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率；人文因素；應對策略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8—0299—03

已有的研究表明，與中國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率直接相關的各種危險因素中，以社會人文因素導致的心理原因居多，其中又以人格偏差因素為主。系統研究這些社會人文因素，是解決好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問題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一、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率的人文因素探討

（一）影響大學生人格的社會人文多維生態學模型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社會人文生態的重大變化，作用于包括高校人群在內的各個社會人群的思維觀念、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共同形成了影響和沖擊現代大學生人格發展的社會人文多維生態環境，形成圖1所示的相應生態學模型。

（二）從社會人文多維生態學模型分析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率的人文因素

圖1所示的七個文化維度有助于我們厘清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率的人文因素。

1.大學前教育文化的影響。圖1中A方框的大學前教育文化為維度一。大學前教育偏差主要表現為在成人教育與成才教育間失衡，在心理健康發展與身體健康成長間失諧。這種偏差再通過高考階段的倍增效應，造就了圖1中D框所示亟待大學教育糾偏的高校學生群體，他們的人格發展基礎上烙有大學前教育偏差的明顯印記——高“智商”、低“情商”、弱“心商”，這些印記造就了醞釀人格偏差、推動K框與M框的比例彼降此升，形成抑郁癥高發的溫床。

2.傳統制度文化的影響。圖1中E方框的傳統制度文化為維度二，是關于傳統制度文化的大學之道。大學前教育文化的消極慣性，造成部分高校學子精神上難以獨立，心理承受能力較弱，使得傳統制度文化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等“內圣”環節的文化人格塑造要求，在部分高校學子身上難以找到形成實效的著力點。反倒是當他們所希冀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外王”追求，在遭遇到各種因素交織而成的挑戰時，往往表現出圖1中M方框偏差型人格所容易產生的消極情緒或過激行為，甚至被抑郁所困。

3.社會大眾文化的影響。圖1中F方框的社會大眾文化為維度三，大眾文化攜善惡同體、利弊參半的大眾文化的兩重性社會功能，對上頁圖1D框所示高校學生群體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高校學生群體中少數人表現為或追求物質享受、欣賞媚俗娛樂；或感性膨脹、行為極端，形成了上頁圖1M框群體的一部分。社會大眾文化的負面影響，推動高校學生人格偏差形成，進而推高了抑郁癥發生率。

4.現行制度文化的影響。上頁圖1中G方框的現行制度文化為維度四，其成功標準和師生關系對大學生群體的影響較大。現行制度文化下的一元化成功標準：在學校看成績，進入社會看名利，使很多高校學子為此“成功”而疲于奔命，活得不快樂，無形中加大了上頁圖1中M方框的比例，也形成了一個“準抑郁”群體。另外，當學生發現從師生關系中實際得到的和期許得到的、自己得到的和他人得到的之間存在很大差距的時候，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造成了醞釀苦悶、抑郁等“準抑郁”現象的又一溫床。

5.多元價值文化的影響。上頁圖1中H方框的多元價值文化為維度五。在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多元價值文化也使高校學生群體的基本價值觀呈現多元化。高校學生多元價值觀格局中健康、向上的成分仍居主導地位。然而，其中的負面表現也不容小覷，諸如功利性、庸俗性、偏頗性、混沌性等價值觀，是產生人格偏差、推動上頁圖1中M方框比例提高、進而導致抑郁癥高發的重要因素之一。

6.現代網絡文化的影響。上頁圖1中I方框的現代網絡文化為維度六，反映信息化進程的影響。網絡文化提供的資源共享特點，使大學生們有利于通過大幅提高時間利用率而促進全面發展。網絡文化還有信息結構多元、張揚個體自由、提供情感滿足等另外三個兼具利、害雙重性的特點，其負面影響已成為高校學生群體中較多出現的十種人格障礙——邊緣型、型、分裂樣、分裂型、回避型、偏執型、強迫型、表演型、依賴型、自戀型——的推手。由此負面影響所推動的這十種人格偏差和人格障礙助長上頁圖1中M方框的比例，形成了抑郁癥高發的主要誘因之一。

7.城鄉二元文化的影響。上頁圖1中J方框的城鄉二元文化為維度七。圖2所示城鄉二元文化影響農村大學生的文化——生態觀略示，給出了這種影響的形成進程與典型表現形式。因此，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在城鄉二元文化影響下的社會化進程，始終要面對他們中部分人的人格成長可能發生偏差，而成為上頁圖1中M方框的助長因素之一并進而發展為抑郁癥的潛在挑戰。

二、應對策略

（一）發展高校學生健康人格的大學教育綠色生態觀模型

上頁圖1中A、E、F、G、H、I、J方框中七個維度文化因素作用于D方框“亟待大學教育糾偏的高校學生群體”，出現K、M方框分別代表的健全人格群和偏差人格群的比例彼降此升，形成了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率的重要社會人文因素。采取圖3中a、e、f、g、h、i、j方框中七個維度應對策略，最大限度實現k方框中高校學生健全人格發展，進而有效降低抑郁癥發生率。

篇2

內容摘要 “單獨二孩”作為一個壓力測試和政策試驗，有助于對未來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決策支持。研究發現，鑒于“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效果的類似性，我國育齡婦女的終身生育率仍然將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現實，從現在開始實行“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調整是可行的。從充分滿足民眾的生育需求和維持宏觀人口發展均衡可持續的目標來看，建議從2019—2020年開始，在“全面放開二胎”以后逐步落實向、“家庭自主生育”轉變，以及實現計劃生育向家庭計劃的轉變。

關鍵詞 單獨二孩 全面放開二胎 新生兒-母親-代人口比 家庭自主生育 家庭計劃

作 者任遠，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海200433)

一

五普以來，人口發展完成了人口轉變，而我國生育政策調整一直滯后于人口狀況和中長期人口變動的態勢。六普數據表明，我國人口生育率水平實際上低于本世紀初國家人口戰略預測的結果，而人口內在萎縮的速度比預想更嚴重。近年來，雖然較多學者論證應該可以實行“全面放開二胎”的改革，而2014年以來我國開始實施的是“單獨二孩”的生育政策。該政策到目前為止的實施效果是，全國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萬，到同年8月底，只有70萬對申請生育二胎。全國不同地區“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以后新增加生育的情況都遠低于預期的水平，符合“單獨二孩”政策家庭的實際生育水平不高，職能部門所擔心的“單獨二孩”政策所帶來的補償性生育的人口反彈并沒有出現。

“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生育效應產生一定預判失誤的原因有：一是政策變動效果的跨年度效應，政策影響行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現出來。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數據進行生育預測，在數據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不少生育預測往往是以生育意愿來代替實際生育行為，而社會生活和經濟約束下的生育行為決策往往顯著低于生育意愿。我們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獨生子女一代年輕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經顯著降低，在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人口群體中選擇生育的比例相當低，一些研究論證這個比例大約在20%—30%。

“單獨二孩”的生育政策調整，整體上說是一個相對滯后的政策調整。如果我們換一種思路，將“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作為“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壓力測試和政策試驗，據此對“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進行預判，目前進行的單獨二孩政策及其實施結果，可以對未來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提供新的研究發現和政策文持。對于“全面放開二胎”，國家仍然持謹慎態度和“沒有時間表”。前不久，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新聞會上表示， “目前我們國家的生育勢能還是很大，現在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全國測算有1.5億左右，有近8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就有將近9000萬的家庭準備再生育孩子”。他指出，如果現在普遍實施二孩政策，就會使中國的生育水平有一個很大的反彈，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影響，也會使國家制定的人口發展目標受到影響。他強調，中國人口多這個基本國情目前還不會改變，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還不會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還不會改變。 為此，筆者擬利用已有的數據，估算“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究竟會對新增加的生育帶來多大影響，從而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據。

二

本文的研究假設是，假如所有家庭夫婦在“全面放開二胎”下的生育行為和單獨家庭在“單獨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為是類似的，那么，按照目前1100萬“單獨家庭”在“單獨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為，可以推斷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開二胎”下的生育行為和生育結果。

為了估計這種生育行為的影響，筆者設計了“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 (NM)的分析工具，這是指當年新生兒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齡之前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類似一種倒推上去的隊列總和生育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標。當然，這個指標也沒有考慮移民效應、母親一代人口的死亡等。我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衡量這種生育率水平和時期總和生育率(TFR)究竟誰高誰低，而是以此為工具來衡量生育政策調整對生育水平變化的影響，以及估算生育政策變化對新增加的生育人口數量變化的影響。

對國家人口和生育來說，存在一個基本能夠反映當下生育政策約束的“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 (NMl)。例如，我國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齡是28歲，可將2013年新生兒人口數1640萬人，與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萬的比值1.67，作為“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前計劃生育政策約束下的基線生育水平。其中， “單獨二孩”家庭中申請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兒數，與平均生育年齡前母親一代人中符合單獨政策人口數的比值，構成第二個“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 (NM2)，這是所有單獨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而單獨二孩家庭的新增補償性生育，與平均生育年齡前國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數的比值，則構成第三個“新生兒一母親一代人口比”(NM3)。NM3和NM1兩相比較，基本能夠反映“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對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響。 （詳見表1）

假設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無顯著差異，我們用“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可以估算“單獨二孩”政策調整對于生育水平的影響。“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是類似于隊列的終身生育率，不適合直接和時期指標計算的總和生育率進行類比。參考郭志剛從時期生育行為對終身生育水平的去進度效應的估計，1990年代末婦女終身生育率TFR’約為1.7（近期的育齡婦女終身生育率水平應該更低）。即使用這個較高的終身生育率水平來推算， “單獨二孩”可能使得我國育齡婦女的終身生育率上升到1.8；而“全面放開二胎”會使我國育齡婦女的終身生育率水平上升到1.83，但這個結果依然是較低水平的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

從生育政策調整來看育齡婦女的終身生育水平，這也說明我國的生育率下降已經進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東亞諸多國家和地區類似，出現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難反彈”的風險。就此而言，對生育政策調整會帶來顯著的生育反彈的擔心是不必要的。從長遠來看，人口與發展的主要風險不是生育水平過高的問題，而是生育水平過低的問題，為此，需要進一步放開二胎的限制，解除生育行為背后的政策枷鎖。

圖1描繪了我國1980年代以來的年出生人口數。1980年代，我國年出生人口數基本都在2000萬以上，特別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響，形成了出生堆積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數達到2500萬以上。而1990年以后總體上出生人口數是快速下降的，基本穩定在1600萬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開二胎”，也就是說按照NM2來生育，那么通過“新生兒—母親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結合過去各個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數，可以近似推斷出在平均生育年齡以后的未來各個時期“全面放開二胎”新增加的生育人口。 （詳見表2）

研究表明， “單獨二孩”政策下，2014年大約年出生人口數會達到1983萬。“單獨二孩”政策使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實施以前增加6.3%左右，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生育效應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實施以前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實施“全面放開二胎”政策，2014—2030年新增加的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萬左右。如果說中國總人口在2025—2030年將到達頂峰，我國峰值人口數量僅比現在高出2000萬人口。就此而言，“全面放開二胎”會增加9000萬人口，不太可能出現。

四

我們將“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效果作為政策試驗，來預判“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生育影響，結果表明，對于生育政策調整帶來的生育反彈實際上不必過分擔憂。值得擔憂的倒是，即使放開生育控制，婦女的終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國可能已經進入生育率下降很難反彈的“低生育率陷阱”。實施“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不會帶來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長。

實施“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所帶來的補償性生育反彈，大約會增加6%—8%的新增生育人口。同時， “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比“單獨二孩”多增加的人口實際是有限的，或者說“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效果并沒有顯著差別。 （圖2）這也再次說明，從“單獨二孩”到“全面放開二胎”的漸進改革有些“過于碎片化”的謹慎，實行“單獨二孩”或許僅僅在政策調整試驗上具有意義。鑒于“單獨二孩”和“全面放開二胎”實施效果的類似性，實際上我們可以從現在起實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 “全面放開二胎”對于生育反彈的影響不大，人口生育水平仍將維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對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萬，2014年出生人口預期會達到1980萬， “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將相對較高，在2000萬以上甚至達到2200萬。但是我們并不用過分擔憂，因為即使沒有生育政策的調整，也會出現年出生人口數增加，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應。我們千萬不要將這段時間人口出生的顯著增長歸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的調整，避免將因為人口慣性帶來的生育反彈歸咎于政策調整造成了政策波動。同時，我們要看到即使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數量將有較大增長，仍然顯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階段的出生人口數；而且，2019年以后，隨著上一波生育高峰開始下降，我國的出生人口數量也會隨之快速下降。

上述研究再次表明，從現在開始實施“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的調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即使我們實行“全面放開二胎”，我國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務還沒有完成，因為“全面放開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體的生育意愿， “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將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長期不可持續的。從充分滿足民眾的生育需求和維持宏觀人口發展均衡可持續的目標來看，我們需要在“全面放開二胎”后逐步落實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轉變，以及實現“計劃生育”向“家庭計劃”的轉變。此時，我國自1980年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就完成了過渡期任務，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實現自主生育”的時間點建議放在“十三五”期間最后一年，大概在2019—2020年。因為如前已述，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會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應下維持較高水平，從而增加政策決策的不確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數就會顯著下降，如果利用這一年開始推動實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夠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幫助穩定人口的波動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節點，2021年是建黨100年，用實現自主生育的民眾民主來作為全面小康的歷史里程碑，并為第一個100年獻禮，將使中國開啟一個全新的生育政策時代，標志著國家新人口政策的開端。

參考文獻：

[1]衛計委回應普遍放開二胎：現在還不是時候．中國網，2014.7.10．

篇3

關鍵詞：出生監測；生育率；出生性別比；破宮產 中圖分類號：R 174 文獻標志碼：A

出生監測工作是我國綜合疾病監測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長期、系統、連續地收集人群的出生資料，并進行整理、審核和綜合分析，了解人群的生育水平、嬰兒健康狀況、婦幼衛生資源需求情況。黃浦區從2004年開始進行覆蓋全區全人群的出生登記工作，并于2008年建立了出生醫學信息網絡直報信息系統，實現了出生登記的網絡信息化管理。其監測結果可以反映一定歷史時期和社會經濟狀況下人群健康狀況、婦幼保健工作狀況和醫療衛生水平及人口變化趨勢和規律，從而為制定婦幼衛生保健策略和人口發展戰略規劃提供科學依據。

1資料與方法

1.1資料來源

人口資料來源于上海市公安局定期公布的人口數和人口結構。出生數據來源于上海市出生登記信息系統，該系統為全人群登記系統，覆蓋全市所有法定接產醫院，登記每例嬰兒出生信息。本數據為2014年黃浦區戶籍活產兒信息和黃浦區接產醫院出生的非上海市戶籍活產兒信息。

1.2指標

生育水平：生育水平采用粗出生率、總生育率、年齡別生育率和總和生育率衡量

總和生育率=5×各年齡組生育率之和（婦女按每5歲間隔分組）；

出生人口結構：出生人口結構采用出生人口性別比衡量

1.3統計學分析

數據采用Microsoft Office Access進行數據的整理與核查，并采用統計軟件SAS 9.2進行統計學分析。

2結果

2.1生育年齡

2014年黃浦區出生人口總數為11 089人，其中滬籍出生人口為7 643（68.92%）人，非滬籍出生人口為3 446（31.08%）人。黃浦區戶籍新生兒母親的平均年齡為29.35歲，年齡最小為16歲，最大為45歲；非滬籍新生兒母親平均年齡為29.37歲，年齡最小為16歲，最大為48歲。2014年黃浦區新生兒母親年齡構成情況，滬籍新生兒母親的年齡分布較非滬籍更為集中。見圖1。

2.2生育水平

2014年上海市黃浦區戶籍人口的粗出生率為8.87‰，總生育率45.67‰，總和生育率為1.17。2014年黃浦區育齡婦女年齡別生育率，可以看出峰值生育年齡為27歲，峰值生育率為104.65‰。見圖2。

2.3出生性別比

2014年黃浦區戶籍新生兒的出生性別比為105.29，非滬籍新生兒的出生性別比遠高于滬籍新生兒，達113.90。

對不同年齡段母親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分析發現，出生性別比隨著母親的年齡升高而略有下降。從學歷來看，母親學歷高，新生兒的出生性別比稍低。而出生產次對滬籍和非滬籍新生兒的影響相反，滬籍新生兒第一產性別比略高，為105.94，第二產后出生性別比降至101.36；相反，非滬籍新生兒的出生性別比隨產次的增加而升高。見表1。

2.4分娩方式

2014年，黃浦區總的破宮產率為48.32%，其中滬籍為49.54%，高于非滬籍的45.62%水平。雙、多胎的破宮產率超過90%，遠高于單胎的破宮產率。值得注意的是，早產的破宮產率本市戶籍為61.34%，非本市戶籍為73.74%，高于非早產的破宮產率。從出生體重看，低體重和超重兒的破宮產率高于正常體重兒，另外非本市戶籍早產兒的破宮產率高于滬籍早產兒，滬籍超重兒的破宮產率高于非滬籍超重兒（表2）。

3討論

2014年黃浦區戶籍人口生育水平較2013年略有上升，但仍處于較低水平，總生育率為45.63‰，較2013年上升了7.86‰；總和生育率為1.17，較2013年增加了0.17。這可能與二胎政策放開有關，也不排除滬籍人口對生肖的偏好導致2014年生育率突增，如2007年的突增和2008年的回落及2012年的突增和2013年的回落。黃浦區戶籍人口總和生育率多年保持在1的水平，一般經驗表明，人口變化趨勢往往帶有巨大慣性，甚至暗含自強化機制，一旦總和生育率降至1.5水平，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將會變得極為困難，所有已經步入這種狀態的國家，尚無重新達到世代更替水平的先例。因此，黃浦區生育水平的變化趨勢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篇4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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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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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即將一年，效果究竟如何？遇到哪些問題？記者采訪了有關人士。

一問：單獨二孩政策“遇冷”了？

106.9萬對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符合政策預期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出生人口1687萬，比2013年多出生47萬人。

國家衛生計生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透露，截至2014年年底，全國共有106.9萬對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基本符合預期。預計2015年，受單獨二孩政策影響，出生人口比2014年多100萬左右。全國符合政策單獨夫婦1100萬對，其中“80后”約占70%。在我國育齡婦女趨于減少的情況下，出生人口不降反升，這表明單獨二孩政策的效果正在顯現。

在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之前，全國摸底調查和數據演算預測結果都顯示，單獨二孩政策能夠覆蓋的目標人群數量在1100萬對左右。全國單獨且已育一孩家庭期望生育二孩的比例約為60%。多家機構測算，單獨二孩政策后，每年新增出生人數將在100萬到200萬的水平間波動。目前，距離全國政策平均落地時間9個月后，全國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的數量就已經達到106.9萬對，說明單獨二孩政策的開局符合預期。

翟振武指出，有人說單獨二孩政策“遇冷”，這是一種誤讀，需要加以厘清。其一，把1100萬對的目標人群數量直接等同于新增出生人口總量，這種做法忽視了二孩生育的意愿或比例，相當于認為所有已育一孩的“單獨”夫婦都會生育二孩。其二，把某一年的“單獨”夫婦申報規模與1100萬對相比較，這既沒有考慮生育二孩的意愿，也沒有考慮二孩生育是在幾年內才完成的規律。其三，各個省的生育意愿有較大差別，雖然全國平均生育意愿是60%，但大城市和東部省份一般會低一些，西部和中小城市會高一些。目前有的省二孩申報的數量高于預期，有的省低于預期，都是正常的。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許穎指出，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全國各省份并不同步。目前，29個省（市、區）都已經實施單獨二孩政策，新疆、尚未實施。單獨二孩申請數呈現出“先高而后平穩”的趨勢。按照現有申請數據的平均趨勢估算，各省政策實施滿一整年，到2015年6月，預計單獨二孩申請數量150萬對左右。

二問：普遍二孩能緩解老齡化？

專家稱只會適當調節老齡化水平，改變不了大趨勢

有人認為，目前很多城市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實行普遍二孩政策可以緩解人口老齡化趨勢。這種說法正確嗎？

南開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原新認為，按照人口自身的發展規律，當死亡率水平維持在很低狀態且高度穩定時，未來的人口老齡化過程將主要取決于生育率的變動。當前的單獨二孩生育政策以及未來某個時點或要實行的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均是對生育政策的微調，只會在一定程度上適當調節人口老齡化水平，改變不了人口老齡化的大趨勢。

原新說，調整生育政策對60年之內的老年人口規模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單獨二孩生育政策增加的出生人口主要發生在2015年以后，這些新增出生人口要到60年以后才能變為老年人口，即2075年以后。只要死亡率模式不變，無論單獨二孩抑或普遍二孩，2075年以前各年度的老年人口規模均是一樣的。

原新表示，適度放寬生育政策，可以減緩人口老齡化進程、降低人口老齡化水平。生育政策越寬松，人口老齡化緩解程度越大。如果一直實行單獨二孩生育政策，2030年人口老齡化水平為24.9%，2050年為34.0%;如果在單獨二孩基礎上再進一步實行普遍二孩，相同時點的人口老齡化水平分別為24.7%和33.1%，后者達到同一個老齡化水平的時間比前者可推遲1～3年。

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所長杜鵬認為，促進人口生育率的回升，不會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進程產生根本的影響，也就是說，在普遍允許生育二孩的情況下，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口比例仍然將比現在翻番，超過31%。

原新認為，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規模達到峰值9.4億，此后連續兩年減少。這種變化，只是勞動力人口增量由增加轉為減少。但是，勞動力人口存量依然龐大，且要維持很長時期。21世紀20年代中期以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始終保持在9億以上，21世紀4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在8億以上。這只是勞動力資源的底數，未來還會在此基礎上持續擴大。因此，勞動力規模巨大的特征將長期保持，就業壓力會長期伴隨中國的發展。

三問：“低生育率陷阱”有無根據？

專家稱總和生育率上升明顯，生育危機沒有根據

最近，社會上有一種觀點認為：由于撫養孩子成本太高，人們的生育愿望偏低，中國已經進入“低生育率陷阱”。

對此，翟振武指出，2012年我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約為1.499，2013年提高至1.513，2014年又提高至1.579，如果按照2015年1800萬的年度出生人口數量推算，2015年我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1.7左右。總和生育率上升的趨勢是十分明顯的。有人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斷定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至1.18的水平，今后還將越來越低，已經到了“危機”和“陷阱”的境況，顯然距離事實太遠。

翟振武說，中國農村人口還占很大比例，農村的總和生育率基本都在1.8以上，即使城市的總和生育率在1.0左右，中國的平均總和生育率也不會低到1.18的水平。中國目前的政策生育率是1.47，也就是說，全國所有的人都按政策生育，平均每個婦女也生1.47個孩子。因此，判斷中國已陷入“生育危機”，今后出生人數不可能增加，恐怕是沒有根據的。

篇6

目前，全國各地已進入地方計劃生育條例修改高峰期，全面兩孩政策更成為近日密集召開的地方兩會關注熱點。

截至28日，廣東、湖北、天津、浙江、安徽等11個省份人大常委會已完成地方計生條例修改，明確全面兩孩的具體實施政策。新華視點記者針對全面兩孩落地的幾個焦點問題進行了追蹤。

生育意愿：兩孩生育意愿持續走低，各種壓力令不少家庭猶豫甚至放棄

生還是不生?這是全面兩孩后很多家庭面臨的選擇。記者調查發現，不少省份在公布地方計生條例修改結果的同時，還詳細公布了全面兩孩 政策實施對當地生育水平影響的預測情況。

如廣東省衛計委介紹，據測算和分析，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2019年至2020年廣東戶籍人口每年多出生15萬至18萬;2019年可能多出生27萬左右，達到峰值，之后逐年遞減。

湖北省衛計委副主任朱惠民表示，按照生育意愿調查的情況，湖北十三五時期出生人口相比單獨政策下多出生50萬人左右，生育釋放主要集中在2019年至2019年間。

根據國家衛計委此前預計，全面兩孩實施后，十三五期間每年新增出生人口在300萬人左右，每年出生人口數量將在1750萬至2100萬人之間。

對于全面兩孩后人口增長的預測有一個重要參考依據，就是單獨兩孩政策的落地情況。在單獨兩孩政策實施的第二年，本該出現的出生人口增長卻沒有如約到來。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出生人口為1655萬，甚至比上年還少32萬。

而2019年也僅比2019年多出生47萬人。因此全面兩孩實施后，各地實際生育水平能否達到預期，引發不少地方兩會代表委員熱議。

國家衛計委分析去年出生人口減少的原因，認為是豬年生肖選擇與育齡婦女數量減少所致。但我個人分析，近年來越來越低迷的生育意愿影響更明顯。浙江省人大代表汪恩峰說，過去生育孩子只求吃飽帶大，現在還希望能養好成才，各種壓力讓家庭對生育兩孩更加猶豫，或者直接放棄。

2019年，全國29個省、區、市的生育意愿調查顯示，已有一個孩子的單獨家庭，希望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比例約為60%。

國家衛計委相關部門負責人公開表示，單獨兩孩政策落地后，2019年初再對同樣人群做調查，只有39.6%的人希望生育兩孩。

不僅如此，實際生育行為其實更會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山東威海市符合單獨兩孩政策的家庭中，有70%明確表示愿意生育兩孩，但實際申請量不足6%。浙江舟山市《2019已婚育齡群眾生育意愿研究報告》顯示，人們的理想生育數為1.78，政策生育數為1.59，而實際生育數僅為0.96。

河南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干部學院教授張原震認為，從單獨兩孩的實施效果來看，80后年輕群體的生育意愿已經顯著降低。

產婦權益：產假相應延長，有地方兩孩津貼減少，職場容易受阻

已完成地方計生條例修改的11個省份明確，女方產假在國家規定的98天基礎性產假基礎上，增加30天至60天，其中四川、寧夏、山東女方產假均增加60天。不過原有一孩晚育、獨生子女獎勵等產假均被取消。

職場女性在生育期間收入是否會減少?不少地區在修改后的計劃生育條例中明確，增加的產假，工資照發，福利待遇不變。保證福利待遇不變，主要靠生育保險中的生育津貼來填補產假期間收入減少差額。

業內人士介紹，生育保險包括產檢生育醫療費用報銷與生育津貼等組成部分。正常繳納生育保險的女性完成生育后，社保部門將根據其個人生育保險繳費基數除以30，再乘以產假天數來計算。比如產前每月工資為5000元，產假為128天，則總共可獲得2.1萬元左右的生育津貼。

記者采訪發現，全面兩孩放開后，相比于生育一孩，生育兩孩的產檢生育醫療費用報銷比例相同，但部分地區的生育津貼額度卻有所減少。

天津、武漢兩地社保工作人員介紹，兩孩計算生育津貼產假天數仍只能按98天計算，兩孩增加30天產假是計生部門的政策，社保部門尚未做出具體調整，因此仍需按原規定執行直至相關文件正式下發。這意味著，按照每月繳費基數5000元標準計算，生兩孩生育津貼要少5000元左右。

兩孩生育數量增加，生育保險等基金支出額度增加，是否會對社保基金收支產生沖擊?人社部社會保障研究所醫保研究室副主任董朝暉表示，從近期來看，全面兩孩政策對生育保險基金支出有一定影響，但生育保險基金前期結存較多，總體上可以承受。

相較于生育兩孩獲得生育補貼額度減少，職業女性關注的就業與晉升等方面的權利保障，在生育兩孩中所受影響更大。

一位浙江省政協委員說，他在調查中發現，有15%受訪女性擔心生育兩孩會導致職位變動或影響職務升遷，生育加劇原本就存在的隱性就業歧視。

到底是生還是升?湖南省政協委員張琳說，生育是社會和家庭賦予女性的職責，因就業權利無法得到平等對待，很多女性正面臨著比生第一胎更艱難的抉擇。盡管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保護懷孕及哺乳期婦女的合法權益，但由于執行力度不夠、違法成本低，女性維權很艱難。

生育政策：生育數量短期不會放開，基層計生需要生得好管得住

從2019年實施單獨兩孩到啟動全面兩孩，中間間隔僅兩年。因此，計劃生育政策短期是否還會繼續進行調整引人關注。

業內專家表示，判斷生育數量政策是否需要調整，總和生育率1.8即一對夫婦平均生育1.8個孩子，或將成為重要參考指標。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表示，中國并非人口越多越好，也非越少越好，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8左右，是我國人口發展戰略研究中根據基本國情確定的目標。

全面兩孩放開后五年內總和生育率預計將有所提高，但此后將隨著受教育程度與城市化水平提升等因素緩慢下降。翟振武說，如果此后總和生育率下降明顯，就可能隨之調整計生政策，甚至出臺鼓勵生育措施。

多次參與國家人口政策咨詢的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說，人口政策調整執行成效要有相當長時間才能得出結論，十三五期間對生育數量限制的政策調整可能性不大。

全面放開兩孩并非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外生育三孩、四孩等違規行為，仍然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計劃生育工作仍是基層重要工作內容。

國家衛計委明確，對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主要目標任務未完成、嚴重弄虛作假、違法行政造成惡劣影響等情形，實行一票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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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水平；人口出生率

中圖分類號：F840. 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3）10011105

一、引 言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示：我國總和生育率為1. 18遠低于2. 10的生育替代率，計生政策的調整再次成為的焦點。十之前，民眾的“2015年放開‘生育二胎’”的呼聲高漲，激烈的爭論也隨之展開。葛延風等[1]認為人口紅利加速消失、老齡化加速以及未來可能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將成為新的重大挑戰。建議盡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可考慮全面放開二胎。否則，越晚越被動。潘潔[2]認為是百害而無一利：放開二胎，多出來幾億人口將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其擔心人口二次膨脹，不能重蹈歷史覆轍，此乃國家大忌；一方面是民眾所愿，另一方面是國家大忌。十報告雖然明確指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質”，但也強調要逐步完善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政府作為人口發展方針的制定者，人口管理者，若其采用宏觀調控政策，既能消除“人口二次膨脹的顧慮”，又能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現“民眾所愿”，轉國家大忌為國家大計，該政策將可稱為完善政策。

欠發達國家的“越窮越生，越生越窮”與部分發達國家的“鼓勵生，不生；獎勵生，不生；不愿生，不需要生”，難以理解的現象背后，有其決定性原因。“越窮越生”是安全的需求使其然，“不生，不愿生，不需要生”，是為自我個人價值的實現；基本的需求和高層次的需求，正如人口轉變論

人口轉變論指出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出生率和死亡率最終必然要發生從高到低的轉變，人口遲早要達到零增長以致負增長，人口轉變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所決定的一種必然趨勢，是對人口所發生變化的一個簡單總結，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所述人口發展過程不是一個獨立的自行運動的過程，與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變化有密切關系。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變化給國民不同方面的多重影響，但是影響范圍最廣、影響時間最長的就是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水平作為衡量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在一定程度上與社會經濟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發達國家相對健全的社會保障主體制度和欠發達國家“養兒防老”的個人保障主體制度，對生育意愿和需求有不同影響。

二、文獻回顧

關于社會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國內外的研究處于不同階段。

西方發達國家在社會保障水平和出生率研究總體較早，研究內容比較集中，較早的可追溯到人口轉變論，創始人為法國人口學家蘭德里，他最先分階段論述人口轉變，認為人口理論的中心任務是闡明和領會“人口轉變”，他把生產力看做是人口轉變過程的主要因素。而生產力和社會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由此可見人口轉變論可作為社會保障水平和出生率研究的奠基石。

國外對人口發展速度的衡量更多采用出生率指標，關于社會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關系研究中影響比較大的不是很多，考慮到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生育率文獻同樣具有借鑒和參考意義。在二者關系研究中，BB模型

BB模型源于Barro和Becker[3]，其模型顯示父母生育孩子因為他們把孩子當作是他們自己生命的延續。和BJ模型

BJ模型是Boldrin和Jones[4]所提出，其研究表明父母生育子女因為子女關心年邁父母的生活質量，因此會給父母老年生活提供經濟幫助。引起了較多學者關注。BB模型顯示政府所提供的養老金對生育率的影響很小，這與大部分的實證結果不一致；而BJ模型研究表明在歐美國家養老金對生育率影響占據高達55%—65%的比例。在此前后，也有較多學者研究二者之間關系，Hohm等[5] 與Cigno等[6]都得到了一致結論：社會保障項目增多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

社會保障水平研究在我國經歷了從理論基礎研究到理論應用研究的過程。穆懷中[7]根據人口結構理論和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理論研究出了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模型，并分析了社會保障水平曲線，其研究奠定了社會保障水平研究的基礎。近年來社會保障水平研究更多側重于社會保障水平適度性方面[8]；人口出生率文獻主要集中在人口出生率影響因素研究方面[9]。然而在社會保障水平或制度與人口出生率或生育率之間研究較少，當然，這與一個國家所處人口發展階段

我國現在經歷發達國家20世紀甚至更早時期“人口轉變”后所處的階段。有很大關系。

三、數據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的指標包括社會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社會保障水平數據和人口出生率數據分別間接或直接來源于相關年度《中國統計年鑒》。

人口出生率（R），是指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一個地區的出生人數與同期內平均人數之比，通常用千分率表示。

社會保障水平，是指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反應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成員所享受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保障制度總體水平的重要標準之一。在不同時期，社會保障支出的具體內容略有不同，由于我國社會保障內容近二十年來逐步調整，分項支出項目不盡相同，故本文選用社會保障總支出水平作為衡量指標。

社會保障支出分為社會保障總支出和社會保障分項支出。目前學術界主要有兩種統計社會保障總支出的方法：一是從社會保障項目出發，將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優撫和社會救濟支出相加得到社會保障總支出數額。二是從社會保障支出承擔主體出發，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民政部、人事部和衛生部等部門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分別統計，然后相加得到。考慮到內容研究的統一性、連貫性以及穩定性，本文選用第一種統計口徑。社會保障總支出1989—1998年主要包括保險福利費、優撫和社會福利救濟費等。1999—2006年主要包括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費、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失業保險基金支出、工傷保險基金支出、生育保險基金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支出和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等。

考慮到社會保障支出數據的可得性和人口出生率的數據特點，本文選取樣本研究區間為1989—2010年。

四、研究方法

1. 數據平穩性檢驗

為避免偽回歸問題，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時間序列必須具有平穩性。因此，在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之前首先應用ADF檢驗，對各指標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變量平穩性檢驗結果

4. 模型穩健性檢驗

本文從以下兩個方面對該模型穩健性檢驗：

第一，根據國外文獻，大多數學者研究結論為，社會保障項目增多或者社會保障標準提高將對生育有負向作用，對教育和嬰兒死亡率也有明顯負向作用。嬰兒死亡率與人口出生率一樣，也是影響我國人口發展的一重要因素。為此本文對社會保障水平和嬰兒死亡率采用同樣過程做回歸，

五、實證結論與建議

依據1989—2010年間樣本數據，實證結論如下：

其一，人口出生率和社會保障水平變化量之間存在負相關性，即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該結果和歐美學者研究結果一致；該回歸模型可以較好地解釋社會保障水平總體較高的地區，比如我國一線城市，其總體人口出生率較低；也可進一步預測，國家在總體人口出生率比較高的西部地區采取的一些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的舉措，如計生家庭獎勵扶助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將對穩定西部地區低生育水平，實現西部地區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而發揮促進作用。

其二，人口出生率受前期人口出生率影響較大，即沒有重大事件發生的情況下，人口出生率一般保持比較平穩發展態勢。該特點較好地解釋了人口出生“慣性”特點。

其三，如果社會保障水平保持不變，沒有出現重大影響人口發展的前提下，人口出生率將呈現逐步下降趨勢，不會出現“人口二次膨脹”的局面。

根據上述實證結果，結合我國當前人口和經濟現狀，筆者建議國家一方面可微調生育政策，比如“夫婦雙方中即使一方為獨生子女，亦可生育二胎”（現政策非特殊情況下，夫婦雙方須均為獨生子女，方可生育二胎），另一方面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來實現對出生率的合理控制，既實現民眾高漲的愿望，又緩解了當前我國老齡化程度加劇所帶來的問題。同時，針對人口出生率比較低的地區或者群體，如計生家庭，尤其是獨生子女家庭，國家應提供高于平均社會保障水平的社會保障標準，不單是因為他們為國家人口政策協調做出了犧牲和貢獻，他們的低水平生育率實需建立在高水平社會保障基礎之上，低水平生育率行為的進一步和諧發展，需要較高的社會保障水平來保障，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群眾的根本利益，貫徹和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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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穆懷中. 社會保障水平發展曲線研究[J]. 人口研究，2003，（2）：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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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全面“二孩”政策；利與弊；人口老齡化；性別比失衡

一、引言

人口政策是關系國家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方方面面的大事。我們一直認為我國人口基數大、增長快。但如今，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人口走向負增長、生育率水平偏低、年齡結構不合理、老齡化速度加快等等，這些問題給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阻礙。全面“二孩”政策應運而生。政策一出臺，便成為了大家熱議的話題。

二、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提出的背景

我國實行計劃生育將近40年，一個重要背景就是改革開放，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在這兩種力量的推動下，中國人口增長的軌道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是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降低了人民的生育水平，而隨著醫療水平的發展進步，死亡率也在降低，因此就出現了低出生、低死亡的現象；另一方面，人口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因為生育水平下降，少年兒童人口在整個人口中間所占的比例下降。老年人，過去是高出生，累積了很多人口，老年人口在整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便加劇了人口老齡化。

基于我國人口結構現狀，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政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三、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具體原因

首先，我國人口出生率下降趨勢明顯。根據數據可知，從20世紀90年代到現在，我國人口出生率有一個大幅度的下降，從1990年的21.06‰下降到2015年的12.07‰，這是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出臺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一胎政策雖然有效地控制了我國人口的過快增長，但在長期執行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問題。一方面，一胎政策使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越發嚴重。運用年齡組分組法將不同年齡人口分為三組：少年兒童（0-14歲）、成年人口（15-64歲）、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分析年齡組人口構成。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一般性劃分標準如表1：

而根據《2016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可得，2015年我老年人口系數是10.47%，少年人口系數是16.52%，老少比是63.33%，年齡中位數是37歲。將所得數據與表1對照，四項指標都對應年老型的人口年齡結構類型。所以，2015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為年老型。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一個嚴峻的事實。

另一方面，一胎政策是出生性別比失衡的一大誘因。新生男女嬰兒比例不均的主要原因是重男輕女的現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在農村，觀念中還是更偏向于生男孩。這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首先，是傳宗接待的問題，每家每戶都要生男孩來延續香火，這種傳統觀念左右了人們的生育意愿，導致了新生男嬰比例的上升。其次，是農業生產方式的需要。我國機械化生產水平不高，導致農村生產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對男孩的需求意愿更強。最后，則是養兒防老，目前農村多數老人仍需要依靠兒子的贍養安度晚年，出于對自己老年生活的考慮而產生生男孩的想法。久而久之，男女比例失衡的現象越來越明顯。

此外，一胎政策也造成了我國勞動力的短缺。持續的低生育率已經產生了“青年赤字”，中國人力資源相對充足的優勢已不再明顯，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

為了緩解一胎政策長期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性別比例失衡等問題，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應運而生。

四、全面“二孩”政策利在何處

首先，“二孩”政策的實施有助于生育率水平的提高。而這些新生兒在未來都會長大成為勞動力，也可以緩解“青年赤字”。同時，實施“二孩”政策也可以減小子女贍養老人的壓力。實施獨生子女政策時，一對年輕人要照顧雙方的父母，甚至還需要照顧更年長的長輩。雖說中華美德以孝為先，但子女很難做到忠孝兩全，在工作事業發展的過程中，既要照顧父母，又要兼顧工作，難免有時會力不從心。如果每個家庭都有兩個孩子，就可以一起分擔照顧老人的壓力。此外，“二孩”政策也會減少父母對獨生子女嬌生慣養的溺愛現象，兩個孩子一起成長也會減少孤獨感，有助于優良品德的塑造。

其次，“二孩”政策”能緩解人口老齡化加速，會減輕衛生醫療和養老金制度的壓力。2014年中國人口有兩個重大變化：一個是全國出生性別比“斷崖式”降落；另一個是出生人口數量“跳躍式”上升。適度放寬生育政策，可以減緩人口老齡化進程、降低人口老齡化水平。

篇9

國外關于養老保障制度對子女教育投入的研究多為實證研究，主要以無限期界模型和世代交疊模型以及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為基礎，研究不同養老保險制度模式對家庭教育投入影響。絕大多數學者認為，利他主義假設下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制度可以增加家庭教育投入，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基金制養老保障則沒有這一功能。Zhang(1995)利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分析了社會保障與生育率之間的關系，發現現收現付制社會保障模式能顯著降低生育率。孩子的數量和質量之間具有替代性質，因此,生育率的降低就會伴隨對現有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但是基金制對生育率基本沒有影響，因此不能影響單個子女獲得的教育投資。Kaganovich和Zilcha（1999）分析了政府稅收和補貼行為下，養老保障水平的提高會使家庭增加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政府給予家庭的補貼也會使家庭教育支出增加。Kemnitz和Wigger(2000)將人力資本積累及家庭教育投入的外部性納入到分析中，認為養老保險體系實際上是政府糾正市場失靈的政策手段，可以促進人力資本水平達到最優，而基金制與沒有養老保險的自由放任經濟一樣都會造成人力資本積累的不足。認為,養老金體現代際交換功能，在子女未來的福利狀況是由其自身人力資本水平決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數由當期自身消費情況和子女當期的人力資本回報來決定，因此,養老金可以看作是子女對父母教育培養投資的回報，父母對子女教育投入越高，子女收入及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用也相應提高，父母的養老保障水平也會提高，因此，會激勵父母增加對孩子的教育投入。國內關于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對家庭教育影響研究較少。主要有以下結論：我國一直實施二元社會保障制度，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缺失產生家庭教育投資的不平等，造成了城鄉之間健康、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使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田永坡、和川、于月芳，2006，王曉春、崔彩云，2009）在農村建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會削弱農村傳統的養兒防老保障觀念，降低農村的生育率，由于孩子數量和質量之間存在替代關系，就會提高農村居民對子女教育投入，提高農村人口人力資本水平，因此，應該建立城鄉統籌社會保障制度。國內外相關文獻的研究都說明，養老保障與家庭人力資本投資之間有著非常重要的聯系，但是，國外的文化背景、養老保障制度設計與保障水平等與我國有很大差異，因此，國外的研究結論未必適用于我國。我國目前理論界從社會保障角度探討農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資的研究尚屬少數，且多是作者主觀態度的表達，缺少有效數據的論證，本文試圖從養老保障制度對生育率及家庭收入兩個方面對農村家庭教育投入的影響進行分析。

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對家庭教育投資影響分析

（一）養老保障制度通過生育率影響家庭教育投資

我國現在實行的養老保障制度雖然是統賬結合制度，但是由于個人賬戶一直在空賬運行，本質上就是現收現付制度。如本文文獻綜述所述，諸多學者采用兩期或者三期世代交疊模型的分析已經充分證明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能夠降低生育率。在我國農村也被證明存在這樣的情況（龔六堂，2006；申曙光、龍朝陽等，2008）。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居民養老主要依靠土地保障與家庭保障，普遍存在“養兒防老”的傳統心態。父母在年輕時會選擇增加子女人力資本數量的投資，年老后父母會得到子女精神與物質的照料，代際間轉移基本是雙向平等的。因此，無社會化養老保障制度下，農村一直保持較高的生育率和對男孩子的生育偏好。但是，在存在養老保障制度經濟模式下，父母在年輕的時候需要繳納社會養老保險費，老年時可以獲得養老保障，對子女的經濟依賴減輕。我國農村家庭中父母利他主義情況較為普遍，近年來子女的養老功能正在日漸弱化“，啃老”的情況卻日益普遍，代際間流動出現不平衡。農村父母不僅在孩子年輕時要承擔撫養義務，在子女成年后還得幫忙撫養第三代，子女的投入與回報的不平衡使很多家庭降低數量。養老保障制度帶來的這種外部性，使家庭傾向于減少子女生育率。貝克爾(G.S.Becker，1981)家庭經濟理論認為，孩子的數量和質量存在替代關系，在家庭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生育率的降低必然會提升家庭對質量需求。我國農村家庭是否也存在子女數量與子女質量的替代呢？鑒于數據來源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本文選取歷年統計年鑒中“農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費支出”中”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這項數據來代表農村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觀察生育率對家庭教育投入影響。首先按照東、中、西部為標準在全國隨機選取九個地區進行研究。農村家庭人均教育投資受到家庭人均純收入影響，人均收入越高，人均教育支出總額越高，東部地區教育投資高于中西部；教育支出占家庭總消費支出比重與生育率關系密切，兩者呈現反向變動，總和生育率越高，人均教育投資越少，反之亦然。人均消費支出比例和總和生育率之間的關系。通過計算得出兩者相關系數-0.82，呈現高度負相關。進一步可以證明貝克爾關于子女數量與子女質量的替代關系在我國農村是存在的。因此，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降低了我國農村生育率，提高了單個子女教育投資水平。

(二)養老保障制度通過農村家庭收入影響家庭教育投資

影響家庭教育投資的諸多因素中，家庭收入被學術界關注最多，也被證明是重要決定因素。如舒爾茨（1993）認為，低收入國家或地區的父母會因為懼怕風險或者厭惡借貸，會降低對子女的教育投入，而高收入家庭在孩子胚胎時期和嬰幼兒時期便開始比貧困家庭投入更多的教育資源。

1.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實施可以增加農村家庭的收入，外擴農村家庭預算約束線，從而提高農村家庭的人均教育投資。從2009年推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以來，政府對符合領取條件的參保農民全額支付基礎養老金，其中，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按中央確定的基礎養老金標準給予全額補助，對東部地區給予50%的補助。截至2013年底，中央財政總計向新農保投入補助2320多億元，如果再加上各級地方財政投入的300多億元的繳費補貼，新農保財政投入補助已經超過了2620億元。2013年以后，我國合并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該制度實施后國家財政對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支出在繼續上升。因此，可以把農村養老保險政策的實施看做一定意義上的家庭老年補貼行為，促進農村家庭實際收入的增加。農村家庭收入增加，人均教育支出就會相應增加。

2.我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采用個人賬戶+社會統籌基本養老金，農民個人賬戶當期繳費和儲蓄積累決定退休后養老金收益的高低。個人繳費檔次越高，將來領取養老金越多，養老金替代率就越高，養老保障越強。但是，目前我國農村現實的情況是，很多農村老人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繳費資金是由子女資助的，高人力資本子女因為收入較高會為老人選擇較高檔次繳費，進行高積累賬戶儲備，低人力資本子女普遍收入較低影響賬戶儲備。這樣就會形成一種示范效應，讓農村居民普遍意識到隨著我國農村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的轉變，子女數量不再是影響農村養老主要因素，子女的質量(受教育年限)才是影響養老的關鍵。很多農村老年人也會受此觀念影響，增加對家庭子女早期教育投入和高等教育投入。

三、完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促進家庭教育投資的對策建議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和人口老齡化加速，相比較城市，農村養老保障問題更加復雜與緊迫。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村人口老齡化比例高于城市，農村老人空巢化和隔代化趨勢快于城市。農村老人占據全國老人總量的58%，比例由2000年的10.89%上升到2010年的14.98%，其中單身老人家庭和只有一對老人夫婦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0.7%和10.2%，增加到2010年的14.7%和16.1%。未來農村人口老齡化和空巢化的趨勢還會加強。農村養老問題本身面臨考驗，如何未雨綢繆，在做好養老保障的同時促進農村家庭教育投資？

（一）提高農村養老保障水平

前面已經論證，社會化養老保障制度的實施能夠增加農民總收入，有利于增加子女教育投入，養老保障制度的實施還能使農民意識到高人力資本水平子女對養老保障的重要性。但是,目前我國農村老年人領取養老金水平過低，平均每月只有70多元，對增加農村家庭收入幾乎是杯水車薪,也很難形成示范效應激勵老人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因此,一方面，財政轉移支付要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障投入，增加貧困家庭養老救助；另一方面，加強宣傳，增強農民養老保險投資意識。只有形成有效養老保障才能提高社會化養老保障制度吸引力，激勵農村居民進入收入增加，更加注重家庭教育投資這樣的良性循環。

（二）政府應該重視農村教育福利

篇10

【關鍵詞】俄羅斯；人口危機；原因；后果

【Abstract】the population crisis is a severe problem Russia is facing now and it results from very complicated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t has been reducing Russia.s human resources and causing more immigration and many social problems.

【Key words】Russia；population crisis；reason；consequence

一、俄羅斯人口危機

人口危機是指人口數量不斷減少，人口死亡率超過出生率的情形。目前俄羅斯聯邦面臨的人口形勢不容樂觀，人口數量逐年下降，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已引起全世界的震動和擔憂。1991年底從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聯邦一直深陷人口危機之中，人口和勞動力資源潛力受到嚴重破壞，俄羅斯民族正面臨著“無人為繼”的生存危機。

俄羅斯人口出生率偏低，人口死亡率偏高。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將是俄羅斯人口的儲備力量，當時蘇聯已達到了一個婦女可以生育2.4—2.5個孩子的標準，而這代人推遲或拒絕生育的行為正將俄羅斯人口數量不可避免的帶入了“人口下降通道”。俄政府為了鼓勵生育，給予這一代人很大程度的優惠政策。2003年的財政預算中俄政府大幅度增加對生育婦女和家庭的補助以及提高國民的醫療、社會福利和生活質量，以此來刺激人口出生率的增長。梅德韋杰夫總統明確指出俄羅斯目前的出生率已經達到了蘇聯時期的水平，但是人口出生率趨于上升并不能說明俄羅斯人口問題已得到圓滿解決，可以高枕無憂了。在俄羅斯有三個孩子的家庭才是人口學家眼中理想的家庭，才可以保證居民維持正常的生育狀況。現在俄羅斯每個家庭平均是1.3個孩子，因此遠沒有達到每個家庭都有3個以上孩子的目標。俄居民平均生育要想達到標準還有一段艱難的路程。出生率下降早在19世紀中期就已經存在。50年代，俄羅斯婦女平均生育率為2.8個孩子，60年代后期不斷下降， 1981年—1985年降為2.02%，1996年—1999年，它已經下降到1.27%，達歷史最低水平，已經明顯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世紀七八十年代，俄羅斯人口出生率基本保持在1.4%—1.7%之間，同期死亡率大致在0.8%—1.2%之間，人口總量緩慢增長。進入90年代，出生率進一步下降，從1.34%遞減到0.83%，而死亡率卻由1.12%遞增到1.47%，最高時達到了1.57%，最終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人口赤字。新世紀最近幾年，俄羅斯人口出生率上升到1.41%，但這一數據對未來并沒有任何影響，因為死亡率上升得更快，達到1.48%，人口再生產能力仍然明顯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影響人口出生率的因素，有歷史原因、政治原因、經濟原因、社會原因和外部原因。要保障俄羅斯聯邦簡單的人口再生，一個婦女至少應當生育2.1個孩子。俄羅斯人口危機不僅僅是低出生率造成的，高死亡率也是不能被忽視的重要因素。排在死亡率之首的是各種疾病，其中心血管疾病及癌癥發病幾率很高。而造成這類疾病發生的原因主要是不良的嗜好和不合理的飲食結構；其次由于大氣污染和飲用水污染損害了許多俄羅斯人的身體健康，成為患呼吸系統和腸道疾病最終導致死亡高發率的第二大原因。20世紀90年代初期，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一夜之間進入私有化市場經濟，將30%以上的俄羅斯人變成了生活在最低保障線下的窮人。生活條件和環境的惡化、酒精中毒、泛濫、交通事故、疾病、生活壓力、貧窮、社會動蕩與沖突是造成俄羅斯高死亡率的原因，尤其是兒童和青壯年勞動者死亡率直線上升。近些年俄羅斯兒童的死亡率比經濟發達國家高出5倍，農村的情況更為嚴重。俄羅斯人口危機是制約俄羅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

二、俄羅斯人口危機產生的原因

1、歷史原因。

俄羅斯出生率下降始于19世紀末。社會勞動從農業生產逐漸向工業生產轉移，人口大量移居城市。與此同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規則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十月革命后出現的和國內國際戰爭這些歷史原因嚴重制約了蘇聯人口的正常繁衍。年輕人數量銳減，人口年齡構成新一代人口數量少于老一代，因此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成為一種必然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