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經濟的標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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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然經濟；；實業救國；民族工業

[中圖分類號]G633.5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6058（2017）04008701

現有的人民版高中歷史教材必修二的專題二第一課是《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的興起》，按教材該課教授的內容主要有近代民族工業產生的背景、途徑、時間、地點、特點及其初步的發展。學生在學習該課之時，往往僅是注重對民族工業的各種知識進行識記，而對這一時期的經濟變革和轉型認識不足，從而導致無法多方位立體地認識這一階段的歷史。觀察歷史現象的變化，學會從中分析影響歷史現象演變的相關因素是歷史學科素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晚清社會是個劇烈變革的時代。近代民族工業作為一種中國自有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因素，出現在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晚清社會，是晚清經濟領域的重大變革和轉型。近代民族工業強調的是生產的機械化和工業化，而傳統的自然經濟則是強調耕織結合、自給自足。近代民族工業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因素如何在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晚清社會生根發芽無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歷史細節。本文將從促進這一時期的經濟轉型的三個細節來分析、探討晚清社會新經濟因素得以生根發芽的動力。

一、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入侵，中國自然經濟瓦解

要理清近代中國經濟的轉型，得先從近代中國的自然經濟解體談起。所謂的自然經濟其特點主要表現為以家庭為生產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所生產的產品主要用于滿足本家庭的需要。以后，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外國資本主義對我國進行商品輸出，大量的西方工業產品出現在中國市場，首先受到沖擊的是中國的家庭手工棉紡織業。因為西方國家通過機器生產出來的洋紗、洋布不僅價格低廉，而且成色更好，中國原有家庭手工業難以與之抗衡，走向破產。自然經濟走向解體的一重要標志就是家庭棉紡織業的衰敗，在經濟模式上表現為自然經濟的耕織結合走向了耕織分離，自給自足遭到破壞，逐步被卷入商品化浪潮中。自然經濟的瓦解為民族工I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和商品市場。這一經濟轉型細節有著一系列特點：其一，舊的經濟模式瓦解不是來自內部動力，而是主要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被動地走向瓦解，帶有被動性和強制性。其二，帶有濃厚的不平衡性，即自然經濟瓦解最為明顯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區域，而在中國內地的農村自然經濟依然根深蒂固。

二、清政府的推動

19世紀60至90年代清政府的洋務派以“中體西用”為指導思想，主張向西方國家學習科學技術，創辦了第一批近代工業企業，邁出了中國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就其對中國近代經濟的轉型而言，我們一般認為促進了近代民族工業的產生和發展。那么是如何促進民族工業的產生和發展的呢？其一，在重農抑商盛行的傳統社會里，人們普遍形成“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以商為末”的觀念，寧愿花錢捐官以提高社會地位。以清政府官員為主導創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同時也形成了一個亦商亦官的群體，許多達官貴人以興辦洋務為榮，沖擊了傳統“以商為末”的觀念。其二，洋務派創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為近代民族工商業的興起和發展起到了示范作用。其三，洋務派及時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企業管理模式，如輪船招商局在發展的過程中引進了西方的股份制公司組織形式，有利于企業解決發展過程中的籌資等問題。

三、民眾實業救國思潮的影響

實業救國思潮是指試圖通過興辦實業建立起獨立自主的中國經濟體系，以此抵制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以達到救國的目的。這一思潮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強大是因為重視商務，中國要走向強大，抵制西方經濟侵略必須重視發展實業。因此面對民族危機，中國人進一步認識到重商的重要性，打著救國的旗號發展實業，進一步沖擊了“以商為末”的舊觀念。

行文至此，筆者仍未確切地界定本文的主角：中國近代民族工業。所謂近代原本是作為時間段的含義，此處的“近代”一詞則更注重工業上采用機器生產以區別古代手工業。至于民族工業，廣義上講是指我們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工業企業。此類企業分為官營和民營。因此狹義上的民族工業往往僅指民營的工業企業。中國的近代民族工業是一種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模式，作為完全區別于傳統自然經濟的新經濟因素，如何能夠在自然經濟的土壤中產生和發展？本文從以上三個角度的觀察來分析晚清經濟領域的變革。試圖通過晚清經濟變革這一歷史現象來引導高中生重視關注歷史現象的演變，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史實記憶學習上。

[參考文獻]

[1]于素云.中國近代經濟史[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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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工業革命 自然經濟

(1840年6月～1842年8月），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自乾隆后期中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落后于世界發展的潮流。同時清政府實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清政府在對外貿易時處于優勢地位，而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頭號老大——英國，國內的商品打不入中國市場，在對華的貿易中處于逆差的地位。英國想扭轉在對華貿易中的逆差地位，于是對華進行鴉片輸出，通過鴉片貿易改變英國在對華貿易的逆差地位；而英國的鴉片貿易卻嚴重的損害了清政府的利益，清政府禁煙以維護其利益，卻嚴重的損害了英國的利益；英國以此為借口發動侵略戰爭，以圖打開中國市場。戰爭爆發后，清政府不積極的應戰，致使戰事不利，迫于英國的壓力，道光帝派直隸總督琦善與英國議和，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在條約中第一次向外國割地、賠款、商定關稅等，嚴重危害了中國，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使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的最終結果是中國的清政府戰敗，英國取得了勝利，而當時擁有4萬萬人口的清政府為什么會失敗呢？我們對戰爭前中英雙方的現狀進行一下對比，從中我們不難找出清政府失敗的原因。

戰爭前的中國：從經濟體制上看，當時清政府的經濟是以土地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經濟。皇帝、貴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則只占有很少的土地，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必然尖銳；以個體家庭為單位并與家庭手工業牢固結合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生產結構，其主要特征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中國封建經濟中始終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嚴重的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對新的生產方式具有極強的排斥力，特別是中國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受到自然經濟的頑強阻礙，發展十分緩慢；清政府時期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往往結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剝削農民，農民還要向清政府交納各種稅收和從事徭役，生活是極端困苦。同時中國封建政府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商人沒有地位，怕自己的投資失敗，往往把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賺到的錢不在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是購買土地，把土地作為其財富的象征，導致在中國封建社會無法解決的問題——土地兼并嚴重，這樣的惡性循環，致使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無法或者是艱難的發展，而農民手中土地的進一步流失，使農民的生活狀況進一步惡化，無力購買市場的商品，使早期的資產階級更不愿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嚴重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進一步限制了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發展。在社會內部，也缺乏促使工業迅速發展和社會結構深刻變動的有效機制，造成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遲滯。從政治上看，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封建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這種封建中央集權君主專制體制，從秦始皇建立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開始，歷代統治者不斷的加強皇權，以維護“家天下”的統治，特別是清朝軍機處的設立，把中國封建社會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發展到了頂峰，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中國社會的生機和活力。從社會結構上看，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是族權和政權相結合的封建宗法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長制，突出君權、父權、夫權。其保守性在清政府時則日益增強，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從文化上看，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思想體系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自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就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嚴重束縛了思想的發展。清政府的八股取士嚴重桎梏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把知識分子培養成為統治階級的奴才、工具，并采取鎮壓異端、大興文字獄等手段，實行文化專制主義，使老百姓都成為統治階級的順民，以達到維護其統治的目的。從軍事上看，清政府還是以八旗軍為主，輔以地方的軍隊，武器多以大刀、長矛，擁有少量的火器，而且大多落后于英軍的武器，在加上英國對華的鴉片輸入，當時戲稱清政府的士兵是“雙槍”即煙槍和紅纓槍，其戰斗力可見一斑。從對外關系上看，清政府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對外貿易和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同時也阻礙了中國與世界的交流，閉門造車的結果就是對世界的不了解，開始后，清政府竟然還不知道英國在哪？把英國的先進武器還看成是“妖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隨著清政府統治的日趨腐敗和對人民剝削壓迫的加重，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統治面臨深刻的危機，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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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西比較;人際傳播;媒介傳播;古代

一、媒介傳播與人際傳播

1.以媒介傳播為主的西方廣告傳播方式。 媒介傳播是 指通過信息傳遞的組織和機構進行間接傳播的方式,受眾與所要宣傳的對象不進行面對面的接觸。世界上最原始的廣告出現在上古時代,是古希臘人用黏土、木、石等材料繪制出的標志,目的是起到警示和提醒人們注意的作用。在這之后的古羅馬時代,城市的街道兩旁就刻滿了圖畫和文字,盡管粗糙不堪但是傳達了買賣、表演預告、尋物信息,大概與今日的宣傳板相類似。

2.以人際傳播為主的東方廣告傳播方式。人際傳播主要是通過面對面、或者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直接達到傳播信息的一種傳播途徑。從當今的中國社會的現狀來看,在法律與規范的束縛之外,同樣有通過人際傳播達到目的的行為,現今東方的廣告策劃也主要以打動人的感性訴求為主,這些是今承古制的一種表現,可見人際傳播在中國社會的影響相當深遠。上古時代,東亞文明區就開始了以口述的方式進行農耕信息傳遞和剩余產品的交換。在黃帝時期,由于小商品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店鋪的主人運用口頭宣傳、沿街叫賣,通過吆喝叫賣和呼喊等利用聲音傳播,喧囂街頭,這是早期的人際傳播。口述方式更進一步表現為實物傳播,在日本奈良朝時代設“行商”、平安朝時代設“邸家”、鐮倉時代設“座”等,都是其具體表現。

二、兩種傳播方式的形成

1.東方社會人際傳播的必然性。孕育中華文明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處于亞洲大陸東部,具有典型的大陸性特點,與外界斷隔溝通。人類發源在土壤肥沃的水源旁邊,人類多為群居。長期共同的游牧打獵讓人類自然選擇而形成了多而密集的原始村落這一簡單穩定的社會關系,由于地勢起伏、山水相隔,村落之間鮮有交流,只需要在部落內進行直面的行為和口頭傳遞就可以達到傳播的目的。由于生產力的發展經過了第一次的社會大分工,農業從游牧業中分離出來,逐漸形成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社會規范體系也隨之產生,以宗教憲法、典章制度為核心的封建父系制度形成。

政治上的重農抑商壓制了自然經濟的進步,使工商業對多渠道的傳播媒介失去了依賴;反過來傳播媒介由于沒有工商業的支撐而失去了其存在的經濟基礎,限制了傳播媒介的發展。古代燦爛的四大發明中有造紙術和印刷術,卻是英國人最先發明出了報紙這種傳播媒介。中央集權政府用來維護統治的儒家思想,強調禮義、重視人際關系,又通過暴力機關,如“東廠”“西廠”“文字獄”等對人們的思想進行控制,對人們選擇并認可人際傳播這種方式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由于民族性格上的含蓄守成,東方人們往往不喜歡直白外露的傳播方式,對于主動宣揚的傳播,例如俗語中的“王婆賣瓜”,卻給出了“自賣自夸”的否定評價。長期積累的人與人的交往與信賴,使東方人更相信商品本身以及商品所累積的信任基礎,人們更相信“老字號”、“祖傳”等。

客觀上的地域特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體系和統治者的束縛、限制,長久以來形成的文化和民族特點最終使人際傳播發揚光大。

2.截然相反的媒介傳播。西方文明區處于地中海、大西洋地區,海路暢通,由于歐洲大陸地質受冰川作用影響,各地地形差異較大、不同于亞洲大陸的平原遼闊,所生產的農產品以及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后產生的手工業品有很大差別,需要各地之間的商品貿易交換以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在商品交換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了信息、思想的交流,面對面的人際傳播已無法滿足經濟生活的需要,媒介傳播逐漸產生。在17世紀初期,已經形成了報紙的雛形“news book”上面載有咖啡、茶、甜點等商品和商店的廣告;用來作為傳播載體的媒體也越來越豐富。經濟發達、長期處于交換社會中的人們思想也更為開闊、活躍,相對于處于靜態狀態下的自給自足的封建集權社會,西方的各民族更加分散,思想和行為更為動態。也由于相對分散的生活關系,人們之間的感情依賴性不強,更趨于基于媒介基礎上的公平平等的交流和交換。與中國社會極大相反的是,商業高度發達的歐洲,從流水線上走下來的商品無法通過人際傳播達到銷售的目的,廣告的媒介傳播逐漸成為了西方商品經濟的不二選擇。

鑒于人際傳播的傳播基礎,其覆蓋率和普及度較低;媒介傳播作為人際傳播的加強版,能夠對廣告的發展起到更好的作用;與此同時,人際傳播的信任基礎又是越來越花哨的媒介傳播所無法企及的。隨著廣告傳播的發展,現今社會兩種傳播方式更加趨于相互借鑒和融合,理性和感性的交融、兩種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的碰撞,會逐漸帶來全新體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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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奧地利學派 主觀主義 當代啟示

在西方經濟學中，奧地利學派是一種非主流的理論學派而其發展歷史源遠流長。19世紀70年代初，隨著李嘉圖經濟學的衰落和馬克思經濟學的挑戰，以心理分析和邊際分析為主要方法的邊際革命應運而生。奧地利學派就是在那時登上歷史舞臺并達到鼎盛時期的。對于我們中國來說，奧地利學派幾乎只是一個歷史名詞。而事實上,我們必須認識到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對西方經濟理論產生的不容忽視的影響，尤其在現代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了解西方經濟學的另一個側面可以幫助我們正確把握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并且也為我國當前的一些問題提供了一些新的解決思路。

龐巴維克作為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其理論的建立是使早期奧地利學派的經濟理論走向成熟的標志。所以接下來，筆者詳細闡述龐巴維克的理論，并試以此來探討奧地利學派的研究特點,以及對我國的啟示。

一、主觀主義的方法論

龐巴維克在《資本實證論》中的第一章即名為“人與自然”。他認為科學的統一性要求經濟學建立在某些較多的和自然科學有關的基本真理上，“一切在自然科學或心理學中是錯誤的東西在全部科學和各種科學中也是錯誤的”。這里強調的是人這個因素的作用，并將人的主觀心理因素包括到經濟現象的解釋和論述中。從人的角度，龐巴維克試圖闡述幸福、需要、滿足、物品、使用、生產的相互關系，并將一切的生產活動歸結為“人為幸福而奮斗”，既滿足個人的需要。龐巴維克這里所提出的主觀主義的思考角度是其經濟理論，乃至整個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的一個集中體現。

奧地利學派產生之時就又被定義為主觀主義學派，即在考慮社會經濟現象時，有一些素材是由經濟主體對現實世界的看法構成。米塞斯在《人類行為》中將其表述為：“在人類行為中除了各種為獲取目標而產生的個人欲望之外，別無他物。對于這些目標的選擇，不存在真理的問題，只有價值。而價值判斷必然總是主觀的。”奧地利學派不遺余力地為經濟學賦上主觀主義的色彩，認為決策者對各種不同方法的主觀評價就構成了社會科學所依據的事實。所以研究者在分析經濟行為產生的一些現實后果時，必須先理解這種行為背后所隱藏的人類心理動機。這樣的方法論也就使得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拒絕使用數學模型來討論經濟問題，認為主流經濟學整齊優美的模型和對統計檢驗的應用不能解決主觀性問題，也就不能說明社會的復雜性。

二、主觀價值論與價格論

龐巴維克認為決定商品與服務這一客觀世界的，不是物質的客觀規律，而是其滿足人類需要的潛在能力，即效用。價值是一件財貨對物主福利所具有的重要性，由邊際效用來衡量。物品具有價值的必要條件是有用性和稀缺性。

價格是構建在主觀價值論基礎上的上層建筑。龐巴維克的價格論是想提出最徹底的心理學的價格論。價格，直接從主觀估價即邊際效用中引申出來。他提出了“邊際對偶”理論，即“市場價格是由兩對邊際對偶的主觀評價所限制和決定的”，也就是指實際進行交換的最后的買主的評價――價格上限，以及能力最小的賣主的評價――價格下限。

這種理解是由奧地利學派非常徹底的主觀理論的基本趨勢產生的。我們可以發現奧地利學派的主觀估價的致命缺陷也恰恰包含在龐巴維克的論證中。首先，奧地利學派認為價格決定于對商品的主觀評價，而決定主觀估價水平的因素本身就包括一定購買力下其他商品的價格，如奢侈品對必需品價格的依賴關系。因此，邊際效用本身就擺脫不了價格的影響。這樣，用主觀估價來說明價格的形成和變動實際上是一種循環論證。

更為重要的是，奧地利學派掩飾了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的區別。為了實現從效用到價格的飛躍，就必須經過主觀價值這個中間環節。奧地利學派認為可以用支付的貨幣度量物品的效用，同時貨幣的主觀價值取決于可以購買的商品的邊際效用。但是，用貨幣可以買到的商品量又取決于現有的價格水平。那么貨幣的主觀價值就相當于會隨著價格而變動，于是便只有在商品的價格水平確定了以后才能知道。這個推理過程就變成了只有已知貨幣的效用才能夠知道商品的效用，從而過度到價格，但貨幣的效用又只有在已知各種商品價格之后才能夠確定，于是又跳不出循環論證的怪圈。但是這種論證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卻是成立的，因為我們可以跳過貨幣的環節，直接從購買商品的效用與等價物的比例中引申出最高價格。

三、個人主義的特點

奧地利學派簡單的將自然經濟下獨立個體進行加總來闡明商品經濟現象的形成，也體現了其個人主義的特點。在17世紀時，哲學家霍布斯就認為社會不過是一堆運動著的互相碰撞的原子。奧地利學派的個人主義表現在其對任何集體行為的描述都是從對個人行為的描述開始的，個人構成了這些集體，并且使這些集體相互影響，認為只有從個體行為的角度解釋經濟現象才能揭示其變化的內在實質，而不存在超越個人力量之外的社會趨勢。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曾直接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應歸入18世紀魯濱遜故事的毫無想象力的虛構。”而龐巴維克恰好也樂于選用漁夫打魚和山中人取水的故事，以此為基礎進行探討使得他忽視了孤立經濟向社會經濟的過渡，將在特定條件下得出的結論機械的搬到完全不同的新的形勢中。例如，主觀估價在商品經濟和自然經濟中是完全不同的。在自然經濟中，財貨儲量屬于一個孤立的經濟主體，他按照獲得整個儲量所需勞動量進行估價。在同一場合下財貨不以其余財貨為轉移的原始估價與以該儲量所包含的財貨來估價的派生估價之間沒有太大差別。而在商品經濟中，財貨儲量的價格和主觀估價都是派生的，是以社會上正常生產條件下的商品價格為基礎的。每個人都會受到商品經濟中各種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供求便取決于價格。交換關系越發展，這種依賴的關系也越強烈，而這就表現出商品經濟決不是孤立個人經濟的總和。

四、時間因素的作用

過去的經濟學家認識到經濟行為總是在長期中朝均衡的方向發展，但卻未曾注意到這個過程是需要時間的，在這段時間內，經濟不是靜止的而是會發生很多變化，甚至打破最初的均衡。奧地利學派則歷來強調時間在經濟分析中的核心作用。

在龐巴維克的利息理論中，他認為我們總是會為未來打算，并不是“現掙現吃”，并且現在總是占優先。他列舉了三個理由：

1.供給和需求的狀況在現在和未來是不同的。這使得客觀交換價值的主觀評定結果會使現在物品的價值比未來物品的價值相對高些，于是就存在著相應的時間貼水，即利息。

2.低估未來。由于我們的想象力和抽象力不完善，意志上的缺陷和人生的短暫無常，我們習慣于低估未來的需要。在現在物品和未來物品交換時，合成的交換價格會不利于后者，現在物品便有了貼水――利息。

3.產品技術上的優越性。由于生產是迂回的，生產過程花費的越長，可能得到的產品數量就越多。現在物品通常是一種獲得較高邊際效用的手段，因而具有比未來物品更高一些的價值。

總之，現在物品通常比未來物品具有更高的主觀價值和價格。未來物品的較小價值與其時間上的差距程度相適應著。利息來源于現在物品和未來物品價值上的差別且必然會出現。如果人們等價的交換現在物品和未來物品，由于迂回生產，資本家會不適當的延長生產過程，所以一定的利息對社會的正常供應是健康和必要的。

五、對我國的啟示

1.對發展生產力的新理解――主體生產力、精神生產力。我國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但是需要發展什么樣的生產力呢？說法不一。從奧地利學派的主觀方法論出發，我們理解到人這個因素對于經濟活動的決定性。因此筆者認為，中國在生產力的發展上應當著重發展相對于客體生產力的主體生產力和相對于物質生產力的精神生產力。首先，我們應當充分重視在市場經濟下發展主體生產力，即人的勞動生產力，包括體力、腦力及勞動技能，這是現實生產中除掉物質要素的人的部分。隨著我國的生產方式由勞動集約型向資金和技術集約型轉化，主體勞動力水平顯得越來越重要。我國應當使勞動力走入市場，承認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允許其通過市場與生產資料的經營權相結合，使人成為真正的主體生產力。其次，我國還應當重視精神生產力即精神文明，如企業精神。強調這種勞動力，可以使勞動者在企業中作為“經濟人”追求經濟利益，同時作為“組織人”追求精神利益，更大的發揮勞動力的作用。

2.資本市場。當前我國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相當火熱，不少人開始質疑我國市場中的經濟泡沫。國家為了穩定局勢也采取了一些相應的措施。奧地利學派中的個人主義特點使得其與現代金融行為學完美的結合，而我們也可以從這里入手。俗話說：“股市是一個心理王國。”金融證券投資者的行為與其心理是分不開的。我國在采取應對措施時應充分重視金融投資者的投資心理，包括他們的預期心理、情緒周期、攀比和風險偏好，尤其是投資群體的心理乘數效應，幫助他們培養穩定的市場信心，建立適當的輿論導向，規范傳媒的行為，提供準確的股票信息，以穩定我國的資本市場。

3.企業和國家引導消費時應加入心理因素。人們的消費行為除受收入和供給狀況的客觀限制，很大程度還由其心理因素決定。不同性別、年齡、階層的消費方式和習慣是不同的。企業應當重視消費者心理的研究，以使其產品更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提高經濟效率。同時，企業還應當注重企業形象這一筆豐厚的無形資產，良好的企業形象是抓住消費者的鑰匙。國家注重消費心理的研究則可以更有效的指導生產和引導消費，也有助于國家調整當前的消費結構。

4.發揮利息杠桿的作用。奧地利學派認為利息是必然存在且有益的。這一結論雖沒錯，但我國須在新的角度上看待利息問題。社會主義的利息有別于資本主義社會，它是勞動人民為社會提供的那部分價值的體現。銀行貸款利息可以促使企業注重經濟核算，加快周轉率，而存款支付利息則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閑置資金。利息同時還是國家積累資金和調節經濟的重要工具。隨著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利息成為不斷壯大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經濟杠桿之一，而我國在當前應當充分發揮利息的杠桿作用。

六、結語

奧地利學派采用主觀主義的方法論，將人類的行為作為研究經濟現象的出發點，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主觀價值論，既背離了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教條，又反對政治經濟學，使得其在理論發展的歷史上一直走得很孤寂。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其思想中的寶貴精髓，而這些精髓也正逐漸被正統經濟理論吸收。正如上述，奧地利學派的基本思想在我國研究許多經濟問題上是有極大的指導和借鑒作用的，例如行為金融學的研究，以及市場過程、產業組織、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等等。當前，中國正步入改革的關鍵時期，新的階段需要新的理論。在此背景下，探究和學習西方經濟史中別具一格且頗具特色的奧地利學派，深入發掘其理論資源并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進行深刻反思，是極具現實意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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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軍著:《現代奧地利經濟學派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4年

[3]伊.戈.布留明著,張奔流黃道南譯:《政治經濟學中的主觀學派》.人民出版社,1983年

[4]漆光瑛蔡中興著:《外國經濟學說史新編》.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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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種經濟體制下，要使經濟生活正常化，就要有一定的經濟秩序。計劃經濟的經濟秩序是和行政秩序是同一的。可以說，計劃經濟實質上是行政  經濟。而市場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宅的經濟秩序是通過法制形式和維持的，或者說，是一種法律秩序。現代市場經濟并不是單純的自由競爭，而是一個有序化，制度化過程，這一過程是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法律制度來實現的。與計劃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資源。但是，市場只有具備合理而完備的法律前提，才能發揮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新說：“沒有合適的法律和制度，市場就不會產生任何體現價值最大化意義上的效率。”①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或者說，法制是市場經濟的法律特征。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具體表現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各個主體的權利、義務的行為規則、政府行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規范，即一切經濟活動法制化。

    （一）通過法律來治理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內在要求。

    1、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需要法律規范。

    市場主體是經營的企業，它有兩個廣大，兩個方面需要法律規范：一方面企業的產權問題，企業能夠行使全部法人財產權而不受侵犯地自主經營需要法律保證；另一方面企業在自主經營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那么，一旦企業對利益關系采取非正當競爭手段，損害其他自主經營的企業或國家的利益時，這也需要法律規范。沒有上述法律規范，市場經濟就難以正常運行。

    2、市場運行的規則需要靠法律來構筑維系。

    市場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運行就是市場經濟的運轉，而市場運行的各次規則要靠法律來構筑。市場運行有眾多的規則，如生產資料市場規則、金融市場規則、勞動力市場規則、技術市場規則，等等。這些規則都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規定。因為法律手段具有嚴密性、規范性、公開性，以及國家的法制性和相對穩定性等特點，可以從根本上規范經濟和社會生活運行。沒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有效運轉。

    3、市場競爭的公平競爭需要法律保障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公平競爭。公平競爭就是自由、等價交換。沒有自由交換，商品就很難流通；生產再多的產品，不能實現等價交換，就不能實現其內在價值和獲得利潤，生產者就沒有生產和再生產的積極性。商品生產者要求平等、自主、自由地等價交換，進行公平競爭，就要求法律保障。同樣，消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要求法律保護。沒有這種法律保障，市場經濟同樣不可能有效運轉。

    4、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要法律來強制體現市場經濟的一般性表現為在各個市場經濟國家都發揮作用的一般規律。這些規律一旦為人們所認識，就將在理性的度上用法律來規范，使遵循經濟規律成為具有法律得來的行為，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反映社會制度的本質特征，體現一定歷史時期社會制度的要求，它不僅表現在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之中，更重要的是通過一定的立法程序用法律確立起來。

    5、市場經濟的自主性需要法律來確認市場經濟是自主性的經濟，即承認和尊重市場主體的意志自主性。這就要求用法律確認市場主體資格，明確產權，充分尊重和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財產權及其意志自由。同時，規定市場主體行使權利的方法、原則和保障權利的程序。如果沒有法制，市場主體的財產權以及其他權利就無法實現，市場就是一句空話。

    6、市場經濟的契約性需要法律來確認保護。

    市場經濟的基地在于市場，而市場交換或市場經濟的具體動作，主要是通過市場主體之間經過自由、平等的協商新訂立的契約來進行的。契約是市場的法律原型，市場經濟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經濟關系的契約化。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契約成為經濟交往的主要形式。通過契約的形式來建立經濟關系和實現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不同于計劃經濟的最本質的區別，而契約這種法律形式，市場經濟就寸步難行。而契約這種法律形式對契約原則、方式和法律的確認與保護為前提。

    7、市場經濟的競爭性需要法律來保障。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命脈，沒有競爭就沒有市場經濟。通過競爭達到優勝劣汰，合理配置資源，這是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之一。但競爭必須是公平合法的競爭，否則，市場經濟就可能失靈或扭曲。因為在競爭過程中，有些競爭者為了貪圖利益不惜冒最大的風險，采取各種不正當手段如制造假冒偽劣商品，虛假廣告、資取別人商業秘密等，這就必然妨礙市場競爭的正常運行。如同球賽一樣，球員必須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比賽。沒有規則，比賽就無法進行。因此，必要的法律是維護正當競爭的保障。

    8、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平等原則需要法律來確認和維護。

    與計劃經濟不同，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主體是通過契約發生關系的，這就是意味著雙方當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必須通過法律確認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如果沒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

    9、市場經濟開放性要求有完備的法律制度以適應加入國際經濟法律體系的需要。

    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它一方面要求統一開放的國內市場體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場國際化。統一的、開放的市場體系必須有統一的調整手段和相應的規則。要使我國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就必須按照現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國際經濟法律體系。

    （二）通過法律來治理是市場經濟發展形態的反映。

    在不同的發展時期，法律反映不同市場經濟形態的特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歷了自由競爭階段的市場經濟和壟斷階段的市場經濟兩種發展形態，每個時期都有相應的法律規范。

    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期，原始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確立的前提，即在“劍與火”的文明中把直接生產者轉化為工資勞動者，把貨幣轉化為資本。經濟法在這一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英國最為典型。從17世紀開始，英國就推行了“圈地運動”，把廣大農民從耕地上趕走，土地改作“牧場”。為此，英國國會于1700—1760年頒布了208個圈地法規，1761—1801年又通過了2000個土地法令。這些法律反映了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為資本主義所有制，使農民從土地上游離出來，為適應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大量的雇傭勞動者。與此同時，為了轉化和積累資本，開展自由貿易與自由競爭，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制定和實施了《氏法》和《商法》，以保證讓“看不完的手”調節市場的運行。

    19世紀未到20世紀初，金融機構與工商業相結合，以金融為主的壟斷資本形成以后，美國國會于1899年制定了《謝爾曼法》，1914年又制定了《克萊頓法》和《聯邦委員會貿易法》，統稱為反托拉斯法。它壟斷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出發，對托拉斯進行了若干限制，以調節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維護社會經濟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壟斷資本主義發生了新的變化，由一般壟斷階段轉變為國家壟斷階段。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進一步社會化，促使資本主義的壟斷程度進一步提高。同時，為了減弱經濟危機對經濟的實現調控。因此，經濟法得到全面的發展，深入經濟生活的主要手段。

    隨著生產社會化和經濟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擴大和提高，自由市場經濟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重復出現的經濟危機和周期性波動，表明自由市場經濟無法有效地完成資源配置任務。因此，在市場競爭的基礎上，需要國家通過經濟杠桿、法律手段和非經濟手段間接調控市場，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不論資本主義市場還是社會主義經濟，無不通過法律來反映不同發展形態的要求，體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不同調控形式。國家運用法律手段逐步加強對市場經濟實現調控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法治的過程。法律制度同市場經濟發展安密不可分，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

    在質的方面，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律與自然經濟和產品經濟所需要的法律有著根本的區別。與自然經濟和產品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在法律上表現出來的獨特之處，主要不在于它有更多的法律，而在于這些法律體現了不同的原則，精神和程序。例如，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要求經濟主體合法經營，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的合法經營意味著它對行政權力的絕對無條件地服從。法律的任務就在于用強制力將經濟主體限制于行政權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計劃經濟的法律是以行政權力為核心的命令法體系。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的合法經營首先在于經濟主體具有法定的、任何行政權力都不得侵犯的獨立權利。法律為經濟主體的合法經營留下了廣闊的、可以選擇的自由空間。因此，市場經濟的法律是以經濟發主體的權力為核心的選擇法體系。

    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了經濟和政治的分離，這就更要求對行政權力的范圍和行使方式進行限制。市場經濟造就了獨立于行政權力之處的經濟力量—市場主體，它可以對抗行政權力的不合理、不正當行使，改變過去那種行政權力不受約束的狀況。雖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也援引法律來實施控制和干預，但政府的權力本身已經受到了法律的嚴格限定。市場經濟對行政權力的經濟限制構成了對權力法律約束的基本條件。總之，法制的一系列基本原則、制度和特征都是在經濟市場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法律再多、再完備，也不可能實行法制。市場經濟需要以權力為核心，具有極大權威和獨立運行機制的法律制度，這正是法制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動因。可是，并不是任何一種法律制度都可以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只有法制才能成為市場經濟提供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法律形式。

    從法制史來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之所以不存在法制，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經濟無法提供法制生長的土壤。法制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而產生和發展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法制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的法律制度是隨著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產生而建立的。但是，由于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否定市場經濟，實行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結果導致法律長期以來不僅得不到重視和發展，反而屢屢遭到削弱和破壞。黨的明確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的法制。從此，我國社會開始朝著法制化方向發展，但當時還沒有從市場經濟發展的角度提示出社會主義法制的經濟動因，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標志著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我國目前還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初始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一個有待實現的目標，而不是已經建成的現實。因此，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經濟基礎還十分薄弱，這就決定了我國現階段的法制化程度還很低。只有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為社會主義法制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二、法律制度在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律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而經濟法制則是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為了適應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現代意義上的運用經濟立法手段調整經濟關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主要參戰國出現的。當時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已經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國家干預經濟已成為壟斷階段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為了克服戰時經濟中出現的物資供應困難，有關國家采取經濟立法手段，進一步實行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控制。為什么經濟法首先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出現并逐步形成較為完善的制度呢？有以下原因：

（一）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經濟關系日益復雜，原有氏法雖然還是調節市場經濟的重要手段，但已遠遠不能適應調節更方形態的市場經濟的要求，于是經濟法便逐步從民法中分離出來形成獨立體系，以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

    （二）壟斷資本組織、企業集團的巨大發展及其權力體系的擴張，對社會生活發生了重大影響，在國際間進行廣泛的經濟活動，使市場經濟向全球化發展，因而必然要求通過國家立法在世界范圍內爭奪資源和分割利潤。

    （三）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緊密結合，通過經濟立法手段，干預社會經濟生活，調控市場經濟運行，緩和爆發經濟危機。

    上述分析表明，經濟法是從市場經濟的母體中孕育出來的，或者說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為資本主義法制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提供了實踐舞臺。那么，法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怎么樣呢？概括起來講，法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有四個方面：

（一）引導作用。法律對市場經濟的引導作用，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決定的。客觀地認識這些規律，真實地反映這些規律，并通過對市場的引導使之符合這些規律的要求，這就是法律的根本任務。市場經濟經歷著復雜的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的過程，實質上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過程。為了使密集的、復雜的、且隨機性很在的社會互動井然有序，必須運用法律對人的活動進行引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搞市場經濟既要借鑒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經驗，  又要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并使之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這也必須借助法律的引導。必須明確的是：現代市場經濟覆蓋面越來越大，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市場體系規模，都是復雜而龐大的。再也不能按近代市場經濟那樣單純依靠“私人自治”或“意思自治”而自發運行與發展，必須實行高層次宏觀調控，并使這種調控的形式多樣化、精密化，并以引導為主要形式。

    （二）促進作用。法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直接促進作用。那些直接調整市場經濟的法律，如氏法、經濟法以及經濟行政法、勞動法、知識產權法等等，不僅促使市場經濟按照法律所確認的原則深入發展，而且為市場的進一步完善掃除障礙和創造條件。任何一項直接調整市場關系的法律，只要它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和反映市場規律的，就定能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2、間接促進作用。這主要指那些以調整政治關系、管理關系、家庭關系為主的那些法律。如刑法、訴訟法、家庭婚姻法等等。雖然它們不直接或多數不直接調整市場經濟中的各種行為，但由于通過對各種政治關系、管理關系和家庭關系的調整，正確處理各種矛盾和糾紛，從而調動人們從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的積極性。

    （三）保障作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屬性——國家強制性和規范性，在保障經濟順利發展的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這種保障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利益保障。市場經濟關系的各種行為，大都為了實現一定的物質利益并體現為一定權利。法律通過及時制止、制裁那些侵犯他人、集體和國家利益的違法、犯罪行為，來保障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

    2、秩序保障。市場行為只有在良好的、穩定的、有序的秩序中進行才能達到預期目的效果。沒有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市場，更不可能進行商品交換，也就談不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了。市場秩序實質上就是法律秩序。

    （四）制約作用。法律在引導、促進和保障市場經濟發展和同時，還發揮制約限制市場經濟發展中某些消極因素的作用。我國市場經濟雖然尚處于初始階段，但市場競爭中的某些消極因素已開始出現，必須運用法律手段抑制和消除這些消極因素，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法律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萎縮，市場機制逐漸進入了社會經濟生活。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出現新的社會經濟問題嚴重影響和干擾了經濟的順利發展。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經濟立法、司法、執法，特別是缺乏保障和規范市場正常運行的法律、法規體系。

    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呼喚并依靠著與之相適應的法制建設的發展與變革。法制建設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所謂“立法是對現行行為的規范和對經驗的總結和固定”這一傳統觀念，已經不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這一傳統觀念是導致我國的法制建設長期滯后于經濟生活和改革開放步伐的重要原因。在過去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來管理，而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各種新經濟關系層出不窮，日益錯蹤復雜，如不事先加以規范和調控，就可能對市場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和危害。如果立法沒有預見性、超前性，就適應不了新形勢的要求。

    現代市場經濟無論以哪種模式存在，都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這就是：建立在明確界定的產權基礎上，獨立自主地進行決策的企業（包括各種所有制）；企業有權自由進行平等競爭的能提供正確價值參數的市場；政府的宏觀管理和調控。以上要素都要法制做保證。

    四、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及發展過程中對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影響。

    一般來說，經濟的市場化必然伴隨著社會法制化，但是，在市場經濟發育的不同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發育方式的差異，社會的法制化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我國的市場經濟發育過程，從一開始就帶有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特點。這些特點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經濟市場化過程及其法制化方式。

    （一）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的發育起點是封建的自然經濟。而且，從封建自然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是通過所有權的徹底私有化完成的。作為資本主義法制基本內容的財產法、契約法等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在我國，市場經濟發育的起點是計劃經濟。而且，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前提下進行的。由于公有制主要通過國家所有權的形式表現出來，產權關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權力的國家，其法律調控的方式，程序顯然不同于私有制。

篇6

關于依附性佃農的發生和發展

主張漢代是封建制社會的學者與主張漢代是奴隸制社會的學者的分歧，看來主要巳不在于奴隸在勞動者當中是否占大多數，而在于大多數勞動者是自由民還是具有依附性的身份。他們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學者把東漢末年以后依附性租佃農的出現作為封建化的主要標志，對租佃關系和依附性佃農產生的時間估計較晚。例如唐長孺先生認為，秦漢是亞洲型的奴隸社會，奴隸被用于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但在生產領域并不占主要地位，自耕農在全部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漢武帝以后從自耕農中分化出部分佃農，但他們的身份是自由的，直到東漢末年才出現依附性的佃農。東漢以來“客”的卑微化和普遍化的過程，到西晉最后完成，這也就是大量自耕農和自由佃農封建化的過程。 [1]何茲全先生認為古代社會的漢代有自由民（編戶齊民）五千萬，奴隸則只有六七百萬；他們通過奴隸的解放（主要發生在王莽改奴婢為“私屬”以后）和自由民的投靠（主要發生在東漢末年戰亂時期）的途徑，到魏晉南北朝，大部分轉化為豪族、寺院的依附民。 [2]在這里我覺得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出來討論：一是中國租佃關系是什么時候產生的？二是依附性佃農又是什么時候產生的？

一、租佃關系的產生

《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云：

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顏注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

按照董仲舒的說法，租佃制是戰國時商鞅變法廢除井田制以后，在土地私有、貧富分化的條件下，由庶民地主（所謂“豪民”）首先采用的一種封建性的剝削方式。

但不少學者對這一記載抱懷疑或否定的態度，認為這是一條孤證；戰國時仍然實行國家授田制，不可能產生租佃制，董仲舒只不過是在托古說今（漢武帝時代）而已。其實，不但是董仲舒，漢代許多政論家（如荀悅、仲長統等）都把以實行實物分成租為重要特點的豪強地主經濟的發展，溯源于戰國時期井田制的瓦解；董仲舒的說法是被當時的人們所普遍認可的。戰國時代國家授田制似乎仍然在維持，實際上已經殘破，貧富分化嚴重，農民土地不足或喪失土地已經成為普遍性的問題。這些問題甚至在商鞅變法以前即已存在。例如，與商鞅同時代的孟子，曾痛陳“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商鞅也指出三晉不少農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并為此制定了“徠民”政策（《商君書徠民》）。在秦本土的農民中，也有“豪杰”和“要靡”的分化。《管子》談到“貧富不訾”（《揆度》），“民有相百倍之生（產業）”（《國蓄》），不但有“無食”“無種”“無本”（《揆度》）的貧苦農民，而且有全無土地家財，因而不屬納稅對象（“無賦”）的老百姓（《禁藏》）。當時人們用“無立錐之地”來形容這一赤貧的階層。 [3] “民”中的另一極是豪富，即庶民地主。“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正是對這種貧富分化中最有典型意義的現象的一種概括，這并非董仲舒的杜撰。新興的庶民地主沒有原來貴族領主那種直接統治農民的權力，他們可能而且實際采取的經營方式是使用奴隸、雇工直接經營和把土地出租給農民而收取地租，這也是貧困破產的農民幾條主要出路。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方式，就是所謂“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我們知道，戰國時代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已經達到“一夫百畝”、畝產二石的水平，這樣，一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的糧食，他自己和他所負擔的家庭人口食用一半就大致夠了，還有一半可以作為剩余產品提供出來，這就是《管子》所說的“民食什五之谷”。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實行“見稅什五”的租佃制。而這一基礎，戰國時代確實已經具備。 [4]由此亦可見董仲舒所說決非虛言。出身農民的蘇秦曾向往當一個擁有“洛陽負郭田二頃”的小地主，這二百畝田可視為當時取得地主資格的最低土地限額，而它是按照“見稅什五”的標準計算的。因為至少擁有二百畝地，以“見稅什五”的租率出租，才能獲得相當于或超過一個“一夫百畝”的自耕農全年的糧食收入，過上不勞而獲的地主生活。 [5]這也表明當時確實存在“見稅什五”的租率和實行“見稅什五”租佃制的庶民地主。

在庶民地主可能采取的三種土地經營方式中，租佃制是比較適合當時社會經濟條件及其發展的。《呂氏春秋審分》記載一個庶民地主 [6]比較了“眾地”（雇工集體耕作）和“分地”優劣，得出“分地則速”的結論。所謂“分地”，即把土地分給農民包干，這是租佃制的先聲，或者竟是掩蓋在雇傭或伇屬關系之下的一種租佃制。 [7]后世的租佃制或稱為“分田”，如王莽所說的“分田劫假” [8]，荀悅所說的“分田無限”，東漢黃香傳所載魏郡公田的“與人分種”，曹魏屯田實行的“分田之術”，都是指租佃制，它們與《呂氏春秋審分》所說的“分地”，顯然是一脈相承的。歷史發展充分證明了《呂氏春秋審分》所作分析的正確性，在地主制經濟的諸種經營方式中，租佃制表現了最強大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起作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關鍵的一條是，春秋戰國以來中國形成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體系，而這種技術體系對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奴隸缺乏生產積極性，難以精耕細作；雇工成本高、也難以監督；唯有分租最便于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秦漢時代，私人和公家租賃土地還有一個名稱——“假”。《漢書食貨志》：“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顏師古注：“假，亦謂貧人賃富人田也。”西漢在京畿地區設“稻田使者”，又稱“假稻田使者”，負責把政府掌管的稻田“假與民收其稅入” [9]。李賢注《后漢書孝和孝殤帝紀》說：“假，租賃也。”這種“假田”，也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我以前讀《睡虎地秦簡》，看到其中有官府向百姓“假”鐵器的記載，如“叚（假）鐵器，銷敝不勝而毀者，為用書，受勿責。”“百姓叚（假）公器及有責（債）未賞（償）者……”[10] 曾想，既然鐵器可以“假”，土地是不是也可以“假”呢？后來在《龍崗秦簡》果然發現有“假田”的記載：

諸以錢財物假田

黔首錢假田已 [11]

龍崗秦簡的時代在秦統一前后，它所反映的國有土地租賃的情況應不晚于戰國末年。這說明，在庶民地主中首先實行的租佃制，很快就推廣到國有土地上去了。反觀《睡虎地秦簡》的有關記載，那些鐵器很可能就是向租種國有土地的農民出借的，由于已經收取了地租，鐵器損壞后就不必賠償，其中包含了保證國有土地生產正常進行的意義。秦代假田似乎還推廣到了邊郡。《史記匈奴列傳》載秦始皇派蒙恬出擊匈奴，收復河南地后，“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裴骃《集解》云：“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據此，“北假”是由于秦在這里實行“假田”而得名的，后來成了地名，漢代仍然一直在這里設置田官，負責“假田”的事務。

總之，租佃關系在戰國時代已經出現，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關于租佃制的早期的直接記載確實不多，這大概是由于它往往隱藏在雇傭或役屬關系之下，到漢代才逐漸顯山露水。王莽篡漢后，在對漢朝政府的指責中指出：

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蕓，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余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

荀悅《前漢紀》評論漢文帝三十稅一詔時也指出：

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強也。

這兩條史料都是被人們征引得爛熟的。我之所以再次迻錄于上，是因為他們是以權威者的身份（一個是長期執掌政權的最高統治者，一個是當代的歷史學家）講述當代（漢代）的普遍情況，這是任何個案的例舉所無法取代的。他們都指出了漢代豪強勢力的膨脹和豪強地主普遍實行收取實物地租的租佃制剝削方式。與漢代其他文獻相參證，不難看出，至遲漢武帝時代，庶民地主中的豪強勢力已經坐大，租佃制已經成為地主制經濟的主導經營方式。漢武帝時代，決不是部分佃農開始從自耕農中分化出來的時代。 注釋

[1]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

[2] 何茲全：《自然經濟和依附關系——使中國中古社會和前后社會區別的兩大特征》，中國中古時代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2000年8月，天津。

[3] 《呂氏春秋離俗覽為欲》：“無立錐之地，至貧也。”《史記》卷126《滑稽列傳》載曾經作過楚相的孫叔敖，“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陳勝、吳廣這類雇農，就屬于“無立錐之地”的范疇（《史記》卷118《淮南衡山列傳》），當然不是秦末突然冒出來的。

[4] 參見拙著：《從銀雀山竹書“田法”的戰國的畝產量和生產率》，《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

[5] 參見拙著《春秋戰國農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經濟的形成》，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增刊。

[6] 《呂氏春秋審分》的作者是用“以眾地”為例，來論證“分”的重要性。文中提到“臣主同地”，即主人與臣仆一同耕地，當然主要是為了監督，但也說明文中講的不是國有土地和貴族土地的經營，看不出耕作者對土地所有者有政治上的隸屬關系，也看不到主人對耕作者施加強制的手段；土地的主人應是一位庶民地主。

[7] 參見拙著《春秋戰國農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經濟的形成》，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增刊。

[8] 《漢書食貨志王莽王田令》：“……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

[9] 《漢書》卷7及如淳注。

篇7

論文內容提要市場經濟能夠迅猛增加和公正分配財富，因而能夠使國民的物質需要得到相對充分的滿足，從而必定極大地增進國民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最終勢必普遍提高國民品德。

我國自從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直至今日，人們大都以為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雖發展經濟卻敗壞道德。這樣，發展市場經濟便不可能是提高國民品德的方法；恰恰相反，它只可能敗壞道德：敗壞道德是它發展經濟所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于是，倫理學家的任務就是：如何既搞市場經濟又盡量避免它敗壞道德的副作用，從而將這種副作用降至最低限度。這就是所謂“市場經濟雙刃劍論”。這種理論似乎很有道理，但真正講來，卻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市場經濟不但是迅猛發展經濟的不二法門，而且是提高國民品德的基本方法：這是由國民品德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亦即德富律——所必然決定的。

上篇德富律：國民品德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

所謂“德富律”，亦即品德與財富的內在聯系之規律，說到底，亦即國民品德的個人道德感情與該國的物質財富發展變化的內在聯系之規律。個人道德感情，如所周知，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人所特有的，它依賴于道德的存在，是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具有的遵守道德從而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道德欲望、道德愿望和道德理想。另一類是人與其他一些動物所共有的，它不依賴于道德的存在，是每個人自然具有的愛恨心理反應，包括愛人之心（同情心和報恩心）和自愛心（求生欲和自尊心）以及恨人之心（妒嫉心和復仇心）和自恨心（內疚感、罪惡感和自卑心）。

不難看出，一個人所具有的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之強弱多少大小厚薄，決定和制約著他自然具有的愛恨心理之發展變化。因為，一個人如果想要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強大多、厚，那么，他必定一方面能夠壓抑、克服恨人之心、妒嫉心和復仇心以及自恨心和自卑心等不道德的、惡的道德感情；另一方面則能夠擴充、發揚愛人之心、同情心和報恩心以及自愛心和自尊心等道德的、善的道德感情，從而能夠使他自然具有的愛恨心理反應向一個好人的方向發展。反之，如果他想要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弱小少、薄，那么，他必定一方面不能夠壓抑、克服恨人之心、妒嫉心和復仇心以及自恨心和自卑心等不道德的、惡的道德感情；另一方面則不能夠擴充、發揚愛人之心、同情心和報恩心以及自愛心和自尊心等道德的、善的道德感情，從而勢必使他自然具有的愛恨心理反應向一個壞人的方向發展。

所以，每個人所具有的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是決定性的個人道德感情，因而也就是品德發展變化的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這樣一來，如果一個人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強大多、厚，那么，他自然具有的愛恨心理反應便會向善的方向發展，他個人道德感情便趨于善良，這些道德感情所引發的倫理行為便趨于善良，從而他的品德便趨于高尚；反之，如果一個人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弱小少、薄，那么，他自然具有的愛恨心理反應便會向惡的方向變化，他個人道德感情便趨于惡毒，這些道德感情所引發的倫理行為便趨于邪惡，從而他的品德便趨于惡劣。一言以蔽之，人們的品德高低發展變化取決于他們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的強弱多少，二者成正比例關系。

那么，每個人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的強弱、多少又取決于什么？現代心理學的回答是：取決于人的物質需要或生理需要——二者顯然是同一概念——的相對滿足是否充分。馬斯洛認為，人的需要及欲望由低級到高級地分化為五種：生理、安全、愛、自尊、自我實現。他發現，比較低級的需要優先于、強烈于比較高級的需要，而比較高級的需要則是比較低級的需要得到相對滿足的結果：安全需要是生理需要相對滿足的產物；愛的需要是生理和安全需要相對滿足的產物；尊重需要是生理、安全、愛的需要相對滿足的產物；自我實現需要是生理、安全、愛、尊重需要相對滿足的產物。于是，人的一切需要和欲望最終便都是在生理需要基礎上產生的，都是生理需要相對滿足的產物

②AbrahamH.Maslow,MotivationAndPersonality,secondedition,Harper&Row,Publishers,NewYork,1970,P.59）。

馬斯洛非常重視這個發現，稱之為“人類動機主要原理：“人類動機活動系統的主要原理是基本需要按優勢或力量而形成的強弱等級。給這個系統以生命的主要動力原理是，健康人的更為強烈的需要一經滿足，比較淡泊的需要便會出現。生理需要在其未得到滿足時會支配機體，迫使所有能力為其服務，并組織這些能力而使服務達到最高效率。相對的滿足消沉了這些需要，使等級的下一個較強烈的需要得以出現，繼而支配和組織這個人，如此等等。這樣，剛擺脫饑餓，現在又為安全所困擾。這個原理同樣適用于等級系列中的其他需要，即愛、自尊和自我實現。”②

這是千真萬確的。試想，每個人都有食欲、、安全欲、功名心、自尊心、道德感、自我實現的追求等等。但是，一旦他處于饑餓之中而食欲得不到滿足時，他的功名心和道德感等等其他欲求便都退后或消失了：他一心要滿足的只是食欲。只有食欲得到滿足，其他的欲求才會出現，他才會去滿足其他欲求。這是一條普遍定律：不論是誰，不論他多么崇高偉大，多么蔑視物質享樂，當他饑餓的時候，他都不能不停止他的崇高理想而追逐食欲的滿足。黑格爾最喜歡的話是：“即使是罪犯的思想，也比天上的奇跡更加燦爛輝煌。”對思想的價值的推崇可謂登峰造極。但是，如果他吃喝不成、又饑又渴，他能夠構思他的《邏輯學》嗎？當此際，充滿他那偉大的頭腦的，必定是面包、牛肉、紅葡萄酒。只有當他的食欲得到滿足之后，他的頭腦才可能出現“有”、“無”等概念，才可能構思《邏輯學》。

可見，人的一切需要和欲望，正如馬斯洛所言，最終都是在生理需要基礎上產生的，都是生理需要相對滿足的產物。因此，每個人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便是在他的生理需要、物質需要基礎上產生的，是他的生理需要、物質需要相對滿足的結果：他的生理需要、物質需要滿足越充分，他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便越多；他的生理需要、物質需要滿足越不充分，他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欲望便越少；他的生理需要如果得不到滿足，他便不會有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只有他的物質需要得到了相對的滿足，他才會有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欲望。一言以蔽之，生理需要的相對滿足，乃是一個人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產生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后者因前者而成正比關系發展變化。這個道理，我們的祖宗早已知曉，故曰：“衣食足則知禮儀，倉廩實則知榮辱。”

可是，一個人的生理需要、物質需要相對滿足的充分不充分又取決于什么？無疑取決于物質財富的多少：一個人越富有，他所擁有的物質財富越多，他的物質需要得到的滿足便越充分；一個人越貧困，他所擁有的物質財富越少，他的物質需要得到的滿足便越不充分。那么，由此是否可以得出結論說：富有者的物質需要必定能夠得到充分滿足，而貧困者的物質需要必定得不到充分滿足？否！因為我們到處都能夠看到，恰恰是那些堪稱富有的百萬富翁，卻處于物質需要極大的不滿足之中；因為他們所追求的物質財富的目標大，他們的物質需要極多：他們正在為億萬富翁奮斗。反之，那些堪稱貧困的農民的物質需要卻得到了滿足；因為他們的物質需要很少：三畝地，兩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就是他們的理想。

所以，一個人的生理需要、物質需要相對滿足的充分不充分，不僅取決于他所擁有的物質財富的多少，而且取決于他的物質需要的多少：他的物質需要越少、物質財富越多，他的物質需要的相對滿足便越充分；反之，他的物質需要越多、物質財富越少，他的物質需要的相對滿足便越不充分。換言之，一個人的生理需要、物質需要相對滿足的充分不充分，取決于物質財富和物質需要雙重因素：一方面取決于他所擁有的物質財富的多少而與之成正比；另一方面則取決于他的物質需要的多少而與之成反比。

準此觀之，也就并非只有在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社會，人們的物質需要才會得到相對的滿足。在任何社會，人們的物質需要都可能得到相對的滿足，也都可能得不到相對的滿足。因為正如俗語所說：樹大蔭涼大。人的物質需要的多少顯然與財富的多少成正比：財富越少，人的物質需要也越少；財富越多，物質需要也越多。那些富翁富婆們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物質需要？豈不就是因為他（她）們的物質財富多？豈不就是因為他（她）們是富翁富婆？那些農民們的物質需要為什么會那么少？豈不就是因為他們的財富少？豈不就是因為他們是可憐的窮人？

這樣一來，社會發展的較高階段，物質財富固然較多；但是，人們的物質需要也較多，因而他們的物質需要也可能得不到相對的滿足。反之，社會發展的較低階段，物質財富固然較少；但人們的物質需要也較少，因而他們的物質需要也可能得到相對的滿足。想想看，我國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很窮困，簡直沒有什么物質財富，但是，我們并沒有感到我們的物質需要有多么不滿足。為什么？豈不就是因為我們的物質需要極低極少？相反地，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富有了，單單工資一項，就翻了幾十倍，但是，我們都沒有感到我們的物質需要有多么滿足。為什么？豈不就是因為我們的物質需要也相應地膨脹飛漲？因此，人們的物質需要是否得到相對的滿足，與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無關：任何社會人們的物質需要都可能得到相對的滿足，也都可能得不到相對的滿足。

那么，人們的物質需要能否得到相對滿足究竟取決于什么？取決于人們所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經濟發展速度。試想，一個處于較高歷史階段的物質財富相當豐富的社會，人們的物質需要必定也較多，因而其物質需要也可能得不到滿足。那么，怎樣才能使他們的物質需要得到相對滿足呢？無疑只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加速社會的經濟發展，迅速增加物質財富；另一種是壓抑、減少人們的物質需要。顯然，只應該加速社會的經濟發展，而決不應該減少人們的物質需要：人們的物質需要必定且應該不斷增長。

反之，一個處于較低歷史階段的物質財富相當貧乏的社會，人們的物質需要也必定較少，因而他們的物質需要也可能得到相對的滿足。但是，究竟怎樣才能使他們的物質需要實際上得到相對滿足呢？無疑也只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加速社會的經濟發展，迅速增加本來相當貧乏的物質財富；另一種是壓抑、減少人們本來就已經很少的物質需要。顯然，只應該加速社會的經濟發展，而決不應該減少人們本來就已經很少的物質需要：人們本來就已經很少的物質需要更應該且必定不斷增長。

可見，任何社會人們的物質需要能否得到相對滿足，說到底，均取決于人們所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發展慢，財富的增加便慢，因而便不能適應人們物質需要的不斷增長，不能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要；經濟發展快，財富的增加便快，因而便能夠適應人們物質需要的不斷增長，便能夠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要。那么，人們物質需要的相對滿足，是否僅僅取決于經濟發展速度呢？

否！人們的物質需要是否得到滿足，還取決于物質財富的分配是否公平。對此，亞當斯曾有精當研究。他發現，人們都是通過自己(當事人A)的所得(outcome)與貢獻(imput)的比例O/I(A)，跟他人(參照人B)的比例O/I(B)相比較而知道自己的所得是否公平的。當A與B進行比較時，若比例相等，即O/I(A)=O/I(B),那么，A就知道自己的所得是公平的，就會產生公平感而感到滿足，即使他擁有的物質財富并不多。反之，如果比例不平等，A低于B,即O/I(A)因此，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迅速、物質財富增加得快，但是，如果該社會對于這些財富的分配卻不公平，應該多得者得的卻少，應該少得者得的卻多，那么，人們也決不會感到滿足，即使他們擁有的財富并不算少；只有不僅經濟發展迅速和社會財富增加得快，而且分配公平，應該多得者得的多，應該少得者得的少，那么，人們才會感到滿足，即使他們擁有的財富并不算多。因此，我們往往看到，一個社會雖然經濟發展比以往快得多，物質財富增加比以往多得多，但人們還是不滿足，雖然他們的所得比以前翻了幾翻。究其原因，豈不就在于分配不公？豈不就在于應該多得者得的卻少，應該少得者得的卻多？

因此，人們的生理需要、物質需要滿足與否，一方面取決于經濟發展、物質財富增加的速度而與之成正比，他方面則取決于這些物質財富分配的公平性而與之成正比：社會的經濟發展越快、物質財富增加的速度越快，對于這些物質財富的分配越公平，人們的生理需要、物質需要的相對滿足的程度便越充分；社會的經濟發展越慢、物質財富增加的速度越慢，對于這些物質財富的分配越不公平，人們生理需要、物質需要的相對滿足便越不充分。

于是，總而言之，可以得出結論說：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越快，物質財富增加的越多，對于這些物質財富的分配越公平，人們的生理需要、物質需要的相對滿足的程度便越充分，因而人們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便越多，人們的品德便越高尚；反之，經濟發展越慢，物質財富的增加越少，對于這些物質財富的分配越不公平，人們生理需要、物質需要的相對滿足便越不充分，因而人們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便越少，人們的品德便越惡劣。這個品德高低發展變化的規律，關乎人們的道德需要、道德欲望與經濟以及財富的關系，屬于品德的道德感情因素高低變化的前提和基礎之規律，因而可以名之為“德富律：品德與經濟的內在聯系”。

下篇市場經濟：培養國民品德道德感情因素的基本方法

“德福律”的研究表明：經濟迅速發展和財富公正分配是提高國民品德的道德感情因素之前提和基礎。那么，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和財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又取決于什么？不難看出，任何社會的經濟發展速度和財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固然取決于勞動者和管理者的個人品質，但是，根本說來，則取決于國家的經濟體制。因為一目了然，勞動者和管理者的個人品質不過是經濟發展快慢和財富分配是否公平的偶然的、特殊的根源；而國家的經濟體制則是經濟發展快慢和財富分配是否公平的普遍的、必然的根源。那么，能夠保障經濟迅速發展和財富公平分配的經濟體制究竟是怎樣的呢？人類社會的經濟體制無非自然經濟與交換經濟：后者又分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所謂自然經濟，如所周知，亦即自給自足經濟，其基本的特征在于：生產是為了直接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為了交換。自然經濟無疑是人類社會效率最低、最低級、最落后的經濟體制：它是人類在生產力低下和社會分工不發達的歷史階段所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經濟體制。因此，經濟學家分析經濟體制類型時，大都排除自然經濟，而認為只有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或商品經濟兩類：“標志著‘集中領導的經濟’的經濟體制是：根據一個中心地方的計劃來控制一個共同體整個的日常經濟生活。然而，如果社會經濟由兩個或者許多個個別經濟構成，其中的每一個都提出并執行經濟計劃，那么就存在著交換經濟的經濟體制。除了這兩種經濟體制之外，在現在和過去的經濟實際中都不可能找到別的經濟體制的痕跡；也確實不能想象，可以找到別的經濟體制。”（注：瓦爾特•歐肯：《國民經濟學基礎》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07頁。）那么，究竟哪一種經濟體制能夠保障經濟迅速發展和財富公平分配？

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同樣是自然經濟的對立面，都屬于“非自然經濟”或“交換經濟”范疇。二者的根本區別，如所周知，只在于資源的配置者：計劃經濟亦即統制經濟、命令經濟，是由政府依靠權力強制而計劃地、人為地配置資源的經濟；市場經濟亦即商品經濟，是非統制經濟、非指令經濟，它不是由政府的權力控制而是因價值規律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而由市場自然地、自發地配置資源的經濟。計劃經濟是統制經濟、命令經濟、強制經濟，顯然意味著：在這種經濟體制下，每個人不可能享有經濟自由。反之，市場經濟是一種沒有外在強制的自發的、自愿的經濟，則意味著：在這種經濟體制下，每個人都享有經濟自由。這樣一來，能夠保障經濟迅速發展和財富公平分配的經濟體制，無疑是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因為只有經濟自由才有效率，而經濟不自由則無效率。這可以從兩方面看：

一方面，自由是每個人實現創造性潛能和社會迅速發展的根本條件；而不自由則是每個人實現創造性潛能和社會迅速發展的根本障礙。誠然，自由不是社會和經濟迅速發展的唯一要素。科學的發展、技術的發明、生產工具的改進、政治的民主化、道德的優良化等等都是社會和經濟迅速發展的要素。但是，所有社會和經濟迅速發展的要素，統統不過是人的活動的產物，不過是人的能力發揮之結果，因而說到底，無不以自由——潛能發揮——為根本條件。所以，自由雖不是社會和經濟迅速發展的唯一要素，卻是社會和經濟迅速發展的最根本的要素、最根本的條件。這樣，在經濟活動能夠存在的前提下，政府的指揮或強制越多而自由越少，則經濟的發展進步，長久地看，必越慢；政府的指揮或強制越少而自由越多，則經濟的發展進步，長久地看，必越快。這就是為什么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必定是一種高效率經濟的緣故。

另一方面，在一個復雜的社會，千百萬人生產著、交換著和消費著千百萬種商品。每個人究竟應該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如何交換以及如何消費，正如斯密所言，并不是政府——不論它擁有多少專家——的智慧或知識所能夠正確解決的：“這是人類的智慧或知識在任何時候都做不到的”（注：AdamSmith,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volume2,ClarendonPress.Oxford,1979,P.687）。但是，這種人為不可能正確解決的難題，市場機制自身卻能夠自然而然地予以正確解決：“競爭制度是一種通過價格和市場體系而進行無意識協調的精巧機制。它是匯聚千百萬形形的個人的知識和行為的信息處理器。它不具有中樞神經系統的智力，卻解決可以想象到的關涉數以千計的未知的變量和關系的最復雜的問題。”（注：PaulA.Samuelson,Economics11thed./withtheassistanceinstatisticalupdatingofWilliamSamuelson,NewYork:McGraw-Hill,c1980p.38）因此，只有聽任市場經濟自由發展，才是正確的，因而是有效率的；而政府指揮市場經濟，必定是錯誤的，因而是無效率的：經濟自由是經濟繁榮昌盛的必要的、根本的條件。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到處看到，哪個國家實行市場經濟而經濟自由，哪個國家的經濟便繁榮昌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便得到極大提高；哪個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統制經濟而經濟不自由，哪個國家的經濟便停滯不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便極其低下的緣故。

不過，如所周知，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僅憑市場經濟自身不但不能完全實現經濟公正，不能完全實現公正的收入分配；而且不能夠完全實現經濟自由：市場經濟自身無法自動消除壟斷。因此，為了實現自由而公正的市場經濟，必需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活動。但是，政府的干預應該只限于確立和實現市場經濟自由且公正地運行的規范，而不應該指揮市場經濟活動：政府應該是經濟活動規范的制定者與仲裁者，而不應該是經濟活動的指揮者。這就是經濟自由主義名言“政府應該是仲裁者而不應該是當事人”（注：弗里德曼：《自由選擇》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0頁。）之真諦。因為對于這句名言，弗里德曼曾這樣解釋道：“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并不排除對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注：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6頁。）

因此，如果一個國家實行了市場經濟，并且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只限于對經濟自由與經濟公正等市場經濟規范的制定和執行，因而只是充當市場經濟的仲裁人而不是市場經濟的指揮者，那么，該國便建立了自由而公正的市場經濟體制。這樣一來，該國的經濟便必定迅速發展、物質財富必定迅猛增加，對于這些財富的分配必定公正，從而國民的物質需要必定得到相對充分的滿足，因而做一個好人的道德需要和欲望必定強烈，最終勢必導致國民品德的普遍提高，勢必導致好人普遍增多。因此，建立自由且公正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形成國民做一個好人的道德愿望的前提和基礎之方法，是培養國民品德的道德感情因素的基本方法，是提高國民品德的基本方法。

這個道理，兩千多年前，就已經被管子概括為一句名言：“倉廩實則知禮儀，衣食足則知榮辱”。可是，今人卻大都以為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雖發展經濟卻敗壞道德。這種觀點，細究起來，源于兩千年來一直占據統治地位的傳統道德觀，亦即儒家、墨家和康德以及基督教所代表的義務論或道義論。因為一方面，按照義務論或道義論，“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只有無私利他的行為才是道德的、善的，而只要目的是為了自己，則不論如何有利社會和他人，都是不道德的、惡的。另一方面，市場經濟行為無疑就是買賣行為之總和；而一切買賣行為的目的，顯然都是完全為了利己，而根本不存在無私利他的行為。這樣，義務論就與市場經濟發生了矛盾：如果義務論是正確的，那么，市場經濟行為便統統都是不道德的、惡的，都是小人的行為；如果市場經濟行為不都是惡的、不道德的，那么，義務論就是錯誤的。

義務論與市場經濟的矛盾無疑只能意味著：義務論是錯誤的。因為市場經濟是一種社會活動，如果市場經濟行為都是不道德的，怎么能夠存在發展？任何社會，就其行為總和來說，道德的行為多于不道德的行為乃是其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如果一種社會的活動都是不道德的，那么，這種社會決不可能存在，更談不到發展了。所以，市場經濟就其行為總和來說，道德的行為必定多于不道德的行為，而決不可能都是不道德。這樣一來，認為“一切市場經濟行為因其都是為了利己而都是不道德的”義務論觀點豈不就是錯誤的？真理顯然是：只有損人利己才是不道德的、不應該的、惡的；而為己利他則是道德的、應該的、善的：為己利他是道德的基本境界、善的基本境界。

篇8

關鍵詞：新疆；地方政府行為；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時也引發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尤其是公平與效率、城鄉貧富差距、腐敗、就業、生態環保等。這一時期，政府如何做出有效的行為，為保障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是解決上述問題的焦點。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的縮影以及直接代表，其行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直接影響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執行能力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并對地方經濟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新疆地方政府行為特性

第一，作為民族自治區，新疆所考慮的利益函數和目標函數具有特殊性。新疆有13個世居民族，還有許多地方民族自治政府，各個民族和各個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存在有不同的利益目標函數。

第二，新疆鄰接國家和地區較多，因此新疆世居民族和這些國家民族之間具有一定的歷史文化的共同性。而鄰國經濟發展水平也會直接影響本地社會經濟環境的穩定性，因此新疆政府必須保證本地居民生活水平高于鄰國水平以謀求本地長久穩定。

第三，新疆所占土地面積大、資源豐富，但是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使其如何變為經濟優勢，如何使不同利益團體得到滿意，將是新疆地方政府采取政策措施必須考慮的重要環節，也是新疆地方政府行為區別于其他地區的核心點。

第四，對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新疆來說，社會經濟的公平性尤為重要。但是市場經濟不能保證社會經濟的絕對公平性，這就要求新疆地方政府要考慮市場所造成的機會不公平性和社會經濟收入不公平性對新疆的穩定所造成的影響。

第五，新疆地方政府機構設置多、機構人員的組成復雜。造成機構的運行效率低，政策執行力弱，從而使新疆地方政府的協調成本更大。

二、地方政府行為在新疆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一）新疆經濟增長特征分析

第一，經濟增長迅速，但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不高。1978-2007年新疆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0.3%，其中第一產業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7%，第二產業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9.73%，第三產業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4.0%。但新疆經濟總體水平不高，2007年GDP為3494億元，在全國排25位。

第二，產業結構日趨合理，第二、三產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日益增強。從改革開放至2007年，新疆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產值下降20個百分點，第三產業上升17個百分點，第一產業在經濟中的作用日益減弱，第二、三產業比重增加迅速，產業結構日趨合理。2007年，三次產業分別為18.0∶46.4∶35.6，比例日趨合理，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明顯提高。

第三，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1980-2007年，北疆地區GDP占新疆GDP的比重由61.6%提高到66.4%，增加了4.7個百分點，而南疆地區則由31.6%下降到25%，減少了6.5個百分點。新疆人均GDP最高的克拉瑪依市（62493元）和最低的和田地區（2327元）之間有近27倍左右的差距，而且這種趨勢在不斷地擴大。

第四，二元經濟形態并存，市場體制尚不健全。我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體制很不健全，新疆自然半自然經濟和市場經濟二元經濟并存，市場體制不完善。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積極推行市場經濟，市場機制因素的作用逐漸加強，自然和半自然經濟因素的作用逐漸減小，但市場化程度總體偏低，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拉動較小，自然因素在經濟增長中仍然占主要地位。

（二）地方政府行為在新疆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第一，為新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制度環境。在改革之初我國選擇的是典型的供給主導制度變遷方式，其選擇的目標是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歸根到底主要是“上靠中央的正確決策，下靠企業和群眾的奮斗，中間靠各級地方政府的貫徹執行和組織推動”。新疆地方政府在我國的漸進式改革過程中與其他地方政府一樣順應了中央政府的意志，積極地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二，為經濟增長提供了較好的投資環境。新疆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民間投融資力量比較薄弱，所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是主要的投資主體。1978-2007年，全社會累計固定資產投資12642億元。建成了南疆鐵路、沙漠公路、吐烏大和烏奎高等級公路、烏魯木齊國際機場改擴建、通訊光纜等一大批水利、交通、能源等重點項目，使新疆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條件明顯改善。

第三，提供比較合理的產業政策。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在新疆現代化建設的不同階段，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都相應地提出了與新疆經濟發展關聯的不同層次的經濟發展戰略，使新疆經濟發展戰略不斷深化和完善。

第四，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環境。搞好民族團結和穩定是關系新疆全局的大事。長期以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始終把民族團結和穩定工作擺到突出的位置來抓。一是堅持不懈地對各族干部群眾進行民族觀和黨的民族政策教育，進行漢族和少數民族“三個離不開”的教育；二是在搞好民族團結的同時，地方政府還堅持不懈地、深入扎實地抓好穩定工作。

三、地方政府行為在推動新疆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足

（一）政府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工業化進程的作用薄弱

第一，產業層次低，比較效益差。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地方政府結合新疆的實際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需要對產業結構進行了適當的調整。但三次產業間的比例始終不合理，這是造成新疆與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2007年，新疆三次產業結構與全國相比，第一產業高7.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低9.9個百分點，工業低14.8個百分點。

第二，重工業的比重過重。2007年，新疆重工業占鄉及鄉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77.4%，比全國平均水平（64.3%）高出13.1個百分點，其中采掘工業和原材料工業型工業所占比重為28.1%和39.5%。

第三，工業化進程緩慢。從產業結構變化看，1992年新疆第二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一產業，使新疆初步完成了工業化前期的準備階段，相當于全國1970年的水平，滯后全國22年；1997年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過了第一產業，這標志著新疆正式進入工業化初期階段，滯后全國27年。目前新疆工業化水平仍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中心城市工業化程度較高，絕大多數縣市工業化水平還很低。

（二）地方政府政策不夠透明，政策體系不太完善

篇9

【關鍵詞】高新技術；企業；發展

人類社會從傳統的自然經濟發展到現代市場經濟，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現代市場經濟與傳統的自然經濟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社會基本經濟單位是以自給自足為主要特征的家庭，男織女耕，生產與消費是統一的。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基本經濟單位由家庭轉變為企業，生產與消費的統一變為生產與消費的分離。社會消費品的生產職能從家庭轉移到了企業，而企業也就作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

在現代社會經濟中，企業的發展可以用三方面的指標來衡量：第一，更多的企業。經濟發展和繁榮的一個突出標志就是大量企業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這些新生的企業又不斷分化組合，形成一個新興的工業部門。在美國，雖然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企業死亡，但同時又有數量更多的新企業誕生出來。正是這些企業的產生，才使得這些中小企業的合并或兼并這些新生企業發展起來的。不斷成立新生企業，為資本主義的繁榮發達奠定了最為堅實的基礎。第二，更大的企業。即企業邊界的變動與清晰化。企業邊界縮小意味著現有企業將其一部分職能交給了其他企業，這在大多數情況下意味著一個新的企業或產業的誕生；企業邊界擴大則意味著現有企業將一部分市場交易內部化，即其他企業邊界的縮小或死亡。但是，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企業邊界的變動都意味著企業的發展。第三，企業更為持久的生命力。這里包含兩個問題，一是企業為什么會死亡？二是有些企業雖然能夠長期保持發展但在其發展過程中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的波動？顯然，在市場上真正有競爭力、有效益的企業是不會死亡的；真正死亡的企業都是一些在現有市場經濟條件下失去存在價值與可能的企業。國外有資料表明，美國企業的生命周期只有6年，而日本大企業的平均生命周期可達30年以上。企業的死亡固然是一種正常現象，但是在這種死亡了的企業以另外一種方式再生時，這種死亡才有意義。

高新技術產業是一種高風險、高利潤的產業，技術前景和市場前景的雙重不確定性使大企業在涉足高新技術領域時往往持一種謹慎保守的態度。而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由于在市場定位和追求競爭優勢方面較之大企業更具有緊迫感，因而在開發利用高新技術成果方面也表現得更為積極主動。另外高新技術產業在發展初期具有一種自發的團聚效應，容易形成一種地區聚焦過程，因而更有利于企業的創辦和發展，使企業可以節省大量的經營成本。據國外有關研究資料表明，為了獲得科研成果，小公司每花一美元用于研究開發活動，中型公司就需要投資4美元，而大型公司就需要投資24美元。中小企業之所以具有較高技術創新效率，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社會分工細蜜化為中小企業留下很大的發展空間，而技術進步又是推動社會分工發展的主要動力，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發展就必然面臨著專業化與多樣化的兩種戰略選擇。由于多樣化經營是在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才出現的，并且其發展也是建立在專業化經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少數大企業并不能控制社會生產的所有方面，因而給中小企業的發展留下很大的余地。其二，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進行技術嘗新的動機有著很大的不同。小企業所進行的技術開發大多是市場拉動型，既根據客戶需求進行需求導向式技術創新活動，其主要目標是利潤最大化。它們熟悉目標市場的環境，其產品開發從一開始就是瞄準特定市場的，并不強調主動開拓市場，因而在技術創新方面不僅成功率高，而且在引導消費者對創新產品的認同方面可以節省大量開支。與此相反，大企業所進行的技術創新就有相當一部分是技術推動型技術創新，其技術創新的主要動機是改進和加強市場競爭地位，并在些基礎上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進行技術創新的大企業既面臨著研究開發失敗造成巨大損失的風險，又面臨著在開拓市場和引導消費者對新產品的認同方面耗費大量開支的沉重負擔，因而其技術創新成功率不如某些中小企業。其三，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性質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小企業所進行的技術創新大多是圍繞著主導產品而進行的輔產品創新，因而它所瞄準的市場在主導產品開拓出來的既定市場基礎上派生出來的二級市場，只要有對于主導產品的市場需求，就有對于這些輔助產品的市場需求。因而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性質決定了它們在技術創新的成功率方面占有較大優勢。而大企業所進行的技術創新大多是重大技術創新，因而在從研究開發到市場開拓的許多環節上承擔了大量的風險和支出。其四，在企業內部的管理效率方面，由于中小技術企業經營規模小，企業內部管理和控制層次少，信息流程短，因而對于市場需求的應變能力較強。而大企業由于企業規模龐大，內部管理層次較多，在市場應變能力方面并不十分靈活。正是由于中小高新技術企業在技術效率方面享有種種優勢地位，所以，從70年代以來，各發達國家普遍非常重視發展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以此作為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的重要手段。

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為什么能夠較之大企業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這一點可從其與大企業的關系上尋求答案，其一，大量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的產生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沒有企業的產生，也就無所謂經濟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量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的產生和發展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二，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的產生和發展為大企業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促進了資本形成和資本集中的進程。其三，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是大量高新技術成果的試驗場。由于高新技術產業中的技術創新是一種高風險的事業，大企業在涉足該領域時往往顯得較為謹慎保守，而中小高新技術企業則顯得較為積極主動。事實上，國外許多研究表明，高新技術產業在其發展初期往往高度依賴中小企事業的技術創新活動，而大企業只是在隨后的市場開拓期才加入進來，并通過其雄厚的市場競爭實力來建立自己的市場地位。

一個好的區域發展政策應該是中小企業發展政策、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和區域經濟政策的最佳組合。其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其一，中小企業政策。企業這樣一種生產組織形式之所以能生產出來，主要感恩是在企業內部組織生產的組織成本較之通過市場獲取商品所付出的社會交易成本更為低廉。成本降低意味著市場規模的擴大，意味著將有更多的消費者愿意通過市場從專業化的生產企業獲取商品和勞務供應，這同時也意味著會有更多的專業化生產企業產生出來。

其二，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即促進大學和科研機構科技成果迅速從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政策。包括中小企業加速折舊政策，以便促進企業技術設備加速更新；中小企業接收優惠政策，信息扶持政策，即政府通過建立和有關科技信息以減少企業的信息搜集成本；風險投資基金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在進行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時由于市場前景的不確定性而產生的風險；科技人才政策，為科技人才創辦企業和從事技術創新活動提供最大可能的幫助和支持；政府采購政策，為從事技術創新的企業提供一個穩定的具有良好前景的市場，從而減少企業技術創新在市場方面的不確定性和市場風險。

其三，區域經濟政策。高新技術產業在某一特定區域的發展，極易受到交通運輸、人力資本狀況、土地成本狀況、技術創新因素等的影響。在這些影響因素中，有些因素是可以通過政策加以改善的，有的因素則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難在短期內得到明顯改善。可以制定相應政策，促進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適當集中到特定區域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集中發展，制定主導產業的選擇政策，即在本區域內應該重點發展何種高新技術產業部門；企業選擇戰略，即在本區域內應重點發展何種類型的企業。

任何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和空間環境下創辦和發展起來的，因此，只要我們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將中小企業政策、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和區域經濟政策有效地結合起來，我們才能最大限度地促進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

篇10

關鍵詞:地域文化;區域經濟發展;壯鄉文化

中圖分類號:F127.41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6.005文章編號:1672-3309(2010)06-0015-0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但經濟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日益加劇,較為突出的是中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明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已引起各方關注。傳統的觀念認為,一個地域的自然資源、區位情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但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一些自然資源、區位情勢相似的地域其經濟發展水平并不一致,甚至差異很大,而形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地域文化的不同。

一、地域文化與壯鄉文化

所謂地域文化,是指生活在特定區域的人群在從事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社會生活中所形成的具有濃厚地域特色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人文心態、民族藝術、風俗習慣、道德規范等的總和。[1]它的形成是由一個地區的地理環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制度變遷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歷史上盛極一時的徽商、晉商,其商業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都是由于當地土地貧瘠、耕地稀少、生存環境惡劣、人多地少的現狀迫使人們不得不外出經商以謀求發展。兩大“商幫文化”中的重商主義精神由此發源。

壯鄉文化則是指生活在廣西境內的以壯族為主體的包括瑤族、苗族、侗族、京族、仫佬族、回族、彝族、毛南族、水族、仡佬族等少數民族在內經過長期歷史積淀形成的,具有濃郁壯族特色的風土人情、思想觀念、社會習俗等文化因素的總和。

壯鄉文化以壯族為核心,壯族現有人口約1548.9萬,大量分布于廣西壯族自治區。其發展歷史悠久,社會發展水平較高。不僅創造了悠久的農耕文明,而且很早就發展起了種類繁多的手工業,尤其在金屬鑄造業、陶瓷手工業、織染業等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詣。

二、地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從地域文化與區域經濟的關系看,區域經濟是地域文化形成和發展的關鍵因素。不同區域經濟的發展狀況對地域文化發展起著支撐作用,決定著地域文化發展水平的高低和地域文化發展的結構、類型、性質等;[2]同時地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反作用,推動或制約著區域經濟的發展。

一方面,地域文化對生活在該地區的人們具有導向性和凝聚力。經過漫長歷史形成的地域文化,因其共同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道德規范而對生活在該地區人們的生產經營方式具有導向作用,人們更容易按照傳統的方式去組織生產、發展經濟,利用相互間內在的聚合性大大減少交往的摩擦和費用,獲取巨大的社會效益。比如,溫州企業大多采取家族模式,是因為溫州傳統的商業文化使溫州人深知當前社會的信用狀況不好,因而不相信外人,堅持自己的錢自己用,自己的企業自己管。而地域文化的凝聚力則體現在,由于共同的文化根源,主體間更易于相互溝通,形成合力,使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中的組織成為可能。重信譽,講團結互助,是壯族重要的道德觀。

另一方面,傳統地域文化中的消極面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不良的影響,成為障礙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個道理被我國許多地區的經濟改革實踐所證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西部地區在向市場經濟邁進過程中,經濟發展滯后,相比于東南沿海地區步伐總是顯得沉重緩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們的地域文化環境偏向保守、內傾、守舊等,大多數人具有守成觀念、平均觀念,思想不解放,文化缺乏活力,農業社會形成的保守、安于現狀等舊文化觀念對地方經濟發展造成了制約。而反觀我國東南沿海經濟區域,由于數千年來凝結而成的區域文化具有商業文化的傳統,改革開放后,在其創新精神的熏陶下,人們觀念開放,制度創新,區域經濟快速發展。

由于不同地域人們的文化秉性和文化環境不同,其經濟行為決定了經濟發展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性。地域文化對一個地區人們的經濟行為乃至地區經濟發展的具體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主導本地區人們的經濟思想和價值觀念

一個地區的文化特色一經形成,必然內化、沉淀為當地人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從而對人們的經濟思想和行為發揮導向作用。如壯鄉文化中的傳統道德觀念――鄙商觀念,就成為了制約壯鄉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道無形障礙。壯族是一個以農耕為主的農業民族。在壯族地區,古籍屢有記載:其民“惟知耕作,不事商賈”。[4]在壯族的道德觀念中,經商者大秤進、小秤出,抬高物價,牟取別人的血汗錢,是不道德的,人們內心深處對商人充滿了鄙視。鄙商,既源于壯族誠實勤勞、反對損人利己的道德觀,同時是一種古樸原始的平均分配的平等觀念的反映。鄙商觀念使得壯族地區歷來商品經濟不發達,始終處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由于經商的人少,社會經濟不活躍,使得壯鄉居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

(二) 能夠提升和豐富區域形象,有利于招商引資,整合經濟要素

一個有特色的、有良好精神內涵的區域文化可以使本地區在外部樹立起一個良好、深刻的區域形象,這對于本區域引進外資和人才、與外部的經濟交流與合作無疑是大有益處的。重信譽,講團結互助,是壯族重要的道德觀。對于結交的朋友,有言必信,有約必至,有事必幫,真誠相處,具有“與而不求其報”的優良傳統。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壯鄉文化中的這種優良傳統塑造了廣西良好的總體形象。可以說,近年來廣西經濟吸引外來投資逐年增長,經濟發展較快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因地域文化能吸引外部經濟資源和使區域經濟產生向心力,所以區域文化具有整合經濟要素的功能,為區域經濟發展搭建文化平臺。

(三) 可以培育和推動區域文化產業、旅游產業的發展

文化產業是指從事文化的創作研究、服務等活動的產業。雖然壯鄉多民族居住區的民俗文化產業、旅游產業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新世紀發展均比較迅速。但是由于壯鄉地區經濟歷史上長時期處于一種較落后的狀態,其燦爛的藝術文化仍未對廣西經濟的發展產生明顯的促進作用,壯鄉文化對外來投資者還不具有吸引力;同時壯族文化中工藝技術很高的手工業如陶瓷、壯錦、銅鼓,還有壯族的“民歌”、繪畫、崖壁畫等,都還沒有作為一種文化產業來得到充分的發展,這些極具商業開發價值的文化資源還沒有被應用于造福壯鄉人民的經濟事業上來。

(四) 地域文化使一個區域的產業結構容易受到歷史、地域的影響,具有歷史傳承性

一個地區的產業發展狀況無論其如何變化,都會或多或少地受到該地區歷史上產業發展的影響,或是在原有農業基礎上進行延伸,或在原有產業基礎上繼續發展壯大,或對原有產業進行革新,更有甚者能夠經過整合形成該地區獨特的產業結構模式。如壯族地區在明清時期就開始大量種植甘蔗、油桐、油茶、花生等經濟作物,而今,廣西的制糖工業和食品工業發展良好,這既是在原有農業基礎上的延伸和革新,又是對壯鄉文化在經濟上影響的一種傳承。

三、地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機制

第一層次的影響是指地域文化對該地區的人們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響。不同地區的地域文化是該地區的社會群體在長期共同生活中逐漸形成的,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一經生成,就以其特有方式對該地區的人們在思維方式、行為準則、道德及價值觀念等方面產生全面的調節和控制,使社會集團的每一個成員都處處受其影響。這一點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極為重要。不僅使人們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自身的特色,也使地區經濟的發展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最終使區域經濟產生不同的發展道路。區域文化滲透于特定區域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從而形成區域特色經濟。[4]所謂特色經濟,通常包括特色資源、特色產業、特色產品、特色技術、特色經濟區域。最典型的例子是“從商文化”形成了溫州經濟。

第二層次的影響是指地域文化對區域產業建設具有重要影響。產業狀況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素質和發展后勁的重要標志,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關鍵。一個地區的落后,不僅僅是經濟統計指標的落后,更重要的是人自身文化素質和文化觀念的落后。落后地區的傳統文化造成人們因循守舊、缺乏創新精神與商品意識,是導致地區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內在原因,它不僅造成了落后地區現階段的經濟滯后,也是地區經濟未來發展的最大障礙。[5]保守的內傾的文化往往傾向于內向性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較單一,生產特點為自給自足;而外向性文化其產品結構則注重多元性、商品性、外向性,注重人文的文化,往往滿足于資源型產業和初級產品的加工;而重商業開發的文化更注重資源的深度開發與產品的更新換代。

第三層次的影響是指地域文化以一種文化產業的形式,如民俗文化產業、旅游業,來對區域經濟施加影響,是一種直接的影響,能對一個地區的經濟帶來直接的收入效應。

現時代,文化與經濟的融合越來越緊密,文化產業作為第三產業的重要內容已經成為拉動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地域文化資源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作為旅游開發的重要對象,如廣西的桂林山水是壯鄉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的重要自然人文資源,吸引著全國各地的游客前去旅游觀光,它的開發帶動了當地的交通運輸、商業貿易、餐飲服務等第三產業的發展。二是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文化搭臺,經濟唱戲”。[7]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地利用自身的民俗文化、自然景觀、工藝文化等傳統文化資源為當地的經濟貿易、招商引資、經濟產品開發搭建良好的平臺,有力地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三是增加產品的附加值。文化資源可以增加產品的文化含量,提高產品的知名度,形成良好的品牌效應。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文化的消費需求呈現出多樣化、高檔化,消費品味不斷提高,越來越重視產品的文化內涵。許多企業利用傳統文化資源對產品進行文化包裝,有力地提升了產品的影響力、輻射力和吸引力,增加了產品的美譽度和知名度。

至于地域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則是我們應該加以注意和進行改造的。如我國西部文化因其地域和歷史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封閉性、凝固性和保守性。隨著現代社會尤其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其農耕文化所固有的弱點顯露無遺。另一方面,人們的欲望本能又在片面的市場經濟理念的誘發下被極度放大。作為西部文化組成部分之一的壯鄉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此類現象,而這些地域文化中的消極面是與現代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嚴重阻礙著地區創業的發展和企業家階層的形成,最終使區域經濟長期停滯不前。

四、努力促進壯鄉文化對廣西經濟發展發揮積極影響

第一,努力推動壯鄉文化的社會變革,拓展其文化的開放性、進取性和靈活性,打破西部文化中常見的安貧守舊、得過且過的惰性心態,實現壯鄉人民的觀念革新,激發他們內在的創業和競爭意識。觀念的變革是推動壯鄉地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整個廣西地區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地方政府在探索地區經濟發展、向內尋找經濟發展滯后原因的過程中,應意識到民眾觀念變革之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應加強對創業致富、經商致富行為的正面宣傳,樹立一批壯鄉企業家的模范代表;要在全社會形成一種積極引導創業的社會氛圍,反對“無商不奸”、“不事商賈”等傳統偏見,使得壯鄉民眾的創業行為得到更多的鼓勵和社會的積極支持。

第二,加強對壯族等少數民族集聚區的教育投入,提高壯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知識文化水平。在弘揚壯鄉文化中孝敬父母、尊老愛幼、互助團結、熱情好客、崇尚勤勞等傳統美德的同時,對于原來比較保守的、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道德觀念,如鄙商觀念、自然經濟觀念、狹隘心理等,要通過拓展他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使其了解商業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等途徑來促進他們理性認識從商行為。社會各方也應積極營造一個有利于壯鄉民族企業家形成的大環境。

第三,充分挖掘壯鄉文化遺產,對其中具有商業開發價值的文化產品,如壯錦、銅鼓及其他一些工藝水平很高的工藝品,進行產業化開發。以壯錦為例,壯錦是壯族的傳統紡織工藝品,與湘繡、蜀錦齊名,圖案精美、織工精細,享譽海內外。對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壯族聚集區,可以組織專業化生產,利用各種資源加強對外宣傳和推廣,使之成為市場上暢銷的民族特色產品,進而演化成為地區經濟的一個產業增長點。

參考文獻:

[1] 程恩富、顧鈺民、方家良等.文化經濟學通論[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

[2] 周尚意、孔翔.文化與地方發展[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3] 省略/zxfq/

[4] 李錦宏、陳越.區域經濟發展中區域文化的影響機制分析――兼論區域文化與區域競爭力的邏輯關系[J].新西部,2008,(04):70-71.

[5] 徐李全.地域文化與區域經濟發展[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