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管理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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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復保險的界定，學理和立法上有廣義論和狹義論之爭。廣義論認為，復保險是指投保人對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分別向兩個以上保險人訂立數份保險合同的保險。至于該數份保險金額總和是否超出該保險標的的保險價值則無關緊要。我國學者李玉泉、鄒海林、鄭玉波、桂裕等持此觀點。從立法體例上看，《意大利民法典》、我國《澳門商法典》采此立法模式。我國《保險法》也采此立法體例，該法第41條第3款規定：“重復保險是指投保人對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分別向兩個以上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的保險。”而狹義論的觀點是，所謂復保險乃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向兩個以上保險人訂立數份保險合同，且該數份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金額總和超過保險標的保險價值的保險。我國學者覃有土、樊啟榮、李一川、孫積祿、江朝國、林勛發等持此主張。立法上以法國、德國、日本以及英美法系等國家為代表，我國《海商法》也采狹義論的立法體例。在《海商法》第225條規定：“被保險人對同一保險標的就同一保險事故向幾個保險人重復訂立合同，而使該保險標的保險金額總和超過保險標的價值的，除合同另有約定外，被保險人可以向任何保險人提出賠償請求。被保險人獲得的賠償金額總和不得超過保險標的受損價值……”在海商法中作此規定．究其原因，在于長期以來國際海上保險市場被英國壟斷，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在國際保險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據統計，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參照或采用該海上保險法典進行立法，以至于使該法典成為海上保險立法的藍本，從而導致保險法的國際趨同性明顯增強。除狹義論與廣義論外，還有一種折中的觀點，有學者認為所有保險合同的保險金額總和沒有超過保險標的實際價值的應稱為復保險，而其保險金額總和超過保險標的實際價值的稱為重復保險。但是這一觀點并沒有見諸于立法，支持者甚少。

綜觀復保險的緣起與立法規制，其宗旨在于確保保險法損失補償原則之落實和防止被保險人獲得不當得利，并以此規范投保人的保險行為和平衡復保險中數個保險人對該復保險分攤的權利救濟，求得保險人之間的分攤公平原則實現。從這個角度來看，投保人向數個保險人基于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向數個保險人訂立數個保險合同，若各保險合同保險金額總和沒有超過其保險價值，既不會損及保險法的損失補償原則，也不會誘發道德風險；而且從被保險人(投保人)角度來看，訂立一個或數個保險合同，只要保險金額總和并沒有超過保險價值，除另有約定外，各保險人僅就其所承保危險承擔比例分攤責任，其他方面并無質的差異。因此．在法律上加以控制實無必要。這種行為具有復保險的形式，其實質則是合法的保險行為。*但從法律術語的界定上，本文認為我國現行《保險法》中的復保險應做修改，可界定為：重復保險是指投保人對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向兩個以上保險人訂立兩個以上保險合同，且各保險合同的保險金額之和超過保險價值的保險。

二、復保險構成要件的考察

理論上講，復保險的成立應由哪些要件構成是與復保險內涵的界定相關聯的。基于上文對復保險內涵的法律界定，復保險須同時具備以下要件：

(一)必須是投保人與兩個以上保險人分別訂立兩個以上保險合同。如果投保人與數個保險人共同訂立一個保險合同．這屬于共同保險，即數個保險-公司對同一危險共同承擔損失補償責任，當然參加共同保險的保險人按照事先約定的相應比例分得相應的保險費。如果投保人與一個保險人訂立一個或數個保險合同，則是單保險合同，也不是復保險。反觀我國《保險法》第41條規定的復保險規定中，缺失了數個保險合同的界定。因此，應在表述中加以修正，明確保險合同的復數形式要件，以求嚴謹、完整，而且也與共同保險作出了明確區分。

(二)必須是基于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有學者將此要件界定為：三個同一。也就是說，投保人以不同的保險標的向數個保險人訂立數份保險合同，或投標人基于同一保險標的，但以不同保險利益而向數個保險人訂立數份保險合同，或投保人基于同一保險標的和同一保險利益而向數個保險人投保不同保險事故的保險合同，均不構成復保險。這一構成要件要求數份保險合同乃基于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而訂立，如貨主基于對同一貨物的所有權關系與數家保險公司訂立了數個火災保險合同。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一要件是復保險構成要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三)保險期間必須是重合的。這種重合性，并不要求數個保險合同的保險期間完全重合，而只要數個保險合同的保險期間部分重合即可。由此，保險期間的重合性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完全重合，即投保人基于同一種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與不同的保險人訂立的數份保險合同，其效力期間的起止時間完全相同；另一種情況是部分重合，即上述數份保險合同的效力期間的起止時間不完全相同，但有部分重合。完全重合的情況下認定其為復保險，當無疑問。但在部分重合的情況下，學理上多以保險事故發生時作為一個判斷時點來界定是否構成復保險。復保險之法理源于保險的損失填補原則，在部分重合情況下，實際損失的額度須以損失發生時才能確定。因此，以保險事故發生時作為一個判斷時點來認定有無復保險，方顯必要。我國《保險法》對保險期間的重合性要件未作規定，這是復保險制度立法上的一個重大疏漏，應在修改《保險法》時對這一要件分兩種重合情況具體作出界定，特別是部分重合情況下應以保險事故發生時作為基準來作出法律認定。

(四)保險金額的總和必須超過保險價值。前文已述，這一構成要件是狹義論和廣義論之爭的焦點。本文傾向于狹義論的觀點，同樣，在復保險的構成要件中當然應含此項。此外，在保險期間部分重合的情況下如果缺少保險金額總和超過保險價值的這一構成要件，往往會把所有部分重合的情況全都“一棍子打死”而不分何因何故，這對于被保險人的利益保護明顯失當。保險金額的總和是否必須超過保險價值，表面上(形式上)涉及復保險概念和構成要件的界定問題，實質上則關乎立法理念上對保險上與投保人(被保險人)之間利益的平衡問題。復保險中包含該構成要件，這既能有效地防止不當得利和道德風險的發生，又恰當地為規范、平衡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之間的利益平衡設置了一個底線，這樣也會更能促進保險業的健康發展。

三、復保險的通知義務問題

從法律上對復保險加以規制，是現代各國保險立法的通例。其中，一個重要的規制手段和措施是投保人須負復保險的通知義務，其立法宗旨在于憑借投保人的通知義務之履行，以免在保險事故發生后，保險人所給付的保險金額總和超過被保險人所遭受的實際損失。這樣，就可以防止投保人以“化整為零”的方法達到超額保險的目的，防止道德風險和不當得利以及保險欺詐的發生。我國《保險法》第41條第1款規定：“重復保險的投保人應當將重復保險的有關情況通知各保險人。”該款規定過于原則、簡單，其中“重復保險的有關情況”、“通知”等顯得失之簡略。有學者從法解釋學的角度認為，復保險投保人的通知事項應包括保險人的名稱和住所、保險標的、保險價值、保險金額、保險責任范圍、保險期間、保險金的給付等。”保險業的發展除了法律的嚴謹規制外，更重要的是社會的誠信體制狀況是否運行良好，從現實來看，這兩方面在我國都有明顯欠缺．從嚴把握也是十分必要的。這種主張可作借鑒。至于復保險通知義務的履行方式，大多數國家立法例中少有明確規定，我國《保險法》也未作特別要求，因此可解釋為口頭、書面皆可。但本文認為有兩個問題須有探討的必要：一是通知義務履行的時間，我國《保險法》未作規定。在此，可借鑒《德國保險合同法》第58條規定：“為一個利益，對于同一危險與數個保險人訂立保險契約者，成立時即通知每一保險人。”在我國《保險法》修改時，可界定為通知義務履行時間為保險合同成立時即應通知每一保險人。二是投保人履行通知義務是法定性的義務．投保人應主動向各保險人履行通知義務，不以保險人的詢問為前提，除非保險合同另有約定或保險人已經知道或應當知道的情況除外。

四、復保險法律效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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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利于實現企業管理的戰略目標

企業在經營活動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方方面面的經營和管理目標。健全而合理的內部管理制度，不僅可以大幅提升企業的管理溝通效果，將企業長遠戰略發展方針政策溶于管理制度中，使得內部信息傳達和溝通準確順暢；而且還可以將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有所偏差的經營問題予以向上反饋，有助于管理層及時調整及時改進，從而實現企業系統目標。

2、有利于營造平等友好的工作氛圍

完善而健全的制度建設過程可以有效保護企業的管理者和員工的切身利益，有效彌補管理上的不足和漏洞，從而杜絕貪污尋租的現象發生。企業的管理制度穩定而健全并且地位在領導職權之上，這樣的科學而規范的管理形式使得員工在心理上有所保障，職工的業務行為和操作只要是在企業的管理制度范圍之內的，就可以不必按照領導的喜好而行事，便于員工發揮自身主動性，從而擁有工作職權。對于經營管理者而言，可以按照管理制度來行使職權，從而有利于形成自我約束，相互監督的行為處事方式，避免個人主義和官本位現象的出現，有利于營造平等友好的工作氛圍。

3、有利于形成良好企業文化

當一個企業的經營規模和管理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會開始建立規范的管理制度，健全完善的制度建設過程一定是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必經之路也是基礎管理規范。擁有現代化的管理規范制度體系，企業在流程執行過程中可以提升員工的業務素質，從而營造出積極向上的企業文化，塑造出高效而有績效的企業管理形式，從而提升社會評價和口碑。

二、企業管理制度建設的原則

制度建設是企業管理的基礎，是企業得以順利運行的必要條件。企業管理制度應具有合法性、可行性、嚴肅性和先進性，為滿足“四性”要求，管理制度建設應遵循以下原則。

1、系統原則

根據系統論的觀點來闡述企業管理制度體系，深入分析各項管理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功能作用，從而從根本上揭示了作用于企業管理效率的要素和內涵。在企業內部控制和管理過程中，業務流程的長短和效率決定了各個部門的運行效率。將企業的管理活動按照業務的開展進行設計，以流程為導向進行管理制度建設，從而滿足了系統性流程管理的原則和思想。

2、以人為本原則

在企業的組成成分中，最重要關鍵也是最具有可變性的就是員工。但是企業管理是否能取得成功、計劃組織領導和控制的功能都是通過“人”來實現的，可見只有在各個業務環節都充分發揮了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能力，企業才能夠取得經營目標。3、穩定性與匹配性相結合原則在企業管理過程中，對于不利消極因素總是要進行不斷否定的過程，保留和發揚其中的積極因素，并在學習過程中，不斷吸收國內外先進管理經驗，進行自我調整自我完善，從而適應不斷變化的內外部環境。這就從客觀上需要遵循和按照穩定性和適應性相匹配的原則。

三、企業管理制度建設的宏觀對策

做好企業管理制度建設從宏觀上來說需要關注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1、增強企業管理制度建設的科學性

企業管理制度的建立包括了一系列相互聯系的單項制度，它們共同組成了有機整體，這就需要各個單項制度之間彼此關聯相互支撐，既在各自業務范圍內發揮有效作用，有所側重，同時也要組合成一個完整的管理體系。只有在科學性的基礎上建立起的管理制度，才能使得各個管理制度合理配合，自然銜接從而發揮制度的整體協同作用，保證管理制度的積極性和合理性得以發揮。

2、增強企業管理制度建設的實用性

在企業制度方面，每個企業各有千秋，由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規范性和規律性，因此在內部管理制度的建設過程中，除了要符合企業自身的發展特點和行業屬性之外，還要求制度和企業的長遠發展相契合，只有符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才是最合適的。如果企業不顧客觀情況而照搬其他成熟管理制度生吞活剝，輕則會使企業正常的作用無法發揮，重則可能會給企業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和投入。

3、提高企業管理制度建設的可操作性

現代企業的內部管理制度決定了如下特點：問題要盡量簡化，形式不宜繁瑣，體系建設不宜復雜。相應的管理制度應當是詳略得當，簡化有效。根據企業不同的實際情況，對于當前急需執行的任務，優先發展的制度予以制定并執行，同時隨著企業的業務需要和制度需求的認識加深，再根據重要性對原有的制度進行完善和更新，從而逐步有步驟地建設完整完善的管理制度。循序漸進的流程和完善的體系建立過程可能會起到更加明顯的效果。

4、確保企業管理制度建設的時效性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經濟一體化不斷推進，現代企業所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相應地，企業管理理念、方法等也要發生相應變化，這就使得原有的規章制度和管理方法產生了滯后性、不適應。因此，企業在制度建設過程中，一定要遵循與時俱進的提升和改善。與時俱進就要求管理制度建設和企業組織建設相結合，管理制度隨著組織架構的變動而完善。企業管理制度只有在不斷地變化中進行完善，才能夠從性質上實現企業人員、制度和職能的相互搭配從而提升企業的管理競爭力。

5、保持企業管理制度建設的先進性

美國宏觀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創新是企業增長利潤的來源。企業要對于瞬息萬變的市場進行適應，就需要進行持續創新和學習，而完善的內部管理制度和有所創新的行為模式是企業想要得到快速發展的重要保證。目前，國內企業還處于快速發展期，同時也碰到了良好的機遇和發展機會，企業必須以開拓創新和勇于發展的進取精神，落實管理制度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全面綜合的提升企業形象和潛力，以迎接新任務，適應新變化。

四、企業管理制度建設的微觀流程

企業內部管理制度制定有一定的程序，它直接影響到企業管理制度的優劣，進而影響到企業管理活動的成效，整個企業的存亡興衰。因此，在進行企業內部管理制度建設時一般要遵循以下流程。

1、進行企業管理制度的調查研究

制定和計劃企業管理制度，需要做好準備工作，首先，安排企業中涉及制度建設的部門和管理人員、專職人員對于現狀進行充分的調研。在結合國家大形勢及方針政策路線的基礎上，學習其他優秀先進企業的管理制度經驗上，進行分析，從而從根本上保證管理制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2、管理制度的起草擬寫

在進行了前期調研的基礎之上，就要進行制度的起草階段。起草階段的工作可以根據各個部門具體工作進行，組織不同領域的專家和工作人員制定相應的管理制度。在進行資料草擬階段，可以多準備些相關的資料以便開展后續工作時有大量的資料進行整合。管理制度的規章內容是由標題、發文時間和正文三部分組成。其中主要的標題內容通過事項和文體進行組合。發文時間寫在標題下面（也可以寫在正文之后），有時還要寫上經什么會議通過。正文一般有三種寫法：

（1）條目式。即整個規定從頭到尾部都以條目的形式反映。一般前一、二條寫制訂本制度的原因、目的、依據等，中間寫具體內容，末尾幾條寫實施說明，如適用范圍、執行日期、解釋權、與原有關制度的關系等。

（2）總則、分則、附則式。其中總則要寫明制定該制度的依據、目的、意義、原則；分則要寫明該制度的具體內容；附則要寫明該制度的生效時間、適用范圍、解釋權等。

（3）前言、主語、結語式。其中前言寫制定制度的目的、依據、原由；主體部分寫規定的具體內容，一般分條寫，可以列若干個小標題，小標題下用序碼排列條目內容；結語部分寫實施說明、執行日期、解釋權等。一般來說，內容比較簡單的用前言、主體、結語式；內容比較復雜的用條目式；內容復雜、層次較多的用總則、分則、附則式。不論采用哪種形式，一般都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即總則或前言或條目式的前一、二條，都是說明制定該制度的依據、目的、意義或適用范圍（也有的把適用范圍放在最后一部分）；第二部分，即分則或主體或條目式的中間部分，這部分是制度的核心內容，要寫的周密、準確，層次清楚、條理分明；第三部分，即附則或結語或條目式的最后一、二條，都是寫該制度的實施說明，如執行日期、解釋權等。

3、管理制度的討論審議

草稿寫成以后，應進行討論審議。討論審議應在擬稿人員中間和有關職能部門及基層單位中進行。并報請有關部門會簽和專家領導審定。討論審議是制定制度、完善制度的重要環節。對制定的管理制度應進行充分討論，集思廣益，查漏補缺，精益求精。討論審議可先在擬稿人員中間進行，在草稿初具規模后，再組織有關部門、單位一道進行會簽、修改，不斷完善管理制度，最后經企業主管領導審核簽字。對于涉及企業整體利益或職工切身利益的管理制度，如工資、住房、醫療、職工教育等，需提請有關會議審議通過。

4、管理制度的試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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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生活中，由于我國法律制度沒有對于將來發生的不動產物權變動是否可以進行物權預告登記做出明文規定，致使大量案件糾紛得不到公平有效的解決。在學理上，預告登記使得債權請求權具備了物權的性質，形成了債權物權化的現象。因此在制度設計上，預告登記是不動產登記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對保障當事人的權利、保護交易安全、維護市場信用具有重要作用。

我國在我們制訂統一民法典的時候，給予預告登記以一定的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協調物權與債權的利益，實現交易安全，減少交易成本，符合現實生活不動產交易頻繁的迫切需要，也有利于健全我國不動產登記法律制度。因此，我們應把握制定民法典和物權法的契機，盡快確立我國的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以全面完善的物權登記制度更有效地指導司法實踐和律師實務。

由于我國的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尚處于初創階段，本文試從完善立法的角度，借鑒德國、日本、我國臺灣地區的相應制度，從適用范圍、效力等方面，提出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在我國的制度設計。

物權登記是不動產物權變動的法定公示手段，是物權獲得法律承認和保護的基本前提。預告登記是不動產登記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對保障當事人的權利、保護交易安全、維護市場信用具有重要作用。我國對于將來發生的不動產物權變動是否可以進行物權預告登記未作明文規定，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與規章中也僅對不動產預告登記問題簡單涉及，既不系統全面，也未明確其適用范圍和法律效力問題，致使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大量案件糾紛得不到公平有效的解決。預告登記是關于不動產物權變動的重要制度，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關于預告登記的法律體系尚未建立起來，只有在商品房預售問題上有類似的規定。1999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物權法起草小組完成的《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提出了三條關于設立預告登記制度的最初建議。我國應當在借鑒國外和我國臺灣地區經驗的基礎上，選擇適應我國國情的預告登記立法體例，并進行科學的制度設計，以建立完善的不動產登記制度。

我國的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尚處于初創階段，為完善立法，結合德國、日本、我國臺灣地區的相應制度，本文從其含義、價值入手，分析其性質、適用范圍、效力等方面，探討預告登記制度與我國現有法律體系的完善，從而提出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在我國的制度設計。

一、不動產預告登記的涵義及價值

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對應于本登記，是為補充不動產登記公信力的缺陷而設立的一種制度。不動產預告登記是指，當事人所期待的不動產物權變動所需要的條件缺乏或者尚未成就時，法律為保全這項將來發生的以不動產物權變動為目的的請求權進行的登記。不動產預告登記最早為德國民法所創立，隨后的瑞士、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均采納了該項制度。即使在某些英美法系國家，盡管適用范圍不完全相同，也有相似的一類制度稱為“RegistrationofCaution”(警告登記）。預告登記制度發軔于早期普魯士法所規定的異議登記制度。早期的普魯士法上的異議登記分為固有異議登記和其他種類的異議登記兩種。固有異議登記具有保全權利和順位的效力，目的在于保全物的請求權；其他種類的異議登記僅具有保全權利的消極效力，并無保全順位的積極效力。[1]

盡管許多國家和地區民事立法采納了預告登記制度，不過，由于各國規定的預告登記的具體內容存在差異，致使這一概念在語詞表述上也有所不同。例如，在德國民法中，預告登記是一種必須在土地登記薄中登記的擔保手段，是為了保障債權人實現其物權權利變更的債權請求權。[2]在臺灣地區“土地法”中，預告登記系指為保全對于他人土地權利的移轉，消滅或其內容或次序變更為標的之請求權所為之登記。[3]在日本《不動產登記法》中，與預告登記相對應的概念為假登記，是指應登記的物權變動已發生物權變動的效力，而登記申請所必要的手續上的要件尚未具備，或物權變動尚未發生物權的效力，以暫時的處分所為的登記，其目的在于保持日后所為的本登記的順位。借鑒上述規定，我國的預告登記應界定為：預告登記是為保全債權性質的不動產請求權、不動產物權的順位與附條件或附期限的不動產請求權，由請求權人向登記機關申請而進行的預先登記，是與本登記相對應的一項登記制度。預告登記與本登記、異議登記是有區別的。預告登記與本登記不同。通常所說的不動產登記是指本登記，即登記申請人為了取得或移轉某項已經完成的不動產物權所進行的登記，具有確定、終局的效力，故本登記又稱終局登記。預告登記則是為了將來發生的不動產物權或順位而進行的一種登記。實際上，預告登記完成后，并不導致不動產物權發生任何變動，只是請求權人的請求物權變動的債權性質的請求權得到了類似于物權效力的保障。可見，預告登記與本登記的效力是完全不同的。當然，預告登記與本登記也有著密切的聯系。權利人在預告登記后，為確定地取得不動產物權，應當在預告登記后的一定期間內申請本登記。否則，預告登記將會失去效力。其次，預告登記與異議登記不同。所謂異議登記，是指事實上的權利人以及利害關系人對現時登記的權利的異議的登記，其直接法律效力是中止現時登記的權利人按照登記的內容行使權利。異議登記納入登記后，登記權利的正確性推定作用喪失其效力，第三人也不得以登記的公信力按照登記的內容取得登記的不動產物權。[4]預告登記與異議登記的區別在于：預告登記是為了保護權利人的物權變動的請求權，是保護登記人權利的一種措施；而異議登記是為了中止現時登記人的權利，是保護事實上的權利人及利害關系人的一種措施。

設立預告登記制度的原因在于，在不動產物權轉讓的過程中，債權行為的成立和不動產的移轉登記之間常常會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而有相當長的時間間隔。在采登記要件主義的國家，雖然在債權行為成立后，不動產物權人有未來移轉所有權或他物權的義務，但是債權人的請求權在登記之前并沒有真正移轉。即使在采登記對抗主義的國家，也可能會產生因登記所必須的手續不完全而無法登記的情況，此時權利的移轉沒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不產生公信力。此時，不動產物權人一旦將不動產物權移轉給善意第三人并履行了登記手續，就會導致物權優先原則的適用，善意第三人取得該不動產的物權，盡管請求權人可以通過追究不動產權利人的違約責任來在一定程度上補償自己的損失，但其設立債權并取得不動產物權的目的畢竟還是落空了。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將物權法理論和債權法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賦予債權請求權以物權的排它效力，既保護物權請求權又保護債權請求權，可以有效地保護上述情形下的不動產請求權，最終達到平衡不動產交易當中各方利益的目的。

在不動產物權的設定和轉讓中，由于當事人可約定為將來不動產的物權移轉附條件或附期限，或者可能由于客觀原因（如房屋尚未建成）使得不動產不能現實地馬上發生移轉，這就使得權利取得人不可能在不動產登記薄中登記為該物權的權利人，并且這種設定和轉讓物權的原因行為（如合同的簽訂）與物權的實質變動即登記行為之間往往會有很長的時間間隔。在此情況下，物權的取得人除了享有債權法上的請求權外，并無排斥第三人的權利，其權利往往會受到損害。

二、不動產預告登記的性質及在我國創設這一制度的意義

（一）不動產預告登記的性質

預告登記的法律性質究竟為一種物權變動方式或僅為一種債權保全的手段呢？學者們有著不同的觀點。例如，在德國民法中，有人主張，經由預告登記，獨立的限制物權便獲產生；也有人認為，預告登記已被賦予了可得對抗嗣后意欲發生物權變動的第三人的特別效力，它不具有任何實體權性質的效力，充其量不過是一種登記法上的制度。[5]還有人認為，預告登記惟有對將來權利取得予以保護，而對所有權人（讓與人）加以拘束，以資限制其權利。受讓人縱為預告登記，然對該土地猶未有支配權，故登記前之土地所有權受讓人之權利，乃非物權，而是物權之期待。[6]在瑞士民法中，預告登記的性質，被解釋為賦予債權以對抗新所有人的效力的特殊的登記制度。[7]

在我國，關于預告登記的性質，主要有三種觀點：其一認為，預告登記系介于債權與物權之間，兼具兩者的性質，在現行法上為其定性實有困難，可認為系于土地登記薄上公示，以保全對不動產物權之請求權為目的，具有若干物權效力的制度。[8]其二認為，預告登記的權利是一種具有物權性質的債權，或者可以說是一種準物權。[9]其三認為，預告登記的性質是使被登記的請求權具有物權的效力，納入預告登記的請求權，對后來發生的與該請求權內容相同的不動產物權的處分行為，具有排他的效力，以確保將來只發生該請求權所期待的法律結果，其實質是限制現時登記的權利人處分其權利。預告登記使請求權這樣一種債權具有明顯的物權性質，屬于一種典型的物權化的債權，因此也有學者稱之為“準物權”。[10]

從各國法律規定來看，預告登記使登記的不動產物權變動的請求權具備了對抗第三人的效力，即具備了一定的物權效力。因此，從預告登記的性質上說，預告登記是債權物權化的一種具體表現。所謂債權物權化，是指債權具備了物權的某些效力。從各國法律的規定來看，預告登記的對象基本上限于不動產物權變動的請求權。這種請求權是基于當事人之間的法律行為而產生的，權利人雖有權請求義務人將不動產物權轉移給權利人，但并不能完全阻止義務人對不動產物權再行處分。因此，這種請求權應屬于債權的性質。但是，如果不對義務人的這種行為予以限制，則權利人的權利就很難得到保障。因此，權利人籍預告登記制度來預防這種危險，使得違反預告登記的債權請求權的處分無效。這種無效使預告登記的請求權具備了對抗第三人的效力，從而使得這種債權請求權具備了物權的排他效力。可見，預告登記使得債權請求權具備了物權的性質，形成了債權物權化的現象。

（二）在我國創設預告登記制度的意義

首先，能更好地協調物權與債權的利益。雖然傳統法理賦予了物權優于債權的效力，但法律在保障物權的同時，也應考慮到土地、房屋等不動產在價值上特別是使用價值上的不可替代性，當合同相對人所期待的不動產物權變動對其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時，作為利益平衡機制的法律，應當認可這種變動對相對人的意義，并以法律予以保障”。預告登記制度通過將物權變動請求權物權化的方式，將物權法的規則施于債權法，通過賦予債權法上的請求權以排他的物權效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當前的所有權人及其他物權人的處分權，以維護特定債權人的合法利益。

其次，符合現實生活的迫切需要。買賣房屋已成為一種經常現象，但消費者購買預售的房屋時，只能根據與預售人訂立的預售合同享有債權性質的請求權，并不能具有排他的效力。由于信用在市場經濟中的缺失，使得在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在商品房預售中）經常發生不守誠信原則的情形，出現了大量的一房兩賣（甚至數賣）的糾紛。撕毀合同的一方往往是經濟上的強者，而相對人常常是弱者，這就使得處于弱勢地位的購房人無法取得指定的房屋，只能以對方違約為由請求損害賠償，其權益難以得到有效的保護。如果通過預告登記制度，購房人將其請求權納入預告登記，使其請求權具有物權的排他效力，確認預售人一方違背預告登記內容的處分行為歸于無效，就可以確保購房人獲得所購買的房屋。可以說，創設預告登記制度有利于對經濟上弱者的保護，這也符合當今法律注重保護弱者的價值取向。

再次，有利于實現交易安全，減少交易成本。為了防止交易過程中的欺詐行為，保證交易活動正常進行，交易雙方充分了解交易客體的權屬狀況是基本前提。如果缺乏信息公告制度，當事人勢必會投入精力和費用去調查、了解，這不僅增大交易成本阻礙交易關系，而且會給欺詐行為提供機會，擾易秩序。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本身就是物權公示的種類之一，通過預告登記可以告知潛在的交易方該不動產上已設立具有排他性權利的事實，警示第三人若從事與之相沖突的物權變動將被確定為無效，從而減少了交易費用，達到維護交易安全的目的。

最后，有利于健全我國不動產登記法律制度。我國《民法通則》第72條及《合同法》第133條規定，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起移轉，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不動產物權變動屬法律另有規定的情形，我國一些法律僅就不動產物權變動粗略地規定了應當登記，否則不能發生物權變動的結果，但并未建立健全的不動產登記制度。在國外，大多數國家規定了預告登記、異議登記及更正登記等，與不動產的本登記構成了完備的不動產登記制度。為建立完善的不動產登記制度，全面保護不動產物權變動的當事人合法權益，有必要創設預告登記制度。

三、國外預告登記的成功立法例

（一）德國、瑞士

德國、瑞士采用法典式的立法例，即在民法典中對預告登記進行規定。《德國民法典》第883—888條對預告登記作了規定。根據第885條的規定，預告登記根據臨時處分或根據預告登記所涉及的土地或者權利的人同意進行登記。為了臨時處分命令，無需證實應保全的請求權已受到危害。可見，德國民法上的預告登記可因兩種方式作成：一是不動產物權人的同意。如果有不動產物權人的同意，得以不動產物權人為登記義務人；二是法院的臨時處分命令。為預告登記而作出的臨時處分，與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臨時處分有所不同。根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935條的規定，臨時處分是在當事人認為存在著將來不能實現其權利或難以實現其權利的危險時實施的。而預告登記的臨時處分命令的作出無須當事人證明請求權處于危險，只需證明存在著得為預告登記的請求權即可。[11]

在瑞士民法中，預告登記可分為人的權利的預告登記、處分的限制的預告登記和假登記三種。從這三種登記的內容看，人的權利的預告登記、處分的限制的預告登記相當于德國民法中的預告登記，而假登記則相當于德國民法中的異議登記。關于人的權利的預告登記，《瑞士民法典》第959條規定，先買權、買回權、買受權、用益租賃權和使用租賃權等人的權利，可以在不動產登記薄上進行預告登記，一經預告登記，即對日后取得的權利有對抗的效力。可見，這種登記屬于債權請求權的登記，并賦予了登記的債權有對抗的效力。

（二）日本、我國臺灣地區

日本、我國臺灣地區采取特別法式立法例，即在不動產登記法、土地法等特別法中規定預告登記。日本在《不動產登記法》中對假登記作了規定，而我國臺灣地區則在“土地法”中規定了預告登記，并且在“土地登記規則”中對預告登記的實施予以細化。

日本的《不動產登記法》規定有假登記和預告登記。不論是德國法中的預告登記還是日本法中的假登記，其效力相似，即保全順位的效力、預警的效力、保全權利的效力和滿足的效力，也有學者將其簡單歸納為擔保作用、順位作用和完善作用。擔保作用類似于保全權利的效力，而完善作用則體現為預告登記所表現出的接近將來權利的效力，并且得到近似于物權中完整權的保護的方面。

我國臺灣的民法受德日民法影響甚深，在不動產預告登記的效力上的規定也非常相似，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預告登記保全權力的效力中，中間處分行為為法律行為時，一旦預告登記推進為本登記，在抵觸本登記權利的范圍內，中間處分行為失其效力。另外，根據王澤鑒先生的觀點，在中間處分行為非法律行為時，我國臺灣地區的處理方法與德國和日本不同，明確確認預告登記對于因征收、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的新登記，沒有排除效力。[12]

四、我國物權法中不動產預告登記的制度設計

（一）預告登記之發生

預告登記的申請必須由具有資格的人提出，同時還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在預告登記中，應以所保全的請求權的權利人為預告登記權利人，以不動產所有權人為預告登記的義務人。有學者認為，預告登記可以由債權人和債務人共同申請，也可以由債權人或債務人根據當事人雙方訂立的合同單獨申請，也可以根據法院的裁判提起預告登記的申請。[13]筆者認為，預告登記只能由預告登記權利人申請，義務人有義務協助進行，應當出具預告登記申請所需的書面同意書。

我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均未對預告登記的申請權人與預告登記的義務人作出明確規定，這不利于預告登記的操作，容易發生預告登記糾紛。而《物權法（征求意見稿）》也只是規定了債權人有權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對預告登記的義務人未提及。筆者認為，在未來民法立法對預告登記進行規定時，應當對預告登記權利人和義務人都予以明確規定，并對列明申請預告登記時需要提交的文書。

借鑒德國、日本、瑞士等國承認法院的臨時處分命令可以產生預告登記的作法，我國民事立法也應當規定，當義務人拒絕協助時，預告登記權利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法院依照非訟程序作出裁定，權利人可以持此裁定向登記機關申請預告登記。

（二）預告登記制度之適用范圍

在德國民法中，可以依預告登記保全的請求權包括以不動產物權的得喪、變更、消滅為目的的請求權以及附期限或附條件的請求權兩種。這里所謂預告登記所保全的請求權，是有特定意義的請求權。一般認為，這種請求權雖然屬于債的性質，但這些請求權所要變更的物權必須有登記能力，他們的范圍和內容必須按照物權法定原則得到確認。這種請求權只能依債權契約而生，而不能依物權契約而生。[14]

在日本民法中，預告登記規定于《不動產登記法》第2條，“假登記于下列各項情形進行：（1）未具備登記申請程序上需要的條件時；（2）欲保全前條所載權利的設定、移轉、變更或者消滅的請求權時。”“上述請求權為附始期、附停止條件或者其他可于將來確定者時，亦同。”可見，假登記適用于下列情形：第一，物權變動業已發生，但登記申請所必須的手續上的條件尚未具備；第二，為保全物權的設定、移轉、變更或消滅的請求權；第三，為保全附有始期、停止條件或其他可于將來確定的物權變動的請求權。[15]

關于我國臺灣預告登記制度的適用范圍，根據臺灣的通說包括，為保全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為保全土地權利使其消滅之請求權、為保全土地權利內容之變更之請求權、為保全土地權利次序之變更之請求權、為保全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16]我國的對預告登記制度外延的規定較為狹窄，在新《民法典草案》中，預告登記的適用范圍被限定為保護債權人將來取得物權的權利。

另外，新《民法典草案》第240條的規定，對于當事人協議以將要建造或者正在建造的建筑物以及其他價值較大的財產設定抵押時，采取強制登記的形式，當事人必須辦理預告登記。

綜合考察各國的制度設計和我國的現有情況，筆者認為，我國應借鑒德國和臺灣的登記制度，將現有的為保護債權人將來取得物權的權利細化為保護權利移轉、變更的請求權，同時將以不動產物權的消滅為目的的請求權以及附條件或附期限的請求權納入預告登記制度的保護范圍，以便更好更全面地保護權利人和交易的秩序。

梁慧星先生認為，預告登記所保全的請求權包括根據合同產生的請求權、根據法律規定產生的請求權、根據法院的指令產生的請求權、根據政府的指令產生的請求權以及遺產分割等方面的請求權。這些請求權應當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請求發生變動的物權必須是可以納入登記的物權。從物權法專家建議稿及物權法草案征求意見稿來看，雖然都承認了預告登記，但規定也有所不同。王利明教授主持的《物權法專家建議稿》第31條規定：“當事人在房屋預售買賣中，可以自愿辦理預售登記。房屋所有人違反房屋預售登記的內容所作出的處分房屋權利的行為無效。房屋預售登記的內容與現房登記內容不符的，以現房登記的內容為準。”[17]梁慧星教授主持的《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第35條規定：“為保全一項目的在于轉移、變更和廢止不動產物權的請求權，可將該請求權納入預告登記。”“預告登記所保全的請求權，可以附條件，也可以附期限。”[18]《物權法（征求意見稿）》第19條規定：“債權人為了限制債務人處分不動產，保障其將來取得物權，有權向登記機關申請預告登記。”

筆者認為，將預告登記僅局限于商品房預售登記顯然過于狹隘，不利于保護權利人的利益，而后兩種規定又過于模糊，不利于實踐操作。因此，應當盡量將預告登記的適用范圍予以明確，使預告登記能真正涵蓋需要保全的請求權，以發揮預告登記制度的應有功能。筆者認為，預告登記應適用于下列情形：（1）不動產物權的設定、移轉、變更或消滅的請求權；（2）附條件或者附期限的不動產物權請求權；（3）有關的特殊不動產物權，如建筑工程承包人的優先受償權、優先購買權等。考慮到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及土地所有權歸國家與集體所有的現狀，對國有土地使用權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設定、移轉、變更或消滅，也可以適用預告登記。

（三）預告登記之效力

預告登記的效力是預告登記制度的核心問題，各國立法均對預告登記的效力作了規定。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對預告登記的效力問題基本未涉及，僅在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6月20日實施的《關于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問題的批復》第2條規定：“消費者交付購買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項后，承包人就該商品房享有的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不得對抗買受人。”賦予預售商品房的買受人以優先于建設工程價款受償權的請求權，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作為一種法定的優先權，在受償順序上優于抵押權和其他債權，由此可以推知，最高人民法院已經確認這種經依法登記備案的請求權具有了某些物權的效力。但這一規定僅適用于商品房的預售中，權威性也顯然不足，難以涵蓋整個不動產的預告登記制度。《民法典草案》在第19條第二款中對預告登記的效力有所涉及，但也僅規定了保全權利的效力。從各國法律的規定看，預告登記的效力主要包括保全權利的效力、保全順位的效力和滿足的效力。三種效力分別體現了預告登記的擔保作用、順位作用和完善作用。

在我國，我國學者對預告登記效力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梁老師認為，預告登記的效力包括：（1）保全效力，即保障請求權肯定發生所指定的效果的效力；（2）順位保護效力，即保障請求權所指定的物權變動享有登記的順位；（3）破產保護效力，即在相對人陷于破產時，排斥他人而保障請求權發生指定的效果。

筆者認為，借鑒國外的經驗，結合法學家們的意見，我國應規定如下預告登記的效力：（1）權利保全效力。即預告登記后，義務人對不動產權利的處分在妨害預告登記請求權的范圍內，處分行為無效。在權利保全的效力上，義務人對不動產權利的處分采取的是相對無效的原則。

（2）權利順位保全效力。即當預告登記推進到本登記時，不動產權利的順位不是依本登記的日期確定，而是以預告登記的日期為準加以確定。預告登記的命運與效力完全依賴于本登記是否可以作成。

（3）破產保護效力。即在相對人破產，但請求權的履行期限尚未屆至或者履行條件并未成就時，權利人可以將作為請求權標的的不動產不列入破產財產，使請求權發生指定的效果。以上三種效力，在我國的物權法專家建議稿及征求意見稿中，只規定了權利保全效力，對權利順位保全的效力及破產保護的效力均沒有涉及，而對權利保全效力的規定，也不盡完善。筆者認為，上述三種效力是預告登記的基本效力，我國民事立法應當予以確認。

（四）預告登記的失效

預告登記使登記的請求權具備了一定的物權效力，能夠防止登記后不利于被保全的請求權的任何物權變動發生。但要發生請求權所指向的物權變動，請求權人還必須在約定或者規定的時間行使其請求權，并以自己的行為實現物權變動。否則，請求權人屆時不積極行使自己的請求權，對原來希望發生的物權變動持消極的態度，法律沒有必要保護權利上的睡眠者，應當使該權利消滅，以促使請求權人積極行使請求權。梁慧星主持的《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第37條規定：“預告登記所保全的請求權的權利人屆時不行使其權利的，其利害關系人可以申請涂銷該預告登記。被涂銷的預告登記，自涂銷時喪失其效力。涂銷預告登記的通知，可依公示方式送達。”而《物權法（征求意見稿）》第20條規定：“預告登記后，債權人自能夠進行不動產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未申請登記的，或者該債權消滅的，該預告登記失效。”兩稿對預告登記的失效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作了規定，各有不同的側重。筆者認為，我國未來的民法立法可以將兩者結合，既允許有關利害關系人申請涂銷預告登記，也應規定在達到法定期間不申請本登記時預告登記失效。此外，預告登記除基于上述原因失效外，還可因權利人的拋棄而失效。

（五）預告登記立法例之選擇。

我國創設預告登記制度選擇何種立法例，應當根據我國的現實國情與本土資源作出決定。筆者認為，既然我們希望制訂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就不應該遺漏預告登記制度，應在民法典中給予預告登記以一定的地位。為此，在民法典中對預告登記作出概括性規定的同時，我們還可以借鑒日本、臺灣地區在特別法中規定預告登記的經驗，在有關不動產登記的法律或法規中對預告登記作出詳盡的規定。

綜上所述，在我國創設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明確其法律效力對于實現物權制度與債權制度的利益平衡，保證交易安全，創造誠實守信的不動產交易秩序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們應把握制定民法典和物權法的契機盡快確立我國的不動產預告登記制度，以全面完善的物權登記制度更有效地指導司法實踐和律師實務。

【注釋】

[1]王軼：《物權變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頁。

[2]［德］曼弗雷德?沃爾夫：《物權法》，吳越、李大雪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頁。[3]王錦村：《土地法實用》，臺灣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80頁。

[4]梁慧星：《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條文、說明、理由與參考立法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頁。

[5]轉引自陳華彬：《物權法研究》，金橋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59頁。

[6]轉引自劉得寬：《民法諸問題與新展望》，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55頁。

[7]同[5]第262頁。

[8]王澤鑒：《民法物權》（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頁。

[9]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頁。

[10]錢明星、姜曉春。房屋預售制度若干理論問題研究。中外法學,1996,(5)。

[11]王軼《物權變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頁。

[12]王澤鑒.民法物權（第一冊）臺灣:三民書局,1999,第105頁。

[13]余能斌《現代物權法專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頁。

[14]孫憲忠.德國當代物權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第156頁。

[15]王軼：《不動產法上的預備登記制度——比較法考察報告》蔡耀忠編：《中國房地產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第153－154頁。

[16]李鴻毅,土地法論臺灣:三民書局,1999,第306－307頁。

[17]王利明主編：《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及說明》，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18]同[4]第10頁。

【參考文獻】

王澤鑒：《民法物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王軼：《物權變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篇4

1.1檔案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比較低

檔案管理是一項規范化、科學化、制度化的系統工作，需要專業的管理人員進行檔案管理。但目前醫院的檔案管理人員文化水平參次不齊，有的檔案管理人員沒有豐富的理論知識，有的檔案管理人員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培訓，導致醫院的檔案管理觀念比較落后，檔案管理方法比較陳舊[4]。

1.2檔案管理硬件設備投入不足

目前，醫院經常將各種高科技硬件設備應用于醫療、科研等方面，但在檔案管理方面，則缺乏必要的硬件設備。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人們自身的健康關注程度也越來越大，醫院的就診量逐漸增加，需要收集的檔案信息也逐漸增多，由于醫院的檔案管理硬件設備不能滿足醫院的發展需求，如果僅依靠檔案管理人員進行手工收集檔案資料，則會花費很長的時間和精力，這會極大的降低檔案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和質量。

1.3檔案管理分工不明確

受各種因素的影響，醫院檔案管理存在著分工不明確的現象，一般情況下，醫院的綜合檔案室只管理科技檔案、實物檔案、文書檔案、音像檔案等檔案資料，而病歷切片檔案、醫療設備檔案、會計檔案、X線膠片檔案等檔案信息則是由醫院各科室進行分類管理的，這對檔案的完整管理和安全管理有較大的影響。

2.創新醫院檔案管理工作的策略

2.1建立完善的檔案管理制度

檔案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對醫院檔案管理工作的順利進行非常重要，因此，醫院要根據實際情況，結合《醫院衛生檔案管理辦法》、《檔案法》等法律法規，建立和完善符合自身發展的檔案管理制度，并將檔案管理制度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從而對醫院檔案管理人員的行為進行約束[5]。完善的檔案管理制度能讓檔案管理的每一個環節都有章可循，醫院要建立合理的獎罰制度，對表現良好的檔案管理人員進行獎勵，對工作散漫、違規操作的檔案管理人員進行處罰，從而有效地提高檔案管理人員的工作熱情，為檔案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保障。

2.2提高檔案管理意識

檔案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開發利用檔案信息，發揮檔案的作用，達到信息共享，因此，醫院領導和檔案管理人員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檔案管理意識，將醫院檔案管理同醫院的發展建設聯系起來，做到檔案管理與醫院業務同步發展。醫院要加大宣傳力度，讓醫院的所有職工都認識到檔案管理的重要性，認識到檔案管理為醫院帶來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醫院檔案管理人員要加強對醫院病案、文書、財會、設備、基建等各種檔案信息的開發利用，從而有效地提高醫院檔案的利用率，為醫院的發展提供服務。

2.3提高檔案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

醫院檔案管理是一項專業性系統工作，對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有很高的要求，因此，醫院要積極的引進專業的檔案管理人員，確保醫院檔案管理工作穩定、有序的開展，同時醫院要根據現有檔案管理人員的實際情況，制定合理的培訓計劃，定期對檔案管理人員進行培訓，不斷提高檔案管理人員的技術水平[6]。醫院檔案管理人員要積極的學習各種與檔案管理相關的知識，豐富自己的檔案管理理論知識，并將這些知識合理的運用于檔案管理的實際工作中，同時要善于總結，不斷積累工作經驗，從而全面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要注重對檔案管理人員進行思想教育，幫助檔案管理人員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強化檔案管理人員的責任感，確保檔案管理人員能嚴格的按照規章制度進行檔案管理；要注重培養檔案管理人員的創新意識，鼓勵檔案管理人員在工作中創新方法，創新思路，從而更好地為醫院的發展服務。

2.4加大檔案硬件設施的投入

在新時期，醫院要想提高檔案管理水平，就需要根據醫院的發展情況，加大對檔案硬件設施的投入，從而提高檔案管理的建設力度，提高檔案管理的現代化程度。醫院要將計算機網絡技術應用到檔案管理中，采用計算機進行檔案資料的收集、傳輸、歸檔、檢索等，醫院要建立自己的局域網，對病歷、圖書資料、人事檔案等進行編制，并使用專門的軟件進行管理，這樣不僅能有效地減輕檔案管理人員的工作強度，提高檔案管理人員的工作效率，還能促進醫院檔案管理的網絡化發展。

3.總結

篇5

夫妻間的財產關系是婚姻關系的一項重要內容，修正后的婚姻法對夫妻財產制度作了重要的修改和完善，明確規定了夫妻約定財產制的方式。《婚姻法》第十九條規定：“夫妻可以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約定應當采用書面形式。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適用本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的規定。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的約定，對雙方具有約束力。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這是在1980年《婚姻法》第十三條規定的基礎上加以補充和完善形成的，其將夫妻約定財產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即在私法領域給予當事人充分的自由，允許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自主處分其財產權利。筆者認為婚姻法中所規定的夫妻約定財產制體現了平等，自愿的契約自由原則，同時夫妻之間對財產的約定在本質上又是合同，在契約的形式、效力、解除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合同法》的影響；隨著經濟的發展，個人私有財產增多的同時出現的經濟糾紛的增多，實行夫妻之間財產約定漸成趨勢，立法上確立夫妻約定財產制是可取的。本文對夫妻約定財產制度的歷史沿革、內容進行了探討，分析了夫妻約定財產的不足并對現行夫妻約定財產制度的缺陷及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關鍵詞：夫妻約定財產契約合同婚姻法約定第三人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們婚姻家庭觀念的變化，夫妻間財產制度出現了約定財產制，并且在我國新修改的《婚姻法》中被確立，夫妻約定財產制，是指婚姻當事人通過協議的方式，對婚前、婚內財產的歸屬、占有、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及債務的清償、婚姻關系解除時的財產清算等事項做出約定的一種法律制度。我國婚姻法于1980年9月第二次修改日趨完善。但有些人認為《婚姻法》的修改是成功的，把夫妻約定財產制度明確到法律上，有法可依：另有些人則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在農村，女方婚前大部分沒有什么財產，一般是嫁出去并以此為生，約定財產制是否符合國情，還需要研究。本人認為新《婚姻法》中所規定的夫妻約定財產制體現了平等、自愿的契約自由原則，同時夫妻之間對財產的約定在本質上是合同，在約定的形式、效力、解除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合同法》影響隨著經濟的發展，個人私有財產增多的同時出現的經濟糾紛也日益增多，實行夫妻之間財產約定漸成趨勢，立法上確立夫妻約定財產制度是可取的，這實際上是在司法領域給與了當事人充分的自由，允許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自主處分其財產權利。

一、夫妻約定財產制概述

我國《婚姻法》著眼中國具體實際，本著約定先于法定、夫妻財產權利和財產義務平等、保護弱者利益、保障夫妻合法的財產權益和維護第三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確定了約定財產制和法定財產制兩種夫妻財產制度。

所謂夫妻約定財產制就是指法律允許夫妻用契約、協議的方式對他們在婚前和婚后財產的歸屬、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處分以及對第三人債務的清償、婚姻解除時財產的分割等事項做出約定，從而排除或部分排除夫妻法定財產制適用的制度。法定財產制是依照法律直接規定而適用的財產制，而約定財產制是夫妻以協議、契約的方式依法選擇適用的財產制，其效力要高于法定財產制，只有在當事人未就夫妻財產做出約定，或所做的約定不明確，或所做的約定無效時，才適用夫妻法定財產制。

夫妻約定財產制在我國出現并在立法中予以確立，有其客觀的必要性和越來越重要的現實意義：適應我國家庭財產狀況日趨復雜化、多樣化的趨勢，使婚姻當事人在處理各方財產時有更大的靈活性；尊重公民處理財產問題的自利，體現當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則；適應現階段社會以公有制為主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實際情況，保護和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的健康發展；滿足涉外婚姻家庭的特殊需要，維護中外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二、夫妻約定財產制在我國的立法沿革

我國對夫妻約定財產制的立法經歷了四個階段。我國歷史上正式的夫妻財產約定立法，始自1930年的《中華民國民法親屬編》。依其規定夫妻得于結婚前或結婚后以契約形式約定夫妻財產制；該項契約的訂立變更或廢止非經登記不發生對抗第三人之效力；夫妻須在共同財產制、統一財產制和分別財產制中選擇其一為約定財產制。后，1950年的《婚姻法》為對夫妻財產約定做出明確規定，但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起草經過和起草理由的報告》中指出：婚姻法關于夫妻約定財產關系的概括性規定，不僅不妨礙夫妻間真正根據男女權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原則來做出對于任何種類家庭財產的所有權、處理權與管理權相互自由的約定，相反，對一切種類的家庭財產問題，都可以用夫妻雙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約定方式來解決。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也是允許夫妻約定財產的，但沒有明確制度化。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婚姻家庭觀念的更新，實行了近三十年的婚姻法的內容顯得跟不上時代的變化，于是，1980重新制定的《婚姻法》，其中第十三條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雙方另有約定的除外。”從而確立了以法定財產制為基礎，約定財產制為補充的制度，但未明確規定夫妻對其財產的約定、如何約定以及其約定效力。2001年的《婚姻修正案》的規定可以說在許多方面完善了夫妻約定制，其第十九條規定：“夫妻可以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約定應采用書面形式”。“夫妻對婚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的約定，對雙方具有約束力”。“夫妻對婚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債務清償”。這就從立法上明確了約定了方式、形式，約定的對內效力與對抗第三人的效力等問題，初步確立了一套具體的較為系統的約定夫妻財產制。

三、我國約定夫妻財產制的內容

（一）、約定的種類

允許夫妻采用約定財產的國家，關于約定財產制內容的規定不盡相同。一種是立法限制較少的，即沒有規定幾種財產形式供當事人選擇，如英國、日本；另一種是立法明確做出限制的，即明確規定約定是可供選擇的財產制，如法國、德國、瑞士。根據《婚姻法修正案》（2001）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我國現行立法對夫妻財產約定規定了三種夫妻財產制供當事人選擇：（1）分別財產制：夫妻的婚前財產和婚后所得財產均歸各自所有，各自獨立管理，委托對方管理的，適用有關委托的規定。（2）一般共同制：夫妻婚前財產和婚后所得財產均歸夫妻雙方共同所有。（3）限定共同制：“夫妻明確約定哪些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而其余財產歸夫妻一方個人所有的夫妻財產制度，也就是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個人所有。例如，婚姻當事人可以約定婚后的勞動所得歸夫妻共有，非勞動所得的財產，如繼承、受贈的財產、人身損害賠償金等歸各自所有。

（二）、約定的生效要件

夫妻財產契約是特殊的民事契約，它不僅要符合民事法律契約的一般成立要件，還要與婚姻法的特殊性相符，由此夫妻財產契約的成立要件是：（1）締約雙方具有合法的婚姻關系或者未來將締結婚姻關系。未婚同居、婚外同居者對財產關系的約定是一般的民事契約，但未婚者訂立未來適用于婚姻關系的財產契約后結婚的，原先訂立的財產契約即為夫妻財產契約。（2）締約雙方必須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且不適用。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原則上應適用夫妻共同財產制，但若是依法達成夫妻財產契約后，一方失去民事行為能力的，不影響原財產契約的法律效力。夫妻財產約定不同于一般的財產契約，它具有特定的人身性質，必須由本人親自實施，不得使用。（3）締約必須是雙方自愿。以欺詐、脅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對方做出違背其真實意思表示的，契約不具有法律效力，締約對方享有契約變更權或撤銷權。（4）契約的內容必須合法，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例如，不得利用約定逃避對第三人的債務，不得將家庭其他成員的財產列入約定的范圍。（5）約定必須采用書面形式。夫妻財產約定是屬于重大的民事行為，應當采用書面形式以更好的維護婚姻當事人與第三人的利益。

（三）、約定的時間

關于夫妻財產約定時間，目前世界上有兩種立法例：一是僅限于婚前訂立，理由是婚后易受到感情等因素的影響，如法國、意大利、荷蘭、日本等國民法規定，夫妻間的契約，應在結婚前訂立，并自結婚之日起發生效力。其理由是，婚后易受到勸誘等感情因素的影響，訂立夫妻財產契約對某一方可能不公平。二是無限制，夫妻財產契約可以在結婚前或結婚后締結，如德國、瑞士、英國、美國等。《婚姻法修正案》（2001）與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一樣對夫妻財產約定時間未作規定，根據民事立法的“法無即可以”的原則，這也就等于沒有時間限制。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夫妻財產約定已有生效條件要求上的限制，為尊重當事人的意愿，滿足實際生活多樣化需要，在締約時間上沒必要再作更多的限制。只要是當事人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可以婚前或婚后任何階段進行約定。

（四）、約定的效力

（1）約定的生效時間。為充分發揮約定財產制的調整功能，《婚姻法修正案》（2001）對雙方當事人進行約定的時間不加限制。當事人與婚姻登記時或婚后約定的，一經訂立只要符合生效要件就立即生效。但婚前訂立的夫妻財產契約，只有在婚姻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婚姻未能依法成立的，對當事人無拘束力，婚后某個時間才訂立契約，則該契約達成前的夫妻財產關系適用法定財產制，契約只能約束協議成立后的夫妻財產關系。另外，附條件或期限的約定自條件成就或期限屆滿之日起生效或失效。（2）約定的效力范圍。約定的效力分為對內效力（指夫妻之間）和對外效力（指對第三人）。目前我國沒有建立夫妻財產登記制度，而是采取“第三人明知”為對外生效依據。第三人明知的舉證責任由婚姻當事人承擔，若當事人不能舉證證明的，則財產約定對第三人不生效力，夫妻一方對第三人的債務，按照法定財產制下的清償原則償還。案例：畢某（男）與劉某婚后第三年下崗。畢某向朋友楊某借款三萬元開始做服裝生意。由于不了解市場行情，畢某的生意難有進展。2001年10月之后，畢某的經營處于虧損狀態。劉某開始擔心風險太大，遂于2002年1月與丈夫約定，畢某的生意與家庭無關。家庭的共同存款6萬元全由劉某掌握。之后，畢某的服裝全部積壓，資金難以回收。楊某多次上門催畢某還款，但畢某都說無力償還。后楊某聽說劉某有6萬元存款，因此再度提出還款一事。但畢某告知楊某自己與妻子有約定，自己的經營與妻子無關。楊某在協議無望的情況下，訴至法院要求畢某夫妻以共同財產承擔還款責任。筆者認為：只要夫妻雙方的約定符合我國法律規定就具有法律效力。但《婚姻法》第19條同時規定：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夫妻就財產關系進行約定后，即對雙方當事人及第三人發生法律約束力。首先，對夫妻雙方發生法律約束力，這是對內效力。其次，根據公平原則，為保護第三人的利益和維護交易安全，夫妻財產約定須為第三人所明知或經公證的，才能發生對外效力。也即第三人知道夫妻財產各自所有的約定，該約定對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如果第三人對夫妻財產約定的不知情，該約定的效力不能及于第三人。也即債務不能由夫妻一方承擔，而是由雙方承擔。本案中畢某與劉某的財產約定從表面上符合法律規定，但為規避經營中的風險，進行了財產約定，顯然對第三人即債權人楊某是極不公平的。因此這一財產約定對楊某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據《民法通則》及《婚姻法》的有關規定，畢某所欠債務，應以其家庭財產承擔清償責任。

（五）、約定的變更和撤銷

變更和撤銷夫妻財產的約定是夫妻財產約定制度一個不可缺少組成部分。而且夫妻財產關系是一種動態的法律關系，夫妻做出財產約定后，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原約定內容不再適應婚姻當事人，或者繼續使用原約定顯失公平時，應允許當事人依法定程序變更或解除原約定，但是，變更或解除財產契約，必須履行與締結財產契約相同的程序。變更或撤銷財產約定，必須經雙方一致同意。如果夫妻雙方無法經協商達成變更或撤銷財產約定的協議的，要求變更或撤銷的一方可以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訟，由司法裁決。另外，婚姻當事人變更或解除財產約定而成立的新契約同樣必須遵循夫妻財產契約生效的各項要件。

四、現行夫妻約定財產制的不足

（一）、對夫妻財產約定內容的合法性缺乏明確的限定

《合同法》第2條規定已明確排除婚姻等涉及身份的契約的使用，婚姻契約與一般的民事契約具有相同之處，又存在很大的差別，婚姻契約的特殊性需要在婚姻法律上有所體現。目前夫妻財產約定內容的合法性要求除了根據一般的民事合同原理推導之外，法律依據只有1993年《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的具有意見》第1條規定的“但規避法律的約定無效”，《婚姻法修正案》（2001）上無具體的規定。夫妻約定財產目前在我國仍是較新鮮的事物，正如學者調查所發現的那樣，許多人并不知道夫妻可以就財產進行約定。面對這樣的現狀，立法上在設置這一制度時，應規定得更為明確、具體，以引導當事人避免糾紛的產生。立法上為限定夫妻財產約定的內容意在于遵循契約自由原則，但對于婚姻契約，由于它的人身性和倫理性，決定了立法上必須對其內容加以限制，否則就會產生一些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例如，夫妻一方利用自己的知識或其他優勢，誘騙對方簽訂損害對方利益的契約。由此有些國家的民事法律就明確對夫妻財產約定的內容做出明確的限定，例如《法國民法典》1380條規定，“夫妻間的財產契約不得違背善良風俗和社會道德，不得違反因婚姻而致的權利義務，亦不得違反有關侵權及監護的規定。”筆者建議，我國可在婚姻法司法解釋中明確規定夫妻財產約定內容的合法性要求，具體包括（1）約定的內容不得超越當事人的財產權力范圍。（2）不得利用約定損害他方當事人或其他家庭成員的利益，如逃避夫妻間相互扶養的義務逃避養老育幼的法律職責等。（3）不得利用約定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的合法權益，不得違背社會公共道德，如逃避債務，逃避國家機關的強制措施的。財產約定的內容目前仍要根據限定在合法的范圍內。

（二）、夫妻財產約定對外效力的脆弱

《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八條規定，“婚姻法第十九條所稱’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夫妻一方對此負有舉證責任。”這一規定是由于婚姻關系涉及個人的隱私，具有較大的隱蔽性，是為保護第三人的利益而設立的。現實生活中，夫妻一方在與第三人進行民事交易時，往往不會主動告知對方其婚姻狀況，而相對方也沒有詢問的習慣和義務；即使夫妻一方告知第三人也鮮有采取有形形式訂立者。由此在發生糾紛時，舉證證明“第三人明知”的責任就成了塊燙手的“山芋”，落在婚姻當事人的身上就會出現舉證障礙，由此，在婚姻法領域往往會照成夫妻財產約定對外的失效。

（三）、夫妻財產契約是否可以變更或撤銷,立法沒有作明確規定

一些國家規定在夫妻約定財產以后，不得變更或撤銷。如《日本民法典》第758規定：“夫妻的財產關系，于婚姻申報后，不得變更。”夫妻財產約定既為契約性質，自應允許變更或撤銷，但應有一定的條件和程序。我國立法沒有這種規定，原則上應準許變更或撤銷，但又沒有規定變更或撤銷的條件和程序。筆者認為，夫妻財產契約在訂立生效后可以變更或撤銷，但變更或撤銷必須經夫妻雙方意思表示一致方可為之，沒有變更或撤銷的一致表示，夫妻財產契約不能變更或撤銷，繼續發生效力。

（四）、目前的夫妻財產約定立法并沒有解決公示問題，這對約定當事人財產權益保障不力

現行婚姻法只要求婚姻當事人應當以書面形式做出約定，而沒有規定以某種公示形式對抗善意第三人。在對外效力上，法律要求約定為分別財產制的夫妻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告知的義務，并承擔舉證責任，以此對抗第三人，否則按以共同債務承擔清償義務，這無異損害約定另一方的正當財產權益。筆者認為，如何平衡解決善意第三人和夫妻一方的財產利益問題，走財產約定公示制度是最好的選擇，國外已有較多先例。當然，公示制度的建立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社會進步，科學的發展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就選擇何種程序來滿足公示要求，筆者認為，所有夫妻財產約定必須公證，由公證機構具體把握約定的合法性及真實、有效性問題，然后由婚姻登記部門在結婚登記時一并登記或變更登記，并可供人們隨時查詢，而查詢范圍應有所區別：對于一般公眾，只能通過網絡或電話查詢到某人是否有財產約定及登記地；對利害關系人，在提供利害關系證明后，方可查閱具體約定。夫妻財產約定以登記對抗第三人，不登記，只發生對內效力，不發生對外效力。

（五）、是否允許婚姻當事人對財產的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進行約定，立法也應有所涉及

夫妻對財產做出約定并不是只為可能發生離婚作準備的，夫妻財產約定不應理解為是一種“保險”，而應該是為婚姻的美滿穩定服務的。因此，法律不應該僅僅解決離婚時，約定財產歸屬問題，而應該同時涉及到夫妻在存續期間對其財產的使用、收益權、處分權是否可以約定以及如何約定等法律內容。例如，夫妻雙方約定，男方工資收用于購置家電、家具等大件用品，女方工資用于購買糧油副食等生活消耗物，所有權仍為共同共有。這種約定即為各自工資使用的約定。

五、如何完善我國的夫妻財產制

（一）、在《婚姻法》中明確規定夫妻財產約定的時間

明確夫妻財產約定既可以在婚前做出，亦可以在婚后做出。有人提出，夫妻的約定協議生效于雙方締結婚姻前，即尚未結為合法夫妻之前，此時締約的主體不能叫夫妻，因此，婚前的約定不是本法十九條所稱的夫妻約定，即主體不合法。另一種意見認為不論是在婚前還是婚后簽訂的財產約定協議均應視為是夫妻對財產的約定。如果限定于結了婚，真正取得了法律意義上的夫妻身份時簽訂的約定才有效的話，顯然是與法律設立約定制的旨意相違背的。筆者認為本法十九條規定的約定主體中的“夫妻”應理解為在處理財產時為夫妻，而不是在約定時必須是夫妻。產生這一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我國法律未明確財產約定的時間。準許在何種時候訂立夫妻財產約定，分三種情況:（1）準許婚前約定，以約定選定財產制，如法國、比利時、巴西等國；（2）準許婚前約定，于特殊情形也允許婚后約定，如意大利；（3）既準許在婚前締結，也允許在婚后締結，如瑞士。我國立法對此沒有規定，為防止司法實踐中出現歧義，充分保護當事人意識自治的原則。立法應明確夫妻財產約定時間，可以在結婚前、結婚時或婚姻關系存續期間。

（二）、建立夫妻財產約定申報登記制度

夫妻財產約定須經申報登記程序確認才具有對外效力，未經登記者，不發生對外效力。我國立法對此沒有規定，司法解釋關于“但規避法律的約定無效”的但書規定，即無規避法律的夫妻財產約定具有對外效力，規避法律的夫妻財產約定無對外效力。婚姻關系當事人為逃避債務等原因，采取夫妻財產約定的方法規避法律，當然為無效。但僅僅依據這一標準，尚不足以確定約定的對外效力。筆者以為，建立夫妻財產約定申報登記制度，依據公示方式進行登記，確認約定的對外效力，可以有效地防止上述規避法律的行為，更有利于保護與約定財產的夫妻進行民事活動的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因此，也應規定夫妻財產約定經登記方產生對外效力，未經合法登記則不產生對外效力。各國規定這一要件，有兩種方式：（1）公證方式，以德國為代表，規定夫妻財產契約須在法院前或公證人前訂立，并由當事人簽字。（2）登記方式，以日本為代表，規定夫妻財產契約應于婚姻申報時登記。我國立法沒有規定。鑒于夫妻感情的易變性和夫妻財產約定的嚴肅性，為防止糾紛、預防糾紛發生，建議立法增加夫妻約定財產的登記程序，具體方法可以參照日、韓的模式，夫妻約定財產者，婚前約定，應于婚姻登記的同時，將夫妻財產契約的內容予以登記，并將其局面形式附于登記檔案中備案；婚后約定財產者，也應到婚姻登記機關登記、備案。

（三）、在《婚姻法》的條款中完善約定財產無效的情形

首先對無效情形條款的完善，應從財產約定的特殊性著手分析，夫妻在財產中的約定雖可稱為“合同”，其是否有效也可參照《合同法》的相關規定予以確認，但由于夫妻對財產的約定屬《婚姻法》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范疇，不能完全受制于《合同法》的約束，所以《婚姻法》理應就專門法的特點對約定財產中的無效情形加以列舉和完善，如夫妻惡意串通借離婚約定財產的方式合謀實施逃避共同債務的行為。其中惡意串通的要件體現在：第一，須夫妻對財產的約定表示欠缺效果意思，即夫妻約定行為與內心真實意思不一致；第二，須夫妻雙方通謀、配合實施虛假的財產約定表示。這就是夫妻互相串通的共同意思聯絡有共同的逃避債務的目的，都希望通過假離婚借約定財產之名轉移家庭財產。第三，須有主觀上的惡意。即夫妻明知或應知他們的行為會造成債權人利益的損害，而故意以離婚之由達到逃債的目的。又如以合法的形式掩蓋非法的目的的行為，如夫妻在約定財產的同時又約定虛假債務的分擔辦法，以達到抵銷其他債權人的合法債務。這種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行為，是一種內容違法的虛假行為，即人們通常認為的偽裝行為。在實施這種行為時，夫妻對財產、債務所約定表現出來的形式并非真正要達到的目的，而是借助合法的財產、債務約定，達到逃避夫妻共同債務之目的。

（四）、建立債權人撤銷權制度

對債權人能否行使撤銷權，要從《婚姻法》就約定財產的本身條文來分析，約定作為一種雙方協議的民事行為，在法律范圍內，既然可以成立，也應當允許其變更或撤銷，但約定的變更與撤銷應符合民法法律行為的構成要件，方為有效。《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也就是說，夫妻關于財產的約定并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即夫妻對財產的約定在涉及第三人利益時，由于夫妻財產約定沒有公示，就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利益；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該約定的，應先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不足部分用夫妻共有財產和另一方的個人財產清償。可見，對夫妻假離婚，借約定財產之名逃避債務的現象，《婚姻法》不僅應明確該種行為自始至終的無效，而且需要增加規定債權人撤銷權的行使，包括對該逃避債務夫妻的離婚效力及財產的約定均可行使撤銷權。

六、結論

夫妻財產約定是時展的產物，夫妻財產約定的完善和發展也體現了時代的進步。具體到婚姻當事人來說，在選擇夫妻財產約定時應慎重，須同時考慮兩個問題，其一是結合自身情況考慮是否有必要做出財產約定，因為財產約定并不普遍適用；其二是在選擇財產約定時不要忘了公證，因為公證能給當事人提供了一種在目前的立法現狀下最佳的、最能充分保障當事人財產權益的法律途徑。而對公證人員而言，應增強責任感，不斷提高自身法學修養，準確地把握夫妻財產約定制的立法精神，提高專業化法律服務能力。同時，也希望立法機關能更加重視夫妻約定財產制的立法，法學家們也能更加關注并深入加以研究，多出成果，使夫妻財產約定立法更加健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廣大婚姻當事人的需要，更能保障約定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和維護民事交易安全，最終讓婚姻更美好，讓家庭更穩定，讓社會更加豐富多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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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吟/蔣月/薛寧蘭著，《21世紀婚姻家庭關系新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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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行政訴訟協調制度現狀考量

行政訴訟協調，它是指在行政訴訟過程中，由法院法官主動參與協調引導，就當事人雙方的共同愿景，在合法合規的基礎上，就訴爭問題達成“合意和解”協議的一種終結訴訟方式。也就是說，行政訴訟協調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壓力的干撓下，由法院法官引導行政雙方當事人，在自愿平等協商的基礎上，互諒互讓，就爭議的事實或事項，達成一致意見而形成的以解決紛爭和終結訴訟程序為目的協議。

我國行政訴訟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行政案件適用協調制度，但協解畢竟在不知不覺中成了行政審判中一種結案方式。長期以來，我國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審判工作過于剛性，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的做法，實際上把行政機關與行政管理相對人視為不可調和的雙方，使得行政訴訟缺乏人情味。從審判實踐來看，行政案件撤訴率高的現象已經說明，大量的行政案件在法院的主持下，通過協商、協調的方式得以解決，有的因被告改變具體行政行為達到原告撤訴的結果，有的因法院發現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主動與行政機關交換意見，有的是訴訟外被告給予原告某些好處而使原告撤訴，作為解決糾紛的主持人——人民法院幾乎對申請撤訴的都予以準許。[2]據統計，1996年因法院協調而撤訴的行政案件數占所有撤訴行政案件數的51.7%，1997年是56.6%，1998年上升至60.7%，1999年又升至64.6%，2000年甚至高達69%，[3]特別是近年來因法院協調而撤訴的行政案數更是占據了撤訴案件的絕大多數。在法律和司法解釋還沒明確規定“協調”制度的情況下，一些法院大膽思維和創新，制定了《行政訴訟協調制度實施辦法》，通過適用協調方式由原告主動撤訴結案。

我們經調查，以協調方式由原告撤訴結案的，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一是具體行政行為有一定的瑕疵，判決撤銷或者確認違法，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的涉及群體性的、矛盾易激化的案件；二是行政賠償案件，通過法院協調，從而及時化解雙方矛盾，解決紛爭；三是因履行行政合同所引發的案件；四是訴不履行法定職責，尚需繼續履行的案件；五是行政裁決、行政處理案件；六是不服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權的具體行政行為的案件；七是法律和政策界限不清的案件以及其他有協調價值的案件。對以上各類案件，法院根據合法、自愿、公平公正和主要事實清楚的原則，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協調，在認識一致的基礎上，對行政相對人的權利和利益進行合理的調整，促使原告撤回，從而解決行政爭議。因在行政訴訟中，如果完全排斥法官“協調”等柔性手段，法院“硬判”行政案件，極易導致“案結事不了”，不僅不能解決矛盾，還可能激發更大的矛盾；如果在查清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采取協調、協商的方法，既可以“案結事了”，又避免了判決后激化雙方矛盾。客觀地講，行政訴訟適用協調雖在立法上沒有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以得到較廣泛的運用，并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我們從司法實踐來看，在行政訴訟中法院法官進行適當的協調，只要其協調過程和結果不違反法律，不侵害公共利益，有利于和諧穩定發展，就有構建和創設的現實必要。一是從法律的原則性規定來看，行政訴訟協調的運用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二是從自由裁量權的使用來看，行政訴訟協調的運用是審判實踐的需要；三是從違法行政當糾來看，行政訴訟協調的運用是我國社會現實的需要；四是從行政審判中的利益衡量來看，行政訴訟協調的運用是行政訴訟目的的需要；五是從行政追求高效率和低成本來看，行政訴訟協調制度的建立是正公與效率的需要。但在實踐中較大的問題在于，由于在行政訴訟中法院不能調解，不少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的默許乃至動員下通過“協調”解決的，被告改變、撤消被訴的行政行為，或者作出原告要求的行政行為，或者在訴訟外給予原告某些好處，原告認為達到目的，便申請撤訴，訴訟就此了結。這實際是沒有調解書的調解。這些撤訴案件，使行政訴訟不允許調解的規定被悄然規避，名存實亡。這種異化了的方式因沒有法律層面上的支撐和依據，有時使得協調顯得有些過于隨意，并使之異化成為某些法官手中的權力。比如“以壓促撤”、“以判壓撤”、“以勸壓撤”、“以誘促撤”、“以拖壓撤”等等現象時有發生。這種“和稀泥”式的無原則協調及壓服式的非自愿性協調最直接的表現和結果無疑是多年來撤訴率、尤其是非正常撤訴率的居高不下。象近年來全國一審行政案件撤訴率從未低于1/3，最高達到57.3%，個別法院的撤訴率竟達到81.7%[4]；又比如2003年全國行政一審行政訴訟結案88050件，其中撤訴和協調處理41547件，占47.2%[5]，2004年全國行政一審行政訴訟結案92192件，其中撤訴和協調處理43705件，占47.4%[6]，2005年全國行政一審行政訴訟結案95707件，其中撤訴和協調處理41620件，占43.5%[7]。

我們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作為行政相對人的原告，正常和不正常撤訴尤為突出，是什么原因導致原告不正常撤訴呢？通過調查，一是來自法院的“協調”使原告撤訴；二是訴訟過程中，被告改變原行政行為，原告同意并申請撤訴；三是來自原告人自身的醒悟而主動撤訴。除第三種撤訴方式外，第一、二種方式的“協商”、“協調”、“庭外做工作”等，實際上就是“合意和解”，但這種諸多的合意和解后而撤訴的案件的案卷中，我們往往看不出原告撤訴的原因，也看不出合議庭對撤訴申請的審查過程。與其讓這種變相的調解、協調處理成為規避法律的工具，不如采取有效措施，將其納入司法監控的范疇，從立法制度上進行規范，使之成為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利、促進行政主體依法行政的重要方式。

二、行政訴訟協調的種類

盡管行政訴訟協調的確立和適用有利于保護原告合法利益，減少訴累，有利于促進依法行政，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但我們要明確的是行政訴訟的協調既不同于訴訟中的和解，又不同于訴訟調解。訴訟調解則作為一項原則，“既是當事人處分權的表現又是人民法院審判職能的表現”[8]。而訴訟協調在行政訴訟中卻不應作為一項原則，它只是訴訟活動中的審理和裁判方式。因此，行政訴訟協調并不是拋棄規則的協調和衡平，也不是無邊無際的隨意協調。它具有合法性、有限性、適度性、約束性、平等性等界線要求。基于行政訴訟協調的界線要求，它主要包括以下四類：

（一）行政裁決案件的協調。行政裁決是行政司法權的具體表現。在行政訴訟中，當事人要求糾正行政機關的行政裁決，其實質也在于滿足其民事主張，會始終圍繞著自己民事權利義務的有無及多少來爭論行政裁決的合法性，而人民法院在審查行政裁決行為時，判斷行政裁決是否正確合法也始終以行政機關對民事糾紛雙方當事人之間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確定是否正確合法為標準。因此，法院行政裁決權在民事糾紛“合意和解”失去裁決基礎的前提下給“私權利”讓步，既不是“公權力”的放棄，又符合“裁決行政”定紛止爭維護行政管理秩序的立法目的。從以上層面來說，“行政裁決”中“公權力”與“私權利”存在著“合意和解”的可能性[9]。

（二）行政不作為案件的協調。也即不履行法定職責案件的協調。我們知道，“權自法出”，“職權法定”。“行政權既是職權又是職責，是職權與職責的結合體，作為職權可以行使，但作為職責，卻必須行使，否則構成失職”[10]。這就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職權時，必須依法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即法定職責。從司法實踐來看，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職責的案件，通常表現為三種情形，即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拖延履行或不予答復。人民法院通過審查認為行政機關應當履行法定職責而沒有依法履行的，對于拒絕履行的行政行為，只能判決撤銷，并責令其重作。對拖延履行，不予答復的，只能判決在一定期限履行。這對原告而言，顯然效率太低，如果行政機關經人民法院從中協調而主動履行應當履行的職責，這種積極作為既合乎行政目的，對相對人來說正好達到訴訟目的，是一種典型的雙贏局面。

（三）行政自由裁量權案件的協調。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對合法但不合理的行政行為只能判決維持，而人民法院判決一經作出，行政機關必須不折不扣的執行，這樣必然導致社會效果不好。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的發生，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規定，對于合法但存在合理性問題的行政行為，人民法院應當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該規定實際上為行政機關在判決后行使自由裁量權，變更不合理行政決定創造了條件。事實上，因行政主體在裁量權范圍內放棄一定的“公權力”與“私權利”和解，以促使行政相對人盡快地履行具體行政作為，既不違背行政的合法性原則，又符合行政盡快地恢復行政管理秩序的目的，還符合行政的效率理念和目的理念。從司法實踐來看，現在有許多案件通過法院從中協調，行政機關不僅沒有放棄法定職責之嫌，相反，會使行政行為更加符合立法旨意，各方抵觸情緒較小，甚至可以說是各類行政訴訟案件中最不損害行政機關權威的一種。

（四）行政賠償案件的協調。我國《行政訴訟法》第67條第3款規定，“賠償訴訟可以適用調解”。因此，行政賠償存在著“合意和解”的可能性已得到我國立法的明確認可。關于行政賠償訴訟適用協調制度的構建，應當體現下列考慮：一是從行政賠償訴訟目的上來考慮。“中國行政訴訟的唯一目的是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11]。可見，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是行政訴訟的主要目的，這也是行政賠償訴訟的主要目的。二是從實體法規定來考慮。行政賠償訴訟是訴訟中一種，屬程序法律，要受到實體法律，即國家賠償法中行政賠償法律規范的影響。從司法實踐來看，行政賠償案件調解的結果往往是受害人賠償數額的減少，在現行已經很低的賠償標準下，還要降低賠償數額，這不能不使人懷疑國家是否有賠償的意圖，而這又是違背國家立法的本意的。既然國家通過國家賠償表示其對公民利益的尊重和保護，那么這種尊重與保護就要體現國家對公民權利和權益的保護和關懷，這也是行政賠償與民事賠償在價值上最大的不同。正是基于以上考量，筆者認為，對行政賠償必須構建協調制度。一方面刪除我國《行政訴訟法》第67條第3款，在行政賠償訴訟中不再適用調解制度，而改為適用協調制度。另一方面從修改實體法著手，限制行政賠償調解制度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

三、行政訴訟設立協調制度的適用范圍

在我國行政訴訟程序中，不適用協調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法律或規章明確仔細地規定了行政機關作出決定的條件和方式，行政機關即沒有自由裁量權，因此不存在協調適用之基礎，不適用協調；二是對某項具體行政行為由法律、法規明顯規定“無效”、“不能成立”、“有權拒絕”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的訴訟，法院不得進行協調。除以上兩類外，適用協調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幾類：

（一）行政賠償訴訟案件

行政賠償訴訟允許調解已由法律作出規定，但出于以上所述行政賠償調解制度可能帶來的消極作用來考量，從規范行政訴訟協調程序來看，行政賠償訴訟中不再適用調解制度，而改為適用協調制度較為妥當。如侵犯公民健康權，造成其身體傷害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力或者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行政賠償訴訟案件；又如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財產權，造成損害的行政賠償訴訟案件。通過法院引導，當事人雙方對具體補償數額相互平等協商，達成合意和解，從而達到解決糾紛的目的。

（二）行政訴訟案件

1、因行政裁決和處罰而提起的行政訴訟案件可適用協調。主要有兩類：（1）如果行政機關所作出的行政裁決和處罰具體行政行為是基于自由裁量權作出，則法院可在自由裁量權范圍進行協調。比如對增收滯納金、停業整頓、罰款、拘留、勞動教養等具有不同幅度的行政裁決和處罰行政行為，通過協調來化解行政相對人的怨氣和對立情緒，從而樹立和提高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執法公信。（2）如果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裁決和處罰具體行政行為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僅僅違反法定程序的，則法院可適用協調。比如不服行政機關權屬爭議歸屬確認決定，不服行政機關對某種民事行為責任、效力作出認定，不服基層人民政府作出的民間糾紛處理決定，不服行政機關強制補償或拆遷安置決定，不服行政機關對侵權或損害賠償所作裁決等等，以上可以進行目的在于說服相對人接受行政行為的協調工作，從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2、因行政指導行為而提起的行政訴訟案件可適用協調。在行政指導行政行為中，作為行政相對人有進行判斷并進而作出是否服從的選擇自由，若相對方不服從，行政機關不能因此而給予其處罰或者其他形式的制裁。其實現是以相對方的認同為前提，比如對“以幫助、保護行政相對方的利益并達成一定行政目的”授益性行政指導不服的；“行政主體對于危害公益、妨礙秩序之行為，所施以規范、預防及抑制的”規制性行政指導不服的；“行政主體對相對方相互間發生爭執，自行協商不成而出面調停以達成妥協的”[12]調整性行政指導不服的。對以上行政指導引起的爭議進行協調，可以進一步規范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從而監督行政機關進一步依法行政。

3、因行政合同爭議而提起的行政訴訟案件可適用協調。一直以來，行政合同爭議納入民事救濟的理論基點在于“否認行政合同是屬于行政行為”和“訴訟和復議救濟的范圍界定為單方行政行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已專門把行政行為的內涵作了擴大化解釋，“行政行為不僅包括單方行為，也包括雙方行為”[13]。這一重要修改，為作為雙方行政行為的行政合同納入行政訴訟范圍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據。盡管目前通過行政訴訟解決行政合同爭議的案例較少，但行政合同爭議提起的行政訴訟已在法院的司法實踐得以應用。目前我國較為典型常見的行政合同有：國有土地出讓合同、國有企業承包和租賃合同、門前三包責任合同以及計劃生育合同、環境污染治理合同、交通線路或出租車經營權有償使用合同等等。隨著大量行政合同的出現，行政合同爭議提起的行政訴訟也必將應運而生，而通過協調來解決雙方的爭議更是一種明顯的趨勢。從司法實踐來看，能通過行政訴訟協調解決爭議的行政合同主要有以下幾類：（1）認為行政機關不履行行政合同義務的；（2）對行政機關實施的合同違約制裁不服的；（3）對行政機關單方變更或解除行政合同不服的；（4）對行政機關行使合同履行的監督權和指揮權不服的；（5）對行政機關締結行政合同行為不服的等等。[14]

四、行政訴訟協調的程序和結案方式

協解是以平等自愿為基礎的，判決是以強制為特征的，二者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解決糾紛的方式。在構建和諧社會和當前官民矛盾較為尖銳的情況下，協調不應僅限于一審程序，在二審、再審程序中適用協調，也能夠更好、更有效地保護當事人的權利。筆者認為，在行政訴訟程序和結案方式方面，應主要從適用協調的“審前、審中、審后”三個階段進行規范。

（一）協調的審前程序，即啟動程序。協調的適用應由行政訴訟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申請提出，并且一般應采取書面申請。法院也可根據具體案件情況，在查明事實、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與否作出初步判斷后給當事人提出申請的建議，但是法院不能依職權強行啟動協調程序，另外就是法院在協調前，應對案件事實是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是否明確進行審查，只有在事清責明的情況下才能進行協調。從司法實踐來看，法院行政訴訟協調的運用可以有三種啟動方式：第一，由當事人申請啟動。只要行政爭議當事人的一方或雙方提出和解的想法或者要求人民法院進行協調的，從解決爭議和化解矛盾的角度考慮，人民法院可以考慮進行協調。第二，由人民法院引導啟動。人民法院認為根據行政訴訟法的合法性審查、獨立審判、適用法律位價、對原告不得加重處罰原則，有可能通過協調解決行政糾紛的，經征求雙方當事人同意，亦可運用協調。第三，由相關部門協調啟動。協調不僅僅有人民法院參與引導，有些行政訴訟案件雖然由行政管理行為而起，但還涉及到其他行政機關，在行政機關內部不一定解決得了，如果當事人雙方以外的行政機關或主管部門出面協調，這時人民法院可以邀請政府相關部門或者其他國家機關參加，從而啟動協調程序，這樣可以達到最優的協調效果。

（二）協調的審中程序，即處理程序。大多數情況下，爭議是發生在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行政爭議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由人民法院召集雙方當事人進行協調，分別傾聽各方意見或者同時聽取各方意見。但在協調階段，人民法院應注意把握以下幾點：一是本人參加。也就是行政訴訟的協調要求當事人本人參加，且具有訴訟能力，包括行政機關應當是能夠承擔權利義務的行政主體，原告及第三人具備完全的行為能力。二是公開進行。協調應一律公開進行。因“行政訴訟不僅僅涉及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更重要的在于行政行為的公益性，可能對其他社會成員產生實際或未來的影響”[15]。三是合法協調。在行政法意義上，合意和解協議是一種公法契約，應比照行政程序法的有關規定進行協調。人民法院主要引導雙方合意和解協議確定的行為符合特定的法律規定，以不損害第三人的合法權益為主旨。四是“協判合一”。借鑒我國民事調解、刑事訴訟中的自訴案件調解和行政賠償訴訟調解的經驗，法院可選擇“協判合一”模式，也就是說，行政訴訟協調必須堅持能協則協，當判則判，協判結合，案結事了。法院在行政訴訟協調過程中，為防止案件“久協不決，以拖壓協”，應規定協調的次數不超過三次，可選擇三級協調法，即承辦人先行協調、庭長再協調、院長最后協調的方法，妥善解決行政訴訟糾紛。同時協調的時限應在行政訴訟的審限允許范圍內完成。

（三）協調的審后程序，即終結程序。在行政訴訟中，對于經法院協調，當事人達成“合意和解”后，原告申請撤訴的，當然還是依照傳統的結案方式裁定準予撤訴，對于撤訴的理由一般不再審查。但在法院協調制度下，當事人雙方達成“合意和解”后，沒有申請撤訴而又有合意和解具體內容的，采取何種結案方式？目前司法理論界有多種觀點：一是應以出具“終止審查決定書”形式結案。二是應以“書面協議”形式結案。三是應以“調解書”形式結案。四是應以“裁定書”的形式結案。筆者認為，以上四種觀點各有利弊。從我國行政訴訟的現狀考量，筆者較為贊同第四種觀點，即我國行政訴訟協調制度的結案方式應采用“合意和解裁定書”的形式。因為行政訴訟“法院協調”既是當事人之間的“公法契約”行為，又是法院的職權行為，既有當事人“自治”，又有法院依職權的“引導”，而訴訟行為的中止或終結，當事人雖具有促進作用，但主動權仍然掌握在法院手中，對當事人中止或終結訴訟的行為是否準許，必須由法院審查后決定。因此，“合意和解”協議并不當然地中止或終結訴訟，其中止或終結訴訟的效力必須由審判權賦予。用“合意和解裁定書”的形式結案，正如準予撤訴的裁定一樣，既能反映出當事人的“自治”，又能體現出法院的“審判職能”。

總之，為了盡快構建起我國的行政訴訟協調制度，我們應對《行政訴訟法》相關條款進行必要的修改，比如將《行政訴訟法》第50條“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修改為“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進行調解，但可適用協調”。在第51條后增加一款，即：“經協調，原、被告雙方達成合意和解協議的，由人民法院審查后制作合意和解協議裁定書”。總之，我們要真正走出困境，必須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符合時代潮流和民主法治精神的行政訴訟協調制度，從而使行政“合意和解協議”裁定書成為人民法院向社會公眾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載體和窗口。

注釋：

[1]應松年、楊偉東:《我國行政訴訟法修正初步設想》，載《法律教育網》，2005年6月9日。

[2]王養慶：《建立行政訴訟調解制度的可行性探討》，載《法律教育網》，2005年9月5日。

[3]何薇：《行政訴訟中建立調解制度的司法需求》，載《審判研究》，2006年第6期，第40頁。

[4]何海波：《行政訴訟撤訴考》，載《中國行政法學精粹》2002年卷第204頁

[5]《2003年全國法院司法統計公報》，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4年第3期，第16頁。]

[6]《2004年全國法院司法統計公報》，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5年第3期，第15頁。]

[7]肖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6年第4期，第10頁。

[8]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200頁。

[9]仇慎齊：《行政訴訟存在“合意和解”可能性的案件類型分析》，載《法制日報》，2006年4月7日。

[10]揚海坤主編，《中國行政法基礎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9-10頁。

[11]馬懷德主編，《行政訴訟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頁。

[12]包萬超：《轉型發展中的中國行政指導研究》,《行政法論叢》第1卷，第66-67頁。

[13]《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釋義，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編，第5頁。

篇7

【論文摘要】2007年6月1日起，新的企業破產法已經開始實施。作為一部市場主體的退出法與再生法，該法在理念與制度方面都有很多創新，其中就包括引入了管理人制度。文章在對管理人的法律地位進行論證的基礎上，對管理人選任的相關法律問題進行分析，最后提出了管理人選任制度完善的建議。

一、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就我國而言，管理人指人民法院在受理破產申請的同時指定的，在企業重整、和解或破產清算程序中負責債務人財產管理和其他破產事務的專業人員或機構。管理人在整個破產程序中始終處于中心地位，管理人的選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破產程序能否順利進行，債權人的利益能否得到切實保障，破產程序中各種利益沖突能否得到妥善的解決。

關于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國外學界存在很多學說，包括大陸法系的說、職務說和破產財團說以及英美法系的信托說。在我國新破產法的起草過程中，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即“法定機構說”和“債權人代表說”。

1、法定機構說。該說認為管理人是一個法定的機構，管理人不代表某個特定主體的利益，而是代表了破產程序所有參與者的利益。

2、債權人代表說。該說認為管理人不是所有利益的代表者，其僅是債權人利益的代表，應該充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

根據新破產法第十三條的規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產申請的，應當同時指定管理人。”由此可以看出，我國新破產法顯然傾向于法定機構說。但是，筆者比較贊同“債權人代表說”。原因有兩點：

第一，根據新破產法第一條的規定，該法的立法宗旨就是為了“保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益”。一方面，對于債務人來說，新破產法中所規定的重整程序、和解程序和清算程序已經使債務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了很好的維護。另一方面，債權人由于比較分散，債權不均衡，彼此之間又存在著內在的利益沖突，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在破產程序中代表債權人整體利益的專業人員或機構的話，眾多債權人的利益很難得到維護。因此，為了實現破產過程中債權人與債務人利益的平衡，管理人應該成為債權人利益的代表，其行動應該以實現債權人利益最大化為原則。

第二，破產法不應該淪為一部社會保障法，因為“破產程序中其他相關利益方的利益都有一些相應的法律規范在保護，如雇員的利益有勞動法作保障”。1而破產法立法的基本宗旨就是要保障債權人的利益，破產法在設計相關法律制度時就應該以債權人的利益為出發點，因此管理人理應成為債權人的代表。

二、管理人選任的相關法律問題

1、管理人的選任方式

關于管理人的選任方式，各國存在以下三種立法模式：第一，由法院指定管理人，采取這種模式的國家有日本、法國等。第二，由債權人會議選任管理人，采取這種模式的國家有英國、加拿大等。第三，由法院先指定臨時管理人，最后由債權人選任破產管理人，采取這種模式的國家有美國、德國等。總的來說，大陸法系國家大都傾向于采用法院指定模式，而英美法系國家大都采債權人會議選任模式。不管具體采用哪種方式，一個國家的立法傾向往往脫離不了其對管理人法律地位的界定，而從德國的做法來看，法院指定與債權人會議相結合的選任方式是國際上破產法發展的趨勢，“絕對由法院指定或絕對由債權人會議選任都有相應的難以克服的弊端”。

我國新破產法第22條規定：“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債權人會議認為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執行職務或者有其他不能勝任職務情形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予以更換。”第61條規定，債權人會議擁有“申請人民法院更換管理人”的職權。由此可以得知，我國采取的是第一種立法摸式，管理人只能由人民法院確定，債權人會議只有“請求”人民法院更換管理人的權利，而沒有選任管理人的權利。這也正是“法定機構說”在管理人選任方式上的一個反映。這種做法能夠及時選擇出管理人，保證破產程序的順利進行，提高效率，但是卻不能最大化的保證債權人利益，與筆者所主張的“債權人代表說”是相悖的。

2、管理人的選任時間

管理人的選任時間往往關系到債權人和債務人雙方利益的維護。各國因選任方式的不同以及破產程序開始時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規定，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1）大陸法系國家通常由法院在宣告破產的同時指定管理人，這屬于破產程序宣告開始主義；（2）英美法系國家通常在受理破產案件的時候就指定管理人，這屬于破產程序受理開始主義；（3）有的國家如德國在破產程序開始時由法院指定臨時管理人，在第一次債權人會議上由債權人會議選任破產管理人。

我國新破產法第13條的規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產申請的，應當同時指定管理人。”由此可知，我國法院指定管理人的時間是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產申請的當日。相比我國原破產法規定的“人民法院宣告破產之日起十五日內成立清算組”來說，選任的時間已經大大的提前了，這樣就彌補了原破產法中在法院受理案件后宣告破產前以及宣告破產后至清算組成立前這兩段時間的空白，在避免了破產企業損失擴大的同時,維護了債權人的合法利益。

3、管理人的報酬

管理人的報酬問題在破產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規定合理，能夠催生一個有效率的管理人階層，并且有利于破產法的順利實施。而如果規定不合理，要么使中介結構沒有興趣，要么引起債權人不滿。”在我國，有的學者認為應該由法院確定管理人的報酬，認為“由債權人會議確定管理人的報酬，客觀上存在利益沖突問題，可能出現雙方因報酬問題無法談攏、管理人缺任、破產財產無人管理的現象，延誤破產程序的進行”。根據我國新破產法第28條第2款的規定，立法顯然采取了這種觀點。對此，筆者持否定態度，因為不管從債權人利益角度還是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由債權人會議來確定管理人的報酬會更適當。

第一，“法院并不掌握最優的確定管理人報酬的信息，法院確定報酬成本最高。”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確定管理人報酬的規定》（下文簡稱為《規定》），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應當對債務人可供清償的財產價值和管理人的工作量作出預測，初步確定管理人報酬的方案”；對管理人和債權人會議協商達成的報酬方案，如果不違反禁止性規定，法院“應當”遵從；法院確定報酬方案時需要考慮管理人的勤勉程度、債務人住所地居民可支配收入及物價水平等，由該《規定》我們不難看出，由法院確定管理人的報酬不僅增加了法院的工作負擔，造成了司法資源的浪費，而且增加了程序的成本，并不符合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第二，破產法的基本宗旨就是維護債權人的合法利益。管理人作為債權人利益的代表，本應在整個破產程序中都以債權人的利益為出發點，但是在報酬的確定問題上，管理人與債權人產生了利益沖突：管理人希望獲得更多的報酬，而債權人希望能夠把付給管理人的報酬降到最低，因為根據《規定》第12條的規定：“管理人的報酬從債務人財產中優先支付”，管理人的報酬越低，債權人最后獲得的清償越多。這也是很多學者對債權人會議確定報酬持否定觀點的理由之一。但是，在筆者看來，正是這種管理人與債權人的“博弈”，使得管理人會議最終確定的管理人報酬體現了一種利益平衡，能夠得出最佳化的報酬分配方案。

我國管理人選任制度的完善

目前，我國的新破產法已經確定了管理人制度，這已經完成了與國際破產制度接軌的第一步。作為一個初步建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管理人選任制度還不夠成熟，還有待理論和實踐的進一步完善。筆者認為，無論在立法上還是在實踐中對管理人選任制度加以完善，都需要我們首先明確管理人的法律地位，確立管理人是債權人利益的代表的“債權人代表說”信念。接下來筆者對管理人選任制度提出的完善建議也都是建立在這一學說之上的。

三、建立臨時管理人制度

英美法系國家普遍都建立了臨時管理人制度。在法院受理案件后就指定臨時財產管理人，全面接管債務人的財產。在破產宣告后，由債權人會議選出破產管理人，由臨時管理人將破產財產移交給破產管理人。我國的新破產法第13條規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產申請的同時指定管理人。而對指定的管理人，債權人只有提出請求更換的權利，最終決定權還是在法院手中。由此可見，我國只有破產管理人，而沒有臨時管理人，這不僅影響到了我國管理人選任的時間，還涉及到了我國管理人選任的方式。在我國設立臨時管理人是必要的，因為臨時管理人具有破產管理人所不能取代的意義：破產管理人的任務是依照破產程序合理地清算和分配財產，達到結束破產程序的目的，而臨時管理人的主要任務是盡可能地收集和統一財產，是保證破產管理人順利履行職責的前提；臨時管理人的選任方式不同于破產管理人，一般只能由法院指定。6臨時管理人制度不僅保證了破產程序的銜接和連續性，也有效的解決了法院受理破產案件后至債權人會議選出破產管理人之前的“真空地帶”。因此，筆者認為，在我國建立臨時管理人制度不僅是將來管理人選任方式由法院指定轉變為債權人會議選任的良好的過渡性措施，該制度的建立還具有與國際破產制度接軌、促進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向著更成熟的方向發展的深遠意義

管理人選任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賦予管理人收取與其所承擔的職責相適應的報酬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吸引具有較高的專業能力的管理人參與到破產程序中來。而管理人報酬的確定方式決定了管理人報酬的水平，選擇何種確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能否實現管理人和債權人利益的平衡。我國新破產法規定，法院確定管理人的報酬。《確定管理人報酬的規定》第7條進一步對此做出了規定，管理人、債權人會議就調整管理人報酬方案內容協商一致的，“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上述請求和理由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且不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應當按照雙方協商的結果調整管理人報酬方案。”根據此條規定，管理人與債權人會議達成的協議在適用上優先于法院確定的報酬方案。雖然在目前來說該規定能夠比較圓滿的解決管理人與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但是，由于管理人與債權人會議達成的協議要在人民法院確定了報酬方案之后，再經過“協商”和向法院“提出請求和理由”以及法院的審查階段，人為地增加了很多環節和成本，使法院、管理人和債權人都在這上面浪費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因此，筆者認為，在新破產法實施一段時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之后，有必要通過司法解釋明確管理人的報酬應當由債權人會議確定。

【參考文獻】

[1]湯維建著.破產程序與破產立法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篇8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不滿足于只是吃飽、穿暖，而是向更高的目標邁進，房子自然成了人們渴求的目標。房地產業的發展給我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增加了新的內容，我國有關主管部門制定了一系列關于房地產開發經營交易的規章制度，可以說我國房地產的法制正在逐步完善。但是許多人在投資購買商品房之前對市場了解不深，缺乏房地產法律知識，加之商品房銷售管理辦法跟進的不及時，結果在購房中引起一連串的法律問題，許多問題逐步暴露出來，如虛假廣告、定金圈套、合同欺詐、一房多售、面積縮水、質量低劣、風險轉移、物業管理等問題時有發生。上述問題會給購房者帶來難以估量的經濟損失，因此，本文結合我國有關法律法規進行研究和分析，并指出對策和建議，以完善我國的商品房預售制度。

關鍵詞：預售制度商品房對策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不滿足于只是吃飽、穿暖，而是向更高的目標邁進，房子自然成了人們渴求的目標。房地產業的發展給我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增加了新的內容，我國有關主管部門制定了一系列關于房地產開發經營交易的規章制度，可以說我國房地產的法制正在逐步完善。但是許多人在投資購買商品房之前對市場了解不深，缺乏房地產法律知識，加之商品房銷售管理辦法跟進的不及時，結果在購房中引起一連串的法律問題，許多問題逐步暴露出來，如虛假廣告、定金圈套、合同欺詐、一房多售、面積縮水、質量低劣、風險轉移、物業管理等問題時有發生。上述問題會給購房者帶來難以估量的經濟損失，因此，本文結合我國有關法律法規進行研究和分析，并指出對策和建議，以完善我國的商品房預售制度。

一、商品房預售制度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的有利方面

1、1994年出臺的《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在總結各地經驗基礎上，建立了預售許可制度，并對預售條件、監管作出了原則性規定。目前各主要城市商品房預售比例普遍在80%以上，部分城市甚至達90%以上。商品房預售許可制度的確立，是與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進程緊密聯系的。長期以來，我國城鎮住房總量不足，商品房供不應求，加快建設、增加住房供應是客觀需要。商品房預售制加速了整個建設資金周轉，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率，降低了資金使用成本。根據測算，以預售方式進行銷售的項目，比現售方式進行銷售的項目的開發動態回收周期約縮短10個月。

2、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滯后，目前除銀行貸款外基本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融資方式，商品房預售實際上成為房地產開發融資的重要手段。據統計，目前開發資金來源中，約40%來源于預售獲得的資金。我國房地產市場新建住宅量大，我國房地產市場一直以增量市場為主，房地產開發項目大多是成片、滾動開發，在資本市場不發育的情況下，完全靠開發企業自有資金，是無法實施項目滾動開發的。目前預售價格較現售約低10%-15%。而一些購房者在接受調查時也表示，預售商品房相對于現售商品房有價格優勢，這也是預售制度為一部分消費者所接受的重要原因。

3、商品房預售制度是給成長中的房地產開發業予以扶持的一項政策，意在降低房地產行業的進入門檻，鼓勵更多企業進入房地產，以便保證中國的住房制度改革得以成功。可以說，近幾年來，正是得益于這一利好政策的支持，許多開發商從無到有迅速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中國房地產市場也很快地得到繁榮。二、商品房預售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的不利方面

1、預售合同的轉讓導致房價上漲，擾亂房地產市場秩序。

商品房預售合同是由房地產開發企業（預售方）與購房者（預購方）簽訂，由預購方先支付定金或預付款，預售方在合同約定時間內將建成的商品房所有權轉移給預購方的書面協議。商品房預售合同的轉讓是指在商品房預售以后，預購人將其預購的未竣工交付的預售商品房另行轉讓的行為，俗稱“炒樓花”。這種轉讓是商品房預購人將原預售合同的權利、義務轉讓給第三人，使第三人與預售人之間設立新的民事法律關系，而預售合同的內容不發生變化的轉讓形式。

近年來，隨著房產市場的發展，一股“炒房風”日漸興起，其中較為常見的是購房者將自己購買的預售商品房再轉讓，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炒樓花”，通過“一炒”、“二炒”，甚至“數炒”。某些商品房在竣工前可能就已經數易其主。

“炒樓花”可以使開發商更快的回籠資金、降低開發成本、減少投資風險，因此具有活躍市場的積極作用。但同時，由于具有很強的投機性，從而吸引了大批求利者進入市場，使得房價飛漲，極易形成“泡沫經濟”，并且最直接的損害房屋實際消費者的利益。面對居高不下的房價，許多購房者只有望洋興嘆！

理性的看待“炒樓花”行為在經濟上的積極、消極作用的同時，還應當關注其帶來的法律風險，這一點對于房屋消費者（最終的購房者）更具有現實意義。消費者在購買“樓花”時面臨以下兩種風險

第一、《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45條雖然規定“商品房預售的，商品房預購人將購買的未竣工的預售商品房再行轉讓的問題，由國務院規定。”但至今國務院關于此問題的規定一直未出臺，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司法解釋》對此問題也沒有涉及。

第二、即便承認樓花買賣的合法性，但單純的樓花買賣也很難對房產開發商產生約束力。由于商品房尚未竣工，所以，樓花出賣者所出賣的并非真正的房屋所有權，其轉手的只是商品房預售合同中請求房產商交付房屋的債權；另一方面，樓花出賣者在取得樓花時，往往只向開發商支付了部分房款，因此，在出賣樓花的同時必然將支付剩余房款的債務一并轉讓給房屋消費者。

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合同的債權債務一并轉讓給第三人的，應當經對方同意。也就是說買賣樓花必須經房產商同意，否則將對房產商不產生約束力！無形中消費者陷于被動地位，即使已向賣樓花者支付了部分房款，但是其購房者地位能否確立卻仍掌握在房產開發商手中。隨著近兩年房產市場的發展，法院受理的相關糾紛案件日益增多，其中就出現了利用“炒樓花”的上述風險進行惡性炒作。為獲取房價飛漲所帶來的利益，作為炒房者的房產中介與開發商相互勾結，開發商拒絕承認樓花買賣對自己的約束力，導致消費者面臨著已經支付房款而其購房者的地位卻無法得到承認的尷尬境地，而另一方面炒房者再以更高的價格進行炒賣。

開發商通過“炒樓花”來制造出樓市的虛假緊缺，借機囤積居奇抬高價格；用房屋面積縮水、建筑設計變更、環境描述浮夸等行為來侵犯購房者的權益；更有甚者，把已抵押的房屋再預售，把已預售的房屋再抵押，或者進行房屋重復預售，最后“攜款潛逃”時有出現消費者交清購房款后卻不能按期入住或者無法按時辦理房產證，甚至買的是無法交付的“爛尾樓盤”的現象。

另外預售商品房再轉讓過程中的差價對轉讓人有巨大的誘惑力，刺激著他們的投機心理。在房地產市場不健全的情況下，帶有投機性的"炒樓花"行為很可能導致房價上漲，擾亂房地產市場秩序，嚴重時還會產生"泡沫經濟"，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2、預售資金的監管主體沒有確定，消費者的利益將得不到保護。

我國《房地產管理法》第四十四條第三款規定“商品房預售所得款項，必須用于有關的工程建設。”該法律條文籠統地規定了商品房預售資金的用途，但并沒有明確規定商品房預售資金監管的主體、監管范圍、監管權限、法律責任等。如果開發商將預售資金挪作他用，消費者的利益將得不到保護。因此，建立商品房預售資金的監管制度對于切實保護消費者利益和維護房地產市場秩序來說意義昭然。商品房預售資金的監管的關鍵是監管主體的確定問題。

商品房預售資金的監管的關鍵是監管主體的確定問題。在這里，兩個因素必須考慮，一個是專業技術問題；一個是法律責任問題。從專業技術因素上講，一方面預售資金的監管必須由具有具備建筑工程專業知識的機構進行，做到有效地防止發展商抽逃資金，以保證工程的順利完成。另一方面，預售商品房具有一定的融資的性質，對融通的資金的監管應該有具有相應知識能力的金融商業機構參與。例如，2002年8月開始實施的重慶市《市城鎮房地產交易管理條例》規定由工程監理機構和開設預售款用賬戶的商業銀行聯合對預售資金進行監管的新制度。這種做法是可以借鑒的。就監管主體而言，前者具有建筑工程專業上的權威性，能夠對工程質量和工程進度進行準確的判斷，避免發展商抽逃或挪用預售資金；后者是與商品房預售有直接聯系的金融機構，具有金融專業知識。銀行本來就通過商品房按揭貸款加入到開發商與購房者之間的房屋買賣關系，或者以其他貸款形式與開發商建立借貸合同關系。那么，銀行和購房者一樣非常關心著自己的資金的效率與安全，作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銀行適宜作為商品房預售資金的監管主體。由以上兩者主體共同監管商品房預售資金，能切實保證工程進度，保護購房者的合法權益。

商品房預售資金的監管主要是針對房地產開發商違反誠實信用義務的非理性的投資行為（例如盲目追求規模效應將預售資金挪作一級市場投資或者其他項目投資使用），這些行為的后果往往會導致消費者交付了資金卻不能取得期待的房產權利。這種監管對象的重點是資質信用不高的開發商，對于資質信用良好的開發商自然沒有監管的必要。

監管者對商品房預售資金如果監管不力，可能會使預售款被開發商挪用、欺詐套取資金；如果管得過死、管得過細造成效率不高，可能影響項目開發進度和房地產開發商的正常運營，無疑對房地產業的發展將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在賦予監管者監管職權的時候，除了明確監管者的監管職權范圍和監管程序外，規定其相應的法律責任是相當必要的。如果因監管不當給購房者造成損失的，監管者及預售人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賦予商品房購買人由于對監管單位的信賴造成損失而請求監管者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的權利，一方面可以敦促監管者認真履行監管職責，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劃定了商品房預售購房者的風險底線，有效地保護了購房者的期待的權利。同時我們可以借鑒香港的經驗，監管者即工程監理機構和開設預售款用賬戶的商業銀行應該購買責任保險，以便在發生過錯責任時作出賠償。這樣最大限度地防范了風險，保障了消費者的合法利益。對商品房預售資金監管不力嚴重地損害了購房者的利益，嚴重擾亂了房地產二級市場的秩序，已經成為困擾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一個嚴重問題。

3、商品房的預售款管理松散

采取預售商品房預先征收部分購房款的形式現已被各城市和許多房地產開發企業所采用。就預交購房款形式本身來講并無不當，但在實踐中目前仍存在許多問題。

主要表現在：首先，沒有法律程序作保障。雖然《房地產管理法》對預售商品房的條件及程序作了規定，但對預售款在什么時期征收、預收多少沒有統一規定，造成各房地產開發企業預售款收取混亂的情況。

有的開發經營單位在工程項目尚未明確批準或規劃方案尚未完全確定時就征收預售款，結果造成許多糾紛。其次，對預售款收取的額度缺乏控制，預售的收取往往隨心所欲，對預售款比例的確定缺乏科學性。有的開發經營企業在工程設計圖紙剛出來時就要求一次納全額購房款。

例如，某房地產開發集團在其已獲得土地使用權的一土地上擬建造別墅，在設計圖剛出來時就在報上刊登山莊設計立體照片預售廣告，首批推出的豪華別墅，以8折優惠承諾一次性預收全額購房款，4天之內銷售一空。第二輪9折優惠又緊接推出，但購買者到現場一看，還是無任何工程開展。由此可見，商品房的預售款的規范與管理是十分松散的。

而根據建設部的規定，預收商品房預售款，在房屋開工建設時不得超過40%，待建房工作量完成一半時再收至60%，到房屋封頂可收至95%，到房屋交付使用全部收取。

在房地產市場發展的初級階段，部分開發商存在自有資金不足，而為了盲目擴大追求規模，就會將其將預售房款挪作其他項目使用，或者欺詐消費者將已經預售的商品房再抵押給銀行。一旦發生資金周轉困難，或者開發難以繼續的狀況，開發商很可能卷款而逃，其結果就是形成“爛尾樓”而無法交付給購房者，或者由于標的物即商品房上的擔保物權致使無法交房、難以辦理產權證。

4、商品房預售市場的糾紛不斷暴露

由于商品房預售是一種新鮮事物，有關立法還不完善，一些開發商為了獲取暴利，故意作虛假承諾，利用立法的漏洞損害購買方或其它人第三者的利益，預購方又處于明顯弱勢地位。導致商品房預售市場的糾紛不斷暴露。其中比較常見的是標的瑕疵問題和交付不能或不能如期交付問題。我們認為，正確處理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必須針對不同性質的糾紛采取不同的原則。

（一）標的瑕疵糾紛及其處理。標的瑕疵在商品房預售糾紛中占有相當比例，常見的標的權利瑕疵問題和質量瑕疵問題。標的權利瑕疵主要是抵押問題和權利證書，已經交付并辦理產權登記的房屋如果仍存在抵押，購房者可以要求開發商提供擔保或要求退房；已付清房款但沒有交付的，購買者可以要求開發商提供擔保；既未付清房款也未交付的，購買方在享有知情權的基礎上，與開發商協商解決。權利證書的取得，我國法律已有規定，不在贅述。質量瑕疵主要是指面積縮水、質量標準與宣傳不一致甚至不符合正常使用或個別地方影響正常使用等，筆者認為應加大質量保障的立法，確保購買者的利益。房屋縮水，司法解釋已有明確規定。對于存在質量瑕疵的預售房屋，司法解釋也作出了具體規定。如質量嚴重影響正常居住使用，買受人請求解除合同和賠償損失的，應予支持。但該規定，過于規范，不利于操作，仍須進一步明確嚴重影響正常居住使用的范圍。另外，筆者認為開發商售房過程中所作的承諾與實際不一致的，法律應規定開發商承擔支付房款20%以上違約金，因為在購房過程中，購房方一般處于弱勢地位，合同中一般對此違約沒有約定，同時有時該類違造成的損失難以計算，致使該類違約出現后，無法追究開發商的違約責任。如果由于開發商的虛假宣傳影響購房方購房意圖的，購房者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和賠償損失，如開發商在出售某一棟房屋時，對購房方說，該房前面建一層門面房，某甲因看中該房前面視野好，于是購買二層商品房一套，后來，該開發商為賺取更多利潤，將一層門面房改為二層，此時甲有要求退房并要求開發商承擔賠償損失的責任。

（二）交付不能或不能如期交付糾紛及其處理。引起此類糾紛的原因具有多方面因素，有的因建房資金不到位，有的因預售方將已預售房屋轉賣而引起等。對于此類糾紛，2003年司法解釋規定了購房方催告權和解除合同權。筆者認為，從切實維護購買方的合法利益角度出發，開發商在催告后三個月內履行的，同時要承擔違約責任。如果預售方在經催告后三個月內仍不能履行的，購房方有選擇要求開發商繼續履行合同并承擔違約責任或解除合同并要求賠償損失（損失可比照房屋價格上漲或實際損失計算）的權利。對于延期履行合同，如果未約定違約金數額，可按照已付房款額比照銀行逾期還款罰息計算。

5、在預售制度中購房人承擔的風險

（一）施工人（或稱營造人、承包人）的建設工程價款的優先受償權及對建設工程之留置權的存在對購房人實現合同目的是一很大的風險。依合同法第286條之規定，發包人（即開發商）未按照約定支付價款（即工程款）的，施工人可以對營造物進行折款、拍賣并與發包人協議將該工程折價或拍賣之價款優先受償。此外，依合同法第287第、第264條之規定，施工人尚得享有留置權。這使購房人處于極為不利之地位。因為按照買賣關系，出賣人與賣受人雖已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但買賣人并非當然取得買賣標的物之所有權，尚有待出賣人轉移作為買賣標的物之房屋所有權之行為。在未實施轉移前，開發商尚有標的物之所有權。在此情形下，施工人在完成一定工作后，固得有報酬取得請求權，而購房人在已付出絕大部分甚至全部購房款之后，尚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權，即使購房人有轉移所有權之請求權，根據《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發包人未按照約定支付價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發包人在合理期限內支付價款。發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設工程的性質不宜折價、拍賣的以外，承包人可以與發包人協議將該工程折價，也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將該工程依法拍賣。建設工程的價款就該工程折價或者拍賣的價款優先受償。第二百六十四條定作人未向承攬人支付報酬或者材料費等價款的，承攬人對完成的工作成果享有留置權，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故施工人之報酬請求權比之購房人之轉移所有權之請求權更有保障。由此可知，施工人之地位顯然優越于購房人。一旦開發商違約，施工人得行使建設工程價款之優先受償權或者行使留置權，這樣，遭受損害最大的，非購房人莫屬。

（二）房屋本身的合法性，有的單位為了獲利，將一些不合法的房屋進行預售，致使預購人購房后不能取得房地產權證件，上當受騙，因此預購人購買此類房屋時應特別注意

開發商在集體土地上建設的預售房，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地產管理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國家禁止利用集體土地進行商品房的開發經營，集體土地只有轉為國有土地并經征用，開發商取得了國有土地使用權證才可用于商品房開發，因此，開發商在集體土地上建設的預售商品房，預購人不要購買。

非房地產開發企業建設、銷售的預售商品房。只有其具備房地產開發資格，領取營業執照的房地產開發企業，才可以開發建設和預售商品房。非房地產開發建設的房屋，并未在政府有關房屋土地管理部門備案，其銷售的房屋很可能會碰到諸如無法辦理權屬證書之類的事情。因此不要購買這樣的房屋。

（三）開發商隱瞞無開發資格或無商品房預售許可證銷售期房。一般而言，這種開發商本身的資質就差，且無誠信可言，這樣在預購人付了房款之后，一般無法取得預定的房屋，在合同被法院宣告為無效時只能拿回本金和同期銀行貸款利息。但可怕的是消費者在取得判決書上的權利之前，缺乏誠信的開發商早已將房款挪做他用或攜款躲避，最后判決書上的權利也無法變成現實。所以購房前一定要審查開發商的“五證”，主要包括有：土地使用權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開工證；商品房銷（預）售許可證。這些證書是證明開發商、銷售商資格的關鍵憑證。如果沒有它們，預購人完全有權懷疑其身份是否合法，有權拒絕其提出的任何要求。消費者還須注意上述證明文件中的建設單位、項目、建筑面積是否前后一致，是否同與您簽約的發展商名稱一致。否則，我們就可能上當受騙，蒙受巨額財產損失，甚至背上沉重的法律包袱。

（四）開發商興建房屋時，得向銀行貸款。而一般銀行貸款須由貸款人提供擔保。倘開發商將預開發之“樓盤”設定抵押，則在開發商未按約定清償貸款時，銀行得依擔保法之規定實行抵押權。抵押權屬物權之范疇，其性質為絕對權；而買賣為債權之范疇，其性質為期待權。物權之效力應優于債權，即所謂物權優先。在二者發生沖突時，即銀行（擔保物權人）要實行抵押權時，購房人（一般債權人）取得所有權之期待，要讓步于抵押權。此于購房人而言，又是一種風險。

（五）如開發商破產，依破產法第34條、第31條、第37條之規定，破產費用應從破產財產中優先撥付；更依第28條2款之規定，已作為擔保物的財產不屬于破產財產。購房人只能作為一般債權人，在開發商撥付了破產費用及清償了有擔保的債權后，還須在清償了所欠職工工資和勞動保險費用、所欠稅款后方得按一定之比例得到部分清償。顯然，在開發商破產時，遭受損害最大者，亦為購房人。

購房人在商品房預售交易中權利義務失衡以及所承受之巨大風險之原因，就在于在此種交易中，購房人不能夠原始取得所購預售房的所有權。

三、完善我國房地產市場預售制度的對策

在預售制度中，交易標的有許多不確定因素，使預購人所面臨的風險要比現房買賣大得多。并且在預售合同的簽約機會上雙方力量也難均衡，基于對弱小消費者特別保護和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目的考慮。我國在預售制度建立健全方面應十分注意這一問題，盡量采取一些較為完善的措施。

1、嚴格把握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成立條件，保證開發商資力雄厚、信譽良好。以確保房地產開發秩序的穩定，避免一些資信不良者隨意進行房地產開發。

2、指定地點集中交易，把預售房納入成品房一同管理，便于競價和消費者集中選擇。無論是成品還是半成品房，都會涉及到要實地察看，集中交易使消費者顯得更強大，也有利于防止國家稅收的偷逃

3、嚴格貫徹執行國家和地方政府關于房屋預售條件的規定，其目的與上者相同。要普通購房者去審查大量法律文件，既沒有必要也難于實現。建議由一個職能部門承擔，這既體現了人性化的要求，也是消費者的現實需要。當然，對售房者雖實行多部門立體審查，但消費者只需審查最終審批文件即可。

4、嚴格執行統一的預售合同登記監管措施，對不合乎法律，顯失公平的格式合同不予辦理登記，對開發商一房二賣的合同不予辦理登記。最好由一主管部門牽頭，制定強制性、帶有保底性和選擇性條款的合同，嚴格限制售方的格式合同。

5、加強房屋查驗和質量監督管理。建筑主管機關應加強工程施工管理，對于建筑工程必須查驗部分，應切實查驗是否合格。

6、加強對房屋預售廣告、宣傳的管理。房地產開發企業作商品房銷售廣告時，必須標明商品房預售證批準文號。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證或未標明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批準文號的，房地產開發企業不得作任何形式的商品房銷售廣告。商品房銷售廣告中關于房地產狀況的說明、示意應當真實、準確。依據《合同法》的規定，像其他商業廣告一樣，商品房銷售廣告屬于要約邀請，一般情況下沒有法律約束力。因此，購房人要得到商品房預售廣告中的種種許諾條件，應在簽約時將這些承諾的內容在預售合同的附件中明確約定，按規定開發商對此不得拒絕。

7、加強對預售資金的管理。《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44條3款規定：商品房預售所得款項，必須用于有關的工程建設。但對于如何保證監督預售款項使用的問題目前尚無明確法律規定。筆者認為，應當指定或委托房產評估事務所或會計事務所或工程監理機構進行統一管理。消費者有權對資金的使用去向進行查詢，質疑。

8、嚴格控制預售合同的變更。已經預售的商品房，房地產開發企業因特殊原因需要變更商品房預售合同內容的，應當征得購房人同意，與購房人訂立預售合同變更協議，并報有關管理部門備案。房地產開發企業單方面變更商品房預售合同內容的，購房人有權解除商品房預售合同，并由房地產開發企業承擔違約責任。

9、建議規定最低信息透露制度，最大限度公開信息。有關房屋的合法性事項，開發商調整，有關房屋的優先受償權、限制抵押等關鍵信息必須公布。開發商往往以商業秘密為由，把本來應當告知消費者的內容故意隱瞞，比如開發商和承包商的關系，甚至惡意用已售房重復抵押，騙取銀行貸款。使有的家庭喪失了平生之所蓄，欲哭無淚。建議與房產有關的部門合署辦公，使所掌握的信息共享，并且把這些信息集中公布，供購房者參閱，防止消費者因信息獲知不夠或被誤導而做出錯誤決策。對各地段的地價、房屋的基本成本造價，公布一個指導性的價格，以防止房產開發商暴利，逃避稅收。

10、應當建立健全房屋中介品評制度，建立開發商的質量、信譽、價格，資質評比制度。便于普通消費者選擇決策。

參考資料：

1、《城市房地產管理法》1994年

篇9

關鍵詞：產權；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一、產權理論與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產權現狀

產權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按照阿爾欽的定義，“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實施的一種經濟品的使用的權利”。馬克思認為，產權不是指人與物的關系而是指由物存在及關于它們自身使用而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是一系列用來界定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損，以及他們之間如何進行補償的規則。因而，從產權定義我們可以看出，養老保險制度的產權能幫助我們界定個人在養老過程中的責任、成本和收益。

根據產權理論，產權可以分為：私有產權、國有產權和共（公）有產權。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產權是指共同體所有成員共同行使的權利。共有產權意味著共同體否認國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體內的任何人行使其權利。私有產權則意味著社會承認所有者的權利，并拒絕其他人行使該權利。國有產權意味著國家可以在權利的使用中排除個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來使用國有財產。”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金由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從產權視角看，養老保險的統籌賬戶應該屬于所有參保人的共有財產，屬于共（公）有產權；養老保險中個人賬戶部分屬于私有財產，是私有產權；養老保險中的國有產權指的是全國社保基金中用于養老的部分，這主要由中央財政或轉讓國有資產而來，是國家的重要儲備和戰略資源。

根據產權理論，不同類型的產權安排其經濟效率是有差異的。一種產權結構是否有效率，主要視它是否能為在它支配下的人們提供將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的激勵。在共有產權下，由于共同體內的每一成員都有權平均分享共同體所具有的權利，他在追求個人價值最大化時，一個共有權利的所有者由于成本過高而無法排斥其他人來分享他努力的果實，因而，共有產權導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現“搭便車”行為。

當前中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嚴重的產權問題，首先是產權界定不清晰，沒有明確界定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責任和范圍外邊界，造成大量養老基金的流失和企業逃避繳費的行為。其次，一味注重產權界定，在明晰產權的同時并沒有想到如何去保護產權，其實，事實上財政基金部分產權是明晰的，就是國家所有。但是，這種明晰的產權該有一個怎樣的具體主體來體現國家對整體國有資產“所有”這個權力，這還不明晰，以及這種明晰的產權該有一個怎樣的制度來對其進行保護，讓其在該有效的制度保護下保值、增值也還不明確。再次，個人賬戶的產權歸屬也不明確，國家一直沒有理清養老基金的所有權、管理權、經營權之間的關系，因此人問題一直是一個致命問題。

二、不清晰的產權權利對中國養老保險的影響

當前中國采取的是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社會統籌的部分屬于被保險人的共有產權，而個人賬戶部分是個人的私有產權。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私有產權承認和維護，但是在具體權利的界定上還不是很完善和精確，這對我國養老保險產生了不利影響。

1.制度設計中的產權模糊問題。中國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中雖然明確了社會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基金相結合的模式，國家、企業和個人三方共擔的原則已經確立，但是各方的具體責任劃分并不明晰，責任分擔處于模糊狀態；同時，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這兩者之間的產權主次關系也沒有明確。這就意味著管理層并不清楚要建立的養老保險制度，到底是以社會統籌（現收現付）的共有產權為主，還是以個人賬戶（基金積累）私有產權為主。這種制度設計上的模糊，不利于制度的正常運行和可持續發展，還會帶來嚴重的“空賬”問題。

2.個人賬戶產權不明問題。個人賬戶作為一種帶有強制性的儲蓄，其積累的資金本質上是繳費者的私人財產，對其享有完全產權。作為其權利的自然延伸，繳費者個人在繳費期內享有其個人賬戶資金的自由轉移的權力，通過選擇較高管理水平的經營者投資運營，以獲得較高的收益，實現個人財產的收益權。一般來說，個人是其私有財產最好的看守者，在繳費者對其個人賬戶基金享有完整的產權時，個人有足夠強的風險意識和強烈的動機去關心資金的使用情況。但在目前的制度基礎上，由于政府的強制性使個人賬戶基金的產權受限，激勵機制受到損害。特別是在政府承擔起對養老金的運營時，個人普遍存在“搭便車”的心理，沒有較強的動機去關心自己資金的使用情況，更由于現有制度框架內，獲取資金經營狀況的信息成本很大，導致繳費者個人基本上放棄了這一動機。而個人賬戶基金所有者權力的缺位，使得政府不具備足夠的責任心來管理好這筆基金，往往把個人賬戶資金作為一種廉價的資本來源，用于平衡政府財政預算、補償政府的債務和行政支出等。個人賬戶的“空賬”運行已嚴重威脅到社會保障制度的運行基礎，個人賬戶基金產權的不完整已使得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處于一種無效率運行的狀態。

3.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問題。不清晰的產權使得社會保障基金管理中存在基金大量被挪用、流失、浪費、貶值的現象。2006年底國家審計署公布了29個省區市、5個計劃單列市三項社保金審計結果顯示，71億違規養老基金被審出。很多地方政府挪用、占用養老基金現象嚴重。如河南新密市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637萬元存入兩家城市信用社，由于2002年11月信用社撤銷，資金面臨損失。2006年初，廣州市社保局稱，廣州曾有9億元養老金被挪用，其中5.7億已無法追回。有些行業主管部門存在截留社保費的問題。如建行貴州省分行與工行貴州省分行少申報繳費基數，在征得貴州省社保局的同意后，對已提取的基本養老保險費和失業保險費6422.64萬元予以截留。

三、中國現行產權制度的變遷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分析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遷是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聯系在一起的。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是以國有產權為特征的。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政府和企業職能的重新定位，1997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確立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由現收現付制向部分個人積累制轉變的改革模式。當制度從現收現付制向個人積累制轉變時,“新人”不再負責“老人”和“中人”養老金的供應,政府此時承擔起了兌現“老人”和“中人”領取養老金權利的責任，從而出現一種隱性債務,這種債務過去隱藏在現收現付制下,體制的轉軌才使其顯性化。《決定》雖然對“老人”和“中人”的退休待遇如何確定有了規定,但并沒有落實資金來源的政策,也沒有建立起與隱性債務相對應的基金積累。在養老保險改革實踐中,政府采取向“新人”和“中人”的個人賬戶透支的辦法支付已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造成個人賬戶空賬現象嚴重。從1995年社保制度改革開始至2004年底,中國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規模累計已達7400億元,而且每年還會以1000多億元的速度增加,社會養老保險體制仍在現收現付制的老路上運行,并沒有實現部分個人積累制的改革目標。個人賬戶“空賬”運行問題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首先,導致了人們對社會保障制度缺乏信任，部分積累制有名無實,養老問題得不到切實解決。其二,國家作為養老保險最后的支付者。如果空賬問題解決不好,最終將轉化為巨大的財政負擔,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行。其三,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隱性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會出現嚴重的支付危機,影響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運行。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主要兩個產權因素影響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一個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之間的共有產權和私人產權之間的產權界定問題，另一個是共有產權和個人賬戶私人產權的產權保護問題。所以，我們可以從制度建設和法律規范來協調，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我國養老保險制度中存在的產權不明晰主要原因是現行統賬結合模式沒有對政府、企業和個人責任予以清晰的界定，這就需要進行立法，通過法律明確規定政府企業責任，解決制度設計中的模糊問題。同時盡快將社保基金管理條例納入立法日程，禁止基金被占用和挪用。清晰的產權是解決養老保險制度問題的根本途徑。

2.明確個人賬戶產權歸屬和提高其運營效率。作者認為，應該同社會醫療保險基金個人賬戶一樣，政府應明確個人賬戶產權歸屬個人，任何部門不得挪用擠占。另一方面，對于個人賬戶基金必須從社會統籌賬戶中分離出來，個人除了在繳費期內不得提前支取外，對其享有完全的產權以及擁有廣泛的個人賬戶基金投資選擇權，亦即有權選擇競爭性的基金管理公司為其投資經營，以獲取高投資回報。

3.在清晰界定產權的同時，注重產權的保護。中國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克服了單一的現收現付制以及完全基金積累制度的缺點和不足，是一種創新。但是從歷史角度看，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連貫的問題，一味注重產權界定，在明晰產權的同時并沒有想到如何去保護產權，忽略了其他相應的制度建設，沒有達到設想的目標。所以，國家在政策上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對產權的保護和維護，妥善解決轉軌過程中的隱性債務，做實個人賬戶，這樣才能真正發揮現收現付和基金積累制度的長處，避免其缺點和不足，從而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壓力。

總之，從產權角度上講，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形式和內容上完美結合根本上需要產權制度的完善和對社會統籌的共有產權與個人賬戶私人產權的清晰界定和保護來解決，而這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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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醫療保險疾病保險問題對策

我國20世紀50年代初建立的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統稱為職工醫療保險，它是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保險的重要項目之一。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現行的醫療保險制度遠不能適應新形勢、新情況的需要。因此，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因其關系到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便成為社會保障制度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本文擬通過對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簡要介紹和分析，提出如何改革和完善醫療保險制度的思路。

一、醫療保險制度的概念和產生

關于醫療保險的概念，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尚無統一的定論，對醫療保險的提法、表述及內容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從醫療保險的范圍大小來看，可以分為廣義的醫療保險和狹義的醫療保險。我國以往和現行的職工醫療保險制度，表面上看只支付醫療費用，但實際上通過其他制度也補償了由疾病引起的誤工費用，即是一種廣義的醫療保險。我國計劃要建設的醫療保險制度，應該是向著“健康保險”的方向；但由于我國的現實國情，短期內的醫療保險只能是努力完善醫療費用的保險或補償。所以，本文所指醫療保險，其實質即是狹義的醫療保險。在此，有必要區分醫療保險和疾病保險。

西方國家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大多是從醫療保險起步的。醫療保險始于1883年德國頒布的《勞工疾病保險法》，其中規定某些行業中工資少于限額的工人應強制加入醫療保險基金會，基金會強制性征收工人和雇主應繳納的基金。這一法令標志著醫療保險作為一種強制性社會保險制度的產生。特別是1929～1933年世界性經濟危機后，醫療保險立法進入全面發展時期，這個時期的立法，不僅規定了醫療保險的對象、范圍、待遇項目，而且對與醫療保險相關的醫療服務也進行了立法規范。目前，所有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建立了醫療保險制度。

二、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產生和發展

按照醫療保險費用來源的不同，可以將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分為兩個時期：一是國家醫療保險時期，二是社會醫療保險時期。

1.國家醫療保險時期。我國國家醫療保險時期的保險，按不同的對象，又可以分為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保險制度。公費醫療制度是我國對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以及大專院校學生實行的一種醫療保險制度。我國公費醫療始于20世紀50年代初，當時，僅在部分地區以及某些疾病流行區的范圍內重點實行。1952年政務院頒布了《關于全國人民政府、黨派、團體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措施》的規定，自此，便在全國實行了公費醫療制度。隨著享受公費醫療的人數不斷增加，公費醫療費用呈現較大幅度增長的趨勢。1965年10月頒布《關于改進公費醫療管理問題的通知》中，進一步規定“享受公費醫療待遇的人員治病的門診掛號費和出診費改由個人繳納，不得在公費醫療經費中報銷。”1966年以來又相繼出臺一系列對藥品的限制。1960年規定的不予報銷的藥品為6種，1966年時達到102種，1975年達175種，1982年又進一步規定凡標有“健”字的藥品一律不予報銷。總之，公費醫療制度使每個職工不論職位高低、收入多少，凡患疾病者均能享受免費醫療，解除了職工對疾病的憂慮，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的健康。

2.社會醫療保險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傳統醫療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日益突出，如醫療費國家和企業包得太多，超出國家生產力水平；缺乏有效的醫療費用控制機制，醫療費用增長過快；醫療保險覆蓋面窄，僅能覆蓋全國20%～25%的人口；管理和服務社會化程度低；企業負擔不均；勞動力流動不暢；醫療服務追求高成本，造成醫療資源浪費；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重復建設等等。自1984年起，在政府的指導下，各地試行了一些小幅度的改革。1998年12月14日，國務院了《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由此，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社會醫療保險時期。1999年1月14日，國務院實施《社會保險費的征繳暫行條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和有關部委就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具體問題制定了一系列的操作規則，加上各種地方的地方政策法規以及試點經驗，已經構成中國醫療保險立法的基本原則和框架。

三、我國醫療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由于目前我國處于醫療保險的轉型時期，因此，醫療保險制度在醫保范圍、醫療保險金的籌集方式和渠道、醫療費用支付方式、醫療保險機構的管理等方面存在著諸多的問題。其突出問題主要有：

1.保險范圍窄，社會化程度低。現行的醫療保險，由于制度不統一，使得我國公民有的有醫療保障，有的則得不到保障，造成了社會不公平現象。全國醫保不平衡，啟動城市多，覆蓋人口少；中等城市參保多，大城市參保少；機關事業單位參保多，困難企業參保少。這與我國憲法關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這一規定相悖。由于缺乏統一的調劑機制，醫療保險管理和服務的社會化程度極為低下，既影響企業市場經濟中的平等競爭，阻礙勞動力合理流動，也不利于多種經濟形式長期并存和發展。

2.缺乏合理的醫療經費籌措機制和穩定的醫療費用來源。由于享受人數的增加，老年職工的增多，疾病的變化，醫療技術的發展，藥品和各項醫療費用的調整，各種高技術醫療設備的引進，加之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職工對醫療需求的變化，使醫療費用開支不斷增加。同時醫療費提取比例低于實際開支，使得個人實際支付醫療費用比例過高，負擔過重。

3.對定點醫療機構的服務缺乏有效的制約機制。醫療服務機構或定點醫療保險藥店的行為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出現了為了各自經濟效益各自為政的局面。對于醫療費用的支付方式，由于管理不善，部分人員亂開醫療費用或用醫療保險中的個人賬戶購買生活用品。這些現象造成了新的醫療保險腐敗和醫療保險基金的減少。

針對以上問題，筆者認為，可以通過以下對策加以解決：

1.實行“部分統籌與單位自管相結合”。即住院和大病實行統籌，同時個人也要承擔部分費用，以利于從利益機制上促使單位、個人關心節約醫療費用；而一般的門診、急診就醫由單位管理，各個單位可根據具體情況采用不同的管理辦法，不強求統一。這個辦法有幾個明顯優點：首先籌資比例低，統籌資金容易到位。其次有利于用好管好統籌資金。由于統籌只管易于界定的病種，操作比較簡單，監管成本低，控制方便。再次在一定階段內承認并允許不同單位的職工在保證基本醫療的前提下，所享受的醫療保障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單位和職工易于接受。此外有利于各單位自管的醫療機構發揮作用，提高監管效率。

2.保費的收取可以嘗試“成本倒推”，即從醫院方面的醫療收入倒推算出各個單位應繳納的保費。這樣做有以下幾個優點：一是簡單易行，操作方便。二是體現了公平的原則。社會保險的基本原則是投保額與給付額相一致，即權利與義務是對等的關系。三是有利于擴大醫保覆蓋面，創造“多贏”格局。

3.同時設立兩種形式的個人賬戶。（1）實際儲存制的個人賬戶，讓職工在年輕時為年老時的健康儲備一定的資金。（2）現存現付制的個人賬戶，以鼓勵職工節約統籌以外的醫療費用。此賬戶由各個單位自行管理，具體形式、管理辦法、自付比例等都可由單位根據自身情況而定。以上兩種賬戶國家均付給不低于銀行同期存款的利率，且都可以結轉和繼承。總之，既要通過調節個人自付比例來制約不合理的醫療消費，又要使節約醫療費的職工在個人賬戶上得到適當的利益。

4.采取按標準病種定額付費（DGR）的辦法，即不管患者看了幾次門診、急診，也不管住院幾天，一律按患病的種類定額付費。國際上德國搞了100多年的醫療保險，從1996年開始改為按標準病種定額付費，美國是從1983年開始的。采用此法可以避免按單元服務定額付費的大部分弊端，有利于疑難雜癥的診治；有利于醫院技術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發揮各級醫院的作用，有效地改變患者在大醫院看病“三長一短”現象；有利于加強醫院間的競爭，降低成本，提高服務質量；有利于管理部門對醫療行為和費用進行監管。當然，實行按標準病種付費的測算工作是比較復雜的，但我國幾十年來積累了大量的病案資料，又有國際上很成熟的經驗可做參考，借助現代化的計算機等工具進行統計計算，是完全有條件將各個病種的標準費用測算出來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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