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經濟與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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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持續低迷、復蘇目標落空

2002年，德國經濟一直處于停滯狀態，總體表現甚至不如2001年。據聯邦德國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去年增長僅為0.2%，這個增幅也是自1993年以來最低的一年。

根據表中三項數據，可大體反映出2002年德國經濟陷入輕度衰退狀態，經濟增長是近10年來最低的一年，且去年能勉強達到0.2%的微弱增長，完全靠外貿貢獻率1.5個百分點獨立支撐。因為上年固定資產總投資和私人消費兩項貢獻率均為負數（-6.4%和-0.5%）。否則，經濟增長狀況更加暗淡。財政赤字高達772億歐元，是歐元區內少數幾個突破《馬約》標準的國家。赤字激增固然與財政支出剛性強和財政收入增長緩慢有直接關系，但基本原因在于這兩年經濟持續疲軟而導致稅收增長目標落空。失業是德國多年固有矛盾，在上世紀90年代同樣突出，只不過在近兩年經濟停滯狀態下近一步凸顯。長期的高失業中既有就業總量供給過剩，又有勞動力市場結構失衡問題。此外，其它幾項短期指標均不樂觀，如私人消費增長平平，失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至于設備投資特別是建筑業投資已連續7個季度停滯或負增且已形成下降慣性，不僅與經濟低迷相伴，而且也是引致經濟復蘇遲緩乏力的主因之一。相比之下，去年德國外貿出口稍許樂觀，成為拉動經濟的最主要動力，詳見下表。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經濟增長率 �1.1 ＋2.3 ＋1.7 ＋0.8 ＋1.4 ＋2.0 ＋2.0 ＋2.9 ＋0.6 +0.2 1.0+ 失業率 8．9 9.6 9.4 10.4 11.4 11.1 10.5 9.6 9.4 9.8 0 赤字/GDP 0 0 3.3 0 0 2.2 1.5 1.4 2.8 3.7 2．75

資料來源：聯邦德國統計局2003年1月公布的數據和聯邦財政部公布的數據。

2003年數系政府提出的預測值。

二、結構矛盾和外部環境影響

從縱向比較看，近兩年德國經濟的增長表現似乎又重現了德國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常態，即經濟持續低迷，再現增長疲態（平均1.7%）。在分析德國經濟形勢時，一方面要觀測短期供需因素變化，同時還需把引致經濟持續疲軟的短期原因和中長期因素結合起來比較。概括地講，中長期因素表現在兩方面：結構老化和外部沖擊。結構問題首先表現在，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德國經濟結構變動很小，第一和第三產業在經濟結構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什么變動，增長結構中主要靠傳統產業拉動，比如，德國的傳統制造業占GDP高達30%以上，差不多比美國高出近4個百分點。而傳統制造業近年來一直受到國際市場需求約束和利潤平均化影響。加上德國現行體制中的“三高“（高稅收、高工資和高福利）擠壓，傳統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實際貢獻度逐年下降。傳統產業固然是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基干部門，但要維持住這一實體產業的競爭力同樣要靠新技術和資金的持續性投入。作為工業大國，德國近兩年來的設備投資則是逐年下降，特別是在研制與開發方面（占GDP的比重），德國又明顯低于美國和日本，而且也落后于瑞典、瑞士、芬蘭和韓國等國。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德國建筑業屬于傳統產業。這一產業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年年萎縮，年年負增。據有關分析，從1996年起，建筑業非但對整體經濟有所推動，反而使每年的經濟增長縮減0.3個百分點，成為德國經濟的長期負擔。

外部沖擊對于象德國這樣高度依賴向歐盟和外部市場出口的國家來講，受到的負面沖擊確實比上世紀90年代還要大。近兩年世界經濟的不景氣特別是美國經濟自身復蘇表現欠佳，加上日本經濟十年沉疴，歐盟經濟總體復蘇鮮有起色，諸多因素疊加起來，阻滯了德國經濟的回升。從這個角度看，德國經濟增長乏力既是其多年來在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方面進展不大的一種必然結果，又與同期國際經濟環境變化有直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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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積極推進結構調整和節能減排

加大技術創新,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對外競爭力提升。繼續抓好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推動企業加快技術改造,鼓勵淘汰落后產能、促進兼并重組。堅決抑制部分產能過剩行業新上項目。積極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設立創業投資基金支持新興產業發展。認真落實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各項政策。毫不放松地抓好節能減排工作,強化目標責任制,加快節能環保重點工程建設,積極應對氣候變化。適應消費升級和國際市場變化,調整外貿生產及進出口結構。堅持節約資源能源,對外實行出口升級和進口的替代戰略。引導金融機構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加大對民間投資、中小企業、三農的支持力度,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五)繼續實施各項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堅持保增長與保民生相結合,加大就業資金投入,鼓勵自主創業,加強對就業困難人員職業技能培訓,努力保持就業局勢基本穩定。著力做好高校未就業畢業生、農民工和困難群體等的就業工作。落實好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政策。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推進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能力建設。繼續做好扶貧開發工作,妥善安排好生活困難群體和災區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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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我國當前經濟形勢及其走向形勢與政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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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 經濟增長 財政支出 固定資產投資 國內生產總值

財政政策是一種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它可以用來調節總需求，應對嚴重的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避免經濟周期出現較大波動，在不同經濟時期實施不同的財政政策能起到保持或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明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問題，對當前我國政府制定符合國情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相關文獻綜述

財政政策是在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凱恩斯主義主張政府對經濟積極干預，在總需求不足情況下，如果增加政府支出總需求就會增加，突出了政府赤字支出對總需求擴張作用。薩謬爾森在該理論基礎上, 強調稅收既是經濟的“自動穩定器”，又是政府掌握的穩定經濟的“人為穩定器”，他認為財政政策是一種管理和控制稅收及公共開支的政策。

國內一些專家學者對我國財政政策提出了獨到見解。樊綱（1998）強調,應根據國內外經濟狀況變化，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經常性適時微調。陳松青（2001）認為，制定財政政策，要立足于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國情，公共支出應投向農村和農業，其“乘數效應”才是最大的。但邱華炳、蔣經法、李齊云等（2002）指出：積極財政政策效果沒有預期那樣大，乘數效應較小。滑冬玲（2010）分析了積極財政政策有效性不足問題，建議謹慎使用財政政策，同時結合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在實證研究方面，李永友（2006）的研究表明經濟波動和財政政策波動之間存在不完全雙向因果關系。王樹華、方先明（2006）經過分析后得出：總體來看，中國財政政策從其宏觀效應來分析是有效的，但存在擠出效應，且時滯較為明顯。鐘永紅（2007）檢驗了1978～2006年間我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有效性的差異性特征，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僅在短期內有效，長期內呈現負效應且隨時間推移逐漸顯著。

綜上所述，大多數文獻只注重財政政策有效性研究，或者是比較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有效性差異，而很少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來分析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關聯性。因此，本文正是在該基礎上進行實證分析，然后得出相關結論。

實證分析過程

（一）變量選取及樣本來源說明

財政政策主要調控手段包括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財政收入主要是稅收收入，但稅收本身并不能準確反映財政政策松緊程度；財政支出中的轉移性支出能夠直接影響投資，進而影響GDP，所以它能通過乘數效應對經濟產生很強的擴張作用。固定資產投資一直被當做宏觀經濟調控重要工具之一，有分析指出，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和實際GDP之間體現出較強當期相關性，它仍然是驅動我國經濟增長主要動力之一。所以本文將財政支出（GE）和固定資產投資（FAI）作為財政政策代表變量，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經濟增長代表變量。樣本區間為1990～2009年，采用年度數據，原始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為了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異方差現象，分別對各個變量取自然對數，處理后的時序變量分別記為LGE、LFAI、LGDP。

（二）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1.數據的ADF檢驗。為了證明所用時序數據是平穩的，避免出現偽回歸問題，在進行協整分析前，需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樣本數據和其一階差分項的ADF檢驗結果見表1。

由表1可知，變量LGE、LFAI、LGDP都為非平穩序列，而經過一階差分后分別在1%、5%顯著水平下都是平穩的，故上述變量均為一階單整，記為I（1），所以可以運用協整方法進一步檢驗這些變量之間協整性。

2.數據的Johansen檢驗。協整檢驗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同階單整非平穩時間序列線性組合是平穩時間數列，則這些變量之間關系就是協整的。上述檢驗結果顯示三組時間序列是一階穩定的，故這些變量之間可能存在著一種長期穩定線性關系。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見表2。

從表2中可以看出，只有第一個似然比統計量大于5%水平下的臨界值，表明LGDP與LGE、LFAI之間在5%顯著水平上有且僅有一個協整關系，協整關系式為：

et=LGDP-0.5124LGE-0.2857LFAI-3.5544

（1）

則各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為：LGDP=0.5124LGE+0.2857LFAI+3.5544

（2）

（0.1580） （0.1525）

以上協整關系式中，兩個解釋變量彈性系數都為正值，說明在長期內GDP與GE、FAI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即GE、FAI對GDP具有明顯正向推動作用；且GE影響力較大（彈性系數為0.5124），而FAI影響力相對要小些（彈性系數為0.2857），說明GE對GDP貢獻率要大于FAI。

3.Granger檢驗。經過上述協整關系檢驗，各變量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之間就一定存在因果關系，且因果關系方向也不明確。為此，本文運用因果關系檢驗方法來分析GDP與GE、FAI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王文博認為，Granger因果檢驗對滯后期長度較為敏感，最好是多選幾個不同滯后期進行檢驗，若結果一致，則認為檢驗較可信。本文將以該原則進行因果關系檢驗，具體過程如表3。

由表3可知：除滯后期取3時，GE都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滯后期取1～4時，GDP都不是GE的Granger原因。當滯后期取1～3時，FAI是GDP的Granger原因，取4、5時，FAI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此時說明FAI對GDP影響消失；GDP始終不是FAI的Granger原因。綜上，GE、FAI和GDP具有正向變動關系，但GE對GDP影響時間更持久。

4.脈沖響應函數。接下來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GE、FAI對GDP動態影響，圖1、圖2分別是我國GDP增長對GE、FAI脈沖響應函數圖。

由圖1可以看出，當本期給LGE一個沖擊后, 會引起GDP迅速增長，并在第6期達到最大（0.044），持續時間較長，隨后效果開始逐漸減弱，但減弱速度較慢。由圖2可知，當本期給LFAI一個沖擊后, 也會引起GDP迅速增長，并在第5期達到最大（0.11），持續時間較短，隨后效果開始逐漸減弱，但減弱速度較快。綜上得出，GE、FAI對GDP動態沖擊影響存在明顯差異：GE對GDP影響速度相對較慢，效果較弱，但持續時間較長；FAI對GDP影響速度相對較快，效果較強，但持續時間較短。

結論及啟示

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與GDP之間體現出較強相關性，三者存在一種長期均衡關系，而且驅動機制主要表現為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對GDP拉動作用。雖然財政政策效應發揮具有一定時滯性，對經濟增長正向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

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與GDP之間具有影響關系上的非對稱性，財政支出對GDP具有單向強Granger因果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則與GDP之間存在單向弱Granger因果關系。這說明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可以通過調整財政支出和投資率增長率來引導未來經濟走勢，但同時需注意遵循適度原則。

我國當前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尚未形成一種長期穩定的內在調節機制。從趨勢上看，財政支出對GDP貢獻明顯大于固定資產投資，但是固定資產投資對GDP影響速度明顯快于財政支出。因此，在今后一段時期內，應注意合理優化財政政策結構，使政策各要素之間互相適應和協調，以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我國財政政策短期調控效果顯著，但對經濟增長影響不夠深遠。從實證研究結果可以看出，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對GDP的脈沖作用并不持久，說明經濟自身內在發展動力不足，所以當前財政政策并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長久之計，亟待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1.楊君昌.對我國財政政策有效性的若干看法—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在財政政策上的分歧及其啟示[J].當代財經，2002(1)

2.莊海燕.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現代管理科學，2003(7)

3.樊綱.新階段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J].宏觀經濟研究，1998(1)

4.陳松青.二元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有效性的思考[J].財經研究，2001(8)

5.周洪，馬栓友，馬 .“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及可持續性高級專題研討會”綜述[J].財貿經濟，2002(1)

6.滑冬玲.后金融危機時期提高積極財政政策有效性的對策[J].經濟縱橫，2010(12)

7.李永友.我國經濟波動與財政政策波動的關聯性分析-兼論我國財政政策的相機抉擇與自動穩定機制[J].財貿經濟，2006(4)

8.王樹華，方先明.中國財政政策宏觀經濟效應的實證檢驗：1978-2004[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6(8)

9.鐘永紅.中國貨幣財政政策有效性的比較檢驗[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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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政策性制度；市場經濟；醫療保險

[中圖分類號]R197.1 [文獻標識碼] B[文章編號] 1673-7210（2009）03（a）-134-02

自2002年我市建立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即社會統籌和個人帳戶，建立了一個新型的供、需、保三方都有制約作用的醫療費控制機制，當時解決了兩個問題：①從根本上打破了職工醫療費完全由國家和單位負擔的格局，大大免除了國家及單位巨額醫療費用支出問題；②解決了企業虧損、倒閉、職工下崗、醫療得不到保險而使部分城鎮職工一病致貧，一病返貧的問題，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隨著全國各地不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日趨空出，面對這一系列新的問題和新的矛盾，醫院如何冷靜地去分析，如何努力尋找相應對策，繼續深化內部改革，調整醫院內部運行機制，提升醫院整體競爭能力，把醫改帶來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點，已成為醫院領導、醫療保險科室及有關部門必須認真對待和深入研究的新課題[1]。筆者以我院2008年3月起實行新醫療保險住院費用結算辦法運行5個月中的一些問題和即將可能出現的問題作一探討。

1 醫院醫改運行中的問題

錦州市第二醫院是錦州市的一所三級醫院，開放床位500余張，擁有遼西地區之首的特色專科――骨科，同樣承擔著全市市區300萬人口的醫療、保健、預防和教學科研工作，同時也承擔著遼西地區骨科疾病的治療和科研工作，是一所具有特色專科的綜合性醫院。

從2008年3月開始，我市基本醫療保險廢除了以前服務項目和單病種結算辦法，實行了“總額預算，彈性結算和部分疾病按病種付費相結合”的結算辦法。按照這種辦法，年初由市醫保及醫保中心確定各個定點醫院的總額三項預算指標，即門診與住院人數比（15%），均次統籌（3 700元）藥品占總費用比（50%）。其中統籌費用、工作量（年總住院人數），按本院2005、2006、2007年3年總和平均指標下達各定點醫院，醫療費用按照當年預算總額，在預留10%風險金和10%年終彈性結算調劑金后，80%按月預撥款，實際超均統籌部分醫院自己承擔醫保中心不補。超工作量部分醫院先墊付，年終按考核規定結算。

1.1 有限的醫保經費與超控制總量的矛盾突出，而且日趨尖銳化

有限的醫保經費與患者無限的醫療需求，住院醫生在完成基本醫療的情況下，如何解決超控統籌資金，是臨床醫生日常工作的一個難題，有時導致醫患之間出現矛盾，醫改5個月來，醫院工作量及超統籌資金如表1。

表1 醫改5個月醫院工作量及超統籌資金情況

1.2 年工作量指標低，門診住院人數比不夠用

2008年醫改后年工作量（住院人數）為1 199人，月平均100人次。門診住院比為15%，目前運行5個月實際住院人數745人。月平均為149人次，平均月超工作量49人次。按目前5個月住院人數，一年1 199人的工作量8個月就要完成指標，完成工作指標后，超工作量部分在門診住院比不超標的前提下，按有效工作量40%補貼統籌資金，每人1 480元（3 700×40%=1 480元），這樣數量的資金能治愈住院病例遠遠不夠。

1.3 普通參保住院患者均次費用標準低

2008年醫改后均次統籌費用為3 700元。上限3 885元，下限3 515元。運行5個月我院實際平均統籌4 605元，每人平均統籌超支905元，5個月共住院745人，共超統籌資金674 225元。這筆用于百姓治病不補的巨額資金，醫院承擔很困難。

1.4 擴大特殊病種

特殊病種目錄范圍需擴大，應擴大特殊病種，除放化療外，還應增加重癥心肌梗死、大型手術、貴重的體內置入材料等。

2 醫院采取相應政策

2.1 醫院重新組建醫療保險管理小組

由主管院長任組長，醫保、醫務、財務等多部門參與管理，并出臺醫院內部管理方案。

2.2 認真執行市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各項決定[2]

醫務人員嚴格執行首院、首科、首診三首負責制，對患者禮貌用語，熱情周到，一視同仁，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推諉患者。

2.3 舉辦各種不同形式的培訓班

提高各級醫務人員對基本醫療保險的認真，學透新結算辦法內涵，使臨床各科室嚴格執行新規定。

2.4 規范醫療行為，嚴格掌握出入院標準

針對我院部分科室參保人員費用高，用藥檔次不合理的情況，要求醫務人員嚴格執行“因病施治，合理檢查，合理用藥”的原則，狠抓定額結算標準的超控，控制不必要的用藥與檢查，最大限度地減少衛生資源浪費。

2.5 不定期檢查

采取定期及不定期檢查制度，檢查各科室《關于臨床用藥的有關規定》、《關于特殊檢查治療分級的規定》、《關于加強藥品采購供應管理工作意見》、《關于加強院科兩級質量考核意見》等一系列規章制度的執行情況，按照各級有關規章制度，實施懲罰。

3 討論

3.1 有限的醫保資金與病情無限的醫療需求，是醫院與政府政策和個人醫療消費三者之間一直存在的矛盾

這個矛盾隨著醫改的深入更趨尖銳化。有限的資金，達到患者病情完全治愈符合出院標準使患者及家屬滿意，很多病種是難以辦到的，小病不符合住院標準，不能入院治療。住院的患者大多數是病情較重、危重、疑難、復雜患者，住院消費資金很高，達不到醫保中心要求的大小病費用院內平均，使之均統籌資金不超標的目的。舉一病例，骨科置換雙髖關節，2個髖關節價格為7萬元，個人支付40%，人工髖關節占費用5.2萬，加之手術費、全麻醉費、藥床費等。統籌費用約6.5萬元，一臺手術就占去了約17名患者的統籌資金。

3.2 超控資金如何解決

我院按現在醫改運行情況，8個月內就要完成全年工作量指標。完成指標后收治的患者，在門診與住院人數比不超指標的情況下，為有效工作量，按文件規定我院有效工作量得到40%的補償，2008年醫院將提前2個月完成工作量，如果后2個月再收治患者300人次，每人撥補1 480元，按醫院實際均統籌4 605元，醫院要虧損百萬元，加之超均統籌約140萬元，全年醫院將虧損240萬元，在國家政府幾乎不給醫院投入、醫院出現生存困難的情況下，要為政府承擔巨額醫療費來滿足患者需求，這樣醫院將面臨嚴重虧損。

3.3 類似計劃經濟與市均經濟的問題

類似計劃經濟與市均經濟運行模式能否同時存在，筆者認為，政府政策性規定類似計劃經濟，而醫院早已走向市場經濟運行模式，一種事情兩種運行模式。即醫院藥品體內置入物等用材，大型先進醫療設備，醫務人員外出進修、學術會等全部以市場價格資金解決，而參保患者治愈出院得到的是政策規定有限的資金。例如像一個工廠，生產某一種產品，市場高價格進原材料，產出產品按類似計劃經濟低價售出。這個工廠在沒有政策補貼的情況下，注定虧損，筆者認為這就是目前醫院醫保虧損的根本原因。如果性質統一，即政策性購入原材料，政策性獲得參保統籌資金，或市場性購入原材料，市場性獲得醫保統籌資金，醫院虧損的局面將不存在。

[參考文獻]

[1]潘習龍,趙茜倩.試論新形勢下的醫院管理體制改革[J].中國醫院管理,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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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政府政策；作用機制

中圖分類號：F1文獻標識碼：A

世界經濟波浪式的漲落或起伏式的運動，可以表現為周期性與非周期性兩種類型。在這其中，更為特殊的，也是目前從經濟學角度研究還較少的一種形式――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反映的是突發事件對一國（地區）乃至世界經濟造成的巨大沖擊。各種外生因素的作用給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對經濟活動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脅，需要政府對其做出相應的反應。但波動本身的復雜性要求對危機做出正確的階段性劃分，以此為基礎，政府反應所應采取的政策在各個階段需要有不同的側重點。

一、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的界定

世界經濟隨時會受到各種外生沖擊的干擾和影響，這些沖擊包括能源危機、戰爭、自然災害、流行性或傳染性疾病、金融危機的爆發、重大技術性事故，以及恐怖襲擊等突發事件。對這些因素進行概括，我們給出對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的一個統一概念：由于各種偶然的、無規律性的突發危機事件的存在，將導致既有經濟波動軌跡發生結構性突變，我們把經濟波動的結構性突變稱為經濟非周期波動。這一界定表明，由于這類突發危機事件的發生，可能對一國（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導致經濟運行偏離正常運行軌道，引起經濟數據出現明顯的跳空和斷裂。

二、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的特點

分析不同于引致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各種因素，突發危機事件由于其特殊性，使得其所引起的經濟非周期性波動也具有一些新特點：

1、波動的出現呈現無規律性。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最明顯的特點即是波動的出現呈現無規律性，集中體現了“非周期性”的特點。危機是“發生中斷的一個時期，它是模式化線性過程的一個明顯的斷點”。導致出現各類突發危機事件的因素通常較為隱蔽，事發突然，信息途徑非正常堵塞，往往給一國的危機預測技術與手段提出新的難題，使得其所造成的經濟波動難以預測。

2、波動的出現具有不可避免性。不可測因素使得非周期性波動的出現是難以避免的。Arjen Boin對此做了兩方面的分析：一是經過深入的經驗研究發現，諸如事故、環境公害等等本身是“正常”的，因此危機實際上是大量存在的這些各種因素巧合地混合在一起，從而產生的正常結果；二是從公共行政的角度，出于各種原因，對于安全方面的投資總是不足，而危機只是在既定社會體系的正常運轉過程遭到擾亂的情況下才會爆發。因此，波動總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在經濟正常運轉的背景下。

3、波動產生巨大的破壞性。非周期性波動產生的極強的破壞性是歷次危機所具有的共同特點。這種破壞是兩個層次的：一是實際面。突發性危機事件所帶來的后果是對人身、財產、社會經濟甚至政治等各個方面造成損害，波及范圍廣、影響程度深，是危機給一個社會帶來的最明顯的破壞；二是挑戰人們的心理極限。危機的突發性造成社會實際面上的嚴重破壞，加深了社會公眾對危機的恐懼心理，在信息不完備的情況下，導致其對于事件相關的各個方面過度緊張和謹慎。此外，實際與心理兩個層次的相互作用極易形成惡性循環，加重波動的破壞性。

4、波動的后續影響難以測度。通常情況下，非周期性波動不同于周期性波動，更為明顯的一個特征是波動之間往往可能存在極強的關聯性，使得一個波動出現后會產生難以測度的后續波動。如政治動亂、軍事沖突的發生，可能引發股市大崩盤后造成財富效應的消失，社會財富的強制性再分配，社會經濟處于蕭條狀態，失業率飆升，從而導致社會秩序出現混亂；又如生態危機的發生，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可能對公共衛生領域產生連鎖影響，引發諸如疫病流行等嚴重后果。地震、洪澇、海嘯等自然災害突發后，往往造成次生傳染病的流行，導致多人患病和死亡，加重受災程度。

三、政府應對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的機制分析

危機潛伏期與政府反應這是處于時間序列最前面的階段，危機因子隱匿，存在于潛在的領域而沒有顯示性的癥狀，為危機的形成埋下了隱患，如傳染體的形成、潛藏矛盾的政治格局的建立。這個階段之所以存在，來自于波動的不可避免性這一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危機潛伏期與危機消除期首尾相連，表明即使處于危機消除期，也無法排除為下一次突發事件種下危機因子的可能性。危機潛伏期是未來可能爆發危機的源頭，因此在這一時期就應該主動做好預防工作，建立有效的防范系統。通常情況下，本階段需要從組織體系完善、法律法規建設、危機管理應急預案系統構建、危機預警體系建立四個方面著手，并在實踐中配合必要的危機管理預演和實戰演習，增強政府與民眾的危機防范意識。在這其中，預警系統的建立、預警指標的選取、警戒線的劃定、對策庫的形成、專家系統的建立等，對于危機的防范與事前管理十分關鍵。此外，本階段通過對歷次出現的波動（包括最近和更遠發生過的危機）的深入研究，回顧和審視所采取的各種管理措施，充實危機管理對策庫的內容，應用于增強公共部門對危機預測的及時性與準確性，促進危機預防與管理的技術水平的發展，提高對潛伏階段危機因子的診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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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競爭途徑；途徑措施

一、投資銀行的并購理論概述分析

投資銀行之間的并購指銀行系統以產權作為標的物的兼并、收購形式的集合。一般情況下，基于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法則，投資銀行的并購活動必須是在并購方與被并購方達成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前提下方能展開，而通過一系列企劃公布、談判磋商以及資產評估等流程步驟的有序展開，最終在雙方的利益訴求點達成契合的共同意愿之下進行彼此資產產權的權益交換的經濟活動行為。

二、投資銀行并購競爭施行的制約因素

1.行政權力的干涉制約

我國銀行體系的主體則是以直接或者間接接受政府機關的國有銀行為架構基礎，這一基礎架構也就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投資銀行并購機制整體層次上的單一性、固定化與封閉式，行政權力的干涉制約導致的不僅僅是國內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的持續低層次化，而且也極大地限制了投資銀行由國內向國外縱深拓展的路徑推移。

2.短期集中的貨幣效益的驅使誘導

我國投資銀行并購競爭大多都是基于短期集中的貨幣利益的刺激誘導而產生的自發性經濟行為，而從長遠發展戰略框架作為出發點的投資銀行并不多。一些隸屬于國家行政機構管轄制約的國有企業投資銀行的并購業務更多的呈現出則是經濟指標任務完成要求下的單一純粹的貨幣斂收。

3.并購程序操作流程的復雜長久

我國投資銀行并購的法律體系以及并購流程還存在著諸多缺陷，兼之大部分投資銀行的并購普遍都是基于短期貨幣利益的獲取，這就導致了我國投資銀行并購競爭的程序流程開始在規范性、集成式、國際化的框架結構的制約影響下呈現出自有規則的投機取巧、急功近利，這也使得我國投資銀行并購競爭格局更為復雜混亂。

三、投資銀行并購競爭機制施行存在的問題

1.投資銀行并購競爭下的短期效益擴大化加劇

位于投資銀行并購競爭頂層位階上的銀行實體獲取了最為豐厚的貨幣效益，而依次往下的效益分成則逐次降低，位于底層的投資銀行的并購效益則壓縮到與成本接近的底限。據Gartner2012年第三季度的調研數據顯示，中國長三角經濟區的投資銀行的并購效益已經呈現顯著的二級管理層次劃分，其中處于一級管理層次的頂級投行的并購效益已經占據了整個地區投行并購效益的60%；一些次頂級的投行的并購效益也也迅速上升，已經達到31%，而余下的9%則留給剩下的中小型投行進行劇烈劃分。這一失調的比例不僅使得既存的產業運營更為混亂復雜，而且也進一步制約影響了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的長效性推進發展。

2.系統有效的并購競爭風險控制機制的缺失

外部監管有效性的低下、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防控意識有待提升、產業架構發展不平衡、市場體系尚不健全以及并購競爭的規制性普遍偏低，這就使得國內投資銀行所面臨的風險形勢更為險峻艱巨，從而進一步拉大了我國投資銀行與國外投資銀行之間的實效差距，進而嚴重制約影響了國內投資銀行并購競爭業務渠道拓展、范圍延伸以及效益增長。

3.投資銀行并購競爭的不規則操作現象凸顯

我國投資銀行由于起步較晚，基礎較為薄弱，而又恰逢互聯網產業浪潮的洗禮，基于短期貨幣效益的刺激誘導，所以在時間內滋生了大量不符合國際規則而又充分契合國內市場的投資銀行。這些投資銀行的并購競爭業務也隨著自身銀行系統的急速擴張而迅速膨脹，為了在更短的產業周期內獲取更多的貨幣效益，進而衍生出現了一系列與投資銀行并購活動極不適配的失當競爭行為。

4.并購產權權屬不明晰，競爭實力參差不齊

自身競爭實力的良莠不齊是我國投資銀行在并購市場上屢屢遇挫的致命硬傷，尤其是在一級市場上，不僅要和國內同行進行競爭，而且還要提防國際競爭對手的戰術打擊，這就進一步導致了并購競爭區域內的人才信息的白熱化競爭；而在二級市場上，國內投資銀行的并購業務布局也側重在交易點、債權轉移等方面的押寶投資，從而短期內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這也使得無序競爭開始泛濫，最終全面制約影響了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的穩定、順利、有序推進。

四、投資銀行并購競爭機制改進舉措分析

1.完善投資銀行并購競爭的法律法規

進一步健全完善新法規、新制度的跟進，持續頒發具備針對性、實效性的細則條例；同時則要形成長效固定的業界系統的溝通交流的互動機制，不間斷地邀請銀行系統并購行業的相關代表、有關專家學者以及民間社團群體進行多渠道、寬范圍、廣深度的討論交流，從而各抒己見、群策群力，共同協商構筑切實有效的契合國內投資銀行并購業務順利長效推進拓展的策略手段，及時開設創立建言反饋機制，以開放兼容的態勢進行多元民主的投資銀行并購競爭的法律法規的制定實施，從而為國內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策略機制的有效改進提升提供有利的法制制度層面的輔助保障。

2.加強風險監督完善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產權制度

進一步健全完善產權制度，側重明晰產權所有者的實效權益，持續強化明確產權所有者既有的合法權利與具體責任，同時切實保障產權交易的流動性與可交易性，而在進行產權交易之時，相關金融監管部門需要及時跟進對各類產權的權益保護。從而在清晰明確出資人與銀行系統之間的資本產權的權利關系，進而快速合理地解決銀行資產法人化的一系列問題，保障投資銀行并購業務之中的各類資本的流動與重組，最終實現不同產權主體之間的公開、平等、有序競爭。

3.進一步健全完善人才資源的聘訓機制

投資銀行并購產業系統的領導管理層需要改變固有的陳舊觀念，堅持“人才興業”的經營管理理念，加大人力、物力、財力的成本投入與政策支持，進一步拓展完善金融管理人才招聘、培訓、實踐鍛煉的運作體系。負責招聘資本并購人力資源的相關人員也應當做好聘前相關準備工作的具體細致的分析、規劃，切實認真地執行投資銀行領導管理層制定的方針規劃，建立健全一套合理完善的人力招聘體系，從而穩步提高招聘人才的整體質量。

4.更新物質獎懲制度，兼顧精神激勵方式

物質薪酬的固定性和更新性是在根本上吸引人才、激勵人才的硬道理，也是投資銀行并購業務從業人員的基本物質追求之一。根據當下投資銀行并購管理行業系統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整體薪資水準的變化，適時有效地對薪酬結構和獎懲制度進行可控范圍內的更新，從而及時有效地滿足人才基本實際的物質需求。而在注重更新物質獎懲制度的同時，相關領導管理層也要兼顧精神式的激勵制度，進行一系列精神文化層面上諸如投資銀行并購競爭集體創新活動榮譽之星、行業旗手等靈活人性的精神式激勵，這對于提升人才資源的企業責任感、培養人才的工作熱情度以及激發人才的實踐創造力都大有裨益。

參考文獻：

[1]趙悅佟.中國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競爭態勢研究[J].商業時代.2011年（29）

[2]馬晨希.簡述投資銀行并購業務[J].投資與合作.2012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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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大學文法學院孫萍教授、唐瑩博士與美國天普大學羅伯特・梅森副教授在2011年第8期《城市問題》上聯名發表題為《國外城市蔓延研究綜述》一文，認為隨著城市的不斷擴張，蔓延式的發展給資源管理、環境衛生、能源保護及城市可持續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人們再次對城市蔓延給予了高度關注。如今，不只北美、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受到城市蔓延的困擾，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城市蔓延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理性的城市擴張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除此之外，城市蔓延已經成為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的關鍵因素。如何控制城市蔓延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規劃者面臨的挑戰。

城市蔓延帶來的損失促使國外決策者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及激勵措施來抑制城市蔓延，主要采取兩項措施。一是控制綠化帶和城市增長邊界，這是控制城市增長的主要措施。學者們通過研究發現，綠化帶的寬度和位置決定了綠化帶控制城市增長的效率，使得絕大部分新增建筑都建設在城市發展邊界內，這大大提高了城市發展邊界內部的用地效率。二是采取分級稅收政策，這是重要的控制城市蔓延的間接調控手段。研究發現，分級稅率是一種潛在的、強有力的抑制城市蔓延的手段，采取和提高分級稅率有助于增加城市建筑密度，提高土地的利用強度，使城市發展向緊湊型城市轉變。

目前對于城市蔓延的控制問題，國外已形成三條基本研究路徑。一是利用地理信息系統及遙感影像等技術手段。利用地理信息系統及遙感影像等技術手段對城市發展進行時空分析，有助于判斷城市發展的方式、發展速度及發展方向，從而辨別出城市發展的類型。二是運用模型法。在城市增長預測研究中，通常會用細胞自動機模型來模擬城市空間拓展模式。為了準確檢測城市蔓延驅動力及城市蔓延趨勢、速度等信息，學者們將分類評定法、不透水表面分析等方法引入城市蔓延研究領域，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與手段。三是綜合使用多種手段方法，如運用遙感、空間度量和空間模型三種方法分析和模擬城市的增長過程。綜合運用各種分析手段不但可以識別城市增長的動態變化影響因素，還能夠清晰地識別空間維度的影響因素。更重要的是綜合使用多種研究方法能準確探測出增長驅動力和城市空間布局，可為構建城市擴張過程的時空模型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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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模糊綜合評價模型；層次分析法；聚類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2-0007-04

循環經濟是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促進國民經濟“綠化”的新經濟發展路徑。中國循環產業在2004年全面開展循環產業試驗，政府通過引進國外發達技術、借鑒西方先進模式、完善法律體制等途徑促進中國循環經濟的發展。然而由于中國區域廣闊，地區間發展受諸多因素影響呈現出不平衡的發展趨勢，要促進中國循環經濟均衡有序發展，需要對回收體系建立完善、客觀的評定。

目前中國循環經濟處于起步階段，國內研究多集中于循環經濟發展的必要性、綜合性指標體系以及根據循環經濟特定分析方法。章波等（2005）強調循環經濟指標體系的普適性，建立了“目標層—控制層—指標層”評價體系；曹小琳等（2008）提出“三級疊加、逐層收斂、規范權重、同一排序”的城市循環經濟測度指標體系。更多的研究關注于指標基礎上建立的分析方法：王奇等（2007）通過建立封閉和開放的經濟系統的物質總量模型，提出了評價循環經濟的循環系數；賈蕊等（2007）在物質流特征的基礎上采用多目標規劃數學模型；王春枝等（2010）綜合比較了不同區域在某個時期循環經濟效率的發展水平，運用面板模型“縱橫向”拉開檔次，評價分析了多地區的動態發展變化規律。

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理論研究主要針對于循環經濟的體制建設，如瑞典環境經濟學者Thomas Lindhquis（1990）首先提出“生產者延伸責任制（EPR）”；德國于1990年期開始推行的雙重回收系統（Duales System Deutschland）；歐盟出臺的《WEEE指令》和《Rosh指令》等。

以上研究得到了許多有價值的結論與模型，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礎。雖然國內學者關于循環經濟效率的定量化研究已臻于完善，但是分析其內部推導過程仍存在權重確立的主觀性、數據處理的不全面性等問題，這也是本文力求克服的問題。

一、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采用模糊綜合評價（FCE）模型對中國30省市 ① 相關數據進行處理，并運用層次分析法（AHP）對結果進行修正，最終通過聚類進行區域的分組。

（一）參數的確定

現有循環經濟領域內的實證文獻通常將評價體系指標概括為廢物減量化、資源再生化、環境保護效益、經濟發展效益以及社會發展效益5個模塊。考慮到本文以循環經濟回收利用的效率為中心，在此研究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篩選，得到評價指標體系（見下頁表1）：

（二）參數分析

不同參數具有不同的指示意義，進而對于各指標間權重的確立產生影響，對指標的分類有利于更精確的得出結果。在此將上述參數分為正向指標、逆向指標及適度指標，不同類別指標對應于不同的標準化過程。其中正向指標即為“越多越好”的指標，逆向指標為“越小越好”的指標。除此之外，存在適度浮動時對經濟具有最大促進作用的指標，該類指標過大或過小均會對經濟產生不良影響，因而認為其屬于“越中越好”的適度指標。

二、AHP-FCE方法

運用AHP-FCE方法的目的在于客觀準確的對各指標數據進行處理、降維，最終度量各地區循環經濟發展情況。最終得分越高，就意味著各地區循環經濟發展越成熟，回收效率以及循環利用程度越大。其難點在于如何合理地確定各評價指標的權重。本文根據已有的研究，結合層次分析法的優勢，通過構造判斷矩陣確定指標權重。

（一）模型建立

1.去量綱處理。為了保證指標權重能夠合理分配需要消除指標的量綱效應，需要對上文得出的評價體系數據xn×m進行標準化處理。

2.構造判斷矩陣。構造判斷矩陣的最終目的為得到各指標權重。在這里將指標權重看作是指標傳遞信息量多少的衡量，即認為指標變化程度越大，其在整體中傳遞出的信息就多。因此這里用評價指標的標準差來衡量樣本對綜合評價的影響程度。標準差s（i）=

（n）值來測度矩陣是否具有滿意的一致性。通過隨機模擬的方法構造多個滿足單位性與互反性的矩陣，在不保證該矩陣滿足一致性的前提下計算其一致性指標，再進一步平均即可得到RI

（n）。① 一致性比例CR=可以通過CI與RI

（n）的比值得到，其中CI為一致性指標。由現有研究經驗得到，當一致性指標系數CR在[0，0.1）之間取值時即可認為有令人滿意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將0.1作為判斷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閥值。

該種權重計算方法的基礎為指標所傳遞的信息量。若樣本指標1的變化程度大于樣本指標2，則認為指標1所傳遞的綜合評價信息多。

4.計算得分。將各個評價指標的權重wi與對應的10個不同時間的樣本指標相乘并累加得到模糊評價的綜合指標zj=wir（i，j），j=1…n。綜合評價指標zj的值越大，則說明其得分越高，即回收體系越完善，效率越高。

（二）實證結果分析

1.各地區評價結果。經計算得CR=0.0112，滿足0.01≤CR

從打分結果直觀來看，絕大多數省份得分處于[0.5，0.6）分數段，統計的30個地區中僅有7個地區不在此區間內，占總量的23.3%。其中高于上限0.6的地區有北京、浙江與山東，低于下限0.5的地區有廣西、海南、寧夏和青海。前者均位于版圖東部且除北京之外均為沿海省份，三個地區均為人群稠密地區，經濟發達、技術先進，生產生活中廢水、廢氣、固體垃圾產生量也較多；低于下限的地區位于中西部與西部、南部等較為偏遠的地區，人口密度低，人均GDP較小，工業、生活中產生污染物相對于東部地區較少。

2.區域聚類分析。將2010年各地區循環經濟得分情況進行聚類并進行省份歸類后可將30個地區劃分為四個類別（見下頁圖1）：

從地域分布來看，全國（除港澳臺以及地區）范圍內循環經濟發展以第二、三等級為主，主要分布于中部廣大地區；四個第一等級地區均位于東部地區且除北京外均為沿海地區；第四等級除海南省外全部位于中國中部地區。整體來看從東部到西部呈現出明顯的階梯現象。

（三）AHP-FCE的進一步分析

以上排名為綜合指標得分結果，如果考慮某一方面發展情況，則可能會有所差異。本文在此基礎上分別以五類二級指標為基礎對30個地區進行細化評價，得到結果如下：

從2010年各地區二級指標來看，江蘇、浙江、北京、天津、山東等地區均位于前列。其中北京在“資源再生化”方面優勢較為明顯，達到0.65，領先排名第二位的天津10.14%。其他二級指標在各個地區之間差異不大，發展較為均衡。甘肅、青海、貴州、寧夏等地區循環經濟發展較為落后，在五個二級指標的評價中均為進入前八名。

三、結論與展望

結合上述模型所得數據，可以總結出如下結論：

1.中國地區間循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從各地區得分情況來看，循環經濟發展總分與單項得分之間存在較大相關性，總分較高的地區在各個單項中得分也相對較高，如北京、江蘇、浙江。全國范圍內發展水平整體差異大，發展水平高的省市在各方面可能均領先于相對落后的省市。

2.循環經濟發展水平與區位因素有密切聯系：中國循環經濟發展情況大致可分為東部沿海、東部、中部及西部四個階梯。從沿海到內陸地區呈現明顯的遞減趨勢，說明區位因素對循環經濟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東部地區尤其是沿海省市的經濟發展、技術先進程度均高于西部地區，居民生活水平、消費能力較高，在一定程度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

3.中國循環經濟產業供需不平衡，市場潛力巨大：目前循環經濟產業處于起步階段，全國尤其是西部地區有很大潛力。由于第三、四等級地區經濟發展的速度高于循環產業普及的速度，廢棄物資源利用率很低，因而中國大片區域具有促進循環產業發展的巨大潛力。

當然，這一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對于廢物產生較少、以第三產業為主的地區，其本身發展循環經濟的必要性較小，如中國海南省，將其與其他省份一起比較則有失公正。該問題在將來也應得到進一步的解決。

參考文獻：

[1] 曹小琳，晏永剛，景星蓉.城市循環經濟綜合評價方法與實證評價[J].科技管理研究，2008，（8）：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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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奇，王會.循環經濟的定量化評價方法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7，（1）：33-37.

[4] 王春枝，吳新娣.基于面板數據的西部循環經濟發展效率綜合評價[J].統計與決策，2010，（17）：55-57.

篇10

[關鍵詞]“三化同步” 河北 縣域經濟 轉型升級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是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的延伸、細化、發展，縣域是實施統籌城鄉“三化同步”大戰略的前沿陣地和主戰場，“三化同步”戰略背景下，需要以更高的站位審視縣域經濟發展問題。

一、河北省縣域經濟發展現狀和問題

河北下轄140個縣級行政區，位居全國第二位，是典型的轄縣大省，縣域經濟在全省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10年，全省縣域生產總值達15170.6億元，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達74.4%。近年來，伴隨發展階段的深入，全省縣域經濟面臨轉型升級的艱巨任務，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一是產業聚集度低，特色不突出。我省縣均國內生產總值108億元，大大低于江蘇的363億元、浙江的209億元；縣域產業集群年營業收入比山東少10000億元，百億元規模的集群數量少三分之二；進入全國百強的縣由7家減少到3家。二是經營層次低，發展方式粗放。一產特色不強、二產不優、三產不大，縣域服務業比重不足31%，比全省、全國平均水平低5-12個百分點，而且多為傳統業態，近20%的縣沒有外資注入，涉農商標不足浙江、山東的一半。三是均衡協調發展能力差。全省仍有52個貧困縣，22個縣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不足億元。環首都14縣（市、區）只有三河、涿州、霸州3縣（市）地方一般預算財收過10億元，而北京規模相當的通州、大興、房山都超了20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過萬元。四是制約因素多。客觀地看，縣域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包括水、土地等資源制約，融資難、資金外流等資金制約，市場制約等等。從主觀發展看，主要是來自于歷史形成的“二元社會結構”所導致的思想制約，體制機制制約。

二、促進河北縣域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政策舉措

針對存在問題，結合發展實際，當前推進河北省縣域經濟轉型升級，應重點實施如下政策舉措：

1.壯大縣域工業規模實力，強化對縣域經濟的主導作用

加快工業聚集區建設，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推動項目向聚集區投放、企業向聚集區集中、生產要素向聚集區匯聚。促進聚集區建設與縣域主導產業發展緊密結合，加快培育產業關聯度大、企業依存度高、市場競爭能力強的特色產業集群。大力實施品牌戰略，支持企業申報馳名商標、名牌產品和地理標識，形成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區域名片和品牌。工業基礎較好的縣（市）要以增強技術創新和提升產業層次為重點，加快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積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提高縣域工業經濟的質量和效益；工業基礎薄弱的縣（市）要以壯大規模和優化結構為重點，突出抓好工業項目建設，做大做強工業聚集區，培育優勢企業、優勢產業，努力實現由工業弱縣向工業強縣跨越。

2.強化縣（市）城區和重點鎮建設，推進縣域城鎮化進程

把城鎮化做為縣域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和重要依托，推動產業和人口向城鎮聚集，科學規劃、合理布局、突出特色，構筑以縣城為龍頭、中心鎮為支撐的新型縣域城鎮體系。高起點、高標準、高水平編制縣域鎮村體系規劃，城市、鎮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鄉規劃和村莊規劃。建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城鄉建設規劃、產業發展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協調機制，開展城鄉建設規劃全覆蓋試點。城鎮建設要與市場建設、產業集群發展相結合，提高城鎮對產業和人口聚集的吸引力和承載力。

3.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提升農業產業化水平

用工業化的理念謀劃農業發展，加快特色農業、設施農業、休閑農業建設。以優勢農產品加工業為重點，發展壯大一批經營規模大、科技含量高、帶動能力強的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通過收購、兼并、重組等多種形式，實現規模擴張。加快農業產業化生產基地建設，支持農產品加工企業到主產區建立專業化的原料生產基地，推動農業標準化、規模化、專業化生產。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體系建設，大力推行農業標準和技術規范，打造一批農產品知名品牌，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組建多種形式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

4.提升服務業規模檔次，培育縣域經濟新的增長點

強化要素供給和引導資金投入，壯大生產業，拓展生活業。圍繞農業和縣域工業產前、產中、產后服務，加快發展以生產、倉儲、運輸、銷售、科技、信息等為主體的農村生產業。大力發展農村生活業，加強村民服務中心建設，完善農村現代商貿流通網絡和服務體系，重點抓好縣城商圈和商貿重鎮建設，積極發展現代物流、金融保險、服務外包等現代服務業。大力發展文化旅游產業，扶持建設一批集觀光休閑、生活體驗于一體的旅游示范村、示范區，逐步改變縣域服務業規模小、檔次低的狀況。

5.壯大特色產業，推進特色縣建設

發展縣域經濟要因地制宜，發揮優勢，堅持走特色之路，著力構建“一城一品”、“一縣一業”特色主導產業格局，真正使特色產業成為縣域經濟發展強有力的支撐。資源型縣（市）要制定替代產業和經濟轉型規劃，加大接替產業的培育發展力度，充分利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原有產業，延長產業鏈條，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減少污染排放，延長老工業的生命周期。積極培育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等戰略新興產業，要立足當地實際，集中有限資源，明確發展重點，規劃新興產業園區，實施重點突破。非資源型縣（市）要加快重點行業龍頭企業的培育，實現規模擴張，形成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主業突出、核心競爭力強的大公司和企業集團。引導縣域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對接配套，延伸產業鏈條，提升產業發展水平。充分發揮工業聚集區和特色產業園區的重要載體和平臺作用，集中培育一批特色明顯、競爭力強的產業集群。要增強配套服務體系建設，鼓勵和支持圍繞主導產業建立技術研發中心、產品檢測中心、產業信息中心、人才培訓中心等公共技術服務平臺。城郊型縣（市）要進一步做大做強城市配套工業，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快都市農業建設步伐。努力在裝備配件、新型材料、紡織服裝、輕工食品等配套工業和建設休閑度假、旅游觀光、養老保健、康復休療、現代物流等新型服務業基地上實現新突破。要發揮城郊區位優勢，率先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示范基地和科技成果轉化基地。要加大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力度，拓展綠色空間，為吸引城市要素集聚提供優良環境。

6.加快推進扶貧攻堅，推進區域均衡發展

以燕山-太行山和黑龍港兩大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特別是環首都9個貧困縣為重點，采取傾斜政策，加大支持力度，推動貧困地區脫貧致富、加快發展。按照新的扶貧標準，增加扶貧開發投入，著力鞏固和發展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積極推進產業扶貧，重點發展以設施蔬菜、設施養殖和高效林果為主的家庭增收項目。推進移民扶貧，對山區、壩上地區不具備基本生存條件，就地難以脫貧的特困人口，實施易地扶貧搬遷試點工程，實現易地脫貧。加大以工代賑扶貧工作力度，改善貧困農村基礎設施條件，增加貧困人口勞務收入。推動對口扶貧，組織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大專院校和經濟實力較強的縣（市、區），對口幫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重點村及革命老區，廣泛動員民營企業、扶貧志愿者通過多種方式參與扶貧開發。

7.加大資金投入力度，形成長效支持機制

一是加大財政對縣域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完善激勵性財政體制，深化縣、鄉財政體制改革，理順財政分配關系，增強縣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進一步規范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擴大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加大對國家和省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財政困難縣、民族自治縣鄉的支持力度。發展“飛地工業”，支持兩地政府間就產業轉移項目協商建立指標統計、財稅分成等共享機制。二是加強對縣域經濟的金融服務。建立金融機構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協調考核機制。鼓勵城市商業銀行增設分支機構，加快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建設。積極鼓勵各金融機構擴大縣級機構的信貸審批權限，提高金融服務能力，縣域涉農金融機構新增存款主要用于縣域貸款。深化農村信用社產權制度改革，支持縣級聯社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積極發展大型農用生產設備及林權抵押、合作社擔保及其成員互保、農業龍頭企業擔保等擔保貸款。探索水域灘涂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設施農業以及宅基地等抵質押貸款，大力發展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加大直接融資力度，支持有條件的企業通過上市、發行企業債券、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等擴大直接融資規模，增強企業融資能力。

8.推進改革開放，增創體制機制新優勢

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積極探索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改革，在依法、自愿、有償和加強服務的基礎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進一步放活經營權、落實處置權、確保收益權。切實改進政府服務，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建立完善縣（市）政務服務中心，推行“陽光審批”，完善“一站式”服務，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和政務公開，提高行政效率。選擇一批縣（市）開展項目代辦制試點，為投資者全程免費行政許可、公共服務等事項。積極推進網上審批和電子監察系統建設，實行網上審批、網上公開、網上監管。積極探索對縣（市）經濟發展、綜合農業、城市管理、市場監管等職能相近部門進行整合，提高執行力，形成精簡高效的大部門體制。加大對內對外開放力度，創新招商理念和方式，依托縣域優勢特色產業，大力引進資金、技術和人才，主動承接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加強與國內外知名企業（集團）的戰略合作，吸引技術水平高、發展規模大、競爭力強的大企業、大集團建立生產加工基地。支持縣域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大力開展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輸出，著力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