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家政服務的看法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對家政服務的看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物業管理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收費額度小而密集，屬微利型行業。由于目前物業服務費定價機制的局限性，加上企業經營的剛性成本（人工、保險、能耗等）不斷上漲，同時各地也相繼出現上調物業費困難等情況，導致很多物業企業難以為繼。因此，物業服務企業應該拓展新的盈利增長點，來改善目前企業的生存狀況。目前一些大型的物業企業已經開始探索不同的盈利模式，如綠城將物業服務體系拓展為包括健康、文化教育、生活在內的三大體系，作為物業管理的升級換代產品。

本文擬以業主需求最大，而且物業企業具有優勢資源的項目――家政服務作為切入點，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物業企業引入家政服務的可能性。這不僅有利于滿足業主逐漸增加的家政服務方面的需求，提高業主對物業服務企業的滿意度;還有利于實現物業企業資源的優化配置，進而拓展物業企業的盈利增長點。

二、調查的設計

為了能夠探究物業企業引入家政服務的可能性，本次調查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設計了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方面是基本信息，包括性別、職業、收入等，目的是為了結合后面的調查反映出什么樣的業主更需要家政服務;第二方面是關于家政方面的一些情況，如業主對家政的了解、需求等，側重調查業主對家政服務的需求程度和選擇家政人員的渠道;第三方面是圍繞物業企業引入家政服務的可行性，包括業主對物業企業開展家政服務的看法及對家政服務不滿意的原因與最擔心的問題，為物業企業如何開展家政服務提供支持。一共14道題，有9個單選題，3個多選題，1個填空題。

在調查過程中，為了能夠更好的保證樣本對真實情況的反映，首先通過前期查閱相關資料，確立了調查方案;其次以深度訪談的形式開展探索性工作，設計問卷初稿進行試調查;最后問卷定稿后選取了低、中、高檔物業住宅小區的業主，采用網絡問卷和紙質問卷相結合的方式發放調查問卷，一方面將問卷的鏈接地址發給物業企業的業主群等方式讓業主進行網絡填寫，這樣可以充分調查了解到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人的需求;另一方面選擇幾個有代表性的住宅小區發放紙質問卷。

三、調查結果分析

問卷調查總共發放了350份，其中300份網絡問卷，50份實體問卷，有效問卷300份。網絡問卷來源于物業企業的業主群，實體問卷則是到物業住宅小區中發放得來。從被調查者群體來看，本次被調查者女性略多于男性。調查的收入群體覆蓋面廣，其中包括了月收入一萬元以上的高收入群體，也包括了中等和中低等的群體。下面將分析問卷設置問題的調查結果：

（一）您在日常生活中希望有家政服務嗎？

有39.71%的人選擇希望，49.14%的人表示視情況而定，沒有直接表達希望或不希望，而有11.14%的人表示不希望有家政服務。對于是否希望有家政服務，整體來講家政服務還是非常受到業主的歡迎與需要的。

（二）您現在最需要家政人員替您做什么？

如圖1所示，在家政服務項目的需求上，需要室內清潔的人占服務總體中的比例最大，占47.43%，室內清潔的需求程度是其他服務所不及的。其次是占比14%的安裝與維修和占比12.29%的照顧老人，養老需求雖然沒有在問卷里體現的十分明顯，但是通過訪談和實際觀察了解到推行社區化養老的意義十分重大。

（三）您通常以怎樣的方式去選擇家政服務？

人們通常是通過家政中介公司介紹，在問卷結果中占44.86%，其次常用的途徑是占比24.86%的經人介紹。除此之外也有通過勞務市場、網絡、其他途徑招募的，所占比率分別是10.86%、4.57%、3.14%。在與被調查者填答問卷時，了解到了他們的一些想法，他們認為，如果物業企業可以引入家政服務項目，將會受到業主的歡迎。

（四）您希望物業企業開展家政服務應具備哪些條件？   （多選）

如圖2所示，我們將人們認為物業企業應具備條件的重要程度排序后，我們發現物業企業具備提供優質服務的條件尤為重要，占27.58%，其次豐富的經驗和專業團隊也不可忽視，分別占22.52%，21.28%。此外管理水平也作為重要條件較被人們重視，占17.05%。總體來講物業企業需要具有多方面的優勢條件才可以更讓業主滿意，不僅要服務到位，其他方面也不可忽略。

（五） 如果您所在的物業企業開展家政服務，您是否信賴？

對于物業開展家政服務，大多數人的看法是一般，占比67.14%，信賴，占26.29%，只有6.57%的人表示不信賴，不信賴的較少。由此可見大多數人對物業開展家政服務比較信賴。

（六） 如果您對物業企業提供的家政服務不滿意，您希望以哪種形式進行投訴？  （多選）

投訴方式上人們最希望能通過服務熱線投訴，占比41.67%，其次是當面投訴，占比37.14%。此外有17.93%的人選擇了短信或電子郵件。服務熱線投訴和當面投訴這兩種投訴方式更受到人們的青睞，在以后投訴渠道實施上，可以更多的采用以上兩種方式。

（七）如果請家政服務人員，您最擔心什么？

業主請家政人員最擔心的還是怕引“狼”入室，占41%，占比18%的業主擔心家政服務人員缺乏家政服務經驗;15%的業主擔心家政服務人員工作不穩定，易跳槽。總體來看，安全性問題是業主最看重的問題。家政服務人員是否安全可靠，很多時候甚至比是否具有很強的家政服務能力更受到人們的關注，因此安全是家政服務項目開展的基礎。

四、結論與建議

（一）調查結論

1. 業主在家政服務方面有很大的需求

大多數業主希望物業企業引入家政服務，開展的項目如室內清潔、接送小孩和輔導學習、照料老人等，具有良好的市場前景。其中室內清潔的需求最為普遍，而對于特殊人群如老人、小孩、產婦也有專業化的服務需求。

2. 業主認可物業服務企業提供的家政服務，但仍需推廣宣傳

雖然業主在選擇家政服務時略傾向于選擇家政機構，說明業主未意識到物業可以開展家政服務，但從是否信賴物業企業的角度講，大多數人還是較為信賴的，而很多物業企業也有能力提供家政服務。因此，物業企業要扮演好三個角色，宣傳員，要傳播和分享家政服務的信息;服務員，溝通協調服務的提供者;監督員，接受業主反饋和投訴建議。

3. 物業開展家政服務具有很強的自身優勢。

物業服務企業的優勢在于能夠利用最為接近終端客戶的地域優勢，最為準確地為商家提供消費者的需求信息，最大限度地為商家降低服務成本。在家政服務的投訴上，業主如果對家政服務不滿意，可以通過物業企業直接進行投訴。

（二）建議

1. 物業企業應建立完善的家政服務管理制度

物業企業應建立完善的家政服務管理制度，通過加強自身的管理和對人員的培訓，提高人員素質。同時也可通過資源整合，獲取一些家政服務企業難以獲得的服務優勢。如業主所擔心的“引狼入室”，如果物業能針對安全問題做出相應措施，可以成為物業相較家政公司競爭的重要優勢。

2. 物業企業應為業主提供多元化和專業化的服務

物業企業應整合產業價值鏈條以及建立戰略合作聯盟等方式，探索多元化的盈利模式，物業企業引入的家政服務針對不同業主的需求，可以開展多元化的家政服務種類;專業化是滿足業主需求的核心資源，業主可以與物業管家聯系，詳細溝通后物業管家聯系專業化團隊，為業主提供全方位團隊式服務。

篇2

典型個案：

“孝順”孩兒，爹死都不露面

文/武春根

前不久，在河南駐馬店，已經咽氣的杜青（化名）老人合上雙眼，但沒過多久，眼睛又神奇地睜圓，眼角還有幾滴渾濁的淚水。田桂花顧不上自己僅僅是個保姆，含著悲憤的淚水給老人幾個在外地工作的兒女打了電話。

在北京的大兒子、二兒子電話關機，在深圳的女兒電話無人接聽，田桂花抱著最后的希望，撥通了在鄭州的小兒子的電話，向他報告了老人去世的噩耗。電話那邊傳來一個醉醺醺的聲音：“慌什么，人總是要死的，明天我們回家！”“啪”的一聲，電話掛斷了……田桂花再也忍不住了，對著電話一通大吼：“你們幾個畜生，枉為人子啊！”

杜青老人早年喪偶，共有三子一女。兒女們發達后，在老家給父親蓋了漂亮的小洋樓，請了保姆――田桂花在他家當了7年保姆，成了老人不可缺少的幫手。家里安裝了空調，彩電沙發一應俱全，但除了物質，老人窮得一無所有。幾個兒女各忙各的工作，一年連電話都難得打一個，更別說回家探望了。

聽完保姆的講述，為了核實真假，筆者給老人幾個兒女打了電話。遺憾的是，大兒子電話依然關機，二兒子電話里傳來幾聲痛哭，說立即回家給老父發喪。在鄭州的小兒子反復強調，他們兄妹幾個沒虧待過父親，在村里他們是最孝順的，父親要什么有什么。當問知不知道父親最缺什么時，小兒子滿臉羞愧，啞口無言。

在很多兒女看來，只要給老人豐厚的錢、補品就是孝順，其實根本不明白金錢很難代替親情。最近，民政部副巡視員吳明說：“由于老年法屬于社會類立法，因此具體細節不可能規定得很清楚。但以后子女不經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訴諸法律，法院要立案審理。”

老人糾結：

子女不回家探望的難堪與理解

文/宗合

我國現有60歲以上老年人約1.67億，失能老人1036萬，半失能老人2135萬，大中城市空巢家庭達到70%……未來10年，“空巢家庭”將成為老人甚至中年家庭的主要形式，所占比例在90％以上。隨著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劇，不僅要滿足老年人的物質需求，精神贍養作為老年人贍養的主要部分也不應該被忽視。

據報道，天津市68歲的徐大爺曾將兒子告上法庭，訴訟請求里只字未提物質要求，只要求兒子承擔照料義務。徐大爺說：“我不需要贍養費，但我需要孩子的關心和問候。我見他一面跟見個大明星似的困難，想想就傷心。”

無獨有偶，江蘇省姜堰市前不久也有一宗類似的案件。原告是一位80歲的老教師，他告的是他的小兒子，同樣不是為了“贍養費”，而是因為小兒子總借口工作忙、家里事情多不去看望他。最終，雙方在法官的調解下達成一致，小兒子答應每周探望父親不少于一次，每次陪護的時間不少于兩個小時。

更多的老人是想念子女，也體諒子女的苦處。

今年77歲的黃女士，兒子在上海工作，自己住在家鄉廣東。說到要立法要求孩子常回家看看，她猶豫了半天，說：“這好，也不好……想兒子，但也不能不考慮兒子的實際情況啊。他一年到頭加班，還每月給我寄錢，已經很不容易了。”

“政府要將‘子女常回家看看’寫進法律條文，這兩天我們都在議論這事。”住在廣州壽星大廈的何老伯今年65歲，幾年前退休后住進老人院。何老伯的兩個子女逢年過節都會全家老小過來與老人團聚。“雖然將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但是就算兒女不經常來探望，又有幾個父母會去狀告自己的兒女呢？現在社會競爭壓力大，子女都還在打拼，如果硬要他們定期過來探望我，實在不忍心。”

上班族困惑：

常回家心有余力不足

文/小呂

“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留下來陪你每個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過……”這是獻給上班族因工作忙碌而不能照看孩子或父母的歌，透露出幾多心酸和無奈。

在鄭州工作的張志強有份體面的工作：某公司營銷總監。但這個頭銜的背后，意味著激烈的競爭和苛刻的工作業績，沉重的工作壓力讓他三十歲出頭就有了不少白發。

閑暇時，他就會想起遠在重慶的父母。剛畢業那會兒，他曾玩兒命工作半年，只為給父母買個空調，讓他們在酷暑中能享受一絲清涼。“有一年春節，我爸身體有病我得回去，可公司的一個項目進入攻堅階段我又不能走……”張志強心疼父親，堅決回了老家。在他的照顧下，父親很快康復，但他因請假時間太長，工作丟了。

不是不想回家看看，可沉重的工作壓力，薄弱的經濟實力，脆弱的運輸能力，都可能成為都市白領回家的“攔路虎”。想回回不了，激烈的社會競爭和巨大的工作壓力，讓甚至和父母同城的上班族也面臨困惑。

在一家公司擔任銷售總監的小敏是土生土長的鄭州人，職位越來越高，工作也越來越繁忙，每天早出晚歸，被合同、生意、單子轉暈了頭。對于“常回家看看”寫入法律，她只能搖頭嘆息：“我真的是沒時間回家，雖和父母住在一個城市，但是我一天忙下來，累得連話都不想說，回自己家就是蒙頭睡覺，星期天基本上也被應酬占完了，平時只能給父母打電話，有時候父母生病了，我就送去些錢。我不是不贍養老人，平時家里有困難我都上得最快。要是把‘常回家看看’寫入法律了，我們豈不是要承擔處罰和民事責任？我想不通。”

農民工心聲：

12年僅回家1次，只因生活所迫

文/熊丙奇

對于大多數外出的農民工來說，花錢會十分慎重，他們會盡量把錢派上最大用場，而不做無謂的“浪費”。

重慶人熊良山1989年到上海工作，至今22年，起初每年春節乘輪船回家過年。1998年輪船停開后，一直到2010年12年的時間內，熊良山夫婦僅在2002年想孩子想到寢食難安時回家了一趟，以至于2008年兒子來滬看望他們時，熊良山夫婦竟然認錯了人。

最近幾年他們夫婦月收入3000多元，每月吃住等生活費1200元，家里女兒上高中，月生活費500元，學費一年減免一半也要1000元。兒子的大學生活費加學費也是一大筆開支，除去這些就沒剩多少錢了。回一趟老家，夫婦倆路上火車加汽車路費要1000多元，還不如省下來給孩子。

有人會認為，這是他們不重視孩子的表現，他們完全可以擠出路費，回家和孩子團聚，或者讓孩子假期到城里來。站在城市人的角度，這種思維是正確的；可在基本的生存問題沒有解決之前，顧及情感，對于很多農民工來說，是一件奢侈的事。

更令人感慨的是，熊良山夫婦在城市里的收入并不算低，但他們的日子卻過得如此緊巴，連回家一趟都難。是的，對于很多農民工來說，外出打工就是為了能讓孩子像城市孩子一樣讀書。

“哪有人不想家啊，不回去總有不回去的難處。”這是熊良山無奈的心里話，也是更多農民工的心聲。兒子站在面前，自己卻不認識的瞬間，對熊良山夫婦來說，是莫大的痛。

留守兒童夢想：和父母在一起

文/莊嚴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速，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的越來越多，加上城市白領只顧忙自己的事業，把孩子丟給老人管，產生了為數不少的留守兒童。

“父親對我來說就像陌生人一樣。”14歲的陳永強說，他幾個月大時父親就到外地打工了，媽媽也經常到外地打工，“我非常羨慕那些父母在身邊的孩子。我想讓父親回來工作，但他說他在那里能掙到錢。”

四川一所中學的教師說，這些留守的孩子面臨的困境影響到了他們的學習和心理健康，“有的孩子變得極為封閉，發生沖突時會產生激烈的極端行為”。據報道，一名12歲的男孩夜間沖進鄰居家試圖刺殺鄰居，事后他說他非常想念父親，想通過這一嚴重的犯罪行為引起父親注意，并促使他回家。

而絕大多數留守兒童需要長期忍受孤獨的折磨。14歲的余青說：“我父母到城市打工掙錢，所以我能過上好生活，可是我不在乎過不過好生活，我只想讓父母回家，待在我身邊陪伴我。”

圓圓的媽媽在國外，爸爸長期忙于生意不在家，圓圓就在鄭州市某校讀了六年全托班，周末才被爸爸接回家一次，吃的穿的都會有人給她買。每次看到爸爸來接她時，圓圓就特別高興；可一回到學校，稍不如意就哭。“孩子性格比較孤僻，不知道傾訴，也不愿意跟其他孩子交流，只知道思念和期盼。”圓圓的老師這樣描述這個學生。

“我就遇到過一些孩子，他們回到家就打游戲、看電視，如果爺爺奶奶不讓看，他們就哭鬧。父母不在身邊，老人也不忍心多說，只能放任孩子。”鄭州市陽光午托服務中心董事長魏玲說。

不少父母都把事業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這本沒有錯，但教育孩子卻是一輩子的事業――不要只重視孩子的物質營養，而忽略孩子的精神營養。其實，親子關系的不健全對孩子人格的發展、社會化和道德發展影響深遠，是學校教育絕對無法替代，也是祖輩教育難以彌補的。

專家看法：

難執行，入法可行性不大

文/劉歡

近日，中國社科院老年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伊密公開質疑“常回家看看”這一新立法的可操作性。“這個倡議很好，但作為法律來講，必須具備可操作性，而‘常回家看看’到底該怎么界定，真正操作起來難度很大。”伊密說，這個“常”是什么概念，法律能否規定一周回去一次，還是一個月回去一次，一次多長時間？同時，法律能不能把常回家看看、打電話列入考核標準中？這同樣也沒有可操作性。

“子女在有空的情況下，應該多回家看看，但這只是對老年人精神關懷的一個方面。”伊密認為，社會家庭應該分別承擔起不同的責任，從國家層面講，社會應為老年人提供更多精神慰藉服務，比如廣播、電視要有一檔比較好的老年節目，可以經常跟老年人溝通，為其進行生活引導；而社區應該多舉辦一些文化活動，把老年人組織起來，讓他們老有所樂。

對于常回家看看入法，有多年贍養糾紛案審理經驗的北京海淀法院侯鏡法官認為，出發點是好的，但要求子女探望父母的案件一旦訴到法院，會面臨許多法律問題。我國法律規定，只能對財產問題強制執行，而不能對于人身強制執行。比如因學業、工作的原因，與老人各處異地，甚至不在同一國家的，子女缺乏必要的金錢與時間，使探望可能成為一種力不能及的奢望；另外主觀上的原因，如子女因與老人有矛盾而不去探望。

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葛洪義認為，法律若規定子女“要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人”，這種主觀的想法是好的，但寫入法律不合適――法律不應該對家庭生活涉及過多。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姜向群表示，原來的老年法里已經有了保障老年人得到精神慰藉，這次修訂主要是想把這一點細化得更具體。從國外的情況來看，大部分國家都是從經濟保障、權益保障這個角度來關注老人。至于“常回家看看”，國外也沒有這樣的提法。

他山之石：

常回家看看之世界略覽

日本：看護保險制度

1959年日本頒布了《國民年金法》，1963年推出了《老人福利法》，1982年出臺了《老人保健法》。這三項法律支撐起日本的老年人福利保障體系。此外，還建立了養老金保險制度。日本2000年4月開始實行“看護保險制度”，目的是“脫離醫院，讓老人回歸社區、回歸家庭”。

新加坡：不養父母要被罰款判刑

1995年，新加坡通過《贍養父母法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為“贍養父母”立法的國家。違法的子女，可處罰款1萬新元或判處1年有期徒刑。從2008年4月起，年滿35歲的單身者購買政府組屋，若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萬新元的補貼。

瑞典：打造全方位家政服務網

早在2003年，瑞典議會就專門成立了“老人委員會”，并出臺了《未來老人政策》。根據這一制度，老年人一旦申請批準，便會得到定期的醫療、家政服務。政府提供的家政服務是福利性質的，但還是要收取一定的費用。

北歐：盛行當義工

在北歐，高齡退休老人擔任義工的風氣特別盛行。在丹麥，就有過86歲的老護士還在病房服務別人的報道；在芬蘭，有的老人以每天3小時輪班的方式到二手商店、環保手工產品等商店當店員，還有老人每天以打電話、唱歌、問安等方式跟比他年紀更大的老人交流與溝通，盡可能幫助老人消除孤獨。

美國：醫療照顧計劃

退休后養老的資金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即個人積蓄和投資收益、退休金以及社會保險收入。社會保險中的醫療照顧計劃，基本可以解決老人的養老、治病和送終問題。

編后：

篇3

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隨著我國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的逐步深入，城市貧困現象開始迅速突顯并成為城市社會的突出難題，也成為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人口學、政治學以及生態學等多學科關注的重要問題。就西部地區的大中城市而言，由于其地域和歷史發展的特殊性，轉型時期的城市貧困問題也因而更為明顯。作為西部地區重要的工業城市之一，蘭州市的城市貧困問題近些年來也日漸嚴重，且在西部地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借助“中國轉型時期城鎮貧困的測度與反貧困政策評估”課題組2005年8月對該市的入戶抽樣調查數據及相關的統計資料，對蘭州市的城市貧困狀況作了深入分析，以期尋找相應對策，切實有助于緩解這類城市的貧困問題。

一、研究設計

（一）抽樣方法

1.基本思路本文對蘭州市的抽樣調查主要涉及調查對象2004年的基本狀況，且全部采用問卷形式，對選中的家庭采取入戶式訪問。其中又分為兩個子調查，即“城市居民生活與工作狀況調查”和“城鎮低收入家庭居民生活與工作狀況調查”，調查問卷分兩種類型設計。此處的蘭州市不含三個下轄縣，僅考慮包括其城關區、七里河區、安寧區、西固區和紅古區在內的城區，而且考慮到人口的分布狀況并結合調查實施的方便，故選擇五個區中的“城關、七里河、安寧、西固”作為調查區域，從其中分別抽取300個有城市戶口的住戶和100個低收入家庭作為調查對象。抽樣方案和方法如下：

對于四個區的市民子總體采用的是多重抽樣框，調查對象的抽樣框在訪問實施過程中完善。所需資料一部分來源于《蘭州年鑒》，[1]社區資料來源于蘭州市民政局。抽樣分四個階段進行，即：抽取街道辦事處、抽取居民社區、抽取住戶及抽取調查對象。此外，在上述調查區域運用簡單隨機抽樣的抽樣技術抽取100戶低收入家庭。

2.具體步驟

首先，從城關、七里河、安寧、西固等四個區中依據各街道辦事處的人數按PPS與等距方法抽取10個街道辦事處。其次，樣本量的分配可根據蘭州市不同階層居民家庭的分布情況及調查力量，并為便于組織，從每個抽中的街道中等距抽取兩個社區，再從每個抽中的社區中等距抽取15戶居民家庭，共300戶。10個街道辦事處在四個區中的分配比例可根據其居民人數和居民戶數大致確定（見下表）。100戶低收入家庭的選取也可做類似分配。

（二）問卷設計

兩類抽樣調查表的基本問題都包含住戶信息和個人信息兩部分，在城鎮低收入家庭居民生活與工作狀況調查問卷中還附加了一些了解政府在教育、再就業、醫保、低保救助以及失業救濟等方面政策實施情況的問題。針對個人的調查內容主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和就業狀況等個人特征以及工作單位的所有制特征、企業的經營狀況和就業部門的分類等工作特征；住戶信息則涉及到家庭的消費、財產和住房狀況等等。

二、數據分析

（一）城市貧困概況

統計資料顯示，[1]2004年蘭州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683元，10%最低收入戶和10%最高收入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195元和17368元，前者是后者的18.4%，為全市平均水平的41.6%。同年，蘭州市居民的人均消費性支出6483元，10%最低收入戶和10%最高收入戶的人均消費支出則分別為3095元和12207元，前者是后者的25.4%，為全市平均水平的47.7%，困難戶的人均消費支出則更低，約為2974元。分析我們的抽樣調查數據，①2004年蘭州市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7390.3元，約10%最低收入戶的人均收入2005.7元，是全市平均值的27.1%。同年，蘭州市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約為6003.3元，最低收入戶的人均消費支出約為2784.7元，為全市平均水平的0.46。考察蘭州市的貧困人口規模和貧困率，民政部門2004年統計的低保人數為119280人，月低保金172元/人，貧困率6.8%。但若依據人均月收入196元的城市居民貧困線標準估算，城市貧困人口則大約141000人，貧困率7.82%。無疑，該貧困線也仍低于世界銀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所得的日消費1美元的低貧線標準，而且若依此國際標準計算，蘭州市的貧困人口數量和貧困率無疑都將提高。②

（二）入不敷出的微薄收入

從收入來源看，工薪收入幾乎是貧困家庭的唯一來源，且基本上全部用于消費，其金融資產和物質財富占有量極少，幾乎沒有財產性收入。在被調查的低收入家庭中，③有大約15.3%月收入在400元以下，約31.6%月收入介于400-800元之間。以儲蓄為例，低收入類型中的69.4%其家庭存款額低于2000元，其中52%的家庭幾乎沒有儲蓄；相反，超過半數的家庭都有負債，11.2%的家庭負債在2萬元以上。大部分家庭只擁有一些最基本的家具和舊家電，低收入戶中的9.2%甚至連彩電都沒有。貧困家庭微薄的收入難以承受太多的生活之重，消費、住房、教育和醫療等各方面不如人意。

而且一般來說，城市貧困家庭就業者的負擔系數較高，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我們所調查的低收入家庭每戶平均約3.7人，④人數超過4口的家庭約占調查數的51%，超過5口的約占20.4%。其中最為典型的一戶人家有9口人，擠住在不足60 平方米條件十分簡陋的普通樓房內，家庭月收入不到1500元，76歲的老人經常多病，家中有失業下崗成員（而且在失業下崗尋找工作的過程中沒有享受過國家的再就業扶持政策），還有在校的學生，就業者的家庭負擔系數較高，生活極為困難。

（三）以食品為主的消費結構

在低收入家庭的消費方面，25.5%的家庭每月平均消費支出在400元以下，包括這些家庭在內有58.2%的家庭月消費低于800元，月消費超過1000元的家庭約占1/3，其中大部分都有子女在接受非義務教育，孩子的教育費用占其消費的很大比重。此外，貧困家庭消費支出的絕大部分是用于食品消費，恩格爾系數較高。由我們的調查資料可得，蘭州市低收入戶2004年的人均年消費約為3227元，每月平均不足270元，其中，人均食品消費支出約為每月162.2元，恩格爾系數高達0.60，高出平均水平28.13個百分點；⑤相應地，微薄收入大部分用于食品消費的結果，必然使其在其它主要消費項目的支出明顯偏低，如交通和通訊、衣著等方面的費用。所抽取的低收入家庭中有95.9%全家全年的衣著消費不足1000元，63.3%在500元以下，有的家庭甚至幾年都不曾添置新衣。

（四）令人擔憂的住房狀況

貧困居民的住房狀況也同樣不容樂觀。據2004年的統計資料，蘭州市城鎮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積（指使用面積）為15.67平方米（建筑面積為19.75平方米）。⑥在我們調查的低收入家庭中，有71.4%的家庭住房建筑面積在30-60平方米之間，有的甚至三代同堂；面積在80-120平方米的家庭僅為1/11。這些貧困戶的人均建筑面積不足14平方米，低于全市平均值。而且，盡管近幾年政府加大了城鎮居民經濟住房的建設力度，但仍有一些貧困家庭的住房設施極為簡陋，甚至不具備基本的自來水、廁所、暖氣等配套設施。調查中的住戶絕大多數（約82.7%）居住在普通樓房或普通平房內，前者占53.7%，后者占29.6%；還有9.2%的家庭住在條件更差的地方。而且，如果包括流動群體中的那部分貧困者，則城市貧困人口的住房狀況更是令人擔憂，他們中的大多數租住在城鄉結合部廉價的土平房內，缺乏各種必要的基本設施。

（五）超重的教育和醫療負擔

然而，盡管是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貧困居民仍然要面對諸如子女教育、贍養老人、醫療保健以及購買房屋等各方面的支出，生活的艱難程度可想而知。作為人力資本投資最重要的途徑，教育對于貧困家庭來說也已成為無力承擔的重負，有將近一半的家庭認為當前的高等教育收費太高而無法接受。較高的教育費用不僅加劇了貧困家庭的經濟窘境，反過來，家庭的經濟困難又嚴重影響著貧困家庭的子女教育。如果政府在此方面不采取有效措施而任其繼續惡化，一些家庭的孩子前途則可能由于貧困所造成的教育機會的不平等而受到影響，進而使其在今后的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必然的劣勢，最終形成代代相傳無法擺脫的貧困惡性循環。此外，受各方面條件限制，很多貧困居民小病不去醫院、大病去不起醫院的狀況相當普遍，調查對象的63.3%有過看不起病的經歷，有約33.7%的貧困家庭認為“家人生大病所需的高額醫藥費”使其感到壓力最大。另有約46.9%的家庭認為“子女上學所需的高額教育費用”使其感到壓力最大，兩者相加占80.6%，因學致貧和因病致貧現象在城市貧困家庭也同樣存在。

（六）邊緣化的危機以及對未來的迷茫

應當引起重視的是，由于經濟資源的匱乏以及相應權利的缺失，貧困人口很容易處于被忽視甚至歧視的邊緣化境地，也因而表現為與主流社會的逐漸脫離。在我們所調查的低收入家庭中，有42.9%的家庭全年不存在任何諸如互贈禮物或請客吃飯等形式的人情往來，18.4%的家庭只有過10次以下的人情交往。由此可見，城市貧困人口的社會網絡相當狹窄，社會資本嚴重不足。⑦而且，這又極可能使貧困狀況在相對集中的地域范圍內通過代際傳導固化和強化，進而影響到這些家庭后代的發展。

至于對家庭未來的變化情況，約30.6%的家庭認為可能還不如現在；15.3%的家庭認為目前的狀況不會有什么改變；20.4%的家庭覺得無從推斷。⑧這也反映了貧困家庭對其生活現狀的悲觀和迷茫。在這些調查對象中，有85%曾接受過或正在接受政府部門所提供的諸如下崗再就業、低保或困難救助等形式的扶助，但當問及對這些幫助的看法時，其中的43.5%表示出明顯的不滿意，32.8%表示說不清，比較滿意的僅有約20%，很滿意的甚至不到2%，而之所以不滿意的原因主要是認為政府現行的幫助措施僅僅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上。

三、貧困成因及對策建議

考察我國現階段城市貧困產生并日益嚴重的宏觀原因，主要表現為經濟社會轉型大背景下的產業結構調整、國有企業改革、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以及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等方面。[3][4](108-111)[5](93-99)西部地區的城市貧困無疑也是這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由于國家“一五”和“三線”時期在此布局了一批重要的工業企業，所以很多城市不僅其產業結構是以化工、機械、軍工、森工、煤炭和紡織等傳統產業為主，而且國有和集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很大比重，加之落后的思想觀念影響著企業的經營管理機制，所以，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對西部地區大中城市的貧困影響比之其它地區更為突出，當然，微觀方面貧困人口及其家庭自身的原因也不可忽視。緩解城市貧困的對策相應也需圍繞這些方面展開。

1.既然轉型過程中的結構調整是城市貧困問題產生和加劇的宏觀背景，所以大力發展經濟應是解決城市貧困問題的根本。西部地區大中城市中普遍而言國有經濟所占比重過大，今后，需努力加大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同時必須加大第三產業發展，以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吸收城市下崗職工和農業剩余勞動力。國際經驗經表明，較高的增長率同民營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高比率有一定的關聯性，而且在不同的國家中，民營公司創造的就業崗位數要比公共部門公司相應地多4―8倍。在中國，民營部門中就業占社會總就業的比重每增加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估計就增加164 元人民幣或20 美元。⑨因此，培養有利于民營企業成長和繁榮的環境，鼓勵自雇和家庭商業活動的發展，從而增加當地的服務、利用當地勞動力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對于緩解西部地區大中城市的貧困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2.貧困人口或其家庭自身原因也是導致和加劇城市貧困的重要方面，如家庭主要勞動者的下崗、失業且難以再就業；主要就業者的在職低收入；子女高額的教育費用，以及家有殘疾人或長期患病者的等等，主觀態度則是次要原因。而就貧困人口自身，以我們調查中低收入家庭的戶主來說，大約51%的年齡處于45―55歲之間，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因此，提高貧困家庭中具有勞動能力的成員的就業率是幫助其走出貧困的關鍵措施。針對這些家庭成員較低的文化素質，可以考慮在接送兒童、興辦小飯桌、家政服務、修理等社區服務方面多做努力；針對貧困家庭的子女教育和就業，政府應該提供特別的救助政策，社會也應給予特別的關注和幫助；對于原先那些“三無”貧困人員，政府應根據其自身實際確定不同等級，并在財力許可范圍內盡可能提高救濟標準。

3.社會保障體系方面，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下逐步完善，構筑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以及社會優撫在內的“社會安全網”。可通過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等途徑，盡可能減少保障線的資金缺口；進一步規范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的方式和手段，擴大救助的覆蓋面；在非公有制單位中實行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制度，以解除下崗職工到此工作的后顧之憂；針對家有殘疾人或長期患病者的狀況，政府應在醫療體制改革中對這部分貧困者的醫療保障問題作專門研究，等等。

4.除基本醫療之外，政府還應在教育、住房等方面專門針對包括貧困人口在內的弱勢群體加以研究，并不定期聽取其對各種扶助政策的反饋意見，以便及時進行調整，切實緩解城市貧困。比如，針對貧困人口的經濟適用住房和廉租房建設方面，得到實惠的可能并不是最迫切需要救助的人群；比如，對于貧困家庭的貧困代際傳遞現象可能并未引起政府的足夠重視，這些家庭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子女的長大成材、畢業就業上，所以，政府應有專門針對這類家庭子女的教育政策和措施。此外，政府在貧困群體參與政治方面、促進和維護貧困群體的各種權利和利益方面都應加強政策力度。

總之，城市貧困問題是一個需要多學科多角度共同研究、多部門多方面共同關注的現實難題，本研究只是對西部地區大中城市貧困問題的粗略描述，反貧困的工作因為涉及到貧困的識別和監測、資源籌集、政策設計和工作協調等一系列問題，所以需要加大研究和規劃的力度，從而推進城市貧困問題研究和實踐的專業化和規范化。同時，還應將城市貧困所引起的社會問題也納入研究視野，注重培育社會層面的力量，多方協作，切實緩解貧困狀況。

注 釋：

①最后收回一般類型的問卷283份，其中有效問卷275份；收回低收入家庭的問卷100份，有效問卷98份。此處的概況分析主要針對一般類型的275份有效問卷。

②如果按照我們調查中的“你認為當前維持你個人生活的年最低收入（費用）水平是多少？”這一問題來計算蘭州市的主觀貧困線，則約為4890元/人年，大致相當于按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來計算的相對貧困線（參見參考文獻[2](76-81)）。而且，由此所得的主觀貧困線遠高于城市現行的絕對貧困線和實際的救助線（即“低保線”），若依此來計算城市的貧困規模，貧困人口數量和貧困率無疑都將大幅提高。

③此處的低收入家庭主要針對低收入類型的98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若無特別說明，則沒有包括一般類型問卷中的貧困戶在內。下文相同。

④一般類型問卷所涉及的將近三百戶家庭戶均3.49人，與之相對比，說明了低收入家庭的人口規模相對較大。

⑤統計顯示，蘭州市城鎮居民2004年的恩格爾系數為31.87，貧困人口的該指標卻遠高于平均值。一般認為，當恩格爾系數超過0.6即為赤貧狀態，由此可見蘭州市貧困居民的生活狀況的確令人擔憂。所以，雖然有些研究認為城市貧困主要是相對貧困，但筆者以為，在城市的貧困居民中，絕對貧困也是廣泛存在的。

⑥由我們一般類型問卷的調查數據計算可得蘭州市居民的人均住宅面積約為19.4平方米，基本接近于統計數據中的建筑面積。

⑦對于另一項與此有關的問題，即“您從您親屬那里得到的幫助大嗎”，有14.3%的家庭回答“較小”，37.8%的家庭回答“微不足道或根本沒有”。這從另一側面反映了貧困家庭簡單的社會交往，他們甚至與親屬之間的聯系都十分微弱。

⑧是針對問卷中“您認為未來五年內您家生活水平將怎樣變化”這一問題的分析結果，大多數的家庭對其未來缺乏信心。

⑨亞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致力于扶貧事業，2004：5(資料來源：省略/Documents/Translations/Chinese/default.asp?p=orgprcm)。

主要參考文獻：

［1］ 中國統計出版社．蘭州年鑒［Z］．2005．

［2］ 陳立中，張建華．中國城鎮主觀貧困線測度［J］．財經科學，2006（9）．

［3］李 實，佐藤宏．經濟轉型的代價――中國城市失業、貧困、收入差距的經驗分析［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