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的貨幣財政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擴張的貨幣財政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 問題的提出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銀行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現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債券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現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可是，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就業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有的也可吸收非財政性的資金，包括信貸資金來實施。正因為財政手段與貨幣手段各有長短，所以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在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會供需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這樣才能相互揚長避短，共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穩定發展。

三 結論

篇2

    一、凱恩斯主義者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

    財政政策是凱恩斯主義者非常喜歡使用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他們認為,對總需求的調控,財政政策比之貨幣政策更有效,財政政策是一種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來變動總需求,以對付嚴重的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也可以被用來微調經濟,熨平經濟周期的較大的波動。財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簡單明了,如果經濟正處于嚴重的蕭條時期,財政政策就采取“減收增支”的辦法,減收就是減稅,增支就是增加政府開支和增加社會福利的辦法。

    減稅和社會福利的增加會使漏出減少,注入增加,會很快刺激總需求的增加。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涉及到政府預算的制訂和實施,由于時間間隔較短,效應也就較顯著。在西方國家,減稅,主要是減個人所得稅,既減少漏出,又對個人的勞動和投資有一定的激勵作用。增加支出和社會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擴大總需求。但是,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究竟會使總需求增加多少,最終使GDP增加多少,很難作出估計。如果人們把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的一部分錢用于增加對進口品的需求,并且邊際進口傾向較高的話,則總需求的擴大就不會很大了。

    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對總需求的擴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經濟的一種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總需求,因而有較充分的乘數效應。同時,政府支出可以直接為宏觀調控目標服務,更有目的性和針對性。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可以擴大總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決國民經濟的瓶頸缺口,增加社會的生產能力。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經濟特別蕭條的地區以幫助該地區的經濟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不太使用進口品的項目上,盡可能以乘數效應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增加就業的項目上,以減少失業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礎設施方面的話,就會耗費較長的時間,很難立竿見影。當然在對付長期性經濟蕭條方面還是有效的。不過,政府實施的項目往往由于缺乏責任心和管理,工程質量較差,很多被稱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會勞民傷財。

    與解決通貨緊縮缺口的財政政策相反,如果經濟存在通貨膨脹缺口,經濟基本已達到了充分就業,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此時就應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即增收節支的政策,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

    從近代歷史看,在西方國家,只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存在過持續的通貨膨脹缺口,這主要是由于戰爭經費支出急劇增加所致。其余時候,基本上都是通貨緊縮缺口存在,通貨膨脹缺口只是暫時性地存在過。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存在過一個怪現象,就是在高通貨膨脹率的同時,失業率也上升,也就是滯脹。凱恩斯主義者把滯脹的原因歸結為在收縮總需求的同時,總供應也收縮了,這樣抵消了通貨膨脹的效應,但國民產出也下降了,結果社會生產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業率上升。

    總需求和總供應的同時萎縮會對總供應產生不利的影響。稅收的增加會對勞動和投資產生反激勵的作用,也會進一步推動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政府支出的削減會對某些依賴政府支出的部門(如衛生醫療部門、教育部門、公共交通部門等)產生嚴重的影響,減少政府對社會的公共提供。對基礎設施支出的削減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長期增長。持續的通貨緊縮政策還會使私人投資減少。所有這些都會使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減少。

    經驗表明,對付通貨膨脹并不難,即使有的國家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經過治理,也能平息下來,難的是在治理通貨膨脹的同時不引發通貨緊縮。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都可被用來微調經濟,只要政府對總需求實行有效的管理。所謂微調經濟是指通過政府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干預,以避免經濟周期出現較大的波動。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作用更為明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政府針對經濟的冷熱,實施相反的對策(逆向調節),如果政府在經濟蕭條時期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經濟高漲時期采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則國民經濟的運行就會比自發運行的軌跡要平穩得多。當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經濟的波動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對經濟形勢判斷失誤,使國民經濟秩序更加紊亂。

    政府調節經濟的的主要問題是時滯。如果時滯效應很長,穩定經濟的政策可能反而會成為“不穩定的經濟政策。”因此,只要對經濟形勢判斷正確,財政政策制定和實施得當,經濟的波動雖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國民經濟一樣可以實現相對平穩的發展。

    二、貨幣主義者對政府調節經濟的做法持反對態度

    貨幣主義者反對把財政政策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減稅或增加財政支出并不會對經濟有什么刺激作用,國民產出不會因此而增加,因為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貨幣供應也相應擴大了,增加的只是名義的GDP.從長期來說,擴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只能導致通貨膨脹。特別是在浮動的匯率體制下,這個結果更為明顯,因為總需求的擴大會使本國的貨幣貶值,從而使進口品和進口原材料價格上升,進一步推動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時期,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會增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能會使這種借款需求更高,結果可能會發生社會公眾的信任危機。利率可能會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終會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應抵消掉。

    貨幣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必須要與貨幣政策相配合,才會產生持續的效應,說白了,貨幣政策是真正對總需求發生影響的因素。弄得不好,財政政策只會造成總需求更大的波動。實施財政政策可能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對三方面的效應要作出估計:(1)政府支出和政府稅收的變化對別的注入和漏出的影響程度究竟如何?(2)乘數和加速數的規模如何?(3)時滯效應如何?

    貨幣主義者堅信市場的自身調整力量,認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應是很難估計的,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決的,所以財政政策是沒有必要實施的。

    貨幣主義者認為有兩種不同的財政政策,一種是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另一種是不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純粹的財政政策,兩者是有區別的。前者之所以會引起貨幣供應的變化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貨幣政策往往同時實施,二是在實施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會連帶出貨幣供應的變化,而貨幣供應與財政政策的同方向變化會抵消財政政策的效果,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增加,收縮性的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減少,結果對國民產出的變化無濟于事。再說,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會對總需求發生影響,但這是貨幣供應變化的結果,而不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后者對總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應的,但由于時滯存在,要預測人們對財政政策的反應是很困難的,再加上各種復雜的經濟因素都會起作用,很難分門別類,對癥下藥,財政政策不可能把經濟調整到主觀設定的精確位置,微調經濟的目的是很難達到的。從長期來說,純粹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對國民產出是沒有影響的,只會產生擠出效應,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會減少私人消費和投資的減少。

    財政政策的貨幣效應究竟如何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密切不可分、實施財政政策的時候,或多或少會產生貨幣效應,純粹的財政政策(一點也不影響貨幣供應)幾乎是不存在的;實施貨幣政策的時候,也或多或少帶有財政政策的含義。真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經濟正處于蕭條時期,本來財政預算是平衡的,政府為刺激經濟決定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產生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政府直接向社會公眾發債,社會公眾把錢借給政府,這不涉及到貨幣供應的變化。政府利用財政赤字的同時,既刺激了總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交易需求。另一種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銀行借債,這種國債發行方式結果增加貨幣供應。

    政府增加財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均衡的國民產出。政府支出的增加會使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使貨幣供應增加,市場利率可以因貨幣需求和供應同時增加而保持不變,由于市場利率保持不變,不會對投資產生影響,所以沒有擠出效應。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沒有增加貨幣供應,市場的貨幣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結果就會使投資減少,產生擠出效應,注入量就會低于期望的水平,國民產出不會增加。

    擴張性財政政策在貨幣供應不變的條件下,究竟是否一定會產生擠出效應就要看兩方面的變化情況。一是貨幣需求彈性,即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比較缺乏彈性的,同樣是靈活偏好曲線水平上移,利率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較有彈性的,總需求擴張后,對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靈活偏好曲線會上升,結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資彈性,即投資數量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利率的變化會對投資額產生較大的變化。而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投資額對利率變化通常是比較缺乏彈性的。投資者決定投資與否主要是取決于經濟形勢發展趨勢和所生產產品的銷售前景,而對市場利率的考慮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變化只對投資額產生較小的影響。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的實施只會對利率產生很小的影響,對投資額的影響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擠出效應。總需求的擴大可能會通過加速器效應使投資額增加。貨幣主義者認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使利率明顯上升,從而對私人投資產生嚴重的影響,擠出效應明顯存在。他們的觀點是,政府必須要減少財政預算赤字。從長期來看,假使貨幣流通速度是穩定的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完全擠出私人投資。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由于在上述兩個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兩者對財政政策實施的效應預期發生很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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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財政支出；擴張；協調配合

中圖分類號：F812.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8-0097-02

一、問題的提出

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的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工具的運用主要表現在收入與支出兩個方面。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國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但當時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總的調控手段是增支不減稅。而在本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中，我國不僅提出擴大支出，還以大幅度的減稅相配合。實行以增值稅轉型改革為代表的減稅措施，豐富了財政調控手段，更為明顯地加大了調控力度，讓積極財政政策成為名副其實的擴張型財政政策。實行減稅增支擴張型財政政策的結果是既減少財政收入又增加財政支出，這必然帶來財政赤字和債務的膨脹，成為引發財政風險的隱患。為此，有必要探討如何把握好財政支出擴張的“度”。

二、財政政策不是萬能的，不能無邊際地擴大財政支出

積極財政政策是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在現實經濟管理中的運用和發展。凱恩斯主義認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引起消費不足、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與心理上的流動偏好引起投資不足，共同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會造成過剩性生產危機與失業嚴重，這就需要國家干預，主要是運用財政政策擴大政府支出來增加有效需求，減輕和避免經濟波動。在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有利于拉動內需，刺激消費和投資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財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應是政府購買商品和勞務的變化、轉移支付的變化或稅收的變化。這些變化都分別影響總需求，政府購買直接增加需求，轉移支付和稅收則使收入發生變化。積極財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應是政府購買的增加、轉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稅收的減少。雖然政府與市場誰更會走向失靈，在理論界及發達國家的實踐中始終沒有統一答案，但是，鑒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困難，政府通過制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卻是十分必要的。

我國現行積極財政政策帶有加大、加速擴張支出、打破單純追求財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財觀，樹立周期性平衡理財觀的含義，通過主動擴張支出來增加總需求，進而反推供給擴張。但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并不是萬能的。財政支出大幅度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過度擴大政府財政支出，對拉動經濟增長也會產生一定的制約。

首先，累積和擴大了政府債務。我國政府債務的內容較為復雜，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直接顯性債務，以國債為主。第二類是直接隱性債務，主要是社會保障資金缺口所形成的債務。第三類是或有顯性債務，如國債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第四類是在地方上存在的大量或有隱性債務。這些債務都是必須由財政來償還和“兜底”的。就目前宣布的政府一攬子計劃而言，大幅度擴張財政支出是必然的，但難點在于如何擴張。財政支出的擴張有三個途徑：一是提高宏觀稅費負擔；二是發債；三是直接向中央銀行借款，增發貨幣。在增支減收的背景下，提高宏觀稅費負擔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選擇的是后兩個途徑。為刺激經濟增長，大部分國家政府都要增發國債。事實上，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德國，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壓力不斷增加，早就走上了發債度日的道路，當前這些國家最大的麻煩就是面臨經濟衰退還要再增發公債，新舊債務疊加難尋出路。

其次，財政投資拉動民間投資的成效不大。這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投資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和對宏觀經濟的干預程度來決定，社會投資則主要受市場利潤所驅使，按照市場動向辦事。財政投資的領域主要集中在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產生的經濟效益較低。社會投資受到規模、實力和利潤的局限，不會隨之大規模地跟進，所帶動的關聯行業有限，不可能遍及社會上的多數行業，不能明顯改善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和狀況。跟進快的只是國有企業，其中電網、鐵路、通信等壟斷部門表現最為突出，但這些企業的投資一部分又來自于國家預算。第二，政府增支，特別是國債投資，偏重于政府計劃調節，投資項目由各級政府申報和審批，增加了資源配置中的計劃行政色彩。財政投資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承建者基本上是國有企業，在缺乏強有力的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的情況下，財政投資的效率難以保證。第三，基礎建設投資帶動的往往是一次性需求，而不是長期的、持續性的需求，與住宅、汽車等產業相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帶動系數較小，乘數效應較差。第四，政府增發國債和擴大支出勢必減少公共儲蓄，由此造成的貨幣需求壓力會迫使利率上升，從而減少私人部門的投資，這就產生了積極財政政策對于私人部門投資需求的“擠出效應”。

最后，增加了體制風險。如同市場機制中存在市場失靈一樣，政府行為也存在政府失靈。體制風險在我國主要體現為三點：一是在財政支出項目上缺少科學論證和長遠規劃，從而出現決策失誤，造成盲目投資和重復投資。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時期是一個常量，不能滿足所有地區、企業的投資要求，于是出現各地、各企業爭項目、爭投資的“跑步錢進”的怪現象。二是在財政支出過程中，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造成執行走樣。財政資金被挪用、貪污的現象時有發生，很多“豆腐渣”工程極大地浪費了有限的社會資源。三是很多地方借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機，趁機擴大了對市場的干預，擾亂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

顯然，財政政策不是萬能的，無限擴張的財政政策會導致一系列經濟問題，不能認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就可以無邊際地擴大支出。片面依賴行政方法刺激經濟增長，有可能適得其反。

從純理論上分析，在資源總量既定的條件下，假定不存在資源閑置，那么資源不是被市場支配，就是被政府支配，因此政府財政支出增加額就是市場支配資源的減少額。這樣要保證資源配置的效率，就必須要求政府財政支出增加額所產生的邊際收益大于市場支配資源減少所產生的邊際損失。如果財政支出增加所產生的邊際收益小于市場支配資源減少所產生的邊際損失，財政支出增加就是得不償失。根據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和邊際成本遞增規律，隨著財政支出的不斷增加，財政支出增加所產生的邊際收益會不斷下降，而財政支出增加所產生的邊際成本卻不斷上升。當財政支出達到一定規模時，財政支出所產生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達到一致，這一規模從理論上說，即是最優財政支出規模。

如果能夠從理論上求出財政支出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函數，那么也就能夠求出最優財政支出規模。若能如此，財政支出規模控制就變得十分簡單了。然而從實證角度看，財政支出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的影響因素很多，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十分復雜，使得真實的邊際收益曲線和邊際成本曲線無法得到，最優財政支出規模也就無法得到。但是上面純理論上的分析也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它表明財政支出規模實際上是有一定的客觀限度的，只有保持財政支出規模的合理限度才能實現全社會資源在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提供之間的合理配置，也才能夠提高社會公眾的福利水平。這樣，雖然我們無法從理論上得出最優財政支出規模，但是我們卻可以建立合理的公共財政支出控制制度，優化制度安排，從而將實際的財政支出規模控制在適度的合理限度內。

三、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并且由于歐債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著某些矛盾的。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當前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自然連帶出兩個手段如何相互呼應問題。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可以把握的原則是讓財政政策在貨幣政策作用不足的領域內發揮獨特作用，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結語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財政政策不是萬能的，過度擴大政府財政支出，對拉動經濟增長會產生一定的制約；同時，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們應注意避免財政政策在作用的發揮上與貨幣政策發生沖突、相互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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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彭開勤. 論財政支出的控制與監督[J].當代經濟，2011，（17）.

[3] 錢津. 論新形勢下我國財政支出重點的調整[J].創新，2011，（5）.

篇4

［關鍵詞］財政政策;國際收支;產出-吸收效應;儲蓄-投資效應;匯率效應

作者簡介：丁騁騁，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上海 200433

一、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理論綜述

國際經濟學經典理論往往只將國際收支不平衡歸于五個原因：臨時性不平衡、結構性不平衡、貨幣性不平衡、周期性不平衡、收入性不平衡，卻很少將它與財政政策聯系起來。在Sidney Stuart Alexander1952提出的國際收支吸收分析法（Absorption Approach）中，我們可大致看到財政政策-國際收支最早的理論分析。亞歷山大認為一國國際收支差額（B）為國民收入（Y）與國內吸收（A）之差，即：B=Y-A，而A=C+I。當一國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時，A增加，國際收支（B）就趨于逆差。但問題是，財政政策對Y也會產生影響，這樣一來，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之間的關系就不能簡單地一言以蔽之。另外，我們通過國民收入賬戶可以得到等式：Y=C+I+G+X＝C+S+T+M，也即：I-S+(G-T)=M-X。當投資與儲蓄相等時，財政赤字與經常賬戶赤字存在一對一的關系；但如果I≠S，情況就變得十分復雜。無論是吸收分析法，還是國民收入賬戶，都僅把國際收支中的經常賬戶（而且主要是貿易賬戶）納入分析框架。關于財政政策與經常賬戶之間關系歷來存在很大爭論，學界有兩種幾乎對立的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財政政策與經常賬戶存在關聯，財政赤字引起經常賬戶赤字。如新劍橋學派認為：由于私人部門的總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大體相等，因此投資與私人儲蓄之間的差大體為零，因此政府預算赤字增加，就引起外部赤字上升。Vinals, Minford和Melitz（1986）區分了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兩種不同條件下財政政策對國際收支的影響作用。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預算赤字的擴大必定導致經常項目惡化。[1]另一方面，在預算平衡時，財政政策擴張僅在浮動匯率制下才會導致經常項目赤字。Sachs等人（1994）還區分了政府支出暫時性增加與持久性增加對一國國際收支的影響，認為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家，政府支出增加都將惡化國際收支，而對實行資本控制的國家卻沒有任何影響。Obsfeld和Rogoff（1996）的跨期迭代模型中則認為人口變化趨勢和稅收的代際影響也是決定國民收入和經常項目的重要因素。政府預算赤字引起經常項目出現暫時性的惡化，但在第二期后又回到以前水平。[2]另一種觀點則是財政政策與經常賬戶無關論，認為財政政策對經常賬戶不平衡沒有作用。這種觀點的理論源頭一直可以上溯到19世紀提出的“李嘉圖等價”。后來經濟學家，如Vinals，Minford與Melitz（1986），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對此進一步發展，指出財政政策-國際收支之間并不存在一對一的關系，或者兩者關系很小。[1］［3］(825)

在關于財政政策與經常賬戶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中，大致有三種不同的結論：(1)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財政赤字與一國國際收支赤字成正相關。例如，Eisner(1991)使用凈出口占GNP比重作為因變量，使用經過價格調整的充分就業下的財政赤字占GNP的比重作為自變量，建立了一個單一方程的最小二乘法方程，最后發現美國預算赤字對貿易赤字存在正效應。Roubini(1988)，Normandin(1999)認為政府財政預算赤字會引起貿易赤字的更加惡化，在美國，財政赤字增加1美元會引起0.22―0.98美元的外部赤字。而對發展中國家的實證

研究也得到了較一致的結論。(2)Evans(1988)，Bussiere(2004)等人的研究得到的結論是，財政赤字僅對經常項目產生微小的影響。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3］發現財政赤字（與GDP之比）增加一個百分點，將引起貿易余額（與GDP之比）惡化0.2個百分比。(3)Roubini和Kim（2003）通過結構性VAR分析得到一個令人驚奇的結論，擴張性的財政沖擊會改善經常項目。[4]

二、財政政策影響國際收支的三個作用機制

通過文獻解讀，本文發現，目前已有的關于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是通過以下三個作用機制來實現的：(1)在預算平衡的情況下，通過國民收入賬戶I-S+(G-T)=M-X推導可知，經常項目盈余等于儲蓄減去投資，即CA=S-I。一國的儲蓄與投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該國財政政策的影響，因此，財政政策可能通過影響儲蓄和投資，進而影響國際收支。這個機制主要是側重于財政政策對儲蓄與投資的影響，這里稱之為儲蓄-投資效應。［5](2)從吸引分析法來看，B=Y-A，一國的國際收支等于總產出與總吸收之差。財政政策影響總吸收，同時也關系到總產出水平，因此財政政策可以通過改變產出和吸收從而影響國際收支。這個機制主要是側重財政政策對產出和吸收的影響，這里不防稱之為產出-吸收效應。(3)如果把經常賬戶再擴展一下，經常賬戶為貿易余額與國外凈資產收入之和，即：CA=TB+iB-1，TB為貿易余額，iB-1為國外的凈資產收入。貿易余額又由實際匯率決定，因此，財政政策可能使得實際匯率升值從而導致經常項目赤字。

（一）財政政策的儲蓄-投資效應

宏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發展就是把跨時期的預算約束引入微觀分析中，在薩克斯以及Obsfeld、Rogoff等人的努力下又將跨期預算約束引入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學。本文主要討論跨期預算約束模型下稅收融資的政府暫時性增加支出與持久性增加支出兩種不同情形，通過儲蓄-投資機制怎樣來影響國際收支。

1.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的暫時性增加。如果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暫時增加，如用于戰爭的軍費開支，政府暫時性支出增加必定以增稅為前提，假定第一期政府支出G1和稅收T1等量增加，第二期政府支出G2和稅收T2保持不變。從跨期消費模型可以知道，由于增稅消費者收入減少，第一期消費C1將下降，但幅度沒有T1上升那么大。因為稅收的暫時性增加意味著可支配收入的暫時下降，所以試圖維持穩定消費的家庭在稅收暫時提高時憑未來收入作擔保去借債，這樣一來，私人儲蓄就會下降。通過等式I-S+(G-T)=M-X我們可知，對無法改變世界利率水平的小國而言，投資不變而儲蓄下降會降低其經常項目余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以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的暫時性增加會造成經常項目的惡化。對實行資本控制國家而言，私人儲蓄的下降將造成國內利率的上升，而不是經常項目的惡化。如果是資本自由流動的大國，一旦儲蓄下降影響著世界利率水平，促使其上升，但同時又會使該國經常項目惡化。世界利率水平提高將使世界其它地區的儲蓄增加、投資下降，從而改善了這些國家的經常項目。[2]

2.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在以更高的稅收來融資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中，G1和G2增加相同的量ΔG，兩個時期的稅收T1和T2也增加相同的量ΔT。政府儲蓄保持不變。持久性的稅收增加導致的可支配收入持久性下降，因此家庭將整個消費習慣作出調整，將支出減少，而且幅度比在稅收暫時增加的情形要大。因此，在政府持久性的稅收增加的情況下私人儲蓄不會下降太多，甚至根本不會下降。因此，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小國經濟中，私人儲蓄下降幅度很小，對經常項目造成的影響也較小，而小國是無權決定利率高低的。在資本實行控制的情形下，儲蓄有較小的下降，但對經常項目沒有影響，利率上升。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大國經濟中，私人儲蓄下降幅度很小，因此對經常項目造成的影響也較小，利率有小幅上升。

我們總結擴張性財政政策在兩種不同的沖擊類型下，對經常項目的不同影響結果，得到表1。

（二）財政政策的產出―吸收效應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國際收支產生作用的第二個微觀機制是產出-吸收效應。財政政策一旦實行擴張，不光增加投資與公共消費，使進口增加，同時也提高了產出。如此，兩者關系就變得撲朔迷離。因此，我們必須區分不同的匯率制度，不同的財政支出結構，以及不同的外部經濟環境才能得到結論。

Mundell-Fleming模型強調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增加對國內產品的公共支出以及提高稅收將會相應引起國內產出增加，但經常項目保持不變。因為產出和稅收都增加，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變。另一方面，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財政擴張導致對國內產品需求增加，會引起本幣升值，最后導致經常項目赤字。但經常項目赤字又會被最初總需求的增加沖銷，使國內總產出保持不變(見表2)。

以此為基礎，Vinals、Minford和Melitz[1]提出了一個跨期非均衡模型，他們認為，當經濟體是經歷著凱恩斯主義的失業，還是經歷著古典失業，真實產出對擴張財政政策的反應是完全不同的。因為經常項目是產出與支出之差，經常項目在以上兩種情況中反應也是完全不同。另外，擴張性財政政策是暫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總需求潛在的反應對其也不同，因此就須做跨期分析。

1.由于需求過低引起的凱恩斯主義失業的情形：(1)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如果政府通過稅收融資，暫時性增加支出提高對非貿易產品的購買，使該類產品產出增加，這就會引起對貨幣的過度需求，導致匯率升值。本幣升值使可貿易產品價格下降、需求上升，結果就是短期經常項目赤字。如果政府通過發行貨幣而不是增稅來實現擴張，那么就不會有過量的貨幣需求，只會引起不可貿易產品產出和就業的增加，而可貿易產品的產出和經常項目不變。如果政府支出持久性增加，消費者認識到未來持續增稅，則私人消費就會減少。結果，當前對不可貿易產品的需求就下降，引起貨幣過量供給導致本幣實際匯率貶值，可貿易產品凈供給增加，由此改善經常項目。由于貿易部門的產出上升、不可貿易部門的產出下降，因而整個就業與產出是否增加不能確定，但經常項目改善。(2)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增加對不可貿易產品的購買，將在當前增加不可貿易產品的產出。在價格既定的情況下，實際匯率也就不變，因此經常項目也不會受到影響。在經常項目不變，暫時性的財政預算擴張會增加就業。如果政府購買持久性增加，對不可貿易產品的當前需求下降，因為預期稅收增加減少個人財富，結果導致不可貿易產品產出和就業下降，對可貿易產品的支出也下降，因而改善經常項目。

2.由于實際工資過高引起的古典失業的情形：(1)在古典情形中，政府支出擴張只有在貨幣數量同時增加時才會提升就業，而這種情況只有在浮動匯率制度下政府通過增發貨幣時才發生。只有當可貿易產品的產出增加，財政政策擴張才會增加就業，因為不可貿易產品產出既定。然而，可貿易產品產出提升，實際匯率就要貶值，但這種情形僅在貨幣供給增加匯率允許變動的情況下發生。(2)在預期未來財政預算擴張的情形下，現期的總產出和就業都不會有變化，因為第一期匯率是由貨幣市場單獨決定的。另一方面，因為預期未來增稅私人財富下降，私人對所有不可貿易產品的當前和未來的消費縮減。現期可貿易產品產出不變，可貿易產品消費下降導致經常項目盈余。

值得注意的是：與稅收融資相比，政府通過發行債券融資提升了家庭財富，因而增加了當前的消費支出最后使經常項目惡化。這無論在凱恩斯主義失業的情形下還是古典失業的情形下都有相同結果(見表3)。

（三）財政政策的匯率效應

財政政策第三個對國際收支發揮作用的途徑是匯率效應。一國的匯率分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如果一國實行浮動匯率制，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即使赤字沒有被貨幣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將導致本國利率水平上升，吸引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引起本幣升值，最后又將導致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逆差。即：財政政策擴張利率本幣升值國際收支逆差。

當一國實行固定匯率制，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通過貨幣發行來彌補時，又會通過匯率渠道對國際收支產生影響。當貨幣發行增加，導致價格水平上升。我們知道，實際匯率用公式表示為e=EPP，其中EP為國外的價格水平，P為國內的價格水平。如果本國發生通貨膨脹，實際匯率升值，也將引起本國國際收支的逆差。即：財政赤字增發貨幣通貨膨脹實際匯率升值國際收支逆差。

三、基本結論及對我國的啟示

在我國現有著作中，目前還缺乏對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兩者關系的系統研究，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財政赤字持續多年，但貿易收支長期順差，幾乎沒有人會（表面上似乎也沒有必要）關注財政赤字對國際收支究竟造成了何種影響。但問題是，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并非一種常態，一旦國際收支逆差（即便順差），財政政策究竟對國際收支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是一個具有超前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另外，在國際收支調節的政策選擇上，受蒙代爾 “有效市場政策指派原則”影響，大家習慣上都認為財政政策僅對內部均衡發揮作用、貨幣政策對外部均衡進行調節。這樣，人們相應地忽視財政政策對于外部均衡的調節作用，將財政政策與國際收支之間的關系割裂開來。理論模型及實證研究都表明，財政政策對國際收支通過微觀機制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種微觀作用機制包括：儲蓄―投資效應，產出―吸收效應以及匯率效應。這本來是一國當

局為實現內部均衡而實行擴張或緊縮的財政政策時，對外部均衡產生的一個被動的結果。如果我們把握了其中的內在關系，就可以主動地運用財政政策來實現外部均衡，當然這一定是在特定的環境下。

從以上三個作用機制的分析來看，財政政策對國際收支產生影響的最基本前提是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從儲蓄―投資效應這個角度而言，如果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則無論暫時性的還是持久性的政府支出增加，都會引起國際收支經常賬戶的逆差。但如果實行資本控制，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經常項目沒有影響。與之同時，從匯率機制這個角度而言，要使擴張性財政政策發揮作用也必須以資本開放為前提。如果沒有這個條件，財政政策擴張，利率上升，資本不能自由流動，匯率機制也就失效。從以上兩個角度考慮，財政政策對我國目前外部均衡的影響甚微，但隨著對外開放度不斷加大，資本賬戶在我國必定實現可自由兌換，在此情況下，如何運用財政政策配合貨幣政策對外部均衡實現調控，就值得密切關注！ 從跨期非均衡模型中，我們又可以得到三個重要政策啟示：第一，在凱恩斯主義失業的情形下，通過貨幣發行（或在固定匯率制下通過稅收融資）政府增加對不可貿易產品的購買從而增加政府暫時性支出，可以擴大產出和就業而不至于引起經常項目惡化。第二，在古典失業的情形下，通過改變對不可貿易產品政府支出以達到擴大產出和就業的目的是一項無效的政策。但如果是浮動匯率制，暫時性減稅并通過發行貨幣能夠在改善經常賬戶的同時擴大產出和就業。總之，暫時性或持久性地提升政府支出并不一定引起產出和就業的增加，只有在浮動匯率制下貨幣供給量增加使本幣貶值，因而導致可貿易產品產出上升，這種擴張效果才能見效。第三，如果我們考慮到政府債券構成居民的凈財富，通過暫時性債券融資而形成的預算赤字與經常項目赤字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如果是發行貨幣來融資，這種強相關關系就不存在。

我國人民幣還是以固定匯率制度為主要特征，并且總體上失業也主要由于總需求的不足引起，所以從理論上講，擴張的財政政策對我國經常項目不會造成明顯影響，只有在舉債融資的情況下有可能使經常項目逆差。因此我國在通過發行債券融資來達到財政擴張的目的時需慎之又慎！

主要參考文獻：

［1］Vinals, Jose，and Patrick Minford and Jacques Melitz, 1986, Fiscal Policy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Economic Policy, Vol.1, No.3.

［2］杰弗里?薩克斯，費利普?拉雷恩．全球視角的宏觀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Erceg, Christopher J. and Luca Guerrieri and Christopher Guest, 2005, Expansionary Fiscal Shocks and the Trade Deficit,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4］Roubini, Nourel ＆ Brad Setser，2004，The US as a Net Debt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US External Imbalances，stern.nyu.edu/globalmacro

篇5

    一、擴張性財政政策退出的時機已經成熟

    這﹁輪經濟上升期出現的部分地區和行業投資偏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導使然。除了地方黨委和政府換屆的“政治周期”推動,以及財政稅收體制、金融體制和投資管理體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體制性因素影響以外,以長期建設國債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投資迅速升溫也起了重要的支撐作用。不可否認,積極財政政策對中國經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走出通貨緊縮,保持經濟快速穩定增長,可謂功莫大焉。但是,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不再是總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繼續刺激總需求擴大。對此,去年底以來,貨幣政策選擇了適度從緊的取向。而宏觀調控的另一個重要手段——財政政策,如果繼續在“積極”的道路上前行,勢必與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相矛盾,也將進一步增加宏觀調控的難度。

    另外,從規避風險的迫切性看,僅長期建設國債就累積達到9100億元之巨,而且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這些都為財政運行本身帶來不小壓力。因此,繼續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已經不合時宜,現行財政政策已經到了必須作出調整的時刻。

    我國當前的財政收支狀況為財政政策調整創造了有利條件:

    首先,近年來我國稅收一直保持較快增長。由于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近年金稅、金盾和金財工程全面實施,稅收征管進一步強化,稅收實際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達到14306.7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億元,同比增長30.6%,完成年度預算60.7%,這是近年來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進度最好的一年。雖然下半年財政收入增幅將放緩(如清欠出口退稅、部分偏熱行業引起的稅收增加部分將隨著宏觀調控見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財政收入增加額仍可能達到4000億元左右。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為壓縮赤字、減發國債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來積極財政政策逐漸縮小擴張力度,實際上在進行淡出性調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2004年維持了3198億元的赤字,沒有安排新增赤字。隨著GDP的增長,實際的赤字率(赤字/GDP)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長期建設國債發行規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億元,調低到2003年的1400億元,2004年又減少至1100億元,并且明確承諾將逐步停發。(3)2003年10月出臺的新出口退稅政策,使出口退稅率在總體上降低了3個百分點。(4)長期建設國債的投向有所調整,由過去主要用于重點建設項目,擴展到在建重點工程的后續投入、公共項目的欠賬填補和支持亟待進行的重大改革舉措。這些實踐不僅為財政政策進一步調整積累了經驗,而且形成了擴張性財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預期,這將減少政策調整的難度和阻力。

    二、當前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從擴張性政策逐步轉向平衡性財政政策

    基于宏觀經濟形勢的改變,對財政政策作出調整的必要性已經被大家所認識,越來越多的人主張積極財政政策應當“退出”、“淡出”或“轉向”。但是對如何調整,調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調整后政策的新作用點等問題則存在爭議。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先把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界定清楚。

    財政政策一般分為“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亦稱自決的財政政策)和“內在穩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亦稱非自決的財政政策)兩大類。前者又根據不同的宏觀經濟條件和對總需求的不同影響,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平衡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財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國債和稅收。平衡性財政政策通常指維持財政收支大體平衡,不影響總的社會需求狀況,亦即不應新增政府支出和增發國債及減稅,人為地進行擴張;也不應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稅,人為地制造緊縮。而所謂自動穩定器,一是指稅收(主要是所得稅等直接稅)的自動穩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轉移支付)的自動穩定功能;平衡財政政策與自動穩定器屬于不同政策類型,前者是當局的積極行為,可以在不影響總需求情況下,對財政收支進行內部結構調整,采取同幅度對沖性政策組合,比如減稅與減少政府支出組合,或者增稅與增加政府支出組合等。而后者是當局真正的“不作為”,讓財稅制度自動發揮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來國際上對自動穩定器的調節作用給予較多關注,但是在我國以間接稅(主要是增值稅、營業稅等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下,自動穩定器的作用還很薄弱。

    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正應該是平衡性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條件。在總量上,平衡性財政政策對社會總需求不產生擴張或緊縮的影響,維持財政預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維持當期預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減赤字余額,并保證不出現新的赤字。在結構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過熱行業的發展,財政資金從“越位”領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頸部門和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財政資金轉向公共財政“缺位”領域。實行平衡性財政政策并不意味著政府無所作為,而是強調在穩定社會總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對沖性政策組合,努力實現預算平衡,優化支出結構,引導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持續發展。

    三、“平衡的財政政策”在當前可表述為“適中的財政政策”

    為了便于討論,我們認為在財政政策的名稱選擇上可考慮三個標準:(1)是否代表了宏觀經濟形勢所需要的政策類型;(2)是否明確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準確傳遞政策信號,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義和誤解。

    對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調整的名稱選擇,大體上有以下7種主張:(1)“適度的”或“溫和的”財政政策;(2)“可持續的”財政政策;(3)“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4)“穩健的”財政政策;(5)“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6)“結構性”財政政策;(7)“中性”財政政策。學術界比較多的人同意“中性財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種提法,“適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對于財政政策調整方向并沒有指示,可以適度擴張,也可以適度緊縮,不便于引導預期,對于以上三個標準都不滿足。而“溫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減輕、柔和、適度和不過分等意思,可能會給人逐步降低和減少擴張幅度的預期,但是容易引起誤解。關于“可持續”的提法,強調的是財政政策堅持收支平衡、不搞無米之炊,并使財政政策的重點轉向加強薄弱環節,支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個提法帶有中長期特點,但對短期宏觀經濟調節的導向比較模糊。至于“相機抉擇”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財政政策的類別和具體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而且導向并不清楚,顯然也不合適。而“穩健”的財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贊同,他們的支撐點在于認為我國當前財政政策既然不擴張也不緊縮,那么選擇穩健的提法正合適宜。其實不然,僅從“穩健”一詞很難判斷出政策的方向和趨勢,雖然我國近年貨幣政策也采取了“穩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執行的實質上看,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一種適度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之所以稱穩健,其強調的是在松動銀根、支持增長的過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風險。這樣來,如果財政政策也稱“穩健”的,則可能使人們比照貨幣政策來理解,而形成繼續擴張的錯誤信號和預期。因此,這個提法不滿足第二、第三條標準,顯然也不合適。至于第五種提法,“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可能有矯枉過正之嫌,從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看,的確存在呈現局部偏熱,警惕通貨膨脹的壓力,但是還沒有需要進行全面緊縮的時候,而且宏觀經濟本身還存在再次步入通貨緊縮的不確定性,所以這種提法不滿足第一條標準。而主張使用“結構性”財政政策的提法,應該說其抓住了我國財政政策調整后的主要著力點——支持結構改革。但是作為一項財政政策的名稱,它并沒有標明政策調整的總體方向。結構調整可以在擴張中進行,也可以在緊縮中進行,即不滿足第二條標準,所以也不太合適。

    目前學術界比較多的人同意“中性財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經典財政理論對“中性財政政策”(Neutral Fiscal Policy)并沒有嚴格界定,一般包括兩層意思:一是經濟自由主義觀點,主張讓市場機制自由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影響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二是政府干預主義的觀點,將財政政策定位于擴張性與緊縮性之間,強調在總量上不影響社會總需求。當前我國學術界和政府部門正在討論的“中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層意思,其實質與平衡性財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財政政策有一個硬指標——預算平衡,而我國當前3198億元赤字的削減不可能一蹴而就。馬上轉向“平衡的”財政政策會給人們傳遞過于“嚴格”的信號,容易誤解政策調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財政政策也可能被誤解為政府“無所作為”和“經濟中立”,不利于準確反映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

    據此,我們建議財政政策的調整取向應為“適中的”,“適”表明漸進和適度的意思,標識了政策的力度,同時也留下了靈活操作的空間;而“中”則表明政策調整的方向,強調不偏不倚,介于擴張和緊縮財政政策之間。“適中的財政政策”這一提法,能體現我國當前財政政策調整的實質是逐步實現預算平衡(考慮到削減赤字的漸進性,預算收支平衡應當作為一個中期目標,例如在“十一五”期間達成),并能體現政府在政策調整中將“有所作為”的態度,又能反映政策調整的漸進性特征,而且能讓更多的人、特別是非經濟學專業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滿足以上我們提出的三個判斷標準。

    四、“適中的”財政政策實施要點建議

    根據我們的研究,建議“適中的”財政政策應當包含以下幾方面含義:

    (一)大規模減發長期建設國債,甚至停發,盡快兌現將其調減至零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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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調節宏觀 經濟 運行的主要手段，如果說貨幣政策側重于量的擴張，財政政策則有利于結構的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指中央政府多拿出一些財政資金，即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使財政政策在啟動經濟增長中發揮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

[關鍵詞]財政政策；財政收入；擴張性

1997年下半年，始發于泰國的東南亞 金融 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明顯減慢，

二、改進積極財政政策的幾點思考

目前 ，處于轉型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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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IS-LM模型

一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5次通貨膨脹和1次通貨緊縮,其中1979-1980、1984-1986、1987-1991和1992-1994年期間,物價水平出現大幅度上漲;但是從1997年開始,物價持續走低,出現負增長,進入了通貨緊縮的狀態;而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物價開始上漲,到了2004年,物價上漲的速度進一步加快,理論界開始討論中國是否進入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在此背景下本文論述以消除經濟不景氣時期的通貨緊縮、經濟過熱時期的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為主題,重點論述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協調機制和模式,通過回顧總結近年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實踐,剖析總結了98年以來兩大政策協調配合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進對策。本文在分析研究中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穩定政策依然是我國財政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通過IS-LM模型分析了財政政策會在什么情況下更有效以及要充分發揮作用必須與貨幣政策相結合。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規范分析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政府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手段,兩者之間既有相互聯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無論在經濟擴張還是在經濟緊縮時間,兩大政策都能對經濟總量與結構兩個方面產生影響。因此,要使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能夠獲得預期的效果,就存在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最佳配合問題。本文分六個部分論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進對策,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探討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協調機制和模式,第四部分剖析總結了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存在的問題,第五部分提出了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改進對策,第六部分評述性結論。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內在關聯性

1 、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資金運動、政策目標、政策手段等方面的密切關聯性 在社會資金運動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著緊密的聯系。由于財政資金、信貸資金與企業資金等一道構成社會總資金的整體,每一方的資金運動都會在另一方引起某些連鎖反應;在政策目標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節的目標是一致的,最終都是要實現充分就業、高增長和物價穩定運行這三個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在政策手段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工具存在互補性。一般來說,財政政策工具主要有稅率和財政支出水平等,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公開市場業務、準備金制度和貼現率等;在政策實施主體上,既有區別也有高度的一致性。貨幣政策實施的主體是中央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財政政策實施的主體是財政部。兩者分成兩個不同的實施主體,但都是政府的組成部分,調控的主體都統一于國家。

2 、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性 首先看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財政的收支活動將引起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而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將對貨幣供給量有著重要的影響,財政收支過程中發生的結構變化或差異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貨幣供給結構;二是財政收支平衡、財政收支結余和財政收支赤字這三種不同的收支狀況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存在很大不同;三是財政資金的運行方向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財政支出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一方面取決于財政支出的構成,另一方面取決于積累性支出的使用效果;四是,財政赤字的融資方式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取決于財政赤字采取何種方式進行彌補。因一國彌補預算赤字主要分為國內融資和國外融資兩大類,而不同的融資方法對貨幣供給的影響也很不相同。但總的來說,財政赤字的各種融資方式會增加貨幣供給。其次可以看到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與銀行的信貸收入來源、信貸支出方向、信貸資金使用效果等方面對財政收支的影響有關。總之,財政收支和信貸收支是一種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關系。二者相互依賴性很強,這表明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密切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必要性的一般分析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具有的局限性、運作特點和作用機制決定了二者必須協調配合,才能發揮對經濟應有的調控作用。世界各國的長期實踐也已經證明,無論將哪一種政策作為重要政策手段,如果沒有另一種政策的協調配合,都難以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機協調配合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1、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二方面來看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一就財政政策來看,按照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支出,減輕稅負以刺激有效需求,推動經濟回升;在經濟膨脹時期,則應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支出,增加稅收,以避免經濟過渡膨脹。但在現實中,財政政策的運作常因財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而難以取得預期效果; 二就貨幣政策來看,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貨幣供應量。從而相應地影響市場利率水平,實現宏觀調控目標,但這一政策的局限性使它在現實中難以取得預期效果。此外,貨幣政策效果也可能被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所抵消。

2、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用機制來看,二者存在明顯差異,更有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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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歐元區；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協調機制

一、隨歐盟發展而發展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機制

隨歐盟的發展，歐盟財政與貨幣協調機制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歷程。

1、《布魯塞爾條約》和西歐聯盟，這一時期為1948年到1957年。二戰后為了壓制德國和恢復歐洲諸國的國力，以法國牽頭成立了西歐聯盟和歐洲煤鋼共同體。這一時期出現了煤鋼兩種戰略資源的共同市場和軍事聯盟，經濟政策上的協調機制尚不存在。

2、《羅馬條約》和歐洲經濟共同體，這一時期為1957年到1992年。1957年時西歐六國在羅馬簽署條約成立了歐洲三大共同體：煤鋼、原子能與經濟共同體。直到1973年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尚運行完好，因此歐盟并沒有建立統一貨幣，一些貨幣上的協調制度只是為了讓共同市場運行更好。1986年歐盟通過了《單一歐洲法令》促進了全面的政治合作。這一時期出現了共同體內取消貿易壁壘、對外共同關稅、共同農業基金等協調機制。

3、《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這一時期為1992年至今。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訂，歐洲三大共同體合作成為歐共體，歐共體內部實現商品、人員、勞務、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1999年歐元開始運行，歐元區各國的貨幣政策協調達到最高水平（完全統一），財政政策協調機制也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的規定原則之下建立起來。

二、歐元區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機制的框架闡述

1、貨幣政策協調機制框架

（1）機構體系：歐元區的貨幣政策以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為核心。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包括歐洲中央銀行（總部在德國法蘭克福）和歐元區各成員國中央銀行。歐洲中央銀行體系是歐元區貨幣政策的唯一決策者。

（2）法律體系：其法律依據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ESCB法令》。在相關法令的規定中，歐洲中央銀行擁有超越國家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包括組織機構和人事、經濟、制定規章與執行、制訂貨幣政策四種。但制度上的一個缺點在于歐洲央行的主要責任性較弱，不受各國政府與歐洲議會的制約（但需要接受監督），中央銀行法不能在歐洲議會修改，否決機制沒有復審程序，決策層失誤沒有制裁規章。

（3）政策目標：歐洲央行體系的首要目標是保持物價穩定。具體說來目標任務是將歐元區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衡量的年均通脹率維持在2%并在中期得以維持，以及保證M3的4.5%年增長率。央行擁有公開市場操作、存貸款便利和最低處被要求三個貨幣政策工具。

2、歐元區共同財政

歐盟共同財政是由歐盟掌握的財政。共同財政的雛形始于煤鋼聯盟時期，在1963年開始實行的歐洲共同農業基金后開始成型。歐盟比較重視共同財政，在共同財政方面有比較嚴格的制度保證。

（1）機構體系：核心機構是歐盟委員會、歐盟財長理事會和歐洲議會。共同財政使用案首先由歐盟委員會討論起草，然后送交歐盟財長理事會討論審核，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是否通過。最后由歐洲議會對預案進行審查，提出建議并返回財長理事會。

（2）法律體系：其法律依據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兩份法令中規定共同財政有兩個來源：一是歐盟的自收入，包括對農產品的進口差價稅、糖稅、歐盟共同關稅。二是成員國的攤派，依各成員國的GDP比例進行攤派。

（3）政策目標：歐盟共同財政不必負擔社保和社會秩序維持的責任，所以歐盟共同財政主要用于反哺農業，主要包括農業補貼、農業指導和保障基金、漁業指導基金；其余的用于對外政策與活動、行政開支以及歐洲地區發展基金和歐洲社會基金。

3、財政政策協調機制框架

因為歐盟共同財政預算往往不到歐盟總GDP的2%，無法有效發揮其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因此歐盟的財政政策還是以各成員國的自主政策為主。

（1）機構體系：歐盟的財政政策主要由三個機構負責協調：歐盟委員會、歐盟財長理事會、歐洲議會。其中歐盟委員會負責起草法令，對各成員國進行監督與評估；歐盟財長理事會由歐盟各國財政部長組成，負責協調各國經濟政策和財政預算；歐洲議會負責整體監督和提供咨詢。其中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是超國家的覆蓋全歐盟的政治組織，監管和協調財政政策只是其功能之一。

（2）法律體系：歐盟財政政策約束條款主要寫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約束包括三個要素：財政紀律、自和協調。具體目標任務有如下幾點：

規定各成員國預算或實際財政赤字不得超過當年GDP的3%；政府債務不得超過當年GDP的60%；禁止金融機構或央行對政府赤字融資；禁止歐盟機構或成員國為其他成員國的債務承擔責任；所有財政政策的制定執行都應該建立在維持物價穩定的基礎上。

保證約束的工具主要寫在《穩定與增長公約》中。具體包括如下幾點：各成員國財政政策應該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遇到非正常情況觸發豁免程序后各成員國應該盡快恢復《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規定的正常情況；超過赤字會受到歐盟財長理事會的勸告，必須在四個月內采取措施。如一年內未能糾正過度赤字，則需繳納保證金，其額度由固定和浮動保證金兩部分決定。固定部分為GDP的0.2%。浮動部分為當年赤字超出GDP3%馬約要求部分的10%。如果兩年后仍然沒有消除超額赤字則將保證金無息沒收并在未超標國家間分配；采用趨同的稅制和稅率。

4、歐盟各成員國經濟政策協調機制補充

歐盟成員國間的經濟政策協調還主要通過如下幾個途徑：

（1）條款約束。1993年生效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1997年生效的《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了歐盟財政政策的基本規則。

（2）共同指導。每年六月歐盟財長理事會起草和歐盟理事會簽署的總體經濟政策指導原則發表，并在再六個月后由專門委員會發表執行報告。該指導原則用于為歐盟各國提供主要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

（3）歐元小組。這是歐元區國家間組織的非正式的財政政策協調論壇。四，其他途徑。

（4）其他途徑。除此三大途徑之外，還包括信息交流、政策對話、多邊監督、正式勸告與制裁等等協調途徑。主要負責經濟政策協調的機構是歐盟財長理事會、歐元小組、經濟與財政委員會、歐盟永久代表委員會以及總體經濟政策指導委員會等。

三、歐元區經濟政策的協調機制分析

1、歐元區各成員國的經濟差異分析

隨著歐盟幾十年的發展，歐盟各國特別是歐元區各成員國間的經濟進一步相關，經濟趨同性加強。但各國因歷史、文化與傳統政治勢力等原因還是存在著很多差異：例如國土面積、資源存量、政策偏好、法律體系、市場結構與勞動力制度等。例如在歐元啟動的前一年1998年，歐元區十一國中的六國宏觀經濟指標如下：

表中選取了當時歐元區十一國中GDP排名正數前三與倒數前三的六國。從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為了加入歐元區和達到《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要求各國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仍然差異明顯。表外國家例如西班牙的失業率更是高達18.9%，為全歐元區成員國中最高，明顯高于歐元區平均的11%水平。

在歐元正式啟動后，歐元區各國的GDP增長和通脹率仍然存在著顯著差別。以1999～2000年的平均GDP增長率來說，愛爾蘭為歐元區最高，高達7.2%；而意大利則是―0.7%。通脹率方面，西班牙為全歐元區最高，為0.7%；而希臘則是―1.8%。

根據默斯等人針對1971～2000年間歐元區各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研究，他們指出，歐元區各國經濟增長的推力不同。一些國家由非對稱性沖擊推動增長，而令一些國家則由通貨膨脹推動增長。而非對稱性沖擊對歐元區中的小國造成了更嚴重的影響。

以上數據和分析說明，歐元區各成員國的差異很大。這種差異將導致各成員國間的政策產生溢出效應。而從目前歐元區政策協調機制的框架來看，溢出效應包括如下兩種：一是一元的貨幣政策在不同成員國之間因傳導機制差異而引出的溢出效應；二是多元的財政政策會對其他成員國產生溢出效應。

2、一元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

（1）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來源

貨幣政策影響經濟運行的過程是首先影響利率，然后通過利率影響總需求。但不同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盡相同，同樣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引起各國貸款利率和資產購買的不同調整。而歐元整體利率的變化將嚴重影響歐元區中部分開放度較高的國家，對那些開放度較低的國家則影響較小。

貨幣政策的傳導速度也會因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而有差別。

（2）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具體表現

根據IMF的一項研究表明，歐元區國家可分為兩組。第一組以比利時、德國、芬蘭和奧地利為代表，歐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對經濟運行開始發揮效果需要三年左右，但能起到預期效果。第二組以法國、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為代表，起效時間在一年左右，但只能起到預期一半的效果。

而在銀行貸款政策方面，也可分為兩組；第一組以法國、德國為代表，因為長期以來這些國家以長期貸款為主，因此投資受利率影響較小，歐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對其影響也較小。第二組以意大利、奧地利等國為代表，與第一組情況相反。

歐元整體利率匯率的變化，對愛爾蘭和比利時這些歐元區開放度最高的國家將起到較大的影響。而對德國、法國等影響則沒有這么大。

（3）降低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實踐

因為一元貨幣政策有溢出效應，所以如何考慮公平，不讓歐元區整體貨幣政策成為僅服務于少數幾個大國的工具，并且要盡可能的破壞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傳導就成了歐洲央行制定貨幣政策時的主要考慮點。歐元區共同財政作用相當有限，無法配合貨幣政策，因此貨幣政策還是能夠調整歐元區整體經濟運行的唯一工具。

歐洲央行實行的戰略被稱為“穩定導向型貨幣政策戰略”。其具體含義是指，綜合運用貨幣目標控制和直接通貨膨脹控制，以達到最大程度的貨幣政策有效性、透明度、明確性，使其既具有前瞻性，又保持對過去成功的貨幣政策戰略的連續性。在這一戰略下，其貨幣政策最高目標就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規定的“維護價格穩定”。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傳導機制也被有效破壞。

歐元運行以來，歐元區各國面臨的外匯市場與匯率的不確定性都有效減低了。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穩定了物價，配合歐元區共同市場的其他政策，使收入機制、利率機制和相對價格機制這三大溢出效應傳導機制都被有效遏制，歐元區各國的經濟趨同性不斷加深。

3、多元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

（1）財政政策溢出效應的危害

對歐元區來說，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主要有如下幾個危害：

①影響跨國界資源配置效率。這是指在歐元區的共同市場建立后，資源和勞動力流動取消壁壘，歐元區各國將重新面臨兩大壓力：公共產品供給與稅源爭奪。稅收將成為歐元區內影響跨國界資源配置效率的最主要因素，為了爭奪一些優良稅源，可能引起一些國家的惡性稅收競爭。

②會干擾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已經明確規定禁止赤字融資，這就使得不少政府可能會在已有負債率的情況下采取緊縮財政政策或向央行提出實行擴張貨幣政策的要求，從而扭曲信息并干擾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行。

③威脅歐元區的穩定。在各國財政政策受到掣肘的情況下，如果歐洲央行出手調整貨幣政策，因為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對不同國家將產生不同影響。這時，沒有收到希望效果的一些成員國可能有退出歐元區的危機和壓力，將會對歐元區的穩定性造成很大的影響。

④溢出效應影響財政政策的最終效果。在歐元區貨幣政策一體化的背景下，財政政策缺少了貨幣政策的配合，其溢出效應被放大。而這種負溢出效應最終甚至將抵消甚至超過財政政策本身的正面效應。

（2）歐盟應對財政政策溢出效應的實踐

歐盟關于財政政策的約束條款主要寫在1993年生效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1997年生效的《穩定與增長公約》中。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對成員國財政政策的約束實現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減少其貨幣政策來自債務救援方面的壓力。但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一方面有著嚴格的數量要求，另一方面卻在文字上比較含混，使這個財政政策協調機制的可信度受到了懷疑。

《穩定與增長公約》是由德國財長魏格爾在1995年建議設立的，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補足，提出在滿足其條件后應該繼續嚴格執行其標準要求。其主要目的是進一步穩定價格穩定和對各成員國的財政政策給出預防和指導。

4、歐元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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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財政政策；作用；局限一、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的概念

經濟增長是指一定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總量的擴大，經濟發展不僅包括經濟增長，也包括伴隨著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觀念形態的變化。

財政政策，通常是指政府根據宏觀經濟規律，以實現某些目標而制定的指導工作的基本方針、原則和措施。財政政策是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政政策目標是通過實施財政政策達到目的或影響，它的核心內容包括如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公平分配。目標選擇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二、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財政中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稅收政策、支出政策等，單純的運用這些政策或者是將其加以綜合，都會對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一）稅收政策促進經濟增長

在財政政策的主要工具中，稅收政策是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理論角度來看，稅收政策主要是通過對經濟增長、穩定經濟和收入分配等各方面對經濟進行調節的。稅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財政政策通過政府的權利進行籌集資金，以達到為公共投資提高充足資金的目標；第二，引導和刺激私人將更多的收入用于儲蓄和投資。公共儲蓄的角度來看，稅收收入增加的越多，用于公共投資的資金也就越充足，稅收政策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也就越明顯。

（二）財政支出直接影響經濟增長

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比稅收政策的效果更直接，一方面它可以通過對公共儲蓄的資金重新配置來達到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還可以同時起到示范效應，使社會上的資源能夠朝著合理的方向流動。另一方面，財政支出還可以有效的調節收入分配，因為稅收政策可以讓有錢人的收入不斷的減少，而財政支出可以讓窮人的收入不斷的增加。

（三）宏觀層面上，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上有不同的導向

根據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的過程中，財政政策有不同的導向，可以將財政政策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每一種財政政策都是與具體的宏觀經濟形勢相聯系的。通常來說，當經濟發生衰退時，總需求不足，國民收入低于充分就業時的水平，此時，政府就應該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減少稅收和增加財政支出等手段，來擴大社會總需求；反之，當經濟過熱時，社會總需求過大，國民收入高于充分就業時的水平，此時政府應該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通過增加稅收或者減少財政支出等手段，來達到控制社會總需求的目的；在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時，由于經濟發展總體平穩，物價穩定，就應實施中性的財政政策。

除了總量政策以外，還有結構政策，宏觀層面上來看，財政政策可以通過對結構進行優化來達到效果，即在財政收支一定的情況下，通過對財政收支的結構進行調整，來使經濟增長的方式發生轉變。尤其是通過對支出的分配，比如直接加大對科技、新能源等各個方面的資金支持力度；或者通過對公共服務的質量的提高，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三、經濟增長中財政政策的局限性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以一定數量的空閑資源為前提。也就是說，這部分閑置資源單純的依靠市場的力量無法有效利用，必須依靠國家權力，運用債券的形式，才可以有效利用。但經濟資源的數量畢竟是有限的，伴隨著經濟發展，資源瓶頸約束早晚會來。如果累計赤字和累積的發債規模很大，擴張性財政政策由于慣性效應無法立即收縮，金融市場籌集資金的過度，就可能導致經濟過熱，甚至引發通貨膨脹。因此，有限的經濟資源，確定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長期的執行。換句話說，從長期來看，我們仍然需要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此外，理論上來說，作為一種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行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積極財政政策最初的定位是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總量失衡在短期內進行反周期調節，控制的主要目標是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

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的局限性主要是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是直接的，它直接作用與總量；但是財政政策的調節是間接的，它一般是通過改變總量中的比例和分布來調節。②對經濟的調節力度上來說，財政政策的力度更大，但容易對市場機制產生沖擊力，而貨幣政策與市場機制結合緊密，對經濟的調節作用比較平緩，不易引起劇烈震動。③財政政策在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上，沒有貨幣政策的刺激力度大，主要是由于它的這個作用過程主要是靠市場的供求關系和機制的，而不是靠經濟行為主體競爭作用的。④財政政策的制定不僅是一個政治決策的過程，還是一個經濟決策的過程，它是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的，真正制定起來并沒有那么容易。（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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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作培.重視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作用[J].當代財經，200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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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赤字 擴張性財政 經濟刺激

隨著歷年來我國政府不斷實施刺激性的財政政策，有效地依靠政府投資帶動了我國GDP的增長，但與此同時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規模也不斷增大，如圖1所示，2010年我國政府財政赤字規模已達6772.65億元，雖然較2009年有所回落，但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達到2.8%，財政赤字規模較大，因而研究我國政府財政赤字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對于未來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我國財政赤字與經濟發展相關要素關聯度分析

政府財政支出的大幅增長可以通過帶動投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也會通過作用于社會產品產出、消費價格水平和國民可支配收入來影響社會的總體供求關系，并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量、通貨膨脹水平等指標產生影響。

本文以1985年以來我國年度國家統計年鑒的數據為基礎，通過對1985年以來我國政府財政赤字與該年度的經濟發展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如表1所示，可以發現，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規模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體居民消費水平、平均貨幣工資水平、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財政赤字的增加對這些經濟要素的變化有顯著的相關影響，此外，財政赤字規模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雖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但是關系并不明顯，而政府財政赤字規模與城鎮登記失業率和進出口狀況的關聯度較小，無法通過顯著性檢驗。基于此，本文認為：

（一）財政赤字擴張政策促進了我國宏觀經濟的增長

我國財政赤字規模擴大與國內生產總值的相關關系均顯著為正，其中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GDP的相關關系為0.682、

0.675、0.698，伴隨著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各個產業的生產總值也穩步提升。同時通過相關性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增加，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無疑是促進我國宏觀經濟逆勢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政府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也伴隨著我國居民平均貨幣工資的增長，這種增長增加了我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從而促進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有效地拉動了內需，從而抵消了出口形勢低迷給我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從我國財政赤字規模與進出口差額之間無明顯的相關關系可以發現，我國財政政策的實施對于進出口貿易的影響較小，因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通過拉動投資和內需來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

（二）我國財政赤字擴張刺激通貨膨脹水平

基于相關性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我國政府財政赤字規模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成負相關關系，當財政赤字規模較低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升高，但是升高幅度較小，二者相關系數僅為0.439，并且其顯著性較差，因此本文認為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相較于貨幣政策對于經濟整體通貨膨脹狀況的影響程度較小，其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影響方向也有待驗證。

（三）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提升就業作用有限

國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制定目標往往集中在三個方面：促增長、穩通脹和保就業。通過相關性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增長與城鎮失業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并不顯著，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雖然有效拉動了投資和內需，但對于居民就業率的提升并不存在顯著的影響效果，因而可以認為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提升就業的作用效果較為有限。

財政赤字對宏觀經濟增長影響機制分析

我國財政赤字擴展政策可以有效地拉動內需和固定資產投資，從而保障我國宏觀經濟在出口疲軟、外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依然穩步增長，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于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的具體影響，本文在上述相關性分析基礎上，從固定資產投資和居民消費兩大方面對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具體影響機制進行分析，從而了解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具體作用機制，為我國政府制定相關的財政政策提供科學的建議。

（一）我國財政赤字對固定資產投資拉動效應分析

我國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帶動經濟增長，最直接的途徑便是通過政府引導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刺激原材料產品的需求，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等，因此作為財政赤字政策最主要的刺激途徑，本文通過分析我國財政赤字政策與各個固定資產投資細分分支指標之間的相關關系來了解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具體拉動作用，如表2所示。

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加大財政赤字的同時，其對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拉動作用主要體現在基本建設投資和更新改造投資上，在我國政府加大財政開支以刺激經濟的政策貫徹過程中，各地地方政府主要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更新和改造以往的基礎設施來實現GDP的增長，從而提高自身經濟增長速度，而對于其他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著力較小，特別是對于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投入力度較低，由此可見在各地政府的財政支出中，用于建設保障性住房等房地產開發投資的資金支出占其總體財政安排的比例較小，各級地方政府對于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存在偏離民生所需項目，主要投資于更能凸顯政績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傾向。

同時，目前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所帶動的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依靠國家預算資金投入，其所帶動的其他相關資金投資較少，尤其是外資參與投資的資金比例較小，大量國家新增固定資產投資主要由國家財政撥款的現實也說明目前我國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來提振經濟的措施給國家財政帶來了較大的壓力，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國各地政府應當適當調整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資金來源構成，通過引導其他資金投入固定資產投資項目來適當豐富其投資項目的資金來源，從而降低財政負擔，同時也轉移項目成本和風險。

最后，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規模與企業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增長相關性不顯著，說明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所投資的固定資產項目并未帶動企業主導的固定資產項目的投資，由于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經營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考慮目標，因此在目前經濟形勢較為悲觀的情況下，大多數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活動往往有所減少，而另一方面，我國各級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往往與企業的經營運作相關性較低，因此企業對于參與這些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興趣較小，使得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與財政赤字規模之間的相關程度下降，進而降低了二者之間相關關系的顯著性。

綜上可知，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雖然有效地拉動了經濟增長，促進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擴大，但是各級政府的財政支出項目具有較為明顯的政府導向型，投資項目的資金構成單一，投資項目的經濟效益水平較差，企業的參與程度低，因而是一種較為不可持續的增長趨勢，所以我國政府在未來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時應當更注意與市場接軌，豐富投資項目的投資模式，調動相關企業的積極性，從而形成一種可持續增長的財政支出刺激模式。

（二）我國財政赤字對居民社會消費拉動效應分析

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也有效地拉動了我國居民的整體消費水平，對拉動內需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是對其拉動內需的具體機理依然有待進一步分析。本文通過我國財政赤字規模與居民消費相關的經濟參數的相關分析來了解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居民社會消費的具體拉動效應，如表3所示。

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政策有效地刺激了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財政赤字規模越大，居民的消費水平提高程度越大。同時，從上文的相關性分析結果也可以看出我國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中財政赤字規模越大，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越低，即居民的生活水平隨之提高，因而從居民消費的角度來說，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于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需求的擴展具有有效的拉動效應。

但是，從供給面上，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擴展政策并未能有效提振國內消費領域的供給方信心，各個居民消費相關行業的景氣指數并未因為我國政府刺激性的財政支出政策而產生對應的變化，因此本文認為雖然我國政府所實施的財政支出刺激政策在短期內通過家電下鄉補貼、購車補貼等方式刺激了居民的消費熱情，但是在企業界和市場的供給端，由于國家財政刺激政策具有短期性并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狹隘性，如產品補貼范圍有限，產品指定供應商限制等，市場對于我國政府所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反應并不熱烈，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政策雖然對于居民社會消費具有打動效應，但并未起到促進長期國內消費的預期效果，是一種短期的，不可持續的財政刺激政策。

因此，在未來我國政府制定財政赤字政策時，應當注意改變刺激性財政政策在居民消費相關政策細節上的刺激模式，從僅提高居民的消費熱情這一短期目標中解放出來，以提高市場對于居民消費的供給熱情以及居民消費體系的長期健康發展為主要目標對我國居民消費體系進行長遠的規劃，例如采用稅收優惠政策來引導企業產能，提高企業生產熱情；通過減少物流運輸費用來促進居民消費商品流通；通過減少交易環節費用征收來促進居民商品交換效率等。

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改進建議

基于本文對我國政府近年來的財政赤字擴張政策的分析可以發現目前我國政府在經濟危機過后所采取的刺激性財政政策對保證我國經濟在危機時期的穩步增長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同時也可以看出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于我國經濟的提升作用主要體現在固定資產投資和居民消費提升效應上。

通過對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的具體刺激效應的分析可以發現目前我國各級政府的財政刺激政策依然停留在政府主導的短期刺激性投資上，對于市場的主體——企業的積極性的調動十分欠缺，大多數財政支出政策僅僅著眼于短期內提高政府經濟政績，并提高居民的消費熱情，卻未對企業界的需求和關注做出對應的應對政策，從而使得目前我國的財政刺激政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缺乏有效的持續性。

因此，在未來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中，政府決策者應當從長遠的經濟發展目標出發，通過制定符合企業界發展目標和利益訴求的財政刺激政策來提高企業參與經濟刺激計劃的熱情，從而使我國政府的財政刺激政策真正具有長期的經濟提升效應，促進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