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理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宏觀經濟政策理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摘要:理性預期理論極大地豐富了西方經濟學理論,建立在理性預期、市場連續(xù)出清和自然率假設上的新古典經濟學,從貨幣和實際因素中探尋經濟波動的原因,并提出獨到的理論以解釋當時出現(xiàn)的滯漲狀況,得出貨幣政策無效的命題,因而主張市場機制的自我調節(jié)。介紹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產生的背景、用理性預期觀點解釋的“政策無效”命題,以及主要經濟政策主張。

關鍵詞: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政策無效;自由經濟

中圖分類號:F0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5009101

1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發(fā)展的背景、理論主張的簡介

發(fā)展到現(xiàn)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已經經歷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提出理性預期、持續(xù)市場出清的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強調了貨幣沖擊對經濟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貨幣與產出的相互作用中貨幣作為誘因的理論,并認為政府的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它并不能影響總產量的變化,而只有未被預見到的貨幣供給變化才能真正影響到實際總產量。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小羅伯特•盧卡斯,托馬斯•沙金特,尼爾•華萊士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第二代則對盧卡斯的貨幣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反對意見,從實際因素方面尋找經濟波動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實均衡的變動,強調了技術沖擊和貨幣的內在性等理論,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主張。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蘭德,明尼蘇達大學的愛德華•普雷斯科特,羅切斯特大學的羅伯特•巴羅等。

具體來說,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一般都接受以下四個命題:

(1)私人經濟是可以自身穩(wěn)定的;

(2)貨幣在長期是中性的;

(3)貨幣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凱恩斯主義積極干預的經濟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個命題意味著,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認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也不存在。這是貨幣主義Ⅰ與貨幣主義Ⅱ的主要區(qū)別。

目前,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一起并列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派中的兩大流派。

2“政策無效”的命題、主張以其意義

理性預期學派認為,菲利普斯曲線的交替關系即使在短期內也不存在。因為在理性預期條件下人們已經估計到貨幣供應量增長后可能發(fā)生的實際后果,從而采取了預防性的措施(比如預先要求提高貨幣工資增長率和利息率)。這樣,一旦貨幣供應量增加,就只能導致物價的上升,產生通貨膨脹的變化,而不能使工資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變化連暫時的產量增加和失業(yè)率下降的目的都達不到。赫爾姆特•費里希對此說到:“理性預期導致十分不同的意義。由于經濟當事人了解這個模型的各個參數(shù),所以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任何變化不僅引起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而且也引起通貨膨脹率預期的變化,從而不會對這一體系的實際變量產生影響”。在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學家看來,“在貨幣政策的反饋規(guī)則之間做出選擇對于具有合理預期的新古典主義經濟中失業(yè)率的隨機變化是無關的。

根據(jù)這樣的觀點,理性預期學派推導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即是貨幣政策無效性命題。該命題認為,貨幣供給中的可預期部分對就業(yè)、產量或其他的實際變量均無影響,其中不能被預期的部分或貨幣供應量意外的不規(guī)則的變動,雖然能夠對上述變量產生一定量的影響,但其作用只會加劇經濟的不穩(wěn)定與波動。因此,政府的經濟政策,無論長期還是短期都是無效,其結果都是引起通貨膨脹。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 代表總需求曲線,AS代表總供給曲線,Yn代表與自然失業(yè)率相對應的就業(yè)率水平下的國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 AD 與 AS 相交于初始均衡點 E。如果政府認為該國民收入水平不能達到充分就業(yè)的均衡,決定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凱恩斯主義者的觀點,總需求將會從AD相右上方平移,產量和物價都會上升,失業(yè)會相應減少。現(xiàn)代貨幣主義者認為,短期內貨幣政策將會產生效果,但是,在長期中,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失業(yè)率會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貨膨脹率將更加嚴重。理性預期學派認為,人們對價格水平的預期并非固定不變或者僅僅依據(jù)過去的經驗得出,而是會考慮到未來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情況。處于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經濟活動的主體會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關信息,較為準確的預期到貨幣政策的變化而造成的物價上升。于是,工資、利率等名義變量都會立即向上調整。結果,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分別從初始狀態(tài)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點仍然處在原來與自然失業(yè)率相一致的就業(yè)率水平上,只是價格水平因為貨幣政策的變化(增加貨幣供給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據(jù)政策無效命題,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即便在短期內,菲利普斯曲線也是一條位于“自然失業(yè)率”水平上的垂直線。通貨膨脹和失業(yè)率之間不存在任何替代關系。對此,盧卡斯說“當擴張的貨幣政策反復推行時,它就不再能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推動力消失了,對生產沒有任何刺激作用。預期得到擴大,但結果卻是通貨膨脹,而不是別的”。

3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政策主張

由于理性預期學派的一個主要的原則就是:經濟如果不反復遭受政府的沖擊,就會基本上是穩(wěn)定的。所以,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所主張的干預經濟生活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實行某種政策以影響經濟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會的支持,就不能在經濟政策上對社會搞突然襲擊,而要按照既定的規(guī)則和程序辦事,這樣,在理性預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政策就是無效的了。

對凱恩斯主義的“積極宏觀政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三種批評看法:

(1)他們認為,日益增多的經驗和理論證據(jù)表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在產量、就業(yè)或其他經濟總量方面不會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場合,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能影響經濟生活,但他們不可能克服經濟周期。

(2)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經濟學家認為,任何一種理論都應該明確的告訴人們經濟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結果確定性越小,實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謹慎,因為任何一項錯誤的政策都會將事情弄得很糟。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大部分就是不確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從容不迫,加倍小心,決不能用那些曾經使用過的大規(guī)模的凱恩斯主義措施去刺激經濟。

(3)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認為,對于許多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即使知道他們的結果,也仍然無法判斷這種結果是不是符合公眾的意愿。根據(jù)凱恩斯主義方法來制定經濟政策的人,無法讓經濟中的個人去選擇自己認為有良好結果的政策。他們是被迫選擇這些政策的。其結果是,除非人們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規(guī)定相配合,否則,這些經濟政策很有可能是人們的處境普遍的變得更糟。

參考文獻

[1]戴維•羅默著,王根蓓譯.高級宏觀經濟學(第二版)[M].上海:上海財經出版社,2003.

[2]江晴著.解讀后貨幣經濟[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篇2

【關鍵詞】創(chuàng)新教育 西方經濟學 教學方法

一、西方經濟學的課程特點

1.系統(tǒng)性強。西方經濟學在其不斷的發(fā)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而且這種體系仍在不斷的完善過程中。例如，微觀經濟學以馬歇爾的價格理論為基礎，以經濟人假設，完全信息假設和市場出清假設為前提，形成了消費者行為理論，廠商行為理論，市場理論，生產要素分配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得出資本主義通過市場機制能自主實現(xiàn)經濟均衡。宏觀經濟學則以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為基礎，以解決市場失靈為己任，形成了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失業(yè)與通貨膨脹理論，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得出資本主義經濟通過政府干預可以實現(xiàn)均衡。現(xiàn)在，隨著社會實踐的不斷發(fā)展，西方經濟學又融合了許多流派的思想，以不斷補充其理論的不足。

2.實用性強。所謂實用性主要指它基于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病狀進行分析，做出診斷，開出處方。西方經濟學以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為己任，正如上面所講，凱恩斯《通論》的出版就是為了醫(yī)治資本主義經濟的“滯脹”問題。近幾年，西方經濟學面對資本主義經濟出現(xiàn)的新問題和新現(xiàn)象，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同時，西方經濟學研究中所采用的一些研究方法，以及得出的一些研究結論，對現(xiàn)實具有重要的啟迪和指導作用。

3.簡明的經濟分析框架。一個規(guī)范的經濟理論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五個部分組成:(1)界定經濟環(huán)境。(2)設定行為假設。(3)給出制度安排。(4)選擇均衡結果。(5)進行評估比較。

4.數(shù)字化趨勢越來越明顯。20世紀60年代以來，數(shù)學分析工具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幾乎涉及了經濟學的所有論題。數(shù)學是最嚴謹?shù)囊环N形式邏輯，借助數(shù)學模型可以把邏輯關系一步步推演下來，做到嚴密精確。簡潔恰當?shù)臄?shù)學模型有助于理解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從而更好地解釋經濟現(xiàn)象，預測經濟現(xiàn)象。

二、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1.西方經濟學理論抽象、難懂、學生很難消化。西方經濟學不同于一些應用性學科，它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學科，該學科主要從概念、特征、作用、性質方面理解問題，它的每一個理論都是在一定假設前提下形成的。假設條件放寬，理論有可能不成立。加之該學科常常用到數(shù)學知識，這使大部分學生感到措手不及。再者，高職的學生年齡較低，社會閱歷簡單，對社會實踐了解有限，學生層次參差不齊，這些都增加了講授和理解的難度。

2.西方經濟學課時少，內容多，教學質量和教學任務常常打架。西方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基礎性學科，現(xiàn)在不僅財經類專業(yè)的學生要學，而且諸如信息專業(yè)，管理專業(yè)的學生也要學。但對于高職學生來說，教學計劃要求一學期54學時講完微觀、宏觀兩部分內容。教師如果要根據(jù)教學內容要求，教學對象水平，保證教學質量，教學任務就難以完成，學生學到的東西就少;教師如果趕時間完成教學任務，教學質量就很難保證，學生學的東西多了，但往往似是而非，這樣就出現(xiàn)魚和熊掌不能兼而得之的尷尬局面。

3.學生對數(shù)學工具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普遍感到不適應。經濟學是借助數(shù)學模型解析經濟現(xiàn)象的一門科學，數(shù)學的形式化及其邏輯的嚴密性給其在經濟分析中帶來很多的方便和好處。但初學西方經濟學時，學生大多對復雜的幾何圖形、數(shù)學公式、數(shù)學證明不太適應，不理解這些圖形和公式的經濟學涵義，很難把它們與文字描述統(tǒng)一起來。

4.理論聯(lián)系實際不夠。目前，經濟學教科書上都是以外國現(xiàn)象為研究對象的理論，缺乏根據(jù)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改革中出現(xiàn)的現(xiàn)實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理論，無助于了解并解決中國現(xiàn)實經濟發(fā)展和改革中的問題。面對經濟學教科書深奧理論的大雜燴中充斥著不現(xiàn)實的圖像和專業(yè)術語，即使教師告訴學生模型的直觀意義，由于沒有相關的實踐經驗，學生還是摸不著頭腦，每一章都令人困惑，更不清楚下面將要學習什么內容，從而認為經濟學是枯燥的、沉悶的。

三、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創(chuàng)新路徑

1.把握核心，理清主線

西方經濟學包含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微觀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是“價格決定”，主題是資源配置問題;宏觀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是“國民收入”，主題是資源利用問題。教師在教學中要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分別理出一條主線，通過這條主線把各部分內容串起來，從整體上把握西方經濟學的內容體系和特點。

2.訓練經濟學思維

教學要認真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一門課程不但要反映知識本身的性質，而且還要反映求知者的本質和知識的獲得過程。教一門課，不是建造有關這一科目的一個小型的現(xiàn)代圖書室，而是使學生親自像一名數(shù)學家那樣思考數(shù)學，像一名史學家那樣思考史學，使知識的獲得過程體現(xiàn)出來;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了解經濟學家如何研究他們的領域，這需要通過教學創(chuàng)新來完成。教師不僅要傳授知識、“授之以魚”，而且更要“授之以漁”;不僅要重視知識的傳播，而且更重視培養(yǎng)學生思維、研究、分析等多方面的能力，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3.教會經濟學方法

掌握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學好經濟學的基礎性問題。例如，均衡分析是一個強有力的分析工具，通過均衡模型研究一個經濟及其所有市場達到均衡時的價格與資源配置決定問題，這對于理解市場機制的效率與穩(wěn)定性，進行宏觀經濟活動分析提供了關鍵的基礎理論支撐。

4.與社會生活實際緊密結合

經濟學的目的是為了改變人們的現(xiàn)實生活，使人們更好地生活與發(fā)展，脫離實際生活的經濟理論是毫無意義的。所以教學中理論必須聯(lián)系實際，可以列舉實例對原理進行分析。例如，講授彈性理論，可以列舉我們身邊的事說明彈性理論在價格上的應用，像彈性系數(shù)較小的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人們的消費支出增加，影響人們的生活;彈性系數(shù)較大的奢侈品，價格上漲，對奢侈品的需求量會減少，但不會影響人們的具體生活。再如，在講到IS-LM模型時，可結合中國近幾年的宏觀經濟走勢和政策實踐來進行分析，使學生能夠系統(tǒng)了解宏觀經濟中一些重要的總量和政府政策的意圖，將抽象的理論變成鮮活的知識，將呆板的模型變成現(xiàn)實的圖畫。

5.教學內容注重跟蹤學科發(fā)展前沿，保持課程內容的動態(tài)更新

經濟學理論總是趕不上經濟形勢的變化，經濟學教科書總是趕不上經濟理論的發(fā)展，這就要求我們教師要經常關注本領域最新發(fā)展和動態(tài)，不斷把一些較為前沿的內容及時充實到教學中去豐富自己的教學內容，在課堂有限的時間內傳授給學生更多有用的信息。

6.靈活多樣的課堂教學方法

(1)案例教學法。西方經濟學是對西方幾百年市場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需通過大量圖形和數(shù)理實證分析以及經濟學的特有概念去理解。這使學生感到抽象、枯燥、難以掌握。因此，需要尋找一種形象的方法，將理論以生動的形式呈現(xiàn)給學生。案例教學法就是這樣一種行之有效的課堂教學方法。在每一章的教學中，尋找結合教學內容的真實事件進行分析解釋，并引導學生思考和討論，訓練學生分析和解釋問題的能力。案例教學是西方經濟學教學的一個十分有效的工具，經典的“蜜蜂與果園”等案例已深入人心。案例教學能把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事實擺在學生面前，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加深對經濟理論的理解。

(2)多媒體教學。制作多媒體課件，并運用多媒體手段向學生展示參考資料、有關的經濟事件材料等，以豐富多彩的方式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加強學生對問題的記憶與理解。

(3)實驗教學法。課堂實驗是一種互動性很強的教學手段，是一種專門用來幫助學生理解經濟學原理的互動的簡短的游戲。最經典的例子是供給需求模型實驗，該實驗源遠流長，可以一直追溯到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張伯倫于加世紀40年代在哈佛課堂上開始的市場實驗。供求實驗中，學生自己參與某個商品市場的買賣，了解完全競爭市場上價格是如何通過供求作用自發(fā)形成的以及背后有怎樣的深刻原因。通過實驗結果可以切身感受到確實存在“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我們每一位參加實驗的交易者，最終使價格和成交量收斂于某一穩(wěn)定的數(shù)值。學生利用課堂實驗可以檢驗理論和發(fā)現(xiàn)理論，調動了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也有助于培養(yǎng)學生的發(fā)散思維、創(chuàng)新能力和自信心。

(4)討論教學法。教學中教師尊重每一個學生，鼓勵學生在課堂上積極參與有關教學內容的討論，通過不同觀點的交鋒、補充、修正，加深每個學生對當前問題的理解，啟發(fā)誘導學生自己去發(fā)現(xiàn)知識的內在規(guī)律性，促進研討的深化，最后教師可以對討論過程進行總結和提煉，引導學生形成對知識概括性理解。

除此以外，教學過程中還可以嘗試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方法，鼓勵學生參與教師的研究課題，在參與研究的過程中，學生學會提出問題，研究促使學生應用在課堂上較少用到的創(chuàng)造技能。

參考文獻

[1]丁學政.西方經濟學研究與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A].新世紀新思考[C]，1999.

[2]楊帆.對于中國地下經濟的粗略估計[N].天津工商報，2000.

[3]高鴻業(yè).為什么要研究西方發(fā)展經濟學[J].世界經濟，1981，(7).

[4]陳岱蓀.規(guī)范經濟學、實證經濟學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J].財經科學，1981，(03).

篇3

一、我國經濟的內部失衡

我國經濟出現(xiàn)內部失衡，突出表現(xiàn)在儲蓄、投資和消費關系的失衡，須引起高度重視。

（一）我國日益擴大的內部經濟結構失衡

我國的經濟增長客觀上面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約束：第一，擁有世界上數(shù)量最多的廉價勞動力；第二，盡管我國居民有很高的儲蓄傾向，但存量資本規(guī)模很小，且在歷史上沒有真正地完成過資本的原始積累；第三，由于工業(yè)化與城市化發(fā)展落后，國民經濟具有顯著的二元結構；第四，自然資源相對匱乏。特別是以人均水平計算的自然資源處于世界最低水平；第五，長期以來，在我國歷史上占據(jù)主導地位的不是自然經濟就是計劃經濟，企業(yè)家資源特別稀缺，企業(yè)制度落后。

面對上述約束，我國正確地選擇了對外開放的戰(zhàn)略。借助于對外開放至少獲得了以下好處：第一，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實現(xiàn)了我國勞動要素豐裕的比較優(yōu)勢；第二，通過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緩解了我國自然資源緊缺的劣勢；第三，通過大規(guī)模引進外資，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我國原始資本積累不足和企業(yè)家資源高度短缺的問題。

但是，我國的對外開放在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不僅長期存在的各種結構性問題沒有能夠得到有效的解決，還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經濟社會失衡。具體來說，包括：第一，省際之間的不平衡增長。省際之間增長率的差異，已經超過了由地理位置、人力資源稟賦等不同特征所能解釋的程度。第二，不同熟練程度勞動力之間的不平衡增長。第三，部門之間的不平衡增長。制造業(yè)占GDP的比重極大，服務業(yè)、零售貿易和批發(fā)貿易的比重相對較低。第四，社會保障網絡遭到削弱。第五，投資的扭曲配置。過度儲蓄，加上以銀行信貸為中心的融資體系以及國有企業(yè)優(yōu)先的融資通道，造成了投資的扭曲配置。第六，不斷擴大的宏觀經濟失衡。

（二）內部失衡最突出的表現(xiàn)是儲蓄、投資和消費關系的失衡

高儲蓄、高投資以及低消費（消費不足）是我國經濟內部失衡的最突出表現(xiàn)。造成我國高儲蓄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長，使得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對增加，由于老年人的收入和儲蓄一般要高于年輕人，因此隨著老年人的增加，應對退休保障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強烈，儲蓄率也隨之增加；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養(yǎng)老、醫(yī)療等），使居民傾向于增加儲蓄以備不時之需：欠發(fā)達的金融市場和消費信貸機制的不完善所產生的強制儲蓄，等等。

在現(xiàn)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主要依靠金融體系。因此，由投資率長期低于儲蓄率而引發(fā)的我國經濟內部失衡與金融體系自身的缺陷有著密切的關系。目前，在金融總量方面，較為突出的矛盾表現(xiàn)為長期持續(xù)的銀行業(yè)存款增速快于貸款增速，這種現(xiàn)象一方面是經濟總量失衡即儲蓄率大于投資率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金融體系結構不合理、直接融資比重過小、整個社會的投融資活動過于依賴銀行信貸的反映。

近年來，我國經濟中投資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也出現(xiàn)了不容樂觀的趨勢。據(jù)估計，我國目前的消費率僅為55%，而同為外向型經濟的日本和韓國，其消費率最低時也達60%－70%。我國消費率之所以會過低，既有社會保障體系滯后、房價上漲失控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但更為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投資增長太快。事實上，這些年來我國的消費需求也在平穩(wěn)增長，但我國的消費增長依然遠遠落后于投資的擴張，2005年我國投資消費比則高達77%，且呈上升趨勢。根據(jù)日韓的經驗，外向型經濟體的脆弱性使得這么高的比例是不可持續(xù)的。

我國的投資消費失衡值得特別注意的還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我國投資率雖然很高，但投資的效率很低。在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經濟增長模式下，現(xiàn)行的政績考核體制驅動著商業(yè)銀行將大量信貸資源投向資本密集型、高能耗、高產值的產業(yè)和政府形象工程項目，以致我國銀行業(yè)不良貸款發(fā)生率較高。

在國際上，有一個反映投資效率的經濟指標“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該指標的含義是指每增加一元錢的國內生產總值，需要投資幾元錢。研究表明，美國、德國、法國和印度等國每增加1億元的GDP需要投資1億～2億元，而我國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據(jù)計算的這～指標為5億元。也就是說，國外的增量資本產出率是1～2，而我國的這一指標值為5。此外。如果根據(jù)國際可比數(shù)據(jù)測算，最近3～5年，我國的ICOR估計在5～7之間。

另一方面，根據(jù)宏觀經濟理論，投資直接影響到生產要素的分配。如果資本要素的比重較高，而勞動要素的比重偏低，那么勞動收入部分對資本收入部分的相對比重就會降低。因此，過高的投資率會造成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緩慢，導致分配結構扭曲，即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并導致投資與消費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惡化。

二、我國經濟的外部失衡

20世紀90年代以來，除個別年份外，我國一直保持著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順差，這在世界經濟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以雙順差為特征的外部失衡是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重要表現(xiàn)。余永定等（2006）認為，雙順差給我國經濟帶來了較大的福利損失；我國不能用自己的儲蓄為國內投資融資，卻在大規(guī)模輸出資本為美國彌補投資一儲蓄缺口，用高收益的股權資產交換低收益的資產。這種國際收支格局造成了國民收入的不斷流失。我國持續(xù)的雙順差是我國經濟過度依賴外需、過度依賴投資、國內要素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改革滯后、政府不當干預過多的結果。

（一）外部失衡狀況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際收支出現(xiàn)了經常賬戶與資本賬戶連續(xù)雙順差的局面（見表1）。

從表1中可以看出，1999－2005年的7年中，我國幾乎每年都有數(shù)百億美元的經常賬戶順差。經常賬戶順差主要是由連年的貿易順差形成的，在1990～2004年的15年中，除了個別年份外，我國對外貿易基本上保持了連續(xù)順差的態(tài)勢。其中，貿易順差的高峰年份是1998年，為435億美元，其次是1997年，為404億美元，2004年為321億美元，2002年為304億美元，而2005年已達到1019.0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雖然順差的出現(xiàn)曾經一度緩解了我國資金短缺的局面，但現(xiàn)在它帶來了兩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1.我國持續(xù)雙順差所帶來的外匯儲備激增已成為我國政府棘手的難題，它不僅使中央銀行很大程度上喪失了貨幣政策獨立性，而且造成了較大的投資效率損失。在我國持續(xù)雙順差帶來巨大的福利損失時，目前的外匯沖銷操作也難以為繼：一方面，隨著央行票據(jù)累計發(fā)行額的不斷提高，央行將面臨票據(jù)到期以及利息支出不斷上升的壓力：另一方面，商業(yè)銀行不斷購入低息的央行票據(jù)，不僅降低了商業(yè)銀行的收益率，還損害了商業(yè)銀行本來的融資機能，不利于正在進行的金融體制改革。最根本的是：沖銷操作僅僅沖銷掉了外匯儲備增長的“后果”，而沒有解決外匯儲備增長的“原因”。

2.根據(jù)宏觀經濟學理論，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必然會出現(xiàn)貿易順差，因此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貿易順差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但是，我國資本賬戶也出現(xiàn)順差，則反映出外向型發(fā)展戰(zhàn)略本身存在著缺陷。由于國內儲蓄高于國內投資，因此我國從嚴格意義上說并非資本稀缺，也不需要從國外引進資本。引進外資的主要目的是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但是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引進外資的經驗來看，國外直接投資（FDI）對國內技術進步的帶動作用并不明顯。這就帶來了一個政策困境：我國不缺資本卻引進了大量的外資：我國需要國外的先進技術卻難以通過開放實現(xiàn)技術進步。

（二）外部失衡的直接原因：出口導向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

多年來，我國經濟的增長是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實行宏觀調控以后，出口的高速增長更是成為我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主要支撐力量。片面強調出口對經濟發(fā)展的拉動作用是導致外部失衡的一個直接原因。雖然出口曾經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也曾為彌補我國外匯缺口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隨著我國經濟發(fā)展水平的不斷提高、整體國力的不斷增強，原來過度依賴外需的出口導向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并沒有及時調整，以致經濟運行處于內外失衡的狀態(tài)。同時，在出口導向的經濟發(fā)展模式下，出口創(chuàng)匯規(guī)模演變成了地方政府考核其官員業(yè)績的一條標準，而擴大出口也就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員追求的政績，出于地方利益的考慮，經濟運行中的重復投資、重復建設現(xiàn)象較為普遍，由其導致的某些行業(yè)產能過剩，在內需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只能依靠擴大出口來緩解生產過剩的問題。

（三）人民幣匯率低估是造成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

人民幣匯率低估扭曲了我國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一方面造成我國制造業(yè)的產能過剩和惡性競爭，另一方面造成我國服務業(yè)的發(fā)展不足。

我國經濟存在許多結構性矛盾，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的發(fā)展不平衡，或者說貿易品部門和非貿易品部門的發(fā)展不平衡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問題。作為發(fā)展中國家，我國人均資一本存量仍然較低，投資率高本身并不是一個問題，問題在于我國投資的效率較低，而效率較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相對價格扭曲導致投資決策的扭曲，其中人民幣低估引起的服務產品價格相對于制造品價格的偏低便是重要的價格扭曲。多年來，人民幣低估造成對出口品生產的補貼，刺激了資源過度流向了制造業(yè)，造成制造業(yè)產能過剩和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在我國，所謂的投資過熱問題和產能過剩問題其實都是結構性的，即都是針對制造業(yè)甚至針對制造業(yè)的某些產業(yè)而言的。

三、內外失衡下的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有效組合的選擇

在經濟內外失衡的背景下，必須加強宏觀調控，采取從根本上解決內外失衡問題的宏觀經濟政策。

（一）單一政策不能解決我國經濟內外失衡問題

這里所說的“單一政策”是指單獨依賴財政政策或者貨幣政策。為了解決我國經濟內外失衡特別是高儲蓄、低消費問題，經濟學家提出了許多建議。

一些學者強調必須擴大消費。但是，很難找到適宜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來提高消費率，因為居民的消費決策是基于持久性收入而非當期收入。

提高工資能夠刺激消費嗎?工資提高之后人們的消費確實會相應增加，但這并不能保證消費率－－即消費在收入中的比重會提高。實行最低工資法能刺激消費嗎?對于那些已經找到工作的公民來說，他們的工資如果比以前提高，會增加消費，但是最低工資的提高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上競爭更加激烈，尤其是非熟練勞動力找到工作的概率會降低，最終其實際收入反而可能下降。用消費信貸的方式能夠刺激消費嗎?雖然可以，但是在投資增長仍然難以遏制的情況下，通過信貸擴張刺激消費，最終結果可能是全面過熱。

由此看來，提高消費的根本途徑在于降低儲蓄。要降低國內儲蓄，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減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進一步推動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使得金融體制能夠更有效地將國內儲蓄轉化為國內投資。為降低國內儲蓄和國內投資之間的差額，還可以直接增加投資，尤其是增加對瓶頸產業(yè)、公共物品的投資。因為解決瓶頸產業(yè)價格飚升、供求失衡的根本途徑是提高供給而非抑制供給。

我國目前對于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尤其是對醫(yī)療健康、公共衛(wèi)生、基礎教育、環(huán)境保護、城市公共設施等的投入不足。增加對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的供給，不僅能提高經濟增長的潛力，而且有助于和諧社會的建立。

解決內外失衡的第一條途徑是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一方面直接增加了投資，另一方面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降低了儲蓄。此外，擴張性財政政策還能通過促進經濟增長來增加消費，包括國內消費和進口消費，這將同時導致儲蓄的減少和貿易順差的減少。因此，擴張性財政政策能夠帶來儲蓄下降、消費增加、投資優(yōu)化，從而將我國經濟帶入更加均衡的發(fā)展道路。

解決內外失衡的另一條途徑是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能帶來進口的增加、出口的減少，從而減少經常賬戶順差。人民幣升值的另外一個好處是可以加快產業(yè)結構調整步伐。由于匯率是貿易品和非貿易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因此扭曲的匯率會導致扭曲的資源配置。在匯率低估的條件下，過多的資源進入貿易品部門，導致貿易品部門競爭激烈，而國內的非貿易品部門尤其是服務業(yè)卻發(fā)展不足。人民幣升值將使服務業(yè)變得更加有利可圖，從而能吸引更多的資源進入服務業(yè)。

然而，僅僅依靠人民幣升值來調整內外失衡可能難以達到預期目標。一方面，我國的貿易品部門對匯率變化似乎并不敏感，這意味著如果僅僅依靠人民幣升值來實現(xiàn)貿易平衡，人民幣就必須大幅升值。但是，人民幣大幅升值將會給我國經濟帶來較大的不利沖擊：貿易品部門的競爭力將會下降，人民幣升值之后國外廉價農產品的進口會增加，這將導致農民收入減少。因此，如果人民幣升值幅度過大，將給我國經濟帶來意想不到的沖擊。

上述分析表明，單一政策不能有效解決我國經濟內外失衡問題。但如果采用一個政策組合，即同時實施財政擴張和人民幣升值兩項政策，它們的副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人民幣升值可以使因財政擴張而帶來的經濟過熱降溫；財政擴張也可以彌補人民幣升值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通過這樣的政策組合。我國經濟不僅能夠維持高速增長，而且能步入一個更平衡的增長路徑。

（二）解決內外失衡問題應更多地倚重財政政策

解決我國經濟內外失衡問題應更多地倚重財政政策。

1.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zhàn)略已經難以為繼，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更多地建立在依靠內需的基礎上。眾所周知，財政政策在啟動內需，擴大社會總需求（投資和消費）方面具有優(yōu)勢，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有目共睹。相反，國內外的經驗表明，貨幣政策具有“啟動不靈、剎車靈”的特征，貨幣政策在擴大內需方面辦法不多且效果有限。而且，貨幣政策在目前的條件下也難以有較大的作為；在面臨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情況下，央行的主要任務是不斷沖銷持續(xù)增加的外匯儲備。如果需要采用貨幣政策，就必須采用適度擴張的貨幣政策。但是企業(yè)投資對利率并不敏感，而且我國的實際利率仍處于較低狀態(tài)，沒有反映真正的資金成本。此外，擴張性貨幣政策只是釋放了更多的流動性，無法引導這些資金流向更有價值的投資領域，反而容易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增加銀行的不良貸款。

2.我國的金融體系和法治體系尚不完善，制約了貨幣政策的效力。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在評價投資項目的風險和收益時無能為力，因此其配置資源的效率很低。銀行存款有20%～30%找不到投資出口，剩余存款的很大一部分最后只能購買政府債券，而政府則不得不將這些資金投資在基礎設施項目，以保持GDP每年8%的增速。與此同時，法治體系雖然在立法上已經取得重大成就，但在保護產權和合約的實施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這兩方面的不足直接影響我國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的穩(wěn)定和效率，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力。

3.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的區(qū)域差異效應，制約了我國統(tǒng)一貨幣政策在解決區(qū)域經濟發(fā)展不平衡問題上的效力。根據(jù)斯蒂格利茨重塑貨幣經濟學微觀基礎的觀點；影響經濟活動水平的是經濟主體獲得信貸的條件以及信貸的數(shù)量，而不是貨幣數(shù)量本身；經濟主體獲得信貸的條件和數(shù)量很大程度上由銀行決定，銀行的貸款能力和意愿取決于經濟環(huán)境；貨幣政策不僅通過信貸需求，而且通過信貸供給影響經濟活動水平。我國區(qū)域經濟二元結構決定了區(qū)域金融二元結構的發(fā)展差異。在我國東西部地區(qū)經濟發(fā)展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統(tǒng)一貨幣政策經由各地區(qū)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最終傳導到企業(yè)和居民的效果也存在著差異，即我國貨幣政策效應存在著區(qū)域差異。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的區(qū)域差異效應，通過局部對總體的牽制作用，最終反作用于全國統(tǒng)一貨幣政策，降低了統(tǒng)一貨幣政策的效力。

宋旺、鐘正生（2006）利用VAR模型和IRF檢驗對我國貨幣政策是否存在區(qū)域效應進行了分析。實證研究表明，我國的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區(qū)域效應，利率渠道和信貸渠道是導致我國貨幣政策區(qū)域效應的重要原因。

4.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在解決我國經濟內部失衡方面具有更大的優(yōu)勢。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財政政策能以扶持落后地區(qū)和社會群體為目標。例如通過增加對中西部地區(qū)基礎設施的投資，能夠降低交易成本，使更多的企業(yè)愿意到西部地區(qū)投資，這將有助于減少中西部和東部地區(qū)的收入差距。此外，通過財政補貼，政府可以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健康教育的投入，這將有效地改善農村地區(qū)的生活狀況，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由于人民幣升值或其他改革對農村地區(qū)的不利影響。第二，財政政策避開了問題較多的銀行系統(tǒng)。我國的銀行體系問題不少，國家財政狀況卻非常健康。2004年國債占GDP的比重僅為33%，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到2%。第三，財政政策能解決我國其他發(fā)展和社會月標。如住房、城市開發(fā)和基礎設施。雖然在目前情況下，更多地倚重財政政策可能增加我國未來出現(xiàn)財政危機的可能性，但是，與過去依靠銀行信貸隱性地為政府融資的方式相比，政府公共支出項目更富有透明性，其內容和執(zhí)行程度更容易被監(jiān)督和管理。因此，在更多地倚重財政政策解決內外失衡問題時，應該加快政府體制改革，加強對公共財政的監(jiān)督。

（三）一種有效的政策組合：財政擴張與貨幣升值

1.人民幣升值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xiàn)為三個方面：

第一，人民幣升值為我國產業(yè)結構的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供了機遇和外部動力。我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大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戰(zhàn)略已經走到了盡頭，應當適時進行經濟轉型。我國應該吸取日本的教訓：日本由于沒能適時轉變經濟增長戰(zhàn)略，在成為全球第二經濟強國之后仍然沒能擺脫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方式，始終沒有能夠建立起像美國那樣依賴國內消費支持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由于服務業(yè)的發(fā)展與消費需求的關系密切，我國要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將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轉換為內需主導型（主要是國內消費）的經濟增長方式，就必須調整產業(yè)結構，大力發(fā)展我國的服務業(yè)。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為我國服務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外部壓力，而人民幣升值由于提高了非貿易品相對于貿易品的價格將為我國服務業(yè)的發(fā)展提供市場激勵，這些調整（加上政府擴大對服務業(yè)部門的公共支出）都有助于資源更多地向非貿易品部門（主要是服務業(yè)）轉移，增強我國服務業(yè)的市場競爭力，提高服務業(yè)的生產效率和生產能力，從而有助于我國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和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實現(xiàn)。

第二，人民幣升值在促進我國經濟外部失衡調整的同時，由于改善了我國的貿易條件而使我國獲得更多的貿易利益。人民幣升值有助于改善我國經濟外部失衡狀況?？紤]到目前我國出口加工貿易比重較大的特征（加工貿易占全部貿易的比重超過55%），以及我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狀況，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部門的影響可能是溫和的，所以人民幣升值在改善外部失衡方面將主要是通過進口更大的增加而不是出口大量減少來體現(xiàn)的。

應該看到，人民幣升值將對一部分利潤空間很小的加工貿易型企業(yè)產生壓力，甚至令它們被迫關閉。我國加工貿易型生產企業(yè)中有80%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yè)（包括港澳臺企業(yè)），這些企業(yè)大多生產附加價值很低的產品，由于從外國直接投資中我國能夠得到的只是工資而不是利潤，如果那些產品附加價值低的外國直接投資企業(yè)既不能帶來先進技術的外溢和先進的管理經驗的同時，也不能帶來合理的工資報酬，那么其因人民幣升值而被迫關閉是合理的。

第三，通過財政政策的有效配合，人民幣升值在縮小我國經濟外部失衡的同時，不會造成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和失業(yè)率的上升。根據(jù)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如果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升值的同時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將能使我國經濟實現(xiàn)外部平衡的同時也實現(xiàn)內部平衡。特別是如果政府擴大對公共衛(wèi)生、基礎教育、環(huán)境保護、公共服務設施以及社會保障等服務業(yè)部門的公共支出，其本身不僅直接擴大了總需求，而且有助于推動國內私人部門消費，從而抵消人民幣升值可能帶來的緊縮效應。

2.促進我國經濟內外平衡發(fā)展的財政政策選擇。具體包括：

第一，擴大政府消費支出，促進內需對經濟發(fā)展的拉動作用。適度擴大政府消費支出是目前增強內需的重要舉措。雖然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好于消費，但在內需的構成中，投資是目前要特別加以控制的。因此，刺激內需的重點要有意識地轉向消費方面。由于居民消費不僅取決于當期收入，更取決于其持久性收入。特別是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居民對現(xiàn)期消費更為慎重?？紤]到居民消費在短期內難以增加的現(xiàn)實，擴大內需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政府身上。

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進內需的公共財政保障機制是當務之急。居民現(xiàn)期消費之所以難以啟動，是因為居民的未來支出往往具有很強的剛性，而其收入?yún)s具有不確定性。因此，要擴大消費需求，就必須從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擴大內需的公共財政保障機制著手。中央政府必須對現(xiàn)行的公共財政支出模式進行改革，即在全社會投資過熱的情況下，財政支出應更多地由投資轉向消費，盡快地退出競爭性投資領域，將更多的財力用于公共物品的生產及服務的提供上。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量部分應重點分配到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經濟長期發(fā)展具有支撐作用的領域，如基礎設施、基礎教育、科學研究、公共衛(wèi)生等社會事業(yè)建設，以及生態(tài)建設和環(huán)境保護等方面，這些領域的政府投資對保持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xù)、和諧發(fā)展至關重要；二是增加財政對城市醫(yī)療、養(yǎng)老等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以降低城市居民的長期預算支出，進而降低儲蓄，擴大消費：三是加強對“三農”的支持力度。公共財政的支持重點要逐漸由城市向農村轉移，加強農村基礎設施、農村義務教育、公共醫(yī)療衛(wèi)生等社會事業(yè)建設。通過多種途徑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以期啟動農村消費存量，由此消化掉部分工業(yè)領域的過剩生產能力。

第二，調整外資稅收政策，提高外資利用效率。我國目前的外資稅收優(yōu)惠政策區(qū)域導向性強，產業(yè)導向性弱。即外資稅收優(yōu)惠政策由沿海到內地，以及由東向西，稅收優(yōu)惠程度是逐漸降低的。與區(qū)域導向形成反差的是稅收優(yōu)惠的產業(yè)導向性比較弱，即使是對高新技術產業(yè)或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基礎產業(yè)有明確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這種優(yōu)惠也是從屬于地區(qū)優(yōu)惠政策的。這種政策導向的結果是，外資主要集中在沿海經濟發(fā)達地區(qū)，資金真正匱乏的中西部地區(qū)難以得到外資的“垂青”：外資主要集中到了高污染、高能耗、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的行業(yè)，甚至是投機性較強的房地產與股票市場，而對國民經濟長期發(fā)展具有支撐作用的基礎產業(yè)，以及能夠提升我國經濟整體競爭力的行業(yè)很難得到外資的青睞。另外，在我國加入WTO之后，外資仍然在所得稅方面享有“超國民待遇”。目前的外資優(yōu)惠政策既不利于我國整個產業(yè)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也不利于提高外資的利用水平，反而因引資過濫，導致國際收支失衡。因此，必須對包括稅收優(yōu)惠在內的整個引資政策進行調整，以提高外資的利用水平，進而減輕資本賬戶順差給人民幣帶來的升值壓力。

第三，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促進對外貿易的平衡發(fā)展。在我國諸多支持外向型經濟發(fā)展的政策中，出口退稅政策具有很強的杠桿作用。出口退稅政策自1985年實施以來，對擴大我國出口規(guī)模、增強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增加就業(yè)。以及保持經濟的持續(xù)快速發(fā)展均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在隨后的20多年里，根據(jù)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及國內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調整，國家分別于1994年、1999年、2003年對出口退稅政策作了三次大的調整，2003年以來我國的出口退稅率一直是五檔，分別是17%、13%、11%、8%、5%。如果說1999年出口退稅率的調升是為了通過擴大出口保持國內經濟適度增長，以消除東南亞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造成負面影響的話，那么，2003年出口退稅率的平均下調則意在減輕中央財政退稅負擔與調整出口產品結構。目前再提出口退稅制度改革問題，則重在通過進一步調低某些產品出口退稅率，以轉變我國出口導向的增長方式，提高出口商品質量，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fā)展。在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率時，除了像農業(yè)、高新技術等一些需要特別保護和鼓勵的產業(yè)，其出口產品退稅率保持不變外，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行業(yè)的產品，要繼續(xù)下調其出口退稅率，直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稅。在必要的情況下，甚至可以考慮對污染嚴重和能耗高的出口產品征收出口稅。

第四，進一步轉換政府職能，提高財政投融資效率。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實質是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需要改革，政府必須轉換職能，讓政府的功能回歸到創(chuàng)造經濟社會發(fā)展環(huán)境、維護經濟社會發(fā)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與服務等屬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來，逐步減少、最終取消政府對非公共物品直接投資的功能。

3.建立全國統(tǒng)一性與區(qū)域差異性相結合的央行貨幣政策調控體系。區(qū)域金融二元結構與統(tǒng)一貨幣政策的矛盾要求央行貨幣金融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必須更多地考慮不同地區(qū)對同一貨幣政策的不同反應。為提高貨幣政策的效力，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建立完善的貨幣政策傳導微觀基礎。從長期來看，全國統(tǒng)一貨幣政策的效力依賴于區(qū)域經濟金融一體化的發(fā)展，但區(qū)域金融二元結構的消除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提高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必須完善西部地區(qū)貨幣政策傳導的微觀基礎，具體包括：構建有效的區(qū)域性政策金融體系、建立多元化的商業(yè)性金融機構體系以及多層次的區(qū)域性金融市場體系（區(qū)域性證券交易中心或場外交易市場、發(fā)行西部地區(qū)建設債券、設立西部地區(qū)投資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