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的經濟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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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經濟機制；制約因素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1-0022-02
在20世紀70年代，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的國際貨幣經濟機制①解體之后，各主要國家之間為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不斷相互競爭，摩擦不斷，雖偶有合作但持續性不長，國際貨幣經濟也時常陷入動蕩不安之中，國際社會也曾試圖協調各國政策，重新建立穩定的世界貨幣經濟秩序，但困難重重。因此，通過這些困難說明，以及相關對策的分析，有助于看清該問題乃至提出更好地解決方案。
一、布雷頓森林體系
在經歷了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經濟大蕭條的滿目瘡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性破壞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亟須建立穩定的世界貨幣經濟秩序。
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會議，就是負責建立這樣一個穩定的世界經濟秩序。會議決定的兩項重要規定――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并保持固定匯率，以及會后成立的兩大執行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共同構成了以美元為核心的新的國際貨幣經濟體系。該體系極大地穩定了當時的國際貨幣經濟秩序，避免了破壞性民族主義的重來，對世界經濟相當長時間的良性運轉和發展不可或缺。
但是由于該體系蘊藏著的兩個不協調的矛盾，②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全球性持續性通貨膨脹的蔓延，又加之70年代初美元的突然大幅度貶值和石油危機，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主國際貨幣經濟機制走向解體。
二、國際貨幣經濟新體制建構的制約因素
1.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其他國家不具備足夠的實力來建立新的國際機制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是基于二戰后美國強大的綜合國家實力。當時經歷二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滿目瘡痍，而美國則一躍成為資本主義頭號強國，經濟實力空前強大，是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貨幣經濟機制強大的物質基礎，再加上其強大的軍事實力，提供了強大軍事保障。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西歐聯合體、日本的逐漸復蘇，實力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實力，逐漸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充其量此種格局只是在經濟層面的，西歐、日本的復蘇是建立在美國的軍事保護之下的，在美國的軍事保護之下，它們保持較少的國防開支，將更多的資源用到經濟發展之上。而且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了，美國在國際貨幣經濟機制的地位受到挑戰，但這種挑戰不足以威脅其主導地位，黃金儲備和國內生產總值仍是世界第一。西歐和日本雖然逐漸復蘇，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前列，但西歐是一個國家聯盟，內部沖突不斷，難形成統一的對外政策，日本的崛起則依靠出口，嚴重依賴外部市場，本身資源匱乏。
2.國際機制的機制慣性
舊有機制的慣性，也就是既有機制的價值。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的重要性，意味著維持機制比建立機制更容易。國際機制的建立可能需要一個霸權國家的積極努力，在沒有霸權國家參與的情況下，突發的嚴重危機的壓力，也會促使機制的建立。但是即使在存在互補利益的情況下，要克服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也是極為困難的[1]101。
然而，一旦一個國際機制被建立起來，它會從其產生的相對高水平和對稱的信息中獲益，通過這些，還使支持機制的談判協議更容易達成。把國際機制看成是提供信息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實體，而非一個半政府性質規則的制定者[1]101，這有助于解釋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國際貨幣經濟得以有效運轉的原因。有效的國際機制促進官方非正式的接觸和交流。從歷史標準來看，由于是戰后的國際機制制度化水平很高，在執行層面的官員間形成了復雜而有效地網絡，因此，可以期望在美國霸權的衰落和國際機制的崩潰之間間隔很長，已建立機制的慣性相對來說非常大。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美國霸權衰落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仍然存在并為國際貨幣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3.成本與收益的關系
這里的關系是，在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對已建立起來的國際機制規則視而不見甚至是破壞、違背，去為自己謀私利的過程中，其所付出的成本與其得到的收益之間的對比關系。在某一既定議題上違背自己的承諾，追尋自己的短視利益，將會相應的影響他國在其他問題上的行動選擇。各國這樣做可能會在短期內獲得一定的收益，但這樣做不僅會遭到其他國家的負面評價，而且也會引發其他國家的報復，以及使自己聲譽受損，影響其以后與其他國家的短期以及長期的合作，長此以往成本遠大于收益。
三、對策及可行性分析
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的國際貨幣經濟機制解體后，世界各國政府開始不愿將其宏觀經濟政策服從于國際經濟合作的目標，結果各國政策經常不斷地相互影響，造成通貨膨脹和衰退的循環，國際貨幣經濟體系陷入動蕩之中。圍繞建立新的國際貨幣經濟機制，不同人主張的對策不同[2]139。
純粹經濟學家主張，上策是恢復金本位的自動調節機制。根據其主張，國際貨幣經濟不穩定的實質是現代福利國家缺乏社會紀律。龐大的政府福利計劃的發展，通過預算赤字為政府融資的極端傾向，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中固有通貨膨脹的強大壓力，都是政府新發現的控制貨幣供應的能力造成的。恢復金本位制，廢除“政治貨幣”，將會消除現代政府抱有的通貨膨脹不放的固執念頭。國際準則將重新牢固約束走入歧途的政治家。然而，無論這種解決方法在經濟上有多大好處，沒有一個國家自愿放棄對貨幣供應的控制和國內政策自。
對于政治家而言，政策集中是最佳方案。它認為，種種困難基本上是其他國家方向錯誤的政策和經濟結構派生出的，因此要集中處理好國內政策。這意味著各國經濟政策聯合起來減少通貨膨脹，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督其執行，以及其他國家采取擴張經濟政策，以減少本國貿易赤字[2]140。其實質是其他國家的政策向本國政策靠攏。但是，在當時幾乎沒有任何國家準備接受。
第三種解決方案是協調國際貨幣經濟政策。隨著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每個國家政府在制定自己貨幣經濟政策時，不得不考慮其他國家的行動以及可能的反應。因此，很多經濟學家主張制定一種世界性宏觀經濟政策――政策協調。盡管長遠來講這種協調的上策是依靠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者是建立一種像特別提款權的共同世界貨幣，但大多數人認為，中策是國際政策合作[2]141。根據全球貨幣供應的交換收縮和擴張是國際貨幣經濟通貨緊縮性和通貨膨脹性動蕩的原因的分析，世界主要的經濟實力中心協商一致，為世界貨幣的增長確定目標，在協調全球貨幣供應的同時，防止各國貨幣政策同步收縮或擴大。
四、政策協調的可行性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雖然在某些國家和某些領域方面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局面，也存在基于共同利益的相互合作，但是由于整個世界的無政府狀態，各國都會追求相對利益的最大化。盡管提出在一個多元國家體系中，沒有霸權國的存在就不能實現國際政策協調是缺乏合理性的，可是輕視國際政策協調的復雜性也大謬不然。關于國際政策協調在理論基礎、經濟上的可取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都存在不容易解決的問題[2]149。
第一個問題是理論基礎。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礎是，各國對匯率的基本決定因素看法一致。而隨著該體系的解體，全球金融市場日益一體化，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相互依賴，以及凱恩斯主義統治地位不再，而其他學說也未能取代的情況下，許多理論在一些經濟理論問題上爭執不休。
第二問題是經濟上的可取性。以國際貨幣為例，由于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的關系，如果不改變名義匯率，匯率的調整則必須通過國內政策的改變來實現。①但是，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可能比聽任匯率變動更有害。影響政策協調在經濟上可取性更大的困難，在于建立預先確定的或者自動調節的規則。但預測這個問題的性質本身就是一個麻煩事，又加之該方案需要各國經濟同步收縮或擴張，就更為不可能了。
第三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政策目標上的沖突。要點是，各個國家特別是擴張的經濟大國之間對經濟和政治目標是否已經取得充分一致的意見，從而使短期利益服從于長期合作的利益？根本問題在于世界經濟高度相互依存，各國經濟廣泛相互聯系，但對整個體系卻沒有任何集中的政治控制。
五、結論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圍繞建立新的國際貨幣經濟體制，世界各主要經濟大國無力甚至也不愿去牽頭，因為這不但要求其要有無比強大的經濟實力，要付出難以想象的成本，承擔萬一失敗的風險。而且要去協調眾口難調的各國政策，特別是在這個無政府世界上，各國都在追求其自身相對利益的最大化，對自主性的定位高于一切。
因此，對于世界各國，或許理性的做法就是，各國之間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交往、溝通，實現充分的信任，最大程度的調整彼此的利益預期的符合度，協調相互的政策，增加共同利益的契合點，在制定政策措施時充分考慮其他國家的反應。
參考文獻：
篇2
道自然觀無為歷史作用
一、“道”是什么
《道德經》開頭之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關于“道”，我們可以解釋為以下幾點：
1.道是物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边@么說，道是物質的，是生在天地之前的，但又不是實體的物質，它在恍惚之中有物，有象，有精。它是“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稀；博之不得，名曰微?！备鶕@樣的解釋，我們可以得知，“道”是物，又不是具體的物，是看不到聽不到拿不到的物，是物的抽象的概念，是以物質為基礎的而又區別于任何實體的物質。這種道，可以實可以虛，既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既是表象的又是虛擬的，是看不見而又能感覺到的東西。
2.道是萬物生長的基礎?！凹刨饬荣?，獨立而不改，固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道是無聲無形的，獨立存在，不停運轉，不以人們的意志而轉移的。它獨立存在而永不枯竭，它循環運行，永不怠倦?！暗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所以說，道可以為天地母，也是產生萬物的基礎。
3.道是運動著的物質，是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運動?！蔼毩⒍桓模苄卸淮薄拔岵恢涿蕪娮种坏馈?。這種運動的東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故勉強叫做道，或叫做大。
4.道是自然的規律，社會的規律。“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十五章），以自然規律為法則。遵循這種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而能“惟道是從”的話，就能夠“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十七章）。
綜其以上四點，可以說道是萬物的基母，萬物的一生一滅，就是道的循環運動。依此來解釋，道就是自然規律。掌握這種道，并運用到社會中，實行“惟道是從”那么這個道，就成為可以認知的社會規律，運用這個道，就能治天下。道既然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在，能支配萬事萬物的產生變化，那么遵循道，順應道，讓社會在自然規律中自由成長發展，不要強為之，不去破壞道的運行規律，就能夠治理好國家。怎樣把道運用到治國上，《老子》提出“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
二、道法自然
“自然”這一概念是老子首創的，但他所說的自然并無近現代大自然或自然界的涵義。從古文字學看，自然是自己如此、從來如此、通常如此、勢當如此和自己成就自己以及與“人為”相對立的自然而然、自然天成、事物的天然本性等意思。先秦并沒有自然界或大自然的概念，與之相當者是天地或天地萬物。
要準確地把握老子所說的自然的主要涵義，應當考察他在有關章節中是在什么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在《老子》中，“自然”一詞共出現5次，分別見于“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十七章）?！跋Ｑ?，自然?！保ǘ拢！叭朔ǖ?，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保ǘ逭拢?，“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保恼拢?。
現在就以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中的“自然”為例加以說明。道是“獨立而不改”的，是“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莊子?大宗師》）的。道是原本的物質的實體的，道不依賴于任何外力，也沒有任何外力可以左右它，完全是自然的，這是道的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暗婪ㄗ匀弧钡囊馑际钦f，道以自然的樣態為依歸，以自己的內因決定了自身的存在及樣態，亦即以自然為法則；就道對萬物而言，“道法自然”是指道順應萬物的發展變化而不加干涉，以聽任萬物依其本性而自生、自長、自化、自成為法則，亦即因任萬物按照“自己那樣”而存在和發展變化，道就是自然發展的規律。
由此可見，老子所說的“自然”是表示宇宙萬物的本性和本然狀態的范疇，它所強調的是人與物依據自身的本質和規律而存在和發展變化，亦即不受外在人為因素的無端干預和任意宰制而獨立自主。率性而為，自我發展，自己成就自己就是人生的自然存在。因為自然是事物總體狀態的自然而然的和諧，這種自然而然的和諧是事物的理想狀態。它以個體自由、個性解放及其基礎上的社會和諧為最高價值。老子所提倡的“自然”的智慧已經滲透到中華民族的潛意識之中，成為人們常識的一部分，它對中華兒女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以深刻的影響。
三、老子自然觀的歷史作用
1.老子最為關注的是人的自然本性的保持和萬民的命運。他以人生命的本真狀態與合理的生存狀態為“自然”，以對人生命的本真狀態與合理生存狀態的無端干涉和宰制為“反自然”。老子之所以提出“自然”范疇，是因為他看到統治者“反自然”的行為太過，而廣大民眾活得太不“自然”了。因為對于萬民來說，自然莫過于“民自化”“民自富”的實現之時；從萬民自富過程和結果來看，它是生產勞動、生活生存的社會自然狀態，只有在這種自然的情況下和過程中，才有真正的自然而然的心態和生存狀態；而萬民“自化”“自富”的最大障礙是侯王等統治者的橫征暴斂和任意妄為。自然的對立面是人為，故老子反對人為而提出無為，在治國之道中就是無為而治。
2.老子思想成為漢初統治者實行政治統治的理論基礎。文帝“初即位，施德惠天下”“除誹謗妖言之罪”“賞賜長老，收恤孤獨，除田之租稅”。在對待與匈奴關系問題上，采取“和親”政策，“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史記?孝文本紀》）。景帝時，農民田租只收一半，并下詔：“禁官吏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而且“減笞法，定令”“欲令治獄者務先寬”。后又下詔：“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保ā稘h書?景帝紀》）這些均是漢初統治者在政治統治方面以老子思想為指導的具體體現。
3.老子思想是漢初統治者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的良方。老子思想反映在經濟方面，就是以民為本的清靜寡欲，勸課農桑，減省賦稅，與民休養生息?！妒酚?貨殖列傳》記載當時“關梁開放，山澤弛禁”，鹽鐵私營普遍，富商大賈全國可見。工商業和農業、畜牧業生產也迅速恢復和發展。文、景之時，由于推行休養生息政策，輕徭薄賦，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治世”。“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陌（阡陌）之間成群，乘牝者擯而不得會眾。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義）而黜愧辱焉。于是罔（網）疏而民富”《漢書?食貨志》。徹底改變了當年的那種“天下既定，民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漢書?食貨志》的困境。
可見，漢初以老子思想為指導，對經濟政策進行改革，對于恢復和發展漢初經濟起了積極和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出版社.
[2]班固.漢書.中華書局出版社.
[3]道德經.廣西民族出版社，1996.11.
篇3
在非洲大陸的尼日利亞三角洲地區，石油資源的不斷開發造成的環境污染和貧窮，剝奪了該地區數以千萬人的基本人權，生活在尼日利亞三角洲的人們飲用的水、能食用到的魚都是被石油或其他有毒物質污染的，以至于組織在其報告中稱石油是這個地區的“資源詛咒”。
如果從尼日利亞的石油聯想到美國阿巴拉契亞地區的“移山”采煤，人們很容易看到這兩者之間存在可怕的相似之處。
美國是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但也存在貧困落后地區，阿巴拉契亞山地區就是其中之一。該地區煤炭資源豐富，是美國主要的煤炭產地。
但是，煤炭開采除了為該地區帶來工作機會、稅收收入和其它經濟利益外，還為它帶來了超過以往4倍多的礦工死亡率。
一份名為《阿巴拉契采煤區死亡率：統計學生命價值的喪失》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煤炭對該地區而言與其說是一種“福音”，還不如說是一種“詛咒”。
人力成本大于經濟利益
該報告的合著者、西弗吉尼亞大學研究員邁克爾?漢崔克斯認為“煤炭開采經濟并不是優勢經濟”，他同時也提出煤田經濟圈實際上是全州、全地區甚至是全美國最薄弱的經濟環節。
漢崔克斯表示：“如果我們嚴肅對待發展一個強大的經濟，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不依賴于煤炭的經濟。在整個阿巴拉契亞，生活在沒有煤炭開采業務的縣的人民比在采礦縣體驗著更好的健康、更清潔的環境和更大的經濟繁榮?！?/p>
根據這項研究結果，每年煤炭產業僅僅為阿巴拉契亞地區帶來80多億美元的收益，然而每年因礦場勞工過早死亡造成的人力成本損失，保守來估算就高達420億美元。
這項報告在研究計算該地區經濟利益時了解到，阿巴拉契亞地區煤炭礦工的數量在1985年到2005年期間從122102人減少到了53509人，這主要是由于開礦技術中機械應用水平的提高，比如礦場采用的“移山”采煤需求的礦工數量要少于傳統的地下采煤方式。
自20世紀90年代初，將山頂“切除”就是阿巴拉契亞山脈地區采煤的一種主要形式。很顯然，削了山頂建煤礦是為滿足國家日益增長能源需求所采取的一種低成本做法，但此舉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卻是無法計算的。
通過將山頂削平，礦工們可能挖到的煤層。多余的山頂碎片則經常被倒入周圍的峽谷，影響整個分水嶺地區――一直延伸到切薩皮克灣。迄今為止，阿巴拉契亞山脈已有數百平方英里區域被夷為平地，其結果是河流慘被污染，同時破壞野生動物的棲息地。
該報告的結論是，阿巴拉契亞地區煤礦開采經濟中的人力成本要超過它所獲取的經濟利益。阿巴拉契亞一些地區對煤炭開采的依賴性已經構成了事實上的經濟政策：煤礦被開采是因為它存在并且被需求。然而，如果對該項資源的依賴已經不再符合當地人口發展的最大利益，那么它完全可以被其他新的經濟政策取代。
該研究報告還指出了幾種可能的替代性就業機會：風能、太陽能、生物燃料、地熱和水電等新能源開發；可持續性伐木業；小規模農業；戶外運動或文化旅游業；科技產業和生態系統維護產業等。
漢崔克斯前期曾調查發現，阿巴拉契亞地區礦工過勞死亡數量遠遠高于其它縣區。他的這份報告就是建立在先期研究的基礎上。他所撰寫的其它那些發表在權威學術期刊上的研究報告發現，產煤縣區的居民更容易產生多種身體健康問題，罹患慢性心臟病、肺病和腎病甚至肺癌幾率更高，這最終造成了該地區過量的早死亡人數。
這項最新的報告僅僅是做了一項因果聯系，認為“盡管在煤礦開采活動、社會經濟劣勢與過早死亡率之間存在很大聯系，但是還不能確定是煤炭開采造成了所有這些問題”。漢崔克斯今后將就其他可能的致病致死因素作進一步研究。
政府補貼大于回報
除此之外，在美國肯塔基州進行另一項新的研究則發現，該州用于支持和補貼煤礦產業的公共資金甚至比州政府在該行業所得的年收入都要高。2006年，這項支出超收入的差額就達約1.15億美元。
這項調研是由MACED(山區社區經濟開發委員會)開展的，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從經濟發展角度看，煤炭產業處于消耗多、回報少的境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當該行業為州政府創造稅收收入和就業機會的同時，所造成的相關成本也同樣巨大。
舉例說明，肯塔基州針對煤炭行業的公共資金主要流向包括：緩解對交通路政體系造成的壓力；對環境和健康、安全影響的監管；提供各種稅收優惠和補貼；礦工培訓；對行業開展調研；在公立學校開設煤炭行業專業教育；補貼煤炭產業雇員。
煤炭行業對州政府形成的這種高成本負擔，很大程度上與該行業目前的經濟地位有關。煤炭行業曾經是肯塔基州最主要的就業需求部門，但就業崗位不斷大量減少，目前該行業的就業率僅為全州的1％。在那些煤炭行業占主要就業率份額的縣區，采礦業的就業比率占到了3％到23％，但那些縣區還掙扎在高達37％的長期高失業率和貧困率的泥潭。
該項報告還預測了肯塔基州煤炭產業未來前景黯淡。不僅是因為與美國西部的煤炭產業相比，該州的煤炭由于高生產成本而銷售并不理想，同時也因為隨著可回收煤炭的枯竭，政府有意持續減少煤礦產量。
篇4
關鍵詞:明清;陜西植棉業;關中;紡織技術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2-0100-02
1 明代關中植棉業的初步發展
陜西植棉業始于宋元之際,據元翰林學士王盤序《農桑輯要》記:“木棉亦西域所產,近歲以來……木棉種于陜右,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民深荷其利”又據“《輟耕錄》記: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為布。蓋木棉出于南夷西域,宋元間特轉閩廣關陜,至明乃盛?！?/p>
“至明乃盛”首先是明政府經濟政策的效應。洪武元年“凡有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不種木棉者,使出棉布一匹。”為鼓勵植棉,政府折收棉花與糧食的比價,“棉花一斤,折米二斗”以及棉布征實賦稅政策使陜西的植棉業得到進一步發展。
其次明政府的軍事戰略考慮。至明陜處軍事戰略重地,為防蒙入侵,駐兵二十余萬人,士兵需棉衣御寒。據田培棟先生記:“按明朝每年嘗賜每個士兵布額,大約是二匹至四匹之間,棉花每個人約是一斤八兩,如果每人每年以三匹計算,每年共需要布六十萬匹左右,棉花需三十萬斤左右。”這為關中農民大量植棉提供了市場需求。
盡管明代陜西的植棉業面臨紡織技術落后、政府強制性種植等不利因素,但總體而言,明代陜西植棉業是處于緩慢向前發展的初步階段。
2 清初陜西植棉業的全面發展
至清陜西植棉業發展迅速,以全面普及發展為主要特征。明代陜西植棉業主要集中在關中。清后陜西植棉業迅速以咸陽、長安為中心向陜南陜北發展,各縣種植棉花廣泛。如寧陜縣“紡棉績麻,人人能之”耀州“近又能種木棉事紡織”。
首先是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提倡。明清之際,戰事頻繁,故清政府休養生息獎勵耕織以恢復經濟。乾隆年間陜西巡撫陳宏謀“木棉一項,其利甚廣。陜省宜種木棉之地更多”順治年間洛川知縣柴勝、嘉慶間漢中知府鄭地山、嚴如煜等地方官員對植棉的大力推廣有力地促進了棉業的全面普及。
其次是清代陜西紡織技術的引進。乾隆年間,來自南方產棉區的大量流民帶來了較先進的植棉技術。同時,明代陜商300年來販運江南標布至西北,也輸入了先進的棉紡織技術。三元的鹽店街、山西街就聚集著大量來自山西山東的紡織工匠。
再次是經濟利益的驅動。清代城固織布一匹工銀一錢,而布一匹市價七錢,利潤是6倍以上。乾隆時的鎮安“婦女不工紡織,布匹所需多從西安販入,價昂數倍,有一時賒用加息以倍者?！本薮蟮氖袌隼麧櫝蔀榍宕兾髦裁迾I發展的內在張力。
這一時期陜西植棉業的全面發展,奠定了陜西成為近代產棉大省,也為陜西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3 后陜西植棉業的衰退與再發展
1840年爆發,的幾年間,植棉業衰退;光緒以后,由于棉種改良技術改進,才使植棉業又有所發展。
陜西植棉業衰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洋紗洋布的大量傾銷輸入,擠占陜棉銷售抑制陜棉生產。五口通商口岸的開放,物美價廉的洋貨充斥陜西市場。光緒年間,漢中府“運入貨物以棉布、洋布、竹布、洋緞、瓷器為大宗,”宣統二年,漢中經漢水運入的洋布120捆,洋紗100捆,總價值達19000兩。銷售市場受到擠占,大大地削弱了農民種植棉花的積極性。
另外,以來,另一項經濟作物罌粟,開始大面積種植并合法化。這占用大片良田,使植棉面積銳減,陜西也受到影響。有記載:陜西“自回匪削平以后,種煙者多。秦川八百里……近亦遍地罌粟”,“城固水以北,沃土腴田,盡植煙苗?！惫饩w29年至32年間,漢中經漢江流域出境鴉片數2472018兩,光緒32年,陜西全省種植罌粟達53萬余畝。
清末引進洋棉籽種并普及推廣,這一狀況有所改善。據民國32年《縣志》記:“衣料則有棉,清光緒初,方多鄉棉,俗稱鄉花。嗣后洋棉輸入,俗稱洋花,莖高實大,收數優于鄉花,故種者多。至宣統年間,洋棉遂普及而鄉棉日少?！睕荜柨h“自洋花之種輸入……一畝尚得棉三十斤上下……計自光緒二十三年開始,縣境出棉五十三萬三千有奇(據申報冊)。三十二年增至三倍。今(宣統三年)又倍增矣。宣統六年,每(百)斤售銀十七八兩至二十兩,二年百斤售銀十二三兩至十五兩。聞諸棉商曰:棉之利大矣哉。”棉花新品種的引進推動了陜西植棉業的發展,提高了農民植棉積極性,使陜西植棉業得以又一次發展。
4 明清陜西植棉業盛衰的特征
明清時期陜西植棉業的盛衰映射了陜西農業的發展、陜西經濟的發展,對于今天我們發展陜西經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一,區域發展不平衡。陜西的植棉區主要集中在關中地區,陜南、陜北相對甚少。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明史•食貨志》中“各視其地產”得出。據嘉靖《陜西通志》卷三四《田賦》載:明代陜西征收棉布共計州縣共33個,除商南72匹,商州24匹外,其余129401匹均在關中征收。入清后,陜南陜北亦有植棉區,但受到自然條件的約束,地理位置的限制,陜北產棉甚少,陜南則出現明顯的區域特征,陜南植棉區大多分部與漢江谷地周圍。
第二,農業與手工業結合不理想。陜西作為全國產棉大省之一,卻“織者甚少”,長期處于輸出棉花、輸入棉布的貿易格局。有記載稱漢中“棉絲本屬土產,乃輸往四川制成綢緞布匹,轉復售入”,而涇陽“每百斤以銀十三兩率之,運漢厘捐則價倍,化為棉布則價倍,南來北往則價倍,木一而倍之三”。直接原因是陜西農民善植棉而不善織布,重農業而輕手工業。以關中為例,田培棟先生將該地區手工業不發達的原因歸結為以下三點:一是關中手工業基礎薄弱,二是統治階級對關中手工業的摧殘,三是關中地區的人還沒有認識到手工業的重要性。這幾點對我們今天建設陜西手工業市場有著舉足輕重的指導意義。
第三,政府的政策對棉花的種植影響極大。自明以來,政府的各項政策“布馬交易”“棉布征實賦稅制”及獎勵耕織、勸課農桑,以及各知府縣令鄉紳的提倡,如陳宏謀,柴勝,嚴如煜,左宗棠等,都大大促進了陜西植棉業的發展。因此,我們今天要抓住國家建設西部、發展陜西的政策,解放思想,抓住機遇,與時俱進,把政策把握住,落實好,爭取讓每一項政策都落入實踐,發揮它應有的效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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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稅收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行為，能夠集中而深刻地反映國家與社會的發展階段、水平、性質。因此，領略中國稅收的歷史，可以從核心部位把握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社會生活，以及兩千多年中國封建專制中央集權國家的興敗盛衰的運動過程，從而為參透中國歷史“迷津”，正確把握中國歷史傳統，提供一個明晰的新的視角。
夏、商、周（ 西周） 三代的三種賦稅形態，史稱“貢”、“助”、“徹”。盡管形式上各有不同，但總的稅率大致都是十分之一，即所謂“什一而稅”。夏之貢近似于定 額課征形式；商之助和周之徹，均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前者為勞役課征形式，后者為勞役向實物課征的過渡形式。共同的特點是：稅率低，貢賦并重，租稅合一。它反映了在國家出現的早期階段，實行分封制政體，稅收的初級形態，也反映了稅收從自下而上的自愿形式向自上而下的強制形式的演化過程。三代時期的“工商食官”、“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到了西周后期，有了“關市之征”，即有了初始的商稅。
春秋、戰國時期，稅制改革成為各國政治經濟變革的重要內容。從魯國的“初稅畝”到秦國的商鞅變法――廢井田、履畝而稅，反映了土地由分封制步入國有制，由公共占有制到私人占有制，以及稅制由租稅合一進入稅人稅地的發展過程。隨著商品經濟的初步發展， “重農抑商”政策開始提出，加重工商稅，出現了國家專賣制度。
秦始皇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后，在全國范圍內統一了稅收制度，以“繁 法嚴刑”加以保證和規范。其特點是：
第一，通過土地登記和戶籍制度，“令黔首自實田”，標志著土地私人占有制的確立。
第二，施行嚴厲的重農抑商政策，從而把農民牢牢地固著在土地上，確保國家田賦、兵役和力役的穩定來源，為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政體構筑了經濟基礎。
第三，實行“急政暴虐”的極權政治，賦稅達到橫征暴斂的地步，《漢書?食貨志》載云：“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制二十倍于古”，乃是秦朝迅即覆滅的重要原因之一。
漢代承襲和發展了秦朝的稅制，特別在重農抑商方面把秦制推向極致。在抑商方面，除苛征商人的關、市等稅外，從漢武帝開始，還對商人重征財產稅――“算緡”；施行國家絕對壟斷的鹽鐵專賣；國家直接經營商業、運輸業，稱“平準均輸”；加倍征收商人的人頭稅和其他附加稅，正如漢高祖《賤商令》所云：“重租稅以困辱之”。
在所謂重農方面，漢代雖然吸取了秦朝覆滅的教訓，強調“與民休息”、“輕徭薄賦”，漢高祖行十五稅一，漢景帝行三十稅一，而且終漢四百年而不改，但事實上，漢代施行的是輕田賦重口稅的政策。
漢代的稅制集中體現了漢武帝“外儒內法”的政略，把秦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體的稅制加以系統化、法律化、制度化，對之后兩千年的中國歷史產生莫大的影響。
三國時期，各國為解決軍餉和財政問題實行大規模屯田，并調整稅制。最有成效者當屬曹魏政權。值得注意的有兩項：
一為組織軍屯和民屯，把漢武帝始行的屯田制提到新的高度。官府和屯戶分配額為二五中分（ 使用官牛的為分成），雖然退回到租稅混一的課征，但這一舉措卻使大批流民有所歸宿，回到土地上來。
二為實施“租調令”，把漢例三十稅一田租改為計畝定額稅；取消漢代人頭稅，改行按戶征收“戶調”（ 戶稅），戶調開始成為常稅。
晉統一“三國”，在全國范圍實施占田、課田制和戶調式。即平民計口，規定男女人口可占田地畝數；計丁規定應征田租畝數；計資分等級規定戶調負擔。南北朝時期，北魏統一北方，孝文帝創行一體化的均田制、三長制和新租調制。均田制等舉措為北齊、北周承襲，并對隋唐兩代影響至深。
魏晉南北朝，北方商品經濟遭戰亂、少數民族政權割據破壞嚴重，而南方卻出現商品經濟的繁榮，南方六朝的工商雜稅成為政府重要收入之一。
隋文帝統一中國后，把北魏開創的均田制推向全國，并提高授田數量。在精減機構、裁汰冗員、減少國家負擔的同時，實行租調制，減免田賦徭役。更難能可貴的是，著力鼓勵工商――除山澤之禁，去鹽鐵之專利，免入市稅及鹽鐵等稅。重農抑商的傳統稅收政策得以空前馳放。在短短二十年間，經濟迅速發展，創歷代最好之財稅。馬端臨《文獻通考》稱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眰€中奧妙值得深思。
唐代把中國古代稅收和稅制發展到更高階段。特別是唐初的租庸調制和唐中的兩稅法兩次稅制改革，對傳統稅制有著明顯的突破。主要有：
1. 從實物稅到貨幣稅的發展；
2. 從稅人到稅物、稅資的發展；
3. 徭役的賦稅化；
4. 商稅正式成為一項國稅，工商稅收占國家財政收入份額不斷增大；
5. 國家稅制統一，法律對稅收起了重要的保證和規范作用；
6. 確立“量入為出”的財稅原則，并根據經濟多元發展而采取了拓寬稅種、簡約稅制等措施。
所有這些，反映了自秦漢以來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已發展到成熟的階段，反映了中國古代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也反映了傳統重農抑商政策和非經濟強制對人身束縛的弱化。
五代和宋代的稅收基本上因襲了唐制。
宋代為防止五代十國割據局面的重演，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推向更高階段，財稅大權一統于中央，標志著中國古代專制主義集權制國家財稅制度發展的高峰。
宋代把兩稅中的地稅和田稅劃一為以田畝為標準，人稱有田則有稅，無田則無稅，反映了當時土地買賣的自由和租佃關系的自由。
宋代大大拓寬了賦稅領域，了規范商業稅的《商稅則例》，設立了專管商稅的機構“商稅務”和專管外貿及進口關稅的“市舶司”。工商稅收躍為國家大稅，反映了商品經濟特別是商業外貿的空前發展。
宋代專賣項目繁多，但突破了官本格局而演化為官商合辦、官商共利的局面，也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充分發展使然。
宋太祖開始順應歷史潮流，實行“恤商”政策；而王安石新法雖有可取之處，但仍以陳腐的重農抑商為宗旨，把歷史拉向倒退，其失敗自是勢所難免。
宋代“生不逢時”，民族戰爭頻仍，內憂外患嚴重，軍費開支幾達稅收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宋朝雖為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特別是商品貨幣經濟，以及與之相關的稅制發展變化最為迅速的朝代，但又是歷史上財政最為困難的朝代。以后幾代，在稅制方面雖有深度和廣度的進展，但并未見有質的方面的突破。
遼、金、元三代均屬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其稅制都表現為中原原來先進制度與游牧民族帶來的落后生產方式和政策的混合。
元代的官府和貴族、官僚兼并了大量土地。官田因戰亂、掠奪急劇增多。官田多實行屯田制，回到原始的租稅合一的課征形態，而屯戶事實上成為貴族與官府的農奴。私田因貴族、官僚以權占田而致集中，與宋代以錢買田而導致的集中，形成鮮明對比。元代稅收因地、因戶而異；政府為滿足財政急需，允許大戶包稅；重視商業，商人可享減免稅收或包稅等優惠。元朝稅收制度最為混亂，比唐、宋甚至遼、金都有明顯的倒退。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財稅上仍從清整戶籍、土地入手，先后實行“黃冊”和“魚鱗冊”制度，比較有效地解決了累代積存的土地和賦稅的混亂局面，增加了稅收。
明代中期，朝廷為擺脫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及財稅困難，先后推行過征一法、鼠尾法、 一串鈴法、十段錦法等稅制改革。萬歷九年（1581 年） 在全國頒行“一條鞭法”，將田賦、徭役和雜稅合并，按地畝征銀。它的簡約稅役、折銀征課，比唐宋兩稅法更加徹底，因而也更適應于商品貨幣經濟不斷發展的時勢。一條鞭法可以說是中國古代農業稅的至高形態。以后雖然有清朝的“攤丁入畝”，但也只在局部方面有所發展。
明代在財稅問題上，集中反映了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既極權又腐敗的特質。一條鞭稅法在維護和鞏固明朝專制集權統治上取得了短暫的“中興”效應，但無法改變專制國家江河日下的歷史趨勢。
清代的稅制以為分水嶺，分出前期與后期。前期沿著歷史傳統道路發展；后期因失敗、外國列強打開中國大門而被迫開始改弦易轍。
前期在稅制上最突出的事件為“攤丁入畝”。明代一條鞭法沒有徹底解決地丁合一問題，人丁和田賦仍是兩個稅目。清代經康、雍、乾三朝，攤丁入畝終于在全國鋪開，完成了地與丁、賦與役一統于田畝征銀的歷史任務。到此，兩千年來一直糾纏不清的稅人與稅地及人頭稅問題總算在法律上得以解決。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制，應是中國古典稅制的終結。
明、清兩代都實行某種方式的海禁，清朝前期又實行礦禁，因而外貿稅收和工商稅收受到嚴重影響。這是對唐、宋、元開放政策的一個倒退。
后，稅制開始出現質的變化，走出一條似可稱為“中學為本、西學為用”的稅制變更道路。即舊的傳統仍保留著，但為適應國門被打開的局面，開始逐步吸收西方資本主義稅收的內容和形式。這種變動的主要驅動力是外國資本列強的侵入和強制，形成一種半封建專制半殖民地的稅制形態。
以后，清代稅收最大的變化是：兩千年來一直作為國家財政收入命根的田賦，在財政總收入中的比例急劇下降，逐步退為地方稅；而五口通商后新設的海關（ 初稱“洋關”） 的關稅收入在國家財政總收入中的比例急劇上升，成為國家主要收入。從1842 年到清朝覆滅， 中國境內共設有60 余個海關。
稅收的半封建專制形態主要表現為，在標榜“輕徭薄賦”的同時，不顧百姓死活，以各種強制手段增加傳統的田賦、礦稅、鹽課、茶稅及各種工商雜稅，甚至采用借稅、厘金、義谷等手段橫征暴斂。
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態，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海關自的喪失，不平等條約確定的“協定關稅”，以海關作為戰爭賠款和政府對外借款的抵押，海關管理權掌握在外國人手中等； 在經濟上主要表現為：不平等條約確定的海關低關稅制，進出口稅的失衡，中國人和外國人納稅的不平等……，從而為外國資本商品傾銷大開綠燈，嚴重影響中國工商業的發展。
當然，中國舊稅制的突破和對部分國外新稅制內容的吸收，也意味著中國開始走上與世界近現代稅收文明接軌的漫長之路。
中篇 中國古代稅收歷史的思考
檢視中國古代二十幾個朝代賦稅制度的因襲變遷，我們不能不為中國作為人類稅收文明重要發祥地，積累了四千年綿延不斷，豐富、系統、輝煌、完備的稅收文字歷史而驚嘆不已。但是，從歷史的長河看，四千年來稅制的發展，還是十分緩慢的。特別是唐宋以后近六百年間，稅收體制也和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的結構、制度一樣，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沒有質的重大突破，甚至更加保守、封閉、落后。這是值得深思的。稅收體制有古典體制和現代體制。現代體制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科學技術普遍運用于生產領域、民主政治形態，以及自覺的納稅意識相聯系的。中國古代稅收屬于古典體制。
中國古代稅收體制的發展歷史，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發展過程的一面鏡子。從賦稅的國家職能角度而言，這種稅制可以定性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稅制。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稅收理所當然地是為滿足朝廷和皇室的財政需要。為了收稅，官府可以采取各種手段。征稅與納稅直接反映著統治與被統治、強制與服從的關系。
第二，這種稅制是由戰國時期法家提出，秦王朝確立的。法家主張國家至上、君主至上，主張“國富民貧”。漢武帝修正為“外儒內法”，道德倫理上宣揚儒家的“輕徭薄賦”，但實際上行法家的原則，總是賦斂不已。除正稅外，巧立名目征收各種附加稅。以后歷代統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外儒內法”的政略。這種稅制的重要特征，是中央政府統攬財稅大權，沒有明確的地方稅，從而加劇了地方官吏的苛征苛派。
第三，這種稅制是以農業為基礎，把農民死死地固著在土地上，追求地產增殖的最大化，以實現國家對財稅和勞力需求的穩定性。它有強烈的人身束縛性和超經濟強制，稅田、 稅人常常攪和在一起。除田稅外，還有兵役、勞役、雜役等徭役，以及戶稅和人頭稅。歷代賦役制度雖有更易，但只是程度和形式上的不同。
第四，在這種體制下，國家往往還以政權為依托，壟斷商業、手工業、礦業、交通運輸等重要行業，其形式包括官工、專賣、禁榷、屯田、平準、均輸等，兼收利稅之益?？梢暈楣糯膰鵂I企業和統購統銷政策。
第五，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稅收體制，必然會出現專制而不能集權的局面。于是，嚴重腐敗現象就會出現。稅收中的腐敗是這種稅制的必然產物。
事實上，自有國家以來，土地國有觀念和國家對土地的終極所有權，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傳統。它強烈地反映在稅收制度上，并制約著中國古代農業和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它的發展過程大致是：
首先，夏、商、周三代，是分封制下的土地宗族公共占有制。西周時期，國有觀念已然明確。有“詩”為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保ā对娊?小雅?北山》） 可見，當時的輿論不僅認為土地屬國家（ 最高統治者） 所有，而且臣民也屬國家所有。
其次，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在爭霸爭統中紛紛進行土地、稅役制度改革，其核心內容就是明確土地國有制――土地所有權歸國家、土地分配權歸國家。從“初稅畝”到“授田制”，從“廢井田”到“令黔首自實田”――這一史稱“土地私有化”的運動過程，只是終結了分封制下土地的宗族公共占有制，完成了從土地私人使用權到私人占有權的轉變。國家通過直接掌握土地，以保證對稅賦、兵役、勞役的征調。
再次，秦漢以后，“私有化”的進程更加迅猛。漢代的土地買賣已十分普遍，到唐宋及以后各代，土地自由買賣、自由租佃關系更一發不可收；地主經濟、自耕小農經濟成長為農村經濟結構的主體；國家對土地控制和對土地上民戶的人身控制日呈弱化；稅制的發展――從“兩稅法”到“一條鞭法”到“攤丁入畝”等，都反映了土地私有化的深入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對土地和土地上戶籍的控制也并未放松，表現出國家對土地的主宰權。歷代所推行的諸如“授田制”，“限田制”，“占田、課田制”，“均田制”及“方田均稅法”，開展的“削豪強”、“抑兼并”、“平賦稅”的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漢武帝通過“告緡”措施，就“罰沒”私人土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宅亦如此 ”（《史記?平準書》），全國的總數更可想見；官府、貴族、官僚倚仗國家權勢強占民田，元代、清代入關之初實行“圈地”運動；等等。所有這些，都說明國家對公私土地具有“終極所有權”。而私人的土地所有權――從法權意義來說，還是有限的，不徹底、不完全的。
這種事實上存在的土地產權不明晰狀況，頑強地反映在稅收體制上，造成稅制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變化的消極、被動、滯后的局面，從而成為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商品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土地國有觀念和事實上存在的國家對土地的終極所有權，是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及其稅收體制運行的重要根據。
四、“重農抑商”是貫穿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經濟政策和稅收制度的“主線”，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稅收的基本特征和歷史傳統。
商業經濟發展的同時， 也帶來所謂社會分配不公和部分農民棄農經商的問題，使正處戰爭環境中的列國君主為之震驚。他們把工商業看成是對農業、對專制國家秩序的最大威脅。因為他們需要穩定的農業和農民，以滿足他們對糧草（ 賦稅）、兵源的需求。于是，“農本工商末”、“重農抑商”、以及“農戰”、“輕重”的思潮洶涌澎湃起來，其代表人物是法家的政治思想家李悝、商鞅、李斯、韓非等。商鞅在變法中嚴厲貫徹了重農抑商原則，提出“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對不經批準從事工商業的農民，要罰作奴隸等；韓非更把工商業者指斥為國家“五蠹”（ 五種蠹蟲）之一。
秦始皇在統一中國以后，把重農抑商（“上本除末”） 定為國策。漢代繼承秦制，全面實行對商人的“重租稅以困辱之”（ 漢高祖） 的賦稅方針。“重農抑商”思想從此成為兩千多年經濟政策、稅收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
“重農抑商”之“重農”，并不是重在農業生產和保障農民利益。商鞅是重農抑商的鼻祖之一。他主張的是兵強民弱、國富民貧，甚至要農民成為“家不積粟”的赤貧。漢武帝標榜“輕徭薄賦”，但實際是輕田租而重口賦，連三歲的孩子也要上人頭稅?！爸剞r”之重在于把農民世代鎖定在土地上，重在穩定賦稅，穩定兵源，穩定極權統治。“抑商”是歷代王朝的常態。抑商的主要手段是：
第一，利用稅收作杠桿，“重租稅以困辱之”，這是經濟上抑商的最主要手段。漢代抑商最厲害，對商人的賦稅課征也最重。除市、關、資源等商業稅外，還要重課各種名目的財產稅 （ 緡錢稅）、雙倍的人頭稅及各種附加稅。又如唐朝的“借商”、五代的“免行錢”、宋朝的 “和買”，都是對商人的挖空心思的巧取豪奪。
第二，強力剝奪。一種是直接剝奪，如秦朝對商人。一種是類似稅罰，如漢武帝的“告緡”。有點像搞政治運動，發動民眾告發偷稅漏稅的商人，結果“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國家“得民財物以億計”?！叮?史記?平準書》）
第三，通過國家專賣（ 或禁榷）、平準、均輸等方式，對關系國計民生的某些商品的生產、運銷實施壟斷經營，達到既利稅雙收，又擠壓商人的目的。漢代、宋朝國家專賣都搞得很厲害，漢代是國家直接壟斷，宋朝是國家吸收大商人合作，實現壟斷。后者固然是商品經濟發展使然，但仍嚴重限制著私人工商業發展的空間。這種國家直接參與、操縱、控制經濟的傳統，一直流傳到近現代中國。
第四，國家從法律上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從倫理道德上損壞商人的人格，造成輕商、忌商、惡商、恐商、不敢言商的社會情緒和社會心理。這種心理，也許在今天的社會也未曾泯滅。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結果，并不如政策制定者所想。西漢力主“重農抑商”的晁錯，已經看到了“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己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己貧賤矣”。（《漢書?食貨志》） 商業雖然還在發展，在持續的“重農抑商”高壓下，造成了經濟形態的扭曲。其后果為以下三點：
一是商人為安穩計，普遍把相當一部分資金投到農村，購買土地房宅。工商業資本相當一部分轉化為田地產，工商業者兼地主，形成中國古代經濟形態一大特色。其結果是加劇了農村土地的集中，而這些工商業者兼地主，往往又成為國家“抑兼并、平賦稅”的對象。
二是商人并沒有把土地集中起來搞規模經營，而是分割成小塊，以租佃關系出租給農民。商業資本以這種方式進入農村，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基礎，反而使這種封閉的落后經濟更加穩固。加之大商人又以金錢收買權力，出現了商人、地主、官僚一體化，并躋身于封建專制的權力體系之中，成為國家不可或缺的一根支柱。
三是“重農抑商”之抑，從根本上說，并不僅僅損害了商人（ 或工商業者） 的利益，更主要的在于它栓塞了商品經濟發展的正常渠道，不論農業還是工商業，都不能沿著正常的商品經濟發展渠道發展。這是要害所在。
專制集權制的稅收體制――土地國家終極所有權――重農抑商政策和工商業中的國家壟斷（ 專賣） 制度，似橫亙于中國古代稅收歷史進程中的三座閘門。認真研究、充分了解這三大存在，或是開啟中國幾千年稅收歷史“迷宮”大門的鑰匙。
下篇 中國古代稅收的文化傳統
世界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各行各業都在倡言文化。然而，什么是文化？ 它和歷史是什么關系？ 似乎很少有人認真去考慮它。
文化，從社會存在的意義上說，就是歷史演進過程的積淀及其軌跡，量化為所謂傳統文化，質化為所謂文化傳統。
特別是文化傳統，它滲透在人們的思想觀念、言論著述、行為習慣中，滲透在社會關系、社會活動的方方面面之中。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的，積極或消極的，也不論人們對它是自覺或不自覺的，總之，它已沉淀凝結成一種人們的活動氛圍和社會環境。面對這種客觀存在的強大的文化傳統力量，不同的態度、不同的方針、不同的做法，后果自是不能同日而語的。正確、科學地認識它，積極地對待它，就會成為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巨大歷史動力；反之，就會成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巨大阻力。
稅收本來就屬于歷史范疇，而且是社會演進、歷史變遷中舉足輕重的歷史范疇。所以學習稅收歷史，把握稅收文化傳統，就更具有現實意義。
稅收隨國家的產生而產生，又隨著國家的發展而發展，它的歷史和國家一樣悠遠。
稅收以國家為主體，通過超經濟手段、無償的方式，參與社會產品和財富的分配，是國家的一項主要職能。稅收所得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是國家賴以存在的物質保障。
稅收是國家調節社會的一根杠桿。幾千年來，牽系著千家萬戶，牽系著國計民生，牽系著社會經濟、社會活動、社會文明的發展；在一定條件下，也成為社會貧困、社會災難、社會腐敗的淵藪。稅收是一個多元的歷史范疇：作為國家的職能，決定于也影響著國家政治，因而融入了政治的范疇；作為特殊的社會分配方式，制約著宏觀與微觀經濟的發展，因而融入了經濟的范疇；而稅收的歷史軌跡、歷史記載、典章制度、政策法令、言論著述、文書表格、行為規范、教育培訓、信息媒體，以及文學藝術上的反映等，又融入了文化的范疇。
稅收是伴隨著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不斷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歷史范疇。古代傳統的稅收，雖然也有一定的社會職能，但歸根結底是為國家服務的。當國家的政治體制從專制集權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化時，當經濟體制從自然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化時，稅收體制也會亦步亦趨地跟著轉化。它的職能也會從主要為國家官僚機構服務轉為主要為社會、為人民、為納稅者服務，并以公開化、法制化、規范化，嚴格的監督機制為其主要特征，從而浮現出現代稅收體制與古代稅收體制的分水嶺。
什么是中國稅收文化傳統？ 如何看待中國稅收文化傳統？
中國稅收文化傳統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有著世界最悠久的歷史，而且體制完備，內容豐富，文字記載幾千年，源遠流長。它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稅收文化的一大寶藏。
第二，在中國稅收文化傳統中，最深入人心的，當屬于“輕徭薄賦”、“富民強國”這一具有民本主義、人道主義的傳統，而且兩千多年前就已明確。先秦諸子中，如管子的“薄稅斂，毋茍（ 苛） 于民”；孔子的“惠民”，“斂從其薄”；孟子的“仁政”，“省刑罰、薄賦斂”；老子的“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墨子的“諸加費，不利于民者，圣之弗為”……他們的稅收思想和原則對后代有巨大深遠的影響。在先秦諸子中大概只有少數的法家代表人物唱了反調。如商鞅主張國富民貧；韓非主張重稅，反對足民。從思想文化而言，不是主流。漢初“輕徭薄賦”和隋初“恤商益民”的政策，都大大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雖然歷史上的統治集團的貪欲總是和“輕徭薄賦”、“富民強國”思想原則相悖，而且現代學者也有人簡單地把這一思想原則斥為“小農意識”，但它畢竟反映了廣大民眾――納稅者的愿望和要求。這應該算是中國傳統稅收文化中的一個優良傳統。
第三，與上面相聯系的又一優良傳統，就是稅收有利于生產發展的思想原則。歷代許多思想家、政治家都認為，只有發展生產，國家稅收才能多起來。如春秋初年，輔佐齊桓公取得霸業的管仲就提出：“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孟子也認為，合理的稅收能夠促進生產，不僅可以富民，也有利于保證國家財政收入。他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避髯右舱J為“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 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強調“務本節用財無極”。西漢司馬遷經過長期調查研究提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執掌中央財政達三十年的西漢桑弘羊清醒地提出，為擴大國家稅收范圍，不僅要重視農業，更要促進農工商互動協調發展。他說：“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谷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主張“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農工商師各得所欲”。北宋王安石更明確主張，稅收的基礎應是發展生產，“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這種稅收原則愈到后代，愈趨明確。
第四，強調稅收的社會協調、社會保障的職能。就是說，稅收作為國家財政收入，除用于皇室，用于養活官吏和官府的開銷，還要用于社會事業，備荒、濟貧、賑災、治水、修橋、修路等。如韓非提出：“征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西漢的賈誼提出：“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桑弘羊主張通過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可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可以“平萬物而便百姓”。南北朝時代梁武帝還推行“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于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算是中國最早官辦的孤老院、孤兒院。在歷朝歷代稅收機制、設施和規定上，也對這種財政的分配做出一定保障，如設“常平倉”，收“義倉稅”，實行“蠲免”等，在救災、救難中發揮了有效的作用。
第五，主張稅收“取民有制”或“有度”、“有常”，要求稅收規范化、制度化。管仲最早提出：“取民有度，用之有止”；孔子提出稅收要“度于禮”；其后墨子提出“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孟子提出“取于民有制”。西漢初年，朝廷把“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漢書?食貨志》） 作為稅收原則。到了西晉，傅玄更明確提出“賦役有常”的主張，他強調“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也，以奉常數，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以務公而制常也”。到了唐朝，有“量入為出”和“量出制入”之爭，也都是為了體現“有常”――要求規范化、制度化。
當然，中國稅收文化中還有其他值得肯定的傳統，如根據社會要求，對稅收問題和原則開展公開爭論；根據政治、經濟變化開展變法改制；等等。
但是，中國畢竟有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皇權統治的歷史，近百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歷史，近三十年的蘇聯模式、計劃經濟運行的歷史。這些歷史的積淀交揉融匯在一起，互為作用，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成為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沉重包袱。
第一，稅收的屬性本是國家的職能，而且以強制性、無償性為其基本特征。在幾千年的中國稅收史中，這種特征占有絕對統治的地位，而稅收的社會性和與百姓利益的關切，則完全處于從屬的微弱地位。中國古代雖不乏明君賢相，有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們的財稅主張和措施客觀上或順應了歷史的發展，也反映了人民大眾一定的要求和愿望，但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以君王為代表的國家官僚機器的需求。收稅者和納稅者的利益關系，從根本上是不可能一致的。
第二，過去幾千年的中國，是自然經濟占據統治地位的農業國。從春秋戰國以來，政治家的主流思想，一直強調農業為本、重農抑商，并在稅收思想和稅收制度中占主導地位，從經濟上壓抑了商品經濟的自然發展，從政治上強化了封建的專制和集權。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或與此有關。中國文化傳統，包括稅收文化傳統中的農本主義、重農抑商的影響，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成為一大歷史包袱，人們自有深切感受。
第三，“蘇聯模式”、“計劃經濟”在中國稅收文化中形成的最突出特點是，稅收作為國家一項職能異化為國家主義的機制。企業，公民作為納稅人沒有主體性資格（ 甚至納稅人身份亦被掩蓋），征納雙方的權力（ 權利）、責任和義務嚴重不對稱。國家的征稅權力被提高到絕對的程度。國家是原生物和至高無上的存在，而財富的創造者和納稅人則只是國家的衍生物。因此，在稅收的立法、征收、監督等方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什么公開化、規范化、法制化，更不可能產生為納稅人服務的觀念。
篇6
【關鍵詞】債券市場；債券違約；應對措施
一、我國債券市場違約現狀
債券違約是指債券發行主體不能按照事先達成的債券協議履行其義務的行為。2014-2015年有10只債券發生違約，2016至今有13只債券發生違約，累計金額接近百億；截止2016年7月9日，我國發生實質性違約的債券共有23只。
債券違約不僅影響債券市場本身，還會對宏觀經濟與其他金融市場產生負面沖擊。首先是債券市場。債市違約拖累一級市場，影響債券市場的融資功能。2016年前4個月，因違約而推遲或取消發行的債券大幅增加，各月分別為387億元、111億元、484億元和1144億元，推遲或取消發行的債券只數分別為39只、21只、61只和118只。推遲或取消債券發行，使得企業籌資活動現金流下降，可能進一步加劇違約風險。其次是二級市場。從2014年初開始至2016年初，由于經濟下行壓力和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債券市場演繹了較長的牛市行情，無論是利率債還是信用債，收益率不斷下行，相應地帶動了債券發行利率下降。但債券市場因信息不對稱的影響，違約事件增加使得風險溢價上升，不僅會極大地影響債券市場的總體收益率，還會影響債券市場的相對收益率。違約不僅影響了債務市場的總體收益率水平，還會通過金融加速器機制對宏觀經濟造成嚴重沖擊。大面積的債券違約會惡化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使得企業外部融資的風險溢價相應大幅上升，這會給企業投資帶來較大打擊，從而使宏觀經濟對違約率和風險溢價的變化作出非線性的反應。
二、債券違約的原因分析
（一）從宏觀層面
第一，全球經濟不振的外因，再加上國內經濟增速換擋的內因，共同構成了國內信用債違約的大環境。違約是信用真面目的一個側面，即便在經濟景氣時期，也可能有企業的非系統性因素而導致點狀式的違約。但違約由點到面的鋪陳進而呈現系統性的特征，那一定會伴隨不確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一言以蔽之，系統性的違約不過是宏觀經濟景氣下降甚至衰退的一個鏡像，國內外均是如此。過去數年里，中國經濟增長率呈現逐級下滑之勢，需求不振，投資縮減，對中間投入品的需求大幅減少導致PPI長達4年多的負增長，企業債務融資的實際利率高企，構成了中國企業債券信用狀況的大氣候與大環境。
第二，宏觀經濟與需求不振所形成的沖擊，在不同行業間的分布并不均勻。那些所謂強周期性行業和小企業，更容易受到不利沖擊的影響，因此，債券違約具有重要的行業性根源。需求不振導致強周期性行業出現了嚴重的過剩產能，設備利用率嚴重不足。大量的設備閑置意味著，通過舉債融資而形成的產能無法轉化為有效的產出和持續經營現金流。因此，大舉借債而造成產能過剩的行業持續大面積虧損是一個普遍現象。
第三，我國的債券市場不夠成熟。首先，由于我國金融市場起步較晚，所以相應的配套監管機構還不夠健全；從最初的批準發債到最后的債券違約，缺乏一套動態監測機制，目前只有事前的審核評估，缺乏事中的風險控制以及事后的應對機制。再者，我國征信體系不健全導致對企業的事前審核評估存在漏洞，這無法形成對債券市場控制風險的有力保證。最后，債券市場的法律體系不夠健全，缺乏對企業違約后的懲罰措施。
（二）微觀層面
第一：由于企業在經營狀況良好的時候，盲目擴張導致企業規模遠遠超過其自身的經營能力只能通過發行債券來維持，而當外部環境的持續惡化企業經營受到沖擊的時候，這時候一方面企業的經營收入在不斷的縮小，另一方面前期所發行的債券則到了兌付日期，最后導致債券違約不可避免。
第二：企業對由于經濟環境的轉變缺乏合理的應對措施；面對外部環境的變化，企業營業收入不斷下降，大多是企業都是通過發新債補舊債的方式艱難生存，這容易導致企業債務呈現螺旋式上升，不僅不利于緩解企業負擔，反而導致企業深陷債務泥潭。
三、應對債券違約的幾點建議
（一）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債券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事實證明，過度刺激的宏觀經濟政策雖在短期內達到了GDP增長之效，卻加劇了經濟周期波動和長期風險。宏觀刺激措施往往縱容企業過度舉債，中國的光伏產業、鋼鐵產業的債務違約，均與宏觀刺激下的債務擴張所形成的債務積壓脫不了干系。
（二）發債企業應把“信用”當作“信仰”，嚴格樹立信用契約精神為此，企業的謹慎舉債是防止信用風險、促進債券市場穩健發展的第一道防線。發債企業應對自身負債能力和未來的前景有謹慎的充分評估。同時，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有助于降低舉債風險，也有助于防止將償債能力寄托于實際控制人身上。
（三）中介應盡心盡職地履行其不可回避的義務，對提供中介服務時可能存在的“利益沖突”要保持克制之心在金融市場的運行中，中介機構是投融資活動的橋梁和組織核心，應在盡職調查、信息披露、持續督導方面盡責。
（四）完善債權人司法救濟制度，破產和解、破產重整和破產清算都應當成為保護投資者的最后機制破產是保障債權人權益萬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也是對過度舉債而又無法有效率地使用資本的企業實施的必要懲戒措施。但中國尚未有效地實踐破產，結果債權人承擔的風險比普通股的風險還要大，導致很多時候債券的風險溢價比普通股還要高，這扭曲了股票與債券的市場定價機制，也助長了股票市場的投機。
（五）加強信息披露機制建設雖然現行信息披露制度形式完備，但存在突出問題：信息披露缺乏具體要求，執行力度嚴重不足，披露質量不佳，重大信息披露不及時或不披露也時有所見，財務數據的定期披露頻率過低或滯后時間過長。這些弊病使得債券投資者不能及時地獲取債務人信息，不能對潛在的信用風險作出及時的評估和反應。鑒于此，我們建議強制要求債券發行人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時性和頻率，按月公告主要財務數據；實行違約可能的預披露等。
參考文獻：
[1]劉曉琴.債券違約危機事件的對策研究[J].經貿實踐，2014：9091
[2]吳偉央.債券違約應對的國際經驗[J].全球視野，2014：8081
篇7
關鍵詞：漢景帝；黃老；黃帝四經；漢文帝
中圖分類號：K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3-0055-04
文景四十年之際，是漢王朝從秦末戰火中重新恢復、興起的時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時期。自近代學者夏曾佑首倡文景之治為黃老政治之后[1]，漢景帝便因“遵業”而隱于漢文帝之下，其政治主張也成為漢文帝“黃老之治”的延續。但是，《漢書》對漢代帝王多溢美之言，不能僅此判斷漢景帝尚恭儉、崇黃老。以漢文帝為政方針與《黃帝四經》所載黃老思想為對比，分析景帝的為政言行，可以看出其并非遵文帝“加之以恭儉”[2]的黃老之業，本人更不崇尚黃老無為之政。
由于學界對“黃老之治”本身的定義并不明確，與儒學的區分也并不鮮明，有人將其定性為道法家，有人將其定性為新道家，有人將其定性為黃學，因而很難為漢景帝對黃老思想所持態度定性。羅義俊[3]、古永繼[4]等學者雖然作出過文景之治非黃老之治的說明，但其將黃老之學的代表人物漢文帝的黃老思想也一并否定并不妥當，而且減弱了說服力。
《黃帝四經》是馬王堆出土的《經法》《十大經》《稱》《道原》4篇，被唐蘭等學者考訂為失傳已久的《黃帝四篇》，是現存最完整的黃老道家作品[5]，也是戰國時期黃老之學的成熟之作，《隋書?經籍志》以為“其《黃帝》四篇，《老子》兩篇，最得深旨”[6]；漢文帝是學界最早提出實行黃老思想的統治者，也是黃老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隋書?經籍志》認為，“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7]。以《黃帝四經》、漢文帝的為政言行為依據，對漢景帝的為政舉措和言行思想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其對黃老思想并不持肯定態度。
一、禮法分歧
有著前朝二世而亡的教訓，漢代帝王更加重視以德治國，但是在德的基礎上，又有著禮與法的分歧，黃老思想主張德法相輔，而儒家則主張德禮相輔。孝文、孝景二是青壯年即位，從其上位詔書上可以看出兩位皇帝治國思想的傾向。
《黃帝四經》中認為，“法度者，正之至也……精公無私而賞罰信，所以治也”[8]，確立法在治國中的重要地位，但其并非主張以法治國，而德刑相輔，即所謂“夫帳幣匝民，先德后刑，順于天”[9]。漢文帝除入宮當天夜里進行人員調動外，有史記載的第一份關于治國的詔書在文帝元年十二月，其詔書首先強調“法者，治之正也”[10]，確定法治地位，緊接著“除收帑諸相坐律令”[11]，減輕刑罰，重視德政，正是黃老思想以德為主、刑德結合的政治理念。
漢景帝則不然，在其即位不久，便下詔“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12]，引儒家“祖有功而宗有德”之語，闡述高祖、文帝功績，為其立宗廟、設禮樂，并制定了完整的宗廟祭祀制度――“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T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盵13]至中五年方才提到法令，而文帝口中的“法者，治之正也”也變成了“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14]，在治民中，以輕法為主，卻多次下令規范基層官吏，與黃老思想以法治民的思想相悖。
二、政治舉措
在對待中央官員方面，漢文帝以“君無為而臣有為”的黃老思想為核心，并不抑制相權發展；而在對待地方藩王時，也以黃老思想的重分封為主，對封國施行放任政策。漢景帝則不同，其一方面在中央加強皇權的絕對統治，一方面削弱地方藩王勢力，旨在加強皇權的行事風格與黃老思想背道而馳。
（一）中央君臣關系
在黃老思想當中，君無為而臣有為是“無為”之政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黃帝四經》中認為，執道者應該“上明于天之反，而中達君臣之半”[15]，“主執度，臣循理”[16]，首先提出君臣應該各守其職，雖未直接提出“君無為臣有為”之道，但為其后慎子的“臣事事，而君無事；君樂逸，而臣任勞”[17]張本，而對皇帝本人也提出“屈其身”[18]的修身觀點。漢文帝在位之時，便以此為是，以漢初軍功地主為相，并很少對其節制，使得文帝朝相權頗大，以至于丞相申屠嘉要殺文帝寵臣鄧通，文帝不得不算好時間“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19]，最終也并未歸罪這位折辱自己寵臣的丞相。
景帝時則不然，與漢文帝不同，漢景帝對皇權的重視程度很高，表現出對相權的強烈抑制。申屠嘉能在文帝朝打壓鄧通的氣焰，卻無法在景帝朝壓制另一個寵臣晁錯，“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朐。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景帝為晁錯辯解直言“錯無罪”，最終氣的申屠嘉“嘔血而死”[20]；而對于同樣與自己意見不合的周亞夫，“漢景帝于宴席中戲辱之，最后因其子為父買葬具之事，以‘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罪名，將其致于死地。身邊幾任丞相，得善終者，都是‘屏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于當世’的無礙皇權之人”[21]。
（二）地方藩國關系
在地方管理制度上，起源于戰國的黃老思想主張以分封制管理國家，《黃帝四經》認為取得土地之后，應該“列（裂）其地土，以封賢者”[22]。漢文帝幼年被封為代王，并以藩王的身份進入中央，延續了劉姓宗室對漢王朝的統治，加上其崇尚黃老思想，使其對藩鎮持肯定態度。因而文帝即位之初便“令郡國無來獻”[23]；又分封了河間、城陽、濟北、代、太原、梁等諸王；在賈誼《治安策》中提出藩王對國家的危險后，對“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的淮南王劉長僅僅“赦其罪，廢勿王”，將其封地分給其幾個兒子[24]；而對于“詐病不朝”的吳王則“賜幾杖”[25]，充分顯示了漢文帝“建國千馀，各守其地”[26]的封建主張。
與文帝不同，生于皇室、看重皇權的漢景帝對各藩王則持否定態度。早在晁錯獻給文帝的削弱諸侯、更定法令之言時，當時仍為太子的漢景帝便“善錯計策”[27]。在景帝即位后不久便用晁錯之策，削弱諸侯，雖然引起了七國之亂，使景帝削弱諸侯的計劃沒有完全達成，但其仍然減小了諸侯的實力，并在晁錯死后，不改削藩決心，在中五年下詔“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28]，收回諸侯國的官員任命權，并降低諸侯所屬官員品秩，大大削減了諸侯王的權力。
三、經濟舉措
從文景兩代的國庫積累可以分析兩代統治者的宏觀經濟政策。黃老思想注重藏富于民，即《黃帝四經》所言“賦斂有度則民富，民富則有恥”[29]。漢文帝時大量減免賦稅、開山川關澤、開地方鑄幣之禁便是這種思想的重要體現，賈誼因此提出“國已屈矣”[30]，雖然意在指出上下尊卑差別，但從側面反應出民富而國貧的現狀，這種富民政策執行到景帝初年，國庫空虛，七國之亂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31]，國家甚至不能完全供給軍費，各封君列侯甚至還需要通過“赍貸子錢”[32]維持生計。
而漢景帝則重藏富于國，在其統治時期，農稅雖然在文帝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但卻增加了鑄幣、關稅收入，因而國庫遠較文帝時豐盈，最終在漢武帝初年“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33]，描繪出國庫豐盈的情形。這說明，漢景帝一改文帝所行“藏富于民”的黃老方針，藏富于國，加強了中央對國家經濟的掌控。
（一）重農措施的差異
農業生產是封建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因而文、景二帝的執政理念中都蘊含著豐富的重農思想，但兩人措施并不相同?！饵S帝四經》有言，“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節，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節”[34]，漢文帝勸農的出發點也是“農，天下之本”[35]，其重農措施也如按《經法》所載“[毋]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治之安”[36]，以減免賦稅、減少民力征用為主。如二年“令列侯之國”“罷衛將軍軍”，十三年“除田之租稅”，后六年“令諸侯毋納貢”，并且“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37]，喪事從簡，皆是其節民力、重農事的舉措，也是其“加之以恭儉”之“儉”的由來。
漢景帝則不然，除減免租稅之外，漢景帝并沒有繼承文帝儉樸遺風，前六年“伐馳道樹，殖蘭池”[38]，中四年“置德陽宮”[39]，征伐民力修建陽陵。因為其重農舉措并非黃老思想的節民力，而是通過積極措施，勸民務農，如即位初下詔“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中三年“禁酤酒”，后二年“禁內郡食馬粟”，后三年“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等等[40]。
（二）控制力度的差異
黃老思想在經濟方面表現出放任的特點，并讓利于民，即《黃帝四經》所言“從其俗”[41]、“[有]得者，發禁（馳）關市之正（征）。ㄒ玻”[42]。漢文帝在位時，即便災害嚴重，除免賦稅、開山澤之外，其勉農也常以親身勞作、入粟拜爵等間接方式進行，而無其他直接舉措，如文帝后元年出現水旱災害，漢文帝明知“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43]，卻只是讓臣下議論，而并未直接下達禁令。在金融方面，漢文帝還在四年時，“除盜鑄錢令”[44]，放開鑄幣權，允許民間仿鑄。
漢景帝則相反，發生自然災害時，其常常以行政手段促進農業生產，如前文所說聽任民眾遷徙、禁止拿糧食喂馬、禁止賣酒等等。同時，漢景帝通過工商業增加國庫收入的觀念也與文帝不同，如在前四年“復置諸關”[45]，一方面是七國之亂之后的國防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加強對商賈的管理；中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46]，在防止偽金之患的同時，加強了貨幣管理，均是在工商業方面，增加國庫收入，以彌補減免農稅所帶來的損失。
四、對匈奴態度
自高祖時起，匈奴就是漢王朝北方的重大隱患，雖然一直實行和親政策，兩國關系卻時好時壞，匈奴更是常常南下。由于秦末動亂，中原社會經濟凋敝、百廢待興，漢王朝在與匈奴的對抗過程當中一直是弱勢的一方?！饵S帝四經》當中提出了“先屈后信（伸）”的以弱對強之策：“人強朕（勝）天，慎辟（避）勿當。天反朕（勝）人，因與俱行?！盵47]即在敵國強盛時，要小心避開，待敵國由強轉弱時，再趁機征討。
面對匈奴的頻繁南下，漢文帝以黃老思想為據，在敵國強盛時，避其鋒芒，以防守為主，靜待匈奴衰弱，而沒有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晁錯先后上《言兵事疏》三策、《守邊勸農疏》《募民實塞疏》等諸對策，希望文帝能夠積極應對匈奴，“壹大治，則終身創矣”[48]，但是文帝雖然重視其策論，但最終仍取黃老的“慎避勿當”之策，只采取了“募民徙塞”等被動防御措施，雖然頒布了“馬復令”，但只是倡導民間養馬，力度并不大，可見其并無遠征匈奴之心，即使匈奴殺北地都尉、燒回中宮、偵騎深入甘泉之時，文帝憤怒到想要親征，漢軍也只是將匈奴“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49]。
漢景帝則不然，漢景帝在位時期，雖然經過前幾代國君休養生息的政策，社會生產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在聲勢浩大的七國之亂之后，漢王朝的國力又被嚴重削弱。在這樣的情況下，漢景帝雖礙于形勢，同樣以防守為主，但并不甘心一直被動防御，已經開始采取措施為反擊匈奴做準備。
漢景帝采取了晁錯在文帝朝的建議，一方面全面加強馬政建設，“始造苑馬以廣用”[50]，在西北地區設立馬苑，按應劭引《漢儀注》“太仆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51]，從文帝時的鼓勵民間養馬變為官方機構大量養馬，數量多達30萬匹，甚至在中六年引來匈奴人入上郡劫苑馬，可見其征討匈奴之野心，雖有擾民之憂，但卻能快速加強騎兵建設，為日后征伐匈奴做準備；另一方面，對匈奴采取誘降政策，并且成功的在中三年誘降了安陵侯子車、桓侯賜等7位匈奴王率眾歸漢。
五、對禮儀與節儉的態度
黃老思想注重形名一致，卻并不重視禮制，而是主張通過刑罰與道德來規范人民，推行形名之道，因而在《黃帝四經》中基本沒有關于禮制的闡述，而是主張正民“以刑與德”[52]，而且其所主張“[毋]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的節儉之道，本身便與勞民傷財的禮制相矛盾。
《史記?禮書》記載，“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53]，漢文帝不重儀禮，可見一斑，以至于賈誼把“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幾幸，而眾心疑惑”作為“可為長嘆息者”[54]；同時，孝文帝是漢代少有的節儉之君，“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即便是諸帝王最重視的陵墓，也“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55]，可以說是重節儉輕禮儀的代表。
漢景帝則相反，雖然其并無武帝的驕奢逸，但遠不如文帝節儉，而是更加注重禮儀。漢景帝剛一上位，便下詔為先祖設宗廟樂舞，并重用晁錯修改禮儀制度。在皇陵建設上，更是一改其父“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的節儉作風，在景帝前五年即開始修建陽陵，募民前往，按《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所言，其陵墓“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56]，遠超大多漢代陵墓，更不用說與“因其山，不起墳”的霸陵相比了。而這種思想也可能使其違反父親遺志，厚葬霸陵，是霸陵、杜陵陪葬珍寶頗多[57]的可能來源之一。
《史記》記載，“孝文好道家之學”，“本好刑名之言”[58]，而漢景帝則不同，只是因竇太后好黃老，“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59]，“不得不”一詞也體現了漢景帝并不推崇黃老之言。在景帝朝，由于漢文帝及竇太后尊崇黃老的原因，黃老之學的勢力較大，而儒學勢力也在興起，兩派斗爭日趨激烈，儒生博士轅固生稱黃老之術為“家人言”，黃老之學的捍衛者竇太后則稱儒家為“司空城旦書”[60]。在這樣的情況下，漢景帝在黃生與轅固生辯論湯武受命的問題上，能夠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其后仍能幫助把老子書說成是“家人言”的轅固生脫困，又任命其為清河王太傅，也充分說明了其本人并不崇尚黃老之道。
漢景帝在位時期，注重禮制，減輕刑法。政治上，其一方面抑制相權的發展，一方面削弱地方藩王勢力，加強皇權的地位；在經濟上，其注重藏富于國，加強經濟管控；在軍事上，其誘降匈奴，廣置馬苑，積極準備對匈奴的反擊，這些舉措都與《黃帝四經》及漢文帝施政方針所表現出來的黃老無為思想相矛盾。再結合漢景帝的言行，可以看出，其本人并不崇尚黃老無為之道，而是用晁錯所教帝王之術，平衡儒道勢力，增強帝王權威，為日后漢武帝獨尊儒術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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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廉價勞動力緊缺
自從2002年年底以來，有技術的制造業工人一直處于緊缺狀態，過去兩年中這部分工人以及其他大多數城市工人工資上漲的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長速度。而另一方面，非技術工人的短缺在中國則是前所未有的。
自2004年年初以來，珠江三角洲報告缺少200萬來自農村的制造業勞動力，而這種短缺的跡象迅速蔓延至其他沿海省份，目前甚至波及到內陸城市。制鞋廠及紡織廠等低端的制造企業突然經歷了農民工供應枯竭的苦惱――而過去20年中，這種供應似乎是沒有窮盡的。
為了解決招聘困難的問題并留住工人，許多雇主都采取了增加工資或工資以外的福利、改善工作環境等辦法。盡管數據公布的頻率不高，使得我們無法對福利成本增加的水平和速度及時作出評估，但季度性調查數據表明，農村勞動力的現金工資2004年上半年較去年同期提高了14．3％，2003年上半年的增幅為3％2002年上半年則下降了2％。
什么導致了失衡
毫無疑問，繁榮的經濟使得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特別是制造業和建筑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尤甚。另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國打開了新的出口市場，為此，中國需要進一步利用其勞動力資源充足這一比較優勢。
但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中國的剩余勞動力還有多少?據某些人估計，農村地區仍有大約1億人的剩余勞動力，據傳聞，多數有勞動能力的已經進入了城市的，留在農村的只有婦女、老人和小孩。
導致勞動力供應形勢逆轉的有三個因素：
――中國勞動力增長率的高峰已過。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開始執行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導致總人口和勞動力的增長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均有所下降。
――中國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迅速提高，特別是年輕一代，這導致傳統的、沒有技術的勞動力供應減少。
――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也使得農村勞動力減少。農村居民占總人口的比例1980年為81％，1990年為74％，2003年為59％。
這意味著什么
農村消費勢頭看漲。農民收入增加肯定會令中國政府滿心欣喜，因為這是今年的一項明確的政策目標。農民收入增加可能刺激農村消費的增長，多年來農村消費一直落后于城市消費。
屈貨膨張壓力將更為持久。收入的增加和糧食價格的上漲一樣，對宏觀經濟政策管理而言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中國今后面臨通貨膨脹壓力因此會變得更大，持續時間也會更長。
中國將輸出屈貨膨張尸因為全球多種制造品的邊際價格是由中國確定的，中國勞動力的工資以及通貨膨脹預期有著深遠的影響。除了其他投入價格(例如：電力和商品價格)上漲之外，工資的上漲可能會加劇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上漲的壓力，另外，中國央行遲遲不肯抑制通貨膨脹可能導致全球通貨膨脹的預期上升。
篇9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保ㄗⅲ篋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保ㄗⅲ篈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保ㄗⅲ篞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保ㄗⅲ篜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保ㄗⅲ篜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顒印?/p>
2.財政活動除了作用于宏觀經濟的內容之外，僅就其本身對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來看，則應視為是一種微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否則的話，將財政活動等同于宏觀調控，而財政干預企業市場活動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必要的，其結果實際上是為政府和財政隨心所欲地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來，人們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干預和插手企業的正常市場活動，其理論根源就在于此。這點，在防止政府和財政隨意干預企業問題上，是可資借鑒的。
篇10
關鍵詞：盈余管理；治理因素；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82；G32 文獻標識碼：B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指上市公司為了特定目的對盈余進行操縱的行為（章永奎、劉峰，2002）。貨幣政策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貨幣政策寬松或偏緊直接影響企業能否融資、融資規模與成本。中國企業應對貨幣政策緊縮，進行盈余管理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融資渠道單一，二是存在“門檻效應”。Allen (2005)的研究表明中國銀行業在經濟中的作用遠大于證券市場，銀行信貸仍然是企業主要融資渠道。因此，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主要是銀行貸款（盛松成、吳培新，2008），會計信息對銀行貸款決策有顯著影響（Leftwich，1993；孫錚、李增泉、王景斌，2006）。通貨緊縮時期，一方面銀行往往壓縮貸款規模，提高貸款條件；另一方面，近年來直接融資在加快發展（2010年滬深股市共募集資金10068億元，創全球第一），但貨幣政策由寬松轉向從緊會帶來股市的劇烈震蕩，通過IPO或增發、配股來融資將更為困難。
在股票發行核準制下，監管部門也傾向將那些業績更為優良公司批準上市融資(證監會對IPO、配股或融資始終有業績方面的要求)。企業有動力通過盈余管理提升業績迎合監管部門的偏好。因此，在銀行主導的資源配置模式下，當央行應用貨幣政策調控實體經濟時，特別是在緊縮性貨幣政策下，中國上市公司是否會應用盈余管理粉飾業績，為獲得新增貸款或股市融資增加主動性①？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中國銀行信貸資源及上市資源配置主要傾向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融資較困難，則國有、民營兩類上市公司是否會做出不同會計行為選擇？上市公司中一些企業由于連續虧損面臨退市成為“ST”公司,這些企業在緊縮性貨幣政策下是否有著更強烈的動機通過盈余管理提升業績，從而獲得信貸或股市資源支持？作為外在市場準入約束，交叉上市要求更透明的信息披露和更完善的公司治理，從而能夠提高公司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對稱性。交叉上市是否會降低上市公司在面臨貨幣政策緊縮時盈余管理行為？而且央行貨幣政策工具多種多樣，使用不同的貨幣政策工具是否會對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產生一致的影響？基于公司治理研究視角，本文對貨幣政策對微觀經濟主體會計行為選擇的內在關系做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對于從緊的貨幣政策，研究表明中國上市公司非經常性損益顯著正向增加，表明可能存在著盈余管理行為。央行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民營上市公司相對于國有上市公司、ST公司相對于非ST公司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而交叉上市則有效降低了盈余管理水平，公司治理因素對微觀經濟主體會計行為選擇影響顯著。但是，當央行調整貸款利率時，不同治理結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沒有顯著差別，表明公司治理因素未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產生作用。并且，相對于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企業對貸款利率更敏感。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可能主要通過營業外收支而非投資收益來進行盈余操縱?？傊?，貨幣政策及公司治理因素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有著復雜而深刻的影響。
本文基于滬深股市上市公司大樣本數據，利用廣義最小二乘法，研究了貨幣政策對公司會計政策選擇的異質性影響，為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經濟主體影響提供了全新的微觀證據；基于新興證券市場的特殊國情，引入上市公司所有權特征、財務壓力及外部監管這些內外部治理因素，為研究貨幣政策對公司會計行為選擇提供了新的視角。
二、 研究假設
一般認為盈余管理是企業利用會計政策的可選擇性來實現自身利益的會計行為（Scott,1997；Romen&Yaari,2008；劉峰，2000）。但是，在實踐中很難將盈余管理與會計造假嚴格區分開來。盈余管理破壞證券市場會計信息的有效性，損害投資者的利益。公司治理因素對盈余管理有著重要影響。按照現代企業理論的觀點,企業本質上是各利益相關者(股東、債權人、管理者、員工、客戶、供應商和政府等)締結的一組契約。由于契約的不完備性和經濟人的自利性,處于內部控制人地位的控股股東和管理層有可能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損害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公司治理的目的是解決委托關系中信息不對稱和利益沖突問題,保證公司管理層能夠最大限度地從維護投資者利益的角度出發經營公司。有效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通常是以追求公司價值最大化為目標,受此治理框架約束的管理者唯有真實提高公司業績才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因此，公司治理有效性對企業盈余管理有重要影響，研究證明公司所有權性質、股權結構、外部監管等因素對盈余管理都有影響（Johnson，1999；leuz,2003；黃少安、張崗，2001；杜興強、溫日光，2007；孫錚等，2006）。
這些研究主要從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外部治理環境來解釋公司治理對盈余管理的影響，沒有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對微觀企業的異質性影響。就貨幣政策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國外學者主要研究貨幣政策對企業融資的影響。如Kashyhap et aL(1993)利用美國季度數據證明緊縮性貨幣政策會改變企業內外部融資結構，總體導致外部貸款融資總量下降；Oliner&Rudebusch(1996)利用三十四年的美國制造業數據表明緊縮性貨幣政策會顯著影響小公司的內部融資；Ghosh & sensarma(2004)利用印度數據，表明貨幣政策對企業融資行為選擇有影響。而目前國內學者對于貨幣政策對于微觀經濟主體經濟行為異質性影響研究尚不多見，主要有陸正飛、祝繼高（2008）研究了貨幣政策對企業現金持有水平的影響；陳鵠飛（2010）研究了貨幣政策對企業最優融資的影響等。但是，這些研究也沒有涉及貨幣政策對微觀企業的會計行為選擇的影響。在我國，政府通過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經濟主體進行調控，主要體現在增加或減少企業的經營成本。不同治理特征下的上市公司必然會做出不同的會計行為選擇，減少貨幣政策對自身的沖擊。
例如銀行對于新增貸款有嚴格的審批程序，對盈利能力等會計信息比較重視（饒艷超、胡奕明，2005）；債權人和債務人通過債務契約確定債權債務關系，債權人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通常會在契約中加入一些限制性條款，比如要求債務人維持一定標準的資產負債率、利息保障倍數等，以此作為在貸后管理確定債務人是否存在違約行為的依據。而在緊縮性貨幣政策下，銀行對客戶貸款申請的審查及貸后管理更為嚴格，因此企業在申請貸款及貸后經營中均有動機進行盈余管理。
再比如發行上市（IPO）及上市后再融資也是公司解決資金來源的重要渠道。從緊的貨幣政策會導致股市進行調整，此時在股票市場進行融資會受到嚴格限制。在上市資源實行審批制的大背景下，只有那些財務業績異常優異才會受到監管部門青睞優先發行上市。企業有動力通過盈余管理提升業績迎合監管部門的偏好,因而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設：
H1：央行實施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時，上市公司可能進行正向盈余管理以增加利潤。
根據以往的研究，本文引入控制權性質、財務壓力、外部監管等，考察公司治理因素對上市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首先將上市公司控股權性質分為國有、民營。在中國，國有控股公司由于所有制的優勢享受著超市場待遇，表現在信貸資源分配上存在貸款軟約束的情況（林毅夫、李志斌，2004），政府實際上為國有企業貸款提供了一種隱性擔保（孫錚、李增泉、王景斌，2007）。在法制不完善、信息嚴重不對稱的市場環境中，銀行更愿意向政府背景的國有企業放貸，而不愿意向缺乏有效擔保的民營企業傾斜。監管部門也愿意優先安排國有企業上市或再融資。這從降低風險角度是一個理性選擇。因而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
H2：央行實施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時，相對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民營上市公司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
我國自1998年4月22日起對連續三年虧損上市公司實施特別處理，從而開始建立上市公司的退出機制。那些被“ST”的上市公司面臨著較大的財務業績壓力，因此本文將是否被ST作為財務壓力大小的劃分標準，即按照是否被ST將所有樣本公司分為兩類：ST類公司表示財務壓力大，非ST類公司表示財務壓力小。本文提出第三個假設：
H3：對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ST公司相對于非ST公司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
更多、更規范信息披露能有效地保護投資者利益，交叉上市公司接受更嚴格的法規要求，其信息披露更透明、公司治理結構也較完善（Dojdge,2001；Leuz,2006）。在成熟市場有效監管下，交叉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將付出昂貴的成本。因此，本文用是否交叉上市作為面臨外部監管嚴格與否的劃分標準，提出第四個假設：
H4：對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交叉上市公司相對于單一上市公司能夠有效降低盈余管理
央行運用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運行時，有多種政策工具可以使用，不同政策工具所給企業帶來的預期是一致的，因此我們提出第五個假設：
H5:央行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進行調控，對不同治理特征的企業會產生相同的影響。
三、 研究設計與實證檢驗
（一）樣本選擇
本文以2002-200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按證監會行業分類標準），并按以下標準篩選：（1）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2）至少連續上市兩年以上；（3）剔除樣本期間所有權性質發生變化以及資產重組導致主營業務發生改變的公司；（4）剔除相關數據缺失的公司。我們最后得到941家公司26348個公司/季度觀測值。數據主要來自Wind金融數據庫，部分來自CSMAR數據庫。主要采用SAS進行數據整理，Eviews6.0軟件進行模型計量。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盈余管理衡量指標多種多樣,國內研究大多采用應計利潤分離模型。國外成熟市場的應計利潤分離模型在我國并不一定適應。我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都相當倚重于非經常性損益。已有研究表明非經常性損益（利潤表中表現為線下項目）確實對上市公司扭虧乃至后續年度是否繼續虧損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其作用遠大于扣除非經常損益后的操控性應計利潤（魏濤、陸正飛、單宏偉，2007；張昕，2008）。目前，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著通過非經常性損益項目進行盈余管理、調節會計利潤的現象,且部分公司借助非經常性損益,迅速達到了改善經營業績、扭虧為盈的目的。因此,本文采用季度非經常性損益與季度初總資產的比例作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標，即該指標越高，上市公司通過線下項目進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大。
目前，中國上市公司線下項目主要包括投資收益（TZ）、營業外收支凈額（YYW）、補貼收入（BT），投資收益是指企業從股票、債券或對其他企業的股權投資中所獲得的收益（或損失）；營業外收支凈額是營業外收入減去營業外支出的差額，主要包括企業發生的與其生產經營無關的非營業活動產生的收入與支出，如固定資產盤盈、盤虧，債務重組收益或損失、資產重組收益或損失等；補貼收入主要包括稅費返還、政府補助收入等內容。在2006年新準則中，補貼收入納入營業外收入進行核算。因此，在對非經常性損益性進行檢驗的同時，本文也對非經常性損益的這兩個子項投資收益和營業外收支凈額進行檢驗，目的在于考察上市公司主要通過線下項目哪個科目進行盈余管理，以便提請審計師關注。
2．解釋變量。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取消信貸規模限制，貨幣政策調控方式由直接向間接轉變。央行通過控制貸款基準利率來影響貸款價格，通過法定存款準備將來影響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和貨幣供給。本文以一年期銀行貸款基準利率RATE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CRR作為作為貨幣政策解釋變量的變量?？紤]到不同治理類型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特征，根據研究目的，本文設定三個啞變量第一個為SEOi區分終極控制人類型，數值0代表國有，數值1代表民營；第二個為STi區分公司財務風險，數值1代表ST公司，數值0代表非ST公司；第三個為CROSSi用來區分是否交叉上市，內地單一上市公司賦值1，同時在香港或海外和內地上市公司取 0。
3．控制變量。為控制公司自身特征對盈余管理的影響，提出如下控制變量：
（1）公司規模（Size）。這里選用季度期初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作為衡量公司規模的控制變量指標。
（2）盈利性(Roa)。由于上市公司可能通過非經常性損益調控凈利潤，須用反映主營業務利潤的營業利潤來消除盈余管理對企業盈利能力的影響。因此，用經過調整后的能夠反映企業整體資產收益情況的季度總資產營業利潤率，作為公司經營狀況的控制變量，即Roa=季度營業利潤/季度初總資產。預期主營業務盈利能力較強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的動機較?。欢芰^差的公司，出于配股等動機操縱盈余的可能性則較高。
（3）資產負債率(Lev)。即季度初負債占季度初總資產的的比重。
（4）年度與行業控制。根據已有的文獻與研究慣例，本文用行業啞變量控制不同行業公司之間的差異（按證監會行業劃分，并對制造業做了細分，共形成20個行業），并控制了年度的影響。本文建立如下模型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與貨幣政策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
其中i=1,2,…,代表樣本公司個數；t=1,2,…,28,代表觀測季度數；Yit代表公司i在第t個季度的盈余管理行為；Levit、 Roait、Sizeit為控制變量，用來控制公司自身因素的影響；Seoit、Stit、Crossit代表公司治理類型，共3個啞變量；eit為殘差項；β1計量貨幣政策對公司盈余管理行為的直接影響；β2-β4計量不同治理公司對貨幣政策變動的異質性影響。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采用面板數據（Panel Data）來研究貨幣政策對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相對于橫截面數據或時間序列數據，面板數據具有很大的優點：（1）降低變量間的共線性（2）控制異方差（3）提高自由度（4）控制時間對橫截面成員的影響等。Hausman檢驗表明，應進行隨機效應回歸。本文運用面板數據和廣義最小二乘法檢驗貨幣政策、公司治理和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
四、實證檢驗
（一）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1．樣本總體的描述性統計，表1是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表中數據看上市公司總資產營業利潤率均值為負，這說明主營業務經營狀況并不理想，存在通過非經常性損益調整利潤的可能性。且中國上市公司平均負債率較高，出于債務契約的剛性約束，企業有動機進行盈余管理以滿足債務合同條款的要求。
2．非經常性損益的描述性統計。圖1-圖5更為直觀地列示了非經常性損益與貨幣政策變量-存款準備金率、貸款利率之間的變動關系（為便于比較，對相關數值單位進行了統一，以下圖表數據均如此）。圖1給出了各觀測對象非經常性損益都取絕對值（即不考慮盈余操縱的方向）時，各期非經常性損益總和與均值的變化。從圖中可以看到，貨幣政策較為穩定時（2002年1季度至2006年1季度），非經常性損益也處于一個比較穩定的水平。隨著貨幣政策逐漸收緊（存款準備金率、貸款利率處于上升水平，時間為2006年2季度至2008年3季度），非經常性損益有了顯著上升。
在考慮了盈余操縱的方向后，本文發現上述情況依然存在。在貨幣政策穩定時，上市公司非經常性損益較低而且穩定，特別是第四季度非經常性損益顯著為負。在貨幣政策從緊時，非經常性損益正向增加，特別是第四季度非經常性損益顯著為正，較貨幣政策穩健時非經常性損益變化對比明顯。
圖3-圖5列示了加入治理因素后(不考慮盈余管理的方向)，非經常性損益對貨幣政策的相對變化。相對于國有上市公司和非ST類公司，民營和ST類上市公司非經常性損益變化方向一致且更為顯著。盡管交叉上市公司非經常性損益變化在貨幣政策穩健時與單一上市公司變化方向一致，但在緊縮期變化方向相反。
（二）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表2為主要變量的相關性分析表，從表中數據看貨幣政策兩個變量之間存在正的相關性，因此這這兩個變量不能放在一個回歸方程內，否則可能導致共線性問題。其他變量之間不存在相關性問題，可以進行回歸分析。
（三）多元回歸分析
1．本文以存款準備金率為貨幣政策變量進行回歸，得到如下的回歸結果（見表3），其中（1）為不包含啞變量的回歸。
對所有模型中，CRR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因此，在央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時，非經常性損益正向增加，上市公司有可能通過非營業活動來進行盈余管理。通過模型a可以看到CRR_SEO、CRR_ST、CRR_CROSS系數顯著為正，民營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ST類上市公司相對于非ST類上市公司，單一上市公司相對于交叉上市公司非經常性損益正向變化更大，民營企業、ST類及單一上市公司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
結合我國現有金融體制，本文認為這種現象是民營企業融資困難的結果。國有企業由于體制上的優勢、政策上的傾斜、政府的隱形擔?？梢源_保在融資上的優勢，比如國家對四大商業銀行花費巨資進行股份制改造、對虧損累累的國有幾大航空公司注資，央行貨幣政策變動對他們影響有限。因此，通過盈余管理提高業績以取得融資優勢動力不足。但是，民營企業通過盈余管理來提高業績破壞了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會更加惡化在融資方面的位置，形成惡性循環。所以，在緊縮期間需要對民營企業進行特別的融資支持，改善民營企業在融資方面的地位，使民營企業獲得公平待遇，減少它們的盈余管理行為。
ST類公司是那些連續虧損被交易所特別處理的上市公司。由于面臨摘牌的風險，這類公司對可能造成經營成本上升的宏觀經濟政策變動比非ST類公司更加敏感，因此會進行更大力度的盈余操縱以抵消從緊的貨幣政策引起的財務狀況惡化帶來的壓力。
“綁定效應”理論認為交叉上市公司相對于單一上市公司，到監管更加嚴厲的市場上市將承諾承擔更多、更嚴格的信息披露責任,接受更嚴格的監管。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投資者信息不對稱的風險,同時國外市場完善的法律體系和高效的執法效率還能降低投資者的監督成本和訴訟成本,抑制控股股東以及內部人對控制權私人收益的追求,提高外部投資者的保護水平。因此，嚴格的外部監管將使交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顯著低于單一上市公司。
模型b、c考察了公司可能通過線下項目哪個科目進行盈余管理。模型b給出了投資收益比例衡量的盈余管理與貨幣政策的相關關系。由于CRR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央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時，上市公司可能通過投資收益來提高凈利潤，模型有效。模型c則考察了以營業外收支凈額比例作為衡量指標與貨幣政策的相關關系。CRR在1%水平上顯著，上市公司也通過營業外收支來提高利潤，而且系數遠大于對投資收益的回歸系數。因此，我們可以判斷上市公司主要通過包含資產重組、債務重組、內部資產交易、政府補助等在內的營業外活動進行利潤操縱，提示注冊會計師判斷企業盈余管理要關注“營業外收支”科目。
2．當央行運用不同的貨幣政策措施（例如利率）來調控實體經濟時，上市公司是否會做出不同的反應？利用前面得到的上市公司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回歸數據，計算出每季度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對上市公司非經常性損益的影響，并將其剔除，那么余下的非經常性損益的變化就是其他因素帶來的。我們就以這個扣除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影響后的非經常性損益作為被解釋變量，以貸款利率為貨幣政策變量進行回歸，表4則給出了回歸結果。
在所有模型中，RATE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在央行提高貸款利率時，非經常性損益正向增加，上市公司可能通過非營業活動來進行盈余管理以對沖貨幣政策帶來的負面沖擊。從模型a中發現RATE系數為0.54遠大于CRR系數0.12；而RATE_SEO 、RATE_ST、 RATE_CROSS系數的t檢驗值均不顯著，說明國有與民營、ST與非ST、交叉上市與非交叉上市公司應對貸款利率上升而進行盈余管理水平沒有顯著差別，公司治理因素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是抑制失效。結合我國現實情況及模型回歸結果，可以推測貸款利率對企業會計行為的選擇有更大的影響力。央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只會影響部分公司的融資需求，那些擁有充足現金流或本身就是銀行優質客戶的公司不會受到什么影響，而央行上調貸款利率則增加了所有公司的經營成本，因此就平均意義上而言，企業對貸款利率上升的反應程度必然要大于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由于貸款利率影響的所有企業，所以不同治理結構公司之間所作出的反應也是相同的。與假設4不同，不同貨幣政策工具對不同治理結構公司會產生異質性的影響。
模型b、c檢驗了貸款利率調整時上市公司可能通過線下項目哪個科目進行盈余管理?；貧w結果與對存款準備金率回歸的結果一致，上市公司主要通過營業外收支進行盈余管理，在此不再贅述。
3．其他控制變量和盈余管理的相關關系。綜合以上模型、共12個回歸結果中各控制變量和盈余管理的關系，有如下發現：
（1）資產負債率。研究發現公司資產負債水平同盈余管理各衡量指標無顯著關系，這同王新漢（2007）的發現是一致的。由于企業進行盈余管理主要是為了獲得新增貸款或上市融資，表示以往負債水平的資產負債率同當期盈余管理行為之間并無關系，因此債務契約假設在中國可能并不成立。
（2）盈利性。本文用總資產營業利潤率取代研究中常用的凈資產收益率，作為代表企業盈利能力的指標，該指標代表了企業的主營業務盈利能力。研究發現企業盈利能力同盈余管理顯著負相關，即企業主營業務盈利能力越強，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越低。
（3）公司規模。研究表明公司規模同盈余管理顯著負相關。企業規模越大，一般而言管理水平越高，受關注程度越高，也是監管的重點，因此企業較少通過盈余管理來提高業績；而小公司更有可能進行一些盈余管理活動。另外，公司規模越大，投資收益越高，表明大公司有能力對外進行投資，而且能夠進行有效管理。如小公司獲得巨額投資收益應當引起注冊會計師的高度關注。
（四）穩健性檢驗
ST類公司較易操縱利潤以避免退市（陸建橋，1999；蔣義宏、王麗琨，2003；徐文靜，2009；翁黎煒、黃薇，2010）。為控制ST類公司對回歸結果的影響，在剔除ST類公司之后，本文對模型重新進行回歸，主要結果保持不變（見表5）。
五、研究結論及主要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了貨幣政策對微觀經濟主體會計行為選擇的異質性影響，研究表明貨幣政策會影響企業的會計行為。就整體而言，在央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下，企業會提高非經常性損益來抵消貨幣政策負面沖擊。在此基礎上，本文引入了控股權性質、財務壓力和外部監管等公司治理因素，考察其對盈余管理的影響，證明公司治理因素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會產生影響：央行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時，民營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ST類公司相對于非ST類公司會進行更有可能進行盈余操縱；交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顯著低于單一上市公司，所有權性質、財務狀況及交叉上市等內部治理因素企業盈余管理產生影響。
通過進一步研究還發現央行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調控實體經濟時，企業對不同貨幣政策工具的反應程度不同，不同治理結構的企業對同一貨幣政策工具反應也不相同。當央行調整貸款利率時，不同治理結構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沒有顯著差異，公司治理因素對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失效。研究表明相對于央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貸款利率的上調對企業會計行為選擇影響更大，因為貸款利率直接影響企業經營成本。因此從維護證券市場會計信息的角度，提高貸款利率對企業影響巨大，作為緊縮貨幣政策工具應當慎用，應當更多地使用非價格政策工具；同時還表明上市公司在應對從緊的貨幣政策時，主要采用營業外收支項目而非通過投資收益進行盈余操縱。
2008年以來，為應對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央行配合政府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確保了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2010年之后隨著我國及世界經濟逐步恢復，過剩的流動性導致的通脹開始抬頭，央行貨幣政策目標也從“保增長”轉向“抗通脹”，開始收緊流動性。在這一背景下，應提醒投資者和審計師關注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同時，也要從健全企業內部治理機制，完善外部治理環境等企業治理因素方面提高企業會計信息質量。
注釋：
① 本文并不否認緊縮期上市公司出于其他目的進行盈余管理，而不僅僅是為了獲取貸款，但盈余管理最終結果都是降低了會計信息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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