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自然經濟的含義范文
時間：2023-11-27 17:54:45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小農自然經濟的含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基于高考命題的這些特點，本文以小農經濟、重農抑商兩個概念的解讀為例，對中國古代經濟史復習提出幾點建議，希望對同學們高三復習備考有所啟發。
一、在比較中鑒別相關概念
例1 （2013年新課標Ⅱ卷第25題）漢唐制定土地法規，限制私有大土地的發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據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權弱化 B.流民問題嚴重
C.土地兼并緩和 D.自耕小農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A錯。材料未涉及流民問題，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嚴重，C錯。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農失去土地的現象增多，租佃關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經營成為僅次于自耕農形式的重要經營方式，故選D。
【名師點津】此題涉及一個重要概念：自耕農經濟。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自然經濟嗎？有比較才有鑒別，比較這三者的異同，有助于準確掌握小農經濟這一概念。如圖所示，我們不難看出，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和自耕農經濟是三個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產物。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是自然經濟，但不等于自然經濟，自耕農經濟是小農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三者區別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經濟、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的比較
例2 （2014年江蘇卷第4題改編題）明隆慶初年，“撫臣涂澤民用鑒前轍，為因勢利導之舉，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易只通東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國，亦禁不得以硝黃、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載，幸大盜不作，而海宇宴如。”這說明當時（ ）
A.官府廢止明初以來“海禁”
B.官府有條件地開放“海禁”
C.官府廢止了重農抑商政策
D.官方朝貢貿易體系已瓦解
【解析】C選項頗具迷惑性，重農抑商一直是中國封建王朝基本的經濟政策，一度開放海禁不等于廢止了重農抑商政策。根據材料“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許有條件地開放“海禁”，答案為B。
【名師點津】題中涉及的重農抑商、海禁都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經濟政策，海禁與閉關鎖國是重農抑商政策在對外關系方面的體現，閉關鎖國是海禁政策的延續。兩者異同參見表二：
表二 重農抑商、海禁政策的異同
二、在多維分析中理解概念
運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題的一大特點。復習備考應從多維視角來分析理解概念。這里的多維視角，包括三層含義：①構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視角；②將經濟概念與政治、文化相聯系的視角；③運用唯物史觀、近代化史觀、全球史觀等相關理論分析問題的視角。
歷史概念的類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會議、思想等，構成概念的要素根據類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國古代經濟史制度、政策、現象類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農抑商、海禁、閉關鎖國、經濟重心南移、資本主義萌芽等。構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時間、目的、內容、影響等。構成現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產生原因、歷程、影響發展的因素、影響等。我們可根據構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分析中國古代經濟史近三年各地高考題，以下特點清晰可見：①題型以選擇題為主；②小農經濟、土地兼并、重農抑商、海禁、閉關鎖國、經濟重心南移等概念一直是考查的重點，而重中之重，非小農經濟、重農抑商莫屬；③試題以新材料、新情境、新視角呈現，注重運用比較分析、邏輯推理等史學方法考查對概念進行理解和運用。
基于高考命題的這些特點，本文以小農經濟、重農抑商兩個概念的解讀為例，對中國古代經濟史復習提出幾點建議，希望對同學們高三復習備考有所啟發。
一、在比較中鑒別相關概念
例1 （2013年新課標Ⅱ卷第25題）漢唐制定土地法規，限制私有大土地的發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據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權弱化 B.流民問題嚴重
C.土地兼并緩和 D.自耕小農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A錯。材料未涉及流民問題，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嚴重，C錯。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農失去土地的現象增多，租佃關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經營成為僅次于自耕農形式的重要經營方式，故選D。
【名師點津】此題涉及一個重要概念：自耕農經濟。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自然經濟嗎？有比較才有鑒別，比較這三者的異同，有助于準確掌握小農經濟這一概念。如圖所示，我們不難看出，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和自耕農經濟是三個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產物。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是自然經濟，但不等于自然經濟，自耕農經濟是小農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三者區別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經濟、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的比較
自然經濟 小農經濟 自耕農經濟
產生 原始社會 春秋戰國時期
消亡 后開始解體，但至今仍有些地方的農業經濟帶有一定的自然經濟性質 到1956年，隨著的完成，小農經濟、自耕農經濟完全消失。但的實行，使小農經濟一定程度上又有所恢復，但已不等同于古代的小農經濟
內涵 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自己生產自己消費 家庭經營，經營規模狹小 擁有耕種土地所有權的小農經濟
對立面 商品經濟 機械化生產 租佃經濟
例2 （2014年江蘇卷第4題改編題）明隆慶初年，“撫臣涂澤民用鑒前轍，為因勢利導之舉，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易只通東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國，亦禁不得以硝黃、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載，幸大盜不作，而海宇宴如。”這說明當時（ ）
A.官府廢止明初以來“海禁”
B.官府有條件地開放“海禁”
C.官府廢止了重農抑商政策
D.官方朝貢貿易體系已瓦解
【解析】C選項頗具迷惑性，重農抑商一直是中國封建王朝基本的經濟政策，一度開放海禁不等于廢止了重農抑商政策。根據材料“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許有條件地開放“海禁”，答案為B。
【名師點津】題中涉及的重農抑商、海禁都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經濟政策，海禁與閉關鎖國是重農抑商政策在對外關系方面的體現，閉關鎖國是海禁政策的延續。兩者異同參見表二：
表二 重農抑商、海禁政策的異同
重農抑商 海禁
不
同
點 時間 最早實施于戰國時期，貫穿整個封建社會 實施于明清時期
目的 征收賦稅和鞏固統治，壓制商業發展，實質是維護封建經濟的基礎 防范人民的反抗和外來殖民勢力的侵犯，維護封建體制
內容 對國內市場進行嚴格規定和控制，采取重征商稅、限制商業活動和歧視商人的政策 嚴格限制國人出海貿易和外商來華貿易
影響 有利于古代農業的發展，但后期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曾起到一定的民族自衛作用，但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導致中國逐漸落后于世界潮流
相同點 ①為了維護封建統治；②由自然經濟所決定；③有限制和壓制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④阻礙了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影響了中國向近代社會的轉型
二、在多維分析中理解概念
運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題的一大特點。復習備考應從多維視角來分析理解概念。這里的多維視角，包括三層含義：①構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視角；②將經濟概念與政治、文化相聯系的視角；③運用唯物史觀、近代化史觀、全球史觀等相關理論分析問題的視角。
歷史概念的類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會議、思想等，構成概念的要素根據類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國古代經濟史制度、政策、現象類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農抑商、海禁、閉關鎖國、經濟重心南移、資本主義萌芽等。構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時間、目的、內容、影響等。構成現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產生原因、歷程、影響發展的因素、影響等。我們可根據構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表三 多維視角看小農經濟
形成原因 鐵犁牛耕的出現和推廣，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確立
特點 ①分散性：以家庭為生產、生活的基本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男耕女織；②封閉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③落后性：農民占有少量的生產資料，精耕細作，相對簡單的生產工具，長期不變的生產技術和容易滿足的社會心理狀態；④脆弱性：規模小、抵御天災人禍的能力差
發展
因素 有利 ①生產力：鐵犁牛耕的出現和普及，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提高；②生產關系：農民擁有一定的生產資料、一定的生產自，能支配部分勞動產品，具有較高的生產積極性；③自身發展動力：小農經濟規模小，促使農民努力提高耕作技術，盡可能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促進農業向精耕細作方向發展；④政策：封建政府為保證財源，大都采取重農政策
不利 ①分散性、脆弱性、封閉性、落后性；②封建剝削嚴重（沉重的徭役和賦稅）；③土地兼并；④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動蕩；⑤自然災害
地位 是我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在封建經濟中占主導地位，是兩千多年來中國封建社會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
影響 積極 在封建社會形成和發展時期，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積極作用是主要的，提高了農民積極性
消極 在封建社會后期，阻礙商品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成長，不利于社會的進步，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緩慢并長期延續
表四 重農抑商政策
含義 重視農業而限制打擊工商業的經濟思想和政策
原因 ①根本原因：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必然產物；②直接原因：商業與農業爭奪勞動力，影響農業生產甚至危及封建統治；③其他因素：富商大賈操縱市場物價
目的 ①直接目的：確保賦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②政治文化方面：安定人心，加強對農民控制；③根本目的：維護封建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即自然經濟），鞏固封建統治
主要表現 ①統治者反復強調農業為本，商業為末，形成輕視商人的主流價值取向；②在土地問題上，采取抑制兼并政策，防止農民大量破產，穩固農業生產基礎；③強化戶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④多方面限制工商業活動，如組建龐大的官營手工業，壓制民營手工業發展；⑤通過征收重稅、國家壟斷經營等方式打擊商人
影響 積極 ①經濟：有利于穩定農業人口，推動農業發展，鞏固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礎；②政治：有利于安定人心和對農民的控制，鞏固封建制度，維護國家統一
消極 ①妨礙工商業發展，強化自然經濟，使之遲遲難以瓦解，違背歷史發展潮流；②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③造成中國社會的落后
三、在突破思維定式中深化概念
例3 （2012年全國大綱卷第13題）唐太宗說：“工商雜色之流……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此唐太宗強調的是（ ）
A.防止 B.維持社會等級
C.重義輕利 D.重農抑商
【解析】答案為B。唐太宗不但把工商業者歸入“雜色之流”，而且杜絕了他們入仕的途徑，強調工商業者不能與官員“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見目的是維持社會等級。材料體現了統治者對工商業者的歧視，但沒有反映對農業的重視，排除D。
例4 （2013年全國大綱卷第16題）明初的戶役制度，將戶籍分為若干類別，其中主要是民戶，還有軍戶、匠戶、灶戶（煮鹽戶）等幾十類，并嚴格禁止更換戶別。這一措施有利于（ ）
A.緩和土地兼并 B.促成社會分化
C.強化社會控制 D.發展商品經濟
【解析】材料說明戶籍在古代是身份職業的象征，政府嚴禁更改戶別，以加強對民眾的控制，減少人口流動的可能性，答案為C。A與材料無關，嚴格的戶籍制度并不利于社會的分化，也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排除B、D。
【名師點津】重農抑商政策推行的目的是維護小農經濟，確保賦稅的征收，加強對農民的控制，從而鞏固封建統治，例3答案卻是“維持社會等級”。強化戶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是重農抑商政策的表現，但例4并沒有從經濟方面考查戶籍制度對農業、工商業發展的影響，而是從“強化社會控制”這一政治角度著眼。這些別出新意的試題大大深化了概念的內涵。
面對高考試題的新材料、新情境、新視角，一些同學往往難以克服思維定式，對概念的理解固化、僵化，從而影響了考試成績。怎么辦？提高材料處理能力是關鍵。分析材料，要做好兩點：
1. 抓住材料主旨
試題所提供的史料，并非所有文字都是有用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起鋪成、解釋作用的，真正起關鍵作用的，往往是某個詞或句子。抓住主旨可以從材料出處（或說話者的立場、對象）、關鍵詞、轉折詞（或語氣詞）、高頻率詞等入手。
例5 （2014年天津卷第12題改編題）（宋）太宗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租，其來舊矣……征算之條，當從寬簡。宜令諸路轉運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參酌裁減，以利細民”。又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材料表明（ ）
A.宋太宗重視商業，適當減免商稅
B.宋代商業不斷發展，商業地位重要
C.宋代依然對工商業者征收重稅
D.抑商政策不利于商業的發展
【解析】“當從寬簡”“參酌裁減”“不得收其算”，這些含義相近的信息（可以看成高頻率詞）一再出現，答案為A。其他各選項材料均沒有體現。
篇2
關鍵詞：社會轉型;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種經濟體制的生成和運行，都離不開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或道德基礎，市場經濟體制也不例外。我國目前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之中，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在道德建設中面臨著新的困境，傳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及計劃經濟時代提倡的“大公無私”等道德規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道德規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觀走向了極端，禮儀缺失、不講誠信、損公肥私的情況屢屢發生，封建迷信、黃、賭、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成為了制約我國社會成功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問題的產生
社會轉型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進化，它是指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特殊的質變狀態，是社會結構劇烈的、整體的和根本的變化。我國的社會轉型首先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種過渡又首先表現為一種經濟體制或資源配置轉變過程。但是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是無法全面把握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深刻含義的，實質上，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一個包括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變化的整體性過程。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計劃經濟相聯系的，而高度集中的決策體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對命令無條件地服從構成了這種制度的基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初期曾經發揮過相當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動員了有限的社會資源，加速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并在生產力較低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實現了社會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證了社會的公平、穩定和發展。
從計劃經濟這種通過各種指令控制整個經濟社會運行的特征來看，它比自然經濟有所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經濟的狹隘性、保守性和小農意識。但是這種過分強調外部約束的體制框架又較大程度地抑制了創造性主體—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這種約束是在極少物質激勵的條件下進行的，進而制約了整個經濟、社會中組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結果是助長了惰性，依賴性，中庸主義，平均主義。活力喪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別是當經濟的發展水平提高經濟規模變大，利益主體增多，利益目標多元化時，單純的精神激勵已無法超越人們內心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就必然產生各種有意或無意的抵制效率的行為。經濟越發展，計劃經濟條件下那種動力不足，結構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義盛行的弊病，就越發明顯，以致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久而久之，經濟發展必然陷于停滯。
而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市場經濟體制則是一種更為理想和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場機制要求每一個主體都具有較強的獨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較強的依附性，并且承認每個主體都具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在此基礎上，每個主體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將被最大程度地激發出來，從而使自己的行為趨于更為理性的選擇，并在追求這種個人利益的過程中極大地增進社會的福利，促進社會的發展。這也正是亞當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場機制取代計劃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成為了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一種必然選擇。這樣，我國就面臨著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成功轉型的問題。
二、轉型時期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
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動力，我國的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與此同時，禮儀缺失、不講誠信等道德失范現象也成為了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
道德規范是對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形成道德關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規范從一部分習俗規范演化而來，以信念、習慣和內心情感等內在因素為基礎，以善與惡、誠實與虛偽、榮譽與恥辱等觀念作為評價尺度，在輿論和教育等強制力下發揮作用。人們遵行道德規范往往基于基本價值觀的認同，從而表現出是自覺行為。而所謂道德失范，也叫違規、越軌，是指社會群體或個體偏離或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主要是指對社會發展和進步有負面作用的破壞性越軌行為。要弄清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必須基于對由社會轉型引起的強烈社會變化對置身其中的實踐主體—人的主觀世界及價值觀的沖擊的分析。
篇3
關于農村經紀人概念的界定，學術界的理解大同小異。國家工商行政總局制定的《經紀人管理辦法》中規定，農村經紀人是指：在經濟活動中，以收取傭金為目的，為促成他人交易而從事居間、行紀或者等經紀業務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經濟組織。本文中的農村經紀人僅針對其中的自然人而論。
關于風險，美國學者海恩斯（Haynes）于1895年最早提出其概念：“風險一詞在經濟學中和其他學術領域中并無任何技術上的內容，它意味著損害的可能性。”簡言之，就是損失發生的可能性。據此，本文中的風險是指為農村經紀人在從事經紀活動過程中發生經濟損失的可能性。
關于視閾，是指視野或者眼界；本文的農村經濟人研究，就是在風險相關理論架構下，對農村經紀人面臨的風險的類型、成因以及防范策略進行全面分析、探究。
2農村經紀人經紀風險類型
經紀風險是指農村經紀人在從事業務經營過程中必須承擔的各種隱性和顯性風險。發現、識別風險是風險防范的基礎，也是重要步驟；只有通過對農村經紀人的經紀活動過程中潛在和易見風險的判斷、分析、歸類整理，才能更好的擬定方案加以控制。具體來說，經紀風險包括以下幾類：
2.1素質風險
素質風險是指由于自身的素質不足可能帶來的潛在風險。農村經紀人來自農村，一般是由農民轉化而來的，其文化水平總體不高。目前，在我國4.8億農村勞動力中，小學級以下文化程度的占了37.3%，初中文化程度占50.2%，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專文化程度占2.1%，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6%。也就是說，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了接近九成。文化水平不高也使得農村經紀人缺乏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各類競爭素質，經營活動大多只局限于本鄉本地區，缺乏儲運物流等專業知識，盲目經營居多；不具備做大做強的品牌意識，更不懂得品牌溢價的含義；這些都會給農村經紀人帶來意料不到的經濟損失。農村經紀人自身素質的缺乏，不僅一定程度的制約了正常經紀業務的順利開展；也影響其對各種潛在風險的識別。從風險的源頭看，素質風險是最大的風險，不利于農村經紀人隊伍的持續發展壯大。
2.2操作流程風險
大部分規范的操作流程都是最佳實踐的總結，是經紀業績持續改善之本，按流程做事能有效的規避風險。農村經紀人的經營活動也必須遵循市場營銷的一般流程；即市場調研，目標客戶選擇，營銷實施和回款。內容主要包括：農產品銷售網絡構建、經銷模式組合；預測農產品的數量、種類以及需求結構、供應者；目標客戶基本情況的調查：經營地址、為人方式、經濟實力、聯系方式等；與客戶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維系良好感情關系；最終進行銷售談判，簽訂供銷合同并合作實施；及時收回貨款，避免賒欠。以上流程內容非常龐雜，極易操作失當，也會帶來諸多風險；比如，投資偏差，物品積壓，資金回收困難等。由于農村經紀人從農村相對封閉的小農經濟中孕育壯大，缺乏市場經濟洗禮；因而多數缺乏的市場意識，不懂市場信息的篩選，缺乏組織協作，再加上本身素質的局限，都易導致在經營操作流程環節上的執行偏差及執行折扣，帶來巨額經濟損失的風險。
2.3信譽風險
目前，農村經紀人已經大量涌現，而政府政策的滯后性導致農村經紀人監管措施的缺位，政策的暫時真空加劇了農村經紀人經營活動的失控狀態。與失控的經營活動相伴隨的是信譽的損失風險，以下三個方面會帶來信譽風險：
2.3.1合同失范
在農村經紀人和客戶關系上，農村經紀人自身不注重信譽建設，缺乏法律知識，在經紀活動中，不簽訂供銷合同，僅靠“君子協定”；或者雖有合同但用詞和條款極不規范，為日后的權益爭議埋下“定時炸彈”。失范的合同行為不僅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保護，也給客戶造成了不合法經營、不守信譽的印象，長此以往必然自斷客戶，走入經營的死胡同。
2.3.2強勢壟斷
農戶和農村經紀人經濟地位的不對等，客觀上造成了農戶的弱勢地位，農村經紀人的強勢地位。有的農村經紀人為了眼前利益，趁機傳播虛假信息、壟斷市場、壓級壓價，坑農、損農、害農漸漸演變成為常態，勢必降低農戶對農村經紀人的信任度和合作程度，阻礙農村經紀業務的良性發展和循環。
2.3.3資金斷鏈
農村經紀人經營資金的缺乏會客觀上造成其信譽流失的加劇。農村經紀人來自農民，自有資金先天不足，銀行的“嫌貧愛富”造成其借貸無門；或者雖有借貸但杯水車薪無濟于事，如果再有經營不善、盤子過大、資金周轉不靈等推波助瀾，會迫使農村經紀人拖欠錢款、開白條、說空話，甚至惡意拖欠行為的產生，這不僅打擊了農戶從事農產品的生產積極性，而且最終損害的是農村經紀人的形象和信譽。
2.4信息風險
現代市場經濟是信息經濟，快速、準確、可靠地掌握市場供求及變化趨勢，發掘信息的時間價值是農村經紀人應對市場競爭的必然選擇。農村經紀人所經營的農產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蔬菜水果等易腐爛變質的初級產品。而目前農村信息網絡建設滯后，農村經紀人無法及時的獲取市場信息；產供銷行情不明，極易造成產品品種落后、供銷脫節、經營效益低下等問題。因而信息缺失就意味著經濟損失風險。市場信息是農村經紀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條件，對經紀活動具有導向作用，只有適銷對路的農產品才能經得起市場風險考驗。提高信息效益是對抗信息風險的必由路徑。
2.5自然災害風險
自然災害具有不可抗性。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脆弱性，決定了農產品在產供銷環節上各自分擔相應的風險，農戶承擔生產過程中的自然災害風險，而農村經紀人承擔銷售過程中的自然災害風險。自然風險主要來自于收售和儲運過程中，遭遇各種等級的暴雨、大雪、洪水、地震、臺風等。以重慶奉節臍橙為例，2007年雖然喜獲大豐收，但受雪災冰凍天氣的影響，不僅大量的臍橙凍壞在田間枝頭，而且農村經紀人收購到手的臍橙，也因為冰雪封路，要么大量積壓、變質腐爛；要么被堵路上，冰凍丟棄；要么雖然到達市場，卻因顧客大雪阻隔，購買不便，無人問津，最后只能虧本甩賣。雪災不僅嚴重的打擊了奉節臍橙的品牌經濟，而且傷害殃及了臍橙經紀人，可能會從此一蹶不振；因此，遭受自然災害后，如何化解風險，保護廣大農戶及農村經紀人的利益，保護脆弱的農村經濟不受自然風險毀滅性打擊，建立對抗自然災害風險機制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3農村經紀人風險形成因素分析
分析風險的成因，有助于進一步明確風險源，進而有的放矢地解決農村經紀人經紀中的深層次矛盾。傳統的多因素理論將風險的發生看成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即農村經紀人所面臨的風險具有一果多因性，不同類型的風險來源于多種因素的合力。我們可以用之來分析農村經紀人風險形成的因素，可以概括為三類：個人因素、組織因素和自然因素。這三類因素中，個人因素和組織因素能夠有效的加以控制和解決，因而是農村經紀人風險主要成因，是以下分類闡釋的重點。而自然因素是指影響農村經紀人經營活動的氣候、地質、地形等條件，控制改變空間有限，不需多加闡釋。
3.1個人因素分析
個人因素是指由于農村經紀人經紀活動受自我客觀條件的限制而形成的風險原因。
單從農村經紀人自身的角度來看，農村經紀人風險的深層次原因，主要是農村的貧困。這種狀況造成了廣大農民沒有條件和機會接受基礎教育，農村經紀人大多來自農村，由農民轉變而來，二者地位和處境相似。我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1978年是2.5億，到2007年依然有2148萬人，雖然我國政府改革開放以來成功的解決了2億多人的農村人口溫飽問題，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2.3%。但是貧困人口基數大，脫貧時間長導致農民無暇顧及教育問題，即使是傾全家之力來投資教育，目的也只是為了擺脫農村和農民的身份，即非農業化；這少部分有文化水平的人也不可能轉變為農村經紀人。因此，貧困使農村經紀人自身素質發育從幼苗開始就缺乏必要的養分，這也是農村經紀人風險來源的經濟根源。
3.2組織因素分析
組織因素主要是指由于國家政策及制度失當等帶來的風險因素。組織因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國家農村教育投入持續不足和我國農村市場經濟發育的遲滯。
3.2.1農村教育投入持續不足的積弱歷史
國家對農村基礎教育投入的長期嚴重不足，直接導致了農村經紀人各方面能力素質的積弱狀況。1986年我國的《義務教育法》確定了“分級辦學”的原則，逐步形成了“縣學縣辦、鄉學鄉辦、村學村辦”的教育投資體制。這一體制的惡果就是，窮農村辦窮教育，越辦越窮，不辦更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縣鄉財政與農民負擔》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農村義務教育的全部投入中，鄉鎮一級高達78%，縣財政負擔只約為9%，省地負擔11%，中央財政負擔了2%。國家教育督導組在2006年了《國家教育督導報告》，全國尚有113縣（區）的小學，142縣（區）的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為零。國家農村教育的低投入和農村無力投入的現實，帶來的是農村教育社會效益的低產出，累積效應使農民素質長期得不到提高，農村經紀人也不得不面臨“知識貧困”和“物質貧困”的雙重困境。農村基礎教育積弱的蝴蝶效應，波及農村經紀人，使其要面對各種經紀風險的考量。
3.2.2農村市場經濟發育的遲滯現實
社會體制轉型期市場經濟的二元化特征，是農村經紀人無法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深層體制原因。經紀人這一新興行業原本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是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客觀要求，農村經紀人也不例外，我國農業相對于工業的落后狀態，是長期生產力低下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造成的，因而在農業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土壤上，生長不出市場經濟的樹苗——農村經紀人。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開放、流通、自由、誠信等意識形態，而農村的自然經濟形態客觀上卻造就的是封閉、保守、自足的農業耕種者，在這樣的人群中間自然磨練不出具有完全市場頭腦的農村經紀人，所以，農村經紀人不懂市場操作流程，不注重信譽構建，不關注市場信息變化。農村市場經濟的發育遲滯可以說是農村經紀人面對市場風險的“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具有動一張而牽動全局的效應；所以，農村經紀人管理策略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必然是，注重農村市場經濟體系和我國市場經濟總體架構的全面銜接、兼容和同步發展。
險防范的路徑
分析找尋風險防范的路徑，使農村經紀人的經紀活動以較小的成本或代價獲得安全保障，有利于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贏。風險的有效防范的路徑是各種手段綜合運用的體現，和風險類型無法一一對應，下面分別闡釋：
4.1加大國家資金幫扶力度
農村經紀人發展的長遠大計，離不開國家資金支持。主要包含兩方面，第一，著眼未來，繼續加大對農村九年義務教育的資金投入，以使教育水平能有質上的飛躍。加強國家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保證義務教育的各項經費真正用到實處。這是農村經紀人培育接班人長效保障；第二，關注眼前，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村經紀人發展的財政支撐，比如，興辦培訓班，興建農村市場基礎設施，興建農村信息化網絡等。
4.2加強農村經紀人風險意識
農村經紀人風險意識強化是風險控制的基礎環節，只有繃緊風險這根弦才能為發現風險提供可能，風險意識的樹立是防范風險的必然要求。農村經紀人中存在著重經營、輕風險的思想，抑或不知風險為何物，麻痹大意、估計不足，這些觀念必須去除，否則遺害無窮；只有清醒的意識到風險的存在，才能在日常經營活動中時時注意、處處小心、事事留意。防患于未然的成本遠遠小于已然的風險本身。
4.3加強農村經紀人培訓工作
風險防范和化解的主體是農村經紀人，因而風險的化解歸根結底取決于農村經紀人素質的提高。素質提高的便捷途經是培訓。培訓內容主要包括兩方面：
4.3.1基本文化素質的培訓
百尺高臺起于壘土，基本文化素質是農村經紀人一切經營活動正確開展的前提，現實的農村經紀人的文化水平，嚴重影響了他們對日新月異的知識的認知理解能力，基本文化素質培訓就是要開發農村經紀人的智力資源，提高他們的聽說讀寫等基本學習能力，使之能夠自力更生、自主學習，形成智力資本，有效對抗風險。
4.3.2從業專業技能培訓
專業技能是農村經紀人從事某一經營領域的保障知識，專業技能的完善是操作流程風險和素質風險化解的一部分。針對農村經紀人各自的經營領域可以展開分類、分批、分層次培訓，主要包括以下內容：市場及網絡營銷知識，信息獲取、傳遞及利用知識，果蔬保鮮儲運等物流知識，合同法等經濟法律知識等。恰當的從業技能培訓能夠有效地喚起農村經紀人在經營過程中覺察潛在危機的能力，甚至把風險消除在萌芽中，節約風險機會成本，經濟效益可觀。
4.4加強組織化程度，開展專業化協作，建立專業協會
這實際上是一種集和風險單位來減少風險事故的方法，通過農村經紀人之間的聯營、合作、組織化等手段能將風險單位集中于組織內部，提高損失預測的準確性，在內部分散風險，協會成員之間的互助能節省風險預測及控制的成本。組織的存在，能夠為成員提供各種保障及支持，比如，擔保、信息共享、規范競爭合作、資金融通等。
4.5加強農業政策性保險福利惠及
所謂農業政策性保險，是指在國家政策的直接扶持下，對種植業、養殖業在生產、哺育、成長過程中，因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提供經濟補償的一種制度安排。而其福利惠及就是農村政策性保險不僅要發揮保護農業的作用，也應該延伸至相關重要的產業利益鏈，即農村經紀人。這是因為，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第一產業，發展具有天然的弱質性，承擔的風險遠遠大于第二和第三產業。因此，農業保險應由國家作為保險主體提供符合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的準公共產品。農村經紀人作為連接市場和農戶的紐帶，是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關鍵，其發展壯大同農業發展好壞休戚相關、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因此，農業政策性保險理應覆蓋到農村經紀人，以應對自然及市場帶來的雙重風險，從利益鏈上保護農業增產增收。
4.6加強農村市場環境的建設
農村市場環境是指農業推進市場化進程中的基礎設施和保障體系兩方面的構建。農村市場環境建設是農村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的重要內容，能夠有力的帶動農村經紀人經營行為的真正市場化，全面和規范的市場經濟行為接軌。
4.6.1基礎設施建設
主要包括各種批發市場、生產資料市場、專業市場、農資市場在內的多層次、多功能的商品市場體系。規范的交易市場平臺，能夠規范農產品交易雙方的交易行為，大大減少交易過程成本和交易風險。在遭遇自然風險時也能及時的就地銷售，減少風險。
4.6.2保障體系建設
主要包括：第一，法制法規建設。如農村經紀人職業資格認定制度、執法檢查監督制度等，并且要加強制度之間的銜接，提高制度的相容性和科學性；第二，信譽評估制度。誠信和諧的市場環境離不開信譽機制的建設，也是規避信譽風險的必然途徑，要建立和完善農村經紀人個人信譽信息批露制度、信譽調查和資信評估制度，構建良好的農村市場信譽環境，促使農村經紀人看重信譽品牌建設，提高不講信譽的機會成本和輿論成本；第三，加大農村小額信用貸款對農村經紀人的扶持力度，解決農村經紀人資金不足帶來的發展瓶頸和連帶風險。現有農村小額信貸數額較小，對農村經紀人的幫扶力度有限。因此，在加強農村經紀人信用體系建設的同時，適當的提高信貸額度，建立健全小額信貸國家擔保機制，成立小額信貸風險聯合體或者農村經紀人專業協會信貸共同擔保機制，有助于降低銀行的信貸風險，也同時解決了農村經紀人的燃眉之急，實現了農村閑置資本的良性循環和合理增值。
4.7加快農村信息化公共服務平臺建設
農村信息化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是應對信息風險的有效途徑。現代社會信息化的迅猛發展，為平臺建設提供了完備的信息條件，要充分利用各種專業網站信息，突破信息不靈的制約，實現信息資源共享。農村經紀人自身也要提高信息捕捉能力，密切注視市場信息變化，重視信息反饋，根據市場需求變化趨勢和農產品價格走勢，調整營銷策略，改變銷售目的地；同時，以市場信息為導向，指導農戶及時的更新種植品種，確保產銷的鏈接順暢。
4.8建立自然災害預警信息及時通報制度
現代氣象科學的發展已經大大地提高了災害預報的準確性、及時性，我國各級政府也要加快建立完善的國家災害預警機制，未雨綢繆遠遠好于臨渴掘井；同時，我們仍然可以充分地利用現有的災害信息網絡，鼓勵農村經紀人協會建立預警信息及時通報制度，防止有災害信息卻無法有效及時得以告知和利用情況的發生，可以通過網絡、廣播、移動電話等多種途徑及時的提醒農村經紀人注意災害將要來臨的信息，以便于及時采取應對措施。
5結語
總之，農村經紀人風險防范過程具有未來不確定性、長期性、復雜性，是一個需要及時發現、識別錯誤，并且加以糾正的循環往復的過程；因而農村經紀人要樹立牢固的風險意識，時時留意風險，培養風險防范習慣，使之成為日常經營活動的常態。
參考文獻：
[1]4.2億農民文化程度初中以下[N].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11-16.
[2]奉節臍橙遭遇雪災,尚有5萬噸未賣出[N/OL].(2008-2-27)[2008-6-23]./food/2008-02/27/con
tent_12554832.htm
[3]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貧困人口減少2.28億[N/OL].（2007-5-26）[2008-6-23]./photo/2007-05/26/
content_6161798.htm
[4]林金芳.農村教育投入差距在哪里[J].價格與市場，2007，（2）.
[5]卓志.風險管理理論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
[6]楊景欣.提高農村經紀人素質[J]，促進城鄉商品流通[J].商場現代化，2007，（3）.
[7]安玉發.當前培育和發展農村經紀人面臨的幾個問題[J].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05，（9）.
篇4
關鍵詞：封建社會；經濟思想；宏觀經濟；經濟調節；政府干預
雖然從表面上看現在我們采用的經濟調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實際上很多地方都體現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影子。中國在漫長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階段中孕育出了非常豐富的宏觀經濟管理思想，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封建經濟并不是像西方社會那樣完全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而是一個商品經濟體系。西方歷史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特征表現在其最小經濟單元為領主莊園，在這個最基本的經濟單元中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給自足，不需或很少與外界發生商品交換。中國封建經濟體系中最小經濟單元是個體農戶，所謂男耕女織，大量手工業產品及非自產消費品都需要通過商品交換從外界取得，因此中國封建經濟體系中歷來都具有商品生產和流通因素。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持續時間長，原因除了通常所說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超穩定性，還在于具備與之相適應的商品生產和交換體系。由于中國政治上大一統政治體系的存在，它在經濟領域形成了與之相配套的經濟管理方式，即國家以直接參與經濟的方式管理和干預經濟。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始終存在巨大的沖突和矛盾，這些沖突和矛盾每當積累到達一個頂點，就以社會組織崩潰，也就是改朝換代的方式予以暫時緩解，然后進入下一個循環，矛盾因素重新開始積累。盡管封建社會進程中眾多參與者最終沒有能夠徹底解決這些矛盾，歷朝歷代的當政者還是做出了自己的嘗試和努力，因而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經濟思想。歷史不會以斷裂的方式向前演進，作為歷史的后來者不應該忽視這些經濟思想和歷史經驗。現代社會經濟與封建社會經濟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有必要對這些經濟思想和歷史經驗仔細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試圖引入現代經濟理論分析工具，分析歷代當政者的經濟管理思想，從中梳理出中國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思想的大致脈絡。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對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劉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選取當政者的經濟思想作為分析對象，是因為他們都是直接分析和解決社會現實經濟問題，其對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時有切實的經濟運行結果或效果可以比較，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經濟事物內在的相互關聯關系。
一、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的指導原則
宏觀經濟管理指導原則是經濟管理者在制定經濟政策和措施時所采取的出發點和基本思路。封建社會生產力低下，人們認識水平不高，但經濟管理者通過觀察實踐總結出不少有益的指導原則。這些指導原則總體上表達了生活富裕、國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國家的“德”具體化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興。……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土帶）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馳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2]管子在這里給我們描述了理想社會的各種經濟特征，發展生產、興修道路和水利、低稅賦、解決社會保障等等，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這個理想社會模型中所占據的控制和主導的地位。
1．國家視角
歷代當政者經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點是其國家視角，即最終目標是要使國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夠“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階級或階層過于貧窮而處于危險的邊緣，同時有著“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這與和諧中庸的中國傳統哲學理念一脈相承，理想社會的標準是“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統治者的任務正如明代文淵閣大學士丘浚所言：“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賦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至于貧，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這也是當政者在處理社會經濟問題時所必須采取的現實態度，因為社會中任何一部分人過貧或過富，都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直接威脅到統治者政權的穩定性。管子在國蓄篇中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4]
在國富和民富的相對關系認識上，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前后發生了很大的轉折。早期的經濟思想中是將二者對立起來，管子從維護統治秩序的角度出發，提出人君對民眾財富要做到“富而能奪，貧而能予”[5]。商鞅從實施農戰政策，增強國家軍事實力的角度出發，提出強兵就必須使民弱、民愚，“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國強”[6]，表明當時的管理者只看到這個問題統治者強勢的一面，片面地強調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會后期，經濟管理者已認識到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民富是國富的基礎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7]。通過促進生產，增加全社會財富總量，進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財之源生生不窮，有以理之而財之流陳陳相因，如是則在于民也無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這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簡單論斷有了很大進步。
此外，國家視角還有一重含義在君主對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經濟體現。桑弘羊說：“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8]而到封建社會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為君也，而君專其利，已違天意矣。”[9]可以看到，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們認識水平在提高，自身經濟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君主所有權觀念在不斷淡化和減弱。
2．國家占據經濟管理優勢地位
在國家調節經濟過程中，當政者認識到自身必須在市場中處于優勢地位才有利于調節措施的進行，管子輕重論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10]“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1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為貴”的經濟原理，順勢而為，非常靈活地調節經濟。當市場流通中有較多的谷物時，國家控制貨幣，則貨幣的相對價格高，當國家收購谷物后，市場流通中的貨幣較多，則谷物相對價格高，這樣在貨幣與谷物的相對價值運動過程中，因國家占據壟斷地位而總能夠保持經濟調節的優勢地位。在這一經濟調節過程中，國家事實上扮演著一個大壟斷商人的角色。在對外貿易交換中，這一原則相應演變為保持對外貿易優勢地位。“天下輕，我重”[12]，“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13]也就是說管子認為一個國家在對外貿易中要出口相對價格高的商品，進口相對價格低的商品，借此達到在對外貿易中占據優勢地位的目的。
3．經濟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掌握經濟信息的重要性，對經濟進行宏觀調節，必須是在充分占有經濟信息的基礎上，而這恰恰是自由競爭市場調節下單個市場參與者所無法做到的。經濟信息的迅速流動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國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優勢可以促進經濟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傳播。管子說：“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于軌數而欲為國，不可。”同時，“國軌布于未形，據于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于民，謂之國軌。”[14]“國軌”是管子制定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一旦規劃形成，宏觀經濟調節便依此展開，絕非隨意而為。另外，《管子》中問篇、八觀及入國等篇列明了對國民經濟狀況進行調查的詳細問題，其設計非常細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為一國經濟管理者對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財家劉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國商業價格情報系統。《舊唐書·劉晏傳》載：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得其術矣[15]。可見政府為獲得即時信息不惜花費大量開支，在實踐中價格信息在政府調控經濟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議：“在內，俾坊市逐月報米價于朝廷；在外，則閭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戶部。使上之人知錢谷之數，用是而驗民食之足否，以為通融轉移之法，務必使錢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給，其價常平。”[16]由此，在政府內部建立起一個商業信息報告體系，使得政府能夠及時掌握市場動態信息，相機制定決策，調節供需，平抑物價。
二、國家宏觀經濟調節的必要性
國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對經濟進行干預，以及如何干預，在經濟學發展史上始終存在分歧，直到現在仍是一個沒有達成統一認識的問題。經濟實踐表明單獨實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國封建社會歷史階段中，國家干預是主基調，封建社會管理者是在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這一國策。
在理論層面，管子最早以樸素的方式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認為人之本性是“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17]然而，與西方同樣是經濟人的微觀基礎，但引出的結論卻很不相同。亞當·斯密由經濟人假設得出的結論是自由競爭、市場調節原則，管子得出的卻是國家干預的結論，“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后賢不肖之形見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18]，故必須有政治權力（在管子看來，這是超階級的）出而為之指導，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做一個假設，在抽象的經濟人概念掩蓋之下，中西方經濟體系中作為經濟主體的個人，存在很大的差異，導致其經濟行為和社會發展模式出現明顯的差異。
此外，管子還從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出發說明國家宏觀調節的必要性，“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兇，則糴釜十鏹，而道有饑民”，“物適賤，則助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與年景差時糧食價格相差十倍之多。《管子》中還有一些不同地區糧食價格差異的記載，如《輕重乙》所載：“昔狄諸侯，畝鐘之國也，故粟十鐘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20]，表明糧食高產區和低產區糧價相差約二十倍。從以上記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生產生活過分信賴自然條件，外界自然環境變化會對商品生產和商品價格造成巨大沖擊，導致經濟劇烈波動。在這種情況下，商品流通服務變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組織調劑，本著安定百姓生活的社會公共性目標（而不是純粹以贏利為目的），在谷物豐收時收購存貯，到谷物歉收時投放市場，或將谷物從高產地區運往低產地區，以調劑余缺，為社會經濟穩定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穩定經濟和價格的作用，他們會在商品豐裕時故意壓低市場價格而后收購，或在市場商品短缺時囤積居奇，使得短缺現象更加嚴重，從而提高商品價格，以期在拋售時獲取更多利潤，這樣做無疑會使商品價格波動更加劇烈，不利于生產發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議中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或倍本數。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緩急，擅開闔斂散之權。當其商旅并至，而物來于非時則明抑其價，使極賤而后爭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車不繼而京師物乏，民有所取，則往往閉塞其蓄藏，待其價昂貴而后售，至取數倍之息。”[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論是在農業還是在工商業領域，兼并始終是經濟發展的阻礙，更是社會不穩定的直接誘因，各朝經濟管理者普遍持打擊態度。漢代桑弘羊在主張國家經營鹽鐵時，指出專賣政策是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22]，“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侈、絕并兼之路也。”[23]王莽認為，對壟斷性商品應該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從中牟取暴利，剝削普通勞動人民。他說：“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壟斷行業推廣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他指出：“有財而不理，則阡陌閭巷之，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后能如是。”[29]也就是說如果國家放棄對經濟活動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產生兼并壟斷，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會產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國家的重要職能，其變法措施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摧抑兼并同時也與鞏固封建統治直接相關聯，這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分析。一是商業交易的核心原則在于交易雙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經濟實力過強，必定會對封建社會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從而危及統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賈所經營事業一般規模較大，如鹽鐵業，必然聚眾獨處，時間一長難免產生脫離朝廷統治的傾向，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桑弘羊對此就曾提到：“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海為鹽，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奸，乘利驕溢，散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26]
在討論兼并產生的原因時，經濟管理者也認識到由經濟個體自身素質的高低差異帶來的經濟后果，桑弘羊說：“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懸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28]以后也有多人論及此點，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絕對平均的社會理想。
三、封建社會宏觀經濟調節的措施和目標
在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下，經濟管理方式的獨特性在于政府作為經濟經營主體直接參與到經濟運行過程之中，因為這樣做可以將政府調節經濟的公共性目標、維護政權穩定性目標和自身財政收入最大化目標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是當政者的最佳選擇。而一般意義上的重農抑商國策，所要限制的是民營工商業，官營工商業則不在其列。隨著朝代更迭，具體調節措施包括名稱多有變化，但宏觀經濟調節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沒有發生改變。在封建社會中，農業占據國家經濟大部分比重，因此調節政策主要圍繞農業領域展開。一般常見的政策是，對農產品價格實行常平，對手工業產品實行專賣，在農業信貸方面實行政府專營。
管子提出由國家掌握生產及生活資料，貸或租與農民，同時運用價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戶兼并壓榨農民。“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夫民有余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經濟調節政策措施里，國家在市場豐裕、物價較低時購進，在市場短缺、物價高起時賣出，一則平抑物價，二則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三則打擊富豪大戶，一舉三得。
漢代桑弘羊推出的經濟政策中平準政策與管子類似，明顯有變化而且直接發揮巨大作用的是鹽鐵酒的專賣。因為鹽鐵行業具有壟斷性質，能夠產生豐厚利潤，以往富豪也多經營鹽鐵業。在桑弘羊實行專賣后，政府獲得了巨額財政收入[30]，同時打擊富商大賈，抑制兼并，鞏固了封建統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業經濟活動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圍非常廣泛，幾乎包含了當時社會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包括鹽鐵酒專賣、貨幣統一鑄造、工商業征稅和五均賒貸，其中五均賒貸是王莽經濟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據商品市場價格變動情況評定物價，并以“市平”價格作為標準采取相應調節措施，如購買和拋售商品，來穩定市場價格。賒貸則是由政府組織資金進行貸放。在這里，“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是實現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擴大了財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則是穩定市場價格，維護市場秩序，保護普通勞動人民利益，同樣是一項政策同時實現了三項目標。
王安石在農業方面最有影響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資金貸放于農民，其政策目標在穩定糧價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同時，摧抑兼并，他還要求三等以上人戶擔負四分利息，而這些富戶實際上不需要貸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這一目標上走得更遠。
明代丘浚非常重視商品市場價格的穩定，把“平物價”與省力役、薄賦斂并列作為“王者”的重要任務。丘浚所提穩定價格與前朝歷代相同，不同之處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擴大政府收入兩項目標，表明他意識到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應當停留在保持經濟體系和商品市場的穩定這一層面上，而對參與市場的經濟個體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應當在干預經濟的過程中謀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謂封建社會經濟調節政策的集大成者，觀察論述面廣，對歷朝歷代的各種經濟政策措施悉數進行了整理，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轉變，提出減少政府干預經濟，只保留了“平物價”一項，同時在貨幣制度、財政預算、海外貿易、漕運、常平等方面提出諸多更加科學的政策主張，頗有新意，充分體現了現代社會經濟管理的發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生生不息、推陳出新的發展和進步。
參考文獻：
[1]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卷[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288；362－364；303．
[2]管子·五輔篇
[3]大學衍義補卷二五，市糴之令
[4]管子·國蓄篇
[5]管子·揆度篇
[6]商君書·說民篇
[7]大學衍義補卷二O，總論理財之道上
[8]鹽鐵論·復古
[9]大學衍義補卷一一三，戒濫縱之失
[10]管子·國蓄篇
[11]管子·山權數篇
[12]管子·輕重乙篇
[13]管子·山至數篇
[14]管子·山國軌篇
[15]舊唐書·劉晏傳
[16]大學衍義補卷二六，銅楮之幣上
[17]管子·禁藏篇
[18]管子·禁藏篇
[19]管子·國蓄篇
[20]管子·輕重乙篇
[21]續通鑒長編卷二三一
[22]鹽鐵論·禁耕
[23]鹽鐵論·復古
[24]漢書·食貨志
[25]王臨川集卷八二
[26]鹽鐵論·復古
[27]鹽鐵論·刺權
[28]鹽鐵論·錯幣
篇5
（一）區域經濟與行政區域經濟的含義
區域經濟是一定區域范圍內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活動的總稱。
歷史上私有制的出現、國家的產生以及國家內部行政管理區劃的細分，是區域經濟產生的根源。私有制的出現、國家的產生以及國家內部行政管理區劃的細分，使原本沒有禁錮的經濟活動被設置了人為的限制，限制了經濟活動的區域。經濟活動首先受到國家疆土的限制，跨國經濟活動還受到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軍事、經濟等一系列關系的影響。而國內經濟活動則主要受到行政區劃、行政權力和利益劃分、資源分布以及市場條件等限制，這種區域限制到了封建社會發展到頂峰階段，并對以后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封建社會形成了諸侯經濟，經濟活動被嚴格地限定在狹小的行政區域內，經濟活動內在的資源配置關系、商品交換關系、技術交流關系等一切聯系都被行政區域割裂開來。顯然，這種人為決定的管理區范圍內的經濟，不應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區域經濟，而是一種行政區域經濟，即地方經濟。
（二）行政區域經濟的特征
區域經濟是歷史形成的以行政區域為中心的地域性經濟活動。地區行政行為對區域經濟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地方政府的政治、經濟利益往往左右著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向、發展速度和總體發展水平。區域經濟是依賴行政區域內的資源和市場的經濟。由于受到地方經濟政策、法規的約束，區域內的重要經濟資源和市場往往受到嚴格的行政保護，區域間的資源流動和市場開放程度都因地方本位利益而受到了較多的限制，從而使得區域經濟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自身的資源和市場謀求相對合理的發展。所以，區域經濟是局部資源壟斷和地區性市場壟斷經濟，也是相對封閉的經濟。區域經濟是小農經濟時代的產物，由于受區域內自身經濟、技術、人才資源實力的局限，所以經濟水平相對落后。
（三）經濟學意義上的行政區域
行政區域經濟的本質決定了經濟規律不能完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難以實現最優的資源配置，經濟效益不高，缺乏經濟活力和持續發展的后勁。于是，打破行政區域界限，利用不同區域資源和市場，具有一定吸引輻射范圍的經濟學概念上的更具活力的區域經濟，成為各種經濟主體日益強烈的要求，并最終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在當代經濟學中，按照地理特征、資源體系、市場體系之間的某種聯系，把以某一地理特征、某一資源鏈或某一市場鏈為內容的自然經濟區域或區域性市場定義為區域經濟。這種經濟學意義上的區域經濟，是經濟活動內在經濟規律的要求，是區域經濟擺脫行政經濟的嘗試，是爭取經濟自由的一種呼聲和努力。
區域經濟的實證分析
（一）區域經濟發展狀況
近年來，我國以經濟區域板塊為特色的經濟格局正加速形成。在眾多經濟圈中，只有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經濟圈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是，進入2005年以后，長三角、珠三角的主要經濟指標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投入、高能耗、低技術、低效率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長三角以制造業基地的區域特征而崛起，且低端制造業占較大比例，其競爭力主要依賴于低成本的土地和勞動力；珠三角以外向型高新技術制造業和勞動密集的加工型產業為主導，經濟的內生性不強，缺乏自主創新的核心競爭力。在嚴控土地、緊縮銀根、資源約束日益凸顯的宏觀調控中，在國內外的雙重競爭壓力下，造成了經濟增長的減緩。
（二）三大區域經濟圈的運行機制分析
中央政府通過改革開放的特區政策所給予的鼎力支持。無論是珠三角的深圳、珠海，長三角的浦東開發區，還是天津的濱海新區，無不享受著中央的特殊經濟政策，方方面面都體現著中央政策的關懷。可以說，三大經濟圈是由中央政府主導設計、規劃和扶植的特殊經濟區域體系。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是三大區域經濟運行機制的核心。三大經濟區域發展的歷程也證明：其崛起受益于中央政府給予的特殊經濟政策；而其經濟出現向下拐點的相當重要的因素也是其特殊政策效力的遞減。
世界工廠轉移的歷史機遇。改革開放之初，我國上述經濟區域優厚的對外經濟政策、廉價的土地、高素質的廉價勞動力所形成的低廉成本以及龐大的商品市場，成為世界工廠或車間搬遷的主要目的地。因此，長三角和珠三角都承接了發達國家產業價值鏈的大量中低端項目，從而奠定了區域經濟的產業基礎。可以說，長三角和珠三角區域經濟是在外資集中投入下以外資為紐帶而形成的經濟區域體系。
固有的工業、貿易基礎。三大區域經濟圈都有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相對發達的工業、技術、人才、資金和國際貿易基礎。而且，因存在經濟關聯關系而易形成經濟上的聯姻。因此，三大區域經濟圈的形成有著傳統的歷史淵源關系，相當的經濟發達程度、相近的文化傳統，加上傳統的協作關系，不容易形成依賴式跛足經濟，容易形成均衡利益并保持區域經濟合作的穩定。
大型城市和城市群在三大區域經濟圈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大型城市或城市群集中了當時國內最優質的工商業資產、最雄厚的金融資產、最先進的生產技術、最優秀的經濟建設人才、最有價值的商品市場、最發達的基礎設施……引進的外資與技術設施又集中在這些大型城市或城市群中。這使得大城市或城市群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遠遠超過其它地區。
區域經濟運行機制模型及完善策略
（一）區域經濟均衡利益機制模型
區域經濟不管在哪個層面上運行，其本質都是一種逐利的經濟行為。經濟主體都要在得到利益的前提下付出代價，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可以帶來雙贏的均衡利益是區域經濟運行的核心機制。這種利益可能是經濟利益、社會利益、政治利益，但經濟利益是區域經濟運行的最基本的誘因，因而是區域經濟運行機制的內核。
發展區域經濟意在打破行政區劃所造成的經濟割據，而經濟割據的解除還要靠行政體系內部的改革和制度創新，調動地方發展區域經濟的能動性，這是區域經濟運行的最主要的非經濟保障機制，包括政府政策的融合和上級政府的政策支持、引導可持續的資本投入等。
確立區域經濟運行的載體來加固和拓展區域經濟的發展領域，是區域經濟運行的又一機制性要素。區域經濟是地區間資源與市場的整合與融合，這種整合與融合需要一個按照經濟規律組織起來的產業或產業群。這些跨區域的產業或產業群，用資金、設備、產品、利潤把兩個地區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從而形成一條剪不斷的區域經濟紐帶，區域經濟才會真正形成并持續發展下去。因此，如何根據地區間的資源和均衡利益，設計、建立一條能夠實現區域經濟運行目標的產業鏈或產業群，是區域經濟運行機制中的關鍵支點。這種政府引導下的以均衡利益為基礎的產業化區域經濟運行機制，可以用圖1來表示。
（二）完善區域經濟運行機制的策略
1.建立區域經濟均衡利益發掘和評估系統。科學發掘地區間共同的、可實現的利益，是建立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的關鍵環節。為此，建立區域經濟均衡利益發掘和評估系統是重要的一件工作，該系統的建立可以是地區間共同設立的研究機構，也可以是由若干學術機構組成的網絡化研究體系。
2.建立政府促進體系。包括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財稅政策等)、完善區域經濟法制環境、建立協調機構、提供技術支持等。制定動態的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是區域經濟運行最關鍵的機制要素之一。我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經濟合作圈中有一大缺陷，是國家級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滯后，造成區域經濟中產業低水平重復建設、盲目引進中低端技術設備、資源消耗過大、經濟效益萎縮、區域經濟圈的發展可持續性差。因此，根據不同區域資源、市場、社會發展特點，制定具有指導意義的國家級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是引導區域經濟、消除區域經濟法規政策障礙、減少區域經濟盲目性、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政策。消除體制也是政府促進體系的關系環節。中部地區有著明顯的區位優勢，又是全國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中部的失落從客觀條件上看難以解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家宏觀戰略政策的傾斜不夠。這說明現行體制不利于在區域經濟中形成適應市場經濟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主體，不利于調動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因此，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具有活力的新型經濟管理體制，消除計劃經濟陰影，是加快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策略之一。
3.建立區域經濟發展基金，提供強大資金支持。目前區域經濟中出現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各地區都缺資金，都想從對方得到資金。因此，解決區域經濟運行的資金問題是保障區域經濟運行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除了尋求政府支持，科學利用外資是區域經濟運行最重要的資金來源。
4.調動企業參與區域經濟建設的積極性。在市場經濟中，區域經濟的主體不是政府組織，而應該是不同層次的經濟主體—企業。市場經濟中，沒有企業參與的區域經濟，就很難保持持久、活躍的發展動力。在區域經濟運行中，科學引導企業資本流動，調動和保護產業資本參與區域經濟運行的積極性，是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策略之一。
篇6
關鍵詞： 武術；村落武術；村落體育文化；文化變遷
當前中國的中心文化都是現代都市文化，鄉村文化始終處于這一中心的邊緣[1]。但是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的[2]。就中國社會總體而言，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自然經濟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占據著統治地位，綿延數千年之久的中國封建時代的全部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也都是建立在這種經濟結構的基礎之上的[3]。武術作為我國特有的一種“草根文化”形態，而當前對我國武術的研究，一方面，研究的地域依然主要集中于“城鎮”；另一方面，對武術的研究則以宏觀性的研究為主，扎實的、微觀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極有必要采用一種“眼光向下”的“平民化”姿態，將武術研究的視角置于“村落”這一社區生態空間之內。
為了從理論與實證的雙向維度對我國村落武術活動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本文采用文化人類學“田野作業”的方式，通過對一個自然村落武術活動 “地方性知識”的考察來分析村落武術的變遷。其實把村落作為一個整體的小社會進行觀察和分析，曾是我國社會學、民族學家努力進行并取得有世界影響的一項工作[4]。先生很早就已經意識到這樣的問題，他指出：研究人員有必要把自己的調查限定在一個小的單位來進行，“這是出于實際的考慮，調查者必須容易接近被調查者以便能夠親自進行密切的觀察。”[5]
1 操作性定義
1.1 村落
村落指大的聚落或多個聚落形成的群體，常用作現代意義上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區域[6]。在我國，村落可以分為2種，即自然村和行政村。自然村是指由村民經過長時間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后者是指政府為了便于管理，而確定的鄉（鎮）下邊一級的管理機構所管轄的區域[7]。由于行政村與自然村常常是重疊的，因此，本研究中的鮑屯既是一個自然村，也是一個行政村。
1.2 村落武術
村落武術是以村落民眾為主要參加對象，在村落環境下傳承、發展的武術活動。
1.3 文化變遷
文化變遷主要是指文化的內容和形式、功能（意義）與結構乃至任何文化事象或文化特質，因內部發展或外部刺激所發生的一切改變[8]。
2 村落武術的變遷及啟示
2.1 社會變遷：村落武術文化變遷的主導因素
就一個具體的歷史的“社會”來說，它是一個結構性的組織系統，它大致可以分為經濟結構、階級結構、各種法律制度，尤其是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結構等方面。而所謂的社會變遷，便是指社會的經濟結構、階級結構、各種法律制度，尤其是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和轉變[9]。我國的民間武術文化是一個集合的文化體，對村落武術而言，社會的變遷是導致村落武術文化變遷的主導因素。“當社會環境的改變有利于民眾新的思想模式和行為模式時，文化變遷的先決條件就具備了。” [8]22在貴州安順鮑屯，村落武術活動的發展和變遷也大致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貴州安順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粵蜀之唇齒”之稱，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鮑屯便座落于此，歷史上安順地區的屯堡村落與軍事活動密不可分，尤其以明朝時期的屯軍活動影響最為明顯。在貴州安順周邊，包括普定、平壩、鎮寧等方圓幾百平方公里內，存在著數以百計這樣的村落，這些村落多以帶軍事性質的屯、堡命名，隱含著這些被稱之為“屯堡人”的由來。清朝道光年間《安平胰志》記載：“屯堡即：明洪武時，軍之住所”。《安順府志·風俗志》對此也有明確的記載：“屯軍堡人，皆奉洪武敕調北征南……散處屯堡各鄉，家人隨之至黔”。“屯堡人即明代屯軍之裔嗣也”。鮑屯就是這樣的屯堡村落之一。由于村民大都是明朝入黔的軍、民戶后裔，屯軍習武于依山傍水的屯堡村寨，因此，屯堡人至今仍保留著大量明清軍事文化的遺存，其村落也具有明顯的軍事武術印記。特定的軍屯歷史背景，加之特殊的外地移民身份，致使鮑屯村落民眾在實際的生活中，除了應對頻繁的戰事活動之外，還要應對當地少數民族的侵擾和敵意，正因為如此，鮑屯自古習武成風，長期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明代屯軍裔嗣”崇尚武術，在安順鮑屯考察發現，時至今日，鮑屯村落民眾對傳統武術、軍儺等活動依然具有高度心理認同，一種渴望保留傳統文化的心態，至今依然成為村落民眾強大的內聚力，并頑強地表現在生活的各個層面。
明以后，隨著起伏動蕩的社會變遷，清朝屯田制的廢除、填南移民的涌入，村落里的武術活動也產生了新的變化。當大明王朝同中國歷史上的若干封建王朝一樣土崩瓦解之后，加之冷兵器的逐步消亡，由于明代軍事戰略而遺留的屯堡村寨的軍事武術活動也逐步衰退，甚至喪失。在鮑屯，發軔于軍事戰爭母體的村落武術活動經過漫長歷史的發展，逐步滲入到村落的其他民俗文化活動中，如廟會中的武術表演、地戲中的武術打斗套路等，并逐步演變成為村落民間武術發展的主導地位。不同的是，在明代，鮑屯的村落武術是作為當時軍事戰略的一部分，其主體價值更多地表現為“軍事征戰”“保家護院”而存在，而之后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村落廟會等武術活動則成為村落民眾的精神歸宿。在村落武術發展、演進的過程中，由于社會的變遷在無形之中成為了村落武術文化變遷的主導因素。
目前，鮑屯的村落民眾依然還在傳上傳習下來的獨特拳術，因其傳承區域僅局限于鮑姓村落而稱之為“鮑家武術”或“鮑家拳”，但隨著社會文化變遷和社會發展，這偏于一地的“鮑家武術”也陷入“無人問津”和“自生自滅”的窘狀并逐步失傳，偌大的村落里武術的傳習者已寥寥無幾，僅有鮑姓第二十代孫鮑靈佑與其徒弟鮑安洪、鮑靈斌還在苦苦維系，武術的傳播空間也僅存于村落活動中的廟會表演中，曾經的繁榮和盛況已難以再現，只是存活于村落老者的記憶中，但是通過查閱當地縣志、族譜，以及村落老人的口述記憶中，鮑屯村落的武術活動的個性特征卻依稀可見。考察發現，鮑屯村落傳習的武術活動具有較為明顯的自身特征，具體表現為：1）兵器和套路多，內容豐富。鮑屯村落傳習“鮑家武術”的整個武術系統使用的兵器多達數十種，可謂十八般兵器樣樣俱全，器械有短刀、大刀、鈍鞭、虎頭鉤、拐、捎子、炮錘、手棍、繩鏢、絕鞭、短棍、鞭桿棍、青龍刀、蛇皮鞭；2）武術技術動作的戰斗性、對抗性較強，具有較濃厚的軍事色彩，武術套路多以對練為主。鮑家武術的套路和動作，較多以實戰要求進行編排和設計，演練的過程仿佛置身于戰斗訓練和演習中，通過斗智、斗勇、斗技、斗謀等對抗性活動來展示武術套路，具有較為顯著的軍旅特色。演練的套路有三禁槍、三會苗子、二會苗子、雙刀破苗子、五虎刀、殺四門十八刀、大刀破苗子、白手奪大刀、虎頭鉤、和平拐、捎子、六棍、連錘、單槍、青龍刀、四平劍、梅花九節棍、炮錘拳、手棍絕鞭、流星錘、花槍、短棍、鞭桿棍、蛇皮鞭數十個套路；3）與軍儺地戲密不可分。在村落老人的口述記憶中，鮑家武術經常與軍儺（儺戲的一種）結合在一起，用來歌頌和表現戰爭中英雄人物高超的軍事武藝。在獨具特色的安順地戲中，以武術的器械作為其道具，以武術的套路、動作作為其表現形式。在鮑屯，武術與地戲無論是名義上，還是實質上都緊密地聯系在一起；4）與村落民俗活動緊密相連。在鮑屯，規模較大的民俗活動有每年正月和七月的跳地戲和“迎汪公”。廟會的舉辦為鮑屯武術活動的開展提供了獨特的武術文化傳承空間，并一度成為鮑屯村落武術活動傳承與發展的直接社會動因。
2.2 文化主體需求的變遷：村落武術文化變遷的根本動因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孤立、靜止的，而是同周圍其他事物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作用，并不斷運動和發展變化著的[10]。一般而言，當社會或者自然環境發生變遷的時候，文化主體的需求也隨之發生變遷[11]106，當然，這種變遷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的。
貴州自古稱為“化外”“蠻夷”之地，在明朝初年，當地土司占地為王，不盡服之，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建立明朝后，其勢力并未完全控制西南諸省。為一統河山，“洪武十四年（1368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藍玉、沐英等率軍征云南。次年二月云南平，政府設軍衛以屯戍之。”[12]平息戰亂之后，如何保持平定以后的云南乃至整個西南的長治久安，大明皇帝實行了讓軍士屯田的舉措，“養兵而不病于農者，莫如屯田”，不僅完成了明王朝鎮壓反叛的目的，這個決定也改變了數十萬征南將軍的命運，曾經的軍士開始拿起鋤頭開墾土地，亦兵亦農，“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出于同一目的的同一命運同一生存需要，聚族而居，逐漸形成有別于當地民族和其他漢族的特殊群體——屯堡人[13]。據史料考證，洪武十四年入滇的明軍數量有30萬之眾，洪武年間安順地區的移民以軍衛移民為主，構成了獨特的軍事移民社會。由于明朝戰略需要而形成的大規模軍事移民，也帶動了貴州地區民籍人口的遷入，這就是商屯所引起的人口流入。“明代設屯，軍民居住上有區別，如名為‘屯、堡’都為軍戶住所，名‘村、莊、寨、院’為商民戶住所。”[14]鮑屯無疑屬于前者，時至今日，雖歷經600余年歲月的洗禮，鮑屯村落里的古雕堡、演武場等遺跡依然隨處可見，整個村落的設計具有明顯的軍事征戰色彩。
從鮑屯村落武術來看，在明清時期 ，鮑屯村落武術活動開展得很紅火，主要的社會動因是村落武術承載的功用價值能夠有效滿足村落民眾的需求。無論是軍事戰爭還是之后的匪患，以及當地土著居民對外來者的反抗，武術很大程度上成為村落民眾“保家衛國”的主要手段。這一點，在當地獨特的“軍儺地戲”中似乎有著某種暗示。關于鮑屯和安順地區的“地戲”，《續修安順府志》有這樣的記載：“黔中民眾來自外省，當草莽開辟之后，多習于安逸，積之既久，武備漸廢，太平豈能長保？識者憂之。于是乃有跳神戲之舉，借以演習武事，不失生疏，含有養兵于農之深意。迄今在安順境內，盛行不衰。
有這樣的記載，絕非空穴來風，即便是今天看來，鮑屯所在的安順地區，其地戲活動依然帶有顯著的軍事色彩。主要表現在2個方面：其一，地戲演出的內容全部為金戈鐵馬的戰爭，劇中人物沒有生旦凈丑之分，角色主要以將為主；其二，地戲表演時使用的兵器有2種材料，其中之一便是“真家伙”，也就是真刀真槍的表演，場面勇猛逼真，猶如置身真實的戰爭場面。事實上，早在1988年法國巴黎藝術節上，鮑屯所在的安順地區的“地戲演出”就曾經引起巴黎的關注，這不僅是因其可作為文化人類學的中國文本，更因其顯著的“武術”特色讓人驚奇，地戲中的“空拳對”“扭脖勁”“雞打架”“左右栽花”等徒手技藝；“打黃金棍”“打背板”等棍棒技藝；“梭槍”“拋槍” “殺轉槍”“耍刀”“飛刀”“理三刀”“圍城刀”等刀槍技藝均含有大量武術的成分。當然，今天進一步探討當地的“地戲”，或許可以推斷當年的地戲活動具有“養兵于農”的內涵，但絕非僅此，實際上，“地戲”也就是當地那種戴面具戲，當地也稱之為“跳神”，只是近些年來由于其不設舞臺，在地上表演，故稱之為“地戲”。實際上， “地戲”是一種儺戲，其早期的主要的功能是祭祀，是一種祭祀禮儀。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變遷，儺的形式演變軌跡也經歷了由儺祭—儺舞—儺戲的發展，儺的主題演變軌跡也經歷了由驅鬼到娛神再到娛人的發展[15]。
同時在村落武術的調研活動中還發現，建國以后，鮑屯和其他的村落民眾都把習武當作跳好地戲的第一要務。在今天看來，“跳好地戲”、參加正月與七月的地戲表演反而成為村落民眾參與武術活動，促進村落武術發展的直接動因。目前，在鮑屯所在的大西橋鎮，有較為流行的地戲16堂，如：封神演義、三國演義、四馬投唐、羅通掃北等，每年正月和七月2次多日演出。
通過查閱地方縣志等文獻資料可以推斷，在明清時期，整體上鮑屯村落武術活動的變遷幅度并不太大，這反映在鮑屯村民對村落武術活動的需求上。這種需求主要表現為2個方面，其一是“保家衛國”的實際需求；其二是“寄托精神”“祭祀亡靈”的心理慰藉，如民俗活動中的地戲、廟會等。由于村落武術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滿足村落民眾的心理預期價值并契合這時期村民的需求，因而，在那段時期，村落武術發展的社會推動力較大，故較為紅火。
但是，近現代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一方面，社會法制逐步健全，在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中，原本用于“保家衛國”的村落武術價值已幾乎無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中國加速進入社會轉型期，城鎮化、市場化大規模的滲透到村落的各個領域，我國農村村落的整體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遷，農村的小農經濟開始并逐漸瓦解。經濟體制的變遷影響到農村村落的方方面面，村落民眾不再需要依靠“神靈”來乞佑風調雨順，村落民眾不再局限于宗親和姻親，不斷擴大的社會關系網絡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村民之間的凝聚力和認同意識大大降低。由于急劇社會變遷之下，村落民眾的文化需求發生了變化，而導致村落武術活動與村落民眾需求出現緊張和不和諧，鮑屯村落武術活動開始衰落的根本動因便在于社會的整合與武術活動的意義整合之間的緊張、斷裂所導致的村落武術活動所承載的意義已基本不能夠滿足村落民眾的需求，這勢必導致村落武術活動日益衰微，甚至消失。
2.3 文化變遷與適應：村落武術的解構與重構
人類學認為文化的變遷是文化的常態現象。文化的穩定和均衡是相對的，變化與發展則是絕對的。人類社會發展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文化變遷史，文化變遷記錄下了社會發展的進程[11]6。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進入了急劇的變化過程，這種變化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劇烈的社會結構變遷與近代文化轉型對我國的農村村落的傳統生產生活方式產生了深深地觸動與震撼。這種震撼和觸動表現為：在經濟結構上，以傳統社會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經濟逐漸崩解，市場經濟體制逐步被引入農村，小農經濟不復存在；在社會結構上，以血緣宗法關系為紐帶的傳統社會基礎逐步退卻，近年來，隨著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甚至連土地都已經不再是農民的根本。
德里達指出，意識形態的活力在于自身的解構[11]107，在大規模文化變遷背景下村落武術未嘗不是如此。在某種意義上，村落武術的解構與重構一定意義上具有某種“自身變革”的含義。這種變革可以表現為村落武術在功能、內容，以及形式實現“解構與重構”的過程。例如，鮑屯村落武術活動在功能上的解構與重構。明清時期和解放之前，鮑屯村落武術活動在功能上主要表現為“練為戰”的軍事功用和“保家護院”的自衛手段。之后，隨著法制社會的完備，村落武術活動發生新的解構，村落武術用于實戰的功用大大降低和減少了，轉而使“為了跳地戲”而成為推動村落民眾習練武術的社會動因，更進一步說，村落武術中所承載和隱含種族凝聚力、種族認同感的隱語功能又得到突出和增強。在市場經濟、城鎮化建設逐步加快的今天，鮑屯的村落武術毫無疑問地面臨著新的解構與重構過程，無論是從內容、形式還是功能上，都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村落武術文化的變遷，正是通過解構與重構其功能、內容以及形式的動態作用來不斷調適和適應新的社會環境。而文化變遷是歷史的必然，村落武術的發展要在社會文化變遷中不被湮滅，同樣也必須適應文化主體新的文化需求。以不變應萬變的文化形態至多只會成為一種“死去”的文化遺存，保留在民俗博物館中。村落武術文化的出路在于擴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內涵，以適應其文化主體已經改變或正在改變的文化需求。近年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的大力開展和建設新農村的社會大背景下，鮑屯正在組織申報“鮑家拳”為貴州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同時承擔著村落民眾健康需求、豐富民眾文化生活、寄托種族認同等功能的村落武術館校“鮑家拳館”業已成立，并發揮著新的社會功能。
3 結束語
村落武術作為在農耕文化傳統背景下，在村落傳承發展的一種村落鄉土文化資源形態，在社會變遷中表現出調試性和適應性。在其發展、演進的過程中，社會生態的變遷是致使村落武術文化變遷的主導因素。而村落武術活動衰落的根本在于社會的整合與武術活動的意義整合之間的緊張、斷裂所導致的村落武術活動所承載的意義已基本不能夠滿足村落民眾的需求。村落傳統武術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其在構建村落體育、塑造村落體育文化、維護村落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16]，因此，村落武術文化的出路便在于擴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內涵，以適應其文化主體已經改變或正在改變的文化需求，而村落武術文化的變遷與適應，正是通過解構與重構其功能、內容，以及形式的動態作用來實現的。
參考文獻：
[1]陳雯.移植與排斥：現代鄉村文化建設的“悖論”[N].社會科學報，20090122（2）.
[2].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
[3]鄭師渠.中國近代史[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
[4]羅湘林.對一個村落體育的考察與分析[J].體育科學，2006（4）： 86.
[5].江村經濟[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7.
[6]王裕臨.村落民俗文化考略[J] .農業考古，2010：333.
[7]胡慶山.新農村建設背景下我國村落農民體育的理論與實證研究[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10：24.
[8]克萊德.文化變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9]鄭大華，彭平一.社會結構變遷與近代文化轉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1517.
[10]郭修金，虞重干.村落體育文化的適應與變遷[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10（7）：30.
[11]涂傳飛.農村民俗體育文化的變遷：一個村落舞龍活動變遷的啟示[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11：106.
[12]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五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305.
[13]帥學劍.安順地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16.
[14]大西橋鎮志編委會.大西橋鎮志[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337.
篇7
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民主建設步伐的加快，對市民社會問題的討論正在悄然興起，盡管這種討論還局限在很小的理論范圍內，但問題本身的社會現實性是不可回避的，其強勁的內在理勢也迫使我們每個理論工作者從不同角度做出回應。市民社會是一種具有全新價值理念的社會結構性共同體，它的建立不僅會使我們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產生全新的理解，而且也會引起社會倫理關系和道德生活模式的變革，甚至涉及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戰略性選擇和民族精神的建構問題。對此，我們不能不予以熱切關注和認真研究。
一、市民社會的特性及其倫理關切
“市民社會”(CivilSociety)這一概念在公元1世紀由西方哲學家西塞羅最早提出，其原意是表示一種區別于部落和鄉村的城市文明共同體[1]，即所謂的“文明之邦”。洛克第一次將市民社會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邏輯階段，即有政治的階段[2]。黑格爾是西方思想史上將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進行明確區分的理論先驅，在他那里，市民社會主要是代表個人利益，“是各個成員作為獨立的單個人的聯合”[3]，因而道德地位比較低。國家是代表普遍利益的，是絕對精神的完美體現，所以市民社會是從屬于國家的，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良好的倫理秩序，不致陷入道德淪喪和社會混亂。后來馬克思也是在黑格爾的意義上來使用市民社會概念的。他認為，市民社會是指私人利益關系領域，“包括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4]，“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5]。馬克思并沒有對市民社會作倫理上的評價，而只是通過市民社會去解釋國家，從而建立歷史唯物主義體系。這里還值一提的是哈貝馬斯對市民社會的理解，他認為市民社會是獨立于國家之外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私人領域是指以市場為核心的經濟領域，公共領域是指社會文化領域。哈貝馬斯特別強調公共領域的價值，認為它正遭受商業化原則和技術化政治的侵害，使得人們自主的公共生活越來越萎縮，人們變得越來越冷漠和無情，只有重建非政治化、非商業化的公共領域，才能使人們在自主的公共生活領域重新發現人的價值和意義。
從上述西方學人對“市民社會”的不同理解可以看出，市民社會的產生出現了三次剝離：與野蠻社會的剝離、與政治社會的剝離、與經濟社會的剝離。現代西方社會正在努力完成這一過程，而在中國，準確而言，還處于第二次剝離階段，即怎樣從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旁生出一個相對獨立的非政治化領域。因此，我們對市民社會的理解，應當定位于非政治的私人關系領域。中國市民社會是指“社會成員按照契約性規則，以自愿為前提和自治為基礎進行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私域，以及進行議政參政活動的非官方公域”[6]。具體說來有如下規
定性[7]。通過這些規定性，我們可以看出市民社會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對倫理關切所顯豁的新趨勢。
1）財產權的確定。市民社會既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甚或私有產權為基礎，也是以社會資源流動與社會分化為基礎，由此產生市民社會的私域。財產權是人權、經濟活動和法律活動的核心，也是市場經濟得以運轉的重要條件，它是實現其他權利的物質前提，它意味著每個人有權決定交易的條件，有權說“這是我的”。中國人有財產觀念但無財產權觀念，以致于隨便出于什么政治目的就可“抄家”或。有了財產權，就有了人權的現實性保證，就有了進行一切社會交換的真實性前提，就有了實現自由的可能。并且通過市場機制的整合，就會有資源的流動與重組，就會出現社會的分化，社會生活的非政治化空間就會相對擴大。財產權的確定就內含著以權利為本位的道德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及其實現的必然。
2)社會關系的契約。市民社會的內在聯系，既不是傳統的血緣親情關系，也不是行政性的垂直指令性關系，而是內生于市場經濟的平等自愿的契約性關系。在市民社會中，私域間的個人關系，以及社群關系基本上是一種主體間的契約關系。契約關系起源于私人權利間關系，并要以相對獨立利益主體的存在為前提。人們在彼此的契約行為中逐漸學會建立起一種主體間關系，形成自治有序的生活方式。契約是不同意愿的結合，它是一定諾言的約定，是一種“合意”，必須要以誠信為主觀條件。因此，誠信不僅是一種正常社會交往秩序之要件，也是現代社會的一種基本美德。誠信是契約的基礎，契約又是對誠信的制約。
3）社會治理的法治。在市民社會中，法權高于一切，政治權威、經濟權威、人格權威等都置于法權之下。以尊重和保護社會成員基本權利為前提的法治原則是社會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則。私人（法人）間的契約是一種利益互惠行為，不但要使參與契約的雙方都能從利益交換中公平得益，也要以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為前提。“因為在一個擺脫了身份關系的社會中，契約行為應當以平等的自由精神為其要旨，社會公共利益正是他人自由權利的集中表達，所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正是對平等的自由這一契約行為的靈魂的守護”。[8]而要維護公益不能沒有國家強權，不能沒有法治。而法治“不是一種關注法律是什么的規則（aruleofthelaw）,而是一種關注法律應當是什么的規則，亦即一種‘元法律規則’（ameta-legaldoctrine）或一種政治理想”[9]。法治所強調的是人民、個人平等的基本自由權利與尊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國家也必須服從法律、依法辦事等。法治內生著民主自治的社會倫理要求。
4）社會管理的自治。社會歷史發展到今天，其管理模式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由“統治”（government）到“治理”(governance)的轉變。政府統治的權力運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運用政府的政治權力，通過發號施令，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單向度的管理。與此相反，治理則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目標等方式來實現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所以治理的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這種“治理”就是市民社會的自治。市民社會內部的活動和管理具有高度但卻相對的自治性質，而這種高度性說明了市民社會的成熟程度，相對性則說明表明國家對其不足的方面進行干預、協調的必要性。這種自治原則要求個人參與各種社會活動以尊重個人的選擇自由并輔以相應的責任為基礎。
5）社會參預的自愿。在市民社會中，每個成員都不是在被脅迫或強迫的情況下，而是根據自己的意愿或自我判斷而參與或加入某個社會群體或集團的事務。這些群體或集團就是市民社會組織（簡稱CSOs）。它們是以民間的形式出現，并且不代表政府或國家的立場；它們擁有自己的組織機構和管理機構，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參加市民社會組織的成員都不是強迫的，完全出于自愿。市民社會組織發展壯大后，它們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們或是獨自承擔社會管理的職能，或是與政府機構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會管理的職能。自愿原則應當是市民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以高度尊重個人的選擇自由為前提的。自愿結社的自愿原則，其重要意義在于能使人們養成負責的態度和自我管理的習慣。
在黑格爾的思想中，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都是“倫理”概念客觀化過程中所經過的環節。相對于作為倫理性整體的家庭和國家來說，市民社會是一個異質的存在，它遠遠偏離了倫理生活的理想和真正意義。“在市民社會中”，黑格爾寫道：“每個人都是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一切癖性、一切秉賦、一切有關出生和幸福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躍著。”在這里，“倫理性的東西己喪失在它的兩極性中，家庭的直接統一也己渙散而成為多數。”[10]這種思想是建立在國家高于市民社會這一前提下的。我十分同意鄧正來先生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良性互動”說，國家一方面要承認市民社會的獨立性，另一方面要對市民社會進行必要的干預和調節，[11]那么，市民社會的倫理關切就獲得了更加顯豁的地位。
二、中國市民社會建立的倫理基礎
市民社會的特性決定了它的建立的內在合理性，但要變為現實，要輔之以相應的、新的環境因素，其中倫理道德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這些倫理因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滲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之中。同樣中國市民社會倫理的建立的客觀基礎也只能從政治、經濟、文化中尋找。
首先，中國市民社會的建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不論人們對于市民社會的認識存在多大的差異，但對其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的認識是相同的，即作為一個成型的市民社會必須具備如下特性：社會結構的有機性、社會行為的互動性、社會要素的團體性、社會生活的開放性。與此相適應的是個人自由、經濟自主、政治民主、國家法治、文化多元等倫理理念。而這些特性和價值理念的形成從根本上是市場經濟整合的結果。市場經濟領域本身是市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為市民社會準備了基本要素。市民社會的主體是市場經濟造就的。市民社會產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大量的個人和組織擺脫了政治權力的束縛，成為非政治的生活主體，也就是市民社會主體。市場經濟在造就市民社會主體的同時也拓寬了市民社會的活空間，并孕育著市民社會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以世俗化和個體化為質態和形態的。世俗化是人越來越擺脫神秘的外在力量，世界越來越多地成為經驗中的世界；個體化是指個人不斷掙脫一個社會共同體所強加的各種外在規范，努力在生活中體現個人的意志。市場經濟還營造了市民社會的自治機制。形成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是中國市民社會建立的開局性工作，而這一工作首先只能在經濟領域中展開，如，經濟組織獨立法人資格的取得、通過市場發育所形成的契約關系、自治性社會組織的建立與增多。
但是，中國市場經濟并不成熟，傳統小家經濟的所固有的倫理惰性影響至深。一般而言，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是一種封閉的型的生產方式，這種封閉性表現為：生產與消費同一，各經濟主體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在生產環節上，小生產者不具有從事專業生產的明顯優勢，決定了市場經濟對小生產者的改造，或者會直接削弱小生產者的既得利益，或者導致小生產者的利益實現不具有確定性，或者小生產者的利益會遭到市場經濟的整體侵犯。在此情況下，市場經濟對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鄉村社會的瓦解就會受到極大的抑制，對市民社會的整合就會受到極大的抵制。在交換環節上，小農經濟在財富創造上的明顯優勢，使之難以盈余太多的物質資料與市場經濟創造的物質資料進行對等的持久的交換，而對于這種不利的地位，小生產者防范的最好方法就是減少交易或者不交易，這樣就會使市場經濟的整合功能受到極大限制，鄉村社會的小生產者也就難于整合到市場經濟構建的市民社會中去。黑格爾曾認為，“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但是，他如果不同別人發生關系，他就不能達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為特殊的人達到目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過同他人的關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滿足他人福利的同時，滿足自己。”[12]黑格爾把目的與手段的互為性作為市民社會的基礎性的倫理精神，其概括是準確的。這種互為性既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根本特性，又揭示了市民倫理的本質。我國社會主義市民社會倫理的形成，必須要與市場經濟同步，要與我國經濟生活的城市化、市場化、理性化、世俗化、契約化、自治化同步。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市民社會，更沒有市民社會的倫理。
其次，中國市民社會的建立也離不開政治國家的消解及其倫理精神的支撐。商品社會、工業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就如馬克思所言“完成了從政治等級到社會等級的轉變過程……這樣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會的分離的過程”[13]，即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政治國家是指位處國家管理層面的政黨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國家機關，而市民社會則是“與國家相分離的社會自自組織狀態”、“在這種由市民構成的社會中，由于各人利益上的異質性和彼此的互補性而形成相互依存關系，這種彼此依存關系具有不受國家支配的控制的社會自立性”[14]。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靠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跨越資本主義制度這一卡夫丁峽谷完成的，雖然實現了社會制度的更替，但是傳統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下的自足自給自然經濟體制根深蒂固，我們還處在農業文明階段，我們還走著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道路。中國市民社會的建立就是要使政治國家以公共權力持有者身份和公共利益保護人身份退出市場主體地位，還權于市民社會，這其中就蘊藏著深刻的個人權利本位的倫理要求。
在資本主義社會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彼此分離和對抗的。對此馬克思作過深刻的論述，他說：由于市民社會與國空的分離，“國家的公民和作為市民社會的成員的市民也是彼此分離的，因此人就不能不使自己在本質上二重化”[15]，即作為公民，他處在政治組織之中；作為市民，又處在國家之外；在政治共同體中，我把自己看作為社會存在物；在市民社會中，人就作為私人進行活動；政治社會注重的是普遍利益，而市民社會注重的是私人利益；誠如馬克思所言：“現代市民社會是徹底實現了個人主義原則”[16]。這就需要有基于法治的保權倫理作保證，來確保市民社會的形成。目前我國的法治基本上是一種管理形態模式，即以政治國家為圓點的法治理論而產生的一種負面法治形態。這種形態對法律的認識還停留于法治是國家管理的工具上；權利運行上重視權力的強制功能；價值導向上重國家利益輕個人利益，甚至侵犯個人利益。現代法治不僅從政治國家層面上強調依法辦事，更是從市民社會的層面上強調權利的保護，實現個體的自由、平等，將市民社會作為立法的出發點和評判法律完善的標準，從個體權利來解釋國家權力的運作，這種法治形態就是法治的保權形態。“管理形態的法治是由權力制約、控制權利的過程，保權形態的法治則是權利產生、制約權力，由權利限制權力，權力保護權利的運行過程，是權力與權利的互動、平衡的過程。”[17]市民社會的建立過程就是一個從以權力為主導的社會向以權利為主導的社會的行進的過程。
市場經濟和政治國家的相對消解無疑對市民社會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經濟只能提供人類日益增多的生活資料和服務，政治只能提供生產和生活和某種秩序，相對于生活而言，都只有工具和手段的意義。而市民社會與其說是一種社會形式，還不如說是一種生活的質態和形態，因為經濟與政治只是市民社會生活的前提，但不一定是生活本身。因此，市民社會的建立除了經濟、政治的倫理性基礎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廣泛、并為政治、經濟所不可替代的文化活動領域。“這是一個通過人而為了人的活動領域，它構成了真正的市民社會。因為它滿足了市民社會的兩個基本要求：活動目的的為我性，活動規則的自主性。”[18]文化在這里主要是通過價值觀念和倫理規則體現出來。
從社會結構的變遷來看，市民社會已經經歷和正經歷著三種形態：文明形態、政治形態和文化形態。[19]文明形態的市民社會是相對于野蠻時代而言的，其典型是古希臘羅馬時期。在希臘城邦共同體中，人們只有因體力和智力不同而產生的職業分工不同，每個人都具有參加公益事業的權利和承擔城邦共同體的義務。在這里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是合二為一的，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把人直接定義為“政治性動物”的深層次原因。這樣的市民社會實質上是一個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一個合法界定的法律體系之下結成的倫理政治共同體。隨著羅馬帝國的衰亡，城邦共同體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等級制為基礎的莊園經濟和農村生活，由此出來了國家與市社會、政治與市民分離，國家不再為市提供自由、平等的秩序保證，而變成了保護等級關系的工具。但在重商主義政策的剌激下，工商業者獲得了較之中下層的人更多的自由和權利，他們后來成為資產者，作為市民社會的主體，直接與君主專制相對抗，直到后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代議制民主原則，作為市民社會主體的資產階級完成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從而確立了政治形態的市民社會。隨著商品經濟地位的日益提高和人的主體性的增長，“市民階層”作為市民社會的主體越來越強大，其中包括與生產資料相對分離的知識分子、企業的管理階層、政府中和中層管理者、以及醫生、律師、等自由職業者，這一階層既非無產階級，也非資產階級。他們通過各種利益組合壯大自己的力量，并經各種方式影響著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市民社會逐漸成為文化運行的主體。當代中國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民社會是文化形態的市民社會。
文化形態的市民社會就要對市民社會進行文化學的分析，它包含如下要義：1、它反映和維護的是一種社會契約關系，即通過“市民階層”這一中介實現個體與個體、個體與類存在的代言者（國家、政黨）的契約，并進行廣泛的動態交流和滲透，從而最大限度地展示和實現自身。2、它是一種有效的社會機制，是自在自為的統一體。自為性在于作為活動主體的市民階層在不斷地創造，推動其在人本主義原則下前進；自在性在于機制本身是一種脫離主體的異在對主體有制約、規范作用，由此使市民社會成為個體存在與類存在之間的橋梁。3、它體現的是一種私人性倫理原則。這種私人性不是所有制意義上的“私有”，更不是什么“損人利己”，而是一種生活質態，其含義有二：其一，私人生活是不可分享、不可讓渡的，因而形成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是個人獨特心智的表現；其二、私人生活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私人生活權利意指生活內容和生活意義是向我的，具有不宜、不便、不愿向別人敞開的性質。但私人生活又是對象性生活，要以他人為對象，這就決定了私人生活的義務性，“這種義務性表現為主體對他人和自己負責，并且這種責任是以契約的形式出現的，實質上這是市民社會之秩序的規范化形式。”[20]市民社會的建立需要這樣一種文化底蘊，即有了這樣一種文化，就說明文化形態的市民社會具備了基礎。中國的問題在于，我們離這樣一種文化相距甚遠，這就需要一種文化上的變革，尤其是倫理文化的變革。
三、中國市民社會建立所引起的倫理變革
中國市民社會的建立尚處初始階段，其擴張趨勢是不可置疑的，它必將打破原有的倫理生活秩序，隨之而來的就是倫理生活的變革。基于市民社會的特性及其倫理要求，以及當代中國道德生活的現實，中國市民社會的建立在倫理生活格局上將發生如下主要轉型：
1、由私德型倫理向公德型倫理轉化。市民社會是一個各種社會要素離折而發生互動的社會。這種社會模式，以政經互動造成支撐個人與社會道德的豐厚物質條件，以權利互動造成支撐個人與社會德性的寬松政治氛圍，以思想互動造成支撐普適化道德規范的雍容德性心理，以科技互動造成支撐理性化道德的認知基礎，從而開辟出一塊以往人類未曾開墾的公共秩序與公共生活德性的實在土壤，擴展了人們的思維視野，在廣泛的比較、對話、溝通、互動中，促進著人們道德理性的成長，推進了他們在關注個人生活以外，將更主要的關注力擴展到人群共同體的公共生活領域，開啟了人類道德思想與德性抉擇的最廣泛領域。文化交匯時代要求道德必須具備社會性、效用性、操作性，即它不是借助個人而成立，而是針對社會問題建立起調節社會行為的公共道德規范，它不是一種只著眼于個人品質的內在優化的功效，而是一種著重于改善人際關系，提升人類整體道德水準的效用，它不是一種像行為指南那樣，可以照章辦理的機械規程，也不是一種朦朧模糊的應當如何的原則堆砌，而是既可清晰把握亦可引導行為的道德規范。社會各界要素互動的道德結果，必然沖破以私德主導德性致思與行為抉擇的傳統格局，形成以公共道德優先來設置倫理體系和行為模式的新格局。從理性分析的角度來看，以公共道德優先來設置倫理框架，是因為：第一，公共道德優先更符合德性本質。道德乃是調節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三維關系的規范體系，它先天地被打上了社會性的烙印，因此，道德的構成體系也就務必首先反映出這種社會特性，它才足以構建一個與社會自身構成相一致的具有社會適應性的規范。群體道德，以其注重道德的社會相關性，注重道德的社會調適功能，注重倫理規范對于公共生活與公共秩序的恰切關注，注重各個個體在公共生活中的個人德行造成的廣泛影響，注重自由與權威、倫理與政治、個人與社會的辯證聯結，而具有私德主導的傳統倫理所無法比擬的優勢。第二，公共道德優先，有助于形成人們理智的道德的行為抉擇方式。在私德主導的情形下，因缺乏德性的外在保障系統，常常導致道德觀念認知與道德行為踐履的分裂。在群體道德優先的情形中，由于不僅強調道德個體的主體能動性，更以民主與法治保障德性化行為的主流性與可贊性，故而，道德觀念與行為的統一就較有保證：人們認同德性、心懷慈善、共行善舉這類既體現個人道德良心，又表現公共道德風貌的舉措，才會獲得普遍的認同與反響。第三，公共道德優先，并不忽略個人品德，反而以注重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品德情操為特征，群體道德優先的現代倫理思路將傳統倫理注重個人品德的心性修養的大思路置于私德與公德互動的背景之中，將傳統倫理注重道德作為人生境界提升的起點與歸宿的價值，納入現代倫理的社會要素健康互動而最有效地提升道德境界與人生境界的思路之中，從而使道德視城得以最大的擴展。
2、由神圣型倫理向市俗市俗型倫理的轉化。歷史學家湯因比在考察社會歷史變遷時認為，社會的轉型和文明形態的更替，都會使人產生一種雜亂感，也就是人們在無序的社會生活中無所適從。盡管社會的雜亂會產生無序感，但隱藏其背后的卻是某種質態的精神。松巴特（W.Sombaet）在《資產者》一書中認為，現代市民（資本主義人）具有一種人類所稟賦的精神氣質或倫理，這就是忠實契約和勤儉。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擴展，市民精神就擴散為一種普遍的現代資本主義倫理，這就是“世界的市民化”。[21]韋伯則強調作為天職的工作欲是“資本主義精神”。舍勒把“怨恨”作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舍克（H.Schoeck）則強調“嫉妒”在在社會變更中的作用。這些理論探索都表明，社會的發展同樣會使人產生痛苦的心靈經歷，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社會精神和公民德性，并且這些精神氣質的東西正逐漸由神圣向市俗轉變,就倫理而言，就是神圣道德向市俗道德的轉變。“此處的神圣道德并不是指宗教道德，而是指一種近乎完滿至善至圣的道德要求，故此處世俗道德就不是與宗教道德相對應的俗世道德，而是指一種并不那么完滿至善至圣的普遍百姓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22]神圣道德與市俗道德不是層次不同的兩種境界，而只是道德范型上的區分。中國傳統社會推崇一種理想化的神圣道德，盡管它具有超凡脫俗的精神力量，也曾引導不少仁人志士、圣者賢哲成為社會進步的中堅，但其最終只能成為精英政治的一部分，而成為脫離民眾的說教。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會出現道德理想設計與大眾層面上道德實踐的相悖，原因之一就是儒家道德確立的基礎就是把人分為不同的等級，下層人是根本不講道德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而人總是首先立足于現實市俗，立足感性經驗生活，總是他所在的那個生活世界的產物，而現實的生活總是市俗的。
市民社會的建立過程首先面臨的就是由神圣向市俗轉變的過程，這一轉變不是生活表層意義上的人們對現實生活利益所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關切，而是深層次上的倫理生活及其范型的轉變。在西方18世紀宗教的道德功能被功利主義或理性主義的世俗倫理學所取代，這預示著由宗教神圣倫理向市俗倫理的轉變，政教分離的過程就是還生活權于市俗的過程。“政教分離不僅意味著政權與教會的分離，而且意味著道德領域、公共生活領域與教會的分離，生活世界就出現了所謂世俗化的局面，”[23]在中國傳統社會，盡管沒有自主的教會組織和宗教形式，但禮與國家倫理的一體化，也導致了公民政治身分與信仰身分在不同程度上的疊合。但是，市俗化意味著這種疊合的中斷或身分的分化，市民身分確立的基礎是自然的權利和義務，它通過憲法得到具體確定；信仰身分則是自致的，即自由選擇的結果。這就意味著公民不只是一種政治身分，它可以是多種身分的混合并賦予不同的信仰，既可以是浪漫主義的，也可以是現實主義的。現代化社會需要道德，現代化的人需要道德精神，但是現代化的道德應當是基于個體的現實生存方式，應當關注人的需要及其滿足方式，應當使道德更加符合人性，應當使道德更多地關懷市俗利益，應當防止現代社會中的道德墮入神秘主義或幻想主義。[24]，當然神圣道德并不是不需要，當神圣道德剝離了神秘時，也就變成了市俗道德。
3、由身分型倫理向契約型倫理轉化。從身分到契約是社會關系史上的革命，由此也帶來了社會的結構性變化，英國歷史法學家梅因甚至認為它是社會運動的根本，“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分到契約’的運動。”[25]梅因這里所說的“身分”指的是來源于古代屬于家族所有的權利和特權的法律關系，即個人對父權制家族的隸屬關系，這是一種先賦的、固定不變的的條件，任何人都不能憑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擺脫這種條件。它意味著一種社會秩序，在這種秩序里，群體而不是個人，才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每個個人被纏在家庭和群體束縛的羅網里，完全沒有為自己創設權利和義務的可能。而“契約”則是法律關系的發展、進步的結果，它指的是由個人自由訂立協定而為自己創設權利和義務，這個社會的特點是個人自由。契約是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在這種新的社會秩序中，所有這些關系都是因‘個人’自由合意而產生的。”[26]
市場經濟借助于經濟活動中的最佳資源配置方式，政治活動中的民主平等原則，使得市民社會的人們處于平等地位，這就為契約倫理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契約即是一種“構合”、“統一”、“一致”和約定。契約主體必須是自主的、自愿的和自由的。契約必須是互利互惠的，所以也必定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權利為契約的出發點，義務是為他人的一種價值承當，這種承當既包括對自己負責也包括對他人負責。契約是對權利和義務的自我設定而不是社會或他人強迫所致，所以你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是市民社會責任倫理的堅實基礎。
契約是不同意愿的結合，它是一定諾言的約定，而諾言之所以具有現實意義，就在于它是以信任為基礎。如果我不相信你的諾言，或者說，他人根本不信任你，諾言是毫無意義的，契約也就根本無法達成，所以契約是以誠信為前提的。但是光有誠信是不夠的，必須要以契約的方式把把諾言固定化，所以契約又是誠信的保證。誠信是“先君子后小人”式的被動的道德防范，契約則是“先小人后君子”式的法律防范。從某種意義上說，契約就是對信任的不信任，是一種“把丑話說在前面”式的處事方式。契約倫理既體現了德治的要求，也體現了法治的必要。在目前著力于信用倫理建設有利于市民社會契約倫理的構成。
契約倫理不止是一種商業交換的規則，而是一種結構性社會關系成型。麥克尼爾曾將契約區分為個別性契約和關系性契約。個別性契約就是一次性的交換、且除了物品的單純交換外當事人之間不存在關系；關系性契約是非一次性的、且當事人的物品交換之外還存在著非常復雜的社會關系的契約。[27]我們所說的契約倫理是關系性契約，是一種全面的、整體的、穩定關系結構中的契約。在`關系契約中，契約當事人雙方是作為個性而不是作為個別而存在，他們不是孤立的、瞬逝的個體，而是在穩定的社會關系結構中的個人，這些個人不會因為一己、一時之利，而損害他人或群體的利益，或長遠的利益，因為這樣做無異于在損害自己的利益。健康的契約倫理可以有效地保證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有機結合。
當然，市民社會中的契約倫理其意義并不止于市民社會，而是擴展到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領域，這是效率原則和公平原則得以實現的最為重要的倫理基礎，也是中國市民社會建立過程中最有力的支撐條件。
[1]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125）。
[2]洛克.政府論（下）[M].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53）。
[3]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北京，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174）。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
[6]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7）。
[7]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23）。
[8]高兆明。社會失范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144）。
[9]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上卷，北京，三聯書店，1997（261）。
[10]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197、198）。
[11]鄧正來。國家與社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2）。
[12]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197）。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4）。
[14]袁祖社.中國“市民社會”及其基本價值取向初探[J].求是學刊.1999.（4）：26—31。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17]李雪灃、范輝清法治運行的理性思考[J].求是學刊.2000.（2）：67。
[18]晏輝.論市民社會的現代形態[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9（3）:88.
[19]參見：晏輝.論市民社會的現代形態[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9（3）：85。
[20]晏輝.論市民社會的現代形態[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9（3）：89。
[21]參見，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M].上海.三聯書店.1998（354-355）。
[22]高兆明.社會失范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242）.
[23]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M].上海.三聯書店.1998（474）。
[24]參見,保羅·庫爾茨,保衛世俗人道主義[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36）.
[25]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