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經濟政治概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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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實踐性教學；“概論”課；教學有效性

《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以下簡稱“概論”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體系的核心課程。“概論”課有效性教學是指在“概論”課教學過程中學生通過教師的教育影響獲得積極的預期效果，是對教學活動過程、結果、課程目標吻合程度的綜合評價，是教學效率、教學效果、教學效益的有機整合。“概論”課實踐教學架起了理論與實踐、學生與工農、學生與社會之間的橋梁，是提高“概論”課教學效果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概論”教學中具有重要地位。實踐性教學在“概論”課有效性教學中的應用受到教育部門和越來越多的思想理論教育工作者的重視。

一、實踐性教學是“概論”課有效性教學的題中之義

1.“概論”課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學生用的立場、觀點解決社會實踐問題

指出：“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1]學習“概論”課目的在于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三觀”，即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培養學生運用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觀點、方法來觀察和認識世界，最終能夠運用理論來解決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概論”課的教學所傳授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學生有沒有接受，有沒有轉化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評判標準是什么呢？當然不能根據學生是否會背誦理論作為評判的標準，應該將其放在現實的實踐中去驗證，也就是說社會實踐是檢驗的唯一標準。離開了社會實踐的檢驗，“概論”課的教學就會變成“經院式”的“傳道”。

2.實踐性教學能夠提高大學生學習“概論”課的興趣，增強教學的有效性

“概論”課的內容大多是結論、定論式的理論，注重理論形成的時代條件、歷史背景、實踐根據、理論來源和理論內涵等，很多內容與學生的實際聯系的不是那么緊密，學生往往誤以為“概論”課“無用”，導致這門課在他們的心理的重視程度不夠。另外，如果“概論”課教師在授課是不注重一定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概論”課就會變得枯燥和乏味，不能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這樣理論雖然進了課堂，卻不一定能夠真正“進頭腦”。理論進不了頭腦，就不能實現理論武裝的要求。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實踐教學，讓學生走出學校這個“小社會”，進入到更加廣闊的大社會，通過接觸社會來了解社會、認識社會、感受生活。讓學生在實踐課中運用理論來解決問題，讓理論在學生的實踐中有了用武之地，就能消解學生對“概論”課的厭倦，激發學習理論的熱情，這不僅可以彌補課堂講授的不足，還增強了教學的實效。

二、“概論”課實踐性教學的形式

1.課堂實踐教學

筆者在“概論”課的課堂實踐教學中主要采用以下幾種形式。一是資訊快報。讓自愿上臺播報資訊的學生在課余時間搜集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最新資訊，每次準備期中的一個方面或兩個方面的一個問題或兩個問題。先報道，后評論，共3～5分鐘時間。評論部分的內容是開展這一活動的重點所在，是檢驗學生是否會運用所學理論來分析現實世界的重要途徑。二是研討課。顧名思義，研討課就是研究討論課。就某一章節的某一內容，留給學生分組利用課外時間討論。通過小組討論，提煉論題，寫出小論文，做出多媒體課件，選派代表向全班匯報本組研討成果，由教師和學生代表組成評委進行點評，改變了傳統教師“一言堂”的上課形式。教師由主體變為主導，學生由被動變為主動，學生成為課堂的主體。課內與課外相結合，由于具有一定的挑戰性，又能展現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學生的積極性很高，教學效果很好。三是視頻資料課。“概論”課每學年安排兩次視頻資料課。根據教學內容，選擇與教學內容聯系緊密的視頻資料供學生觀看。如在講第三章《理論》時，觀看了《建國大業》，在講第七章《改革開放》時，觀看了《改革開放三十年》文獻資料片，深受學生歡迎。四是課堂討論。在講課的過程中，根據教材內容，創設問題，供學生討論，發表見解。如在講“近代中國的國情”時，可以設置問題，中國的資本主義為什么沒有發展壯大？學生經過討論得出的結論是：封建主義不允許，因為資本主義會消滅封建主義。帝國主義也不允許，帝國主義不會去培養和自己爭奪市場的競爭者，而且如果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壯大后，帝國主義就不能在中國為所欲為。這樣討論的效果就非常好。

2.請專家做講座

我院是高職醫學院校，在講第十一章《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章的“就業是民生之本”這部分內容時，請河南省衛生廳專家、河南省人民醫院的專家做專題講座，介紹河南省醫療衛生行業的人才需求壯觀，分析高職高專醫學生的就業優勢與困境，學生高度關注。等等。

3.寒、暑假社會調查

我院寒、暑假社會調查活動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對基層醫療衛生事業的調查和送醫下鄉。雖然我院的大學生主要來自河南各地的農村，但是，他們以前對河南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關注程度不高，他們對農村的醫療衛生事業的了解非常有限。當他們在社會調查中了解了社會主義醫療衛生事業在農村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面臨的困難，就會增強對農村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的信息和增加社會責任感。把課本中的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才能深化對中國國情和河南省情的了解，深化對“概論”課的理解。

4.實踐基地教學

建立校外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踐基地。目前做的比較多的是與烈士陵園、科技館、博物院等單位聯合起來，攜手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擴展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育教學途徑。通過參觀學習，讓學生通過一些鮮活的資料、圖片、歷史物件、歷史事件等感知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以及中國為什么必須要堅持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不能否定；為什么必須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單一的公有制；為什么必須要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而不能照搬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為什么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時要劃清同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的界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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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梁啟超；西方文化；進化論；民約論

中圖分類號：K20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24-0069-01

曾有論者指出：“在二十世紀中國，幾乎所有的外來先進思想理論，都構成了中國現代啟蒙主義思想與實踐的資源。”作為中國近代啟蒙主義領軍人物的梁啟超，無疑，是這些外來先進思想的最初受惠者和傳播者，而這些新型的價值意識和思想準則，則為其文學啟蒙思想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營養補給。

梁曾經說過：“啟超平素主張，謂須將世界學說無限制的輸入中國。”在《飲冰室合集》中，梁介紹評說的歐美、日本、印度等國世界級的文化名人達五十多位。從古希臘的經典學說到英國的經濟學，從法國的民主理論到德國的哲學流派。梁都作了生動的描繪與評議，內容涉及了哲學、政治、經濟、法學、倫理、文學、邏輯、地理、教育、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

作為啟蒙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梁曾不遺余力地宣傳歐洲啟蒙精神的核心內容和價值取向。尤其是1901年至1903年，他以翻譯為手段，以《清議報》、《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廣泛地宣傳介紹以培根、笛卡爾、霍布斯、斯賓塞、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康德、達爾文、邊沁等人的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和學說。其核心，正是理性至上、自由平等、民主政治、國家等思想原則和發展進化、功利主義、樂觀主義等啟蒙精神，而他自己所闡述的社會理想、理論、民權理論、新民學說、進化史觀乃至文學革命等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文學等思想，以及開民智、新民權、倡自由的種種努力，也都是與西方啟蒙精神相一致的。

僅在1902年，梁介紹和論述西方學說的文章就有《政治經濟學摭言》、《格致學沿革者略》、《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論古希臘時代》、《亞里斯多德之政治學說》、《進化論革命者頡德志學說》、《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志學說》、《天演論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傳略》、《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等多篇，范圍極其廣泛。具體說來，西學對梁氏影響最大的表現為兩論：一是科學上的進化論，二是政治思想上的民約論。

一、進化論的影響。自嚴復譯介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及達爾文學說的信奉者赫胥黎的《天演論》之后，進化論對晚清社會主生了深遠的影響，梁對此作出了評價：

近四十年來，無論政治界，學術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絕大變遷，視前比數千年，若別有天地者然。

競爭也，進化也，務為尤強，勿為劣弱也。凡此諸論，下自

小學校之生徙，上至各國之政治家，莫不口習而心營之，其影響所及于國與國之關系，而帝國政策出焉。于學與學之關

系，而綜合哲學出焉。他日二十世紀之世界，將為此政策此哲學所磅礴充塞，而人類之進步將不可思議，此之風潮，此之消息，何自起耶？曰 起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豐九年）。何以故？以達爾文“種源論”,Origin of Species出版于是年故。

至于對梁的文學啟蒙觀，進化論產生的顯著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梁樹立發展的歷史觀，批判今不如昔的復古主義，反對厚古薄今的觀點。他在《飲冰室詩話》中指出：中國結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為不可幾及。余生平最惡聞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軼事,固不待蓍龜。即并世人物,亦何邃讓于古所云哉。

其次，梁用進化論的觀點，分析論述中國文學的發展，肯定了白話文學的興盛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他在《小說叢話》中說道，“文學之進步，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中國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語……

其間各國方言錯出者不少，可為左證。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數千年稱最焉。……自宋以后，實為祖國文學之大進化。可以故？俗語文學之大發達故。”

二、民約論的影響。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是歐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基礎。梁于1901年發表了《盧梭學案》，對盧梭生平及政治學說，特別是《民約論》的主旨，作了詳細的闡述。盧梭的民約論宣揚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理念，其中心內容為“天賦人權”，人們生下來就有平等自由之權，梁認為，此等權利，即使父兄亦無權予以剝奪，他說：

“彼兒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權，而此權，當躬自左右之，非為人婦者所能強奪業。”“蓋以為民約之為物，非以剝削個人之自由權為目的，實以增長豎立個人之自由權為目的者。……了約之為物，不獨有益于人人之自由權而已，且為平等主義之根本也。”

在《新民說》、《自由說》等一系列文章中，梁宣傳和贊美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在提倡民主自由的同時，梁還以此為思相武器，對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制度尤其是清王朝的專制統治展開了猛烈的批判。他認為中國的政治落后，就是因為封建專制制度剝奪了人們的民主自由權利，摧殘了人們的自由平等觀念，他憤怒地將封建統治者稱為“民賊”，并指出：“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為彼一姓之私產，于是凡百經營，皆為保護一己之私產而設，此實中國數千年來政術之總根源也。”故而，梁號召人們去打破封建專制制度，他說：

我輩實不可復生息于專制政體之下，我輩實不忍復生于專制政體之下。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大仇也。有專制則無我輩，有我輩則無專制。我不愿與之共立，我寧愿與之皆亡！

顯然，在民約論的影響下，梁已具備了啟蒙思想家的風范和氣度，而表現在文學上，梁所發表的大量政論文無一不是對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精神的張揚和闡釋。例如梁著名的《自由書》就是從側面來闡發資產階級的這一觀念的。

總之，梁以海納百川似的氣魄，將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源源不斷的輸入，而這些外來的精神食糧也無疑成為其啟蒙思想構建的宏富資源。

參考文獻：

[1]梁啟超.飲冰室合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9.

[2]梁啟超.飲冰室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3]陳平原、夏曉虹.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4]張清化.文化實踐和精神自否―20世紀中國文學啟蒙主義的兩個問題[J].文藝爭鳴，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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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學方法問題首先，有些基本原理概論課教師存在為教學而教學的心理。這些教師可能自身對也沒有太多的研究，更不了解大學生的實際訴求，上課只是簡單地照本宣科，這種單一的教學方式導致課堂氣氛沉悶，無法形成互動和諧的課堂氛圍，教學效果差。其次，多媒體教學方法使用不當。多媒體教學是現代教學的一大特點，使用多媒體教學方法可以使理論知識和枯燥的內容直觀化、形象化。但是，有些教師在實際教學中會出現“唯多媒體教學”現象，一味地將課件內容做大做全，也不管這些內容是否與教學有關，甚至把大量的網絡視頻、音頻充實到課件中，讓大學生欣賞，而對基本原理的闡述則鮮有深入。再次，互動式教學方法落后。現代教學提倡師生之間的互動，有些教師在課堂中雖然也采用此方法，但做得不夠，他們在課堂上可能只是采取簡單的一問一答式互動，過于形式化，沒有實質效果。還有些教師課堂上也會采用案例教學法，但案例要么過于陳舊，要么過于簡單，教師也只是簡單地講述一個案例，沒有與大學生進行深入分析，起不到真正的教學效果。課堂討論則更是流于形式，大學生完全沒有積極主動的參與，純粹是被動完成任務型。我們知道，任何課堂教學，如果不能充分調動大學生的積極性，大學生不能主動參與，這門課程的教學就永遠不會有好的效果。

1.2考核方式問題現在很多高校的基本原理概論課程還是采取簡單的期末考核方式。也就是平時上課，期末考試，期末考試成績多少，該門課程成績就多少，而不在乎大學生的平時表現。這種以期末考核為單一考核標準的方法不利于該課程的學習，這只會導致很多大學生逃課、曠課，導致很多大學生只關注期末老師的復習以及考前的臨時突擊。而基本原理概論課程的學習關鍵在于大學生平時的日積月累，而不僅僅是期末的考試，不僅僅是會做幾道題就行。所以，這種“一考定音”的考核方式不利于大學生對理論的學習，也不能反映出大學生的實際學習效果，更無法實現該課程教學應有的價值旨趣。

2提升基本原理概論課程教學效果的方法

2.1加強大學生對課程的正確理解和認識針對大學生重專業輕政治理論課的情況，我們應在教學中切實讓他們感受到基本原理概論課的重要性。理論并不是空談，并不是脫離于現實生活之外的，它可能短時期內不會給人帶來立竿見影的功效，但從長期來看，它是有利于一個人的成長，有利于一個人的發展的。它能使大學生在今后的人生當中，有一種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作為指導，看待問題能夠更加全面、更加科學。就比如關于矛盾的觀點，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存在著矛盾，矛盾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其中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在同一矛盾中，矛盾雙方的力量也是不平衡的，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矛盾的次要方面。這就要求我們在分析問題時，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抓住主流，又不忽視支流。就拿改革開放來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取得的成績是舉世矚目的，是主流；當然，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問題，這個是次要的，是支流。又比如關于發展的觀點，認為，世界上的事物是處于發展之中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過程，一切事物，只有經過一定的過程，才能實現自身的發展，世界上沒有永世長存的事物。就如人的壽命，每個人都會有出生、成長，但也都會有衰老、死亡，沒有人能夠做到長生不老。又如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是一個過程，從原始社會發展到奴隸社會，再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到社會主義社會，均表現了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總趨勢。通過這些方面的講授，我們再讓大學生多結合現實來分析、理解理論，這必將提升大學生對此課程的興趣，也使他們在實際生活中體會到此課程的價值。在關于“過時論”方面，我們更要用雄辯的事實來反駁它，以消除大學生的思想“迷霧”。我們可以先讓大學生來了解一下“千年思想家”的評選活動。在西方，在蘇聯解體十年之后，進行過四次評選活動，評選“千年思想家”“最偉大思想家”，在這些評選活動中，馬克思每次都是名列前茅，都得到了西方國家公眾的廣泛贊揚和高度認可。這說明了什么？這說明蘇聯的解體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失敗，并不意味著的過時，它僅僅表明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出現了問題。并沒有因此而過時。俄羅斯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發展并沒有比前蘇聯好，而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發展得越來越好，已經從一個連溫飽都不能解決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再看2008年在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則再一次證明了馬克思《資本論》中提出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必然產物”這一觀點。因而，針對大學生認識方面存在的誤區，我們要在課堂教學中加以糾正，使大學生明白理論的重要性，更關鍵的則是要深入到大學生的生活實踐中去，“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關注大學生的實際生活，關注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培養。因此，“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學生專業學習的各個環節，滲透到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各個方面。要深入發掘各類課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在傳授知識過程中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使學生在學習科學文化知識過程中，自覺加強思想道德修養，提高政治覺悟。”

2.2改進教師的教學方法首先，要提高基本原理概論課程教師的素質。教師自身對要有深入的研究，要具備扎實的理論功底；教師要加強與大學生的溝通、交流，了解他們的心理困惑及興趣所在；教師還得熱愛教學，課前要精心準備，課堂中要能運用生動的事例把抽象的理論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這樣才能使大學生的思維處于活躍狀態，使大學生產生共鳴，使的理論真正被他們所接受，并服務于他們今后的人生。其次，要充分應用好互動式教學方法。教師在課堂中要努力調動大學生的積極性，為此，就必需利用好案例教學法和討論式教學法。關于案例教學法，教師在課前最好是精心挑選一些大學生比較關心的、熱點的，同時又與課程內容相關的案例。如，筆者在講述內、外因的關系原理時，會給大學生講曾在報紙上報道的一則新聞。這則新聞說的是有一個貧窮人家的男孩，在北京的一所音樂學院的附中讀書，盡管他學習很刻苦，但他感覺壓力很大。因而，有一天，這個男孩跟他媽媽說，為了更好地追求音樂，他想去找一個堅強后盾的新父母。講完這則新聞后，筆者就會讓大學生去思考：如果他們是這個男孩，他們會不會這樣做？為什么？結果發現，大學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各不相同，有的大學生贊同，認為應該借助外部條件；也有更多的大學生反對，認為男孩不該去找新父母，因為在人的成長道路中，內因，即個人的主觀努力永遠是第一位的，外因只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條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就拿貝多芬來說，他就出生于一個貧寒的家庭，但他通過自己的努力，最終成了一位偉大的音樂家。關于討論式教學法，教師在課前最好是先設計好，啟發大學生就特定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如，筆者在講述價值的特性問題時，為了講清價值的主觀性，會以畫家梵高為例。梵高的代表作《向日葵》，是他生前最滿意的，他自認為可以賣到500法郎，可是很遺憾，他生前沒有人愿意出此價錢來購買，故梵高生前也一直處于貧困之中。但是梵高死后若干年，在倫敦的一個拍賣行里，《向日葵》竟然賣到了4000萬美元。為什么會這樣？筆者會讓大學生討論，為什么同樣是《向日葵》這幅作品，它的價格卻會有如此大的差距？原因何在？這又反映了價值的什么特性？通過大家激烈討論，最后，大學生明白，這是由于價值的主體發生了改變，價值是具有主體性的。經過這樣的討論，大學生對價值的特性就會有清楚的了解，且課堂氣氛活躍，大學生對這門課程也會更有興趣。另外，在教學中，教師還可以組織大學生自己動手制作PPT課件。如，關于經濟的全球化這個問題，筆者課堂中就沒有親自講授，而是把大學生分成幾組，每組制作一個PPT課件，然后每組派一個代表到講臺上來講，最后再由他們一起評講。事實證明，大學生對此方法很感興趣，這可以給他們自由發揮的空間，而且能夠更好地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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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人的本質及人與社會的關系看價值觀培育

每一個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起初只是家庭關系和血緣關系，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交往范圍的擴大，人進入一定的地緣關系、生產關系、政治關系、法律關系、道德關系之中。在這些社會關系的影響和制約下，人慢慢掌握一定的社會文化，學會參與社會生活，逐步由自然人轉變為扮演多種社會角色的社會人。這個過程就是人的社會化的過程，也是人的本質形成和豐富的過程。因此，人在本質上是社會的存在物，每一個人的成長發展過程也是接受社會影響、教化的過程，同時人在改造社會的過程中不斷發展自己、塑造自己。“社會與人的這種不可分性決定了人不可能脫離社會，只能是先接受社會中已有的知識、觀念、價值體系，在此基礎上，從事獨立的社會生活實踐，形成自己的價值觀。由此可見，價值觀教育無時無刻不滲透于人的活動之中，對人的價值觀發生作用。”［2］因此，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產物，人與社會不可分離，而價值觀教育滲透在人與社會的互動與交往之中。社會對人所具有的先在性特征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這種關系使得價值觀的培育具有可能性。

（二）從價值觀的形成過程看價值觀培育

列寧的灌輸理論主要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從經濟斗爭范圍外面”向工人灌輸他們原來不了解和不掌握的先進意識、政治意識；二是指“從工人同廠主的關系范圍外灌輸給工人”階級意識，使工人認識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明確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列寧的灌輸理論實際上是強調科學、系統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可能通過自發的方式產生，而只能通過學習、宣傳、培育等自覺的方式才能掌握。盡管列寧的灌輸理論是在當時俄國社會發展階段和工人文化水平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但是灌輸理論并沒有過時。對于無產階級的每一個成員來說，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不可能不學而知、不教自會的，同樣需要進行各種不同形式的培育才能確立起來。但不能將灌輸理論簡單地與教育的具體方法等同起來，認為灌輸就是填鴨式、生硬說教。任何時代的科學的價值觀都是那個時代真正的時代精神，這種價值觀也不是自發的、自然的演進過程，要使之成為普遍的社會意識，為社會成員所接受，就必須進行科學的教育。因此，當代中國大學生核心價值觀也需要經過不同形式的教育才能形成。

（三）從中西方價值觀培育的實踐看價值觀培育

古今中外的價值觀培育實踐對當代中國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培育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中國傳統社會非常重視價值觀的培育，儒家文化的奠基人孔子提出了“仁”和“禮”的思想，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克己復禮為仁”，把恢復周禮作為“仁”的目的，主張在政治上實行德政。這些思想成為儒家政治文化“三綱五常”核心價值觀的基礎。儒家文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僅逐步豐富和發展其核心價值觀的內涵，還提出了一些培育核心價值觀的方法。在家庭教育上，以“孝”為核心，講究孝親。在此基礎上由家庭到家族再到國家，形成完整的“道之以德”的教民方法。在個人修養上，以修身為本，強調克己和內省。為了培育封建統治階級的核心價值觀，統治者極力推崇《詩》《書》《禮》《易》《論語》《孟子》等經書。為了使經書的內容深入民心，為廣大群眾接受，歷代統治者還進行了核心價值的大眾化工作，編寫了《三字經》《千字文》《增廣賢文》等通俗易懂的書籍，傳播封建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在西方，經過啟蒙思想家的理論探索和資產階級的社會實踐，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人權等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成為西方政治和道德的內在價值和基本原則。許多西方國家一方面通過立法確立核心價值觀的不可侵犯，另一方面通過國民教育對資本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普及和強化。在美國，道德教育經歷了從主張道德相對主義到提倡核心價值觀的轉變，這反映出西方學者對學校教育的反思和對核心價值觀培育的新認識。在英國，從2002年8月起，國家核心價值觀教育正式成為中學階段的法定必修課。英國劍橋大學戴維哈格里夫指出：“所有學校都應開設一種專為多元文化社會制訂的共同公民教育課。這種社會需要一些基本的共同價值觀以產生國家內聚力所必需的粘合劑。”［4］英國執行官員尼克塔特在《課程中的精神與道德》中指出：“道德相對主義應該被另一種觀點所取代，即我們認為社會中存在道德事實，一些道德事實是具有普遍性的，它們組成我們社會中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應該傳授給青少年。”［5］在核心價值觀的普及方法上，許多西方國家都認識到以簡單機械的道德灌輸、知識學習的方式進行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效果較差，西方教育學的一些流派如價值澄清理論、人本主義教育理論、道德兩難判斷等將多種教育方法與品格教育結合起來，以增強核心價值觀培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二、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培育大學生核心價值觀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社會中心課程觀”和“知識中心課程觀”的消極影響

很長一段時間，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受到“社會中心課程觀”和“知識中心課程觀”的消極影響，過分注重社會因素和知識的作用，忽視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在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培育中的主體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效果，影響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學科的發展。“社會中心課程論”重社會整體，輕個體。離開獨立的大學生個體抽象地談論社會，難免會陷入形而上學的泥潭。而“知識中心課程觀”以知識為重要支柱，片面強調思想政治理論間接知識的學習，忽視了學生的需要、興趣和學生身心發展的差異。總之，無論是“社會中心課程觀”還是“知識中心課程觀”，都從根本上忽視了人的發展，落后于時展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必須從這種片面的課程觀中走出來，當代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也需要科學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程觀的指導。

（二）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目標存在缺陷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目標是教育目標的具體化，是教育目標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方面的具體體現。從當代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培育的角度審視，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目標存在以下問題。第一，對價值觀的關注程度不夠。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五個方面的課程目標中，有四個是涉及世界觀方面的目標，對價值觀的關注程度不夠，這種課程目標不利于當代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培育。第二，缺少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相關價值觀目標。隨著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惡化，人類已充分認識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意義。在思想政治理論課中，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的價值觀容易被忽視，這一缺陷很顯然是與時展的要求不相適應的。第三，缺乏審美價值觀方面的課程目標。隨著物質的豐富多彩，大學生對審美價值觀方面的需求越來越強烈，思想政治理論課在這一方面的教育和引導不夠。第四，缺乏對人類共同利益的關注。思想政治理論課缺少對全人類共同利益的關注和國際合作精神的培育，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世界一體化的大形勢下，思想政治理論課在這一方面的缺乏對中國來說是不利的。

（三）課程內容忽視差異，存在偏差

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內容是以課程目標為依據制定的，它體現了課程目標的要求。但從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培育的角度審視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內容，不難發現存在下列問題。第一，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價值觀培育方面忽視了地區之間的差異性。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差異比較大，但國家統一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內容忽視了各地區、各省市的特殊性和實際情況，核心價值觀培育的針對性不強。第二，課程內容比較注重課程自身體系的完整性和科學性，比較注重從理論層面闡釋問題，而在結合改革開放出現的新情況和在回應大學生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上，課程內容缺乏說服力和針對性。第三，從本科所開設的四門課程來看，部分課程內容有重復的現象。如《中國近現代史》與高中歷史就有很多重復的內容，同時與《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也有不少重復。這些問題的存在，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只有解決好這些問題，才有利于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四）課程設計不夠科學，課時不夠課程設計就是根據一定的價值取向，按照一定的課程理念和目標，以特定的方式組織安排課程的各種要素和各種成分，形成課程標準和課程教材的過程。思想政治理論課是由國家層面進行課程設計的，總體來看，這種課程設計的規格高、科學性強。但從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培育的視角看當前的課程設計，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整個思想政治理論課沒有處理好大學與中學階段的銜接。在課程設計上，高中歷史和大學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內容上有重復，這不僅降低了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興趣，也不利于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培育。第二，課程設置與學時的分布不夠合理。在四門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理論教育課程設置了三門，為11學分，而思想政治理論課只有一門，為3學分。課程之間的課時分配也不合理，《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一百多年的歷史，只安排了2個學分，完成教學內容的難度很大。《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是由原來的兩門課程合并的，但只有3個學分，完成教學的難度也偏大。最后，教材內容理論性的知識過多，需要一定的專業背景知識才能理解，如《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中有很多對理論的理解，但是在大專根本就沒有開設《基本原理概論》，學生對的理解不深，影響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效果。

三、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效性，促進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培育

（一）樹立育人為本的課程觀

思想政治理論課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指導，樹立育人為本的課程觀。育人為本的課程觀強調以人才培養為根本出發點，把促進學生積極健康的思想品德的養成作為課程的中心。當前社會改革不斷深化，社會競爭也日趨激烈，改革創新成為這個時代的精神號角，時代呼喚著大學生的主體人格和創造能力。在思想政治理論課中樹立育人為本的課程觀，要求我們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充分考慮大學生思想行為特點，喚醒他們的主體意識，主動加強核心價值觀的修養，提升思想道德品質。

（二）健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程目標建設

當代中國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培育要求我們從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目標的誤區中走出來，以育人為本的課程觀為指導，從以下幾個方面著重加強課程目標建設：制定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培育方面的目標；設定人與自然關系價值觀方面的課程目標，引導大學生科學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制定審美價值觀方面的目標，引導大學生提高審美素養；同時還要在課程中設定人與世界關系方面的目標，引導大學生關注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程內容建設

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內容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大學生思想道德和思想政治素質的基本要求。在課程內容的制定和修改過程中，學者們應該充分研究當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不足和缺陷，在實踐中豐富完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內容構成。針對當前存在的重視思想政治、意識形態、世界觀、人生觀等，而道德教育、政治實踐、價值觀教育相對較弱，教材內容重復的現狀，改進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論課內容建設。而在教育過程中，教材內容出現的重復，更是需要聯合多個部分協同解決。

（四）增強課程設計的科學性

課程設計直接關系到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實效，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活動的前提。因此，第一，必須深入調查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知識儲備，弄清他們掌握了哪些方面的知識，還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識。只有在充分調查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中學階段和大學階段的教學銜接問題。第二，在課程設計上應堅持社會需要和個人需要的統一。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培育人的活動，只有結合現實的社會條件，才能盡可能地促進人的發展。第三，課程設置與學時分配要科學。應適當增加思想政治理論課選修課的學分，讓大學生有機會根據自身的思想品德狀況選修課程。同時，應增加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培育的學分，使之更加合理。在課程設計中應將以下核心價值觀方面的內容包括進去：一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價值觀教育，二是愛好和平的價值觀教育，三是科技價值觀教育，四是人權價值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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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題】理論探討

【關 鍵 詞】兼業化/人口壓力/工商政策/李約瑟之謎

【 正 文】

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戶兼業化行為產生的動因

中國小農經濟的經營主體——家庭農場具有一個很顯著的特征，就是小農戶家庭生產中的兼業化傾向，這個特征幾乎伴隨著小農經濟存在的始終。兼業化主要表現為小農戶在小規模土地上的農業生產經營間隙，或多或少的進行著一些其他如紡織業、小商業、小手工業等的具稟賦優勢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這種傾向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農業生產的特性提供了兼業行為所需的時間、空間甚至原料方面的保障，在技術上為其提供了可能性；其次在土地資源過度分割，每一農場的規模小于維持家庭生計的最低限度時，農戶需要謀求非農行業的收入來滿足生存要求的必要性；還有學者認為這是商品經濟下小農戶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必然選擇等等。這種種因素分別在傳統農業發展的不同階段中影響著農戶的行為，造成了他們的兼業化選擇。

黃宗智在他的《華北的小農經濟》一書中強調，在分析這一問題時，小農個體性質的認定起基礎性作用。部分農戶在商品經濟程度不高，無力參與市場交換時，這種兼業行為為維持家庭生計提供了基本的保障，雖然并不是出于主動參與商品經濟和交換的需要。這種類型在中國傳統農業小農經濟體系中占有相當的比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戶不需參與市場交換，形成了耕織結合的家庭生產方式，并因此導致了我國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基本特征。在這種方式下，一方面小農戶進行著類似于簡單再生產的循環活動，在租金和糧食自足之后所剩無幾，來自于衣食住行其它方面的需求難以從市場上解決；另一方面，卻模糊了社會生產專業分工的界限，阻礙了市場機制的形成與擴大。從各種史料記載中都體現出，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國家對于這種結構的組合方式始終采取了支持鼓勵的態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這種組合方式下，個體小農戶可以承受來自于國家對更重的租稅的索取而依然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均田制下的國家這種欲求暴露得最為明顯。這種“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帶來的負面效應是：首先，極不利于農戶經營單位自身積累剩余，擴大投資和經營規模，使生產完全處于一種簡單的再生產狀態；其次不利于商品市場的擴大和廣大個體農戶需求的分工和深化，阻礙了商品生產交換的發展。

事實上，國家因控制土地資源而產生的對經營者租稅收入無限膨脹的索取欲望，加劇并強化了農戶的兼業化選擇。正是在這種欲望的支配下，封建王朝依靠所固有的強制力（暴力潛能）支持，小農的經濟能力往往被壓制在最低生活線附近，因此不得不做出多元化經營選擇。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力逐漸弱化時，這種兼業化選擇的動因也開始發生了變化。

即使是在國家對經濟資源控制最強，也就是均田制能夠得以實施時，也有過小農生產者因不堪忍受國家租稅以及人工調用等各類經濟與非經濟的剝削和控制，寧愿逃避到大土地私有者的庇護下耕作。這些大土地所有者往往產生于國家統治的官僚體制之下，更可能逃避對封建國家承擔的賦稅義務。小農作為有限度自由的勞動者，相比較成為國家的附庸，擁有更強的談判力量，從而在通過大土地所有者與土地結合的同時，也擁有比與對國家博弈更為有利的地位。小農爭取獲得更多生產剩余的過程，也就是小農經濟地位更高，生產活動經營決策更經濟的過程。這一博弈的過程可以從后半期中租佃關系變遷中有所顯示：從分成制到定額制再到永佃制，體現了兩者間力量的對比發生的變化，地主階級為了更大化利益總額向小農一步步做出了妥協。

在這種趨勢下，小農可能掌握更多剩余產品進行儲蓄投資和消費，因此其生產活動越來越多的體現了市場經濟下的利益最大化的色彩，他們根據市場價格調節自身行為，“小而全”的生產方式逐漸不再經濟，市場的需求逐漸開始使具有相應資源或技術稟賦的小農更多的為滿足市場需求而進行生產，不再局限于提供自身再生產的必需品的目的。這時，小農兼業行為逐漸導致了小農的區域間差異性開始產生，小農階層發生分化。有學者研究發現，清江南地區的小農工農結合體內部結構已發生變化，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方式不是以自給型農業和自給型手工業的結合為主，而是以自給型農業和商業型手工業、及商業型農業和商業型手工業結合為主[1]。這導致了某種被學者稱為“收入重心轉移”[2]的現象發生，當農戶經營規模狹小，農業收入低于維持家庭生計的最低限度時，農戶不得不做出兼業化生產的決策，當非農業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時，農戶就必然會選擇粗放耕種農場。據有關研究，蘇南的大農場比小農場具有更高的土地產出率，因此小農戶粗放經營農業的機率要比大農戶大的多。部分小農家庭，因非農產業的效益和收入比重不斷上升，使得農業收入本身在其家庭經濟中所占的份額逐步的縮小；因此農戶會自動放棄對提高農業生產效益的追逐，而僅僅滿足于其土地產出率相當甚至低于當地的一般水平，僅達到維持其生存或經營的需要，缺乏激勵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投入，從而可能導致在部分地區農戶將土地的耕種作為他們的“副業”[3]。這在我國封建社會晚期商品經濟相對發展的地區表現得更為突出，有關研究表明，明清時期在江南地區無地少地農民對棉紡織手工業生產的依賴加大，在部分小農家庭中，棉紡織手工業由副業逐漸轉化為主業，手工業收入超過農業收入，成為農民家庭生活的第一經濟來源。

這種小農兼業化現象的產生猶如一把雙刃劍，對于當時的經濟有雙重的作用。首先這種兼業化的經營促進了當時農村市場的培育和發展，使得一些非農產業的分工逐步細化、深化，技術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收入重心效應”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會造成某些重心已經轉移至非農產業的農戶對土地進行“粗放化”經營，失去更大發掘土地效益的激勵，從而局部的使農業生產率增長停滯、效率降低。

這類兼業化生產因為依附于家庭農場的經營單位之下，因此多以家庭為生產經營單位，且較集中在農閑時間進行。這樣并不利于適合以分工協作為基礎的工商業生產的組織方式產生，也不利于提高家庭非農產業的生產效率。對促進市場經營的發展，非農產業分工的細化、深化作用是有限的。

意識形態領域的約束也在這里體現出來。因為對未來經營不確定性的預期，出于對安全的偏好和規避風險的目的，以及“以農為本”觀念的根深蒂固，使得即使在家庭收入重心已經轉移到非農產業收入的情況下，大多數家庭農場仍要“兼營”農業，以保證自身對糧食消費方面的需求。

確實有跡象表明，這種不完全的工商化只是一種過渡階段，轉化仍然在進行中[4]。隨著糧食供給的市場化程度提高，農業與非農產業相對收益差異的繼續擴大，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約束隨現實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弱化[5]，退出農業領域專營工商業生產的階層開始崛起。因此這一領域的約束更多的是來自內生于家庭農場產生的先天性障礙。這種自發轉型受到家庭生產方式的影響，小家庭農業生產的剩余積累約束，共同導致了對非農產業的投資規模約束，成為阻礙工商業生產經營的規模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

由家庭農場兼業化發展起來的小型工商業，完全是根植并服務于家庭經濟的，它與資本主義國家中通過資本的原始積累逐漸建立起來的以雇傭工人、分工協作產生規模經濟、追求資本增值的工商業化有截然不同的路徑。這種內生于小農業生產組織的路徑使得非農業發展傳染上了農業領域里小型家庭農場暴露的問題：規模小型化、分散化、科技創新的動力和能力不足、投資不足等，因此對于資本積累，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做準備的作用極其有限。

人口壓力、土地政策和工商政策下的兼業化經營

人口是長期困擾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大問題，約束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和路徑，因此受到廣泛的關注。很多學者認為人口問題既是約束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阻礙條件，更成為歷史對現實遺留下的苦果[6]。

為了控制更多的資源，擁有更強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中國古代封建制國家一直采取了鼓勵生育、吸引和爭奪勞動力的政策，這一政策與當時農業生產水平是密切相關的，勞動密集為主要特征的傳統農業意味著投入更多的勞動就會有更多的產出。除了為提高農業產出，國家還制定了其他制度來加強其人口政策的導向，以控制“非農人口”和農業流民的產生與存在。比如很多學者都提到的“多子均分制”[7]，是我國法定的家庭財產分配方式，其主要內容是無論田宅、生產工具或其他，每一家庭的財產最終都必須在諸子中進行均勻分配。歷史上的授田于民的政策中，大多數朝代對土地的分配都是根據人口數量（甚至包括奴婢、牲畜）作為分配單位，那么家庭成員與占地數量的增減間就必然存在正相關關系。這種土地政策同多子均分的分配制度相結合，更加強了小規模的農業經營格局。

盡管如此，本文仍然認為中國歷史上被眾多學者所強調的人口壓力并非是一種絕對量的壓力，恰恰是一種相對意義上的人口過剩。這種人口過剩是對于農業生產部門與農業勞動者而言的。有學者研究并比較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晚期與當時西歐的人口密度，得出結論當時中國的人口壓力客觀上并非已到達某種極限和臨界點，而與其他農業社會同期的水平相當[8]。真正使人口壓力顯得異常沉重突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還沒有走出“古典的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沒有發生質變，無法使經濟資源對人口的容納提升到新的層次而體現出的危機。這就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角度，重新思考和認識中國的人口問題。

認識這一問題，如果我們把視野僅僅局限在農業生產部門已經不夠了。雖然伴隨著封建社會本身帶來的種種制約和不徹底性，但由于中國土地資源很早就成為一種可私有買賣的商品，作為農業生產的必要資源，人地結合的一個根本點，某種程度上，必然會伴之興起令各王朝深感頭疼想要極力安撫的失業大軍，我國古代稱之為“流民”。大量無地農民的出現并非偶然，純粹是農業生產部門的勞動力后備軍而已。事實上，在農業部門產生的大量過剩人口本應存在著疏通的可能，那就是非農產業的經營，即農業人口向非農業領域進行轉移。如果這種轉移曾經有規模的發生，那么中國的經濟史亦將重書。很多國家所謂增長方式的轉變往往可溯源于專營工商業者的興起，但這種產業間的大規模人口流動而且足夠影響社會經濟結構的事件，卻因為中國封建國家的政策導向，未能發生[9]。

由于封建統治者不愿看到因大量此類人口的存在和流動帶來社會不安定的隱患，國家采取了強制農民與土地結合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將有限的國有土地按人頭均分下去的“均田制”。除去其它諸多因素，將這些“顯性失業”轉化為“隱性失業”，將其保證在國家戶籍制度的視野之內，生產資料的供給保證了他們最低的維生可能，同時還可以負擔起國家稅賦和地租，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經濟利益的萬全之策。這種安排在不短的時期內對經濟效率的提高功不可沒，但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自然增長，尤其是可分配的國有土地的減少使國家意志力不從心，這種方法顯然難以長期維繼。據史料記載，商鞅變法之后，封建國家就在原有的商賈戶籍上增加了抑商限商的內容，形成了市籍制度，加強了對商賈及相關資源的控制利用能力，抑制和打擊私營商業。尤其是針對從農民中轉化而來的中小商人，以士科謫、毋得名田、算緡、告緡等進行限制。這種性質的政策在各朝各有差異和不同，但始終是工商政策的主流。即使在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情況下，人口與耕地矛盾加劇導致了農民的產業間流動：轉向官私手工業、商業、交通運輸等部門，但由于種種限制，這種流動仍有很大局限性。

未能產生可以吸納農業剩余人口的商品市場體系和工商業部門是很關鍵的原因，自身羸弱的體系當然就無法承受來自農業龐大的勞動力供給。根據很多學者的研究考證和分析，我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市場體系就已經初具規模，商品生產和交換非常活躍，甚至有學者認為當時已經形成了相當系統和成熟的全國市場網絡[10]。但很快封建國家就發現，經營工商、富比王侯的工商階層的崛起，會對國家經濟政治的權威帶來極大挑戰，使國家對社會經濟、資源、人口的有力控制大打折扣，而且工商業豐厚的利潤使得具有壟斷力量的國家也不肯主動放棄[11]。因此國家統治者從此開始了漫長的“與民爭利”的過程。這在一些關系民生的重要部門尤其突出，比如鹽鐵禁榷制度等。國家不但壟斷了其生產銷售以至運輸倉儲的命脈，對價格的變動和掌握也極其嚴格。一方面成熟龐大的官僚體系可以使統治者介入到社會經濟的各個層次，這樣就使得一些本需市場機制來完成的功能存在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替代完成的可能。另一面對工商領域產生的收益的垂涎，使其以市場主體和市場管理者的雙重身份出現，制造壟斷并獲取工商業利潤。至于經營工商領域所需要的勞動力，由于政府控制著規模、組織和技術（甚至工匠的人身自由），其勞動力需求的數量和來源也基本穩定。

意識形態的影響也不可忽視。由于傳統農業社會統治者認識的局限，“重農輕商”、“崇本抑末”的統治思想根深蒂固，占據主流思想幾千年。這種意識形態統治和影響下的勞動者都更傾向于“置田買產”的小康殷實的耕織自給生活，即使為生計所迫專一從事小的工商活動，也往往是救急的權宜之計，一旦可能仍會回歸農業生產。至今，意識形態的約束痕跡仍在某些傳統力量厚重的地區中廣泛存在著。根據諾思對意識形態問題的分析，意識形態是不會一成不變的，人們會根據社會經濟現實的變化修正原有的意識形態而建立新的更有效率的體系。在中國封建國家中，真正起到強制性約束力量的仍然是國家對工商業的介入和對市場機制的替代。

首先，工商階層的羸弱使有勢力的工商市場力量不能崛起，一方面既妨礙了資本主義因素的迅速滋生和可能引起的社會結構和增長模式的巨變；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使大量的農業過剩人口游離于農業產業中無法流動和轉移。這樣就使得農業受人口壓力而發生所謂“內卷化”[12]、“過密化”[13]趨向，犧牲了農業生產效率，工商業的發展緩慢、停滯。雖然在宋之后隨著授田制的瓦解，人口流動逐漸增強，國家對工商業的控制也被迫放松，工商業開始成長和發育。但由于既有的經濟結構特點已經形成，且中間階層的缺乏，如前文兼業化部分所述，工商業領域以小規模、小型化的家庭經營為主，且多寄生于家庭農場的組織形式上，有著很強的局限性。

王朝更迭、兼業化特征與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

中國封建社會中土地所有權結構形式及與其相伴隨的種種變化，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這一變化過程極其緩慢且多有反復，從長遠的角度觀察農業的發展顯得比較沉悶。基于這種觀察，形成了李約瑟所提的兩個謎，也是中國經濟史界長期探討的焦點問題之一，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長期延續和停滯。作者認為造成這種歷史演進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國家權力意志影響之下的土地制度的設計，與由此為起點的土地所有權結構的演變。由此而引發的農戶的兼業化生產選擇對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系統的穩定和停滯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中國社會雖早在兩千年前就建立了大一統的專制國家政權，但天災人禍、政權的頻繁更迭卻也伴隨著整部經濟史。這種政權的周期性更迭是伴隨著每一王朝的經濟周期與土地所有權結構的變動產生的。每一個王朝建立的初期，國家對政治、軍事、經濟的控制都最為有力，國有土地也占有較大份額，授田與民的部分實施保障了農業無地少地人口都被分配有或多或少的土地。同時新建立起來的官僚體系能力尚弱，土地兼并因之并不明顯，王朝的經濟安全是比較穩固的，大型公共物品的供給也成為可能，這些都保障了農業產出的穩定，也使統治者的財政收入有可靠的來源。以至于每每在改朝換代之初，都會有一個所謂的盛世即經濟期出現。之后隨著農業的發展，人口的恢復增長，官僚貴族地主依靠政權力量開始竭力兼并土地，與統治者爭奪壟斷租金，使國家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力下降，財政狀況緊張，而忽視甚至縮減農田水利灌溉設施的建設，一旦出現天災人禍，政權就會產生危機。很多王朝在產生這種危機時，往往有改革者出現，企圖力挽狂瀾，改革舉措也每每集中在土地兼并和財政改革兩點上。這時往往就會面對“諾思悖論”中所說的矛盾：兼并的受益者往往是體制內或者與之結合緊密的官僚士紳，這一利益集團對統治階級而言是極具談判力量和競爭的威懾力的，觸動這一階層會耗費統治者巨大的成本，且可能直接對王朝帶來動亂的威脅。因此往往使統治者只能以放棄部分經濟資源的控制權和小農集團的利益為代價，獲取人集團的支持。最終危機的積累一旦遇到漲落，系統就會不堪重負只有崩潰。這種三階段周期幾乎在每一個王朝上演過。這樣的周期性波動和更迭導致了土地所有權結構的周期性變化，當下一個王朝重新建立時，同樣的周期會被重演，大量積累在這種所有權結構安排和經濟模式下的能量被階段性釋放，從而保障了系統的整體長期穩定性。

一方面，王朝的更迭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明顯迂回前進的軌跡；另一面，農戶兼業化作為效率很高的精耕細作、勞動密集型中國傳統農業的必要補充，穩定和延緩了整個社會系統的演進步伐。在中國古代傳統農業所有制結構下，受國家授田于民的政策和“有恒產者有恒心”的激勵，產生了極有效率的以家庭農場為經營單位的農業生產方式。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這比領主制下大莊園農奴集體作業更加優越，不同類型的所有者大多都選擇了家庭農場的生產方式。國家為自己的編戶齊民提供有系統、有組織、大規模的農田水利設施的供給，這種供給為大量分散的小型家庭農場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使以小型農場為主體的農業經濟體系能夠保持穩定和平衡。為安置過剩農業人口進行的家庭授田，阻礙民間工商業發展、阻礙人口流動轉移的制度安排，迫使小家庭農業經營者不得不采取兼業化經營方式維持再生產，這種兼業化經營方式給與國家從農業中最大限度獲取財政收入的可能，國家對農戶的榨取又反之加強了農戶的兼業化生產模式。這種種制度與績效間相互作用，形成自增強機制，使得這種形態的農業特點就會不斷地被強化，導致“路徑依賴”的產生。

可以說，這是在國家壟斷經濟資源謀求租金收入最大化時最有可能產生的結果之一。這同大量經濟史學家認為中國農業社會之所以會延續幾千年，主要是封建地主制下對小農過于殘酷的剝削而使得農民的積累發展無法完成相呼應，這也是以階級分析角度論述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長期停滯，資本主義因素難以確立的有力證據之一[14]。包括兼業化在內的這些政策的績效，對于農業和工商業的影響都是巨大的，要一起為中國特殊的經濟發展軌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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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農業內卷化：由于家庭小農場都是為生計所需，對過剩勞動力無能為力。因此家庭小農場在單位面積上投入的勞動遠大于雇傭勞動的農場，以致于這種勞動力集約化出現了邊際報酬收縮的現象。吉爾茨(Ciord Geertz)將這種現象稱為農業內卷化。新谷：“外國學者眼中的近代小農經濟——《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述評”，讀書1994.3

篇6

關鍵詞：漢族倫理思想;中國倫理思想;精神文明建設;和諧社會

漢族是我國乃至世界人數最多的民族。漢族是由夏人、商人、周人、秦人等中原地區居民和四周的兄弟民族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取長補短、不斷融合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一方面，漢民族倫理思想在自身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不斷吸收著各少數民族倫理思想益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另一方面，它又對少數民族倫理思想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說，民族倫理思想也是中國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漢民族倫理思想的發展

漢族倫理思想是指漢族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各種道德觀念和各種道德理論總稱。漢族是一個歷史最為悠久、文明發達的民族。漢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漢民族倫理文化博大精深、豐富多彩，在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開放虛懷、兼收并蓄，是極具特色的倫理思想。思想家們對倫理和道德范疇體系和性質、形式提出了問題，并形成了倫理學不同的流派，對社會文明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漢族倫理思想發源于原始社會末期，主要經歷了六個發展階段：自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建立至西周末，是漢族奴隸制社會倫理思想的形成、發展和鼎盛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是漢族奴隸主階級倫理思想沒落和封建倫理思想的形成時期;自秦確立封建社會第一個王朝起至唐代前期，是漢族封建階級倫理思想的發展階段;自唐中葉至明中葉，是漢族封建階級倫理思想的成熟階段;自明中葉至，是漢族封建階級倫理思想的衰落和反省階段;自至1919年的“”，是漢族資產階級倫理思想的傳播和發展階段。

二、漢民族傳統倫理思想的主要問題

漢族傳統倫理思想所探討的問題是極其廣泛的，一是道德義利問題。曾被宋明漢族道學家視為“儒者第一義”。春秋時期的思想家主張“以義建利”。義利關系是社會道德原則和個人利益的關系，漢民族功利學派認為義是對國家和人民的利。漢族儒家在歷史上一直居于重要地位。

二是道德本原問題，是道德來源和存在的根本問題。思孟學派曾認為人的道德根據在于天道，提出誠是天之道，“善良的人性讓道德存在，人性中有仁義禮智四善端。荀子學派以人性惡立論，人類生存的需要是道德的根據。墨家則認為“天志”是道德的本源，又認為“天志”是“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理想而提出的表現形式。道家認為，道德源于宇宙萬物的本原即源于道，把道和樸素的人性作為道德的根據。從人的本性中尋求道德的根據。

三是道德人性問題。一方面，道德引導著人，另一方面，人性的貪欲促使我們的創造力，從而促進社會的發展。兩者關系是相輔相成。漢族道德中的人性問題，即人的道德本質、本性問題。孔子曾提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的思想;孟子提出人性之中先天具有是非之心、羞惡之心、惻隱之心、恭敬之心四種善端。荀子以“不事而自然”者為性，認為人性本惡。如果順人性自然發展，則會導致種種禍端和罪惡。

三、漢民族倫理思想的基本特征與特點

在漢民族倫理思想中，最有影響的是儒家倫理道德、道家倫理道德、墨家倫理道德和法家倫理道德。這些都起源于中國先秦時代的不同派別的倫理道德，這些不同的倫理思想派別不斷促進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范圍最廣、程度最深的是儒家倫理思想。

漢民族倫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和特點，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注重禮的傳統

漢民族注重禮儀，禮儀是人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和人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滲透在其中。“禮”表示“禮節”和“禮儀”，“禮”更也是漢族所特有的獨特的一種道德心理和行為習慣，形成了和其它民族有著不同的倫理特點，構成漢族道德傳統、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對漢族的整個是非善惡觀念和價值尺度的評判標準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濃重的“立君治亂”的君權思想

漢族是個君權主義思想濃重的民族。認為“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君權思想在封建社會提供了“大一統”、“家天下”倫理綱常的道德基礎。

（三）奉“孝”為先的傳統

所謂“百善孝為先”，反映漢族極為重視孝的觀念。“孝”是儒家仁學思想的核心內容。漢族對家教十分重視，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尊老愛幼。“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成了人倫關系和道德行為中的德行之本。

中國各民族倫理道德文化相互交融、滲透，促進我國發展。（作者單位：長沙理工大學）

參考文獻：

[1]張岱年.中國倫理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朱伯昆.先秦倫理學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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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講清這個問題，我們先要了解思想史上一個重要概念，那就是所謂文明的“軸心時代”。據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在其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所言：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間（筆者按：這正好是中國的“先秦時代”），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事實上，中國先秦時代這種思想文化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現象，中國人自己也早有認識和評介。先秦時的莊子就在其《天下篇》中有云：“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術將為天下裂”都是對這種百家爭鳴的形象描繪。近人呂思勉在其《先秦學術概論》中說“先秦諸子之學，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興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積，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時勢，乃如水焉，眾派爭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積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偉，而影響于人必深。”根據呂氏的總結，先秦百家的興起有二個原因：一謂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師分離，故“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時之弊。實際上，諸子百家的興起是經濟、社會、政治變化的直接結果，是對政治社會進行變革的內在要求的結果。一言以蔽之，是應付挑戰的結果。如《漢書·藝文志》所謂：“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

當然了，我們說在中國思想的“軸心時代”是所謂“百家爭鳴”時代，不過在學說和流派上真正能稱上“家”的，正如《漢書·藝文志》中所謂“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即除了后來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并影響到尋常百姓的儒家而外，還有道家、墨家、法家、縱橫家、名家、陰陽家、雜家、農家（所謂“三教九流”之“九流”），值得注意的是：這八家在當時都是與儒家學說旗鼓相當影響相近的學派，并且和儒家一道成為中華文明的源頭。我們不妨來仔細看看這些儒家外的其他學派都有那些重要思想。

就道家而言，其思想核心當然就是“道”。“道”是改學派學說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環不息。道家強調凡事均無須強求，應順應自然，達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于精神上的超脫，不界限于形驅，只求逍遙及心靈上的開放。在宇宙觀上，道家認為“道”是無形及不可見的，是超時空的絕對精神，是宇宙最高本體及一切事物的根源。也因此在政治觀上，他們主張人們必須放棄逞才、逞智、逞強、逞力、回歸樸素、無知的境界，以“無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終希望回復“小國寡民”的原始社會。而在人生觀上，因為認為萬物都有對立面，物極必反。因此，他們主張人們必須“知足寡欲”、“柔弱不爭”、“順應自然”，拋棄一切禮教的枷鎖，才能避免災禍。

墨家的學說中心是“尚賢尚同”。在宇宙觀上，他們主張“非命”，認為命運不能主宰人的富貴貧賤，強調只要通過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為了求福避禍，又主張“尊天”、“事鬼”。在政治觀上，墨家提出“兼愛”，主張愛不應有親疏、上下、貴賤、等級的分別。他認為天下之所以大亂，是由于人不相愛。在用人上，他們提倡選任賢才，消除階級觀念，使天下大治，主張“非攻”，反對一切侵略戰爭。經濟上，反對奢侈的生活，主張節儉，提出“節用”、“節葬”、“非樂”的思想。

法家則對法律情有獨鐘，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干授予官職。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件的所有權。“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爭的勝利。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集法家大乘，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縱橫家則指先秦時奉行不同外交策略的外交家。他們分別主張“合縱”（指戰國時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國聯合抗秦的外交策略）與“連橫”（指以上六國分別與秦國結盟的外交策略）。在外交策略上其影響深遠至今未絕，但在思想史上的影響卻不大。名家則注重辯論“名”與“實”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邏輯學。名家與各家不同之處，正是在于“正名實”的方法。他們主要是以邏輯原理來分析事物，而辯的內容，又多半是與政治實務無關的哲學問題。因此，名家的理論在中國五千年來的學術沿傳里，一直被冠上一個“詭辯”的惡名。陰陽家乃利用《周易》經傳的陰陽觀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論，是所謂“五德終始”學說的創立者。至于“雜家”則不是一門有意識、有傳承的學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為“雜家”的流派。自從《漢書．藝文志》第一次把“呂氏春秋”歸入“雜家”之后，這個學派才正式被定名。其特點是博采眾議，成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卻又切實可行的治國方針。農家則出于農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勸農桑，以足衣食。農家主張與民同耕，進而論及君民并耕，此可說是一個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觀念，故不免引起重視“正名”的儒者之反對，認為這是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因農家書多為農圃之技，而非學理，故能免于秦始皇之《焚書令》。但其最高之理想為與民同耕，雖為一平等階級口號，但亦不容于儒者，是故其著多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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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唐代社會；茶文化；流行化；制度化；藝術化

緒言

中華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植根于華夏土壤，與五千年華夏文明相交融。隨著時代的發展，愈發顯示出勃勃生機。茶文化便是中華傳統文化星河中一顆璀璨的星。法國著名學者費爾南•布羅代爾認為茶凝聚著高度發達的文明，它和葡萄酒在地中海起的作用相同。這無疑揭示了茶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中國是茶的故鄉，中國的發展史同時也是茶文化的發展史。茶文化在中國經歷了一個從衍生、發展、到蓬興的漸變過程。茶從被發現具有利用價值起，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了。茶最開始只是作為一種藥材進入大眾視野。成書于漢代的《神農本草經》便記載了茶的藥用價值。直至西漢，茶的藥用之旨逐漸被隱沒，而作為飲品的功能才被知曉。此時茶開始擺脫藥材身份而帶著飲品的面孔走進千家萬戶。魏晉時期，為遏制夸豪斗富的不正之風，一些有識之士便利用茶提出養廉政策。此時茶不僅逐漸削弱了酒肉尊饗在飲食中的重要地位，更是成為一種人格標榜。南北朝時期，有人甚至喝茶上癮。這說明，茶在人們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總而言之，從先秦到南北朝，飲茶之風逐漸形成。但是這期間沒有出現專門吟詠茶的詩篇，并未形成系統的茶道，也從未將茶從一種普通飲品提升到一種精神信仰。也就是說，茶并未雅化為茶文化。直到唐代，“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重。”①茶在唐時才被賦予了更多的精神價值。此時喝茶也才真正成為一種流行時尚，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不管是政客騷人，還是樵夫漁民，皆以飲茶為樂。誠如王從仁先生說：“陸羽應運而生，《茶經》應時而作。中國的茶也邁入了一個新境界———由飲用變為品飲，由一種習慣、愛好，升華為一種修養、一種文化。”②茶在唐朝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中國茶文化史上，唐代恰如一座突兀而起、巍然屹立的高峰，開啟了此后茶文化千峰競秀的壯觀景象。”③在唐代，茶被賦予更多性靈的成分，飲茶這一行為也涵蓋了更多的精神價值追求。

一、經濟上的流行化

唐人飲茶蔚然成風。有資料記載：“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④唐人陸羽在其所著的《茶經》中也說：“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于魯周公，盛于國朝。”⑤如果說在唐以前茶是作為王公貴族的專有物，那么在唐代，茶就已經成為鄉野百姓也可擁有的尋常飲品了。全民飲茶使得社會對茶需求激增，于是茶葉貿易逐漸興盛，它已然成為唐代經濟一個新的增長點。茶葉貿易在一定程度上又刺激了茶文化的流行普及。茶葉的種植、生產、制作、售賣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經濟鏈，飲茶消費成為唐朝經濟消費中的主力軍。傅筑天在《中國封建經濟史》中提到“茶是農業中首先發展起來的商品，茶的種植成為一種專門化的農業生產，茶的焙制作為一種農產品加工，是農業中唯一的一種專門化的商品生產。……茶的生產成為很有發展前途的一種商品生產，具有緩慢地向資本主義轉化的可能。”⑥同時他也在《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中闡述了茶葉這種經營性農業的優越性。“茶葉生產高度商業化，這種經營性農業迥然不同于農民的自耕自給。”⑦可見種茶制茶會帶來不可小覷的商業價值。在唐代，由于茶葉貿易的興盛，茶商也隨即大量出現。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寫到“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⑧，可見浮梁（今江西景德鎮）在唐代作為貿易市場的熱鬧現象，這說明它已經成為唐代有名的茶葉集散地了。唐咸通三年，歙州司馬張途所著的《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士。千里之內，業于茶者七、八矣。”⑨由此可見當時從事茶葉貿易人數之多，茶葉貿易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安史之亂以后，社會衰敗，人心大亂。為了充盈國庫，唐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經濟政策來刺激茶貿易經濟的發展。“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后所得稅，外貯之。”⑩可見，茶稅已經確定為國家正常稅種了，茶稅也成為國家最重要的財源之一。不僅如此，唐代的茶貿易甚至打開了海外市場。敦煌文獻《茶酒論》中用“萬國來求”?生動細致地描繪了當時對外茶貿易的繁榮景象。唐王朝源源不斷地將茶輸送到朝鮮、日本、天竺等國，這樣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茶文化也普及到他國了。此時茶并不僅僅是作為消費品在兩國間進行貿易活動，它代表的是一種生活方式和文化體驗。綜上可知，唐代茶葉貿易為茶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流行化的動力支持。茶文化隨著貨幣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普及。當然，經濟只是影響茶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政治制度也對其盛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政治上的制度化

“茶為食物，無異米鹽，于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竭乏，難舍絲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唐朝政府也通過一系列政治舉措來滿足自身對優質茶的需求，于是貢茶制度應運而生。一方面，在文人士大夫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茶宴。這便是把“以茶代酒”?正式化了。唐代大歷十才子之一的錢起在《與趙莒茶宴》中描繪了舍酒飲茶的歡暢場面。“竹下忘言對紫茶，全勝羽客醉流霞。塵心洗盡興難盡，一樹蟬聲片影斜。”?宴會上，雖無觥籌交錯，但是把茶言歡更顯快意。湖州紫筍茶和常州陽羨茶是唐代茶宴上的精品。每到適茶時節，兩州太守便在顧渚山境會亭舉辦茶宴活動。另一方面，在民間，斗茶之風盛行。斗茶又稱茗戰，它實際上是一種評比茶質量和點茶技藝的方式，后來逐漸演變為一種茶俗。“斗茶已非由上流社會雅尚和須眉男子所專斷，連妙齡女郎和艷妝婦人都踴躍其事，樂而不疲了。”不僅如此，唐代頒布的禁酒令也從側面保障了茶文化的發展。唐代酒稅很高，甚至在大歷六年，政府開始實行禁酒令，其規定未經特許的人無權經營酒業。這樣也就把酒業經營變成政府操控，而不是民間私營了。這樣一來，酒的價格上漲，購買力下降，從而使其替代品茶受到了民間里坊的廣泛歡迎。此后茶開始逐漸替代酒成為社會的主要飲品，以至于城市鄉村中隨處可見茶攤茶肆。為了滿足世人飲茶需要，茶樓茶社茶坊風靡一時。一種文化氣候的形成，通常受眾多因素的影響。茶文化要想得到穩步發展，表現出持久的內在生命力，除卻經濟上的帶動，制度上的保障，還在于文人們在藝術領域對它的推崇。

三、文化上的藝術化

葉潮先生說：“尤其在中國，詩歌是文化的炫目標志。不了解中國的詩歌，便不能全面地了解中國的文化；同樣，欲全面地了解中國的文化，則必須了解中國的詩歌。”?楊子怡在《中國古典詩歌的文化解讀》中提出唐宋文人詩是對茶文化的雅化，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確切的。以茶為題材進行吟詠，由此形成了別具一格的茶詩。詩與茶結緣，茶添詩興，詩添茶趣。唐代以前涉及茶的詩篇只有四首。而據統計，《全唐詩》中，茶詩共有五百五十余首，創作茶詩的文人達到了一百三十余人。唐朝文人創作的茶詩豐富了茶文化的內涵，使其逐漸走向藝術化道路。茶詩所描寫的內容囊括萬象，涉及到跟茶有關的方方面面。首先唐代茶詩中有許多記述茶的種植生產、采摘品嘗的篇章。唐代文人對種茶、制茶、品茶都有其獨到的感悟，故描寫都達到了人、茶、心三者合一的境界。柳宗元被貶柳州時所作的《巽上人以竹間自采新茶見贈酬之以詩》、劉禹錫被貶朗州時所作的《西山蘭若試茶歌》等都體現了唐人已經擁有了較為成熟的茶葉種植技術了。成彥雄《煎茶》、白居易《山泉煎茶有懷》等細致入微地記錄了煎茶的全過程。顧況在《焙茶塢》中則描寫了焙茶的具體步驟，唐代詩人秦韜玉在《采茶歌》中對采茶、研茶、煮茶等都進行了詳細描寫。其次，表達日常生活中飲茶習慣的篇章也不在少數，以白居易最為典型。“愛酒不嫌茶”的白居易一生寫就五十余首茶詩，他對飲茶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癡迷程度。不僅如此，唐代茶詩中還記錄了詩人間的相互贈茶、共同品茗的樂趣。他們借茶寄托掛念，聯絡感情。李白有《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皎然有《飲茶歌送鄭容》、劉長卿有《惠福寺與陳留諸官茶會》、顏真卿有《五言月夜啜茶聯句》……親友間互贈茶及茶詩，使得茶與詩都具有別樣的人文內涵。“偶與息心侶，忘歸才子家。玄談兼藻思，綠茗代榴花。岸幘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喬若逢此，不復醉流霞。”錢起《過長孫宅與朗上人茶會》便生動描繪了與友人暢談品茗的輕松悠閑。從茶詩抒感上看，由于唐代文人大多生命受挫不得其用，故其多借茶詩以明志。自古以來，一些植物本身并未具有人文精神，但是經過文人們的不懈謳歌與點睛渲染，它們便成了一種高尚人格的代名詞。例如梅表示傲骨，松意味不屈，菊謂之淡泊，蓮視為高潔。茶因為生長于幽林深澗，遠離塵囂，清空高雅，品性不移，自然受到文人們的青睞。許多詩人厭倦世俗的繁音急節，寫茶詩抒己之懷抱。茶的高潔雅致，乃是人性脫俗不凡的外化和投射。韋應物在《喜園中茶生》中寫到：“潔性不可污，為飲滌塵煩；此物信靈味，本自出川原。聊因理郡賒，率爾植荒園。喜隨眾草長，得與幽人言。”詩歌贊美茶的潔性不污，從而表現詩人潔身自好，品性端正的美好。皎然寫了大量的茶詩，他認為“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飲酒多自欺”。“清高”二字既是對茶品性的高度贊揚，也是對自己為人處世的告誡警勉。喝茶這一日常活動與文學精神聯系起來，便給茶這一常見物象賦以不一樣的審美意蘊，這也是對茶最根本的雅化。“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清雅的茶與高尚的人似是絕妙的搭配。“但無疑是士人的雅求，才使得茶事的發展在歷史上逐漸雅化，才有了中國歷史上茶文化的特定風采。”?正如丁以壽這樣看待茶詩與茶文化的關系：“茶詩的大量創作，對茶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唐詩茶詩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大量出現，對茶文化和詩本身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結語

朱自振先生在《茶史初探》中說：“唐代，具體說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國茶葉和茶葉文化發展史上，是一個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時代。……直到這時，茶在我國社會經濟、文化中，才真正成為一種顯著的生產事業和文化。”（21）唐就了中國古代史濃墨重彩的一筆，它以雍容典重的氣度和寬廣博大的胸懷奏響了一個時代的強音。唐代社會為茶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賴以依存的土壤。同樣，茶文化也為唐代社會增添了一縷別樣茗香。此后茶文化發展的最終目的在于養人之性，怡人之情。茶文化發展的終極價值在于貫通茶香與人心，從飲茶活動中體會人與萬物的和合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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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早期會展活動，歷史價值，商品經濟

 

追溯人類文明，我們可以發現，會展的產生與發展歷程，是伴隨著人類物質文化交流的不斷加深而產生發展的。封建社會的農耕文明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重農抑商的國家政策的約束下，以商品交換的會展活動形式發展非常緩慢。但是，任何先進的文明形式都會逐漸占據其應有的歷史地位，正如原始社會早期簡單的物物交換，逐漸被社會大分工產生的集市所取代一樣，這種傳統形式的會展形式，促進了商品數量的豐富和貨幣經濟的產生發展。

一、原始社會的社會分工引發的會展萌芽

原始社會的諸多因素，如資源分布的不均勻、人口或是部落的差異、生產技術的低下都導致交換的必然產生，人們需要獲取自身無法得到的生活物資，開始尋找可行性的方法。論文參考網。于是，部落的邊界上，簡單的物物交換的弊端制約了交換的進一步發展，因為這種邊界上的臨時的、非固定的交換給部落與部落之間的交換帶來了很多麻煩，于是集市應運而生了。

盡管早期的集市相當于現在我們見到的小地攤，而且商品種類十分有限，但是這種簡單集市的出現，已經證明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道揚鑣。當人們學會了青銅器的鑄造時，青銅工具（主要是農具、狩獵工具和手工業中的簡單工具）被大量生產并搬到集市上進行交換，會展的雛形產生了，因為有的青銅器并不是用來交換的，而是作為純粹的陳列品擺放出來給人們看，這相當于我們現在會展上的高新技術產品的展覽或是試用階段，并不用來進行訂單的簽訂和生意的成交。

二、集市的形成和發展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貨幣的出現

集市，作為展會的早期雛形，最早出現于兩千多年前，但是正是我國奴隸社會的高度發達時期，后來流行的廟會和墟場也是這種交換形式的不同形態。論文參考網。直到現在，我國的許多農村還流行著趕集的傳統，即使商品經濟高度發達，集市仍然有著其獨特的魅力和生存空間。

古代的城池中，集市一般被稱為“市”，而農村則稱之為“草市”。南宋陸游的詩句“草市寒沽酒”，蘇軾的詩句“春江圍草市”形象地描繪了作為交換市場的“市”的繁榮景象。值得一提的是，市的發展促進了貨幣的產生和發展，同時又因為貨幣的產生和發展，將自身的地位提到一個更加醒目的位置。宋朝的時候，政府逐漸放寬了對民間市的控制，市的規模越來越大，最后在城市的繁華地段形成了商業區，商業區中從事零售和批發的店鋪也逐漸有了固定的場所，但是流動的攤販仍然大量存在，使得市的概念進一步豐滿。

說到“市”不得不說道集，商周時期就出現的“集”，在唐朝后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相對于市，集的主要構成人群是農民和手工業者，他們不是純粹意義的商人，他們既是商品的生產者，又是商品的流通者，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集更接近于現代意義上的會展。

再說廟會。廟會與集和市的區別在于它是定期舉行的，城鄉都有，流行于唐朝，盛行于明清的廟會有著深厚的民間文化基礎。這種形式的商品集會因宗教而生，當初宗教的節日吸引了販賣香火和供品的商販來到廟會場所，后來這種形式的集會被擴大化，逐漸形成百貨云集的大市場。廟會的商品種類更加豐富，規模更大，它以宗教和寺廟為依托，也促進了宗教文化的發展，因為廟會產生的年代是宗教盛行的時期，它將城鄉的許多民眾吸引過來，促進了城鄉之間的交流，也促進了商品的流通，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和歷史價值。

相對于“集”、“市”、“廟會”，后來人們組織的展覽活動也曾經出現在我國歷史上。比如說：隋煬帝曾舉辦西域各國的“萬國博覽會”，唐代陜郡太守韋堅廣集各地特產供皇帝觀看，元代人們紀念黃道婆而匯集其生前用過的各種紡織器械，這有點像我們現在的博物館。

三、近代中國開放眼界參加世界博覽會所收獲的成就

2010年是我國驕傲的一年，上海世博會讓世界再一次聚焦中國。然而在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末期，人們對世界博覽會的渴望則是被動的，外國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我們的國門，國人被迫睜開眼睛看世界，為了抵御外敵的入侵，必須“師夷長技以制夷”，這都是因為我國技不如人，必須向西方學習，而世博會成為學習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最好窗口。從1840年到1926年，我們國家分別以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身份參加過多次世博會，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在世界博覽會上多次奪魁，而銅器、漆器、銀器等也非常受歡迎。1878年和1900年，清政府代表著中國參加了兩次巴黎世博會，將萬里長城、孔廟、北京城等中國著名的建筑展現給了世界。1915年，這是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我國共獲得1218個獎項，特別是國酒茅臺和張裕酒廠的可雅白蘭地為中國贏得了廣泛的贊譽，世界開始慢慢注意中國這個神秘古老的國度。

四、會展活動作為一種文化所體現的歷史價值

2005年7月10日，在鄭州舉辦的首屆“中國國際會展文化節”中第一次提出了“會展文化”這一概念。人們開始深入思考會展這個命題，并對其進行了深刻的討論，縱觀我國早期會展的發展歷史，我們一直將其置于經濟的范疇內進行思考，新的概念賦予了會展活動新的生命力和內涵。

我國早期的會展活動，不斷受到政治和經濟文化的各種變遷帶來的深刻影響，逐漸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文化意義，它是一種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結合體。我們今天常說的世界博覽會，它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貿易盛會，不僅僅是商品的集合展覽地，而是一種復雜的經濟文化現象，深深地滲透到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

總結我國早期會展活動的歷史價值我們可以歸納為幾點：

早期的會展活動是具有物質實體的事物，它構成了創造文化的基礎。直到今天，我們仍然通過會展來認知人們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程度，它深刻的反映了每一個時代的生產力水平，并給文化的傳承賦予了可延續的物質實體，引導人們的精神生產活動。

人們通過早期的會展活動，逐漸形成具有民風民俗的各種會展文化形式。無論是集市還是廟會，它們無一不深刻揭示著經濟與人文精神之間的相輔相成的關系，人們在早期會展活動這樣的平臺上展示民風民俗，并彰顯鮮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這給現代會展文化的多樣性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早期會展還深刻影響了人們構建各種規范和制度的方法和準則。論文參考網。無論是大型的廟會還是近代的展會，每一個會展都需要結成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每一個進入到會展體系中的個體，都必須遵循相同的行為準則和規章制度，同時，每一個會展中都凝結著合作和互惠互贏的精神財富。

結論

會展活動本身就是一種制度、一種文化。它涵蓋著物質、精神和制度等多種文化內容，并影響著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行為準則、競爭意識，良好的會展文化環境，是會展活動生命力延伸的條件，在當今我國倡導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早期會展活動將被挖掘出更深刻的歷史價值。

參考文獻：

[1]陳澤炎.會展文化概念辨析[J].中國會展，2005

[2]趙春霞.會展概論[M].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7

[3]馬勇 馮瑋.會展管理[M].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

篇10

【關鍵詞】文化與意識形態 主流 非主流 民俗體育

【中圖分類號】G8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07-0165-01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文化與意識形態起著重要的影響，文化與意識形態中的主流與非主流也在矛盾與聯系中不斷變化。民俗體育也不例外，同樣存在著文化與意識形態的主流與分主流之爭，如何正確看待和分清民俗體育中文化與意識形態的主與非，這對民俗體育的發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影響。

一、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就是表現國家正統意識形態的文化。不同國家體制、不同歷史時期，都有表現國家意識的正統文化[1]。在不同的特定環境中主流文化的表現形式也不一樣，我國封建社會時期的主流文化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現階段我國的主流文化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

所謂的非主流文化是相對于主流文化而言的。如政治、經濟、科學產業等，都是具有“官方”顏色的主流文化。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具有“民間”色彩的文化，如風俗、習慣、方言等，就是非主流文化。

二、主流意識形態與非主流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概念是由19世紀初法國經濟學家、哲學家特拉西（Antoine Louis Destutt de Tracy）在《意識形態概論》中首先使用的。它指考察觀念的普遍原則和發生規律的學說。一定社會的意識形態按其所處地位及社會影響強度可以區分主流意識形態和非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中占統治地位階級的意識形態，屬于上層塔尖意識形態，具有權威性。非主流意識形態是指處于塔尖以下的廣大不同階層群體的意識形態，具有廣泛性。

三、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關系

在社會文化發展中，意識形態處于支配地位，文化受意識形態的制約，文化可以反映社會生活，但意識形態無形中約束和規范著文化的表現形式和內容，意識形態可以影響文化的產生和發展。反過來文化對意識形態也起著能動的反作用。

四、體育中的主流與非主流

（一）體育中的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

在國際體育發展中“以人為本”應該是主流文化，相對于國際體育的主流文化而言，根據中國的體育發展現狀來看，“唯金牌論”依然占據主流文化地位，“以人為本”的文化理念仍處于非主流地位，在學校教育中，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處于非主流地位。

在我國學校體育中，黨瑋璽，張學忠認為國內體育課程文化選擇中物質層面上西方體育文化的處于核心地位，在行為層面上漢民族文化處于主導地位，在精神層面上國家意識形態文化處于統治地位[2]。

（二）體育中的主流意識形態與非主流意識形態

當代中國體育的主流意識形態應該是“健康第一”，通過體育鍛煉來增強國民體質，達到身體與心智和諧平衡發展。就體育意識而言，西方體育意識形態也就是奧林匹克精神處于主流地位，中國“天人合一”的傳統體育意識形態仍處于非主流地位。

（三）體育文化與體育意識形態的關系

體育的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著體育文化的價值取向，體育文化反映和體現體育意識形態。主流體育意識形態能有效的傳播對國家形象的構建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非主流體育意識形態從側面反映國家的某些政治態度，對國家的形象構建起著促進或阻礙的作用。主流體育文化反映了當前大部分民眾對體育的認知，表明了大部分民眾對體育文化的認可。非主流體育文化從側面影響體育文化的走向，也可能由現在的非主流轉變為將來的主流體育文化。

五、民俗體育的主流與非主流

（一）民俗體育的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

民俗體育的發展離不開社會這個大環境，社會的需要反映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又推動者民俗體育的發展，可是與當世界主流體育文化“體育全球化”相比，中國民俗民間體育的全球化道路任重而道遠，就在中國體育文化集合體中中國民俗民間體育正處于邊緣性文化范疇。在當前的民俗民間體育文化中，與龍圖騰有關的龍舟文化、舞龍舞獅文化處于主流文化地位，而擊壤文化、拋繡球文化等處于非主流文化地位。

（二）民俗體育中的主流意識形態和非主流意識形態

民俗體育的主流意識形態是民俗民間體育具有極為豐富的歷史記載和獨有的民族文化符號。我認為民俗體育中的民族性是文化的核心，弘揚民族文化，展現民族特色我認為應該是民俗體育的主流意識形態，民俗民間體育還具有健身價值和經濟價值，如今旅游產業的興起拉動了民俗民間體育旅游價值的發開，使得一些民俗民間體育成為旅游景區的一大旅游內容，但目前開展的廣度和深度還遠遠不夠，所以目前民俗民間體育的經濟價值意識形態還處于非主流地位，這需要我們不斷的創新思維和轉變體制，來推動和傳承民俗民間體育。

（三）民俗體育文化與民俗體育意識形態的關系

中華民族的象征符號是龍圖騰，民俗體育文化里有很多文化元素都是和龍有關，比如龍舟、舞龍等，這里蘊含的龍文化是民俗體育活的靈魂所在，這是西方體育無法做到的，對民族的熱愛產生了民族本體意識形態，對民族符號的認同產生了龍文化，這種意識形態和文化深深地影響著民俗體育的發展，民俗體育中的民族本體意識形態制約和規范著民俗體育中龍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龍文化形式無時無刻的不反映著民族本體意識形態的內涵。

六、結語

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國家，不同地域都存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性，每一階段的文化都有主流與非主流之分，每一階段的意識形態也各不相同，也許現在的主流變為將來的非主流，也許現在的非主流會變為將來的主流，體育也不例外，體育中也存在主與非，認清主與非的關系對體育的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就民俗民間體育而言，如果民俗體育文化一直處于邊緣文化而不能步入主流文化的行列，始終在草根文化層面上掙扎的話，那不久的將來，中國民俗民間體育就會極度的萎縮甚至淡化出歷史的舞臺。隨著時代的演變，民俗民間體育也隨之改變，民俗體育意識形態也在不斷變化著，繼而影響民俗體育文化的內涵，民俗體育的主根民族性不能在體育全球化的趨勢里被掩埋，反而我們更要把握好民俗體育的意識形態來更好的抉擇未來民俗體育的發展之路，使民俗體育文化發展壯大。

參考文獻：

[1]胡小巖，視鶴.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的沖突與調控[J].吉林建筑工程學院學報，2011，（3）.

[2]黨瑋璽，張學忠.論我國體育課程文化選擇中的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2，（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