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關系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民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關系，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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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建議

一、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改革歷程

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從“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模式”轉向“國民經濟賬戶體系”模式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其目的在于消除陳舊核算體系下存在的諸多弊端，其內容主要包括：核算內容不完整、生產范圍過于狹窄、核算方法缺乏創新等等。其中，提出并使用過兩種模式相互混合的形式，隨著國際形式的轉變和蘇聯的解體，各國國民經濟核算模式開始并確立使用國民經濟賬戶體系模式，我國于1992年確立了新核算體系，并預計用5年的時間實現新舊核算體制的全面轉型。而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改革工程，根本不可能在轉變的過程中一帆風順。同時事實表明，新核算體系不管是在方案設計和實施的同時，依舊存在許多不同的問題。

在1996年召開的“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研究會”首次學術研討會上，參會人員就曾對我國國民核算體系改革的方案和策略兩個問題展開了新一輪的討論，主要論題之一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進行的模式轉體是否應該一步到位？這一問題又涉及了三點：一是核算體系的方案設計是否要一步到位？二是核算體系的目標模式是否一步到位？最后是已有方案實施是否一步到位？當時與會討論者認為，確立“目標模式”一步到位是有利于核算改革的，因為這樣可以使大家都有明確的目標，其方案鑒于方案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所以采取的方式也比較靈活。但是方案的實施應該是逐步試點、逐步摸索。

時至今日，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仍然還在不斷進行中。當前情況下已不再是圍繞何種目標模式的選擇了，而是如何進一步完善現有的核算體制，實現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在保護環境和維護生態平衡的前提下，從而促使我國經濟增長。因此，我國的經濟和核算研究的工作人員們仍在不懈地努力著。

二、有關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存在的不足

以國內生產總值為主要指標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通過市場化產出來具體衡量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在目前的生產總值中，只能單一的看出經濟產出量或經濟效益的情況，經濟核算僅僅只反映了經濟的運營，沒有顯示出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的采用以及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由于，自然資源和生態平衡是一個國家綜合經濟的組成部分，它的缺席無法表現出一個國家的經濟情況。因此，目前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凸顯了它的不足，并表現在：

1.忽略經濟發展與生態資源損耗的關系。

國內生產總值的生產計算公式為：

國內生產總值=各部門（總產出-中間消耗）之和

經濟活動開發使用自然資源，生產總值卻只核算了經濟活動對其資源的開采成本，而忽略了自然資源本身應有的價值，使得自然資源呈現低價或無價。其結果是抬高了當前時期經濟活動所產出的價值。

2.忽略經濟發展降低了生態環境的成本。

經濟活動無論處于那種角度都會對環境造成污染損害，導致環境質量的普遍降低，這包括了環境劣質化成本和環境修復保護的支出兩方面。國內生產總值核算一方面沒有算入環境退化的成本（環境污染的代價）；另一方面將環境保護的支出用作于生產活動之中，兩者相加便增加了國內生產總值。綜上所述導致的結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生產總值越高；環境保護支出越多，生產總值也越大。高估國內生產總值不僅導致自然資源的無計劃過渡采伐消耗和加大對環境的污染，也導致了不可再生資源不斷缺少和生態環境的逐步惡化，因而使人類生存的條件受到嚴重影響，為經濟發展埋下嚴重隱患。

3.忽略反映自然資源的耗損和折舊。

按照目前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機器、廠房、庫房等設備在成產性固定財產必須要按照一定的年限進行折舊計算，并從產品銷售中提取相應的折舊費，以及對自然資源的補償。只有自然資源的耗損得到了合理的補償，使之形成資源的良性循環發展，人類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但是，自然資源并沒有相應的計價，因而也無所謂折舊或消耗，因此也沒有在國民經濟收入中得到反映。因此資源的削弱長久性，使經濟發展出現了資源空心的現象，既隱藏的危機。

三、有關國民經濟改革的幾點建議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研究和實際運營是一項復雜的工程，需要全社會堅持不懈的努力與配合。根據我國目前情況，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建立良好的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損耗核算基礎。

建立良好的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損耗核算基礎，首先要建立按時對環境調查的制度，通過對環境污染的調查，從而不斷確立對其環境污染和損耗的經濟估算方法；其次要按照國家相關單位提供的環保支出表，從而對各事業單位進行環保支出調查，以解決內部環境污染的治理還原成本；再次是按照國家提供的相關資料收集相關數據，并根據收集調查的數據進行各種環境污染所致的經濟損失核算。

2.優化國民經濟的理論研究。

由于經濟發展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造成的損耗在國民經濟核算中難以進行，推行健康環保的國民生產總值核算體系，就必須大力開展研究工作，借鑒國外已有的科研成果和實際經驗，全面地結合我國基本實情，進行對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研究，從而推進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理論不斷完善和創新，進而在國家相關部門的支持配合下，不斷總結已有的實踐經驗，為創新理論和制定全面合理的核算體系提供可靠依據。

3.不斷加強國民經濟核算的基礎工作。

根據國內生產總值的生產計算公式可以看出，國民生產總值即是在國民生產總值基礎上除去創造生產總值所損耗自然資源的價值，再除去生產總值造成環境污染的治理保護成本。也就是說，國民生產總值是創造健康綠色國民生產總值的基本前提。因此，我們有必要做好國民經濟核算的基礎工作，并保證其審核制度的嚴格實施，以加強對國民經濟核算的監督管理。

4.建立相關的法律制度。

基于國民經濟核算所涉及的方面較為寬泛，為了保證其有效數據的真實性，需要各階層的核算資料，這就要求必須制定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相適應的法律規章制度，才能保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健康發展和正常運行。

5.各相關部門的核算要與國民經濟的核算相吻合。

隨著近幾年我國的核算實踐數據顯示，各相關部門的核算統計往往跟不上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改革，不管是在方法上、制度上、還是內容上都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別，從而無法滿足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的要求。由于各種核算制度不相協調，導致了核算方法和內容的差異，所以在進行國民經濟核算的同時要著重于對專業核算資料進行研究、計算和論證。同時一方面在各專業核算制度的訂立和修改中，做到不斷縮小差異，實現各相關單位和專業與國民經濟核算相銜接。另一方面則不斷加強各專業的核算制度改革，對不同的核算制度進行合理研究，從而找出與之不同的關鍵，并繪制出相關的數據轉換表。

6.建立不同核算方法相結合的統計體系，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提供有力保證

我國目前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從根本上還嚴重依賴于逐級匯總的統計報表形式，雖然這種方式比較穩定可行，但在某種角度上卻又缺乏靈活感，難以為宏觀經濟核算提供及時的、有效的相關資料，因此，改革我國現行的統計調查體系，必須大力推廣抽樣調查的方法，并積極地運用抽樣調查的方法調查社會現象。同時，科學地運用多種調查方法相結合，從而進一步改善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基礎。（作者單位：周口市社區服務中心）

參考文獻：

[1]楊燦.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的回顧與思考[J].統計研究，2001，（11）：7-11.

[2]王樹林.改革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理論探討[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1，（1）：26-30.

[3]何琳.我國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革問題初探[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0，22（5）：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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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有企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控制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命脈。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國有企業要適應國家發展和市場競爭的需要，就要不斷進行戰略性的經濟調整和改革，以促進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高。加強國內國企經濟的調整需要從國有企業的布局和企業的組織結構兩個方面進行合理的規范和改革，以促進國有企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國有企業 經濟調整 目標 內容 探究

國有企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在我國的國有經濟中，國家對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領域和重要行業都進行了較為嚴格的控制，如國防性和公益性的行業。而對一些一般的營利性競爭行業，國家則采用較為松弛的管理和控制，甚至不參與企業管理。因此，國內國企進行的經濟調整也要根據國家對不同國有經濟的要求和控制程度，以更好地適應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為國有企業自身競爭力的提高提供保障。

一、加強國有企業的合理布局

我國國有經濟的分布范圍較為廣泛，涉及到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要加強國家對國有企業的經濟調整，就需要從不同的行業和領域對國有企業進行合理的布局。

1、國家要對關乎整個社會穩定和安全的行業領域采用獨資和壟斷的方式，以確保國家和社會的安定。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是一個國家進行國內一切改革和發展的基礎。因此，國家要加強對一些重要國有經濟領域的控制，如國防軍事工業、航空航天業、金融業和廣播新聞影視業等重要的領域和一些較為特殊的農業領域，這些行業領域都是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基礎條件，需要國家實行絕對的壟斷和控制。

2、在國有經濟的范圍中，對于一些對國家和社會影響較大的行業領域，國家要進行一定程度的掌控和投資。如國有經濟中的鐵路運輸、航空、城市電力、通訊和石油開采等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領域，國家不能進行完全的壟斷支配，而是要運用我國的法律和國家的行政手段對其進行部分的干涉和管理。

3、國家要加大對重點國有企業的投資和支持力度，對于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些支柱性產業要充分發揮技術和人力等各方面的支持作用。國家可對國有經濟中的一些大型企業加大資金和技術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提高對大型企業集團的支持數量，促進國家經濟實力和企業競爭能力的提高。

4、高新技術產業是當今世界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產業，對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積極地推動作用。高新技術產業包括的范圍較為廣泛，主要有海洋工程和新能源、新材料的開發和運用等，是社會和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國家要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待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為社會和國家帶來的巨大利益，不斷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力度。

5、國家要加大對國有大企業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等各個方面的支持和投資力度，增加大企業的數量，而對國有小企業則讓其自由競爭和發展。如在電子、機械化工等大型產業的發展中，國家適當地加大投入可以使企業擴大規模，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為整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帶去更多的資源和服務。而對于家具、食品和紡織等制造產業和領域，國家要適當地減少對其的控制和參與，讓企業在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中進行自由競爭，以優勝劣汰的方式實現市場資源的合理配置。

6、保持國有企業各自的特色，促進自身優勢的發揮。我國國有企業合理布局的目標是鼓勵不同地區充分發揮自己的區域資源優勢，促進各地區特色經濟的發展，以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由于歷史和地理位置的原因，我國各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并不平衡。在東部的沿海地區，因為地理位置的優勢，開放程度高，與外界的交流較為密切。在這些區域，國家可加大對新興技術產業的投資，鼓勵和支持該地區國有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研發。

同時，在我國的中部地區，由于經濟相對落后，國家可注重對其進行礦產、能源資源的開發，加強對這些地區交通和通信等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建設，充分發揮中部地區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優勢，促進中部地區區域特色經濟的發展。對于西部地區，國家要實行政策上的傾斜和支持，促進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以東部地區的先富帶動西部地區的發展，縮小地域貧富差距，促進各地區的協調共同發展。

二、積極構建合理的國有企業組織結構

構建合理的國有企業組織結構就是指在經濟體系的改革和發展中，要保證大小企業的合理比例，保持中小企業占大成分的比例。在國有經濟調整中，國家要不斷增加國有大企業的經濟規模，促進大規模企業數量的增加，同時還要保持中小企業的數量，提高它們的市場競爭力。我國國有企業的經濟調整要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作出適時地調整，積極促進國有企業合理組織結構的構建，從而實現我國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目標。

調整和優化國有企業的布局和組織結構，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促進國企經濟調整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隨著世界經濟文化交流的加強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促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是增強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的基本保障，也是推動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國有企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其發展狀況直接關系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和企業市場競爭力的強弱。因此，在進行國有企業的經濟調整過程中，國家要根據企業的自身特點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對涉及不同行業領域的國有經濟要采取不同的掌控政策，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不斷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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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進民退；適度規模；國有企業改革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10-0013-05

隨著以“抓大放小”為主的國有企業改革基本結束，國有經濟經營績效逐漸提高，所有制結構戰略性調整也由數量調整向質量提高轉變。從總體趨勢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雖然仍在下降，但與之前相比下降速度明顯放緩。不僅如此，個別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競爭力逐漸提高，在競爭中占據較為有利的局勢，從而開始擴大經營規模與范圍。國有經濟的這一演變過程大體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即1978年至上世紀90年代初和90年代至今。前一階段，國有經濟比重雖然逐漸下降，但一直居于主體地位，后一階段國有經濟比重持續下降后逐漸趨于穩定。2009年，國有和國有控股經濟的生產總值約下降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3，而國有和國有控股經濟以外的民營經濟大約上升到2/3。在經濟增量方面，前者約下降20%～30%，后者約上升到70%～80%。國有經濟整體上的不斷收縮和個別國有企業的擴張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結構中，公有制經濟比重不斷下降和非公有制經濟份額越來越大的現實正在動搖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國有企業所占比重仍然太高，所占用資源過大，不符合建立高效率的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究其原因在于，我國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缺乏對定量目標的描述與參照標準，從而引起對所有制結構調整的懷疑和爭論。

近年來，學術界對國有經濟與國有企業的爭論集中在三個主要問題上：“國進民退”是否存在？“國進民退”是否有危害？國有經濟是否越少越好？這些問題不能簡單定論，需要深入思考。

一、“國進民退”是否存在？

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成就逐漸擴大與國有企業經營績效大幅度提高，使個別企業從戰略收縮逐漸轉向戰略擴張，并正在實現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總體布局，這一變化被稱為“國進民退”。

雖然這種變化并沒有改變以國有經濟退出為主的改革趨勢，但還是引起了廣泛關注與激烈爭論。“國進民退”的案例背景各有不同，表現為部分國有企業不斷擴張，但民營企業發展更快；國有企業“有進有退”，一些國有企業退出沒有競爭優勢的領域。而有些案例是不合理的，如利用資金優勢制造“地王”；而有的案例是合理的，如投資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還有些案例考慮到特殊的環境條件，很難做出傾向性判斷，如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對“國進民退”案例的判斷，還與學者的立場有關，因此，對于這個問題學術界出現爭論也是正常現象。

實際上學術界關注“國進民退”問題的關鍵并不是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增加了多少，更多的是看國有經濟擴張的方式是否遵循市場化行為。但現實生活中，人們看到更多的不是遵循市場規則的“國進”，而是通過非市場手段進行的國有經濟的“強行”進入和民營經濟的被迫“退出”。這種國有化政策，首先打擊了按市場規則經營的民營經濟，不利于形成多種所有制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其次，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官商”結合的癥結，不利于構建廉潔服務的政府，也不能從根本上杜絕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現實。再次，國有化并不一定能帶來生產效率的提升。可見，以轉型升級為初衷進行的整頓或規范市場行為，由于采取措施不當，造成了人們對“國進”的誤解和反感。

基于此，在當前市場經濟逐漸完善的背景下，無論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都不應該成為關注的焦點。之所以關注，主要是因為國有經濟的“進”、“退”方式在有些地方、有些行業還存在非市場的政府越位行為。因此，當前國有經濟改革面臨的重要問題是要拋棄原有“行政命令”式的經濟管理思維，構建尊重市場規律、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服務型政府，真正形成“公有”與“非公有”經濟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二、“國進民退”是否具有危害？

部分學者認為“國進民退”對我國經濟存在巨大危害，認為國有經濟存在行政壟斷，破壞市場競爭，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國有經濟效率低下，不利于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國有經濟職工收入高于非國有經濟，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國有經濟存在的目的在于彌補市場失靈，因此應該退出競爭性領域；國有經濟的存在容易滋生腐敗以及發達國家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比重較低等。

實際上，國有經濟存在的所謂“巨大危害”與國有經濟的產權性質并沒有直接關系，即使全部都是私有經濟，這些問題依然可能存在，并且可能更嚴重。

第一，關于壟斷問題。壟斷本身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即市場上能夠隨意調節價格與供給（不能同時調節）的經濟主體。由此可見，壟斷與市場力量、市場行為密切相關，而與產權性質無關。也就是說，即可能存在公有或國有的壟斷，也可能發生私有制的壟斷。而從全球看，由于對壟斷的厭惡傳統與“反壟斷法”的廣泛存在，完全壟斷如同完全競爭市場一樣很難找到合適的案例，絕大多數屬于寡頭壟斷。但如果從產權性質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壟斷更普遍。當前，所謂的“行政壟斷”的根源在政府，而不在企業的產權。即使將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只要政府依然掌握大量資源或者政府行政權力可以自由支配資源，那么行政壟斷就必然存在，只不過行政壟斷轉向私有企業而不是國有企業。因此，國有經濟不是行政壟斷存在的根源，而要解決行政壟斷（且不論行政壟斷是否一定有危害），根本途徑是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支配資源的數量和能力，這顯然與國有經濟無關。

第二，關于國有經濟效率問題。國有企業的產生并不是因為其微觀經營績效高于私有企業，更多的是出于安全、現代化等因素。因此，以經營績效來苛責國有企業本身并不合理。此外，就國有企業微觀效率低下的原因而言（如委托——問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等），在當前公司制企業中也普遍存在，只不過這些企業通過“激勵相容”機制有效避免或降低了這種無效率的產生。實際上，就企業生產效率而言，我國的國有企業并不比發達國家低。因此，當前改變國有企業微觀經營績效的關鍵是國有企業改革，即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勵機制，而不是徹底將國有企業私有化。此外，只要國有企業生產利潤不為負，也就是說不是絕對的浪費社會資源，那么國有企業的存在就會增進整體社會福利。

第三，國有經濟與收入分配。國有企業改革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平均主義分配制度，通過拉開收入差距調動企業的生產積極性。之所以國有企業收入問題成為關注焦點，并被指為拉大收入差距的原因，緣于近年來國有企業改革效果逐漸顯現，國有經濟不斷壯大，盈利能力大幅增強，部分國有企業職工收入高于其他企業職工收入。但國有企業職工收入高并不應該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這部分高出的收入是否合理。在某種程度上，國有與非國有經濟收入差距不是國有企業職工收入太高了，而是非國有經濟職工收入過低了。二者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在行業決定的。國有經濟往往集中在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而非國有經濟絕大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這種技術構成的差異必然導致二者之間存在一定收入差距。基于此，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反映的是行業差距，而縮小國有經濟比重并不會改變行業狀況，不能縮小行業差距。另外，我國收入差距擴大有多方面原因，既包括城鄉收入差距、地區差距，也包括行業差距以及初次分配結構失衡等，其中收入差距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依然是城鄉收入差距，占總體收入差距的40%～60%；最值得關注的是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占比逐年下降，相應的資本與稅收收入占比過高。可見，近年來行業收入差距中的國有企業職工收入有所上升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之一，但減少國有經濟也不能從根本上改善我國收入分配格局。從當前的具體情況看，所謂的國有經濟拉大收入差距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業收入差距對收入差距具有拉大作用。而要縮小行業收入差距，就要打碎行業壁壘，促進資本與勞動力等要素在行業間的自由流動，從而拉平行業間的要素回報率，降低行業收入差距。競爭者特別是民營競爭者的存在，有利于市場經濟與所有制結構的進一步完善。在國有經濟收入分配問題中，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應該是國有經濟利潤分配機制的構建。因此，解決國有企業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可以通過進一步完善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確立國有經濟利潤分配制度來實現，而不是通過私有化國有經濟才能實現。

第四，國有經濟分布領域。首先應該指明，廣泛流行的所謂應將國有經濟限制在公共產品供給領域和彌補市場失靈是很模糊的判斷。因為公共產品是嚴格按照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定義的理論概念。在現實生活中由于種種限制，除國防、司法等屬于純公共產品外，絕大多數經濟領域的所謂“公共產品”都是準公共產品。不僅如此，即使是準公共產品隨著技術進步與時間的推移其范圍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相應的市場失靈也是不斷變化的，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法律等制度的完善，市場失靈的領域不斷轉換，而且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之間還存在中間狀態，這種中間狀態也不能通過政府或國有經濟來彌補。因此，用公共產品或市場失靈等作為國有經濟分布領域的判斷標準既不具有操作性，也不具有科學性。此外，在實踐中，發達國家也沒有按照公共產品界定國有經濟的分布。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國有經濟并非僅僅局限于公共品領域，而是廣泛分布在不同領域。盡管公共品供給是國有經濟的主要領域，但絕大多數國家都根據本國具體情況，在不同的競爭性產業領域保持國有企業。在主要的能源資源（如水力發電、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郵政電信系統、主要的運輸系統（鐵路、航空）以及金融等“戰略性”領域依然存在大量的國有企業。發達國家發展國有經濟的初衷并不是要彌補市場失靈，更多的是為了實現經濟現代化、經濟安全以及快速發展等目標。由此，雖然彌補市場失靈和提供公共產品可以成為國有經濟存在的依據之一，但絕不應該是限制國有經濟領域分布的唯一標準。國有經濟在哪個領域存在，判斷標準是多重的，應根據具體經濟、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變化進行調整。就當前而言，發展依然是我國最主要的目標。因此，凡是有利于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國有經濟就應該存在，凡是不損害市場秩序、不浪費社會資源、不損害社會整體福利的國有企業就沒有退出市場的理由。

第五，腐敗是通過公共權力攫取個人利益的行為，與所有制結構沒有直接關系。從1995年開始，由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中國排位總體上處于逐漸下降的趨勢，而這一區間恰恰是國有經濟大幅下降的時期，由此可見，國有經濟下降并不能遏制我國腐敗問題。即使將國有經濟全部私有化，行政權力尋租現象也不會被根除。相反，可能會愈演愈烈。因為私有經濟一切以經濟利益出發的特征必然驅使其與行政權力結盟，攫取巨額利潤。從橫向看，2012年中國在清廉指數中排在第80位，金磚國家中南非和巴西比中國略好，排在第69位，印度和俄羅斯比中國更差，分別排在第94和第133位，發達國家中意大利比中國略好，排在第74位，而希臘排在第94位，和印度相當。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是私有制國家，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顯然都比中國低，而排位比較靠前的德國（13）、新加坡（5）、瑞典（4）、芬蘭（1）、新西蘭（1）等國家的國有經濟比重相應都比較高。可見，腐敗的嚴重程度實際上與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并沒有多少關系，而與一國的政治傳統和法制化程度密切相關。因此，認為國有經濟存在容易滋生腐敗既沒有揭示腐敗產生的本質，也不符合各國發展的現實，更不可能通過減少國有經濟改變腐敗問題。

總之，對國有經濟的種種批評實際上與國有經濟產權性質并沒有直接關系，即使將國有經濟全部私有化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所謂的國有經濟存在的危害。而要徹底解決問題無疑需要繼續沿著市場化方向深化改革，打破各種行政障礙，促進要素流動與民營經濟發展；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高國有經濟整體質量與生產效率，建立健全國有經濟監督與審核機制，改善國有經濟形象；確定國有經濟進出不同領域的判定標準，規范國有經濟與政府行為，嚴格按照市場要求進行經濟活動，完善國有與非國有經濟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環境；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約束政府行為，建立健全法制監督權力的運行機制，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三、國有經濟越少越好嗎？

改革開放至今，一直沒有對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進行量的規定，這也是學術界對國有經濟規模變化發出不同聲音的原因之一。不僅如此，國有經濟改革長期沿著“國退”方向發展。這就給人一種印象，即國有經濟改革只能“退”不能“講”。

從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看，國有經濟在特定的發展階段應該存在一個與本國國情相適應的適度規模。二戰后，發達國家特別是OECD國家先后經歷了國有化和私有化浪潮，使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變化，但總體看，大多數OECD國家都保持相當規模的國有經濟，這些國有企業控制著國家的重要領域，對經濟社會發展發揮重要作用。據統計，在國有經濟發展的高峰期間，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產值在GDP中比重分別為法國24%（1985年）、英國19%（1979年）、意大利20%（1979年）、德國13%（西德，1979）。與此同時，國有經濟在非洲占20%、在亞洲占12%、在拉丁美洲占10%，在一些中東和東歐國家中，國有部門的產值至今仍占GDP的20%～40%。之所以國有經濟能迅速發展，主要是因為國有經濟被賦予了多重目標，如對私有企業的國有化更多的是服從國家利益（戰爭需要）、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和多重社會目標（就業、公平和社會穩定）的需要，而并非被理論界歸結為潛在的市場失靈，如自然壟斷、公共物品、福利物品以及外部性等或單純的以效率目標或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由于國有經濟的多重目標最終拖累了其效率發揮，從而拉大了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私有經濟的效率差距，這成為上世紀80年代私有化浪潮的主要依據。雖然私有化浪潮后，發達國家國有經濟規模有所縮小，但仍保有相當比例，且地位更加顯著。除英國和美國國有經濟規模較小（1%左右）外，芬蘭、法國、意大利等國家依然保持著較大比重的國有企業。其中，芬蘭僅國有獨資企業資產價值就占該國GDP的80%，而瑞典、意大利、法國、韓國、土耳其、捷克、新西蘭和荷蘭等國家國有企業資產占GDP的比重維持在15%～35%之間。從產出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國有企業營業額占GDP的10%～15%，而芬蘭國有企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45%。上面所列舉的各國數據只涉及了相關國家部分國有企業的情況，顯然如果將所有國有企業都計算在內OECD國家國有企業規模并沒有想象中的那樣小，相反維持相當高的比重。從所有權結構看，OECD國家平均一半以上的國有企業是國有獨資的，20%是國有控股的，也就是說近3/4的國有企業完全或者大部分由國家控制或所有。從國有經濟分布的領域看，OECD國家的國有企業分布依然廣泛，并不僅僅局限于公共品領域。絕大多數國家都根據國情，在不同的競爭性產業領域保持著國有企業。在主要的能源資源（如水力發電、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郵政電信系統、主要的運輸系統（鐵路、航空）以及金融等“戰略性”領域依然存在大量的國有企業。

根據測算，2008年我國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資產、就業與GDP產出的結構分別為52：48、24.2：75.8、30：70。其中，公有制經濟比重比2004年分別降低13、25.5和7個百分點。鑒于國有經濟是目前我國公有制經濟（第二、三產業）的主體，因此可以粗略認為國有經濟資產規模大體占國民經濟的一半，而就業和產出占四分之一弱。從盈利能力看，近年來國有企業利潤大幅度提高，2008年為1.33萬億元，2009年為1.3萬億元，2010年為1.98萬億元，2011年為2.25萬億元，2012年為2.19萬億元。持續增長的利潤與經濟增長長期保持在7%以上，充分說明我國國有經濟規模總體上與國民經濟相適應。當前，不應再執著于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在相對規模上的變化，而應該將改革主要轉向促進國有與非國有經濟經營效率與內部管理的質量上來。

四、結論

首先，隨著市場經濟逐漸完善，只要是符合市場規則進行的“國退民進”和“國進民退”都是正常的經濟活動，不應該成為關注的焦點。相反，無論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只要這一過程是違反市場規則或存在破壞市場規則的行為，我們不僅要關注，更重要的杜絕和依法制裁這些行為，真正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篇4

【關鍵詞】國有經濟 經濟發展方式 戰略新興產業 主導作用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我國社會發展已經進入轉型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是關鍵。國有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的中堅力量，在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過程中，應該勇擔重任、敢于作為，成為引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導力量。

國有經濟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作用

國有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既有一般的經濟作用，也有轉型中的特殊作用。

一般作用。國有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起主導性作用。首先，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其對國民經濟的控制上。目前，關系國家安全、重要公共產品供給、自然壟斷的行業以及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和支柱產業都控制在國有經濟領域，而這些行業關系到社會的基本運行和經濟的平穩發展，因此可以說國有經濟把握著我國的經濟命脈。其次，國有經濟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對社會資源配置進行調控和管理，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經濟自身的調控功能是按照經濟規律發揮“看不見的手”的基礎性作用，而國有經濟則是通過制訂計劃、產業政策、財政和貨幣政策、法律規制以及行政手段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國有經濟的宏觀調控主要作用是掌舵社會經濟整體的發展方向，對市場的總供給和需求有所控制，彌補非國有經濟功能上的不足。比如，國有金融機構可通過貨幣、信貸、利率等金融手段政策對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進行調控。在遭遇金融危機時，國有銀行通過金額巨大的投資來刺激社會經濟發展，從而起到宏觀調控的作用。國有經濟的宏觀調控對于保證國家經濟穩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特殊作用。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也隨時代不同而有所變化，因此在我國經濟發展轉型期，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又有了新的變化，它在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中有著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一是帶動作用。我國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二者雖然都在經濟體制范圍內，但國有經濟還擔負著一定的社會責任，而這種責任又是由國家賦予的，在某些特殊時期，國有經濟的社會責任功能是高于其盈利性的經濟目標的。在社會經濟轉型期，各方面處于不穩定狀態，此時國有經濟更要起到身先士卒的帶頭作用，對新的經濟發展形式進行大膽嘗試，并以先試先行的經驗刺激社會經濟發展。2001年至2008年間，我國國有經濟對社會固定資產的投資從17606.97億元上漲到53024.32億元，逐步加大的投資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較好的帶動作用。在歷次的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國國有經濟都保持了較為穩健的狀態，這為我國經濟社會穩定發揮了極大作用。在金融危機中，國有企業還擔負著帶動社會經濟發展的責任，將國民經濟從金融危機的低谷逐步帶向穩定和復蘇，從而保證了我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打擊下，仍能保持穩健的發展勢頭。

二是輻射作用。國有經濟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始終保持主導地位，能夠對我國其他性質企業產生重大影響，我們應該利用國有經濟這一特性，積極發揮國有經濟的影響力，使之對其他性質企業產生輻射作用，促進社會其它性質企業在國有經濟的影響下主動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國有經濟的這種輻射作用已經被各級政府充分重視，比如地區省市在進行招商引資時極力邀請國企，并希望利用國企的實力、影響力和輻射力來帶動地方企業的發展和轉型。

國有經濟發揮主導性作用的優勢

首先，國有經濟實力雄厚，為其主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物質基礎。在中國企業500強之中，國有企業占據了大多數，在2013年的中國500強企業名單中，國有企業有310家，占到了總量的62%，其在資產總額與營業收入上也占據了絕對優勢。這表明我國的國有企業始終把握著國民經濟命脈，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主導性作用，能夠在關鍵領域發揮自身的領導力和影響力，因此其在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生產方式等方面能夠對其他企業起到帶動作用，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載體。

其次，國有經濟作為創新的主體，引領科技發展，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近年來，國有企業加大對科技研究的投資力度，據統計，2011年我國規模以上的國有企業中設立研發機構的占比11.6%，其中研究與發展的經費投入為467.8億元，比2009年增長了近41.4%，而且國企的研發投入在數量和強度上都要高于私營企業和集體企業。大量的科研投入也為國有企業帶來了豐厚的科研成果，截至2011年年底，我國國有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專利21.4萬項，成為科技創新的主導力量，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提供了科技動力支持。

最后，國有企業在“走出去”戰略中發揮主導作用，起到領軍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要想在國際競爭中保持發展實力，必須實施走出去戰略，積極參與海外市場與資源的開拓與開發。目前，我國的國有企業是海外投資的主力，據《201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截至2011年年底，在中國非金融類對外投資存量中，國有獨資企業占63%。其投資方向逐步從單一的能源、資源開采領域走向多元。這種走出去戰略，不僅為中國發展提供了能源和資源，還帶動中國技術、勞力、設備等走入國際市場，為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國有經濟發揮主導性作用的難點

我國的國有經濟在政府支持下迅速發展，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以及社會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國有經濟舊有體制下存在的問題日益凸顯，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進行調整和改革，才能使其在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國有產權的政府及其問題。國有制作為公共產權的國家制度，具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國有經濟是以強制性國家政權為依托的關系，并不需要得到作為初始委托人的全民授權；二是人在獲得委托權后，其不僅具有公共財產的控制權，還具有剩余索取權，而且這種委托關系的維護是以剩余索取權不可轉讓為必要條件的，而初始委托人則是通過國家再分配渠道來獲取國有資產收益的其他剩余收益；三是由于國家概念的抽象性，政府成為公共產權的行使者，政府在邏輯上成為國家的選擇，相應地，公共財產的控制權和剩余收益分配權由等級制來界定；四是政府進行公共產權的運作，其最大目標并不一定是利潤的最大化，目標具有多元性。

我國國有產權的委托問題在于委托人與人之間效用函數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巨大成本。作為初始委托人的全民，期望在國有資產的運作下帶來自身福利的最大化。而政府作為人，其目標卻具有雙重性：一是要促使租金最大化，完全產權結構競爭與合作的規則；二是要實現社會總產出的最大化，在確定規則的情況下降低交易成本，最終達到稅收增加的目標。但這雙重目標在實踐過程中卻存在著動機沖突，政府要想實現社會總產出量的最大化，必然要實現產權的高效率，這使得政府具有改善產權結構的動機，但當政府要想實現租金最大化的第一個目標時，其必須通過歧視性的政策來維護低效率的產權結構。由此可見，初始委托人的目標與政府這個委托人之間存在沖突，導致最終結果是生產資源被低效率配置，初始委托人的利益受到損害。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模式的弊端。龐大的國有資產使國家不得不建立一個縱向授權系統來完成對國有資產的管理，而且為了保證國有資產正常運作，國家必須建立一定的監督機制，但目前我國的國有資產監督系統并沒有解決國有資產管理存在的政企不分的問題。

在委托關系中，委托人在滿足委托約束條件的前提下，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委托人本身是風險的中性者，具有監督人的積極性，委托人可以行使退出權以此來轉讓剩余索取權，從而起到懲罰人違約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目前我國的國有資產監督機制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國有資產的出資人角色并不明確。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出資人權利，與此同時，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和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設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這些法律規定沒有明確出資人角色，且在具體的運作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與其他政府部門并無本質區別。二是委托者與者在國有資產運作中的效用函數不一致，導致國資委的行為異化。作為委托人的政府，其目的是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而國資委作為人，除了擔負起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責任外，還要考慮部門利益，包括權力、地位、聲望以及規模等。制度設計的矛盾與缺失，使得我國的國有資產監督體系中出現了“誰來監督監督者”的問題。三是目前國有資產中委托人與人之間仍然具有行政上下級關系，難以形成真正的監督和約束。

國有企業治理機制的弊端。現實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普遍存在委托問題，但國有企業自身的特殊性使之在委托中面臨更加復雜和特殊的問題。在國有企業的委托關系中，委托人一般為政府和國有資產管理部門，但其在法律上有定位不清、權限邊界模糊的問題，這容易導致出現兩種狀況：一種是委托人對國有資產處理并沒有足夠重視，從而出現管理上的缺位；另一種恰恰相反，委托人過度重視國有資產管理，出現委托人對人干預過多甚至侵犯人的越位問題。此外，在國有資產的治理上還存在委托人與人信息不對等的問題，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對企業的信息掌握得更加全面，而委托人獲得國有資產的信息往往是間接的，其獲得的信息內容也具有片面性，甚至會出現人故意向委托人隱瞞國有企業信息的情況。而人往往利用自身具有的授權與信息優勢，產生在管理經營中的瀆職等機會主義行為，甚至為了自身獲取更多利益而侵蝕國有資產。

發揮國有經濟主導性作用的建議

正確處理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存在利益博弈。地方官員升遷與當地經濟政績掛鉤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勵地方積極推進經濟建設。大量的投資是實現地方GDP增長的最簡單直接的方式，但這種發展是粗放的，實踐中阻礙了社會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新時期，國家鼓勵推動經濟、自然與社會協調發展，必然期望國有企業在實現發展方式轉型方面有所作為，這就導致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經濟發展方式上存在利益分歧。要改變這一狀況，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減少政府以獎勵方式推動地方政府進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行為，代之以完善政府監管機制，最大程度壓縮權力尋租空間，減少地方政府在國有企業運營中的非生產；二是嚴懲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國有企業，增加國有企業保持傳統發展方式的成本，優勝劣汰，促使國有企業盡快轉變發展方式。

完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制。為促使國有資產更好地主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要建立嚴密而有效的國有資產監督機制，要需要考慮到國有資產的特征、運用方式與目標等，實現差異化監督。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針對各種不同類型的國有資產制定相應的監管條例，細化監管法律法規，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形成一套完整的國有資產監督體系，實現國有資產監督的法制化、規范化和系統化。其次，明確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改變以往政企不分的狀況，使市場在國有資產的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幫助國有企業適應市場規律，防止國有資產陷入權力尋租而受到侵犯。再次，解決國有資產監管中的監管權分割問題，逐步探索建立一套能夠覆蓋所有國有資產的監督體系。最后，將國有資產的監管從實物形態向價值形態轉變。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原本以實物為監管方式的國有資產監管已經不能適應我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形勢需要，因而要以監管資本為主，加強對國有資產資本的管理，這也就意味著要改革國有資本的授權經營體制。根據當前的發展形勢，可逐步推行“國資委―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生產經營企業”三級管理模式。要發揮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主導作用，首先要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這將為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提供基本條件。國有企業擔負的重要社會責任，決定了國有資本的運營投資主要服務于國家戰略，國有資本投入行業關系著國家安全與國民經濟發展命脈，要重點發展具有前瞻性的戰略產業、支持科技進步、保護生態環境等，這些行業都需要國有企業進行生產方式的轉變和升級。

推動國有經濟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技術創新的轉化平臺，代表著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其技術的創新與轉化能夠給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帶來深刻變革。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和滲透性，其產業發展能夠帶動相關基礎產業研究的技術突破，進而擴散到相關行業，引起整個產業的技術革新，這必將淘汰傳統生產方式，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對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至關重要的，但其作為一種新的產業發展方式，也存在資金不足、技術不完善、市場不成熟等情況，面對這些問題，需要國有資產給予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大力支持，使國有企業發揮其自身影響力和控制力，促進戰略新興產業穩定快速發展，主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早在2009年國家就提出要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意見，國有企業紛紛將新的發展目標轉移到節能環保、新材料、生物能源等方面，但在幾年的戰略轉型過程中，國有企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逐漸暴露出體制弊端，而且國有企業的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電子元件制造、通信設備、醫藥制藥等方面，造成重復性投資生產，導致資源浪費。因此，有序推動國有經濟向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首先，國有企業向新興產業集中時需要科學地選擇行業，防止重復建設和投入；其次，要提高國有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是其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動力支持，也關系著國家經濟增長的持續與穩定，影響著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實力。最后，要在國有企業建立完善的考核機制，向新興產業轉移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實現預期效益，國有企業應建立一套適應戰略新興產業的考核模式，提高國有企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內生動力。

篇5

國有經濟在湖北的國民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九省通衢的區位條件和得天獨厚的資源賦存，使湖北成為國家投資的重點地區之一。湖北國有經濟的發展圍繞國家重點項目的布點展開，在人均GDP水平較低的基礎上，較早進入了重工業階段。國家長期高強度、大規模的投資，奠定了湖北國有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也使湖北成為了工農業大省。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湖北國有經濟進入到調整和拓展的新階段，特別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結構性矛盾取代總量不足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后，湖北省加大了結構調整力度，產業結構轉換速度明顯加快，企業組織結構和產品結構也得到了一定改善，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貢獻逐步提高。但面對實際，著眼未來，推進湖北國有經濟的戰略性發展，促進結構優化升級，全面增強湖北國有經濟的整體競爭力，需要對現有經濟布局和結構有深入的認識。

二、對湖北國有經濟布局與結構的分析

（1）國有經濟布局逐步優化，但整體素質不高

經過多年努力，湖北省國有經濟正在步入一個新的階段：①大型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亟待突破，全省85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已有80戶進行了公司制改造；②中小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局面已經形成，2003年全省85%的國有中小企業已經改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占18.17%，國有資產已基本上從縣市國有工業中退出；③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取得進展，部分國有資本退出競爭性領域，并向支柱產業、高科技產業轉移，使產業結構逐步得到優化。

但是，國有經濟戰線過長，整體素質不高：①行業遍及各個門類。省屬企業國有資產遍布各個門類，其中，工業企業占48.6%、建筑企業占9.62%、商貿企業占5.9%、交通運輸業占21.7%、文化產業占5.3%、賓館酒店業占1.9%、其它企業占13.1%。②國有工業比重過高。同全國及沿海省市相比，湖北省國有工業總體規模占工業的比重明顯偏高。2002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完成的現價工業總產值占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60.4%，而全國平均40.8%，浙江為13.6%，廣東為19.3%，江蘇為22.8%，福建為26.2%，湖北省國有工業比重明顯高于上述省市。③國有工業戰線過長，重點不突出。湖北省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有1997戶，涉及到39個工業大類，300多個中類和1000多個小類，總資產達到5832億元。無論從產業分布、地區分布或企業規模看，湖北省的國有工業都存在戰線過長、數量太多、力量分散等問題，覆蓋幾乎所有工業和不同規模的工業企業。④國有工業產業結構仍處于低度水準。國有工業產業整體素質不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國有工業中，有接近一半的企業分布在進入門檻相對較低的13個大類企業中，如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飲料制造業、紡織業、服裝及其他纖維制造品制造業、皮革、毛皮、羽絨及其制品業等，這些企業的共同特點是技術含量不高，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程度有限，市場競爭比較激烈，由于體制問題，社會負擔以及歷史包袱過重等問題，這些行業中相當部分的國有企業經營效果都不理想。其次是國有工業中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重過低，不能對工業結構的集中化起有效的主導和帶動作用。

（2）國有企業組織規模不斷優化，但規模不經濟仍突出

經過近年實施改制改造，兼并重組等戰略性調整，國有企業組織規模不斷優化。全省255戶省屬企業中，總資產超過5億元的有14戶，超過50億元的有5戶，超過100億元的有2戶。國有企業規模不經濟的問題有較大程度改善，但問題仍然突出。

①大企業發展不足。大企業多原本是湖北省工業經濟的一大特色，但改革開放后，大企業數量在全國排名明顯下滑。2002年，國家公布的100家特大型企業中，湖北僅有東汽和武鋼兩家入圍。2002年，湖北平均每個大型企業創造的現價工業總產值只有5.73億元，分別只及江蘇和廣東的80.6%和82.9%。

②大多數行業集中度低。汽車工業除東汽、神龍外，其余整車企業生產能力均不足萬輛。鋼鐵工業除武鋼、冶鋼、鄂鋼具備一定規模外，其他15家地方企業平均產量不到5萬噸，且產品品種嚴重趨同。水泥工業除華新、葛洲壩、光化在30萬噸以上外，其他大部分在10萬噸左右。化肥工業除湖北化肥廠、宜化、大峪口、黃麥嶺、雙環集團外，其他50多家企業均未達到最低經濟規模。

③企業之間的社會化分工、專業化協作水平不高，大企業難以發揮規模優勢，中小型企業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不夠。

④規模效益差。由于國有企業分布于過多的產業與行業，盤子雖然大，但單個企業資本卻較小，無法實現規模經濟。在一些規模經濟要求高的行業，企業規模小而分散，多數企業沒有達到合理的規模經濟。以汽車制造業為例，該行業有126家國有企業，只有東汽、神龍等兩家企業產值超過40億元，就是這兩家企業的年產量與國內同行業相比也相差甚遠。如果按汽車行業規模經濟產量來衡量，差距更是巨大。世界公認的汽車生產最小合理規模為年產15萬輛，而湖北省所有汽車生產企業總加起來的年產量也僅有18.1萬輛。此外一些規模經濟效益不明顯的國有中小型企業，不少企業缺乏特色，專業化協作程序低，未能開放搞活，競爭力弱。

⑤國有企業帶動力不夠。國有工業在一些主要行業中，缺少頂尖企業，大企業的規模也不夠大，特別是缺少特大型、在國內外具有較大影響、對行業具有很大牽動作用的企業。作為全省排頭兵的大企業同其他省相比，差距較大。如武鋼銷售收入只及寶鋼的67.9%，鞍鋼的81.4%；東汽只及上海大眾的45.1%、一汽的50.4%；武煙只有紅塔集團的11.6%。

（3）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明顯好轉

近年國有企業經過縱深改革，國有企業運行質量和經濟效益明顯好轉。繼近兩年經濟效益創歷史新高后，國有企業經濟又有新的突破。2004年第一季度，全省國有及控股企業實現銷售收入、利潤分別為649.53億元、55.15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1.86%、25%。

三、湖北國有經濟布局與結構調整的思路

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應主要圍繞兩方面來展開：一是積極穩妥地加快推進國有經濟結構調整，著力提高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特別是國有控制企業的競爭力；二是加快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建立和完善“管人、管事、管資產”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具體包括四個方面：

第一，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提高國有經濟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國有經濟要根據行業性質和特點、國有企業的規模和競爭力，選擇性地控制戰略行業、主導重要行業、參與基礎行業、退出一般行業。

國有經濟應該壟斷或高度控制的戰略行業。一是關系國家安全的行業，包括關系國防安全的行業，如武器彈藥制造、航天航空工業、核工業等行業；關系政治安全的行業，主要有教育、文化藝術業、廣播電影電視業、郵政通訊業等；關系經濟安全的行業，如金融業、保險業等。二是提供重要公益的行業。這些行業有一定的營利能力，但其公益性的性質要求其不能以營利為目標，要求國有經濟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如基礎教育、醫療衛生、公共設施服務業（市內交通、園林綠化、環境衛生、風景名勝區管理等）、社會福利保障業、綜合技術服務業（氣象、地震預報、測繪環境保護等）、地質勘查、水利管理等。三是具有自然壟斷性的行業。主要有各類運輸（鐵路、公路、管道、河道）干線、機場、港口、電網、自來水、煤氣、電力等行業。這些行業一般具有較高的自然壟斷性，進入壁壘高，需要的投資一般較大，但收益也較穩定。這些行業與人民生活和社會生產緊密相關，公益性色彩也較強，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可選擇性小，價格又容易被控制。因此，這些應主要由國有經濟壟斷或控股經營，以維護社會安定，保障人民利益。四是珍稀自然資源采掘業。如貴重稀有金屬和非金屬以及具有放射性和劇毒等的礦產資源開采業。這些行業或因資源稀缺但對經濟和科技發展有重要影響，或對人民生命和自然環境極具危險性，應主要由國有經濟控制經營。五是重要戰略物資或特殊物資行業。如糧食、化肥、煙草、鹽業等。這些行業與人民生活和生命健康關系密切，同時也是國家重要的稅收來源，應主要由國有經濟控制經營。

國有經濟應保持一定控制力的重要行業。一是重要的資源性產業。除應由國家高度控制的自然資源外，其他重要的自然資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氣、鐵、有色金屬等礦產的開采，森林養護與采伐等行業。二是高新技術產業。微電子、通訊設備制造、儀器儀表、生物醫藥、核能利用、新材料等具有國際先進技術水平、應用前景廣闊、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較大影響的產業，在今后一段時期內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仍需國家通過扶持相關行業有影響的大型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形式來實施。

國有經濟可以參與的基礎產業。主要包括制造業中對資金和技術要求較高的重加工業，如裝備工業、黑色和有色金屬冶煉、汽車及其配件制造業、化學工業、石油加工、醫藥工業、造紙工業、大型批發零售貿易業、大型房地產業等。由于國家已對這些行業投入了大量資金，行業的排頭兵基本上都是國有控制企業，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在這些行業保持國有經濟一定的控制力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根據其競爭能力，或進或退。如果國有企業具有較強的競爭勢力，且效益好，則應該繼續發展，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如果既有的國有企業缺乏競爭力，則應該盡快退出。國有經濟要逐步退出，國有資本逐步從絕對控股向相對控股轉化。

國有經濟應加快退出的一般性行業。進入壁壘較低，規模優勢不明顯的一般競爭性行業，制造業中的紡織服裝業、皮革產品制造業、食品加工與制造業、文化體育用品制造業、家具制造業、印刷業、橡膠制品及塑料制品制造業、日用化學品制造業、中低檔建材制造業、金屬產品制造業、農業機械、日用電器制造業、小家電及其他加工工業，服務業中的商品零售業、除國家專賣之外的批發業、倉儲及配送業、餐飲業、公路運輸業、賓館、旅行社、文化娛樂業、律師及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服務、中介及信息咨詢服務業等，國有經濟應盡快退出。

第二，構建國有資本有進有退、能進能退、有序流動的體制和機制。增強國有資產的流動性是實現國有資產有效進退、有序流動的前提條件。建立科學合理的國有資產評價體系和價值管理體系，建立和完善產權市場，降低國有資產進退的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提高透明度。建立以經濟效益為主，政策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結合的國有資本投資和營運的標準和業績考核體系，為國有經濟的進退提供客觀標準。建立科學的產業政策體系和國民經濟運行評價體系，為國有經濟的進退提供決策依據，發揮國有資產的宏觀調控功能。

第三，積極穩妥推進國資國企改革，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構建和完善以公有制為基礎，國資、民資、外資共融共進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公有制經濟實現形式多樣化的基礎上，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形成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建立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依法保護各類產權，健全產權交易規則和監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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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評價中存在問題

為了確保國有資產安全、完整和不斷增值，提高國有資產運營效益，增加資本積累，發展經濟，國家有關部門在1994年頒布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考核試行辦法》中規定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考核指標為：

根據這一指標與“1”的關系判斷保值增值情況，等于1為保值，大于1即為增值。該指標的特點是簡便易行，可以前面反映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情況，直觀的顯示國有資產運行狀況。這對加強國有資產管理重要的現實意義。但這一指標過于簡單、籠統，不能詳細反映國有資產運營的內部情況，還存在許多不足之處：

1．指標站在宏觀的角度考核國有資產的總量，而沒有對國有資產的結構加以考慮。這給人一種假象：認為，考核期末的國有資產價值同期初相等，即為保值：大于期初，即為增值。在實際工作中，保住資產的總量就是保值了，資產總量增加了就是增值了，甚至認為企業不虧損就是保值，盈利就是增值，似乎保值是增值的前提，增值就一定保值了。然而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不能局限于總量上，還應注意國有資產結構上的保值增值。

簡單的說，國有資產分為固定資產，流動資產和無形資產。市場運作中，具體的形式會不斷的轉化。固定資產在使用中會有損耗，這部分損耗的價值轉移到其生產的產品中去，產品或形成企業的存貨，或實現銷售，成為貨幣資金。其結果都是固定資產的價值轉化流動資產的價值。使國有資產的結構發生變化。因此，即使國有資產的總量增加了，其結構的變動可能導致其中的某一部分減少了，即沒有實現結構上的保值。因此，增值了不一定意味著保值了。

2．由于沒有對國有資產進行結構細分，該指標也沒有考慮到各類資產的損耗。例如，固定資產會有折舊，目前我國企業考慮到市場風險與固定資產本身的特性，普遍采用加速的折舊方法，計提折舊準備，以便實現固定資產價值的補償；而無形資產一般也要按年限平均攤銷價值，計入管理費用；流動資產會發生減值。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指標應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才更具有實踐意義。

3．指標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任何社會都普遍存在著通貨膨脹的因素，這是經濟運行的必然，也是經濟的需要。如果不考慮物價指數的變動，就會導致利潤的虛增，而且會使企業無法在原有規模持續經營，這樣固定資產保值增值的指標將失去評價意義。

4．指標沒有考慮貨幣的時間價值。貨幣是具有時間價值的，不同時點上等量的貨幣，其價值是不等的。作為各種形式存在的資產也都如此。一項資產閑置不用，其機會成本就是將這一資產轉化為貨幣，存在銀行中，這樣可以獲得的利息。因此，考慮貨幣的時間價值，就是要將銀行利率考考慮進去。

二、評價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新思路

在現實和具體的經濟活動中，不同國有資產的功能與使命各不相同，因此，對其增值的界定與考核也必然不一樣。所以，對現實經濟活動中國有資產的增值問題，不能用一個統一的和不變的指標來籠統的評價國有資產的增值能力與增值程度。但從科學評價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角度出發，國有資產增值，應該包括四個方面的含義。

1．資產結構改善。由于國有經濟有其特殊的產業適應性，如果選擇不科學，就使得一些國有資產配置在國有經濟難以發揮有效作用的產業面上，必然導致國有資產的結構不合理，從而導致國有資產的低效配置，弱化國有經濟控制力和國有資產增值力。所以，國有資產必須要在經濟發展變化過程中真正選擇和確定關鍵領域、命脈部門和戰略產業，而不是固定的不分輕重的守住一個領地，無視產業結構的變化升級與產業中心的轉移。

2．資產關系對稱。產權關系對資產的質量與功能都是影響重大的因素，國有資產中的產權關系，應該在權責利險等方面，表現出對等關系，不能讓現在廣泛存在的權責利險關系不對稱的現象繼續影響國有資產增值動力的形成與強化。

3．資產質量提高。對于一般的資產質量而言，主要是考察其在市場關系中的競爭力，在發展過程中的競爭力，在發展過程中的生命力。國有資產要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形成和發揮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不是依靠超經濟力量，而是依靠自身所在的產業地位和所在產業的資產質量，所以，資產質量提高了，就等于控制的力度增強了。能夠發揮更多的低質量資產所不能發揮的功能，這也等于國有資產增值了。

4．資產功能增強。國有資產的功能增強，主要是指在國民經濟中能夠真正的重要部門、關鍵領域和戰略產業中占據支配和主宰地位，并使自己所支配的領域要能夠較好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運用市場經濟機制，在開放的競爭環境中表現出生機與活力，并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爭取以示范和榜樣的力量來確保發揮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這樣，才真正意味著國有資產的功能增強了，同時也意味著國有資產增值了。

三、提高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新對策

從企業資產運營的角度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著重應該把握這樣幾個環節:一是國有資產的實物磨損在價值上必須給予足夠補償,依據廠房、設備、工具等的生命周期提取折舊費。二是國有資產的精神磨損在價值上也必須給予足夠補償。不論是技術進步引起的原設備貶值,還是新式設備投入競爭,都會造成資產的正常縮水,因此提取折舊時必須考慮精神磨損的因素,只有加大折舊比例才能補償損耗以求保值。三是要管好用好技改投資和基建投資。從市場前景預測,項目可行性論證,投入產出效益分析,資產負債結構等多方面把握投資決策的方向和節奏。在簡單再生產的基礎上穩步實現擴大再生產,確保新項目按期投產并實現預期盈利目標,以實現資產保值增值。四是搞好資本運營,謹慎地推進低成本擴張。根據企業發展的實際需要和客觀可能,抓住有利時機,運用聯合、兼并、收購、出售股權、變現閑置資產等手段,優化資產結構和擴大資產規模,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資產保值增值的常用辦法。國有企業在這方面理應有所作為。五是不僅要搞好實物資產的保值增值,也要搞好無形資產的保值增值,千方百計樹立自己的品牌形象,提高企業在公眾中的信譽和知名度。這也是促進資產保值增值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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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所有制制度　創新　可持續發展

1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高國有經濟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還存在國有經濟低速低效運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滯后、國有資產流失等嚴重問題。究其原因，是僵化的國企體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需要，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如企業辦社會、國有資本剝離、大量冗員分流等無法得到及時、迅速地解決。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命脈，國有企業改革一定要把握原則性。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是要把有限的國有資本集中起來，投入到真正需要國有經濟進入和加強的領域和行業。同時，國有經濟管理方式必須從國家管理國有企業轉變到經營國有資本，大量競爭性領域交與非國有經濟來投資、經營和發展。

1.1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

第一，要把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同所有制結構調整結合起來，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對于國有大中型企業，除了涉及國家安全、自然壟斷、有重大社會效益的，如基礎設施、國防設施、基礎產業、高新技術及支柱產業的重大骨干企業，國有經濟要堅決控制。其他都以混合所有制經濟予以積極推動。國有獨資企業，也要面向市場、適應市場，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競爭土體。盡管競爭性行業的非公有制經濟有了較快發展，但從傳統計劃經濟承接下來國有經濟面面俱到的配置格局并沒有實質性改變，應該退出的沒有退出，應該重點發展的也沒有得到重點支持。

第二，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大力發展股份制，通過國家控股和參股影響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加大國有資本的功能，提高國有經濟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要積極引進國內外技術、管理、資金實力強，有市場，信譽高的戰略投資者參與國有大型企業股份制改革，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制資本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支持具備條件的國有大型企業通過規范改制、實現境內外上市，有條件的實現主營業務整體上市。支持和引導國有大中型上市公司積極進行股權分置改革，提高公司的整體質量：要以推進國有投資公司董事會試點為重點，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逐步形成出資人、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各負其責，協調運作，有效制衡的機制。提高國有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堅持不懈地推進企業技術創新和資源節約。

1.2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和監督體系

建立多個獨立的互相競爭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投資公司，有效運用國有資本，使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公司作為法人以競價投標方式競爭國有資本經營權，并獨立承擔風險。一旦獲得權，就可以直接投資持股，取得利潤，以投入的資本額為限，為企業債務承擔有限責任。加強政府對投資公司經營狀況的監管，建立充分、客觀公正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要利用會計師、證券分析師、資產評估師對公司投資決策、經營狀況、市場競爭力、發展前景作出負責任的評價與判斷，據此對公司職工實行獎勵和懲罰。

1.3推進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戰略性調整，提高資源配置整體效應

第一，繼續“抓大”。要著力培育實力雄厚、競爭力強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發揮其在資本營運、技術創新、市場開拓等方面的優勢，成為國有經濟支柱和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力量，推動國有資本向三個方向集中。即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具有競爭優勢的行業和未來可以形成主導產業的領域，具有較高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

第二，繼續“放小”。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結構，采取多種形式加快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采取改組、聯合、兼并、租賃、承包經營、股份合作制和出售等形式，加快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的步伐。積極扶持中小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企業，使它們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同大企業建立密切的協作關系，提高生產社會化水平。要培育中小企業服務體系，為中小企業提供信息咨詢、市場開拓、籌資融資、貸款擔保、技術支持、人才培訓等服務。

2　繼續深化集體企業改革，發展多種形式的集體經濟

2.1明確界定產權，建立集體企業產權制度

包括六個方面。一是準確界定產權。產權清晰是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準確合理地界定產權，是建立科學產權制度的前提和基礎。二是科學評估資產。資產評估是集體資產增值和保值的基本保證。為了科學地評估資產，要堅持準確、科學和合理評估原則，如實反映資產客觀情況，既維護所有者權益，又不損害經營者、勞動者的積極性及其權益；正確處理單項資產評估與總體資產評估的關系；正確處理有形資產評估與無形資產評估的關系。三是搞活產權流通。企業產權轉讓渠道暢通，可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資產利潤率，實現企業內部產權轉讓和外部轉讓。四是改革集體資產管理體制。政府部門對集體企業的行政管理與集體企業的經營管理要分開；集體資產出資者所有權與集體企業法人財產權要分開；努力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產權主體明確、產權關系明晰、產權轉讓靈活、資產結構優化的集體資產管理新體制。五是加快集體資產管理立法。六是完善城鎮集體企業產權制度實現形式。根據目前城鎮集體企業產權制度現狀，以采用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較為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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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形成和發展

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振興民族經濟，推動本國工業化，掀起了兩次國有化。第一次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緊隨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而出現的，主要矛頭對著殖民企業和殖民地的經濟管理企業，包括海關、銀行、稅務機構，以及原殖民者擁有的足以壟斷或操縱國計民生的大企業。這次國有化實際上是民族解放運動在經濟領域的繼續。第二次在20世紀70年代，這是在中東產油國收回石油資源的斗爭取得勝利的鼓舞下，發展中國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資源的潮流。在這一潮流中，一些國家把實際操縱本國經濟關鍵部門的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并使一些礦山資源和農漁業資源回到本國手中。

除了通過國有化沒收、征收、贖買外資企業，使之變為國有企業外，更主要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政府投資興建了一大批重點企業和重要基礎設施，并逐漸使其成為國有經濟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獨立比較早、工業化起步也比較早的發展中國家，戰前國有經濟就有了一定基礎。戰后，這些國家再度大力推行國有化政策，使國家資本的范圍和規模進一步擴大。例如，在戰后不到10年的時間內，阿根廷工業部門的國有企業就從466家猛增到1478家。國內資本很快就在交通運輸、金融、戰略物資和基礎工業等重要部門占據主導地位。到了20世紀70年代，阿根廷國有企業的營業額占全國營業總額的比重，鋼鐵工業為37%，造船業為45%，石油化工業為82%，電力、煤氣、電話為95%。（注：肖海泉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獨立以后也大力發展國家資本，特別是把國有經濟的經營重點主要放在投資大、建設時間長、收益慢而私人無力經營的重工業和農業部門，以及公用事業、交通運輸業。據巴西《視野》雜志公布的調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業中，國有企業為81家，其總資產占200家大企業全部資產的74.2%，其純收入占200家大企業全部純收入的56.3%。

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中，印度、韓國的國有經濟在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獨立之初，印度國家計劃委員會就提出了一個全國性的經濟計劃。該計劃認為，在工業化進程中，應強調自力更生和實行以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混合經濟，國家應當擁有和控制所有關鍵工業、基礎設施和其他公用事業，同時也適當扶植私營經濟的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壟斷了鐵路、航空運輸、港口設施、郵電、軍工、保險、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部門，并在鋼鐵、有色金屬、基礎化工、機床、重型機械銀行等部門居于主導地位。國有資本在全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從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計劃期間，印度工業年均增長率為5.6%，“二五”計劃期間為7.1%，“三五”期間為10.2%。（注：肖海泉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61）如此遞增的工業增長速度，與國有經濟部門的不斷發展壯大是分不開的。

國有經濟在韓國工業化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韓國，通常把由政府投資創辦并由政府委派官員管理的企業稱作公營企業。1960年以前，韓國的公營企業主要局限于公用事業方面：如鹽等基本生活必要品和人參、煙等實行專賣的高價值消費品以及銀行業。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公營企業不僅數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經營界限逐漸消失。政府開始在它認為合適的任何地區建立公營企業，只要它認為這些企業對拉動韓國經濟增長和擴大韓國出口能力來說是必要的并且不適合私營企業來經營。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韓國只有52家公營企業，但到70年代中期，公營企業的數目增加到116家，在總投資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韓］宋丙洛.韓國經濟的崛起.商務印書館.1994:128）這些企業主要集中于鋼鐵、石油、化工、汽車、造船、航運等領域。

戰后，許多非洲國家獨立并從殖民主義者手中奪回經濟自后，開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國的具體情況，限制外國壟斷資本的非法活動，對受國外資本控制的部門和企業有步驟地實行國有化，其中阿爾及利亞、埃及等國家做得尤為突出。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初就將某些外資企業收歸國有，20世紀60年代中期布邁丁上臺后，加快了國有化進程，多次將外資企業收歸國有。與此同時，還創辦了不少國有企業。到1974年底，在工業生產中，國有企業已控制了水電的96%、采礦的93%、碳化氫的78%，加工制造業的69%（其中冶金、機械工業82.7%，建材工業87.4%，化工57.9%，食品工業75.6%，木材和造紙工業64.3%，紡織工業34.1%，皮革制品32.4%）。（注：談世中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34）

埃及從1953年起，開始對原有較大的工業企業、商業企業、銀行、運輸企業和進出口貿易實行國有化；1956年對蘇伊士運河公司實行國有化；同年10月對英、法資產實行凍結；1961年對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實行國有化，對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實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業、全部銀行和保險業以及重要的礦業、貿易運輸和公用事業。不過，在許多非洲國家主要通過對外資實行國有化的辦法來建立和發展本國國有經濟的情況下，也有一些國家如科特迪瓦為避免中斷同西方國家特別是同原宗主國法國的聯系，失去銷售市場和資金來源，沒有對外資實行國有化，而是通過政府投資的辦法來發展國有經濟。政府投資主要集中于和國計民生緊密相關的部門和企業，以及發展國民經濟必需的基礎設施部門，如交通運輸、港口、碼頭、電力、水利、公用設施等，國有企業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同時，政府還通過掌握多數大中型企業的一部分股份，引導這些企業圍繞著政府制定的發展戰略進行投資和生產。

二、國有經濟所發揮的作用

從戰后半個多世紀的實踐看，各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發展，對于促進這些國家的工業化以及振興、發展它們的民族經濟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產生和發展適應了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爭取經濟獨立的愿望。發展中國家獨立之時，外國壟斷資本盡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著其經濟命脈，嚴重阻礙發展中國家民族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中國家無論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經濟和分散的小農經濟，還是軟弱的私人民族資本，都不是外國壟斷資本的對手。如果還是按照早期市場經濟的原則，聽任它們去和外國壟斷資本開展自由競爭，無異于開門揖盜，自招禍患。因此，必須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剝奪外國資本的特權，收回被外國公司控制的國民經濟重要部門和重點企業，同時大力扶植和發展國有企業，才能為爭取經濟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創造良好的前提條件。

其次，發展國有經濟有利于奠定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建立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戰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社會基礎設施落后，經濟結構極不合理。因此，要發展民族經濟就需要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進行資本積累，把數量有限且分散在個人手中的資金集中起來，由國家按照經濟發展戰略的要求，有重點、有規劃地進行國家投資。特別是交通運輸、電力、電訊、公用事業等基礎設施及關鍵性的經濟部門，耗資大，建設周期長，資金回收慢，力量單薄的私人資本無力也無興趣問津，但這些部門又是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所必須的，只有依靠國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資興辦，才能逐步建立起來，從而為工業化奠定物質技術基礎。例如，拉美國家幾乎所有的鐵路、郵電、水運、航空都由國家經營；90%以上的電力企業由國家投資建設和經營。可見，國有經濟成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自立和經濟起飛的基礎。

第三，國有經濟的發展為整個社會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帶動了其他經濟成分的發展。由于國有經濟的建立提供了交通運輸、通訊、動力等基礎設施，增強了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填補了國內一些關鍵性經濟部門，特別是建立了那些耗資多、收益慢但為其他部門的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項目，從而大大改善了整個國家的供給結構和供給能力，排除了其他經濟成分在工業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瓶頸”，改善了整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和條件，為私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國家投資也創造了大量的社會需求，擴大了國內市場，刺激了私人資本的擴大再生產，推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四，國有企業是推動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主力軍。技術進步是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進民族工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發展，擺脫對工業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依賴，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得以蓬勃發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從戰后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來看，國有企業在推動技術進步方面往往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國有企業一般擁有比較充裕的資金、比較廣泛的與政府部門及科研單位的聯系，便于組織、協調各方面力量，開展大型、重點科研項目的攻關活動。許多新技術的發明、新產品的開發，往往是由國有企業作為先導，取得突破后，再向全社會推廣。所以，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在推動技術進步，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方面往往扮演著生力軍的作用。

第五，國有經濟在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發展中的大國，區域差異往往很大。由于落后地區投資環境差，投資風險大，私人資本大多不愿前往。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過有計劃、有重點地在落后地區投資創辦國有企業的辦法，來促進這些地區的工業發展，以達到改善工業布局，使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為了開發落后地區，除了采取財政、稅收政策，給落后地區以財力支持外，還根據落后地區的資源狀況及原工業基礎，有計劃地投資建立新的工業基地。如1974～1979年的第二個全國發展計劃規定在東北部投資近1000億克魯塞羅，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機械和電器機械聯合企業，還加強了傳統工業的紡織、成衣、皮革、制鞋等企業，使東北部的工業迅速發展起來，被稱為“東北部的圣保羅”。（注：程極明.大國經濟發展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61）

第六，國有經濟的發展有助于克服市場機制的缺陷，維護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戰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這種經濟制度下，經濟運行主要是依靠市場機制發揮調節作用。不過，市場機制雖然具有合理配置資源、自發調節供求以及激勵競爭的功效，但如果完全聽憑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即使這種市場機制已相當完善，也無法達到發展中國家所選擇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因為，在市場自發過程中所實現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往往偏低，不能保證整個經濟發展達到社會所希望的速度；市場機制主要依賴于價格、利率、匯率等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但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反映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而難以全面反映社會的利益；市場機制在強調效率的同時往往忽視收入分配的公正性，這在發展中國家一方面會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等，另一方面又會導致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嚴重畸形化。正是由于市場機制存在著上述缺陷和不足，客觀上要求國家對經濟運行進行必要的干預和調控。但是，要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控，國家就必須掌握一定的經濟實力，并能對一些關鍵性的重大經濟活動作出直接的決策。顯然，要作到這一點，必須在一定領域中建立和發展一定規模的國有經濟。

三、國有經濟的主要弊端

國有經濟的建立和發展，雖然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實踐證明，國有經濟也有許多局限性。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和市場體系的不斷完善，國有經濟的弊端日益明顯，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高度壟斷，限制市場競爭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通過國有經濟實現對整個經濟生活的干預，國家資本往往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或重要的經濟部門。因而，國有經濟具有高度的壟斷性。這種壟斷性在反對外國壟斷資本、維護國家經濟的斗爭中，以及在保障社會經濟的穩定運行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這種壟斷性也產生了許多負作用：第一，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只有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才能作到優勝劣汰，才能促進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可是，由于國有經濟的壟斷，限制了私人企業和國營企業之間的自由競爭。盡管國家主觀上企圖推動私人資本發展，實際上卻限制了私人資本的發展。第二，在社會經濟的運行中，國家最重要的職能是宏觀調控職能，即制定市場游戲規則，調節社會總供求，引導投資方向，調整產業結構等等。可是，國家行政機關直接掌管生產資料，壟斷許多關鍵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必然引起國家宏觀管理職能的畸變，使其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其應該履行的職能。

2.產權不清，腐敗之風盛行

國有資產的產權歸屬，雖然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憲法上被宣布為全體國民所有，可是，這一原則卻無法在經濟運行過程的各個環節加以貫徹。這是因為，盡管具有公民身份的社會成員在名義上都是社會財產的所有者，但在實際上，由于全民財產不可分割和在傳統體制下不可交易、轉讓的屬性，使得任何一個社會成員都不可能擁有一份可以明確辨認、并通過支配或出賣等方式實現的所有權。所以，在一些國家嚴重的場合，名為“全體國民所有”的資產，實際上變成“誰都不所有”的資產，成為越來越疏遠人民群眾、甚至成為凌駕于人民群眾監督之上的一種物質力量。原來意義上的產權以及它所反映的經濟關系在這里已經非常淡化了，這就是經濟學上常講到的“產權虛置”現象。由于產權虛置，再加上發展中國家資產階級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因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中、營私舞弊之風盛行也就不足為怪了。

3.政企不分，企業經營目標重疊

國家作為政權機構和經濟社會組織，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的、有多元的政治經濟目標的組織所構成的復合體。作為全體國民的資產的所有權代表，國家負有管理全部國有資產的職能；作為政權機構，國家負有組織整個社會生活的職能；而作為宏觀經濟的管理者，國家又具有控制和調節全社會經濟運轉的職能。此外，國家作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還負有國防、外交等方面的職能。在實行國家所有制的情況下，由于政企不分，國家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實體所具有的上述多項功能必然通過各種不同渠道和多個組織機構去控制、影響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動以實現上述功能，從而形成多元化的企業經營目標。例如，國家的勞動就業部門可能把增加就業看作是國有企業的一個重要任務，因而在產業的配置上，更傾向于多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財政部門則把上繳盡可能多的稅收作為國有企業的主要任務；而負責社會福利和協調地區經濟發展的部門則可能把穩定物價、收入再分配和援助落后地區看作是國有企業的主要功能。此外，還有些發展中國家從政治角度考慮其他一些政治目標，如擺脫外國制約以實現經濟獨立和趕超戰略等。

由于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上述企業經營目標的重疊，勢必嚴重影響到國有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使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力不從心，無所適從。

4.管理混亂，企業經營效益低下

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國家資本控股的企業采取國有國營的制度。在這種管理制度下，各級經濟管理組織之間，以及各級經濟領導者和管理者之間沒有明確、具體的責、權、利的界定，對他們缺乏經濟、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硬約束，領導者作出錯誤的經濟決策或管理失職而給經濟帶來損失，都可以不負任何責任，照舊做領導工作，甚至還能擔任更高一級的領導職務；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績，經濟取得了很大效益，也缺乏必要的經濟利益方面的獎勵。另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國有化以及創辦和經營國有企業的過程中，缺乏具備一定素質的經濟領導者和管理者。被委派去管理國有企業的官員，或者根本不懂經濟工作，不懂經濟發展規律，缺乏必要的經濟管理知識和生產技能，或者官僚思想嚴重，辦事作風浮夸，不深入實際，不調查研究，動輒就輕率地作出某種決策。可想而知，這種決策很少有不失誤的。所以，國有企業管理不善，虧損嚴重，在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并成為其越來越沉重的財政負擔。例如，1979年，印度的145個國營企業中，有1/3是虧損的。土耳其公共企業在1977～1979年期間平均凈虧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3.9%，經過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使1981年的利潤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0.1%。墨西哥國營企業（國家石油公司除外）1970年所獲利潤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0.3%，1980年的凈虧損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2%。塞內加爾的國營企業在70年代中期尚有贏利，但在1977～1978年出現了赤字，1979～1980年虧損企業達42家（1980年共有國營企業68家）。坦桑尼亞412個國營企業中，贏利者僅9個。據世界銀行測算，如果發展中國家國營企業的收益提高5%，成本降低5%，由此產生的財富，在土耳其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2%或年稅收的10%；在坦桑尼亞約等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5%，或全部衛生經費；在馬里等于國內生產總值的2.2%，或2/3的教育經費。（注：世界銀行.1983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3:75）

四、對國有經濟的整頓和改造

面對國有經濟的嚴峻形勢，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發展中國家著手對國有企業進行整頓和私有化改造。智利首開發展中國家私有化之先河。1973皮諾切特就任總統后，根本改變了阿連德政府的國有化政策，將國有企業有計劃地出售給私人。1974～1980年間，智利出售了130家企業，價值超過5億美元。到80年代末，除大銅礦外，智利其他國有企業已基本上實現私有化。這些政策的實施，調動了私人經濟的積極性，使企業的經營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勞動生產率得到顯著提高。在智利的帶領和影響下，其他拉美國家也先后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7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在《阿根廷經濟復興與發展規劃》中提出，要把部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作為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屬于基礎設施、基礎工業等重要部門的某些國有企業，如國家煤氣公司、國家電力公司、郵政、電訊等實行“私有化”，即部分私有化，而將屬于非關鍵部門的國有企業全部轉讓給私人經營。

如果說，在20世紀70年代，實行私有化的還限于智利、阿根廷等少數拉美國家的話，那么，到了8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虧損狀況進一步加重，國家財政收支進一步惡化，國有企業的改造問題不得不尖銳地被擺上政府的議事日程。這一時期，一些發展中國家外債負擔沉重，也成為促使這些國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為外債中的相當部分是國有企業所欠的，有的國有企業欠外債達幾十億美元之多。將這些企業出售給外國公司，不僅可連債務一起擺脫掉，而且出售企業的收入還可用作政府的其他開支。另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私有化也起到了誘導和促進的作用。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對各國經濟調整方案的建議中，提出1981～1987年期間直接貸款的1/4和政策性貸款的1/10用于扶持和促進有競爭力和效率高的私營部門的發展，對私有化表現出明顯的鼓勵傾向。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股席卷整個發展中世界的私有化浪潮。1981～1989年間，巴西政府宣布，通過拍賣和合并等方式對84家中小國營企業實行私有化。1991年付諸實施的全國非國有化計劃，又將鋼鐵、石化、電力、銀行及鐵路等65家企業列入私有化名單，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鋼鐵企業——國家鋼鐵公司。這些企業的拍賣收入達170億美元之多，明顯改善了國家財政收支狀況。（注：盧韋等.走向21世紀的發展中國家經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81）阿根廷在私有化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礎上，于1991年進一步宣布國營企業全盤私有化，其中包括兩個電視臺的私有化，并批準出售電話公司、國際航空公司、國家石油公司的某些部分。

在亞洲，除東亞地區的私有化取得較大進展外，原先仿效蘇聯模式，國有經濟規模較大、發展較快的南亞各國的私有化也進展很快。1991年，印度拉奧政府上臺后，相繼推出減少公營壟斷企業、提高私營企業資本的最高限額、提高合資企業中外資股份比例等措施。巴基斯坦的謝里夫于1990年執政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勵私營企業發展的措施，將100家國有工業企業列入私有化計劃，這些企業涉及化工、工程、汽車制造和食品飲料等。斯里蘭卡也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后完成了對國有電信公司、石油公司、輪胎及橡膠公司、公共汽車公司的股份制改造。1992年政府用于國有企業結構調整、股份制改造的資金為7.5億盧比，而出售國有企業股份的收入則達32億盧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盧韋等.走向21世紀的發展中國家經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82）

在非洲，原先相當一部分推行非資本主義道路和大力提倡國有化運動的國家如埃及、阿爾及利亞、加納、坦桑尼亞等，也紛紛加入非國有化和促進私營經濟發展的行列。坦桑尼亞、剛果于20世紀80年代初全面整頓和改造國有企業，將其關、停、并、轉，逐漸減少補貼，實行自負盈虧。扎伊爾在保持國家對能源、交通、水電等關鍵性企業的控制權的同時，將其他國營工商企業轉為公私合營或完全私營。多哥從1983年開始實行私有化計劃，截至1987年底，已出售5家國有企業，并出售另外2家企業的大部股份，此外政府還關閉了11家國有企業。

20年紀80年代起席卷發展中國家的這股“非國有化”浪潮，是國有經濟自身發展規律的必然結果，事實也證明，許多國家實施的非國有化措施確實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發展中國家在整頓、改造國有企業時走極端，把“私有化”當作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一些本該由政府經營的關鍵性的部門被私有化了，甚至一些不該讓外資控制的企業也被出售給了外國公司。如上所述，國有企業的確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正是這些局限性，妨礙了其經營效率的提高。但是，決定一個企業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僅僅在于其公有還是私有。私營企業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終導致破產的事例屢見不鮮；而國有企業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學，從而成為經營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門都由私人經營，有些部門改為私營只會降低效率。例如，臺灣早年發展鋼鐵工業，原希望民間企業家來辦鋼鐵廠，但沒有人愿意辦或有能力辦。后來，不得不由政府來辦，建立了臺灣人至今還引以為驕傲的“中國鋼鐵公司”。因此，在整頓和改造國有經濟成分時，出路不只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順產權關系，改革治理結構，提高管理水平。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凡投資巨大、回收期長、有一定風險，且關系到國計民生的一些壟斷性部門如供電、供水、電訊、鐵路等以及鋼鐵、石油化工等基礎工業部門，宜由國家投資興辦，以支撐、引導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并在實現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發揮重要作用；至于一般競爭性行業和領域，國有經濟應適當退出，為私營經濟的發展開拓空間。同時，應重視改革和完善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如：建立專門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變多頭分散行使所有權為集中統一行使所有權；建立國有企業自我調節、自我約束的機制，如通過國有民營以及承包制、租賃制等形式，將經營者的物質利益與國有資產的增值聯系起來；建立公平和效率相統一的收入分配機制，等等。事實證明，發展中國家只要通過努力，將上述幾方面關系處理好了，就可以提高國有經濟的效率，使其在工業化過程中發揮應有作用。

當前，我國正按照十五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長期以來，我國盡管實行計劃經濟，然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我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國有經濟的發展方面有著大致相同的經歷，也面臨著許多相似的問題，比如，國有經濟分布過寬、布局不合理，以及國有企業整體素質不高等等。因此，認真學習、借鑒其他發展中國家整頓、改造國有經濟的經驗，對于搞好我國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促進我國國有企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收稿日期：2002.08.08“”版權所有

【參考文獻】

1.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北京經濟出版社.1989

2.約翰·科迪等.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政策.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

3.巫寧耕.戰后發展中國家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4.肖海泉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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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頂層設計 明確改革目標

5年前實施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5年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改革深化的經濟環境與社會背景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工作及其管理不應是權宜之計，要立足于眼前，著眼于長遠。要放到中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視野中去思考，圍繞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近期目標與中長期目標設計改革思路：應著眼于提高國有經濟效率與國有企業競爭力；不斷擴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規模，及時調整預算的支出方向與支出方式。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更多意味著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的提高。因此，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調控功能的發揮應當重點著眼于高效率、高質量和結構優化的國有經濟布局的構建，而非單純提高國有經濟比重。與國有企業尤其是一些大型壟斷行業企業已成為“無所不能及”的強勢市場競爭主體和“經濟獨立王國”相伴而生的，是國有企業對主營業務發展、技術創新能力以及國際競爭力提升等關鍵、核心問題的忽視甚至漠視。一大批“大而不強”、“大而無技術創新能力”、“大而無國際競爭能力”的國有企業已經或正在成為國有經濟、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道路上的絆腳石，成為部分產業、行業產能過剩的罪魁禍首。因此，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應當重點支持國有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競爭力提升，堅決制止并反對國有企業的盲目跨界擴張，推動國有企業實現“由大到強”的轉變。只有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規模與國民經濟規模、國有經濟規模、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總額相適應時，其政策效應才能凸顯。因此，國有資本預算管理改革要從提高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年度收入入手，做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年度規模，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近期及中長期目標的實現創造條件。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目標可區分為近期與中長期目標，近期目標要與中長期目標相互協調。

近期目標：推動國企改革深化與國有經濟布局優化調整。首先，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要著眼于國企改革的深化，面對一度陷入停滯的現狀，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應當成為國企改革尤其是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的重要推手，通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手段和方式的創新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的繼續深化。其次，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要著眼于推動國有經濟布局優化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要求經濟結構必須做根本性調整，國有經濟結構的調整更是重點和難點。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應當通過收支結構和方向的不斷調整，國有資本有效進退機制和科學投資機制的建立，推動國有經濟結構的布局優化。

中長期目標：支持經濟可持續增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其一，要著眼于支持經濟可持續增長。應當打破所有制界限，變“取之國企用之國企”的簡單支出模式為“取之國企用之國民經濟”的模式，真正實現國有經濟與其他類經濟形式的平衡、協調發展，繼而真正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高質量增長。其二，應當著眼于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基于國有資本“全民所有”的所有權屬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應當適當關注民生問題，通過合理的彌補公共財政和社保基金缺口等機制建設助推部分社會問題的解決，為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提供支持。

制定大預算規劃 實現收入規模較快增長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改革的深化，除了要明確基本思路，重要的是如何具體推進。必須要著眼于打破部門利益及某些國企已成為特殊利益集團的掣肘，突破只搞年度預算的做法，關注國有資本的經濟社會效應，以及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對國有經濟與國有企業發展的引導，重視國有資本經營中長期“大預算規劃”及概算編制，適時創新經營預算管理手段。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宏觀調控職能，主要體現為對國有資本的有機整合和對國有資本再分配的合理引導。因此，應當打破國有資本經營年度預算的局限性，編制時間跨度相對較長、作用發揮相對持續、更具方向性和指導性的國有資本經營中長期預算。從預算編制的時間跨度上看，可與“國家五年發展規劃”相一致，即以五年作為周期單位編制國有資本經營中長期預算，當然，也可以不受“國家五年發展規劃”的限制，研究并編制5-10年的中長期預算；從預算編制的內容上看，應當與經濟周期以及中長期國家經濟發展規劃相一致，圍繞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目標定位和作用發揮，重點對中長期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入范圍、構成、規模增長、支出方向和重點、支出規模及其細化內容等作出總體性規劃、明確實施步驟并設計具體的量化指標；從預算編制的方法上看，可以采取逐年滾動的編制方法，并在收支內容結構上與年度預算趨于一致，把中長期預算和年度預算密切結合起來。

逐步實現與公共財政預算的合理對接。探索并建立公共財政預算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之間的對接機制，使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成為國企改革深化進程中的主要成本提供者，這是解決目前針對國企支出安排交叉重復與公共財政支出缺口并存矛盾的有效途徑。可以依托國有資本經營中長期預算對二者對接的計劃、實施步驟、對接方法進行總體設計，并將其具體量化到國有資本經營年度預算中加以執行。

多策并舉實現收入規模的較快增長。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規模，必須與國有經濟總量、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總額相適應。不斷擴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征收的范圍、大幅度提高國企紅利征收比例，可以把國有資本經營年度預算收入規模從300億-800億提到1200億-1500億。如果國有資本經營年度預算收入規模達不到3000億-5000億，就難以實現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對國有經濟與國有企業發展的引導及調控。

不斷擴大預算征收范圍。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征收范圍的擴大，既包括橫向涵蓋的企業范圍，也包括縱向同一企業中征收所延伸到的下級公司的范圍。首先，應在橫向上逐步擴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征收覆蓋的企業范圍，最終實現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全覆蓋。其次，應在縱向上逐步拓展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征收的范圍。具體而言，就是從現在只向中央直接管理的一級企業收取擴大到向國有企業下屬的獨立核算的一級子公司或二級子公司收取。

分類并有重點地提高紅利征收比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紅利征收比例的提高應當保持在合理區間范圍內，且應分類別、分階段地逐步提高。應重點提高資源類國有企業中盈利能力、壟斷程度較高的一些企業的紅利征收比例。即在未來5-10年內可以把資源類國有企業的紅利征收比例逐步提高到35%-45%的范圍；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紅利征收比例可提高到25%-35%的范圍；軍工和科研企業的特殊職能決定了其紅利征收比例不可太高，最多提高到15%。

依托資本市場盤活國有資產存量。與超過20萬億的國資存量相比，不到1000億的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規模明顯太小。盤活巨額國有資產存量，是擴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規模最直接、最快捷的方法之一。一方面可以依托發展相對成熟的證券市場實現部分國有股的減持變現；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產權交易市場出售處置部分閑置、運行效率低下或待處置的存量資產。

確定減持計劃逐年增加變現收入。將部分國有股權在證券市場上予以出售變現，也是提高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規模直接而有效的方法。為了順利推動國有股減持而增加變現收入，應當編制一個5-10年的國有資本變現中長期預算，對國有股的減持進行全面規劃并設計出量化標準，明確國有股減持的領域、行業、具體減持比例以及預計達到的變現收入規模。為了確保變現預算的實現和變現收入的逐年增加，還應當把國有資本變現中長期預算中的國有股減持計劃具體分解和細化到每個年度預算中，并根據對每個年度預算的實際執行情況的評估適當調整中長期預算。

明確支出方向 實現直接、間接支出有機結合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要更加重視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支出方向把握與支出方向優化。應該著眼于國家產業政策與國有經濟結構調整規劃，打破原有的支出限制，擴大支出范圍，明確支出方向和重點。同時，還應該就預算支出中的資本性支出進行創新探索，依托國有資本間接支出設立各類產業基金，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方式。

明確支出方向與重點。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應當通過合理引導國有資本流向，支持國家產業政策的落實和國有經濟布局的優化調整。從支出方向上看，應當打破所有制和地域界限，著重支持國家產業政策重點扶持的如軍工、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和國有經濟優先布局的領域與行業。堅決避免國有資本流入國家明確國有資本退出的領域、落后產業、產能過剩行業等。未來還應逐步增加在社會保障、城鄉一體化發展等民生領域的其他相關支出。從支出的重點項目上看，應重點加大對企業兼并重組、技術創新、節能減排、競爭力提升等相關項目的支出規模和扶持力度。支出模式實現從“取之國企用之國企”向“取之國企用之企業競爭力提升”、“取之國企用之國民經濟”、“取之國企用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轉變。

實現直接支出與間接支出的有機結合。國有資本的間接支出，主要表現為設立多家產業發展基金和重組重整基金。國有資本既可以依靠其特有的優勢吸引大量社會資本和國外資本共同參與出資，成立跨所有制形式的各類產業發展基金，也可以通過中央與地方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共同出資形式設立跨級次、跨區域的產業發展基金。國有資本間接支出設立的多家基金通過有效的資本運作可以發揮國有資本“四兩撥千斤”的杠桿效應。考慮到目前的實際情況，間接支出方式不可能完全替代直接支出，直接支出在短期內仍然是主要支出方式。從中長期看，應該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目標定位為導向，合理確定直接支出與間接支出的比例結構，從而實現兩者的有機結合。

實現預算管理雙掛鉤 加快國企產權多元化改革

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國有企業發展的關系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應該能夠引導并推動國企進行產權多元化改革。國企尤其央企產權多元化改革的停滯，不僅會無限加大國企尤其央企的審計成本與監督成本，而且會使一些已經發展為特殊利益集團的國企成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障礙。因此，要通過創新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手段，引導并推動國企尤其央企加快產權多元化改革。

把國有資本紅利征收比例調整與國企尤其央企產權多元化改革掛鉤。國有資本紅利征收比例的調整直接影響到國有企業的資本和股權結構，應按照國有經濟的發展目標，編制5-10年的國有資本經營中長期預算，有計劃、分步驟地確定國有資本的退出領域和退出時間。在明確退出的領域，可以大幅提高紅利征收比例，通過這種方式有計劃地收回國有資本，稀釋國有股權占比，適時引入其他各類形式的優質資本進入，推動實現產權結構的多元化、多樣化。如果在規定時間內通過提高征收比例仍然未能完成退出任務，可以再通過產權交易市場出售剩余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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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掛牌成立，頒布實施《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以來，標志著管理196戶中央企業近7萬億國有資產的管理機構開始運行。歷經八年多的發展，中央企業的資產總額從2002年的7.13萬億元增加到現在的28萬億元，營業收入從3.36萬億元增加到20.2萬億元。截止2011年12月31日，央企戶數已減至117家。而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央企業已有38家上榜。同時，在“十一五”期間，中央企業資產總額、營業收入、上繳稅金和稅后凈利潤等主要經營指標均實現了翻番，年均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達到115%。

2011年，中央企業“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圍繞“做強做優、世界一流”的核心目標，大力實施“一五三”戰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推動具備條件的國有大型企業實現整體上市，不具備整體上市條件的國有大型企業要加快股權多元化改革。但是，今天的改革，卻引起了人們的質疑，究竟國企該何去何從，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二、兩點思考

（一）政府與國有企業關系的思考

1.問題提出

仿佛政府天生就與國有企業剪不斷、理還亂。這不禁讓民營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的經營者總是向國有企業投以羨慕的眼光。究竟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又是什么？這不禁令人發問。

2.問題解決

正如黨的第十四屆三中全會指出的：我國的國企改革，就是要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要求，使每一個微觀國有企業，成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適應市場經濟充分競爭環境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那么，國有企業的股東就應該是全體國民，全體國民授權政府，政府再授權各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統一行使出資人權利。其中，各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投入的資本為法律依據，享有出資人權益，負有限責任。

通過國資委這一特設機構，從根本上切割國有企業與各級政府組成部門之間的隸屬關系和利益糾葛，使國有企業還原為純粹的“企業”。同時督促國有企業與其他所有企業一樣照章納稅，稅后利潤視情況定額度上繳專門賬戶，用于全民福利保障或部分直接向全民分紅。由此建立一種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全民監督、全民支持的最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并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公有制形式。

因此，正如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所說：“根據‘十二五’規劃綱要，未來幾年我國將繼續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健全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機制，促進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與此同時，推動具備條件的國有大型企業實現整體上市，不具備整體上市條件的國有大型企業則要加快股權多元化改革，對有必要保持國有獨資的國有大型企業要加快公司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通過這種方式，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還原國有企業的“企業”屬性，強化其“全民所有”的功能、價值和意義，推進國企改革走向市場，走向科學。

（二）國有企業經營范圍的思考

1.問題提出

一直以來，國有企業掌握著國民經濟命脈，甚至在某些領域以寡頭壟斷的形式進行著經營，看著國有企業高額的利潤和優裕的工資福利，廣大人民對此不斷發問，國企是不是應該完全參與市場競爭，不應該通過壟斷資源、壟斷政策等攫取高額利潤。面對這樣的疑問，我們不禁思考，國有企業是否應該打破固有經營范圍，更廣泛地參與市場競爭，亦或是國有企業只需要在公共服務領域存在，市場經濟要求國有企業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呢？

2.問題解決

筆者認為，這應該從我國具體的國情出發來思考。我國現在處在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此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國企改革實踐中，通過抓大放小和戰略重組戰略，把國有經濟收縮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領域，收縮在重要基礎設施、重要資源和公共服務領域，并讓出了絕大部分的市場容量和空間，讓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充分競爭和發展。同時，通過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力爭使之成為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的、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微觀實體。這已經從根本上解決了國有企業經營范圍的問題。

現如今，通過2012年《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關于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中可以明確看出：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鼓勵、引導民間資本進行重組聯合和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完善扶持小型微型企業發展的財稅金融政策，支持中小型企業上市融資，繼續推進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建設。深化流通體制改革。這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可以看出政府對于加大國企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決心，已經從根本上破除了國有企業壟斷的地位，在激烈的市場化競爭中，唯有能力者才能勝出。

三、總結

通過國企改革的兩點思考，可以看出：國有經濟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僅為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保障條件，而且全面拉動、促進了其他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因此，我們應該繼續加快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以使中國的經濟能更好更快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光明日報.關注國企系列報道之一：國企怎么樣?光明日報，2012-04-17.

[2] 趙正勇.論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問題.改革與開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