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經濟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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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公共政策的概念首先強調其是以政府部門為主的公共機構, 在一定時間內為某些特定目標的實現, 通過政策所產生的效應及成本比較, 對社會行為進行約束而進行的選擇性制度安排。因此, 從定義來分析, 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效果驗證應當以成本社會承擔水平為準。
二、公共政策缺陷經濟學分析的原因
(一) 從公共政策理論上分析:必須
任何公共政策的實施都涉及公共利益的調整和分配, 必須面對利益的選擇問題, 利益之間的權衡是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公共政策的機制通常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因此, 每一個公共政策, 政府都必須從經濟維度分析, 權衡各方面的利益。
(二) 從公共政策實踐上分析:可行
公共產品理論和經濟學中的公共選擇理論已經被引入到政治領域, 用于規范政府公共政策行為。公共選擇理論認為, 政治家也應該追求利潤最大化, 但不是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 而是選票數量的最大化。合理的政府政策行為的選擇取決于選民投票決定什么公共物品生產, 有多少公共物品生產, 以及如何生產公共物品。以上選擇的過程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政治博弈過程, 因此, 政治活動是經濟的集中體現.由于經濟學的分析在政治領域上得到成功運用, 所以, 由此及彼, 也可以用它來分析公共政策中的其他政策, 比如:教育政策, 科技政策、衛生政策等。
(三) 從公共政策研究方法上分析:適合
經過長時間的發展, 經濟學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 事實上, 經濟分析和政策分析往往緊密聯系在一起, 很難將兩者分開, 研究方法的經濟學是也適用于公共政策分析。
(四) 從公共政策發展上分析:需要
實際上, 經濟學家參與公共政策的程度和范圍, 與所有其他社會科學家相比, 程度更深, 范圍更廣。許多經濟學家成為我們的政府顧問。為了使所有團體都能盡量接受現行政策, 促進社會整體穩定, 政府在制訂和推行公共政策時, 應考慮政策對不同群體的不同影響。建立合理科學的政策體系, 權衡總體與部分之間的關系。加強監督, 嚴格管理政府。降低參與成本, 使社會團體能夠參與政策制定, 并能影響政策結果。實現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 加快從發展型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擴大公民對社會治理的參與。
公共政策執行偏誤的主要表現作為政治系統輸出的主要內容。公共政策其核心就是一類權威性的價值分配方式。但是, 公共政策在實際落實之前僅僅是一個抽象化的分配方式, 其實際的效果需要通過實踐的檢驗才可以得知, 無論是哪種公共政策都必須經過具體的執行才可以完成預期的目標。但是因為受到不同因素的干擾, 使得政策往往無法真正的發揮出其預期的效果。
三、公共政策缺陷的經濟學分析
(一) 均衡利益
供求分析顯示, 政府的意愿會出現與之截然相反的結果。有效地展現出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往往是處理經濟問題的好方法。在政府面對不同利益團體時, 需要秉承著公平的態度去調節利益平衡。首先, 實力較強的利益集團會給予一定的壓力并進行游說, 讓地方政府政策制定受到一定的影響。同時, 背景強大的利益集團還會損害其余團體的利益, 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 最終對社會秩序帶來不利的影響。其次, 弱勢群體一直處于不利地位, 他們的利益訴求要引起政府的更高關注。對決策者而言, 政府應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綜合考慮經濟、文化、社會等要素, 最終確定出一個最為合理的政策。在政策擬定以及落實過程中, 極易出現不同群體利益沖突的問題, 而對群體利益平衡有益的政策, 并不代表社會也能夠受益。所以政府在制定一系列政策之前, 首先要了解政策可能會對各類群體帶來的影響, 確保各個群體都能夠有效地接受, 以促進整體穩定社會。
公共政策執行在公共政策實施的整個生命歷程中有著十分關鍵的作用。但是在政府實際的落實過程中, 因為各類因素的干擾, 時常讓其執行產生偏差, 最終不能達成預期的目標。在各類政策的執行過程中, 出現偏差的情況是十分常見的。因為體制轉軌以及經濟轉型等方面的因素影響, 目前我國在這個方面表現出的問題尤為突出。而這種偏誤情況的出現不但會直接影響問題的處理, 使得預期的目標無法達成, 同時還會對政府的社會影響力和民眾認可度帶來不利影響。在如今國內的改革步入到重要時期以及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 研究怎樣更好的避免公共政策執行偏誤的問題, 無疑是極具理論以及現實價值的一項工作, 對改進和完善國內公共政策執行效果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綜合協調
成本效益分析表明, 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存在最優, 但它可以依據現狀選擇更滿意的政策, 即符合滿意原則。一般而言, 要有效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 就必須明確劃分中央和地方權力、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地方政府具體政策的制定條件。建立科學合理的政策體系, 實現地方與全球的關系。加強監督, 嚴格管理政府。降低參與成本, 使社會團體能夠參與政策制定, 并能影響政策結果。在政策設計上, 要刻意約束強勢群體, 為弱勢群體的政策參與創造條件。我們經常聽取市民的意見, 了解民意, 貼近公眾, 盡量響應社會的需要, 力爭實現政府的角色的快速過渡。從發展型到服務型政府。一方面, 政府應該是社會利益的調節者, 另一方面, 以服務公民為中心, 在社會治理中擴大公民的參與程度。唯有時刻圍繞這兩個主題, 政府才能真正受到限制、有效力、依法治國, 擔負起責任。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是一個長期的動態過程,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 公共政策的缺陷也應從動態的角度加以考慮。政策制定是追求效率, 低效政策沒有制定和實施的必要性, 運用經濟分析方法來彌補公共政策研究和實施不足, 構建和諧社會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 均衡博弈的雙方
在博弈論的基礎上, 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的過程中, 政府應注重長遠的視角, 而不是從短期視角出發, 通過將游戲規則設為長期的多次交易, 雙方就不會出現囚徒困境這就表明, 動態博弈能夠有效地避免信息不對稱問題, 特別是在重復動態博弈過程中, 雙方能彼此了解, 從一無所知到互相熟悉, 博弈中彼此防范的模式, 如今已經不再是最佳狀態, 對需要政府介入的事務, 則要擬定出對應的公共政策;而無需政府介入的事務, 則要有效的展現出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 此時可以參照發達國家的一些成功經驗。如政府的社會職能可以轉交給社會中的第三方機構負責, 政府制定出具體的事務內容, 社會組織可以提供, 政府提供財政支持和合同。隨著社會組織完成計劃任務, 政府的財政資金可以完全分配, 社會組織不能履行合同規定的任務, 在長期缺席和越位的政府職能領域, 新以公共管理思想為參考, 重新界定相關政策, 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 博弈各方在做出自己的最優策略選擇時, 不僅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還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對方的利益, 這樣組合的最佳策略就是所謂的子博弈完美納什均衡, 簡稱子博弈完美均衡。
四、結論
在我國公共政策領域, 制度缺位十分嚴重, 越來越多的公共政策制定者開始認識到我國需要培育相應的政策體系和制度環境, 建立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和制度。它可以彌補公共部分的無知, 協調基本價值, 保證行為規范。公共政策的制定與修改是一個長期的動態過程,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 公共政策的缺陷也要從動態的角度考慮政策的制定是追求效益的, 無效益的政策就沒有制定和執行的必要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彌補公共政策研究和執行的不足, 對構建和諧社會也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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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團隊成員的價值評斷
(一)團隊成員收入的評價標準
從經濟學角度看,團隊成員作為生產要素中的人力資本,是組織的投入,而生產要素的報酬主要取決于它的MRP(邊際收入產品)。假設勞動市場和產品市場都是完全競爭的,那么這個工人的邊際成本就是他的工資w,任何一個理性的組織,總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那么組織在做是否多雇傭一個員工的決策時,會把增加一個員工的邊際成本與雇傭這個員工所獲得的邊際收入進行比較。經濟學中,經濟學家把由增加的員工所創造的邊際收入稱為邊際收入產品MRP(marginal revenue product)。員工帶來的MRP無非是這個多雇傭的這個員工所能為組織創造的利潤。邊際收入產品定義為每一單位產出的價格乘以增加的產出:
上式表達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組織要使邊際收入產品等于邊際成本。這表示它雇傭的員工使得邊際成本w等于邊際收入產品MRP。如果工資上升,邊際成本超過邊際收入產品,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組織就少雇傭員工。一旦組織雇傭更少員工,MRP上升,邊際收入產品又等于邊際成本。這就產生了如圖1所示的向下傾斜的短期員工勞動需求曲線:
(二)專業高端人才的市場均衡
我們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專業高端人才的市場總需求等于各組織對人才的需求曲線的加總。(如圖2所示)
由圖可知,專業人才的邊際收入產品增多,這并不是由于他們的生產力提高,而是由于生產產生的邊際收入增多,導致了對專業高端人才勞動需求的增加。當需求曲線向右移動時,工資上升。
(三) 用MRP理論解釋高技能專業人才的高收入現象
員工的邊際收入產品是作為這個員工的技能和能力的結果而出現的收入。這個收入轉而又源于員工對組織的貢獻所增加的收入。因此,用MRP理論對高技能專業人才的高收入現象可以進行解釋,原因在于:
第一、在服務領域中,對消費者而言,高技能人才與普通技能者在才能上的差異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使得高技能人才占有極大的市場份額,也就是高技能人才有較高的賣方集中度。
第二、技能表演這種服務產品,消費的規模可以不受觀眾人數的限制,觀眾人數增多反而會使賣方受益(往往觀眾爆棚時表演人員的積極性會更高),消費者所得到的產品質量會上升。
(四)“工資帽”產生的背景及目的
在經濟學中,最高限價是對某個產品或服務的最高價格做了限制。實際上,“工資帽”的產生也借鑒了最高限價的原理,同時又區別于最高限價。工資帽規定了組織能夠用于員工工資開銷的最大規定限額,其目的在于讓那些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組織,可以使最大的收入以最小的比例分配給員工,同時又防止那些財大氣粗的組織過分追求高技能人才,保證市場應有的競爭力。美國實行這項規定符合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經濟學理論進行實踐的成功典范。
二、對在我國實行“工資帽”的評價
(一) 中國的市場正處于經濟轉型期
中國的市場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時期。根據經濟學中的委托―原理,中國企業管理部門作為政府人不能完全站在私人企業組織利益的角度看問題,這種非一體化的利益結構,很容易導致中國企業管理部門出臺的一些規定并不會在私人企業組織中起作用。在中國施行“工資帽”政策,便可理解為通過降低員工收入來提高單個組織的收益后,企業管理部門可以從市場總體收入中能得到更好的分成。
(二) “工資帽”政策只是對解決員工收入過高問題的對策
1、 中國“工資帽”是對美國“工資帽”的模仿
中國施行“工資帽”的確可以改進競爭力平衡、平衡員工間收入的差距、降低高技術員工過高的工資、保證無論是大的企業組織還是小的企業組織都有一個合理的利潤率,實現資金的再流入。
然而,中國企業管理部門并沒有認識到,美國的所有企業組織都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及企業管理部門的嚴格管理,使得這項規定在美國實施的非常有效。但制定和實施這項規定有個前提就是所有企業組織都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中國既有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組織,也有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組織,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推出“工資帽”是僅僅是為了限薪而限薪的盲目舉措。
2、 中國合同制度與美國“工資帽”之間的矛盾
中國的合同制度是在“工資帽”條款下衍生的產物,在這種條款下,員工即生產產品的投入要素,而生產要素的報酬主要取決于它的MRP,美國企業組織簽約與引進員工,更看重員工的MRP,員工是市場的保證也是占有市場的基礎,從而員工對企業組織的貢獻又轉嫁到增加其他收入。與此同時,高技能員工與一般技能員工收入的差距也激勵著一般技能員工努力進取,為將來成為高技能人才而努力。
“假合同”、“陰陽合同”在中國并不是秘密,這不僅保障不了員工的收入,也為企業組織違規吸引員工提供了方便。比如涉及到勞資關系的問題如薪金問題,在美國是由行業協會和職員協會來共同協商決定本行業的最低和封頂工資標準.而勞資談判目前在中國是空缺的,如何在中國“工資帽”的規定下,杜絕合同的虛假性,合理的對一名員工的薪金定位,又成了擺在中國面前的一個大難題。
篇3
關鍵詞：工程教育專業認證;檢測與傳感技術;教學改革;寓教于樂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42-0111-02
工程教育專業認證核心之一是“能力導向”。“能力”指工程類學生培養的質量及利用學科知識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可促進我國工程教育的國際互認，提升國際競爭力。我國工業科技發展迅速，需要大量不同規格的工程技術人才，這些高質量的工程技術人才主要依靠高等學校培養。工程教育專業認證的核心就是要確認工科專業畢業生達到行業認可的既定質量標準要求，是一種以培養目標和畢業出口要求為導向的合格性評價。工程教育專業認證是各高校促進專業建設、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契機，也是工程教育改革的必然趨勢和內在要求。目前，不同類型高等學校培養目標趨于雷同;實踐教學、工程課程設計、畢業設計等實踐類的課程開設嚴重不足;培養的人才不能完全適應產業發展的要求，要培養以能力導向為目標的電子類專業人才，必須加強對工科學生實踐動手能力的培養，實行“應用型、差異化、重實際”的培養模式。借鑒國內、外優秀大學培養人才理念，不斷改進優化專業培養。
一、課程特點及存在問題
《檢測與傳感技術》介紹檢測技術的定義、工業檢測現場所涉及的檢測手段、常見傳感器結構、工作原理、主要參數、檢測電路及其典型應用。學生可以了解傳感器的基本概念、構成及與傳感器原理有關的物理定律，傳感器及現代檢測技術發展的趨勢。涉及到的學科面廣，是自動控制學、物理學、電子技術、數學、機械工程學的交叉融合，是電子信息類專業必修的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平臺課，主要內容有電阻應變式傳感器、電容式傳感器、壓電式傳感器、磁電式傳感器、光電式、超聲波傳感器等。本學院電子信息類專業所開設的《檢測與傳感技術》總課時44學時，目前沒有實踐環節。由于一些基礎理論知識的推導，使得學生開始學習本課程時感覺抽象、枯燥、不適應。上課學生學了一肚子枯燥的理論，又沒有相應的實驗驗證及課程設計去動手實踐，所以學了等于紙上談兵。學生的實踐能力沒有得到提升，也無法培養學生實際設計電路分析電路的能力。還有，本課程包括各類傳感器基礎理論、檢測技術基礎理論，短短40多個學時是遠遠不夠的。課堂教學內容的選擇是個問題。另外，傳感器的發展日新月異，教材選取及教學內容的更新是個重要內容，要能使學生全面了解傳感器發展最新動態，從而提高將來畢業后對工作的適應能力。針對以上存在的問題，本文筆者就課堂教學中教材選取、課程內容和教學方式、實踐環節、考試及成績評定形式等方面改革進行探討。
二、教材選取要圖文并茂
本課程在電子專業的課程體系中，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其目的是在于增強創新開發能力和提高專業技術水平。學生學習該課程時，通常感覺思維跟不上，知識點多而分散。因此為了學科發展，為了迎接工程教育專業認證，首先在指導書及上課教材的選取上頗下了功夫。現在可選取的教材多而雜亂，滿目盡是公式和多而繁亂的原理剖圖。教師把書上公式搬到黑板上或者多媒體課件上對著念，下面是一群昏昏欲睡的學生。教材選取的原則一定要“圖文并茂”，最好能讓學生“看圖識記”、“看圖說話”，為配合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并從根本上改變該課學生厭學不好學的現狀，筆者正主編《自動檢測與傳感技術及實例分析》，該教材注重學科縱向體系模式，將常見傳感器知識整合成6大模塊，將該領域的專業內容與能力培養同時進行，按照工業生產要求和實際需要，模塊著重于新知識和新技術的應用，突出專業知識的綜合應用和專業能力的培養，設計了模塊目標、要求、計劃、實施等環節，并及時給學生介紹。該教材比較注重實用性，清晰易懂，把原理與應用有機融合，在實例中講原理，在配套的課件演示動畫圖中，了解電路設計的原理及工業現場模擬運行狀況。目前課程組老師準備編寫自己的實驗指導書，每章都涉及到一種傳感器小而實際有趣的應用實例，以提出問題的形式引發學生思考并完成。在理論授課時，先從一些生活中的例子、直觀的圖片、視頻、媒體大片中曾出現先進傳感器的短片等資料入手，以典型應用為起點，先激發學生的學校興趣，帶著好奇心去了解相對應傳感器的工作原理，用多媒體課件和網絡學習相結合的方法，課件制作以教材為基礎，不斷加入最新的科學技術成果及內容，充分利用現代化教學設備和手段輔助教學，擴展學生視野，最終使學生掌握檢測技術的基本技能。充分結合生產生活實際。在總學時上，考慮增加到60學時。增加課程設計環節，提高學生的專業素質、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
三、實踐教學內容要寓教于樂，娛寓于學
實踐教學內容要貫穿于實驗、課程設計及畢業設計等所有實踐環節中，讓學生有一個學以致用、做中教、做中學、做中練、做中熟的學習過程。工程教育認證重點突出應用，突出專業特色，所以對于課程來說，突出實踐性應用不但要從課堂教學不斷滲透，更要在實驗、課程設計中逐步引導和加強。如果教師教學沒有什么實踐性內容，只有條不紊地按照傳感器的各種轉換原理，從一種傳感器組織講解到另一種傳感器，決定了很少甚至幾乎與企業發展、傳感器本身技術發展相脫節，學生學習和教師教學也顯得枯燥乏味。實踐教學包括實驗及課程設計兩個部分，嚴格說來也包括了部分同學的畢業設計。實踐環節一定要調動學生積極性及求知欲。傳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其對應的測量電路無論聽起來還是學起來都比較乏味，而傳感器的應用結合生活中的實例會比較有趣。超市收銀掃描筆、銀行自動感應門、小區樓道自動感應燈、自動干手機等都是能引起學生興趣的不錯的例子。開始上課之前的緒論部分，可以用大量生動形象的與生活及生產息息相關的例子如機器導盲犬、智能安全門、智能電子鎖、生命探測儀等引導學生步入傳感器世界。比如講授電渦流傳感器時，從四、六級重大的考試進場前防止學生帶手機的金屬探測儀，到看的老戰爭影片中的排雷儀，到一些重要場所的安檢通道，讓學生首先了解這類傳感器應用的廣泛性和重要性，激起學生興趣。然后，我們引出電渦流傳感器的工作原理：由于金屬的電渦流效應，當探測線圈靠近金屬物體時，金屬導體表面會產生電渦流，電渦流產生的磁場會使探測儀振蕩回路中的能量損耗增大，檢測出這種變化并轉換成電信號，再由此判定探測線圈下面是否有金屬物體。就讓學生借此了解為什么能夠檢測，就是工作原理的講述。講述完再進入實例，讓學生自己去發現電渦流傳感器在位置測量、安檢中的應用要點，測量轉換電路應該怎么設計。最后讓學生主動思考，平時生活中，能在哪方面應用，應該怎么去設計，然后應該選什么型號。這樣學生對于這類傳感器肯定就印象深刻了。另外，在講一種傳感器時，要結合已經學過的傳感器，找出各章聯系點或者這種傳感器優點。比如電渦流接近開關，與電容式的接近開關有哪些不同，各自適合在什么場所應用。比如在講述防盜監控方面，壓電式周界報警電纜與紅外的優缺點及區別，這樣在趣味中體會學習知識的快樂。
四、考核方式及成績評定方式
《檢測與傳感技術》內容難學，各章節具有獨立性，知識點之間的聯系較少，涉及到電子技術、電路分析、物理化學、數學等基礎知識。針對以上特點，考核方法重在應用與綜合，不以識記為主，所以考試形式由原來閉卷改為開卷考試。從調查的情況看，可以減輕學生考試壓力，不用單獨追求分數的高低，把學習的重點用于應用和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訓練上，幾乎所有的學生對開放性的實驗和課程設計給分方式持歡迎和支持態度，有利于引導學生向能力培養方向發展。實踐課內容靈活多樣，強調應用與綜合，強調對知識的分析和歸納，比如讓學生設計自動分檢器，分揀出金屬和非金屬，白色和黑色物質的生產流水線，設計教室照明自動識別系統，識別是否有學生在自習，從而決定打開燈的數量和位置等。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學生作弊，對端正考風有幫助。成績最終的評定以設計和最終作品兩個部分，使成績成為衡量學習態度及學到多少知識的標準，而不是簡單的得到學分的工具。
在工程教育認證背景下，通過幾年來對《檢測與傳感技術》這門課程的探索、教學改革，充分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提高了該課程的教學質量。在實踐教學方面，實驗室購進了部分典型的傳感器，可以直接看到內部實物的構造，讓學生有個直觀的認識。在14版大綱中，又增加了具體課程設計內容，確定幾種應用較多且價格相對便宜的傳感器，讓學生在其中自由選題并做成實物，從而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及作品完成的成就感。電子技術學科組會繼續努力探索，進一步提高該課程的教學質量。使該專業學生能在學習本課程后，適應一般生產需要，在日常自動檢測技術的應用及設計方面有突出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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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公共政策；社會偏好；公共品；自愿供給
中圖分類號：F06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8409（2014）01-0036-03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斯特羅姆將傳統的公共品治理邏輯歸納為“兩種物品類型（傳統經濟學將物品分為私人物品和公共品兩類）”、“兩種最優組織形式（國家抑或市場）”和“一種個體模型（假定個體理性利己而不關心他人利益）”。正如休謨所指出的，在設計任何制度與確定法律和政策時，應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其全部行動由完全謀求一己私利的原則指導。公共政策理論繼承了這種傳統，于是認為制定公共品供給政策時應該通過調整激勵結構促使政府和個人都以自利的原則合作提供公共產品。眾所周知，搭便車卸責的機會主義問題仍是當前經濟學理論和公共政策設計實踐中的一大難題，如何在公共品供給中擺脫國家和市場的二元組織形式、超越集體行動的社會困境，已成為經濟學研究熱點。
本文在厘清公共品自愿供給機制的理論脈絡的基礎上，嘗試通過近年關于社會偏好的博弈實驗、自然和田野實驗等跨學科研究在公共政策設計中的最新應用和前沿動向，來對“外在的制度如何與個體內在的社會偏好形成良性互動從而激發公共品自愿供給”這一問題進行回答，并總結了這些研究的政策含義。
1公共品供給問題的理論演化脈絡
1.1新古典模型結論：國家抑或市場
早期受新古典主義影響，西方學者對公共品的供給和治理持有悲觀的論點。由于公共品產權不清導致外部性，無法有效制止使用者搭便車，因而其供給必然不足。同樣，由于公共開放資源的產權界定不清，出于自利，個人必然過度攫取公共資源帶來的利益，從而導致租值耗散。這一問題始終與公共選擇和社會選擇的社會困境（social dilemmas）中的合作、搭便車和集體行動問題緊密聯系。哈丁稱之為“公地悲劇”，博弈論稱之為“囚徒困境”，而奧爾森則將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這一過程歸納為“集體行動的邏輯”，理性的資源使用者容易發生非理性的集體行動問題，而不會選擇合作。
顯然新古典主義將公共品的供給和治理困境視為市場失靈，其政策導向無非就是政府介入，或是將該類資源的產權重新界定（一般是私有化）。第一，政府直接管制，或者政府通過稅收調節以確保邊際社會收益和邊際社會成本相等。但是數十年來的發展證明政府直接干預的實際效果并不理想，政府干預也有各種失靈現象。事實上政府也并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相關信息以制定正確的政策，而且政府可能受到相關利益集團的干擾。第二，將公共品的產權私有化。科斯認為，如果產權界定明晰并可以自由交易，那么不論產權歸屬于誰都是帕累托最優的。因此只要產權明晰，公共品的供給完全可以由私人來完成。但是產權交易的成本過高會破壞這種治理模式的有效性。
1.2公共資源使用者內部自發形成的多中心自我治理
由于以上兩種治理模式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種種缺陷，人們開始尋找新的治理模式，第三種日益受到重視的解決方式便是通過當地資源使用者的自治（self-governance of appropriators）來達成公共品的可持續發展和使用。
奧斯特羅姆領銜的研究團隊挑戰了傳統理論認為的“公共品難以管理，且只能由中央政府提供或者產權私有化才能有效供給”的結論。借由漁業、牧場、森林和湖泊等諸多經驗個案研究，提出資源使用者能夠產生自愿合作的集體行動與自我治理，發展出復雜的決策和規則實施機制，化解利益沖突，結果經常比新古典理論所預測的要好。這一結論為超越政府與市場二元對立的政策解決路徑提供了理論和經驗支撐[1]。許多研究者在世界范圍內對各地的公共品供給制度進行長期的系統研究，結果顯示不管在先進或落后國家，人們都可以發展出完整而有效的制度或傳統規范來治理公共品。
2公共品自愿供給博弈模型和行為實驗研究
博弈論、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興起與融合為理解公共品自愿供給機制提供了新的理論方法和分析工具，具體來說，在公共品理論和實驗研究中，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大量傳統的公共品實驗已經表明，人們既不會如完全理性模型預測的那樣全部選擇零供給的搭便車策略，也不會全部達成合作供給。同時研究者歸納了影響供給量大小的幾大因素：（1）邊際個體回報（MRPC，Marginal Per-Capita Return），依賴于公共品的MRPC高的個體供給量也相應大，反之則會選擇低供給甚至零供給[2～4]。（2）群體規模和匹配方式，合作者與搭便車者不同的群體規模和組成比例、博弈自始至終與固定搭檔進行博弈，每一輪都隨機確定搭檔也會產生不同的公共品供給量。群體規模越大，合作集體行動越難發生，供給越少[5，6]。（3）社會信息的交流和學習，采用不同形式的社會信息交流和學習可以減少因搭便車等非合作行為而造成的效率損失，特別是面對面交流對于增加供給和提高效率特別有用[7]。
近些年來，研究者嘗試借鑒跨學科研究的成果，將個體內在的社會偏好與外在的制度激勵納入公共品自愿供給機制，克服搭便車同時提高合作水平，而這主要體現在如下兩方面。
2.1基于社會懲罰的激勵機制
面對大量實驗結果所顯示的普遍導致公共品供給不足的搭便車問題，除了檢驗主流經濟學的經典理論預測，經濟學家也開始致力于探尋克服搭便車的治理之道。其中兩種備受關注的解決方式便是不依賴于中央集權的、個人分散實施的懲罰[8]和利用公共品群體準入或者退出規則進行甄別和懲罰[9]。
但值得注意的是，考慮到實施懲罰是需要付出成本和承擔風險時，懲罰確實可以提高公共品供給激勵，增加合作供給行為，但由于懲罰需要成本，幾乎對效率沒有產生作用。因此，不可高估基于社會懲罰的機制對于公共品供給的效率提升作用，能夠促進群體成員的自愿供給的激勵機制可能是更為理想的選擇。
2.2社會偏好：對對等性、利他和公平的關注
面臨兩難的社會困境，實驗和案例依然表明人類會形成自發的合作秩序，而且帶有私人執行的社會懲罰與沒有懲罰時相比，反倒是降低了自發合作秩序的形成[10]。那么這種自發的合作秩序如何形成，其內在機理是什么？綜合演化生物學、演化博弈論和人類學等跨學科成果，社會偏好理論便進入經濟學家的視野[11，12]，并用于分析這一問題。究竟何為社會偏好（social preferences）？經濟學家將之歸類為對等性、不平等厭惡、純粹利他、惡意或嫉妒偏好，即個體的行為特征既有在除去自利等關心自身物質利益方面的自涉偏好外，還包含關心他人的他涉偏好[11]。而且，不少研究者已經嘗試擴展傳統效用函數的具體形式，將社會偏好納入分析框架中[13-15]，并解釋了更為豐富的經濟現象。
社會偏好在解釋自發合作秩序形成和演化時更多地依賴于由他涉偏好所引致的條件合作行為（conditional cooperation，在他人合作的前提下選擇合作）對于公共品自愿供給水平的作用。如委托-實驗中委托雙方的禮物交換效應非常明顯，但是其程度受到縱向不公平、信息結構和競爭因素的影響，而導致這些結果的根源在于部分經濟個體表現出的公平考慮等社會偏好[8]。而如果企業通過改進傳統經濟學純粹自利性假設下的單人的HM模型，設計包括橫向公平偏好因素在內的新委托-激勵機制，就會減少成本和委托收益[16，17]。進一步的，通過構建一個納入異質性偏好（自私、無條件合作者和有條件合作者三類參與人）、狀態依賴偏好、隨機行為和適應性預期的模型，發現少數偶發的搭便車行為和強對等性偏好會致使合作減少，而減少外部強加的懲罰會使得合作更穩定[8，18]。
3公共品自愿供給研究的政策含義
雖然正如近年來的諸多研究表明的，人們并非完全自利，廣泛存在社會偏好（在有些文獻中也稱親社會性偏好，pro-social preference），因而公共品自愿供給不但可以由懲罰和獎勵等外顯激勵產生，也可以由溫情式（warm glow）利他和公平感等內在因素激發，但是長期以來公共經濟學仍然采取將人類的社會偏好和作為外顯激勵（explicit incentives）的公共政策制定簡單的二元分割處理的分析方法。于是公共品供給政策的制定變成了如何協調參與者之間利益沖突的機制設計問題。
雖然這種正式制度出發點是善意的，但是其實際的效果卻受到了廣泛的質疑。一旦當外顯激勵型的公共政策或正式制度對人們的社會偏好產生影響時，傳統二分法就是不合時宜甚至是危險的。這是因為，盡管正式制度的引入提高了個人的出于直接利益考量的利他動機（一定的擠入效應crowding in），但是卻對個體內在的社會偏好產生了擠出效應（crowding out），即外顯激勵擠出內在動機。造成這種擠出效應有很多原因，例如過于強調外顯的激勵和懲罰機制使個人產生了不被信任以及道德水平不被認同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引起內在利他動機被抑制，也有可能是這種外顯激勵和懲罰機制使得個人認為這種正式制度使自己處于被驅使的弱勢地位而產生不合作的消極態度。因此當擠入效應或擠出效應發生時，簡單的二分法指引下的傳統外顯激勵政策就不再是最優的。而更為令人擔憂的是當擠出效應發生時傳統外顯激勵政策可能產生更為不良的后果，大量的實驗研究也證實了這種擔憂。如有償獻血的外顯激勵結構擠出了擁有無償獻血社會偏好個體的獻血積極性[19]。
因此，將外顯激勵機制設計和社會偏好形成進行二分法處理是不恰當的，由于外顯激勵（懲罰等一系列公關政策）對個體內在的社會偏好具有的“擠入”和“擠出”效應，出于善意的正式制度并不能完全替代良好的公民社會責任感（社會偏好）。因此將內在動機的社會偏好納入公共政策和機制設計，使得好制度和好公民形成良好的互相扶持促進的關系，則對公共品供給會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4結論與展望
篇5
關鍵詞：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是決策者借助各種技術手段對影響政策問題的復雜環境，信息等客觀因素進行加工、分類、整合、處理，并最終形成政策的過程，而不是全然由決策者拍腦袋決定，因此，政策制定過程是一種理性選擇占主導地位的行為過程。但是，由于在現實中，政策制定中常常會受到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嚴重干擾，并且由于決策者自身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屬性。盡管一些學者曾尖銳的批評過政府選擇行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學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于接受新制度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主張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等問題。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師德魯克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在我所遇到過的卓有成效的經理們之中，有些人運用邏輯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賴于預見和直覺。既有輕而易舉就做出決定之人，也不乏每當移動一步就備受煩惱之苦者。”這段話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種雙重能量的活動，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語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兩種表達。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調節行為和抽象思維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狹隘地指進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觀地理解成為人的行為類型，此類型的特點是以邏輯推理方式來觀察事情。如果從字面意思去解釋，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維邏輯為基礎，通過深思熟慮，冷靜理智，不輕易顯露主觀感情等特點。理通常是指人們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進行的行為選擇，這種行為是在冷靜、客觀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學說的西蒙認為，理性的概念應分為經濟學討論的實質理性和心理學所討論的過程理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總是達成按照給定效用函數來說客觀或實質最優的決策。認知心里學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據現有知識和手段來說，以過程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本文談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決策者對政策問題發揮充分的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斷、處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體現為技術、實證、推理、理智、邏輯性等方面，大多與方法、手段、目的相連。
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過程使然：（1）決策者能較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資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決策者能夠準確評估政策所產生的效應；（3）經濟學家和統計部門所提供的理論和數據支持（4）政府能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形成對政策的比較方案，從而在理論和實證資料的支持下有根據地說明甲方案優于乙方案或乙方案勝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純粹的非理是指人們在直覺、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驅動下（而不是在邏輯思維基礎上）對環境的反應。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以感覺、知覺、表象、情緒等形式展開的感性意識，不能像以概念、判斷和推理等形式展開的理性思維那樣清晰。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由于相對模糊的感性意識支配著人們選擇行為，這是因為人們的意識活動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層面上，而這種底層次的感性層面的意識活動就會導致純粹意義上的非理。廣義的非理還包括那寫盡管產生于邏輯思維但沒有效用上實現“最優”的行為。比如，西蒙將非理性理解為“對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這實際就是指廣義的非理。相對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躍的、能動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邏輯規律的限制，它們時常表現為難以預料的波動或情緒沖動，如本能、直覺、靈感、意志和神秘的體驗等。在本文中討論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決策者沒有對政策問題充分發揮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據直覺、經驗、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產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現實中信息和環境的非確定性。自上世紀中期以來，人們就已經開始從整體角度來探討組織的變化運行規律，未來的變化乃是由某些動態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斷變換的需求、機會和選擇等混合因素決定的，要利用這種變化并獲得益處，或在風險中少付出代價，需要考慮的參數和要素的數目非常的多，這就更加需要直觀的判斷和感覺。基于這種觀點，所謂的非確定性環境其實就是一種建立在單獨個體感性認識之上的主觀現象。準確的說，非確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項任務所要求的信息總量和種類與所擁有的信息總量和種類之間的可見和不可見不同之處。這種感性的差異不是客觀的數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個體來決定的，顯而易見它代表著個人的豐富經驗。這樣，非確定性就被定義為某種與決策者個體直接相關的事物，這種相關性更重要指的是他們的“心理狀態”，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觀因素的制約。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許多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發揮，例如：政策的時效性，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靜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須要注意時效問題，針對當前問題迅速形成解決方案。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刪繁就簡，依靠現有的經驗和直覺甚至靈感對問題作出感性判斷，及時制定政策予以解決。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認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沖突
世界上沒有什么是絕對的，除了這句話本身。盡管按照傳統的政策學觀點，我們應該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擾，以理性的視角去構筑政策規劃。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類決策行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構現象是一種客觀實在，他在決策行為發生過程中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對于個體決策者而言，他們的決策是在一種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對于群體決策者來，他們對于政策問題的判斷可能來自對于客觀事實的理性分析，也可能來自于自身經驗、直接等感性認識。正是由于這種同構，導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須承認，政策科學是一門理性占主導地位的學科。
政策制定作為政策過程的首要階段，是政策科學的核心。這一過程直接關系到整個政策過程的成敗，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須對政策問題進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斷。不僅要了解政策本身，還要看到各政策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還要對未來的變化趨勢、方案執行結果及其影響等方面進行科學的預測，對政策可能產生負面效應采取必要的預防等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制定出來的公共政策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問題，推動社會發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才可能保證政策的穩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這種技術經濟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經紀人”的人性假說為基礎的，在這種理性下，將理性從非理性中分離出來是比較容易和明確的。然而，由于基于“經紀人”基礎的理性分析與現實有很大出入，一些學者認為，理研究是針對經濟學規范性研究應運而生的，其目的在于為人們指出一個在理性意義上最合理的結果，而不是描述人們的真實的行為規律。比如博弈論學者海薩尼就認為：“我們的理論是一種規范性的理論，而不是實證性理論。至少這種理論正式而明確地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每一個局中人在對策中為了最有效地促進它自身的利益應該怎么做，而不是在這種類型的對策中他實際上應該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了政策目標簡單化，單一化。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難以避免的
首先，從個體決策者的層面來看，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對人類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人們無法脫離理性而存在。但是，當把理性狂熱地抬高到“唯我獨尊”和“無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拋棄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當作客觀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類歷史時，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們對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臘哲學史上的斯多葛派認為，如果可能的話，理性應該完全壓制情感，以達到心靈上的寧靜。在柏拉圖看來，理性是人的靈魂最高的屬性和力量，它應該統治著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顯，兩者都在強調理性的絕對地位和力量，認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們是人的理性的障礙，而對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貶斥。不可否認，人應該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卻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豐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維在發揮著作用，情感、意志、靈感、信仰、潛意識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義張揚盛行之時，人們也逐漸認識到：人的心靈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著必須的作用。相對于當代公共政策制定所處的高度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任何人，無論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決策行為的知識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為重要的是，人類作為富于情感的高等動物，其決策行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還會受到情感、深層心理動機、宗教激情、價值信仰等多種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個體的經驗、直覺、靈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決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其次，從作為間接決策者的公眾來看，存在群體非理性現象。在現代社會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個人的決策，各種利益集團、公眾等發揮著重要的影響。我們大力倡導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為落實公民依法應享有的政治權利之外，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體的利益關注制約個體的利益動機，以群體的理性彌補個體理性的有限性，以群體的理性制約個體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須看到，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類，有時會表現出一種群體非理性。集體無意識、群體失智等都是對這種群體非理性現象的刻畫。這種群體非理性一旦被激發，在短期內幾乎沒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約它。這種現象不僅為現代心理學所揭示，也被現實中大量的實例所印證。回憶一下三十多年前發生在我國的那場史無前例的“”中的群體性狂熱，我們就能體會到這種群體非理性所具有的難以駕馭的力量。雖然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只是在少數時候才會出現群體非理性的現象，但是，一旦出現，必將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重大影響。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統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中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論和經驗的對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決策者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通過理論分析的政策方案與通過經驗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觸的，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讓決策者頭疼的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對方案的選擇往往是很艱難的。當然這是很極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產生也不會純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為無論個體決策者或是群體決策者的決策行為都是一個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復雜過程，即便從行為結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選擇，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現出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證了政策在客觀世界的精準性，而非理性保證了政策在現實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斷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過來不斷改進理性的政策方案。
綜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離的，也不僅僅只有相沖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這樣過于簡化了政策所要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復雜性；當然更不能完全靠決策者拍腦袋來進行抉擇，這樣會導致盲目的經驗主義錯誤。這已經在我國近代歷史上留下很多慘痛的教訓。同時，我們要正視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這種特殊關系，使制定出來的政策兼具科學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決社會問題，達到政策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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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斯特蘭，管理的兩面性[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2
[3][美]赫伯特·西蒙：《心理學與經濟學中的理性》，赫伯特·西蒙著，黃濤譯：《西蒙選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商丘師范學院學報第23卷第五期，廉正軍：《論理性與非理性之爭》，2007.5
[5][美]赫伯特·西蒙：《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篇6
國內一些高校正在試驗一種新型的交叉復合人才培養模式。比如，浙江大學城市學院試驗構建了交叉復合培養平臺。其中信電分學院對電子信息工程專業教學融入創意和創業教育元素，探索跨專業、跨院系復合交叉培養方式。其外語分學院試行英法雙語人才培養，成功培養出兼備英法雙語能力和國際貿易專業知識的人才[1]。華中師范大學致力培育具備多學科專業優勢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開設了“化學—生物學”、“數學—物理學”、“數學—經濟學”、“計算機—美術”、“化學—物理學”“、日語—國際貿易”等多個交叉培養實驗班[2]。交叉復合人才培養模式試驗都涉及人才培養方案里的課程設置改革，跨學科交叉課程群的開發與建設正好應運而生。下面將探討在國家海洋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為滿足對海洋經濟與管理復合型人才的大量需求，開發建設跨學科交叉課程群，實行交叉復合培養人才的問題。
二、海洋與公共管理跨學科交叉課程群設置的必要性
（一）海洋經濟發展急需海洋與公共管理復合型人才我國海洋經濟戰略地位提升加大了對海洋與公共管理復合型人才的需求。2012年國務院批準出臺了《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二五”規劃》，制定了發展海洋經濟、推進海洋事業的指導方針和行動綱領。面對海洋經濟和各項海洋事業飛速發展的新形勢，高等院校也將迎來對海洋方面專業人才的大量需求，特別是對既精通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知識又掌握海洋經濟和海洋管理知識的復合型高層次人才的大量需求。（二）海洋與公共管理專業培養方案調整的要求國家教育部2012年公布的本科專業目錄規定在海洋科學專業里設置一些有關海洋管理的課程，基本思路還是屬于理工科專業知識配備一些海洋管理知識的傳統套路，其人才培養基本定位在：行業技術+行業管理知識=本行業管理人才（技術官僚）[3]。但是，現代經濟社會經常需要一些跨行業跨專業的復合型人才，比如政府機關需要既掌握海洋管理知識，又熟悉政府管理和行政管理等領域知識的多面手的工作人員。他們視野開闊，可以兼顧多方面管理業務，還具有通盤思考、把握全局的素質和能力，更適合在政府機構壓縮、人員編制精簡的新形勢下擔任工作。高層次的管理人才不僅要掌握本行業專門知識，還要了解國民經濟管理和宏觀經濟政策、政府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基本知識，要能夠理解國家對本行業管理政策及其在國民經濟社會全局中的作用。從工作性質來看，海洋管理屬于公共管理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管理職能屬于政府管理或者行政管理，其他部分屬于公共事業管理。所以，在原來開辦了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或者行政管理專業的高等院校開設跨海洋事業與公共管理的交叉課程群，可以為較快地培養出社會急需的交叉復合型人才提供一條便捷途徑，還可以省去正規設置新專業的程序上的麻煩，并且具有根據社會人才市場需要，靈活調整培養方案的方便性。
三、海洋與公共管理交叉課程群設置的構想
篇7
關鍵詞：公共政策制定 理性 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是決策者借助各種技術手段對影響政策問題的復雜環境，信息等客觀因素進行加工、分類、整合、處理，并最終形成政策的過程，而不是全然由決策者拍腦袋決定，因此，政策制定過程是一種理性選擇占主導地位的行為過程。但是，由于在現實中，政策制定中常常會受到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嚴重干擾，并且由于決策者自身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屬性。盡管一些學者曾尖銳的批評過政府選擇行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學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于接受新制度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主張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等問題。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師德魯克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在我所遇到過的卓有成效的經理們之中，有些人運用邏輯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賴于預見和直覺。既有輕而易舉就做出決定之人，也不乏每當移動一步就備受煩惱之苦者。”這段話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種雙重能量的活動，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語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兩種表達。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調節行為和抽象思維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狹隘地指進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觀地理解成為人的行為類型，此類型的特點是以邏輯推理方式來觀察事情。如果從字面意思去解釋，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維邏輯為基礎，通過深思熟慮，冷靜理智，不輕易顯露主觀感情等特點。理性行為通常是指人們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進行的行為選擇，這種行為是在冷靜、客觀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學說的西蒙認為，理性的概念應分為經濟學討論的實質理性和心理學所討論的過程理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總是達成按照給定效用函數來說客觀或實質最優的決策。認知心里學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據現有知識和手段來說，以過程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本文談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決策者對政策問題發揮充分的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斷、處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體現為技術、實證、推理、理智、邏輯性等方面，大多與方法、手段、目的相連。
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過程使然：（1）決策者能較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資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決策者能夠準確評估政策所產生的效應；（3）經濟學家和統計部門所提供的理論和數據支持（4）政府能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形成對政策的比較方案，從而在理論和實證資料的支持下有根據地說明甲方案優于乙方案或乙方案勝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純粹的非理性行為是指人們在直覺、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驅動下（而不是在邏輯思維基礎上）對環境的反應。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以感覺、知覺、表象、情緒等形式展開的感性意識，不能像以概念、判斷和推理等形式展開的理性思維那樣清晰。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由于相對模糊的感性意識支配著人們選擇行為，這是因為人們的意識活動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層面上，而這種底層次的感性層面的意識活動就會導致純粹意義上的非理性行為。廣義的非理性行為還包括那寫盡管產生于邏輯思維但沒有效用上實現“最優”的行為。比如，西蒙將非理性理解為“對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這實際就是指廣義的非理性行為。相對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躍的、能動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邏輯規律的限制，它們時常表現為難以預料的波動或情緒沖動，如本能、直覺、靈感、意志和神秘的體驗等。在本文中討論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決策者沒有對政策問題充分發揮認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據直覺、經驗、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產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現實中信息和環境的非確定性。自上世紀中期以來，人們就已經開始從整體角度來探討組織的變化運行規律，未來的變化乃是由某些動態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斷變換的需求、機會和選擇等混合因素決定的，要利用這種變化并獲得益處，或在風險中少付出代價，需要考慮的參數和要素的數目非常的多，這就更加需要直觀的判斷和感覺。基于這種觀點，所謂的非確定性環境其實就是一種建立在單獨個體感性認識之上的主觀現象。準確的說，非確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項任務所要求的信息總量和種類與所擁有的信息總量和種類之間的可見和不可見不同之處。這種感性的差異不是客觀的數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個體來決定的，顯而易見它代表著個人的豐富經驗。這樣，非確定性就被定義為某種與決策者個體直接相關的事物，這種相關性更重要指的是他們的“心理狀態”，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觀因素的制約。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許多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發揮，例如：政策的時效性，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靜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須要注意時效問題，針對當前問題迅速形成解決方案。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刪繁就簡，依靠現有的經驗和直覺甚至靈感對問題作出感性判斷，及時制定政策予以解決。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認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觀因素都制約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導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沖突
世界上沒有什么是絕對的，除了這句話本身。盡管按照傳統的政策學觀點，我們應該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擾，以理性的視角去構筑政策規劃。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人類決策行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構現象是一種客觀實在，他在決策行為發生過程中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并存性。對于個體決策者而言，他們的決策是在一種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對于群體決策者來，他們對于政策問題的判斷可能來自對于客觀事實的理性分析，也可能來自于自身經驗、直接等感性認識。正是由于這種同構，導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沖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篇8
說明：內部考試資料，涵蓋95%以上期末紙質考試的原題和答案；更新至2020年1月試題。
按照人們決策時對自然狀態規律的認識和重點掌握程度，通常可將公共決策分為(BCD)。B.風險型決策C.確定型決策D.非確定型決策
按照性質的不同，可以將公共決策劃分為(BC)。B.非程序化決策C.程序化決策
按照政府內容的合法、合理程度，我們可以將政府利益分為(BCD)。B.正常利益C.超常利益D.失常利益
層次分析的技術可以幫助分析者分清楚的原因包括(ABC)。A.可能的原因B.似然的原因C.受控的原因
查爾斯·瓊斯指出在政策執行的諸多行為活動中，以(ABC)三者最為重要。A.解釋B.組織C.實施
初步篩選常用的方法有(ABC)。A.經驗分析B.比較分析C.初步的預測分析
創造性思維的各種基本形式包括(ABCD)。A.直覺B.靈感C.判斷D.頓悟
從不同角度進行分類，公共政策評價可以分為(ACD)。A.正式評價和非正式評價C.事前評價、執行評價和事后評價D.內部評價和外部評價
定量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表現在(ABCD)。A.定量研究以數量分析來解釋現象的特征，因之缺少背景和實踐材料，對于說明社會現象的特征不夠具體，不能給人們理解這些現象提供經驗基礎B.在現實社會中，自然界與社會都存在著大量的模糊現象，事物都具有精確性和模糊性所構成的二重性C.定量分析方法在為社會問題建模時，往往只關注其中可以量化的變量，不考慮那些無法量化的關鍵因素D.定量方法的科學主義方法論基礎遭到了歷史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批判
對政策目標群體邊界的界定一定要合乎(BCD)的要求。B.政策環境C.政策資源D.政策問題
發展型公共政策理念的主要內容包括(BCDE)。B.科學民主觀念C.公平優位觀念D.創新超前觀念E.人本觀念
非官方決策主體包括(ABCD)。A.利益集團B.政治黨派C.大眾傳媒D.思想庫和公民
根據公共政策案例記錄的過程，可以把公共政策案例分為(ABC)。A.完全公共政策案例B.未來公共政策案例C.實時公共政策案例
公共決策體系包含著(ABCD)等子系統。A.監控B.智囊C.決斷D.信息
公共利益的重要作用體現在(ABCD)。A.政治領域的合法性功能B.經濟領域的意識形態功能C.社會領域的凝聚性功能D.法律領域的限權和授權功能
公共選擇理論的特征有(ABC)。A.個人主義的方法論B.理性經濟人假設C.交易政治學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公共選擇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ABC)。A.政府源自個人間的社會契約B.政府職能C.政府失靈
公共選擇理論是研究集體決策的科學，它的含義包括(AD)。A.集體性D.規則性
公共政策案例的特點有(AD)。A.公共性D.管理性
公共政策的導向功能的作用形式包括(BC)。B.直接引導C.間接引導
公共政策的功能包括(ABC)。A.導向功能B.調控功能C.分配功能
公共政策的合法化程度取決于(BC)。B.公共政策所處的政治法律環境的法制化狀況C.公共政策本身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核心主體包括(ABCD)。A.立法機關B.行政機關C.司法機關D.執政黨
公共政策環境的特征包括(ABCDE)。A.系統性B.互動性C.聯動性與定向性D.復雜性和多樣性E、穩定性與突發性
公共政策環境的特征包括(全選)。A.系統性B.互動性C.聯動性與定向性D.復雜性和多樣性E.穩定性與突發性
公共政策環境主要包括(AB)。A.國內政策環境B.國際政策環境
公共政策科學在西方經歷的階段包括(全選)。A.創建B.形成C.自我批判反思D.拓展新的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評估過程包括的階段(ABC)。A.評估準備B.評估實施C.評估總結
公共政策是政府在對全社會公共利益進行(ABCD)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A.選擇B.綜合C.分配D.落實
公共政策問題構建的步驟包括(ABCD)。A.以“問題感知”體悟“問題情境”B.以“問題搜索”認定“元問題”C.以“問題界定”發現“實質問題”D.以“問題陳述”建立“正式問題”
公共政策效果的類型有(ABCD)。A.潛在效果B.直接效果C.附帶效果D.象征性效果
公共政策政治學分析模型主要包括(BC)。B.精英分析模型C.集團分析模型
公共政策主體能力主要包括(ABCD)。A.規制社會成員行為的能力B.引導公眾觀念、行為的能力C.調控各種利益關系的能力D.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能力
公共政策主體體系包括(BC)。B.非官方決策者C.官方決策者
公共政策主體體系包括(BCD)。B.準公共政策主體C.社會公眾D.核心主體
官方、半官方、民間思想庫在政策分析的專業問題上分離出的流派包括(BC)。B.專家政治指導派C.專家政治協商派
國際政策環境包括(ABC)。A.全球化B.信息化C.知識化
國內政策環境包括(ABCD)。A.自然地理環境B.經濟社會環境C.政治法律環境D.文化環境
集團分析模型的理論代表人物是(BCD)。B.杜魯門C.本特利D.萊瑟姆
加拿大學者邁克爾·豪利特和M·拉米什根據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過程中政府介入程度的大小將公共政策工具分為(BCD)。B.自愿(自主)性工具C.強制性工具D.混合性工具
家庭與社區作為一種政策工具的缺點是(ABC)。A.通常無法解決復雜的經濟問題B.規模經濟效應要求由政府集中提供公共服務C.依賴家庭與社區這類政策工具來解決問題是不公正、不公平的
經濟學從稀缺性角度看待人類行為，主要包括(ABCD)。A.生產什么，即總量為既定的生產資源用來生產哪些產品和生產多少B.如何生產，即如何組織生產使生產要素得到最有效率的使用C.為誰生產，即生產出來的產品如何在消費者、企業、政府和其他經濟組織之間進行分配D.既定的社會資源總量是否被充分利用以及如何得以充分利用
決策過程中決策者形成共識的途徑通常有(ABC)。A.交換B.說服C.強制
決策支持系統是由(BD)提出的。B.斯科特D.基恩
決斷系統在公共政策及其運行中的作用(ABCD)。A.選擇政策方案B.確定政策目標C.設計政策方案D.界定政策問題
立體思維的內在特征表現在六個方面，它們是(BD)。B.系統性、整體性、動態性D.層次性、多維性、聯系性
利益的動態性包括(ABCD)。A.利益選擇B.利益整合
C.利益分配D.利益落實
利益集團的特征有(AB)。A.共同的利益和主張B.影響而非主導公共政策的制定
麥克唐奈和艾莫爾根據政策工具所欲求的目標，將政策工具分為(ABCD)。A.命令型工具B.激勵型工具C.能力建設型工具D.系統變遷型工具
美國的卡爾·帕頓和大衛·沙維奇認為大部分評估標準可以分為的類型包括(ABCD)。A.技術可行性B.經濟和財政可行性C.政治可行性D.行政操作可行性
美國公共政策學家西奧多·羅威根據受“問題”影響人數的多少及其關系將社會問題分為(ABC)。A.分配性問題B.調節性問題C.再分配問題
美國學者波齊曼提出目前存在的公共政策分析途徑包括(BC)。B.來自傳統公共行政的“政策途徑”，即P途徑C.產生于工商管理，由私營組織管理和經濟理論相結合，介入到傳統公共行政學之中的“商業途徑”，即B途徑
美國學者戴維·伊斯頓認為公共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做出有權威的分配，其定義內容包括(ABCD)。A.公共政策的實質是分配B.分配的內容是價值C.分配是面向全社會的D.分配的行為與結果具有權威性
美國學者詹姆斯·E·安德森提出的推動社會問題加速進入政策議程的觸發機制包括(ABCD)。A.政治領導者B.危機事件C.抗議活動D.傳媒曝光
美國學者詹姆斯·E·安德森將公共政策主體劃分為(AB)。A.官方決策者B.非官方決策者
擬定公共決策方案的原則有(ABCD)。A.多要素原則B.多方案原則C.可操作性原則D.排斥性原則
評估實施階段的主要任務是(ABD)。A.采集評估信息B.分析評估信息D.得出評估結論
確定決策目標的標準是(ABCD)。A.目標與手段的統一B.目標有效協調C.目標具有可操作性D.目標具體明確
薩拉蒙認為第三部門(公益機構)志愿失靈的主要表現是(ABCD)。A.慈善不足B.慈善活動的狹隘性C.慈善組織的家長作風D.慈善組織的業余性
設定政策目標的基本原則(ABCD)。A.實事求是，面向未來B.系統協調，具有針對性C.具體明確，具有合理性D.注重倫理考量，保持相對穩定性
社會利益的內容包括(ABC)。A.社會分享性的公共利益
B.組織分享性的共同利益
C.私人獨享性的個人利益
史密斯的政策執行過程模型中的重要因素包括(ABCD)。A.理想化的政策B.執行機構C.目標群體D.政策環境
頭腦風暴法的優點是(ABCD)。A.專家團體所擁有及提供的知識和信息量，比單個專家所有的知識和信息量要大得多B.它使專家交流信息、相互啟發，產生“思維共振”作用，爆發出更多的創造性思維的火花C.它能夠發揮一組專家的共同智慧，產生專家智能互補效應D.專家會議所考慮的問題的各方面以及所提供的備選方案，比單個成員單獨思考及提供的備選方案更多、更全面和更合理
頭腦風暴法需要遵循的原則有(ABCD)。A.人員的選擇應該具有針對性B.保持開放性C.適時把握討論的度D.確保結果的整合
外部監控體系是由(BCD)等組成。B.人民群眾C.新聞輿論D.社會團體
威廉·N·鄧恩從政策問題的結構角度把政策問題劃分為(BCD)。B.結構優良C.結構適度D.結構不良
威廉·鄧恩將問題分為(ABD)。A.結構優良性問題B.結構適中問題D.結構不良問題
魏墨和維寧認為政策備選方案的基本來源有(ABCD)。A.現有的政策提案B.通用的解決方案C.調整過的通用解決方案D.非現成的解決方案
我國學者將政策工具分為(ABC)。A.市場化工具B.工商管理技術C.社會化工具
現代社會問題的新特點包括(ABCD)。A.全球性B.突發性C.結構不良性D.復雜動態性
信息溝通機制包括(ABC)。A.信息的下行B.信息的上行C.信息的平行
以下分析方法屬于利益分析方法的是(BC)。B.經濟分析法C.階級分析法
以下哪些說法體現了公共政策的未來基本走向？(ABCD)
A.公共政策應當是講究公平的B.公共政策應當是問題取向的C.公共政策應當追求民主化D.公共政策應當實踐科學化
以下屬于第三代政策執行研究的是(CD)。C.府際政策執行溝通模式D.支持聯盟框架
以下屬于微觀層面的政策執行模型是(AB)。A.政策執行循環模型B.政策執行博弈模型
以下選項屬于公共問題橫向性質維度的內容包括(CD)。C.管制性公共問題D.服務性公共問題
英國經濟學家庇古采用的檢驗社會經濟福利的標準是(CD)。C.國民收入的大小D.國民收入的分配
影響政策目標確定的主要因素(BCD)。B.價值因素C.政治因素D.目標的多重性及其沖突
影響政策目標群體態度取向的因素主要有(ABC)。A.客觀因素B.主觀因素C.環境因素
影響政策目標群體態度取向的主觀因素主要體現在(ABCD)。A.政策目標群體的利益需求B.政策目標群體對政策的理解程度C.政策目標群體對政策的認知程度D.政策目標群體對政策的參與程度
在我國，公民參與的方式分為(BC)。B.自下而上參與C.自上而下參與
在我國，官方決策主體包括(ABCD)。A.立法機關B.行政機關C.司法機關D.執政黨
在知識經濟時代，公共政策呈現出的新特點包括(ABCD)。A.信息化B.民主化C.高效化D.科學化
在知識經濟時代，公共政策呈現出的新特點包括(ABCDE)。A.信息化B.民主化C.高效化D.科學化E.多變化
政策的導向是(BD)的導向。B.觀念D.行為
政策方案規劃的過程中的基本要素是(BD)。B.目標D.方案
政策環境因素的基本特征有(ABCD)。A.交叉性B.動態性C.突發性D.多樣性
政策環境與公共政策的辯證統一的關系是指(ABCD)。A.相互聯系B.相互依存C.相互影響D.相互作用
政策效果評估包括(CD)的整合性評估。C.事實層面D.價值層面內容
政策執行的特征可以從以下角度來分析(BC)。B.“服從”觀點C.“務實”觀點
政策主體通過政策評估獲得實施中的現行政策效果的信息后，必須對該項政策的去向作出判斷和選擇，大致的選擇有(BCD)。B.政策補充C.政策修正D.政策終止
政府利益的表現形式包括(ABC)。A.政府工作人員的個人利益B.地方利益、部門利益等小集團利益C.整個政府的機構利益
政府認同社會問題并使其成為公共政策問題的條件：(BC)。B.屬于政府職能權限范圍內的事務C.屬于政府能力范圍內的事務
直接提供作為政策工具的優點(ABC)。A.直接提供所要求的龐大機構規模，使其能夠獲得高度工作績效所必需的資源、技巧和信息B.直接提供避免了間接提供所產生的些問題，如討論談判以及較高的信息需求C.直接提供允許交易內部化，從而使成本最小化
篇9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評估標準生產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通過廣泛參與和連續的抉擇以及具體實施而產生效果的途徑，利用公共資源達到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平衡、協調社會公眾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動過程。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體、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從現代公共政策環境來看，公眾要求政府既是廉價的，又是有效的。為解決這一沖突，作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選價值就是提升政府機關的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回應公民社會對政府的需求，樹立政府在公眾之中的良好形象，這就決定了生產力標準在公共政策評估標準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產力標準也涵蓋和統率了公共政策評估的其他標準，如績效標準，如何最有效達到預期政策目標；效率標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產出；回應度標準，是否滿足政策對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產力標準與公正標準也是統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標準，社會越是公平，每個人的貢獻與所得越是一致，每個人的勞動積極性便越高。從而越能促進政府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越符合生產力標準。
參考文獻:
[1]嚴強，王強.公共政策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公司，1995.
[4]鄧恩.公共政策分析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篇10
摘要:公共政策的成敗要通過公共政策中的政策評估環節檢驗。公共政策評估要通過一定的標準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標準。公共政策評估環節通過不同的評估標準判斷公共政策成效，依據成效來判斷公共政策的成敗。當今中國生產力評估標準是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政策評估標準。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評估標準生產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通過廣泛參與和連續的抉擇以及具體實施而產生效果的途徑，利用公共資源達到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平衡、協調社會公眾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動過程。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體、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從現代公共政策環境來看，公眾要求政府既是廉價的，又是有效的。為解決這一沖突，作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選價值就是提升政府機關的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回應公民社會對政府的需求，樹立政府在公眾之中的良好形象，這就決定了生產力標準在公共政策評估標準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產力標準也涵蓋和統率了公共政策評估的其他標準，如績效標準，如何最有效達到預期政策目標；效率標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產出；回應度標準，是否滿足政策對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產力標準與公正標準也是統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標準，社會越是公平，每個人的貢獻與所得越是一致，每個人的勞動積極性便越高。從而越能促進政府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越符合生產力標準。
參考文獻:
[1]嚴強，王強.公共政策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公司，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