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范文
時間：2023-11-01 17:25:5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赤字占比；貨幣政策傳導機制；VADL模型
一、文獻綜述
長期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被認為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宏觀經濟運行的兩大政策體系，而它們調控均離不開貨幣資金的流轉，在客觀上兩者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系，因而其協調配合當屬必然。為了使協調配合更為合理，國內外學者對其如何影響包括就業、產出和價格的宏觀經濟運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當然其中也不乏大量的學術爭論，學者們在爭論中相互吸收精華，極大地促進了宏觀經濟各學科的發展。
基于新古典綜合學派以貨幣供給作為外生變量的IS-LM模型，或以利率作為外生變量的IS-IRT模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不同組合適用于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宏觀調控需要。這種僅具有方向性的定性研究并沒有從定量上給出具體的指導性建議，因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配合的效果往往與當局的預期結果不盡相同，甚至背道而馳。從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開始在西方興起，貨幣政策在宏觀經濟調控中上升至主導地位。隨著貨幣政策地位的上升，兩大政策體系’的協調配合問題也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兩者的直接目標顯然是不同的，財政政策的直接目標是為國家機器的運轉提供資金支持，貨幣政策的直接目標是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如當貨幣政策當局覺得通貨膨脹成為嚴重問題時，需要利用緊縮的貨幣政策調控經濟運行，這樣會減少財政收入，這是財政政策當局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其可能會通過增加財政赤字的手段以維持龐大的國家機器的運轉。可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存在目標沖突的。Pindyek較早地分析了不確定條件下政策制定者之間的目標沖突，認為貨幣政策當局應該考慮到這種沖突。Sargent和Wallace認為政府的預算約束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聯系起來，對確定貨幣存量如何動態影響均衡價格水平有重要意義。
貨幣經濟學文獻分析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關系的若干假設，概括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框架。大體有三種范式：第一種范式假設調整財政政策是為了確保政府跨期預算始終平衡。貨幣政策可自由確定名義貨幣量或名義利率，這是一種以貨幣政策為主導，配以消極的財政政策范式。第二種范式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貨幣政策相配合。財政政策當局在確定其支出和收入且不需要考慮跨期預算平衡的要求時，當稅收不足以支付開支時，政府可通過增加鑄幣稅以獲得額外收入，即貨幣政策做相應調整，轉移相應的鑄幣稅以滿足政策預算平衡。換而言之，政策預算平衡，財政政策當局無需考慮。而貨幣政策當局則要考慮，因而這是李嘉圖式（通過稅收或鑄幣稅調整，以確保政策跨期預算平衡的范式）。在這種范式下，經濟學家們關心兩個問題，即從理論上分析財政赤字是否一定引發通貨膨脹；從歷史事實上分析通貨膨脹是否是赤字的后果。Sargent和Wallance從理論上得出了肯定的結論，即財政主導制會產生“不合心意的貨幣主義算術”。但從經驗數據上的分析則有較大分歧，Joines發現，在美國，貨幣增長與主要戰時支出正相關，但與戰爭性赤字不相關；Grier和Neiman發現，結構性赤字是決定貨幣增長的因素之一；由于跨期預算平衡意味著赤字和債務之間有協整關系，因而Engle和Granger指出，應當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建立這些變量的實證模型，Trehan和Walsht用協整方法進行研究后認為預算政策不具有持續性；Bohn認為，基于時間序列的協整檢驗接受跨期預算平衡的假設，他還發現，在稅收沖擊引發的赤字中，有一半以上最終通過支出調整而得以消除，而約有三分之一的支出沖擊最終會導致稅收調整。第三種范式被稱為價格水平的財政理論，其跳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哪個為主導的爭執，建立了貨幣供給與財政因素影響價格和產出的理論與經驗模型，這種理論的特點是以財政因素作為直接影響價格水平的因素。Walsh認為，財政政策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影響價格水平，即均衡要求實際貨幣供給等于實際貨幣需求，而財量影響實際貨幣需求，因而均衡價格水平也將取決于財政因素；在既定的名義貨幣量以及與貨幣供求相等的條件下，可能對應著多個價格，即存在多重均衡，財政政策可能會決定其中某一均衡價格水平。在某些情況下，財政因素決定的均衡價格水平可能獨立于名義貨幣供給。對于第三種范式是否成立，很多學者利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或向量自回歸（VAR）模型進行了實證研究，如Leeper，Woodford的實證結果支持第三種范式；而Chadha和Nolan的實證結果則不并支持。不同學者得到的實證結果之所以不同，不是研究方法的問題，而是所采用的時間序列數據不同，這說明第三種范式的均衡狀態是不穩定的。
篇2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配合必要性；配合方式
中圖分類號：F8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2-000-01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合理配合使用，才能實現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穩定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本人就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作一點粗淺的分析。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概述
財政政策是國家為了調節總需求變動及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關系，而調整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基本原則和方針。具體來說，就是國家利用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同總需求波動、總需求與總供給關系的內在聯系，調整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使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形成一定的對比關系，通過這種對比關系調節總需求變動及及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的平衡。財政政策是國家最重要的經濟政策之一，是國家經濟政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它本身也是一個獨立的政策體系。它對國民經濟運行的調節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直接性。即財政政策是由國家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國家可以通過它直接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和各種活動，這是價格政策、貨幣政策不具備的。二是強制性。財政政策一般是通過立法形式制定和頒布實施的，具有法律效力，一旦制定，各單位和個人都必須執行，否則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財政政策貫穿于財政活動的全過程，體現在收入、支出、預算平衡和國家債務等方面。所以，財政政策就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國債政策等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在市場經濟下財政功能的正常發揮，主要取決于財政政策的適當運用。財政政策運用得恰當，就可以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財政政策運用不當，就會引起經濟的失衡和波動。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主要是通過各種政策手段來調節經濟的運行。也就是說，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豐富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而且增加了財政政策運用的難度。貨幣政策是國家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所制定的關于調整貨幣供應的基本方針及相應措施。也是國家最重要的經濟政策之一。貨幣政策是由國家中央銀行制定的。貨幣政策主要包括政策目標、政策工具和政策傳導等內容。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現已成為我國重要的調節經濟的宏觀政策和經濟工具。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著共同點和統一性，但也有一定的區別。兩者的統一性在于：第一，這兩大政策的調控目標是統一的，都屬于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第二，兩者都是需求管理政策；第三，從經濟運行的統一性來看，財政、信貸和貨幣發行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任何一方的變化，都會引起其它方面的變化，最終會引起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變化。所以，如果這兩個政策目標不統一協調，就會形成政策效應相悖，造成宏觀經濟運行失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都能對社會的總需求和總共給進行調節，但二者在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形成中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并且它們的作用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它們的不同點是：第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工具及調節范圍不同。財政政策工具主要是稅種、稅率、預算收支、公債、財政補貼、財政貼息等。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是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公開市場業務、貸款限額、存貸款利率、匯率等。財政政策的調節范圍不僅包括經濟領域，而且包括非經濟領域。貨幣政策的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其它領域居于次要地位；第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國民收入分配所起的作用不同。財政直接參與國民收入分配，并對集中起來的國民收入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再分配。所以，財政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兩方面影響社會總需求的形成。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體確定下來，財政收支的規模也大體確定的情況下，企業、單位及個人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也就大體確定了。銀行是再分配貨幣資金的主要渠道，這種對貨幣資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并不直接參加GDP的分配，只是在國民收入分配和財政分配的基礎上的一種再分配。信貸資金是以有償的方式集中使用的，主要是在資金盈余部門和資金短缺部門之間進行余缺調劑。這就決定了銀行信貸主要是通過信貸規模的伸縮影響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形成；第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需求調節的作用方向不同。從消費需求的形成來看，包括社會消費和個人消費。社會消費需求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形成的，財政在社會消費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如果財政在支出中對社會消費性支出進行適當壓縮，就會減少社會集團的購買力，社會消費需求的緊縮就可立竿見影。但是，銀行信貸在這方面就無能為力。財政、信貸兩方面影響消費需求的形成。財政通過個人所得稅制度直接影響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而銀行對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只是間接影響。由于居民的儲蓄存款可以隨時提取，導致銀行對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弱于財政。從投資需求的形成看，雖然財政和銀行都向社會再生產供應資金，但是二者的側重點不同。在我國現有的體制下，固定資產的投資主要由財政承承擔，流動資金投資主要由銀行供應。隨著銀行信貸資金來源的不斷擴大，銀行也發放一部分固定資產投資貸款，但銀行重點是供應流動資金。所以，財政對形成投資需求的作用主要是調整產業結構和國民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而銀行對形成投資需求的作用主要是調整總量和產品結構。第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擴大和緊縮需求的作用不同。財政赤字可以擴張需求，財政盈余可以緊縮需求。但財政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創造需求即“創造”貨幣的能力，唯一能創造需求、“創造”貨幣的是銀行信貸。所以，財政的擴張和緊縮效應需要通過信貸機制的傳導才能發生。如財政發生赤字或盈余時，銀行壓縮或擴大信貸規模，完全可以抵消財政的擴張或緊縮效應。只有，財政發生赤字或盈余時，銀行也同時擴大或收縮信貸規模，財政才會發揮其擴張或緊縮的作用。從而可以說，銀行信貸是擴張或緊縮需求的總閘門。第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時滯性不同。由于財政政策措施要通過立法機構，經過立法程序，從確定到實施，過程比較復雜，決策時滯較長；而貨幣政策可以由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直接影響貨幣數量，決策時滯較短。財政政策措施在通過立法滯后，由有關單位具體實施；而貨幣政策在中央銀行決策之后，可以立即付諸實施。所以，財政政策的執行時滯一般比貨幣政策長。從效果時滯來看，財政政策要優于貨幣政策。這主要是由于財政政策工具直接影響社會的有效需求，能使經濟活動發生有力的反應。而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利率水平的變化，引導經濟活動的改變，不直接影響社會的有效需求。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這些方面的作用不同，所以財政政策要與貨幣政策配合運用，才能更好地發揮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否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各行其是，政策之間就會發生摩擦和碰撞，彼此抵消作用，從而減弱了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效應和力度，這就難以達到宏觀經濟調控的預期目標。
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就是各種類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組合，即膨脹性(松的)、緊縮性(緊的)和中性三種類型的不同組合。一般情況下，當社會總需求明顯小于社會總供給時，就要采取松的政策措施，擴大社會總需求；當社會總需求明顯大于社會總供給時，就要采取緊的政策措施，抑制社會總需求的增長。至于到底是要采取何種政策搭配，主要決定于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及其要達到的政策目標。
(一)松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即“雙松”政策。這種配合形式適用于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可以刺激經濟的增長，擴大就業。但如果配合不好，或放松幅度不適當，會導致通貨膨脹。
(二)緊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即“雙緊”政策。這種政策組合可以有效地抑制需求膨脹和通貨膨脹，適用于嚴重通貨膨脹時期。但如果控制力度過大，就會導致經濟衰退、失業人數增加。
篇3
關鍵詞：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論；新凱恩斯主義；體制轉換模型
中圖分類號：F810.2；F82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5-0005-10
作為凱恩斯主義總量調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備選工具，宏觀經濟政策理論研究長期假定，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當局控制，用以實現彼此矛盾的增長、就業和物價等宏觀經濟目標。實踐中，財政貨幣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則：出現以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為基本特征的經濟衰退時，政府應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現以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為特征的通貨膨脹時，政府應減少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數量，減少有效需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央銀行獨立性程度越來越高，財政與貨幣當局權力劃分趨勢愈加明顯的政策實踐，凸顯聯合考慮財政貨幣政策并進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渠道及運行機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財政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指導財政和貨幣政策設計，并進而形成對宏觀經濟總量調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綜述
與依據財政和貨幣政策當局擴張或緊縮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積極”、“消極”財政貨幣政策的傳統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從財政貨幣政策當局相互影響制約的政策行為角度，重新界定財政貨幣政策類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類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為基礎的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方面。簡單地說，當財政和貨幣兩個政策當局中的一個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標而不被另一個政策當局政策行為約束時，其行為是積極的，而被約束政策當局行為則是消極的。在財政貨幣政策規則語境中，貨幣政策是積極（消極）的，當貨幣政策工具（通常為名義利率）對真實通貨膨脹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或稱泰勒相關系數）大于（小于）1，也即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多于（小于）一對一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積極）的，當財政政策工具（通常為總付稅率）對實際真實政府債務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大于（小于）穩態真實利率時。易言之，稅收對債務的反應超過真實利率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的，稅收不充分地對債務反應用以確保真實利率支付時，財政政策是積極的。
（一）突出積極貨幣政策和消極財政政策組合的泰勒規則
泰勒規則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迅猛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獲得作為宏觀經濟學標準推斷的常識性結論。概括而言，名義利率多于一對一地隨通貨膨脹上漲的泰勒規則有助于經濟穩定[2]，在大量常見模型中產生良好經濟績效；通貨膨脹率高且易變可能是由于中央銀行沒有遵守泰勒規則，從而價格水平不確定并受約束于自我實現預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規則文獻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積極貨幣和消極財政政策假定財政赤字（和/或稅收）針對真實政府債務變化強力反應，或更苛刻，政府預算在所有時間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稱其為“李嘉圖主義”財政政策體制。組合，假定簡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規則并研究貨幣和財政規則交互作用[4]，其對應的是歐洲貨幣聯盟諸國傾向于彼此脫節的財政貨幣政策實踐。根據Leeper[1]論述，貨幣和財政政策制定的聯合設計問題可被簡化為兩個遞歸解決的獨立問題：首先，與財政方面隔離開來，貨幣政策參數單獨決定局部均衡確定性條件，理由是貨幣當局僅應關心通貨膨脹穩定性，貨幣當局越獨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穩定通貨膨脹。其次，在確定貨幣均衡動態學的基礎上，財政政策是‘消極的’，使政府債務動態學以穩定方式演變。
政府不違背預算償付能力約束的李嘉圖等價假設下，泰勒規則理論和實證文獻都集中于與財政政策相隔絕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唯一渠道是總付稅（lump-sum tax）變化，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影響是傳統的貨幣主義和李嘉圖主義。由此，貨幣政策規則獲得廣泛深入研究，財政政策規則研究相對滯后：與貨幣政策泰勒規則相比，財政政策規則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實證結論，甚至不存在廣泛認同的簡單財政政策規則識別。原因在于：只有少數國家能獲得財政政策指標的可靠季度數據；宏觀經濟數據難以識別未預期的財政政策；自動穩定器的存在使相機抉擇財政政策反應的識別非常復雜[5]。明顯不對稱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規則分析，使得泰勒規則文獻框架中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組合的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研究
與泰勒規則文獻相反，價格水平財政理論[1，6]遵循一般均衡價格水平由以確保政府清償力為目標的財政和貨幣當局的政策行為組合決定的理論邏輯，探究積極財政政策規則下實現債務動態學確定性均衡所引發的一般均衡價格水平變化及決定。將確保政府跨期償付能力作為實現價格穩定性的前提意味著，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壓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擔更高政府債務償還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預算約束與私人部門最優化條件結合，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關鍵就是處處成立動態均衡條件通常又被稱為政府跨期預算約束。Buiter（2002）認為，就所有正向價格序列而言，政府應選擇滿足約束的政策變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則將合并的貨幣和財政當局視為選擇與均衡條件一致的政策變量序列。：全部名義政府債務（高能貨幣加未指數化債務）的真實價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均衡動態條件影響均衡價格水平過程時，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廣泛存在于包括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動態模型，無論政府以本幣標值出售債務，如絕大多數OECD國家，還是發行真實債務，如指數化通貨膨脹或以外幣標值的國家。
引入收入稅和彈性勞動供給，Leeper等[7]在總付稅稟賦經濟和比例收入稅生產經濟模型中強調稅收的供給方面的效應，通過Slutsky-Hicks分解將稅收變化全部效應計算為替代效應、財富效應和資產再評價效應，前兩者是常見的，而第三種效應發生在稅收變化通過改變均衡價格水平并因而改變私人行為人持有發行在外名義政府債務真實價值時，給出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微觀經濟視角。通過發行名義政府債務為稅收削減融資如何影響通貨膨脹和價格水平，則取決于與均衡一致的當前和未來貨幣和財政政策如何對稅收削減反應的假設。扭曲性勞動收入稅情況下，稅率和政府預算間的跨期聯系產生對確定財化的經濟影響至關重要的兩條拉弗曲線：一是拉弗強調的常見高稅率抑制效應；一是財政理論獨有的，長期稅收增長總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時價格水平下降。稅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價格水平并且再評價效應可正可負，取決于經濟處于拉弗曲線的位置。若稅率足夠高，較高稅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并提高價格水平。因此，稅收長期增加提高還是降低價格水平取決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現值。
二、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邏輯矛盾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者共同的邏輯矛盾在于，遵循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于特定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具有有限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慮財政和貨幣政策體制轉換。
（一）特定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帶來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對應積極貨幣/消極財政以及消極貨幣/積極財政兩個政策組合，有力捕捉財政貨幣政策運行的兩種常見形態，但各國財政貨幣政策實踐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組合對應的時期。因此，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僅是財政貨幣政策實踐的片面和局部刻畫，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組合的原因則是為滿足理性預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消極，則可能存在自我實現太陽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確定；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積極，則財政貨幣當局都不確保滿足政府預算約束，或因為違背債務橫截條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為債務產出比率無限上漲而不存在靜態均衡[1，8]。
（二）以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為基礎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都建立在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礎上。其中，最重要同時也影響最大的是與李嘉圖等價有關的理性消費者、無限期界和總付稅假設，故僅存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規則對應的政策組合主要考慮經濟的總量需求擾動，而未考慮稅收和債務政策的經濟供給方面擾動。為正規考慮政府債務、扭曲稅和資本積累等宏觀經濟變量的供給方面的宏觀經濟影響，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最新進展，為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進研究方法和擴展影響因素，提供便利條件和基礎，并應體現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理論和實證研究中。
（三）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點是假定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這暗含著行為人總是預期當前財政貨幣政策體制持久不變，即使發生變化也完全是意外。長期以來，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屢受挑戰。繼盧卡斯批判最早論證應根據體制轉換考慮政策變化后，Cooley等[9]也認為把政策行為和決策視為政策當局一勞永逸選擇的結果存在邏輯不一致性：若政策當局預期到體制正在發生變化，則體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體制變動的歷史，則私人行為人將為這些體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為人預期及其決策規則中。Hamilton[10]開創的馬爾科夫體制轉換模型方法解決了建模經濟體制結構性變化的技術難題，在過去的20多年里被廣泛應用并產生深遠影響。基于財政貨幣政策體制不斷發生變化的大量實證證據[3，11]，必須存在明確為體制變化建模的理論。可以預期，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嘗試引入體制轉換方法，將加深對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理解，并足以產生對現有研究構成挑戰的新結論。
三、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論方法及其實證研究
（一）財政貨幣當局博弈論方法的代表性觀點
篇4
關鍵詞:“5·12”地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國四川省汶川市發上了歷史上罕見的8.0 級大地震。在美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以及近期國內發生的嚴重雪災,這次地震的發上無疑是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又一個嚴峻的考驗。在去年防通脹、防過熱“雙防”背景下確立的從緊貨幣政策和穩健財政政策,現在顯露微調的可能。如何打好“穩健財政從緊貨幣”這張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問題成為影響今年我國經濟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關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經常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不時出現膨脹或緊縮缺口,只有采取權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公開市場業務賣出債券、提高再貼現率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來抑制投資,降低總需求,從而消除膨脹缺口;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設、降低稅收等來拉動經濟復蘇。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相機抉擇性質的,這種模式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有更大的借鑒作用。而正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的協調配合,采取不同的協調模式,才構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相機選擇的主要內容。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當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資源大量閑置,解決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取以財政政策為主的“雙松”政策配合模式。
(2)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當社會總需求極度膨脹,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和物價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貨膨脹成為首要調控目標時,適宜采取“雙緊”政策。
(3)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物價基本穩定,經濟結構合理,但企業投資并不十分旺盛,經濟也非過度繁榮,促進經濟較快增長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當社會運行表現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衡,治理“滯脹”、刺激經濟成長成為政府調節經濟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1]。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兩大政策協調的歷史考察
我國理論界學者關于兩大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演變階段劃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是從1979年到1984年。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眼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二是從1985年到1997年。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三是從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從2004年至今。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新特點,是除了共同作用于傳統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創新和實踐[2]。
三、“5·12”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
目前來看,此次地震不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太大沖擊,但據官方數據顯示此次地震災區總人口在5 000萬左右,受災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圍如此之大,在短期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從宏觀層面來看,首先主要是對我國控制物價不利,此次大災將推高糧食與生豬供應緊張和價格的預期。地震可能會使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中國今年前四個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點附近。4月份食品價格上漲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國第一大豬肉生產省份和第五大糧食生產省份。地震的發生,或許會使已經很高的糧食價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動,從而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造成進一步壓力。其次,可能對我國今年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造成影響。雖然目前還沒有獲得影響國民經濟的準確數字,具體的測算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西部是我國的產糧區,這次地震對局部的影響又相當大,因此對當地的生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災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主要在對于物價水平的影響。在抗震救災是當前第一要務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現“普漲”關系到經濟的平穩運行的意義更顯突出。而流動性管理、維護物價穩定、穩定人民幣升值趨勢等多重調控目標已對貨幣政策形成一定牽制,因此抗震救災、穩定物價的重心應主要落在財政政策身上。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財政支出,加快救災和災后恢復,將地震災害的損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財力的前提下,對部分區域或行業實行適當的稅收減免,為維持物價和經濟穩定買單,這樣才能把緩解貨幣政策的壓力走出目前的瓶頸,有效控制過剩流動性等總量問題。
首先,抗震救災是當前財政政策最需發力的領域。只有迅速調撥財力、保障物資供應和人員調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災過程中,必須大力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財政支出,及時制定和部署災后重建的一些稅收優惠等。其次,四川擁有電力、天然氣等優勢資源,但這些相關企業的總部并不在本省,導致本地稅收收入流向總部所在地政府。企業所得稅政策應立即進行調整,將災區企業分支機構的所得稅全部留給當地政府,以增強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價上漲,特別是在防止價格上漲趨勢由食品向非食品的傳導中,財政政策也能起到積極作用。四川向外輸出的豬肉約占全國消費的4%,地震短期內可能導致調出豬肉減少,物價水平可能會因部分商品供給的減少而抬頭。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可以考慮在受災地區實行區域稅收優惠,這樣,既可以鼓勵當地企業生產自救,又可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達到抑制物價上漲的目的。最后,對中國經濟增長未來可能出現的波動,財稅政策也應未雨綢繆。南方雪災和“5·12”大地震,基礎設施損毀嚴重,災區重建需投入大量資金,這為增值稅轉型在全國推開提供了良機。增值稅轉型的一個重要意義,是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稅轉型將大大降低企業更新設備和技術升級的投入成本。
五、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首先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籌集財政資金[6]。因此,針對目前舉國全力抗震救災的形勢,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財政增發國債,用于地震災區災民安置和重建。近幾年,中央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重為20.9%。2008年,中央財政減少了赤字規模,赤字率將下降至0.7%[4]。中央財政第一季度收入實際增長遠高出年度預算增長,目前赤字率和債務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財政狀況良好,不僅可動用財力充裕,而且有較大的減稅和發債空間。其次,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債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按照凱恩斯的觀點: 公開市場業務交易不僅可以改變貨幣數量,而且還可以改變人們對于金融當局未來政策之預期,故可以雙管齊下,影響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將利率作為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目標。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已經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并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
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另一個方面,中央財政與央行相關政策相配合,應為救災和災后重建貸款提供利息補貼,分擔災區金融機構風險,鼓勵災區金融機構放貸。可以選擇的一項政策是降低災區金融機構營業稅稅率。中國現行稅收政策,對金融機構征收5%的營業稅,和國際水平相比,中國金融機構稅負明顯偏重[7]。給與地震災區金融機構降低營業稅稅收優惠政策,不僅支持災區融機構積極參與救災和重建,也為下一步營業稅改革提供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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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貨幣政策；投資；消費；VECM
中圖分類號：F8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10-0011-05
一、引言
如何擴大內需是近幾年促進宏觀經濟增長的焦點話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外需受損，擴大內需對于保持經濟穩定尤為重要，這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在世界經濟低迷趨勢難以迅速扭轉的情況下，保持中國經濟增長，擴大內需是最有效的手段。投資和消費是擴大總產出的兩大途徑，探討貨幣政策對投資和消費的影響可以衡量貨幣政策在刺激內需上的有效性，為政策提供指導。
對于貨幣政策對投資和消費影響的研究，文獻大多是基于傳導渠道來進行的。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是通過銀行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擴大投資、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熊鵬，2005）。楊子暉（2008）用DAG技術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私人投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以信貸傳導渠道為主，但是由于其自身局限性對私人投資的作用不明顯，而財政政策對私人投資的影響具有相對有效性。馬春雨（2012）以貨幣供應量M1和M2為貨幣政策代表變量建立居民消費的回歸方程，研究表明貨幣供應量對刺激消費有明顯的積極作用。張和萬（Zhang和Wan，2002）通過利率渠道研究中國貨幣政策對消費的影響，發現通脹率對消費決策的影響比名義利率更大。科伊武（Koivu，2012）用SVAR模型通過財富效應渠道研究了1998―2008年間中國貨幣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結果顯示貨幣政策的放松能夠提高資產價格、提高消費水平。嚴太華和黃華良（2005）從理論上分析了貨幣政策對消費和投資非對稱影響的形成機理。梁云芳、劉金葉（2011）基于受約束的VECM模型研究了我國貨幣政策對國內需求的非對稱性影響，長期貨幣政策正負沖擊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存在顯著的非對稱性，且負向沖擊大于正向沖擊；短期不存在非對稱性。王文靜（2012）發現長期內貨幣沖擊對消費和投資影響非對稱性均顯著，短期內對投資影響的非對稱性顯著。
現有文獻已經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但是還沒有系統全面的分析，各研究成果間也存在一些分歧。本文將運用VECM模型討論貨幣政策從不同的傳導渠道對投資和消費的影響。基于實證分析的結果，本文還將進一步在分析投資與消費關系的基礎上討論當前貨幣政策對擴大內需的有效性。
二、基于VECM的實證檢驗
（一）變量選取及數據說明
擴大內需包括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兩個方面，本文選取的變量如下：
1. 貨幣政策代表變量。我國自1996年明確宣布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M1可以較好地反映經濟的周期運行，所以選擇M1作為貨幣渠道代表變量。由于我國仍然是間接金融占主導，所以以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月末數作為信貸渠道的代表變量。由于存貸款基準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本文選取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月度數據作為利率代表變量。
2. 內需代表變量。本文選取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和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代表投資和消費。居民消費支出缺乏月度數據，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可近似代表居民消費支出的變化。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缺乏1月份數據，為排除奇異值，本文參照許滌龍和李庭輝（2010）的方法將2月40%的數據分攤到1月。
3. 貨幣政策目標變量。本文選擇用工業增加值增速作為產出代表變量，用CPI同比指數反映物價水平。
表1：變量表示
[變量表示＼&含義＼&M1＼&狹義貨幣供應量＼&CR＼&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R＼&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I＼&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CS＼&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CPI＼&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年同月=100）＼&Y＼&工業增加值增速（同比）＼&]
本文的樣本期間為1996年1月―2012年12月，共204個觀測值。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經網數據庫。在進行實證檢驗之前，對原始數據做如下處理：（1）將M1、CR、I、CS換算成同比增長率；（2）運用X12方法對所有數據進行季節調整。本文的實證檢驗采用Eviews6.0為計量分析軟件。
（二）變量平穩性檢驗及協整檢驗
本文采用ADF方法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以AIC準則確定滯后階數，所有變量皆為非平穩序列，但一階差分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單位根假設，所有變量均為一階單整。
（三）基于VECM的實證分析
1. 模型簡介。VECM可以寫作：
LR檢驗顯示χ2統計量為1.67，P值為0.196，表明施加約束是合理的。將b11、b21、b31設定為1，是對消費進行正規化約束；第一個方程是所有變量對消費的混合影響，第二個方程是產出和通脹對消費產生的影響，第三個方程是貨幣供應量、信貸余額和利率對消費的影響。同理，對投資也進行正規化，但是其余變量施加約束條件的LR檢驗拒絕了約束的存在性，所以對于其余變量不施加約束條件。
2. 建立VECM。權衡不同滯后期長度準則對滯后階數的選擇，消費的VECM模型選擇的滯后階數為2，投資的VECM滯后階數為1。表4和表5分別是滿足假設條件的消費和投資的協整方程，CointEq1等是（2）式中的誤差修正項ECM。
反映投資和消費短期波動的誤差修正模型為（3）式和（4）式，括號內是t統計量。投資和消費的短期波動由兩個部分的因素組成：第一個方面是偏離長期均衡關系的影響；第二個方面是投資和消費自身及其他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在兩個方程中，調整系數都是顯著的。消費自身的短期波動和貨幣供應量M1對當期消費波動的影響顯著，CR、R和Y的短期波動對投資的影響相對顯著。
三、脈沖響應分析
為了更好地反映貨幣政策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我們進一步進行脈沖響應分析，著重分析貨幣政策代表變量M1、CR和R對消費和投資的沖擊。圖1和圖2分別是消費和投資的脈沖響應圖。
從圖1可知，M1和CR對消費的影響較大，R對消費的影響較小，影響保持長期不消失。利率R的影響明顯為負，頭幾個月稍有波動以后基本穩定在
-0.2%的水平；M1一開始的影響高于CR，二者還表現出一定同步性，但是CR的影響從最開始的負影響不斷上升，在15個月左右的時候，CR的影響超過M1，并保持這一關系。M1對消費增長率的影響大概穩定在0.2%，CR是0.4%。
從圖2可以得到貨幣政策變量對投資的影響，與消費不同的是，CR對投資的影響從一開始就占據著絕對優勢，從大約7%的高位下降，隨后穩定在略低于4%的水平。而M1只有很微弱的作用。利率R的影響同樣是負的，比M1的影響強度稍微大一些，但是與CR的影響相比也是很微弱的。投資的增長主要是靠信貸來驅動的。
從脈沖響應的結果可以看出，貨幣政策對消費和投資的作用并不相同，可以說是貨幣政策對內需作用的非對稱性。首先，從整體影響強度上來說，貨幣政策對投資的影響明顯大于消費，貨幣政策對消費的影響最高位置大概在0.6%，但是對投資的最大影響大約在7%，說明貨幣政策對投資的作用力度遠遠高于消費。其次，從貨幣政策不同渠道來看，利率渠道的差別不明顯，投資明顯是通過信貸渠道發揮作用的，消費則同時受到了貨幣供應量和信貸的影響。綜上，我國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銀行信貸傳導的，并且信貸主要是投向房地產開發等領域的固定資產投資。
貨幣政策拉動消費的效果并不明顯，與科伊武（2012）的分析結果類似，2012年前三季度消費對內需的巨大貢獻可歸因于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投資的拉動作用是顯著的，但是貨幣政策不是通過貨幣供應量發揮作用，而是通過銀行信貸，并且主要是政府帶動的對固定資產的投資。總之，貨幣政策主要是依靠信貸渠道刺激投資來促進經濟增長的。
為什么貨幣政策對投資和消費的影響會存在這種不對稱呢？單獨研究貨幣政策對消費的作用會發現有積極作用，但是從相對量來看，相較于投資的差距還是很大的。我國現階段還處于銀行主導的融資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信貸渠道傳導；由于銀行貸款在企業融資中占有絕對比重，當貨幣當局實施緊縮或寬松的貨幣政策時，影響銀行的可貸資金，從而使借款人減少或增加投資支出，這種影響是相當直接的。所以，貨幣政策對投資的影響力度較大。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對消費的作用主要是通過財富效應，貨幣政策通過改變資產價格使居民的財富發生變化，影響具有間接性，居民持有的資產包括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實物資產價格作用主要是房地產價格的作用，但作用有限，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不發達，財富效應渠道的作用十分微弱，所以貨幣政策在拉動消費、擴大內需上的作用很弱。
四、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及政策效果
擴大內需包括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兩個方面，二者之間其實存在一定合理關系。從資本的黃金律水平來看，由于資本邊際報酬率遞減，經濟體中通過過度積累資本、壓低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偏離資本黃金律水平會出現兩種情形：一是儲蓄率和投資水平較高，資本存量大于黃金律水平，人均消費低；二是儲蓄率和投資率較低，資本存量小于黃金律水平，人均消費在短期內會較高。這兩種情形都不利于實現穩定的人均消費最大化。國內已經有相當一部分的研究表明我國處于投資過度、消費不足的狀態（鄒衛星和房林，2008；袁樂平，2008；吳先滿等，2006），我國的經濟增長偏離了黃金律水平，所以現階段需要保持合理的投資水平，努力刺激消費，使經濟增長回歸到黃金律水平。
消費和投資可以相互促進，但是消費最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投資需求是中間需求，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投資所帶來的產品增加和GDP增長可能轉化為消費，但也可能沒有轉化為消費，沒有消費支撐的投資會成為無效投資，無效投資往往造成產能過剩、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債務風險增加等，不利于經濟的良性循環。所以從長期來看，投資必須依賴于消費，我國經濟多年來一直是靠投資和出口來拉動的，所以在啟動內需的時候必須以消費為落腳點，在制度安排上要多向消費傾斜。
基于實證分析可以看出，貨幣政策對消費的影響很弱，所以我們可推測對消費擴大起主要作用的是財政政策，這和我國當前經濟結構以及收入分配失衡的現狀有較大關系。擴大消費需求可以采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類政策工具，財政政策側重于調控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比較直接，偏重于調整經濟結構，而貨幣政策則是對宏觀經濟總量的間接調控。影響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擴大內需也屬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因此財政政策更加直接有效。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低利率以及創造寬松的金融環境來影響經濟，但是如果實體經濟沒有足夠的盈利能力，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沒有提高，貨幣政策不能刺激消費增長。財政政策行政性指導色彩很強，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加深，市場性更強的貨幣政策發揮的作用會越來越大，所以我們不能僅僅依靠財政政策的作用，而應該是兩者相互協調。現階段由于我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時期，貨幣政策對消費的作用也比較弱，財政政策在擴大消費上的責任會多一些。
五、結論及建議
基于1996―2012年的月度數據，本文通過建立VECM模型從實證上分析了貨幣政策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發現貨幣政策對投資和消費的影響并不對稱，貨幣政策對投資的促進作用明顯高于消費，而且差距比較大。貨幣供應量對投資幾乎沒有影響，利率稍強，信貸的作用相當顯著，并保持長期影響，反映出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信貸渠道刺激投資以促進經濟增長。貨幣政策對投資作用明顯，但沒有有效拉動消費，消費的擴大主要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用的結果，這也反映了貨幣政策沒有通過財富效應渠道有效作用于居民消費。通過進一步分析消費和投資的關系發現，現階段我國應主要通過刺激消費來擴大內需；而且現階段財政政策在擴大消費需求上的效果比貨幣政策更有效更直接，所以目前對消費的刺激主要依靠財政政策，但貨幣政策也需積極配合。
基于上述結論，可以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完善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以提高財富效應渠道對貨幣政策的傳導作用，提高貨幣政策對消費的刺激作用，這樣可以與財政政策相配合。
第二，基于當前消費主要依靠財政政策，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開發，財政政策應注重提高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農村居民消費，擴大內需。
第三，當前經濟增長仍然主要依靠信貸支持的固定資產投資，為了轉變經濟結構，信貸支持方向和投資結構有待優化提升。
第四，利率在刺激投資和消費中有一定作用，但并不顯著，因此應該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提升利率在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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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就業效應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還是以宏觀調控為主，帶有顯著的計劃經濟烙印。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入改革，政府開始關注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搭配，并且根據不同階段宏觀經濟政策中存在的問題，對這兩項搭配進行了調整，分別推行了積極的貨幣政策和適度過緊的財政政策。這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運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就業。但從近幾年的就業形勢看，我國的失業率明顯呈上升趨勢，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和結構性就業矛盾日益突出，同時大學生的就業壓力也不可忽視。如果依靠市場的單一調節，很難在短期內解決這些問題，而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合理搭配是推進社會經濟發展和就業水平的有效途徑。
一、對財政貨幣政策就業效應的計量分析
拉動投資需求是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調控目標，國家預算之內的固定資產投資對總體投資需求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貨幣的發行量是貨幣政策中用于宏觀調控的方式。“菲利普斯曲線”理論對失業率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表述，我們可以通過對國家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和貨幣發行量與就業之間關系的探究，來分析財政貨幣政策的就業效應。本文根據生產函數的形式建立了一個函數模型：
其中H為就業量，K為國家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M2為影響就業的其他因素，a、b表示就業彈性系數。對該公式兩邊求導得到：
建立回歸方程后通過相關軟件對以上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得到該模型的回歸結果：
運用T檢驗和F檢驗，表明該方程和變量具有較好的顯著性。通過對以上模型的回歸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固定資產投資每增長1%，就業量就會相應地增長0.00892%，貨幣供應量每增加1%，就業量就會相應地增長0.059601%。貨幣作為社會經濟中各種生產要素和商品的交易媒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分配和組合方式，因此貨幣政策能夠顯著促進社會經濟中各種潛在產出能力的增長。從量化的角度進行分析表明，宏觀財政調控政策能夠顯著推動就業。特別是近幾年貨幣政策在我國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宏觀調控政策下的就業效應還有一定的局限性。貨幣政策在推動經濟增長、拉動內需方面的效果還不是很理想。同時，由于現階段銀行信貸配給機制的自身抑制，以及銀行在風險控制中出現的資金短路等情況，導致大量資金在銀行體系內部滯留，不能有效拉動市場投資和消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就業。因此，政府應該進一步完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并且對兩者進行有效協調，發揮各自的優勢以改善我國的就業問題。
二、運用財政貨幣政策促進就業的建議
（一）改善短期市場供給和需求的策略
增加國債的發行規模。在現有的市場體制下優化國債的期限結構，并且增加國債的發行規模，增強對國債項目的資金配置管理，通過發行國債的方式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結合在一起。通過利率調節和信貸進行國債融資來調節貨幣的供應量，達到財政和貨幣政策相互促進的目的以促進就業。優化財政支出方式。我國的財政資金應該在投資公益項目的基礎上，增加對基礎性項目的投資金額，特別是對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產品的投資，同時適當增加間接投資例如財政補貼等。
（二）形成財政貨幣政策組合以促進就業
以財政和貨幣政策搭配來調整產業結構。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搭配的方式加大對第三方產業的支持力度，解決中小企業“借貸難”的問題，在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的基礎上幫助第三方產業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并有效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問題。穩定貨幣升值預期和推進貨幣政策雙軌機制。維持銀行信貸市場中較高的利率，并且抑制投資總額的較快增長；維持貨幣市場較低的利率，以改善貨幣升值的壓力，即在我國貨幣政策和利率政策中實行雙軌機制。深化制度以保障在長期內調整貨幣的資金流動方向和流量，促進就業人數增長。通過稅收手段和匯率制度相結合的方式穩定貨幣值，促進商品的進出口并帶動相關貿易的發展，以此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加強人力資源建設。加大對各級培訓機構職業培訓經費的投入力度，鼓勵職業教育和培訓并且優化教育培訓機構，有效提高職業培訓質量，保障勞動者的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銀行的信貸機制也應該進一步向民辦學校傾斜，解決這些學校教育經費融資難的問題。
三、結束語
我國現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沒有達到有效協調，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政府應該改善短期內的市場供給和需求，并形成財政貨幣政策組合，以此產生長效機制來緩解就業壓力。
參考文獻：
[1]劉星，劉偉.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就業效應――基于1978～2008年的經驗數據[N].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07）
篇7
關鍵詞：工業生產指數；赤字；歐洲；財政政策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9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9-134-02
盡管一些主要國家實行了重要的貨幣寬松政策，比如美國，但全球經濟增長依然放緩，失業率還保持在較高水平。正因如此，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在當前的政策討論中日益受到重視。當然，高經濟增長率需要避免當前的這種經濟低迷狀態，然而關鍵性的問題在于財政擴張能否與寬松的貨幣政策協調使用。又或者就像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所建議的，只實施貨幣政策也能達到扭轉經濟低迷的目標？
理性預期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認為，實施擴張型的財政政策（政策目標是提高經濟增長率和降低失業率），將達不到預期的目標。相反，預算赤字，不管是通過貨幣發行還是向公眾借款，都會增加公共債務，提高利率水平，擠出私人投資，最終將損害經濟的中期發展。反過來，隨著價格水平的上漲，這些又會導致工人名義工資的增加，企業利潤的減少，從而影響企業的未來投資。費爾德斯坦堅持反對擴張型的財政政策，尤其是那些訴諸于赤字開支的財政政策。羅伯特·巴羅也反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成為相輔相成的政策工具這一觀點，認為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因為正在面臨或經歷財政寬松政策的經濟主體會把他們的收入儲蓄起來，以備未來增加的納稅額，而不是增加私人消費和擴大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消費沒有改變，所以財政乘數是0。
然而，上述命題缺乏特定的經驗分析。此外，在如今的大多數發達國家里，通貨膨脹正處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就巴羅的假設而言，我們應該知道這一假設并沒有被實體經濟中的任何經驗證據所證實，因為即使實行寬松的財政政策，大多數OECD國家里的家庭儲蓄卻減少的非常多。
在面對嚴重低迷的經濟時，為了穩定經濟，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可以被很好地協調使用。例如，在總需求嚴重不足、高失業率和經濟流動性有限的時期里，為了進一步刺激民間借貸，在實施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有必要實施擴張型的財政政策。在一些由于債務負擔加重而不得不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的情況下，如果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不管是出于匯率下降還是信貸擴張，在某些程度上能對經濟衰退的沖擊起到緩沖作用。
在經濟衰退時期，單一的依賴貨幣政策來穩定經濟，并不能對經濟產生足夠的刺激，因為在經濟陷入通貨緊縮的情況下，更低水平的利率并不會必然對投資產生激勵。的確，在一些利率非常低的時期，為了刺激總需求和增加產出與投資，政府應該優先考慮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而不是單一的進一步降低利率水平。事實上，在經濟衰退時期，為了擴大消費和促進經濟發展，在實施低利率的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還必須擴大政府支出。在摩根大通就職的布魯斯分析了美國的聯邦政府宏觀經濟模型，該模型指出聯邦政府債券利率每下降1%，僅僅能夠增加0.6%的GDP，因此可以證實，與財政政策相比，在刺激經濟發展方面單獨實施貨幣政策是缺乏效率的，而財政政策則顯得更有效率。
然而，在應對經濟衰退的過程中，如果寬松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真正能夠協調發揮作用的話，那么有什么證據能夠表明政府赤字與經濟增長之間所存在的關系？更直接一點就是，政府赤字能否真的刺激經濟增長？
美國的George evdoridis教授發表的名為《政府赤字對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一文，準確的表明了二者之間的動態平衡以及預算赤字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潛在積極影響。該論文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他證明了政府赤字不僅在經濟衰退時期對經濟增長有刺激作用，在其他時期也是有效的。他認為他所指出的正常赤字對經濟的高速增長而言事實上是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根據他的分析，當生產部門生產生產資料的時候，經濟增長中的主要推動力量不能實現貨幣盈余（利潤），所以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的穩定高速增長。這一不利處境可能會產生“停滯陷阱”。對經濟的穩定高速增長而言，為了擴大政府支出而形成的不平衡預算，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是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
Evdoridis使用的是這一關系式：I+X+G=S+M+T （1）
篇8
關鍵詞：貨幣政策 廣義貨幣供給 國內生產總值
一、引言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三條規定，我國實施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為“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的增長。”
所謂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作為各個國家均采用的宏觀調控的工具，其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的作用尤為突出。在我國，貨幣政策自1984年開始實施，經過多年的不斷的改善，以及吸取國外的經驗教訓，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貨幣政策工具，是中央銀行為達到貨幣政策目標而采取的手段。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有：存款準備金制度，再貼現政策，公開市場業務。俗稱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三大法寶”。
二、我國貨幣政策實施情況
存款準備金率，被稱為貨幣政策的“核武器”，因此該工具的效果之大昭然若揭。因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存款準備金制度亦是我國目前使用最為頻繁，最為信賴的調控手段。故特以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執行，進行分析，以此為切入點，來觀察我國貨幣政策的實施情況。
上表為我國至2008年9月，歷次對存款準備金率進行調整的情況。
根據以上統計數據，可做以下分析：
首先，國家利用這一工具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給予相應的調整。通常在緊縮時期，央行會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增加貨幣供給。例如1999年11月21日的調整，1997年金融危機后，我國開始經歷比較長時期的通貨緊縮，物價下跌，股市低迷，央行調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旨在增加市場流動性，促進經濟盡快復蘇。一次性調低2個百分點，尺度頗大，之后確有效果。同樣的情形發生在2007年金融危機以后，由于貨幣政策具有一定的時滯性，一般為1年半，于是在08年9月25日，央行再次調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然而，在經濟繁榮時期，尤其在通脹壓力較大時，央行會調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就是收緊銀根。從簡表中我們發現，國家在較多的年份總是提高準備金率，雖然調整頻繁，但每次上調的幅度較小。由于貨幣政策在應對通脹時的效果不如財政政策，而且效果也不易把握，因此央行在準備金率的調整上慎之又慎。
其次，我國經常利用這一工具來調控宏觀經濟。并且，隨著經濟形勢復雜程度的加深，調整頻率愈加頻繁。07年與08年都多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對市場的導向和人們的心理預期有著非常深的影響。國家不斷減少流動性，盡量降低人們持有貨幣或者過渡投資的風險。
最后，國家實施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制度是會根據具體情況的不同而區別對待的。例如，發生汶川地震后，國家對于災區所在地實行的準備金率就比其他地區要低，這是國家對災區災后重建的一個有力扶持，也能減少其經濟建設的壓力。事實上，國家對于銀行類金融機構和非銀行類金融機構設定的準備金率以及調整幅度也是略有區別的。通常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的準備金率要高點，這是由于其控制風險的能力更弱。
三、貨幣政策的效果分析
取1993至2008年間的廣義貨幣供給量M2（貨幣與準貨幣）與國內生產總值GDP進行對比，讓廣義貨幣M2代表貨幣政策的實施，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檢驗其效果。
（一）GDP與M2之間的同向變動關系
通過做散點圖，發現其有著同方向的變動關系，如下圖所示：
（二）GDP與M2之間的線性關系
為探究貨幣供給與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關系，將二者數值設為XY軸，置于同一座標系上觀察，以探究GDP值受貨幣供給量大小的影響程度，發現二者成粗略的線性關系。
通過一元回歸分析，得出二者之間可形成y = 0.5674x + 2E+06的函數關系，故每增加一百萬的貨幣供給量，國內生產總值會增加大約50萬。需要說明的是，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此是假定所有其他條件不變，忽略各種潛在的變動，單一觀察貨幣政策的整體效果。
（三）GDP與M2的增幅變動關系
為進一步比較貨幣供給與國內生產總值變動的關系，從而分析其產生時間效果，制作了下圖。由下圖可看出，GDP相較于M2的變動，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看出相應變化。如圖中所示1999年至2001年，貨幣供給的增幅從10%升至大約21%，然而GDP的漲幅卻未能隨之靈敏的反應，相反的是在經歷一個增長放緩的階段，直至2001年過后才開始加速增長。又如2002年至2003年間，M2的供給量的上升幅度明顯降低，與之對應的GDP卻在經歷一個較為高速的增長。這充分說明了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的時滯性。
（四）結合我國相應年份的經濟大事件進行分析
2005年4月國家開始實行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這直接推動了2006年股市的雄起。伴之而來的是投資投機熱，通脹水平也日漸上升，因此，從2006年開始，央行方面開始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尤其是存款準備金率，從2006年的9%到2008年三季度的15.5%（對主要商業銀行）；同時這期間大量售出國債，頻繁進行回購交易。這些措施都有力地控制了經濟的不良發展。也正因為這些措施，雖然房地產泡沫出現，但并沒有出現1993年日本危機那樣的局面。
因此，貨幣政策的良好運用帶來了穩定經濟的效果。再來看貨幣政策在金融危機后對國家經濟的作用。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貨幣政策后于財政政策開始有所動作。美國次貸危機給全世界帶來了災難，中國也不例外，在這期間，貨幣政策配合財政政策作了相應調整，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回購國債，增加貨幣供給等等措施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率先復蘇。但是貨幣政策促進經濟繁榮的效果痕跡不很明顯，這是由其本身特點所導致的。
在史上兩個經濟過熱階段，政策目標與政策手段的偏差較大，政策有效性較弱，而在經濟復蘇階段，政策有效性似乎比較令人滿意。總體來說，我國貨幣政策效果是有效的，但其有效程度欠佳，呈現出階段性差別。
四、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的因素
（一）貨幣政策獨立性
盡管近幾年我國的政府干預已經明顯減少，央行獨立進行貨幣政策調整的情況有了很大的好轉，但二者的博弈依然沒有使得貨幣政策本身占上風。
首先，利率改革的步伐太小，市場化程度不高，雖說已形成以SHIBOR為中心的利率體系，但政府對利率的管制還是比較嚴格。在我國，利率尚未成為投資者與消費者心目中的風向標。以證券市場為例，投資者很少根據利率的變化來決定是否投資，他們更多的是研究政府新頒布的政策，這就是所謂的政策市場。而在這樣的導向下，并無法完全真實的反映出市場的變化。由此可見，充分發揮利率的調節及指示作用是相當迫切的。
其次，匯率方面的政策有一定程度上比較被動。近年來不斷增加的外匯占款，不僅導致較大的通脹壓力，也使得我國匯率政策的制定處于進退維谷的尷尬里，在這樣的壓力下，匯率政策能否大展拳腳就難以得出。如，在國內通脹攀升的時候，迫于外匯方面的原因，使用正常的貨幣政策難以達到預期的反通脹的目標，這樣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很難保證。我國資本管制正在逐步放松，這對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將造成一定的沖擊。根據克魯格曼在蒙代爾模型基礎上提出的Impossible Triangle（不可能三角），在我國現有的經濟環境下，我國既不能全面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又不能放棄獨直實行貨幣政策的的權利。必須在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的同時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以求我國經濟長足發展。[3]
（二）貨幣政策的連續性
貨幣政策在應對危機時，無法達到財政政策立竿見影的效果，并且要短期內產生完全的效果幾乎也是不可能的。貨幣政策眾工具具有內在的同一性，即有這連鎖的關系。所以，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十分重要。
假設第一年我國的CIP是8%，略為偏高，想控制在5%以內，于是，采取提高利率，賣出國債的措施；第二年，目標即將到達但還沒有時，遇到了經濟危機，為了抑制蕭條，又立馬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由于危機到來時，人們還并沒有感受到危機，所以物價也還沒有下降，但是寬松的政策卻使得物價水平回升。那么，這個時候出現了背道而馳的效果，當消費者感受到了危機，失去工作，沒有生活來源，而物價又無法降低，那么水深火熱的生活便在所難免了。其實05年到08年貨幣政策之所以比較有效就是因為政策的連續性較好，并且更替政策的時間切入點算是比較合理的。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一定要前后斟酌，盡量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
（三）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
我國的財政政策，政府基本上是發行國債，擴大三農支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每年有些新變化，但是大致的方向基本上是不變的；而貨幣政策似乎動作比較大，三年間由“緊”至“松”。
若是要保持原有的利率水平，同時又要保持增長的國民收入，那么應該實行擴大支出的財政政策和增加供給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若要降低利率，同時又要保持國民收入增長，那么就要使得擴大貨幣供應量的政策效果強于擴大支出的財政政策。從05年到08年三季度之前，貨幣政策方面，貨幣供應量逐年遞增，增長率也是遞增的，財政政策方面繼續擴大支出，尤其是在三農和教育方面。與此同時，央行方面又急切的調高存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說明市場利率的發展軌跡是偏離了原有軌道，那么此時的政策配合實際上是沒有很完美的配合起來。此時的狀況應該是帶擴張性質的財政政策效果強于帶擴張性質的貨幣政策的效果。2008年開始，貨幣政策方面急轉掉頭，轉變為寬松的，受經濟危機的影響，財政政策方面也還是偏向于擴張。從2008年9月份開始，央行開始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說明市場利率偏低，此時的財政政策效果略弱于貨幣政策效果，兩者的配合也不十分完美。如我前面所述，要保持經濟的正常，又要使得利率水平穩定，那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是很重要的。
（四）貨幣的乘數效應
貨幣乘數的受到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超額準備金率，現金漏損率，市場利率，再貼現率等影響。一方面，由于貨幣乘數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之間的反向關系，之前頻繁的調高存款準備金率使得貨幣乘數變小，另一方面，我國貨幣流通速度不穩定，貨幣流通速度發生較大程度波動，就難以判斷合理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率，中介目標的可測性就會下降，影響了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可預測性，并且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4]此外，一部分貨幣乘數創造的效應被較低的貨幣流通速度抵消了。關于存款準備金率影響貨幣乘數效應的部分在此不再贅述，貨幣流通速度對其產生的抵消作用很值得被關注。近年來我國的經濟一直保持高增長，但這種增長大部分是由投資和出口帶來的。關于消費拉動增長的部分我們國家比較疲軟，因為國內消費需求的不夠，貨幣流動的速度因此也較為緩慢。若是國家的政策能找到行之有效提高消費的途徑，那么貨幣政策效果中由貨幣乘數產生的那一分部分便不會那么容易被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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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財政赤字；國債余額；基礎貨幣；信貸余額；通貨膨脹
中圖文分類號：F81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192(2008)03-0013-04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Inflation Induced by Deficit Financing
TU Li-qiao
(The Management School of HUST，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Persistent deficit financing may induce inflation. Deficit financing policy has been executed continually for nearly 30 years in China，fiscal deficits and public debt balance are rising quickly. In the aspect of deficit financing affecting money supply，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effect of deficit financing on inflation.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little effect of deficit financing on inflation.
Key words：fiscal deficits；public debt balance；base money；credit balance；inflation
1 引言
Sargent和Wallace指出持久的赤字財政遲早會引致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從而產生通貨膨脹[1]。我國財政收支自1978年以來，除在1978、1981和1985年稍有盈余外，一直處于赤字水平，那么我國的赤字財政政策是否影響到通貨膨脹呢?
一般人們認為赤字財政在不可持續的情況下才會引發通貨膨脹，土耳其1994年爆發的經濟危機，波蘭1989年出現的惡性通貨膨脹，拉美國家1980~1990年間經濟的急劇下降和通貨膨脹的顯著上升等均是赤字財政不可持續的結果[2~4]。當赤字財政可持續時，政府通常不會直接將財政赤字貨幣化，此時通貨膨脹主要取決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因而赤字財政與通貨膨脹之間不會表現顯著的關聯性。但是國債作為赤字財政的產物，不僅是彌補財政赤字的工具，也是活躍在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金融工具，即使財政赤字沒有貨幣化，國債對貨幣供給的影響依然存在，而且隨著國債交易方式的不斷創新，國債的金融特性愈加突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聯結隨之也愈加緊密。
通貨膨脹的形成過程較為復雜，最直接的成因就是貨幣供給量超過了貨幣需求量的彈性限度，從而導致貨幣貶值和物價上漲。既然國債影響到貨幣供給，那么赤字財政與通貨膨脹就有著內在的聯系，只是兩者的聯系隨赤字財政的可持續與否表現出相對的強弱。從國外的實證來看，高通脹或惡性通脹基本上是赤字財政不可持續直接所致，因此經濟學界對政府的赤字財政政策頗為關注，分析和檢測赤字財政可持續性的方法也在不斷推陳出新。在赤字財政可持續的前提下，中央銀行才可能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因而研究財政的可持續性對預防高通脹的發生非常必要，但這并沒有揭示出赤字財政與通貨膨脹的內在聯系。能否從貨幣供給的角度來探討赤字財政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呢?這確實有待探討，因為弄清楚這個問題對確定合理的財政政策，更好協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尤為重要。
2 文獻回顧
通過實證充分表明持久的財政赤字必然引致通貨膨脹的有關文獻并不多見。King和Plosser分析美國等13個國家鑄幣稅的決定因素時，發現財政赤字與基礎貨幣、通貨膨脹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5]；Dornbusch et al.以高通脹國家的經濟數據為樣本，運用葛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方差分解技術，得出財政赤字趨于調節而不是驅動通貨膨脹的結論[6]；Fischer et al.以94個國家為對象，通過面板數據模型證實財政赤字只是高通脹的主要原因，在低通脹的環境下財政赤字沒有明顯的通脹效應[7]，Cato et al.經實證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8]。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間的聯系在實證中沒有完全體現，很可能與計量經濟技術的發展程度有關。
赤字負擔率和國債負擔率是衡量赤字財政的兩個關鍵參數，合理設定這兩個參數的上限為有效降低赤字財政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提供了有力保證。Leeper指出貨幣政策對物價的影響依賴于政府所采取的財政政策[9]；Woodford提出財政政策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單獨決定通貨膨脹[10]；正因如此，《馬約》明確規定赤字負擔率上限為3%，國債負擔率上限為60%，并要求歐盟各國嚴格遵守。限定赤字負擔率和國債負擔率雖然遭到了一些專家的質疑與批評，但贊成的聲音始終占優勢地位。Beetsma和Bovenberg闡明了貨幣一體化必定推動歐盟各國赤字預算的擴張和國債規模的增加，從而造成貨幣政策難以完全控制通貨膨脹，因此限定財政赤字大小和國債規模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可信力和提高社會福利[11，12]。Bergin論述了歐盟的物價水平由各成員國的財政預算共同決定，其中一國國債規模的上升可以提高整個歐盟的物價水平，所以需要設計財政規則限制各國的國債水平[13]。Dixit指出如果歐盟各國自由制定和實施本國的財政政策，將會攪亂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因而約束歐盟各國的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非常恰當[14]。Annicchiarico基于Yaari-Blanchard世代交疊模型，論證了財政赤字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取決于國債規模的大小，國債規模越大，財政擴張后的物價波動幅度就越大[15]。圍繞財政赤字、國債規模和通貨膨脹的聯系并由此探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仍是經濟領域極其關注的課題。
當今只有歐盟明確了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的上限，由于歐盟是實行“集中的貨幣政策，分散的財政政策”的區域，各國政府存在增加赤字預算以促進經濟增長、并且只承擔部分通貨膨脹成本的沖動，因此這兩個參數上限的規定有助于維護歐盟的貨幣穩定，事實表明的確如此。其他國家盡管沒有明確這兩個參數的上限，但對照歐盟的規定一些國家也是格外關注這兩個參數，日本1997年曾提出：至2003年國債負擔率下降到60%，赤字率下降到3%[16]，畢竟持久的赤字財政可能引發較高的通貨膨脹，進而危及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增長。
3 實證結果
本文以我國1978~2006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基礎貨幣量MB、金融機構的信貸余額CR、國內生產總值GDP、國債余額DEB、財政赤字DEF等時間序列數據為樣本，通過國債余額與貨幣供給量之間的聯系，探討我國赤字財政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大小。通貨膨脹率π以CPI的相對變動大小表示，SMB表示MB的增長速度，SCR表示CR的增長速度。數據來源：中國資訊行和中國國家統計局。
由表3可知，財政赤字與國債規模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財政赤字的擴張推動國債余額的增加，反過來，國債余額的增加又促進了財政赤字的擴張。因此，財政赤字對通貨膨脹的影響間接通過對國債余額的影響而產生作用。
4 結果分析
從實證結果來看，赤字財政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路徑為：國債余額影響著金融機構的信貸余額，而金融機構信貸余額的增長速度影響著通貨膨脹率，財政赤字對通貨膨脹的影響間接通過對國債余額的影響而發生。根據(3)、(6)兩式推算，我國國債余額每增加10%，由此引致的通貨膨脹率僅達0.306%，因此可以認為我國的赤字財政政策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程度很小，這一結論與馬拴友等通過VAR模型研究的結論[17]一致。
根據(4)式可知我國赤字財政政策對基礎貨幣沒有產生影響，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我國財政收支處于可持續的均衡狀態，未出現財政赤字的貨幣化；二是我國以發行中長期國債為主，而且投資對象為個人的憑證式國債份額較大，可用于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短期國債數量極少，導致國債在中央銀行資產業務中的占比很小。雖然國債對基礎貨幣沒有產生影響，但通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以國債為媒介的信用創造活動，國債對信貸資金產生了顯著影響。受國債品種、交易方式、市場參與者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我國國債對信貸資金的影響力仍然有限，國債余額每增加10%，由此直接帶來信貸余額的增加只有1.73%。
控制通貨膨脹是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國債的出現提高了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經營的靈活性，也增加了貨幣政策宏觀調控的不確定性，因此準確把握赤字財政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有助于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鑒于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考察赤字財政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以及財政收支是否保持著長期穩定關系仍是制定赤字財政政策的重要依據，尚且不必考慮赤字財政引發較大通脹的可能性。當然，如果通貨膨脹率已經處在比較敏感的水平，為配合貨幣政策作用的發揮，赤字財政政策應有相應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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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寬松貨幣政策“適度”的取向
2009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在關于今后我國貨幣政策取向的表述中提出:2010年的經濟工作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根據新形勢、新情況著力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其中,貨幣政策的基調確定為,既要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又要有針對性和靈活性,其含義可以理解為對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適度”的把握,處理好經濟發展與通脹預期的關系。
現階段,中國貨幣政策正在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化,其背后的“玄機”寓意深長。據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以來的數據顯示,自2008年9月以來新增人民幣貸款金額歷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寫,到2009年3月份創下歷史“天量”,達到1.89萬億人民幣,而后雖然有所收縮,但6月又創下1.53萬億元又一個“天量”后,7月新增貸款驟然下降至3559億元,降幅達到77%,雖然9月升至5167億元,但10月大幅降至2530億元,11月創下今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不足2300億元,顯然2009年下半年新增貸款的投放量在逐步收緊。對此,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11月11日發表的《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三季度)》表示,在繼續貫徹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基礎上,妥善處理支持經濟發展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關系,進一步增強調控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鞏固企穩向好的經濟形勢。
依據中國人民銀行近期關于貨幣政策的解釋,目前中國人民銀行的首要任務是:要把握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重點、力度和節奏,及時發現和解決苗頭性問題,妥善處理支持經濟發展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關系,進一步增強調控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鞏固企穩向好的經濟形勢。如何理解目前我國貨幣政策的“適度”,成為媒體和有關部門熱議的話題。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二季度)》關于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調整的解釋,是在繼續堅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變的前提下進行調整,從“合理”向“適度”過渡。因此,恐怕需要從“合理”和“適度”上來理解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細微變化。由此可見,調整后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義上的“適度”,不同于前期的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因此,當下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動態性調整,既不能理解為我國現行貨幣政策導向將要發生根本性變化,也不能簡單地視為我國現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延續。自2008年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執行以來,政策的力度不斷加大,效果也日漸明顯,貨幣政策“慣性”的后續效果將進一步顯現出來。但另一方面,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執行力度的不斷加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逐步演變成“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真正意義上的“適度”成分明顯減弱,導致2009年以來貨幣投放量屢創新高。自2008年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執行以來,政策的力度不斷加大,效果也日漸明顯,貨幣政策“慣性”的后續效果將進一步顯現出來。據中國人民銀行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前11個月超過9萬億元人民幣的天量。
顯然,在前期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驅動下,已然導致我國信貸增長規模正在不斷擴張,貨幣流動性持續寬裕在我國股市和樓市表現得尤為突出,甚至可以視為極度寬裕,股市和樓市“體驗”更多的是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并非“適度”,而在實體經濟則完全不同。因此,我國在資本市場流動性寬裕和實體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否延續下去,還是改弦更張,需要進行認真的論證和謹慎的選擇,貨幣政策的取向就成為我國貨幣當局適時考慮的問題。
通脹預期下的貨幣政策
200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繼續保持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并不意味著我國貨幣政策將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尺度。依據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與金融形勢,在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適度寬松依然是支撐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貨幣政策,需要延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經濟與金融形勢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然而,在美元貶值、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反彈、通脹預期抬頭以及大量信貸資金不斷涌入股市和樓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我國貨幣當局的高度重視和警惕。
由于世界上主要貨幣已經進入“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時期,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無疑我國現行的貨幣政策面臨著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是經濟尚未全面復蘇,全球性金融危機仍未見底,尚存著諸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是潛在的通脹已有所抬頭。由此,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落實既要有一定階段的連續性,也不可對已經出現的通脹苗頭視而不見、聽之任之。因此,優先考慮可支撐經濟持續復蘇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選擇。當然,在經濟復蘇尚不穩定和金融領域風險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增加貨幣的投放量和放寬信貸是刺激經濟復蘇的必要措施,這是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來全球經濟復蘇過程將極有可能與全球性通脹風險同時出現,政策導向需要與形勢的發展相適應,而不是“滯后”,并加強市場追蹤監測,把握調控的力度,這是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現階段“適度”的一面。
近期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進行動態微調的表態,防范潛在通脹風險的意圖十分明確。在繼續堅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變的前提下進行微調,力圖把握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力度和節奏,從“合理”過度到“適度”。這意味著,中國現行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在中國的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
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擴張的力度,貨幣政策開始逐漸向理性回歸。雖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已經出現“拐點”,但政策導向開始向防范通脹預期風險傾斜,中國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擴張力度,是從防范國際“輸入型”通脹風險和國內流動性不斷擴展等因素綜合考慮的結果。其出發點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放緩國內市場上貨幣投放量的增速,逐漸回歸貨幣投放的常態,防止經濟復蘇過程中再度陷入流動性過剩的陷阱;二是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其中包括西方貨幣進一步貶值,以及國際市場能源等大宗資源類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對通脹預期的判斷,及時調整政策的導向。
未來我國貨幣政策的傾向
未來,在我國經濟復蘇尚不穩定的情況下,繼續保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仍顯必要,同時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配合積極的財政、產業等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鞏固經濟回升成果的有力支撐點,對增強市場信心、刺激投資和消費方面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在國際金融危機并未解除、全球經濟復蘇可能將出現較長和曲折過程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將面臨著諸多的困難和不確定性,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的貨幣政策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將如何體現致關重要。應該看到,目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較快發展的階段,蘊藏著巨大的社會需求和經濟增長潛力,目前貨幣政策的寬松和貨幣信貸較快增長盡管有利有弊,但總體而言利大于弊。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有利于穩固經濟回升的成果;其次,消除了通貨緊縮預期;三是穩定了資產市場(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四是推動了企業存貨周期的調整(企業存貨周期調整進入常態有利于企業生產的恢復,將促進新一輪經濟周期的調整)。但目前市場流動性過度寬松,通脹預期已經在上升,規避未來通脹風險也需要考慮。因此,2009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對未來我國貨幣政策的取向確定了基本方向,即在以繼續實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鞏固經濟回升的穩定性和持續性的同時,貨幣政策的取向將考慮到向實體經濟和消費領域傾斜,并在寬松貨幣政策不改的情況下處理好經濟發展與通脹預期的關系,提高我國貨幣當局把握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