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縮的經濟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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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直認為2003年的宏觀經濟實際已經過熱并且必須采取嚴格的措施抑制經濟繼續膨脹，而社會上對經濟是否過熱以及過熱性質的判斷卻一直存在著爭論。然而，從2003年11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2004年2月全國銀行、證券、保險工作會議，再到剛剛結束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宏觀決策部門日漸對經濟過熱的性質及其嚴重性形成較為一致的看法。我們預計中央政府將在下階段繼續加大宏觀經濟調控的緊縮力度。

前一階段，宏觀緊縮性措施對抑制投資過熱而帶來的經濟總體過熱的政策效果不明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調控措施的“藥不對癥”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利益方面的不一致。

此次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上調，政府再次運用宏觀調控的總量政策。雖然此次僅上凋了0．5個百分點，但其緊縮性的效果將由于差別化存款準備金率制度的建立、以及再貼現利率的浮動而增強。同時我們也認為，由于巾同市場體制的微觀機制尚未完全建立，這種以經濟手段為主、總量控制的宏觀緊縮應該輔以更為嚴格的行政性、結構性調整的措施，包括嚴格控制新月工項目、認真清理在建項目、嚴格土地管理、深入開展土地市場治理整頓等等。我們順測下階段將有相關的結構性調整政策出臺。

存款準備金率的上凋以及陸續將出臺的緊縮性宏觀調控措施將使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并對與投資需求相關較密切的上游行業帶來較大的影響。雖然近中期內經濟有回落的風險，但是及時的緊縮性措施有利于控制由于投資過度而帶來的經濟過熱，實現經濟的“軟著陸”。任何延緩將增火令后進行調整所帶來的代價。有效的宏觀緊縮措施出臺的時間越晚，經濟“硬著陸”的可能性就越大。

中國經濟中目前最大的風險在于低效率下的高投資增長，而這些投資往往又以銀行貸款作為資金的重要來源。這種靠“借束的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因此，雖然采取全而的緊縮性措施會帶來經濟增長減速，但“兩劣之中選次劣”，及時的宏觀緊縮總比風險積累到更人程度之后再進行緊縮的代價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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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政策 企業經營管理 影響

經濟政策主要是指為了實現現有人員的就業問題，保證價格水平的穩定發展，促進國際之間的收支達到平衡，以及推進經濟飛速提升等宏觀性的經濟政策目標，同時能夠加強經濟福利，有效控制經濟問題的情況下，國家及政府針對性制定的指導原則與措施。經濟政策又可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大類。宏觀經濟政策是指財政等政策；而微觀經濟政策是指為了市場經濟能夠運作正常，政府確立的法律條例等。

一、經濟政策內容

在制定與經濟政策時，應當確保其連續性，嚴禁出現忽左忽右的情況，防止給市場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在制定和實施相關經濟政策時，也應當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在遭遇特殊情況時應當視情況來判斷問題，并且及時針對問題對政策中出現疏漏進行調整改革。經濟政策是否正確，關系著是否能夠有效促進經濟發展。無疑正確的經濟政策對經濟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而錯誤的經濟政策也必然會給經濟的發展帶來極大的阻礙，甚至可能導致經濟發展遭到破壞。國家與政府在對經濟政策進行制定時，主要包含，圍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主要戰略方針和產業政策，通過有效控制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來確保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并結合實際情況不斷對產業布局進行調整規劃；通過制定財政、貨幣政策，以及財政與信貸之間的平衡政策，來有效促進消費與積累存在的比例，進而有效確保社會財力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性，保證貨幣的發型量，防止出現通貨膨脹等情況；通過建立其收入分配政策，能夠為消費需求提供發展導向，進而達到優化消費結構的作用，以保證消費基金與積累基金之間的平衡比例，控制通貨膨脹的情況出現。

二、經濟政策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影響

(一)擴張性財務政策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影響

財政政策主要包含了擴張性與緊縮性兩大方面，這主要是按照財政政策對經濟發展所起到的不同程度的影響來進行辨別區分，而擴張性政策是通過減少稅收收入，提高政府支出等手段。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若出現供大于求的情況時，可通過擴張性政策對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進行合理調整，已達到有效控制供需之間的平衡性。在政府對稅收進行調整時，由于加大支出或者降低稅收等方式，會使社會總共需求出現上升，這時對企業產品的需求也隨之加大，為此，企業應當及時抓住時機，并結合實際情況，做出正確有效的決策。通過整頓管理體系，快速提高生產效率，加大產品出產數量。并從采購原料開始進行改革，改革過程應當包含生產要素，加大生產質量的監督管理，強化物資的控制，優化薪酬的分配制度等方面，進行科學調整，以此來確保更加優質的產品進入到市場銷售行列中。當然，在銷售中，市場的需求并不是永無止盡的，因此，企業的掌舵者應當結合實際情況準確掌握生產數量，并注意控制產品質量，嚴格控制所生產產品的質量達到標準化，確保在取得最大利益的同時能夠滿足市場的迫切需求。作為企業的決策者應當明白，擴張性政策不可能永遠存在，因此，應當及時做好市場調查研究工作，掌握了解消費者的喜好及需求，結合市場的規律，有效確保企業經營能夠更加持久。

(二)緊縮性財政政策對企業經營的影響

緊縮性財政政策也可以稱之為盈余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指降低財政支出或加大稅收收入等方式有加大財政收入或有效控制總需求的提高，其主要表現在財政結余，而其主要方法為降低財政支出，加大稅收收入等。若發生通貨膨脹亦或者經濟發展過快的情況時，國家將通過緊縮性財政政策對社會總需求進行控制，以此緩解經濟壓力。對企業來說，這時社會對產品的需求隨之減少，給企業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阻礙。但在這樣的環境下，企業擴大生產也不是不可為的，這就需要企業及時調整戰略計劃，加大對市場的調研力度，掌握消費者的需求，結合市場實際情況，來控制生產，并積極研制開發更新的產品，對現有產品進行引導更換，增加時下更加流行的理念，例如：“有機”“環保”等。

(三)貨幣政策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影響

貨幣政策也同樣分為擴張性與緊縮性貨幣政策，若出現經濟蕭條的情況時，中央銀行將通過提高貨幣總供給，以此來控制利息率的下降，并通過刺激投資及出口，來提高總需求。若出現經濟發展過快或者通貨膨脹等情況時，中央銀行也將隨之降低貨幣供給，加大利息率，以此來控制消費與投資，防止經濟增長過快，使物價隨之上升。在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條件下，貸款也隨之變得容易，因此企業應當抓住時機，進行適當地儲備。在有了足夠資金的情況下，應當加大產品開發力度，積極引入新項目，以此來加強企業的信譽度與競爭力。若出現緊縮性貨幣政策時，企業要取得貸款就相對比較難，這時企業應當減少生產數量，并注意降低生產成本。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經濟政策的不斷變化，對企業經營管理是一大挑戰，為有結合市場、社會以及經濟政策的實際情況，及時調整發展腳步，才能有效確保企業的長久發展。

參考文獻:

[1]胡日杰.經濟政策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影響[J].經濟導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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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內外部均衡;經濟政策;政策配合理論;三元悖論

1 我國經濟的內外部均衡分析

1.1 物價

根據2000年-2005年我國居民的消費價格指數分析,我國的消費品物價指數逐年上漲,近年來我國也面臨高通貨膨脹的壓力。中國人民銀行的2006年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2006年前三季度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形勢良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保持相對穩定,但未來我國價格走勢的上行風險仍然不容忽視,通貨膨脹的壓力依然存在。

1.2 就業

失業問題一直以來都是我國社會面臨的嚴重現實問題。目前,我國正處于第四次失業的延續期。根據有關部門數據,2001年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員(680萬人)和國有企業下崗職工(500多萬人)為1200萬人左右,2002年達到1400萬人左右;若加上國有事業單位、城鎮集體企業與事業單位,大專以上和高職畢業生以及農民工失業者,我國估計2001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員約1900萬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萬人左右。城鎮真實的失業率大約在7-8左右。因此,能不能使失業者理想就業,不僅是一個經濟難題,還將是一個最重大、最尖銳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

1.3 經濟增長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從1978年-1998年的20年時間里,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為9.7。從1997年至2001年,中國經濟成功地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7.6。近幾年我國經濟仍然持續高速增長,2005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0.2。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增長出現了偏快現象,特別是工業經濟的增長偏快。2007年4月,發改委在一季度經濟運行會上公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工業生產增長百分之十八點三,增速同比加快一點六個百分點,達到近十年同期最高增長水平。雖然,對我國經濟增長是否過熱,還存在很大的爭議,但我國經濟增長偏快,卻是不爭的事實。

2 我國當前的經濟政策

如何把握財政金融政策和人民幣匯率政策的不同力度,適時調整政策調控導向非常重要。

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是通過減少財政開支,增加稅收,使社會上通貨緊縮,迫使物價下降,從而刺激出口,抑制進口,增加國際貿易順差。但我國已經面臨了巨額的國際收支雙順差,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無疑會使貿易順差繼續加大,外部經濟持續不均衡。

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是通過削減貨幣供給的增長來降低總需求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取得信貸比較困難,利率也隨之提高,因此,在通貨膨脹時,多采用緊縮性貨幣政策。目前我國已經多次提高利率,增加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來影響國內信貸規模,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通貨膨脹,但同時也會使投資和消費減少,引起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

在匯率制度方面,我國現行匯率制度被稱為 “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其中有匯率浮動的機制,因此不存在穩定的匯率預期。但研究發現,從人民幣—美元匯率的實際運行態勢上看,除了匯率并軌的初期,人民幣有小幅度的升值以外,人民幣—美元匯率在其他時間里是相當穩定的,一直保持在8.27-8.33(元/美元)的水平。目前我國的匯率制度就十分類似于 “可調整的釘住”匯率制,雖然人民幣近年來不斷增值,但總體來看,人民幣匯率還是具有固定匯率的特征。

3 政策配合理論

政策配合理論是由經濟學家蒙代爾與1962年提出的。該理論主張,以貨幣政策促進外部均衡,這是因為貨幣政策多半會對國際收支產生比較大的影響,它傾向于擴大國內外的利率差距,從而引起大量的資本流動:以財政政策促進內部均衡,這是因為貨幣政策通常是對國內經濟活動的影響作用大,而對國際收支的影響作用小。即采用財政政策來促進內部均衡,采用財政政策來促進外部均衡,實現固定匯率下的最佳政策搭配。

政策。而我國現行的經濟政策則是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可以說我國是放棄了外部均衡來調節經濟的內部均衡。這雖然可以保持國內經濟相對穩定,但嚴重的外部經濟不平衡,也將影響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4 三元悖論

開放經濟的三元悖論又稱“克魯格曼”不可能三角形,指的是對一個國家而言,開放資本賬戶、保持固定匯率制和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三個政策目標之間只能同時選擇兩個,不可能三者兼得。

由這一悖論我們不難推得,要在獨立的貨幣政策框架下繼續維持固定匯率,其必要條件是進行資本管制。這是因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沒有比較嚴格的資本管制,則一國市場利率水平不僅由國內可貸資金的供需決定,也將受到國際資本追逐利差的套利行為影響。當一國經濟發生衰退時,利用貨幣政策通過放松銀根降低國內利率以便刺激投資,但開放的經濟條件時資本流動不受或受到很少的限制,此時國內資金將大量外流,從而減少國內資本供給,直至國內利率趨近國際市場利率,這一套利機制才會停止作用,這樣一來,國內宏觀擴張的貨幣政策就無法實現了。要阻止這一狀況發生,只能采取浮動匯率制,在該制度下,本國資本流出會造成國際貨幣市場上本幣供過于求,引起本幣貶值,這一貶值會很快阻止進一步的國內資本外流和利率上升,從而維護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而在固定匯率制下,這一機制則無從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在缺乏資本管制的條件下,當一國固定匯率遭受外部因素沖擊而產生貶(升)值壓力時,央行為維護匯率水準必須在外匯市場上買入(拋出)本幣以平衡市場供求、維護固定平價,這導致國家外匯儲備相應減少(增加);而如我們所知,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外匯儲備實際上發揮著與基礎貨幣相同的作用,外匯儲備的增減類同于基礎貨幣投放的增減。于是,國內的本幣投放就不取決于宏觀經濟的需要,而被動地取決于維持固定匯率的需要,貨幣政策獨立性于是喪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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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距離08年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三年，全球經濟在快速復蘇后并沒有進入穩定增長的階段，而是進入了“新的危險階段”.從2011年8月份希臘債務危機開始，歐美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特別是進入9月中旬，由于聯合國、IMF、經合組織再次下調全球經濟預期，標準普爾指數下調意大利評級，美國國債危機事件的發生等對世界經濟的復蘇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歐洲債務危機的蔓延和發酵已演變為一場信心危機，導致全球市場動蕩.在全球市場悲觀情緒籠罩中，9月26日，美國期金跌至1581美元/盎司，三個交易日內暴跌200多美元，堪比2008年金融危機.由于對經濟的憂慮在全球蔓延，各國股市表現糟糕，道瓊斯指數創下單日下跌近400點的最新記錄，歐洲股市連續三周重挫跌至26個月最低位，日經指數收挫至兩年半最低位.從2011年1至8月各主要經濟體的CPI數據上看全球通脹局勢依然不容樂觀.對經濟的憂慮并沒有緩解已經高企的通脹局勢，美國CPI依然處于3.6的歷史高位，歐洲主要國家通脹均為歷史高點.亞洲國家通脹局勢也日益嚴峻，其中越南今年6月CPI已攀升至22，印度接近9的高點，韓國、新加坡均已超過5，遠高于政府預期[2].在全球經濟進一步放緩的背景下，高通脹引發世界各國對經濟“滯漲”的擔憂.

2世界經濟危機的蔓延

2.1國際金融危機

由美國次貸危機的發展而演化成了一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此次金融危機，一般認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為美國次級房屋信貸危機爆發后，投資者開始對按揭證券的價值失去信心，引發流動性危機，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許多大中型金融機構以此來挽救金融業的衰敗，振興投資者對銀行業的信心.隨著金融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實體經濟危機.2008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實體經濟卻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高開放度的經濟體，經濟發展的外貿依存度遠高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是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而美國則是我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發達國家，全球金融危機直接導致外貿出口的減少，中國內地企業投資額也間接受到影響，消費額有所下降，市場受到外部波動[2].中國是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的國家，進口的減少與出口增長速度的大幅度降幅嚴重影響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與穩定，企業規模或者增幅日益下降.

2.2美國債務危機

2011年5月16日，美國國債終于觸及國會所允許的14.29萬億美元上限.金融危機使美國的財政赤字額大幅度增長，國債記錄不斷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余額為13.58萬億美元，GDP占比約為94%，同年年底一舉突破14萬億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發債余額僅剩2180億美元的時候，美國國會未就提高上限達成一致.終于，在2011年5月，美國國債觸頂，開創了14.29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來固若金湯的美國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場動搖后，引發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價格連續走低，美元匯率大幅波動.美債危機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動搖世界對美國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場變得更加不明朗與不確定.它將對當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擊，甚至有引發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可能[3].美國債務危機將給國際市場增加不確定性及風險，將沖擊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對外投資決策與現有經濟政策.因為美國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性危機，可能導致美歐經濟出現第二次衰退[4].為應對這種不確定性，我國可能不得不重新評估國際經濟形勢，相應地調整政策.美債危機是一個時間特征點，標志著西方社會經濟復蘇的努力再次失敗.

2.3歐洲債務危機及歐元危機

歐洲債務危機最先開始于希臘的債務危機，全球三大評級公司于2009年下調希臘評級，希臘債務危機嚴重，政府面臨破產，歐盟是經濟一體化的組織，經濟關聯度高，自2010年起歐盟各成員國在出現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整個歐盟都受到此次債務危機的影響，出現經濟衰退，失業人數增加的現狀.以德國為主的歐元區的各大國已經感受到債務危機的嚴重性，歐元不僅大幅下跌，直接導致歐洲股市跌停，歐盟在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面臨著“體系的崩潰與聯盟的解體”.希臘財政部長稱，鑒于此次危機的嚴重性，希臘需要約90億歐元資金才能勉強度過危機[5].但是歐洲各國在援助希臘問題遲遲達不成一致意見，4月27日標普將希臘評級降至“垃圾級”，危機進一步升級.歐洲是世界高端設備制造業大區，歐債危機引發的經濟動蕩降低了歐洲對于大宗資源商品的需求，導致資源品價格下跌.國際資本回流美國本土與資源品需求下降導致資源品價格下跌有利于緩解中國的輸入型通脹壓力與降低海外熱錢推高中國資產價格泡沫的風險；歐盟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歐債危機導致歐元持續貶值，直接降低了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為了緩解債務危機，歐洲各國不得不收縮其財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縮小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減少對于中國產品的需求.

2.4中國經濟的發展現狀及地位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家（美國、中國），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美國、歐盟、中國），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在美國和歐盟都存在經濟危機的隱患時中國的經濟運行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中國能否成為一個好的全球“經濟消防員”，不僅是應對外部局勢，還是如何保持國內經濟的良性運轉，作為一個開放經濟大國，國內經濟運行形勢會通過一系列的對外經濟交往，經過傳導效應傳輸給世界.

3蒙代爾經濟政策的搭配與斯旺政策搭配理論

3.1蒙代爾經濟政策的搭配

蒙代爾（1962）在《適當運用財政貨幣政策以實現內外穩定》報告中，提出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時實現內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學說.他強調：“政策工具應該指派給其最具直接影響力的政策目標，如把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目標，把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目標[6]”，這就是蒙代爾的“政策指派法則”.在固定匯率制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假定條件下，蒙代爾的“政策指派法則”.蒙代爾經濟政策的搭配的具體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論

4中國經濟政策的選擇

4.1中國目前的經濟政策選擇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在于國際需求方面，當然也會影響中國的國際收支，美國債務危機主要影響在中國的國際收支方面，外匯儲備的安全問題以及由此應引致的貿易問題，具體在于美國對中國的需求[7].歐債危機直接影響在中國的國際收支和由此導致的中國國際需求減少問題.雖然中國受到諸多金融危機的威脅但是中國的勞動力優勢使得國的產品在世界市場競爭力非常強勁，中國即使在并2008年危機時依然保持者雙順差，2009年，中國進出口總額22072.2億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總額12016.6億美元，下降16.0%；進口總額10055.6億美元，下降11.2%，貿易平衡狀況進一步改善，資本項目順差1,808億美元，比上年（463億美元）增加1345億美元，貿易無論是從相對量還是絕對量在危機的時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國目前還是處在蒙代爾指派中的第III區間斯旺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第IV區間（如圖中A點），那么中國的政策選擇是：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和擴張的貨幣政策.但是實際情況還要復雜的多，所以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適合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

4.2中國實施寬松財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從國內均衡來看

從需求角度上來看：中國目前國內通脹壓力比較大，國內的通貨膨脹主要類型是結構型通貨膨脹，結構型通脹的主要特征是：在沒有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的情況下，只是由于經濟結構因素的變動，也會出現一般價格水平的持續上漲，而物價上漲是在總需求并不過多的情況下，而對某些部門的產品需求過多，造成部分產品的價格上漲的現象,如鋼鐵，豬肉，樓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國的通貨膨脹并不是中國國內投資過熱導致的，所以緊縮的財政政策會加重國內的投資不足問題，致使國內的供給進一步減少，需求的不到滿足，反而會使通貨膨脹會更加嚴重.

4.2.2從供給的角度來講

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的實施，在支出增減政策上會減少國家對經濟建設的支出，抑制經濟投資，社會總供應不足，繼續會影響以后額經濟增速.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有穩定的經濟環境，緊縮的財長政策會使得中國國內經濟形勢急轉而下，打擊國內外的投資熱情，外資抽逃或者選擇其他的更為理想投資地，中國的物資短缺進一步嚴重，經濟增長緩慢，也不符合國家長期發展計劃.

4.2.3從國際的角度來考慮

緊縮的財政政策會使得國內通貨膨脹變得越來越嚴重，在支出轉換政策上本幣繼續貶值，外匯匯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趨勢，但是國內的投資比較少，國外的需求會導致新的通脹壓力，并且，通過外匯的貶值來促進貿易的增加會惡化貿易條件，有可能產生貧困化增長效應.外匯的貶值也會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非人為地增加，國際收支逆差繼續增加，肯能會導致貿易相關國的“貿易戰”和“匯率戰”.

4.3中國需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擴張性貨幣政策指政府通過擴大貨幣供給量，從而降低利率水平，提高經濟增長水平，促使均衡的國民收入增長.在經濟衰退期采用擴展性的貨幣政策可以促進經濟的復蘇，通過降低利率，使消費和投資得到增長；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物價水平，從而避免通貨緊縮的出現[8].2010年底中國提出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取代持續了兩年之久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使用由此進入到一個相對頻繁的時期.在去年四季度，央行進行了一次加息和三次準備金率上調操作.中國目前的主要目的還是國內的結構性通脹治理的問題，擴張的貨幣政策會是利率下降，國外游資進入中國，進一步加大中國的國際收支差額，國際收支差額的增多意味著機會成本的增加，過高的機會成本對于一個亟須經濟持續發展的國家來說不是資金的有效利用方式.此外，外資的進入會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增加，在現行的經濟政策下，人民幣升值會帶來一些列更多的經濟問題比如說：對外出口減少、國內失業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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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經濟進一步深化調整，主要經濟體宏觀政策明顯分化

1、發達經濟體復蘇步調不一，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分化

美國經濟復蘇態勢好于預期，但工業生產尚未恢復到危機前水平，產能利用率依然處于較低水平，私人消費對經濟的支撐作用有限，失業率居高不下。2010年11月，美聯儲推出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綜合考慮就業、通脹和經濟增長三大政策目標，2011年美聯儲在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結束后，短期內貨幣政策轉向的可能性不大。

歐元區經濟受債務危機拖累，復蘇力度弱于美國和日本。為了應對希臘、愛爾蘭等國家出現的債務危機，歐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先后出臺了附帶條件的金融救助計劃。在歐央行難以收緊貨幣政策的情況下，債務風險較大的希臘、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意大利、英國和法國等國家被迫緊縮財政赤字。

日本經濟回升較快，但繼續面臨通貨緊縮壓力。日本長期受通貨緊縮困擾，公共債務水平很高，內需對經濟支撐作用有限，受外部市場影響很大。日本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時點上不太可能早于美國和歐元區。

2、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減速，通脹壓力普遍較大

2010年上半年，新興市場國家印度和巴西保持了強勁增長，通貨膨脹壓力增大；下半年工業生產明顯減速，增速放緩。2010年印度已經連續6次加息，今年1月份再次加息。巴西2010年4月以來3次加息，將政策利率由8.75％上調到10.75％；但是，巴西通貨膨脹12月又創出年內新高，今年1月份也再次加息。

二、全球流動性泛濫增加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

美國和日本央行繼續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歐元區維持低利率政策，全球貨幣供應量持續超出實體經濟的需求，導致流動性泛濫，美元指數再創歷史新低，推升國際大宗商品和資產價格上升，使得股市虛假復蘇和波動，風險更多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

市場不確定性風險增加，全球股市出現分化。受美元貶值、市場信心轉好及新一輪刺激經濟政策出臺等因素影響，2010年美國股票市場呈震蕩上揚趨勢，道瓊斯工業指數、標準普爾500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均上漲10％以上，歐洲德國和英國股指與美國類似；但是，受債務風險困擾，希臘、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等國股指多表現下行趨勢。同期，秘魯、阿根廷、泰國和印尼股票市場指數上漲超過40％，俄羅斯和韓國也超過20％，印度超過15％。其他主要經濟體日本、法國股指略有收縮，巴西略有擴張。

世界經濟不平衡復蘇，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明顯分化。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市場缺乏信心，短期內仍然需要寬松財政貨幣政策的支撐，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國內經濟刺激作用有限，新增貨幣供應主要流向新興市場國家。主要發展中經濟體經濟盡管增速放緩，但由于通貨膨脹壓力增大，很多國家需要緊縮貨幣政策。同時，全球流動性向增長較快的發展中國家集聚，增加了這些國家管理通脹的難度，不僅加大本幣升值壓力，而且增加了資產泡沫。

三、世界經濟再平衡難度增大，全球治理模式的變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緩解世界經濟失衡需要主要經濟體的消費、儲蓄和投資結構進行實質性調整，核心是美歐等發達國家超前消費和透支消費行為的調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可以看作是對世界經濟不平衡的一次強制調整。但是，隨經濟復蘇世界經濟再平衡難度加大。

1、美國經濟結構尚未進行有效調整，私人儲蓄率進一步上升空間不大

美國經濟作為世界經濟不平衡的核心，一方面，從消費支出在經濟中的比重看，經濟刺激計劃和減稅政策的實施，使得美國私人消費收縮小于國內生產總值，應對危機的政策在短期內進一步提高了私人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2009年上升到70.8％，2010年前三季度這一比重依然高達70.6％。另一方面，從美國個人儲蓄率看，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由于過度消費，資金賬戶下個人儲蓄率(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接近于零，國民經濟核算賬戶下的個人消費處于歷史低位。2007年開始，隨著次貸危機擴散，家庭財富大幅縮水，個人儲蓄率明顯回升，但是2009年下半年隨著經濟的復蘇，國民經濟核算賬戶下的個人儲蓄率維持在6％左右，進一步上升的空間不大。

2、世界經濟不平衡的調整在很大程度上受跨國公司全球化戰略的影響

以往的世界經濟不平衡，主要存在于發達國家之間。金融危機爆發前的世界經濟不平衡，既存在于發達國家之間，也存在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這種新的現象歸根結底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在全球不斷擴張和逐利的結果，是全球產業轉移和重新分工中，國際資本和發展中國家廉價要素的結合。在全球化趨勢不會逆轉的情況下，資本、要素和市場的這種不對稱分布，很難改變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同時，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主要發展中國家較快的經濟增長和明顯的成本優勢，進一步強化了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聯合國貿發大會2011年1月份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估計，金融危機后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的50％流向了發展中和轉型經濟國家，2010年這一比重更是上升到53％。

3、世界經濟再平衡需要各國發展方式和治理結構進行有效的調整

消費拉動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通常來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最有效率。由次級房貸引發的經濟金融危機，本質上是一次信用和債務危機。美國的過度消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用不受約束的過度擴張，其結果必然導致消費透支和信用危機。因此，就發達國家而言，消費拉動的發展模式不太可能進行根本性調整，但是信用消費的治理和監管需要加強，信用的擴張必須以可支配收入為基礎。對部分發展中國家而言，通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來啟動消費并逐步擺脫過分依靠投資和出口的模式，涉及到經濟利益的重大調整，需要大量的投入，也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

4、匯率政策調整并非世界經濟再平衡的核心

世界經濟不平衡表現為發達國家之間貿易和投資的不平衡，以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不平衡。就發達國家之間不平衡的發展演變情況看，日本和德國在歷次不平衡中均處于順差一方，日元和歐元的升值并沒有從根本上改善美國對日本和德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反而有可能帶來經濟停滯的長期風險。就中美兩國的不平衡看，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外資和外資企業是導致中國大量順差和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

主要原因。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不斷升值，但也并沒有顯著改善各國國際收支的狀況。但匯率的急劇調整卻可能影響國內其他政策的調整，增大經濟的長期不確定風險。

5、改變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決定了美國永遠處于國際經常項目收支的逆差方，而且是居于主導地位的逆差方，其競爭優勢使得逆差主要來源于貨物貿易赤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的快速增長，以及金融市場國際化，需要不斷增加大量國際貨幣支撐。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中最為核心的儲備和結算貨幣，在為全球化大量融資的同時，客觀上需要保持相應的國際收支逆差，這也使得美國成為全球實際財富的凈輸入國家。過去十年，隨發展中新興市場國家的整體崛起，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比重有所下降。這樣，美國在為不斷擴大的全球化融資的同時，其國際收支狀況必然惡化。因此，如不改變現有的以美元為主體的國家貨幣體系，世界經濟不平衡狀況難以從根本上改變。但是，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全球治理模式的變革短期內難有大的突破。

四、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面臨兩難選擇

2011年，世界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依然不足，發達經濟體私人需求乏力，美國繼續受失業困擾，歐元區面臨財政緊縮壓力，日本則繼續面臨通縮壓力，發展中經濟體通脹壓力可能進一步加大，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將更加嚴峻。

世界經濟調整緩慢曲折，外貿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難有大的作為。2009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收縮34.2％，外貿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3.9個百分點。2010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進一步下降，外貿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限，價格貿易條件指數進一步惡化。近幾年，我國成為WTO成員國貿易救濟措施的主要對象，美國和歐盟等經濟體也頻繁利用貿易問題干擾我國的匯率政策。“十二五”期間，我國外貿環境仍會持續面臨挑戰。

我國繼續面臨國際短期資本的沖擊和干擾。我國外匯儲備增長正常情況下主要來自于貿易順差、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和外匯儲備資產增值三個方面。2010年三季度，我國新增外匯儲備1940億美元，創1997年以來的季度新高；其中，貿易順差653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額為229億美元，非金融類企業對外投資185億美元，匯率和資產價格變動導致外匯儲備資產增加約867億美元。綜合以上幾個方面，三季度我國新增外匯儲備中仍有高達376億美元的流入無法解釋，可能主要是由于熱錢流入所致。四季度，我國新增外匯儲備1990億美元，再創季度新高。

篇6

[摘要]近幾年的經濟運行狀況表明，貨幣政策在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實際效果不太理想。為什么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抑制社會需求時政策效應非常顯著，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時卻效果欠佳呢？筆者認為其內在原因在于貨幣政策在刺激需求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國當前宏觀調控中存在的問題相當程度上正是這些局限性的必然體現。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貨幣政策是狹義的，即指中央銀行為達到一定的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供給、影響貨幣需求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

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3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走向及其調控，我們發現：在1993年開始的以抑制經濟過熱和反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的宏觀經濟調控中，在缺乏財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起到了主導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顯著。1997年以后，我國宏觀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由長期的社會供給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對旺盛轉向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給的相對過剩。這種轉變在貨幣層面上表現為周期性通貨膨脹轉向持續性通貨緊縮趨勢。由此也帶來了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根本性轉變，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增發國債、增加離退休及行政事業單位工資等的配合下，實施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調低存貸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長期實行的貸款規模限額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1999年將消費信貸業務放寬到所有商業銀行，消費信貸種類放寬到所有大件消費品并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支持農業、投資、消費、進出口的信貸指導意見……。然而，近幾年的經濟運行狀況表明，貨幣政策在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實際效果不太理想。為什么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抑制社會需求時政策效應非常顯著，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時卻效果欠佳呢？筆者認為其內在原因在于貨幣政策在刺激需求時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國當前宏觀調控中存在的問題相當程度上正是這些局限性的必然體現。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貨幣政策是狹義的，即指中央銀行為達到一定的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供給、影響貨幣需求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

一、從貨幣結構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筆者認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建立在擴張貨幣供給總量和提高貨幣流動性的基礎之上的。而一般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實現的貨幣供給量的增長是僅就廣義貨幣而言的，在消費及投資需求不振，市場低迷的社會經濟環境中，企業和居民會減少現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儲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幣存款等廣義貨幣的形式持有其資產，由此在貨幣總量增長的同時卻引起貨幣流動性的減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為43．8％，1999年則降為35％，致使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應大打折扣。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1997年以來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有效需求的拉動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議：(1)在繼續執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上，要緩解通貨緊縮、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貨幣政策方面必須改變一味增加貨幣供應總量的做法，在維持廣義貨幣m2增長率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將工作重點轉向調控貨幣供給結構即提高貨幣流動性方面，鼓勵儲蓄存款、定期存款等準貨幣轉化為現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長率相對高于m2的增長率。(2)通過鼓勵消費和投資，對高達6億多的儲蓄存款進行分流，而鼓勵消費的基礎性工作在于建立穩定的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化的個人信用評估體系。而鼓勵投資，一方面要加強我國的金融工具創新以增加金融投資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須進一步降低投資限制以鼓勵實業投資。

二、從貨幣供給的影響因素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當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主要是通過基礎貨幣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辦法來實現的。但是，在微觀經濟主體消費和投資意愿低下的經濟背景中：(1)由于物價水平持續下跌情況下“買漲不買跌”的消費心理及名義利率水平尤其是名義儲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對低下，居民的經濟行為往往表現為持幣待購，由此導致社會現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現金漏損率的提高，客觀上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和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2)因為銷售不暢和生產經營的萎縮，企業對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減少，加上其投資行為受到遏制，企業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會轉化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樣起到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3)商業銀行在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和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增加的情況下，可用資金大量增加，與此同時其貸放規模并未隨之相應增長，原因有二：第一，企業和居民貸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會貸款需求不振；第二，貸放風險尤其是信用風險增加，商業銀行出于風險控制和資產安全性的需要嚴格控制資金貸放，出現銀行“惜貸”現象。最終體現出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的變化，即超額存款準備金的超常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貨幣乘數，抵消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作用。

綜上所述

，在中央銀行為刺激社會需求而試圖擴張貨幣供給的過程中，其他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客觀上卻與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馳，進而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貨幣政策效應的實現。

政策建議：(1)在擴張性貨幣政策中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中央銀行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必須將調控重點放在引導商業銀行、工商企業及居民的經濟行為上，使之“順對貨幣政策的風向”，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發揮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效應。(2)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注重諸多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投資政策及產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等的綜合協調運用，過度依賴于少數經濟政策如貨幣及財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這是走出通貨緊縮，推動經濟增長所必不可少的。

三、從貨幣政策的傳導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來調節貨幣供給，影響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從而對全社會的投資水平和消費支出規模產生影響，并最終影響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使之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由此，從中央銀行具體制定和實施貨幣調控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之間，必然有一個相關的傳導過程。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傳導為例，這一過程可分為三個層次：

1、中央銀行根據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既定貨幣政策目標，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增加基礎貨幣投放，提高商業銀行派生存款創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這是擴張性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礎。但是，在現階段中央銀行投放的基礎貨幣有相當一部分并未進入多倍存款貨幣的創造過程，其原因在于銀行資金的內部短路現象，它是指銀行體系增加的準備金沒有最終用于向工商企業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滯留在了銀行體系內部，或是用于銀行之間的資金拆借和證券買賣，或是以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形式存在。這種現象在客觀上起到了減少基礎貨幣的作用，基礎貨幣的減少又通過多倍存款貨幣的緊縮進一步縮減了貨幣的實際供給，導致社會資金相對減少。

2、商業銀行在接受中央銀行提供的基礎貨幣，超額存款準備金大量增加的基礎上，對中央銀行的具體調控做出反應，即根據中央銀行擴大貨幣供給的意向相應調整其業務，動用超額準備金擴大向工商企業和居民個人放款的規模并調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時通過派生存款創造機制影響貨幣供應總量的增加。作為在中央銀行和工商企業及居民之間充當傳導媒介的商業銀行，在利益驅動的基礎上，能否對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意圖做出“順對政策風向”的迅速反應，是貨幣政策順利傳導的基本保證。但是，由于現階段商業銀行資產的單一化以及現存的銀行信貸配給機制自身抑制需求和減少流通中貨幣的作用，加上銀行出于風險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放松銀根時，出現了日益普遍的“惜貸”和前文提及的銀行資金內部短路現象，大量資金滯留于銀行體系內部而未形成對投資和消費的拉動效應。

3、工商企業和居民個人根據中央銀行發出的放松銀根的政策意向，在商業銀行擴大放款規模，金融市場上資金供給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況下，相應擴大其投資和消費支出，最終實現貨幣政策刺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目標。這一層次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關鍵，近年我國宏觀金融調控的實際效應業已證明，現階段，即使在積極財政政策的配合下，無論是社會消費支出，還是投資支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均無法有效拉動。應該說，當前我國出現的通貨緊縮趨勢其實質是體制性的，是我國現行經濟包括金融體制中諸多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篇7

關鍵詞：貨幣政策；債務融資；會計穩健性

文章編號：1003-6636（2013）02-0055-08；中圖分類號：F230；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會計穩健性（Conservatism），即會計謹慎性（Prudence），指在不確定的條件下， 需要運用判斷作出必要估計時包含的一定程度的審慎， 比如資產或收益不可高估，負債或費用不可低估（IASB，2008）。早在中世紀，會計穩健性作為一項計量原則，在商業活動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14世紀早期，Henley在其著作《家政》中建議從事莊園賬目審計的人員保持“忠誠和謹慎”。Bliss（1924）[1]最早完整給出穩健性的定義，他將穩健性表述為“預見所有可能的損失，但不預期任何不確定的收益”。我國2006年2月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對穩健性的定義如下：穩健性要求企業對交易或者事項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時保持應有的謹慎，不應高估資產或者收益、低估負債或者費用。Watts（2003）[2]認為，穩健性是會計政策的基本特征之一，其起源就是為了滿足企業債權人對會計報告可靠性的需要。有關會計穩健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第一，會計穩健性存在性研究；第二，會計穩健性形成動因的研究；第三，會計穩健性計量方法的研究；第四，會計穩健性經濟后果的研究。在我國，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且我國經濟尚處于新興與轉軌時期，在此背景下，對會計穩健性動因及經濟后果的研究顯得很重要。有關穩健性形成動因的研究，Watts（2003）[3]294根據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將穩健性形成的原因歸為四個方面：契約、股東訴訟、管制及稅收，其中契約因素對穩健性的需求正成為國內外研究的焦點，尤其是債務契約。

貨幣政策是各國政府干預和調節宏觀經濟的重要手段。Gertler and Gilchrist（1994）[4]指出當貨幣政策發生變化時，企業面臨的宏觀經濟環境隨之發生變化，企業、債權人及股東的行為也將發生變化。本文將進一步豐富宏觀經濟政策① ①宏觀經濟政策包括經濟周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對外經濟政策、匯率政策、產業政策、信貸政策等。與微觀企業行為② ②微觀企業行為包括公司治理、商業模式、財務管理、會計政策、內部控制、稅務籌劃、融資活動及投資活動等。關系的研究，借鑒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的成果，在微觀層面上分析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傳導機制。[5]選取宏觀經濟政策如貨幣政策研究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是學術界探討得比較少的領域，本文意在探究宏觀經濟政策之貨幣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之會計政策即會計穩健性的關系，之所以將貨幣政策、債務融資與會計穩健性放在一起進行研究，是基于這樣的設想即當貨幣政策進入緊縮期時，往往經濟發展速度放緩，企業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經營困難的可能性也將提高。此時，一方面企業增加銀行信貸，另一方面銀行對企業未來的盈利及償債能力更加難以判斷，導致放貸意愿減弱。在此情況下，企業為了獲取銀行貸款，會選擇更加穩健的會計政策，向銀行傳遞自身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的信號。[5]52可見，在貨幣政策緊縮期，作為債權人的銀行和作為債務人的企業之間存在信貸方面的博弈，而這種博弈導致了企業會計穩健性的選擇。

二、文獻回顧、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饒品貴，姜國華（2011）[6]56采用Khan and Watts（2009）[7]136公司層面會計穩健性模型驗證了貨幣政策緊縮階段，企業會計穩健性更高。貨幣經濟學研究證據表明貨幣政策在對實體經濟的作用上存在非對稱性，即擴張性貨幣政策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乏力，而緊縮性貨幣政策對遏制經濟過熱效果顯著。[8]基于此，學者們較多研究緊縮性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本文也不例外。就理論分析而言，貨幣政策緊縮期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企業將會面臨更大不確定性，且使投資者與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增加，促使企業采用更加穩健的會計政策；另一方面，銀根緊縮將使得企業的借款成本增加，而穩健性高的企業其借款成本較低（Ahmed，2002）。[9]融資成本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在貨幣政策緊縮期企業愿采取更穩健的會計政策以降低其融資成本。綜上，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貨幣政策緊縮期企業會選擇更穩健的會計政策。

Watts（2003）[3]294指出契約特別是債務契約① ①債務契約指債權人與企業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債權人會通過在債務合約中加入一些限制性條款，如要求企業的盈利能力、資產負債率比重、利息保障倍數等達到一定水平，限制現金股利發放等，以此限制企業對債權人的不利行為。是會計穩健性產生的最主要原

因。債務融資是借貸雙方的契約行為，當債務方債務比例比較高的時候，債權方就更有約束債務方的動力。當債務比例越高時，作為舉債方的企業面臨破產的風險增加，此時債權人越發關注債務人的履約情況，對盈利能力的關注讓位于對償債能力的關注，從而迫使企業采用更穩健的會計政策。Khan and Watts（2009）[7]137研究表明債務比例高則會計穩健性強。春，孫林巖（2006）[10]實證研究表明銀行債務比例上升，則會計穩健性增強。徐昕，沈紅波（2010）[11]通過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研究表明銀行貸款比例與會計穩健性顯著正相關。饒品貴，姜國華（2011）[6]64采用Khan and Watts會計穩健性模型實證研究發現債務多的企業其會計穩健性更高。但趙春光（2004）[12]認為我國上市公司會計穩健性是制度和監管造成的，上市公司并未自愿提高會計穩健性；他還認為在我國債務主要來自國有商業銀行，受行政制約，而不受債務契約限制，所以，債務因素在中國并不能引起自愿的會計謹慎要求。孫錚、劉鳳委、李增泉（2005）[13]認為在我國債權人法律保護意識不夠健全，以政府干預為主的聲譽機制是企業貸款行為的主要外部履約機制。聲譽較好的企業因具有“政治關系”往往能夠獲得更多貸款，即獲得更多銀行信貸的企業往往是那些有“政治關系”、有較好聲譽的企業。因此，銀行可能會對貸款金額較大的企業進行債務約束的力度降低，這樣反而對會計穩健性的要求降低了，從而導致債務人在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放松了自身謹慎性會計選擇。綜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2：債務人債務比例越高，其會計穩健性反而降低。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選擇及變量定義

1.應計-現金流模型

縱觀會計穩健性的度量方法，國外使用比較多的是盈余-股票回報模型（Basu，1997） 和應計-現金流模型（Ball和Shivakumar，2005），這兩種方法在國內有關會計穩健性實證研究中也廣為采用。不過，我國證券市場在2007年至2011年間波動較大，使得我國上市公司的股票回報率波動較大，特別是在2008、2009年間，比如大盤上證綜合指數從2007年的最高點612404跌至2008年的最低點166493，后又反彈至2009年的最高點347801，又到2010年最低點231974，后至2011年的最高點306746，絕大多數上市公司的股價均劇烈波動，因此使用盈余-股票回報模型可能會帶來偏差。另外，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時間不長，還不是很完善，特別在2005年9月股權分置改革全面推行的背景下，股票的價格摻雜著諸多噪音，不能及時有效的反映企業的好消息和壞消息，即Basu計量模型未必適應當前的中國資本市場，因此，綜上兩方面的原因，本文采用應計-現金流模型，即：

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εi，t

ACCt，t表示i公司t期的應計項除以期初總資產，其值等于t期營業利潤② ②根據夏立軍（2003）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采用線下項目前總應計項更能有效揭示盈余管理，因此這里在計算總應計項時使用營業利潤，而不是凈利潤。減t期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CFOi，t表示i公司t期經營現金凈流量除以期初總資產。DCFOi，t為虛擬變量，當CFOi，t小于0時，DCFOi，t取1，反之取0。CFOi，t*DCFOi，t為交互項目，表示應計項目對負經營現金凈流量的關系。εi，t為i公司t年殘差項。Ball and Shivakumar（2005）[14]認為應計項目在該模型中主要起到兩個作用：一是減少現金流的“噪音”；二是對未實現的收益和損失進行不對稱的確認。基于第一個作用，應計項目與現金流間呈負相關關系，α1預期為負；第二個作用表明損失比收益更能及時得到反應，或者說壞消息（負經營現金流）在應計項目中得到及時反映，若α3系數顯著為正，則應計項目與負經營現金流間的正相關性會更強，該模型不但能夠檢驗應計項目減少經營現金流的“噪音”，而且能夠驗證會計穩健性的存在性。模型中的α1為“好消息”的反應系數，α1+α3為“壞消息”的反應系數，若α3顯著為正，則α1+α3大于α1，表示應計項更及時反應“壞消息”，且α3系數越大，則會計穩健性越強。

2修正Jones模型

Healy（1985）[15]根據應計項是否容易受企業管理人員主觀判斷的影響將應計項區分為操控性應計項和非操控性應計項，基于此，本文對Ball和Shivakumar（2005）的應計-現金流模型進行修改，即將應計項區分為操控性應計項和非操控性應計項，而操控性應計項正是學術界對盈余管理度量采用比較多的指標，這樣首先便將論題轉到對盈余管理度量模型的選擇上來。國內外學術界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模型使用比較多的是修正Jones模型，夏立軍（2003）[16]認為分行業估計并采用線下項目① ①以營業利潤為界限，將營業利潤之上的項目稱為線上項目，它們被認為大都是經常性的；營業利潤之下的項目稱為線下項目，它們被認為大都是偶然性的。線下項目前總應計項=營業利潤-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包括線下項目總應計項=凈利潤-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前總應計利潤作為因變量估計特征參數的截面Jones模型最能夠有效揭示出盈余管理。劉大志（2011）[17]通過實證檢驗的方法驗證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中采用分年度、分行業的修正Jones模型最能有效度量盈余管理。Subramanyam（1996）[18]通過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截面Jones模型和修正截面Jones模型比時間序列模型更能有效揭示盈余管理行為。因此本文在求解盈余管理程度時建立修正Jones模型，并分年度、分行業求解，模型如下：

GTAi，tAi，t-1=a11Ai，t-1+α2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Ai，t-1+εi，t

NDAi，tAi，t-1=α11Ai，t-1+α2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Ai，t-1

DAi，t=GTAi，t/Ai，t-1-NDAi，t/Ai，t-1

GTAi，t 為i公司t年總應計項，其值等于營業利潤減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凈額；Ai，t-1為i公司t-1年總資產；REVi，t為i公司t年的營業收入變化量；RECi，t為i公司t年應收賬款凈額變化量；PPEi，t為i公司t年的固定資產價值② ②因我國2006年2月15日的新《企業會計準則》規定資產負債表對固定資產金額的披露只披露凈值，因此基于數據的可獲取性，Jones模型及其修正模型中的固定資產價值均取凈值。；NDAi，t為i公司t年非操控性應計項目；DAi，t為i公司t年操控性應計項目。α1，α2，α3為行業特征參數；εi，t為i公司t年殘差。

在對修正Jones模型進行行業分類時，行業分類標準按照中國證監會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該《指引》將上市公司分13大類，因考慮到C類制造業數量眾多，基于此，本文對制造業按照二級代碼進一步分類，考慮到需要的C2樣本數量過少（2008-2011年各年度均少于10），因此將其合并到C9其他制造業中；L類傳播與文化產業樣本量過少（各年度均小于10），直接將該類剔除，經過這樣處理后共分19個行業。綜合后面樣本選擇中的剔除原則，各年樣本具體分布情況見表1。

3修正的應計現金流模型

本文實證研究部分基本思路是采用Ball和Shivakumar（2005）的應計-現金流模型，但將該模型中的應計項分為操控性應計項和非操控性應計項，為了驗證我國資本市場中會計穩健性的存在性及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應計-現金流原始模型的基礎上另外增加包含操控性應計項和非操控性應計項的模型，另外為了檢驗前面提出的研究假設是否成立，因此模型的建立闡述如下：

（1）貨幣政策與會計穩健性之模型建立

為了檢驗假設1，并檢驗我國資本市場中會計穩健性形成的原因，特分別建立模型1、模型2和模型3：

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MPTC+α5MPTC×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①

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MPTC+α5MPTC×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②

N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MPTC+α5MPTC×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③

2008年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央行9月份開始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表明該年央行執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09年金融危機波及國內，經濟發展出現不景氣局面，該年央行繼續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2010年國內經濟開始慢慢復蘇，央行利用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發展，6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表明該年央行執行的是緊縮性貨幣政策。2011年雖然央行6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但是該年11月又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因此嚴格意義上，2011年不能認為是從緊的貨幣政策。因此，2008年至2011年4年間，2010年為貨幣政策緊縮期① ①貨幣政策緊縮期的判斷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網站數據。。

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OperAcci，t為操控性應計項，NoperAcci，t為非操控性應計項。MPTC貨幣政策緊縮期的虛擬變量，若在2010年，MPTC取1，否則取0。MPTC*CFOt*DCFOt為MPTC與CFOt*DCFOt的交互項，α5表示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會計盈余對“壞消息”反應系數的增量，若該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應計項對“壞消息”的反應更為及時，即說明會計穩健性更強。若假設1成立，該模型中的系數α5顯著為正，表明貨幣政策緊縮期要求會計穩健性越強。考慮到不同的行業、不同年份，會計穩健性可能差別較大或存在差異，所以模型中加入年度變量YEARn和行業變量INDUSTRy，變量含義：若樣本為當年度取1，其余年度取0；樣本為某行業時取1，其余行業為0。3個模型中的其余變量定義同前文介紹的應計-現金流模型一致。

（2）債務融資與會計穩健性之模型建立

為了檢驗假設2，并驗證我國資本市場中會計穩健性形成的原因，特分別建立模型4、模型5和模型6：

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LOAN+α5LOAN×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④

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LOAN+α5LOAN×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⑤

NoperAcci，t=α0+α1CFOi，t+α2DCFOi，t+α3CFOi，t×DCFOi，t+α4LOAN+α5LOAN×CFO×DCFO+αx（x=6，7，…，24）INDUSTRy（y=1，2，…，19）+αm（m=25，26，27，28）Yearn（n=2008-2011）+εi，t

⑥

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LOAN為資產負債率，其值等于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之比，用來表示企業總體負債水平，LOAN*CFOt*DCFOt為交互項，α5表示貸款比例提高時，應計項對“壞消息”反應系數的增量，若該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貸款比例提高時，應計項對“壞消息”的反應更為及時，即說明會計穩健性更強。相反，該系數顯著為負，則表明負債比例越高，則會計穩健性反而降低了。模型中控制變量分別為年度變量YEARn和行業變量INDUSTRy，其含義：若樣本為當年度取1，其余年度取0；樣本為某行業時取1，其余行業為0。模型中其余變量的定義同前文介紹的應計-現金流模型。

（二）樣本選擇

2006年2月15日國家財政部頒布新的《企業會計準則》，要求所有上市公司于2007年1月1日執行新的《企業會計準則》，新準則與舊準則有很大不同，考慮到選取的模型中需要上期資產指標，為了使數據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擬選擇2008年-2011年共4年的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在樣本篩選過程中，對如下樣本進行剔除：（1）因金融行業的性質和采用的會計準則與其他行業有很大的差異，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2）由于首次發行股票公司當年的會計盈余和其他年份有很大的差異，剔除當年IPO公司；（3）為了使數據更具有可比性，因此剔除ST類公司；（4）剔除ACC及CFO異常值的樣本，具體做法是剔除了其最大及最小部分1%的樣本；（5）剔除數據不全的公司。并綜合前文行業分類情況，最后選取樣本公司分布如下：2008年1022個樣本，2009年1105個樣本，2010年1176個樣本，2011年834個樣本，共4137個樣本。所用財務數據及上市公司基本資料均來自國泰安CSMAR中國證券市場研究數據庫，本文模型采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多元回歸。

四、實證檢驗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對模型主要變量進行描述性分析，結果見表2。由表2統計結果顯示，ACC的均值為-00004，說明就平均而言，樣本公司獲得了負的應計項目，最小值、最大值分別為-07152、13002，表明不同公司間的應計項目差別較大；OperAcc均值為00782，說明就平均而言，樣本公司的操控性應計項為正值，最小值、最大值分別為803216×10-6、12617，表明不同樣本公司操控性應計項差別較大。NoperAcc均值為-00785，說明就平均而言，樣本公司的非操控性應計項為負值，最小值、最大值分別為-14062、03223，表明不同公司間的非操控性應計項有一定差異。CFO均值為00593，說明就平均而言樣本公司獲得了正的經營凈現金流量，最小值、最大值分別為-07321、10747，表明不同公司間的經營活動凈現金流量差別較大，DCFO均值為02219，該變量為虛擬變量，說明有2219%的樣本公司經營現金凈流量為負；MPTC為貨幣政策緊縮期的虛擬變量，其均值為02843，表明有2843%的樣本公司處于貨幣政策緊縮期；LOAN均值為04926，說明多數樣本公司資產負債率處于1∶2，最小值、最大值分別為00071、12624，表明不同公司間的資產負債率差別較大。

（二）多元回歸結果與分析

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回歸結果見表3，現將各模型回歸結果分析如下：1模型1回歸結果中，CFO系數顯著為負，與應計-現金流原始模型一致，驗證了應計項抵減經營現金流“噪音”的作用，但是CFO*DCFO交互項系數卻顯著為負，與應計-現金流模型矛盾；2模型2回歸結果中，CFO系數顯著為正，該結論與應計-現金流模型的符號相反，且CFO*DCFO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與應計-現金流模型矛盾；3模型3回歸結果中，CFO的系數顯著為負，驗證了應計項（確切的說是應計項中的非操控性應計項）抵減經營現金流“噪音”的作用，且CFO*DCFO交互項系數在1%顯著水平為正，進一步驗證了應計項更及時確認“壞消息”，即我國資本市場中會計穩健性得到檢驗。根據模型3的回歸結果，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會計穩健性是存在的，不過穩健性既不是應計項造成的，也不是操控性應計項產生的，而根源于非操控性應計項。這一結論的原因在于應計項（非操控性應計項）能夠及時確認經濟損益，但主要是出于對未來情況的預測，而非操控性應計項主要是對公司未來損益的預測，因此，非操控性應計項更能夠體現及時確認經濟損益的作用。基于此，繼續分析模型3的回歸結果：在模型3的回歸結果中，在驗證我國上市公司中會計穩健性存在的前提下，MPTC*CFO*DCFO交互項系數為00467，且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表明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應計項對“壞消息”的反應更為及時，即說明會計穩健性更強，假設1得到檢驗。

模型4、模型5和模型6回歸結果見表4，各模型回歸結果分析如下：1模型4回歸結果中，CFO系數顯著為負，驗證了應計項抵減經營現金流“噪音”的作用，但CFO*DCFO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與應計-現金流模型矛盾；2模型5回歸結果中，CFO系數顯著為正，且CFO*DCFO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均與應計-現金流模型矛盾；3模型6回歸結果中，CFO系數顯著為負，驗證了應計項抵減經營現金流“噪音”的作用，且CFO*DCFO交互項系數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表明應計項對“壞消息”的反應更為及時，進一步驗證了我國資本市場中會計穩健性是存在的，不過其是由非操控性應計現造成的。而且在模型6的回歸結果中，LOAN*CFO*DCFO交互項系數在5%顯著水平上為負，說明非操控性應計項對“壞消息”的反應系數增量為負增量，表明負債比例越高，使非操控性應計項確認“壞消息”（負經營現金流）沒有確認“好消息”及時，則會計穩健性反而降低了。這一回歸結果驗證了假設2的正確性。

五、敏感性測試

為了使研究結論更可靠、更真實，現對模型進行敏感性測試。前面已經分年度、分行業通過Jones模型求解了操控性應計項、非操控性應計項，但在實證研究中采用了面板數據檢驗假設1和假設2。結果也驗證了我國上市公司中會計穩健性的存在，并證實了假設1和假設2的正確性。但在敏感性測試中將采用截面數據即分年度對2008-2011年各年數據分別進行多元回歸，這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前面已經通過模型3和模型6驗證了會計穩健性的存在性，且產生于非操控性應計項，此外也驗證了假設1和假設2的正確性。在敏感性測試中主要就是進一步檢驗模型3和模型6回歸結果的真實性，因此這里選擇3和模型6作敏感性分析（其實對模型1、模型2、模型4和模型5選取截面數據進行多元回歸，其結果與前面結論是一致的，因篇幅關系，該部分內容省略）。現將模型6的回歸結果列于表5：

現對表5分析如下：12008—2011年各年度CFO的系數均在1%顯著水平上為負，驗證了應計項（非操控性應計項）抵減經營現金流“噪音”的作用；22008—2011年各年度，CFO*DCFO交互項系數均在1%顯著水平上為正，驗證了應計項（非操控性應計項）更能及時確認“壞消息”（負經營現金流），即檢驗了我國資本市場中會計穩健性的存在性。而且CFO*DCFO交互項系數從2008年到2011年依次為03536、03643、05963和05162，這一回歸結果說明我國會計穩健性不但是存在的，而且2007年1月1日上市公司執行新會計準則后，會計穩健性總體逐年在增加，不過在2010年交互項系數為05963，在4個年度中是最大的，不但大于2008年、2009年的，而且大于2011年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可能的原因就在于2010年為貨幣政策緊縮期，這一回歸結果無疑進一步證實在貨幣政策緊縮期，會計政策更加穩健；32008—2011年各年度，除2009年LOAN*CFO*DCFO交互項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外，其余3年中LOAN*CFO*DCFO交互項系數均在1%或5%顯著水平上為負，這進一步驗證了負債比例越高，使得非操控性應計項更加不能及時確認“壞消息”（負經營現金流），即會計穩健性反而降低了。以上進行的敏感性測試，不但進一步證實了我國會計穩健性的存在性，且是非操控性應計項造成的，而且回歸結果有力地檢驗了假設1和假設2的正確性。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采用2008—201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作為研究樣本，通過Ball和Shivakumar（2005）的應計-現金流修正模型實證檢驗了貨幣政策、債務融資與會計穩健性之間的相關性。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政策具有穩健性，且穩健性根源于應計項中的非操控性應計項；貨幣政策緊縮期因企業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潛在的風險增加，在此情況下，企業將會采取更加穩健的會計政策。根據Watts（2003）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穩健性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債務契約、股東訴訟、管制及稅收，而且其認為債務契約是會計穩健性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但本文實證研究結論并未驗證Watts的說法，而是得出相反的結論：債務比例越高、會計穩健性卻降低了。也許正如趙春光（2004）所言：我國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穩健性是制度和監管造成的；我國債務融資受行政制約，而不受債務契約限制，債務契約在中國并不能引起自愿的謹慎要求。

本文從宏觀經濟角度并結合債務融資研究其與會計穩健性的關系，基于該視角研究會計穩健性，研讀現有文獻發現并不多見，且選取的樣本為新的《企業會計準則》頒布后的上市公司數據，無疑更具有現實意義。可以考慮從宏觀經濟角度研究會計穩健性，此為本文啟示一；在實證研究上，為了避免股價波動的影響，對穩健性的計量沒有采用Basu模型（盈余/股票回報模型），而是采用了Ball和Shivakumar（2005）的應計-現金流計量模型，目的是探索該模型在我國資本市場中的應用。但具體使用該模型時應將應計項區分為操控性應計項和非操控性應計項，此為啟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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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ary Policy， Bebt Financing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Research：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Ashares’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WANG M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jiang Industry Polytechnic College，Shaoxing，Zhijiang，312000，China）

篇8

一、引言

政府對企業的財政補貼作為國家的財政調控政策，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的經濟結構條件下，有效的財政補貼能夠提高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引導經濟走向、維持社會穩定等，從而提高企業績效和社會績效，實現整個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財政補貼作為一種稀缺資源，其資金流向（哪些企業可能會獲得補貼）以及資金流量（不同的宏觀經濟環境下獲得補貼數額的不同）對補貼的有效性有著不同的影響。

針對財政補貼資金流向的影響因素，國內外的學者從微觀層面上進行了深入的研究。Faccio（2006）研究表明相對于非政治關聯的企業，有政治關聯的企業能獲得更多的財政補貼。國內學者余明桂等（2010）研究發現，與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聯系的民營企業比無政治聯系的企業獲得更多的財政補貼，但其經濟效益與社會貢獻卻越低。同時，政府傾向于向成長性好、出現虧損和規模大的公司提供財政補貼，地方政府影響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獲得更多的補貼收入（申香華等，2010；陳冬華，2003）。也有研究表明，政府的財政補貼比例與上市公司的員工比例、上市公司提供公共產品、上市公司的高稅率等呈現正相關關系，與上市公司是否是當地重點企業呈現負相關關系（唐清泉、羅黨論，2007）。這些研究都闡述了財政補貼的資金流向，即在補貼總量既定的情況下政府會優先向哪些企業發放補貼。然而，不同的宏觀經濟背景對政府發放的財政補貼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在寬松的財政政策下，為了刺激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導向作用，各級政府可能傾向于發放更多的財政補貼；而在緊縮的財政政策下，政府傾向于削減財政支出，從而導致財政補貼的減少。因此，不同的財政政策影響著財政補貼的資金流量。同時，不同的財政政策下，企業獲得財政補貼的邊際效應不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財政補貼的有效性。考慮到在我國市場進程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地方制度環境出現了不平衡發展，地方政府在進行財政補貼時受到當地制度環境的限制。制度環境較差的地方，政府對企業的干預較多，政府有強烈的動機將社會目標轉移到有財政補貼的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財政補貼的有效性。

已有的研究主要從微觀層面上對財政補貼的動機、影響因素以及產生的經濟后果進行了探討，對理解財政補貼有著重要的作用。但這些研究并沒有從宏觀經濟政策角度，尤其是影響國家財政補貼總量的財政政策的角度來考慮企業財政補貼的獲得及其經濟后果。同時，在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下，相對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受到嚴重的所有制歧視，如信貸歧視等，政府補助作為一種稀缺資源，對民營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此，本文從宏觀財政政策與政府干預兩個角度考察其對民營上市公司財政補貼有效性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財政政策與財政補貼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我國的宏觀財政政策也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從1979年開始，我國宏觀財政政策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并采取了“促進國民經濟調整的財政政策”、“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財政政策”以及“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實現調控目的。財政政策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的引導作用，同時對微觀企業行為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姜國華等，2011）。尤其是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則成為改革開放以后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沈巍等，2010）。同時，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的經濟權利也由集權轉向分權，各級政府獲得了更大的財政權利，如稅收自主權和財政補貼發放權等。

財政政策主要通過稅收、補貼、赤字、國債、收入分配和轉移支付等手段對經濟運行進行調節，是政府進行反經濟周期調節、熨平經濟波動的重要工具，也是財政有效履行配置資源、公平分配和穩定經濟等職能的主要手段。財政補貼作為財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不僅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也影響著微觀主體行為。當經濟增長滯緩、需求嚴重不足、經濟發展受到制約時，為了進一步開拓市場、刺激最終消費需求，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和健康發展，政府傾向于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增加政府投資和財政補貼來刺激企業的發展，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同時政府補貼也向企業傳遞了積極的信號，激發企業的發展熱情，進而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而當經濟發展過熱、通貨膨脹嚴重、經濟運行主要受供給能力制約時，政府傾向于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通過減少財政支出、縮減政府開支、壓縮投資規模等方式來穩定物價、抑制社會總需求的增長，促進國民經濟平穩運行。因此，相對于緊縮的財政政策，在寬松的財政政策下，政府向企業支付更多的財政補貼，以刺激經濟的發展，企業也就更容易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1：在寬松的財政政策下，企業更容易獲得財政補貼。

（二）財政政策、財政補貼和企業績效

企業在獲得財政補貼后是提高了企業績效還是降低了企業績效？在微觀層面上，企業基于尋租行為的財政補貼并不能提高企業績效。鄒彩芬等（2006）發現稅收優惠政策對農業上市公司產出無明顯效應。唐清泉等（2007）研究發現，從補貼效果來看，政府補貼沒有增強上市公司的經濟效益，但卻有助于上市公司社會效益的發揮。同時，余明桂等（2010）通過研究民營企業財政補貼發現，有地方政府政治聯系的民營企業獲得的財政補貼越多，企業的經營效益和社會貢獻越低；而無政治聯系的企業獲得的財政補貼越多，企業績效和社會貢獻越大。這說明地方政府基于政治聯系的財政補貼扭曲了整個社會資源的有效分配。已有研究發現，企業績效除了受到行業、公司自身情況等因素的影響外，還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Brown& Ball，1967；Magee，1974；King，1960）。靳慶魯等（2008）研究發現，經濟增長以及經濟政策顯著影響了上市公司業績，擴張性財政政策與公司會計業績顯著正相關。

在不同的財政政策下，企業獲得財政補貼所帶來的企業績效是不一樣的，筆者認為，相對于寬松的財政政策，財政補貼帶來的企業績效在緊縮的財政政策下更顯著。一方面，在緊縮的財政政策下，政府通過增加財政收入或減少財政支出來抑制社會總需求增長，政府對企業的補貼也相應減少。由于在緊縮的財政政策下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出現過熱的現象，通貨膨脹比較嚴重，過度的無效投資造成生產能力過剩，從長遠發展來看，政府更傾向于補助那些有較好投資項目的企業或者附加值較高的企業，如高新技術企業。因此，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補助的效率性，進而提升了企業績效。相反，在寬松的財政政策下，為了刺激消費，拉動內需，政府通過增加補貼、降低銀行貸款利率等方式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這樣的宏觀經濟背景下，企業投資機會增多，現金流充足，企業在拿到政府補助后更容易導致企業管理者的非生產性尋租行為，進而導致自由現金流的過度投資，降低了企業績效。

另一方面，在緊縮的財政政策下，為了緩解經濟過熱，政府和中央銀行通常會提高利率，企業進行外部融資的成本大大增加。張敏等（2010）認為，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民營企業在很多方面都面臨嚴重的所有制歧視，其中信貸歧視是一個極為突出的問題。民營企業在貸款時面臨著貸款難、貸款利率較高、嚴格的貸款抵押等問題。在緊縮的財政政策下，銀行貸款利率上升，進一步加劇了企業融資困難的程度。這時，對公司進行直接的財政補貼，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企業融資不足問題，刺激了公司的投資需求，進而改善了企業的經營業績。相反，在寬松的財政政策下，雖然政府發放的財政補貼在總量上有所增加，但補貼對企業績效的邊際效用在遞減。相對于緊縮的財政政策，寬松的財政政策下企業更容易從其他渠道進行融資，從而降低了財政補貼對企業績效的邊際效用。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H2：相對于寬松的財政政策，民營企業獲得的財政補貼在緊縮的財政政策下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更顯著。

（三）政府干預、財政補貼和企業績效

在一定的經濟結構和外部環境下，有效的財政補貼能夠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引導社會經濟的發展，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然而，由于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各地區發展不平衡，制度環境具有較大差異。樊綱、王小魯和朱恒鵬（2009）編制的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反應了我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特征，不同地區的政府干預程度、市場環境以及法制環境等差異較大。而各地區制度環境的巨大差異直接影響著地方政府對財政補貼的分配。原因在于，經濟轉型時期，中央與地方的行政分權使得地方政府成為主要的經濟主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當地的經濟發展，地方政府在決定向企業提供財政補貼時具有很強的自由裁量權。但地方政府也承擔了較多的政策性目標（潘紅波等，2008），如增加稅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等，地方政府為了其政策目標的實現而有強烈的動機對地方企業的經營進行干預。洪銀興等（1996）研究發現，地方政府使用補貼政策可以顯著地促進地區投資增長，大投資在短時間內就會使得地區經濟總值迅速提高。地方政府通過財政支出向企業提供補貼可能并不是基于企業績效或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很可能是政治家與企業家之間的雙向賄賂和尋租活動（Shleifer and Vishny，1994）。因此，在政府干預下，財政補貼不僅沒有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反而由于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相互尋租降低了企業績效。政府干預越強的地方，尋租的可能性越大，企業獲得財政補貼后更大程度上損害了企業績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3：政府干預越強，民營企業獲得財政補貼后的企業績效越差。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的選擇及數據的來源

本文以2006―2010年A股民營上市公司為初始樣本，并按照以下標準對初始樣本進行篩選：（1）剔除金融行業的上市公司樣本；（2）剔除每年被ST和PT的上市公司；（3）剔除財務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4）剔除2008年數據。由于2008年上半年我國實施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開始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該年的財政政策對研究結果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故將其剔除。經過以上篩選，最終得到1 480家樣本公司。

本文所使用的財政補貼數據通過企業披露的年報手工收集而來，財政政策數據來源于中央工作會議以及《中國統計年鑒》，各地區制度環境數據采用的是樊綱等（2009）在《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09年度報告》一書中編制的各地區市場化指數，其余財務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

（二）變量定義

1.財政政策

本文的樣本期間為2006―2010年，根據年度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央財政赤字，筆者發現，2006年和2007年我國實施了穩健的財政政策，而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并持續到2011年。由于2008年我國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財政政策由比較穩健的財政政策轉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其經濟后果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故本文將這一年的樣本剔除。相對于2006年和2007年，2009年和2010年的財政政策較為寬松，因此把2009年和2010年作為財政寬松年度，賦值為1，將2006年和2007年作為財政緊縮年度，賦值為0。

2.財政補貼

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在新舊會計準則下處理方式不同，2006年企業從政府獲得的財政補貼反應在利潤表 “補貼收入”科目中，而從2007年開始，新會計準則取消了“補貼收入”這一科目，有關政府補貼形成的收入，在“營業外收入”科目中反映。這里，將財政補貼定義為企業從政府獲得的補貼收入除以營業收入。

3.政府干預

本文采用樊綱和王小魯編制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09年度報告》中“政府與市場關系”指標各地區得分來衡量各地區政府干預強度。該指標的值越小，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區的制度環境越差，政府干預越強。

（三）模型設計

為了檢驗三個假設，筆者構建了以下模型來考察財政政策對財政補貼的影響，以及在不同的財政政策和制度環境下企業獲得財政補貼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Subsidyt = ？琢 + ？茁1Fiscalt + ？茁2Aget + ？茁3Sizet +

？茁4Leveraget+？茁5Growtht+？茁6Industryt+？著t （1）

ROAt=？琢+？茁1ROAt-1+？茁2Fiscalt +？茁3Subdidyt + ？茁4Fiscalt

?Subdidyt+？茁5Aget+？茁6Sizet+？茁7Leveraget + ？茁8Growtht+

？茁9Industryt+？著t （2）

ROAt=？琢+？茁1ROAt-1+？茁2Indext+？茁3Subdidyt+ ？茁4Indext

?Subdidyt+？茁5Aget+？茁6Sizet+？茁7Leveraget + ？茁8Growtht+

？茁9Industryt+？著t （3）

各變量的定義如表1。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財政政策和財政補貼

表2是模型1的回歸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財政政策（Fiscal）與財政補貼（Subsidy）負相關，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下，企業更容易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下，政府通過增加投資和財政補貼等刺激經濟的發展，因此企業在寬松的財政政策下比在緊縮的財政政策下更容易獲得財政補貼。回歸結果驗證了假 設1。

（二）財政政策、財政補貼與企業績效

表3是模型2的回歸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財政政策（Fiscal）與企業績效（ROAt）正相關，但不顯著。財政補貼（Subsidy）與企業績效在10%的水平上正相關，說明企業在獲得財政補貼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業績效。財政補貼和財政政策的交乘項（Fiscal?Subsidy）與企業績效在5%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民營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在緊縮的財政政策下對企業績效的提升更顯著。該結果支持了假設2。

（三）政府干預、財政補貼與企業績效

表4報告了政府干預下財政補貼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從表中可以看出，政府干預指數與財政補貼的交乘項（Index?Subsidy）與企業績效正相關，并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地方政府干預指數越小、政府干預程度越強的地方，企業獲得政府補助后的績效越差。上述結果驗證了假設3。其余控制變量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與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五、結論

篇9

Cheng Yuxin

（Guangzhou Jinqiao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Guangzhou 510260，China）

摘要: 當前通貨膨脹問題日益嚴重，本文從理論上分析通貨膨脹成因，進而分析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提出通貨膨脹治理的對策和措施。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inflation is getting more serious.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inflat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China's current inflation, and proposes the control measures of inflation.

關鍵詞: 通貨膨脹 成因 治理

Key words： inflation；causes；governance

中圖分類號：F820.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19-0132-02

0引言

通貨膨脹通常是指在紙幣流通條件下，流通中的貨幣量超過實際需要所引起的貨幣貶值、物價上漲的經濟現象。不同的經濟理論流派對通貨膨脹有不同的解釋。如貨幣學派弗里德曼認為“物價的普遍上漲就叫做通貨膨脹。”新自由主義者哈耶克認為，通貨膨脹是指貨幣數量的過度增長，且這種增長合乎規律地導致物價上漲。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通貨膨脹是指物品和生產要素價格普遍上升時期。

1通貨膨脹成因

通貨膨脹按產生的原因可分為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結構型通貨膨脹、混合型通貨膨脹、財政赤字型通貨膨脹、信用擴張型通貨膨脹、國際傳播型通貨膨脹。治理通貨膨脹首先要根據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對癥下藥。我國理論界根據我國國情，對通貨膨脹成因提出了進一步的解釋，提出了新的一些通貨膨脹成因理論，包括財政赤字論、信用擴張論、國際收支順差論、體制論、摩擦論、混合論。

1.1 財政赤字論認為政府在發生財政赤字時通常采用增收節支、直接增發紙幣或發行公債等措施彌補。如果增發紙幣或發行公債引起的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超過了實際經濟增長的需要，就會導致通貨膨脹。

1.2 信用擴張論信用的過度擴張主要是由于經濟主體對經濟形勢做出錯誤的判斷，中央銀行宏觀控制不力、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盲目擴大信用、虛假存款增加、貨幣流通速度加快、新的融資工具不斷涌現等原因。信用的過度擴張必然導致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從而引發通貨膨脹。

1.3 國際收支順差論國際收支順差尤其是貿易順差時，國內市場上商品可供量因為出口超過進口而減少，而外匯市場則供過于求，國家不得不增加投放本幣以收購結余外匯，因此會出現過多的貨幣追逐較少的商品，從而導致通貨膨脹。

1.4 體制論在體制轉軌過程中，由于產權關系不明，國有企業破產和兼并機制不完善，在資金上仍然吃國家銀行的大鍋飯，停產和半停產時職工工資和經營風險仍由國家承擔，必然會導致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過度積累，推動物價水平的上漲。

1.5 摩擦論在我國特定的所有者關系和特定的經濟計劃運行機制下，由于計劃者追求的經濟高速度增長及對應的經濟結構與勞動者追求的高水平消費及對應的經濟結構與勞動者追求的高水平消費及對應的經濟結構不相適應，從而產生矛盾和摩擦，必然會引起貨幣超發、消費需求膨脹和消費品價格上漲。摩擦說實際上是站在另一角度，從體制上說明需求拉動的起因。

1.6 混合論混合論認為我國通貨膨脹的形成機理十分復雜，其成因可分成三類，即體制性因素、政策性因素和一般因素。體制性因素是指我國改革中企業制度、價格雙軌制、財政金融體制、外貿外匯體制等；政策性因素是指宏觀經濟政策對社會總供求的調控；一般因素是指在體制性和政策性因素之外，經濟發展本身存在的引起物價水平持續上漲的因素，如我國人多地少矛盾。

2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

當前通貨膨脹，是由多種原因共同造成的，既有需求拉動的因素，又有要素成本上升的原因，同時與國際市場物價上漲密切相關。從國際市場的角度來看，歐美國家刺激經濟所推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導致國際上流動性泛濫，大量熱錢涌入我國等發展中國家和大宗商品市場，存在明顯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另外，全球災害性天氣導致糧食減產，使得糧食價格升高；與此同時，國內的工資水平也在上漲。具體原因主要有以下幾種：

2.1 貨幣供應量增加引起的通貨膨脹我國貨幣供應量2005年298755億元，2006年345578億元，2007年403401億元，2008年475167億元，2009年606225億元，2010年725852億元。2010年與2005年相比較短短5年時間廣義貨幣（M2）增加427096萬億元，增加143%，M1增加159343億元增加149%，M0增加20597億元，增加86%。2009年與2008年相比較僅一年我國廣義貨幣（M2）增加13.1萬億元，增加27.6%，M1增加5.38億元增加32.4%，M0增加4千億元，增加11.8%。2010年與2009年相比較僅一年我國廣義貨幣（M2）增加12萬億元，增加20%，M1增加4.6億元增加21%，M0增加6千億元，增加17%。貨幣供應量增速過快，導致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在5%左右。這一輪通貨膨脹首先從房地產價格上漲開始，農產品價格上漲而引起全面物價上漲，通貨膨脹。

2.2 信貸規模擴大引起的通貨膨脹我國2003年后國家采取一系列刺激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致使經濟一度過熱，因此國家采取一系列緊縮政策抑制經濟過熱。2008年上半年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2008年下半年出現國際性金融危機，我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實施4萬億元投資計劃以刺激經濟發展，目的是 “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以及改善民生等。我國金融機構發放各項貸款2007年3171000.3億元，2008年3660394億元，2009年4685586億元，2010年5710570億元，2008年比2007年增長15%，2009年比2008年增長28%，2010年比2009年增長22%。

2.3 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

2.3.1 因勞動力成本上升引起的工資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2008年新勞動合同法出臺后，用工成本增加，使總供給方的生產成本上升，導致物價上升。企業因人工成本的增加而提高產品價格轉嫁人工成本的上升。而物價上漲后工人又要求提高工資，如民工荒，導致許多企業提高工資，有些提高到原工資的兩倍三倍以吸引工人，甚至出現爭搶民工的現象。這必然引起物價上漲，形成工資-物價螺旋式上升，從而導致工資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

2.3.2 因能源價格上漲引起的通貨膨脹自2003年以來，隨著世界經濟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后，石油價格的上升幅度明顯增大，2003、2004、2005、2006年平均價格分別同比增長了18.72%、33.56%、36.45%和16.6%，至2006年底達66美元/桶。2007年國際原油價格繼續上升，至2008年7月達到歷史最高點147美元，此后因國際金融危機，國際油價一路下滑，暴跌至2009年2月創下的33.98美元/桶的歷史最低價。此后油價又開始一路暴漲，曾一個月暴漲30%，至2011年2月突破每桶一百元美元大關。能源價格上漲引起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帶動與之相關的制造業、加工業等產品價格上漲。

2.4 因國際收支順差引起的通貨膨脹我國國際收支長期順差，人民幣存在升值預期，國際熱錢流入、信貸規模擴大，導致貨幣流動性過剩，造成通貨膨脹。具體原因分析如下：長期以來，我國國際收支順差，導致外匯儲備過多，因外匯市場供過于求，國家不得不增加投放基礎貨幣以收購結余外匯，截至2010年1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達到28473.38億美元，以1美元等于6.58元人民幣計，需投放人民幣18.7萬億元人民幣，而這些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效應，派生出大量貨幣，從而使流通中增加大量貨幣量，過多貨幣必然引起通貨膨脹。

3我國通貨膨脹的治理

3.1 通貨膨脹治理理論通貨膨脹對一國國民經濟乃至社會、政治生活各個方面產生嚴重影響，因此各國政府和學者將控制和治理通貨膨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的重大課題加以探討，并提出治理通貨膨脹的種種對策措施。主要有宏觀緊縮政策、收入緊縮政策、收入指數化政策、貨幣主義學派單一規則理論、凱恩斯學派和供給學派的增加供給政策等。宏觀緊縮政策包括緊縮性貨幣政策和緊縮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貨幣政策主要采取公開市場業務、提高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再貼現率。緊縮性財政政策主要通過削減財政支出、增加政府稅收來治理通貨膨脹。緊縮性貨幣政策和緊縮性財政政策都是從需求方面加強管理，通過控制社會貨幣供應總量和總需求，實現通貨膨脹的目的。收入緊縮政策主要是根據成本推進論制定的，主要采取強制性或非強制性手段，限制工資提高和壟斷利潤的獲取。抑制成本推進的沖擊，從而控制一般物價的上升幅度。收入緊縮政策一般實行工資管制和利潤管制。

3.2 我國通貨膨脹治理通貨膨脹的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要從宏觀和微觀角度考慮采取多種措施共同治理。要根據通貨膨脹的成因采取相應的治理措施。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

3.2.1 緊縮性貨幣政策一是降低貨幣供應量，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抑制總需求；二是提高利率，抑制投資需求，增加儲蓄，從而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使總需求與總供給達到均衡。我國中央銀行采取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實行商業銀行差別貸款率、提高再貼現率，提高存貸款利率、控制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途徑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減少投資規模，從而抑制通貨膨脹。

3.2.2 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是增加財政收入，如通過提高房產稅、消費稅、開征物業稅，加強稅收征管征收等方式來增加財政收入；二是降低財政支出，減少政府支出，如減少各項行政開支、公車費用等；三是增加各項財政補貼和福利支出，如提高低收入人員的社會救濟和社會救助支出、對實行農產品補貼等；四是降低個人所得稅，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五、調整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在增加社會保障、衛生、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的同時，適時適度調整財政投資規模、結構和進度，并適量縮減國債發行規模。

3.2.3 調整外貿政策我國基礎貨幣供給增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際收支順差，因此應擴大進口，控制出口，人民幣適時適度升值，人民幣走國際化道路。改變外貿結構，降低國內緊缺資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設備、技術產品的進口關稅，增加進口。提高資源型、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出口關稅，減少這些產品出口。此外。改革現有的外匯管理體制，逐步放松強制結售匯制度，增加企業和居民的外匯持有量，從而降低因國家外匯儲備增加而導致的貨幣供給量。

3.2.4 價格政策加強對關系國計民生產品的價格調控力度，控制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價格，控制與人民日常生活有關的輕工業品的價格、以及水電煤氣油等價格，嚴格控制房價等。加強農產品儲備，對這些產品價格通過市場進行干預。在市場干預無效時，政府就要通過行政手段進行干預，以避免物價上漲過快。

參考文獻：

[1]唐毅亭，白靜.目前通貨膨脹的性質、特點和趨勢分析叨.宏觀經濟研究，2007.

[2]鄭雨，李新波.我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關系的實證分析.金融管理，2007，(1).

篇10

正逢金融危機漸漸消退，歐洲多國債務危機卻逐漸顯現。在其影響下，許多國家開始審視因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世界一些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也正試圖從刺激經濟政策轉向財政緊縮。在此，G8峰會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恐怕是力不從心了，而G20峰會的多邊國際合作與協調機制更具有廣泛性和多樣性，特別是在“后危機時期”。

面對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G20成員在多邊合作與協調的機制下，通過協調一致的刺激經濟政策，共同渡過了艱難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時期，這是有史以來國際經濟不可多見的全球性宏觀政策的合作與協調。

從金融危機到金融市場穩定、從經濟衰退到經濟復蘇的周期性規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的復蘇需要經過三個階段：首先是經濟刺激和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階段；其次是經濟出現明顯復蘇跡象和金融市場逐步恢復穩定的周期性逆轉階段；最后是經濟的全面復蘇和金融市場的繁榮與活躍階段。

第一階段，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G20的多邊合作與協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顯示了G20多邊合作與協調的活力。各國不斷出臺的利好經濟、金融數據證實：全球經濟逐步從衰退走向復蘇，國際金融危機急劇惡化的勢頭得到抑制。然而，雖然這標志著全球經濟基本走出表退時期，金融危機也已經過去，但不能說明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由此步入了全面復蘇的時期，全球經濟和金融的基本特征依然處在由衰退和危機向復蘇過渡的轉折階段。

G20合作與協調機制架構形成的初衷，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表退的情況下，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多迫國際合作與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渡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

在形式上，G20的合作與協調機制是以不同經濟體國家的獨特方式來協調經濟、金融政策的多邊架構。雖然，G8峰會在這方面曾經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G8峰會在主導全球經濟，金融的代表性和權威性等方面不斷受到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