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的基礎范文
時間：2023-11-22 17:55:58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小農經濟的基礎，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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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垃圾；經濟效益
農村是農民生產生活的基本場所，是農民實現生產和再生產的主要基地，伴隨著經濟迅猛增長和農村城鎮化水平的提高，農村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隨之而來的生活垃圾污染開始侵蝕農村，農村生態環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脅。發掘農村生活垃圾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探討相應的治理對策，將有助于新農村建設的順利進行、村容整潔目標的順利達成與農村和諧社會的構建，為子孫后代的發展預留極大的空間。江西南昌市灣里區長年來鄉村環境臟亂，影響外界對這個以旅游休閑為主業的山地縣區的印象。
1.灣里區垃圾的來源
南昌市灣里區為開發區垃圾主要來源為工業垃圾，以及農業垃圾和生活垃圾等。
1.1 工業垃圾
南昌市灣里區近幾年高速發展，導致原農村慢慢的向城鄉結合部發展，使得建筑不斷的增多，隨著建筑的增加導致產生的建筑垃圾（塑料、石灰、磚塊、包裝袋等）無處合理處理。
1.2 農業垃圾
南昌市灣里區是以農業為主，所以每當收獲的季節就會產生大量的秸稈，以及果園的的殘留物，甚至包括農藥袋和農藥瓶。再加上就是家禽和家畜的排泄物等。
1.3 生活垃圾
南昌市灣里區的生活條件教過去三十年有較大的變化，家家變得富裕，生活垃圾的種類也多了，生活垃圾的成分主要是廚房廢棄物（廢菜、煤灰、蛋殼、廢棄的食品等）以及廢塑料、廢紙、碎玻璃、碎陶瓷、廢纖維、廢金屬、廢電池及其廢棄的生活用品等，組成十分復雜。生活垃圾一般可分為四大類：可回收垃圾、廚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目前常用的垃圾處理方法主要有綜合利用、衛生填埋、焚燒和堆肥。可回收垃圾包括紙類、金屬、塑料、玻璃等，通過綜合處理回收利用，可以減少污染，節省資源。如每回收1噸廢紙可造好紙850公斤，節省木材300公斤，比等量生產減少污染74%；每回收1噸塑料飲料瓶可獲得0.7噸二級原料；每回收1噸廢鋼鐵可煉好鋼0.9噸，比用礦石冶煉節約成本47%，減少空氣污染75%，減少97%的水污染和固體廢物。廚房垃圾包括剩菜剩飯、骨頭、菜根菜葉等食品類廢物，經生物技術就地處理堆肥，每噸可生產0.3噸有機肥料。有害垃圾包括廢電池、廢日光燈管、廢水銀溫度計、過期藥品等，這些垃圾需要特殊安全處理。其他垃圾包括除上述幾類垃圾之外的磚瓦陶瓷、渣土、衛生間廢紙等難以回收的廢棄物，采取衛生填埋可有效減少對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及空氣的污染。
2.南昌市灣里區農村垃圾處理方式
2.1 農村生活垃圾處理傳統模式
傳統生活垃圾處理模式中，生活垃圾被隨意拋棄、露天堆放，有的甚至被堆放于河道兩旁，形成了垃圾繞村圍河的現象。生活垃圾的任意露天堆放，任雨水沖淋，形成了大面積的面源污染，也是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垃圾中含有的有毒物質以及在堆放過程中產生的有害物質被雨水沖刷后，混合流入農村居民的。地表飲用水源，是對農村居民飲用水健康的極大威脅。隨著新農村建設的開展，不少農村己經意識到生活垃圾的危害性，為了達到“村容整潔、環境衛生”的目標，對堆積于村內的生活垃圾進行了清理，清理出村的垃圾進行了填埋、焚燒等處理，但仍有部分尚未處理，僅是將污染進行了地點轉移，沒有做到垃圾處理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目標；而焚燒和填埋也只是露天焚燒、簡易填埋，沒有任何防護措施，不僅污染了大氣和土壤，也為以后的環境健康埋下了隱患。
2.2 垃圾收集池式集中清運處理模式
這種方式相對于模式一，在村中建造了若干水泥式垃圾收集池，每個收集池輻射服務周圍的約十幾戶農村居民，每戶將自家生活垃圾混合收集后投放于垃圾收集池中，然后每戶輪流派人定期派人將池中垃圾清運到遠離村莊的垃圾集中處理點，進行填埋或焚燒。
3.農村垃圾處理的經濟效益分析
我國農村面積較城市而言是其9倍之多，農村人口也占有總人口的70%，所以農村垃圾處理的合理性有必要的作用，也是我國的根基所在。
3.1 農村垃圾處理的經濟效益分析之COD的分析
農村垃圾的多數處理都是被扔到附近河里，，導致垃圾隨著水流到下游導致水污染的嚴重性，其中以云、貴、川、湘、鄂為主，污染尤其嚴重，汛期時被水帶至地表，使得地表水被污染的極其厲害，導致需要加大力度處理被污染的水資源，導致地方財政的支出擴大，不利于經濟的發展。
3.2 農村垃圾處理的經濟效益分析之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的核心是提高資源的利用率，降低社會和經濟發展給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為緩解世界范圍的資源、能源短缺、建立良性發展模式提供了思路，因而獲得了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同。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2006年廢舊物資（垃圾）回用，已占世界主要工業原料的40%，產值超過2500億美元，并以每年15%-16%的速度遞增，由此可見，廢舊資源回收利用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我國農村垃圾產生量大，可回收利用資源多，垃圾管理和處理都處于起步階段，推行循環經濟的潛力巨大。
4.結語
總之，農村垃圾處理的經濟效益狀況取決于當地垃圾處理的合理方式，需要帶來正的效益就需要以恰當的方式來處理垃圾，以南昌市灣里區為例的調查研究就可以合理的體現出這一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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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小農經濟；官文化；傳統文化
一、小農經濟的產生
劉永佶教授在《官文化批判》一書中指出“官文化的力量來自民眾的不覺悟，來自民眾對它的認可與適應，即形成了普遍的小農意識。這是官文化統治的結果，也是繼續統治的條件。”中國封建社會是在沒有外族入侵的情況下，由奴隸社會逐步發展變化而來的。中國奴隸社會實行的是土地國有制度，國家的土地全部都屬于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描述的正是這一歷史時期。春秋以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原有的土地制度遭到了破壞，新興的封建勢力在奪取政權后，相^實行變法改革，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許“民得買賣土地”。從這時起，土地私有制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土地私有制度的產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制。同時也必然導致土地兼并的現象出現，即“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況，從而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的形式剝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個體農民。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產資料的自耕農和依附于地主階級的佃農兩種人物構成。但無論是哪一種農民，都是一家一戶，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還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純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這既是因為中國奴隸社會土地國有制的傳統影響，也是因為戰國時期各國在變法中都是以國家名義確認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隸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則在封建社會得以繼承，并以新的形式與土地私有制度結合起來。
這種建立在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礎上的小農經濟，一方面使個體農戶具有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農也是如此。他們除了受地主階級的剝削以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受國家權力的支配，這與西歐封建社會領主制的莊園經濟和農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官文化作為兩千余年來的集權官僚的統治文化，其作用包括鞏固集權官僚制，協調官僚地主階級內部關系，還有就是控制其統治對象的意識和行為，同時這也是鞏固集權官僚制的重要方面。小農經濟便是中國在集權官僚體制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說其“小”，是從生產單位和生產方式而言，它是以“家”為單位，以個人體力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方式；“農”則是所從事的職業，或者說是主要的謀生手段。自秦漢以來，中國在農業上是相當發達的，農業技術和生產力都領先于世界，而其根據就在于當時的集權官僚體制影響下，土地分散且地少人多，一家一戶的耕作方式成為了農民的重要生產方式。
二、小農經濟的特點
小農經濟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類型，以個體為單位，以精耕細作、男耕女織為方式，以自給自足為生產的目的。因此其特點包括有分散性、封閉性、自給自足性等。分散性是指它以獨立的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封閉性指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自給自足性指生產的主要目的是滿足自己家庭的各項生活需要。在封建社會時期的社會經濟情況就是小農經濟占主導，現在在偏遠的農村，也存在有這樣的經濟現象。
在小農經濟下，農民掌握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生產的積極性得到提高。農民經營規模很小，他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術，為我國農業的精耕細作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是，在封建地主階級的沉重壓迫與剝削下，農民承擔了沉重的徭役，小農經濟變得十分脆弱，每遇旱澇瘟疫，多數農民家庭就會失去土地或者破產流亡，陷入貧困的境地。從此可以得出小農經濟的弊端：農民經營規模小，缺乏必要的積累和儲備能力；自給自足，生產經營模式老舊，技術難以突破固有模式，難以得到革新；抵御天災人禍的能力薄弱。
三、小農經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中國歷史上形成的并且流傳下來的，由思想家提煉出的理論化和非理論化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具有穩定結構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倫理觀念等精神成果的綜合。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中國農業自然經濟其延續力最為持久，悠久昌盛的中國文化正是創造、繁衍、植根于這一經濟土壤之上的，在歷經數千年的文化變遷中，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導致中國文化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宗法制度為特征，以家國同構的政治結構為基礎，強調仁義禮智信等倫理思想。
（一）從思維方式來看，農業經濟是中國傳統經濟的主干，它的最顯著特點是“靠天吃飯”。農業生產對天地自然的依賴性是顯而易見的。適宜的光熱、降水量以及土壤、環境是農業耕作的必備條件，對自然及土地的依賴，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活動空間相對狹小，交流、交往較多的局限于以血緣和姻親為紐帶的關系之間，重“和”、重“仁”的人際交往準則，培養了人們的“中庸”性格，養成農人注重實際的認識原則，中國古代圣賢一向倡導君子“務實”，久而久之，形成了中國人樸實無華，立身行事，講究腳踏實地，實實在在，鄙視華而不實的做派，這些都表現了中國文化精神中的注重實際的優秀一面，同時也由于對于自然的依賴，培養了中國人安于天命的性格，即“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反映到現實生活中，則表現出對平安、寧靜的生活的向往。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說，小農意識有利于社會的穩定，這也是社會得以穩國的基礎。在各種條件的約束下，農民既勤奮耕作，又安于天命，總是在不抵抗的自然環境中，循環往復的耕耘著，生活封閉而又單調。
（二）從國民品行來看，我國人民性格中最明顯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輕人力，聽天由命、逆來順受。農業是靠天吃飯，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種注重天時、地利、人和，尤其是人對農業生產的巨大作用的思想，導致中國人民形成了自強不息、寬厚包容的心理品格和道德原則。《周易》中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一方面，要求自己具有奮發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對待他人，對待他物，又要有寬厚包容的精神。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是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雖經歷天災人禍、內憂外患而能屹立于世界東方，并不斷為人類的文明發展做出貢獻的精神支柱。道家則從相反的方向提出“不敢為天下先”、“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等格言，導致國人重天命，輕人力，無創新，怕變動。中國的政治格局中，下場最難看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員信奉的是，不求無功，但求無過。中國農民穩重實在的一面，也是農業生產決定的。小農思想中，能精心伺候那一畝三分地，是極大的美德。但是農業生產要求四時更替，對時間的精確性不作要求，從而導致中國人不計劃時間，不重視效率。小農與官僚是一把利劍的兩面，相互對立存在。小農的理想是溫飽問題，那么民主與自由，就永遠不是小農們最切實的目標。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封建社會體制為什么在我國根深蒂固。
（三）從整個社會的組織結構來看，以小農經濟為主導的農業經濟狀況要求有相應的社會組織結構，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的主要特點在于其血緣宗法制度。血緣結合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最自然的結合方式，中國的社會組織關系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在父子、夫婦、君臣之間的宗法原則指導下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中樞則由部族、宗族向家族下移，政治與倫理的承擔單位在逐漸地縮小，對小農家庭作為經濟與社會基礎的功能不斷強化，使得中國文化傳統的輻射力在不斷增大，以族立國階段的小農社會已經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秦國在與六國競逐中脫穎而出，更是較好地利用了小農經濟與社會基礎；漢代的奠基更是強化了面向小農的無為而治；北魏以租庸調制對在漢末亂世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斷變換的政權所破壞的小農社會進行了修復，為隋唐大帝國的興起奠定了基礎；一直到近代帝國主義和商業資本主義開始入侵和干預之前，盡管代有損益，中國社會與文化在本質上從來沒有離開過小農這個根基。另一方面，這種國、家、個人三位一體的政治結構，使每一個人都將自身同國家緊密聯系在了一起，每個人的修養最終都落腳到對國家利益的維護，培養了中華民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愛國精神。
小農經濟影響下的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傳承至今，的確存在有一些喪失掉其合理性的部分，而面對外來多元文化的沖擊，我們不得不認真地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傳承和發揚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賦予新的內涵，注入時代精神，讓中國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參考文獻：
[1]劉永佶.官文化批判[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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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奴隸制經濟；小農經濟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12-000-01
一、引言
文化緯度是所有涉及到跨文化領域研究的重要基礎性概念。文化緯度理論最早是由荷蘭學者Hofstede建立并提出的。近四十年來，國際上出現了大量以Hofstede文化緯度理論為基礎的研究成果，范圍涵蓋社會學、組織行為學、跨文化交際、經濟增長等領域。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維度是重要的文化維度，但到目前為止，對于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文化緯度產生的原因的研究卻很少見。為什么以儒家為代表的東方社會形成了集體主義的文化價值觀；而以基督教為代表的西方社會衍化出了個人主義的文化價值觀？本文從經濟基礎的角度來進行解釋分析。
二、集體主義的經濟基礎
人總是要依靠別人的支持，單獨一個人根本無法生活。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單個人生存下去的概率很小。所以，無論東方、西方，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就是必然的選擇。
在儒教文化圈內，中國自周開始廢除了奴隸制后逐漸形成了以血緣、地緣等各種關系為基礎，以家庭、家族為單位的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和以自耕農、佃農為主的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式的小農經濟制度，并建立了“孝道”的制度安排，同時為了保障該價值觀和制度安排得以實現、深化、和擴展又建立起了剛性的“三綱五常”倫理道德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集體主義文化緯度極大地適應了農業社會生產技術水平低，和勞動、土地的邊際生產率遞增的經濟規律，從而帶來了以中國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的農業社會超越西方的物質文明。在東方的中國，在公元1世紀，中國的漢朝和歐洲的羅馬帝國處于同一發展水平，但到1820年，中國已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三、個人主義的經濟基礎
與儒教文化圈不同，早期基督教文化圈形成的并不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集體主義制度設計，而是走上了以奴隸制為基礎的莊園經濟的制度設計，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個人主義傳統的基本思想雛形。
至少從經濟發展方面講，西方社會古代文明的制高點出現在公元1世紀或2世紀的羅馬統治時期。戰爭對于處于奴隸制社會時期的羅馬人來說是一種很好的生產方式。戰爭在給羅馬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的同時，也給羅馬人帶來了廉價的人力資源。從人口結構上來看，從公元前225年到公元前43年，在意大利的自由人人數從440萬人增加到450萬人，增長了2.3%；而同期奴隸人數從60萬增加到300萬人，增長了400%。
之所以走上了與東方的小農經濟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一方面是由于伴隨著羅馬統治范圍的擴張，奴隸制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帝國的繁榮。當然這種繁榮為羅馬公民（不包括奴隸在內）建立個人主義的思想奠定了基礎并提供了物質保障。亞里斯多德認為，主人和奴隸之間的差別是由生物學決定的，奴隸應該為主人勞動，使主人衣食無憂，有更多的閑暇發展文明的各種藝術，這是宇宙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奴隸制社會的經濟繁榮又激勵著羅馬帝國繼續不斷的擴張，這樣一來，羅馬社會的奴隸制經濟基礎沒有像中國在周代商之后慢慢消亡，并以小農經濟取而代之，反而逐漸被強化為羅馬帝國牢不可破的經濟保障。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也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成為羅馬公民的主導思想。
由于受到羅馬流傳下來的公民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使得自由民的勞動生產在道德上是被鄙視的，再加上君主、與君主實力相當的貴族和教會彼此之間的相互制衡使得基督教文化圈內業已由奴隸制社會時期的龐大生產收縮為小農業和小手工業的經濟與儒家文化圈的小農經濟比較起來，其發展水平則相形見絀了。經濟基礎和個人主義思想以及上層建筑的不匹配導致了總體經濟發展水平的下降，遠遠落后于同時期的儒教文化圈。
一方面新大陸的殖民地的建立帶來了久違的持續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殖民者的個人主義思想在個人的經濟安全得到保障后得以繼續和傳播。可以說沒有殖民地經濟基礎也就沒有基督教國家的后來居上和由羅馬帝國開始的個人主義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光大。而真正的絕非僅保留于非奴隸的公民范圍之內一般化的個人主義精神也只有到了奴隸制的廢除和殖民地的獨立，以及人們基于市場的信任，產業競爭力取代了武力的時代才得以實現。也就是說，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各國對于殖民地經濟基礎的可靠性的堅持結束于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制度為保障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產業效率的競爭。法治化、全球化的市場經濟的建立為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價值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四、結語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集體主義是我們共同的起點。但在此之后，東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并在不同的經濟基礎上發展出了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兩種價值體系。集體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對內政體下的家族、血緣為根本的小農經濟；它的自給自足式經濟特點帶來了自我封閉的可能，對外的殖民擴張因此也就沒有了動機。而個體主義的經濟基礎在農業時代是奴隸制的莊園經濟，前工業化時代基督教文化圈對外殖民擴張的思想基礎仍舊是羅馬帝國時代就早已有之的奴隸制。而在工業時代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就變成了自由競爭下的市場經濟。此時的個人主義已經一般化了，并且成為了自由、民主的基石。
縱觀歷史，我們有理由相信，假以時日中國會演變出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整套機制安排。只要我們始終堅持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不動搖，以中國為代表的儒教文化圈一定會取得與歷史上同樣令人敬佩的輝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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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杜 純（1996-），女，內蒙古赤峰人，大連民族大學國際商學院國貿系2013級本科生。
黃平林（1994-），男，河北滄州人，大連民族大學國際商學院國貿系2013級本科生。
劉 巖（1977-），男，大連民族大學講師，經濟學博士。
篇4
關鍵字：農村小學；教學管理；困境；措施；探討
在素質教育的新形勢下，教育管理要求不斷地提高，農民的思想意識提高，希望縮小城市教育和農村教育距離的愿望也越來越迫切，這一切給農村小學教育管理提供了非常寬廣的發展空間。然而農村受到諸多客觀因素的限制，教師構成不合理、缺乏高學歷的教師，教師團隊不專業，教育也相對落后。農村小學教育管理現狀不容樂觀，提高農村小學教學管理水平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一、農村小學教學管理出現的困境
（一）教學指導趨向形式主義。教師是教育活動的主體，教師的教學方式影響著教學的成果。現階段，農村小學教師的備課缺乏實效性，很多老師準備工作敷衍，備課就是舊教案的搬抄，教學缺乏創新意識，教學資源的能動性也無法充分的開發，教案設計的創造性優化亦難以落實。其次，由于農村條件落后，教育模式和理念無法緊隨潮流，教師的教育還停留在“填鴨教育”的模式上，一問一答的機械教育無法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嚴重阻礙農村小學教育水平的提高。
（二）管理缺乏創新，過分依賴制度。管理者對管理制度過于依賴，教師的發展被忽視。現階段，農村小學教育管理中存在一部分學校管理者盲目推行管理制度，沒有對制度全面的剖析解讀，也不理會管理制度是否契合自身管理發展的要求，只依靠自身的職權將管理制度推入教育管理工作中，忽視教師的教學主體地位，教師沒有受到該有的尊崇，教學方面的主觀能動性也被扼殺。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學校和教師之間就容易出現管理層面的“短缺”，教師與學校被放置在了“對立”的立場上，教學管理的實效性難以發揮，教師教育革新的意識也被逐漸淡化。
（三）缺乏專業化的教師管理。缺乏專業化的教師管理主要表現為如下四點：第一，備課敷衍，教學資源沒有實現合理的開發和利用。第二，課堂教育枯燥。教師與學生的有效溝通難以落實，互動少，教學內容和教學評估難以發揮實效。第三，課后作業的布置沒有層次性，重點不明，作業無法反映教育的實踐、探索和拓展目標。第四，教師缺乏專業性，教育水平低，很多教師的自身素質不高，導致農村整體教學水平低下，教學管理指導性難以落實。
二、加強農村小學教學管理的相關措施
（一）堅持“以人為本”的個性化管理理念。人本管理不僅僅是制度、行為、任務，而是一種思想，一種價值觀，一種方法論。人本管理是指在教育教學管理的過程中合理的應用人本思想，實現現代教育的目的，落實師生共同發展的根本要求。在農村發展“以人為本”的個性化管理理念時，需要注意師生個性觀的重點培養，從師生的工作、學習、生活等方面出發，對師生進行有效的管理。對教師的管理需要照顧其興趣愛好，通過有效的溝通了解其心理，增加教育管理者與教師之間的理解與信任，促進教育者能更好的落實教育工作。對學生的管理需要從關心、愛護每一個學生的角度出發，建立平等的交流關系，站在朋友的角度上對其進行管理，尊重學生，確保學生在快樂中完成學習的相關任務。
（二）規范教學管理制度，構建新型教學管理模式。首先，注重農村學校各項規章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對教師隊伍進行合理的管理。在農村小學教學管理的過程中，應當全面落實制度管理，施行“依法治教”，幫助教師管理全面落實規范化和法制化。其次，建立良好的教學管理機制，充分發揮優秀人員的榜樣力量，強化教師的聘任條件，使聘任的程序和方法更加的規范，明確教師的職責、權利，對考核措施進行明確的規定，凡是做到“有章可循和有據可依”；對違紀行為嚴厲懲處，幫助教職人員樹立憂患意識和競爭意識，全面提高教職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最后，從備課、講課、批改、輔導、考核、評價的角度出發，嚴格要求教師，使之回歸教學教育的重點，全面提高備課、上課、輔導的實效性；強化教師的理性認識，激發教師的探索精神，優化課堂教學模式。
（三）注重教師隊伍的建設工作。教師的水平決定著教學的質量，教師在教育改革、社會發展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現階段，農村小學教師普遍存在綜合素質不高的情況，學校在進行教學管理的過程中一定要對這一現象進行重點的考慮，教師教學水平的提高更是應該被設置成教學管理的核心內容。注重教師隊伍的建設工作需要做到如下幾點：首先，加強教師的再教育，鼓勵教師獲取更高層次的文憑，為教師提供提高自身綜合能力的條件；其次，完善學校的規章制度，對教師團隊“依法管理”，提高教師的積極性，繼而發揮教師的創新意識；最后，加強管理階層與教師的有效溝通，促使教師朝著專業化的方向發展，整合校內有限資源，充分發揮教研組集體備課的功能與效用。
教育和人才是提升國家文化核心競爭力的最主要的兩個因素。素質教育給我國農村小學教學發展和教學管理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雖然現階段農村小學教學管理仍存在諸多的問題，但是通過相關策略的有效落實，相信一定能夠有效的提高教育實效性，增加我國農村教育管理的綜合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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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諸方面的關系。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地制度經歷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隸主階級國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會,土地屬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隸社會,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實行的井田制為代表的土地國有制,經濟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從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榮。春秋時期,隨著鐵農具的出現、牛耕的推廣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開墾為私田,加之兼并戰爭頻繁,土地轉讓關系進一步發展,在井田上耕種的勞動力減少,井田制遭到破壞。魯國實行按畝收稅,其他諸侯國也競相效仿,這實際上承認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國以及其他諸侯國先后進行變法,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從而解放了生產力,促進新興地主階級的發展壯大,自耕農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承擔者。
二、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
重農抑商政策強調發展農耕,限制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它是古代中國歷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海禁與閉關鎖國政策主要指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嚴格限制外商來華貿易。重農抑商政策與閉關鎖國政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可從實施階段、目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比較。
1.實施階段:前者實施于戰國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后者實施于封建社會衰落時期。
2.實施目的:前者在于壓制商人勢力,維護封建統治經濟基礎;后者在于防御外來殖民勢力,維護封建體制。
3.根本目的:兩者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前者是要嚴格控制國內市場和商業活動,后者是要禁止國人出海貿易,限制外商來華貿易。
4.影響:兩者都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前者在封建社會初期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到中后期則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后者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不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使中國長期與世界隔絕,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使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經濟部門的特征
1.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特點
把握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可從生產模式、生產方式、農業結構等角度著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以小農個體經營為主是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精耕細作技術是我國古代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農經濟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在沒有天災、戰亂和苛政的情況下,“男耕女織”式的小農經濟可以使農民勉強自給自足。從農業結構上看,以糧食種植業為主,以家畜飼養為輔。中國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農業經濟發展基礎上取得的。小農經濟是推動精耕細作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中國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礎。但是,小農經濟狹小的生產規模和簡單的分工,很難擴大再生產,阻礙了社會分工和交換經濟的發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為阻礙社會生產發展的因素。
2.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特征
古代手工業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模工業生產。手工業產生時從屬于農業,主要表現為家庭手工業。在原始社會末期,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所以,手工業的第一個特點是其生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夏商周時期以青銅鑄造為代表的手工業,由官府壟斷、政府直接經營,進行集中的大作坊生產。春秋戰國時期,逐步形成了官營、私營、家庭手工業三種經營形態。官營手工業產品精美,享譽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明中葉以后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中,私營手工業后來居上,占據社會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而家庭手工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穩定小農經濟,但技術落后,生產分散,妨礙了市場的發育。這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即官營、私營和家庭手工業三種經濟形態并存,官營手工業占據特殊地位。第三個特點則是手工業的生產技術不斷進步,長期領先于世界,產品遠銷海外。第四個特點就是手工業生產部門不斷增加,勞動分工越來越細,著名的有冶金、絲織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業發展與農業發展緊密結合,并長期受到農業生產的制約,手工業的布局隨著經濟重心南移而變化也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一大特點。
篇6
關鍵詞：農村經濟；金融約束；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2.4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0432（2014）-05-09-1
0引言
就目前來看，我國的農村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農村經濟發展也趨于穩定健康發展的狀態，新農村建設取得了實效，農民收入有了明顯提高，生活幸福指數也有所提高。但是，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道路上，還存在一定的制約因素，農村金融約束就是其中之一。筆者主要分析了我國農村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受到金融約束的原因。
1金融約束
金融約束就是政府通過實施一系列金融約束政策促進金融業的發展，從而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其隱含的前提是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金融業，或者說政府可以解決市場失靈問題。金融約束理論的核心內容：政府通過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以達到既防止金融壓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銀行主動規避風險的目的。金融政策包括對存貸款利率的控制、市場準入的限制，甚至對直接競爭加以管制，以影響租金在生產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的分配，并通過租金機會的創造，調動金融企業、生產企業和居民等各個部門的生產、投資和儲蓄的積極性。政府在此可以發揮積極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為銀行體系創造條件鼓勵其積極開拓新的市場進行儲蓄動員，從而促進金融深化。
2農村經濟發展受到金融約束的原因
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約束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村金融結構體系屬于二元化，對農業生產產生一定的約束性；二是金融機構需要把信貸作為一種基礎，在經濟的發展中起到供給補充的作用；三是農村經濟發展中采用小農生產組織形式，與現代的金融資本不匹配。
2.1農村金融結構體系屬于二元化，對農業生產產生一定的約束性
一方面，在農村正規的金融機構很難正常運轉。例如，如果農民的貸款用于消費，則增大了還款的風險。另一方面，非金融機構在農村屬于合理的機構，這種金融機構的特點在于只能維持很簡單的經濟生產，沒有向現代化的農業注入大量的資本。非正規渠道取得的資本在一定條件不能有效地運行。同時，非正規資本的利息過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很多非經濟性的問題。所以農村金融結構體系的二元化，給農業生產帶來了一定的約束性。
2.2金融機構需要把信貸作為一種基礎，在經濟的發展中起到一種供給補充的作用
現在的金融體系本身屬于資本供給的中心渠道，非正規的金融體系屬于自發的狀態。雖然我國已經對金融體系進行改革，但是農村的儲蓄資本轉向投資，流入到城市中，削弱了農村經濟增長需要資本，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此外，我國的金融資本市場本身處于轉型和相互融合的階段，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會造成很大的沖擊和影響。從農村經濟的發展角度出發，這種金融借貸資本的形式會造成農民很難支付還款，農村經濟增長受到高資本低回報的影響，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2.3農村經濟發展中采用小農生產組織形式，與現代的金融資本不匹配
主要表現在農村金融體系資本不完善，制約了獲得資本的方式。同時，小規模的農業生產方式無法支撐現代意義上的金融體系。農村經濟發展需要提高勞動生產率，轉移非農業生產。農業剩余勞動力只是暫時地離開農村，他們對小農經濟仍然存在一定的依賴，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農村土地上。農戶的非農收入需要進行有效的補充，不能替代農業收入，缺少現代的資本支撐使小農經濟的簡單生產得到全面擴張。現在的商業金融機構很難為小農經濟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務。
3結語
篇7
魏晉南北朝自然經濟的強化是不爭的事實，但對其演變的軌跡則有不同的看法。魏晉封建論者認為戰國秦漢是商品生產和流通十分繁榮的商品貨幣經濟時代，或交換經濟時代，并強調這種商品經濟是與奴隸制生產相聯系的。漢魏之際的變化是從商品貨幣經濟到自然經濟的變化，它成為封建制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1] 我們認為，戰國秦漢商品經濟盡管相當發達，但仍然沒有脫離自然經濟的范疇，它的基礎是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漢魏之際的變化是自然經濟范疇內和封建制范疇內的變化。為了把這個問題搞清楚，我們的眼光不應停留在人口增長還是耗損，城市繁榮還是蕭條，錢幣通行還是廢棄等現象上，還應該深入考察當時基本經濟單位的經濟構成及其變化。
一、 戰國秦漢農民和地主的經濟構成
戰國秦漢社會的基本經濟單位有農民，有地主，他們經營的內容和規模有很大的區別，但其經濟構成基本上都是自然經濟（主要指自給性生產）與商品經濟（主要指商品性生產和商業活動）的結合。
戰國秦漢主要生產者是個體小農，這是史學界公認的。戰國秦漢小農比之戰國以前的小農，與市場發生較多的聯系，按孟子的說法，他們“紛紛然與百工交易”（《孟子滕文公上》）E┟裥枰謔諧∩瞎郝蛞恍┧竊偕匭氳納柿蝦蛻鈄柿希饕褪恰豆蘢印匪檔摹榜珩曛逐Α焙禿捍芳諧3L岬降摹盃瑯V質場薄N耍┟癖匭胂蚴諧√峁┫嚶Φ納唐罰謁塹募彝ゾ彌校丫艘徊糠治私換歡械納煌保筆迸┮道投室煙岣叩健懊袷呈參逯取鋇乃劍┟褚燦鋅贍芟蟶緇崽峁┫嗟筆康氖S嗖貳T謖庵智榭魷攏喲呵镎焦士跡魷至肆街智八從械耐懷魷窒螅閡皇橋寮小！豆蘢?#8226;乘馬》說“聚必有市”，東漢王符《潛夫論浮侈》說：“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都是指的農村集市。二是商人插足小農再生產過程。他們利用小農經濟力量薄弱、農業生產周期長、自然災害各地交替頻繁發生等特點所導致的地區間、年度間、季節間的豐歉不均、余缺不均，從事賤買貴賣活動。又因此有政府平糴政策的出臺。小農經濟的這種變化，為戰國秦漢商品經濟的繁榮提供了最廣闊的基礎。不過，戰國秦漢的小農經濟仍然是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的，在總體上仍然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其主要表現形式就是耕織結合，春秋戰國之際以來它一再為人們所稱引和強調。《尉繚子治本》說：“夫在蕓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春夏夫出于南畝，秋冬女練［于］布帛，則民不困。”就是這種耕織結合的典型描述。商鞅變法規定“戳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第一次明確把耕織作為農民的本業。漢代皇帝的詔書多“農桑”并提，地方官吏也把耕織結合作為勸農的基本模式。不從事家庭紡織而買衣穿的農家是存在的，但不能夸大其數量[2] 。戰國秦漢農民也有從事專業化商品生產的，不過并不多見。
戰國秦漢的地主經濟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不過按不同情況各有側重，從而可以區分為不同類型。記載比較具體的有大家熟知的西漢末年樊重的田莊。史稱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是一個擁有“田土三百余頃”、“貲至巨萬”的大地主，他的經營以“陂渠灌注”的大田農業為主，包括畜牧業、漁業、桑麻、果樹、經濟林木、手工業、商業等項目，還放高利貸。他雖然也從事貨殖活動，但經營活動的立足點是自我滿足各種需要，如“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以致能夠做到“閉門成市”。[3] 這種類型，我們姑稱之為“田莊型”。崔寔《四民月令》描述的地主田莊，也屬于這種類型，但時代已經比較晚。這些記載反映的都是較大地主的情況，中小地主生產規模不會有這么大，經營項目也不會有這么多，但恐怕多數以自給性生產為主，可以劃歸這一類型。另一些地主從事大規模商品生產。如《西京雜記》卷四載陳廣漢資業：有米二囷，分別為七百四十九石和六百九十七石；有諸蔗二十五區，可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可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另有羊豕鵝鴨、果蓏肴蔌無算。這些產品應該主要是為出賣贏利而生產的，但從產品種類的繁多并以糧食為大宗看，其中必然包含了自給性生產，或者竟是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的。這種類型，我們姑稱之為“貨殖型”。《史記貨殖列傳》列舉了不少以“千畝”、“千石”、“千足”計算單位的大規模商品性農牧林漁生產項目，其經營者應該就是“貨殖型”的地主。不過這是為了計算“富比王侯” 收入可“與千戶侯等”的假設數字，并不能認為它是普遍存在的形態，也不能認為都是純粹專業化的商品經營。其實，即使是《史記》《漢書》的《貨殖列傳》中所記載的大商人和工商業家，也不是經營單一的項目，而是同時經營多種項目，并往往多兼營農業。如春秋戰國之際著名商人范蠡，在輔越滅吳后至齊，“耕于海隅，苦身戮力，父子治產”，“致產數十萬”。后至陶，“要約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訾累巨萬”（《史記越世家》）。故《鹽鐵論水旱》云：“陶朱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又如入漢以后“以鐵冶為業”的宛孔氏，“大鼓鑄（冶鐵業），規陂池（灌溉農業），連車騎，游諸侯，通商賈之利（長途運銷的商業）”（《史記貨殖列傳》）。經營酒業、剪刀業等工商業的“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等，也同時是“兼并役使”的豪強地主（《漢書王尊傳》）。對這類貨殖家，司馬遷以“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即以經營工商業發財致富，又以兼營農業作為其支撐和保障）來總括之，說明他們也是以某種自給性生產為依托的。[4] 由此可見，所謂“貨殖型”和“田莊型”的區分只有相對的意義。
魏晉封建論者認為戰國秦漢的商品性農業和手工業，都是與奴隸制生產相聯系的，是很可商榷的。漢代的確存在使用奴隸從事農業的事例，但如前所述，王莽、荀悅等人關于漢代豪強地主普遍采取租佃制的描述，不是舉幾個例子所能否定的。而且魏晉封建論者所舉的例子中并沒有使用奴隸從事專業化商品性農業生產的具體證據。漢代“豪人”常兼有地主和商人的雙重身分，而“豪人”以“役使”依附性人口為主，當然也應該包括主要從事商品性經營的地主在內。這并不是單純的推測，而是有據可查的。東漢末年的李衡曾“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這就是大史公所說“江陵千樹橘”、“收入與千戶侯等”的一例，應屬“貨殖型”商品經營，而他所使用的勞動力是依附農——“客”。[5] 李衡的行為并非自出心裁，在他同時和以前應該存在類似的經營模式。如東漢末年東海郡的糜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后來他還送給劉備“奴客二千”[6] 。“僮客”即“奴客”，可以理解為僮奴和客兩種身份的人，也可以理解為身份類似僮奴的客。無論如何，糜竺家族是使用依附性的“客”從事“貨殖”活動的，這正可與李衡遣客植橘相印證。如果說，這些例子時代太晚，不能算數，那么，好吧，讓我們回頭再來看看寧成的例子吧。寧成經營土地是當作買賣來做的，所以他說：“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他是地主、商人一身而二任焉，屬于從事商品生產和流通的”貨殖型”地主，他“致產數千金”的家當亦足以與漢代最著名的貨殖家媲美。如前所述，他這種貨殖型經濟是建立在租佃制的基礎之上的，其出售的商品相當一部分當是來自租谷，或是從租谷轉化而來的。[7] 至于商品性手工業中的生產者，使用奴隸可能較多，也未必都是奴隸，甚至主要不是奴隸。例如，在深山窮澤從事鹽鐵生產的“豪民”，主要依靠“役利細民”，而不是使用奴隸[8] 。這些事實說明，那種認為漢代從事商品生產和流通的貨殖家都是利用奴隸勞動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從上述材料我們還可以看出，漢魏的依附性佃農，主人是可以直接遣使他們從事某種勞動的，并不等同于后世經濟上完全獨立的佃農，但由于書闕有間，已難考其詳了。
總之，戰國秦漢時代，無論農民還是地主，其經濟構成都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從總體上看，主要從事自給生產的農民數量最多，是社會的基本的生產者；在地主中，也以從事自給性生產為主的“田莊型”地主為多；即使是“貨殖型”地主，也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依托于自給性生產。因此，這個社會盡管商品經濟有長足的發展，仍然屬于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存在著許多與近代市場經濟相悖的經濟觀念和經濟行為，價值規律雖然在經濟生活中起著一定的作用，以至在一定范圍內出現某種類似平均利潤率的傾向，但是，廣大農民和很多地主，都不是根據價值規律來行事的，價值規律并沒有成為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這個問題牽涉廣泛的方面，限于篇幅，不可能在這里展開。
對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濟的研究，人們注意到在長期戰亂中人口的的耗減，耕地的荒蕪，城市的蕭條，錢幣的廢棄等等事實，作了不少很好的論述，但是，對于作為基本經濟單位的農民和地主的經濟構成的探討仍然不夠。我們打算對此作一些粗略的考察。這一時期自然經濟的強化已是公認的事實，需要討論的，主要是農民和地主經濟中商品經濟成分是否已經消失？ 注釋
[1]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何茲全：《自然經濟和依附關系——使中國中古社會和前后社會區別的兩大特征》，天津會議論文。
[2] 參閱拙著：《從〈管子〉看小農經濟與市場》，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對戰國秦漢小農耕織結合程度的估計》，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 《后漢書樊宏傳》，《水經注》卷29《比水注》。
[4] 參閱耕播：《戰國秦漢工商業家兼營農業小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 《三國志》卷48《吳書孫休傳》注引《襄陽記》。
[6] 《三國志》卷38《蜀書糜竺傳》。
篇8
【關鍵詞】 中國 發展
研究
中國社會的發展關鍵取決于國人自身的努力，因為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因素。而國人的行動又取決于國民性。綜觀中國歷史，國民性的兩大痼疾是流氓性與文盲性，或者也可以說國民性的兩大痼疾是缺乏誠信和理性。
什么是流氓？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一是原指無業游民，后來指不務正業、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賴等惡劣行為。
流氓性不同于流氓。流氓是一種具體和表象，而流氓性是一種抽象和實質。流氓性的深層表現是缺乏誠信。
從觀念的層面看，中國社會是非常強調誠信的。對誠信的要求構成了中國傳統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 “誠”即真實無妄，其基本的含義是誠于己，誠于自己的本性。《大學》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誠”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真實無妄是天道，而對誠的追求則是人道，故“養心莫善于誠”（《荀子·不茍》）。以“誠”為基礎，中國人形成了許多相關的道德，如為人的“誠實”，待人的“誠懇”，對事業的“忠誠”。正如《中庸》所說，“不誠無物”。“信”的基本含義就是誠心實意，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信”與“誠”是相通的品德。《說文解字》云：“信，誠也，從人言。”孔子把它作為做人的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呂氏春秋》有《貴信》篇，把信當作人立身處世的根本，并主張人生以誠信為貴，“君臣不信，則百姓毀謗，社稷不守；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郁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
但從現實層面看，中國社會又是非常缺乏誠信的。這里缺乏誠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對稱、經濟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還與中國社會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有密切關系。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3頁），“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8頁）。首先，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是產生缺乏社會誠信現象的經濟根源。自給自足小農經濟所體現的人與自然博弈不同于社會化大分工所體現的人與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體的機會主義意識。當然，小農經濟有家庭內部的經濟分工，所以，小農經濟所導致的誠信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家庭誠信，而非社會誠信。其次，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官僚集權體制是滋生社會誠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導致隨機性，隨機性導致機會主義泛濫，而機會主義泛濫必將導致社會誠信缺乏。再次，以小農經濟為根基的中國傳統文化所表現出的價值取向是導致社會誠信缺乏的文化溫床。防止誠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誠信缺乏者的決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為貴”等處事原則為缺乏誠信者提供了溫馨的避難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結果是增大了無誠信者的收益，減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這種游戲規則只會導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誠實守法。
什么是文盲？辭海的解釋是：不識字或識字極少的人。這里文盲性不等同于文盲。文盲性的深層表現是缺乏理性。不識字不等同于沒有理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理性水平的提高。知識分子不是文盲，但不能排除知識分子具有文盲性。有些農村老漢斗大的字不識，但并非就一定具有文盲性。
在中國，文盲性的主要表現是：一是重迷信，輕科學；二是重實際，輕理論；三是重當前，輕長遠；四是重幻想，輕理想。
與產生流氓性的根源一樣，文盲性產生的深層根源也在于中國社會特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首先，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力水平是產生文盲性的經濟基礎。落后與愚昧是緊密相連，“窮”與“愚”是互為因果。治“窮”關鍵在于治“愚”；同樣，治“愚”關鍵也在于治“窮”。其次，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是催生文盲性的政治根源。專制主義總是與文盲性相伴而生。文盲性為專制提供存在的前提和基礎；而專制主義又不斷催生著文盲性。再次，封建專制文化本質也是一種為強勢服務的愚民文化，這種愚民文化又進一步加深了社會的文盲性。
另外，流氓性與文盲性也是一對互補的范疇。文盲性催生流氓性，流氓性催生文盲性，二者構成一個循環的怪圈。
流氓性與文盲性對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危害是深遠和持久的。
首先，導致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高成本。誠信的缺乏，增加了社會運行的無序。誠信是一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必備條件。誠信的本質體現在誠與信兩個方面。有誠者，則個人品格就高尚，而個人品格高尚，則社會競爭主體行為的合理化就能得到保證。有信者，則個人與社會的承諾就能得到遵守，而遵守承諾又是社會有機體運行有序化的重要保證。眾所周知，健康社會應滿足有秩序的基本條件。而當一個人自己既遵守對自己的承諾，又遵守自己對別人的承諾，這時，社會秩序也就有了保證。這樣，對于一個社會競爭主體而言，預期就有價值 ，契約就能得到有效執行，交換就能得到順利實現，資源可在不同空間和時間內能得到有效配置。另外，理性的缺乏，也導致資源配置只有短期最優，而無長期最優；只有局部最優，而無整體最優；只有個體最優，而無社會最優。
其次，不利于中國社會的法治化建設。法治本質就是要求每一個人遵守眾人的約定。所以，有了誠信和理性，法治社會也就有了保證，法律就能夠得到有效執行。另外，法律是一種外在約束，誠信和理性是一種內在約束。再完備的法律，也不可能窮盡所有可能的情況，所以，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須與內在的誠信和理性世界有機結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會的運行成本更小和運行更高效化。同時，內在約束同外在約束相比，內在約束是更為基礎的約束。一個社會競爭主體，只有將外在約束建立在內在約束的基礎上，并且能將兩種約束有機統一起來，其約束才是最有效率的。
轉貼于
再次，不利于中國的民主化建設。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精神。無民主精神的民主只有形式，而無實質。而誠信和理性也是民主精神的核心要素。因為若沒有誠信和理性，民主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民主就有可能成為偽民主。
第四，由于缺乏誠信和理性，“面子”與“血緣”就成了中國社會的一種秩序均衡。一方面，人們總是希望別人有誠信和理性；另一方面，對自己又是另外一套。于是，“面子”就應用而生。雖然“面子”是給別人看的，其對人的約束力是有限的，但相對于無序而言，
“面子”仍不失為是一種較好的約束。所以，“面子”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無序競爭的自組織均衡。另外，“血緣”也是由于社會競爭中誠信和理性的缺乏所導致的一種合作均衡。人們產生合作的路徑主要有：血緣、地緣、業緣等。其中血緣是產生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徑。而在誠信和理性缺乏的條件下，合作一般會更趨向于路徑最短化，所以，重血緣，講血緣，就成了中國社會濃重的一道風景線。
第五，缺乏誠信和理性，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而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設的滯后又進一步使誠信和理性更加缺乏。它們之間是一個互相作用和互相嵌套的結構，并共同制約著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
在中國，解決流氓性與文盲性問題是一項系統工程。
首先，大力發展經濟是解決問題的基礎。經濟的發展將促進社會建立起普遍而發達的社會分工體系，這是消除誠信缺乏和建設理性社會的基礎所在。這里，用經濟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基礎變量，也符合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所達的生產力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頁）。“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當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和財產關系（這只是財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所以，“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一切“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頁）
篇9
關鍵詞：散戶菜農；生產經營；問題
寮步鎮位于東莞市中部，是珠江三角洲重點工業衛星鎮之一。在這座衛星鎮之中，有許多來自廣西、湖南、河南等省份的菜農，他們以家庭為生產單位，聯合承包閑置用地進行蔬菜種植，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地區，筆者通過和菜農深入訪談，發現經營生產過程之中仍然存在高投入低產出的低效問題，本文探析這些問題的所在，為解決散戶菜農低效益問題提供基礎。
1機械化和自動化程度低，依靠人手投入大
在實地調查發現，很少菜農使用農業機械，在他們倉庫之中只有微耕機、抽水機和噴藥機等少部分農耕機械，但是鋤頭、鐮刀、打藥機等手動農具卻很多。經了解，由于散戶菜農是小成本經營菜地，他們資金有限，不能投入昂貴的機械，同時，由于他們是聯合承包閑置土地，一地多戶使用，不存在實現大面積統一規劃耕種的可能。由于散戶菜農種植面積廣，平均每戶承包2001~3335m2的面積，依靠手動農具是不能完成種植任務的，他們只有加大人手的投入才能完成承包面積的種植，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模式，散戶家庭只要有閑置的人力資源，便投入到種植之中，散戶菜農的孩子在放學之后便投入到種植生產之中，充分使用家庭的閑置人力資源，通過加了人手的投入，完成耕種任務。
2 缺乏科學規劃，憑借個人經驗種植
關于菜地種什么，怎么種這個問題，全憑菜農一個人決定的。大部分散戶菜農都是文化水平較低，他們缺乏科學種植方法，依靠個人多年的種植經驗耕作。菜農對于各品種蔬菜在全國的種植面積缺乏了解，種什么菜取決于他們所知道的種植習慣和價格行情，造成蔬菜面積不穩定，容易出現“菜賤傷農、菜貴傷民”的情況。同時，他們為了方便管理，單純種植1~2種蔬菜，缺乏種植的多樣性，容易出現滯銷全虧本的情形。
3不了解市場行情，單純依賴去年銷售情況種植
散戶菜農依靠上年蔬菜的售價作為今年的種植依據，使種植計劃缺乏科學性、可行性和實時性。盲目依賴過時的信息，不了解今年的市場行情，必然導致種植的蔬菜出現不適時的結果。筆者在種子銷售店觀察到，銷售員一般直接推薦當季適宜種植蔬菜，但是銷售員不了解市場行情，適宜種植不一定適宜市場，盲目指導菜農的種植類型，導致應季蔬菜不應市，最后可能出現菜爛于地為肥料的無人問津的滯銷情況。
4過度使用化肥農藥，土地退化嚴重
筆者和菜農交談了解到每hm2耕地的肥料使用量為約280kg，遠遠超過單位土地面積化肥的使用量，多使用化肥主要有2個原因，第一是菜農自我意識之中的多施肥，長得又快又好的潛意識，第二個是化肥銷售商為了鼓勵菜農多買肥，進行不科學的使用說明。同時，菜農為了打破四季交替規律種菜，使用大量農膜、農藥、化肥等化學品，而這又勢必對土壤、水體等造成一定的污染，污染之后又需要進一步加大化肥、農藥的用量，在更大程度上造成污染，形成惡性循環。
5蔬菜自摘自售，單憑一個家庭完成
由于聯合承包的土地面積小，供銷商不對他們進行上門收菜，所以菜農必須自己的蔬菜自摘自售，他們在傍晚時摘完銷售的蔬菜并裝筐處理，然后通過三輪車或摩托車等交通工具運往蔬菜批發市場進行集中銷售，多數供銷商在蔬菜批發市場集中收購。散戶菜農在整個過程之中是擔任一個生產和運輸的環節，這2個環節是靠家庭單位完成的，是典型的投入大利潤小部分，散戶菜農在銷售過程之中充當一個廉價勞動力。
6結語
散戶菜農在一定程度上是小農經濟的產物，隨著時代的發展，他們具有更多的時代特征。同時，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影響下，他們的生產經營會優化，但是目前來講仍然存在較多的問題。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高度重視農業的發展，散戶菜農作為農業的一部分，相信國家會正面對待該部分的問題和提出惠農政策，進一步充分調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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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在許多國家，提起“農業經濟危機”，大多數人腦海中浮現的會是農作物歉收、農產品減產、農業經濟萎靡、食品價格上漲等景象。美國農業經濟危機則正好相反，盡管三次農業經濟危機爆發時都給美國農業發展帶來過劇烈的傷害，但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危機”這個詞一方面說明經濟面臨的巨大窘境，另一方面也蘊含著高度繁榮的經濟狀態。與美國工業經濟危機一樣，農業經濟危機并不是由于“產量不足”而引起，而是由于產量太高、“生產過剩”所導致，屬于農業生產規模過大、產量高度過剩、大量農產品無法消耗、剩余農產品在市場上嚴重囤積而產生的農業產業危機。具體表現為賣不出去的過剩農產品大量積存，農產品價格長期下跌，農戶收支比價越來越不利于農戶經營者，長久的農產品價格降低造成了大量中小農場崩潰，農戶破產，農民收入銳減，農村失業隊伍越來越多。但究其實際反而是美國農業經濟整體發展迅速，農業機械化程度領先，農業勞動生產力提高，農產品產量劇增，美國的農產品不僅能夠充分滿足國內人口需求，而且還能供給國際市場，甚至于滿足國內國際市場后還能有大量剩余農產品。美國近代工業的迅猛發展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提供了技術支持，第一次農業經濟危機的出現伴隨著農業機械化、社會化、科技化程度的飛躍。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認為:“美國1815年之后的發展表明，農業的擴大和工業的發展，起先是對應的，從19世紀50年代起，就齊頭并進了。”［18］從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歐美地區出現了一系列重大的技術突破，形成了第二次技術革命的浪潮，同時推動了美國農業機器發明創造的到來，美國農業生產在19世紀90年代基本上實現了機械化。故此，有人稱這段時間為美國的“農業革命時期”，它標志著美國農業開始進入社會化大生產的新階段。［19］從1870年到1900年，美國農業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每年遞增3%，全國耕地面積由4．07億英畝增加到8．79億英畝，農場數由204萬個增加到643萬個，農業生產總值由22億美元增加到58億美元，農業勞動生產率平均增長了4～5倍，糧食和棉花產量增加了2/3，小麥的勞動生產率比內戰前提高了17倍，小麥產量占世界小麥總產量的1/4。到1900年，美國的工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一位，但在出口貿易中農產品還是超過非農產品，占出口商品總值的61%。［1］也因此自19世紀70年代前半期起引發了美國農業發展史上第一次經濟危機。一戰結束后，美國國內穩定的社會環境、充足的勞動者、先進的生產工具、優質的勞動對象，決定了美國農業勞動生產力獲得了大飛躍，農業生產已進入社會化大生產階段，美國650萬農民耕種著35000萬英畝的土地，養活了5倍于其數量的人口，第二次農業經濟危機隨之爆發。二戰結束后，伴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現和各種科技產品的迅速普及，機械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應用促使美國農業產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到1970年，美國官方宣稱，美國平均每一個農業就業人員的產品可以供應的人數，1910年為7．07人，1940年為10．7人，1960年為25．8人，1970年增長到47．1人。［1］換言之，當時美國農業中一個人的勞動收獲量可以養活將近50人，第三次農業經濟危機因此而出現。美國農業經濟危機恰恰表明了美國農業經濟的發達。縱觀美國農業經濟危機的出現，第二次技術革命、穩定的社會環境、第三次科技革命分別是三次農業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美國農業勞動生產力大飛躍的原因。由于中國近代歷史以及不同國情的原因，中國的農業生產發展痛失了最佳時機，錯過了與發達國家同步發展的機會。因此，當代中國農業發展必須抓緊時間迎頭趕上，在保持社會整體穩定的基礎上通過自我技術研發、引進先進科技、加大推廣力度等各種方式全面提高農業科技化水平，推動農業勞動生產率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上層建筑尤其應當加強對各地區具體環境下農業科技自主研發的重視，既改變農業科技落后的現狀又擺脫依賴國外進口技術的困窘，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科技化發展道路。
二、糧食供給徹底解決后的自勵性危機
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農業經濟都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特別是進入當代社會后，工業、金融業發展的同時更要重視農業，無論是農業社會、工業社會、金融社會，農業都是基礎，關系到人民的吃飯問題。尤其是人口大國，農業不但是經濟支柱之一，而且關系到人民生活和社會穩定，寧可生產過剩也不能生產不足。更重要的是農業生產過剩會使得農產品不依賴進口，不受他國控制本國命脈。譬如美國建國至今的發展軌跡中，只控制別的國家的農業經濟而本國從來不受外界困擾。美國農業經濟危機為美國建立經濟良性健康發展模式提供了最根本的生活基礎，農產品的相對過剩狀態從根本上解決了美國人民的糧食問題。自殖民地時代至今，美國由一個300萬人口的小國在短短200年時間內迅速發展成為今天超過3億人口的大國，但美國從來沒有產生過糧食危機。當戰爭爆發、人炸、天災出現，世界各地大批人民處于饑餓狀態時，美國國內農產品價格極低，廣大美國人民從來沒有被糧食問題困擾過，從來沒有經歷過糧食短缺。因此也可以認為，是美國上層建筑選擇主動保持農業經濟危機狀態以便于徹底消除糧食危機的威脅。中國人口眾多，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國，農業經濟是國民經濟發展、政治統治穩定的生命線。中國2010年共進口175億美元美國農產品，占美國農產品出口總額的15．1%，首次成為全球進口美國農產品最多的國家，意味著中國對國際糧食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的依存度增大。2010年，美國農產品出口總額為1158億美元，繼續位列全球第一。2011年1～9月，中國農產品進出口總額為1107．1億美元，同比增長28．5%。其中，出口435．4億美元，同比增長26．6%;進口671．7億美元，同比增長29．8%。貿易逆差為236．3億美元，同比擴大35．9%。［20］在工業經濟增長、金融市場活躍、經濟實力增強的今天，中國農業經濟卻面臨著生產糧食賺不到錢、耕地面積屢沖紅線、農產品進口依賴嚴重的窘迫局面。面對著中國13億人口的糧食需求，上層建筑更要重視農產品生產，寧可“過剩”不能“不足”，“中國人的飯碗不能端在別人手里”。政府更應該充分發揮國家制度上的優勢，克服農業生產力與農業生產關系之間可能出現的矛盾，國家上層建筑積極作用于農業經濟基礎，重視農業發展，推動農業走上不依賴國際市場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三、以海外傾銷利益化解危機
解決農業經濟危機的核心就在于:在減少農產品生產的同時擴大農產品的消費。美國歷屆政府曾通過加強管理、限制生產、保護關稅、政府收購、停耕休種、維持價格等各種手段企圖擺脫農業經濟危機，但由于美國并不愿意大規模削減農產品的生產，歷次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最終還是利用抓住機會、加強對外傾銷的方式在解決危機困擾的同時攝取巨額的利益。將國內市場無法消化的過剩農產品通過對外貿易的方式傾銷到國外，既可以減少農產品的數量，又可以穩定農產品的價格，還能夠賺取大量外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故此，歷屆美國政府在應付農業經濟危機時，都沒有忽視對外傾銷這條道路。雖然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里，美國一直沒能擺脫過剩農產品不斷增加的局面，農業經濟危機的不斷出現在較長時間內導致了大量農產品無法在市場上流通，農民、農場主、政府花費大量時間、財力、物力在囤積農產品上;但是囤積居奇本來就是一種有效的商業手段，囤積的糧食可以選擇對美國最有利的時機銷售出去。伴隨著一戰、二戰、冷戰期間的海外傾銷政策，非但所有庫存農產品銷售一空，而且隨著農產品價格的上漲，除了生產、銷售、運輸、囤積過程中的成本全部收回外，美國農業產業整體賺取了巨額的農業外匯利潤，農業經濟危機最終為美國農業的擴大再生產提供了更多的資金和市場支持。當前中國農業生產相對不發達的原因之一在于與工業和服務業相比，農業生產投入大、產出少。尤其是在糧食生產方面，除了少數大農場外，廣大農戶從事糧食生產所獲得的利益較少，因此廣大農村的糧食生產正在迅速萎靡。再加上房地產市場的擴張，整個村莊賣掉土地換錢的事情層出不窮。沒有買方市場的刺激，缺少經濟利益的驅動，長此以往，中國農業生產整體會呈現低迷狀態。借鑒歷史經驗，政府支持農戶從事農業生產，要盡可能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在解決國內糧食危機的同時囤積剩余農產品，再選擇海外市場需求的有利時機擴大農產品的出口，實現農業經濟產業的長期良性可持續發展，實現經濟發展與市場需求共同增長的“雙贏”局面。
四、危機推動了大農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
近代以來，縱觀世界各國農業經濟發展的道路，農業發展狀態相對良好的國家，其顯著特點就是大農場經濟的確立。尤其是伴隨著19世紀后半期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擴展，農業機械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大農場經濟的優勢也就越來越明顯。這是因為小農經濟土地面積狹小、農作物種類單一、經濟實力薄弱，農業機械化的需求相對較少，同時小農經濟的產量也很有限，農產品價格的可調控空間相對較少。而大農場經濟的機械化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實現了從事農業人數減少和農業產量劇增并存的局面。在運輸、流通、買賣等交易過程中，大農場經濟可以通過薄利多銷和囤積農產品等方式調控農產品價格，獲得更多的農業利潤，并進一步刺激農業發展。因此，建立大農場經濟是農業發達國家的前提保證。但是在大農場經濟建立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小農經濟破產、土地兼并、中小農場解體等各種情況，也必然會引起大量農民的反對，其建立過程必然會充滿波折。如英國通過“圈地運動”建立大農場經濟，到今天都飽受指責;而法國則因為農戶們的強烈反對，至今都沒能建立起大農場經濟，其農業發展潛力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美國在殖民地時期就存在地廣人稀的現象，大量移民變為自耕農。在西進運動中，西部免費或低價給移民贈送土地讓他們耕作，建立農場和牧場，［21］這就形成了大量自耕農和中小農場主。隨著南北戰爭、南方重建，尤其是1862年《宅地法》的出臺，美國政府規定每個人只需交納少量登記費便可獲得160英畝土地，連續耕種5年后便可成為土地所有者，推動了浩浩蕩蕩的西進運動，促成了廣大西部、南部地區自耕農階級的產生和中小農場的發展，造就了大量的自耕農經濟和中小農場主經濟，這些小農經濟的存在對后來美國農業經濟的大發展是嚴重的阻礙。可是今天的美國西部、南部諸州，大農場經濟早已確立，大農場的土地面積普遍達到十萬英畝以上，糧倉里囤積大量“剩余”糧食。筆者認為，由自耕農盛行的小農經濟向大農場經濟過渡過程中，農業經濟危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農業經濟危機的長久持續，使得大批自耕農和中小農場主在農業經濟蕭條中紛紛破產，同時善于經營、有工業資本支持和金融資本背景的農場主趁機通過收購、兼并等種種措施擴張自己的農業勢力，成為新興的大農場主。所以，農業經濟危機推動了美國大農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尤其是在第二次農業經濟危機期間，由于危機持續的時間跨度太長，從1920年下半年一直持續到1941年，因此對農業的破壞性也很強。根據美國農業普查資料，二十年間，美國先后倒閉的農場數(還不包括因欠稅而被政府拍賣的農場)達到213．5萬個;在1930年有抵押負債的農場達到416．3萬個，占農場總數的66．2%。可是在大量農場破產、倒閉的同時，美國農業生產總值增加了17%，［1］農業獲得了大發展。這就是因為第二次農業經濟危機使得大量中小農場破產，背后擁有工業資本或金融資本的少數農場主趁機進行土地兼并，運用兼并、合作、購買、擠兌等方式擴張自己的農場規模，通過經濟的、合法的而非掠奪的、暴力的手段，借農業經濟危機的促動建立起大農場經濟。在第二次農業經濟危機過后，美國已經基本確立了大農場經濟，西部墾荒時形成的小農經濟和中小農場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之后大農場經濟憑借自身的土地優勢和經濟優勢，繼續蠶食鯨吞剩余的中小農場，終于促成了當代美國西部、南部大農場主集團的誕生。因此，農業經濟危機在美國大農場經濟生產模式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筑無法有力反作用于農業經濟基礎，是因為土地所有權私有制，故上層建筑無法抑制大農場主憑借經濟優勢、使用經濟手段、合法地進行土地兼并，踐踏中小農場主和自耕農的利益，罔顧普通農民的生活。而且富人組成包括總統在內的政府上層建筑，很難對富人征稅以保護窮人。例如當時的美國總統柯立芝就認為:“既然只有富人才是有價值的，因而政府應該謹防多數人的意見。由于貧窮是罪惡的報應，政府便不應該向高尚的富人征稅，以援助卑賤的窮人。”［22］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充分發揮制度的優越性，上層建筑要注意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在堅持土地公有制制度的前提條件下由國家合理合法地推動大農場經濟的建立。保護農民和農業工作者的利益，可以采用稅收杠桿與其他經濟、行政手段調節分配體系，合理分配、平衡收入，縮小貧富差距，使農民與廣大人民共同富裕，增強國內市場的購買力，達到農產品供求關系平衡，在構建起大農場經濟生產的同時兼顧廣大農民的權益。
五、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