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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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傳播學教學理念和學生對該課程教學的思想認識

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要求該專業學生主要學習基本原理和新聞學、廣播電視學、以及與廣播電視有關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受到廣播電視新聞采訪、寫作、編導、播音、節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訓練，具有廣播電視節目策劃、編輯、采訪、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見，廣播電視新聞專業教育的本質在于引導學生了解媒體傳播的現象，掌握媒體傳播規律從而能熟練地把握媒體傳播。因此，傳播學理論課程的教學需要樹立具有強烈專業關切精神的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是教學效果的前提和基礎，是教學效果的重要保證。傳播學在廣播電視新聞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下，傳播學課程教學的專業針對性，就是要在教學過程中考慮媒體傳播作為一種傳播現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獨特性特征，處理好教學過程中傳播學理論的一般性和媒體傳播的專門性之間的關系。教師在傳播學過程中，需要進一步關注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需要，依據專業的特點強化教學理念，進行教學改革，提升教學效果。

教學過程包括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兩部分，在加強教學理念的同時，學生對學習傳播學的思想認識同樣重要。許多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學生對于《傳播學》課程的學習認識不夠，不太重視，完全區分傳播學與新聞學，認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本身操作性、實踐性特別強，應該加強與廣播電視切合緊密的課程如《新聞學》、《節目制作》、《電視攝像》、《電視節目策劃》等課程的學習，完全沒有必要學習《傳播學》那些既枯燥又無用的理論知識。沒有充分認識到傳播學的理論知識對新聞傳播的指導作用。所以許多同學知道媒體傳播的一些傳播現象，卻并沒有將其進行歸納總結，上升到規律和理論的層面，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思考。寧樹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談到他的一個想法：“新聞學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新聞傳播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這可說是本來意義上的新聞學；一是以報紙等新聞媒介的活動為研究對象而形成起來的，無以名之。姑稱之為廣義新聞學。”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礎，失去前者就不成其為新聞學了。1998年，李良榮教授與李曉林也曾撰文呼吁：“新聞學需要轉向大眾傳播學”；“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必然趨勢，也是必由之路”；“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對傳統新聞學的一次改革”。

上述學者的觀點非常明確指出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學生們在學習傳播學的過程中，首先要認清傳播學與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之間的緊密關系，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學生們的學習態度，進而才有學習的激情和動力。

二、切合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

傳播學教學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專業的特殊性。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傳播學教學更要切合該專業特點進行教學內容的優化整合。不僅要用傳播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分析媒體傳播現象，更要用傳播學的理論進行新聞傳播的實踐指導。依據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才能真正達到學有所用，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

據調查了解，目前，我國廣播電視新聞學的本科教學中，使用的傳播學理論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傳播類型研究，主要包括傳播者、傳播受眾、傳播媒介、傳播內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內容，而傳播效果又著重介紹四大宏觀社會效果，即議程設置、培養理論、知識溝假說及沉默的螺旋理論。這種安排基本上將西方傳播學主要是美國的經驗學派的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學生，它為中國新聞傳播學類本科教學普遍采用。然而。教學過程中，只向學生純粹的介紹這些源于西方的傳播學理論，肯定得不到學生的歡迎，傳播學的知識體系往往游離于專業之外，并沒有和專業緊密地結合。傳播理論教學要以一般原理介紹作為重點，再結合實踐。使學生學有所用，學以致用。教學過程中，注意將抽象的傳播學理論與具體的新聞傳播現象結合，使抽象問題具體化、感性化。比如，在講解議程設置時，在學生們了解了它的本質是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勢力對輿論進行操作和控制的過程之后，結合新聞實例進行講解。例如，美國轟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本質也是利用媒體進行議程設置，擾亂視聽，推行其霸權政策。在講解人際傳播時。通過觀看記者和采訪對象的電視節目錄像進行探討分析，使同學們真正理解傳、受雙方之間的認知互動、情感互動，從而指導將來的新聞采訪工作，做出有創意和深度的新聞作品。

傳播學教學，就是要讓學生在體驗中理解、掌握，以及運用所學的知識，解釋新聞傳播現象，提高新聞傳播實踐能力。教學過程應該將新聞傳播現象與傳播理論緊密結合，從一般到特殊，從理論到實踐，充分優化整合教學內容，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從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三、豐富教學方法，調動學生學習激情

傳播學本身理論性較強，多開于專業學習的較低年級，學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較有限，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教學方法的采用對于教學效果的體現是很有益的。傳播學教學必須要跳出理論型課程單向教學的傳統模式。不僅要將傳播學理論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紹給學生，還必須充分尊重傳播學自身學科性質，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們參與思維，進行主動學習，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經調查，教學內容枯燥、抽象、難于理解，是學生們對傳播學學習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學中可運用多媒體技術。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情境，產生多樣性的外部刺激，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其中，運用多媒體技術進行教學是方法之一。運用多媒體技術將一些抽象的過程、微觀的現象進行模擬，瞬間的現象進行定格，是教學內容變得具體、直觀、生動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體系統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諸多的教學信息，由不同媒體形式進行有機組合，將與某一教學內容相關的不同層面的資訊系統集成在一起，實現課堂教學信息組織表達的最優化。對于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同學來說，影像資料特別豐富，可以最大程度的發揮優勢，使抽象的教學內容形象化、簡單化。如，在講授人類傳播的符號和意義的內容時，播放對話、訪談類節目，借用影視的直接誘導，調動學生的參與熱情，使他們進入教學內容情境之中。通過這類節目的主持人、嘉賓的非語言符號，如面部神態特寫鏡頭，肢體動作細節描寫來反映其心理活動，并通過討論使學生掌握基本的知識點，同時對著名主持人的采訪技巧也有了直觀的認識。例如，筆者在教學過程中播放了湖南臺魯豫主持的欄目《說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巖松約會電視》這期節目，因為主持人和嘉賓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學們參與熱情非常高，討論非常熱烈，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學的參與熱情，還可以采取情境教學的方式，讓學生親身模擬，直接感受教學內容，加深體會和理解。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將同學從枯燥的被動接受的教學中解脫出來，同時可將理論直接付諸實踐，使同學們學得輕松，接受愉快。如講解傳播技巧和傳播效果的內容時，筆者讓同學上講臺模擬了“訴諸理性”和“訴諸感情”以及“警鐘效果”，使課堂氣氛變得輕松活潑，同學們對教學內容記憶深刻。大眾傳播的教學中，針對傳播熱點話題，組織學生跟蹤大眾傳媒的報道，要求學生對所收集到的材料進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課堂時間進行討論。這樣的互動安排，充分考慮到教學目的和學生的興趣，鼓勵學生學習積極性，一般都能達到預期效果。如筆者組織同學們就“3·14拉薩事件”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了討論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見，只要教師將傳播學的教學進行適當的處理，使之與新聞時事緊密結合，使同學深入教學內容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傳播學教學過程就會變得輕松愉快，教學效果就會明顯提升。

四、與時俱進的探討新問題，培養學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類傳播的發展過程，是一部人類在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中不斷擴展自身的傳播能力、不斷發展和創造新的傳播媒介、不斷使社會信息傳播系統走向發達和完善的歷史。縱觀人類傳播發展歷程，先后經歷了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大眾傳播時代和網絡傳播時代。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這本書中，提出了著名的論斷：“媒介即是訊息”，指出了媒介的決定性作用，特別是在電子化時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積極的能動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間事物的尺度變化和模式變化，媒介改變、塑造和控制人的組合方式和形態。20世紀80年代，社會形態、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使得人類社會出現全球化、信息化趨勢。網絡傳播已經成為信息社會傳播的基本形態。它突破了大眾傳播時代大眾化、非目標性、單向、區域傳播的障礙，使得傳播走向個人化、目標化、雙向和全球網絡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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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傳播學 教學改革 案例教學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1 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的現狀與問題

為了了解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的現狀與問題，對我校新聞學專業的三十位同學進行了訪談，學生普遍反映“傳播學很難、聽不懂、沒有用”，在對傳播學課程的建議上，學生們大多希望“增加互動、多舉新事例、多利用新媒體、渴望參與實踐”。根據訪談，總結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的現狀與問題如下：

1.1 傳播學課程偏理論化，知識抽象，學生難以理解

傳播學是一門邊緣學科，與新聞學、社會學、信息論、人類學等學科都有聯系，正因為如此，傳播學的知識面較寬并且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同時，“傳播學教學基本是介紹歐美傳播學研究的成果，但經典的傳播現象和實驗則無法還原給學生”，①這也造成了傳播學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的脫節。另外，獨立學院的學生基礎相對薄弱，對抽象知識的理解有一定難度，如果僅是介紹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很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反而會造成“傳播學無用論”的現象。實際上，開設傳播學課程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利用相關理論分析問題的能力，傳播學中的人際傳播、傳播技巧等理論對學生有著極強且直接的現實指導意義。因此，如果不解決傳播學課程偏理論化的問題，學生聽不懂，不僅無法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喪失了開設傳播學課程的意義。

1.2 “填鴨式”的教學模式與學生渴望互動的矛盾

目前，本科的傳播學課程主要采取講授式教學，課堂上，以老師講授為主，學生被動地吸收知識。由于傳播學課程主要講授傳播學研究的理論和成果，學生要在課堂上接觸大量的概念、模式、研究方法、理論、意義等，在較短的時間內，學生要接受并且區分這些不同的概念、模式、理論，很難將理論知識跟現實操作聯系到一起，這種“填鴨式”的教學模式造成學生對傳播學的反感，認為傳播學枯燥無用，甚至很多學生在一學期的課程結束后，不知道傳播學學了什么。實際上，在訪談中，受訪的學生普遍表現出自己對這門新興學科的興趣，但是由于課程枯燥無趣而望而生畏。傳統的“填鴨式”的教學模式與學生渴望互動的矛盾已經阻礙了學科的發展和社會對傳播學人才的要求，多被學界所詬病。在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中，探索新的教學模式，激發學生興趣，重視學生的參與性，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2 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研究

2.1 傳播學課程體系及其特點

以國家級重點教材、21世紀新聞傳播學系列教材——郭慶光的《傳播學教程》為例，教材共有十五章，如果按部就班地從第一章講到第十五章，學生普遍反映知識繁多、無頭緒。結合新聞學專業的特點，并對教材進行充分的研究后，把教材的十五章進行整合，利用拉斯韋爾的“五W”模式簡單易懂的特性，把教材的諸多章節合并到此模式中，即：控制研究、內容分析、媒介分析、受眾分析、效果研究。這樣，就把原本十五章的內容整合為三大部分，經過整合后，全書的邏輯框架變得簡單，學生易于理解。見表1。

2.2 案例教學

案例教學，是一種開放式、互動式的教學方式，始于1870年左右的哈佛法學院。案例教學的方法就是教師以教學案例為基礎，在課堂中幫助學習者達到特定學習目的的一整套教學方法及技巧。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復雜問題的解決方法既不能在教科書中找到，也不可能獲得人人都贊同的“正確答案”。案例方法為學習者設想了這樣的一個世界，即通常在時間很短、信息不充分的條件下，需要靠批判性思維技巧和能力來提出有說服力的論點。傳播學課程理論性強、知識抽象，采用案例教學法，用具體、形象的案例來闡釋抽象的理論，能夠增加教學的趣味性，可以解決傳播學課程理論性強的問題，這種教學方式，能將抽象的理論知識轉化成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同時，案例教學法的開放性與互動性，強調學生的主導性，鼓勵學生充分思考，重視學生參與，滿足了學生渴望互動的需要，有利于激發學生的潛在能力，從而有助于培養應用型人才。

2.3 以教學與科研的有機結合不斷推動課程改革

傳播學雖然是一門基礎理論課程，但同時也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課程，因此，教師的授課不能脫離社會現實空講理論，要保持傳播學的應用性的特點。傳播學的教學要保持與實踐的同步發展，關注當下的信息傳播現象。同時，教師應當注意運用教育理念來指導教學。

首先，探索建構式教學模式。建構性學習模式強調為了理解而學習，通過問題式學習和協作式學習來培養學生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識，讓學生自主構建知識體系與意義結構。這種理論認為，認識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刺激加接受的過程，而是認識者主動地建構自己的知識經驗的過程。知識的接受不是一個被動的過程，相反地，學習的主體要主動地建構信息的意義。于是，學習成了一個主動的過程。在這種理論下，新的教學模式從“教師中心”轉變到“學生中心”，傳統的課堂變成開放的課堂，教師的角色更像是一個組織者、引導者甚至是伙伴，而不是主導者。學生們根據教師布置的任務或者議題，分成小組，每組4～6人，主動收集資料，課下小組內部思考討論，然后將小組討論的成果在課堂上充分展示。例如，2012年當韓國舞曲《江南Style》風靡全球時，可以借此為議題，用建構式教學模式，引導學生用傳播學原理對《江南Style》的走紅進行思考分析。

第二，重視案例研究。為了保持傳播學應用性的特點，教師應當重視案例研究，建立傳播學教學的案例庫。選擇案例時，注意案例的典型性與時新性，一方面，典型的案例具有代表性，例如，“魔彈論”的經典案例：1938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根據科幻小說改編的廣播劇《火星人入侵地球》，結果使成千上萬的聽眾誤以為真實的事件正在發生，造成極度的恐慌。另一方面，新近的案例更能激發學生的興趣與參與性。教師有必要對每年的新聞傳播熱點話題進行梳理分析。

3 結語

雖然傳播學的知識體系具有偏理論性的特點，但傳播學卻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因此，只有將理論抽象的知識轉化成學生的傳播實踐能力，傳播學課程的價值才真正得以體現。基于此，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顯得尤為迫切。為此，教師應熟悉教材，以教學與科研的有機結合不斷推動課程改革，轉變傳統的教學模式，積極探索建構式教學模式，重視案例研究，鼓勵學生真正走進課堂，利用課程教學改革，解決目前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存在的問題，培養出社會所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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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傳播學　學科建構　取向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傳播學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進入中國以來，吸引了國人及諸多學者各方位、多層次的不同興趣和探討。然而，我國的傳播研究先是引進、介紹西方的傳播理論與研究方法，以后又多限于新聞傳播的研究與媒介的運用。雖然傳播學界從一開始就倡導要建立我國的傳播學體系，對于傳播學的學科建設、范式革命、學派劃分、理論解析等問題的研究也是百家爭鳴，但適合我國國情的傳播學科一直未能完整建立起來，從而極大地制約了傳播學在其他領域內的研究與社會生活中的運用。因此，亟須對傳播學學科建構有更加明晰深刻的把握，為進一步建立我國傳播學的完整體系和今后的發展取向做出積極而有效的準備。

我們認為對傳播學進行學科建構和取向研究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強調要對“學科”本身進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為只有考察傳播學是否具備成為一門學科的機制和條件，使其獲得學術上的正當地位才能對其進行更為準確的定位。其次應參照其他學科如自然科學的研究層次和取向，從而對傳播學學科提供可鑒模式，使傳播學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統性、創新應變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學科內容和體制有所界定的基礎上，聯系社會實踐的內容和中國特定的歷史語境不斷地完善學科本身，在實踐的語境中生發出多元的研究視角，獲得學術領域和公眾的一致認同，使傳播學學科完成向“承擔理論和實踐雙重任務的實用性學科”的轉向。

一、傳播學學科建構探究

學科一詞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標準解釋之一是指所有知識或學問。也可指掌握某一門學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質，或培養這些品質的培訓和教育過程。實際上，學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變的知識范疇上的，而是在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中不斷產生、發展、轉型和消亡的。根據美國學者Robert T，Craig的觀點，有關學科的建構和合法化的有說服力的證據可以在知識、體制和社會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識方面包括古代經典和現代作品、理論、問題、分析模式等等；體制方而包括大學、系部、專業機構、資助單位、出版商、圖書館、數據庫及相關的分類表；社會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個社會層面習俗影響的行為。因此，學科的聲音來源于其實力――其學科權威――來源于跟整個社會對話的共鳴(與諸多文化習俗和信仰相關)，也來源于其知識的獨特性、發展速度及其在現有體制中的牢固地位。總之學科體現了體制、知識和文化資源的復雜整合；也調節這三者以各種方式爭奪名份的緊張氣氛。

我們從學科建構的這三個方面來考察傳播學。首先在知識層面上，作為五花八門的資源整合體的傳播學，它也以獨特的方式參與到學科問的對話。應該說，每門學科都有自己的基礎或者說中心。如心理學是以個體為中心的調整，社會學與合法的社會秩序相關，分析哲學建立在科學方法上，經濟學需要市場理性等等。那么，現代以來建構的學科――傳播學。試圖在沒有中心的世界中實現共同決策，通過對基本身份、社會秩序、知識和政策的認識協商，使得整個世界更加愉快地運轉。顯然，人類問題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難，不同角度之間的協調，這便是傳播問題。傳播的問題是多元社會的問題，匯聚了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等學科從不同層面探討，特別是在進入信息化高速發展的社會以后，人文科學甚至自然科學也被納入到這一領域之中，也由此成為了眾說紛紜的傳播學源頭。與此同時，傳播學者們把傳播學視角跟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文學等其他學科區分開來了，將傳播學與這些學科的對話最終被內化成傳播研究中的社會學視角、心理學視角、語言學，符號學視角及其他視角，而不是簡單的移花接木或抄襲已有學科的知識。由此我們就可以說傳播學科能整合知識的傳統來研究人類的關鍵――傳播問題，這就足以說明傳播學科有一個清楚的關注點，在知識的層面上具備了一門獨立學科的資源。

一門學問是否能成為一門學科，取決于前沿機構對該學科在體制上的認同，這其中也包括國際研究群體的出現，是否具有專業協會和雜志等等。然而在中國，傳播學的體制建設從一開始就屢受挫折，直到1997年國家教委將新聞傳播學確定為一級學科，但這并未給中國的傳播學帶來多少顯赫學術地位。傳播學作為新聞傳播學下面的二級學科，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新聞傳播學”這個概念限定了這樣的現實：傳播學研究與新聞學研究呈現出一種“膠著的狀態”――“傳播學研究對象的新聞學化，因而導致傳播學教育相應的新聞學化或大眾傳播學化”。近年來“一級發展論”的呼聲不斷高漲，即傳播學包含新聞學成為一級學科主張言論。持這類看法的學者認為從學科體系來說，傳播學是研究人類一切信息傳播行為與現象的大系統，而新聞學嚴格來說，只是這個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此外還有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等等子系統。應該說，國家教委已明確新聞傳播學為一級學科，而傳播學國際化交流趨勢的漸漲，專業化的學術期刊的出現，使傳播學已經具備了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體制基礎。只是這一體制基礎在某種程度上還受限于與新聞領域的厘清，也包括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與趨勢的約束。

雖然體制、知識對學科形成必不可少，然而支撐學科及組成學科的主要研究背景和對象的首要因素是社會文化實踐內容。如果文化因素解體了，再成熟的學科也將不復存在。正如科學所體現的探索精神、不懼傳統與權威并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的勇氣，如果在一個無法培養此種價值觀和信念的社會文化環境里，它是難于生存的。要解釋傳播學學科的來源，主要應從“傳播是文化實踐的一種”來考量，正是因為在對文化實踐進行重構，傳播學才能更具有知識的生命力和體制的延續性。傳播學從我們熟悉的社會傳播問題中產生，一種普遍的文化觀點認為人際的、組織的及社會的問題都是由于失敗的傳播造成的，并且可以通過成功的傳播來得以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講，傳播學的形成過程就像一堆鐵屑吸附在一塊磁性極強的社會文化磁鐵周圍。正如陳衛星提到：“傳播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技術等關系之中的世界，探討人們的觀念、想象、欲望、情感之間的關系，而這不能脫離改造這些現實維度的形式和組織。”。因此，傳播的觀念和具體的文化情景息息相關，因此也就成為一門實用性極強的學科。實用性學科不斷引起關注是因為它在談到一些實踐問題時被公認為是有效的，譬如盡管傳播學是從西方引入的。但我們顯然可以從中國古文化的諸多資料中找到傳播的源頭，而現實的中國也面臨著跨文化交流等諸多問題。

判定學科存在的知識、體制以及文化實踐三種因素密不

可分。我們要對傳播學進行學科建構，必須基于以上三者的存在發展。由此，二十一世紀傳播學的最高發展目標，就是完成“作為理論和實踐雙重任務”的傳播學轉向。中國傳播學要積極納入新的視角，補充新的知識但要避免泛化、邊緣化的研究傾向；要在體制上更加明晰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在機構設置、協會組織、專業刊物上要與“新聞”分家，強調傳播學學科發展的獨立性；要著力解決中國現階段文化實踐當中出現的問題，使得學科中的一些成熟思想和價值觀進入到實踐領域，不僅吸引著學者們和體制資源，更激發公眾不斷增長的興趣和認同。今天，傳播學作為解決“人類交流問題”已經獲得一種普遍性，正是由于這種普遍性，傳播學的領域迅速滲透到文學、史學、藝術、宗教等領域，以致出現了文學傳播學、歷史傳播學、藝術傳播學、宗教傳播學甚至在更高的哲學層面上的符號傳播學或文化傳播學。這就要求我們急需對傳播學今后的研究取向進行考察。

二、傳播學研究取向考察

傳播學研究取向與學科定位息息相關，亦是建立在傳播學的知識、體制以及文化實踐基礎之上。正是因為現階段傳播學學科定位缺失，造成了傳播學研究取向出現了三大問題。首先是缺乏整合的、系統的普遍理論支持，如施拉姆所言，“傳播學仍舊沒有發展出一個系統的中心理論，讓傳播研究可以圍繞這個中心來思考，來組織，來建立一門成熟完備的學科”。以致他后來又感嘆說：“傳播研究這一領域與其說是一門有名有實的學科，還不如說是各路學者來去匆匆的一個集會場所”。實際上，系統科學、心理學理論或是符號學理論也好，經驗主義或是批判主義范式也好，都應當把它們整合起來，形成構建傳播學學科的理論體系。其次是缺乏學科的創新和應變能力，急需實用性的理論指導。盡管時代的傳播形態早已超出了半個世紀前的狀態，然而傳播學先驅們所創建的理論框架依然束縛著我們的思維，傳播學要獲得新生，就必須適應社會形態的轉變，并在實踐中不斷的解決新問題。再次是缺乏高屋建瓴的反思，即在哲學層面上對傳播的本質和根源進行考究，如符號學、語言學、思維學等對深化傳播理論、理解“元傳播”都有很大的幫助。

為了更好的理解并解決傳播學研究中出現的這三大問題，我們不妨對比下自然科學的研究層次。17世紀以來，科學在西歐的迅猛發展，這是科學家和普通百姓之間產生共鳴、新興科學與當時大文化背景互動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科學的世界觀逐漸演變成“常識”。要把傳播的觀念帶人整個社會當中，我們應當通過把握傳播的層次來認清傳播學今后的發展取向。如下表。

表中表明，自然科學中處于理論和研究的第一層次是自然現象本身。與之相應，處于傳播理論和研究的第一層次是在實踐當中的人類和社會問題。在第二層次中，科學家從事常規科學的研究并解決與一般理論相關的問題。與之相應，在傳播理論和研究的第二層次，理論家們從某種傳播風格實踐中發現指導行為和批評的具體風格理論。自然科學的第三層次是對常規科學進行哲學與歷史的研究，以求發現它的發展演變、理論構成和價值內涵。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和傳播的理論研究的重要分野在于：傳播研究的第三層次只類似于科學研究的第二層次，也就是說，在第三層次研究傳播風格的學者對應與在常規科學第二層次的科學家。在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第三層次中，從事研究的是哲學家和歷史學家。而這在傳播理論和研究中，要等到第四層次才能發生。

’我們將傳播研究與科學研究進行對比，目的在于使我們更為直觀地看出傳播研究在層次上的特殊性。傳播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的研究可以被認為分別是實用傳播理論和普遍傳播理論研究。傳播學是在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實踐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它的學科建構與實踐背景緊密聯系，這使得它產生出實用傳播理論并指導公眾和社會組織。實用傳播理論包括了在傳播實踐中產生的可操作法則――從原始的個體傳播發展到人群之中的傳播，又發展到以媒介為中介的人與機器的傳播。實用傳播理論隨著時代情境和文化實踐而不斷變化，大體可以涵蓋在公眾傳播、關系傳播、信息傳播等領域之內而可以看作是實踐研究，譬如采訪學、編輯學、節目制作方法、談判學、公共關系等等。普遍傳播理論體現出在實踐基礎上對傳播研究的綜合視角，如新聞學、修辭學、大眾傳播學、人際傳播學等等。有學者認為這其中亦包括一個由五個部分組成的傳播理論模型，結構――功能理論、認知和行為理論、相互作用理論、闡釋理論和批評理論。這五個部分正是集合了其它學科的既有傳統如系統科學、心理學等等，將它們的研究視角納入到傳播的知識之內并組成一定的傳播理論模型，這在學科建構上為傳播學提供了穩定而豐富的知識資源，從而也將較為零散的實用理論整合化、系統化，而第四個層次就是哲學層面的研究，如語言學、符號學等它們都是傳播的基礎，能夠揭示傳播的本質。

我們認為，將傳播學進行層次劃分為實用傳播、普遍傳播和哲學研究三個層面有利于解決傳播研究的無系統性、缺乏創新和反思的問題。實用傳播層面不斷地總結實踐經驗教訓，激發公眾及組織的興趣與熱情，在人類現實交流層面上指導并解決由于新的社會形態帶來的新問題，并把傳播學的學科內容在整個社會層面上進行拓展；普遍傳播層面上汲取其他學科的養分。在為傳播學不斷輸送資源形成獨特視角，進而整合成為一個適用的學科理論核心，獲得學術界和公眾的認同和共鳴；最后，在哲學層面上夯實學科的基礎，并進行不斷地反思，解決傳播學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解決在微觀層面上傳播本質的問題。

三、結語

篇4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篇5

認為別人該知道傳播學的想法是霸道的，因為即使學了傳播學的學生在做畢業論文時，完全是一頭霧水。曾經有學生在畢業論文答辯完畢的當天，誠實地對我說：“老師，您別看我要畢業了，那個傳播學我就不知道講了些什么。”對一個學科來說，這不算好狀況。外界對傳播學很生分也就罷了，傳播學內部人士對傳播學是什么不太明了也無興趣，讓人不得不深思。造成生分狀況的根本原因來自本學科建設的緩慢。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這都是很現實的基本問題，而在我國目前更突出一些。從傳播學的學生到傳播學的教師，我積累了很多的感觸。傳播學教育，尤其針對本科生的傳播學教育，目前最迫切需要改變的是教材建設。教材的改變需要從三點入手：第一點，全面消化歐洲批判學派和美國經驗學派的現有研究成果。第一點是前提，打個不貼切的比喻，好比是動物過冬儲備的脂肪。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傳播思想各種文化都有論及，但不是每種文化都生長了傳播學，傳播學所探討的問題又是每種走入現代的文化所共同面對的。所以我們必須引進先行者的成果。第二點，教材的編寫宜體現這樣的目標：推動學生思考他們自己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的價值，思考自己生活其中的歷史和文化，審視自己所處的時代。第三點，教材要有很強的中國味道。這種味道是從教材內容里清清淡淡散發出來的，沒有堆砌的痕跡。如果本科生傳播學教材在這三點上真正做到了突破，所培養出來的本科生在學科素養上會得到很大改觀，傳播學的本土化可以說是落到它該落的地方了。假以時日，一個老師在課堂上所傳授的知識為學生高度接受之后，按傳播學原理，它的效應可以放大，以一及十，能夠為傳播學營造繼續生長的良好社會環境。

傳播學教師可以參照的教材很多。國外譯介的傳播學教材偏重歐美，其中又以美國為多，其他國家的很少。這些教材基本上是大眾傳播的著作。而大眾傳播只是傳播學的最醒目領域，不是唯一的，甚至可能不是對人類的命運來說最至關重要的領域。這種局面與我國的新聞學教育現狀有關系。我國的傳播學學科都作為新聞學專業學生的必修科目，不可能像國外有嚴格區分的新聞學專業和傳播學專業，傳播學作為新聞學學生的理論課而存在。

即便大眾傳播學，所譯介和本國編寫的教材也多有偏頗，重在美國，忽略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成果。近兩三年所翻譯的美國傳播學教材中增加了歐洲學者們的理論成果部分，但篇幅不是很多。歐洲國家中英國的教材因對通俗文化的研究被介紹進來，但不像美國那樣系統且更新及時。美國傳播學教材中小約翰的《傳播理論》，功底扎實、理論高屋建瓴，鮮有別人能超越，不過，那本書本來不是本科生教材。這種局面造成了即便在大眾傳播學方面，也是缺胳膊少腿的：大眾傳播學教育基本上在用經驗學派這一條腿走路。聯系到傳播學的費廷斯格的認知不和諧理論，一個瘸子走路的樣子在人的心里引起的感覺是不舒服的。這里沒有笑話殘疾人的意思，但一條腿的現狀會讓學生們不理解：美國的月亮真的那么圓嗎？如果不是，為什么從頭到尾都在講美國？

我國編著的傳播學教材目前體現了譯介的兩大缺陷：第一，狹隘地集中在大眾傳播領域。第二，消化了大眾傳播學的經驗學派一派的理論，對批判學派的理論還處于初步整合的階段。不過，老師們都普遍意識到了這兩大缺陷，組織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政治傳播、跨文化傳播和健康傳播的國外專著和教材都陸續譯介了進來，同時許多人都在致力于消化批判學派的成果，相信高度整合的傳播學教材不久會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

由于不同的理論取向，英國和美國的傳播學教材非常不同。英國教材重在揭示我們所經歷的但不常深思的另外一面，把傳播問題放到宏觀的社會結構和人類歷史、文化之中，又高又遠，龐大壯觀，眼光卻是懷疑和批判的。這樣的教材接受起來肯定艱澀一些。美國的本科生教材編寫的都很淺顯，但并不意味著不教給學生另外一種看待日常生活的眼光，它們也會給人“原來可以這樣想”的感覺，但它們往往集中挖掘一個問題而略了其他，好比挖井，上了癮一般挖得深了又深。這樣，兩個國家的教材視野都能激發聯想，啟發學生思考許多問題。這些教材在體例上沒有像我國那樣分割成第一節、第二節和各節中的一二三四，在許多我們看來很關鍵的問題，甚至沒有給出嚴格的定義，而是給學生很寬泛的一個概念，論述也很靈活。我很長時間很奇怪，事后回想起所讀過的教材，印象深刻的觀點和事例為什么是這些教材里的，而不是來自體例嚴格用語嚴謹的國內教材？后來我總結了一下，歸功于這些教材所體現的教育價值觀，而這價值本是人作為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所應該擁有的，它理當是所有學科所共同追求的，帶有一定普適性。眾所周知，今天大學生的培養和10年前相比，社會環境都大不相同了。10年前我們可以畢業之后選擇另一個行業就業，一切重新開始都來得及。如今學生們在填寫高考志愿時，往往意味著選擇了今后從事的行業。現在的畢業生規模和國家的產業結構導致學生們在填寫志愿時要非常慎重：一定要照顧自己的興趣選擇專業，否則不僅讀書時讀自己不喜歡的專業，畢業后還要從事自己不感興趣的職業。新聞專業的學生們少不了無奈之余放棄了心愛的專業而來的，但很多都是本著自己的興趣而做出的選擇。前面說過，我國的傳播學理論基本上是給新聞專業的學生講授，如果認為新聞學不需要太多理論，實在是謬見大矣。新聞學教育重在傳授給學生新聞的制作細節和制作過程，它的培養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為新聞媒介組織輸送采編人才。而這種技巧的培養是有前提的：它也必須遵循教育的基本目標――培養能夠完整認識自己的人，明白自己活在世上的價值在哪里。這個教育目標對新聞專業的學生很重要。搞新聞的尤其特殊，因為每個新聞人較之其他職業的人，所經歷的乃是雙重的人生：他/她自己的和他/她每次采訪所構成的人生。他/她總要經歷顯著的、異常的、緊迫的、重要的那些人和事，還要體會時間爆炸的感覺：仿佛歷史的旁邊就站著自己。新聞人的職業人生和他/她的自我之間存在著緊張，這緊張交集在一個個體之內，本身就是一個傳播學問題。傳播學需要借鑒心理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的理論，充實人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和組織傳播的內容，并且要和學生們以后要經歷的職場生涯密切聯系起來講授。這些內容不僅幫助學生們看清自己，也深入思考自己和社會的關系。這合乎傳播學的社會科學性質，它所要求的審視的眼光，首先就是審視自己。其次，激發學生思考自己所處的歷史、文化和時代。許多傳播問題說到底是文化的問題，而文化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植根于歷史之中，充溢在吃喝拉撒的行為里。再往深里講，傳播問題是我們的心靈問題。文化里隱藏著和再生著我們的心靈問題。歷史和文化中免不了讓人傷心的教訓和讓人擊掌叫好的經驗，有時一則小消息的采寫蘊含的意味就很多。就大眾傳播來說，自舊上海《申報》以來，媒介領域有太多東西可以為傳播學教材所用。晚清以來，我國跌宕的歷史也能為大眾傳播提供足夠多的旁證素材。傳播學更是一門積極觀照現實社會的學科。網絡普及開來后，整個社會在對新一輪信息革命的適應中，遭遇到許多問題，至今仍然在摸索中。傳播學教材必須體現本學科對新傳播階段的摸索，這有一定前沿性，對學生來說是必須的，教師必須幫助學生仔細地觀察這個社會上與本學科有關的主導領域。

我讀美國的傳播學教材，發現一向稱“我們地球”而非“我們美國”的美國學者們在編寫教材時，除了跨文化傳播，大眾傳播教材都相當地“我們美國”。拿電影的發明來說，對愛迪生的貢獻寫得很仔細，對歐洲發明家的貢獻一句帶過。對本國的傳播理論條分縷析，其他國家包括歐洲那些國家的簡單介紹完事。我們的日常生活本來已經被高度美國化了，課堂也要被美國化嗎？從穿的衣服、吃的食品、看的電影、聽的歌曲到圖書館里能夠借閱的傳播學教材，學生們還能看到另外的世界嗎？我國本來有豐富的傳播資源，目前缺乏的是傳播學的本土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在課堂上動輒“美國”。韓劇之熱并非韓國文化在熱，而是韓劇中體現的價值觀和國人的心靈構成了共通的意義空間，這個空間就是我國豐富的傳統傳播資源。傳播學沒有在我國本土化，并不意味著我國沒有傳播思想。中國的傳播學教材必須散發中國的味道，而不是動輒“美國”。這是為什么我認為傳播學教材的編寫目標以激發學生思考自己所處的歷史、文化和時代的緣故，這樣的目標與傳播學本土化不僅沒有沖突，且是必須的。

篇6

總體來看，我國關于新聞學專業課程教學改革的研究成果中涉及“研究性教學”的比較少，大多是集中在“案例教學法”和“實踐教學改革”這兩大研究領域，這與開展研究性教學程序較為復雜，沒有現成的有效范式可供借鑒，如果實踐效果不好往往得不償失有關。當然，也有一些涉及新聞學課程改革的論文提及研究性教學，但只是作為論文中提出建議的一部分，沒有對研究性教學的具體開展進行詳細論述。可見，探討研究性教學在新聞學相關課程中的應用，不僅能夠彌補學術研究上的缺憾，還有利于教師進一步推動教學改革，促進學生創新能力的提升，培養他們適應新聞行業崗位實際的技能，在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兩個方面均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相關概念的界定及內涵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美國的杜威、克伯屈等提出“問題教學法”，倡導“從做中學”的教育思想，這為研究性教學的實施奠定了理論基礎。研究性教學要求教師以培養學生的研究意識和能力為目標，創設類似科學研究的教學情境，鼓勵和引導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學會運用已有的知識創造新的成果，通過對研究內容的深刻認識，產生新的觀點，完善個人認知體系。“研究”的核心在于創新性思維。

新聞策劃是新聞學的專業課程，重在闡述新聞報道策劃的重要作用，讓學生認識新聞策劃在現實新聞行業中的具體實施，具有很強的實踐指導意義。本門課程開展研究性教學有其天然的優勢，也更利于教師以此作為教學改革的突破口，將研究性教學循序漸進地拓展到其他課程。

二當前新聞策劃課程教學存在的不足

（一）課程教學缺乏實踐環節

與新聞寫作、新聞評論學等課程不同，本門課程的實踐必須有專業平臺的支撐。有些教師對于“實踐”的理解，就是讓學生對某個活動進行新聞策劃并形成策劃文書，但這樣的策劃方案必須經過媒介實體來檢驗，然而這是沒有辦法在課堂上得到執行的，也就無法驗證它的可行性或執行效度，僅憑教師的主觀認定來判斷新聞策劃方案的優劣，這是非常不科學的。因為很多高校教師沒有新聞行業的從業經歷，缺乏實踐經驗和對新聞實務的直觀感覺，只能從理論上來判定，這顯然不利于學生對新聞策劃的深入理解。

（二）缺少與其他課程的結合

很多教師把新聞策劃上成一門偏重理論的課程，只注重新聞策劃單方面知識的講解，與之前教授過的課程斷裂開來。新聞策劃與新聞采訪寫作、新聞學理論、傳播學理論有著緊密的聯系，即一次新聞策劃依賴眾多的新聞寫作才能實現，而很多新聞策劃行為的深層次動因都可以從傳播學理論上追根溯源。通過現有的教學模式，學生能夠學會“怎樣進行新聞策劃”，但對“為什么要這樣進行新聞策劃”缺乏理論層面上的理解，同時對“在新聞寫作中怎樣表現策劃的意圖”這樣的細節缺乏感知。

三新聞策劃課程開展研究性教學的實踐

（一）結合傳播學理論講授新聞策劃的重點知識

在傳統教學中，理論教學占據了絕大部分課時，在研究性教學中，教師要精簡理論的講授，把重點提煉出來，留更多的課時用于指導學生的研究性學習。而在理論的講授過程中，要特別注重將之前已經教授過的傳播學理論與新聞策劃的知識結合起來，一方面可以幫助學生回顧和鞏固所學知識，另一方面能讓學生從理論的層面加深對新聞策劃的認知，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表面的了解，為稍后將要開展的案例分析和策劃實踐奠定基礎。

在實踐中，筆者將“新聞策劃的原則”“新聞策劃的選題確定”“新聞策劃的評價”“新聞策劃的方案制訂”作為講解的重點；以案例教學的方式，對會議報道策劃、典型報道策劃、突發事件報道策劃進行詳細分析；開設兩個專題研究，即“新聞策劃與媒介經營”和“新聞策劃與炒作”；在講授過程中融入的傳播學理論包括議程的設置、沉默的螺旋、培養分析、社會責任論、擬態環境、刻板印象等；同時介紹比較值得深思的觀點，如“娛樂至死”、“危機傳播”，以拓寬學生的視野。至于如何將傳播學理論與新聞策劃案例結合起來，則需要教師根據自己的理解和選擇案例的不同，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教學范式。

（二）運用理論進行案例分析

在這個環節，學生正式進入新聞策劃研究性學習的自主階段，研究任務則是對報紙或網絡上的某一新聞策劃專題進行評述。學生以小組合作的方式完成任務，學生自由組合，每組成員6～8名，設一名小組長，小組內經過協商合理分工。學生選取的案例不限時效性，近年內比較成功的新聞策劃都可以作為分析對象，教師引導學生從事件背景、欄目規劃、文本內容、版面編排、整體效果、媒介經營等方面對該策劃進行深入研究，結合新聞學或傳播學的理論對其分析。另外，教師要對學生的研究性學習提出要求：在原有的基礎上，還能想出怎樣的措施來完善這個策劃。在這個環節，學生要運用已經學過的知識，以研究的形式來開展學習，教師可以鼓勵他們采用“頭腦風暴”的方法，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新精神，對該策劃進行完善。這樣，學生就能初步嘗試以理論來指導實踐，在這個過程中，學生處于“主體”的地位，而教師只是一名指導者、引路人。

這個環節的任務必須提前布置，教師理論講解結束后，馬上進入案例分析的課程模塊。每次課安排一組學生講述對某新聞策劃的分析，每位成員都必須上臺發言，發言的內容在小組內分工確定，一般由小組長進行綜述。該小組的評述結束后，由其他組的組員進行評價和補充，最后是教師評價。教師的評價要以鼓勵為主，對于理論分析不到位的地方要及時指出，以便學生在稍后的實踐環節中完善。

（三）提供新聞策劃實踐的平臺

很多高校對“新聞策劃”課程的實踐環節重視不夠，往往以學生寫一份策劃方案為考核方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缺少新聞策劃的平臺。對此，要動用多方資源，確保學生新聞策劃的實踐得到落實。筆者與校報編輯部聯系，遇到校園大事件時，請校報編輯為新聞專業的學生預留一個版面，用于他們實施新聞策劃。學生策劃的新聞專題可以包括新生軍訓、校園運動會、社團活動、節日慶典，甚至是帶有商業性質的“校園好聲音”活動等，這些都是學生喜聞樂見或熟悉的活動，能夠激發他們開展新聞策劃的熱情。完成的方式依然是小組合作，成員與案例分析環節相同，小組間相互溝通協調，選擇不同的主題進行策劃，每次策劃的實現形式就是在校報刊登一個專版，從欄目的設置和版面的安排，再到新聞稿件的采寫，均由學生自己完成。這樣，學生不僅能完成新聞策劃的實踐，還能復習新聞寫作的知識。

學生對于此次校園新聞專題的策劃，必須經過調查和可行性分析，這是開展研究的必經環節，調查報告成果同樣是作為實踐考核的一部分。在實施新聞策劃前，學生要對在校的老師、同學進行問卷調查，以利于在策劃時根據受眾的愛好和需求調整報道策略和版面設置。新聞專題刊登后，還要在校園范圍內收集反饋信息，總結此次新聞策劃的得與失。在這個階段，學生充分經歷了一次小型的調查研究，認識到只有經過實證調研以及行為分析，即有了理論研究的基礎，新聞策劃才能有明確的指向，實施效果才會更好。

（四）創建課程微博，利于日常指導

因為新聞策劃實踐的很多活動必須在課外進行，為確保學生遇到疑問時能及時得到解惑，在上課之初就創建一個課程微博，由教師進行日常管理。學生在理論學習、案例分析、新聞策劃實踐的過程中遇到疑問，都可以求助，教師要每天固定時間查看微博，對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指導，確保學生的研究性學習順利開展。另外，教師要勤于更新課程微博，內容可以是轉發媒體微博或名人微博對于最近熱門時事的見解，也可以是自己對某報紙或網站專題策劃的看法，表達自己的體會，與學生分享對事件的認知，或對于相關新聞策劃的理解，引導學生進行多元化思考，在研究性學習的過程中獲得更多靈感，形成師生間的良性互動。

（五）考核方式的改革

研究性教學著重培養的是學生的創新能力和意識，因此傳統閉卷考試的終結性評價必須改革，轉為形成性的評價方式，平時表現、案例分析報告、作品質量、調查研究的報告組成考核的四個內容，權重分別為20%、20%、40%、20%，作品即實踐環節的校報專版。考核的主體也由傳統單一的教師評價，改為小組自評、組間互評和教師評價相結合，主要根據各評價指標的創新性和整體效果進行評價。采用這樣的評價方式，才能合理反映學生創新能力和職業技能培養的質量。

參考文獻

[1]趙峻穎，吳亞春，孫建.高校開展研究性教學的策略研究[J].中國科技信息，2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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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新聞院系的基本做法是開設《新聞學概論》課，但這種課程安排又與高年級的《新聞理論》課有所重復，這樣一來，老師教著累，學生學得也吃力。近年來，伴隨新聞教育改革的縱深發展，越來越多的新聞院校開始通過創設《媒介素養》課程來解決這個問題。2004年秋，上海交通大學在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個開傳媒素養教育課。除了傳播學專業的學生外，首批七百多名電子工程、農學和其他理工科的學生參加了這門課程的學習[13。2005年9月，中國傳媒大學正式開設了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媒介素養課程。2006年9月，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也在全院2006級新生中開設《當代媒介素養》課程。

一課程設置突出“階梯式”觀念

從課程設計的角度看，新聞基礎課程的目的就是“要構建本專業與其它專業相區別的標準，使本專業的學生掌握這些規律。”-3基于此，大一新生對于專業知識的普遍缺乏是我們設置專業課程體系必須首先考量的因素。我們提出的“階梯式”觀念實質就是尋求新聞傳播專業課程之間的內在關聯，按照由淺到深、由表及里的方式循序漸進地設置專業課程。

具體來說，我們將《當代媒介素養》定位為面向新聞傳播專業大一新生的專業“入門課”——既是關于媒介知識的“普及課”，也是培養其媒介接觸興趣與習慣的基礎性課程——設置這門課程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切實提高當代大學生在“媒介化社會”中的生存能力，亦即認識媒介、理解媒介和使用媒介的能力。為此，我們設計《當代媒介素養》的課程內容幾乎涵蓋了傳播者、受眾、傳播媒介、傳播內容(新聞、評論、娛樂、廣告)等新聞傳播專業的所有重要領域，切實“降低”高中與大學專業之間的對接門檻，讓大一新生能夠平穩有效地完成過渡階段的學習。另一方面，本課程最終的定位是面向不同學科、專業的大學生，將媒介素養視為現代公民基本的文化素養之一，進而將媒介素養教育納入高校“公選課”序列，使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通識教育”。

與此同時，大一上學期分別開設了《新聞采訪》、《中國新聞史》兩門專業基礎課，下學期又分別開設了《新聞寫作》、《外國新聞史》課程，這些專業課程與二年級以后開設的《新聞理論》、《新聞編輯》、《新聞評論》、《新聞作品評析》等專業核心課程在難度系數與專業深度方面形成了很好的梯度，便于學生理解和切近本專業。經過5年的教學實踐，我曾經為1100名新聞專業的學生講授了《當代媒介素養》課程，這一“階梯式”教學改革嘗試得到了同學們的普遍歡迎，很多同學表示這一教學方式對其迅速融人專業學習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安徽省內許多兄弟院校也紛紛向我們“取經”，已經或擬將開設《當代媒介素養》課程。譬如，安徽廣播影視職業技術學院不僅開設了這門課程，而且還選用了我們編寫的教材。安徽財經大學新聞系則派老師與我們聯系，準備開設這門課程。浙江工商大學更是開設了全校范圍的人文公選課，并且也選用了我們編寫的《當代媒介素養教程》作為課程教材。

二教學理念變革與教材編撰彰顯“打通”意識

教學改革首先體現為教學理念的變革。傳統的新聞教學基本分為新聞理論、新聞史與新聞實務三大領域，這種分類方式確實為新聞教學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同時，一個問題即在于新聞學原本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分割過細且不同領域的界限過于涇渭分明，則勢必會影響整體的教學效果。為此，我們在專業課程教學中努力貫徹“打通”意識，即在教學中有意識地將新聞史、新聞理論與新聞實務三大領域“融于一爐”，強調“論自史出，史從實踐來，實踐靠理論指導”，這樣不僅可以增強應用新聞學教學的理論色彩與歷史質感，拓展教學的深度與廣度，也有助于加強應用新聞學教學對于具體新聞實踐的指導性和針對性，更有效地幫助學生構建完整的“大新聞”概念以及個人立體網狀的知識結構。

教材革新是教學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2007年出版的《當代媒介素養教程》也是“打通”意識的產物。該書的撰寫理念完全跳脫了單純的新聞理論、新聞史、新聞實務的劃分界限，將媒介素養視為現代公民的基本素質之一，依此理念，以媒介素養關涉的三個基本能力(亦即對不同媒介的特質、功能的認知能力，對媒介傳播信息的解讀、批判能力，以及運用傳媒及其信息為個人生存發展和社會進步服務的能力)為主線架構全書，章節設置上基本涉及到了新聞傳播學領域的諸多方面。比如：第一章“媒介素養概說”著重闡釋了媒介素養的基本內涵和其對于現代公民的重要意義，第二章“新聞”介紹了新聞的定義和特點，并運用具體報道案例分析了新聞價值的含義和主要內容，剖析了新聞報道建構的全過程及其影響因素，并從新聞專業主義的維度探討了產生新聞商品化和低俗化現象的根本原因以及由此引發的問題，等等，全書十章內容中一以貫之的就是“打通”意識。

此外，該書還盡可能多地參考了國內外的相關著述，體例安排上也盡可能兼顧到新聞傳播學領域的諸多方面以及這門課在專業學習中的基礎性定位，力求通俗易懂，同時確保基本的專業性和學術性。案例的選擇也盡可能貼近實際，接近當下。具體教學中，在充分發揮教材的新穎性特點的基礎上，筆者還努力將“媒介素養”——這一西方土壤上的產物——進行本土化“移植”，用西方的理論武器剖析國內最新新聞事件，并且有選擇地引入了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豐富教學內容，拓展學生的理論視野。

三教學方式呈現多樣化

人們常常用“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來形容新聞工作，同樣道理，新聞傳播學的教學方法也應該常變常新，我們在當代媒介素養課程中就嘗試運用多樣化的教學方式。

其一，變傳統的“灌輸式”教學為雙向互動式教學，加大課堂討論的比例。新聞工作靈活機動的特質要求我們的新聞教學必須相時而動，推陳出新。同時，伴隨大學的擴招，新聞專業的學生日益增多，而學生人數過多勢必很難取得良好的課堂效果，更不宜在課堂開展大型活動。針對這些現實狀況，我們有意識地在課程中加大了課堂討論的比例。每年新學期伊始，我們都會將學生按照1O人一組分成若干小組，并隨著教學進度的展開，定期舉行課堂討論。每次選擇1-2個話題(內容多是專業問題或新近發生的新聞事件，可以由老師出題，也可以由學生自擬題目)，從主持人的選擇、評委團的設置到評分細則的設計，所有細節都由學生自主決定，充分尊重學生的自主性。討論中，每組選派2名代表闡釋本組觀點，并且這2名同學還必須說明本組其他同學的具體分工，以確保所有同學都能參與其中。最后，由主講教師逐一評點同學們的觀點。實踐證明，這一方式對于活躍課堂氣氛，調動同學們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均大有裨益。

其二，在加大傳統體系式教學的基礎上，有選擇地進行一些專題式教學。傳統新聞學教學基本按照既定的理論框架和概念體系來推進。對于專業基礎課程而言，這種教學方法的好處是脈絡清晰，使學生易于從整．體上把握學習的重點和難點，但這種方法往往很難深人地剖析具體的專業問題。為此，我們又嘗試將專題式教學方法引所教課程中。我們選擇以理論教學為“經”，以專題講座式教學為“緯”，教學中既有必要的概念厘清和理論分析，又有具．體專業問題的深入解析，幾年下來，效果明顯，很多學生稱這門課程對培養其專業興趣、深入理解某些專業問題都具有很大的幫助。

其三，強化案例教學，突出基本訓練。我們在教學中始終遵循新聞學應用性強的特點，給予案例教學和基本訓練相當大的重視。我們特別注重引入新近發生的新聞案例，有的時候，課前剛剛發生的新聞事件即刻就會成為媒介素養課上老師評點的案例。與此同時，在每年新學期的第一次課上，我們都會為同學們開列《人民13報》、《中國青年報》、《經濟觀察報》、《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等10多種國內報紙以及諸如《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西方報紙的網站，要求同學們每天必讀其中的3份以上，然后針對報紙上新聞報道的好壞優劣進行專業性的評點。此外，我們還按照不同媒介形式將學生分成若干小組，比如：報紙組、廣播組、電視組、網絡組等，要求以小組為單位，結合具體新聞事件、新聞現象定期舉行討論，老師則每學期至少安排一次課堂討論，分組匯報討論結果。這樣的教學設計不僅充分體現出應用新聞學的基本特質，也有利于學生迅速找到專業學習的“抓手”，進而有的放矢地提升個人的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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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作為全國較早開設新聞專業的院系,20多年來在我國的新聞教育工作中一直發揮著十分積極的作用,在全國有著一定的學術影響。2006年4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與該院在河北大學聯合主辦的中國傳播學會成立大會暨全國第九次傳播學研討會,被新聞傳播界一致譽為“中國傳播學發展歷程上的一個里程碑”。日前,筆者受本刊之約,專訪了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白貴先生。

“鐵肩擔道義 妙手著文章”

記者:學生中有種思想,認為學新聞不過是為了討個看起來很風光的飯碗,甚至少數教師也有這種思想,對此您怎么看?

白貴:新聞從業者至少在今天還是一種相對令人羨慕的社會職業――注意,這里我沒用“尊敬”這個字眼,因為由于種種原因,人們的敬意明顯地在下降。但這種職業有它很顯著的特性,作為社會大船的望者、觀察哨,肩上的擔子太重了。新聞要想客觀、不說假話,首先要講“道義”,講職業精神。對于造就新聞人的新聞教育來說,只有樹立起堅實的新聞“道義”觀,學生走上工作崗位后,才有可能把這種“道義”貫穿到新聞實踐中去,養成良好的職業精神和職業操守。

記者:在這方面,您怎樣評估貴院的畢業生?

白貴:我們在新聞教育中一直把諸如正義、公正、理想諸理念融匯在專業教育之中。我認為新聞專業教育必然包括這些意義,如今新聞教育的環境相對越來越寬松了,學術無,但教育要有立場,教師應有價值觀。25年來,我院已為國家和地方上培養并輸送了3000多名本科生和200多名碩士研究生,大多供職于國內各種媒體,從國家級媒體到地方媒體。用人單位普遍反映我院的畢業生有正義感、吃苦敬業,可以說口碑一直很好。

記者:您認為新聞專業的學生最需要具備的素質是什么?

白貴:道義感,尤其是在當前。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把道義視為立命之本。“道義”就是關注國家、關注民生、關注社會、關注民族的生死存亡,就是把個人的命運同國家與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古人講“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我們要時時刻刻品味這句話,真正作到以此自警、自勵。一個“新聞學子”如果真正懂得了“道義”二字,他起碼在大方向上不迷惑,大是大非上不糊涂。我個人認為,“道義”缺失、人文精神匱乏是目前我國新聞界面臨的主要問題。它直接導致了諸如節目商業化、低俗化、有償新聞等具體問題的產生。因此,新聞教育一定要把“道義”教育擺在重要位置。

記者:培養學生的“道義”精神有什么訣竅嗎?

白貴:訣竅就是要對學生負責,要以身作則,要有正確的辦學理念。現在我國約有近700個新聞傳播教學點(專業),但是辦學的同質化現象比較嚴重。當然,作為新聞教育,其共性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們主張“和而不同”,也就是要根據自己的實際形成辦學特色,辦學理念上也要有獨到之處。比如我們講的“道義”問題,不光只是一個名詞概念,試想如果一個學生專業知識很差,那他(她)怎么可能在新聞實踐中較好地去實現“道義”呢?所以我們同時在教學中采取了其他一系列配套的辦法,諸如強化人文精神培養,注重啟迪學生的智慧,注重對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培養,鼓勵學生在盡可能廣闊的空間發展。

記者:和而不同?能再談點嗎?

白貴:“和而不同”是中國古代一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學智慧。借用到新聞教育中,不僅指各新聞院(系)要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有選擇地辦出各自的特色,而且即使在同一個新聞院(系)中,也能注意因材施教,給學生以充分的自由發展空間,培養出學生的專業特長來。比如有的學生適合作采訪,有的適合作編輯,有的適合作策劃,有的擅長寫大報道,有的擅長寫評論等等。我們要努力培養學有專長、術有專長的學生,千萬要防止各方面都一般化乃至平庸化的學生。在如今我國新聞教育同質化傾向比較嚴重,大學生就業競爭激烈的現實情況下,這一思想也有利于學生的就業和發展。再者,“和而不同”不僅指在國內,也是指在國際上。我國的新聞教育應與國際新聞教育接軌,充分借鑒國際上新聞教育的長處為我所用,但不是完全照搬。為此,教師要有國際視野,學生也需要有國際視野。

世界文化平臺上的“舞者”

記者:據悉,您是學中文出身,而且有著很好的哲學、美學功底,若從其他學科的角度看比如文學,您認為新聞傳播教育應當注意或借鑒一些什么因素呢?

白貴: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化底蘊。

記者:可否談詳細一些。

白貴:新聞記者要具備一定的文化底蘊,以文化的胸懷、眼光去看待新聞、理解新聞、再現新聞。沒有文化底蘊的“新聞人”就好比是一個沒有靈魂主宰的“新聞匠”。有無文化底蘊,文化底蘊深與淺,這直接關系到一個記者對新聞的理解、闡釋和再現問題。記者不能滿足于簡單的“傳聲”或被動的“記事”,而應把“文化”作為判斷新聞價值的必要尺度,作為采寫新聞的主體必備素質。

新聞的目的是傳播,然而傳播本身是很復雜的,其中文化因素起著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關系到傳播的成功與否。我始終認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乃至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寬厚的基礎有利于融會貫通,有利于思維與知識的創新。

我在接受一家媒體的采訪時曾談到,一些著名的學者,他們往往能夠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不同的領域,甚至還可以跨越到藝術領域,視野都是非常開闊的。在大學者面前,對象是一個統一的對象,是一個完整的對象。所以他在研究當中,有意無意之間就涉獵、跨越了很多學科,研究觸角進入到很多領域。在他看來,這個對象就是一個完整的對象,這個世界就是統一的世界。學科可以分開,但是對象、世界不能分開,不能割裂。這說明一個真正的、偉大的學者,他往往有一個最為可貴的精神,就是:不為學科所局限。

所以我常常告誡學新聞的本科生與研究生,千萬不要畫地為牢,一定要多學文化,多學科學,培養自己的文化底蘊和文化氣質,應該把視野放得非常開闊才行,古今中外的文化都要學,要有站在世界文化的平臺上作一個“舞者”的理想才行。

理性的“媒介素養”

記者:聽說,您有過在多種媒體工作的親身經歷,作過電臺、電視臺節目主持人,作過企業廣告總策劃,作過出版社特約編輯,當過新聞閱評員,撰寫過報刊評論;教學上主要教過文藝學、美學、新聞學、中國古典文學等課程。請問,以您的媒體經歷,您是怎樣看待“媒介素養”這一問題的?

白貴:這些工作大多是兼職做的,我的主業是教書。一般認為所謂“媒介素養”就是指一個主體對媒介的認知程度及其內化程度。其實,這樣的認識是比較淺顯的。我認為,“媒介素養”說到底還是一個文化問題。我們應把“媒介”看作是文化的要素,把“媒介現象”看作是文化現象。無論是歷時地還是共時地看,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媒介都是一種社會文化的產物。也就是說,媒介不是“孤零零”的東西。因此,對媒介的認識與理解不能撇開人類的歷史、現實、文化等諸多因素。媒介不是人類的“孤兒”,而是人類的“神經”。

其實,各種媒介都有其人文的、社會的、科學的、技術的內在性,都是基于歷史、社會的文化平臺之上的。各種媒介無論從歷時與共時哪方面考察都是統一的。

新聞教育應注重培養學生綜合的“媒介素養”。對“媒介素養”的整一性、豐富性、層次性、深刻性要認識到位,培養到位。例如,語言、文字、音樂、書法、繪畫等,以及政治、哲學、經濟、歷史、宗教、文化等廣義地講其實都是媒介。媒介就是這么豐富、這么深刻。所以我們才強調要培養學生的文化底蘊、文化胸懷和文化眼光。反之,如果你僅把媒介理解為是冷冰冰的“物質”或“工具”,那就差多了。例如宗教,它本身就是人類最偉大的媒介,同時又是人類最根本最偉大的文化之一,它包含著豐富的、復雜的、深刻的文化邏輯。然而,由于不少“媒介工作者”缺乏這方面的知識,以至在傳播活動中不時出現明顯的紕漏乃至錯誤。

記者:面對當今這個“多媒體”及各媒體激烈競爭的時代,您認為我國的新聞傳播教育應怎樣應對呢?

白貴:這也是我近來一直思考的一個問題。多種媒體的出現,是一種社會進步,尤其是科技進步的現象。“多媒體時代”為我們的新聞傳播教育及研究提供了更大的“舞臺”。新聞傳播教育對此可從“學”與“術”二個層面來加以理解。學,就是要從文化與學術上全面、系統、深刻地確立對“媒介”的科學認識,培養學生的文化意義上的“媒介素養”；術，就是促使學生熟悉各種具體的媒介，學會操作與運用。這二者要結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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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類型　新聞　結構

中圖分類號　G210　文獻標識碼　A

一、文學與電影中的類型

類型(genre)最初是文學中的概念，指文學作品的種類、樣式，是文學作品形象塑造、結構安排、語言動作等方面呈現的表現形態。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首先在《詩學》中將詩分成若干類別。如悲劇史詩、抒情詩等，目的是要界定每個不同類別的特點和每個類型應承擔的任務。他認為，類型是文本所固有的。是一系列貫徹同一種內在的確定性的文本。黑格爾則稱，“文本(依據其文學本質構想而成)歷史地體現類型，而文學的演化是其類型跟定有機發展。”

由此推論，類型就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形式，而同時具有內在的歷史繼承性和自我指稱的一面。美國學者韋勒克和沃倫認為，文學類型應視為一種文學作品的分類編組，在理論上。這種編組是建立在兩個根據之上：“一個是外在形式(如特殊的格律或結構)，一個是內在形式(如態度、情調、目的等)”。

也就是說，類型一方面取決于特定的社會條件，即歷史地發展過程中，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思想感情、塑造藝術形象的特殊方式，具有可感性和重復性。另一方面，因其具有人類共同情感等相對穩定的本質性內涵，而長久以來存在，并擴展到相關的領域。

對作家來說，類型所體現的文學和美學技巧可以用于文學創作。對讀者來說，因為類型所固有的熟悉的內容而明白易懂。在某種意義上，類型的出現即是對人原本熟悉的內心生活圖式的外化，所以有人稱“至少在類型的太陽下是沒有新東西的。”

盡管類型理論作為一種傳統的研究方法已經受到批判，但在文學家看來，類型的明顯價值之一是，這種方法能引起人們對文學的內在發展的注意，能引起對所謂“文學遺傳學”的注意。對其他學科而言，類型理論可以作為幫助人們跨越時間界線，回溯變化與發展的學科滑革的理論與結構框架。

文學類型概念很快進入到電影領域中，并且在其中發展和轉變，比之原來在文學中的影響不相上下。此時的類型影片泛指有固定程度、相近風格和題材的各種影片類別，如美國的西部片、音樂歌舞片、科幻片和恐怖片等。

為滿足觀眾的審美心理，類型影片一般包括三個基本要素：公式化情節、定型化人物和符號化外部特征。每部類型片都有自己的結構、規則、手法。類型電影的出現是藝術創作商業化的結果。制片商為賺取利潤，對一些受歡迎的影片大量仿制，久而久之在技術上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制作模式，在理論上也相應有所建構。

它的特點表現為：一，影片受創作規律和商品生產規律的雙重制約；二，有固定的構成元素，背景、人物、情節大致雷同，有一套獨特的電影語言及語法，人物造型、道具運用有特定含義，場面調度依據一定程序；三，迎合大多數觀眾心理，表現他們某種理想與情緒，能反映某一時期}七會居主流地位的思想意識和道德觀念，但不正面提示現實中的社會矛盾和階級沖突，甚至基本上是逃避現實的、娛樂性的；四，訴諸畫面表現力和動作性，用直觀、形象、生動的畫面來吸引觀眾。從中可以看出，類型影片首先為贏利盡量滿足觀眾需求，同時其中隱含著一定的規律和法則。

幾乎與電影同時誕生的西部片，大概是最能體現類型影片內在規則的類型、它取材于19世紀北美西部地區的開發歷史，主要表現拓荒者的生活、征服西部過程中各種勢力之間的斗爭和自人驅趕屠殺印第安人的活動，具有鮮明的史詩性。二戰后，西部片從審美、倫理、社會、政治等力’面}H發，出現了“超西部片”、“論題式西部片”之說。不過，無論由此出現了心理西部片、喜劇西部片，還是面條式西部片(指僅仿效西部片若干外形的意大利西部片)、肥皂劇西部片，其變化都沒有脫離原始的基本形式。

批判學派中的社會文化學派學者斯圖亞特?霍爾(stewart Hall)認為，“類型依存于某一特寫代碼或意義系統的使用，該系統來源于某一特定文化形式使用者的某些共同認識。根據霍爾的觀點，在傳遞與接收的含義等同的意義上，對類型理解的譯碼與解碼是緊密相聯的。

西部片長久以來廣為流傳正是基于上述理論。在外部形式上，可以見到類型的明顯特征，如常見的外景和特殊的內景：沙漠、荒原、牢房、妓院；如衣著，寬邊帽、開領衫帶圍巾、馬刺和高跟皮靴。由于它的具體背景的內涵，西部片最適于處理人與自然的對立和創建文明的故事，在廣闊空間中命運的最終結局和正義對邪惡的斗爭的一種特殊神話。但西部片類型的出現并不是一種創新。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認為，開拓西部地區的傳奇早在電影問世之前，就以文學或民間故事形式得到表現。

從西部片的分析可以得出，電影與文學在類型概念上是一脈相承的，其內在的精神是一致的，只不過前者更有力地體現了這一類型的內在精神世界。正因為類型本身是一套可以自足自存的理論體系，才使它在人類文明史中從文學發展到電影。

二、大眾傳播中的類型概念

英國電影學者愛?布斯康曾撰文指出：“一部類型影片的存在基礎是新鮮的東西和熟悉的東西的結合。”“藝術家把他自己的思想、技巧和能力帶進類型，而類型則給他一個對他的作品起指導和規范作用的造型形式。”這些觀點同樣可以應用于傳播學對“新聞”的研究。

美國傳播學者丹尼斯?麥奎爾(Dennis McQuil)將“類型”概念引用到對新聞的研究。這里的新聞是狹義的新聞，即消息(news)。電影使類型脫離了文學的純粹精神性，轉而倒向迎合受眾的商業追逐，西方傳播學者將電影類型概念引入傳播學，同樣基于大眾傳媒努力擴展受眾范圍以實現利潤增長的需求。

因此，新聞亦成為大眾文化產品生產中類型應用的結果：試圖以某種模式生產新聞。在此，西方學者的類型觀念，不是對個體藝術家的價值和創新舉動的首肯，而是強調作品對文化傳統價值和既定形式的繼承。

丹尼斯?麥奎爾對類型的普遍特征作了描述，這也可以看作新聞類型的通用特征：不同程度地為生產者(媒介)及消費者(媒介受眾)所認同。這種認同(定義)與它的目的(如信息、娛樂等)、形式(長度、速度、結構、語言等)和含義(現實的參照)有關。在一定時間內是既定的，遵循熟悉的規則，趨向于文化形式，雖然那些形式在起源的類型框架中也會改變和發展。一個特殊的類型會遵從一種期望的敘述結構或行動次序，來源于一個可預見的形象庫存，并有一個基本主題的分類。

應用于傳播學中的類型被認為可以幫助大眾媒介持續有效地生產新聞，可以將生產與消費者的期望有效相連。同時因其有利于個體媒介使用者安排他們的選擇，也可看作是調整大眾傳播的兩個主要部分間關系的一種結構方式。媒介產品生產者通過調整傳送給受眾的“一種已證明的產品”，即經過實踐驗證可以吸引受眾的產品，來保證價值的生產。

這樣，類型從確立起就為自身的消費構建了合適的觀眾，并通過反復生產受眾所希望得到的內容和形式的產品，進一步鞏固類型地位，來滿足受眾需求，直至該類型被拋棄。

三、新聞類型的結構與形式

作為總的傳播媒介系統之一部分的新聞類型運作，其總體結構和語言可以用話語分析的方法進行研究。荷蘭語言學家馮?戴伊克(van Dijk)提出，報界的新聞報道是由約定俗成的新聞格局構造組織的。格局(schemata)在這里指知識的特定組織形式，如情節的組織、句子的語篇序列。語篇格局則指對語篇的話題進行順序編排和范疇分類。

假設故事的規范敘事格局應該具備場景、沖突和解決，那么新聞格局則相應地有總結(summary)、主要事件、背景、后果(consequence)、評論等部分。馮?戴伊克因而假設存在一個新聞格局系統。最上層為新聞話語，其次為總結和新聞故事。總結之下是標題、導語，新聞故事之下包括情節和評論。隨后再各自細分。見下圖：

其實受眾并非以線性、連續的順序一下獲得該范疇的全部信息。實際上，受眾最初得到一般背景信息、主要后果(如突出新聞人物的言語反應)，甚至最初評論。然后新聞報道又返回主要事件。表達進一步的低層面的信息。換言之，每一范疇都分期實現。因此，新聞生產的一般策略――將重要相關信息放在前面的相關性原則，就使新聞報道呈現一種分期結構。分期結構還影響到主題結構的實現。每一個格局范疇都支配一個分層語義結構，宏觀命題處于頂端。這意味著格局構筑的主題結構也是“自上而下”分期實現：主要主題首先(在標題、導語)實現，然后是主要事件的主要主題，接著是背景的主要主題。

為理解語篇表達的內容，受眾需要一定的社會和政治知識格局或程式。憑借這些信息和知識，以及關于語篇語境、類型的大量知識結構，受眾不等到讀完語篇，就可以盡快推導出臨時的話題。這在某種意義上加速了新聞類型的生產與再生產，推進與鞏固了新聞類型的完善。相對題材而言，新聞類型屬于形式問題。新聞類型的形式有兩個層面：一層是外在形式(表層形式)，即外在表層語言秩序，主要指傳者報道新聞事實所采用的文章結構和文字方法。另一層是內在形式(深層形式)，反映傳者對新聞事實的認識方法和思維格式在該語言秩序中的負載與蘊含。

篇10

論文摘 要：在媒介整合時代下的中國新聞教育改革大致沿襲三條路徑：即分別作為專業課程、專業方向和教育理念來加以建設現有的新聞教育體系 。但是由于對媒介融合實質存在認知誤區，三種路徑在現實發展中都存著問題。作為專業課程上唯技術至上的課程取向，在專業方向上對通識 課程設置認知模糊，在專業理念上對新聞教育目標缺乏大局意識，都導致現實改革處于瓶頸狀態。媒介融合下的新聞教育實質上是傳播者和受 傳者的傳播理念融合，是知識性課程與技術性課程的融合，是對專業人才和社會人才培養目標的融合。

1 媒介融合對新聞教育的沖擊

1.1 關于媒介融合

媒體融合是國際傳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業模式，是將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的采編作業有效結合起來，資源共享，集中處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產品，然后通過不同平臺傳播給受眾。在新聞生產流程上，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互動與融合使新聞媒體的組織結構和工作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一體化的數字內容生產平臺的建構、一個采編團隊同時面對多種媒體終端的內容整合，要求新聞組織與每一個新聞從業者都能勝任媒介融合帶來的新的任務。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布賴恩布魯克斯（brians 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講座時，曾介紹說：媒體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隨著媒體技術的發展和一些藩籬的打破，以及電視、網絡、移動技術的不斷進步，各類新聞媒體將融合在一起。”“記者必須跨平臺承擔不同媒體交給的工作，98%的工作將和今天要做的極大不同。”

1.2 媒介融合呼喚新聞教育的改革

過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為全球性的熱門話題，在中西方的傳媒界實踐中也已經相當普遍。在數字技術與網絡傳播推動下，各類型媒介會通過新介質真正實現匯聚和融合。媒體融合的深度發展為傳媒業提供了機遇和挑戰，而新聞教育也必須正視這一挑戰作出相應變革。媒介整合影響了整個新聞業制作流程，對傳統新聞媒體的生存競爭提出了新的問題。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整合傳播，促使了以前占據獨立市場份額的各個媒介開始從獨立經營中轉向多種媒介的聯合運作，尤其是在新聞信息采集上的聯運操作，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人力、資金和設備的投入，從而實現了利潤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傳播的過程，技術因素的力量越來越得到突顯。新媒體不僅作為一種媒介載體，更是成為一種嶄新的表達方式。新媒體發展中技術的更新換代，對新聞教育提出了新的問題。

1.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國新聞教育改革的現狀

中國的不少高校正逐步開始順應媒介融合的時代環境，進行新聞教育的相關改革和調整，既體現在教育觀念上，也體現在課程設置和教學方式等方面。概況來說，現階段的新聞教育改革呈現出三個層次。

1.3.1 把媒介融合做為一種專業課程體系來建設。通過開設具有實驗意義的數字傳播課程來適應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如《多媒體信息傳播》《網絡新聞編輯》等，在課程體系上將新增加的課程作為原有課程的補充。

1.3.2 把媒介融合作為一種專業方向來建設。不單獨開設具體的數字傳播課程，而將新媒體概念滲透于各個專業的課程中，嘗試“大傳播”意義上的“媒介融合”，并重點借助“網絡傳播實驗室”、“新興媒體實驗室”等教研一體化實驗室，讓學生在新技術運用過程中掌握相關知識和技巧。

密蘇里大學呼應業界的需求，緊跟技術發展潮流，于2005年9月開設了一個新的“媒體融合”的專業，在“交叉”的基礎上，為學生提供新聞傳播技能的全面訓練，以培養適應媒體融合的新型新聞人才。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推出的“融合新聞學”（convergence journalism）專業，已成為這一領域的引領者。

在中國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專業建設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學金陵學院獲批開設媒體融合專業(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開始招生，這是國內高校首次開設媒體融合專業；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與美國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合作，成立了我國高校首家融合媒體實驗室；2008年4月3日，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與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媒介融合系簽署了一項合作協議，雙方約定互為姊妹學院，共同舉辦“新媒體發展與媒介融合”國際學術研討會，推進雙方的師生互訪，互相承認學分。

1.3.3 把媒介融合作為一種教育理念加以應用。即整個學院以媒體融合為基礎，將媒體融合嵌入到新聞理論演變中，將教師的日常教學和學生的實習實踐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趨勢和技術特點進行調整，探討多元化互動新媒體教育模式。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在調整學院治理結構的基礎上，在教學中，嘗試在本科推出6個專業課程包，讓學生能夠既打好學科知識基礎，同時可根據興趣、發展潛力選擇專業課程包。同時，在此前提下，也積極利用學校學科優勢，加強與法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等學科的合作互補，試行聯合培養，使學生在校期間，就能夠具有兩個以上的學科知識融合。在實踐層面，人民大學嘗試將學生的實習真正融入到新聞業界的生產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實戰功能的媒介融合平臺。

縱觀這三個層次的改革，核心點其實體現在了對專業技術的重視。然而單純對技術的重視并不足以應對媒介融合的發展。媒介融合給新聞傳播教育帶來的挑戰，不僅體現在技術層面，還體現在受眾心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層面的轉變。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實質，正確認識媒介融合對新聞教育培養目標的改變，才能夠使新聞教育從根本上適應融合媒介的時代背景。

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教育的認知誤區

2.1 對媒介融合對新聞實踐影響的認識誤區——停留在了對新聞制作者與制作方式上，忽視了受傳者的影響

媒介融合帶給新聞傳播行業的改變不僅是體現在業務流程、行業規則、媒介形態上，它改變的不僅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傳者對媒體選擇和利用的方式。單一的從制作者層面理解媒介融合，嘗試著通過培訓全能記者的方式來適應媒介形態的變化，并不足以應變紛復繁雜的現實狀況。更重要的是從受傳者的角度來分析媒介融合的影響。媒介融合對受眾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受眾對新聞的獲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 改變了受眾獲取信息的方式公眾日益擺脫被動接受新聞或信息的狀態。尤其是年輕人，樂于回應、參與媒體報道，甚至創建個人的媒體。

而且在年輕人中，擁有這種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專業媒體的記者必須正視這一現實，而且學會從這種方式中獲取自身工作的養分。如從網上論壇，在線視頻中尋找報道的靈感和故事。

2.1.2 改變了受眾理解信息的方式。在傳統新聞業為主導的新聞時代，人們對新聞的認知和信賴是基于對理論、數據的臣服，而在新媒體時代受眾選擇和體驗新聞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斷。傳統新聞學去強調以理服人，擺事實講道理，用社會學解決理念傳播、影響力問題，但今天它的效能卻在極大減損。現在95%以上的社會判斷、社會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斷基礎之上，要讓人們在情感體驗當中產生向心力和認同感，動之以情，這是在媒介融合時代必須學會的一種傳播手段。

2.2 對融合新聞教育培養目標的認知誤區——唯技術至上的專業取向

早期在新聞學框架中的新聞教育注重采寫編評的技能課程。在新聞學向傳播學過渡的過程中，特別媒介融合發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體的技能培養又成了新的學科取向，提出培養“全能型人才”、“跨媒體記者”的新的培養目標。培養目標的核心就是體現在了對技術的重視上，嘗試打破早期的專業類別劃分，讓學生打包學習不同的專業方向的知識。實際上全媒體記者的核心并不是單純的專業質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學目的也不是要求報道者同時掌握所有媒體形式的專業技能。而是要求報道者能夠在團隊中正確理解自己的角色，將受傳者和傳播者的身份進行互動，根據現實情況選擇合適的報道方式和報道技巧，以適應當前的媒體環境的變化。單純的“唯技術至上論”會導致新聞信息的重復傳播，深度信息的缺乏，減損有效傳播的的效率。

2.3 對融合新聞教育課程設置的認知誤區——對融合新聞教育的課程設置認知模糊

2.3.1 融合新聞課程設置上停留在了對多個不同媒介的專業技術知識的融合。

中國目前的媒介融合課程體系實質是力圖將網絡、報紙、廣播電視三種不同媒介形態的技術課程進行打包設計，要求學生必須選修自已主修專業外的第二專業的課程。如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在將本科課程設計為新聞學選修包、傳播學視覺傳播選修包、傳播學新媒體課程選修課程包、廣播電視專業選修課程包、廣告與傳媒經濟專業選修課程包、學術與應用選修課程包，規定專業選修課必須選修夠16個學分，其中在本專業選修的課程不少于3門計6學分，其余學分可以自由選擇任意一個課程包，但所選課程至少要來自本專業外的3個課程包。在這種課程體系中，網絡是作為獨立的課程包來講授。 這樣，在實際授課過程中，首先會出現一定程度的課程體系重復帶來的資源浪費，另一方面，過多的專業技術課程會減弱課程中非新聞專業領域的課程比重，這樣學生的綜合素質和人文素養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統的提高。融合新聞教育的目標并 “重視多能，忽視一專”，而是要實現“一專多能”的綜合性人才的培養目標。

2.3.2 融合新聞教育的跨學科融合并沒有真正體現。媒介融合帶來的最大改變是，對多學科知識的融合。如何在新聞傳播教育培養目標的實現上，在課程設置上，體現多學科知識的融匯，是目前新聞教育改革的重點。美國密蘇里大學作為首個開設融合新聞專業的大學，以它成功的教育實踐詮釋了融合新聞教育的實質。威廉姆斯認為，既然將新聞確立為專業，它就既不能不強調通識、整體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廢實踐經驗所能賦予的訓練，新的教育方式是將專業課程和一定數量的經過精心選擇的學術課程的結合。以此為理念，密蘇里學院非常重視新聞學與其他科系之間的合作。嘗試通過加強通識教育的方式來增強跨學科專業的整合。

中國新聞教育在通識課程的設置上，卻出現了簡單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簡單地把兩種學科領域的知識進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學院要求學生選修經濟類、文化類、法律類、信息類課程，提出培養所謂的軍事記者，財經記者，法律記者等等復合人才，實質上這種課程體系培養的人才，相較于相應學科領域的專業人才來說，在專業知識的掌握上只處于粗淺的認知階段，四年的選修課程由于缺少系統的課程體系的設置，專業的師資力量，充足的上課時間，和與傳統新聞學知識的有效融合，變成了似是而非的“復合型人才”。

3 誤區的重新認識和反省

3.1 對新聞教育培養目標的設置——對全媒體記者的認識解讀

3.1.1 脫離唯技術至上的全媒體技者培養觀念，確立培養具備技術能力、專業素養和職業理想的新聞創新人才。全媒體技術這一培養目標的三個層次正是體現了新聞創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質的要求。一融合媒體人才的專業技術能力：掌握全媒體新聞采集和制作技術，在綜合利用各類不同媒介特質的基礎上對信息進行形態的差異化傳遞。如在報道一個突發新聞事件中，先用手機媒體做短信報道，然后是網絡媒體滾動播報，再跟上圖片報道、視頻報道，最后為報紙、刊物提供詳細的深度報道。通過多媒體方式對信息進行整合傳播以實現信息的最佳傳遞效果，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體人才的專業素質是指具有職業道德和素養，遵守新聞倫理和新聞法律，富有創新精神，具有創造性才能。體現在全媒體時代就是脫離簡單地對信息的重復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傳遞，而是能夠根據受眾的差異化需求和媒體介質的不同特色，對信息進行多樣性的富有深度的開掘。三是體現在新聞的職業理想上。不管傳播技術如何進步，傳播方式如何變革，新聞傳播教育的人文內涵永遠是至上的，新聞教育理念應以知識和技術為基礎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養為目的。隨著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我國的新聞教育走向了誤區，即人文理想、新聞專業理念逐漸被實用主義，技術主義所取代，把新聞教育置于市場邏輯中，漠視生命教育，使新聞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 因此，全媒體記者的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內涵即是要培養堅持社會理想和個人理想，維護社會公益和價值體系的社會人才。

3.1.2 全媒體記者的核心素質是敘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功底，能夠深刻理解社會與現實，不僅能夠通過掌握多種媒介技術把信息進行差異化的傳遞，更重要的是在信息傳遞過程中突顯出信息的力量和價值。

美國著名新聞教育家、舊金山州立大學新聞系前主任、新聞學教授貝蒂?邁斯格在演講中說，新媒體應用技術越來越成為傻瓜，已經變成簡單易學的小手藝，今天的新聞院系培養的仍然是發掘和講述新聞故事的能力，新聞傳播院系在教學和科研中對新媒體技術的過分追求，將會削弱新聞學的核心價值，培養的學生很可能只會成為別人原創性的新聞和影視作品的剪貼員或包裝工。不管媒體形式如何變化，如何讓一個故事講得生動始終是新聞學教育的關鍵性問題。已故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凱瑞說過：新聞就是一種描寫的藝術，或者是描述的藝術。在美國密蘇里大學、南加州大學的融合課程改革中，新聞寫作課程始終是作為核心課程來開設，因為講述一個好的新聞故事的能力實質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臺和基礎。

3.2 融合新聞課程體系的設置——融合課程實質上媒介技術課程和人文與社會課程的深層整合

3.2.1 技術課程融合的實質是不同媒介專業的學科間融合，實現跨學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時代下融合新聞教育的實質是要把廣播電視、紙質媒體和網絡媒體的報道特色、寫作范式、技術理論、視覺需求、專業術語進行課程間的協調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課程體系。

美國南加州大學媒介融合的課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這一體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網絡新技術課程融入到整個傳統新聞學教學中，不再像中國目前的新聞課程改革那樣，把網絡、廣電、紙質媒體分別授課。這樣的設計一方面避免了課程體系的重復導致的教學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從新聞實踐的角度考量更適合融合新聞要求記者和編輯結合新聞題材特點選擇最佳的媒介方式進行報道的特點。

表1：南加大新聞系媒介融合課程模式

3.2.2 融合新聞教育不僅要實現在專業課程上不同媒介技術課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識課程上實現多種學科間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聞學的發展，技術層面引發的制作流程的改變，促進了在新聞教育中對技術課程的重視。但是在美國密蘇里學院開設的融合新聞課程的實踐中，發現單純的技術性知識的掌握并不足以培養出勝任各種狀況的優秀新聞人才。雖然媒體技術的力量誰都無法回避。但是也應該看到，內容永遠主宰了高質量的新聞與新聞教育，傳輸系統永遠是第二位的，雖然新技術挑戰教育模式，但是我們應該堅持教授學生那百分之八十不變的內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術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識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國新聞教育從早期的專才教育向通才教育發展,開設課程的重點從專業技術課程轉向了人文與科學知識。各學校都努力將反映傳媒技術性層面內容的課程減少,增加傳媒事業社會層面、倫理層面、文化層面內容的課程。如佛羅里達國際大學的大眾傳播系對新聞、廣告專業學生人文課程的學習做出了嚴格要求,要求學生必須修65學分的人文課程,包括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歷史、國際關系、經濟學、戲劇藝術、宗教、講演等;賓西法尼亞大學傳播系認為:“我們的畢業生應該有良好的人文學科基礎,我們訓練他們能夠探求文化、技術、倫理、文藝以及政治事務,并能深刻理解大眾傳媒對公眾的作用、權利和責任。”

目前在中國新聞教育所面臨的時代變革和現實危機面前，加強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成了新聞高校改革的一大舉措。目前復旦和清華都提出了通識教育的基礎上的寬口徑專業教育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養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雖然兩者的通識教育課程的設置各有特點，但通識課程中對人文和自然科學知識的重視，加強學生知識面的拓寬是其共同特點。通識教育使學生浸潤于文理貫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長為更適合社會需求的“通才”。

表2 復旦新聞學通識教育課程設置與修讀要求一覽表

表3 清華新聞學專業通識類課程設置與修讀要求一覽表

綜上所述，媒體融合是當代傳媒業的一種新趨勢，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域的聯合與合作，早已突破了現行政策的壁壘。與此相適應，融合新聞教育成為現代新聞教育改革的熱點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時代背景下，對中國新聞教育的學科整合進行重新認識和規劃，對新聞教育改革來說至著重要。這種學科間整合包括三個層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體形態技術課程的整合，嘗試將新媒體融入到各個傳統媒介的教學體系中。二是在新聞學院內部將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知識和傳統新聞學科專業課程的整合，著眼于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培養學生綜合素質。三是打破學院間的藩籬，鼓勵學生輔修其他專業，真正實現學科間的聯合辦學，著力于培養社會性工作人才。只有實現這三個層次的改革，才能夠真正實現融合新聞教育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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