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縮的財政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緊縮的財政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無論是從世界各國治理通貨緊縮的歷史經驗，還是從我國當前面臨的突出矛盾來看，緩解和消除通貨緊縮的措施，既要從相關體制改革、制度創新、結構調整等方面入手，以解決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深層次障礙，又要適時調整政策內容，特別是加大相機抉擇的財政——貨幣政策的調節力度，以收到明顯的政策調控效果。

一、調整財政投資政策的內容和方向，盡可能放大財政投資政策的即期擴張效應及中長期的維持與推動效應。

正如買方市場條件下的需求不足，將是今后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種“常態”，是一項長期的戰略性任務一樣，當前的政府（財政）投資拉動政策，是在我國特定條件下采取的一種特殊舉措，不可能長此下去。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拉動”和“帶動”，而不可能是包辦或替代——對民間投資的替代。因此，如何放大財政投資政策的即期乘數效應，并為中長期投資需求的增長奠定基礎，就成了衡量積極財政政策功效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有利于化解通貨緊縮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為此，必須適時調整擴張性財政投資政策的方向和內容。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這方面可供考慮的舉措主要有三：

——適當縮小國家財政對公共基礎設施的直接（全額）投資規模，抽出部分財政投資資金，通過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多種途徑，以吸納、帶動社會資金參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這樣做，一則可收到放大財政政策“乘數效應”之利；二則可把近期的基礎設施建設保持在必要而合理的規模上；三則還可為國家財政直接投資規模的逐步縮減，以及積極財政政策的擇機轉型創造條件。

——調整財政投資方向。去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將增發的1000億元國債以及與之配套的1000億元信貸資金，主要投向了基礎設施建設，這對推動當年和近期的經濟增長，無疑起了明顯的拉動作用。但從中長期來看，過分強調不搞加工工業，特別是不投入技術裝備工業和技術改造的做法，將對后續的經濟增長帶來不利影響。因此，為了把財政政策的短期和中長期效應有機結合起來，須對財政投資方向進行適時調整。即除了繼續進行國家重點基礎設施建設之外，還應有選擇地對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對關乎工業和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加工工業，特別是技術裝備工業，以及高科技產業的投資需求，予以更大的財政支持。其中包括通過實行結構性的稅收減免、投資抵免、加速折舊等政策措施，以定向支持企業的科技進步，促進那些具有旺盛活力與關聯、帶動效應的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并通過基礎性的技術裝備工業的升級換代，為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市場競爭力，沖出由于實體經濟不發達和低水平所造成的市場疲軟、需求約束和通貨緊縮陷阱而創造條件。這樣做，不僅符合我國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根本方向，而且是緩解乃至消除通貨緊縮壓力的一項治本之策。

——發行專項建設國債，一方面減輕國家財政的債務壓力，提高投資效果，同時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擴張效應。所謂專項建設國債，簡而言之，就是將此類國債的發行，以及項目投資、項目經營和還本付息等活動，建立在運用這些國債所形成的資產及其收益上，并最終以（國有）資產轉讓和經營收益，作為還本付息的財產基礎和資金來源。這種做法，能收到刺激經濟、減少財政債務負擔、提高投資的資本化（資本金）程度、增加國有資產比重和控制力、優化經濟和產業產品結構等多重功效。事實上，除了某些所謂“純公共產品”之外，現有的許多財政性投資對象（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都可考慮和試行這種投資形式。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發行了大量的專項建設國債，用于滿足某些公共事業、公共工程和大型項目的貸款需要，收到較好的效果。

二、采取積極措施，加大財政政策直接啟動消費需求的力度。

去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投資需求起了明顯的拉動作用，但對最終消費需求的提升作用還有待加強。在傳統的計劃經濟——賣方市場——短缺經濟條件下，我們一直習慣于把刺激經濟的重點放在投資和生產上，亦即放在增加產品供給上，因為供給的“短邊”約束始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買方市場已初步形成的條件下，需要刺激的重點則是消費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從一定意義上講，刺激投資和生產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這只是中間需求，它究竟能對經濟增長發揮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經濟效率，則取決于最終需求的狀況。正是有鑒于此，近期就應適時加大直接啟動我國消費需求的財政政策力度。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這方面的突出矛盾，就是廣大干部職工的低收入、高支出預期，已成了擴大即期和中遠期消費需求的一個嚴重障礙。理論和國內外的實踐都充分表明，穩定人們的收支預期，尤其是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補貼，不僅是在經濟緊縮期保持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公平的客觀需要，而且其直接轉化為即期消費需求的比例也最高、最快；定向增加對國家工薪階層的住房補貼，不僅可以緩解現行低工資與住房貨幣化的尖銳矛盾，而且是使建筑業成為支柱產業的一個重要推力；社會保障制度的盡快建立，則是消除目前大多數人消費后顧之憂，消費心理不確定性的一個關鍵性因素。

然而，無論是改革收入分配體制，還是加快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的步伐，都需要國家財政投入大量資金。在國家財政長期緊張的情況下，如何籌措這些資金，就成了舉國上下普遍關注的問題，也是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難點和焦點。從當前我國的現實出發，滿足上述需要的籌資對策有：

——調整國家的現有預算安排。

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狀況，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及其預期，充實社會保障資金來源等，就財政支出屬性而言，均屬于經常性支出的范疇，因此如何擴大經常性財政支出的來源，就是問題的關鍵之所在。其中，可供考慮的一個辦法就是調整現有的國家預算安排，即把近年來的經常性預算結余，不再轉入建設性預算，而留作用以擴大經常性預算之需。這可稱之為“調”。

——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擠”出一部分財政資金用來滿足上述需求。

例如，配合市場化進程和政府職能轉換，適當縮減政府的支出與投入范圍；配合國企改革，逐步減少企業的虧損補貼；在價格持續走低的情況下，大力壓縮各種形式的價格補貼；配合政府機構改革，以及支出制度的創新（如政府采購制度），逐步壓縮行政事業費支出等等。

——通過對國有資產存量的有效利用，“變”（現）出一塊資金來支持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健全。

例如，對大中型企業的“辦社會”資產部分實行“”剝離“，一方面可減輕企業的經營壓力，同時又間接增加了在職職工的社會保障來源。通過對中小企業國有資產的多種處置方式，也可變現出一部分資金來滿足類似的需求。

三、從速推進費稅體制改革，是持續擴大內需、遏制當前通貨緊縮的一個重要環節。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這種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其一是，通過費稅體制改革，切實減輕企業和農民的非稅負擔，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為提高城鄉市場主體的投資——消費能力奠定基礎。

我國人口中的2／3居住在農村，農民理應是最大的消費群體。但農村消費品零售額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比重，卻從“七五”時期將近50％銳減至1997年的39％。其中，農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長緩慢，購買力水平低下，可說是一個基礎性的原因。而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則是“苛費猛于虎”，大量侵吞和蠶食了農村和農民的有限收入。有關資料表明，1998年，盡管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下降2.36％，但農民上繳的三提留、五統籌仍比上年增長了1.4％， 加上各種攤派和罰款，比交納的稅金還多出13％。

至于各類企業所承受的各種非稅負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此只列舉三個數字就可見一斑：一是據初步統計，近年來企業上繳國家財政的資金，僅占各種收費攤派的1／3 強； 二是近兩年取消不合理收費26710項，涉及金額每年985億元，相當于全國國有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的兩倍；三是在有些技術改造項目中，除按國家規定上繳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以外，還要交納各種費用20多種，兩者合計占總投資的30％以上！難怪不少企業扼腕長嘆：不改造等死，改造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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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的作用

利用財政政策進行宏觀調控的經濟學原理

1.西方國家治理通貨膨脹的經驗啟示

西方經濟學家嘗試了多種方法治理通脹問題。凱恩斯學派在治理通脹過程中采取降低有效需求的理論，認為可以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減少投資和消費，降低需求對經濟產出的影響，控制通脹壓力。新古典學派認為要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前提下，配合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保證經濟平穩發展。

西方國家在治理通脹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上世紀經濟波動時期普遍采用壓縮總需求的方法來治理通脹，一方面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控制貨幣供應量，另一方面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抑制總需求，取得了較為積極的效果。其中運行效果較好的是美國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靈活的“松緊”搭配的政策取得較為有效的成果，特別是在滯漲時期，美國政府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控制政府支出、消減赤字等，重視通過技術革新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抑制通脹。

2.我國采用財政政策加強宏觀調控的必要性

我國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來應對通脹壓力，對緩解國內通脹壓力導致的經濟下滑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為維持經濟的平穩發展，適當合理的運用財政政策對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具有相當大的優勢。

(1)財政政策的運用有利于在短期內調整我國經濟結構。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改變對國內商品的需求狀態來調節經濟發展效果。對于國內出現的較高通脹壓力，政府可以采用加快產業結構轉型的結構性調整，在短期內有效的改變商品市場供應，淘汰一部分落后產業，積極推動前沿產業的發展，對加快經濟合理化調整和持續穩定長期發展具有較高的影響作用。

(2)綜合運用緊縮的貨幣政策和適度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既可以抵御通脹壓力，又可以拉動經濟的增長，有利于政府實現在新形勢下的雙贏目標。一方面緊縮貨幣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國內需求水平，另一方面擴張財政政策可以適度的提高國內居民的社會需求，當兩方面的力量相平衡的時候既可以保證經濟的穩定增長，又可以達到抑制通脹的目標。

(3)財政政策可以對貨幣政策實行過程中出現的負面影響進行彌補。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可能會導致企業的出現資金流通困難，更加促進經濟的蕭條，損害經濟運行的動力。然而如果實行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例如對企業進行稅收上的優惠和補貼，則可以有效的對其產生的不利方面進行彌補，幫助企業降低損失。

更多利用財政政策加強宏觀調控的理論分析

(一)西方國家治理通脹經驗的啟示與借鑒

西方經濟學對通貨膨脹的治理問題進行了長期的理論探索。凱恩斯經濟理論認為，在治理通貨膨脹時，要采用緊縮性的財政貨幣政策，控制過熱的投資和消費需求，降低經濟增長率，減輕通脹壓力。新劍橋學派則反對用緊縮政策、壓低就業的辦法來治理通脹，主張更多地注重財政手段治理通貨膨脹。新古典綜合派認為，抑制通貨膨脹需要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進行適當的松緊搭配運用，配合實施收入政策和勞動政策。現代貨幣主義學派認為，減少通貨增長率就是醫治通貨膨脹的唯一辦法，政府采取“單一規則”控制貨幣供給量，就能有效地防止通貨膨脹。供給學派認為，要在抑制總需求的同時增加供給，運用減稅、減少對企業活動的限制等刺激生產力的方法同時解決通貨膨脹與失業問題。

西方國家反通脹的實踐中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在凱恩斯主義經濟思想在西方國家占有明顯統治地位的上世紀70年代之前，各國基本都采用壓縮總需求的方法來治理通貨膨脹，其中貨幣政策包括提高利率、控制信貸、控制貨幣供應量和流通速度等，財政政策包括減少政府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削減財政赤字和增加稅收等。上世紀70年代之后，西方國家在高失業率和高通脹率并存的“滯漲”局面中逐步放棄了單純依靠抑制需求治理通脹的政策，開始采用主動遏制通貨膨脹的手段，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也不再是一味從緊，兩者的組合也更加靈活。80年代美國政府就以供給學派的理論為指導，采取了緊縮性貨幣政策與寬松的財政政策“松緊”搭配的政策，一方面減少貨幣供應量，另一方面實施減稅措施，當經濟走出滯漲后再實施削減財政赤字的政策。這一系列措施幫助美國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基本擺脫滯漲。戰后的德國和日本則高度重視物價的穩定，變治理通脹為積極預防通脹，治理通脹同樣采用了緊縮性貨幣政策，在財政政策上控制公共支出、削減赤字，重視通過技術革新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大供給抑制通脹。

西方國家治理通脹的實踐經驗主要有：一是治理通脹要重視采用更加主動的政策措施，既要盡力減輕通脹的負面影響，也要積極從源頭化解通脹壓力、遏制通脹蔓延，在一些情況下，相對寬松的財政政策是實現這些調控目標的重要工具;二是在保持各種政策協調配合打出“組合拳”的同時，也有必要根據實際情況有所側重地加大某些調控政策的實施力度;三是政策的制定也要注意著眼長遠，著眼解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而不應僅僅是應急之策，注意在治理通脹同時優化經濟結構，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努力在治理通脹和保持經濟持續增長之間尋找平衡點。

(二)我國利用財政政策加強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國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應對通脹壓力。從緊的貨幣政策是世界各國治理通脹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緩解當前通脹壓力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結合當前通脹壓力形成的原因和特點分析，從緊貨幣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難以有效解決供給總量不足的問題，更是難以在短期內有針對性地調整供給結構;二是貨幣政策作用的外部時滯較長[3]，在我國金融體系不健全的情況下容易出現傳導阻滯，政策效果難以在短期內有效顯現;三是抑制輸入型通脹壓力效果不明顯，通脹壓力在全球不斷蔓延的今天，一國的貨幣緊縮政策難以完全抵御輸入型通貨膨脹;四是過度緊縮可能削弱實體經濟的活力，導致企業經營困難，失業率攀升，經濟下滑;五是在經過多次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之后，這些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和余地已顯狹小。相比之下，財政政策在應對當前通脹壓力中則應具有一定的優勢：

第一，財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內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利用財政政策調整經濟結構的外部時滯短、指向性強，在強勢政府主導的宏觀調控中效果更加明顯。在治理供給不足引發的通脹壓力時，財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內直接、有效地改善短缺商品的市場供給，抑制過快的結構性物價上漲，同時也可為其他調控政策充分發揮作用，爭取更多的時間。

第二，財政政策可以在抵御通脹壓力的同時，拉動經濟增長，有利于政府在宏觀調控中實現“壓通脹”和“抓增長”之間的平衡。受全球經濟增速明顯放緩的影響，今年我國凈出口的增速可能會大幅下滑。在外需受到抑制的情況下，需要通過擴大內需彌補外需求不旺對經濟增長的拖累。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穩定并刺激社會需求，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的動力。

第三，財政政策可以有效彌補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產生的負面影響。從緊的貨幣政策可能對中小企業融資造成更大困難，“誤傷”經濟實體，損害經濟運行效率。實施財政政策可以通過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的政策，最大限度消除從緊貨幣政策產生的負面影響，幫助因實施從緊貨幣政策而受到影響的企業渡過難關。

近年來，中國財政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長，2008年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長再次達到30%以上，這意味著我國政府具有相當強的實力和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應對可能會持續時間較長的通脹壓力。因此，短期內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依然有待觀察的情況下，更多利用財政政策應對通脹壓力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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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新勞動合同法 財政政策

2008年中央經濟會議文件顯示，目前中國實行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財政政策是一個國家政府對經濟工作的指導，從中可以看出國家經濟的走向。財政政策主要分為政府支出和政府收入兩部分，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購買，轉移支付等，政府收入包括稅收政策等。

新勞動合同法于2008年年初開始實施，其對經濟層面的影響可以說是眾說紛紜，本文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即將新勞動合同法作為一項財政政策進行論述，并對其政策效果進行分析。

一、新勞動合同法的是財政政策嗎

根據財政政策的定義，財政政策是一種政府計劃。內容包括：商品和服務的購買及轉移支付等支出;稅收的數量和種類。從定義上來看。一部關于勞動者的法律很難和政府購買，轉移支付和稅收相關。然而，筆者認為，如果政府直接采取的一項非金融類政策對宏觀經濟層面存在一定積極和消極的影響時，那么這項政策就可以被稱為財政政策。因為，它與書面意義上的財政政策有同樣的政策效果。

稅收被公認為是一種財政政策，稅收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影響市場交易的數量，并表現為將私人的一部分貨幣轉移給政府或相關部門。同樣，一項旨在影響勞動力市場的法律我們同樣可以認為是一項財政政策，只是這里的貨幣轉移較為隱蔽而已，這些將在后文進行敘述。

二、新勞動合同法為什么是緊縮的財政政策

在明確了新勞動合同法是財政政策之后，下文將論述新勞動合同法是緊縮的財政政策的原因。

首先，一項法律或管制，無論是處于什么原因，一定會減少市場的作用。用最基本的經濟學例證，最低工資減少了就業的數量，租金限制降低了出租房屋的質量。因此，僅從政策性質來說，一項作為管制和具有強制力的政策一定會減少市場的交易，即緊縮的財政政策。

其次，從新勞動合同法的內容來說。這里僅以無限期合同和須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為例。新勞動合同法引入了無限期勞動合同這個“時髦”的名詞，然而其效果并不“時髦”，反而引發比較“時髦”的事情――華為用工門事件，企業以用腳投票的方式表示對新勞動合同法的不滿。華為為什么從上到下都要重新簽訂合同，就是因為無限期合同給企業帶來的成本太高，企業無法承擔。世界上有采取終身雇傭制度的國家――日本，然而，日本不是人人都是終身職工，只有雇員人數超過999人的大企業才會采取終身雇傭制，且終身職工的數量還在不斷下降。中國的勞動合同法明確規定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這在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一般勞動合同的形式，有書面形式和口頭形式兩種。口頭形式適用于一些靈活的，臨時的用工場所。根據合同的定義，只要是當事雙方自愿平等達成的協議都應該被當作合同履行。因此，書面合同的規定會不會減少對這種用工的需求呢，至少可以說它降低了勞動的靈活性。

從上述可以得知，新勞動合同法無論從本質還是其內容均體現了和稅收類似的緊縮特征。新勞動合同法的種種規定很有可能以增加就業成本的代價減少勞動力市場就業的數量，增加企業的用工成本。并且，通過比較各國在勞動立法上的成敗經驗，凡是有過多的立法來干預勞動力市場的國家，比如德國、印度，盡管立法者的初衷都是為了保護勞動者福利，最后都事與愿違，出現了長期持續失業和勞動者福利下降的情況，國民經濟長期不景氣。因此，新勞動合同法是緊縮的財政政策。

三、新勞動合同法作為緊縮的財政政策的效果分析

作為一項緊縮的財政政策，新勞動合同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勞動合同的不公平現象。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大量勞工都是在比較低工資的條件下工作，這說明社會經濟是相當不發達的，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是提高經濟效率，促使經濟的發展。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和市場上其他產品的價格是一樣的，本質上由供求關系決定的。一個蓬勃發展的經濟，形成對勞動力的旺盛需求，工資就會節節上升。一個落后的經濟，就業機會非常稀有，勞動供給大量過剩，工資水平就會非常低，無論政府做什么，工資水平都高不了。過度的管制只能增加勞動力的雇傭成本，使勞動力市場萎縮，進而造成失業的增加。

同時，面對增加的失業人群，政府將提供更多的救濟金（最低生活保障）來維持其基本生活。也就是說，政府的轉移支付有一部分是因為不當的勞動合同法規所造成的，這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隱蔽”的貨幣轉移。并且，新勞動合同法不同于稅收，稅收政府在扭曲市場交易的條件下還可以獲得一部分收入，而新勞動合同法在政府扭曲勞動力市場后還要提供更多的轉移支付來維持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所以新勞動合同法不僅是一項緊縮的財政政策，還是一項政府、民眾兩邊都得不到好處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有使用的必要嗎？

四、關于新勞動合同法作為財政政策的使用問題

有人也許會問，難道政府不應該維護勞動者的公平和合法權利了嗎？是的，政府應當維護，但政府管的不應過多。政府應管的是兩件事：一是保證勞動者的健康和安全，避免勞動時間過長、強度過大、勞動場所的不安全性等。其次，政府要幫助維護勞資雙方合同的嚴肅性，幫助勞資雙方認真地執行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而不該過多干預合同里應該包含什么內容，比如工資、福利、勞動時間等。在不損害勞動者健康的前提下，勞資雙方可以根據供求關系、工作內容，以及工作需要來決定勞動時間的長短。

因此，筆者認為，新勞動合同法是一項對國民經濟有著一定負面影響的財政政策，對其實施應抱有謹慎態度。對于當年的中國，如何增加企業的效率，增加就業的數量和經濟發展的質量才是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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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CPI和PPI均是反映一國經濟狀況的重要指標。我國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與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出現一正一負的狀態。面對“二率背離”出現的“剪刀差”現象，不應再僅僅抓住CPI不放，應同時兼顧近年來PPI持續緊縮的狀況，采取必要的措施，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緊密結合，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配合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調節經濟增長，同時警惕擴張性財政政策可能導致的通貨膨脹現象。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由CPI、PPI的分化現象導致的我國政策的走向。

[關鍵詞]CPI；PPI；政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0.087

[中圖分類號]F424；F7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10-0-02

一般而言，人們認為價格波動通常從由PPI所衡量的上游價格指數，向CPI所衡量的下游價格指數傳導，然而我國的價格傳導關系在近10年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例如PPIq跌幅度遠遠大于CPI漲跌幅度，CPI和PPI的背離越來越大，PPI的波動不能及時向CPI傳導。鑒于此，本文從CPI和PPI的含義入手，一方面分析了近幾年我國CPI和PPI的波動特征，同時解釋了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并對如何適應未來經濟改革提出了政策上的建議。

1 CPI指數和PPI指數

1.1 消費者價格指數

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又稱生活費用指數，反映一定時期內普通消費者所購買的一組固定物品和服務的價格變動趨勢和程度的相對數。消費者價格指數是建立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所購買的食品、衣服、住宿、燃料、交通、醫療、學費及其他商品的價格基礎上的，反映的是一定時期的生活成本。

1.2 生產者價格指數

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又稱批發價格指數。它是衡量一定時期內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用到的產品的價格變動的相對數。生產者價格指數是建立在產成品和原材料的價格基礎上的，反映的是一定時期的生產成本。

1.3 CPI與PPI的關系及其對經濟運行的影響

1.3.1 CPI和PPI的關系

PPI作為CPI的先行指標，對CPI產生傳導作用，當前的PPI走勢會決定以后CPI的大致走向，但從2008年5月份開始，我國的CPI走勢和PPI走勢出現了相反的變動，甚至自2012年3月，PPI與CPI便開始出現了一正一負的變動，且這一變動持續了近50個月。

1.3.2 CPI和PPI對經濟運行的影響

CPI與PPI兩者一般呈同向趨勢，只有當經濟走勢發生變化時才會先后發生變化。變化蘊含的一般經濟含義是：CPI和PPI上漲，意味著通貨膨脹上升，經濟增速加快；CPI和PPI下跌，意味著經濟放緩，下跌幅度過大，導致通貨緊縮，經濟陷入衰退；CPI上漲，PPI下跌，意味著企業利潤增大，經濟將進入一個擴張期；CPI下跌和PPI上漲，意味著企業利潤減少，經濟有衰退的危險。

2 CPI、PPI變化趨勢分析

2.1 分析變化趨勢

CPI和PPI在2011年10月份左右出現了交叉后，PPI出現明顯的下滑，形成走勢分化的局面。且在PPI走勢低迷的情況下，CPI也逐漸形成了下行的趨勢，兩者之間的差異不斷拉大，形成了“剪刀差”的現象。

2.2 從變化趨勢分析我國目前經濟形勢

CPI和PPI均可以作為衡量一國經濟狀況的指標，一般而言，CPI更為廣泛使用一些。然而在PPI長期持續走低的情況下，只研究CPI指數的變化顯然不合理。盡管CPI仍維持在2%左右，但依據眾多其他指標及跨國經驗，基本表明我國經濟狀況已進入輕微通貨緊縮階段。

3 針對CPI和PPI分化的政策及建議

3.1 財政政策

3.1.1 財政政策的建議

財政政策是政府為了促進就業水平，減輕經濟波動，防止通貨膨脹，實現穩定增長而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變動調節社會總需求，進而影響某些經濟總量的政策。在我國出現經濟輕微通貨緊縮，國內出口受到抑制、國內消費不足、投資需求帶動不了的情況下，應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3.1.2 財政政策的優勢與不足

凱恩斯曾指出，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在于過剩的產能和不足的需求，然而供給不會自發的創造需求，只有需求才能繼續生成需求。財政政策工具有較強的填充需求缺口的能力，這是貨幣政策望塵莫及的。財政政策不僅能有效帶動消費和投資，且在“乘數效應”的作用下可直接成倍增加就業和產出，而后者則是以利率為中介向市場傳遞信息，間接影響經濟增長。

然而，財政政策并不能取得理想中的好效果，原因在于它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越大，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越差；擠出效應越小，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越好。

3.2 貨幣政策

3.2.1 貨幣政策的建議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來調節利率，進而影響投資和整個經濟，以達到一定經濟目標的行為。在我國目前輕微通貨緊縮的經濟形勢下，應采取適當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通過增加貨幣供給，降低利息率，從而達到刺激投資，刺激總需求的效果。

3.2.2 貨幣政策的優勢與不足

貨幣主義論者認為，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會導致“滯脹”問題，而貨幣政策不僅可以通過利率渠道引導經濟，還能直接作用于信貸量等變量，進而刺激需求。且與財量相比，貨幣供應量與消費水平的相關性更高。

貨幣政策存在的不足是當央行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時，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會被貨幣流通的速度所抵消，且貨幣政策的時滯性也會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3.3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由文中兩種政策的局限性可知，單方面使用一種政策來調節經濟并不足夠，為了使政策更好的達到預期效果，最好的方法是將兩種政策結合起來使用。從根本上說，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最終目的都是，通過使供給與需求在變動中保持一個最優的結構，進而使社會經濟維持在一個長期穩定的狀態。

需要注意的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使用時，可能會損害各自的獨立性。且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需要預防擴張性財政政策與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

4 結 語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將構成我國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期發展的真正基礎，尤其是在目前經濟已經進入增長速度“換擋”、市場化改革“陣痛”加劇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等多重背景下，摒棄原有的思維模式，徹底告別非常規刺激政策的時代，對經濟增速的減緩持包容與克制的態度，且政府應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我國經濟增長，縮小CPI指數與PPI指數之間的差異。

主要參考文獻

[1]劉康.PPI、CPI傳導機制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14（5）.

[2]向悅月，周昭雄.我國PPI與CPI走勢“背離”的成因及協整檢驗[J].中國林業經濟，2016（4）.

[3]鄒靜嫻.中國CPI、PPI的分化與通縮[J].國際經濟評論，2016（4）.

[4]姚興財.通貨膨脹與貨幣供應量的關系的實證分析[J].時代金融，2016（11）.

[5]燕雄.10月份CPI重返“2”時代[N].中國信息報，2016-11-30.

[6]劉金全，解瑤姝，龍威.“新常態”下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選擇的新視角[J].經濟問題，2016（3）.

[7]尹歲.新時期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方法[J].時代金融，2016（11）.

[8]何代欣.中國財政政策取向[J].中國經濟報告，2016（10）.

篇5

關鍵詞：IS-LM模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

一、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稱為希克斯—漢森模型。由于凱恩斯有關利率的理論有兩個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確定性，二是貨幣市場均衡無法保證商品市場也達到均衡，因此希克斯于1937年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20年后，漢森提出這一分析工具，并將LL曲線改稱為LM曲線，于是希克斯、漢森的IS—LM模型修補了凱恩斯理論的缺陷，把凱恩斯的收入決定論和貨幣理論結合起來，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IS—LM一般均衡模型是指在商品市場中，投資I是利率r的函數，I隨著r遞減而減少，儲蓄S是收入Y的函數，S是Y的遞增函數。希克斯認為，將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與利息率的另一種關系，形成IS曲線。同樣由于下式決定了均衡收入：I(r)=S(Y)，在貨幣市場上，名義貨幣供給量為M，貨幣需求為L=L(r,Y)。貨幣供給有政府決定，是個既定的量，貨幣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函數，當下式成立時，貨幣市場達到均衡：M=L(r,Y)貨幣供求相等點的軌跡形成LM曲線。它表示在貨幣供給既定時，貨幣市場處于各種均衡態對應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種組合。將方程I(r)=S(Y)與M=L(r,Y)聯立，可求得未知數(r,Y)的解，這個解就是IS曲線和LM曲線的交點E。這就得到一個關于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點E代表一般均衡態（如下圖）。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組合是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都達到供求相等的點。在經濟體系達到一般均衡狀態時，收入水平達到穩定均衡。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一般比較分析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應對經濟波動的兩種行之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兩種政策的效應又會因為不同的宏觀經濟形勢而有所差異。

所謂財政政策，是指一國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調整財政收支規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及其相應的措施。它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國債政策等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所謂貨幣政策，是指一國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所制定的關于調整貨幣供應基本方針及其相應的措施。它是由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等具體政策構成的一個有機的政策體系。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應的IS-LM模型比較

根據經濟學的一般理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的大小取決于宏觀經濟學IS-LM模型中IS曲線和LM曲線的斜率。這里有引入IS-LM模型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分析

IS-LM模型中的LM曲線是表示貨幣市場達到均衡時，收入與利息率(簡稱利率)關系的曲線:IS曲線則是表示產品市場達到均衡時，收入與利率關系的曲線。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是通過影響利率、消費、投資進而影響總需求，使就業和國民收入得到調節。這些影響可以在IS-LM圖形中看出。

如果LM曲線不變，政府實行膨脹性財政政策，會使IS曲線向右上方移動，它和LM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和收入都高于原來的利率和收入:而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則會使IS曲線向左下方移動，使利率和收入下降。相反，如果IS曲線不變，政府實行膨脹性的貨幣政策，會使LM曲線向右下方移動，它和IS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低于原來的利率，收入則高于原來的收入。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則會使LM曲線向左上方移動，使利率上升，收入減少。

（1）財政政策效應

從IS-LM模型看，財政政策效應的大小是指政府收支變化(包括變動稅收、政府購買和轉移支付等)使IS變動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顯然，從IS和LM圖形看，這種影響的大小，隨IS曲線和LM曲線的斜率不同而有所區別。

在LM曲線不變時，IS曲線斜率的絕對值越大，即財政政策效應越大。反之，IS曲線越平坦，則IS曲線移動時收入變化就越小，即財政政策效應越小。如圖1所示。

IS斜率大小主要由投資的利率系數所決定，IS越平坦，表示投資的利率系數越大，即利率變動一定幅度所引起的投資變動的幅度越大。若投資對利率變動的反應較敏感，一項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利率上升時，就會使私人投資下降很多，就是“擠出效應”較大.因此，IS越平坦，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被擠出的私人投資就越多，從而使國民收入增加得就越，即政策效應越小。圖1(a)中Y1y3即由于利率上升而被擠出私人投資所減少的國民收入，YOY1是這項財政政策帶來的收入。圖1(b)中IS曲線較陡，說明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較小，因而政策效應較大。

在IS曲線的斜率不變時，財政政策效應又隨LM曲線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線越陡，則移動IS曲線時收入變動就越小，即財政政策效應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則財政政策效應就越大。如圖2所示。

從圖2(a)和(b)中可見，政府增加同樣大的一筆支出，在LM曲線斜率較大即曲線較陡時，引起的國民收入增量較小，即政策效應較小；相反，在LM曲線較平坦時，引起的國民收入增量較大，即政策效應較大。這是因為。LM曲線斜率較大即曲線較陡，表示貨幣需求增加將使利率上升較多，從而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較大的擠出效應。結果，使財政政策效應較小。相反，當貨幣需求利率系數較大(從而LM曲線較平坦)時，政府由于增加支出，即使向私人部門借了很多錢(通過出售公債券)，也不會使利率上升很多，也就不會對私人投資產生很大的影響。這樣，政府增加支出就會使國民收入增加較多，即財政政策效應較大。

（2）貨幣政策效應

變動貨幣供給量的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即貨幣政策的效應，同樣取決于IS和LM曲線的斜率。

在LM曲線斜率不變時，IS曲線越平坦，LM曲線移動（由于實行變動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就越大，反之，IS曲線越陡峭，LM曲線移動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就越小。如圖3所示

LM曲線右移，貨幣供給增加，從而能夠增加國民收入。但實際上收入并不會增加那么多。因為利率會因貨幣供給增加而下降，因而增加的貨幣供給量中一部分要用來滿足增加了的投機需求。IS的斜率主要決定于投資的利率系數。IS陡峭時，投資的利率系數較小。LM右移時會使利率產生較大幅度的下降，從而導致增加的貨幣供給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滿足投機需求。國民收入水平不會有較大增加，政策效應不大。相反，IS平坦時，投資利率系數較大。LM右移時，利率下降不大，投機需求較小，政策效應較大。

在IS曲線不變時，LM曲線越平坦，LM曲線由于貨幣供給量變動時，國民收入的變動就越小，即貨幣政策效應就越小；反之，則貨幣政策效應就越大。如圖4所示。

為什么會這樣？這是因為LM曲線較平坦，表示貨幣需求受利率的影響較大，即利率稍有變動就會使貨幣需求變動很多。因而，貨幣供給量變動對利率變動的作用較小，從而增加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策就不會對投資和國民收入有較大影響。反之，若LM曲線較陡峭，表示貨幣需求受利率的影響較小，即貨幣供給量稍有增加就會使利率下降較多，因而使投資和國民收入有較多增加，即貨幣政策的效應較強。

因此，IS-LM曲線的形狀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應關系如下:

IS或LM曲線移動時,均衡收入與均衡利率會發生變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推動IS或LM曲線向右移動,從而實現帶動經濟增長,增加國民收入的目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增加自發性支出,通過乘數效應引起總需求和均衡收入增加,從而推動IS曲線右移。LM曲線越平坦,財政政策越有效;受"擠出效應"的影響,IS曲線的形狀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關系不確定。積極的貨幣政策通過法定準備金、再貼現、公開市場業務等方式增加貨幣供給,推動LM曲線向右移動。IS曲線越平坦,貨幣政策越有效；LM曲線越平坦,財政政策越有效。

三、從IS-LM模型分析我國的“雙穩健”政策

近幾年,尤其是2002年之前,我國在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上,傾向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即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經濟的增長。這與我國當時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形勢是相適應的。不過,從2003年開始,經濟形勢開始發生變化,2003年我國GDP增長速度達到9.3%,2004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3.7萬億元,增長9.5%。在這種變化下,我國實施了7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在2005年開始轉變。從抑制潛在通貨膨脹,防止經濟過熱,保證經濟穩定的目的出發,中國在2005年實行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雙穩健"。筆者擬運用IS-LM曲線來討論這一“雙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

1.“雙穩健”的政策含義。

“雙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質上都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中性宏觀經濟政策。所謂"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相對于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種有保有壓,有緊有縮,上下微調,松緊適度的政策(劉國光,200A)。筆者個人認為,“穩健”是相對于“積極”而言,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說是穩中趨于緊縮的,尤其從理性預期的角度,反應在公眾的心理預期上,這種政策調整反應了我國經濟形勢的變化和應運而生的整個宏觀政策態度。雖然,穩健政策并不等同于緊縮,但在經濟主體的預期中,“穩健”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近似于緊縮。

2.我國“雙穩健”政策的著力點。

“雙穩健”政策的著力點是經濟穩定而非經濟增長。IS-LM模型探討的是國民收入與利率水平的水平關系,沒有討論經濟穩定的問題。而“雙穩健”政策,作為宏觀的經濟政策,更多考慮的是預防經濟過熱,推動社會公平和減少失業,調整行業結構,應付經濟壟斷等各個方面。這一政策通過對經濟的發展速度和各項經濟指標的分析,落腳于經濟平穩,致力于在經濟過熱和增長緩慢中間尋找平衡點。

3.“雙穩健”政策應加大市場調控的力度。

我國的IS-LM模型沒有確定的形狀,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無法精確擬合。因為利率沒有市場化等原因,一些變量實際上是政策性的,而定性分析存在許多無法克服的障礙,不能精確描述IS-LM曲線的形狀。所以,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的IS-LM模型(筆者把它看作是在經典理論中加入一些條件的定性模型)是不精確的。盡管長期趨勢十分明確,但在短期內,或者在一定的時期內,模型的形狀和趨勢并沒有準確的界定。在不精確的IS-LM模型下,穩健的政策,即中性政策,應該說很好地配合了這種不精確性。因為穩健政策意味著政府干預的謹慎,意味著留給市場更充分的發展空間,意味著由市場機制的完善和市場力量的出清來實現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雙均衡,從而通過市場的培育,使我國的IS、LM曲線由理論上的陡峭趨向正常,由實踐上的不精確趨向可計量的穩定。“雙穩健”政策是比較謹慎的政策選擇。這一政策應在確保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致力于經濟發展各方面的協調性,以提供公共物品、解決外部性等市場失靈問題為主,并在此基礎上,謹慎地實行其它配套的政府干預,加大培育市場的力度,引導市場的完善,使市場的調控更加靈敏有力,從而促進市場經濟的更加有效。

參考文獻：

1．[美]多恩布、什費希爾：宏觀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2．鄧子基、張馨、王開國：公債經濟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

篇6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上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于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于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加。本文試基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的思考，提出幾點基本認識，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差異性和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緊密聯系的同時，又由于各自在經濟體系中所側重的不同領域和具備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異性特征。

首先，調節的范圍不同。財政收支及其政策體現政府職能的各個方面，其調節范圍不僅限于經濟領域，也涉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貨幣政策主要處理商業性金融系統功能邊界內的事務，其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當然，可以由經濟領域間接傳導到其他領域)。

其次，調節的側重點不同。雖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對總量與結構發生調節作用，但財政政策相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帶有更為強烈的結構特征，因為財政收入按不同項目與不同規定來組織，可以直接調節不同地區、部門、企業及個人的收入水平，財政支出按資金性質與用途來安排，可以直接調節產業結構、部門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財政政策對總量的調節，則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數作用影響社會總資金運動的全局。反之，貨幣政策相對財政政策而言帶有更為鮮明的總量特征，因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切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

都要表現為有支付能力的貨幣購買力，中央銀行作為唯一能夠直接管理全社會貨幣供應總量的部門，正是運用貨幣政策對之加以調控；同時，商業性金融信貸自身的市場化經營原則要求銀根松緊的變化大體一視同仁地覆蓋其全部資金運動，貸款差別利率等旨在區別對待不同產業、行業、企業、項目等以調節結構的手段，只能在比較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和發揮作用，并將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日趨有限。宏觀經濟政策的特定目標，可歸納為經濟增長、資源優化配置、穩定物價、充分就業、反周期波動、收入公平分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等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固然都服務于這一系列目標，但由于上述側重點的不同，各自對于不同目標的作用，便有所區別。比如，在產業結構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財政支出政策與稅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穩定物價方面，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則排在首位。

第三，調節的手段不同。財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稅收、預算支出、公債、財政補貼、貼息等，貨幣政策所憑借的手段，則主要有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以及貸款安排等。

第四，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功能空間不同。例如，人們可以把貨幣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經濟之車上面的繩子，認為當經濟向上步入通貨膨脹時，它可以拉住其別走太遠，但當經濟處于通貨緊縮而無力向上爬坡時，它卻無法推動。這種比喻形象地描繪了不同經濟運行狀況下，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差異。一般而言，貨幣政策長于應對通貨膨脹階段的問題，而財政政策在應對內需不足、解決通貨緊縮階段的問題時更具優勢。我國1998—2002年間政策實踐中的調控效應，與凱恩斯理論中關于蕭條階段財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認識是相吻合的。

第五，兩大政策所調控的資金所遵循的經濟運行機理不同。貨幣政策調控下的商業性金融資金是按照追求微觀直接效益(利潤)目標的市場原則展開競爭的，只愿意“錦上添花”，即按照商業化原則投向盡可能高收益、低風險的領域和狀態良好的企業，這對于商業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無可厚非的。與此不同，財政政策下的資金運作在承認市場一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并且應該超越微觀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長遠、綜合、宏觀、社會的效益，財政政策可以和必須在關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優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最后，政策的時差與調節的時滯不同。政策時差，是指決策機關從認識到需要改變政策，到實際上實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在財政政策的制定與修訂必須經過立法機關審議、批準這樣一整套程序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時差較長；而貨幣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備較強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的人數不多的高級決策層所制定，其時差較短。調節時滯，是指政策從其調節動作的發生到調節效果的顯現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財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運用某些強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時滯較短；而貨幣政策則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間接手段作用于調節對象，其時滯長于財政政策。

正是由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聯系，同時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點和側重點，因此，在宏觀調控中，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取長補短。

二、現階段我國財政、貨幣政策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配合

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

我國加入WTO以后，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了迅猛增強，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迅速加快，國內外經濟運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增加，宏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沖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情況。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不斷提高，匯率浮動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宏觀調控任務的復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共識，在更為復雜的環境下，對更為復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時，我國財政領域和金融領域的變革和創新都正向縱深推進，其最終目標都是通過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在本質上有利于促進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但是，改革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階段性的脫節、紊亂和矛盾，影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為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這些問題，加強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2003年以后，經濟運行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隱憂，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形勢和國際競爭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結構優化調整，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都很嚴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的調控領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的互補和聯動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當前財政、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必須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結構優化的責任，在大力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努力提高決策水平，積極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調節結構方面的工作。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使其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盡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四、關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的結合部，加強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一)國債領域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國債具有一定的余額和足夠數量的中短期債券。但目前我國國債發行中短期國債發行存量不足，這為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帶來了一定制約，因此，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也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比較而言，通過國債回購回收流動性的操作手法應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據的發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債還舊債”的現象，可用于沖銷流動性的空間逐步縮小，從長期來看，通過央行票據回收流動性的沖銷政策“獨木難支”，有必要加強國債品種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500億元左右的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國債這一結合部上，也還有可能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左的現象，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需要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原則上說，對于財政政策而言，在經濟蕭條時，可以通過增加國債發行、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實現經濟的擴張，而在經濟過熱時，則需要減少國債的發行，減少政府支出緊縮經濟。但是，我國現階段在趨于過熱的情況下，央行要回收流動性卻需要更多的國債作為載體，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的特點不同，其松緊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同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候較少，因此，我國現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緊，來形成最佳配合來緩解國債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協調，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國債“余額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發行短期國債的辦法。

(二)財政存款領域

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我國財政存款的數額由于季節性因素出現明顯波動特點，會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在中央銀行的政府存款出現了逐年攀升態勢，同時，財政存款規模變化的明顯特征是前11個月存款余額基本上是增加趨勢，而在每年的12月份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措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現階段我國財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與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階段性特點有關。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財政收支規范性、增強財政收支透明度實施全程監督和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方針繼續深化過程中，不斷減少在途資金和單位滯存資金，使國庫庫底資金和財政存款規模走高。在“國庫現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階段內，這一矛盾會較為突出。隨著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預算制度以及國債發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財政存款的較大波動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國庫現金管理的發展，也會使國庫存款數量平均規模降低。但是，財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這意味著財政存款規模隨著季節性因素而變化的特點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會存在，因此，有必要積極探索相應的緩沖機制，合理明確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在國庫資金收支管理中的有關職責，發展財政、央行的動態協調機制，逐步提高國庫現金管理業務水平，在加強與稅收部門、非稅收入部門、主要政府支出部門、整個銀行系統的合作與預測信息交流的基礎上，提高國庫現金流的預測水平，使得國庫在滿足財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拿出超庫底資金部分進行安全投資，并提前消化財政存款余額大幅波動對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壓力。

(三)外匯儲備領域.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2007年，15500億元特別國債的用途是購買部分外匯，并通過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投資運作。這種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匯存量儲備資產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對目前我國推行的“藏匯于國”或者說是藏匯于央行的結售匯制的一種突破，可配合外匯體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明顯降低了超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干擾程度和運行壓力，有利于在總體上降低宏觀調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降低外匯儲備的方式是受制約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這種協調配合的操作空間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僅僅通過這一種方式持續地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貨幣政策帶來的壓力問題。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仍將持續，因此，目前需要繼續對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調控之間的緩沖機制進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匯結售匯體制，探討藏匯于國家結合藏匯于企業、藏匯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與具體路徑，研究解決債權性外匯儲備與債務性外匯儲備分類管理等問題的對策措施，以減輕外匯儲備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配合及其宏觀調控的水平。

五、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邏輯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筆者認為，在優化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過程中，應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內在邏輯是制度建設導向的，而非只是解決技術性磋商層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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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在土地和股市兩大泡沫(一般稱“資本泡沫”)的推動下，實現了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在當時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有所謂一枝獨秀的美譽。然而，進入90年代后，以地價下降為導火索，資本泡沫逐步破滅，日本經濟陷入長達10多年的徘徊或蕭條期。1990年GDP增長率達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長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為-2.5％，2001年為-0.5％。失業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為5．3％，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價連續下跌，批發物價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為0．6％外，其余年度均為負數；消費物價雖不象批發物價那樣長期下跌，也有兩個年度為負數，基本上在0值周邊波動。其二是泡沫經濟時期泡沫化了的資本嚴重縮水。股市縮水：日經平均指數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與1989年相比縮水70％以上。其間，雖在1993年和1999年出現過反彈，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動，目前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縮水：土地價格從1991年開始連續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價(日本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調查的價格)與最高價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價格共下跌了36．0％，商業用地價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調。

針對國民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尤其是通貨緊縮，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擴大國內需求為主要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預算擴張。稅收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參見表1)。同時，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中央財政預算的債務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參見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擴大政府公共投資為中心的經濟對策。采取經濟政策，是在政府感覺到預算安排的擴張力度仍不夠，需采取追加預算時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為對預算擴張的強化或補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實施政府經濟對策(這兩年預算安排仍是擴張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兩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對經濟的擔憂和“關心”程度。據估算，這些政府經濟對策共動用資金(包括增發國債和減稅等)130多萬億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擴大國債發行、減稅、擴大公共投資和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等。

(1)擴大國債發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債規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債余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債，下同)，占GDP比重為61．4％。但在90年代國債規模迅速擴大，2002年公債余額占GDP比重上升為139．6％，約1．4倍。從絕對額上看，日本GDP約為500萬億日元(90年代用現價計算的GDP基本上沒有擴大)，1990年公債余額約為300萬億日元，2002年為700萬億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國債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萬億日元，年平均增加40萬億日元，年均遞增9％。公債余額增大速度快，無疑是大量發行公債的結果。

(2)減稅。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實施一些臨時性減稅措施外，1994年進行了一次稅制改革。其主要特點是提高消費稅稅率，決定從1997年4月1日起將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兩個百分點中一個百分點作為地方消費稅)，同時從1995年開始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1999年再次下調了個人所得稅和法人稅(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300萬日元提高到330萬日元，低稅率(10％)的適用范圍由300—600萬日元，擴大到350—900萬日元，最高稅率由50％下調至37％。與此同時，以個人所得為稅基的地方居民稅(都道府縣民稅和市町村民稅)也采取了減稅措施。一般經營性法人的所得稅(即法人稅)稅率也由37％下調至30％。在增稅減稅同時進行的稅制改革中，減稅的力度明顯大于增稅，稅負呈不斷下降趨勢。日本稅負1990年為27．4％，1999年下降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為22．9％。1997年因提高消費稅稅率稅負略有反彈，但總體上未能阻止稅負下降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減稅主要是針對國稅的，地方稅的稅負在90年代保持了相對穩定，甚至穩中有升，1993年為9．0％，2002年上升為9．6％，國稅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國稅稅負為17．9％，1999年下降為12．9％，2002年為14．0％。

(3)擴大公共投資。擴大公共投資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點支出項目。在90年代，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的公共投資支出保持了較快增長，每年比上年度增長5％左右(1997年為1．3％，1998年為-7．8％)，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為10—15％。加上綜合經濟對策等追加預算，政府公共投資規模相當可觀。如1998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公共投資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經過兩次追加預算后，公共投資支出比上年度實際增長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除一般預算安排資金外，還通過財政投融資提供資金。在90年代財政投融資保持了較大規模。1990年財政投融資計劃總規模為34．6萬億日元，1999年上升為52.9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4．8％。由于財政投融資是有償資金，其投向與私人資本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進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質疑，其增長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資支出規模也較大，1999年都道府縣和市町村政府預算中公共投資支出分別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資主要用于交通、城鄉基礎設施，治山治水和社會福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力度，政府固定資產形成規模也大，1998年政府總固定資產形成占GDP比重達6．2％，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日本社會保障實行收費制，其運營原則上獨立于財政，由社會福利部門管理。但這并非意味著財政不承擔社會保障支出，相反財政資金在社會保障制度運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負責公共救助、公共衛生醫療等職責外，對于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的醫療保險、年金保險和失業保險也提供資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資金占社會保險制度給付總額的20—30％。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期間，把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對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億日元購物券，這在發達國家中是罕見的。90年代各級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較快，以中央財政為例，1990年社會保障支出為11．63萬億日元，2000年上升為16．8萬億日元，10年增加5．2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3．8％。在中央財政支出中，除作為國債成本的國債費外，社會保障支出增長最快，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為19．7％。

二、財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來日本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了400多萬億日元的公債，相當于GDP總額的80％。目前公債余額已相當于GDP的1．4倍。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日本經濟的恢復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兩次出現了恢復性增長。但是，90年代日本經濟呈現出復蘇短期化特點。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長率分別達到1．5％和5．0％后，1997年出現了下降(-2．5％)；2000年實現了1．2％增長后，2001年又出現了下降(-0．5％)。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兩次暫短的復蘇，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強化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沒有把日本經濟推向正常的增長軌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學術界，有人稱90年代以后日本財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眾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運用經濟政策，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項政策的運用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那么，為什么90年代以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財政政策運用缺乏針對性，而財政政策孤軍作戰，以及公共投資效率下降進一步影響了財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經濟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國內經濟，其對外經濟基本上保持了較好的態勢。如進出口總額，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遞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遞增4．3％。貿易順差，除1994年和1995年兩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擴大，1999年為1230．4億美元，比1990年的635．3億美元增長94％，年平均增長7．6％。由于對外經濟勢頭良好，日元也處于升值狀態之中，1990年美元對日元的平均匯率為144．88日元，1995年升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為113．91日元，目前為130日元左右。

國內經濟問題較多，最突出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費增長非常緩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為負數(-0．3％)。而且與政府消費相比，民間消費增長更加乏力。固定資產投資的情況則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為負增長(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樣，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間投資下降。有5個年度里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雖有增長，有的年度增長幅度還相當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別增長16．0％和15．2％，仍沒能改變總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減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壓縮財政投融資規模所至。

導致日本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體系遭到重創。金融體系的創傷不僅嚴重影響了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機構的功能。在資本泡沫膨脹時期，金融機構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泡沫活動之中。一方面，金融機構資產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價格飛漲時期，金融機構的資產也以股票等有價證券和土地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業銀行的有價證券賬面收益曾高達34萬億日元。另一方面，在當時日本金融分業經營的框架下，金融機構通過向以證券交易和不動產買賣為主要經營內容的企業(包括金融、財務企業等)融資，實際上間接地將資金投入證券和土地市場。已經倒閉的7個住宅專業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總之，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金融機構資產也以嚴重泡沫化了的證券和土地為主。資本泡沫的破滅，不僅導致金融機構的資產嚴重貶值，而且由于貸款或融資對象的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不能還貸，致使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關于不良債權的統計標準不斷變化，其統計數字也不盡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監督廳公布日本金融機構“有問題債權”為87萬億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為43．4萬億日元，其中銀行32．5萬億日元。

金融資產貶值，不良債權增加，對日本經濟的打擊是破壞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費者和投資者對金融機構的信心不足，出現了謹慎消費與謹慎投資，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資產以在金融機構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為主，據統計，1996年底日本居民個人金融資產的52％是定期存款(美國為17％)，11％為現金或活期存款(美國為2％)。金融機構的風險增大及其表面化，嚴重影響了居民對金融機構，乃至日本經濟的信心和預期，出現了謹慎消費。90年代初以來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調，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實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費并沒有明顯增長。尤其是居民消費貸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謹慎消費影響國內需求，加上生產經營性公司、企業本身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和負債增加，投資者也出現了謹慎投資傾向。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在大量不良債權和資產貶值的影響下，出現了惜貸行為，金融功能嚴重弱化。90年代，日本貨幣供應量(M1)增長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過10％，而銀行貸款增長率很低，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為負數，

如上所述，日本經濟的問題出在金融體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對策重點放在擴大公共投資和啟動消費上(其中也有一些解決金融體系問題的對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義上講是下錯了藥，政府措施缺乏針對性，這是日本90年代以來長期財政擴張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財政政策擴張缺乏必要的貨幣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機構惜貸，實際上形成了財政政策孤軍作戰的局面，這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資效率下降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擴大公共投資，試圖以此來擴大內需。但是，公共投資擴大內需的效果與投資效率是有關系的。只有當投資能帶動民間的投資或者區域、產業的發展時，其效果才大，這就是所謂乘數效應。眾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發達國家，其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已具有相當規模，在此基礎上再過份擴大公共投資，往往是“奢侈”或浪費。

眼下，我國理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撲滅了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從而“洋為中用”，提出我國應吸取日本的“教訓”，不得調整目前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筆者不能茍同這一觀點，認為，他們對日本“教訓”的把握不夠準確。日本經濟在1995年開始恢復增長，1996年增長率達5％。政府針對這一情況對其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了調整。具體講：(1)通過了《財政結構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債(不包括建設公債)發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編制了相對緊縮的預算，財政預算規模增長幅度下降，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過的稅制改革法律確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實施特別的經濟對策。但是，從結果看，1997年的財政政策并非緊縮，而是擴張減速。雖然1997年的稅負比1996年僅上升0．2個百分點(提高消費稅稅率的影響)，但債務余額繼續擴大，1997年末公債余額占GDP比重為84．7％，比1996年上升4．1個百分點。

雖不能完全否認財政政策調整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的根本原因，是金融體系遭重創。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調整政策取向，日本經濟是否就會保持較好增長勢頭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經濟出現再度下滑，除固有問題影響外，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雖沒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響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東南亞地區合資企業的收益，同時還影響了日本投資者、消費者的信心和預期，從而影響日本經濟的增長。1997年經濟增長回落是多種因素的結果，決不是調整財政政策的“教訓”。其后，1999年日本經濟重又出現過復蘇勢頭，但僅維持了幾個月，2000年下半年開始就又轉向下降，其間財政政策并未進行調整。總不能把這次下降的原因又歸結為財政政策吧!日本經濟在復蘇與蕭條之間掙扎，是其經濟本身的癥結決定的。此外，作為結論，認為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整，這在理論上也是存在問題的。作為景氣調整財政政策，根據經濟景氣情況調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沒有調整就無政策可言。而且這一觀點的理論前提也是值得商討的。該觀點認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意味著政府大量的國債和大規模投資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前提。我覺得，如果一國國民經濟運行離不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或者說離開政府大規模投資就要出現問題，那么這種經濟就不是健康的經濟。我認為，我國在實施財政政策時，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資效率低下，從而導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訓，要隨時注意財政政策的效果和財政政策取向的調整。

三、日本財政政策展望

1．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難題。

當前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最主要難題有經濟增長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和財政能力低下等，它們是決定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經濟增長乏力。根據內閣府公布的《2001年度經濟財政白皮書》，日本政府對當前日本經濟增長的預測并不樂觀。因出口的恢復，國內庫存調整和資本存量調整的結束等，預計2002年度下半年經濟會恢復增長，但增長率在1％左右，而且后勁明顯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體系問題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預期，制約投資和消費的擴大。而且政府推進的“結構改革”在近期內將增加企業倒閉和失業，加上美國經濟的不透明性，經濟恢復的動力明顯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對財政壓力增大。1999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稱為老年化比率)為16．7％，已進入高度老年化社會。不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進程十分快速。據日本政府預測，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將超過20％，2020年將達25％以上，成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僅意味著勞動人口減少，影響經濟發展后勁，而且將加大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壓力。據測算，70歲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醫療費為年輕人的5倍，加上現收現付制年金賬戶的高額赤字等，其對財政的壓力是巨大的。

再次，財政債臺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來的長期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擴大，債務累積。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債余額相當于GDP的1．29倍，2002年預算通過后，則進一步上升為1．4倍。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據內閣府的測算，假定社會保障水平及其他稅制不變，2005年開始以提高消費稅為主來實現長期財政平衡，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23％，同樣條件下，2020年開始運作，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稅制結構以所得稅為主，在所得稅稅制不變的情況下，將消費稅稅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認為調整財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緩。

2．今后財政政策展望與小泉結構改革。

在日本理論界、產業界和政治家中，對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較大。主流觀點主張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他們認為經濟復蘇是基礎，只有經濟復蘇了才能真正解決財政問題。小泉純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稱，在政治家圈內也屬于非主流派。其能成為總理也是人們對主流派政策喪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內閣誕生后，極力主張結構改革，結構改革的核心是壓縮政府支出，縮小政府職能范圍，加強競爭，活躍市場。從財政政策上講，主張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他主持編制的中央財政第一個年度預算(2002年度預算)突出反映了這一特點。中央財政一般會計預算收支規模比上年度預算下降1．7％，與上年度決算相比下降5．9％。頂住各方壓力，將國債發行規模控制在30萬億日元，公共投資規模壓縮10．7％；同時，大幅度壓縮財政投資規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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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成功實踐

財政政策一般分為“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和“自動（內在）穩定的財政政策”兩大類。前者根據宏觀經濟不同情況和對總需求的不同影響，又分為擴張性（又稱積極）、平衡性和緊縮性三種財政政策。其中平衡性（又稱中性）財政政策通常指維持財政收支大體平衡，不影響總的社會需求狀況，既不新增政府支出和增發國債或減稅，人為地進行擴張；也不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稅，人為地制造緊縮。自動穩定器是指稅收（主要是所得稅等直接稅）和政府部分支出（如失業保障與社會救助等轉移支付）的自動穩定功能。中性財政政策與自動穩定器屬于不同政策類型。前者是當局的積極行為，可以在不影響總需求情況下，對財政收支進行內部結構調整和對沖性政策組合；而后者是當局真正的“不作為”，讓財稅制度自動發揮平抑經濟周期的作用。

在我國1993年和1998年兩輪宏觀調控措施中，“逆經濟風向而動”的相機抉擇財政政策在熨平經濟周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的經驗。1993年到1997年主要是治理通貨膨脹，實施適度從緊（即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宏觀經濟運行形成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來主要是應對通貨緊縮，實施積極（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增加財政赤字、擴大政府支出（特別是投資性支出）等來擴大需求，通過調整稅收政策來刺激需求，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政策來改善居民消費心理預期。這對帶動投資、刺激消費和促進增長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推動了經濟結構調整，有力促進了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

2003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濟開始走出通貨緊縮的陰影，并呈現加速發展態勢。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等問題。一是部分行業和地區投資增長過快，煤電油運供求緊張，資源對經濟增長的制約越來越明顯，出現經濟局部過熱；同時，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連續多年減產，糧價逐步攀升，帶動居民消費品價格的明顯上升，通脹壓力逐漸加重。二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能源、交通、農業、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許多薄弱環節，經濟又并非全面過熱。盡管及時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避免了經濟出現大波動；但是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主要表現為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的機制尚不穩固，固定資產投資反彈壓力很大，能源、運輸等瓶頸約束依然突出，物價上漲壓力明顯增加。

積極財政政策的實質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當通脹逐漸成為影響宏觀經濟發展的壓力時，繼續實施這一政策，不利于控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甚至易于形成逆向調節；不利于減緩通脹趨勢，而且易于加劇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程度，加大經濟健康運行的風險和阻力。再加上目前投資規模很大，稅收保持較快增長，也為調整財政政策取向創造了有利條件。因此，財政政策從2005年開始由“積極”轉向“穩健”。這符合當前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和宏觀調控的客觀需要，是又一次科學的相機抉擇。

二、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成功基礎

我國近幾年來擴張性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穩定方面呈現出的顯著效應，與現行的固定匯率制度和非市場化的利率制度密切相關。

第一，現行的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是擴張性財政政策能夠發揮顯著增長效應的關鍵原因。實行增加政府購買或減稅（如多次提高出口退稅率）以擴大國內支出，促使匯率上升，形成人民幣升值壓力。央行為維持固定匯率，需買進外匯以干預外匯市場，自動引起貨幣擴張。可見，在固定匯率制下，財政擴張的增長效應明顯。相比之下，貨幣擴張的增長效應不太明顯。央行增加貨幣供應量，導致匯率下降，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央行為維持固定匯率，需在外匯市場上出售外匯，回籠本國通貨，自動引起貨幣供給減少，增長效應部分抵消。

第二，非市場化的利率制度確保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不因擠出效應的發生而受到削弱。所謂擠出效應，是指政府通過向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全社會對借貸資金的需求增加，從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對有限信貸資金的競爭，導致私人部門投資減少。這將使擴張性財政支出的效應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擠出效應的結論是基于充分就業假定狀態下得出的。根據我國近幾年的實踐來看，擠出效應不太明顯：

一是從增發國債對利率的影響來看。自1996年以來，我國名義利率多次下調，但實際利率是上升的，這并非財政擴張帶來的結果。由于尚未實行名義利率的市場化，積極財政政策不會影響名義利率的升降。實際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為物價下降，而央行出于種種考慮沒有及時隨物價變動調整名義利率所致。進一步看，物價下降也不是財政擴張的結果，相反，積極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價下降。

二是從增發國債對借貸資金量的影響來看。增發國債沒有與民間競爭有限的資金。近幾年來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率較高，存在較大的存貸差額。資金過剩主要是風險意識增強、企業投資收益較低、預期不好及產業政策調整的緣故，而這種過剩是在滿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過剩。從實際經濟運行看，民間投資主要受到民間資本的邊際產出和公共投資影響，民間資本邊際產出上升會引起民間投資規模增加。國債投資領域主要是基礎設施等社會公共支出領域，對民間投資不會形成擠出效應。相反，基礎設施建設還可改善民間投資的外部環境，提高民間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推動民間投資。

三是從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來看。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具有替代關系，即財政增加政府支出可能擠出居民消費。但要對財政支出結構進行具體分析：某些財政支出（如招待費）的確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公共設施支出則是私人消費的互補品。總體上看，我國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是互補關系，擴大政府支出對需求總體上具有擴張效應。

因此，在經濟景氣度較低、出現通貨緊縮趨勢，尤其是利率尚未市場化的前提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并不突出，政策的增長效應沒有受到明顯削弱，從而保證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

三、 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穩定功能將日趨減弱

隨著匯率制度和利率制度的變遷，在經濟過熱現象出現的情況下，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將日益減弱。

第一，隨著我國現行的固定匯率制逐步轉向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將日益減弱。通過增加政府購買或減稅以擴大國內支出，將使匯率上升，貿易余額減少，從而抵消財政擴張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見，相對于固定匯率制度條件下，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將大大削弱。

第二，隨著我國利率的市場化推進，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問題將日益凸顯，勢必影響政策的有效性。這已在近幾年的實踐中表現出來。一方面，在財政擴張的中后期，隨著國債發行額和累積額的擴大，國債投資開始擠占部分民間貸款，使社會資金更多地儲存在短期經濟效益不明顯的公共項目上，造成民間投資資金的緊張。另一方面，非公有制在全社會新增固定資產投資中扮演著愈益重要的作用，其投資增長速度已經遠遠高于其他類型投資主體。在此背景下，市場利率的傳導與調節功能將進一步得到發揮。赤字財政所產生的擠出效應將日益明顯，相應地，其所產生的增長效應將受到進一步削弱。

顯然，鑒于目前宏觀經濟形勢變化，財政政策由擴張性向中性轉變是必需的；進一步看，在中性財政政策的基礎上，公共財政功能和自動穩定功能也應受到足夠重視，并通過財政政策的規則約束來實現，這也應體現在“穩健”含義之中。

四、財政政策的目標選擇和功能歸位

財政政策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履行政府職能的基本工具。在科學發展觀視角下，財政政策目標至少包括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兩個方面，既包括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等經濟發展目標，也應包括促進經濟公平（含收入分配、減少貧困、資源分布等）、社會公平（含公共服務、補償機制、生活質量、發展機會等）、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等社會發展目標。經濟發展目標是首要目標，核心是通過經濟穩定促進經濟協調發展；社會發展目標要依托經濟協調發展，核心是明確財政的公共功能，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財政政策目標缺失是導致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的重要原因。長期以來，我國財政政策基本上是“生產建設型財政”，對社會事業發展支持明顯不足。一方面表現為政府對社會事業財政投入不足，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領域的供需矛盾尤為突出；另一方面表現為社會事業內部分配不合理。資源分配不均是財政政策目標取向不合理和GDP過度崇拜引發的。

財政政策規則缺失也是導致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的重要原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階段，由于缺乏規則約束，一方面表現為公共財政功能“缺位”，如上所述；另一方面表現為財政作用范圍“越位”，擔負經濟增長“發動機”的功能過大，而擔負經濟增長“自動穩定器”的功能過弱，在宏觀調控中直接用于經濟冷卻或經濟加熱的頻率過高，其負面效應影響經濟穩定。

顯然，在經濟發展的新時期，要通過健全財政政策的約束規則，“歸位”財政公共功能，發揮“自動穩定器”作用。也就是財政政策從原來直接刺激或抑制經濟增長的框架轉向運用適當政策工具維持經濟增長的穩定、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是穩健財政政策的最終目標。

五、穩健財政政策是相機抉擇與規則約束的有機結合

如何理解穩健財政政策的主要內涵和政策取向。

第一，包含“適度、避險、公平”三重主要內涵，公共財政功能和自動穩定功能必須得到體現。其政策核心是松緊適度，著力協調，放眼長遠。具體是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

控制赤字，就是適當減少財政赤字，適當減少長期建設國債發行規模；同時繼續保持一定的赤字和國債規模，以促進發展和保持一定宏觀調控能力。

調整結構，就是要進一步按照科學發展觀和公共財政的要求，逐步完善公共財政框架，著力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和國債資金投向結構，區別對待，有保有壓。退出或減少直接用于一般競爭性領域的“越位”投入；加大公共財政范疇“缺位”領域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如農業、就業和社會保障、環境和生態建設、公共衛生、教育、科技等薄弱環節，努力促進全面協調發展。

推進改革，就是轉變主要依靠國債項目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在繼續安排部分國債項目投資、整合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保證一定規模中央財政投資的基礎上，適當調減國債項目投資規模，騰出一部分財力，用于大力推進體制和制度改革創新。包括完善稅制改革，推進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收入分配等改革。為市場主體和經濟發展創造一個相對寬松的財稅環境，建立有利于經濟自主增長的長效機制。

增收節支，就是在總體稅負不增或略減的基礎上，嚴格依法征稅，確保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同時嚴格控制支出增長，切實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

第二，包含相機抉擇與規則約束有機結合的政策取向。

從理論上講，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無外乎相機抉擇和遵循規則兩種。國內外都曾傾向于相機抉擇的政策取向，由于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導致當局政策不確定性和市場參與者行為與預期不確定性的相互強化，人為地制造和加劇了經濟波動，喪失了公眾對政策制定者的信任，嚴重影響了宏觀調控的效果。由此，又傾向于遵循規則優于相機抉擇的政策取向。但是，遵循規則需要成熟而穩定的市場體制和公眾對市場的理性參與。然而，在我國，經濟體制正處在變革之中，經濟結構變化異常劇烈，整個社會仍然缺乏廣泛達成妥協的能力，遵循規則的政策難以具備堅實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處于體制變革和市場建設時期的經濟政策取向可能更需要相機抉擇，以隨時適應經濟運行的變化而作出政策調整。因此，要把一定的政策規則與相機抉擇相結合，避免相機抉擇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增強決策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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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穩健財政政策的實質是協調發展政策

關于什么是穩健性財政政策，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大同小異。

金人慶[1]主要是從宏觀調控方面來談論穩健性財政政策的。他認為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就是經濟學上講的中性財政政策，主要是要服從服務于改革發展大局，服從服務于中央宏觀調控大局，宏觀上既要防止通貨膨脹的苗頭繼續擴大，又要防止通貨緊縮趨勢的重新出現；既要堅決控制投資需求膨脹，又要努力擴大消費需求；既要對投資過熱的行業從緊，又要著力支持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政策核心是松緊適度、著力協調、放眼長遠。具體來說，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十六字方針。

賈康[2]為，宏觀調控政策“中性”的導向，是以總量特征的直觀形式給出當前財政政策轉型的基本定位與趨向。動態上看，“中性”就是總量上既不擴張也不收縮，其中的基本含義是宏觀經濟運行態勢變化之后，現階段還不宜簡單采取“全面緊縮”的調控方法，既不能“不轉彎”，又不能“急轉彎”，而應當是在穩健把握之下著力協調，在調減擴張力度中區別對待，即“有保有控”。按科學發展觀實施公共財政職能，既有不少“越位”需要退出，又有許多“缺位”和“不到位”需要填補和加強。這里強調的是總量控制、松緊適度下的結構優化調整，即對有些項目降低支持、放緩支持或者不支持，而對有些項目繼續支持。以這種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與流量，達到總量中性和結構優化的效果。

高培勇[3]認為，所謂中性財政政策，就其本來含義講，就是財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對社會總需求產生擴張或緊縮的影響。就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任務而言，對中性財政政策的基本要求，就是不給經濟帶來擴張性的影響。

陳共[4]，提出其觀點：按財政原理，穩健財政政策維持赤字規模不變，基本上可以稱之為中性。現在命名為穩健性財政政策，這種提法的缺陷，是政策目標不夠明確，但它的好處是穩妥，可以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靈活調整松緊關系，做到松緊適度。并認為，在經濟增長和經濟調整時期，不可能實行緊縮政策，也不可能實行中性政策。因為第一，既然存在赤字，則說明仍然是松的政策；第二，如果維持赤字的原有規模，而赤字占GDP的比重會出現下降趨勢，實際上對財政支出有所緊縮，則以上兩點體現了松中有緊；第三，如果再考慮為了支持體制改革和體制創新而適度控制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則是對市場或企業的放松，也是松中有緊。因而認為，保持適度的赤字和國債規模，從政策類型來看，仍然是一種偏松政策，或者是一種松中有緊的政策。

二、實施穩健性財政政策的若干對策措施

1.注重投資政策導向調整

由于當前投資規模仍然偏大、投資增長仍然偏快，投資增長的“軟著陸”目標還未達到，國家對投資的控制應當嚴格些。出現這種狀況，部分是由于政策時滯因素的作用未充分顯現，還有，房地產和城建投資增長仍然存在相當的盲目性和嚴重的結構性投資失衡問題。因此，要繼續采取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和完善對投資增長的宏觀調控。

投資調控政策不僅要在“兩個層面”做到“有保有壓”，更要采取靈活的措施，一方面要抑制房地產和城市建設投資繼續過熱增長，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投資增長下滑過多，主要是為民營投資創造更為寬松的環境，推進投資的市場化。特別是后者，要在進一步加快投資體制改革上采取更加積極措施，使投資體制或結構盡快實現“兩大轉變”，即使投資增長真正由政府主導型轉變為企業主導型；政府對投資的監管方式由“硬干預”轉變為“軟干預”。政府需加快從私人物品供給上（投資和生產經營）退出，而公共物品供給在加強監管的條件下，鼓勵民營資本參與，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政府“軟干預”則主要依靠法律法規、技術和環保標準、市場化的手段如利率和利率杠桿來調控投資的增長。

今后，政府投資要嚴格控制用國債資金和預算內資金上新項目，而把重點放在支持在建項目盡快建成，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農村基礎教育和衛生建設、大型生態工程和大型公共設施工程及西部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方面。其中更應加大對農村公共方面的投資、鐵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資。

2.注重稅收政策的結構性調整

稅收政策是財政政策最重要的上具之一。在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下，應當注重稅收政策的結構性調整，促進經濟內生增長，以實現既定的財政政策目標。

（1）適當調整稅制結構，提高資本形成質量。一個良好的稅制是兼顧了稅收效率與公平的稅制。但我國目前的稅制結構存在較多不合理的地方，如間接稅與直接稅的結構不合理，具體稅種設置不合理，還有一些稅未開征，如社會保障稅等。目前，應當將增值稅轉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并適當降低稅率、改進個人所得稅、完善消費稅、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稅費，完善地方稅制度等。通過這樣的結構性調整，優化我國的經濟結構，推動資本有機構成高的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提升產業結構。

（2）調整投資課稅政策，提高投資效益。如在增值稅方面，首先應加快轉型步伐，在增值稅稅率未變的情況下，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后，由于允許抵扣的進項稅款增加，實際上相當于減稅。從實踐方面看，東北增值稅轉型試點工作效應已顯現，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生產總值和民營經濟投資增長率均高于全國平均幅度。可以看出，民間投資對減稅的反應是相當積極的。其次，擴大征稅范圍。將與工業生產和商品流通密切相關的交通運輸業、建筑業、業、倉儲業等納入增值稅征稅范圍，這個過程要注意和稅收征管能力相結合，采取分步推進的方式。

（3）改善人力資本投資的稅收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技術水平的提高，將逐步由物質資本刺激經濟增長轉向由增加人力" 資本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首先，開征教育稅，增加稅收收人，為國家教育提供盡可能充裕的財力基礎。我國目前已征收的城鄉教育費附加及各種名目繁多的教育費，大多已具有準稅收性質。應該說，費改稅的時機基本成熟。基本思路可以是，實行專稅專用，稅基由國家統_規定，稅率可由省級政府根據需要和可能自主決定。其次，運用稅收政策，鼓勵社會對人力資本的培育和開發。如對民間辦學實行稅收優惠，對社會投資辦學實行稅收鼓勵。個人對人力資本進行自我投資。可以考慮在現行個人所得稅制中，把教育支出計入費用扣除。

（4）調整稅收政策，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目前實現儲蓄向投資轉化的主要目標是啟動民間投資，而中小企業是我國民間投資的主體。但從我國目前增值稅運行來看，小規模納稅人和一般納稅人并沒有同等對待，這種做法，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應及時調整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政策，對建賬完整、財務核算健全的小規模納稅人經主管稅務機關認定后，可轉為一般納稅人，允許其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

開征社會保障稅，減少不確定因素，完善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減少預防性儲蓄占居民總儲蓄的比重，居民的消費行為和消費傾向才會發生重大變化，社會消費需求才會真正擴大，進而刺激企業的投資需求。

完善股票稅制，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拓寬投資渠道，增大直接投資的比例，也有利于儲蓄轉化為投資。

3.注重促進科技進步的財政政策的應用

二是調整科技投入結構，建立和完善全社會、多渠道、多層次的科技投入體系。我們在加大財政對技術投入力度的同時，要調整對科技的投入結構。國家財政投入的重點是那些以滿足公共需要為目的的科研活動，如基礎性、戰略性、全局性的技術進步與科技創新活動。要運用經濟杠桿和政策手段，特別是要重視發揮稅收優惠對科技投入的導向作用，鼓勵和引導企業成為技術進步的主體。必須明確的是，我國企業技術進步的資金供求今后主要是依靠市場機制來實現。三是加強人力資本（教育與培訓）投資，為科技的持續進步奠定堅實的基礎。

4.注重構建促進可持續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

可持續發展是指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它們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系統，既要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又要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和環境。

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面。在實施穩健財政政策中，要建立有利于環保投入穩定增長的預算支出政策措施。

（1）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建立政府環保投入穩定增長機制。一是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清晰界定財政支出范圍。在環保領域，財政支出主要介入市場完全失靈的領域（如跨流域大江大河的整治等）、通過市場能夠解決但解決不好的事項（如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等）。二是合理界定中央與地方的環境事權，明確各級政府環境事權劃分及其投資范圍和責任，使中央和地方在環境保護方面權責對等，分職治事。在加強中央對環境保護的宏觀調控和轉移支付力度的同時，充分調動地方參與生態建設與環境治理的積極性，實現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共同目標。三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國家環保投入占整體GDP的比重，為環境保護提供強有力的資金保障。

（2）進行預算支出科目改革，為財政履行環境保護職能提供制度保證。在進行預算支出調整時，應將環境保護作為支出的一大類單列，并下設環境監測、污染治理、環境規劃等子目。把環保支出作為財政的經常性支出，加強政府財政對環保支出的保障力度，通過公共財政改革為環境保護提供新的資金支持渠道。

（3）建立預算績效評價體系，促進財政支出效益最大化。此外，要建立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產業政策體系。

5.注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恰當配合

我國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總體目標或著力點是“穩定預期、保持景氣、防控通脹”，所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當繼續搭配使用，并且應當促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微觀化，并講究內部搭配使用。這就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既要有明確的總體性取向，又要在各自本身的內部結構上有松有緊，保持必要的彈性和靈活性。

在財政政策方面，應運用預算支出政策進行短期的需求管理，用調節短期需求量的辦法實現短期供求平衡；用稅收政策來調節中長期供給量變化，改善供給結構，實現中長期供給穩定和結構優化。稅收政策要“有增有減、有松有緊”。預算支出政策應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積極姿態，尤其是國債投資政策方面，要將著力點放在中長期供給能力建設、結構改進和供給穩定機制建設方面來。

在貨幣政策方面，既要保持貨幣政策必要的連續性和相對的穩定性，以鞏固前一階段宏觀調控的成果；又要注意賦予政策一定的靈活性和應變性，相機抉擇、斟酌使用。考慮到資金供給已經比較緊張而物價回落有一定的滯后期，下一步不宜出臺新的總量性緊縮措施，可根據實際情況適時適度進行微調。穩健的貨幣政策要，從“適度從緊”轉變為“總體穩健、適度放松，有緊有松、結構優化”，可以適當擴大公開市場貨幣投放、降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同時進一步運用差別準備金率調整信貸結構，緩解可能出現的資金緊張局面。

參考文獻：

[2]賈康。從積極到穩健——中國財政政策轉型與展望[J].財政與稅務，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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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積極財政政策

中國1998年以來經濟運行的一個突出特點，表現為社會總需求小于總供給，需求的相對萎縮使得經濟增長的勢頭放緩。應該說，自建國以來，我們在應對通貨膨脹問題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貨緊縮問題方面卻缺少經驗。面對新的經濟形勢和問題，需要有新的理論加以指導。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是歷經數百年的時間發展起來的，其觀宏經濟理論和政策也較為成型。盡管我國的具體國情與之有所不同，但國外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卻值得我們進行研究和借鑒。

西方國家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被認為是宏觀經濟學的起點。正是這場空前的危機，給傳統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以巨大的沖擊，尤其是否定了以薩伊定律為代表的對經濟放任自由的傳統經濟理論，從而引發了一場“凱恩斯革命”，所謂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理論也應運而生。凱恩斯學派運用總需求模型對經濟大蕭條與大規模失業現象的內在成因進行了分析和解釋，認為30年代的經濟危機主要導源于投資機會減少和投資需求下降。受邊際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流動偏好等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總需求價格通常是小于總供給價格的，而市場機制卻沒有力量使總需求價格達到足以與總供給價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現了小于充分就業的均衡，亦即出現了蕭條和大規模的非自愿失業現象。凱恩斯學派得出的結論是，大蕭條已證明了私人經濟具有內在不穩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會自我陷入蕭條，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實施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來減少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凱恩斯經濟學關于經濟政策的基本主張是維持經濟穩定，通過調節有效需求（即所謂“需求管理”），蕭條時反蕭條，通脹時反通脹。其中，當出現經濟蕭條時，在通過自動穩定器發揮作用的同時，政府要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expansionaryfiscalpolicy），運用減稅、增支（包括擴大政府購買支出）、發債乃至實行赤字預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貨緊縮和失業問題。

中國自1998年以來應對通貨緊縮所采取的財政政策，被稱為“積極財政政策”（proactivefiscalpolicy）。應該說，從實施背景和具體內容上看，我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與凱恩斯經濟學所主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之間，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其中，有許多內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首先，從支出的角度來看，加大了財政資金的投入，用于加快農林、水利、公路、鐵路、糧食倉儲、環保等基礎設施建設。為此，國家于1998年增發1000億元長期國債，所籌資金用作國家預算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專項投資。1999年，國家又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和具體措施做出進一步的調整，其中包括：（1）繼續增發國債，用于在建的基礎設施、一些重點行業的技術改造、重大項目裝備國產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環保與生態建設以及科教基礎設施等方面。對大型骨干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實施了貼息的辦法。（2）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費需求。（3）恢復對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稅，收入專門用于城鎮低收入居民和下崗職工的生活補貼。

增加國債發行，提高投資水平，也是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為了治理通貨緊縮，中國實行了以國債政策為支撐的積極財政政策。1998年，中國首次發行了建國以來的特別國債，用于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資本金，使其資本充足率基本滿足《巴塞爾協議》的要求。同時，又增發了1000億長期國債，用于國家預算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專項投資，并且配合中央銀行準備金制度的改革，由財政向商業銀行發行專項國債423億元。1999年，根據當年第二季度表現出來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費需求持續不振的情況，繼續增發國債。2000年，在上半年國民經濟出現好轉表現之后，為了鞏固這種重大轉機，在年初決定發行1000億長期國債的基礎上，下半年又增發500億長期國債。新增國債重點投向五個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態項目建設；二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三是教育設施建設；四是城市環保項目建設；五是企業技術改造、高新技術產業化等重大科技項目。

稅收對投資、儲蓄和消費產生著重要影響，在財政政策中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國1998年以來所采取的積極財政策中，稅收政策只是處于輔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稅的政策外，幾乎沒有動用稅收政策。自1999年開始，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容才開始逐步擴展到運用稅收政策，包括繼續提高出口退稅、恢復對存款利息所得征稅等。

從總體上看，在近年來治理通貨緊縮的過程中，我國把擴大需求的短期政策與改善供給的長期政策有機地結合起來，不僅成功地拉動了經濟增長，而且為我國經濟的中長期持續穩定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經驗及若干約束條件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總體上講，至少可以總結出如下六個方面的基本經驗：第一，將刺激需求與改善供給有機地結合起來，著力于經濟結構的調整；第二，將刺激需求與調整分配政策結合起來，尤其是提高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著力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第三，注重發揮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鼓勵投資和消費，促進技術進步；第四，并沒有完全按照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中關于實施減稅的教條，而是通過保證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時通過推行稅費改革，適當減輕企業和居民的負擔水平；第五，充分運用財政手段，帶動銀行貸款的增加，促進民間投資的增長；第六，將松中有緊的財政政策與緊中有松的貨幣政策結合起來。

在認識到積極財政政策所發揮的有效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積極財政政策的初步執行結果與拉動民間投資和消費的預期目標之間仍有一定的距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現行財政體制中仍然存在著諸多約束條件，制約著政策效應的發揮。這些約束條件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政府投資（購買）的乘數效應不足。近年來，中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所啟動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資和一些相關的投資產品，而對真正非政府的民間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則不很明顯。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側重點依然是通過向商業銀行發行建設國債，增加政府用于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建設投資以及企業技術改造、科研開發投入等支出水平。實踐表明，增發國債，擴大政府建設性支出，對于穩定經濟發展，實現國民經濟預期增長目標，的確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仍然未能得到真正解決。政府投資對于啟動社會總需求的效應不足，其原因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方面，從投資需求來看，經過20多年的體制改革，我國投資主體趨于多元化，投資行為趨于市場化，投資風險機制逐步強化，企業、銀行的財務約束越來越硬化。所有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資決策不能夠再像過去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容易啟動地方部門和企業的投資行為。分析近年來我國民間投資缺乏需求沖動的原因，應該說其中既有因大多數商品結構性供給過剩和技術創新能力的約束，使得企業無從選擇投資項目的因素，也有因企業缺乏自有資金和社會資金供給渠道的問題。

應該說，中國多數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現有生產技術裝備和工藝水平都是有待于進一步提高的，設備技術更新投資的潛在需求應該是很大的。出現工業投資緩慢增長甚至負增長的原因，固然與企業找不到好的投資方向、難以得到銀行貸款有關，但也不能排除近年來稅收增長過快可能導致的民間投資“擠出效應”，使得企業更加缺乏自有投資資金。

從消費需求來看，最終消費不足的問題是由居民消費結構進入升級換代期，收入預期下降，支出預期上升等原因造成的。但是，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分配體制的缺陷，收入分配關系未能及時調整，未能適應經濟發展和體制變革的要求。首先，盡管原有體制下居民收入實物化、集團化和福利化程度降低，貨幣工資程度提高，但收入分配的規則仍然受到低工資、低收入、低消費觀念的影響，致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的增長總是持續滯后于GDP的增長，導致了居民消費增長率以及消費率的下降；其次，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趨緩的同時，社會居民當中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水平差距拉大，帶來了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的降低。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就使得農村消費市場發展遲緩。東西部地區收入水平差距較大，也造成地區之間消費市場發展出現不平衡。再次，隨著住房、醫療、教育等支出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在工資結構沒有根本改革的情況下，居民的消費性需求也難以對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迅速地作出反映。

二是稅收負擔方面的約束。從理論上講，即使不動用擴張性財政政策，由于財政制度所具有的自動穩定器作用，在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情況下，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應放慢，而且其增長幅度應當低于經濟增長的幅度。但實際情況卻是，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出現了超常規的增長。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較低是一個很明顯的現象，不斷提高財政收入的比重也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然而，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一方面政府要通過擴大舉債規模刺激國內需求，另一方面又因為提高財政收入增長速度而可能約束了民間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長。這在政策效應上難免出現“內耗”和政府收入與支出成本加大的損耗。稅收收入的增長，雖然主要是由于稅收機關采取了嚴厲打擊走私、嚴厲打擊虛開增值稅發票、堅決查處企業的偷漏稅案件等措施，但是，也不排除個別稅務機關為了擴大稅收收入，采取“預征”稅款等方式征稅，這不僅不利于稅源的成長，而且也加重了企業的稅收負擔。

三是轉移支付方面的約束。來自轉移支付方面的約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政府對無收入和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轉移性支出受“瓶頸”的制約。隨著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與此有關的對低收入人群的經濟補償問題表現得尤為突出。從發達國家的情況看，此類再分配問題的解決，包括對下崗、轉崗職工的再就業培訓，對職工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和必要購買力的維持等，都應由國家的轉移支付體系來支持。而從我國目前的財政狀況看，還難以滿足此類轉移支付方面的資金需求。其次，中央政府在實行財政縱向平衡方面也存在著約束條件。1994年實行分稅制時，采取了照顧各地既得利益的“稅收返還”辦法，這種過渡性的非規范化的轉移支付方式，對各地財政能力差異的平衡作用十分微弱。1995年實行的“過渡期轉移支付辦法”，則因其投入的財政資金數額很小，亦起不到應有的調節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由于中央財政可支配財力的制約，使其財政縱向平衡、縱向調控能力較弱，這既不利于為全國各地提供大體相等的公共服務水平，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而且也對刺激公共投資需求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三、改進積極財政政策的幾點思考

由于對經濟形勢有不同的判斷，所以，也導致了財政政策取向方面的分歧。按照調整方向的不同，治理通貨緊縮的財政政策大致可分為從需求管理入手和從供給入手兩個方面。其中，前者強調刺激經濟的有效性，而后者則強調經濟的長期活力。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是從1998年起實行的，它對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抑制通貨緊縮趨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2000年開始，積極財政政策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收效，出現了經濟增長速度和物價指數止降趨穩和回升的轉機。但是，由于需求增長乏力的問題仍未解決，穩住經濟增長速度的任務十分艱巨。因此，我們認為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仍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以穩健的貨幣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應該注意解決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積極財政政策的完善應該從轉變政府投資方式入手。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應該從財政投資這種直接手段轉向利用財政投融資、財政貼息等間接手段，使政府投資成為杠桿，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具體包括：（1）改變財政投融資方式，逐步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財政投融資制度，以便從制度上解決財政投資需求與投資供給之間的矛盾。（2）采取多種手段吸納社會資金。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手段，吸納社會資金，尤其是民營企業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領域，從而產生“四兩撥千斤”的功效。為此，在社會投資來源、銀行可貸資金較為充裕的條件下，可考慮在國家有限的財政投資中，拿出相當一部分資金用作間接手段。這樣做，不僅有利于在公共投資領域內建立起競爭機制和風險約束機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寬公共投資資金來源渠道，提高項目本身的運作效率。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民間投資的增長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來，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帶動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較快，但如果民間投資增長緩慢，則會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因此，除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外，還應全面落實引導擴大民間投資的政策，如落實準入政策，降低準入門檻，在稅收上切實實行國民待遇，防止稅負不公、雙重征稅等歧視性措施。要加強金融支持，除了銀行給予積極的貸款支持外，應引導和鼓勵發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機構和民間金融機構，拓寬中小企業的直接和間接融資渠道，加強法律保障和服務機構。

第二，運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國內需求增長。二戰之后，西方國家大都通過擴大公共支出、發行公債來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以促進經濟的恢復和快速增長，并且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實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進而又導致了高額財政赤字，引發了通貨膨脹。因此，8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轉向了有節制的效率型財政支出政策。根據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應充分利用有利條件，適當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治理等投資風險小、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項目。這樣做，不僅可以改善經濟發展的環境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長期以來制約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增加城鄉居民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