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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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開放經濟 內部均衡 外部均衡

一、內部均衡目標與外部均衡目標

在封閉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節目標可概括為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同，開放經濟條件下，商品和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跨越國界流動，通過商品與要素的跨境流動，一國與國際經濟市場就緊緊聯系在一起。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需要考慮更多的因素，政策環境與政策目標更為復雜。這種開放經濟，既為宏觀政策提供了封閉經濟所不具備的許多有利因素，也對宏觀政策造成了較大的沖擊，而這一矛盾開放經濟依靠其自身運作無法得到解決。因此，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調控經濟的中心任務是在實現經濟穩定與發展的同時，確定合理的經濟開放狀態，并解決二者之間的沖突。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為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四個方面。其中經濟增長是一個長期目標，且應通過市場機制的自身運作來持續推動，可暫不考慮，因而短期目標只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三個。而上述三個目標又可以分為兩類：內部均衡目標和外部均衡目標。內部均衡目標，即內部經濟處于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狀態；外部均衡目標，即國際收支平衡。

二、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關系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相互影響，當一國采取措施努力實現某一均衡目標時，該措施可能會同時帶來另一均衡目標的改善，也可能會同時使得另一均衡目標受到干擾和破壞，前者被稱為內外均衡的一致，后者被稱為內外均衡的沖突。

1.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一致性。如果一國經濟衰退、失業增加，且國際收支順差，為實現內部均衡，政府采取增加社會總需求的措施進行調控，這會通過邊際進口傾向的作用導致進口的相應增加，在出口保持不變時，帶來經常賬戶的減少，從而使原來的國際收支順差狀況得到改變而趨于平衡；同樣，如果一國通貨膨脹，且國際收支逆差，政府會采取消減社會總需求的措施，這會使進口相應減少，在出口保持不變時，導致經常賬戶逆差減少，進而改善國際收支逆差的狀況，使之趨向平衡。這樣，政府在采取措施實現內部均衡的同時，對外不均衡也產生了積極影響。如表1中的第1種和第3種情況即為上面所分析的內外部均衡。

2.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沖突性。表1中的第2種和第4種情況則意味著內外均衡沖突。以第2種情況為例，當一國經濟衰退、失業增加且國際收支逆差時，政府應當采取增加社會總需求的措施進行調控，這會通過邊際進口傾向的作用導致進口的相應增加，在出口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使經常賬戶的逆差增加，使國際收支逆差更加惡化。這表明，政府在通過調節社會總需求實現內部均衡時，會使外部經濟狀況距離均衡目標更遠，即此時內外均衡存在沖突。

表1.開放經濟條件下內外均衡的矛盾

三、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目標的實現

1.以內部均衡為主，外部均衡為輔，實現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是宏觀經濟四大目標的具體化和形式化，內部均衡目標與外部均衡目標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由于我國目前還缺乏能夠真實反映充分就業水平的失業率指標，以及充分就業與經濟增長的一致性，所以本文主要分析經濟增長、價格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之間的關系。一般而言，內部均衡決定外部均衡，而外部非均衡也會反作用于內部均衡，即一國經濟增長的快慢和物價的穩定狀況，會對國際收支特別是經常賬戶余額起到決定作用；而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尤其是經常賬戶的較大盈余或赤字，也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內外均衡之間關系的最終表現，正是上述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共同結果。

2.運用政策工具實現經濟穩定性與合理開放性，促進內外均衡發展。對開放經濟來說，它一方面在運行中要保持自身的相對穩定，避免通貨膨脹、失業等宏觀經濟失衡現象；另一方面經濟開放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通過商品、勞務、資本的國際流動來增加本國福利，而內外均衡的目標實際上就是對開放經濟的內在穩定性與合理開放性進行描述。在開放經濟運行中，同時處于內外均衡區間的情況很少，各種變量變動造成的沖擊會使經濟偏離最佳區間，政府必須運用可控制的變量即政策工具來實現經濟的穩定與合理開放。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新興國家，要從本國國情出發，擴大市場開放，促進貿易便利化，從而實現內外部均衡增長。

參考文獻

[1]王巾英 崔新建 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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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亞洲特別是東亞經濟的飛速發展使亞洲出現了經濟和貨幣一體化的趨勢，亞洲金融危機加快了亞洲貨幣合作的步伐。亞洲實行貨幣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從目前來看，實行區域貨幣合作的困難重重。展望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的前景，如果亞洲各國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亞洲經濟能夠相對平穩發展，亞洲區域貨幣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間。

現在，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征是經濟全球化，同時，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背景下，又出現了區域匯率協調安排和貨幣區域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預言在未來十年內將會出現三大貨幣區，即歐元區，美元區和亞洲貨幣合作區。目前歐元區和美元區正發展得如火如荼。亞洲貨幣合作，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也開始啟動。亞洲貨幣合作的直接動因是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7月發生的貨幣危機起始于泰國，在很短的時間內擴散到東亞其他國家，最終發展成為地區性的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一極，亞洲各國有必要加強本地區內的金融協調與合作，亞洲區域貨幣面臨著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趨勢。以下從國際貨幣合作的目的開始，到貨幣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論述國際貨幣合作，之后結合亞洲發展現狀分析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亞洲區域貨幣合作必須加強亞洲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一、國際貨幣合作的目的

開放經濟中所有的宏觀經濟原理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都涉及到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問題。各國要實現國內充分就業，維持經濟增長和低通貨膨脹以及國際收支平衡這樣一個內外均衡的宏觀經濟，必須協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此外，還要使本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外國的經濟政策相協調。匯率政策是國際經濟協調的核心之一。國際貨幣合作的第一個目的就是穩定匯率。穩定匯率的目的就是能夠保持與主要的貿易伙伴國之間的固定匯率，減少國際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其目的是為了促進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穩定發展，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世界范圍內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個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擁有自主地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利，為了能夠比較自由地選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的各種組合，為更好的管理國內經濟提供更多的政策選擇。第三個目的是防止投機。防止投機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方便地控制投機性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以防止這種資本流動可能帶來的不穩定的經濟沖擊。

二、國際貨幣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國際貨幣合作形式

為了解決以上三者間的問題，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實行國際貨幣合作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就像麥金農和蒙代爾所建議的那樣建立最佳貨幣區，或者象歐盟那樣建立單一的貨幣聯盟或單一貨幣區。下面就國際貨幣合作程度的差別，簡述貨幣合作的形式。

1.匯率聯盟。匯率聯盟要求各個成員國相互之間實行不可改變的，純粹的固定匯率，而且不允許做出任何邊際調整。這樣的國際貨幣合作顯然要求各個成員國對短期資本國際流動進行控制。否則，短期資本流動會使固定匯率難以維持。

2.貨幣一體化。貨幣一體化也叫最優貨幣區，它包括的內容有:成員國之間相會實行固定匯率，而且不能作邊際調整;成員國實行貨幣一體化，即沒有外匯管制，成員國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金融市場一體化，即資本可以在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成員國具有共同的貨幣政策。

3.貨幣單一化。這種貨幣合作形式有三個要素組成:統一貨幣，統一儲備，統一央行。成員國沒有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匯率水平以及儲備數量由統一的央行來決定。成員國和非成員國的外匯支付與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來處理;每個成員國的金融當局只能擁有少量的外匯儲備用于日常的周轉支付。

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證成員國同時獲得匯率穩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資本流動這三個目的，充其量只能獲得其中的兩個。但是，為什么這么多國家還熱衷于進行國際貨幣合作呢?這個問題只能從國際貨幣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貨幣合作不是最優的政策選擇，但確實次優的政策選擇。

(二)國際貨幣合作成本

國際貨幣合作的成本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成員國將因此失去匯率調整這個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因為參與貨幣合作要穩定匯率，所以成員國失去調整和選擇匯率的權利，參與貨幣合作的結果將合作前的匯率沖擊轉化成合作后的貿易沖擊。

2.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成員國將因此失去貨幣政策自主這個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成員國不能自主控制貨幣政策，那就必須面對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國家的通貨膨脹，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國家的失業率。

(三)國際貨幣合作收益

國際貨幣合作的收益主要來自四個方面:

1.可以降低國際貿易的匯率風險。對于國際貿易商來說，不穩定的匯率是它面臨的風險之一。通過貨幣合作可以形成相對固定的匯率，那么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進各國貿易的增加和國民收入的增長。

2.可以減少貿易商貨幣兌換的成本和投資商資本流動的費用。如果沒有國際貨幣合作，各國貨幣就難以自由兌換，那么貿易商貨幣對方成本和投資商資本流動的費用就大大增加。通過貨幣合作可以降低這種交易費用，刺激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展，帶動各國經濟增長。

3.可以減少國際貨幣投機的沖擊。一方面成員國之間匯率和貨幣收益因為貨幣合作而趨向于拉平，貨幣差價縮少，減少投機利潤;另一方面因為一體化之后貨幣的絕對規模擴大，國際投機者沒有那么大的經濟實力沖擊一體化的貨幣體系

4.可以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規模經濟效益。由于貨幣合作而導致的貨幣一體化的結果將穩定匯率和減少國際貨幣兌換成本，推動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展，由此產生的產業結構優化和規模經濟效應將大于自由貿易協定或直接跨國投資而產生的效應。也就是說貨幣合作將進一步放大自由貿易協定或跨國直接投資產生的結構優化和規模經濟效應。

三、亞洲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和貨幣合作的可行性

從最優貨幣區理論來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國家適合組成貨幣合作區:經濟開放程度較高，勞動力和資本流動性較強，工資價格具有充分的彈性，貨幣政策目標相似等等。

(一)對外經濟開放度。伴隨經濟一體化的投融資活動的一體化，因此，衡量一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應僅僅以對外貿易占GDP比重來衡量，還應該考慮綜合開放程度，以體現一國貿易，投資，金融三方面與世界經濟融和的程度。東亞地區的綜合開放度比較高，但國別差異較大，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區性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對外開放度很高;而中國，日本，韓國綜合開放度較低。因此迫切需要穩定匯率，進行貨幣合作。

(二)工資價格剛性。亞洲地區的工資和價格具有較大的彈性。這是因為亞洲是具有較高增長速度的發展中地區，一些國家的工業化剛剛完成，而另一些地區則正處于工業化過程中。工業化過程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轉移，這種轉移在滿足工業化過程對勞動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時，也保證了勞動力市場的充分彈性。另外，亞洲國家工會力量與歐美國家相比較弱，談判能力低，失業保障也不健全，導致工資剛性不強。

(三)要素市場的靈活性。要素市場越靈活，資本及勞動力的流動性越高，成員國財政轉移的程度越大，這些國家越有可能組成最優貨幣區。亞洲各國和地區目前限制勞動力流動的因素很多，包括語言障礙，法律障礙，文化障礙等，這都使亞洲各國的勞動力流動程度很低。其次，亞洲各國金融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亞洲區域大國——中國，韓國，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資本流動存在一定的障礙，致使整個亞洲區域的資本流動性不高。

(四)政策目標的相似性。政策目標相似性越高，在對付經濟沖擊時貨幣合作各方的政策協調越容易，貨幣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國政策目標是否一致的一個重要指標是通貨膨脹率。亞洲各國的通貨膨脹率差異很大，為建立貨幣合作區的政策協調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目前，亞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個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存在差異，貨幣合作便經常在兩國或三國之間進行，以兩國或幾國簽訂協議的形式存在，具有雙邊性。此外，亞洲各國還沒有涉及匯率穩定的嚴格的框架協議，只是進行匯率穩定的嘗試性合作，如建立雙邊或多邊的政府貨幣互換協議，緊急時刻貨幣援助協議，共同干預市場匯率的行動等等。

四、亞洲區域貨幣合作要求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貨幣合作的形式主要有匯率聯盟、貨幣一體化、貨幣單一化三種形式。亞洲的最優選擇應該是第二種演進路徑。貨幣一體化要求:成員國之間相會實行固定匯率，而且不能作邊際調整;成員國實行貨幣一體化，即沒有外匯管制，成員國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金融市場一體化，即資本可以在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成員國具有共同的貨幣政策。與歐洲相比，亞洲貨幣合作的困難可能主要來自政治方面，長期以來，東亞各國和地區一直存在分歧，如領土糾紛，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價值觀差異等，因此他們更多的是對方為競爭對手而不是潛在合作伙伴。其次，貨幣合作要求各國要讓度一部分經濟政策的自主權，實行共同的貨幣政策，這就要求亞洲各國必須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協調各國的貨幣政策，實行相近的通貨配置率和失業率;要實現區域貨幣合作，就要實行共同的貨幣政策，亞洲國家和地區要顯示出愿意放棄貨幣自主權以換取貨幣合作成功的決心。第二，加強亞洲各國的政治文化交流與合作;交流各自對經濟形勢的看法;交流說實行政策對經濟形勢影響的看法;只有這樣，成員國相互間才能增進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從而為亞洲區域貨幣合作邁出堅實的一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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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改革開放不斷向縱深推進，中國人民銀行已逐漸演變成了國民經濟的重要宏觀調控部門，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筆者闡述了貨幣政策理論及其相關研究，對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進行探討。

1998年以來，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以及國內經濟結構性改革的影響，我國經濟呈現出通貨緊縮的明顯特點，國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最主要的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2008年以來，在世界金融危機日趨嚴峻、我國經濟遭受沖擊日益顯現的背景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將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在今后兩年多時間內安排4萬億元資金強力啟動內需，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加大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力度。這次也是中國10多年來貨幣政策中首次使用“寬松”的說法。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意在增加貨幣供給，在繼續穩定價格總水平的同時，要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的進一步的深化，各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更是以政府的銀行、發行的銀行、銀行的銀行的特殊身份在經濟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其貨幣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著本國經濟的發展，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國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如何，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1 我國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一定的經濟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和控制貨幣供給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對國民經濟實施宏觀調控，是中央銀行的基本職責之一。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間接調控的重要手段，在整個國民經濟宏觀調控體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3年以前我國的貨幣政策以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1993年，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把貨幣政策目標規定為"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1995年3月，公布并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把這一貨幣政策目標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這樣就從本質上堅持了貨幣政策維護幣值穩定這一單一目。

1998年在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2007年下半年，針對經濟中呈現的物價上漲過快、投資信貸高增等現象，貨幣政策由“穩健”轉為“從緊”。如今，貨幣政策轉為“適當寬松”，意味在貨幣供給取向上進行重大轉變。

2 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

貨幣政策是否有效是各國中央銀行關注的問題，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關，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靈敏有效是貨幣政策有效的基礎。我想先從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方面分析貨幣政策有效的條件。

企業和居民的行為是貨幣政策傳導的經濟基礎，是決定性因素;金融機構行為是影響貨幣政策傳導的中間環節，也是關鍵環節;金融市場建設和中央銀行是影響貨幣政策傳導的市場基礎和政策因素。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對這四個方面提出了相應的要求:首先，要求央行比較強大，足以干預和控制整個金融市場。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能有效地將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聯系起來，并能引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放款業務;其二，在金融市場方面，要求一個市場容量大、信息傳遞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躍持續的貨幣市場和一個規模較大、競爭充分、市場一體化程度高、運作效率高、市場預期良好的資本市場，要有比較完善的金融機制;其三，在金融機構方面，要求商業銀行等商業性金融機構作為金融企業真正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以市場為導向，以成本為約束，以客戶為中心。其四，在微觀經濟主體方面，要求工商企業是真正獨立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居民個人具備較成熟的消費理念和消費行為。

隨著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改革，我國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標—最終目標?”的間接傳導機制和“中央銀行—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企業居民戶”的間接傳導體系。但在中央銀行、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微觀經濟主體層面上存在的諸種障礙卻導致了我國貨幣政策的微效。這里僅就中央銀行層面上的障礙做簡要分析。

貨幣政策傳導在中央銀行層面上遇到的障礙主要是我國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同時實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場化。我國雖然放開了同業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和票據貼現利率，逐步擴大貸款利率波動幅度，但是我國仍然是以管制利率為主的國家，影響了利率對資源配置的結構調整作用。同時，使貨幣市場的基準利率難以發揮作用，影響了貨幣政策信號的傳導。此外，在公開市場上，由于資金寬松導致央行收回資金容易，投放資金困難;在外匯市場上，外匯儲備受貿易逆差影響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約束，央行只能被動地買賣外匯，銀行結售匯差構成了央行在外匯市場上的數量限制，導致公開市場操作對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機制作用難以發揮。

隨著我國經濟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特別是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標志著我國的對外開放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因此有專家專門就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貨幣政策效應從理論到實證進行了分析，他們從固定匯率制下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入手，根據M-F(Mundell-Fleming)模型，得出結論:在固定匯率制下，封閉經濟條件下的貨幣政策效應比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貨幣政策效應大。

從而進一步推出，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影響，開放度與經濟增長存在著負相關關系，說明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將導致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降低。

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下，我國必須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調整我國的貨幣政策操作模式，建立和完善適應開放經濟的貨幣政策運行機制，應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擴大匯率浮動范圍，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準確把握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調整;在積極推進貨幣市場發展的基礎上，努力擴大公開市場操作;積極參與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以提高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貨幣政策在我國經濟生活中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們應當更多地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適當調整我國的貨幣政策操作模式，立主從制度上創新，改變我國經濟結構，促進我國經濟更快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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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傳添(1966-)，廣東梅縣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經貿學院副教授、博士，國際經濟貿易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主要從事世界經濟與區域經濟合作研究。

摘要：隨著我國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推進，各國的體制機制、發展水平以及世界經濟等的變化將給我國貿易安全帶來新挑戰。調整外貿戰略和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維護我國的貿易安全，帶動國內生產效率的提高，促進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需要有長遠的戰略思維，不僅要制定和執行好國際經濟政策，提高政府的帶動效率，完善外貿發展的促進和支持體系，而且要在國際社會牢牢把握對我國維護貿易安全起關鍵作用的戰略資源。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開放型經濟；貿易安全；WTO；戰略對策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9)03-0018-05　收稿日期：2008-12-11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不斷深化外經貿體制改革，推動對外貿易不斷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隨著外貿總量的迅速增加，國際貿易正日益成為維持我國經濟穩定運行和健康發展的重要動力。維持貿易安全不僅對我國的經濟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提升我國的國際影響力至關重要。然而，在諸多因素影響下，2008年我國外貿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由于外部需求的不斷收縮，不少外貿企業出現虧損甚至倒閉，不僅影響到我國正常的外貿及就業，甚至嚴重影響到國家總體經濟的安全運行。為此，梅建持久的貿易安全支持和保障體系，實現外貿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已成為我國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客觀要求，也成為目前我們破解外貿發展難題的現實所需。

一、開放經濟時代貿易安全的內涵

(一)開放經濟時代貿易安全的提出冷戰結束后，世界經濟多極化與全球化趨勢加速發展，面對世界經濟的挑戰，1993年2月克林頓在美利堅大學演講時提出：“把貿易作為美國安全的首要因素的時機已經到來”(Well-Marshall，1993)。1993年9月克林頓政府在新增長理論的指導下，一改戰后歷屆政府在外貿領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制定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出口戰略》。該《戰略》宣稱將促進出口列為美國對外政策三大支柱之首，把開拓海外市場繁榮經濟，提高到國家安全的高度。為了體現通過貿易安全實現其國家經濟增長和國家經濟安全的目的，克林頓政府首先放棄了冷戰時期制訂和實施的“星球大戰”計劃，決定把占聯邦政府科技經費1／3的700多個聯邦實驗室的大部分工作轉向提高經濟競爭力方面，特別是大力發展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及產品，以推動民用公司的高科技開發和創新。其次，修改了《反壟斷法》、《通信法》等法規，鼓勵企業合并，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爭奪國際市場。再次，利用雙邊和多邊貿易協定減少貿易伙伴的關稅壁壘，建立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保護國內市場，利用區域貿易機制鞏固和擴大其既得利益。與此同時，克林頓政府十分重視經濟外交，上至總統、下至一般官員都從事“推銷外交”活動，推行以開拓國際市場為目標的經濟外交。美國政府開發和應用高新科技、鼓勵企業合并，使美國企業實力和競爭力得到了迅速提高，推動了外貿的迅速發展。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間，美國的外貿增長了一倍多，推動了美國經濟自1991年4月以來連續出現10年的增長，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都處于30年來最低水平(陳寶森，1999)。

貿易安全的提出，表明在全球經濟條件下的開放時代，維護國家經濟貿易安全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在制定本國國際經濟政策時優先考慮的問題。繼美國之后，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貿易安全問題。

(二)開放經濟時代貿易安全的內涵在開放經濟背景下，各國經濟的發展與外部世界經濟變動日益相互影響和制約，因此，一國外貿政策及貿易安全是否適合于本國，主要取決于該國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經濟環境。貿易安全內涵的最終選擇主要是由這些因素的相對權重所決定的。沒有一種貿易安全目標適合于所有的國家，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也沒有一種貿易安全目標適合于所有時期。

加入wTO表明我國開放型經濟體制的框架已初步建立，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躍上了一個新臺階，對外開放已經進入新階段，我國的經濟發展已從外向型經濟進入到開放型經濟。盡管人們目前對我國開放型經濟這一經濟體系仍缺乏嚴密的論述，但其所特定包含的經濟現象已是公認的事實：我國的經濟政策環境與國際規則基本接軌、我國與世界各國的雙邊與多邊關系全面發展、開放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及我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日益增加，與此同時，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加快轉變外貿的增長方式以及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等已成為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內容(裴長洪，2008)。概括來說，有中國特色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是以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為內涵，是要充分利用國際及國內兩個市場，把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體系更加緊密聯系在一起。以全面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化水平。

根據開放型經濟的特征及目前我國所面臨的外貿發展環境，開放經濟下的貿易安全，可以概括為是指我國發展國際貿易能面臨較為有利的國內外環境。通過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等手段，推動外貿的發展，以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帶動生產效率的提高，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為我國帶來相應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具體說來貿易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國家的國際貿易發展和國際貿易利益不受擴大開放后外部和內部因素的威脅和侵害：二是國際貿易的又好又快發展有良好的國內外環境；三是避免國家利益來自國際貿易要素的影響而損失，或使本國的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受到來自國際貿易要素的過大打擊；四是保障國家在參與國際競爭中外貿能維護國家的利益并爭取優勢地位，及其能提高生產效率、經濟效益和促進經濟發展；五是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我國生態環境不斷改善、國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

二、開放經濟下我國貿易安全面臨的挑戰

隨著外貿的增長，我國的對外經濟交往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實現了巨大的飛躍。但我們也應清醒認識到目前我國外貿發展所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一是外貿已經出現“貧困化增長”態勢。目前雖然我國的國際貿易總量已達2萬多億美元，但是出口規模的擴大仍以數量增長為主，價格上并無優勢，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不高，我國從中獲得的比較收益并不大，資源要素逐漸耗竭，加劇了環境緊張，使我國蒙受了越來越大的經濟利益損失，增加了宏觀經濟的調控難度；二是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之間的不協調性越來越突出。隨著國際經濟競爭的加劇，外延式外貿增長方式不僅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而且導致了越來越多的國際摩擦，經濟戰、貿易戰持續升溫。這種內外夾困的局面，大大限制了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效力，對我國正常貿易構成

巨大威脅，我國企業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國外反傾銷壓力。這些矛盾和問題表明，我國外貿發展不協調的狀況還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調整外貿戰略和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以維護我國的貿易安全已迫在眉睫。

不僅如此，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推進，各國的體制機制、經濟結構、發展水平以及世界經濟等的變化又給我國貿易安全帶來了新挑戰：首先，外部經濟不確定因素的影響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大。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隨著經濟全球化特別是金融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經濟、金融波動和危機的傳導性急劇增長，傳導路徑無所不及，傳導速度令各國猝不及防，任何主要國家的內部失衡都會較快地引起其他國家甚至全世界的經濟波動。給他國造成外部失衡，甚至導向危機。這一點從目前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最好的例證。其次，面對越來越多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考驗。在外部市場上，國際貿易中的主導力量已從貿易自由化轉變為戰略性貿易政策及管理國際貿易，以非關稅壁壘和管理協調貿易為主要表現的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無論何時我國在向海外大量輸出有比較優勢及競爭優勢的商品和資金時，我們都必然要面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貿易主義抬頭并向其它領域擴散的新考驗。再次，超國家組織將不斷威脅我國貿易安全。隨著一國開放深入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全球經濟一體化、國內政治國際化和非國家組織強勢化，現代國家越來越多地受到區域性和全球性超國家組織的影響。此外，大量非國家組織，如跨國公司、行業協會等也同樣在左右著國家的走向。開放經濟條件下，從已有的范例中可以預見，貿易摩擦或沖突的超國家組合傾向愈加鮮明，一個開放的國家在謀求實現國家貿易安全和貿易戰略利益時，將受到主要由發達國家所控制的跨國家與非國家組織的嚴重制約。與此同時，面對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我國的和平崛起、在全球政治經濟地位的上升，國際社會要求我們多承擔國際義務的要求越來越多，不僅涉及國際安全及世界環境問題，也包括經濟領域、多邊貿易談判等，壓力不僅來自發達國家，也來自發展中國家。

近期美國的金融危機正加速向世界各地蔓延。雖然我國的資產證券化水平很低，美國的金融危機不可能對我國有實質性影響，我們也應對全球需求收縮將給我國帶來的威脅有充分認識。畢竟當今我國面臨的困境是如何在“三架馬車”的拉動下實現經濟的持續平穩增長。由于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增長回落和美國出現衰退是在預料當中，外部經濟形勢的惡化必然影響國內企業的出口，出口增幅的減緩導致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會使國內外投資商對我國未來宏觀經濟產生擔憂，這些擔憂會進一步導致我國經濟增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由此可見，維護我國的貿易安全顯得更加重要。

三、開放經濟時代維護貿易安全的思路及對策

追求和維護本國貿易利益的最大化，是每一個國家維護貿易安全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其維護貿易安全的動力。我們維護貿易安全涉及貿易、金融、政治等多個領域，也會對美國、歐洲和亞洲的經濟體帶來影響，并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因此，要審時度勢，牢牢把握國際機遇，韜光養晦，理性處理。

(一)開放經濟時代維護貿易安全的思路貿易安全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它是一國經濟利益與其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實力相融合的產物，是國家利益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的具體體現。因此，在開放經濟時代維護貿易安全，首先要轉變外貿發展的觀念：一是以出口創匯為核心的外貿發展指導思想應向進出口創利為核心的指導思想轉變。樹立實現國際貿易基本平衡的理念；二是針對人口資源環境制約要轉變在發展國際貿易中片面追求總量、速度的觀念以及對比較優勢、工業化的片面理解，突出國家的綜合承載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積極探索效益優先、生態優先、富民優先的國際貿易發展新路。其次，是要在外貿增長路徑上理順各種關系，以提高防范外部沖擊的能力和技巧。一是出口與進口的關系。實現外貿規模、效益同步增長，進出口基本平衡，外向度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提高，實現貨物貿易、技術貿易和服務貿易同步協調發展；二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在促進國際貿易發展中擔負著重要責任，但政府的引導和推動必須建立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基礎上；三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促進國際貿易發展，需要國家的統籌和支持，特別是中央政府應在健全貿易發展法規、制定和實施國際經濟政策等方面承擔更多責任，但關鍵還是要靠地方政府根據各地自身的比較優勢，積極發展國際貿易；四是政府與企業的關系。開放條件下國際市場的競爭雖然已表現為國家總體實力的競爭，但是競爭的實質歸根到底是企業間的競爭，因此在開拓國際市場過程中要協調好政府和企業的作用；五是重點與一般的關系。促進國際貿易發展，既要統籌兼顧，更要抓住重點，綜合運用戰略性貿易政策，大力推動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業的發展，著力優化和改善對外貿易結構，注重走質量效益型之路，培育新的對外貿易增長極。

(二)開放經濟時代維護貿易安全的對策措施開放經濟條件下維護貿易安全已經不單純是中國自家的事情，也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我們實現貿易安全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和巨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從現有國情和現階段國際經濟的實際出發，重點做好如下幾項工作：

1　完善外貿與內需協調發展機制。當務之急，是要建立和完善出口、進口及內需協調發展的新機制，把“引進來”與“走出去”更好地結合起來。我們應堅持貿易政策自由化，把擴大進口作為推動出口、引進技術、緩解資源壓力及優化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重要措施。從長遠來看，安全之道無它，首在自強。我國要實現貿易安全，必須加強國內的經濟建設，實現科技水平和現代化有質的突破。第一，國家要集中力量，有選擇、有重點地對較有把握的高科技項目加以研發，培育有持續國際競爭力的新產業和新產品。第二，通過“戰略性貿易政策”安排，培育我國戰略貿易型產業及產品，優化出口商品結構，著力走質量效益型之路。第三，建立以自主知識積累、管理創新和技術進步為主要支撐的外貿內生性增長機制。第四，根據不同行業不同區域在我國增創國際競爭新優勢的定位，配套實施更有針對性的外貿政策，形成全國各地各具特色的經貿發展格局，保持中低端產品或生產環節的比較優勢，提高和實現中高端產品或生產環節的國際競爭力。

2　健全一致連貫的法規體系。開放經濟條件下將更加體現國際因素在我國貿易發展戰略中的重要性。在降低關稅、減少進口配額、放松外匯管制的同時，適時運用世界市場經濟和WTO的一般原則，結合中國的實際重新構建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法規體系。一是應認真研究WTO規則和各國的相關法律，按照WTO規則繼續完善和修訂我國的《對外貿易法》，迅速構建產業救濟和安全保障體系；二是加速制定和完善技術貿易標準與市場準入標準，

運用WTO允許的關稅、反傾銷與反補貼、保障機制等公平貿易法規，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確保進一步開放對我們發展貿易有利，合理保護國內產業；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資促進法》等法規，維護我國企業在國外的利益，并為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提供法律保障。在此基礎上，按照赫伯特西蒙(Herbent Simon，1989)的“有限理性決策模式”原則，力求政策相對穩定及一致連貫。

3　制定和執行好國際經濟政策。開放時代政府的經濟職能不僅是要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穩定經濟并促使經濟長期增長，而且還要制定和執行好國際經濟政策，加快貿易強國建設。一是我國政府應在政治層面上，通過外交與談判的努力促使他國減少貿易和投資壁壘，消除他國市場準入障礙，修改其有關對華反傾銷等法律，放開對華出口限制，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以追求和維護我國對外貿易利益的最大化；二是要維護本國企業的利益，保障我國“走出去”的企業與投資國企業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三是要把開展對外援助與開拓國際市場相結合：四是在區域貿易機制上，要立足東亞，優化亞太，加強周邊國家的區域經濟合作。要繼續大力改善我國同周邊國家的政治經貿關系，建立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營造更加有利的周邊環境，并以此作為我國拓展全球經貿關系的基石。

4　構建外貿健康發展的支持體系。實現貿易安全需要政府部門、出口企業和行業協會加強聯手，不懈努力，共同完善的外貿發展的促進和支持體系。首先，政府要提高對維護貿易安全的帶動效率，發揮民族合力為國家和企業在國際上獲得競爭優勢服務。第二，企業必須加速培養競爭優勢。企業是實現貿易安全的主體，要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搶奪世界產業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的生產環節，選擇具有國際、國內先進水平的產品進行集中投入、重點開發，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積極開拓新興的海外市場。第三，要充分發揮各專業商會的協調管理作用。一要注重對出口產品在國外市場的調研工作，了解并掌握其同行對手生產能力、市場銷量和價格水平：二要加速建立市場經濟的行業價格運行機制，切實做到行業商品價格由市場決定。從而使某些國家在反傾銷中對我國實行價格歧視和借口失去依據；三要加強對企業的宏觀調控和協調管理，嚴禁出口企業低價競銷，防止一哄而上過量出口，以避免出口企業自相殘殺而導致肥水外流。

5　把握和利用起關鍵作用的國際資源。維護我國貿易安全應堅持“有所作為”的原則，要利用國際社會的各種資源：第一，超國家組合將是開放時代，一個國家在更大范圍內，謀求實現國家經濟貿易安全目標和戰略利益的有效手段。我國應借鑒別國的經驗。盡量在合理的范圍內利用超國家組織尤其是WTO。優化外貿發展的國際環境。第二，中國被發展中國家倍受推崇，這是我國一筆寶貴的戰略資源。我國目前推行外貿市場多元化、實施區域經濟合作、倡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特別是參與國際規則的修改和制定等，都必須要充分利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力量。第三，是需要借重國際智源和全球華人華僑的力量。優化國際環境、開拓國際市場及加快對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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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政策；匯率政策；沖突；國際協調；美元霸權

JEL分類號：F4；E5中圖分類號：F8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f2012104-0050-08

一、引言

關于我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之間的沖突及協調問題，國內學者已經進行了許多研究。金雪軍、王安安(1999)通過對匯率目標區理論進行分析，認為可通過建立人民幣匯率目標區，促進中國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協調。謝平、張曉樸(2002)基于弗萊明一蒙代爾模型和三元悖論實證分析了1994-2000年我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三次沖突并提出了若干協調建議，認為從中長期看，加強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協調的根本出路在于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良好銜接，以及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等。劉錦虹(2004)認為我國的貨幣政策、匯率政策、資本市場并沒有擺脫三者不可調和的“三元悖論”，逐步開放資本項目，完善外匯監管體系，改革匯率決定制度，實現浮動匯率制度是解決矛盾的根本途徑。徐長生、蘇應蓉(2006)通過分析我國的新斯旺模型。發現在當前面臨內外部失衡的狀況下，我國應采取利率上調與人民幣升值的“雙升”的政策組合。魯方生、陳恩情(2009)以弗萊明一蒙代爾模型為理論基礎，在運用IS-LM-BP模型完成對我國目前經濟形勢的分析后，再通過IS-LM-BP模型分析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如何結合才能解決我國經濟內外不均衡，強調貨幣政策的短期性和匯率政策的中長期性。曹強、虞文美(2010)在“三元悖論”的理論基礎上，闡明了我國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矛盾，并且解釋了當前我國面臨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來源，分析了人民幣升值給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制定和實施帶來的影響和困難，認為我國現在亟需重視兩者之間的協調。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盡管國內學者對我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之間的沖突及協調問題已經進行了許多研究，但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現有的西方經濟理論，如“匯率目標區理論”、“三元悖論”、“斯旺模型”和“弗萊明一蒙代爾模型”等，對我國兩種政策之間的沖突進行解釋，在理論上幾乎沒有產生新的突破。另一方面，這些研究大都著重從國內視角而很少從國際視角來探究我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之間沖突的成因及對策。在世界經濟一體化、金融市場全球化時期，我國作為一個開放的經濟大國，國內的宏觀經濟政策必然要與區域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或其他大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之間產生“溢出效應”和“溢入效應”，而根據國際政策協調理論，區域經濟體之間或大國之間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有益的。事實上，我國與東盟之間以及我國和美、日、歐等大國之間也確實進行了一些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磋商、協調或合作，但在國際協調機制不健全的條件下，這些區域或大國政策協調必然也是不完美的，可能會對我國國內的經濟政策產生不利沖擊和影響。因此，本文擬從國際協調的視角來分析和解釋我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沖突的成因，并試圖形成一個新的理論解釋。

二、政策的國際協調機制和美元霸權：命題的提出

所謂政策國際協調，從狹義講是指各國在制定國內政策的過程中，通過各國間的磋商等方式來對某些宏觀政策進行共同的設置；從廣義看，凡是在國際范圍內能夠對各國國內宏觀政策產生一定程度制約的行為均可視為政策國際協調(楊長江和姜波克，2008)。本文采用的是廣義的政策國際協調概念。為了便于研究分析。我們根據協調的特點進一步將協調分為顯性協調和隱性協調。顯性協調是指通過正式的協調機制明確對外公布的協調，如1985年美國與英、法、德、日等四國通過《廣場協議》展開的匯率政策協調；隱性協調則指未通過正式的協調機制而不約而同地采取某些類似政策行動的協調。例如，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都可看作是隱性協調。換個角度，我們還構造了主動協調和被動協調兩個派生概念。所謂主動協調是一國主動采取某些政策措施與他國進行政策協調，例如，中國在1997年7月開始的東亞金融危機中采取人民幣匯率不貶值的政策，這同時也是一種顯性協調，因為它是中國政府和貨幣當局公開對外承諾的；被動協調則是指一國在某些國際壓力下被迫進行的政策協調，如2005年7月以來的人民幣升值。另外，我們定義政策國際協調機制是指進行政策國際協調的制度、協議、對話、平臺、渠道、組織機構等等。從成員國數量的角度可以進一步將政策國際協調機制分為雙邊協調機制和多邊協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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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的基本原理

通俗地讓學生了解一門相對抽象和復雜課程基本原理，是學生對該學科產生興趣，取得感性認識的基礎。經濟學科的發展受到物理學的分支動態學的影響和啟迪，把動態學這一術語應用于宏觀經濟分析時構成了宏觀經濟的動態分析，其目的是探尋和研究變量的具體時間路徑，或者是確定在給定的充分長的時間內，這些變量是否趨向收斂于某一均衡值。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彌補靜態學和比較靜態學的嚴重不足。在比較靜態學中，總是武斷地假設：經濟調節過程不可避免地導致均衡。而在宏觀經濟的動態分析中，直接面對均衡的“可實現性”問題，而不是假設它必然能夠實現。動態分析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確定變量的時間，這就把時間因素明確納入分析范圍。有兩種方式可以做到這一點：可以將時間視為連續變量，也可以將其視為離散變量。在前一種情況下，變量在每一時點都要發生某些變化（如在連續計算復利時那樣）；而在后一種情況下，變量僅在某一時段內才發生某些變化（如僅在每六個月才計入利息）。這兩個不同的時間概念在不同的內容中各具優勢。例如：假定已知人口規模H隨時間以速率dH/dt=t-1/2 變化。則要求的是：人口H=H（t）的何種時間路徑可以產生相應的變化率？如果起初便知道函數H=H（t），那么便可以通過微分求得dH/dt，但現在面臨的問題恰恰相反：要從已知的導數求出原函數，而不是從原函數求出其導數。在數學上，現在需要與微分法或微分學完全相反的方法。這種方法稱作積分法或積分學。周知，滿足于如下觀察：H（t）=2t1/2+H（0）。因此，在現在的例子中，任意時點的人口規模由初始人口H（0）與另一個包含時間變量大的項的和組成。這個時間路徑的確描述了變量H隨時間變化的過程，因此確實構成了此動態模型的解。

二、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的主要目的

為什么要學習和研究宏觀經濟動態分析呢？主要是基于它的目的和它的政策意義，以下讓我們先來考察它的主要目的，這也是學生首先需要認識的問題。

1、預測通貨膨脹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關系被打破，滯脹成了許多西方國家經濟的普遍現象，同時保守的經濟政策變得更加突出。在理論界，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失效了。最顯著的變化是伴隨著上升的失業率而來的快速（或加速）上升的通貨膨脹率，這成為許多西方國家經濟的特征。個人開始預期價格會上漲并把這種預期考慮到他們的決策中去。如果這樣的行為要被模型化，那就不可避免地會涉及一個宏觀經濟的動態模型――通貨膨脹預期的動態模型。

2、分析浮動匯率

自1973年浮動匯率制的普遍推行以來，商品和服務貿易在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快速增長的，更加明顯的是國際間資本流動的不斷增加。早期的貿易理論關注經常賬戶，但是，隨著資本流動的增加，這樣的模型變得非常不符合現實。主體結構的變化和資本流動增長的結合意味著匯率對經濟產生持續的影響力。現在已不太可能把宏觀經濟看作是封閉的并建立相應的宏觀經濟模型了。但是隨著浮動匯率制的廣泛實施，匯率變動需要被模型化。像通貨膨脹一樣，市場參與者開始形成有關匯率變動的預期，并且開始根據預期來行動。因而建立匯率預期模型就變得非常重要。這個模型的建立一定是動態的。

3、了解資本流動

無論是封閉經濟模型還是開放經濟模型都要產生的一個重要特征的資本流動方面。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強調了流量理論，這是因為凱恩斯自己對經濟的短期運行非常感興趣。如果僅僅考慮一個或兩個時期，這可能是一個合理的近似，然而經濟學家們要預測跨越五年或更長的時期。更重要的是，債券發行量的變化（一個流量）改變了國債（一個存量），以及有關這項借款的利息支付。需要認真考慮政府支出及其對財政預算平衡的影響，但是財政預算，或更為顯著的國債，對資本規模有長期的影響。政府不能不關心國債規模。對于開放經濟來說同樣也是如此，支出的平衡是一個流量。早期的模型，特別是那些忽視資本項目的模型，只關注產品和服務的進出口差額帶來的沖擊，換句話說，就是針對某個經濟領域的產品和服務的流入和流出。但是赤字導致了一個國家資本準備金存量水平的下降，盈余的作用恰恰相反。反復的赤字會導致反復的資本準備金存量和貨幣存量水平的下降，后者當然可以用增發貨幣（中性）來彌補，但這只會使調整過程復雜化，它最多只是延遲了所需要的調整。即使這樣，調整仍要求流量和存量都發生變化。流量常常是（也不都是）在一個時期，如在一年內發生，在這期間存量維持在一個固定值。要改變存量水平達到一個期望的數量常常需要多個時期才能實現，這就要有存量調整的流量，這些在本質上就是動態的。這種存量調整的流量在20世紀70年代變得非常重要，應當包含在模型的建立過程中。如果模型想要變得更加切合實際，成為更好的預測工具，它就必需更加動態化。

4、掌控經濟波動

無論是在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當中，經濟運行過程中各種宏觀經濟總量在不同的階段具有不同的性質，使得經濟運行呈現出波動性，并且由于這些性質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階段性地重復出現，這就使得經濟波動具有周期性的特定現象。通過對經濟運行數據的分析以及編制相應的景氣數據來說明經濟動作處于經濟周期的何種階段（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并對下一階段或下一周期的到來時間、程度進行預測，以便提出順向或逆向調節經濟的相關建議。這種分析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必須建立在相關指標動態監測分析系統的基礎上，即動態信息的采集與動態監測的預警分析。

三、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的政策意義

經濟運行中動態特征的普遍性，使得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動態分析受到越來越多的注意。經濟分析的最終目標是為了設計或制定有效的經濟政策，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的目的就是為了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以下以宏觀經濟動態分析中常用的非線性方法和混沌方法說明其政策意義。

1、非線性分析的政策意義

一個系統中的非線性是指一個系統的后一期狀態以非線性的方式依賴于它的前一期狀態。設xt+1是一個系統的后一期觀察值，xt是它的前一期觀察值，它們兩者之間存在關系xt+1=?蕊（xt），x?綴Rt。如果?蕊（xt1+xt2）≠?蕊（xt1）+（xt2），則稱?蕊是非線性的。非線性、多重均衡和局部穩定性或不穩定性都是互相關聯的。以下以一個簡單的非線性差分方程：xt=?蕊（xt-1）為例進行說明。當x?鄢=?蕊（x?鄢），存在一個均衡點（不動點）。假設如圖1（a）所示的情形，則?蕊（xt-1）與450線相交的那一點就是一個均衡點。但是在這個例子中，有三個這樣的點：x1?鄢，x2?鄢和x3?鄢滿足這個條件。而一個線性系統卻只能與450線相交于一點（在這里排除了函數與450線重合的情況），如圖1（b）和圖1（c）所示。由此可知，非線性的存在導致了多重均衡。

可以在一個不動點鄰域內取線性近似這個事實并不否認可以有多個不動點。就算把它限制在只有穩定均衡的條件下，仍然會有多個不動點。這導致地一些新的有趣的政策含義，在簡單的情形下，如用圖1（a）來說明，則與x1?鄢點相聯系的福利是不同于與x3?鄢相聯系的福利的。如果是這樣，對政府來說就有可能在兩個不動點之間進行選擇。或者是，經過考察以后發現一個穩定的均衡總是要比另一個均衡更好。

2、混沌分析的政策意義

周期性的變化往往被認為是由于外部沖擊或復雜系統所造成的。然而，簡單的確定性非線性系統會引發非周期的或混亂的變化，導致這一變化的關鍵因素是系統的非線性。對一個線性系統來說，一個參數值的微小變化（甚至特別小的變化），系統的定量和定性過程可能發生劇烈的變化。奇怪的是，非線性卻是常態。但是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經濟學，三百年來一直以研究線性為主要模式。非線性是系統最常見的特性，因而需要包括社會科學家們給予注意，非線性系統會導致非周期或混亂的狀態產生了一個新的研究分支――混沌理論。所謂混沌是指確定性的非線性系統產生一種貌似隨機的動態行為。

在研究確定性系統時必須了解系統的三個特征，即時間變化值、參數值、初始條件。所有三個特征都具備的系統稱為確定性的。如果這樣一個確定性系統表現為混沌，則它對初始條件就非常敏感。如果初始條件有微小的變化，系統在一定時期后的表現會非常不同。但這主要意味著系統是不可預測的，因為在確定初始條件時總有一些不精確的地方，即使系統本身是確定的。混沌的存在產生了一個問題，即經濟波動是由于系統的“內生傳導機制”還是由于對系統的外部沖擊而產生的？支持內生傳導機制的理論往往建議來自政府的強有力的穩定性政策。認為經濟周期主要由外部沖擊造成的理論認為政府的穩定性政策充其量是一種無益的實踐，弄得不好還會有害。這一點非常重要。新古典經濟學假設，沒有外部沖擊的宏觀經濟是漸近穩定的。如果混沌是存在的，這一假設就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假設經濟是內在不穩定的。所不清楚的是，這種不穩定是因為隨機沖擊產生的還是由于混沌的存在而產生的。由于非線性的存在，一個簡單的凱恩斯模型可以表現出混沌，因為混沌的存在，對經濟進行預測即使不是危險的也可能是無用的。因此，應用混沌理論，根據國民經濟運行的歷史數據，建立計量經濟學模型，再利用這一模型分析經濟系統產生穩定的、混沌的和不穩定行為的條件，以便設計出更為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

四、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的教學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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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固定匯率制度 貨幣政策效應 制度選擇 匯率目標區

匯率制度是一國貨幣當局對本國匯率水平的確定、匯率變動方式等問題所做的一系列安排或規定。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不僅是影響貿易收支的變量，而且是影響一國宏觀經濟環境、國際收支平衡、國內物價水平和就業的重要變量。不同的匯率制度安排決定政府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匯率制度與貨幣政策之間相關關系的研究可以為一個國家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和現實指導。我國匯率制度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實現。

一、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的經濟效應

（1）資金不完全流動。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基礎貨幣（貨幣乘數作用）貨幣供應量利率。一方面，從經常賬戶來看：利率國民收入邊際進口傾向進口經常賬戶收支逆差；另一方面，從資本與金融賬戶看：利率資本流出資本與金融賬戶收支逆差。總的來說，國際收支逆差本幣貶值傾向（為維持固定匯率）中央銀行入市干預售出外匯購買本幣外匯儲備基礎貨幣貨幣供應量利率投資國民收入。這一調整過程將會持續下去，直到國際收支平衡。由于匯率固定不變，這便意味著國民收入恢復原狀時調整過程才能結束。此時貨幣供應量恢復期初水平，經濟中其他變量均與貨幣擴張前狀況相同，但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的內部結構發生變化（外匯儲備下降）。因此，在固定匯率制下，當資金不完全流動時，擴張性貨幣政策對國民收入等實際經濟變量的長期影響是無效的。

（2）資金完全流動。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措施基礎貨幣（貨幣乘數作用）貨幣供應量利率資金迅速流出資本與金融賬戶收支逆差本幣迅速貶值（為維持固定匯率）貨幣當局售出外匯購買本幣外匯儲備迅速下降基礎貨幣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應抵消。因此，在固定匯率制下，當資金完全流動時，擴張性貨幣政策在短期內也無法對經濟產生影響，貨幣政策是無效的。

二、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的經濟效應

（1）資金不完全流動。中央銀行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貨幣供給量利率。一方面從經常賬戶來看：利率國民收入邊際進口傾向進口經常賬戶逆差；另一方面從資本與金融賬戶來看，利率資本流出資本與金融賬戶收支逆差。總的來說，國際收支逆差本幣貶值凈出口國民收入水平。因此，在浮動匯率制下，當資金不完全流動時，擴張性貨幣政策會引起本幣貶值、收入上升，此時的貨幣政策是比較有效的。

（2）資金完全流動。中央銀行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貨幣供給量利率資本迅速流出本幣立即貶值凈出口國民收入水平。因此，在浮動匯率制下，當資金完全流動時，擴張性貨幣政策會引起本幣貶值、收入上升，此時的貨幣政策是非常有效的。

三、我國現行匯率制度的貨幣政策效應分析

從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幣匯率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經過制度改革初期的大幅貶值后，人民幣匯率（兌美元）在近10年的時間跨度里始終處于一種“超穩定”的狀態中，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始終維持在8.3∶1左右，而且自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人民幣對美元波動幅度不足±1%。因此，人民幣匯率名義上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在實際上已經變成為一種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

（1）外匯儲備成為貨幣供應的主渠道，貨幣政策獨立性降低。第一，固定匯率制度使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加強，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主動性降低。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貨幣供應越來越內生于國民經濟運行。對外開放的程度越高，與對外經濟活動相關的貨幣供應所占的比重越大、內生性越強，于是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主動性就越低。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長期“雙順差”，外匯儲備規模迅速擴張。第二，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使我國制定貨幣政策受到很大的限制。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要求中美兩國經濟周期存在比較大的一致性，否則將造成內外政策目標沖突。

（2）外匯儲備的內生性增強和匯率風險加大，增加了貨幣政策的實施難度。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下，外匯儲備內生于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的增減是國際收支的結果和殘差項。外匯儲備的內生性增加了制定貨幣政策的難度。因為央行在進行貨幣供應量的調控時，必須特別注意對外匯儲備的變動進行預測，并盡可能按月預測，避免外匯儲備波動帶來基礎貨幣投放的不穩定。外匯儲備量的波動使人民幣匯率出現貶值或升值壓力，客觀上也為貨幣政策的實施增加了難度。

（3）違規進出我國的資金增多，貨幣政策利率傳導機制被削弱。利率既是我國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又是貨幣政策影響經濟的主要傳導機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變化往往首先表現為利率水平的變化。目前，我國利率市場化程度低，銀行存貸款利率基本上由央行直接制定。央行根據貨幣政策的需要，通過直接調整利率水平來影響金融機構可貸放資金量和企業借款量，進而影響企業投資規模和經濟總量。在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下，利率影響經濟的效力大為降低。如當央行企圖通過降低利率放松銀根，以擴大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時，套利資金就會千方百計將人民幣兌換成外匯資金并流往國外，引起外匯需求增大、匯率波動。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央行往往會拋出美元買進人民幣，從而減緩了降低利率所帶來的信用擴張作用。

參考文獻：

篇8

關鍵詞：世界經濟；經濟發展方式；外向型經濟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11)04-0003-07

一、世界經濟格局變化油擊我國外向型經濟

2007年以來世界金融危機已經導致世界經濟格局變化，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經濟受到重創，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心發生位移；金融危機過后，世界經濟邁入蕭條期；貿易保護主義思潮泛濫，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JEAN PISANI-FERRY(2009)…認為金融危機及國家對危機的拯救改變了全球化進程中政治與經濟力量的平衡；當前全球化浪潮的推動力(開放的市場、全球供應鏈、跨國公司及私人所有制)正在受到侵蝕，貿易保護主義的幽靈再度出現；并且曾經無約束的跨國公司正在向其本國回歸。黃海洲(2009)認為由于美國開始積極轉型，第三產業尤其是金融業有所收縮，第一、第二產業重新快速發展，因此全球資本流量和貿易量可能下降，這勢必對主要依靠貿易和國際資本的國家的經濟發展形成某種程度制約。

面對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薛榮久(2009)認為新貿易保護主義新在它的全球性、多樣性、虛偽性、復雜性、深層次和資本保護主義。新貿易主義抬頭對中國經濟沖擊很大，統計顯示，2009年中國出口對GDP貢獻率為負3.9個百分點。新貿易保護主義引起學者們對我國外向型經濟的反思。Kai Guo and Papa N’Diaye(2009)質疑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能否持續?柴慶春(2009)認為中國傳統外向型經濟將不能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陸磊(2009)認為我國外向型經濟表現為產能過剩，而現有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某種程度上會惡化產能過剩。

面對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國內學者的觀點可以歸納為：第一，順應金融和經濟周期，壓縮和淘汰過剩產能或寄希望于世界經濟的全面復蘇，特別是美國經濟復蘇；第二，擴大內需，以內需彌補外需的不足；第三，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前兩種觀點不是積極態度，只是對問題的回避。持第三種觀點學者，大部分主張要技術升級以及產業結構調整，但是沒有把世界經濟格局變化作為解釋變量。本課題將以貿易格局變化為起點，以新型外向型經濟為突破口，研究后危機時期我國的對策。

二、我國外向型經濟不能適應世界經濟格局變化

(一)外向型企業困境

經歷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洗禮之后，世界經濟處于不穩定的恢復時期，外部需求不明朗使得我國外向型企業經營環境并不是十分理想，在金融危機時期由于出口受阻，外向型企業經營困難，部分企業處于歇業甚至倒閉狀態，也有一部分企業由外向型轉向內向型。總體而言，我國外向型企業面臨著諸多經營困境，后危機時期我國外向型企業將何去何從?本課題將采用歷史比較分析方法，研究世界經濟格局變化中的外向型企業發展規律，以期得出對外向型經濟不能簡單全盤否定的結論。

外向型企業經營困境首先表現為由于人民幣匯率升值導致的匯率風險。筆者認為人民幣升值影響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是相對較小的，因為在緩慢升值的環境下，人民幣名義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相對應的匯率相比還有差距，因而中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依然具有競爭力。人民幣升值主要是影響了外向型企業的利潤。因為人民幣升值形成的匯率風險，加上人民幣對內貶值的雙重效應使得國內外向型企業的利潤空間被不斷地擠壓，進而形成外向型企業的不愿意進一步生產，或者是轉型。

外向型企業經營困境其次表現為后危機時期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導致的外部經營環境的惡劣。自從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是受到反傾銷投訴最多的國家之一，金融危機爆發后反傾銷更為盛行。究其原因，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金融危機之前是國內的因素多于國外的因素；金融危機爆發后是國外因素多于國內因素。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反傾銷更多是由于中國出口商品價格低，對進口國家的產業形成巨大沖擊，進而使他們提出對國內商品和產業進行保護的反傾銷議案。其次還因為中國出口企業或出口商品生產企業散、弱現象較為突出，行業協會和企業本身沒有對反傾銷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甚至主動放棄市場。金融危機后，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進口國更多從文化、環境和經濟安全等角度，一方面激活國民消費本國商品、保護本國產業的意識，一方面為了促進就業對制造業保護。因而外向型企業受到由金融危機滋生的無形的貿易保護。

外向型企業困境還表現為內向型企業高回報率形成的沖擊。金融危機爆發后，受到沖擊的是外向型企業，而內向型企業受到的沖擊較小，甚至很多內向型企業在政府刺激經濟的背景下投資回報率更高。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背景下，外向型企業面臨的政策環境和經營環境一樣都存在惡化趨勢，進而使得一部分外向型企業轉產，或者是由“內生外銷”(在國內生產，到國外銷售)轉變為由“外生內銷”或者是走出去。以此來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率。

(二)產業結構調整

世界貿易結構的變化使得我國外向型經濟出現結構性調整的壓力。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產業結構調整分為兩個層次：內部經濟環境變化產生的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和外部環境變化產生的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在中國出口導向的對外開放經濟政策下，金融危機前產業結構的調整更多從封閉式經濟體產業結構向開放式經濟體的產業結構轉變；金融危機爆發后，外向型經濟受到沖擊，此時的產業結構調整與金融危機前相比發生質的變化。其一，以前不注重產業主體，現在注重結構調整的企業屬性。究其原因，主要因為以前更注重全球化背景下，滿足出口需要而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金融危機后則注重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和諧發展下推動產業結構的安全和合理性。其二，以前注重對外開放，現在注重“走出去”。究其原因，環境成本、勞動力成本和其他社會成本發生了變化，以前以市場換技術、以廉價地租換資本、以犧牲環境換取產值等等做法已經因為成本的上升而難以為繼。其三，以前注重產值，現在注重社會效應。究其原因，追求GDP政績觀已經受到多方面質疑。

因此，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決定性因素是要素稟賦發生變化。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源自我國市場化和工業化初期的資源和環境成本優勢。我國的產業結構也正是基于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基礎上形成的。外向型經濟結構所形成的產業結構基本上是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的主要產業結構。在金融危機前，我國人民幣升值、環境保護和發展觀念的變化已經觸及到產業結構的深層次問題，但是矛盾沒有那么激烈。金融危機后，隨著外部市場約束(反傾銷和新貿易保護)和生產要素約束(勞動力成本上升、土地稀缺性增強、及原材料依靠進口)產業結構調整成為下一輪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傳統外向型經濟已經不符合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首先，人口紅利結束決定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生產商品的邊際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結束主要標志是

“民工荒”，因而勞動密集型產業將發生結構調整。其次，人民幣升值導致的出口商品的競爭力下降和原材料稀缺性增強導致成本上升決定外向型經濟發展將受到客觀環境約束而進行結構調整。再次，產業結構調整核心是以技術升級帶動產業結構優化。不可否認，外向型企業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和中期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以承接國外產業為主體的外向型經濟對技術創新始終存在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對產業的保護和依靠技術形成壟斷的保護。

(三)經濟政策悖論

目前中國作為最大的債權國，而且人民幣升值預期持續存在，這與引進外資和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及相關扶持政策相悖，因而客觀上要求改變我國對外經濟政策。如果追溯我國發展外向型經濟根源可以有這樣的邏輯進行解釋：經濟發展是強國的前提條件――閉關鎖國是中國近代史上貧弱的根源――發展經濟必須要對外開放。在這一前提下，經濟發展需要資金、管理經驗和技術――計劃經濟不利于提高人們的積極性――市場開放引進外資企業――吸引資金、學習西方管理經驗和技術。在這樣的邏輯下，首先解決資金問題，改革開放初期解決資金問題是關鍵問題，因而我國采取一系列政策鼓勵出口發展外向型經濟，實際上是新重商主義。其次，解決技術問題，合資、合作和外商獨資企業等方式吸引大量外資企業入住中國，有學者把這種模式冠名為“市場換技術”。在合作過程中，我國的產業結構受到沖擊，原有的品牌和技術淪為“三流”。再次，由于文化的不同，外企的管理經驗在中國存在嚴重的“水土不服”，外資企業依靠高工資吸引大量中國勞動力。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凡是外向型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均成為經濟發達區域，現在我國面臨的問題是：從資金上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債權國，流動性過剩；從技術上看，市場開放了，技術還是要靠自主創新；從管理上看，中國式的“以人為本”管理模式逐步取代了“物質激勵”的管理模式。然而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還沒有能夠完全順應實際情況的變化做出調整。

首先，匯率問題。管理浮動匯率某種意義上保護了傳統外向型企業利益，因為管理浮動匯率使得人民幣升值被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避免了匯率的大幅波動，基本上能夠降低外向型企業遭受太多的匯率風險。不可否認，我國匯率政策是基于諸多因素的綜合考慮，但是對于傳統外向型經濟而言，是否值得保護，或者保護的結果將會如何?起碼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保護傳統外向型經濟實際上就是維護現有經濟發展方式。此外，中國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壓力和輸入型通貨膨脹與此不無關系。

其次，產能問題。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時期，我國外向型企業遭受外部需求銳減的沖擊，產能過剩現象較為突出。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加強，各國資源稟賦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傳統外向型企業均會面臨著產能過剩問題，正是如此，產能才能在國際范圍內流動。但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積累的產能不可能人為地破壞掉，某種意義上說在擴大內部需求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之前，我國所談的產能過剩問題，目前為止還沒有深層次觸及到外向型企業，特別是沒有涉及到外向型企業中的外資企業。更多的是從環境和資源保護角度，限制和約束一些外向型的內資企業。更多宏觀經濟政策還是在鼓勵和支持引進外資型外資企業。甚至環境污染性和資源浪費型的外向型企業只是從中國的發達地區轉移到落后地區。

外向型企業產能過剩是一個動態問題，當外部需求上升，外向型企業產能過剩現象就不存在，當外部需求下降時，會出現短期的產能過剩。因而外向型企業產能過剩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現象，就像正常市場需求變動一樣。

再次，資本管理問題。中國沒有放開資本項目，資本管制相對較嚴。但是對于外國資本的直接投資依然持積極歡迎的態度，如綠地投資和產業投資。資本項目管制的目的和實際效果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開放的初期和中期以及開放后期。開放初期和中期的資本項目管制主要防止外資進入到影響我國經濟安全的領域和防止國內資本外逃；開放后期，進入21世紀以來，資本項目管制主要防止大量游資進入中國制造經濟泡沫。不可否認，資本項目管制維護了中國經濟穩定，但是從外部來看，也保護外資的稀缺性和壟斷性，因而也等于保護外資企業的特權。然而目前來看，資本項目管制也約束了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我國外向型經濟應當由對外開放向“走出去”轉變，而我國的實際情況是走出去資本并不是外向型經濟發展好的地區(表1)。

因而這也從側面說明傳統外向型和走出去的非協同性。其次，資本項目管制給匯率變動形成理性政策預期，資本只要能夠流入中國就可以獲得高回報，從而使得市場行為轉變為政治行為。從而使得外向型經濟更難以轉變。

三，靳型外向型經濟理論初探

我國外向型經濟不能適應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同時，也不能滿足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要求，因而傳統外向型經濟必須要轉型，我國要適應國際和國內環境變化發展新型外向型經濟。

(一)超越出口導向與進口替代約束

從發展經濟學角度來看，不論是出口導向還是進口導向均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夢想的路徑選擇。堅持出口導向政策的好的結果是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和社會文明程度提高；堅持出口導向政策的壞的結果是“荷蘭病現象”，出口越多越貧窮。中國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政策到底是好的結果還是壞的結果?難以定論，因為經濟發展是不可否定的事實，社會問題也是不可回避的客觀現象。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已經擺脫了“小國的雙缺口模型”，因而面對未來經濟發展要以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為導向，必須要走全面全球化道路。

1.超越出口導向　超越出口導向首先要揚棄傳統的外向型經濟，具體而言，要揚棄對“三來一補、兩頭在外”的加工模式、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和外資依賴等外向型經濟形成的經濟體系。揚棄外向型經濟才能真正走技術立國的發展道路，才可能真正擺脫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商主義”思想，才能制定“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目標。

2.超越進口替代　首先，擴大內需和進口替代戰略是不同層面上的概念。因為人民幣升值必然會導致中國進口量加大，這種市場需求更多是由于中國資源短缺導致的價格上升，為了使生產順利進行，必然要進口原材料和能源，這種進口不是商品進口，而是原材料的進口。進口替代戰略更多是運用國外資金與國內資源相結合進行生產。目前來看，我國擴大內需更多源自外部需求不足的積極反應，然而實際產生的結果是除了家電下鄉之外，把房地產市場化擴大到農村。究其原因，在技術創新跟不上的情況下，擴大內需只不過是為國際商品提供市場，擴大內需沒有解決好內部供給問題，而是把外向經濟產能運用行政手段加以保護。因而必須要超越進口替代和擴大內需畸形結合。

總之，中國的全球化要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全方位推動全球化和以中國為主體的一體化，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開放把外資引進來”，而是改變國際規則“走出去”。

(二)超越外資和內資的界限

從全球經濟來看，為了拯救國際金融危機，發達國家紛紛采取寬松政策，在后危機時期全球流動性增強，資本的稀缺性減弱。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手持25萬億美元外匯

儲備，購買近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而且可以預期的未來是，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我國的外匯儲備不可能減少。我國巨額外匯儲備是內資還是外資?從某種意義上說，如何合理使用外匯儲備必須在保證金融安全的基礎上超越內資和外資界限，實現外向型經濟轉型。

首先，外資內部化。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外資總量較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很大。其中，外資形成的風險也較大，特別是如果中國經濟不穩定時，國際資本外逃會使中國爆發金融危機。因而超越內外資首先要實現外資內部化。其包含兩方面的含義，其一在通過股權交易或其他行為使外部在中國的產業資本減少，實質上是減少對外資的依賴(減少對外向型經濟的依賴)；其二，資本市場開放，新進外資進入虛擬經濟領域，受到金融市場調控。主要手段是通過外匯儲備購買，這不僅可以增強我國經濟安全，還可以有效阻止輸入性通貨膨脹。

其次，內資外部化。在中國市場化進程中，資源貨幣化使得人民幣資產極其豐富，有學者稱之為“貨幣之謎”，筆者認為某種意義上應該為市場化紅利。如此財富積累和資本集聚，必然要為人民幣尋找出路。其中，貨幣資本“走出去”應該是新型外向型經濟與傳統外向型經濟主要區別之一。人民幣直接走出去的重要條件是人民幣國際化，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元的地位受到沖擊，我國通過多種方式加快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只有人民幣國際化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內資外部化，才能構建中國的跨國公司和中國為主導的外向型經濟。

(三)超越國內與國際政策界限

為了吸引外資我國制定了不少有利于外資和外資企業的政策，現在看來這些政策在我國資金短缺的情況下是非常正確和必要的。盡管如此，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還是經常受到外國學者和政府的批判。如我國的匯率政策、財政政策和就業政策等等。一定程度上，我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政策更多著眼于經濟發展背景下的外資利益，也即維護傳統的外向型經濟。當世界格局變化有利于中國時，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也要超越國內和國際，而是面向全球化。

首先，內部政策國際化。雙軌制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轉變中的主要路徑之一，從實踐效果來看，漸進式轉變雖然遺留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乃至長期養成的路徑依賴以及左右政策制定的利益集團，但是經濟平穩過渡還是功不可沒的。盡管雙軌制政策有利于外資和外資企業，但是在中國積極面向全球化的時期，國內外經濟政策一致性這是中國要作為大國和強國必然要選擇的路徑。內外政策一致相對有利于形成新型外向型經濟。從國內來看，中國雖然鼓勵企業走出去，但是由于政策的不一致，走出去的困難還是很多。以至于走出去的企業主體是國有企業。從國外來看，內外政策一致可以增強其他國家對中國的信心，有利于中國資本融入世界經濟中。

其次，外部政策一體化。新型外向型經濟實質上是要改變依賴外資、依賴外部市場和依賴外部技術的“三依靠”的外向型。正是基于依賴思維，傳統外向型經濟中政府制定優惠的政策、營造良好的經營環境，本質而言，這是單方優惠政策，長期來看不符合國家利益。要發展新型外向型經濟，對外經濟政策要與國際慣例有效接軌的同時，還要推動中國對外經濟政策一體化，由被動變為主動，調整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話語權。

四、簡單建議

發展方式轉變本身是過去的揚棄過程。盡管我國外向型經濟不能適應世界經濟格局變化，政策制定中還是要采取漸進式的揚棄，不能采取激進政策。因為產能只能有序轉移和釋放，如果通過政策人為地破壞將會對經濟產生巨大沖擊，乃至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因此，我國制定經濟政策的重點是如何有效地把傳統外向型經濟向新型外向型經濟轉變，這主要工作是要尋找合理的外向型企業的轉移和產業升級路徑。

(作者單位：廣東省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Jean Pisansi-Ferry，Inclhira Santos.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Finance and Development，Match Vol46，Nol，2009.

[2]黃海洲.全球經濟格局轉變與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J].世界經濟導刊，2009，(10).

[3]薛榮久.新貿易保護主義新在哪里[J].人民論壇，2009，(3).

[4]Kai Guo and Papa N’Diaye.Is China’s ExpoS-Oriented Growth Sustainable?IMF WorkingPaper.August 2009.

篇9

關鍵詞：貨幣沖突；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內外均衡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1)03―0027―07

一、引言

在全球經濟復蘇的同時，全球貨幣沖突也日益激烈，與之相關的貨幣政策、匯率政策、金融改革、貿易保護等都出現不同程度的沖突，尤其是匯率政策沖突有加劇的跡象。特別是進人2010年9月以來，許多國家不斷出臺政策壓低本幣匯率。日本、巴西和印度等國接連以購入美元、賣出本幣的方式來阻止本幣升值。泰國、哥倫比亞、秘魯、俄羅斯等國也對匯率進行了干預。9月29日，美國眾議院更是高票通過了《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旨在對所謂的“匯率低估國”征收特別關稅。歐洲、日本、巴西、印度等國也接連對人民幣升值進行施壓，全球貨幣沖突的硝煙正冉冉升起。全球貨幣戰是否會爆發?它將會帶來什么后果?為此，本文首先討論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米德沖突、緩解內外均衡矛盾的政策搭配以及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進而分析了全球貨幣沖突的實踐，最后探討了全球貨幣沖突的潛在影響以及中國的應對之策。

二、全球貨幣沖突的理論根源

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追求國際收支平衡，即實現外部均衡(External Balance，EB)和內部均衡fIn―ternal Balance，IB)，前者是指與一國宏觀經濟相適應的合理經常賬戶余額，后者是指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或是國民經濟處于無通貨膨脹的充分就業狀態。然而，當一國在采取措施努力實現內部均衡目標時，它既可能導致外部均衡改善，也有可能對其造成某種程度的干擾或破壞。

(一)　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米德沖突

Meade(1951)認為在固定匯率制度下，政府應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因為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通常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形。正常情況下，當國際收支逆差與通貨膨脹并存時，減少總需求可以使二者均衡；當國際收支順差與就業不足并存時，擴大總需求可以使二者均衡。但是，對于既有國際收支順差又存在通貨膨脹，或既有國際收支逆差又存在嚴重失業問題，就會發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之間的沖突，使開支變更政策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前者以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為代表。中國近年來雖然名義上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現實中又表現出強烈的釘住美元傾向，特別是在經常賬戶大量盈余和國內商品價格大幅攀升的背景下，中國面臨的米德“兩難”沖突正日益加劇，而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Ⅱ，QE2)使這一沖突解決起來更為棘手。

(二)　開放經濟條件下緩解內外均衡矛盾的政策搭配

為解決內外均衡的沖突問題，Tinbergen(1952)指出要實現幾種獨立的政策目標，至少需要相互獨立的幾種有效的政策工具。Mundell(1962)提出當國內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都處于失衡狀態時，需采用財政政策來解決經濟衰退問題，擴大預算。同時，應采用緊縮性貨幣政策來解決國際收支問題，二者反復搭配使用，才能實現國際收支平衡。Mundell以預算作為財政政策的代表(用橫軸表示)，以貨幣供給作為貨幣政策的代表(用縱軸表示)來論述其搭配方法(見圖1)，其中，IB表示內部均衡，在這條線上國內經濟達到均衡，在這條線的左邊，國內經濟處于衰退和失業，而右邊則表示國內經濟處于膨脹；EB表示外部均衡，在這條線上國際收支處于平衡，這條線的上邊表示國際收支逆差。下邊表示國際收支順差。IB和EB曲線的斜率都為負，表示當一種政策擴張時，為達到內部均衡或外部平衡，另一種政策必須緊縮，反之亦然。

就美國而言，其目前就處于I區間的A點，即同時面臨失業、衰退和國際收支逆差。此時理應擴大預算，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解決經濟衰退問題，使A點向B點移動。同時，應采用緊縮性貨幣政策解決國際收支問題，使B點向C點移動。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反復搭配使用，最終使A點切近0點，實現國際收支均衡。然而，美國的政治僵局和巨額債務阻礙了政府有效實施第二次財政刺激計劃，同時，聯邦基準利率雖已降至0.25％，但仍未能重新激發投資。因此，在上述政策搭配一直未見成效的情況下，美聯儲鋌而走險，2010年11月3日啟動了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宣布再印6000億美元，即以每月大約750億美元的速度購買國債，一直持續到2011年6月，希望以此拉低債券市場收益以及與之相關的長期利率，讓房屋所有者能夠更容易走出經濟困境，并以此希望投資者放棄國債，讓商業恢復景氣(Fed，2010)。

Salter(1959)和Swan(1963)提出用支出增減政策(Expenditure Changing Policy)和支出轉換政策(Ex―penditure Switching Policy)的搭配來解決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內外均衡矛盾，前者指改變社會總需求或國民經濟中支出總水平的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后者指不改變社會總需求和總支出而改變需求和支出方向的政策，主要包括匯率政策、補貼、關稅和直接管制。其基本思路是，當一國經濟處于內外失衡狀態時，應搭配使用支出增減政策謀求內部均衡、支出轉換政策謀求外部均衡。由于美國目前在支出增減政策上操作空間有限，而失業率又連續18個月停留在10％左右，是26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因而只能變“戲法”，通過增發美元，依靠支出轉換政策中的匯率政策――美元貶值來提振美國經濟。

事實上，美聯儲開動印鈔機、執行量化寬松政策是基于對美國經濟轉型的考慮。美國經濟增長70％依靠內需，而內需的核心則是通過消費信貸手段來拉動。但截至2010年10月，美國消費信貸出現超過26個月的環比負(零)增長，消費者信心難以恢復。在這種情況下，金融杠桿推動消費信貸，進而帶動經濟發展和就業的模式，暫時走不通了，必須轉向出口和投資。這就需要借助利率和匯率手段來調整金融價格，通過長期低利率來降低經濟發展成本，通過本國貨幣貶值來提升國際競爭力，進而增加國內經濟相對的比較優勢。但是，美國這樣做雖然考慮了其自身經濟的需要，但沒有顧及其它國家可能做出的回波效應(Repercussion Effect)。因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貨幣貶值。尤其是

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貶值，會引發國際外匯市場上的連鎖反應，進而引發全球貨幣沖突。

(三)　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

Copper Richard(1968)認為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互相依存是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基礎。而政策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是政策協調的原因。GotffriedHaberler(1977)認為國內經濟穩定是匯率穩定的前提，政策協調應在國內宏觀經濟目標實現之后。Williamson(1983)＆Mckinnon(1984)認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有效的國際貨幣合作是優先追求的目標。Currie，Levine＆vidalis(1987)認為雖然各國為了確保宏觀經濟政策的獨立性可能對世界經濟具有破壞性，但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分享合作體系帶來的福利增進。KennethRogoff(1985)認為市場主體的理性預期會使政府制訂的國際貨幣合作政策趨于無效，或使政策效果與政府預期偏離。Henning Randall(1987)認為貨幣合作由發達國家主導會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Ghosh Atish，Paul Masson(1988)認為宏觀經濟是一個“噪音系統”，存在很多干擾因素和外生變量。因此，政府經濟政策的制訂是相當主觀的，人為判斷起到了很大作用，因而國際貨幣合作的效力令人懷疑。Martin Feldstein(1988)、Guido Tabellini(1990)認為黨派競爭和選舉等非經濟因素將導致全球財政政策合作趨于無效。

Charles P.Kindleberger(1973)認為在國際貨幣領域需要一個霸主以杜絕政策或市場溢出效應，霸主的作用不僅限于充當發行世界貨幣和全球最后貸款人角色，還應發揮穩定國際貨幣體系的職能。Robert 0.Keohane(1984)認為霸權不是寡頭合作體系中出現貨幣合作的必要條件，而后霸權體系則是大國間的寡頭合作博弈過程，大國間可以自己提供集體利益，因為霸權體制本身具有慣性，霸權的衰落并不意味著合作體系的消亡。Copper Richard(1968)、Barry Eichen-green(1989)進一步發展了后霸權合作理論，將國家分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和大國經濟兩類，小型開放經濟體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可能選擇是或者保持浮動匯率制度，或者釘住單一貨幣或固定匯率，大國經濟由于在貨幣體系中沒有處于支配地位，因此，國際貨幣事務必須通過合作來解決。

基于上述理論，各國經常不得不面臨兩種選擇：第一，完全獨立、分散決策。在考慮政策溢出效應的情況下，盡可能地選擇使本國收益最大的政策，如根據Mundell的三元悖論(Impossilbe Trinity)，在資本自由流動條件下，既然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選擇了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它們就不得不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這就意味著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動給其他國家貨幣政策造成了顯著的溢出效應或者外部性(Externalify)。美國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不必明顯地考慮匯率的波動性，而其他國家必須給匯率一個較高權重。在美國與其他國家進行貨幣政策博弈的納什均衡中。美國的偏好是占優策略，最終均衡等于美國獨立制定全球貨幣政策(張明，2010)。第二，對各國政策進行某種程度的國際協調。它既包括規則性協調(Rule-basedCoordination)，又包括相機性協調(Discretion-basedcoordination)。然而，在對現行牙買加體系改革呼聲日益強烈(主要是美元“一股獨大”的問題)，規則性協調無法有效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就必須輔之以相機性協調，如金磚四國(BRICs)、七國集團(G7)和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各國央行行長聯席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年會就全球經濟政策達成某種協議等，但這種協調的缺點在于可行性與可信性較差。2010年11月在韓國首爾召開的G20峰會并沒有就全球貨幣沖突達成任何有意義的協議，各國在極端條件下仍有可能會設置貿易壁壘來保護自身利益。

三、全球貨幣沖突的實踐

由于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實質是各國政府間的討價還價行為，這就決定了它面臨著一些難以逾越的障礙：(1)從協調行為本身看，各國利益的差異導致了全球經濟政策協調必然是相互之間缺乏完全的信任，都盡可能地少付出、多得利；(2)各國政府對經濟運行機制的不同看法、對貨幣政策目標的不同偏好(Preferences)，各國貨幣政策工具運用條件的差異，也都帶來了協調中的困難；(3)經濟政策國際協調還面臨政治上的障礙。國內不同政黨之間觀點的差異、政府與民眾觀點的差異都會使其難以進行(楊長江、姜波克，2008)，因此，全球貨幣沖突的可能性在增大。

(一)　全球貨幣沖突：波及的國家不斷增加

面對美元不斷走軟，其他國家貨幣為求自保而競相貶值的嚴峻現實，巴西財政部長曼特加(GuidoMantega)在2010年9月宣稱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正要打響，子彈是各國貨幣，因此，巴西政府將采取措施應對其它國家發動的匯率戰。截至2010年10月份，歐元兌美元創出2月份以來新高1.4022，英鎊兌美元也創下了2月份以來新高1.6017，澳元兌美元則創出了28年來的新高1.002。美元兌日元刷新15年低點81.74，美元兌瑞士法郎創紀錄低位0.9554，美元兌加元創4月份以來新低1.0061。馬來西亞林吉特則是僅次于日元的亞洲國家升幅最大的貨幣，升值累計達9.4％。日本央行在外匯市場連續拋售日元、買入美元，希望借此壓低日元匯率。韓國也大量買人美元……貨幣沖突波及國的名單正變得越來越長。

(二)　人民幣匯率：全球貨幣沖突的焦點

在全球貨幣沖突日益升級的過程中，人民幣匯率再次遭遇壓力并成為全球外匯市場關注的焦點。2010年9月29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348比79的壓倒性投票結果通過了《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允許美國政府對所謂低估本幣匯率的國家征收特別關稅。美國一方面試圖在國際多邊框架內馴服中國，另一方面攪動全球外匯市場，逼中國就范。WTO已經拒絕為國際匯率做裁判，美國就將2010年IMF華盛頓年會作為新戰場，拋出胡蘿卜加大棒，建議將中國在IMF的權力和角色與匯率改革的意愿掛鉤，但被拒絕。另一個一廂情愿的計劃是達成某種區域性協定，讓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也允許本幣升值，中國無法排斥讓人民幣升值。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甚至提出了由G20達成“廣場協議Ⅱ”的設想，即G20成員共同接受一個類似1985年廣場協議那樣的政策框架來實現全球經濟的再平衡。

2010年10月5日，歐元集團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eker)、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和歐盟委員會經濟與貨幣事務委員雷

恩(01i Rehn)聯合向訪問歐洲的總理表達了對人民幣升值的希望，宣稱如果歐元繼續不成比例地承擔全球匯率調整負擔，歐元區的復蘇可能會被弱化。雖然中歐雙方一致同意必須避免貨幣戰爭，但認為6月份的人民幣匯率改革“潛力未充分發掘”。巴西雷亞爾在2008至2010年對美元升值超過30％的同時，中國2010年對巴出口額激增到256億美元，遠高于2009年的160億美元和2005年的53億美元。對巴西而言，中國現在是繼美國之后的第二大供貨商，其80％的對巴出口來自制造業，而這被視為正在破壞巴西工業，因此，巴西有可能與美國靠攏，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向中國施壓。正在努力拋售日元，購入美元的日本政府同樣把批評火力集中到了中國身上，認為中國購買日元國債的行動正在推高日元匯率(見圖2)。西方國家眾口一詞地宣稱擁有經常賬戶盈余的中國在向內需增長轉變道路上進展緩慢，而其抑制人民幣升值而采取的外匯干預程度可能正在破壞全球經濟復蘇的初步成果。然而，現實的情況是，“中國制造”的價格優勢是由于中國社會內部生產要素價格抑制處于扭曲狀態，勞動者工資、環保成本等生產要素長期被嚴重低估，中國仍未擺脫“微笑曲線”的增長陷阱。因此，要改變中國貿易格局，關鍵還是要加快生產要素價格正常化的步伐，這樣中國制造的價格就會自然上漲。換言之，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據的份額日益增大與貨幣低估毫無關系。相反，如果主要儲備貨幣發行方繼續實行極低利率和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將對新興市場國家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造成嚴峻挑戰。

(三)　貨幣沖突升級：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矛盾交織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貨幣政策國際協調面臨很大的困難，各國貨幣政策操作的方向產生了很大的偏離，一方面表現在美、日、歐等一些發達經濟體復蘇仍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采取了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利率也基本接近零；另一方面，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復蘇態勢基本確立，但面臨更多的通脹壓力，采取了一些偏緊的政策。于是，發達國家批評新興市場化國家進行匯率干預并煽動貨幣貶值，而新興國家則駁斥發達國家實行寬松貨幣政策使得熱錢大量流入本國，造成了貨幣升值、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由于雙方貨幣沖突升級，矛盾似乎難以協調。

泰國和印度央行高級官員表現最為激進，宣稱由于尋求更高回報的西方資本大量流入，正在推動本國貨幣升值。泰銖自2010年初以來已升值11.3％，10月6日對美元匯率更是創下13年來新高。印度盧比也對美元匯率創下兩年來新高。基于此，泰國央行正在考慮限制資金流入，試圖控制泰銖。印度儲備銀行也正在想辦法解決資本流人的“潛在威脅”。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央行也都宣稱可能采取干預措施減少本幣波動或避免突然起伏。巴西政府10月份批準國庫從市場上購買用于償還1500日(約4年)內到期的外債所需的美元，希望遏制雷亞爾對美元的強勁升值勢頭，而此前國庫只能購買用于償還750日內到期外債的外匯。此外，為遏制短期投資并阻止美元下跌，還將外國人在巴西投資固定收益所得稅從2％提高到4％。與此同時。俄羅斯也放棄了在世界貨幣沖突中的中立地位。從2010年10月13日起，宣布對一籃子貨幣(美元占55％，歐元占45％)匯率浮動區間擴大l盧布。同時，取消2009年為穩定盧布規定的匯率浮動極限區間(26-41盧布)。11月23日，俄羅斯和中國達成協議，決定在雙邊貿易中放棄美元，改用人民幣和盧布進行結算。面對全球貨幣沖突日益升級，日本在2010年9月結束了為期6年的不干預市場政策，拋售了價值200億美元的日元。此外，由于韓元受到韓國政府的高度干預，對日本工業競爭力產生了影響，日本財務大臣野田佳彥也批評了韓國過于頻繁干預本國匯率。

在后危機時代，各國都希望本國貨幣保持低幣值，但在外匯交易中，一國貨幣貶值會引起對象國貨幣相對升值。如果一個國家讓本國貨幣貶值，其他國家紛紛效仿。結果會加劇不信任情緒，導致各方受傷。當各國都為保持競爭力試圖促使本國貨幣貶值，就有可能爆發一場“貨幣戰”。雖然目前行動比言辭要更為謹慎，但如果貨幣戰最終爆發，它多半會發生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關鍵之年――2011年。

四、全球貨幣沖突的影響

當前，在國際社會共同努力下，世界經濟正逐步擺脫國際金融危機陰影，走向復蘇，但復蘇的基礎并不牢固、進程也不平衡，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在后危機時代，世界各國更要同舟共濟。但是，隨著美元這趟高速列車迎著人民幣升值的汽笛聲，沿著“戰略性貶值”的方向，轟隆隆地沖向“戰略性違約”的終點，其結果就是剝奪出口對象國和出口競爭國的就業。

(一)　全球爆發貨幣戰將沒有贏家

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大背景下，各國都不太承認有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因為全球化的好處不言自明。然而，各國雖然不能再明目張膽地用關稅來保護自己，但其仍可以把貨幣作為擋箭牌。首先，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想到讓本國貨幣貶值。美國的做法是印制美元，通過降低美元利率來強行拉低美元，但它的如意算盤很難實現，其可能后果有二種(見表1)。其他嘗試公開干預的國家，如日本則效果不太顯著。一些國家特別是巴西將不得不自食苦果，守著估值過高的貨幣，因為其正嘗試限制貨幣流入。這正是貨幣戰的表現，如果匯率居高不下的輸家拿起關稅這一傳統的貿易武器，后果將是災難性的；其次，全球外匯市場投資者仍試圖讓貨幣偏離其根本價值。于是，存在著雙重風險。一方面，貨幣戰爭的“輸家”會突然行動，發動貿易戰；另一方面，若各國都想削弱本國貨幣，那么結果就是對法定貨幣的信心降低，而其損失將會波及金融體系的其他領域，導致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在這場潛在的貨幣戰爭中全世界將沒有贏家。

(二)　匯率并非世界經濟再平衡關鍵

金融海嘯席卷全球之后，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形勢非常嚴峻。首先，因為擔心政府負債增加、資產價格通脹和過度放貸，一些貿易順差國正在減小政府經濟刺激計劃的力度；其次，經濟危機使得新興市場更加傾向于維持巨額儲備，而美國、西班牙等國的貿易逆差問題很可能繼續存在。全球貿易不平衡雖然很自然地使人把注意力放在匯率問題上，因為匯率是政府可直接用來影響國際收支的唯一工具，但邏輯和經驗都表明，名義上的匯率調整無法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除非國內儲蓄和投資模式發生改變。因此，各國內部與全球性的結構調整問題不能被貨幣爭論掩蓋并由貨幣重估所能解決，在多邊框架內尋求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新途徑顯然比“以鄰為壑”的貨幣競相貶值更有效。事實上，全球貨幣沖突的本質還是美國利用其超級大國的余威讓各國屈服，而各國又不愿意像在美國如日中天時那樣屈服于美國的壓力，于是，才出現了美國和世界其它貨幣關系緊張。金融泡沫崩潰后，陷入長期經濟衰退的美國，想通過美元霸權來調整美國和世界的關系，刺激美國走出衰退。但這樣的伎倆算不上

高明，已被大多數國家所識破(龐中英，2010)。因此，當下最重要的是美國承擔起全球儲備貨幣的責任，否則任憑各國打匯率戰，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國家間的不信任繼續加劇，最終可能演化為“逆全球化”，進而引發更大的沖突。

五、中國的應對之策

撇開“世界匯率戰”、“世界貨幣戰”的各種輿論雜音，美元“戰略性貶值”的方向和結果都是“戰略性違約”，因為美國確信自己掌握著制勝的武器，如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讓美元貶值(潘成夫，2009)，或者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可以預計，在未來五年出口倍增計劃的重壓下，美國有可能根據《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對中國施壓，貿易戰雖然將嚴重影響全球經濟復蘇，但陷入泥潭的美國有可能孤注一擲，因此，中國必須未雨綢繆。相機以對。

事實上，真正對中國構成現實威脅的是美聯儲決定啟動美元貶值的進程。如果釘住美元的人民幣也隨之貶值，則會引起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指責。令人民幣承受國際壓力。不過，威脅仍主要來自于市場，由于美聯儲再次啟動寬松政策，美歐游資撲向大宗商品市場和新興國家資產以規避貶值。導致新興市場國家資產價格膨脹，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這會向中國輸入通脹、資產泡沫與炒作氣氛。如果美元貶值引起國際商品、能源與農產品價格上漲，將會強化我國目前的通脹壓力。因此，中國必須及時發出嚴格抑制通脹的明確信號來降低市場炒作。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中國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但也有因投資于大型基礎項目而出現的一些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以及房地產泡沫風險，如果因美元貶值向中國輸入炒作風潮，會將更多的資金卷入這場資本游戲，非理性的投資者會增加中國金融業風險。因此，理性地看，人民幣匯率雖然面臨國際壓力，但主戰場是在國內而非國外，因此，只有及時地控制炒作與通脹，發出貨幣緊縮的信號，穩定經濟運行，才能爭取更多的國際博弈時間和空間。

篇10

關鍵詞：貨幣政策 效應 分析

開放經濟的發展伴隨著國際資本在國際間流動，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制約。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主要依賴于外部因素，持續多年的國際收支順差，使外匯占款隨著外匯儲備規模的擴張而逐漸成為基礎貨幣的重要渠道，并逐步形成“人民幣升值”與“通貨膨脹”壓力并存狀況。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利用IS-LM-BP曲線全面闡述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在經濟內外均衡調控中的運用，已逐漸成為分析經濟政策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其重要結論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資本高度流動時，采取固定匯率制度安排，則貨幣政策無效；而采取浮動匯率制度安排，則貨幣有效。我國長期實行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對國際資本流動實行較為嚴格控制和管理，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和國內金融市場逐步對外開放，國際資本大量流入，弱化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加上運營成本和金融風險遞增的約束，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降低。本文擬從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實施的效應分析出發，探討貨幣政策實施效應弱化的原因，并提出優化貨幣政策的建議。

貨幣政策效應分析

（一）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中央銀行近期使用較多和頻繁的貨幣政策工具，中央銀行從2011年10月份首次加息以來，目前已經連續5次加息、8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達到21%，再創新高。通常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使商業銀行上繳的準備金增多，減少可用于放貸的資金，達到抑制過度放貸和控制過剩流動性的目的。另外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還可以縮小貨幣乘數，調控貨幣供應量。從實際運作效果看，2011年前三季度M2增速為13%，余額78.74萬億元，同比增長13.0%，創下近7年來的新低，調控效果有所顯現，但通脹膨脹率短期仍處在高位。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縮減由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直接作用弱化，而主要是通過對貨幣乘數產生的影響來控制貨幣流動性，但央行完全控制貨幣乘數還受到其他一些不可控因素的影響。

我國外匯儲備近年來大幅增長（見表1），截止2011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31974.91億美元，同比增長30%。相應通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也同步增長擴大，截至2011年8月末，我國外匯占款總額達252645.6億元（見表2）。依據貨幣供應量公式MS=Mb+m，貨幣供應量同時取決于基礎貨幣Mb和貨幣乘數m，理論上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可以降低貨幣乘數，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變化，但實際上我國貨幣乘數幾年一直處于較高位置（見表3）。

貨幣乘數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現金漏損率、中央銀行存款率都是負相關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動會引起貨幣乘數的變動，對狹義貨幣乘數的效應大，但對廣義貨幣乘數的效應較小；短期內，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繁調整并沒有對貨幣乘數產生影響。貨幣乘數的計算公式是：k=（Rc+1）/（Rd+Re+Rc）。其中Rd、Re、Rc分別代表法定準備金率、超額準備率和現金在存款中的比率。由此可見，貨幣乘數不僅受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影響，還受超額準備率和現金漏損率等非央行所能控制的因素影響。

實際上我國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率普遍偏高，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需要支付利息，增加央行調控的財務成本，扭曲對商業銀行的調控功能，每次提高0.5個百分點對總的存款準備金率影響不大，只有連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以至緊縮銀行超額準備金中的大部分閑置資金，存款準備金率才能對貨幣乘數產生明顯影響。

（二）利率調整

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是我國“順經濟周期”所頻繁采用的一種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存貸款基準利率對貨幣市場的傳導效應是利率傳導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從理論上分析加息可以抑制通貨膨脹，調控貨幣供應量變化，然而在貸款利率浮動上限放開的狀況下，加息幅度偏小產生的實際效應并不大。由于我國利率傳導機制效應缺失，通過金融市場利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利率難以有效引導存貸款利率。另外銀行放貸、企業投資行為的調整受到加息影響而存在時滯效應，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加息也更易吸引國際游資流入國內資本市場，加劇國內流動性的波動，匯率調控越加趨于困難。

此外，目前居民存在著較強的儲蓄偏好和銀行存貸差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間，但不斷加息必然會增加商業銀行的運營成本。同時中央銀行已經運用多種政策工具持續從緊貨幣供給量，資金融通緊張的情況已經凸顯，如果中央銀行再提高基準利率，將進一步提高資金融通的成本，使企業處于更加困難的境地。

（三）發行央行票據

2011年1-10月已累計發行央行票據1.173萬億元。作為貨幣政策工具的央行票據，在面對基礎貨幣持續剛性增長，其對沖功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央行票據發行短期會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但到期兌付卻會使貨幣供應量短期反彈，而且央行對央行票據支付一定的利息其實也是一種基礎貨幣的發行過程，在規模很小的情形下，發行央行票據回籠的貨幣量多于到期兌付的貨幣量時，才會顯現一定效應，如央行發行票據累計至一定規模，出現到期兌付央行票據利息的貨幣量多于發行回籠的貨幣量，發行央行票據短期調控失效。

目前央行發行票據的時間周期多為3個月、1年，具有短期回轉、靈活性強的特點，政策效應持久性較弱。另外當商業銀行資金短缺，可以在債券市場上出售央行票據以增加流動性，以及央行要吸引商業銀行購買必須提高央行票據收益率，將加大央行回籠貨幣的成本，同時利率的上升會使央行票據市場價格趨于下降，增加發行困難，這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央行票據的調控效應。

貨幣政策實施效應弱化的原因

（一）貨幣政策目標多樣化難以兼顧內外均衡

通常一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主要為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根據政策配合的“丁伯根”原則與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場分類原則”等理論，不同的政策目標應由不同的政策調控手段來實現。另外貨幣量增加是由經濟社會內部因生產和流通的需要而產生對貨幣的需求所決定，本身就具有內生性，貨幣政策的目標也就難以兼顧推動經濟增長和促進充分就業。在克魯格曼的貨幣政策獨立性、資金自由流動和匯率穩定的“三元悖論”中，優化選擇目標，重點看中央銀行政策取向。我國貨幣政策實際運行過程中，注重經濟增長的重大政治和社會意義，在兼顧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雙重目標的同時，更偏重于經濟增長，而外匯儲備增幅較快時，無論偏重于經濟增長，還是穩定國內物價和匯率，都會削弱貨幣政策效應。

（二）貨幣傳導機制的運行障礙

貨幣政策不能直接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需要通過一定中介來傳導貨幣政策的意圖，凱恩斯主義認為，利率是整個傳導機制的核心。但實際上我國現階段利率市場化程度很低，同時利率與投資、物價之間的相關性顯著，與消費相關性微弱，貨幣需求和投資對利率的變動并不敏感。雖然利率對投資和貨幣需求的誘導作用始終客觀存在，但現存利率機制下用凱恩斯學派觀點來發揮我國貨幣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而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認為，當貨幣供應量供過于求時，可通過公眾的多余現金余額支出變動來影響支出和收入，但貨幣供應量難測難控，若社會居民新增貨幣只增加居民儲蓄，就不可能增加需求，自然短期也不會引發通貨膨脹，因此用資產相對價格變動傳導途徑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三）國際貨幣流動性過剩與貨幣政策協調失衡

現行國際貨幣結構格局下的美國、日本及歐盟等為應對債務危機，刺激經濟發展，實施貨幣量化寬松政策，其貨幣政策的制定越來越呈現軸心國利益趨向，結果使國際貨幣流動性伴隨主要儲備貨幣供應國家的貨幣供應量松緊周期而波動。人民幣匯率雖然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具有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特性，自然形成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周期性影響貨幣流動性的虹吸機制，外匯儲備增加導致基礎貨幣供給量擴大而帶來的通脹壓力，中央銀行必須加大力度進行沖銷操作以阻止貨幣供給量擴大，但同時會形成信貸收縮，增加利率上調的壓力，迫使中央銀行買入外匯儲備，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影響央行貨幣調控政策的效應。

優化貨幣政策調控的策略

（一）實施匯率浮動制和推進利率市場化

采取漸進式不斷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實施人民幣適度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升值可實現貨幣政策的緊縮，調節國際收支失衡，有利于減輕固定匯率目標下外匯儲備規模擴張的壓力，降低外匯占款的比率和外匯儲備風險，緩解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在外匯管理制度上實行嚴進寬出，抑制外匯儲備超常增長。同時，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提高利率變化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傳導效應，央行適時將市場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推出利率衍生產品以及長期大額存款利率市場化，提高貨幣政策市場化的調控能力。

（二）加快推動金融市場的建設

建立面向所有金融機構、企業法人和個人開放的全國統一債券市場, 加快推動金融市場的建設。規范化促進證券市場的現代化發展，推行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基金市場同步均衡跨越式發展，形成以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市場投資主體，推進利率互換，加快建立金融衍生產品市場，鼓勵商業銀行創新金融產品，大力發展商業票據和銀行票據，允許金融機構進入同業拆借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打通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通道，為利率風險的轉化與分解提供操作手段和技術支持，全面發揮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調控功能。

（三）建立財政政策為主導與貨幣政策相配合的調控機制

基于中國偏固定的匯率制度導致財政政策更為有效，財政政策應成為主導政策,主要采取加大政府在各領域投資的直接干預手段,不僅政策乘數大，生效周期也更短，而貨幣政策改變投資的效果小，它只能在刺激經濟過程中發揮穩定物價、防止物價大幅上漲的作用。我國貨幣供給量變化很大程度受土地等要素資源的引導，而政府是唯一的土地供給者和調控者，政府的投資擴張活動實際上成為貨幣派生的主體。基礎貨幣增加也許并不是我國貨幣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以房地產繁榮為支柱產業推動經濟增長，根本的動因還是財政問題，它實際上構成了地方政府的融資機制。因此，建立財政政策為主導與貨幣政策配合的宏觀調控機制是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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