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防醫學研究的主要內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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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英文名稱：Journal of Toxicology
主管單位：北京市衛生局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2-3127
國內刊號：11-5263/R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7
期刊收錄：
CA 化學文摘(美)(2009)
CBST 科學技術文獻速報(日)(2009)
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2008)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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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創傷是醫學中最古老又最新穎的課題。說它古老，因為自有人類出現起就有了創傷；說它新穎，是因為近幾十年來，隨著城市建設和交通的高速發展，以及汽車數量的急劇增加，創傷呈不斷增多之勢。現全球每年因創傷致死者數百萬人，受傷數千萬人以上，故有人將創傷稱之為“發達社會疾病”，或稱“現代文明的孿生兄弟”。在美國，創傷是第4位死因，而20世紀初僅為第7位死因；在我國，創傷已成為城市中的第5位死因，農村中為第4位死因。此外，創傷多發生在青壯年，對社會勞動力的影響很大，其潛在壽命喪失年數（指平均壽命與死亡時年齡之差，即YPLL）遠大于其他疾病。由此可見，創傷對人類的生命健康和社會發展已構成巨大威脅，應當引起全社會更多的關注。
1 創傷流行病學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創傷像肺癌、冠心病、瘧疾等疾病那樣，也有一定的流行病學規律可循。所有創傷，特別是交通傷，常好發于一定的人群，如一定的年齡、職業、性別、個人心理素質、文化教養等，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拓寬，一門新的學科應運而生，這就是創傷流行病學。它是研究創傷發生、影響因素、流行規律和預防措施的一門分支學科［1］。
近年來，不少研究創傷流行病學的學者集中于調查和分析交通事故的好發因素，如人-車-路-環境間的平衡狀態，各個環節在造成車禍中的作用等。國內外的統計資料表明，造成車禍的原因很多，但95%左右是人的因素，如司機過勞、駕車時精力不集中、開車前飲酒或服用興奮劑、超速開車、違章駕駛、行人不遵守交通法規等，共同的特點是安全意識淡薄。由此可見，提高所有道路使用者的交通安全意識，安全教育與懲罰相結合，就可大幅度減少車禍及其所致的傷亡。
另一項重要研究是探討某些人在生理、心理方面的缺陷而表現出來的一定事故傾向性。如能在考駕駛執照時就進行檢測，查出有事故傾向性的人，不發給駕駛執照或進行特殊培訓，則可消除引起車禍的部分隱患。
2 道路交通傷
全球每年因交通事故致死人數約120萬人，受傷約3 000萬至5 000萬人。
WTO預計，至2020年，道路交通傷致死和致殘人數將增加60%，在全球疾病和傷害負擔（含早死和傷殘所致的壽命損失年數）中將由1990年的第9位躍升至第3位［2］。
行人、騎自行車者、摩托車手、電動自行車者受到的保護最少，是“易受傷的道路使用者”，歐洲的一項研究顯示，按出行公里數計算，與小轎車駕駛員死于車禍的可能性相比，騎自行車者是8倍，步行者是9倍，騎摩托車者是12倍［2］。
2004年，我國道路交通事故517 889起，死107 077人，傷480 864人，直接經濟損失約24億元人民幣，萬車死亡率9.93人，10萬人口死亡率8.24人［3］，是車禍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近20年來，國內交通醫學方面作了不少工作［4-7］，主要進展有以下幾方面。
2.1 實驗平臺 在第三軍醫大學交通醫學研究所建立了不同大小和功能的生物撞擊機實驗平臺，可以做不同大小動物的交通傷模擬實驗；2004年又建立了軌道式生物撞擊機實驗室，可進行實車碰撞，真實模擬乘員和行人的交通傷。
2.2 生物力學 先后對顱腦、胸部、腹部、脊柱等部位交通傷的生物力學機制進行較廣泛的研究。提出了顱內應力集中和剪切力是引起顱腦損傷的主要原因；高速牽張變形致心臟破裂；剪切力致肺表面損傷；微血管擴張性撕裂致肺內出血；腹腔臟器不均勻性的相對位移和變形致臟器撕裂和肝內血流壓力劇增，由此發生肝內點片狀出血；此外，還揭示粘性標準（即軀干變形的瞬間速度V與壓縮程度C的最大乘積）與傷情的關系最為密切，兩者間呈“S”形曲線關系，粘性標準可作為有效的傷情指數和診斷指標。
2.3 救治 1986年，政府公布“120”為全國統一的急救電話號碼，從而有效地提高了交通傷救治水平。全國各地參考國外急救醫療服務系統（EMSS）建立了急救網，除院前救治外，還強化了急診科救治和重癥監護室救治，三個環節相互銜接。一些大醫院開展了“一體化”救治，提出入院后救治的“黃金1小時”和“鉑金10分鐘”的理念，從而提高了救治水平，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如院前急救網不夠健全，到達現場時間不夠快，急診科與各專科的關系還不夠規范等等。
2.4 交通心理 主要研究駕駛員的知覺和認知（如反應時間、動態視覺、判讀距離、注意廣度等）、狀態（疲勞、精神壓力、清醒程度等）、事故傾向性（約6%～8%的駕駛員有事故傾向性，造成的車禍占30%～40%）等。
3 組織工程和組織修復
組織工程是近20多年來發展起來的一項新的醫療技術，它不僅提供了新的治療方法，而且提出了復制“組織”、“器官”的新理念。其基本原理是：從機體獲取少量活組織，將其中的功能細胞分離出來進行體外培養擴增，然后與可降解吸收的三維支架材料按一定比例混合，植入體內病損部位，最后形成所需要的組織或器官，以達到創傷修復和功能重建的目的［8］。
動物實驗顯示，應用骨髓基質干細胞（BMSC）修復關節軟骨缺損和應用脂肪干細胞體外構建軟骨等均獲得初步效果。臨床上，用患者自體骨髓基質干細胞作為種子細胞修復顱骨缺損、齒槽裂骨缺損、顱面部骨凹陷畸形及四肢骨缺損填充等也取得較為滿意的療效。組織工程化骨可在缺損區內長期穩定存在（隨訪3年以上），基本恢復了患區支撐、保護等原有功能［9］。組織工程皮膚已有數種商品，并已廣泛應用于臨床［10，11］。實驗顯示，在表皮、真皮及毛囊等部位均已成功分離培養出增殖力很強的皮膚干細胞。
用豬自體真皮成纖維細胞為種子細胞，也成功修復自體的肌腱缺損，其形態和功能與正常肌腱非常接近［9］。
最近研究還表明，成年人第二代真皮成纖維細胞與第二代肌腱細胞基因表達譜極其相似，從而提示今后有可能用成纖維細胞作為肌腱組織工程種子細胞以修復缺損的肌腱。
干細胞在組織修復中有重要作用。有證據表明，在皮脂腺、毛囊周圍的干細胞具有多潛能性，這類干細胞可遷移至毛囊以外產生新生的上皮，真皮中的某些干細胞可產生軟骨、肌肉、神經元類的細胞。毛囊周圍的祖細胞在創傷時可變為成纖維細胞。肌肉的再生可來源于骨髓源性的多能干細胞及神經干細胞。神經干細胞可誘導成星形膠質細胞，重建損傷前的微環境，也可誘導成少突膠質細胞，促進髓鞘的再形成。利用成體干細胞可塑性治療心肌梗死和下肢缺血性疾病已獲得初步成效［12］。
利用組織工程制成具有活性表皮和真皮結構的復合皮膚。應用脫細胞異體真皮作為支架，與網狀自體薄皮片復合移植，其皮片韌性、外觀收縮程度均較為理想［13］。
4 損傷控制手術
損傷控制手術（damage control operation， DCO）是近20年來提出并應用的實用外科原則，其目的是穩定傷情，避免生理潛能進行性消耗，為確定性手術贏得時間。
大多數嚴重多發傷可按常規手術方式進行，僅少數患者生理潛能臨近或已達到極限，雖然技術上可完成Ⅰ期修復和重建，但機體本身難以承受或環境不允許，此時需作DCO，適應證的選擇取決于以下幾個方面。①環境因素：如前線手術隊或事故現場離大醫院很遠。②生理潛能參數：如復蘇和手術時間＞90min；嚴重代謝性酸中毒pH＜7.30；體溫＜35℃；凝血機制紊亂或機械性出血；輸血量＞10單位。根據上述生理潛能參數作為DCO適應證常為時已晚，故應在這之前實施。③創傷類型：這是決定DCO的主要依據，如高動能軀干鈍性創傷；多發性軀干穿透傷；大血管伴多臟器傷；多體腔內致命性大出血；復雜臟器損傷等［14］。
治療步驟如下：
4.1 急救手術 控制出血和感染，作胃小腸破裂修補，緊急時僅用鉗夾住空腔臟器破裂處、結腸造瘺等，簡易關閉胸腹腔。
4.2重癥監護 手術后盡快送至重癥監護室處理，主要任務是恢復血容量、復溫、糾正凝血機制紊亂、糾正代謝性酸中毒。
4.3 確定性手術 待生理功能基本恢復正常后，作確定性手術。
5 顱腦傷
最近美國國立神經疾病與腦卒中研究所（NINDS）對大宗病例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在谷氨酸受體拮抗劑、激素、自由基清除劑、鈣拮抗劑、生長激素/胰島素樣生長因子、緩激肽拮抗劑、抗癲癇藥等藥物都沒有對顱腦創傷有確切的臨床治療效果［15］。
目前認為有希望的藥物包括：黃體酮、鎂離子、大劑量白蛋白和膽堿脂酶抑制劑——安理申等，但尚需大量臨床研究方可得出結論。
彌漫性軸索損傷（DAI）在重型顱腦損傷中發生率為28%～42%。創傷可引發非離斷性軸索損傷，胞漿蛋白降解酶如Calpain抑制劑能減少傷后軸索腫脹及繼發性斷離。
多中心前瞻性臨床對照研究發現，重型顱腦損傷合并惡性顱內壓增高，標準外傷大骨瓣減壓既簡單又安全，療效優于常用開顱骨瓣［16］。
顱腦傷后的繼發性損傷已引起廣泛重視。目前研究認為，內源性損害因子如乙酰膽堿、興奮性氨基酸、內源性阿片肽、氧自由基以及炎癥反應失控等是繼發性腦損害發生的主要機制。
已發現神經干細胞在一定條件下能分化成神經元，已有人從顱腦損傷病人的腦挫傷組織中分離出神經干細胞，體外增殖后再輸入腦挫傷區，期望能促進腦功能恢復［16］。
6 創傷骨折
6.1 骨折復位技術的發展 近年來AO學者提出的生物學固定新概念（biological osteosythesis，BO），已在我國創傷骨科界得到認可，其主要內容包括：①遠離骨折部位進行復位以保護骨折局部軟組織的附著；②不強求骨折的解剖復位，關節內骨折仍要求解剖復位；③使用低彈性模量的內固定物；④減少內固定物與骨皮質之間的接觸面積。在此理念的影響下，間接復位技術相應問世，這一技術又被稱為韌帶整復術（ligamentotaxis）。由于骨端血供破壞少，骨愈合的速度較直視下的解剖復位明顯加快，這對粉碎性骨折尤為有利［16］。
6.2 骨折固定系統的發展 在BO概念指導下，配合間接復位技術，內固定系統在材料和構型上都有很大發展。低彈性模量固定物材料仍以鈦合金材料最為理想。
6.3 骨組織工程的研究 是組織工程研究領域中最為活躍的一部分，組織工程學的發展將為創傷骨科的臨床治療提供新的治療手段與技術。
7 結束語
創傷的基礎和臨床研究近年來均取得較大的進展，但是距離保護人民健康的要求仍相差甚遠。創傷，特別是交通傷，急劇增多的勢頭尚未得到有效的遏制。
應當強調，創傷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預防的，如果預防工作做得好，全民預防傷害的意識提高，創傷會大為減少。其次，創傷醫學與諸多學科相互交叉，既涉及到預防醫學、臨床醫學和基礎醫學，又與醫學以外的其他學科密切相關，如能做到多學科的協作研究，特別是醫學和工程技術兩方面專家密切合作，必將會大大降低創傷的發生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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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社區；高血壓；血壓；行為方式；效果
高血壓病是我國最為常見的一種慢性疾病，也是冠心病、心肌梗死、腦卒中以及心力衰竭等多種心腦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1]，目前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以及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高血壓患者數量日益增大，對人們的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造成嚴重威脅。基層社區衛生工作以開展衛生健康宣傳和衛生知識普及為主，因此高血壓的防控最為有效的方式是社區健康管理[2-3]。該研究選擇2018年3月—2018年9月日照市某社區155例高血壓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通過觀察社區管理對高血壓患者血壓控制以及自我效能的效果，為尋求有效的高血壓防控措施提供依據。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日照市某社區155例高血壓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均符合WHO制定的高血壓診斷標準。將研究對象隨機分為兩組，其中觀察組78例，男41例，女37例，年齡44～82歲，平均年齡（54.46±6.63）歲，病程1～17年，平均病程（6.81±1.57）年；對照組77例，男42例，女35例，年齡43～84歲，平均年齡（55.07±6.81）歲，病程1～18年，平均病程（6.98±1.70）年。兩組研究對象的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社區管理方法
觀察組患者給予高血壓社區管理模式，主要內容包括疾病健康宣教、心理干預、合理用藥指導、生活行為干預[4-5]。①疾病健康宣教，社區應定期組織慢性病健康知識講座，并通過發放宣傳手冊等方式，向患者及其家屬進行高血壓為主的慢性病健康宣教，使大家對慢性病的發病高危因素、預防、治療以及護理等相關知識有所掌握，提高對疾病相關知識的認知程度，同時社區工作人員應根據患者一般資料、病情、治療以及生活行為習慣的不同，給予一對一有針對性的健康宣教，以提高接受程度。②心理干預，社區工作人員應主動與患者進行溝通交流，了解其心理需求，同時應根據患者的情緒波動，及時給予心理疏導工作，并可結合多樣化的文娛活動，消除患者的負面情緒和心理壓力，以積極的心態配合疾病的防控工作。③合理用藥指導，社區工作人員應指導患者做好血壓的監測工作，并根據其病情變化，給予合理化用藥指導，并跟蹤患者的服藥情況，提高用藥依從性。④生活行為干預，社區工作人員應根據患者健康檔案情況，制定合理的飲食和運動計劃，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飲食干預應限制患者對高熱、高糖、高脂、高鹽等食物的攝入，多吃水果蔬菜以及富含鉀鈣的食物，戒煙限酒，同時根據患者個人喜好不同，制定個性化運動方式，并保持充足的睡眠，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行為的健康干預。
1.3觀察指標
兩組患者分別于社區管理前、管理后3個月和管理后6個月進行收縮壓和舒張壓的測量，并記錄兩組患者社區管理后6個月時，血壓監測、遵醫服藥、合理飲食以及適當運動等行為方式的依從性情況。
1.4統計方法
采用SPSS22.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進行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n（%）]表示，進行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社區管理前后兩組患者血壓的比較
兩組患者社區管理前收縮壓和舒張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社區管理后3個月和6個月時，觀察組患者收縮壓和舒張壓均較管理前有明顯改善，并且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兩組患者社區管理后行為方式依從性的比較
觀察組患者社區管理后6個月血壓監測（72例，92.31%）、遵醫服藥（73例，93.59%）、合理飲食（71例，91.03%）以及適當運動（68例，87.18%）等行為方式的依從性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3討論
高血壓是我國一項較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研究發現該疾病的發生發展與不良生活行為方式密切相關，因此高血壓疾病的防控僅靠醫院治療還遠遠不夠，患者在社區接受有效的健康管理干預至關重要[6]。社區工作人員通過對高血壓人群進行疾病健康宣教、心理干預、合理用藥指導、生活行為干預等社區健康管理工作，促進其建立健康的生活行為方式，降低高血壓疾病的發生風險，改善其生活質量和身心健康，目前逐漸應用于社區慢性病的防控管理過程中[7-8]。該研究發現，觀察組患者社區管理后3個月和6個月時，收縮壓分別為（134.33±16.26）mmHg和（125.24±13.10）mmHg和舒張壓分別為（88.28±10.40）mmHg和（82.05±9.52）mmHg均較管理前有明顯改善，并且顯著性低于對照組，同時觀察組患者社區管理后6個月血壓監測（72例，92.31%）、遵醫服藥（73例，93.59%）、合理飲食（71例，91.03%）以及適當運動（68例，87.18%）等行為方式的依從性均明顯高于對照組，這與以往研究結果相符[9-10]，說明社區管理模式可以通過疾病健康宣教、心理干預、合理用藥指導、生活行為干預等多種方法，提高高血壓患者對疾病的防控知識掌握程度，規范自我管理行為，因此改善了患者對多種行為方式的依從性，促進良好生活習慣的養成，進而更加有效地控制血壓水平，有利于提高社區居民預防慢性病的意識，保障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綜上所述，社區管理可明顯改善高血壓患者血壓監測、遵醫服藥、合理飲食以及適當運動等行為方式的依從性，控制血壓的效果顯著，有利于促進社區慢性病的防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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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 胃食管反流病； GerdQ量表； 內鏡
中圖分類號 R57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4）10-0036-03
在臨床醫學中，胃食管反流病（GERD）為消化內科常見疾病之一，具體指的是胃十二指腸內的溶質發生反流作用，流入食管中，從而導致燒心、反酸等一系列癥狀發生，同時食管外組織和/或食管黏膜也受到一定程度損害[1]。GERD臨床上主要分為反流性食管炎（RE）、內鏡陰性胃食管反流（NERD）兩種。據研究數據顯示，NERD在西方國家的發病率較高，7%～15%的人會患上該病，且發病率隨年齡增強逐步增加[2]。臨床上，主要有PPI試驗性診斷、24 h食管下端pH監測、GerdQ量表等共四種診斷方法。本次研究主要應用GerdQ量表對疑似GERD患者進行診斷，取得良好的臨床效果，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月-2013年5月在筆者所在醫院接受診治的94例胃食管反流病（GERD）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46例，占48.94%，女48例，占50.06%，男女比例為0.96∶1；年齡18～81歲，平均（45.0±2.8）歲，發病率、高峰年齡39～61歲。納入標準：（1）最近4周內有燒心、反酸、反流、非心源性胸痛等反流癥狀；（2）小學文化以上學歷，可正常完成量表的填寫；（3）性別不限，年齡>18歲；（4）行疾病診斷患者知情并同意。排除標準：（1）近期出現嘔吐、體重下降、吞咽困難等癥狀患者；（2）患有消化性潰瘍患者；（3）接受過胃十二指腸手術及食管手術，無法接受內鏡檢查者；（4）患者嚴重肝、腎、腦、心、肺等基礎性疾病者。
1.2 方法
1.2.1 研究步驟 所選患者在醫師指導和監督下，對GerdQ量表進行認真、詳細填寫。94例患者均行相應的內鏡檢查，對于不符合內鏡下胃食管反流病診斷標準的患者，給予PPI診斷性治療試驗。
1.2.2 內鏡檢查 對94例患者行內鏡檢查，檢查時患者需空腹。RE內鏡診斷標準為洛杉磯標準，檢查結果呈陽性者判定為反流性食管炎（RE）。
1.2.3 PPI試驗 經過內鏡檢查發現無糜爛現象且檢查結果呈陰性患者行1周PPI試驗，試驗藥物選用埃索美拉唑片20 mg，2次/d。接受相應治療7 d后，患者癥狀積分與治療前相比降低超過75%判定為治療試驗陽性，將此類患者診斷為非糜爛性NERD[3]。
1.2.4 GERD診斷標準 接受PPI試驗或者內鏡檢查后，其中一項呈陽性反應者可診斷為陽性GERD，GERD包括NERD、RE兩種。兩項診斷結果均不符合患者，無法將其判定為GERD，臨床上將其定義為非GERD組。
1.2.5 GerdQ量表的使用方法 讓患者對自身最近1周癥狀進行回顧：（1）反流發作頻率，0 d為0分，1 d為1分，2～3 d為2分，4～7 d為3分；（2）胃灼燒發作頻率，0 d為0分，1 d為1分，2～3 d為2分，4～7 d為3分；（3）惡心發生頻率，0 d為3分，1 d為2分，2～3 d為1分，4～7 d為0分，6分為最高分；（4）上腹部疼痛發生頻率，0 d為3分，1 d為2分，2～3 d為1分，4～7 d為0分；（5）睡眠障礙自行服藥頻率，0 d為0分，1 d為1分，2～3 d為2分，4～7 d為3分；（6）使用OTC藥物頻率，0 d為0分，1 d為1分，2～3 d為2分，4～7 d為3分，最高分均為6分。在本次研究中，以6項總積分≥8分作為提示GERD的診斷[4]。
1.2.6 問卷調查的進行 量表內容主要包括：（1）一般資料問卷表。一般資料問卷的主要內容為性別、年齡、身高、體重、病程、患病時間等基本信息。（2）GerdQ表。GerdQ表即為癥狀量表，其內容主要包括反流、燒心、惡心、失眠、上腹部疼痛、OTC藥物使用情況6項。每個項目記0～3分。GERD非典型、食管外的臨床癥狀主要表現為：噯氣、吞咽困難、聲音嘶啞、嘔吐、上腹不適、哮喘等。（3）NERD的評價方法。內鏡檢查呈陰性結果患者的診斷方法：給予PPI制劑（埃索美拉唑鎂腸溶片20 mg，2次/d）試驗性治療，治療時間為1周。治療時間結束后觀察患者治療前后癥狀改善情況，并進行相應的評分，完成量表評價工作環節。療效評價公式：P=（H0-H1）/H0，其中P為改善率，H0為治療前分數，H1為治療后分數[5]。癥狀療效評價分為顯效、有效、無效三種。顯效：P≥80%；有效：50%≤P≤80%；無效P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6.0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比較采用字2檢驗。P
2 結果
2.1 臨床診斷情況
94例患者經過臨床診斷后，73例患者符合上述標準，判定為GERD組。在73例患者中，RE（RE組）41例，NERD（NERD組）32例。余下21例為內境檢查及PPI試驗呈陰性患者，無法對其進行GERD診斷，因此判定為非GERD組。
2.2 GerdQ評分情況
多數患者的分數6～10分。GERD組（RE+NERD）中，GerdQ積分主要分布在7～12分的分數段中，非GERD組的積分則主要分布在
2.3 GerdQ量表與內鏡診斷比較
使用GerdQ量表對GERD進行診斷，其敏感度、特異度分別為74.1%、69.4%，使用內鏡檢查對GERD進行診斷，其敏感度、特異度分別為46.7%、94.1%。兩者敏感度、特異度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胃食管反流病（GERD）為消化內科臨床治療常見疾病之一[6]。王連芬等[7]調查研究表明，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方式在不斷發生變化，高脂飲食習慣和低運動量生活方式形成，是導致GERD發病率逐年上升的主要原因。該病屬慢性病，其病情發作具有反復性，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因此近幾年來越來越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陳惠新等[8]研究資料顯示，早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在上海及北京地區進行的GERD流行病學調查結果便顯示，胃食管反流的癥狀在我國的發病率已達8.97%之高。楊敏等[9]的調查數據顯示，GERD的發病率及RE的發病率分別為5.77%、1.92%。周艷紅等[10]人的回顧性研究結果表明，在上世紀90年的10年時間里，在接受內鏡檢查的患者中，被診斷為RE的患者占檢查總人數的2.02%。郭文娟等[5]在國內多個地區進行調查發現，在我國普通人群中，患有燒心癥狀的患者中有30%～40%同時伴有較為嚴重的食管炎。
臨床治療發現，GERD的臨床表現具有多樣性和反復性，多患者生活質量進行嚴重影響。反酸、燒心是GERD的主要臨床癥狀和典型癥狀[11]。在疾病診斷方法中，GERD臨床診斷主要為內鏡檢查、24 h食管pH監測、食管超聲、食管超聲、食管測壓等，其中內鏡檢查及24 h食管pH監測是臨床上使用最為普遍，也是最重要的診斷方法，但有些患者出現反流臨床癥狀而內鏡檢查卻未見糜爛癥狀。而24 h食管pH監測所使用的24 h pH儀價格較高。目前，國內擁有該儀器的醫院數量還相對較少。PPI診斷性試驗是通過應用劑量較高的PPI，在較短時間范圍內對有GERD癥狀的患者進行實驗性診斷治療。接受治療后，患者反流癥狀有明顯改善者判斷為GERD。該種診斷方法具有費用較低、創傷小等優點，但治療效果極易受PPI劑量、服藥次數頻率、試驗療程的影響。復雜的檢查會大大增加患者的痛苦和經濟負擔。根據疾病癥狀的診斷在GERD臨床治療中的作用，國內外醫學研究者逐步研發并應用以反流癥狀作為基礎內容的疾病問卷調查對GERD進行診斷。該種診斷方法應用于患者初級保健中的方便、可靠性經過多年的臨床實踐已得到證實。
在我國，明確使用較為普遍的主要為RDQ量表，而GerdQ量表是新發展起來的新型診斷方法。GerdQ量表簡化了反流癥狀的評估內容，而增強了部分內容，增加的容易主要為患者的生活質量評估。馮桂建等[12]經過臨床分析研究發現，在診斷功效上，GerdQ量表與RDQ量表幾乎保持一致。在本次研究中，通過采用GerdQ量表對94例疑似GERD患者進行臨床診斷，診斷結果表明GERD患者與非GERD患者在GerdQ量表的積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采用GerdQ量表對GERD進行臨床診斷，具有快速、簡便、無創傷等優點。同時可對患者臨床療效、生活質量作出全面評估，具有重要診斷價值，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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