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的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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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通貨膨脹貨幣層次 匯率儲蓄保值
一、引言
在當前我國CPI一直高企的背景下，研究通貨膨脹的成因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1980年、1984－1985年、1987－1989年、1993－1995年以及2007－2008年發生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在不同的經濟背景下，這幾次通貨膨脹有著不同的含義。對這幾次大的通貨膨脹進行總結，它們的相同點主要有：第一，通貨膨脹與經濟高速增長并存；第二，歷次通貨膨脹都伴隨著農產品價格較大幅度的上升；第三，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猛，金融環境不穩定等。它們的不同點在于：第一，政策強度不同，雖然每次通貨膨脹發生時，都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但是執行力度有較大的差異，這不僅取決與政策制定者對降低通貨膨脹的決心，也與金融環境的敏感度有關，隨著我國金融制度的完善，金融業對政策的反映也越來越敏感，保證金融業的穩定成為政策制定者考慮的重點；第二，成因不同，例如1987－1989年的通貨膨脹與1984－1985年緊縮政策沒有被徹底執行有關；第三，環境、形勢有很大差異，當前我國的通貨膨脹是在人民幣升值、其他大部分國家普遍通脹、次貸危機、原油和糧食價格高漲等環境下發生的，這在之前幾次通脹中是沒有的，這給我們治理通貨膨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文獻回顧
（一）通貨膨脹與貨幣供給
經典通貨膨脹理論依據通貨膨脹的原因將其分區為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以及結構性通貨膨脹。而現代通貨膨脹理論又將中央銀行過度的貨幣供給和預期因素作為通貨膨脹發生上漲的重要因素。在通貨膨脹的成因方面，國內外學者對此做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在貨幣供給方面，不同學者之間的結論有很大的差異，Friedman(1968)認為，貨幣政策存在時滯效果。此后，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發展了一系列“政策無效”的命題，并指出積極的貨幣政策經常是反生產的，它會將經濟推離其均衡位置，特別是當貨幣當局的政策意圖或立場已為社會公眾所知時，貨幣政策就難以減少產出與失業的波動而只會增加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李力、楊柳（2006）通過對1996至2005年我國通貨膨脹以及宏觀環境變化的分析，建立通貨膨脹率的ARMAX模型，分析中央銀行貨幣供應量、固定資產投資以及能源價格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認為，貨幣供應量的變化較難解釋我國通貨膨脹率的變化；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聯合課題組(2004)通過對通貨膨脹和投資、產出、過度貨幣供給等宏觀經濟變量進行一系列的計量分析后認為，通貨膨脹率上升也并不是中央銀行擴大貨幣供給的結果。以上學者和機構的研究結論認為貨幣供應量的變化較難解釋我國我國通貨膨脹率的變化。
（二）通貨膨脹與匯率
通貨膨脹和匯率之間的關系，理論上說，在其他因素給定條件下，如果一國存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順差，而又不愿讓貨幣升值，就會因流動性過剩導致通貨膨脹上升，進而導致實際匯率升值，并最終回復國際收支平衡。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2007）認為，匯率只是一種價格，它反映國際收支平衡狀況。在自由浮動和固定匯率下，匯率都無法成為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目前，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可以人為調整。此時匯率政策主要是一種貿易政策工具，匯率變動主要取決于貿易政策目標，而不是抑制通貨膨脹的需要。在經濟過熱時期，政府不應靠匯率升值來抑制由經濟過熱所導致的通貨膨脹。正確的政策反應，應是采取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在抑制通貨膨脹和維持匯率穩定這兩個目標中，前者更加重要。
匯率變化對國內價格傳導效應的大小亦是一個重要問題。過去20年間，出現了大批討論匯率傳導效應的經濟文獻，傳統文獻的重點是微觀經濟因素，如市場力量的作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歧視等。泰勒則于2000年提出了一種新視角。他認為，貨幣政策也會影響傳導效應的大小，因為貨幣政策會影響到通貨膨脹預期。梁紅，喬紅（2007）運用1992年―2007年1季度的季度數據，對中國的匯率傳導效應進行了估算。假設其他條件不變，那么如果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升值1 O％，在1年內將導致以消費價格衡量的通脹率下降1.2個百分點，而2年和3年內的通脹率累計降幅將分別為1．5和1.6個百分點。
三、實證檢驗
（一）數據收集及處理（1999－2008）
本文使用的數據包括MO、M1、M2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其中，數據MO、M1、M2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數據（pbc.省略），來衡量貨幣供給和匯率變動；數據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來源于數據庫wind資訊，用來衡量通貨膨脹的變動。本文對MO、M1、M2進行處理，在介紹處理思路之前，有必要對MO、M1、M2進行簡短的闡述。我國對貨幣層次的劃分是：
M0=流通中現金；
M1（狹義貨幣）＝M0+企業活期存款+機關團體部隊存款+農村存款+個人持有的信用卡類存款；
M2（廣義貨幣）＝M1+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企業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質的存款+信托類存款+其他存款。
本文對數據進行處理基于以下幾點考慮，第一，從以上我國對貨幣層次的劃分依據來看，簡單的使用MO、M1、M2來進行回歸可能會出現多重共線性問題，影響回歸的準確度；第二，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是用同比增長率來衡量的，是一個相對數，而MO、M1、M2和匯率是絕對數，有必要對其進行處理。本文的處理方法是：（1）將M0、M1轉化為同比增長率；（2）在第一次回歸中用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對M0, M1與M0的差（M1M0）, M2與M1的差(M2M1)，匯率取對數進行回歸以克服多重共線性問題。這在之前的研究是沒有體現的，是本文的創新點之一。
（二）模型設定與分析
相關度檢驗與分析――基于時間序列模型最小二乘法
模型①：
其中，cindex表示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同比增長率，M0表示MO的同比增長率，M1M0表示M1與M0差的同比增長率，M2M1表示M2與M1差的同比增長率，erate表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RMB/$），T表示回歸模型為時間序列模型，為回歸誤差。采用1999－2008的月度數據，對上述時間序列模型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下：
Cindex＝1.338616+0.051662 M0 +0.076796 M1M0 - 0.188895 M2M1
(0.186587) (0.037649)(0.037462) (0.050709)
－0.124611 log(erate) + 0.000396 T
(0.080780)(0.000115)
R2=0.608769, S.E.=0.014727, D.W.=0.288926, F=25.20775
分析回歸結果可以的出以下結論：（1）對MO進行t檢驗發現，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絕零假設，MO同比增長率對通貨膨脹沒有顯著的影響，即社會上流通現金的同比增長率對通貨膨脹沒有顯著影響，因此在下文的實證回歸中，本文將MO從模型中刪除，不予考慮；（2）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匯率對通貨膨脹也沒有直接的影響。（3）M1M0的系數為正，這是本文的新發現。M1M0表示M1減去MO的差，即企業活期存款、機關團體部隊存款、農村存款、個人持有的信用卡類存款等活期或短期存款之和，其回歸系數為正，而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拒絕零假設，說明該類存款每增加1％，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會增加0.076％，因此，該類存款的增加不利于降低通貨膨脹，相反，該類存款增加會增加通貨膨脹的程度，這與通常的直覺是不同的。
通過對模型①的分析，接下來對模型①進行修正，得到模型②，與模型①不同在于：（1）模型②不包括M0,因為M0在10％，甚至15％的顯著性水平下都不顯著，但包括erate,因為erate在1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顯著的，為了更加準確的檢驗人民幣升值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本文對匯率進行了進一步的檢驗；（2）模型②，將M1的同比增長率放進回歸模型，同時將M1M0從模型中移除，重點考察M1對通貨膨脹的影響，這樣以來多重共線的程度會大大的降低。
至此，本文對不同層次的貨幣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做了初步的探討，結合現實的政策建議，例如儲蓄保值計劃（GID）等，本文將在第五部分政策建議中予以討論。學者王少平（1996）運用granger檢驗，驗證了M1的同比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的因果關系，但是其使用的數據過少，本文在數據采集方面更為充分，準確度方面有較大提高。另外，本文進一步驗證了準貨幣（M2與M1的差）與通貨膨脹的因果關系，這是本文的又一創新。
（三）實證小結
通過上述兩個階段的實證檢驗與分析，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1）M0和匯率的同比增長率對通貨膨脹沒有顯著的影響，在相關性方面，人民幣的升值與通貨膨脹負相關。
（2）準貨幣（M2與M1的差）的同比增長率與通貨膨脹顯著負相關，經因果檢驗后，準貨幣增長率下降是通貨膨脹上升的結果而非原因。
（3）M1同比增長率上升是通貨膨脹上升的原因，通貨膨脹上升進而導致準貨幣同比增長率的下降，此時M2的減少轉換為M1的增加，進而又刺激通貨膨脹的上升，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四、政策分析
本文重點探討在治理通貨膨脹時，有關貨幣政策及匯率政策方面的政策。結合上述第四部分的實證研究，具體論證政策的合理性，在此基礎上，給出本文關于治理通貨膨脹的一些觀點。
（一）GID計劃
結合本文研究，通貨膨脹的上升將導致準貨幣增長率的下降，換句話說，就是通貨膨脹的上升會使準貨幣同比減少，即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企業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質的存款、信托類存款和其他存款等定期類存款減少。適當的實行儲蓄保值（GID）計劃，不僅有利與抑制通貨膨脹上升對準貨幣的影響，而且能夠通過阻止準貨幣的下降，進而防止M1的同比增長，從而對抑制了通貨膨脹的繼續上升。至于GID計劃是否昂貴的問題，本文認為GID計劃并非針對所有的存款，其所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會很高，是可行的。
（二）緊縮政策
以上討論的GID計劃是以間接的方式來治理通貨膨脹的，最為直接的方式來治理通貨膨脹是通過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結合研究結論，M1同比增長率的上升是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因此如何通過通貨緊縮的方式來治理通貨膨脹應成為政策考慮的重點。在引言部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報告，證實了這一點，我國的貨幣政策更加關注如何反對通貨膨脹，這將是治理通貨通貨膨脹最重要的工具；財政部于5月26日起發行280億記賬式國債這一點同樣顯示出在治理通貨膨脹方面我國的政策取向。
（三）匯率政策
在第四部分的分析中，本文通過實證分析，檢驗了匯率對通貨膨脹的影響，雖然人民幣升值有利于降低通貨膨脹，但是匯率的系數不顯著，說明在治理通脹方面，匯率政策不應成為考慮的重點，這與余永定學者的觀點不謀而合：在治理通貨膨脹方面匯率政策不是抑制通貨膨脹的需要，政府不應靠匯率升值來抑制由經濟過熱所導致的通貨膨脹。
參考文獻：
【1】Friedman.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8(1).
篇2
關鍵詞: 貨幣政策 通貨膨脹目標制 本.伯南克
中圖分類號: F830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1770(2009)010-017-04
眾所周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主席不但對美國而且對世界經濟都存在非常大的影響力,現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教授曾任職于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伯南克教授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多產的貨幣經濟學家,而且他是“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堅定支持者。本文的目的在于圍繞伯南克教授大力主張的“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對伯南克的貨幣政策思想進行綜述,這將有助于系統分析與理解美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意圖,同時對我國未來貨幣政策框架的選擇也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最優的貨幣政策框架――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
(一)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踐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大多數國家選擇盯住貨幣供應量或貨幣總量的增長率(Money Growth Targeting)作為貨幣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基本框架,但是伴隨著“貨幣迷失”(Money Missing)現象的出現,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與地區采用一種全新的貨幣政策框架――通貨膨脹目標制,也就是說中央銀行放棄盯住貨幣供應量這一中介指標而改為盯住通貨膨脹率這一傳統意義上的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最初是新西蘭、加拿大、英國、芬蘭、澳大利亞、瑞典和西班牙這些發達國家先后采取了通貨膨脹目標制,然后是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比如巴西、智利、韓國、以色列、墨西哥、泰國、菲律賓)與部分轉型經濟國家(比如捷克、匈牙利與波蘭)也開始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而德國與瑞士雖然對外聲稱是采用貨幣總量的增長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但這兩個國家卻從70年代中期以來就開始實施以通貨膨脹為核心(inflation-focused)的貨幣政策,并且Ben S.Bernanke(1996)的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德國中央銀行與其說是盯住貨幣總量的增長還不如說是盯住通貨膨脹率,因為當貨幣總量目標與通貨膨脹目標之間存在沖突的時候德國中央銀行給予了通貨膨脹目標更大的權重。總之,轉為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都獲得了比較滿意的貨幣政策效果,最為明顯的證據就是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準備放棄這一新的貨幣政策框架(Ben S. Bernanke,2003)。
(二)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一種混合的貨幣政策框架
Ben S.Bernanke & Mishkin. F(1997)從貨幣政策的“相機抉擇”與“規則”之爭的角度分析了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特征,并得出結論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制并不是一個固定的貨幣政策規則而是兼有“相機抉擇”與“規則”特征的一個混合的貨幣政策框架。但是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相機抉擇”是一種“有約束的相機抉擇”(constrained discretion)。這種有約束的相機抉擇是試圖在嚴格貨幣政策規則與無約束的相機抉擇之間達成一種有機協調。從短期來看,為了應對不能預期的供給沖擊和其他外部沖擊,中央銀行仍然可以采用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這表明通貨膨脹目標制仍然為短期的穩定目標(比如說產出與就業目標以及匯率的相對穩定)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框架并不僅僅集中于控制通貨膨脹。但是從長期來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相機抉擇是有約束的,這一約束就在于中央銀行應該堅決承諾并實現事先宣布的通貨膨脹目標,由于貨幣政策實施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有一個滯后期,因此中央銀行應該預測通貨膨脹率的走勢并提前實施貨幣政策手段,因此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框架天生具有前瞻性(Ben S.Bernanke, 2003)。
(三)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基本特征
后來Ben Bernanke & Mark Gertler(1999)提出最優的貨幣政策框架是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這一貨幣政策框架具有以下三個最基本的特征:一是通貨膨脹目標制承諾在長期內將達到一個特定的、事先宣布的通貨膨脹目標,并且這一特定的通貨膨脹目標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維持價格的穩定將成為貨幣政策最重要的(overriding)目標;二是在長期內達到通貨膨脹目標的約束條件下,中央銀行可以在短期內具有一定的政策靈活性,比如說追求產出的穩定,因此命名為“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三是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具有很高的開放性與透明度,比如說定期通貨膨脹狀況報告,對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展開開放式的討論。而且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既不同于美國目前所采用的含蓄的通貨膨脹目標制,也不同于英國等國家所采用的非常明確與透明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因為美國目前采用的含蓄的通貨膨脹目標制不符合第三個特征,而英國所采取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則缺乏一定的靈活性。后來伯南克出版了著作“Inflation Targeting: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2001)對通貨膨脹目標制進行了非常詳盡的論述。
二、貨幣政策不應該直接盯住資產價格而應關注資產價格波動帶來的通貨緊縮或通貨膨脹壓力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世界大部分的中央銀行已經比較成功的控制了通貨膨脹,那么未來對貨幣政策的最大挑戰將是金融的不穩定性以及資產價格波動性的不斷提高,而金融的不穩定將給實體經濟帶來持續的甚至是毀滅性的影響,那么貨幣政策是否應該盯住或者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Ben S.Bernanke& Mark Gertler(1983,1995,1999,2000,2001,2004)對這一問題給出了獨特的解釋。
(一)資產價格波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信貸渠道”與“金融加速器效應”
伯南克從攻讀博士學位開始就對發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非常感興趣,從此以后他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后來這些論文都被收入到論文集“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Ben S.Bernanke,2004)。在這一系列論文中伯南克就資產價格波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機制進行非常獨到的分析,伯南克認為資產價格波動通過“財富效應”影響消費支出的途徑得不到實證分析支持的原因在于:股票與債券主要不是居民自己持有而是由養老金機構持有,那么資產價格的波動對居民可支配現金則很少有直接的影響。在這個基礎上他開始從“信貸渠道”來分析資產價格波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機制,由于信貸市場本身存在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并不是一個無摩擦的完全競爭市場,因此家庭、企業與金融中介機構的借貸能力受到其資產負債余額的影響,那么資產價格的波動通過影響微觀經濟主體的資產負債表余額進而影響其借貸能力,當資產價格大幅度下跌導致微觀經濟主體的資產負債狀況惡化,在短期內將影響宏觀經濟的總需求,從長期來看將通過影響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形成并減少總供給。
在資產價格影響實體經濟的過程中還存在一個顯著增大的相互反饋過程。在第一階段,資產價格的急劇下降顯著減弱了微觀經濟主體的借貸能力,而借貸能力的減弱將導致總需求的減少與失業率的升高,且總需求的下降將導致現金流入的減少并進一步導致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在第二階段,總需求的下降與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導致資產的被迫出售與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下降,然后又回到第一階段,這一顯著增大的相互反饋過程被伯南克稱之為“金融加速器效應”。這一效應類似于歐文.費雪(1933)年提出的“債務緊縮機制”,但是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1989)最早對這一機制用數理模型進行了系統的表述。其后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2000)還根據資產價格波動對實體經濟影響的“信貸渠道”得出一個與一般常識相反的結論:貨幣的貶值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是緊縮性的。這是因為當本國貨幣貶值時,本國居民、企業與金融中介機構以本幣來衡量的外幣負債價值將上升,這將惡化微觀經濟主體的資產負債狀況并最終導致總需求與總供給下降。
(二)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波動
伯南克對從大蕭條以來的經濟史的研究表明:如果貨幣政策不積極應對由資產價格大幅度下降帶來的不斷增強的通貨緊縮壓力,資產價格的下降就會給實體經濟帶來持續的破壞。但是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1999,2000)認為貨幣政策本身并不足以牽制資產價格大幅度波動,這可能給實體經濟帶來破壞性效應,并且他們的實證研究結論表明如果貨幣政策直接盯住資產價格波動本身,反而將導致資產價格更大幅度的波動。這是因為:其一,資產價格的波動可能是由實體經濟因素造成的,也可能不是由實體經濟因素造成的,這非常難以辨明;其二,試圖“刺破”資產價格膨脹帶來的“泡沫”將給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運行帶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但是即使是由非實體經濟因素帶來的資產價格波動也會給實體經濟帶來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壓力,這將最終影響實體經濟的運行,因此貨幣政策應該對資產價格波動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壓力進行反應。
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框架則進一步要求貨幣政策主動并提前應對資產價格波動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壓力。在預見到資產價格上升將刺激總需求的增加并給宏觀經濟帶來通貨膨脹壓力時,自動升高利率不但可以穩定總需求并提供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而且可以穩定金融市場本身。那么當預見到資產價格大幅度下降將通過信貸渠道給宏觀經濟帶來通貨緊縮壓力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降低利率等手段有效緩解負向“金融加速器效應”給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帶來的進一步沖擊。最后,假設金融市場的投資者都預期到中央銀行將采取“逆風向”的貨幣政策規則來對沖金融市場價格波動帶來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壓力時,他們將有效約束非理性的投資行為并最終抑制資產價格的過度反應。
三、美國的最優貨幣政策框架選擇――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而非格林斯潘時期含蓄的通貨膨脹目標制
Ben S. Bernanke & Frederic S. Mishkin, (1997)認為沃爾克與格林斯潘主政美聯儲時期所取得的成功應該歸因于他們采用了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制定理念或框架,并認為這是一種含蓄的通貨膨脹目標制。但是 Ben Bernanke & Mark Gertler(2000)明確提出美國當前最優的貨幣政策制度是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而非格林斯潘時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因為采用這一貨幣政策框架有如下的優點:
(一)明確的通貨膨脹目標將降低對未來通貨膨脹預期的不確定性
目前含蓄而模糊的貨幣政策框架導致對未來通貨膨脹預期的不確定性,而不穩定的通貨膨脹預期將使得長期儲蓄與投資決策變得更加復雜化,同時給名義的金融與工資合同帶來更大的風險,這最終將導致商品市場價格與金融市場價格更大的波動性,給宏觀經濟運行與金融市場帶來不確定性,比如說金融市場分析人士就需要不斷地揣摩美聯儲主席話語背后的隱藏信息。而采用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以后美聯儲通過明確的通貨膨脹目標(當然這里隱含的假定就是這一承諾是可信的),可以穩定公眾對未來的通貨膨脹預期,有利于減少私人部門經濟決策的復雜性,減少金融市場由于對貨幣政策方向預期的不確定性帶來的價格波動。同時穩定的通貨膨脹預期(即使實際的通貨膨脹短暫的偏離預期的通貨膨脹率也是如此)不但可以更容易地維持價格的穩定并達到通貨膨脹目標(對上個世紀70年代與80年代石油價格波動對美國與其他工業化國家的價格與產出的影響程度進行比較就可以得出這一結論),而且美聯儲可以更加容易地達到穩定產出與就業的短期目標。
(二)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可以增加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透明度與可信度
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可以允許公眾參與貨幣政策制定與實施的討論從而增加貨幣政策形成與實施過程的透明度,這樣可以有效制約來自政府給予中央銀行進行短期經濟刺激的壓力。比如,在面對即將來臨的政治大選或者緩慢的經濟復蘇時,政府可能要求中央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但是這一貨幣政策的實施可能會導致中期或長期的通貨膨脹。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將向公眾解釋短期的貨幣政策實施與長期的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然后政治家、新聞媒體、專業人士與公眾可以參與討論,這將有效制約來自政府要求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的壓力。而且透明度的提高將有效增強貨幣政策的可信度。因為未預期的沖擊將使實際的通貨膨脹率偏離事先宣布的通貨膨脹目標,這時如果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決策與實施程序不具備透明性,公眾將對貨幣政策的可信度表示懷疑。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作用在于:當未預期的沖擊發生后, 使公眾能夠有效判斷實際通貨膨脹與事前宣布通貨膨脹目標之間的偏離究竟是由政府或者中央銀行的“短視行為”或“欺騙行為”造成的, 還是由于未預期到的沖擊所造成的, 從而確保公眾對貨幣政策實施的有效監督并增強貨幣政策的可信度。反之亦然。
Ben S. Bernanke & Frederic S. Mishkin(1997)還認為美國采取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將形成一個制度性的承諾,可有效地避免由于美聯儲主席更替給貨幣政策制定與實施帶來的不連貫性,并減少貨幣政策對單個領導者貨幣政策思想的依賴。該文另外得出美國由目前模糊的通貨膨脹目標制轉為更加明確的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前提是:美國的通貨膨脹率較低以及公眾與市場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基本理念比較熟悉。因此Ben S. Bernanke(2003)認為在過去的20多年里面美聯儲在貨幣政策制定與實施方面獲得了非常高的聲譽,其貨幣政策理念已經比較接近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框架,而且目前實際的和預期的通貨膨脹率也比較低而且相當穩定,因此目前是美聯儲轉為更為明確的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框架的有利時機。而為了實現貨幣政策框架的成功轉型,美聯儲首先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進行改善:第一,量化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所稱呼的“價格穩定目標”,并且明確這其中的價格是以哪一特定的價格指數為基礎;第二,定期出版類似于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所出版的通貨膨脹報告。
四、對我國貨幣政策選擇的啟示
本文從最優的貨幣政策框架、資產價格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以及美國的最優貨幣政策框架選擇與走向這三個方面對美聯儲新任主席本.伯南克教授的貨幣政策思想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得出了以下幾點結論:
(一)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一個兼有“相機抉擇”與“規則”特征的混合的貨幣政策框架,其“相機抉擇”是一種“有約束的相機抉擇”,即在長期內達到通貨膨脹目標的約束條件下中央銀行可以在短期內具有一定的政策靈活性,因此伯南克稱之為“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它是一種最優的貨幣政策框架。
(二)資產價格的波動將通過“信貸渠道”的“金融加速器效應”影響實體經濟的運行,但是貨幣政策不可能也不應該盯住資產價格的波動,而是必須主動并提前應對資產價格波動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壓力,這不但可以穩定宏觀經濟的運行,而且可以穩定金融市場本身。
(三)美國當前最優的貨幣政策制度是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而非格林斯潘時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因為明確的通貨膨脹目標將穩定通貨膨脹預期,這不但可以更容易的維持價格穩定并達到通貨膨脹目標,而且美聯儲可以更加容易的達到穩定產出與就業的短期目標。同時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還可以增加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透明度與可信度。
那么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可以從伯南克的貨幣政策思想得到哪些啟示呢?我國從1996年開始正式采用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但是將近十年來的實踐表明我國實際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預定的增長率目標之間存在較大幅度的偏離。1978年以來的數據表明我國兩個層次(狹義貨幣與廣義貨幣)的貨幣流通速度處于下降趨勢并且呈現不規則波動,盡管對貨幣流通速度的預測在理論上可行,但實踐中尚無一個模型能很好的擬合現實(謝平,2000)。同時易行健(2007)用協整與誤差修正模型對我國的年度、季度與月度的貨幣需求函數進行的實證研究也表明貨幣需求函數的參數并不穩定而且要準確預測貨幣的增長率是不現實的,因為市場化改革、城市化、貨幣化、股票市場的發展以及預期匯率變化都對貨幣需求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在這種現實背景之下,我國中央銀行應該選擇合適的時機循序漸進的由目前的貨幣政策框架轉為采用“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框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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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篇3
[關鍵詞] 通貨膨脹 目標制 可行性
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局限性日益顯現，許多工業化國家開始采用一種新型的貨幣政策理論框架――通貨膨脹目標制。西方發達國家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之后在促進經濟增長及抵制通貨膨脹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新西蘭、加拿大、英國、瑞典、芬蘭、澳大利亞、西班牙等發達國家率先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接著，巴西、波蘭、捷克、智利、以色列、南非、泰國、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也紛紛效仿。這些國家的實踐結果表明：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后通貨膨脹率明顯下降，基本達到了穩定物價的目的。2007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為4.8％，漲幅比2006年提高3.3個百分點。2008年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7.1%。其中，城市上漲6.8%，農村上漲7.7%；食品價格上漲18.2%，非食品價格上漲1.5%；消費品價格上漲8.5%，服務項目價格上漲2.6%。由此可見，目前我國通貨膨脹現象較為嚴重，我國在通貨膨脹率大幅度上漲的情況下，如何控制物價上漲是政府需要調控的重點。既然通貨膨脹目標制在其他國家的應用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我國能否也采用這種新型的貨幣政策呢？
一、通貨膨脹目標制主要理論觀點
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基本含義是：貨幣當局預測通貨膨脹的未來走向，并將此預測與已經確定的通貨膨脹目標相比較，根據兩者之間的差距決定貨幣政策工具的調整和操作；如果通貨膨脹預測結果高于目標或目標區上限，采取抑制性貨幣供給調整：如果通貨膨脹預測結果低于目標或目標區下限，采取松動性貨幣供給調整；如果通貨膨脹預測結果在目標區范圍內或非常接近目標，貨幣政策傾向則可以保持不變。有專家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一種貨幣政策策略，它包括五個因素：(1)對公眾宣布通貨膨脹的中長期數字目標；（2）一種價格穩定的制度性的承諾，并以價格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其他目標從屬于該目標；（3）不僅是貨幣總量或匯率，其他各種信息和變量都可被用來確定政策工具模式；（4）通過與公眾和市場交流以增加貨幣政策的透明度；（5）為保持通貨膨脹目標，應增加中央銀行的責任度。
與匯率目標相比，通貨膨脹目標制使貨幣政策集中于國內的經濟狀況，對國內經濟沖擊進行反映。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優點在于，貨幣與通貨膨脹之間的穩定關系對于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成功并不重要，通貨膨脹目標制框架并不依賴與這一關系，而是使用所有可用信息去決定貨幣政策工具的最優設定。其優點表現在以下幾點:（1）通貨膨脹率的公布簡單易行，并且很容易被公眾所理解和接受;（2）通貨膨脹目標制拓寬了央行與公眾的溝通渠道，增強中央銀行的責任感，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為衡量中央銀行的業績提供了一個相對嚴格的量化標準，從而也就有利于貨幣政策的制度化;（3）消費者可以享受價格穩定所帶來的其他好處，避免或減小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社會損失，如市場體制扭曲，分配不公等。另外，通貨膨脹目標制框架可以降低通貨膨脹水平及其易變性，提高產出增長并降低了其易變性，降低通貨膨脹的持續性。
二、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前提條件
經濟學家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執行需要三個先決條件。第一，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即中央銀行能夠獨立地執行貨幣政策。第二，貨幣當局有愿意和有能力不釘住其他目標，如匯率等目標，不使通貨膨脹目標從屬于其他目標而使政策無效。第三，貨幣政策具有較高的透明度，并且與大眾進行良好的溝通。
1.中央銀行應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
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指的是在三個大的領域必須排除或大大削減政府的影響：人事的獨立性、融資的獨立性和政策的獨立性，而后者可以分為目標的獨立性和工具的獨立性。任何國家要考慮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作為其貨幣政策，其首要條件是中央銀行應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即便說中央銀行未必需要擁有完全的法律上的獨立自，但是貨幣當局至少必須具有為了達到某些名義目標而采用貨幣政策工具的自由。為達到這一要求，國家不能顯示出有任何“財政主導”的跡象，換句話說，貨幣政策的實施不應受純粹的財政上考慮的支配或制約。
2.貨幣當局具有單一貨幣政策目標
一個選擇固定匯率制的國家會將其貨幣政策目標從屬于匯率目標，從而在追求其他名義變量（如通貨膨脹率）時變得無效。如果通過固定匯率制的變相形式來放松這一限制條件，那么從理論上講，匯率目標是可以與通脹目標同時并存的，但前提是這種目標足夠清晰明確，并且中央銀行的行為能夠表明通脹目標在這兩者發生沖突時處于優先地位。然而，實踐中這兩種目標的并存會帶來一些問題，因為貨幣當局可能不會事前就將這些優先目標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公之于眾。相反，公眾可能會從貨幣當局面臨匯率壓力時的實際反應來推測其優先目標。而且，在此情況下，貨幣當局到底是調整工具組合以維持匯率目標還是允許匯率波動超出預定范圍，以及對這兩種行動過程是否公開，理論界至今仍無定論；而事實上，這兩種過程恰恰能向公眾傳遞恰當的信號或提高貨幣當局的可信性。因此。避免這些問題的最安全的方法是貨幣當局不要對匯率水平或其跨期變動做出承諾。
3.貨幣政策具有較高的透明度
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核心內容是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決策結果的公布，以及對決策理由的解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擬定的《貨幣和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中，把透明度定義為“一種環境，即在易懂、容易獲取并且及時的基礎上，讓公眾了解有關政策目標及其法律、制度和經濟框架，政策制定及其原理，與貨幣和金融政策有關的數據和信息，以及機構的職責范圍”。從目前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各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實踐可以看出，他們主要是通過引導和管理公眾的市場預期來實現。如果中央銀行不能通過及時準確的政策信息披露來正確引導公眾預期，就將會增加公眾預期錯誤對宏觀經濟的擾動，致使貨幣政策操作滯后于公眾預期，最終必然加大調控的試錯成本。在實行通貨膨脹釘住制度的國家，其貨幣政策無一例外具有很高的透明度。
從理論上來講，滿足了上述三項基本要求的國家都可以采用與通貨膨脹目標制相一致的方式實施其貨幣政策。除此之外，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還必須具有對國內通脹建立模型及進行預測的技術與制度能力，能夠準確評估政策工具變化對未來通脹的影響，同時密切關注貨幣政策傳導對主要宏觀變量的影響方式。
三、我國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條件分析
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大部分國家，其宏觀經濟運行都有了較大的改善。因此，通貨膨脹目標制作為一種新的貨幣政策框架越來越受到更多國家的青睞。從實踐看，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必須具備一些前提條件：中央銀行有相當的獨立性、有明確的單一的貨幣政策目標、有較高的統計和預測通貨膨脹的能力、信息透明度高等。我國是否具備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條件呢？
1.我國中央銀行缺乏足夠的獨立性
目前，在政治獨立性和組織獨立性方面，我國央行都不具備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條件。由于政府與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在兩者的目標發生沖突時，缺乏獨立性的中央銀行可能會屈從于政府，從而無法完成既定的通貨膨脹目標。因此，通貨膨脹目標制對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要求相當高。我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較低:（1)貨幣發行不獨立;(2)制定和執行金融政策上不獨立;(3)監督和管理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方面不獨立。另外，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來看，由于我國銀行業的市場結構是寡頭結盟的市場結構，而國有商業銀行又在其中居壟斷地位，貨幣政策主要依靠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渠道傳導，因此國有商業銀行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這些方面會使中央銀行在進行貨幣政策操作時受制于政府和國有商業銀行自身的考慮，使相應的貨幣政策操作可能缺乏呼應，從而會使中央銀行公布的通貨膨脹率有實現不了的風險。
2.我國不具有明確的單一的貨幣政策目標
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相對薄弱，但是通貨膨脹目標制要求中央銀行將物價穩定作為首要目標，并且目標期的實際通脹率是否落入目標區間被認為是評價中央銀行政策績效的首要標準，這常常會激勵中央銀行“不顧一切”地去完成自己的目標，這種唯“物價穩定”是圖的作法有時會付出巨大的代價，甚至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構成一定的威脅，而這也是中國政府最不希望看到的。譬如，當通脹率上升時，中央銀行會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若通脹率上升是由過度需求引起，則緊縮性貨幣政策就是正確的；但若是由供給條件惡化引起，則緊縮性貨幣政策會進一步減少產出，增加失業。1991年加拿大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不久，就受到了全球石油價格上漲引起的供給沖擊，但中央銀行為了實現通貨膨脹目標，反而提高了利率，從而引起經濟的嚴重衰退，1990年～1995年加拿大的產出損失累積高達4000億美元，平均失業率高達15.7%。由此可見，我國暫時還不具備這個條件。
3.我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程度不高
中國人民銀行的問責機制將隨著其獨立性的增強而加強，其透明度和溝通狀況正在不斷改善，但是通過與其他國家央行的透明度和問責機制建設相比，我國的中央銀行問責機制建設仍舊比較滯后。按照貨幣政策委員會條例的規定，貨幣政策委員會只是人民銀行制定貨幣政策的議事機構，貨幣政策委員會議案和例會討論的重要內容不得對外提供或公開發表，有關議案表決通過后形成建議書，人民銀行在向國務院報送有關貨幣政策重要事項的決定方案時，將建議書或會議紀要作為附件一并報上。媒體所報道的內容就是每個季度之初，貨幣政策委員會召開一次例會，然后在有關報紙上發表非常簡短的“會議紀要”。由于“會議紀要”簡短而且均為原則性表述，所以傳達出的信息量有限，公眾從中了解到的，充其量是未來一個時期的貨幣政策取向，而沒有更多實質性的具體內容，這種信息披露方式，透明度應該說是不夠的。
四、結論
我國目前尚不具備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條件，換句話說，通貨膨脹目標制在我國暫時缺乏可行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以后也會將其拒之門外，我國中長期內應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把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直接釘在通貨膨脹率上，同時將利率、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主要經濟變量作為監測指標，以長期性的“核心通貨膨脹率”作為貨幣政策目標，重構一個通貨膨脹目標制下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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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在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中，以物價穩定的衡量指標通貨膨脹率為門限變量，分別建立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和金融穩定的關系式，構建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門限回歸模型。通貨膨脹率作為門限變量，是反映物價水平高低的體制變量。當存在一個門限值γ時，通貨膨脹對另一貨幣政策目標的動態影響就被劃分為兩個階段;當存在兩個門限值γ1，γ2時，通貨膨脹對另一貨幣政策目標的動態影響就被劃分為三段。
門限回歸模型設計由Caner和Hansen提出的帶有內生解釋變量和外生門限變量的門限回歸模型，［15］使用了兩階段合并最小二乘估計(2SPOLS)以及斜率系數的廣義矩估計(GMM)方法，極大地推廣了門限回歸模型在實證分析中的應用。
二、實證檢驗
(一)貨幣政策多目標系統指標選擇與模型設計物價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之一，與其他四個目標關系密切:首先，經濟發展必定伴隨著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投資、消費等的增加都會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導致物價波動;其次，根據菲利普斯曲線，通貨膨脹與就業在短期內存在替代關系，兩者呈反向變動;再次，物價穩定與資產價格穩定是以貨幣表現的不同經濟活動的實施目標，如果央行適當調整導致金融不穩定的變量，則不僅可以實現金融穩定，也可以平抑物價和產出的波動;［17］最后，在當前開放環境下，國際收支會從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兩條途徑沖擊國內物價水平。因此，本文選擇通貨膨脹率作為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門限回歸模型的門限變量。具體分析如下:1.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Fischer在研究影響經濟增長的各個宏觀經濟變量時首次提出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為非線性關系的可能。他認為一旦通貨膨脹值發生變化，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會變化。因此，如果兩者之間存在這種非線性關系，那么原則上估計這一拐點(即門限值)就是有可能的，在這一點上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將發生變化。根據上述理論，借鑒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方面資本存量和投資規模的增加會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會導致初始收入水平較低的國家具有相對較快的增長速度。［18］此外，投資規模的擴大會直接影響生產鏈上游的產品價格，進而對最終產品的價格產生影響，于是投資所形成的有效供給或將成為抑制通貨膨脹的物質基礎。最后，對于我國而言，人口紅利的出現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因此，在考察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引入投資、人口自然增長率、初始GDP水平等因素的間接效應。模型引入變量如表1所示。2.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菲利普斯曲線是用來表示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替代關系的曲線，由威廉•菲利普斯提出后，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理論解釋和改進，其中索洛和薩繆爾森根據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理論將原來表示失業率(u)與貨幣工資率之間交替關系的菲利普斯曲線發展成用來表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交替關系的曲線。但是，索洛和薩繆爾森認為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替代關系并非長期固定不變，制度性改革會緩和這種關系，政策對經濟的刺激會通過小幅度通貨膨脹來提高就業水平，［19］政府基于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的這種關系，通常將兩者控制在某臨界點以內的安全范圍內。因此，采用索洛和薩繆爾森的菲利普斯曲線形式表示通貨膨脹與就業(失業)之間的關系。3.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貨幣政策操作工具主要通過金融市場進行傳導和實施作用于最終目標，金融市場穩定與否直接關系到貨幣政策實施的效率和有效性。［20］但在現實中，物價穩定往往會抑制金融市場的活力，阻滯金融市場發展。美聯儲前任主席Greenspan指出，貨幣政策很難協調兼顧同時實現物價和資產價格水平的穩定。但是Greenspan仍然主張貨幣政策要密切關注資產價格的變化，在關注物價穩定的同時也要重視金融市場的穩定。限于數據選取的局限性，本文選取上證綜指(SH)作為反映金融市場情況的指標，對上證綜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此外，由于超出公眾預期的貨幣供應量增加會引起資產價格的升高，［21］利率的變化也會通過影響投資者行為和上市公司決策進而影響金融資產價格。因此，貨幣供應量、利率、社會固定投資額等也是研究物價與金融資產價格關系應考慮的因素。(控制變量見表1)4.物價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開放經濟對貨幣政策的操作與調控關系重大，國際收支主要通過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兩條途徑來影響國內物價水平，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Karras通過實證分析檢驗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對國內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結果表明，一個國家對外貿易水平越高，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越小，對物價水平的影響越大，［22］且國際收支對國內物價水平的非線性拉動作用要求我們建立非線性模型尋求兩者之間的平衡點。輸入型通貨膨脹的產生原因有很多，從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兩條途徑考慮，選擇國際收支差額(BOP)作為國際收支平衡的衡量指標，同時考慮國外實際利率水平、匯率、國內利率水平等因素的間接效應(如表1所示)，建立其與通貨膨脹率的門限回歸模型。在該模型中，引入投資、人口紅利、初始GDP水平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改進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并考慮到貨幣供應量、利率、社會固定投資額等對金融穩定的影響以及國外實際利率水平、匯率、國內利率水平等因素對國際收支的沖擊作用。選取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作為通貨膨脹率的衡量指標。為了避免CPI分布的雙峰特征和非對稱性特征對模型穩健性的影響，使用半對數變換方法對其進行半對數變換處理。
(二)單位根檢驗平穩的時間序列是模型構建的前提，也是門限模型對數據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對上述模型進行門限效應檢驗之前首先對各個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PP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結果表明，各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可以進一步進行門限模型的檢驗。
(三)門限值估計和門限效應檢驗運用MATLAB軟件，以式(2)為基礎對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的門限回歸模型進行門限值估計，各門限估計值在10%的水平下均符合顯著性要求。門限值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基于式(4)(5)(6)對貨幣政策多目標體系的門限回歸模型進行門限效應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結果表明，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存在門限效應，且所有LR統計量均拒絕有一個門限值的假設，不能拒絕有兩個門限值的假設。因此，貨幣政策多目標模型存在門限值，表3所示門限值估計結果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從表3的四組門限值估計結果中不難看出，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充分就業、金融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相應衡量指標之間均存在明顯的非線性關系。結合表5的系數估計結果，具體分析如下:1.物價穩定與經濟增長。當CPI低于3.40%時，GDP對CPI的反映系數約為0.55，此時溫和通貨膨脹帶動社會生產效率提高，促進經濟增長，進一步會提高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成本，引致通貨膨脹;當CPI進一步上升介于3.40%～15.20%時，GDP對CPI的反映系數轉為－0.86，此時社會公眾產生較高的通貨膨脹預期，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經濟增長;當CPI高于15.2%時，GDP對CPI的反映系數進一步惡化為－3.40，惡性通貨膨脹將會對經濟增長甚至整個社會發展產生嚴重的影響。因此，我國CPI的最優目標區間為(0%，3.40%)。2.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當CPI低于0.80%時，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相關性較弱，為0.02，且t值檢驗不顯著;當CPI介于0.80%～15.7%時，低失業率伴隨著高通貨膨脹，兩者之間的反向關系明顯，失業率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15，符合菲利普斯曲線的預期，且經驗數據表明這種情況下失業率能控制在社會可接受范圍之內;當CPI高于15.7%時，失業率對CPI的反映系數為12.2，經濟處于低迷狀態，失業率大幅上升。此時，我國CPI的最優目標區間為(0.08%，15.7%)。3.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當CPI低于2.32%時，上證指數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03，但是社會投資需求不足，此時以上證綜指為代表的資產價格低迷;當CPI介于2.32%～11.6%時，公眾投資信心增加，資產價格有所回升，此時上證指數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64，適度的通貨膨脹帶動各項社會投資升溫，各種金融資產的價格穩步上升;當CPI高于11.6%時，上證綜指變化幅度和變化頻率增加，上證指數對CPI的反映系數高達4.89，金融市場開始出現泡沫，此時金融風險增加，金融市場運行狀況不穩定。該情況下我國CPI的最優目標區間為(2.32%，11.60%)。4.物價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當通貨膨脹率低于2.67%時，國際收支差額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02，歷史數據表明這段時間內國際收支差額明顯小于其他年份，且包括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在內的國際收支賬戶交易較少，經濟對外開放并未很好地帶動國內經濟社會的發展;當CPI介于2.67%～12.30%時，國際收支差額對CPI的反映系數為0.45，國際收支差額隨著通貨膨脹在一定范圍內有所增加，這符合我國前期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策略，國際收支順差帶動了國內消費需求的增加和企業生產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發展注入活力;當CPI高于12.3%時，國際收支差額對CPI的反映系數為2.80，國際收支順差持續增加甚至惡化。且從統計數據上可以看出，經常賬戶的增加幅度遠大于資本賬戶，說明我國粗放型的經濟開放模式不再適用于當前的發展狀況。因此，基于該方面的考慮，理論上我國CPI的最優目標區間為(2.67%，12.30%)。綜合比較上述通貨膨脹率(CPI)在不同傳導機制下的最優目標區間，并在數軸上呈現(見圖1)。可以發現，四個區間之間存在交集(圖1中的陰影部分)，即(2.67%，3.40%)，這表明貨幣政策五個最終目標在其相互影響和作用的過程中是可以協同兼顧、并非絕對排斥和矛盾的。當通貨膨脹率保持在區間(2.67%，3.40%)內時，貨幣政策其余最終目標的衡量指標也保持在合理的范圍內:GDP呈現穩定增長的趨勢，通貨膨脹率每增加1%，GDP就會增加約0.59%;失業率會隨著通貨膨脹率增加有所下降，通貨膨脹率每增加1%，失業率會下降約0.15%;在此區間內上證指數從低迷狀態平穩回升，通貨膨脹率每增加1%，上證指數約增加0.64%;國際收支差額在此區間內有所增加但仍在社會可承受范圍內，通貨膨脹率每增加1%，國際收支差額約增加0.45%。
三、結論
篇5
不可否認，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上，投資高速增長或高投資率與通貨膨脹往往并肩而行。在我國上世紀90年代中前期，1991―1994年間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平均增速高達45％，其中1993年的增速達到難以置信的61.8％。在同一時期，我國出現了高通貨膨脹。1993年的CPI達到14.7％，1994年更上升到24.1％。1995年雖有所回落，但仍超過兩位數，達到11.7％。當時的投資增速與物價指數競相高速攀升的態勢至今令人記憶猶新，將二者之間的關系定義為密切相關毫不為過。
歷史的教訓的確值得警惕。但現在需要冷靜考慮的問題是，在現實條件下，投資增長速度或投資率的高低與通貨膨脹，特別是高通貨膨脹率是否還有必然聯系呢？
今年上半年，在我國固定資本形成率連年創歷史新高的基礎上，投資增速仍高達25.9％，今年投資率將再創歷史新高幾乎已成定局。同時，6月份CPI也創30個月以來的新高，同比增長達到4.4％。在這一組數字面前，我們注意到，分析家們并沒有像往常那樣將二者密切聯系起來，幾乎沒有人再將投資的高增長指為誘發通貨膨脹的“元兇”。這種情況提供了一個契機，使我們可以在一個較寬松的輿論環境中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重新認識高投資與通貨膨脹的關系。
從理論上說，通貨膨脹的本質在于相對較多的貨幣追逐相對較少的商品和勞務，其內在原因或是由于總需求沖擊，或是由于總供給沖擊。當人們將高投資與通貨膨脹聯系在一起的時候，通常是從總需求角度考慮的。由于總需求是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組成的，這三個變量中任何一個變化都會引起總需求的變化，因此，投資有可能引起通貨膨脹，消費和凈出口的變化也有可能引起通貨膨脹。換句話說，通貨膨脹并不總是由投資引起。
在什么情況下高投資增長會引起通貨膨脹？如果消費需求與供給保持平衡，凈出口的需求與供給保持平衡，但對投資品的需求超過了投資品的供給，使得投資品價格上升，并拉動整個價格水平上升，則可以說是投資引起了通貨膨脹。但應強調的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關于通貨膨脹的板子也還是應打到貨幣當局的屁股上，而不是投資者的屁股上。因為出現這種情況說到底是由于貨幣當局實行較松的貨幣政策造成的。一方面，在正常的市場運行機制中，當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提供了偏低的利率水平和充裕的資金供給時，一個個分散的投資者的合理反應自然是要擴大投資，在整體上必然形成較高的投資增長或高投資率。投資者們這樣做只是對現實的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做出自己的合理反應，其投資行為是被不適當的寬松貨幣政策誘導的結果，顯然他們并不應對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負責。另一方面，當投資需求因市場或政策因素引致增長較快，但資本品供給增長較慢時，如果貨幣當局能夠從整體的角度考慮將貨幣供給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則投資品部門的價格上漲應為消費品部門的價格下降所抵補。當用GDP平減指數來衡量時，并不一定會出現整體性的通貨膨脹。順便說一句，由投資引起的通貨膨脹與由消費引起的通貨膨脹的后果是不同的。因為投資本身畢竟具有供給效應，最終會從影響供給方面抑制通貨膨脹的發展。
根據這樣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判斷，在正常的市場機制下，當出現所謂高投資率引起通貨膨脹的情況時，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因”，通貨膨脹是“果”，而高投資只是二者之間的傳遞載體而已。換句話說，當出現所謂高投資率引起通貨膨脹的情況時，把板子打到貨幣當局的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上顯然比打到高投資上合理得多，這更有利于政策的適度調整。這時最根本的治理的措施顯然不在于控制投資規模本身，而在于控制貨幣供應量。不把力量放在控制貨幣供應上而是放在控制投資規模上，是沒有抓到點子上，費力不討好。
從實證的角度分析，也可以看出高投資與通貨膨脹之間并不存在必然聯系。
從世界經驗看，根據2005年世界銀行的統計，剛果民主共和國2003年的投資率只有7%，不可謂不低，但其1990－2002年間的以GDP平減指數度量的通貨膨脹平均值高達617％，可謂世界之最。可見通貨膨脹不一定以較高的投資率為前提。另外，日本的投資率在最發達國家中是名列前茅的，但其10多年來卻一直深受通貨收縮之苦，1990―2002年間的GDP平減指數平均值竟為－0.5％。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投資率高低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聯系并不總是那么緊密。
我國近年來的歷史統計數據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從圖中可以看出，我國在1985年和1988―1989年均出現了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但當時的投資率較前期并沒有明顯的變化。1993―1995年間的高投資與高通脹發展趨勢高度一致，但其后二者又分道揚鑣，反向而行。如2002年的投資率達到36.3％，比出現高通脹率的1994年還高出1.8個百分點，但當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負值。2003年的投資率比2002年又上升了3個百分點，更爬高到39.2％，但當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也只上升了1.2個百分點。2005年，我國的投資率再創歷史新高，但CPI的增幅比上年卻又下降2.1個百分點。這些數據應該可以表明我國固定資本形成率的高低與消費價格指數變動之間并沒有內在的趨勢性聯系。
再如今年6月末，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升了4.4個百分點，引起不少人的擔憂，但分析家們明確地指出當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上漲是結構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食品價格，特別是肉類價格上漲所帶動的。顯然，在此背景下，盡管投資增速不低，但并不需要為CPI的上升負責。
從實踐的角度看，應特別指出，前邊的理論分析框架實際上帶有一種理想主義的色彩，即將貨幣政策視為一個可由貨幣當局完全自主操控的外生變量。在這個框架內，貨幣供給態勢可以與投資增長態勢無關。我國實踐中的情況要復雜的多。在我國傳統的計劃體制和單一投資主體條件下，由于存在著投資者與貨幣當局的“配合機制”，確實可能使得高投資成為通貨膨脹的源泉。所謂“配合”，是指面對投資者要大干快上的巨大壓力，貨幣當局沒有將貨幣政策的實際目標確定在保持幣值的穩定上，而是屈從地用寬松的貨幣政策支持投資增長。或更有甚者，還可能有主動支持投資大干快上的。上個世紀90年代前期，在各級地方政府空前的投資熱情中，1992年我國貨幣供應量M1比上年增長31.3％，1993年增速為37.3％，1994年增速為34.5％。貨幣政策如此“配合”，投資和物價豈有不競相攀升之理。實際上，只要想一想保持幣值穩定這一貨幣政策目標在1995年通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中才被正式提出，在此之前竟然是空白，而且在此之后關于貨幣政策單目標和多目標的爭論還綿延不斷。貨幣政策在實踐中更被賦予許多任務，例如保證企業資產需求、進行結構調整等等，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說我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存在著投資者與貨幣當局的“配合機制”了。顯然，在這樣的體制背景下，政府實際上是通過貨幣政策以通貨膨脹稅或強制儲蓄的形式來支持投資增長，因此投資增長態勢與貨幣供給態勢內在相關，或者說二者是有必然聯系的。這時再去討論是投資增長倒逼形成貨幣超經濟發行還是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了投資的高增長并最后引發通貨膨脹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
還應指出的是，實際上，在我國傳統體制下，貨幣當局不僅可以與投資相“配合”，還可以與消費相“配合”。上圖顯示我國在1985年和1988―1989年的情形即是如此。當時貨幣當局用寬松的貨幣政策“支持”民眾收入高速增長，以至出現了所謂的“國民收入超分配”，最后結局自然是消費膨脹和通貨膨脹的并肩而行。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膨脹又成了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和通貨膨脹之間的傳遞載體，消費者顯然也不應為通貨膨脹負責，板子還是要打到貨幣當局身上。
篇6
【關鍵詞】貨幣政策 CPI 小波變換
一、理論基礎回顧
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貨幣政策的效應主要有兩種傳導渠道：一種是以凱恩斯學派和貨幣學派為主的傳統經濟學派，他們認為政策效應主要通過貨幣渠道傳導的。中央銀行通過控制和改變貨幣供給量，經由利率水平的變動進行傳導，影響投資和有效需求，進而對產出和就業產生重要影響。另一種觀點則是信貸渠道。即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通過信貸配給理論，信貸影響商業銀行的信用可得性，信用的延期和展期，使儲蓄和投資主體發生變動，進而影響到經濟活動。
在國內眾多文獻中，不乏關于貨幣政策和通貨膨脹周期之間相關關系的研究，這些研究深化了對貨幣政策和通貨膨脹不穩定關系的間接認識，為判斷二者周期波動關系提供了有利的經驗證據。但也應該看到，以上學者的研究方法在指標選取上，沒有對影響貨幣政策的因素進行全面和到位的分析。
二、貨幣狀況指數的重新構建
對于MCI（貨幣狀況指數），存在實際MCI和名義MCI之分，考慮到本文是針對價格水平構建MCI，在這里主要構建名義上的MCI。
（一）變量的選取
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強調利率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利率是投資和消費的價格，利率的上升或下降會抑制或刺激投資與消費，導致產出與價格水平的變化，因此本文在此選取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代表利率水平；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也是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傳導機制。貨幣政策還會影響金融資產（如股票、房地產等）的價格，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多重性說明在貨幣政策實踐中僅僅關注利率和匯率的變化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綜合考慮利率與匯率、信用狀況、金融資產價格等因素間的相互作用。
（二）數據的處理
根據以上對變量的選擇，本文選取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代表利率水平，名義有效利率NEER代表匯率水平，考慮到我國過去幾年房地產業繁榮以及房地產業事實上已經成為我國的支柱性產業，本文選取全國房地產開發業綜合景氣指數（簡稱國房指數，下同）作為變量之一。貨幣供應量則采用狹義貨幣供應量。以上數據均為月度數據，時間范圍從1996年1月―2012年2月，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等。所有時間序列均取自然對數以避免數據劇烈波動，并消除潛在的異方差性。
（三）指數的計算
考察各變量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沖擊響應，從而計算每個變量在MCI中的權重。針對月度數據可在1年期內考察所有沖擊的特征，因此將脈沖響應函數的滯后期設定為12，即period=12。表1顯示了消費者價格指數作為因變量對來自各變量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在未來12個月的響應過程。
表1 脈沖響應函數值
最后即可構建名義MCI，根據公式計算，各變量權重各為0.32、0.16、0.43、0.09，進一步，假定基期（1996年1月）MCI=100，則可根據以下公式構建名義貨幣狀況指數：
根據前文對貨幣狀況指數的定義和所估計的各變量權重，可以構建自1996年1月到2012年1月的月度的我國名義貨幣狀況指數MCI。對比指數則是居民消費價格月度同比價格指數。
圖1 中國名義貨幣狀況指數與通貨膨脹
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名義貨幣狀況指數MCI綜合了貨幣供應量、利率和匯率因素，較全面地反映并測度了我國貨幣政策調控與通貨膨脹的關系。與通貨膨脹率趨勢變化相似，尤其是在通貨膨脹的上升區間，我們可以從上圖看出與具有特別好吻合效果，特別呈現出的是相比具有一定意義上的預測功能（我們從上圖看出總是相對于更早的出現上升趨勢，更早的出現下落趨勢），這表明MCI與通貨膨脹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貨幣狀況指數領先于通脹膨脹的變化，特別是貨幣狀況指數拐點對通貨膨脹率拐點經常領先1―3月。
三、政策建議
由于利率調整進入下行周期。2008年以來的外部經濟形勢的惡化加速了中國經濟的衰退進程。中國人民銀行于2008年9月開始逐步放棄緊縮的貨幣政策。通過直接調控信貸規模，中國經濟在2009年保持了較高的增長，但是也埋下了通貨膨脹的隱患。
針對上述貨幣狀況指數表示的貨幣政策和通貨膨脹周期波動相關性的檢驗結果，本文的政策建議如下：
1.加強對貨幣增長量的控制，深入研究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使貨幣供應增長率達到符合經濟發展所需的要求。在我國貨幣政策的政策工具選擇和實際操作過程中，中央銀行應該繼續致力于以貨幣供應量作為主要中介目標和調控體系，抑制貨幣需求，從而抑制通貨膨脹。相關研究表明，無論哪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都是通貨膨脹率變化的原因，這與貨幣數量論的基本思想一致。因此，應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控制貨幣發行量，尋求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社會需求的平衡點。
2.完善我國的金融體系，以抵御外部貨幣對我國經濟的沖擊。作為當前宏觀調控部門，央行應該進一步做好深化外匯體制和利率市場化改革，完善貨幣政策的監控體系，加強外匯儲備的結構性調整，建立黃金戰略儲備體系，保持貨幣政策和財政、產業政策的協調，提高對各種復雜條件下的調控能力，特別是在通脹和緊縮時縮短經濟波動的周期，減少經濟波動對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
3.在實施貨幣政策的過程中應密切關注信貸渠道梗阻對于在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制約，開發央行貨幣政策新的調控工具。中國人民銀行所能控制的對象是基礎貨幣，它已經無法代替商業銀行做出信貸決策，只能通過手中的工具約束商業銀行的行為，如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再貸款、再貼現以及利率等間接調控工具被越來越廣泛的使用。這些政策有其自身的優點，但往往存在局限性，是否應該完全轉向使用間接工具值得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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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貨幣政策 貨幣供給 土地價格
一、引言
從我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中不難看出，在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后，貨幣流動性過剩和土地價格膨脹問題也在愈演愈烈。這不僅引起了經濟參與者的討論和關心，更是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問題和研究對象。從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到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一事實：流動性過剩會帶來資產價格泡沫，實體經濟也會隨之出現快速擴張，而一旦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實體經濟將會受到災難性的打擊，爆發經濟危機。而2007年爆發于美國，最后演變為全球的經濟危機引起了很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對于貨幣政策理論的反思，開始再次審視貨幣政策和資產價格的關系，討論貨幣政策是否應該對資產價格波動做出反應。我國作為此次危機的波及者，此時的貨幣流動性過剩和土地價格膨脹問題自然受到了更多的關注，而貨幣政策如何制定也變得更為棘手。本文從政策時間不一致性視角出發，通過擴展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對貨幣政策進行理論分析，揭示我國貨幣流動性過剩與土地價格膨脹之間的內在關系以及產生通脹壓力的機理。
二、中央銀行動機的理論模型分析
（一）傳統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
為了研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動機，我們需要知道中央銀行的目標。Barro and Gordon模型假定中央銀行的目標函數包括產出和通貨膨脹兩個變量，且各期效用相互獨立。中央銀行的目標是最大化期望效用，其效用函數為式（1）：U=λ(y-yn)-1/2π2。在此效用函數中，y是實際產出；yn為自然產出水平；π為通貨膨脹率。通貨膨脹與產出間存在不完全的替代關系，此效用函數意味著中央銀行為了獲取最大效用，需要在經濟擴張和物價穩定之間進行權衡，尋求通貨膨脹與產出擴張之間的最佳平衡點。模型中的產出水平由盧卡斯總供給函數決定，式（2）：y = yn + a(π-πe)+e。式中yn為自然產出水平；πe是公眾的預期通貨膨脹率；e是隨機供給沖擊，均值為零，方差為σ2e。系數a代表未預期到的通貨膨脹帶來的邊際收益。由式（2）可知，均衡狀態下產出水平取決于自然產出水平，只有沒被公眾預期到的通貨膨脹才能使產出高于自然產出水平。模型還提出通貨膨脹水平遵循貨幣數量理論，由式(3)表示：π=Δm + v。式中Δm是貨幣供給增長率，假定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v是貨幣流通速度沖擊，均值為零，方差為σ2v，且與e相互獨立。
由于模型假設中央銀行在觀察到貨幣流通速度沖擊v之前確定貨幣供給增長率Δm以達到中央銀行的最大期望效用目標，因此得到Δm = aλ的結果，進而可知中央銀行為了最大化其目標函數會制造aλ+v的實際通貨膨脹率。而E［π］= aλ則表明實行相機抉擇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在確定貨幣供給增長率時有正的平均通貨膨脹傾向aλ。因為公眾被假定是理性預期即能夠理解中央銀行的目標函數且在未觀察到貨幣流通速度沖擊時確定通貨膨脹預期，所以有πe= aλ，進而得出實際產出為yd = yn +av+e，中央銀行的期望效用為E(Ud)=-1/2(a2λ2+σ2v)。
與此相比，當中央銀行承諾實施零通貨膨脹政策時，公眾的通貨膨脹預期為πe=0，實際產出為yc = yn +av+e= yd，中央銀行的期望效用為 E(Uc)=-1/2σ2v > E(Ud)。可以明顯看到，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與規則貨幣政策相比，在帶來了正的平均通貨膨脹偏差的同時并沒有帶來產出的增加和更高的效用。因此規則貨幣政策優于相機抉擇貨幣政策。另外Barro and Gordon模型還進一步指出除了中央銀行希望用通貨膨脹換取高于自然產出水平的產出外，在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下會出現正的通貨膨脹偏差還緣于中央銀行不能夠預先承諾會執行一個零通貨膨脹率的貨幣政策，即零通貨膨脹政策是時間不一致的。
（二）擴展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
在傳統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中，制造意外的通貨膨脹是中央銀行使實際產出高于自然產出水平的唯一途徑，也是中央銀行制定一個正的貨幣供給增長、造成通貨膨脹偏差的根本原因和動力。然而在現實經濟中，這樣的假定未免有些不夠全面。近年來我國的土地價格快速增長，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出讓收入的增加提高了財政收入，進而促進產出擴大和經濟增長。鑒于此，我們將“土地價格膨脹”這一擴大產出的途徑考慮進來，通過建立擴展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來分析和揭示我國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給的動機。我們在傳統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中加入以下幾個假設關系，從而得到擴展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
假設一，土地價格變動可以使國家財政收入發生變動，財政收入變動進而又會給產出帶來直接的影響。近年來的數據表明，土地出讓收入在財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而許多文獻通過理論或者實證的分析研究也指出財政收入會推動經濟的增長。
假設二，貨幣政策對土地價格有影響。我們認為正如通貨膨脹率取決于貨幣供給的增加，一個正的貨幣供給增長也會造成土地價格的增長。
根據這些假設，我們得到擴展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如下：
U=λ(y-yn)-1/2πc2 （4）y = yn + a(πc-πce)+bΔG+e （5）ΔG=γπL+ε （6）πc=βΔm + v （7）πL=αΔm + v（8）
式（4）是中央銀行的目標效用函數，這與原來的Barro and Gordon模型一致，其中πc為通貨膨脹率。這一效用函數表明穩定土地價格并不是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
將“土地價格膨脹”這一擴大產出的途徑引入便有了新的產出函數式（5）。式（5）在原有的函數基礎上增加了ΔG這一變量，代表財政收入的增長。系數b代表財政收入增長帶來的邊際收益，即單位財政收入增長可以帶來b單位的實際產出增加。
根據我們第一個假設得到式（6），其中ΔG為財政收入的增長；πL代表土地價格增長率；系數γ為單位土地價格增長所帶來的以財政收入形式表現的邊際收益。ε表示均值為零、方差為σ2ε的隨機擾動項，且與e和v互相獨立。根據我們的假設二得到式（7）、（8）。式（7）與原有的式（3）類似，式（8）則是表示土地價格增長率取決于貨幣供給增長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們認為貨幣對土地價格和消費品價格的影響不同，所以在式（7）、（8）中分別設置了β和α兩個不同的系數。
類似地，中央銀行在觀察到貨幣流通速度沖擊v之前確定貨幣供給增長率Δm使期望效用最大化，得到Δm =λ（aβ+bαγ）/β2，進而可知中央銀行為了最大化目標函數會制造（aλ+λbαγ/β+v）的實際通貨膨脹率。由E［πc］= aλ+λbαγ/β> aλ可知在將“土地價格膨脹”這一擴大產出的途徑引入模型后，實行相機抉擇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會有一個更高的平均通貨膨脹傾向。這個通貨膨脹傾向由aλ和λbαγ/β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aλ與Barro and Gordon模型的結果一樣，即是由中央銀行希望通過意外通貨膨脹擴大產出的動機造成的。第二部分λbαγ/β則是緣于中央銀行有通過貨幣供給增長推高土地價格，進而依靠“土地價格膨脹”這一途徑擴大產出的動機。當然，同傳統的Barro and Gordon 理論模型一樣，在理性預期假定下公眾會認識到中央銀行這一正的平均通貨膨脹傾向，形成與之一樣的通貨膨脹預期。因此在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下，最終的結果是承受一個更高的通貨膨脹率卻不帶來長期的產出增長。
三、政策建議
（一）將土地價格的增長引入目標效用函數
基于我們之前擴展的Barro and Gordon理論模型的分析可知，將“土地價格膨脹”這一擴大產出的途徑引入模型后，由于土地價格增長率并不包含在中央銀行的目標效用函數中，因而中央銀行此時有更大的動機增加貨幣供給。而其結果便是造成更高的土地價格和通貨膨脹傾向，卻不會帶來長期的產出增長。因此，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應該將土地價格增長率納入中央銀行的目標效用函數中。
（二）增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
雖然我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與過去相比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仍需要進一步加強。我們認為進一步增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能夠有效地幫助中央銀行抵制來自政府方面要求擴張經濟的壓力，實行更為合理的貨幣政策，從而形成一個比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維持宏觀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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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央銀行獨立性 通貨膨脹 世代交疊模型
一、中央銀行獨立性與通貨膨脹的關系
（一）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內涵
對于中央銀行學的概念，學者從理論或經驗發現并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弗里德曼認為，“中央銀行應該是立法、行政及司法部門等同的一個獨立的政府部門，而且他的行動受制于司法部門的解釋。”而庫基爾曼認為，“中央銀行獨立性就是一種承諾將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置于價格穩定方面的行為”。綜合各方學者觀點可以理解，中央銀行獨立性是指中央銀行在履行法定職能時自主性，能不受外界壓力、干擾的影響。當然這種獨立性是有限制的，一般是相對于政府的獨立。
（二）中央銀行獨立性與通貨膨脹的關系
據調查發現，在80年代新興市場國家中央銀行獨立性較差的，通貨膨脹率較高，獨立性較強的通貨膨脹也高于同比的發達國家，表明政治穩定性，良好經濟基礎等因素可能使通貨膨脹與中央銀行獨立性的聯系減弱。同時，選定的發達國家在80年代都沒有出現高通貨膨脹率，而新興市場國家的通脹率較高。所以僅僅依靠中央銀行獨立性指數不足以明確其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系。但大部分學者仍認為二者間有一定關聯，并且二者之間呈反比關系。
二、中央銀行獨立性和通貨膨脹率的分析
保持央行獨立性充分，不僅可以降低貨幣政策不一致性與通貨膨脹偏差，還可以抵御政府財政赤字貨幣化的壓力，降低通貨膨脹壓力。通過建立兩期世代交疊模型考察政府l行貨幣融資造成通貨膨脹是否受央行獨立性的影響，即用理論模型分析央行獨立性與通貨膨脹間的關系。
情況一：政府完全控制貨幣發行權，即中央銀行沒有獨立性。
假設政府的目標既包括控制通貨膨脹率，又包括利用轉移支付，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減輕社會動蕩，因此政府目標可以設為：
minL=Ч（π-π*）2-ωW （1）
其中，π*表示社會最優通貨膨脹率，W= wdw，Ч和ω為正的參數。根據以上可得，轉移支付的總價值：
W （2）
情況二：中央銀行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并且由一位保守的銀行家來執行各種貨幣政策。
如果中央銀行具有獨立性，能夠獨立制定并執行貨幣政策時，必然會對通貨膨脹率給予更多關注。所以在公式（1）中引入另一個正的參數δ，使對通脹的比重增加為Ч+δ，則央行的目標設為
minL=（Ч+δ）（π-π*）2-ωW （3）
一階條件：
=
2（Ч+δ）（π-π*）2-ωW （4）
所以只要滿足（3）式中的π與Ч成負相關則說明央行的獨立性可以抑制通貨膨脹率。因此將（3）式兩邊δ求導得：
2（π-π*）+[2（Ч+δ）+ωW ] （5）
因為一般情況下r大于0，π大于0小于1，所以
（1+r）（2+p）-π2（1+p）>0 （6）
則式（5）中的 前面的系數為正。
由（6）得，（4）式中的
ωW >0
根據（4）式可得：（π-π*）>0。可得：
三、針對我國中央銀行獨立性提出調節建議
從經濟層面看，我國進行改革開放以來，通貨膨脹現象持續不斷，但這種通脹不具有西方國家政府的偏好性質，而是由我國客觀的國情所決定的。從這個意義上需要提高央行的獨立性，但是就業和經濟增長等其它經濟目標必定受到損害。通貨膨脹目標制是我國央行實行貨幣政策最高階段，可以逐步建立，不可一蹴而就。
從政治層面看，央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不可能完全保持獨立性，因為不僅要考慮財政措施，還要考慮金融體系的穩定、增長和就業。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2011年的希臘危機說明央行在貨幣政策的執行上需要和政府合作，許多央行都是在受到政治壓力下調整了貨幣政策[8]。缺乏絕對的獨立性也說明了央行和政府存在共生關系。所以，就我國而言提高央行的獨立性是一個漸近過程，在宏觀經濟穩定運行下，央行獨立性會慢慢得到提高。
從法律層面上，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沒有從法律上進行嚴格保障其獨立性，所以中國企業品牌競爭力指數（CBI）需要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建立完善的保證機制。貨幣政策委員會中學者很少，大部分由官員擔任，這使得貨幣政策委員所起作用有限。貨幣政策委員會幾乎沒有決定貨幣政策的權利，更不用說在央行任免人員問題上的權利。所以建議擴大貨幣政策委員的權利同時增加學者數量比重，且從法律上給予保證其獨立性。以此為基礎，央行的獨立性穩步提高，使宏觀經濟保持平穩。
參考文獻：
篇9
關鍵詞：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通貨膨脹目標
一般而言，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的標準主要有三個：可計量性、可控性、可預測的對政策目的的影響。［1］(437)從世界各國的貨幣政策實踐來看，可供選擇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貨幣供應量、信貸總量、利率、匯率、通貨膨脹率等。究竟選擇何者作為中介目標，除了上述的三個選擇標準之外，還要受到某一時期主導性的貨幣金融理論、一國經濟金融發展水平、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等因素的影響。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也從信貸規模轉向貨幣供應量。然而，近年來不少國家相繼放棄了貨幣供應量目標，轉向了利率、通貨膨脹等目標，進而在我國引發了貨幣供應量能否繼續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爭論。本文旨在對這些爭鳴文章進行系統梳理，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
一、理論及實證研究綜述
（一）貨幣供應量仍可充當中介目標
我國1996年正式將M1的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同時以M0、M2作為觀測目標。目前在贊成以貨幣供應量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學者中，主要有兩種觀點：
1.在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貨幣供應量仍可充當中介目標
王松奇（2000）認為，從我國目前情況說，從貨幣政策到社會總支出的變動控制，其中可供選擇的中間指標只有兩個：一是貨幣供給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選作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關鍵還要看它與社會總支出關系的密切程度。從實證數據看，投資的利率彈性過低，而利率對消費支出也不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它與社會總支出中間關系不夠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在目前及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貨幣供給量都是我國貨幣政策最合適的中間指標。［2］(475)
蔣瑛琨等人(2005)運用協整檢驗、向量自回歸、脈沖響應函數等方法，圍繞國內外學者爭議較多的貨幣渠道與信貸渠道，對中國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軌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間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表明，90年代以后，從對物價和產出最終目標的影響顯著性來看，貸款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M2，M1的影響最不顯著，這表明，90年代以來信貸渠道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從對物價和產出最終目標的影響穩定性來看，M1比較持久和穩定，其次是M2，最后是貸款。由于對最終目標影響穩定的中介變量更易于調控，因此就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而言，M1優于M2，M2優于貸款。現階段以及未來一定時期內，中國仍應當以M1為中介目標，將M2作為觀測目標。M1更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而取消貸款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合理的。［3］
2.當前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是適合的，但需調整與完善
范從來（2004）認為，現階段貨幣供給量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這種局限性的克服不應該是簡單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而應該根據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的程度調整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內涵，通過匯率制度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創造一種有利于貨幣供應量發揮中間目標功能的貨幣控制機制，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4］
劉明志（2006）通過實證分析表明，中央銀行利率調整是中央銀行對物價變化所做的政策反應，但尚無實證分析結果支持中央銀行利率調整或銀行間市場利率變動可明顯地影響物價變化或經濟景氣變化的結論。因此。在利率市場化尚未徹底完成、利率形成機制尚不靈活、利率變動與經濟景氣變化之間的直接互動關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棄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而改采用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但考慮到銀行間市場利率對于市場信號變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觀測性，利率市場化徹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機制將進一步完善，利率變動與經濟景氣變化之間的互動增強，利率在調節經濟景氣變化方面的作用將更加明顯，可以考慮使用銀行間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5］
封思賢(2006)通過運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經濟計量方法,對我國現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得出結論: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正不斷降低,實際利率作為中介目標的實施效果好于貨幣供應量。基礎貨幣難以控制、貨幣乘數不穩定、貨幣流通速度不斷下降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完善等因素是產生上述實證結論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現行的經濟金融條件下,針對中介目標選擇的一個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貨幣供應量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的基礎上,繼續使用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同時,必須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再由貨幣供應量轉為利率。［6］
（二）以利率為中介目標
以利率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先后經歷過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適逢凱恩斯主義盛行，英美等西方國家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采用凱恩斯主義的主張——盯住名義利率。第二個時期是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在“泰勒規則”的指導下，以實際利率為中介目標，如美國。“泰勒規則”認為，實際聯邦基金利率與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在自然失業率水平下的通貨膨脹率和潛在產出增長率都對應著一個實際均衡的聯邦基金利率。若貨幣當局以實際均衡聯邦基金利率作為中介目標，便可以獲得通過改變名義均衡聯邦基金利率來穩定或影響產出、價格水平的最優路徑。［7］(70)我國學者在對利率中介目標進行討論的時候，并沒有明確地區分名義利率與實際利率。
李燕等人（2000）認為，由于貨幣總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條件不能得到滿足，央行對基礎貨幣控制能力有限，貨幣乘數也不穩定，因此有必要對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進行調整：即從貨幣總量控制向利率調節轉變。［8］
周誠君（2002）認為，在內生貨幣分析框架中，貨幣供給是內生的，利率則是外生變量。由此，一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應該是利息率而不是貨幣供應量。對我國而言,貨幣供給具有較強的內生性，而利率則具有幾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轉向利率調控為主的間接型貨幣調控模式。以正因為此，我國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單純的利率市場化，而應是一個多元的間接利率調控體系。［9］
張強等人（2003）通過考察貨幣運行效果，發現貨幣供應量對經濟的影響有減弱趨勢，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隨著金融開放度的加深，貨幣供給越來越依賴于經濟的發展，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反映經濟動態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優勢，中央銀行應根據經濟金融發展程度漸進地調整中介目標。過渡期內中央銀行考察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時，逐步將中介目標由數量型過渡到以利率為主的價格型指標，同時將匯率、金融資產價格作為輔助指標納入中介目標體系。［10］
（三）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
以通貨膨脹目標作為貨幣政策目標規則緣起于20世紀90年代。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新西蘭儲備銀行率先進行了通貨膨脹目標的實踐，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蘭、英國等7國宣布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甚至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如波蘭、巴西、泰國、秘魯、菲律賓等也開始相繼采用該貨幣政策規則。Svensson（1999）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可以被解釋為一種目標規則，以實現損失函數最小化。目標規則可以被解釋為中介目標規則，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區間的通貨膨脹預測作為中介目標變量。［11］(607-654)從其表述來看，通貨膨脹目標制既可以被理解為關注最終目標的貨幣政策規則，也可以是中介目標規則。正因如此，國內主張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
1.貨幣政策目標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以利率、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等作為監測目標
夏斌等人（2001）通過對我國調控貨幣供應量的實踐進行考察,認為從1996年我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開始,貨幣供應量的目標值就幾乎沒有實現過。他們從貨幣傳導機制角度分析了近年來貨幣供應量目標無效的深層原因：貨幣供應量本身不好控制導致我國貨幣供應量可控性差，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導致我國貨幣供應量目標效果不佳。因此，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客觀上已經不合時宜，應盡快廢止。盡管我國的銀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經基本市場化，可以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目標，但從短期同業利率到市場利率的生成機制還付諸闕如，利率目前顯然不能作為新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不僅如此，以利率、匯率或貨幣供應量等工具變量作為中介目標都存在一個共同缺陷，即此時貨幣政策的靈活性較差。一個可行的選擇是放棄采用任何中介目標，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同時將貨幣供應量、利率、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重要經濟變量作為監測指標，即采取通貨膨脹目標。事實上，這也正是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后的共同選擇。當前我國比較適宜的措施是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后，暫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標，在實際操作中模擬通貨膨脹目標，努力使物價恢復并穩定在一個合理范圍內(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價指數上漲率在1-3%內)，建立一個通貨膨脹目標下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12］
奚君羊等人（2002）認為，從1996年我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起，實際貨幣供應量與目標值之間始終存在很大的離差。由此可知,作為中介目標的貨幣供應量在可控性上存在嚴重缺陷。從穩定價格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來看,貨幣供應量目標也不能令人滿意。從1998年起，M2與價格出現了明顯的背離趨勢，價格在M2快速增長的情況下繼續呈現持續性負增長，出現通貨膨脹緊縮的跡象，經濟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貨幣供應量目標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貨幣供應量的計量口徑可能失真；二是基礎貨幣投放常因外匯干預或所謂的“倒逼機制”等原因而難以控制，且貨幣乘數不穩定；三是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現了急劇下降的現象(鄭超愚、陳景耀，2000)；四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腸梗阻”。以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嚴重干擾了我國的輿論判斷和公眾預期。因此，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把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直接釘在通貨膨脹率上，同時將利率、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主要經濟變量作為監測指標，這應是一個可行的選擇。［13］
2.將通貨膨脹作為中介目標，以產出和就業缺口、貨幣供求、利率和匯率等作為監測指標
李揚（2002）認為，從可測性、可控性、相關性三個方面來看，貨幣供應量M1和M2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不太合適，繼續按照現有模式使用它們作中介目標將有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通過統計回歸分析驗證了我國實際存貸款利率對投資和通貨膨脹率的作用，這說明，即便在現今我國對名義存貸款利率實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況下，實際存貸款利率的變動對經濟仍具有顯著的作用。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特別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利率——信用的價格——在經濟中的作用就如同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一樣，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論和各國經驗顯示，如果采用利率充當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還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度”，在這種貨幣政策框架中，通貨膨脹是中介目標，而被稱為“貨幣狀況”的一系列指標，如產出和就業缺口、貨幣供求、利率和匯率等將成為中央銀行日常監測的指標。［14］
（四）以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為中介目標
曹家和（2004）從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出發，認為貨幣政策的效應存在非對稱性，即貨幣供給量在通貨膨脹時期能夠靈敏地反映出社會總需求的寬松度，并且能夠有效地防止通貨膨脹的出現，但在緊縮時期則對社會總需求的寬松度缺乏靈敏性，因而并不適合繼續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由于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性，客觀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時期選擇不同的領先指標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對目前國內學者提出的中介目標的利弊進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緊縮時期，央行可以使用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作為執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供大于求的經濟中，當社會總需求增加時，產成品庫存總額呈下降的趨勢，而當社會總需求減少時，產成品庫存總額則出現上升的趨勢。既然治理緊縮的關鍵是增加內需，使社會供求趨于均衡，那么，能夠準確反映內需變動狀況的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因其能夠靈敏地指示貨幣供給量對總需求的實際影響，因而可以作為央行執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首選指標。［15］
（五）同時采用多個金融變量作為中介目標
張俊偉（2003）認為，貨幣量指標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貨膨脹”應當是好的選擇。但“盯住通貨膨脹”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經濟運行預測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獨立性，以及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乃至產業政策之間密切配合為前提。所以，“盯住通貨膨脹”在目前的中國還不具備現實性，它只能是遠期目標和努力方向。當前，可行的選擇應當是在進一步增加貨幣政策透明度、強化央行獨立性（如自主調節利率等）的同時，淡化對貨幣量指標的關注，轉向綜合利用多種金融變量所提供的信息來指導貨幣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學者所宣稱的那樣，考慮用利率取代貨幣供應量充當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16］
方齊云等人（2002）認為，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和外生性問題,是貨幣當局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理論基礎。在區分貨幣供給內生性與外生性的框架下,從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角度對我國貨幣供給的性質進行了實證分析,論證了現階段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特征，為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供應量控制實踐所表現出的無效性提供了一個解釋，并為我國現階段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提供了一種思路：面對我國現階段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特征下貨幣供應量指標已無法實現中介目標的功能的現狀,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進行相應的調整,應該在逐步弱化貨幣供應量目標的同時,積極引進利率等監測目標,并提高對價格指數(CPI)的關注程度,直至最終盯住通貨膨脹率目標。［17］
二、一個評論性總結
目前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研究遠沒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見，今后一段時期內仍將是學界研究的熱點。綜觀既有的文獻資料，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1.從理論上說，可計量性、可控性、可預測的對政策目的的影響這三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標準十分明確，且易于理解。然而不幸的是，我們依據這三個標準卻很難判斷某個金融變量是否比另一變量更適合充當中介目標。如FredericS.Mishkin曾考察過貨幣總量與利率，發現作為中間目標，是利率優于貨幣總量還是正好相反，我們在每一個標準上都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因此，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更多地是受到某一時期主導性的貨幣金融理論、一國經濟金融發展水平、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等因素的影響。
2.大多數研究均已表明，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正不斷降低，然而，從我國當前的經濟金融發展情況來看，要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選擇利率或通貨膨脹目標還缺乏可行性。因此，我國面臨的現實選擇只能是繼續以貨幣供應量為目標，同時穩步推進金融體系、金融制度的改革，以為中介目標的轉變奠定基礎。
3.由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復雜性，與其設定中介目標作為最終目標的名義錨，通過調控中介目標來引導貨幣政策指向它所要達到的政策目的，倒不如直接盯住最終目標，這就是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基本邏輯。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一種全新的貨幣政策框架體系，在這種框架體系中，用于決定貨幣政策工具的是一系列信息變量，包括貨幣供應量、利率及匯率等（Mishkin，1997；Bernanke&Gertler，1999），因此貨幣當局能夠在政策工具的運用上保持較大的靈活性。這對我國未來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具有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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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慣性；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1.012
1引言
1.1通膨脹慣性研究的意義
維持物價穩定對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始終是宏觀經濟研究的熱點。通過分析發達國家歷史上的通貨膨脹，可以發現大多都曾經歷過惡性通貨膨脹，同時為此付出過沉重的代價。在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歷史背景下，通貨膨脹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1.2中國通貨膨脹慣性的研究背景及新變化
通貨膨脹率最高值出現在2008年2月，達到了87%。雖然通貨膨脹得到了有效控制，但通貨膨脹的動態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通貨膨脹率整體雖然不高，但是物價總水平運行并不穩定，而是表現出在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之間的來回頻繁轉換。為了穩定該段時期總的物價水平，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日益頻繁。二是通貨膨脹率的波動幅度逐步增大。根據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隨著中國貨幣政策操作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該是逐步增強的。
2通貨膨脹形成理論
目前人們在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方面達成共識的包括三類：一是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二是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三是結構性通貨膨脹。
2.1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
需求拉動式通貨膨脹是指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所引起的一般價格水平的持續顯著的上漲。如圖1所示，橫軸Y表示總產量（國民收入），縱軸P表示一般價格水平，AD為總需求曲線，AS為總供給曲線。
2.2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成本推進的過程用圖形可以表示如下，如圖2所示，假設經濟起始于總需求曲線AD與總供給曲線AS1的交點A點，對應的價格為P1，產出為Y1，這時經濟處于充分就業。
2.3結構性通貨膨脹
除了需求拉上型和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以外，由于結構性因素的變動，也會出現一般價格水平的持續上漲，他們將這種價格水平的上漲稱為結構性通貨膨脹。經濟結構因素的變動包括需求結構的變動、各部門勞動生產率差異的變動、各部門開放程度的差異等。
3通脹慣性的研究方法
3.1通脹慣性的基本特征
根據弗赫爾（Fuhrer）的結論之一是，通貨膨脹慣性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正相關，即通貨膨脹水平越高，通貨膨脹慣性越大，反之則越小，這一結論隱含著，不同時期，或不同特征的通脹或緊縮，對應的通脹慣性不同，通貨膨脹的慣性隨著經濟人對貨幣政策變化的適應性而改變。而對于通脹慣性的形成原因，理論界普遍的共識是：工資或價格的剛性及通脹預期的變化是造成通脹慣性的主要因素，它包括工資或價格契約中存在的剛性以及緩慢的市場預期調整等。我國學術界和央行對我國的通貨膨脹慣性也做出了相應的研究。易綱（1995）較早地對中國的供求與通貨膨脹問題做出了研究，雖然他討論了中國通貨膨脹的成因，并注意到了貨幣政策的滯后性，但并沒有應用通脹慣性的概念，也沒有對通脹慣性的成因進行闡述。在國內最早研究通脹慣性的是戴園晨（1998），其對我國通貨膨脹慣性產生的原因進行了簡要的定性分析，得出的結論也與國外專家所得出的結論相似。
3.2通脹慣性的測度模型
通脹慣性的研究通常采用自回歸模型，又稱AR模型。用AR模型的滯后項系數和來度量通貨膨脹慣性，其一般形式可表示為：
πt=a0+a（L）πt-1+μt
CIRF=∞i=0πt+iμt=
11-a（1）
我們可以看到，a（1）的值越高，越接近于1，則累積脈沖反應函數的值越高，通脹率受到沖擊后的累進效應越強，即通脹率波動后返回均值的時間就越長。因此，AR模型中滯后項系數的算術和一般被用來衡量通脹慣性水平。
4通貨膨脹慣性的實證分析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GDP平減指數等都可以用來衡量通貨膨脹。一般來說，GDP平減指數是最為合理的通貨膨脹衡量指標，這是因為它涵蓋了整個社會所有的產品的價格變動信息。但由于目前我國的月度GDP平減指數無法取得，所以這里用月度CPI、RPI和PPI數據，對中國的通脹情況進行衡量。選取數據時間范圍為2000年1月至2015年3月。
從圖3中可以看出，2000年至2011年中下旬，CPI與RPI的波動情況非常相似，RPI略小一些；而PPI的波動明顯大于前兩者。三個通脹指標在2004年中旬和2007年年末分別出現了一個十分明顯的峰值。而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在2008年第一季度末，三個指標都有所下降。
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將這十五年來的通脹指標的變化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0年1月至2003年4月。
這一階段通脹指數都比較平緩，都在（-05%，05%）的區間內低位運行，而且RPI基本上都是負值。由于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影響，我國在90年代末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一度出現了物價持續下跌的情況，經濟較為低迷。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政府從1999年起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拉動內需。從2003年開始，由于政府一系列有效政策出現效果，經濟形勢發生好轉。
第二階段：2003年5月至2006年8月。
2001年末我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開放全面加速，商品的貿易流量和對外貿易盈余急劇增大，在資本流出逐年擴大的情況下，資本流入更是空前增長，外資在國內全面開花，中國經濟的國際化水平明顯提高。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國內的工業化、城鎮化得以實現加速。但這一階段也為以后產業轉型的困難埋下伏筆，由于盲目的引進外資，擠占了民族企業的空間，國內產業升級停滯。房地產的急速發展，對外出口的大規模增長，龐大的外匯儲備和越來越充裕的財政收入掩蓋了我國產業過于低端、經濟增長過于粗放且難以持續的弊端。
第三階段：2006年9月至2009年7月。
這一時期的通脹情況可以用大起大落來形容。由于加快增長的愿望十分強烈，加之前一段時期擴張性政策的滯后效應，中國再次出現了投資增長過快，物價增長過快的老問題。這一時期物價的上漲主要表現為糧食和房地產價格的上漲。2007年豬肉價格的瘋長讓人印象深刻。同時，這一時期中國股市也迎來了創市以來最強勁的牛市，大量國際熱錢的涌入使得流動性過剩，反映在物價上就是物價急劇上漲。
第四階段：2009年8月至2012年1月。
為了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增長，2008年政府出臺了一系列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以拉動內需，增加投資。尤其是4萬億計劃令人矚目。同時央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復蘇。從2009年末開始，經濟出現回暖，反映在通脹率上，從2009年11月開始，CPI、RPI、PPI由負轉正，并且一路開始緩慢增長。同時在國際方面，美聯儲的兩次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和歐洲一系列的刺激經濟政策，使得世界范圍內的流動性增加，這些都影響到中國的貨幣市場。人民幣的快速升值也導致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
第五階段：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
隨著一系列拉動內需經濟政策的實施，在實現經濟復蘇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不良的后果，產能過剩的問題十分嚴重。國際上歐洲債務危機以及希臘，冰島等國家的信用危機影響不斷擴散，為世界經濟形勢再一次蒙上了陰影。各項經濟指標明顯上升發力，同時政府也在積極進行產業調整，逐步摒棄之前過于粗放的發展模式，經濟發展由此進入新常態。
5貨幣政策啟示
根據我國通脹慣性的變化特征，結合最優貨幣政策目標的含義，可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給出一些啟示。我們將其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央行必須具備改變利率及其他貨幣政策相關變量的權利，以使其能夠實現預定的政策目標。中國人民銀行經過長期發展，現在已經具備了獨立制定調控政策的能力。但是很多時候政策制定的出發點仍會受到政府及相關部門的影響，其獨立性有待進一步的加強。
（2）中央銀行應該實施通脹目標制。歐元區國家、美國和加拿大在實施通脹目標制以后，通脹慣性都顯著減小。這為我國央行貨幣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畢竟越小的通脹慣性意味著貨幣政策的滯后期越短，也就是調控的難度更小，效率更高。中央銀行應當公開宣布在以后一定時期內的一個明確的通貨膨脹目標，同時它還必須準確描述由于Q易條件、利率水平和間接稅等的變化而導致偏離通貨膨脹目標的環境。
（3）中央銀行需要對通貨膨脹進行目標預測，即央行必須對未來的通脹走勢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在此基礎上進行穩定產出和通脹的操作。在此，對通脹慣性的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當通脹慣性高，央行調控的側重點就在控制通脹的擾動因素上，并且要考慮高通脹慣性帶來的政策效果的高滯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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