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旅游資源的基本條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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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旅游資源；游憩需求變化；技術進步；可持續發展

1　引言：發現與認知旅游資源是旅游學研究的最基本命題

旅游資源是旅游業發展的基礎，是建構旅游供給體系的基本條件，是衡量一個地區旅游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宋瑞，2005)。伴隨著現代旅游業的發展，揭示和發現旅游資源，研究其開發的科學途徑，維系其利用的可持續性，一直是旅游學研究中最基本的科學命題。

中國旅游學界對旅游資源的發現、認知及其概念的界定，是在中國現代旅游業發展初期階段形成的，首先是地理學嘗試著對旅游資源進行科學的分類和概念界定(郭來喜，2000)，1993國家有關部門了《中國旅游資源普查規范(試行稿)》，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旅游資源的分類系統及國家標準(GB／T 18972-1999)。2003年國家旅游資源分類標準有進一步的修訂，出臺了新的國家標準(GB／T 18972-2003)。該新版分類標準出臺后，曾再度引發了理論界對旅游資源的高度關注和學術討論。《旅游學刊》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還專門設立了“旅游資源”的筆談專欄，針對國家標準存在的問題和實踐運用過程中出現的新矛盾，展開了熱烈的學術討論。有關旅游資源的學術討論，伴隨著中國旅游業的發展，一致持續到現在。

中國現代旅游業起步晚、發展快、規模大，已經躋身于世界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國家和旅游客源地國家之列。中國政府已經確立了“把旅游業培育成為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和人民群眾更加滿意的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方針，旅游業的發展事關國計民生的戰略性全局。隨著全球性自然與社會發展不確定性的增加，旅游的需求方式和質量與旅游的供給方式和質量，都在發生顯著的變化，促使旅游業整體質量水平的上升和發展方式的轉型。旅游業事關國計民生的戰略性全局，統籌謀劃旅游業的發展，已經成為事關國家與地方發展高端或頂端層面的戰略設計。為此，進一步探討旅游業賴以發展的資源基礎，確立科學的旅游資源觀，統籌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生態文明等不同層面的要素資源，構筑起中國戰略性支柱產業的旅游資源基礎，以維系和支撐中國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　旅游資源的內涵與外延

國家旅游資源分類標準(GB／T 18972-2003)對旅游資源所下的定義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凡能對旅游者產生吸引力，可以為旅游業開發利用，并可產生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各種事物和因素，均稱為旅游資源。雖然不同學術背景的人，對這個定義多有討論(宋子千，2006；何效祖，2006；等)，但國家標準的權威性，依然在引領實踐、規范著人們對旅游資源的認知。

2.1　旅游資源的本質內涵

基于國家旅游資源分類標準(GB／T 18972―2003)對旅游資源所作的定義，構成旅游資源有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能夠產生旅游吸引力；二是能夠為旅游業所開發利用；三是能夠產生一定的經濟、社會、環境效益。鑒于分類系統中所羅列的類型包含有形與無形、自然與人文等多重形態，多形態也被認作是旅游資源的一個基本條件(克里斯?庫珀等，2007)。其中，吸引力是最核心的要素，任何旅游資源都必須首先能對旅游者產生吸引力，只有具備吸引力才有成為旅游資源的可能性。其次，旅游資源是可開發的。資源開發要克服許多限制條件，比如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約束以及技術限制等。自然界及人類社會有許多東西對旅游者有吸引力，但因開發條件約束或限制卻不能成為旅游資源。最后，旅游資源必須可產生經濟、社會、環境效益，如果沒有可能產生任何效益，也就沒有開發價值，就不能界定為旅游資源。

在國家旅游資源分類標準(GB／T18972―2003)中，并沒有強調三個條件的標準尺度，只是依據旅游資源的性狀，即現存狀況、形態與特征，將旅游資源(穩定的、客觀存在的實體旅游資源和不穩定的、客觀存在的事物和現象)分為8個主類，31個亞類，155個基本類型，雖然很好地凸顯了分類學的學術性，幾乎具有“對號入座”的功能，但幾乎未與旅游資源的科學內涵掛鉤，忽視了旅游資源的一些過程性、區位組合性特征。顯然，這個分類系統，具有非常好的分類學特征，所包羅和涵蓋的基本層面涉及有形與無形、自然與人文兩大系統。或許過于關注旅游資源實體的類型性，分類系統中沒有就“可開發、可產生效益”設置客觀且科學的判別標準，在其進一步的旅游資源評價賦分標準中，也未能按照旅游資源三個基本屬性來進行客觀量化評價，其執行評價的標準不是標準自身的客觀尺度，而是評價者自身的經驗尺度。評價者對于旅游資源把握的經驗尺度不同，評價的結論存在巨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在實踐運用中出現多重矛盾和問題(朱螗，2005)。

2.2　旅游資源的外延

國家旅游資源分類標準(GB／T 18972―2003)是在中國旅游業快速發展的初期階段出臺的具有規范性的技術成果，也是中國旅游科學發展進步的產物。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變化，尤其是旅游需求與技術進步的變化，旅游業越來越綜合，越來越多地跨越三次產業的邊界，成為橫跨第一、第二、第三次產業的現代綜合性產業系統，出現了所謂“大旅游”的概念，由此而納入旅游產業系統的旅游資源要素范疇在不斷外延。

瀏覽最近十年來的旅游資源文獻以及相關旅游發展規劃成果，可以發現有關旅游資源的外延存在以下基本傾向：

一是將旅游資源等同于旅游吸引物。從旅游資源的內涵來看，具有吸引力是旅游資源的核心價值。因此，具有旅游吸引力的要素就是旅游資源，旅游吸引物也就納入了旅游資源的范疇。旅游資源是否等同于旅游吸引物，是旅游資源領域內一個長期爭論的命題。如果強調旅游資源“吸引力”的核心價值取向，具有吸引力的要素、現象或事件，稱其為“旅游資源”或許無可厚非。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在交叉使用這兩個概念(克里斯?庫珀等，2007)。

二是將旅游資源等同于旅游地或旅游目的地。顯然，旅游目的地或旅游地是由若干具有顯著旅游吸引物所組成的地域綜合體，是一個更偏重于空間范疇的概念。關于空間資源是否屬于旅游資源的范疇，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命題。其中，空間資源的一個獨特性，就是其“區位”價值。雖然“區位”是一個確定的、不可替代的空間，卻又是一個具有不確定性解釋的空間，有時又被人稱為“地緣關系”，由此而演繹出地緣經濟價值、地緣政治價值或地緣旅游價值等等。面臨一個復雜多變 的世界，越來越多地旅游學者把“區位”視作旅游資源的范疇，甚至被認定為一個地區或一個城市或一座島嶼旅游業能否快速成長或轉型升級發展的重要資源優勢(石培華等，2010)。

三是將旅游資源等同于旅游產品(旅游服務)。2003年版的中國旅游資源分類系統一個重大的進步，就是盡量消除旅游資源類別中的產品類型或被視作為旅游產品的類型(尹澤生、牛亞菲，2005)。嚴格意義上的旅游產品應該是在旅游資源基礎上經過人為加工、或改造、或組合、或創造出來的。旅游產品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產品，具有典型的個性化特征和差異化特征。旅游產品針對旅游者、旅游經營者與旅游管理者，具有不同層面的理解和涵義。但是在一些特定的環境里，旅游產品與旅游資源有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稱“昂普性”，吳必虎，2001)。因此，一些學者將旅游資源等同于旅游產品，特別是等同于旅游景觀產品，是有其理論依據。在旅游資源與旅游產品的相互關系上，旅游資源是基礎性，是原發性的；旅游產品是旅游資源的利用，是繼生性的，后天性的；當一項旅游產品構件被用于一項新旅游產品的開發，它也就具有旅游資源的屬性。旅游資源與旅游產品這種復雜的互動關系，應引起人們的關注。

四是旅游資源等同于旅游基礎設施。旅游是人們空間移動，特別是跨區域移動，為人們的這種跨區域移動服務的行業就是旅游業。實現人們的跨區域旅游需要一些必要的基礎設施，如旅游交通設施、旅游接待設施、旅游安全設施等。2003年版的中國旅游資源分類系統將許多設施納入了旅游資源的范疇(參見中國旅游資源分類系統中的F類：建筑與設施)。設施是旅游實現的基本條件，是旅游產品實現的基本載體，也是旅游資源定義中“可開發”的重要屬性載體。從這個意義上講，旅游資源包含旅游基礎設施無可厚非；但旅游基礎設施也是旅游產品實現的重要構件和載體，其產品屬性也是非常明顯的。例如，包價旅游產品的實現，其實質是一組以基礎設施為載體的服務組合(經營商)或體驗組合(旅游者)。因此，旅游資源與旅游基礎設施的相互關系，也是需要進一步澄清的命題。

五是旅游資源等同于環境。將環境視為重要的旅游資源，是導致旅游資源范疇變化的革命性的觀點。旅游雖然是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但離不開其賴以存在與發展的環境基礎。在經典旅游業教程中，旅游供給要素包括自然資源與環境、人文環境、交通運輸、招待禮節和文化資源，包括目的地的上層建筑與社會基礎等(查爾斯?R，戈爾德耐等，2003)，將資源等同于環境。實際上，自然生態環境與人文社會環境總是交織復合在一起，構成一種總體的景觀風景線。有國外旅游經歷的人，對異國他鄉的環境總是有著深刻的印記。從這個意義上講，環境不僅是旅游資源，也是旅游產品，是實實在在的旅游生產力。隨著人類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覺醒和生態文明建設進程的推進，將生態環境納入旅游資源的范疇，也有其合理的邏輯性。應對健康與養生需求，將氣候環境優勢納入目的地建設的旅游資源范疇的學者也相當普遍(石培華，2010)。

六是將旅游資源等同于旅游八要素。現代旅游不僅關注傳統旅游所關注的吃、住、行、游、購、娛六要素，還關注環境(包括安全)與營銷，由此而構成旅游八要素。從包價旅游的業態來看，經營者推出的其實就是一組涉及八要素的“菜單”供旅游者選擇，雙方達成服務供給與支付意愿，成就一次旅游體驗的產品實現過程和交易過程。精明的旅游經營者就好比酒店的“高級廚師”，將那些資源要素組合成為適合不同口味需求的“菜單”，供不同需求的旅游者選擇。目的地發展與建設可視為“菜單”模式，善于把不同的要素，諸如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的成果與要素統籌到目的地的產品供給系統中來，以應對市場需求和變化，這是一種高端的旅游資源配置和利用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講，能夠統籌到旅游供給系統中來組合或集成為不同特色的旅游產品的要素，應該屬于旅游資源的范疇。

七是將旅游資本、科技與人才等納入旅游資源范疇。從旅游經濟學視角考察，現代旅游業的發展，創意、規制、技術裝備、景區場景建設，無不與資本、科技與人才等軟資源要素密切相關聯。文藝、工藝、美術、教育、設計、網絡技術、影視技術、動畫技術越來越多地介入旅游目的地建設和旅游產品的開發。張藝謀的“印象系列實景演出劇”，所調動的資源要素，可能在中國旅游資源分類系統中難以完全“對號入座”。顯然，這些要素資源似乎也不應該排除在旅游資源范疇之外。

總之，旅游資源的外延傾向是明顯的，也許還有一些傾向有待于進一步總結和歸納。目前學術界有把旅游資源與旅游業資源相剝離的傾向或主張(宋子千，2006)，以維系旅游資源對于旅游者“吸引力”的核心價值觀。但是，鑒于旅游與旅游業的相互依存關系，要把旅游資源與旅游業資源分得涇渭分明，還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命題。之所以有上述那些旅游資源外延的傾向或觀點，關鍵在于對“旅游和旅游產業”關系的辯證分析和理解。對“旅游和旅游產業”關系的辯證理解的出發點不同，對旅游資源的類型和范疇的理解也就不同，旅游資源的外延傾向也就不可避免。

2.3　旅游資源是游憩需求變化與技術進步的函數

旅游資源是歷史范疇的概念，它是自然與人類社會發展演變的遺存或潛在的趨勢或規律性的事象。旅游資源的形態、內涵、存在方式、空間范圍都會與時俱進。如何以一種包容變化的大旅游資源觀來規范人們對旅游資源的認知、把握和統籌利用，是旅游學走向成熟需要面對的重大命題。

從世界旅游業發展的歷史進程看，促進旅游資源內涵及其范疇的變化，有兩個最顯著的因子，一是人類游憩需求的變化，二是科技進步因素。人類游憩需求的變化使能對人類產生吸引力的旅游資源范圍在不斷延伸，類型在不斷增多，從有形的物質文化存在到無形的文化理念，從棲居的地球表層環境到太空站的旅游體驗，可供旅游業利用的資源基礎、空間范疇不斷在拓展，也不斷誘導著新的資源要素源源不斷地投入到旅游活動領域中來。科技進步促進資源供給成為現實并不斷推進質量提升。以美國為例，從國家自然公園、人造主題景區到奢侈繁華的沙漠賭城(拉斯維加斯)，從“迪斯尼樂園”到“未來世界”、“海洋世界”，人們實現了“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旅游體驗過程，科技塑造的虛擬場景及技術裝備將太空體驗、海洋體驗的機會呈現給大眾面前。游憩需求變化以及科技進步引起了旅游資源內涵及外延發生顯著變化。

本文限于篇幅，不討論游憩需求變化的規律及其影響因素，也不討論科技進步對旅游發展的貢獻率。一個既定的事實是，隨著人類文明進步與科技第一生產力的發展，資源的種類、范圍和價值在不斷變化(汪宇明，1998)。當前，中國人均收入水平在不斷攀升，可支配的閑暇時間逐步增多，既蘊涵著巨大的旅游需求潛力，也表現為游憩需求的細分市場變化，這種變化正在誘導著中國旅游發展方式、發展質量的轉型。另一方面，現代科技進步，改善人們旅游出行條件和接待設施水平，進一步刺激著旅游需求的變化，也誘致著新資源要素投入到旅游產 業系統中來。例如，交通方式決定旅游方式，交通方式變革與高速時代的來臨，正在急劇開拓著中國旅游發展的新空間和新格局(魏小安，2010)。因此，基于游憩需求變化與科技進步的視角，是可以佐證“旅游資源是游憩需求變化與科技進步的函數”這一論斷。

3　確立科學的旅游資源觀

資源是相對于人類生存和發展需求而提出的概念，是人地關系發展的產物。資源的本質在于其對于人類的價值。旅游資源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源泉之一。自然界演化與發展為人類提供了豐富多彩的自然遺產和自然景觀場景；人類自身發展有著厚實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生態文明的積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的成果，總是從人類戰勝災難、邪惡、黑暗、腐朽、落后的過程中逐步積累沉淀下來，成為可世代傳承的文明，夯實著人類發展的堅實基礎，服務著人類走向充滿挑戰和期待的明天。隨著人類對全球變化導致地球表層生存環境受到威脅趨勢日益加劇的覺醒，21世紀已成為人類價值觀大融合、大變革、大轉型的時代。價值觀的轉型必然誘致人類生活與生存方式的轉型，從而引領著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變革方向。在這樣一個變革與發展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旅游發展及其所依存的資源基礎也在變化。為此，需要有一個更為開闊的思維視角看待和審視旅游資源的內涵與外延的變化。

3.1　旅游資源的認知要堅持核心價值導向

鑒于旅游產業橫跨一、二、三次產業的綜合性與位居戰略性支柱產業的高端性，進一步發展旅游產業，需要統籌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的成果和要素資源，以納入旅游產業系統中來，為旅游業所利用，創造新的旅游消費熱點。

從文明發展的進程看，旅游資源既要關注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的物質層面，也要關注精神文明的成果，還要高度關注生態文明的成果。基于游憩需求變化和科技進步的視角，一切人類文明的成果都可以納入旅游資源的范疇，以創新出更多應對市場需求的旅游產品，但過于類型化而忽視資源體量規模、集聚組合特征的資源分類標準，有可能產生旅游投入的誤導，關鍵是善于發現和認知具有一定區域性、地域性的競爭型旅游資源及相關要素而加以統籌開發。旅游資源的判別仍然要堅持“吸引力、可體驗(可開發)、可產生價值”為核心的旅游資源內涵的價值取向。統籌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成果與要素資源為旅游業所利用，要看其吸引力大小，開發利用的可能性，以及產生效益的程度。

旅游資源判別與認知的科學標準，尤其是客觀量化評價標準，仍然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學術命題，首要關注的是資源的游憩價值。可旅游、可體驗、可休閑享用的資源，才能納入旅游資源的范疇。中國各地旅游發展的實踐表明，許多納入旅游資源范疇的具有文物價值、生態價值、自然遺產價值的資源實體，不一定等價于游憩價值，不一定帶來人們所期待的旅游收益。旅游資源游憩價值的評估，貨幣化核算是一種值得關注的計量評估趨勢(于洋等，2009)。學術界探討的旅行費用法(TCM)、支付意愿價值評估法(CVM)、享樂定價法(HBM)、費用支出法(EM)、效益轉移法(BIM)日趨成熟，中國旅游發展的技術經濟參數的積累，尤其是高等級旅游景區發展的基礎數據已有相當積累，可以提供許多有價值的實證參數。因此，要推進旅游資源貨幣化核算的評估進程，修訂旅游資源評價的主觀經驗尺度，提高旅游資源、資產評估的科學性。

3.2　旅游資源開發要堅持產品導向的原則

旅游資源與旅游產品之間包容與互動的復雜關系，是資源開發進程中需要慎重研究的命題。游憩需求導向將一些要素資源納入了旅游資源的范疇。旅游資源與游憩需求導向的吻合性，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旅游資源實體開發的適宜性；科技手段使得資源轉型為產品成為可能。旅游資源是產品的原真素材，旅游產品是資源加工或組合包裝、融入勞務要素的復合集成品或加工制成品。旅游資源能否轉化為旅游產品，涉及的因素更為復雜。

實踐表明，旅游資源與旅游產品不存在對等性，一流的開發理念與人才完全可以把二流的旅游資源開發為一流的旅游產品。同時，旅游產品對旅游資源不存在依賴性，旅游產品開發對象不限于旅游資源，應更多地關注市場需求變化、關注旅游追求實現的條件。尤其是度假型旅游產品，一旦具有合適的市場區位條件和一定的土地資源條件，休閑度假型旅游產品就會誕生。迪拜度假基地的形成，就是一個獨特的，值得人們持續關注的案例。資金、策劃、管理等要素通常成為營造一流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條件和要素資源。

堅持旅游資源開發的產品導向，就是要基于游憩需求的市場變化趨勢，從旅游資源屬性與旅游產品相適宜性角度，設計資源開發的模式和產品實現的路徑；從開發環境和條件的視角探討資源轉型為市場需求產品的適宜性，以開發出能夠滿足不同游客游憩需求和體驗的旅游產品群；還要從機會成本的視角探討和評估旅游資源開發風險性和不確定性，以規避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潛在風險。

3.3　旅游資源利用要維系其可持續性

關注旅游資源利用的可持續性，既是一個倫理學命題(道德平臺)，也是一個經濟學命題(經濟平臺)，還是一個技術經濟學命題(科技平臺、管理平臺)。旅游資源的利用方式，是一種體驗式為主的利用方式，應該更有利于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然而現實中許多案例表明，一些自然名勝風景地或文化遺產地，一旦被開發利用，就陷于了利用不持續的尷尬。

可持續利用是國際通行的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基本準則。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既涉及數量管理(承載力)、質量管理、區位改善、設施完善、危機應對等微觀層面，又涉及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頂層目標的宏觀協調。早在20世紀90年代，國際旅游學界就提出了旅游可持續性的分析工具(Wight，1998)，強調旅游資源要在旅游者、當地社區和生態環境之間形成一種和諧平衡的關系，并引入了承載力理論，以尋求社會承載力、經濟承載力以及環境承載力容許的范圍內對資源進行可持續利用。為此，要科學設定承載力門檻閥值(LAC)、加強旅游者負面影響的管理(VIM)、營造良好的旅游體驗環境和資源保護(VERP)、實施環境影響評估(EIA)和累積效應評估(CEA)，以監測旅游資源利用及其質量變化的趨勢，維系旅游資源利用的可持續性。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賦予了旅游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新的使命和責任。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倡導低碳旅游發展方式的新時代背景條件下，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不僅要關注資源的旅游承載力，還要關注旅游資源利用過程中的節能減排、旅游碳匯體驗環境的培育以及引導低碳旅游消費方式，建構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低碳、微排模式。

篇2

胡亞娟，女，（1984.11-），漢，籍貫：河北石家莊，碩士，研究方向：旅游規劃開發。

摘 要：本文立足于勉縣實際情況，從旅游資源、空間組合、生態環境、交通區位以及服務設施四個方面入手，分析了勉縣開發三國文化旅游的優勢所在，為今后勉縣的三國文化旅游發展提供一定的指導作用。

關鍵詞：三國文化；文化旅游；旅游開發

勉縣是漢中旅游資源較為豐富和開發條件較為優越的地區，也是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組合度最高的地區。隨著電視劇《三國演義》和相關電影的放映，衍生出諸多三國主題旅游產品，掀起多次“三國文化旅游”熱，這給擁有諸多三國文化旅游資源的勉縣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發展機遇。總體而言，勉縣開發三國文化旅游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優勢：

1、文化資源優勢

武侯墓祠、馬超墓、定軍山、古陽平關、諸葛亮讀書臺等三國歷史遺跡眾多，是實實在在的三國文化遺址遺跡，并且旅游資源品味價值高，文化內涵豐富。

武侯墓位于中外聞名的古戰場――定軍山下，是中國歷史上三國蜀漢丞相諸葛亮的墓冢所在地，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每年一度的傳統清明廟會，前來祭祀諸葛亮的八方游人十余萬眾云集，表達對諸葛亮的崇敬與懷念。

武侯祠是紀念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三國蜀相諸葛亮的祭祀祠廟。是一個古建形式多樣，布局嚴謹有序，中軸對稱規范，建筑規模宏大，文物眾多的三國著名勝跡，位于勉縣城西3公里處的108國道邊。始建于蜀漢景耀六年，是全國眾多武侯祠當中建祠最早且唯一由皇帝（蜀后主劉禪）下詔修建的祠廟，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AAA級風景旅游景區。

馬超墓，是我國歷史上三國蜀漢五虎上將馬超的陵園。位于勉縣城西2公里處的108國道旁。西與武侯祠毗鄰，墓前有歷代祭祀的祠宇。總占地30余畝。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陜南主要旅游景點之一。

馬超墓與武侯祠、墓構成了漢中三國文化旅游的主體。凡來漢旅游者，若不到此一游，豈不憾哉。此外，這里還有聞名天下的古戰場定軍山，漢中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古陽平關，這些旅游資源都為三國文化旅游開發提供了多樣的旅游資源基礎。

2、空間組合優勢

勉縣的三國遺址分布較為集中，空間分布跨越不大，資源整合較為容易，易于組織游線。其中，武侯祠和馬超墓祠距離很近，武侯墓和定軍山距離很近，此外，還有諸葛亮讀書臺、古陽平關等，這些景點都位于勉縣縣城以西，再向東還有劉備設壇處、諸葛亮制木牛流馬處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景點都分布在漢江岸邊，旅游線路宛若天成，非常自然，所以，這也是勉縣開發三國文化旅游的特大優勢之一，是其他有三國文化遺址的地區所不能相媲美的。

3、生態環境優勢

雖然三國文化旅游屬于文化旅游范疇，但是對于旅游地而言，出色的生態自然環境作為文化旅游資源的載體，為文化旅游的開展錦上添花。勉縣就是這樣一個既擁有價值很高的三國文化旅游資源，又擁有優美的生態自然環境的境地。勉縣北、西、南三面環山，中、東低平，地形復雜多樣。山地地區溫差變化大，中部平川地區溫潤多雨，無嚴寒酷暑。整個勉縣的自然條件格局可以大致用“三山二水”來體現出來。勉縣動植物資源豐富，素有“生物基因庫”、“秦巴聚寶盆”之稱。

這里有多處自然風光優美的風景區，如云霧山自然風景區，群峰疊障，萬壑竟秀，竹木繁茂，飛瀑競流，更是珍禽異獸的樂園；黑龍潭自然景區，該峽谷人跡罕至，原始的自然生態風貌保存較好，奇山異水共同構成了該景區奇、險、峻、幽、秀的神奇特征。除黑龍潭外，周邊還有鳳凰臺、鯉魚石、百年巨楓、鳳凰蛋以及美女曬羞、黑風洞、黃風洞等。這是一處具有很高開發利用價值的自然生態旅游處女地。再如紅巖溝風景名勝區，植被茂密，山清水秀，氣候涼爽，溝內流水清澈見底，山路崎嶇，鳥語花香，山、水、洞、潭等自然景觀融為一體，有華山之險、峨嵋之秀、黃山之美、泰山之峻，讓人流連忘返；還有怪石林立，林木蔥蘢的盤龍洞自然景區等等。

可見，勉縣的三國文化旅游的開發也具備了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條件，將是自然與文化完美結合的理想典范。

4、交通區位優勢

交通因素是區域旅游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勉縣地處三省交界地帶，現有陽安鐵路、西漢高速公路和108國道等對外交通聯系通道，此外，十天高速、隴漢高速和長林機場正在建設之中。屆時勉縣將形成以航空、鐵路、高速公路為主的交通體系，將大大縮短與周邊城市的時空距離，特別是與西安、成都、漢中、安康、寶雞、天水、十堰等城市。便利的交通條件可以輻射周邊的旅游市場，使得大規模的熱愛三國文化的旅游者可以方便、快速到達目的地。

5、服務設施優勢

篇3

一、新疆旅游發展目標及文化旅游資源

(一)新疆旅游發展目標2011年5月25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政府在烏魯木齊市召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旅游產業發展大會。會議總結新疆十一五旅游發展工作，研究部署十二五旅游發展工作，使旅游業成為調結構、促就業、惠民生的支柱產業，推動新疆旅游業在新的起點上實現跨越式發展，努力把新疆建設成為中國西部旅游勝地和我國重要的旅游目的地I。

十一五期間，新疆旅游綜合實力大幅提升，帶動作用明顯增強，基礎設施建設力度不斷加大，接待能力不斷提升，旅游品牌效應已經顯現，旅游管理水平不斷提高，服務質量明顯提高，旅游環境整治取得初步成效。同時，新疆旅游資源開發挖掘得還不夠，旅游精品少、產業規模小、經營粗放、管理水平不高，尤其是旅長游短問題還比較突出。十二五時期是新疆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關鍵時期，要立足新疆實際，刻不容緩地推進旅游產業的大發展。

張春賢要求，新疆旅游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和自治區黨委七屆九次、十次全委(擴大)會議精神，緊緊圍繞建設旅游大區目標，堅持改革創新，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發展質量，建設一批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旅游精品名牌，努力把旅游業培育成為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改善民生的重要富民產業和人民群眾更加滿意的現代服務業，把新疆建設成為我國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十二五期間新疆旅游產業發展總體目標是：到2015年實現接待國內游客8000萬人次、入境游客200萬人次，旅游總收入突破850億，力爭達到1000億，占新疆GDP的比重在8%左右，占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在20%左右，旅游從業人員力爭達到50萬人以上，帶動200萬人就業。按照規劃，十二五期問，新疆旅游業各項指標基本上至少翻一番。

十二五開局之年，新疆的旅游業發展目標：接待國內游客3500萬人次，入境游客130萬人次，同比分別增長15%、22.5%，旅游總收入達到350億元[21。

(二)文化旅游資源的界定

郭來喜認為凡是能為人們提供旅游觀賞、知識樂趣、度假療養、娛樂休息、探險獵奇、考察科研以及人們之間友好往來的課題和勞務的都可以稱為旅游資源圈。

國家旅游局旅游資源開發司將旅游資源定義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凡是對旅游者產生吸引力，可以被旅游業開發利用，并產生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各種事物和因素。

無論是旅游資源還是旅游資源文化學術界沒有給出確切的概念，筆者認為文化旅游資源和旅游資源在某些時候是可以等同的，因為旅游資源是自然界存在的而被人類發現并利用起來的自然資源和人類社會生產生活過程中創造出來的資源都是被人們用于旅游所需，而在自然資源被開發利用的過程中就已經賦予其文化的內涵。而文化本身就是一種資源，所以說旅游資源和文化旅游資源界定不是很明顯。從本質上來說，則是文明達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生活方式，是一種文化現象，一個系統，是人類物質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一個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因此，文化已成為了新疆現代旅游業的一種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資源。

文化旅游資源不僅具有旅游資源的基本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化的內涵，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學者們對文化旅游資源的概念主要是以旅游資源為中心，介紹旅游資源的文化內涵，文化特色、文化屬性、文化構成等嗍。

新疆旅游資源更具有獨特性、完整性、豐富性和人文性。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交匯融合，民俗文化、地域文化、屯墾文化交相輝映。要把旅游業作為重要突破口，加快轉型跨越發展步伐已刻不容緩。

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是文化的載體，沒有靈魂的旅游是蒼白的。因此，在促進旅游與文化融合發展方面，特別是深挖文化內涵方面新疆還需做多方面的探索，通過文化促進旅游業發展。新疆應當把發展文化旅游業作為推動經濟轉型的戰略選擇，著力變資源優勢為產業優勢、經濟優勢，實現把旅游業作為新疆戰略條件形成了與內地迥異的旅游資源。

二、新疆文化旅游資源的分類及優勢

新疆被列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有阿爾金山自然保護區、喀納斯自然保護區、天池自然保護區、艾比湖濕地自然保護區、西天山庫爾德寧自然保護區和梭梭林自然保護區等，具有別具一格的景觀。近年來，新疆旅游業呈現出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特別是2010年，新疆旅游實現了三個突破：接待國內游客突破了3000萬，入境游客突破100萬人次，旅游總收入突破300億元，創歷史最好水平。2010年旅游總收入相當于全疆GDP的5.6%、服務業增加值的17%。全疆旅游直接從業人員25萬人，間接從業人員100萬人。

旅游產業正在成為新疆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已經完全具備把旅游業作為戰略性支柱產業的條件翻o(一)文化旅游資源的分類從此表可以看出新疆文化旅游資源的自然資源中生物類占絕對優勢，在人文資源中風情勝地類資源占有優勢，而文化旅游資源的內涵無不反映在人文旅游資源的各種類型中，成為這里獨特的潛在的和正在開發的旅游產品。旅游業是個脆弱的產業，受經濟以及政治等大環境影響嚴重，所以要根據當年的國家及世界政治和經濟的大背景及時有效地調整旅游政策，發展當地游，促進國內游，擴大內需。薪疆旅游正處在大建設、大開發、大發展的歷史機遇期。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進一步明確了新疆在新時期的戰略定位，將加快推進形成國內外游客通過新疆西進東出和東進西出的新格局。新疆作為亞歐大陸橋上重要的旅游通道、集散中心和旅游目的地的地位正在加速形成。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樹立新疆理念、創造新疆效率將成為新疆旅游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內在動力。目前新疆旅游產業發展格局已經基本形成，逐步形成了以絲綢之路為主線、五區三線為重點的旅游發展空間布局，打造了喀納斯、喀什、天池、葡萄溝、那拉提、賽里木湖等一批在國內外影響較大的旅游景區，已經成為新疆經濟新的增長點。

(二)新疆文化旅游資源分析

一種文化現象可直接導致一種旅游資源的生成，而天然的旅游資源也會因為有文化的修飾潤色而更具可觀性。文化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客觀物質世界與主觀精神世界的心物交融的結果。

新疆旅游發展要突出特色、打造精品，突出打好區域特色、民族特色、文化特色這幾張牌;繼續重點建設好喀納斯、天池、吐魯番、喀什、那拉提等一批國家級乃至世界級旅游景區和景點;建設好烏魯木齊、吐魯番、喀什、克拉瑪依、石河子等一批特色旅游城市;不斷豐富冰雪旅游產品，建設冰雪旅游基地;積極推進生態旅游示范區，推進特色旅游基地建設。

1.濃郁的民族特色

新疆有維吾爾、漢、哈薩克、回、蒙古等55個民族，各民族不斷融合發展中形成了不同的風俗，同時民俗文化旅游是我國民族地區旅游資源開發的重要內容，有著廣闊的市場潛力和發展空間，而在新疆少數民族文化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同時新疆作為我國少數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開展民族風情游上更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2.地域文化特色

新疆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區，錫伯族素有好騎善射的美譽，據了解我國許多優秀的射箭手大多來自查縣，同時在新疆錫伯族又被稱為天生的翻譯家，他們大多都會說維、哈、漢、錫伯語等。

傳統的哈薩克族是一個以游牧為主要生計的民族，與游牧相關的物質非物質民族文化是其文化的一大特色。尊重自然、遵循規律的生活習慣等共同構成了哈薩克族獨特的民族民俗文化資源，成為開發民俗文化旅游的重要寶庫。

3.冰雪風情

新疆具有豐富冰雪旅游條件，新疆已形成天山北坡滑雪旅游區、阿勒泰滑雪旅游區及塔城、克拉瑪依滑雪旅游區三大滑雪片區。從2010年11月至2011年2月底，各大滑雪場已接待游客300萬人次。冰雪旅游的收入也在旅游整個收入中基本占到了六分之一。全疆已經擁有滑雪場一二百家，其中上等級的滑雪場23家。烏市周邊已經形成了絲綢之路、白云、天山天池、雪蓮山、維斯特為龍頭，五棵松、陽光運動等滑雪場為遞進的連線成片態勢。

2006年，為整合新疆冬季旅游資源，自治區旅游局聯合民航新疆管理局、體育局等，在全區各地州市支持下，成功舉辦了首屆冬季旅游產業博覽會。如今，中國新疆冰雪旅游節暨冬季旅游產業博覽會已由新疆地方性節慶展會升格為國家級節慶活動，成為中國西部冬季最大最具規模和影響力的旅游專業展會。現在冬博會成為一個標志，每年舉辦時即表明新疆冬季旅游揭開序幕，隨即烏魯木齊絲綢之路冰雪風情節，天池冰雪旅游節，哈密冰雪旅游節、阿勒泰冰雪旅游節、阿勒泰國際滑雪節、福海冬捕節、喀納斯冰雪風情攝影節等一系列緊扣冬季旅游主題的地州冬季旅游節慶活動陸續在各地展開。新疆冰雪旅游十年磨一劍，產業不斷發展壯大I8]。

4.軍墾文化特色

軍墾是指1950年中國奔赴新疆的多個地區進行的開荒生產和建設。而軍墾旅游一般是指游客在軍墾景點參觀軍墾遺跡和了解軍墾文化的旅游行為。它屬于一種特殊的紅色旅游類型。實際上，軍墾旅游所依托的旅游資源就是兵團軍墾文化。其精髓就是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奮斗，開拓進取。

三、新疆文化旅游資源開發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旅游資源優勢還未充分挖掘目前傳統的觀光旅游仍是新疆自然景觀為主的旅游產品，看草原、森林、雪山、騎馬、逛紀念館，進行走馬觀花式的游覽。這種旅游方式與真正領略、了解新疆文化相距甚遠。一些旅游經營企業因受到資金及技術的影響，不能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歷史文化內涵，新疆的冬季旅游資源還未充分挖掘，沒有顯現出具有鮮明西域特色的冬季旅游，同時大多基礎設施落后，安全設施較差不具備吸納區外和國外游客的能力。

(二)旅游產業內部結構發展不和諧新疆各旅游景點大多路途較遠而且又分散。接待景點的道路狀況比較差;旅游景區內住宿接待設施普遍落后，賓館數量少，級別低，此外近幾年涌現出一大批農家樂形勢的餐館，雖然符合旅游者樂于體驗農家生活的愿望，但普遍存在設施簡陋，清潔衛生不過關，服務不規范現象。其次旅游業發展中面臨的生態污染問題更加突出。

(三)旅游產品開發種類不豐富，旅游商品缺乏特色和新意眾多客人抱怨能買的只有小花帽、葡萄干等。

民俗風情旅游資源挖掘不深不透。目前僅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錫伯族等少數幾個民族開發了一些民俗產品，新疆文化旅游發展路徑選擇圍繞其他少數民族的民俗民風的開發相應的旅游產品十分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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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水體旅游 旅游資源 無錫

水是自然分布最廣、最活躍的因素之一，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塑景、構景因素之一。 并非任何水都有能構成水體旅游資源，只有水體自身具有優美度，合理開發才可以構成旅游資源，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水體旅游資源:一是從研究的背景;二是國內研究者對水體旅游資源的研究的進展與現狀的分析;三是國外學者對于水體旅游資源的研究的進展;四是筆者研究無錫水體旅游資源的研究目的與意義。

一、研究背景

現代旅游業始于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50年代,世界旅游業開始具有一定的規模;20世紀60年代,旅游業加快了發展速度,一躍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遲景才一,1998)。地區旅游業的發展,是以當地旅游資源作為其基本條件的,而水體作為旅游資源中最為重要的元素之一,她對地區旅游業發展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海濱勝地一直以來就是世界上旅游業最發達的地方,從夏威夷的威基基海灘到印度洋的印度尼西亞群島,再到西班牙的黃金海岸,都使旅游者趨之若鶩。我國海岸線曲折綿長,岸外島嶼眾多,海岸地貌類型齊全,海岸帶南北縱跨三個氣候帶,擁有許多旅游價值很高的風景區,如山東的青島、浙江的舟山、海南的三亞等都是聞名中外的濱海旅游勝地。同時,我國也是一個多湖、多庫、多河的國家,但己進行旅游開發的還為數不多,目前已形成一定規模的湖庫旅游接待地有長江三峽、浙江淳安千島湖、昆明滇池、黃河小浪底、杭州西湖等(胡衛華,2005)。全國可供旅游開發的島嶼有300余座,現在只開發70余座(周福全,2003);水體旅游在我國開發潛力巨大。從世界旅游發展的大趨勢來看,水體旅游在旅游業中的地位正在逐步提高。這是因為近十年來,世界旅游和中國旅游的消費特征己有了很大變化,休閑旅游正成為重要的發展方向(冉斌,2004)。世界旅游正由傳統的觀光型為主向度假休閑和互動娛樂型轉變,而濱水地區則是開展休閑度假及互動娛樂型旅游項目最為理想的場所。特別是近幾年來,在原有山水觀光、濱水度假的基礎上,人們利用水的自身特點,開發出了諸如海水浴、溫泉浴、潛水、漂流、滑水、沖浪等活動,以及滑雪、雪橇、冰橇等豐富多彩的旅游項目,水體旅游得以發展迅速。

二、國內研究進展

國內水體旅游資源的研究進展與蘊藏豐富的水體旅游資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對于水體旅游資源的研究尚處于初始階段。迄今為止,國內大多數專家學者的研究尚停留在對某個具體旅游資源或景區的開發利用的層面,如金海龍、許豫東(2002)對新疆博斯騰湖;李著華、楊敢等(2002)對貴州劍江風景區;王健飛、鄭福云、沈光(2004)對黑龍江鏡泊湖風景區;方增福(2004)對云南撫仙湖;李凡,李森,楊儉波(2002)對廣東云東海湖區;王嗣均、程玉申、沈滿洪(2001)對杭州的運河段等等都做過旅游開發方面的研究。此外,對于某個城市、某個區域的水體旅游資源國內學者也有較多的研究,吳雁華、傅樺(2004)對北京城市水系的特點、旅游開發與保護做出過研究;黃靜波(2005)對彬州市水體旅游資源進行了評價和開發利用的研究;熊元斌(2004)根據湖北省水體旅游資源的特色和價值提出過開發對策等,但是這些研究大多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對該區域的水體旅游資源做了一個總體評價,并沒有采用定量的方法對所研究區域的水體旅游資源從數量、類型、品質等方面進行系統的研究。此外,國內的有關專家學者對于水體旅游的某些方面還是做出過深入的研究,如張西林、傅蓉、曾憲文(2003)對水庫的旅游的開發,袁林(2004)對水體旅游的功能與開發,李海燕(2004)對水文化與人們的游觀心態之間的關系,崔鳳軍(1995),俞穆清、田衛、孫道瑋等(2000),劉會平、唐曉春、蔡靖芳等(2001),姜加虎、黃群(2004)等對水體旅游區環境容量的測算等都做過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吳殿廷等人出版發行了國內第一部,也是目前惟一一部水體景觀研究專著―《水體景觀旅游開發規劃實物》。

三、國外學者的研究進展

國外水體旅游資源的研究進展國外對旅游開發的研究始于上世紀30年代中期的英國,主要是對旅游項目及市場做出評估,而后到了20世紀70年代,世界旅游組織出版了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技術指導手冊《綜合規劃》(Integrated Planning)和匯集了全球旅游規劃調查案例的《旅游開發規劃明細錄》(Inventor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s),對旅游開發的研究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期。水體旅游作為旅游開發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大多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水體景觀設計的研究:如John Ormsbee Simonds（1990)對水體景觀設計原理進行了闡述；濱水地區的旅游開發:濱水開發在國外發達國家己有幾十年的歷史,積累了豐富的理論與實踐經驗,有的國家還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如美國的水濱中心等,此方面的研究也頗為豐富,如Jonathan Barnett(1987)研究濱水地區城市設計導則的制定(1987)；海洋、海灘的旅游開發:如C. Nelson、R. Moran、A. Williams、J. Wood(2000)指出旅游、漁業、冒險是海濱地區的三大主要用途等。

四、對無錫水體旅游資源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無錫是著名的風景旅游勝地。無錫擁有豐富的水體旅游資源,但是筆者查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后發現盡管有些學者對于環太湖帶的旅游資源做了一些研究，以及對于運河部分也有一些探索但是至今仍沒有哪位專家學者對無錫水體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做過系統的研究。而在旅游發展上，今后五年，無錫旅游發展目標分為兩步實施。第一步，在2008底以前，全面啟動休閑名城建設，積極提升旅游業，大力發展休閑業，使旅游休閑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在全省全國率先建成旅游強市。第二步，在2010年底前，實現旅游休閑產業蓬勃發展，旅游休閑環境整體優化，旅游休閑城市品牌更加凸現，旅游休閑產業主要發展指標在全國躋身前十位， “最適宜旅游度假的休閑名城”初具規模。繼續辦好中國徐霞客國際旅游節、無錫太湖旅游節等重大節慶活動，著力提升無錫城市品牌。而無錫的旅游宣傳口號就是“無錫充滿溫情和水”。水體資源就是使無錫向休閑度假型旅游發展的一個很好的載體，水體資源是開展很多娛樂型活動的最好的場所。而且在旅游開發過程中的保護工作仍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對于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湖泊水質的富營養化導致大面積的太湖藍藻出現，從而對資源造成了很大的破壞，這樣對于水體旅游資源的保護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筆者希望通過運用旅游規劃學原理從開發戰略、空間發展框架、項目及形象策劃、市場開發策略、保護措施和景區環境容量等多角度就如何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湖州水體旅游資源做深入細致的研究,為無錫水體旅游未來的發展規劃藍圖。同時也期望本研究成果能為今后相關人士研究其他地區水體旅游資源時起到一定的指導和借鑒作用,并提供案例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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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遲景才:改革開放20年經濟探索[M].廣東旅游出版社,1998

[3]崔鳳軍:環境承載力論初探[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第5卷第1期,1995(3):76～80

[4]鄧建勝:太湖污染八年未除水質持續惡化[J].人民日報―華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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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產業;初始條件;轉型;張家界。

“進入21世紀，我國旅游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有了明顯變化。概括地說，旅游業正處于一個黃金發展期、產業轉型期、戰略提升期、矛盾凸顯期。”［1］旅游產業轉型是學術界討論的一個重要課題，研究成果較多集中在經濟體制轉型的總體背景下旅游產業發展趨勢(馬波，1999)、產業政策(唐留雄，2006)、面臨的問題(馬波，2007)、發展模式(夏衛紅，劉嗣明，2008)等方面，此外，張輝等(2005)對轉型時期的環境、制度與模式等問題予以關注。上述成果實際上討論的是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假設條件下旅游產業轉型的共性特征，然而共性特征并不能掩蓋旅游產業發展初始條件的差異所造成的轉型路徑與績效的差異，因此，旅游產業轉型的初始條件及其對轉型的影響是研究旅游產業轉型極其重要的一環。

一、張家界旅游產業轉型的初始條件。

中國的旅游產業轉型在本質上是一個以產業現代化為目的的旅游體制轉換過程，體制轉型與產業發展密不可分，體制轉型是產業發展的基礎和保障，而產業發展也為體制轉型創造條件和動力，它們共同統一于旅游產業轉型過程當中。旅游產業轉型的初始條件則是旅游產業發展的物質基礎。初始條件是自然科學經常使用的一個學術術語，它是指產生某個結果的所有原始條件的總和。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按照世界銀行的說法，初始條件主要是指轉軌國家從計劃走向市場的最初形態，如轉軌開始時的人力資本存量、法律結構、法制意識及經濟結構等。轉型經濟學也注重對初始條件的研究。“經濟轉型的過程是一項復雜的社會運動，它涉及多個方面的制度變遷，而各個小的變遷又與變遷的初始條件、變遷的過程，以及變遷的結果及其評價等各個方面相聯系，這就決定了社會轉型必定是異常復雜的，甚至難以從純經濟一個方面加以解釋。”［2］在旅游產業轉型研究中初始條件與世界銀行所講的初始條件相關但并不完全相同。在這里，初始條件是指轉型初期的資源、歷史文化傳統及地緣、產業結構、制度等的總稱，它既是旅游產業轉型的前提和條件，又是旅游經濟增長的結果和前提。

(一)資源因素。

旅游產業研究中的資源是指旅游資源。旅游資源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具有不同的內涵。傳統旅游業的旅游資源觀比較典型的是國家旅游局和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制定的《中國旅游資源普查規范(試行稿)》中對旅游資源的定義:“所謂旅游資源是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凡能對旅游者有吸引力、能激發旅游者的旅游動機，具備一定旅游功能和價值，可以為旅游業開發利用，并能產生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事物和因素。”按旅游資源的成因或其屬性分類，旅游資源分為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旅游資源兩大類型。前者是指地貌、水體、氣候、動植物等自然地理要素所構成的、吸引人們前往進行旅游活動的天然景觀，具有明顯的天賦性質;后者內容廣泛、類型多樣，包括各種歷史古跡、古今偉大建筑、民族風俗等等，是人類活動的藝術結晶和文化成就。現代旅游業中除了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外更注重挖掘當代各種社會資源(工業、農業、文化、科技、教育、康體、重大節事、現代科技成就、軍事工程等等)，依托整個現代城鄉環境，依托日新月異的現代科技，不斷擴大旅游供給的品種和質量。社會資源無限論為旅游的可持續發展開辟了無限廣闊的前景。旅游資源的稟賦的差別形成區域旅游的特色。張家界旅游資源的特殊性可以從國家和國際社會對其資源品質的一系列認定中見出:1982年被批準為中國首個國家森林公園;1992年武陵源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2001年被命名為國家地質公園;2004年又被國際地質聯合會授予“世界地質公園”稱號。目前，張家界以森林公園、索溪峪、天子山三大景區為核心，以茅巖河、黃龍洞、天門山、普光禪寺等為衛星景區，景區總面積達500km，融山、水、洞和歷史文化、民俗風情為一體，是中國少有的大規模、高品位的旅游風景區。魏小安等(2002)在分析中國世界遺產(包括世界自然遺產和世界文化遺產)地的旅游時認為，世界遺產資源是中國旅游業發展的重要資源，是市場拓展的重要品牌，是發展全國旅游、帶動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3］。張家界因擁有世界自然遺產而使旅游產業得到快速發展。在開發張家界自然資源的過程中對現代科學技術的利用，不僅充分展現了自然景觀，增加了自然資源的價值，挖掘了旅游潛力，創造了宣傳效應，更重要的了豐富了旅游品種，形成了新的旅游社會資源。直升機兩次飛躍天門山的驚險表演，通過電視的直觀報道，吸引了世人的注目，激發了旅游者的探險心理。這個事件和由此生成的話題，已成為附加于天門山自然資源之上的新的社會資源，由此產生的旅游產業效益是可觀的。飛行事件是無形的資源，而橫跨山峰的觀光索道及觀光電梯，則是有形的新資源。張家界奇峰林立，神奇秀美，索道實現了多角度的觀覽，最大程度的展現了自然資源的特殊稟賦與其觀賞價值，“無限風光在險峰”，現代科技使游客的觀覽、獵奇心理得以滿足，而它本身也是新的旅游社會資源。土家風情園和大庸府城則很好地展現了土家民俗風情。據統計，張家界

開發旅游以來，游客人數由1989年56．5萬人次增加到2007年1878萬人次，旅游總收入也從1989年的2491萬元增加到2007年的實現旅游收入91.25億元，其中門票收入11．12億元。張家界旅游經濟效益是獨有的自然資源、以土家族苗族文化為主的人文資源和和利用現代科技開發出來的新的社會資源合力的結果。

(二)歷史文化傳統及地緣因素。

歷史文化傳統與地緣因素滲透在社會的思維模式和行為習慣之中，使人們在面對外部環境變化時作出不同的反應。它們對旅游產業轉型方式和績效的影響更為深遠，有可能加速或遲滯產業轉型的過程，進而影響了產業轉型的路徑和績效。隨著市場體制改革的深入，人們傳統的思維與行為習慣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但是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對制度變遷的反應程度也不一樣。張家界地處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區，是中國中西結合部，屬典型的“老、少、邊、窮”地區，2007年末總人口162．39萬人，少數民族人口就達117．68萬人，其中土家族103．17萬人、白族11．38萬人、苗族2.71萬人。張家界在開發旅游前區位閉塞，經濟落后。由于世代依山而居，形成固定的生活方式和穩定思維習慣，旅游景區的開發，打破了長期的封閉，部分居民抵觸心理嚴重，不愿搬遷下山，影響了景區的開發速度和整體規范。因此，開發初期，政府的參與是必要的，以政府為主的管理體制和模式適應了現實情況，有利于旅游資源的開發，這是其后產業轉型的必經階段。

(三)產業結構因素。

這里研究的產業結構包括三大產業結構和旅游產業內部結構。張家界1989年建市之時，第一產業的產值為47．0%，第二產業為18．7%，第三產業為34．3%，是典型的經濟落后的農業地區。第一產業占據主導地位，到1993年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后第一產業的產值為41．0%;第二產業為18.4%;第三產業為40．6%。也就是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初期張家界的旅游產業雖然有所發展但是速度緩慢，第一產業所占比例雖有下降但仍然占據最大份額。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張家界的第一產業的產值為22．7%;第二產業為21．1%;第三產業56．2%。從中可知旅游產業的主導地位已經完全確立。2006年三次產業比重由47∶18.7∶34．3調整為16．4∶24．2∶59．4。2007年時，一、二、三產業的比例分別為16．8%、23．8%、59.4%。從中可以看出張家界國民經濟增長從建市時的第一產業帶動演變為第三產業帶動的特征。相關研究表明區域產業結構與產業轉型具有很強的相關性。旅游產業具有門檻低、就業容量大而且靈活、產業帶動型強等特征，相比較而言在第一產業占主導地位具有豐富旅游資源的區域發展旅游業具有比較優勢。

張家界旅游產業內部的所有制結構從一開始就呈現多元化的形態。張家界旅游開發是在改革政策實施以后進行的，地方和部門成為旅游產業經濟運行中極其活躍的利益主體，在投資、上項目等方面擁有很高的積極性。同時，張家界是在非常薄弱的經濟基礎上發展旅游業，為滿足發展需要從一開始就大力引進資金并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產業開發，產生了多種所有制的企業。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既是旅游產業轉型的結果，也是其加快轉型力度的積極因素。

(四)制度因素。

張家界旅游產業是在旅游立市的定位以后得到快速發展的，地方政府在發展初期擔當了“先驅者”，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管理模式。中國特殊的所有權制度使得很多旅游資源和產品歸政府所有，并且在政府內部又有多個管理主體。首先，不同資源性質的旅游資源分屬不同的政府部門具體管理。如，1988年國務院正式確立武陵源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由建設部門管理;“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天子山和索溪峪自然保護區”、“公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由林業部門管理;“故居、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省委舊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普光禪寺、玉皇洞石窟群、老院子”等8處人文古跡由文化部門管理。由于歷史的原因，“風景名勝區”體系在旅游資源管理中占據主體。其次，具有不同資源特征的同一旅游資源同時由不同的政府部門具體管理。張家界的旅游資源在管理上呈現“多龍治水”，旅游、規劃、林業、國土、文化、宗教、建設、水利、環保等部門都有相應的管理權限。

張家界旅游產業是在政府主導推動下發展起來的，這種管理體制在旅游發展的前期對旅游資源的開發和保護、旅游景區的建設和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旅游產業是需求推動型產業，政府主導模式下不可避免要發生諸如資源配置效率低、企業發育水平低、產業效益水平低等問題，并且容易形成狹隘的利益集團。這是由于在旅游資源管理中，政府的各級各個管理部門都在扮演著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一是資源性資產的管理者和經營者;二是國家行政管理者。這兩種角色存在一定矛盾，影響了旅游產業轉型的速度和產業效益的增加。如黃龍洞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談判就長達8年之久。

二、旅游產業轉型初始條件對產業轉型。

的影響初始條件對旅游產業轉型的影響基本符合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規律，即歷史上已經形成的各種制度選擇將會對未來的制度變遷的路徑與績效產生影響，從而加速或遲滯制度變遷的過程［4］。初始條件對旅游產業轉型轉型的路徑和績效的影響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初始條件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影響。旅游業是一項極富特色的產業，是集“游、購、娛、吃、住、行”為一體的綜合性產業，旅游開發必然帶動各相關產業的發展，并推動區域經濟實力的成長。張家界依賴豐富的旅游資源在政府推動下發展旅游業，尤其在1993年以后隨著市場體制的確立，為促進張家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進行了系列的制度創新，如景區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這使旅游也迅速成為第三產業和國民經濟的主體力量，由經濟落后的農業地區成長為以第三產業為主的后工業地區，對于屬于典型“老、少、邊、窮”地區的張家界，這種變化顯示了產業轉型的效益，體現在旅游產業在GDP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尤其在2001年以后比重不斷增加，到2007年達到了60．3%。張家界地區在旅游開發之前除農業以外僅有的產業是林業，屬于一種資源輸出型的經濟發展模式，雖然也取得了經濟的一定增長，但環境退化、污染嚴重、產業結構單一、抗周期性經濟波動的能力較差，對獨特的地域文化加以保護和發展更是無從談起。在旅游開發之后，隨著旅游產業轉型進程的步伐，張家界不僅擺脫了舊的發展模式而且實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榮，使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互為依存。第二，初始條件對產業結構演進的影響。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將發生相應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表現出有序的階段性。首先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移動，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這些生產要素再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移動，這就是產業結構趨向高級化的演進過程。它反映了一定的人均國民收入和一定水平的產業結構的密切相關，即產業結構在經濟發展中的“高附加價值化”的趨勢，高附加價值的部門在產業結構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19年來張家界的產業結構變化，正體現了上述“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趨向。同時，勞動力的就業結構也隨著產業結構調整發生相應變化。三次產業產值結構的排序由第一、第三、第二產業轉變為更為高級的第三、第二、第一產業，產業結構基本實現了產業結構調整與合理化階段的任務，進入產業結構升級與高級化的階段。初始條件對旅游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①張家界旅游產業是在政府主導和市場運作共同協調得到成長的，即政府理性構建與市場主體自發演進共同作用調整產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②張家界是以獨特的山水風光為依托發展旅游產業，來張家界的旅游者大多數是觀光而來，但是隨著旅游需求的形式與規模的變化會帶來行業結構的調整。③張家界開發初期的多元主體所形成的多種所有制結構形式為旅游產業結構順利轉型優化提供了基礎條件。

第三，初始條件對旅游客流及收入的影響。20多年來，隨著高品位旅游資源的開發建設，鐵路、高速公路的修建與開通，華天、最佳西方等高檔次酒店的進入等，使張家界旅游發展的基本條件趨于成熟。1989年以來，張家界累計接待國內外游客10644萬人次，實現旅游收入430．13億元，尤其在加入WTO后旅游人數和旅游收入增長迅速。由統計數據可知，張家界旅游收入增長主要依靠客流增長，旅游收入增長與游客數量增長成正比。與此同時，地方財政和農民的收入也隨著旅游產業的發展得到明顯提高。張家界旅游業的主導地位雖然十分突出，但目前客流量已達到甚至超過旅游承載能力，受旅游環境容量限制，依靠增加客流增加旅游收入將受到限制，必將影響區域經濟發展。

第四，初始條件對旅游產業轉型路徑的影響。

一般情況下，中國旅游產業轉型是兩種力量推動的結果:一是受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中國旅游業發生轉型，這是旅游產業外部力量推動形成的制度上的轉型;二是受中國旅游產業發展的階段性以及旅游需求變化的決定，旅游產業發生轉型，而這種轉型是市場力量推動形成的，是一種旅游產業發展自身的變型。由于初始條件的差異，旅游產業轉型的具體路徑也呈現多樣性特征。內生制度變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是一種“自我深化”的鎖定過程，最初的結構性安排決定了今后的發展道路，由于存在充分競爭的完全市場和交易費用高昂的不完全市場以及制度報酬遞增產生的自我強化機制，制度變遷存在兩種不同的路徑:一條是相互依存的路徑，經濟沿著良性循環軌跡發展;另一條是閉鎖路徑，指制度向好的方向關閉了。經濟發展模式選擇是內生的，它無法超越“制度可能性邊界”，這就是所謂的鎖定效應。張家界依托豐富的旅游資源發展旅游業，旅游產業是其經濟的增長高地，成了經濟要素的集聚之所。在其巨大的吸納力作用下，各種經濟要素被固化在旅游產業領域，與此相對比，其他產業處于弱質和從屬地位，難以形成產業吸引力，發展機會明顯減小。當旅游消費需求升級時，單純觀光型資源的張家界旅游產業競爭力降低就不可避免。由于鎖定效應，觀光資源型旅游產業發展的應變性、適應性均較差，相反卻具有較大的發展慣性和超穩態性，不能及時應對市場需求變化。

張家界旅游業是依托山水自然風光以政府推動和市場運作的形式發展起來的，“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群眾參與”是目前張家界理想的運作方式。同時，由于受自身環境承載力和資源特征的制約，其轉型在遵循以滿足旅游消費者不斷變化的需求原則下，按照“初級階段單純觀光旅游———高級階段品質型綜合型觀光旅游———觀光、休閑、度假旅游———體驗旅游”，“點線旅游———板塊旅游”的發展思路并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提高張家界旅游產業素質。

三、結語。

首先，從旅游產業經濟學的角度看，初始條件對旅游產業轉型的績效產生了比較明顯的影響，但初始條件并不能完全決定產業轉型的績效。旅游產業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開放系統，旅游產業轉型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國家宏觀經濟環境、產業政策、人們的消費結構變化等。其次，對旅游產業轉型的初始條件和績效之間的關系應該以一種動態的、發展的眼光看待，不應偏重初始條件對轉型績效某一方面的影響。張家界在發展旅游業之初，落后的農業經濟為旅游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對于張家界旅游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但隨著旅游產業經濟的發展，低素質的勞動力大量進入旅游業又影響了旅游產業整體素質的提高，客觀上阻礙了旅游產業的轉型升級進而影響產業轉型的績效。綜上所述，對旅游產業轉型的初始條件應當根據各地具體情況加以全面客觀地認識，要根據特定的初始條件制定符合本地區的轉型戰略，這樣才能克服初始條件的不利影響，或者充分利用初始條件的有利方面推動旅游產業轉型的順利進行，相反，盲目克隆是注定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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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徽州古村落；保護；更新；可持續發展

1. 引言

由于徽州地理環境、經濟發展狀況、社會結構諸因素的特殊性和徽文化發展的自身規律，使得徽州地區至今仍較完整地保留了明清時期的鄉村原貌格局以及歷史、文化風俗信息，這里的人們也基本延續著傳統的生活習慣。所謂徽州古村落是指安徽省境內長江以南地區，在明清時期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民居、祠堂、書院、牌坊、水口等建筑群構成的村落。其分布的中心地帶為原徽州府一府六縣，即歙縣、黟縣、休寧、績溪、祁門和婺源六縣，又稱皖南古村落。徽州古村落是我國古村落保存面積最大、最完整的區城之一，其村落建筑水平之高、村落文化之發達、遺存之真實和完整，是其他類型的古村落無法比擬的，作為其中的典型代表，黔縣西遞、宏村以其保存良好的傳統風貌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徽州地區大多數村民都是聚族而居，宗族和血脈是村落社會、經濟發展和文化積淀的基本條件。村落的宗族譜牒記錄了各族姓發展延續的譜系和宗族的重大事項，供族人追本溯源，聯宗敘誼，達到增強內聚力的效用；宗祠、廟宇則不僅是空間布局的結構重心，也是族群生存的精神中心。這也就是徽州百姓大多花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來修建宗祠、修纂族譜的主要原因。

2. 徽州古村落的原始價值

眾所周知，農業社會里宗族的團結是宗族生存發展的重要條件，而要形成宗族成員的認同歸屬感，必須培養他們對土地的依賴性和眷戀感。培養人們對土地的感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依靠迷信，而風水就是適合這種需要的一種自然崇拜，一種萬靈論的拜物教。在風水術中，其認為自然地形、地貌和地物能決定生活在這地理環境里的人和他們后代的吉兇禍福，進而經常性把風水與祖先的陰陽宅聯系起來，自然崇拜與祖先崇拜結合。按風水空間模式“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即：“后忱靠、前朝對、左龍煞、右虎砂”。如龍川先人就曾對古村和眾川河進行大規模的改造，村落依山面河而建，形成了“枕山、環水、面屏”的理想風水環境模式，村落形態結構亦更趨合理完善。

徽州古村落景觀設計巧妙，聚落形態完美，選址幽靜，村落掩映于青山綠水之中，人作天成，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具有極高的景觀欣賞價值。古村落布局考究，往往著意模擬一些有意義的圖案，如歙縣里方村似銅錢，洪嶺似魚，績溪石家村似棋盤，黟縣西遞似船，宏村似牛，塔川村似塔，徽州唐模村似龍。其次，古村落現存的古祠堂、古牌坊、古民居并稱為“徽派建筑三絕”，它們是徽派傳統建筑的典型代表，體現了徽派建筑的最高建筑水平。作為徽州文化的物質載體，有著極其深厚的文化內涵。主要體現在豐富的體型輪廓和樸素淡雅的建筑色調、規整的平面布局和緊湊通融的天井庭院、精致優雅的雕刻裝飾(木雕、磚雕和石雕)及古樸雅致的室內陳設。再者，古村落中的徽州古典園林也獨具匠心。徽州古典園林主要指水口園林和民居園林。“水口園林”是指在村口溪水流出的地帶（即水口），借助村口天然的山體水溪，進行人工整理，鋪路植樹或置亭設坊，作為進村前的游憩之地，這在歷史上的徽州隨處可見，現在仍有不少古村落完整保存下來，體味到古徽州特定地理環境下因地制宜、依山就勢、相地構屋和就地取材的“天人合一”的人文思想。

3. 鄉村旅游定義及分類

要探究和弘揚徽州古村落中徽州文化的物質載體及深刻的文化內涵主要依附于鄉村旅游業的發展。鄉村旅游業是一種以空間為坐標的旅游分類，其內容涵蓋了旅游活動的各方各面。廣義的鄉村旅游是指農村居民的外出旅游，而狹義則是指在鄉村地區，以具有鄉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體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動。本文所側重研究的是狹義的鄉村旅游。根據旅游項目和活動內容，國內鄉村旅游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1）觀光游覽型：以參觀游覽農村民居村落、民俗風情、田園風光等為主題。該類型的鄉村旅游受景觀資源條件影響較大，但客源市場廣泛，如安徽的西遞、宏村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其影響力遠遠超出一般鄉村旅游的概念。所以古村落旅游是這類鄉村旅游的代表。

（2）參與體驗型：以參加農事活動，學習農業知識，體驗農民生活為主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采摘。該類型的鄉村旅游一般集中在城市周邊地區，受區位條件影響較大，但進入門檻較低，屬于鄉村旅游的初級產品。

（3）休閑度假型：以在農村環境中的休閑娛樂度假活動為主題，主要滿足城市居民日常（周末、短期）需要。該類型的鄉村旅游發展出了區位條件外，更取決于鄉村生態環境條件的優劣。

實際上這三種鄉村旅游類型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根據資源和市場條件，有機組合，有所側重，通過合理規劃組織，形成整體性的旅游產品。

4. 鄉村旅游與徽州古村落之間關系

4.1積極影響。

4.1.1物質形態保護。

徽州古村落的物質形態的保護包括：代表徽州地域建筑、文化特色的徽派民居；由道路、街巷及水系構成的傳統村落格局和空間形態；散落在村鎮中具有較高歷史、科學、藝術價值的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古村鎮所根植以農田、水系、山嶺等人工、自然環境為內容的田園環境。對于徽州地區而言，古村鎮之間或者整個地域的保護更為重要，只有保護好更大范圍的生態和文化背景，才能使古村鎮的風貌得到更好的傳承。

4.1.2非物質形態的保護。

古村落并不是為了吸引旅游者而建造的景觀。只是隨著社會的變遷，古村落居民世代保存下來的生活空間才得以成為景點，甚至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宏村、西遞）。徽州的非物質遺產主要集中在名人文化、傳統工藝、傳統民俗和徽菜等方面具有特色和突出價值。保護非物質遺產的難度很大，在現實中存在較多需要逐步解決的問題。

4.2消極影響。

相應的開發必然會觸動原有古村落的環境品質。要保護好古村落環境，不僅僅是保護幾棟有價值的老建筑。從本質上說，傳統聚落的環境品質得到延續和提升的保護意義所在，就是要求將干擾引起的變異控制在系統的自我適應能力之內。如果不能很好地處理保護和開發之間的關系，造成“過度干擾”和“極端變異”，那么旅游業發展的同時就會使這些傳統聚落逐漸失去自身特色。

4.2.1自然環境系統的干擾。

自然環境系統包括地理條件、氣候特征、自然資源等，前兩者受旅游的干擾較小，后者諸如植被、水體等自然環境所受干擾較大。長期以來，人們認為旅游是“無煙”工業，不會污染環境，但在現實中，許多旅游區環境嚴重污染、生態系統失調。小部分游客攀爬古樹、亂扔垃圾，綠色環境常常被白色垃圾所污染。出于生活和生產的需要，許多傳統聚落傍水而建，旅游發展后，有些為游客服務的行業經營者隨便排放污水、亂丟污物致使往日清澈的河水變得渾濁。更典型者，挖山填河，毀田砍樹，目的是修建公路、停車場、觀景臺或新的人造景觀。

徽州古村聚落是人與自然環境有機結合的產物，自然環境是傳統聚落賴以生存的基石，山體植被、河流水系、田園風光等遭受破壞顯然都與聚落的可持續發展相悖。

4.2.2人工環境系統的干擾。

人工環境系統包括住宅、公共建筑、公共設施等，它既是文化信息的載體，也是古村落旅游開發中最重要的物質資源。因此，在旅游開發中往往承受最大的干擾。

傳統古村落中一些村落存在環境臟亂，建筑年久失修等問題。在旅游開發部門介入后，村落環境得以整治、建筑修復并建設相應公共設施等，一定程度上是促進了人工環境系統的完善和發展。但是，正是由于旅游開發部門沒有很好的深入研究古村落相應的歷史背景，傳統模式，布局特征等，使得整治與修復工作存在許多破壞原有人工環境系統的現象。

另外，由于旅游業興起并攜帶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許多古村落原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與外來強勢文化的撞擊，逐漸形成商業化模式的古村落模式，缺失了原有古村落的淳樸性、真實性。

4.3兩者之間關系。

雖然旅游積極與消極方面的影響是利弊共存，且旅游業的發展又具有階段性，但是鄉村旅游業的發展對于很多因時間的流逝而處于衰落邊緣的徽州古村落是一個救命般的振興發展的良機，所以我們要研究的不是應不應該發展旅游業，而是如何揚長避短，擴大其積極的影響，并對其負面影響進行調控，以旅游業發展為背景進行古村落的保護。這不僅是研究旅游對古村落影響的根本出發點，而且這對于協調古村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具有指導意義。

5. 旅游業背景下徽州古村落可持續性發展

5.1處理好發展和保護的關系。

5.1.1開發與保護的相互聯系。

（1）保護是開發和發展的前提，保護是為了更好的開發。旅游資源是旅游者進行旅游活動的基礎和前提條件，一旦破壞殆盡，旅游業將失去依存的條件，也就無開發可言了。

（2）合理科學的開發是保護的基礎，也是旅游業發展的基礎。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資源保護歸根結底是為了更好的發展。因此，旅游資源必須經過開發利用才能招攬游客，發揮其功能和效益，具有現實的經濟意義和社會價值。資源保護的必要性只有通過開發才得以體現；開發是旅游業發展的先導，是旅游資源價值的充分體現。

合理的開發本身就是對旅游資源的保護。合理的科學的旅游資源開發，或對資源加以整修而非令其“自生自滅”，以延長其生命周期，對旅游環境進行改善、美化，增加其可進入性；或對歷史遺跡進行發掘、修復、保護；或對人文旅游資源如民俗進行資源搜集和整理。同時，資源開發促進旅游發展帶來的旅游收益的一部分返回資源地，用于資源環境的改造、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在這個意義上開發意味著保護。

5.1.2開發與保護的矛盾性。

（1）旅游資源的開發或多或少的會造成某種破壞。旅游資源開發對資源地進行的適度建設是以局部環境的破壞為前提的，破壞和開發在一定程度上是共生的。目前普遍存在粗放型的開發模式，使得積極的開發也會帶來破壞，而盲目的、掠奪性的開發造成的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更是對資源的嚴重破壞。

（2）從人為角度看，旅游資源的開發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為的破壞。因管理不善，資源地游客涌入量往往超過其承載力，從而給資源本身造成致命的破壞。

5.2實行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旅游發展就是在保持和增進未來發展機會的同時，滿足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當前的各種要求。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實質，就是要求旅游與自然、文化和人類生存環境之間的平衡關系使許多旅游目的地各具特色。旅游的建立發展不能破壞這種平衡，堅持做到“保護第一、合理利用”，“規劃先行”和“經濟、社會、生態環境效益并重”，并大力提倡村民的參與，其意義是使整個村落參與到旅游業中，使當地居民了解旅游業，參與它的決策過程并從旅游業中得到好處，從而達到增強積極影響、減弱消極影響的目的。

6. 結語

保護古村落內在的優秀傳統文化，意在使古村落的價值得以完整體現，正確處理發展關系，努力使徽州古村落這一歷史文化遺產延緩衰老、長久傳世。古村落的鄉村旅游開發都有其自身的優勢，應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開發自己的優勢項目，擴大宣傳力度，在進行規劃整治的同時，進一步探究徽州古村落的個性特征，進一步發掘古村落這一特有的是歷史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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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旅游；協同發展；認知分異；南京都市圈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3）02-0102-09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02.011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區域旅游的發展問題一直廣受關注，已成為旅游業發展的主要特點之一。但長期以來，國內的區域旅游合作都是基于一定行政區劃范圍的行為主體間的區域外部往活動，通過與其比或相對等的成員之間的契約關系，實現旅游要素的空間整合和優化配置。這種自上而下的協作方式難以保證區域旅游協同發展的成效，一維的行政力量亟須得到拓展和完善。相較于區位、交通等顯性條件，區域旅游發展中的文化驅動機制更具內在性和穩定性，文化資源和文化空間的跨行政區分布已是一種普遍的空間現象，文化旅游已然成為推進區域協同發展的重要動力。與一般意義上的區域旅游合作相區別的是，區域文化旅游的協同發展問題既要立足于區域協調發展的要求，更應關注區域文化的科學傳承和整合利用。其中，關注公眾對區域發展文化旅游的認知和評價，把握文化旅游的社會反應和需求基礎，變傳統的政府主導為政府主導、市場和需求為主體的發展思路，將對文化旅游和區域旅游的發展與繁榮大有裨益。因此，深入剖析區域文化旅游的發展狀態，分析文化旅游關聯要素在地區間的認知分異，有助于各地對發展文化旅游現實狀態和條件的統籌把握，形成更有針對性的開發思路和協同路徑。這一發展思路將對提升區域旅游協作成效、優化區域旅游空間關系發揮反哺作用。

1.相關研究述評

國外對地理空間的認知研究是隨著20世紀70年代感知與行為地理學的興起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對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段（Tuan）將其定義為地方本身所具有的特質及人們自身對地方的依附，包含了地方的客觀特征（即地方性，place identity）和人們的主觀認知（即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杰克遜和科斯格羅夫（Jackson&Cosgrove）對文化的主體地位進行了研究，提出要注重文化的內部運作、符號生產與價值內涵，進而考查文化的空間構成、空間秩序與空間競爭。而一旦空間成為可以被閱讀的文本，社會文化地理研究的關注點就不再僅僅局限于空間本身，而必須包括建構和解讀空間的方式。文化的社會影響和空間屬性構成了旅游影響空間分異的理論基礎，國外研究慣用居民居住地與吸引物之間的距離來解釋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及態度分異。貝爾斯勒和霍伊（Belisle&Hoy）對哥倫比亞圣瑪爾塔（Santa Marta）的研究發現，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和態度隨著其居住地離開旅游核心區的距離變化而變化，福克納和蒂茲韋爾（Faulkner&Tideswell）則認為，距離對居民旅游影響感知沒有顯著影響。國內相關研究則是從地理學的本質規律進行推進，揭示地域分異規律和地理空間的等級層次性。社會人文現象存在的等級層次分布的規律，主要體現在城市地域的等級層次和城市體系的等級分布上，而消弭等級分布造成的區域協作障礙，需要構建高效有序的協作機制。旅游活動是文化擴散的重要渠道，旅游地文化整合能夠實現旅游地文化系統在功能上的相互協調，這種整合對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的空間認知產生重要影響。空間認知（spatial cognition）是研究人們空間感知和空間思維信息加工處理的過程，旅游空間認知有別于一般的地理空間認知，是因為旅游空間及行為而主動獲取和認知地理空間信息的過程，區域間旅游要素的空間分布格局對空間認知分異產生重要影響。由此，以旅游現象和要素的空間分布為基礎，以空間認知為主線，揭示旅游現象和旅游發展中存在的空間分異問題成為我國旅游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內容之一。

另一方面，自麥金托什和格波特（Mcintosh&Gebert）于1977年提出“文化旅游”的概念以來，文化旅游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熱點。文化是旅游的靈魂，也是旅游地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素和動力源泉。文化旅游具有多重理解維度，空間視角下的文化旅游，較早多關注其產業屬性對旅游地的影響，哈維（Harvey）、佐津（Zukin）認為，發展文化旅游是政府、群體為了使本地區與其他地區相區別而采用的一種發展戰略。文化對推動旅游地發展的作用機制和認知研究，現有成果側重于對文化旅游者的動機、偏好和行為分析，基姆（Kim）從文化相對論視角分析了旅游的動機理論，認為動機理論多建立在西方個體主義和理性主義價值觀基礎上，低估了群體、文化、社會規范等對旅游動機和行為的影響。盧索和伯格（Russo&Borg）通過對歐洲4個城市的實證分析，提出了從文化吸引和旅游動機以滿足國際旅游者需求的城市旅游規劃思路。理查茲（Richards）從全球化和地區化對比的角度出發，分析了文化旅游者的需求、動機和行為，強調了旅游地文化的真實性問題，探討了文化對旅游業發展的重要價值。文化及其影響具有跨行政區的特點，文化旅游的發展繁榮亟須區域間的相互認同和廣泛協作，侯兵等人基于文化空間的研究體系，從物質維度、時間維度和區域維度的三重視角，構建了文化旅游空間形態的框架體系。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界在居民和游客對區域旅游影響和感知研究方面成果豐富，且多聚焦于距離和空間尺度的比較分析，以文化為主導因素的旅游行為研究和文化旅游研究業已得到了充分的關注與重視，但鮮有涉及具體區域對文化旅游協同發展的社會認知和評價研究。研究區域文化旅游協同的空間認知分異，有助于解釋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布格局對于認知對象的心理影響，同時對優化區域旅游協同發展模式，促進區域旅游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發揮積極的借鑒作用。本文以南京都市圈為研究樣區，以居民和旅游者的感知和態度為度量指標，探討旅游地文化旅游發展狀態以及區域間協同發展的空間認知分異情況，以期拓展旅游地理學關于旅游現象地域分異方面的研究領域，豐富文化旅游和區域旅游的研究內容。

2.研究區域概況及研究設計

2.1研究區域概況

南京都市圈的概念肇端于2000年。是年7月，江蘇省第三次城市工作會議做出了建設南京、徐州和蘇錫常三個都市圈的戰略決策。2002年12月，江蘇省人民政府批準了由江蘇省建設廳、江蘇省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等單位聯合編制的《南京都市圈規劃》，這一規劃突出了“一小時都市圈”的特點，以南京為龍頭，地跨蘇皖兩省，成員城市包括南京市、馬鞍山市、滁州市、鎮江市、揚州市、蕪湖市6市全部行政區域以及淮安市下轄的盱眙縣、金湖縣，巢湖市下轄的居巢區、和縣、含山縣。2006年，由都市圈各地政府部門共同編制的《南京都市圈2006～2010五年建設規劃綱要》中，都市圈空間范圍拓展至南京和其余7個地級市的全部行政區域。2011年8月，安徽省圍繞巢湖進行了行政區劃調整，對南京都市圈地域范圍產生直接影響，都市圈的安徽四地減少為馬鞍山、蕪湖和滁州三地。為綜合評價行政區劃調整前后的影響效果，同時考慮調研時間在此之前進行，這里仍舊選擇8個城市的行政區域作為實證對象，揭示文化旅游區域協同發展的空間認知分異問題，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和借鑒。

2.2調查方法與問卷設計

都市圈各地在發展文化旅游的環境和條件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涉及因素復雜，具體的統計數據和文本資料難以收集，且這些信息對度量區域文化旅游協同發展的空間認知情況，能夠發揮的參考價值相對有限。因此，研究小組主要依靠調研居民和到訪游客的感知和態度來分析區域文化旅游協同的現實條件和發展潛力。調研問卷設計主要采用德爾菲法，綜合專家的意見之后擬定各項指標。在此基礎上，調查小組在揚州瘦西湖景區進行50份問卷的試調查，將調查情況反饋給專家，對相關指標進行調整和優化。在涵蓋共性指標的同時，針對8個城市分別設計了問卷。

調查問卷主要由3個部分構成，一是受訪者的基本情況，用于分析受訪者的人口統計學特征；二是文化旅游在各地發展狀態和地區間協同發展的基本認知；三是所在地與其他城市協同發展文化旅游的載體和渠道。其中，第一、第二部分采取預設選項供受訪者選擇的方式進行判斷。第三部分以地級市為單元，從感知、體驗和判斷的視角進行訪談調查，具體包括城市發展文化旅游的環境和條件（A：A1～A6）、城市文化旅游資源和旅游文化評價（B：B1～B6）和區域文化旅游協同發展的認知評價（C：C1～C5）3個部分，將17個觀測變量轉化為具體的語句項目（如圖1），請受訪者對相關指標做出評價。評價方法采用5級李克特量表，即5表示對某一陳述非常同意（積極），1表示對某一陳述強烈反對（消極）。

在調研對象比例的確定上，為真實反映文化旅游區域協同發展的社會認知和需求基礎，8個城市調研對象的比例及主要身份比例基本保持一致，旅游地當地居民和外來游客兩類群體的抽樣調查保持在4：6的比例關系（問卷數量進行區分）。居民要求在當地居住一年以上，對城市有基本的了解；外來游客則為隨機選擇。調查小組于2011年4～6月的周末深入各城市的較大規模的住宅小區（針對居民）和主要旅游景區（針對游客）開展實地調研，采取現場訪談和填寫問卷相結合的方式，保證了所有問卷100%回收。

2.3樣本統計情況

在問卷發放數量上，南京作為中心城市發放300份，其余分別發放200份，問卷有效率分別為南京97%、鎮江99%、揚州98%、淮安89%、馬鞍山93%、蕪湖82%、滁州95%、巢湖99%，平均有效率為94%。對有效問卷進行分類分析，鑒于調研目的及內容的一致性，8個城市的調研對象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并無太大差異，這里為方便分析，對8組樣本進行統一分析（表1）。

從統計結果看，62.83%的受訪者年齡介于21～40歲之間，學生、服務銷售、普通工人位列職業的前三位。高中以上學歷比例為90.56%，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為68.56%。從月收入看，60.24%的受訪者月收入在1001～4000元之間，4001～8000元和8000元以上的累計比重為16.69%。旅行目的方面，觀光游覽和休閑度假是主要目的（64.3%）。由于調查工作多在周末進行，且受訪者多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因此，這一群體基本上代表了旅游消費市場的主流意見，較好地反映了南京都市圈各城市文化旅游及協同發展狀態的認知情況。

3.文化旅游區域協同發展的空間認知分析

在對調查問題及答案進行統一編碼、錄入的基礎上，主要借助于Excel和SPSS18.0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和分析。對8個城市調研問卷進行信度檢驗，信度系數均在0.6以上，超過基本標準，指標的可靠性較為理想。在此前提下，計算各個指標的均值（M）和標準偏差（Std.），因計算后的各指標標準偏差的分散程度較小，統計時只利用均值分析來測度8個城市的受訪者對具體問題的認知情況。為方便分析調研結果，這里借鑒托什（Tosun）的觀點，5分制李克特量表的均值在1～2.4之間表示反對；2.5～3.4之間表示中立；3.5～5之間表示贊同。

3.1城市發展文化旅游的環境和條件

城市發展文化旅游的6個測量項目中，A1、A2、A3為基礎環境評價，A4、A5、A6為發展條件評價。A1城市總體環境感知上，揚州和蕪湖兩市的均值大于3.5，其余城市的均值處于中立狀態，滁州的均值最低。交通條件主要是對市內的交通狀況評價，8個城市呈現出與環境評價相似的結論。在市民素質感知方面，受訪者對鎮江和揚州市民素質作出了較高的評價。在文化旅游的環境條件方面，南京和揚州兩地對傳統文化的繼承情況獲得了較高的評價，蕪湖次之，巢湖和滁州相對偏低。由于8個城市中，南京、鎮江、揚州和淮安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滁州鳳陽與巢湖和縣是省級歷史文化名城，除滁州、巢湖之外的6個城市都是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因而，A5、A6對部分城市只作為參考標準進行評價。歷史文化名城相符性方面，南京位列首位，其后依次為揚州、鎮江、蕪湖、淮安、巢湖、馬鞍山和滁州。與優秀旅游城市相符性的情況是，蕪湖均值居首位，其次為揚州和南京，三地均值都超過了3.5，鎮江、馬鞍山、淮安、巢湖和滁州依次位列其后，均值排序與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基本一致。

3.2城市文化旅游資源和旅游文化的評價

對城市文化氛圍的感受，揚州、南京、蕪湖的文化氛圍得到受訪者的高度評價，均值都超過了3.5，其后依次為淮安、鎮江、巢湖、滁州和馬鞍山，反映了城市歷史文化對受訪者的感知產生重要影響。在文化旅游資源評價上，揚州、南京、鎮江、蕪湖、巢湖、淮安的均值都超過了3.5，滁州和馬鞍山相對偏低。對城市文化旅游資源的創造性，鎮江和揚州的受訪者大都贊同這些資源是古時創造的，而資源賦存條件相對偏低的滁州、蕪湖和馬鞍山則不認同這一觀點，受訪者認為這些城市文化旅游資源主要靠現今創造。在文化旅游資源開發效果上，揚州和南京得到了積極的評價，其后依次為蕪湖、鎮江、淮安、巢湖、滁州和馬鞍山。受訪者對城市旅游文化的特色和知名度評價方面，揚州、南京和蕪湖三地的旅游文化價值獲得了受訪者的高度好評，其后依次為鎮江、馬鞍山、巢湖、淮安和滁州。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城市旅游文化價值的市場影響程度。

3.3區域文化旅游協同發展的感知和態度

在南京都市圈文化旅游協同發展的評價方面，首先，各地對都市圈的熟悉程度從核心城市南京向周邊呈現逐漸遞減的態勢，南京、鎮江、揚州三地作為都市圈核心圈層的地位已被社會所認同。都市圈對于南京的積極作用（M=3.66）已得到較好的認可，其他7個城市對南京都市圈的歸屬感表現出較大的差異，僅有鎮江的均值超過3.5，揚州處于贊同和中立的臨界點，其余城市均為中間狀態，巢湖和淮安的均值最低。其次，文化對都市圈的凝聚作用得到受訪者的高度認可（M=3.99），而在與中心城市南京文化的相融程度上，7個城市由高到低的順序為蕪湖、馬鞍山、揚州、鎮江、巢湖、淮安和滁州，從中反映出各個城市的文化特質與南京存在顯著差異，蕪湖、馬鞍山隨著區位和交通等因素的影響，與南京文化的相融性漸趨增強。第三，在文化對區域旅游的凝聚作用和加強城市間協同發展文化旅游的認知上，均值均在4.0上下，說明文化旅游在各城市以及城市間的協同發展已經形成了良好的社會氛圍。

3.4文化旅游區域協同發展認知差異的歸納分析

首先，從調查樣本綜合分析來看，社會評價視角的區域文化旅游發展現狀的總體評價可以借助于均值超過3，5的指標數來驗證，17個指標中，依照均值超過3，5的由高到低的排序為揚州15個、南京13個、蕪湖10個、鎮江8個、淮安4個、巢湖3個、馬鞍山2個和滁州2個，盡管與城市間的文化旅游資源賦存規模和等級有一定的偏差，但這僅是文化旅游發展現狀的一個基礎條件，文化旅游產品和市場的發育程度是體現差異的核心要素。

其次，在部分屬于共性指標的評價上，如“C4文化對區域旅游凝聚作用”和“C5城市間協同發展文化旅游”方面得到普遍認可，前者均值為4.2806，后者均值為3.9830，說明了文化旅游日益受到居民和游客的關注，其發展的方式和模式在區域范圍內形成了共識。“C3與南京文化相融程度”指標，均值普遍偏低，表明多數受訪者認為區域內各城市旅游文化相融性較低，這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都市圈多元文化并存的特點，但文化的共生與融合需假以時日。

第三，受訪者對于城市文化旅游發展現狀的個性評價也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主要表現在城市文化旅游發展的環境和條件評價（A1～A6）以及文化旅游資源和旅游文化評價（B1～B6）兩類指標。8個城市的A類和B類指標均值分析顯示（表2），揚州市被認為文化旅游發展的環境和條件最好，其次為蕪湖市和南京市，最低為滁州市。在文化旅游資源條件及旅游文化的綜合評價上，揚州、南京、蕪湖和鎮江位列前四位，反映出這些城市具有發展文化旅游的比較性優勢。

3.5地區間共性文化元素及資源的認知與評價

為綜合采集受訪者對地區間共性文化元素的認知和評價，調研小組提供了南京都市圈代表性文化旅游資源的總體情況，即選取4A級及以上的景區和國家級及以上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對其中由政府部門認定的部分跨地區文化資源進行說明。在此前提下，凝練地區間共性文化因子供受訪者甄別和判斷。統計時選擇同時符合兩個條件，即涉及兩個及以上地區，且選擇比率均超過50%的旅游文化因子。從表3可看出，認同比率在50%以上的旅游文化因子分別為運河文化、長江文化、淮揚美食文化、紅色（戰爭）文化、沐浴休閑文化、主題游樂文化和鄉村體驗文化。從文化因子賦存數量來看，南京、鎮江和揚州各為4項，淮安2項，馬鞍山、蕪湖和滁州各為1項，巢湖為0項，從一個角度說明了各地與相關地區文化旅游協同發展的基礎條件。其中，寧鎮揚作為都市圈核心圈層，在文化旅游協同發展的潛力空間上得到了充分肯定，而其余地區與相關區域協同發展的空間相對有限，而巢湖的協同潛力最低。

4.文化旅游區域協同發展的空間認知分異規律

認知是旅游者和居民對旅游地綜合環境的評價，認知經驗本身要受到認知者自身的受教育水平、信息接受水平和興趣的影響。通過社會調查和定量分析揭示文化旅游的區域協同發展狀態，反映了認知者個體文化素養和社會閱歷對于區域旅游協同發展的感知或評價水平，針對南京都市圈的實證分析，空間認知分異規律集中體現在3個方面：

其一是文化資源導向性。南京都市圈內的榮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優秀旅游城市”等稱號的城市，深厚的文化資源賦存和旅游資源條件構成了城市發展文化旅游的本底條件，對地區間文化旅游的協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南京作為都市圈的中心，其文化資源賦存和影響力極具號召力，文化旅游的協同發展集中表現出文化資源導向性的規律。

其二是交通區位導向性。南京都市圈中，公眾對寧鎮揚三地文化旅游的發展狀態以及協同發展的空間和潛力給予了高度的認可，對馬鞍山、蕪湖和滁州三地圍繞與中心城市南京的協作關系給予了一定的期望，淮安市的盱眙、金湖等縣因其有利的區位條件也在緊密圍繞中心城市南京，謀求區域旅游協同發展的空間，從某種程度上帶動了淮安在都市圈中的影響和作用。而巢湖無論是資源條件、市場條件還是與相關區域的協作條件，都難以形成有效的發展格局，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安徽省圍繞巢湖市進行行政區劃調整的必要性和適時性。

其三是文化關聯導向性。南京都市圈具有相近或相似的地脈、文脈，地區間共性文化元素很多，由此形成的共性旅游文化因子是推動地區間文化旅游協同發展的內在動力。這些旅游文化因子既包括由于歷史沿革和文化演變中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基因，同時還包括現代文化消費形態在旅游活動中的共性顯現。古代文化與現代文明交織形成的綜合性文化旅游資源，是構建地區文化旅游共同發展的持續動力。

5.空間認知分異規律對推進文化旅游區域協同發展的啟示

5.1推進文化旅游區域協同發展的現實動因

在推進區域旅游協作發展的過程中，“政府主導”是最直接的現實動因。由于市場本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區域旅游一體化的市場環境難以自發形成，不能確保資源配置的“帕雷托最優”，亟須政府行為的合理介入。同時，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環境中，有效的政府行為在監管區域旅游發展的“公地悲劇”、調控外部性對旅游業的影響等方面發揮獨特作用。而文化旅游資源價值的多重性決定了其協同開發的重要性，文化旅游資源多具有準公共物品的特征，政府在完善法規制度、統一規劃、制定規則和構建誠信體系等方面的作為，有效保證了區域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成效。

針對政府在推進文化旅游區域協同發展的表現，這里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選擇都市圈8個城市對于發展文化旅游的政策和相關規劃以及近年來各地在推進南京都市圈一體化建設進程中涉及文化和旅游以及兩者結合的共識、規劃、政策等方面的導向意見進行歸納分析（表4）。分析素材來源于都市圈各地近年來（以“十二五”規劃為主）的城市規劃、旅游發展規劃、文化產業規劃、推進文化旅游發展的政策舉措等資料，同時結合了南京都市圈層面的旅游發展戰略規劃和其他相關產業規劃等材料。

5.2空間認知分異規律對政府主導行為的啟示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各地針對本地區文化旅游的發展狀態，多少都帶有“文化優越感”的自我認知，政府主導行為在本地區文化旅游的發展謀劃上多具有明確的發展思路、路徑和目標。對于區域旅游協同發展問題，交通區位導向性得到了高度的關注與重視，這與文化旅游協同發展的要求不謀而合。而針對文化旅游區域旅游協作體的構建，較少涉及以地區間某些關聯文化元素的協同發展問題，甚至將其等同于區域旅游協作發展的衍生產品，忽視了文化的自融性和跨行政區的本質特征。南京都市圈各地由于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旅游業發展基礎等方面的差異，對都市圈旅游協同發展的訴求差異很大。同時，由于不少地區往往面臨著多個區域旅游協作體的選擇，不同協作體之間的效果博弈也成為地方政府對區域旅游協作對象持不同態度的主要原因。顯然，無論是哪種區域旅游協作體，一維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模式都需要改進和優化，應更多地關注旅游地居民和游客對文化旅游區域協同發展的認知規律，盡管后者相對微觀具體，但從中表現出的文化資源導向性、交通區位導向性和文化關聯導向性的特征，有助于厘清政府主導的區域文化旅游發展思路，有助于旅游地文化旅游資源的有效整合和深度開發，進而選擇符合自身特點和發展階段的區域文化旅游協同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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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氣候;撫仙湖;政府部門;旅游企業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3-0144-04

一、旅游氣候的概述

1.旅游氣候學的含義。氣候學是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從工農業生產、交通、通信、能源、軍事以至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和氣候有密切的關系,大量的邊緣學科,如城市氣候、建筑氣候、軍事氣候、農業氣候、森林氣候、海洋氣候以及旅游氣候等逐漸形成。研究旅游地開發建設、旅游資源保護利用、各種旅游活動與天氣、氣候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稱為旅游氣候學。

2.旅游與氣候的關系。旅游是一項人類活動,一般需要宜人的氣候條件。中國春光明媚的春季與天高氣爽的秋季,是旅游最好的氣候條件。春游、秋游也在中國比較盛行,人們度假往往也選這兩個季節。但是,往往有些旅游項目有一定的季節性,如哈爾濱的冰燈只能在氣候十分寒冷的冬季。

然而,大多數傳統節日還是選擇了氣候條件有利的季節。中秋賞月和九九登高利用了秋高氣爽的氣候條件;南方端午龍舟競賽則利用了早汛期雨量較大,河流中水量充足與氣候轉暖,適于開展水上運動的有利條件。旅游有大量戶外活動,也是人類接近大自然的良好時機。因此,也是對氣候十分敏感的一個行業。充分評價與開發氣候資源,無疑也是開展旅游業的一項重要工作。人們外出旅游,總希望有一個好的環境,嚴寒和酷暑都會增加旅游者的勞累,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合適的。因此,氣候對旅游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二、氣候因素對旅游業的影響

氣象和氣候各要素對旅游活動的影響巨大。構成氣象氣候的各要素,如冷、熱、干、濕、風、云、雨、雪、霜、霧等,不僅具有直接造景、育景功能,而且是人類旅游活動的基本條件。其影響主要表現在下列幾方面:

1.影響景觀的季相變化。自然風景是由山、水、林木花草和氣象等各要素共同構成的。其中,山、水、動植物等因素只影響空間景觀形態,唯氣象和氣候,既影響一地的空間景觀結構,又影響自然風景的季相變化。這是因為氣溫、降水、風向風速等天氣現象在一年四季內有不同的變化所致。全國各地四季均呈現不同的自然景觀。

2.影響旅游流的時間和空間分布。旅游流的時間和空間上的分布不平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氣象和氣候因素是基本的因素。在世界范圍內,為什么旅游熱點多在地中海沿岸和加勒比海一帶,就是因為那里氣候溫暖,有充足的陽光和適度的海水,為歐洲寒冷、潮濕、少陽光地區的人們提供了避寒、娛樂的佳境,在此,氣候成為決定的因子。

3.影響旅游者的旅游動機。人的情緒與氣候有著密切的關系,而情緒影響著人的日常行為。那么,旅游行為及旅游意愿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有著怎樣的表現?不同的旅游行為和意愿受氣候變化影響的表現有著怎樣的差異呢?人體自身的循環和新陳代謝一直處于一種動態平衡狀態,隨著外界環境氣候條件的變化有一定的調節能力。如果環境氣候變化較大或與人體適宜的氣候相差很遠,便會導致人體循環和新陳代謝失衡,使身體發病,甚至有危及生命之險。適宜的氣候條件能消除人的疲勞,使人的體力和精力能較快地恢復,甚至有使一些疾病得到緩解和治療的效果。人們在選擇度假和康體旅游地時,氣候條件是首要考慮的因素,因為它直接影響到旅游的目的。

三、氣候因素對撫仙湖旅游業的影響

(一)撫仙湖沿岸氣候特征及其影響

1.太陽輻射特征及其影響

由于撫仙湖地處云貴高原中部,海拔高,空氣相對稀薄,同時又由于污染程度小,天空大多數時候晴朗少云,對太陽輻射的阻隔少,相對于東部地區,輻射較強。太陽輻射總量在5020～5 440MJ/m2之間,比長江流域、華南等地要多420-840MJ/m2。通過表1、表2數據可知,撫仙湖沿岸的太陽輻射以春季最強,尤其是5月最高,因此,如果長時間暴露在太陽之下而不采取防護措施,都會出現上述的皮膚問題,以及會對游客的視力造成嚴重的影響。而此時也正值旅游高峰期,因此對開展旅游活動有一定的不利影響。

2.氣溫特征及其影響

根據表3、表4數據顯示撫仙湖一年最熱月一般出現在6月或7月,月平均氣溫一般在20.0℃～25.0℃之間變化。比中國東部省區低5.0℃-10.0℃,沒有酷熱天氣。冷月大多出現在1月或12月,月均溫在8.0℃-12.0℃之間,亦無嚴寒天氣,一般的春溫高于秋溫,氣溫年變化小。但是由于受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的差異,受天氣的影響使撫仙湖各月氣溫平均日變化巨大,一般春季最大。通過上述分析認為,撫仙湖氣溫季節變化不大,四季皆宜出游,但由于撫仙湖沿岸旅游主要依托水上運動項目,因此對氣溫的要求相對較高,一般的也會出現淡旺季之分,一般認為春夏較之秋冬更加適合旅游。

3.降水與空氣相對濕度及其影響

由于云南高原上、下半年控制的氣團迥然不同從而形成年際降水變化小,據表5、表6、表7看出撫仙湖沿岸降水具有年內變化大的特點,具有明顯的干季、雨季之分。降雨對于撫仙湖旅游的影響較大,因為撫仙湖通常以水上娛樂為主要吸引物,但是降雨伴隨著降溫都會影響這些活動的開展。同時通過合理的開發利用降雨也可以成為撫仙湖的一大勝景之一,與蘇軾筆下的西湖“水光瀲滟晴方好,上色朦朧雨亦奇”絲毫也不遜色,再加上美麗的傳說相信更是魅力大。由于降水的季節變化及太陽輻射較強等各氣候因素的影響,玉溪的空氣濕度相對較低,尤其在干季,容易出現皮膚干裂的現象。

(二)各氣候因素對撫仙湖旅游的具體影響

1.氣候對撫仙湖沿岸旅游景觀季相變化的影響。撫仙湖是一個高原斷陷湖泊,湖面海拔1720米,三面環山,一面接著澄江壩子。撫仙湖的水溫,冬夏變化不大,水質又好,是極好的游泳之地。特別是北部沿澄江壩子一帶,近岸200米左右,水深僅在1米-3米,湖水亮晶晶,清盈盈,湖底全鋪細沙伸延至湖岸數米。每年吸引著成千上萬的人來游泳。自昆明滇池出現污染后,有的群眾,甚至專業游泳隊伍也常到撫仙湖來訓練、游泳,在海灘上享受日光浴,愉快地在撫仙湖畔度過假日。撫仙湖的勝境無論是悠久的歷史遺跡,還是秀美的自然景觀都與撫仙湖沿岸的氣候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也出現了季相變化,因此,要充分的開發利用撫仙湖的旅游景觀就要對撫仙湖沿岸的氣候條件作深入的研究,以便于更好地開發沿岸的資源。

2.氣候對撫仙湖沿岸旅游企業接待的時間空間影響。旅游行業包括旅行社、旅游飯店、旅游交通、旅游商店和旅游景區景點等等。撫仙湖沿岸旅游業的發展主要依托沿岸的幾個主要的景點:祿充風景區,孤山風景區,金沙灘浴場、水上娛樂天堂、休閑度假勝地、古滇文明的搖籃――水下古城、古生物的圣地等等。通往景區的主要交通線路是:昆明一江川、玉溪一江川、昆明一澄江、玉溪一澄江以及環湖公路等等。沿岸的住宿餐飲主要有祿充風景區的筆架山莊、金沙灘浴場沿岸的陽光海岸酒店,瑞文酒店、熙苑酒店、波息灣度假村等高檔星級酒店,還有很多當地的居民經營的小型餐館旅店等等。這些旅游景點旅游交通以及旅游住宿餐飲行業的經營都與沿岸的氣候是緊密聯系著的,撫仙湖沿岸旅游業的旺季以春夏為主,因為這時的氣溫水溫相對較高,適合游泳等水上運動及娛樂項目,尤其以5月以后旅游人數漸多。但同時由于撫仙湖位于云貴高原,紫外線較強,尤其是在夏季,紫外線指數更高,這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夏季撫仙湖旅游業的發展。而在冬季由于受到冷空氣影響,雖然云南較同緯度其他地區溫和,但是它的氣溫、水溫、風力指數等等,對于以水上娛樂為主要吸引物的撫仙湖沿岸旅游業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礙作用,冬季這里幾乎沒有水上娛樂項目,游客僅僅只能欣賞到撫仙湖的水景,相對其吸引力大減。對沿岸的旅游經營者也就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3.對旅游者動機的影響。由于撫仙湖位于云南省中部玉溪境內,到撫仙湖旅游會因為季節的不同而不同,在夏季由于水溫氣溫升高,在撫仙湖就可以進行豐富的水上活動。而在冬季水上活動就相對較少了。另外,由于地處高原,紫外線強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者的出游。一般在撫仙湖沿岸六至八月是旅游的高峰期,但是這一段時間正好是云南的雨季,這就嚴重影響了當地旅游活動的開展,一般人們不愿意選擇雨天出游,而且下雨就會伴隨著降溫,對于撫仙湖以開展各種水上娛樂項目就更加不利。

四、利用氣候因素發展旅游業的措施

根據以上的分析,以及調查,我認為,對撫仙湖沿岸旅游業發展影響較大的氣候因子有:氣溫、降水、日照、風力這四--個因素,這些氣候因素的綜合導致撫仙湖的旅游業出現了明顯的淡旺季之分,因此,在發展撫仙湖沿岸旅游業時宏觀政府部門,以及當地的企業都應該根據相關的氣候條件制定相應的措施以促進和發展撫仙湖的旅游業。

(一)政府部門調控措施

1.根據淡旺季制定相應的旅游資源保護措施。根據對撫仙湖沿岸氣候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對當地旅游業發展主要影響因素有氣溫、降水、水溫、日照、風力等。因此,政府部門在制定旅游發展規劃和旅游設施時應該充分考慮這些因素。

首先,由于氣溫和水溫的影響,撫仙湖沿岸的旅游業出現了明顯的淡旺季之分,(5―10月為旺季,11―4月為淡季)而在淡季時,由于氣溫較低,一般游客都不會選擇游泳,水上三輪車及游船等水上娛樂設施也很少有人選擇,因此政府部門應該在淡季制定相應的措施來保護撫仙湖的水資源,修復旺季時由于游客過多對撫仙湖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保護生態環境的平衡。其次,由于明顯的淡旺季,在利益的驅使下,部分經營者及當地居民為了自身的利益而私自開展一些嚴重破壞環境的旅游項目,對景區的資源造成嚴重破壞,因此政府部門應該制定明確的制度規定,限定在撫仙湖開展對資源破壞較小的項目。

2.平衡淡旺季的旅游發展。由于撫仙湖旅游業的發展對氣候的依賴較大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淡旺季之分,因此,在注重旅游資源保護的同時,政府部門應該積極支持沿岸推出新的具有吸引力的旅游項目,如雙人自行車、相應的節日活動(如開海節)、在雨季可以推出浪漫的雨中環湖游或者雨中游湖等,以彌補淡季對撫仙湖旅游業造成的損失。同時,由政府給予財政支持給消費者帶來極大利益和超值的服務,沿岸的酒店根據實際的變化為不同季節的游客提供超值的服務,因為每一個顧客都有可能成為酒店的潛在顧客。

(二)微觀企業針對氣候影響的具體措施

1.住宿業的具體措施。在旅游業的食、住、行、游、購、娛六大要素中,旅游住宿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與旅行社業、旅游交通業并稱為旅游業的三大支柱,是人們在旅行游覽活動中必不可少的“驛站”。撫仙湖沿岸的住宿餐飲主要有祿充風景區的筆架山莊、金沙灘浴場沿岸的陽光海岸酒店、瑞文酒店、熙元酒店等高檔酒店,還有很多當地的居民經營的小型餐館旅店等等。這些酒店應該根據氣候因素造成的淡旺季采取以下幾個方面措施來配合政府部門促進撫仙湖的旅游發展:(1)利用價格杠桿調節旅游的淡旺季。在旅游旺季的時候酒店以提高房價來限制游客的進人量,而在淡季的時候酒店則采取降價、打折等措施以吸引游客的進入,從而一定程度上實現淡旺季的平衡。(2)緩解旅游季節性矛盾。由于撫仙湖沿岸環境優美氣候宜人,是許多沿海城市人理想的度假勝地,可以引入分時度假經營這樣就保證每年游客數量的均勻和基本穩定。有時,即使購買了度假時段的游客不能前去或選擇去其他地區旅游度假,也可以通過分時度假交換公司將時段轉讓給他人,這就提高了分時度假產品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分時度假的客人不會向旅游團隊和散客一樣多數集中在旅游旺季前來,而是根據自己購買的時段前來度假,這樣就填補了由于季節原因造成的旅游淡季的接待量下降,從而提高酒店設施的利用效率。(3)限制高檔酒店的大量發展。由于撫仙湖旅游淡旺季明顯,高檔酒店的入住率業也有很大的波動,在旺季入住率非常高,到淡季就非常的低,而高檔酒店的運營成本也是非常高的,這樣就會在淡季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不利于撫仙湖整體旅游業的發展。高檔酒店一般與分時度假相結合,效益相對才會提高。(4)鼓勵和促進農家樂的發展和完善。農家樂是一種包括餐飲和住宿的民營單位,他運營成本低,靈活度高,適合淡旺季明顯的旅游發展,而且引入農家樂這種發展機制,可以給當地居民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也可以減少他們在旺季時對旅游資源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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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荷蘭病”的概念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荷蘭石油和天然氣業迅速發展卻抑制了其它產業部門，最終導致了通貨膨脹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長率降低、失業率增加等現象，使荷蘭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產業結構調整危機。因此，經濟學界將這類某一產業部門異常繁榮，其它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的現象稱為“荷蘭病”。在中國旅游產業發展實踐中，存在著以云南麗江市、湖南張家界市、海南三亞市、安徽黃山市和四川阿壩州為代表的以旅游業為單一支柱產業，區域經濟發展高度依賴旅游業的旅游地。林毅夫（1999）曾指出經濟發展的真實涵義不是一個或幾個產業鶴立雞群式的增長，而是綜合經濟實力的提高；劉偉（2002）通過對中國1992～2000年經濟發展相關數據的實證研究，指出如果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超過一定比重，就會降低農業和工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單純強調發展第三產業，只能促進經濟的短期增長，之后卻會步入長時間的衰退。這類旅游地雖然通過旅游業的蓬勃發展獲得了“第一桶金”和巨大的榮耀，但其區域經濟卻形成了過度依賴旅游業的“困局”，使其它產業發展面臨更多的困難。“荷蘭病”現象的出現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Corden & Neary（1982）作為研究“荷蘭病”的代表，在假定充分就業狀態的基礎上，構建了“荷蘭病”經典理論模型，指出自然資源大開發將導致支出效應、資源轉移效應、去工業化現象和匯率升值現象。Auty（1993）、Sachs & Warner（1995）從發展經濟學的視角審視“荷蘭病”效應，提出了“資源詛咒”假說。在國內，學術界常以“荷蘭病”來警示在國民經濟發展中過分依賴某種自然資源的危險性（劉佳，2009；龔秀國，2010等）。

“荷蘭病”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應用才剛剛起步。學術界已經意識到“荷蘭病”在旅游業發展中的客觀存在，但是還缺乏系統研究。Copeland（1991）和Chao & Hazeri & Laffargue（2006）提出小型城市生產要素過分集中于旅游業，容易產生“荷蘭病”，制約其它產業和城市經濟的發展；Javier Capó Parrilla（2005）等通過分析西班牙旅游業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認為在經濟上過度依賴旅游業而導致的“荷蘭病”是其經濟發展長期停滯不前，遠落后于歐盟其它國家的重要原因；徐紅罡（2006）提出了“荷蘭病”在中國資源型旅游地中的作用機制；Javier Capo & Antoni Riera Font & Jaume Rossello Nadal（2009）證明了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島和加那利群島過度依賴旅游業發展，出現了“荷蘭病”現象；Ashworth & Page（2010）也指出旅游業能夠給區域帶來持續的經濟利益，但高度依賴于旅游業的區域經濟卻從旅游業獲利較少；左冰（2011）提出旅游發展有可能產生“荷蘭病”效應，會對地方經濟的長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徐文海、曹亮（2012）認為旅游服務部門的擴張可以提高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從而擠出那些以犧牲貿易品部門發展為代價的生產因素；鐘偉（2013）在提出要科學認識旅游業擴張對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尤其是旅游業的“去工業化”現象；呂觀盛（2014）提出地區經濟對旅游業的依賴程度與地方經濟脆弱性之間存在的強關聯度。

基于此，以麗江、張家界、三亞、黃山和阿壩五個旅游地為研究對象，創造性地提出了“荷蘭病”型旅游地的新概念，并系統闡述了“荷蘭病”型旅游地的內涵特征、形成機理和識別流程，基于1997～2014年五個案例相關統計數據的計量經濟分析進行了“荷蘭病”型旅游地識別的實證研究，以期能夠引起學界對“荷蘭病”效應的關注和研究。

二、理論解析

（一）“荷蘭病”型旅游地的概念

“荷蘭病”型旅游地是筆者在《旅游后現象理論體系構建研究》一文中提出的。通過筆者對國內外學術資源數據庫的系統檢索，尚未發現關于此現象的系統研究，但已經有學者提及或關注到這一現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旅游的負面經濟影響研究中提到過度依賴旅游業會對區域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陳東田、吳人韋，2002[1]；李天元，2006[2]；謝彥君，2006[3]）；二是有學者提出過“旅游經濟依賴型目的地”、“旅游資源依賴型城市”和“旅游經濟體”三個與此類似的概念。項怡嫻、保繼剛（2007）提出旅游經濟依賴型目的地是指旅游產業高速發展、其它產業結構比較單一且發展相對滯緩，城市高度依賴旅游經濟的旅游目的地[4]；魏敏（2010）提出旅游資源依賴型城市是指具有良好的旅游資源稟賦，城市因旅游資源的開發、經營而興起或發展壯大，旅游資源是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托，旅游業是支柱產業，旅游收入相當于該城市GDP的50%以上的旅游城市[5]；李軍、保繼剛（2011）提出旅游經濟體是旅游業在地區經濟總量中占較大比重的經濟體，比較典型的有張家界旅游經濟體、黃山旅游經濟體等[6]。

本文參考上述三個概念的界定，并結合計量經濟分析的相關原理，認為“荷蘭病”型旅游地是指旅游產業異常繁榮，其它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國民經濟發展高度依賴旅游業的旅游地。具體而言，?定義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荷蘭病”型旅游地產業結構相對單一，旅游業是區域國民經濟發展的單一支柱產業，旅游收入相當于GDP比重在5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國內國民經濟統計體系中缺乏旅游GDP的統計數據，而目前國內外關于旅游衛星賬戶的研究尚處于初級階段，因此，本文采用魏小安（2000）[7]的觀點，根據支出法（即旅游收入÷GDP）計算旅游收入對GDP貢獻率，并將其稱之為旅游收入“相當于”GDP的比重。

第二，“荷蘭病”型旅游地國民經濟發展與旅游收入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即計量經濟分析中的協整關系。

第三，旅游業是“荷蘭病”型旅游地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荷蘭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對國民經濟發展存在因果關系，即計量經濟分析中的回歸關系。

第四，“荷蘭病”型旅游地國民經濟發展對旅游收入變動的敏感程度較高，即旅游業的波動會對國民經濟發展帶來較大的影響。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研究的“荷蘭病”型旅游地主要是以云南麗江市、湖南??家界市、海南三亞市、安徽黃山市和四川阿壩州為代表的地級市。隨著行政區劃級別的不同，旅游收入相當于GDP比重的標準也應該有相應的調整，行政區劃級別越高，該比重應該越小；反之，行政區劃界別越低，該比重應該越大。

（二）“荷蘭病”型旅游地的特征

1.經濟發展滯后性

“荷蘭病”型旅游地往往是經濟不發達地區，徐紅罡（2006）曾指出旅游業為不發達地區提供了發展機遇，旅游資源是其最可利用的經濟資源，但是以旅游為支柱產業的目的地經濟發展卻與其它地區的差距很大[8]。“荷蘭病”型旅游地的經濟發展長期以來均處于相應大區域內下游水平，經濟總量低、經濟基礎較為薄弱。

2.支柱產業單一性

單一支柱產業城市在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較為常見，一般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資源型城市，如石油城市大慶、煤炭城市大同、銅礦城市銅陵等；二是產品型城市，如汽車城十堰、鋼鐵城攀枝花、化纖城儀征等。根據“荷蘭病”型旅游地的定義可以看出，“荷蘭病”型旅游地是以旅游業為單一支柱產業的旅游地，旅游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超過半數，是一種新型的單一支柱產業城市，兼具資源型和產品型兩類的特征。

3.外部經濟依賴性

旅游業是一種外部依賴型產業，影響旅游需求的主要因素如收入水平、閑暇時間、游客偏好等都是由客源地相關要素決定，旅游目的地自身無法控制；而旅游活動本身的季節性以及突發事件對旅游業的沖擊等擾動因素更是不在旅游地的可控范圍之內。對于“荷蘭病”型旅游地而言，旅游產業是其唯一的支柱產業，是區域發展的經濟命脈，旅游產業的外部依賴性決定了“荷蘭病”型旅游地的經濟發展具有極強的外部依賴特征。

4.產業結構空心化

產業空心化即區域內非物質生產的服務性部門產業比重遠超過物質生產部門的比重。“荷蘭病”型旅游地由于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集中到旅游開發中，抑制了其它產業的發展，形成了以旅游業為單一支柱產業，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一支獨大的單一產業結構。在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產業空心化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現象，并不完全是壞事。但是，“荷蘭病”型旅游地在經濟尚不發達，經濟總量較低的情況下卻過早地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導致區域內旅游產業的接續產業和替代產業不完善，產業轉型難度大。

5.發展風險潛在性

“荷蘭病”型旅游地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各種風險是隱性的，其經濟發展風險的凸顯過程與19世紀末美國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科學家所做的“溫水煮青蛙”試驗類似。當未發生擾動因素的影響時，旅游產業蓬勃發展帶來的財富和榮耀猶如“溫柔的陷阱”將區域經濟發展的隱患屏蔽。但是，一旦出現擾動導致旅游產業的衰退或波動，由于缺乏替代產業或接續產業的支撐，加之本身經濟實力較弱，極易導致整個區域經濟發展危機的爆發。

（三）“荷蘭病”型旅游地的形成

1.市場需求條件

相關研究表明，當人均GDP達到300美元時，就會有旅游需求產生；當人均GDP達到1 000美元時，就會有對臨近地區或國家的旅游需求產生；當人均GDP達到3 000美元以上時，就會有遠距離國際旅游需求產生。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物質生產部門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國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這就促使人們的需求結構從注重物質需求轉向重視精神需求，為旅游需求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與此同時，隨著社會和科技的大發展，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人們的工作時間相對減少，而閑暇時間逐步增多，為旅游需求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時間條件。因此，旅游順理成章地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內容，產生了巨大的市場需求。這一需求的出現，成為旅游產業大發展的重要催化劑，引爆了各地旅游產業的大開發，有力地帶動了“荷蘭病”型旅游地的形成和發展。

2.旅游資源條件

旅游資源是構成旅游活動的客體，是供旅游者參觀游覽的基本要素。旅游資源是指在自然和人類社會中能夠激發旅游者旅游動機并進行旅游活動，為旅游業所利用并產生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的客體。旅游資源條件是“荷蘭病”型旅游地形成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前提條件，Prahalad & Hamel（1990）曾指出區域資源的稀缺性和獨特性決定了該區域發展的能力[9]。“荷蘭病”型旅游地的旅游資源往往都是品質極高的資源，如麗江市、張家界市、黃山市、阿壩州的核心旅游資源均是世界遺產甚至是雙遺產；三亞市被稱為“東方夏威夷”，其海濱旅游資源品位冠絕全國。“荷蘭病”型旅游地就是由于其獨特稀缺的高品質旅游資源，才吸引了數量巨大的游客不斷前來，形成了區域經濟對旅游業的高度依賴。

3.產業基礎條件

旅游地產業基礎條件主要包括旅游基礎設施和旅游接待設施兩大類。由于“荷蘭病”型旅游地在旅游業大發展之前交通區位條件一般都較差，因此，只有首先大幅改善旅游地的可進入性，才有可能招徠大量的游客，如麗江市、張家界市、黃山市、阿壩州、三亞市等“荷蘭病”型旅游地作為經濟并不發達的區域非中心城市卻都擁有民航機場，且據中國旅游研究院的統計，除黃山機場，其余四個旅游地機場吞吐量均位列全國機場前50位[10]。在完善交通可進入性的同時，為應對大量涌入的游客，“荷蘭病”型旅游地還會大量開發建設滿足游客“吃、住、行、游、購、娛”需求的旅游設施，如麗江市、三亞市的高星級酒店數量均為全省第一，其它“荷蘭病”型旅游地的高星級酒店數量也位居全省前列。因此，“荷蘭病”型旅游地在發展歷程中，都經歷過大規模投資建設旅游基礎設施和接待設施，不斷完善旅游產業發展基礎條件的階段。

4.比較優勢陷阱

在具備了上述三個基本條件的基礎上，由于旅游開發給旅游地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區域榮耀，旅游業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區域經濟發展中“比較優勢”明顯的產業。這種“比較優勢”形成了區域對旅游開發回報的高預期，導致區域過度投資和扶持旅游產業發展，而對其它產業發展的投資和扶持力度卻嚴重不足。謝彥君（2006）也指出，國民經濟對旅游業的依賴程度過高會削弱區域的經濟基礎[11]。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下，雖然也能從中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但卻引發了區域經濟結構不穩定性和支柱產業單一的敏感性，使得區域經濟發展落入了“比較優勢陷阱”并導致“荷蘭病”型旅游地的形成。

三、研究設計

（一）“荷蘭病”型旅游地識別流程

根據上文對“荷蘭病”型旅游地內涵的界定，“荷蘭病”型旅游地的識別流程如圖1所示：步驟1：計算旅游收入相??于GDP的比重，若超過50%則進入步驟2；步驟2：識別前的準備工作，包括搜集、處理數據和建立分析模型；步驟3：“病情”初診，即回歸模型估計，運用變量平穩性檢驗、協整關系檢驗和回歸模型估計的方法檢驗旅游收入與GDP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和因果關系，若同時存在則進入步驟4；步驟4：“病情”復診，即回歸模型修正，對步驟3中估計的回歸模型進行擬合度檢驗、異方差檢驗和自相關檢驗，確定最終的回歸模型和旅游收入對GDP的彈性系數。

（二）“荷蘭病”型旅游地回歸模型估計

1.平穩性檢驗

變量的平穩性是指變量之間的統計規律不隨時間的推移而變化。變量的平穩性是計量經濟分析的基本要求和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只有模型中的變量是平穩的，計量經濟分析結果才有效；反之，如果模型中含有非平穩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分析中的估計和檢驗將失去意義，出現偽回歸（Spurious Regression）現象并得出錯誤的結論。

在計量經濟分析之前必須要檢驗數據的平穩性，本文將采用ADF檢驗法對“荷蘭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與GDP構成的時間序列是否是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檢驗。

2.協整檢驗

協整指的是多個非平穩變量的某種線性組合是平穩的，即對于兩個時間序列{Xt}和{Yt}，若yt～I（1），xt～I（1），且存在一組不為零的常數α1、α2，使得α1xt+α2yt～I（0），則Xt和Yt之間是協整的[15]。協整關系檢驗的基本思想是：盡管兩個變量序列為非平穩序列，但它們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可能呈現穩定性，則這兩個變量之間便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即協整關系。例如，Xt和Yt是兩個隨機游走的變量，但存在Zt=Xt-λ1Yt可能是平穩的，則Xt和Yt之間就是協整的，λ1即協整參數。

協整關系檢驗常用方法有兩種，本文將采用EG檢驗法對“荷蘭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與GDP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進行檢驗。

3.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是計量經濟分析中確定變量之間相互關系最基本的方法，其原理是通過被解釋變量（自變量）的已知值或設定值來估計或預測解釋變量（因變量）的均值。對于雙變量模型而言，在給定解釋變量X的前提下，可確定解釋變量X與被解釋變量Y之間的總體回歸函數（1）以表明Y的平均狀態隨X的變化規律。

E（Y|X）=f（X）（1）

如果解釋變量X與被解釋變量Y為線性關系時，式（1）可進一步明確為：

E（Y|X）=f（X）=β0+β1Xi （2）

其中，式（2）即為總體回歸函數，β0、β1即回歸系數。本文的回歸模型估計就是在“荷蘭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與GDP之間建立總體回歸函數并對其回歸系數進行估計。

（三）“荷蘭病”型旅游地回歸模型修正

1.擬合度檢驗

回歸函數對應的樣本回歸線本質上就是對樣本數據的一種擬合，即使對于相同的樣本數據，回歸參數估計的方法不同擬合出的樣本回歸線就有可能不同。擬合度檢驗就是檢驗回歸模型與樣本觀測值之間擬合程度的方法，是在對被解釋變量Y總方差分解的基礎上，通過可決系數（R2）的大小來判斷模型的擬合程度。本文的擬合度檢驗就是對“荷蘭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與GDP之間的回歸方程的擬合程度進行檢驗。

2.異方差檢驗

在回歸模型提出的基本假定中包括有同方差性的假定，即對于所有的i（i=1，2，…，n）都有Var（ui）=σ2，即ui同方差。σ2為隨機干擾項相對其均值分散程度的度量。如果E（ui）=0，即σ2度量了被解釋變量Y的觀測值圍繞回歸線E（Yi）=β1+β2X2i+β3X3i+…+βkXki的分散程度，所謂同方差也就是指相對于回歸線而言，被解釋變量的所有觀測值的分散程度是相同的。因此，可將模型設為：

Yi=β1+β2X2i+β3X3i+…+βkXki+ui，i=1，2，…，n（3）

如果其它假定條件不變，則回歸模型的隨機誤差項方差為：

Var（ui）=σi2，i=1，2，…，n （4）

就具有異方差性（Heteroscedasticity）。因此，所謂異方差就是指被解釋變量觀測值的分散程度會隨著解釋變量變化而發生改變，即產生異方差的原因是某個解釋變量發生了變化，可得：

Var（ui）=σi2=σ2f（Xi） （5）

異方差的檢驗方法根據其產生原因不同的假設，有多種方法，本文將采用懷特檢驗法對“荷蘭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與GDP之間的回歸模型否存在異方差進行檢驗。

3.自相關檢驗

自相關（Auto correlation）也即序列相關（Serial correlation）指回歸模型的隨機誤差項間存在某種相關關系[12]。在回歸模型的假定中有隨機誤差項無自相關性的假設，即ui的不同觀測值之間是無相關性的，也即是：

Cov（ui，uj）=E（ui，uj） （i≠j） （6）

在計量經濟學中，通常用自相關系數ρ表示模型自相關的程度。由于隨機誤差項ut與滯后一期的隨機誤差項ut-1的均值為零，因此，自相關系數ρ可表示為：

ρ=■ （7）

由于ut-1為滯后一期的隨機誤差項，自相關系數ρ即為一階自相關系數，其取值范圍為-1≤ρ≤1，ρ的正負即可判斷回歸模型的自相關情況，ρ0則存在正相關，ρ=0則為不相關。本文將采用DW 檢驗法對“荷蘭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與GDP之間的回歸模型隨機誤差項之間存在相關關系進行檢驗。

四、實證分析

（一）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麗江市、張家界市、三亞市、黃山市和阿壩州旅游產業發展水平較高，但經濟發展卻相對滯后，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出旅游產業異常繁榮，但其它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的“荷蘭病”特征。根據上文確定的“荷蘭病”型旅游地的識別流程，五個城市2014年旅游收入相當于GDP均超過50%，出現了明顯的“荷蘭病”征兆，需要對其“病情”進行診斷。因此，本文根據產業經濟學和國民經濟學相關理論，假設旅游收入（TR）對GDP增長具有拉動作用，即旅游收入增加能促進國民經濟增長，建立了如下雙對數回歸模型（見式（8））。其中，Yt表示經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平減處理后第t年的GDP，lnYt表示其自然對數；Xt表示經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平減處理后第t年的旅游收入，lnYt表示其自然對數；β1表示常數項；β2表示旅游收入對GDP的彈性系數，μi為隨機干擾項。

lnYt=β1+β2lnXt+μi （8）

（二）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所涉及的原始數據主要是1997～2014年18年間的五個案例地GDP和旅游收入的相關統計數據，數據來源為1997～2014年的五個案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考慮到通貨膨脹等價格變動因素的影響，本文運用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五個案例地18年的GDP和旅游收入統計數據進行了平減處理。以1997年作為基期（=100），測算出1997～2011年平減后的GDP和旅游收入指標值。其中，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三）識別結果與比較

運用Eviews7.0軟件對麗江市、張家界市、黃山市、阿壩州和三亞市進行“荷蘭病”識別的計量經濟分析，發現五個案例地都屬于“荷蘭病”型旅游地，具體識別結論如下：

1.麗江市

GDP和旅游收入的對數時間序列均在5%的顯著水平下二階單整；在1%的顯著水平下，GDP與旅游收入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經懷特檢驗，不存在異方差；經DW檢驗，存在自相關，運用廣義差分法可消除自相關，最終回歸模型為：lnYt=2.174435+ 0.789041lnXt。表明麗江市市旅游收入對GDP增長存在因果關系，旅游收入每增加1%，GDP增加0.79%。

2.張家界市

GDP和旅游收入的對數時間序列均在1%的顯著水平下二階單整；在10%的顯著水平下，GDP與旅游收入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經懷特檢驗，不存在異方差；經DW檢驗，存在自相關，廣義差分法修正后，仍然存在自相關，運用柯克倫―奧克特迭代法進行修正，消除自相關，最終回歸模型為：lnYt=5.754662+ 0.621947lnXt。表明張家界市旅游收入對GDP增長存在因果關系，旅游收入每增加1%，GDP增加0.62%。

3.黃山市

GDP和旅游收入的對數時間序列均在1%的顯著水平下二階單整；在5%的顯著水平下，GDP與旅游收入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經懷特檢驗，不存在異方差；經DW檢驗，不存在自相關，最終回歸模型為：lnYt= 7.705846 + 0.494478lnXt。表明黃山市旅游收入對GDP增長存在因果關系，旅游收入每增加1%，GDP增加0.49%。

4.阿壩州

GDP和旅游收入的對數時間序列均在1%的顯著水平下一階單整；在5%的顯著水平下，GDP與旅游收入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經懷特檢驗，不存在異方差；經自相關檢驗，存在自相關，經廣義差分法修正后，仍然存在自相關，運用柯克倫―奧克特迭代法進行修正，消除自相關，最終回歸模型為：lnYt=10.24047+ 0.308709lnXt。表明阿壩州旅游收入對GDP增長存在因果關系，旅游收入每增加1%，GDP增加0.31%。

5.三亞市

GDP和旅游收入的對數時間序列均在5%的顯著水平下一階單整；在10%的顯著水平下，GDP與旅游收入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經懷特?z驗，不存在異方差；經自相關檢驗，存在自相關，經廣義差分法修正后，仍然存在自相關，運用柯克倫―奧克特迭代法進行修正，消除自相關，最終回歸模型為：lnYt=0.485603+ 1.066209lnXt。表明三亞市旅游收入對GDP增長存在因果關系，旅游收入每增加1%，GDP增加1.06%。

五、結論與展望

篇10

改革開放以來，旅游業崛起構成我國發展進程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它已成為各省市競相培育的重要經濟增長點。在當前新的發展階段上，旅游業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轉變增長方式并實現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就不能不進一步強化區域內及區域間優勢互補和要素整合。為此，全面系統地分析我國區域旅游合作軌跡，實事求是地梳理區域旅游合作問題，審時度勢地把握區域旅游合作方向，積極大膽地探索激活區域旅游合作的對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合作的軌跡與問題

無論從國際視野，還是從國內發展來看，旅游業都具有鮮明的區域性。這種區域性，既與資源、要素等旅游供給的區域性分布有關，也同旅游需求的區域性形成相聯，空間上表現為向心的中心地理結構［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旅游競爭是普遍的，但由于旅游資源稟賦的空間互補性、旅游活動的空間連續性以及區域文化內涵的相對一致性，正和博弈的區域旅游合作同樣是必然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旅游合作的演進軌跡，大致呈現出以下的階段性：一是1978-1991年，在入境旅游為主背景下的合作努力。二是1992-1999年，在國內旅游迅猛崛起背景下的合作努力。三是2000年迄今，在區域經濟加速一體化背景下的合作努力。空間上，區域旅游合作總體上形成了“3+5”的基本格局，即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三大區域旅游合作圈和西南、西北、東北、中原、華中五個區域旅游合作板塊。但盡管我國各地推進區域旅游合作的努力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進一步的發展仍然面臨著一些突出的矛盾和問題：

(一)合作偏重于務虛，各自為政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轉。目前，許多地區都提出了加強區域旅游合作、打造“無障礙旅游區”的意愿和構想，但合作主要仍是重形式、重研討、重宣言、重宣傳，不少觀念還停留在地區旅游行政管理層面上，缺乏具體的、可操作的、實實在在的政策、措施和手段［2］。有些地方在旅游資源共享、旅游基礎設施共享、旅游客源市場共享等方面，甚至出現“偽合作”傾向［3］。與普遍形成區域旅游合作共識的情形相對照，實際運作中各自為政問題依然存在。

(二)合作偏重于政府，旅游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尚未發揮。區域旅游合作當然需要政府的努力，沒有政府的介入和相關政策，合作就缺乏必要的基礎和條件。但區域旅游合作還需要落實到旅游企業的行為上，只有政府的積極性而沒有企業的積極性，合作是難以深入持久的。目前我國的區域旅游合作，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導型的，企業定位不清晰和角色邊緣化是一個突出的問題。許多旅游企業對區域合作采取了一種觀望的態度，有些旅游企業雖礙于情面或迫于壓力參與了區域合作活動，卻往往缺乏自身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三)合作受制于現行體制和地方保護主義，領域和空間尚待拓展。行政區經濟“壁壘”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分割了統一的市場，不僅限制了區域旅游競爭，而且也阻礙了區域旅游合作，兩者均有損市場效率。例如，限制外地的旅游車輛進入本地景區，限制外地旅行社在本地開展業務，用對外歧視性的政策偏袒保護本地的旅游企業。例如，以“零團費”、“負團費”等手段爭奪旅游客源，進行“兩敗俱傷”的惡性競爭。再例如，對區域性的旅游資源進行分割使用，造成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功能性、結構性、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使區域旅游產品缺乏整體的特色、區域旅游經濟難以形成競爭的合力。

(四)合作缺乏有效的推進機制，利益關系尚待理順。以行政力量來推動區域旅游經濟的分工協作，提升區域旅游經濟的整體形象，增進區域的整體利益并實現各地自身利益的擴張，是目前我國推進區域旅游合作的一種有效方法。但僅此是不夠的。各地優勢的互補或優勢的疊加，一般會給各方都帶來較“單打獨斗”所能獲得的更大利益；然而，由于資源稟賦、區位分工等條件的差異，各方所能獲得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樣。這種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單靠行政機制或主要依靠行政機制都是難以理順的，必須以多種機制來共同協調。如果合作的行為缺乏有效的激勵和約束，合作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分享和補償，則區域旅游合作必將難以為續。

二、合作的主體、領域與機制

反思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旅游合作的艱苦努力和突出問題，合作主體、領域和機制的模糊與缺損，一直是影響區域旅游合作廣度與深度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把握我國區域旅游合作發展方向，理清合作發展思路，加快合作發展進程，必須對合作主體、領域和機制作進一步分析。

（一）區域旅游合作主體的界定

1.政府是區域旅游合作的重要主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旅游合作演進軌跡表明，各級政府是推動這一進程的最重要力量。無論是旅游資源開發、旅游交通建設、旅游市場促銷方面的合作，還是旅游信息服務、旅游人才培育方面的合作，都不乏各級政府活躍的身影，許多合作其實就是通過政府間的安排來進行的。政府是地方整體利益的代表和相對獨立的行為主體，政府層面的合作是實現區域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基礎和保障。特別是在現行“垂直控制、財政分權、地方問責”的制度框架中，在復雜的競爭形勢和強大的外部壓力下，各級政府通過增進相互間的合作來共享區域旅游發展的收益，已成為一種明智的選擇［4］。政府又是區域經濟中最有效的調控主體，政府的決策和調控不僅對本地旅游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而且也直接關系到跨行政區劃、跨行政層級的利益協調。政府還是規范旅游市場和競爭秩序的主體，區域性制度障礙的清除，區域性旅游競爭行為的監管，區域性旅游發展環境的改善等，均有賴于各地政府的合作與聯動。

2.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同樣是不可或缺的。政府是區域旅游合作的重要主體，卻并非唯一主體。顯然，區域旅游經濟發展不是由單一主體或其單一行為所決定的，而是多種主體及其“合力”作用的結果。因此，廣泛、深入的區域旅游合作，不能沒有另兩類主體――旅游企業和非政府旅游組織――的積極參與。企業是旅游經濟的運行主體，是旅游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者與提供者，也是區域旅游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大量旅游企業為適應競爭和追求效益，會不斷優化配置自身的資源要素，在細化分工的基礎上向專門化、專業化的方向演進。另一方面，一些已具規模的旅游企業，也會逐步在一定領域內形成系列化、集團化的擴張。這兩種情況都要求旅游企業突破行政區劃的界限而加強相互間的合作，從而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形成有機的旅游產業鏈。非政府組織同樣是影響區域旅游發展與合作的一種重要力量，它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企業，而是連接兩者的橋梁與紐帶，是溝通協調各方關系、并提供相關服務的中介組織。在區域旅游合作中，非政府旅游組織在影響地方法規和政府決策方面，在加強行業自律和協調利益關系方面，在維護行業利益和競爭秩序方面，在促進信息交流和信息共享方面，在開展專業培訓和咨詢服務方面，在塑造旅游形象和旅游品牌方面等，都具有獨特的、不容忽視的作用。

3.合作主體之間的關系。在區域旅游合作中，政府、旅游企業和非政府旅游組織是有機的組合，缺一不可。但三者之間關系如何，有的主張，政府是旅游開發的第一主體，旅游企業是第二主體［5］。有的則認為，必須形成一種市場主導的合作模式，讓旅游企業而不是政府成為區域合作的主要推進力量［6］。我們認為，在區域旅游合作中，政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是三個不同層面上的合作主體。政府是規劃、調控和規范層面上的合作主體，它們通過“協調、服務、監督、管理”，為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競爭秩序和發展環境。企業是旅游經濟運行層面上的合作主體，它們通過資金、技術、人才、品牌等資源要素的區域性組合，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非政府組織則往往是在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層面上的合作主體，它們致力于用非強制力的和非贏利性的方式，來破解區域旅游發展中一些市場和政府都無力顧及、或難以解決的問題。

這三個層面上的合作主體，在區域旅游發展的不同時點上，地位和作用不盡相同。一般而言，當潛在的區域旅游合作的收益無法在現有的制度安排內實現時，政府層面的合作是最為關鍵的；反之，則企業層面的合作往往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換言之，當既定的制度條件下，合作利益難以實現或其帕累托改進難以有效時，政府及其合作往往具有主導性的作用；反之，則企業及其合作應成為推動區域旅游合作的基本力量。

（二）區域旅游合作領域的研判

區域旅游合作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和十分廣闊的領域，但政府、旅游企業和非政府旅游組織各自有效的活動領域，卻往往是特定而有限的。成功的區域旅游合作，必須讓不同的合作主體在各自有效的活動領域內充分地發揮各自的作用。從我國的合作實踐和國際的成功經驗來看，區域旅游合作所涉及的領域，主要可分為以下三大類：一是旅游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領域；二是旅游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領域；三是相關制度、政策和行業規范領域。但在區域旅游合作中，不同的合作主體，其活動的有效領域往往有所差異。一般而言，政府的有效合作集中在旅游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和制度、政策、法規領域；企業的有效合作集中在旅游資源、客源的開發和旅游產品供給方面；而非政府旅游組織的有效合作則主要體現于協調利益關系和規范行業行為。顯而易見，成功的區域旅游合作，需要不同的主體在各自有效的活動領域中充分發揮各自的作用。但事實上，這些作用是相互關聯的。因而，區域旅游合作領域的拓展，往往有賴于某種帕累托改進。

（三）區域旅游合作機制的分析

無論在旅游區域內的競爭或旅游區域間的競爭中，還是在旅游企業間的競爭或旅游地政府間的競爭中，競爭機制的作用都是顯而易見的。而區域旅游發展的合作機制，卻相對比較復雜，有必要作進一步的梳理和分析。區域旅游合作的發展，是以下多種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

1.行政推動機制。盡管不同的行政區域有著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但它們在區域整體的框架下，在許多方面仍存在共同利益。因此，以行政的力量來推動區域分工協作，提升區域整體形象，在增進區域整體利益的同時實現各地自身利益的擴張，在國際和國內都是一種通行的做法。

2.市場調節機制。市場在資源配置和要素組合中的基礎性作用，是促進區域旅游合作的重要推動力。換言之，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利潤最大化的動機，將驅使旅游企業突破行政區劃的界限而開展相互間的合作，以橫向的聯合和縱向的兼并，來整合區域內的生產要素，提高專業化的分工協作水平，優化旅游產業的組織結構，形成區域性的資源有效配置的格局。

3.協商解決機制。以自愿協商和相互妥協的方式，來解決平等主體之間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也是推進區域旅游合作的一種有效機制。它可以依托正式的協商機構，也可以依托非正式的協商組織；可以是雙邊的，也可以是多邊的；可以是低層次的，也可以是高層次的。行政的力量或市場的力量并不能解決區域旅游發展中所有的矛盾和問題，而在許多情況下磋商與協調卻往往可以有效地溝通信息、化解矛盾、達成妥協、實現多贏。

4.法律保障機制。通過法律來規范區域旅游合作行為，特別是以懲罰性的制度安排來防范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行為，是區域旅游合作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它主要包括合作的法律運行機制、合作的法律規范機制和合作的法律懲戒機制。

5.人文融合機制。有效地利用地域相鄰、人緣相親、文化相通、交往歷史悠久、聯系源遠流長等因素，來推進區域旅游合作的發展，具有潛移默化卻不可忽視的影響。事實上，因地理位置而形成的地緣關系，因人口流動而形成的人際交往，因歷史傳統而形成的相互了解等，可以減少區域旅游合作的阻力，降低區域旅游合作成本，從而使得彼此的合作更易于達成，也更易于持久。

哪一種機制在區域旅游合作中具有主導性的作用呢？與合作主體的地位、作用相一致，推進區域旅游合作的主導機制，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上也不盡相同。在我國，這種主導機制的總體趨勢，是由行政推動開始而向市場調節演進的。改革開放前期，在市場主體尚未發育成熟的情況下，為降低轉軌的風險和成本，確保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政府對經濟過程保持了多方面的積極干預，甚至直接替代部分市場決策，直接支配部分經濟資源，直接參與部分經濟建設等，這些都凸顯并強化了行政推動機制在區域旅游合作中的作用。同時，由于市場體系尚未建立和健全，行政區域經濟“壁壘”和地方保護主義普遍存在，因而生產要素難以實現自由流動和有效組合，旅游企業或非政府旅游組織的區域合作步履維艱。清除這些制度性障礙，改善區域旅游合作的發展環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賴于行政性力量的推動。在這一發展階段上，行政推動機制對區域旅游合作的發展顯然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然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基本建立和旅游經濟的迅猛發展，行政推動主導的矛盾和風險也逐步累積和反映出來。因此，當市場主體基本發育、市場體系基本形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已發揮基礎性作用時，市場調節機制就開始逐步取代行政推動機制而成為區域旅游合作的主導力量。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從此政府的行政推動在區域旅游合作中就無所作為了，而是需要政府進一步轉變職能，切實在規劃、調控和規范層面上發揮積極作用，通過“協調、服務、監督、管理”不斷為區域旅游合作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三、推進合作的方向

“十一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也是旅游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要保持旅游經濟較快的增長速度，不斷提升其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為2020年實現世界旅游強國的目標奠定堅實的基礎，就必須進一步擴大和深化區域旅游合作，走優化整合之路，走協調發展之路。新時期推進我國區域旅游合作的發展，需著重把握以下戰略方向：

(一)健全三大主體，形成多元合力

拓展我國區域旅游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必須扭轉目前主體缺損或畸輕畸重的局面，建構政府、旅游企業和非政府旅游組織“三位一體”的合作主體，形成區域性的多元互動的合力。政府要歸位，按照深化改革的要求，適應WTO規則，切實把政府職能轉變到提供服務和營造環境上來，轉變到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產品上來，致力于為旅游企業提供良好的競爭秩序和發展環境，為非政府旅游組織的發育創造有利的條件；企業要到位，作為投資主體、運營主體、利益主體和風險主體的旅游企業，是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引擎。必須進一步確立企業在區域旅游合作中的主體地位，清除一切有礙于要素自由流動和企業自主決策的羈絆，激勵旅游企業通過橫向聯合和縱向兼并，通過企業內部或企業之間的地域分工，通過同類企業或不同類企業間的合作等，構造縱橫交錯的合作體系，實現資源、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優勢互補；非政府組織要補位，“十一五”時期，必須確認其應有地位，賦予其相應的職能和權限，放手發展區域性的旅游行業協會等非政府組織；必須扭轉現有旅游行業協會等的行政化傾向，維護企業的利益，取得企業的支持；必須使之真正擔負起行業服務、行業自律、行業代表和行業協調的職能，成為聯系政府與旅游企業的橋梁和紐帶，成為區域旅游合作不可或缺的推動力。

(二)轉換主導機制，增強共贏激勵

面對我國旅游業的黃金發展期和矛盾突顯期，區域旅游合作的進一步深化，必須與主體的多元化相適應，遵循市場規律，協調利益關系，強化激勵約束，促成互利共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區域旅游合作形成了自上而下、行政推動的主導機制，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但目前看來，合作效率在逐漸衰減，負面影響在逐步顯現。進一步推動區域旅游合作，必須實現由行政主導機制向市場主導機制的轉換，通過“看不見的手”來驅使旅游企業突破行政區劃開展更廣泛的分工與合作。在市場主導的基礎上，區域旅游合作必須注重平等的、旨在增進共同利益的協商制度，建立多形式、多層次的協商機構，擴大協商范圍，充實協商內容，規范協商程序。由于區域旅游合作是一種互動行為，而互動的基本條件，是存在著對合作行為的激勵和對非合作行為的約束。為此，在誠實守信的道德規范之外，還需要作出一些制度安排，規定合作各方的權利義務，體現機會均等、利益分享和公平競爭的原則；對參與區域旅游分工合作而為全局利益損失局部利益等情況，給予合理的補償；對違反區域旅游合作規則的行為追究經濟及其它方面的責任，嚴厲懲罰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行為。

(三)拓寬合作領域，延伸產業鏈系

單一主體（無論政府、企業或非政府組織）和單一機制（無論行政機制、市場機制或其它機制），都不可能在所有領域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而主體多元化和機制多樣化，則為區域旅游合作向寬領域、大范圍、多層次方向的推進，提供了可能。

必須努力實現資源的共享和客源的互送，在更大的范圍內進一步整合旅游資源，聯合招商引資，共同規劃建設，開放旅游市場，攜手宣傳促銷，并在此基礎上，將區域旅游合作的領域逐步向旅游基礎設施、旅游連鎖經營、旅游行業標準、旅游信息平臺、旅游專業人才、旅游生態環境和旅游結算、投訴體系等領域全方位地拓展。必須不僅發展橫向的“同業聯動”，同時也推進縱向的“交叉聯動”，形成覆蓋主流旅游產品的精品線路，構造區域旅游整體的形象和品牌。

(四)優化空間結構，互動區內區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