關的公開課等網絡資源，拓寬專業學生的學術視野，并引導學生對不同的觀點進行思考。

（二）引入語言現實“活水”來豐富課堂

對外漢語教學人才走上工作崗位后會隨時面臨并需要解決種種動態的語言問題，這些問題很難在現代漢語或者中小學語文教學中找到答案。在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模式中，我們既要注重知識的傳授，也要注重幫助學生更好地消化已吸收的營養不斷地消化，提高學生對語言的觀察、分析及研究能力。

語言相關的理論是靜態的，動態的語言現實則是語言相關知識和理論的源頭活水。社會生活語言異彩紛呈，新詞新語往往成為年輕一代的標簽；留學生的洋腔洋調和語用偏誤往往出人意料，也是學生以后要面對的現實。把這些語言現象引入課堂，可以使課堂教學更有針對性、更接地氣。

（三）設置語言實踐環節

前面兩個方面是從教的角度來對現代漢語課程進行的改革，而從學的角度，學生要對身邊的語言現象進行調查，培養獨立的語言分析和研究能力。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學生要提高自身對語言生活的敏感度，對現實中出現的語言現象能夠進行正確的解讀、解釋和教學。要達到這一目標，現代漢語課程設置中的語言實踐環節應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三、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教學模式的構建

明確而獨立的學科意識是規范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課程教學模式的前提。在該專業的教學大綱中，“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及中外文化交流相關工作的實踐型語言學高級人才”是對該學科的性質界定。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現代漢語課程教學模式也是以專業培養目標為基礎的。我們認為，該模式應具有點面結合、動靜結合、內外結合的特點。

（一）點面結合，合理設置教學內容，嘗試范例性教學

現代漢語教學中，應不斷拓寬學生獲取知識的渠道，增加知識與理論的深度與廣度。黃廖本《現代漢語》教材是對外漢語教學內容的重要來源，胡裕樹、張斌等人主編的教材以及其他的前沿學術成果也應當加以關注。我們把教材和課堂教學要點作為該專業學生獲得知識提高能力的“中介”，用這一“中介”引導學生去認識、分析、理解事物，然后進行反思、評判和建構。

“范例性”指的是把教材當作一種范例，在學生的認知發展、知識建構的過程中作為引玉之磚，不強迫學生完全同意教材的內容，而是用案例或范例提供一種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教師可以把教材和補充材料作為分析語料和思考問題的范例，著重體會其如何歸納、總結、批判、辨析等。

（二）動靜結合，圍繞語言現實，展開形象化教學

現代漢語理論屬于靜態的描寫，而我們培養的學生要做到對漢語知識的動態應用。理論來源于對語言現實的整理和歸納分析，而語言現實又是變動不居的。對語言現實的關注，也是提高教學質量的一種重要方法。這里的語言現實包括兩個方面，第一，社會生活語言；第二，對外漢語教學中有代表性的語言實例。

現代漢語知識和理論源于生活，理論教學卻容易與生活語言脫節，導致教學改革的效果不夠明顯。生活語言是現代漢語的源頭活水，形象化教學是用具體、生動、形象、易解的語言事實、生活現象去解釋現代漢語的抽象理論，[4]化虛為實，化深為淺，從而做到理論來之于實踐，回歸于實踐，達到理論和實踐的至臻結合。現實語言正是現代漢語課程直接面對的研究對象。語言現實的引入，可以加強現代漢語課程與語言生活、與留學生漢語學習現實的聯系，提高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學效果。

（三）課堂教學與課外生活相結合，實踐貫穿于教學中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教師必須具有初步的語言研究能力。學生語言分析與研究能力的獲得，要吸收眾多知識、眾多理論的營養，同時需要不斷地消化所吸收的營養。教師應重視實踐性教學，指導學生參與生活語料調查，進行語言資料收集與研究，加強對比分析，并加大實踐環節在平時考核中的分量。

語言實踐與現代漢語教學相結合，可以提高學生學習該科目的興趣，逐步培養學生的學術研究意識和初步的語言研究能力，更加契合專業應用型實踐性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

四、結語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現代漢語教學模式應與時俱進，反映現實的需求和時代的變化。“點面結合、動靜結合、內外結合”不只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迫切需求，也是所有專業學科教育教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參考文獻：

[1]陳黎明，溫欣榮.新時期以來現代漢語教學改革研究綜述[J].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8，（4）：98-101.

[2]郭莉琳.發揮地方方言優勢，提高《現代漢語》課程教學質量的

探索[J].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4，（2）：83-84.

[3]郭智輝.談對外漢語專業的現代漢語教材建設[J].現代語文（語

言研究版），2007，（12）：92-94.

[4]張華莉.淺談現代漢語課程的形象化教學[J].高等函授學報（哲

篇8

關鍵詞：商務英語專業；中國文化

[中圖分類號]H31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831（2015）11-0051-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4.013

1 . 引言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迅速發展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廣泛融入國際社會，與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活動日益頻繁。全球一體化的同時帶來了各國文化的交流，培養具有較強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專門的國際商務知識和技能、寬闊的國際視野、較高的組織、思維和創新能力以及人文素養，熟悉中外文化和對外交往禮儀，能參與國際商務競爭與合作的應用型、復合型商務英語專業人才是商務英語專業的培養目標。在商務英語專業的教學過程中，除了努力提高學生的英語基礎知識之外，同時也要提高學生中國文化方面的綜合素養，將傳統文化融入到外語文化教學中來，從而增強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2 . 中國文化融入商務英語專業教學的必要性

2 . 1 熟悉中國文化有助于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語言是跨文化交際活動的載體，充當著兩種文化的使者。外語學習者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是對中西兩種文化的傳播和交流。然而，“中國文化失語癥”這一現象在英語教學中也十分普遍。現在的學生談到西方的“圣誕節”或“情人節”時滔滔不絕，當談及自己國家的歷史和傳統習俗的話題時如“元宵節”（Lantern Festival）、“端午節”（Dragon Boat Festival）等，卻因不知如何用英語表達而面露難色。商務英語專業作為英語專業的一個分支，長期以來都只是強調英語語言知識的輸入，強調英語與商務的結合，而忽略了對中國文化涵養的關注（譚莉，2015）。這種文化缺失，勢必會阻礙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發展，甚至在商務活動中會產生誤解和歧義，從而削弱學生英語學習的自信心。

2 . 2 熟悉中國文化有助于提高學生英語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中國文化能夠為語言學習提供豐富多彩的素材和活生生的語境，而外語學習則是表達中國文化的有效手段（王佳棋，2009）。商務英語專業培養的是能用英語進行諸如商務、旅游、外貿等商貿活動的復合型人才，在教學中，僅僅把英語知識和商務技能相結合并不能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如果把語言教學、商務活動和學生熟悉的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必然會極大地激發學生主動自覺學習英語的興趣。學生在表達他們所熟悉的與中國文化相關的素材中，會感到愿意張嘴并有話可說，學生的中國文化素養和自身的英語水平決定了商務溝通的成敗與否。所以，提高學生的中國文化素養符合當代社會多元化的人才需求。

2 . 3 熟悉中國文化有助于提高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傳播中國優秀文化

成功的英語學習是實現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進而把優秀的中國文化傳播到世界。英語學習者要成功地表達中國文化，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理解和積累；二是具有足夠的英語詞匯量和嫻熟的翻譯能力。隨著“孔子學院”等對外漢語教學在世界上的日益盛行，高校商務英語專業的學生在進行商務活動中，也應該架起中西文化溝通的橋梁，使世界通過我們更加了解中國的璀璨文化，這既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也符合世界渴望了解中國的需要。

3 . 將中國文化融入商務英語專業教學的有效途徑

3 . 1 強化教師和學生樹立跨文化交際和文化平等交流的雙向意識

外語教師是英語知識的直接傳播者，他們的教學理念、中國文化底蘊及教學方式方法等情況將很大程度上影響學生的中國文化知識的輸入。目前，廣大外語教師的中國文化素養令人堪憂，在教學中重語言基礎知識的學習，輕語言運用能力培養的現象普遍存在。要解決這一問題，筆者認為首先外語教師要不斷強化自身的文化修養，提高自己對雙重文化平等交流的意識以及用外語準確表達母語文化的能力。其次，外語教師在課堂上可以設計虛擬的文化交際活動，在活動中將中西文化進行對比講授，同時輔助中國文化的準確英語表達或描述，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在參與課堂活動時必將得到極大的激發，從而促進其對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只有外語教師的中國文化素養提升了，才能更好地引導學生對中國文化的學習。

外語教師應讓學習者真正明白，強調單方面地追捧西方文化，忽視母語文化在跨文化交際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種誤解。良好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包括理解目的語文化與英語學習者的母語文化的能力，包括察覺和處理兩種文化差異的能力，而不是丟棄自己已有的社會文化身份，假扮是英語母語者（Kramsch， 2006： 81）。”外語學習者應具有海納百川的包容心態，平等對待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碰撞，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跨文化交際的精髓所在。

3 . 2 增加中國文化在英語教材和課程設置上的比重

英語教材是當前英語教學的主要載體，是學生獲取文化知識的主要途徑，合理的教材內容和構思對學生的文化學習成效至關重要。縱觀我國大學英語教材，反映中國文化內容的課文比例較小。大部分的教材引進的都是國外原版的語言和文化材料，選錄的都是西方的評論、故事及其他體裁的篇章（周艷艷，2014）。這些教材只滿足了學生了解西方社會的需求，卻未能滿足我國英語學習者跨文化交際的全部需求。因此，在教材建設中，應該重新考慮教材的文化定位，合理配置教材中各種文化含量的比例，適當增加中國文學和反映中國特色文化內容的英文材料是必需也是必要的。在題材選擇上，可以選入經典中國文學譯文和中國作家寫中國文化的素材，比如：四大名著的英文譯本中的篇章、語言大師林語堂的英文作品《生活的藝術》等等。這些作品在選入教材時，可以采用全英文式的，也可以采用漢英對照式。在文章的視角選取上，可以選擇外國人看中國的題材或者中國人在國外的文化碰撞案列。

由于教學大綱指揮棒的作用，英語教學課程設置偏重語言訓練，對文化知識的課程注意不夠，致使學生知識面偏窄。在商務英語課程設置中，介紹中國文化傳統課程的選修課是非常必要的，這些課程可涉及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中國歷史、中國文化通史、古代詩詞及名著賞析、對外漢語教學等課程，應體現哲學、歷史、宗教、社會、教育、文化、藝術等中國文化內容，從而提高學生的中國文化素養和人文涵養。這種良好的中國文化學習氛圍，為學生更好地進行跨文化交際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英語教材和課程設置中引入中國文化可以增加教學的實用性，有利于加強跨文化比較，通過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對比分析，在加深對本族文化理解的基礎上，增加對目的語文化的寬容和理解，使跨文化交際能力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加強。這不僅有助于學生對母語文化的理解和對外來文化的寬容、理解和尊重，彌補中國學生主體文化知識的不足，而且有助于抵御英美文化的沖擊，保持中國文化身份，真正提高跨文化交際的能力（李婭琳，2009）。

3 . 3 豐富中國文化的教學手段和內容，完善教學評估體系

在教學手段方面，英語教師應采取靈活多變的策略，采用多媒體自主學習、專題討論、文化案例分析等方法，充分挖掘教材的內容和文化知識內涵，在課堂教學中將語言訓練和文化學習結合起來，將西方文化和東方文明融會貫通。在教學方法上，教師應設計多樣化的課前預習任務和課堂活動，在聽說讀寫譯等語言技能的訓練中將目的語文化和中國文化背景知識的傳授關聯起來。教師可以通過圖片、視頻等視聽輔助材料，也可充分利用新聞媒體和網絡等資源，將多種文化的知識和碰撞更形象具體地展現給學生，同時讓學生分組討論與文化交流相關的社會熱點問題，讓學生在討論中更好地理解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對人的影響。從教學內容上，可以適度采用融合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閱讀、聽說等材料，適當補充中國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漢英民俗文化對比、閱讀文學、歷史名著的英譯等，融趣味性與知識性為一體，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認識，引導學生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傳統及各種表現形式，結合母語文化已知的文化圖式，培養學生的文化多面性和對中西文化的鑒別能力。教師可以通過舉辦文化講座、開展第二課堂、完善網絡課程、推薦中國經典名著英譯本或英語國家介紹中國文化的書籍和文章等方法提高學生掌握中國文化并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能力，鍛煉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增強他們跨文化交流的意識和實踐能力。

鑒于考試對教學內容的反撥作用，中國文化課程的考核應該被列為商務英語專業的學生考試測評的重要指標。同時，還應在其他課程的測試中增加對中國特色文化的英語表達考核，使得母語文化在英語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足夠的體現。期末考核的方式可以靈活多樣，可采用閉卷考試加學期小論文的方式，也可以鼓勵學生在課下寫或者說有關母語文化方面的內容或者參與文化對比的辯論、短劇小品演出等活動，并把學生的表現作為平時成績考核的一部分，這樣加入相關檢測試題，學生在備考過程中系統復習、反復訓練、不斷強化，中國文化素養必然會得到提高。

4 . 結語

隨著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廣大英語教師應不斷提高自己的中西方文化知識儲備和中國文化素養，將中國文化元素融入到英語課程教學的每個環節中，實現目的語文化和母語文化教學的兼容并蓄，同時在教學中引導學生樹立科學的中西方文化觀和文化平等交流意識，培養學生的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商務英語專業學生在習得英語語言文化知識與商務知識的同時，也要注重培養中國文化敏感性，熟悉并推廣本土文化，提高中國文化素養，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英語在國際交流中的溝通交流作用，使其成為傳播中國文化的工具。

參考文獻

Kramsch， C. Language and Culture[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81.

李婭琳.我國外語教學中本土文化失語現象分析[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9（6）：108-110.

譚莉.商務英語專業中國文化課程教學探究[J].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5（3）：66-67.

篇9

論文關鍵詞：交際環境；跨文化交際；跨文化意識

一、交際環境、跨文化交際概念

交際(communication)一詞來源于拉丁語eommonis一詞，commonis是common的意思。它是一個動態多變的編譯碼過程，當交際者依附于言語或非言語符號時，就產生了交際。有效的交際只有在發出信號的人和接受信息的人共享統一或相近的語碼的系統的情況下才能實現，也就是說交往雙方使用同一種語言說話。但是因為交際行為是社會行為，它必然發生在社會之中，它受制于文化、心理等多種因素，并受交際環境(社會環境)的影響和制約，所以只共享同一語言系統還不夠，交際雙方對其他相關因素的理解和掌握也十分必要。交際環境分廣義和狹義兩種，義的交際環境指交際的現場環境和國家、時代、民族、文化等大背景以及目的、對象、內容、時間、地點等近的語外環境，狹義的交際環境指上下文。交際環境對語言運用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規定了言語的含義；規定了言語的表達方式，如語氣、口氣、詞語色彩等；有助于突出語言表達效果。說話者如果不注意交際環境，話語就不會協調，難以達到交際效果。

跨文化交際指的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所發生的相互作用。從心理學角度講，信息的編碼、譯碼是由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進行的交際就是跨文化交際。在跨文化交際的過程中，交際雙方都有一種強烈的愿望：希望交際或溝通成功。但愿望和現實是有距離的。《中外文化差異與經貿合作》一書的作者唐菊裳認為：在跨文化的交際過程中，交流比語言的范圍更廣，它涉及到參與交流者的文化背景問題，而文化背景的范圍又是十分寬廣和復雜的，大至人們的世界觀、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小至人們的言談舉止、風俗習慣都是文化背景的重要內容，都會影響跨文化交際的順利進行。

在這種條件下，有時即使同一種行為，不同文化環境中人們對于它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比如在電影《刮痧》中，小丹尼斯鬧肚發燒，在家的爺爺因為看不懂藥品上的英文說明，便用中國民間流傳的刮痧療法給丹尼斯治病。但是第二天爺爺不幸出事，而這時小丹尼的頭被嗑破，父親許大同送小丹尼斯去醫院急診。認真的美國大夫在給孩子做全面檢查的時候，發現了孩子后背刮痧時留下的紫痕，以為孩子是受到了虐待，直接打電話報了警。兒童福利院更是認定許大同有暴力傾向，在醫院當場禁止大同夫婦接近兒子，并試圖以法律手段剝奪其對孩子的監護權。又比如，在電視劇《迷失洛杉磯》中，孫子旺在Peter家照看他的“孫子”，小孩玩的皮球滾到了一片草地上，孫子旺就跑過去撿球。誰知競跑到了鄰居家的草地上。鄰居卻認為他不經允許進入到自家草地，嚴重侵犯了自己隱私權，感到非常憤怒差一點起訴孫子旺，后來經過調節而幸免于一件官司。而孫子旺卻感到委屈不理解，認為自己就是為了撿一個球而踩到了他的草地而已。這兩次失敗的跨文化交際事件說明：交際是一個雙向過程，交際雙方必須結合交際環境，才能對對方的行為或語言作出適當的評價和反應。

二、交際環境、跨文化交際與外語教學的關系

交際環境、跨文化交際與外語教學三者緊密聯系，相互影響又相互促進。語言是社會交際的一種工具，交際環境(社會文化知識)是構成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同文化中交際有依賴于它所處的交際環境。這里所說的交際環境包括寬泛的交際環境和具體的交際環境：寬泛的交際環境指的是文化、民族心理、物理(城市建筑和所處環境)等各方面因素；具體的交際環境指的是交際情景、角色關系、人際關系等因素。這些環境因素影響著跨文化交際雙方的交際質量，為避免跨文化交際中出現故障，交際雙方必須具備上述社會知識；反過來，隨著世界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廣泛開展，人們對于交際環境認識愈來愈深刻，人們對于交際環境的差異的敏感性和寬容性也隨之增加，所以在跨文化交際中所表現出來的交際策略也日益靈活。外語教學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知識文化，二是交際文化。外語教學的最終目的是要使不僅學生是掌握知識文化，．而且又要掌握交際文化，即以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為最終目的。因此，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應當從文化的角度去教語言，并作為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用圖1來表示三者的關系如下：

由此看出，交際環境、跨文化交際與外語教學密不可分。交際環境影響著跨文化交際的效果，跨文化交際意識和能力(發現交際故障并能及時補救的能力)的提高得益于對交際環境的認識。交際是雙向的過程，只有具有交際對方的背景知識，才有可能達到交際的目的。所以外語教學應與交際環境(社會知識)相結合，把交際環境(社會知識)作為外語教學的必要組成部分。外語教學中應重視跨文化意識的培養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已經成為外語界的共識。現階段高職高專“夠用”原則和“用為主、應用為目的”的教學目標要求：外語教學要突出外語的實用性，著力培養學生的外語實際運用能力和涉外交際能力，突出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但是也有人認為，要實現跨文化交際，只要很好地掌握交往對方的語言就行。筆者以為這有失偏頗。由于交際雙方對文化環境或情景因素缺乏共識，或是由于雙方在這兩方面存在差異，也就是說，交際雙方缺乏有效的交際環境，因而在交際時可能出現諸如政治、文化、宗教等各種各樣的問題和障礙，從而導致跨文化交際的失敗。因此，跨文化交際必須依賴交際環境。 　三、注重交際環境、跨文化交際。培養學生跨文化意識

在外語教學中，必須注重交際環境、跨文化交際和外語教學之間的關系，幫助學生查清造成語言表面形態差異的深層原因，從而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和能力。

(一)利用課堂，充分挖掘和利用教材內容，注重英語國家文化的導入

利用課堂，創設交際環境。課堂教學中，教師應一方面充分利用課本知識和練習，掌握語言知識的基礎上，為學生提供更多的相關英語國家文化、習俗知識的介紹。比如在講解雪萊的名詩OdetotheWestWind中，這時就要比較theWestWind(西風)和漢語中“東風”之意。這要從中國和西方國家所處地理環境說起：中國西面環山，東部臨海，從那吹來的和風叫東風，東風象征新的生機和希望，它在中國文化中代表著“warm”和“hope”。而“西風(thewestwind)”往往給人以凄涼、憂傷的感覺；但英語國家(英國)西臨大西洋，東接歐洲大陸，所處地帶為海洋性氣候帶來自大西洋的“西風(thewestwind)”是溫和逸人的。所以這些國家對它的理解與中國人對“東風(theeastwind)”的理解亦如出一轍。這樣分析不僅使學生獲得了交際必須的語言基礎知識，并且逐步認識中西方文化差異，從而培養跨文化意識。另一方面應盡可能多地開展交際活動，讓學生扮演角色，進行日常的英語交際活動，讓學生在這些活動中體會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從而增加跨文化交際的敏感性和文化差異的寬容性。如講到大學英語精讀(TheSampler)一文中，在介紹完中國的春節sprigFestival和西方的(Christmsa)之后，讓學生分角色扮演文中的人物，通過這種活潑的教學形式，讓學生深刻地感受到跨文化意識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性。

(二)拓寬閱讀面，掌握閱讀方法

學生畢業后能夠到國外并生活在當地的畢竟是少數，大部分都要留在國內，他們了解英美社會主要靠間接地閱讀有關資料。學習者可以在平時有意拓寬閱讀面，閱讀一些外國文學作品和報刊等。然而關鍵在于如何閱讀。如果讀文學作品只是為了了解故事情節，閱讀報刊只是了解國外一些新聞動態，那就所得甚少了。改變這種狀態需要師生兩方面的努力：從教師方面來說，要引導學生在讀文學作品、報刊時留心和積累文化背景、社會習俗、社會關系等方面的材料；從學生方面來說，在閱讀原版外國材料時，應從作者所在國家人們的思維模式人手，有意識地注意了解跨文化交際知識和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并注意收集有關材料。

(三)舉辦各種英語活動，創設“準交際環境”

如邀請外國朋友或外教舉辦英語講座，介紹國外風俗文化，特別是其中與中國不同的文化習俗；舉行英語演講比賽、英語小品比賽、圣誕晚會等活動；舉辦國外節日(圣誕節、萬圣節)讓親身學生感受國外文化，增強跨文化意識。

(四)培養學生實際社會生活的跨文化意識和交際能力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工作也逐漸涉人與外國交往的范圍。因此，外語教學中不僅要傳授給學生書本上的語言基礎知識，也要涉及實際生活，如文秘、醫學等方面內容。教師要注重英語的實用性，有針對性地對學生講解這方面的知識。教師可以先通過案例講解，讓學生分組討論并寫出報告，然后根據所學內容，設置具體社會交際場景。比如講解Myifrstjob時，為學生提供英語求職信的格式，并讓學生模擬寫出英語求職信，最后模擬求職場合，告訴學生在接受外國(特別是美國)老板的面試時，要直截了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要求。一向被國人推崇的拐彎抹角式的提問方式，往往會使對方覺得你不夠誠實。

篇10

《餐飲世界》雜志創辦于2001年2月，是經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的公開發行的專業類期刊。經過多年的努力，雜志的內容得到了業界眾多知名專家及眾多餐飲品牌企業的鼎力支持，贏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讀者，目前已成為餐飲業內公認的具有一定影響力和專業特色的刊物……。所有成果都是我們辛勤付出的回報，也更增加了我們對這份事業的決心和毅力。15年來，我們伴隨雜志一起成長，如今，我們仍堅守初心，在創新、共贏的道路上砥礪前行。

專注聚焦餐飲行業

自創刊以來，《餐飲世界》一直以助力餐飲企業健康發展、提高民眾食品安全意識為己任；我們努力宣傳營養健康知識、倡導科學生活新理念。

我們始終堅持第一時間為讀者報道。2011年是餐飲界不平凡，也是不平靜的一年。新興餐飲模式進化升級，眾多食品安全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餐飲世界》本著媒體人的專業精神，為讀者提供全面、準確、權威的行業熱點，為餐飲業者提供行業的第一手信息資料。策劃制作了一系列“網絡團購2.0升級進行時”、中國餐飲業的“戴爾模式”、“食品安全重于天”、“權威‘十一五’以來餐飲業經營數據案例分析”、“外賣新領地爭奪戰”等大型專題。

《餐飲世界》又始終堅持以國際化的視角、實用性的呈現方式，對行業熱點進行深度分析和解讀深度報道。制作了“中餐海外發展啟示錄”、“激勵機制，繞不開的思考題”、“為食品安全撐起一片天”、“排隊的秘密”等大型專題。報道各類餐飲企業600多家，采訪餐飲業者300多位，涵蓋正餐、快餐、西餐、自助、團膳、火鍋等多種業態，涉及各地行業協會領導、餐企總裁、廚師、經理人、院校教師等各類人群。

近年來，《餐飲世界》一直努力拓寬采訪渠道、豐富報道形式。借助遍布國內外的多種信息渠道，充分發揚紙媒的優勢，精心打磨，為讀者呈現更加新鮮、更有深度的內容，不僅豐富了讀者的國際視野，也為中餐同世界的交流創建了溝通的窗口。

2011年9月，《餐飲世界》特別制作了“中國（銀川）清真美食旅游文化節專題報道”；2012年9月，《餐飲世界》推出首本主題專刊――“清真餐飲”特輯，對國內清真餐飲行業現狀、產業政策、優秀清真餐飲企業進行了綜合性報道，并以此奠定了以企業為主體、地區為主線、文化為內涵、專題為主要形式對地方餐飲進行報道的基調，并由此拉開了《餐飲世界》全國“地方行”系列報道的序幕。

2013年4月，《餐飲世界》走進中原文化的發源地――河南，得到當地餐飲企業的熱烈歡迎和大力配合。河南專輯的問世，不僅讓中原飲食文化獲得了更多矚目，也讓《餐飲世界》與當地企業建立起更為緊密的聯系。在此之后，《餐飲世界》又先后多次走進山東、陜西、寧夏、湖南、內蒙古、上海、重慶、煙臺等省市，接觸并采訪了一批優秀的餐飲企業，制作了數十期地方專輯，真正做到了深入、深度、深刻聚焦餐飲行業報道的目標。

在“地方行”的基礎上，《餐飲世界》又邁出了“海外行”的步伐。依托世界中餐業聯合會強大的海外會員網絡，對海外中餐代表國家――新加坡、荷蘭兩國的代表性中餐企業進行了專題報道，打通了國內外中餐溝通了解、交流互鑒的又一渠道。

傳揚中國餐飲文化事業

《餐飲世界》雜志一直致力于推動中國餐飲文化的發展與傳播，不僅服務于餐飲企業更在中餐廚藝交流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四年一屆并且被譽為“中餐奧林匹克”的中國烹飪世界大賽，從1992年在上海舉辦第一屆以來，就一直受到各界人士的關注。大賽已經走過中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荷蘭等地并已連續舉辦八屆，已經成為全球中國烹飪的頂級賽事。大賽不僅是弘揚中華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更是展示中餐高超烹飪技藝的大舞臺。通過這項國際中餐烹飪賽事，世界各國的中餐同仁加深了友誼，增進了交流，分享了技藝，大賽的經歷已成為他們職業生涯中難忘的回憶和寶貴的財富。

在賽事的整體報道中，《餐飲世界》雜志派出編輯攝影師團隊與參賽團隊共同前往，無論在場上還是場下，都在與參賽團隊甚至評審團進行溝通，了解他們的感想，挖掘他們的人物性格，賽后對獲獎團體再次進行采訪溝通并做出了深度報道，得到了參賽團隊的一致好評。

2012年11月16日至18日，美麗的花園城市新加坡迎來了世界13個國家和地區、200多位優秀中餐業廚師組成的53支代表隊。由世界中國烹飪聯合會（Worl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uisine）主辦、新加坡餐飲業協會承辦的第七屆中國烹飪世界大賽在美食天堂新加坡順利舉辦。經過3天緊張激烈的對決，身懷絕技的各國中餐大師們烹制出精美的前菜、主菜、面點等規定作品，圍繞個人、團體和展臺三個類別的大獎展開爭奪。大賽成為全球中餐界提升水平、切磋技藝的良好平臺，因而受到國內外媒體的空前關注。據統計，當時有超過200 家媒體對本次大賽進行了報道。《餐飲世界》雜志作為官方合作媒體對整個賽事做了全面深度的跟蹤報道，對新加坡的國際地位、漸進式經濟、東方化文化、可信的社會以及卓越的追求做了很客觀的闡述及描述，讓讀者可以從國家城市出發，進一步了解大賽的氣質與地位。最終，上海市東湖集團公司、北京大學、新加坡金山集團等6家單位一路過關斬將，榮獲團體特金獎。陳淵方、李修俊、邱偉杰等18位選手分獲三類比賽的特金獎，《餐飲世界》雜志對獲獎團體分別做了采訪，并展示了獲獎作品。

從新加坡第七屆中國烹飪世界大賽順利結束之后，大家就對四年后的荷蘭大賽開始期待，參賽團隊氣勢如虹，整裝待發。在比賽開始之前，《餐飲世界》雜志對此次在荷蘭鹿特丹進行的第八屆中國烹飪世界大賽做了一些數字整理。荷蘭是海外華人華僑的重要匯聚地，中餐市場發達。到目前不完全統計中餐館有2000余家。近年來，中荷兩國高層互訪頻繁、經貿合作迅速發展，人文交流不斷深入。2016年，中國烹飪世界大賽在荷蘭舉辦，就是希望以技藝比拼、美食交流為媒介，推動全球中餐繁榮發展、促進中荷民間友好往來。本屆大賽有來自世界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8支代表隊近200多位選手同臺競技，展現了世界中餐發展的最高水平。最終《餐飲世界》雜志對獲得團隊獎項的部分隊伍進行了采訪，受到了這些代表的積極配合。益海嘉里餐飲發展（揚州大學）參賽隊、全聚德代表隊、中糧福臨門代表隊、新東方餐飲協會荷蘭女子創意隊、花舍咖餐代表隊、新華教育集團新東方烹飪教育都是本屆大賽很有代表性的隊伍，他們積極備戰，用實力說話，展現了中國味道的國際表達。

《餐飲世界》雜志還將一如既往跟隨中國烹飪世界大賽的步伐，挖掘大賽精神，展現參賽選手魅力，為中國餐飲在國際上的發展與地位的提升做出積極主動的響應與支持，將弘揚中華飲食文化的責任和使命永遠放在肩頭和心上。

搭建立體化傳播渠道 拓展多元化主題活動

經過多年積淀，《餐飲世界》雜志已成為業內公認的期刊類權威讀物，單期發行量最高達到6萬冊，讀者群體穩定且高端，但我們仍保持著開放學習心態，善加利用新媒體的傳播方式，構建立體化傳播渠道。先后推出電子刊、手機雜志等數字化內容，并開辟了微博、微信兩個線上運營平臺，作為紙版雜志的補充。其中，微信公眾號單條最高閱讀量超過業內同類媒體平均水平。

此外，雜志與中國知網、中郵閱讀、龍源數據庫、博看網、讀覽天下等大型電子雜志平臺合作，通過提供電子書在線閱讀和有償下載，為讀者提供了更多選擇，也擴大了受眾群體和發行渠道。

形式多樣的主題活動不僅是雜志與讀者、與合作伙伴互動交流的最佳方式，也是讓內容升華為價值的有效途徑。

自2005年以來，《餐飲世界》雜志連續多年發起中國餐飲業年度“十大人物”和“十佳企業”評選活動，不僅集中推出一大批行業模范與標桿企業，也獲得業內人士的廣泛關注、參與和認同，已成為雜志社乃至行業的一項品牌項目。

全國餐飲業信息化評選活動是雜志社在餐飲信息化領域開展的一項層次高、權威性強的評選活動，舉辦至今得到全國上百家軟硬件供應商的積極響應和參與。

2013年，雜志社依托強大的讀者資源，策劃并發起成立了《餐飲世界》企業家俱樂部，旨在搭建餐飲業溝通平臺，推動餐飲業資金和項目交流，營造行業內國際化的交流環境。俱樂部成立后，陸續舉辦了“傳承、守道、弘揚――官府菜論壇”“六億人的午餐――中國團膳的未來發展之路沙龍”、“會員制營銷――餐飲CRM專場研討會”、“羽您同行――餐飲羽壇爭霸賽”等異彩紛呈的各類活動，不僅將餐飲生態鏈條上的各路企業串聯起來，也格外關注餐飲人行業之外的文化娛樂層面的訴求。

除此之外，雜志社也一直以弘揚飲食文化、促進烹飪技藝交流為己任，開展了餐飲專業學術論文評選活動，在院校間搭建起一個學術交流平臺。

勇于創新服務形式

近幾年，隨著媒體形態的不斷更迭，傳統的傳聲筒式的媒體將被淘汰，紙媒轉型升級迫在眉睫。《餐飲世界》雜志也一直在創新服務形式上尋求突破，實現從單一的展示、宣傳功能逐漸向多維度的綜合平臺轉變。

自2013年起，餐飲世界與寧夏回族自治區旅游局展開了深入且多樣的合作，不僅有常規的內容報道，也嘗試開展餐旅項目咨詢和項目推介等服務，增強自身的政府服務能力和競爭力。

依托于良好的平臺影響力和優質資源，雜志社多次為國內優質商業地產項目、大型美食節慶活動量身打造主題論壇、招商招展、項目對接會、實地考察等活動，在跨界服務、定制服務上進行了有益探索。如與3個城市的6家房地產企業合作，在招商、規劃方面提供咨詢服務和解決方案，打造專場招商會，與3家投資機構就項目投融資、財富管理、支付渠道等進行合作。

為供應商伙伴制作文創產品，如為山西太原江南餐飲集團合作打造企業文化專刊，為某茶油品牌制作視頻光盤和教學畫冊，利用雜志的行業經驗為品牌尋找最合適的切入點，邀請國內知名大廚針對產品專門研制菜品，捆綁營銷，收效甚廣。

此外，作為世界中餐業聯合會的唯一官方會刊，《餐飲世界》雜志不僅是世界中餐聯展示和宣傳的窗口，也是其服務會員、促進交流、宣傳政策、反映行業訴求的平臺。《餐飲世界》不僅對每位新入會的會員進行報道，后續也對會員單位的大事件、重點活動進行跟蹤，增加了世界中餐聯服務的“厚度”，進一步加強了協會與會員間的感情。

2016年，《餐飲世界》與天士力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在開拓新的服務模式上做出新的探索和嘗試。

深化品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