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消費的措施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刺激消費的措施，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醫療均次費用措施成效

近幾年來，隨著醫療衛生事業的快速發展，醫療費用的增長已超過了居民平均年收入的增長，使得看病難、看病貴的社會問題尤顯突出，據統計數據顯示，在沿海和內陸地區的醫療費用差距在2-3倍，為了規范診療行為，降低醫療費用，切實減輕病人就醫負擔，省衛生廳與省級各大醫院院長簽署了醫療均次費用控制的責任狀，要求實現零增長。

一、我院采取的措施

(一)統一共識，宣傳到位

院領導在辦公會議上討論與衛生廳簽定的均次費用控制責任狀，達成共識，要求醫療、財務、信息等部門協同制定控制措施，細化分解目標責任。通過院周會的宣傳動員，以及醫療部門科主任會議的講解，及時傳達到每一位醫生，要求切實轉變理念，開展合理檢查、合理用藥，減少不必要的大檢查、大處方，真正減輕病人的負擔。

(二)制定考核辦法，嚴格執行，動態監控

由醫務科、財務科共同制訂《關于醫療均次費用零增長的實施辦法》，將醫院均次費用指標進行分解，由分管院長與科主任簽訂科室均次費用控制目標責任狀。《實施辦法》同時制訂了考核措施，第一，按月考核各科均次費用控制效果，超出指標部分全額計入科室成本；第二，增加平均住院日控制指標，努力縮短病人住院時間，減輕病人負擔；第三，實行藥品比例月度公示制度，降低病人的藥品負擔。

從《實施辦法》公布的次月起，由財務部門按月統計各科均次費用的實際情況，與指標對比，對超標科室的科主任，由醫療院長和總會計師對其進行交流和溝通，要求分析均次費用增長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控制措施。

(三)多管齊下，共同推動醫療費用的下降

1、推廣中醫單病種診療路徑的應用

我院從早幾年前開始實行中醫單病種診療路徑，對同一病種制定了“標準流程圖”，實現“同病同治”，避免了重復檢查或不合理的檢查，同時，由于中醫“簡、便、驗、廉”的治療手段而深受普通老百姓的歡迎。在衛生廳均次費用控制政策出臺后，我院醫療部門也加緊推廣各學科中醫單病種診療路徑的應用，擴大中醫單病種的范圍，利用中醫“簡、便、驗、廉”的效果達到降低醫療均次費用的目的。

2、加強物價監督與檢查，規范收費行為

由物價部門定期對醫療收費的合理性和規范性進行檢查，對病程記錄與收費項目不一致的收費行為要在全院物價員會議上予以通報批評，并對后續改進行為實行有效監督。

3、加強院內行風建設，實行公示與監督制度

醫院紀委與科主任簽訂行風廉政建設承諾書，并多次在院周會上以正反兩面的例子加強宣傳和教育。定期對藥品比例排名前二十位的門診醫生和住院醫療組進行公示，接受大家的監督。

4、繼續嚴格執行藥事查房與處方點評制度，規范用藥

通過藥事委員會的每周藥事查房制度以及每季度由西藥房在院周會上開展的處方點評，進一步加強對醫生用藥的培訓和監督,規范醫生處方用藥,將科室和醫生合理用藥情況作為考評的重要依據和醫生晉升職稱的重要條件。

5、努力縮短醫技檢查預約等候時間，使整個醫療環節通暢

隨著業務量的增加，醫技部門的人員緊缺已成為一個瓶頸問題，由于預約時間延長而造成住院患者不能及時接受相關手術或診療手段，從而使得患者住院日延長，增加不必要的床位費和診察費開支，因此醫院已從上年下半年開始加強對醫技部門的軟硬件投入，引進人才，增加必要的設備，同時從激勵政策上給予傾斜，鼓勵工作人員通過加班加點縮短預約等候時間。

二、取得的成效

通過以上措施的實施，我院的醫療均次費用得到了有效控制，2010年7月―2011年3月門診均次費用為256.17元，比2010年1―6月的核定指標257.31元減少1.13元，下降0.44 %，住院均次費用為14795.72元，比指標15371.29元減少575.57元，下降3.74 %。同時其他各項指標也呈現良好態勢，如以2010年1-6月與2010年7月―2011年3月的指標相比，病房中醫參與治療率由90%提高到94%，住院中草藥使用率由30%提高到35%，西藥處方合格率由96.2%提高到98.7%，心臟B超預約等候時間由3天減至1天，病人平均住院日由13.1天減至12.7天，真正減輕了病人的負擔，也實現了醫院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衛生部.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衛生部網站，mob.省略，2004-12-3

[2]黃如意，胡善菊.醫療市場的“薩依定律”-供給誘導需求.衛生軟科學雜志，2008,(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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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的不確定性持續存在，對于全球經濟前景的擔憂也日益加劇，如果美國或歐洲出現二次探底，中國應采取哪些政策措施？

在2008年至2009年的經濟低迷期間，中國成為了一個醒目的亮點，隨著經濟刺激相關的基礎設施項目投資的實施，中國在2009年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50%。中國經濟增長對于貿易貢獻的依賴程度已逐漸降低，而中國出口中面向美國和歐元區的比例也在不斷下降。

中國2008年刺激方案中的許多投資項目，此前已規劃了一段時間，只是為了應對外部經濟低迷而提前實施。現有的財政政策舉措已經具有刺激作用。

根據“十二五規劃”，中國將在未來五年中投入7萬億元，用于城市公共設施建設。隨著二次探底的風險加大，中央政府最有可能專注于確保目前現有投資項目有充足的資金，然后才會考慮實施第二輪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

當前政策制定者關注的焦點，在于遏制與地方政府債務和失衡的房地產市場相關的種種風險，而這兩個問題，都因為上一輪經濟刺激舉措而有所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以上情形的可能性極大。

第二輪大規模刺激措施會推升上述風險，加劇政府試圖在“十二五”期間遏制的多種失衡問題。由于中國財政方面的操作空間多少受到了局限，要應對以上某些挑戰，更具建設性的途徑是加速旨在刺激國內消費的改革。

中國已經推出了許多旨在促進消費的舉措，其中包括采取措施提高廉價住房供應量，開展醫療改革、使得基本服務和藥物更容易獲得，以及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以上種種舉措，連同其他做法，將釋放出更大比例的可支配收入。

讓消費支出擺脫束縛的另一種更加激進的手段，是重啟利率改革進程。對利率的嚴格管控，已使得實際存款增長減速，迫使普通百姓尋求通過其他風險更大的方式，為自己的財富保值，這反過來又會抑制消費，因為個人凈財富已變得更不穩定。

為了既推動增長、又不加劇通脹，政策制定者或許也會有意改善資本配置狀況，側重效率更高的私營部門。

在企業層面，由于信貸獲取方面的失衡，長期以來資本配置效率較低。大型國有企業擁有影響力，可以獲得更為優惠的利率和貸款條件。而提供著中國80%的就業崗位、貢獻了60%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私營企業，卻缺乏獲取廉價銀行信貸的談判能力。

有跡象表明，旨在優化貸款結構的舉措正在產生某些效果。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小企業和中型企業未償還貸款總額，去年分別同比增長29.3%和17.8%，增幅遠高于大型企業。政府還針對農村信用合作社指定了差異化的準備金要求，并公布了中小企業以定向募集方式發行債券的試行方案。

由于中國各銀行投放了大量信貸以刺激經濟增長，自2008年1月以來，M2貨幣供應量已擴大了87%，這導致通貨膨脹居高不下，而糧食供應問題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也加劇了通脹。

鑒于政府擔心通脹問題可能影響社會穩定，政策制定者可能不會傾向于再次投放大量信貸，不過一旦認為通脹已得到控制，將有較大的放松貨幣政策的余地。

一些官員表示，他們可能會訴諸于某種形式的“定向寬松”，即下半年會繼續保持審慎的貨幣政策，不過涉及廉價住房、農村發展和中小企業的項目，會提供優惠的信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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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進入大暑的北京并沒有迎來往年的高溫，有點悶，有點涼。這也算是反常的氣候，但卻處在身體舒適度內。

宏觀經濟數據跟首都的氣候有幾分相似，相比以往GDP增速動輒8%，甚至10%以上的狂奔，2014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速為7.4%，繼續保持著不溫不火的狀態。用國務院總理的話來說，保持中高速增長態勢，處在經濟發展的合理區間。

怎樣才算正常狀態？

盡管多數專家預測中國經濟在未來兩年內將依然告別以往的高速增長狀態，但他們對經濟增速的預計依然比現實要來得樂觀。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告訴《中國經濟信息》記者，廈門大學春季的預測報告預測：2014年全年經濟增長7.62%，其中，第一季度同比增長率為7.46%，第二季度為7.76%，第三季度為7.54%，第四季度為7.70%。“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上半年數據來看，近年上半年的實際經濟增長率要略低于我們年初的預測。”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樹成亦表示，社科院的預測與廈門大學的春季預測值是一致的，即都高于實際的統計數據。

不過，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不能簡單看數值。看宏觀經濟要把握四大指標，即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狀況。上半年中國經濟，第一，GDP同比增速7.4%；第二，沒有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物價總水平上半年CPI同比上漲2.3%，年初確定的目標是要把CPI控制在3.5%以內，目前金磚國家的CPI漲幅都在2.3%左右的的狀態。第三，今年大學畢業生727萬人，中專職業學校的畢業生超過400萬人，再把部隊復員轉業人員，加上海歸，年初總理提出今年要實現新增就業1000萬人，目前的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實現就業737萬人，就是說上半年解決了全年最難的就業壓力。

消費占比提升意味著什么？

李文溥在接受《中國經濟信息》記者采訪時坦言，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都存在問題。“首先，投資就整體而言，仍然是不景氣的，上半年投資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8個百分點，其中房地產投資增速比去年同期下滑了6.2個百分點，為近年來少有的跌幅，第二產業投資僅為15.6%，基礎設施投資增長率25.3%，這說明內外需不足、產能過剩仍在困擾著中國經濟，政府不得不通過加大基礎設施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其次，上半年的進出口增速也出現了較明顯的回落，出口回落的幅度大于進口；最后，消費方面，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增長速度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7個百分點。整個社會總需求仍處于繼續萎縮的態勢，這就導致了上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繼續處于下滑的通道中。”

上半年，最終消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52.4%，比上年同期提高0.2個百分點。有很多評論指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正效應正在放大。對此，李文溥表示，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不僅受自身絕對量的變動，而且受投資、凈出口比重變化的影響，上半年最終消費占比略有上升，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所上升，是在投資及凈出口增速下滑的情況下出現的，就最終消費支出而言，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仍比上年同期下降1.7個百分點。“因此，我們只能說相對投資與凈出口，最終消費支出下降的幅度相對較小，在三大需求中，最終消費需求的穩定性一直高于投資和進出口。”李文溥說。

“我并不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消費有了值得關注的總量和增速變化。相反，如果我們注意消費品中汽車、家具及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的銷售情況，可以發現，汽車和家具的銷售量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而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的銷售雖然有較快的增長，但是很可能是由于旅游的增長而引起的音響器材類銷售而非由于住宅銷售的增長引起的家用電器的增長。我們可能得出的結論是：與經濟周期密切相關的最終消費支出其實是在下降的。”李文溥指出，為了實現穩增長，宏觀經濟當局啟動了多種定向的微刺激措施，然而，觀察上半年的數據，可以發現，政府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仍然是“穩增長”的重要砝碼。

為什么守“下限”？

在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與新華社《經濟參考報》聯合主辦的以“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與中高端發展”為主題的雙月座談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樹成對于目前守住“下限”的調控方式提出質疑。

“三年來，即2012年至今年第一季度，受國內外多種因素影響，我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較大，對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下限先后形成了三個沖擊波。”劉樹成說，“中央政府進行了三次‘下限保衛戰’。每年形成了一個‘經濟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彈-再下滑’的循環圈。”

所謂“區間”，包括下限、上限和中線。只守住下限是被動的調控方式，需要作出調整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幾點：

首先，年年要打“下限保衛戰”，使經濟工作顯得很被動。如果這種循環圈年年繼續下去，宏觀調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衛戰”。這樣，每年3月全國“兩會”過后，大體上從4月一直到9月，政府的經濟工作都要聚焦于“守住下限”。這使我們的經濟工作顯得很被動。

其次，經濟下滑具有慣性，隨時可能滑出下限。當前，在我國經濟增長面臨下滑慣性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抵擋下滑的足夠力量，出現某些不確定性因素的沖擊之后，經濟運行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區間的下限。

再次，這不利于穩定市場預期。在上述循環圈的作用下，市場預期很不穩定。每年年初，經濟增速下滑，市場預期低迷。隨后，在微刺激下，市場預期有所恢復。而當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經濟增速又繼續下滑時，市場預期將再度陷入迷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預期作為一種心理因素，對實際經濟行為和實際經濟變量，諸如投資、產出、信貸、贏利、收入、消費等，都具有一定的導向作用。市場主體在從事經濟活動、做出經濟決策時，不僅要從眼前的現實環境出發，而且更重要的是考慮未來可預期的變化。如果預期不穩定，企業就沒有信心去投資和擴大生產，銀行就沒有信心去放貸，居民就沒有信心去消費。這將會進一步加大經濟運行的下行壓力。

劉樹成指出，這幾次形成的經濟特點就是，每年上半年經濟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經濟增速小幅反彈，下一年的上半年經濟增速又繼續下滑。劉樹成認為，要避免年年打“下限保衛戰”，需要改革宏觀調控方式。

中國經濟走向何方？

李文溥預計，鑒于2013年下半年尤其第三季度的同比增長率高于2012年同期，因此，要在此基礎上實現7.5%以上的經濟增長率還是有一定難度的，其中，尤以第三季度更為困難，但是，要實現2014年全年經濟增長7.5%，下半年的經濟增長率應當略高于7.5%。可以看出宏觀經濟當局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可以比較明顯地看出銀根正在逐步放松，但是，政策出臺至其發生作用，有一定的滯后期，估計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將高于第三季度。

劉樹成也提出類似觀點，按照上述循環圈的運行軌跡，今年4月份之后陸續出臺的微刺激措施，預計可使下半年的GDP增速有小幅反彈。“但隨著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到明年初，經濟增速又會繼續下滑，又得打‘下限保衛戰’。”劉樹成說。

盡管下半年經濟仍然存在諸多不定因素與下行壓力，但是，隨著宏觀經濟當局出臺或即將出臺的刺激政策，下半年經濟增長將會相對穩定。但是，由于這一增速是政府采取諸多政策措施的結果，因此，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并不因此消除或明顯改善。

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6月累計，全國財政收入7.46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48億元，增長8.8%。其中，中央財政收入3.43萬億元，同比增長6.2%，比預算增幅7%低0.8個百分點；其中，地方財政收入4.03萬多億元，同比增長11.1%，比預算增幅9%高2.1個百分點，財政收入增幅低于預算。

與此同時，財政支出的增幅并未減緩，1-6月累計，全國財政支出6.91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440億元，增長15.8%。其中，5月份全國財政支出同比增長24.6%，6月份同比增長26.1%。財經評論員郁慕湛表示，“5、6月份財政支出高增長，很大程度是因為微刺激政策的出臺。政府需要為微刺激做減法。”

郁慕湛預計，“根據目前實際經濟狀況，5-6月份財政支出高增長的勢頭還會繼續下去。一方面，微刺激政策剛剛開始，還會繼續下去；另一方面，因為下半年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很大，但目前宏觀調控卻有較大空間，而且下半年全國房地產行業繼續下滑，相關稅收大幅減少還算小事，相關產業下滑而使整個經濟下滑的壓力很大，因此微刺激有可能加大。”

李文溥指出，這有可能導致整個國民經濟資金效率的進一步下降，各級政府的負債率進一步上升。

體制改革向何處去？

專家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上半年工業用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的70%，高耗能產業的用電量消費又占到工業用電量消費的一半左右，重工業在工業經濟中的比重又有所抬頭。

郁慕湛擔憂，一方面，產能過剩的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另一方面，消費增長確存在乏力現象。這是下半年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困境。

不過，應該看到產業結構的調整已經在加快進行。上半年一、二、三產業結構為7.36%、46.04%、46.59%，與2013年年底相比，第三產業提高了0.5個百分點；這表明服務業加快發展的態勢正在形成，服務業主導的格局初具雛形，中國正在進入經濟服務化階段。

但是，李文溥向《中國經濟信息》記者坦言，“第三產業的增速明顯快于第二產業。相對而言，中國的第三產業的市場化水平遠遠低于第一、第二產業，通過重點推進第三產業尤其是壟斷型服務業的改革，將為居民不斷增長的服務消費需求提供有效率的有效供給，有利于結構調整，改善居民福利水平，擴大有效供給，促進經濟增長。”

篇4

不過，對于政府的投資刺激政策，當前也存在著比較強烈的批評聲音，如認為中國經濟存在嚴重結構失衡，其中一個明顯的表現就是消費率偏低而投資率偏高，更有人認為，當前的經濟困難與兩年前的大規模投資刺激計劃有著不可割裂的關系。因此，短期內，即便要實施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也應該把重點放在刺激消費而不是投資上面。這個批評應該說有其道理，從長期來看，的確應該作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再平衡的方向。然而，從現實條件來看，要在短期內刺激消費卻是一件比較困難的工作。

原因在于，一個經濟體的消費總水平不但取決于國民收入總量，而且也取決于國民收入的分配關系。如果在相同國民收入總量的前提下比較兩個經濟體的消費總水平，收入分配相對公平的經濟體將比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經濟體有著更高的平均消費傾向。中國的消費率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國民收入分配中存在較為嚴重的不平等，而這種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首先就體現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之中。譬如，如果我們依據總量生產函數來對國民收入進行核算，就不難發現，過去若干年，相比于勞動力的投入，中國使用了越來越多的資本，這導致資本所占的收入份額相比于勞動力有明顯上升，這也意味著，提供勞動力的普通家庭在國民收入的分配占比在不斷縮小，而資本的收入占比在不斷上升。進一步，由于中國的存款利率偏低，在資本收入的分配過程中，股權資本的收益水平又明顯高于債權資本。

盡管通過調整扭曲的要素比價關系，或者通過政府的財政稅收工具進行國民收入再分配，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公可以得到緩解，然而，這并不能在短期內根本改變總量生產函數中資本與勞動力的比例關系，也就無法明顯扭轉當前的收入分配結構和消費總水平。而且，過度依賴再分配政策還會對投資產生負面激勵，由此抵消對消費需求的刺激。既然短期內消費難以得到迅速提振，刺激總需求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就只能把重點放在投資的提振上。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是要不要刺激投資，而是怎么來刺激投資？應該投向什么領域？筆者以為，目前單純依靠地方政府投資的刺激模式并不可取，其潛在的危害將非常巨大。據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日前的一次演講中透露的數據，最近各級地方政府上報中央等待審批的投資規劃規模非常驚人。不管最終實際發生的投資是多少，地方政府的這種極其強烈的投資沖動不但可能帶來過快的投資增速，從而推高通貨膨脹，而且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由于忽視了企業家在選擇投資方向上的職能，容易產生資源誤配問題。

也許有人會進行如下辯護：地方政府的投資并不指向具體的生產領域，而主要是投向基礎設施，這將為企業家的生產性投資創造更好的條件，因而并不會帶來資源誤配問題。然而，這樣的辯護并不成立。首先，基礎設施和私人產業資本具有生產上的互補關系，需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兩者中任何一種如果投資過快，另一種無法及時跟上，都會帶來資源誤配。根據筆者和同事的一項研究，由于私人性產業資本的投資太少，中國中西部大部分省份的基礎設施資本的邊際產出相比之下更低，這表明基礎設施在這些省份已經投資過度。其次，過多的基礎設施投資會帶來對私人性生產投資的擠出效應，從而使得兩種資本的比例關系失調。再次，即便在基礎設施內部也存在不同部門，各級政府未必能夠選對短板部門進行投資。譬如，中國主要缺少貨運鐵路，而這些年我們卻在大力發展以客運為主的高鐵項目。最后，中國西部基礎教育方面的基礎設施很不充分，而當前上報的西部項目很多卻是難以盈利的機場項目。

一方面，投資在短期作為需求因素影響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投資在長期將作為供給因素影響經濟增長。當前的投資刺激措施必須考慮到對長期供給結構的影響，我們不應忘記，供給結構不合理帶來的產能過剩正是造成當前經濟困難的主因。從這個意義上說，理想的短期投資刺激措施應該要達到去除多余產能、調整供給結構的長期效果。而要實現這一點，可行的辦法是依靠企業家進行投資。也許目前的經濟困難會給企業家尋找未來能夠盈利的產業增長點構成很大障礙，然而，正如哈耶克在《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一文所指出的那樣，由于人類掌握的知識只能以一種分散的形式存在于社會之中，合理的知識運用也只能依靠分散的個人，而市場則是一種分散的個人運用知識創造財富的最好機制。只要蘊藏在億萬中國人身體內的企業家才能得到迸發，從不同領域展開的投資嘗試定能幫助我們找出最優的增長機會。

篇5

[關鍵詞]最終消費率　消費拉動率　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1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7)3-0119-04

問題的提出

消費問題歷來為國內外經濟理論研究所關注。馬克思的消費理論和西方經濟學理論都肯定了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馬克思的消費理論指出，消費是生產的最終目的，因而最終消費是引導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消費需求是真正的最終需求，對于投資需求進而對于整個經濟增長起著直接的和最終的制約作用，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力量。因此，如何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進而確立消費主導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始終是經濟學界和國家實際部門研究的熱點問題。

近幾年，我國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創歷史最低水平；與同時期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最終消費率也要低20多個百分點。消費率過低、消費需求持續低迷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突出挑戰。消費需求的持續低迷，一方面使得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后勁不足，經濟增長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拉動，進而惡化“產能過剩”問題和加劇國際貿易摩擦，“產能過剩”問題惡化和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反過來又使得投資和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國居民消費水平長期得不到應有的提高，影響了國民生活質量的提升。因此，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力問題不僅直接關系人民群眾生活，而且影響到國民經濟協調健康發展，深入研究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力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相關概念及數據

1.相關概念

在分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時，本文主要采用兩個指標，即最終消費率和消費拉動率。

(1)最終消費率，通常指一定時期內最終消費額占GDP的比重，一般按現行價格計算。消費率反映了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用于最終消費的比重。通過觀察消費與生產之間的關系，可以研究經濟的增長類型和運行質量，揭示其發展規律。

最終消費率的計算方法為：

其中，最終消費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

(2)消費拉動率，又稱消費對GDP增長的拉動率，通常指在經濟增長率中消費需求拉動所占的份額，也稱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計算方法為：

由于我國沒有正式不變價GDP絕對數，因此本文采用現價數據代替不變價數據來計算拉動率，盡管與不變價數據計算出來的消費拉動率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基本能反映我國消費拉動率的變化情況。

2.數據來源

本文比較分析所用現價支出法GDP、最終消費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數據均來源于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stats.省略/)。

縱向比較：“九五”以來我國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作用分析

“九五”以來，國家一直把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并且采取了一系列鼓勵消費、擴大消費需求的政策措施，消費需求規模迅速擴大，對經濟快速穩定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但進一步考察發現，近年來消費在拉動國民經濟增長方面并沒有發揮主動力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最終消費率總體呈下降趨勢，特別是2001年以來不斷下降。“九五”以來我國最終消費率走勢呈先升后降的趨勢，最終消費率由1996年的58.5％逐步上升至2000年的61.1％高點，隨后不斷下降，由2000年的高點61.1％一路下滑至2005年的52.1％，達歷史最低水平。

(2)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逐年下降。按現價計，1996-2000年我國消費拉動率一直高于投資貢獻率30～60個百分點，2001年以后消費拉動率逐年下降，投資拉動率逐年提高，使得2001-2004年消費貢獻率低于投資貢獻率6～33個百分點。

(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明顯低于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長率。1996-2000年間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和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速相差不大，有的年份前者還大幅度超越后者。但從2001年起，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速大幅提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雖有所增加但幅度不大，造成其增速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速差距拉大，落后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速達3～18個百分點。

橫向比較：中外消費拉動對經濟增長作用分析

根據世界銀行歷年(1990-2005年)的統計資料，在最終消費率方面，我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差距很大，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從表2所列年份數據可以看出，我國消費率長期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22個百分點；與低收入國家相比，我國最終消費率低12～24個百分點；與中等收入國家相比，相差5～20個百分點；與高收入國家相比，差距同樣很大，相差11～24個百分點；即使與我國周邊東亞地區國家相比，也相差1～7個百分點左右。

從具體年份2003年來看，在世界銀行《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統計的134個國家中，只有11個國家的最終消費率低于70％，低于60％的就更少(只有4個國家)，而我國僅為5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1個百分點。2003年，與消費率較高的美國相比，我國最終消費率要低29個百分點；與最終消費率一向不高的日本和韓國相比，分別低16和11個百分點；即使與收入相當的印度相比，我國的最終消費率也要低21個百分點。

與錢納里“標準模式”相比，我國最終消費率也明顯偏低。錢納里“標準模式”指出，人均GNP500美元(按1964年美元計)時最終消費率為78.3％；我國2003年和2004年人均GNP(按1964年美元計)分別為478.6美元和521.0美元，與500美元相當，而2003年和2004年的平均最終消費率僅為54.6％，比錢納里“標準模式”低23.7個百分點。

國外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

作用的具體政策

縱觀國外經濟發展史，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1)減稅。減稅是西方國家常用的刺激消費、擴大消費需求的工具之一。減稅不僅包括降低收入所得稅，還包括減免消費稅；不僅針對居民家庭，也針對企業。在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減稅一直居于歷屆總統經濟政策的核心。里根時期減稅的力度最大，從1981年開始連續3年的減

稅計劃使稅率下降總幅度達到23％，極大地推動了國內需求的增長。又如1998年以來，俄羅斯政府通過大力減少稅種和降低稅率，使企業和個人的稅負降低了30％以上，有力地促進了消費增長。

(2)降低利率。降低利率也是世界各國在刺激消費時常用的政策手段。雖然降低利率并不能起到直接刺激消費的作用，但是通過刺激投資需求可以促使經濟形勢好轉，從而擴大就業、穩定人們對未來的預期，進而能起到增加消費的作用。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衰退期，西方國家紛紛采取了擴張性貨幣政策，以刺激消費，增加需求，促使經濟回升。

(3)通過工資政策等手段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收入是擴大消費需求的關鍵，因此，西方國家都十分重視通過工資政策來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費，直接提高居民購買力。例如，近年來俄羅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增加居民收入，增加社會有效需求。首先，通過頒布《最低工資法》保證勞動者最低工資及工資不斷提高，全國人均月工資從2000年的2290.1盧布增加到2005年的8 550盧布和2006年第一季度的9422盧布(合310多美元)。其次，提高農民收入。近年，俄羅斯通過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并采取財政、稅收、信貸等多方面措施增加農民收入。

(4)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擴大將導致社會平均消費傾向下降，因此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縮小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福利支出是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西方發達國家都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和福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達30％～50％。此外，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都十分注重利用稅收杠桿工具對居民收入分配進行調節，例如，美國里根政府取消了貧困家庭的所得稅，通過改革稅制縮小了相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間的稅收差別。

結論及政策建議

盡管一國消費率的高低與該國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發展階段及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不能通過簡單對比某國與另一國的消費率來判斷哪一國的消費率更為合理，但通過上述縱向與橫向比較，能夠充分說明2001年以來我國消費需求持續低迷、消費對經濟拉動作用越來越弱的事實。消費動力弱化嚴重制約了居民生活質量提升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因此，迫切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以確立消費主導拉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借鑒國外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力的具體政策措施，并結合中國實際，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未來一段時間要加大貨幣政策在調控消費中的作用。國外增強消費拉動力的政策顯示，貨幣政策在調控消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作用。具體到我國實際情況，未來一段時間，我國貨幣政策應通過結構性信貸政策鼓勵消費增長，即一方面對住房、汽車、電器、通信設備、教育、假期旅游等領域的消費信貸繼續給予優惠；另一方面實行較為寬松的消費信貸政策，積極培育農村和中西部貧困地區群眾的良性消費心理和消費行為。

(2)完善促進消費增長的稅收政策，刺激消費需求增長。目前我國關于消費方面的財稅政策不多，支持力度也很不夠。應進一步完善促進消費增長的稅收政策，以充分發揮稅收政策在促進消費需求中的獨特作用。要加大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稅收支持力度，擴大和增加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的稅收優惠，促進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要加大對住房、汽車、教育和旅游等重點消費領域的稅收支持力度。

篇6

關鍵詞：“次級貸”危機；刺激需求；有效方式

一、引言

受美國“次級貸”危機的影響，全球經濟陷入衰退，中國經濟的外部需求減少了很多。為了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必須刺激國內需求。國務院在2008年末提出要增加4萬億人民幣支出以帶動國內需求。中央政府用以刺激經濟的大規模的預算外資金應當如何籌措，在什么項目支出才能收到期望的效果，并且能夠有利于國內需求在以后一段時間內保持增長，有利于為經濟的長期發展打下良好基礎，這個問題既是中央政府面臨的當務之急，也是經濟學者亟需回答的問題。

眾多專家學者紛紛對此提出建議，其中有不少有啟發性的建議。遺憾的是，也有不少建議簡單地照搬西方發達國家刺激經濟需求的方式或者流于感想，未運用經濟學理論對于所建議的方案如何能夠有效地刺激消費或投資需求的具體機制，是否具有可行性予以嚴謹的說明。因而在提供了一定啟示的同時，也誤導了民眾。

本文運用巴羅-李嘉圖等價原理，以及消費的生命周期理論等對這些建議進行了分析。然后，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全面的建議。一個完整的方案應該包括刺激經濟的資金如何籌措以及在什么項目上支出。由于中國目前地方政府沒有發行債券的權力，且掌握得其他經濟資源也很少，因此地方政府無法加大投入，本文的分析僅考慮中央政府刺激經濟的資金來源及其支出如何分配。

二、刺激經濟的資金的籌措

在一般情況下，政府支出的擴大可以通過發行債券予以彌補。但此次經濟危機導致全球性衰退，對中國經濟的需求大為減少。2009年1月份，中國出口下降了17.5%，而且已經是連續第3個月出口呈現負增長。考慮到國際經濟形勢尚無好轉跡象，國務院已經計劃的4萬億人民幣的規模的刺激經濟的措施能否達到預期到效果也不明朗。即使就此規模而言，考慮到2007年中央財政收入為2.8萬億元，這筆支出已經不是幾年內財政收入能勻出的。

換句話說，如果為此發行4萬億專項債券，依靠中央財政收入來償還是非常難的。這樣龐大的財政赤字規模會給中央財政帶來沉重的利息支出的壓力，而且使以后幾年內財政政策的靈活性受到限制。因此是應當盡量避免的。

摩根斯坦利前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曾經建議，將中央政府用持有的國有企業股票發給每一個人以刺激消費。張維迎教授近日提出將政府擁有的國有企業股份的40%和外匯的50%，合約13萬億人民幣直接發放給每個人。筆者認為應當以張維迎教授所建議的中央府擁有的國有企業股份和外匯共計13萬億作為后盾發行專門債券。在未來合適時候賣掉它們來回購債券。其可行性在于，首先國務院賣掉40%的國有企業股份仍然不影響對這些企業決策的控制，而且有利于引入更多的股東對國有控股企業的經營進行監督。就外匯而言，目前已經積累太多，其收益率都非常低，繼續大規模持有是很不經濟的，當前一次性賣掉一半的外匯會沖擊美元幣值，給全球經濟帶來額外的沖擊。但是在未來賣掉是沒有問題的，而且賣掉一半，持有剩余的1萬億美元外匯仍然能保證中國的經濟外交影響力。

三、如何有效刺激經濟需求

（一）如何刺激消費需求

目前最為流行最為形象的觀點是直接將錢發放給消費者。持此觀點的經濟學家認為，通過這樣“坐噴氣式飛機撒錢”的方法，能保證每一分錢都不被挪用，全部到消費者手中，從而被完全的用于消費的增加。郎咸平教授即持此觀點。《證券日報》則在頭版建議，給每個人發1000元就好了。

這類建議一般不論及資金的來源，如果沿用一貫的用發行國債籌措到的資金給大家發錢，再用以后的財政收入償還，那幾乎沒什么意義。李嘉圖等價理論事實上已經對此進行了分析，具有理性預期的消費者既然知道未來國家會通過對自己或自己的子孫增稅來償還國債，他最好選擇就是不改變自己的消費額。即使我們用售賣部分國有企業股票和外匯籌措的資金來發這筆錢，因而消費者不用考慮以后增稅為國家債務負責的問題，一次性的收入增加也不會等量的增加其消費。消費按照邊際消費傾向隨收入等比例增加的凱恩斯的論點只適合于可以持續的收入。而面對暫時性的收入提高，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論研究告訴我們，理智的消費者會把這筆錢納入其未來較長時間的消費計劃，平均地花在以后一段時間內，而不會一下子花完。

具體而言，如果4萬億人民幣全部平均發到每個人手中，每人可拿到3千元。如果這個人收入比較高，那就不會對其未來較長時間內的收入產生大的影響，因而也無法使其較多地增加當前消費。而一個人收入如果較低，他更可能把這筆錢換為一張定期存款單，為其子女教育或自己的養老攢一筆錢，消費同樣也不會增加多少。即使把發錢的方式換為定期指定消費品上的消費券，也沒什么意義。如果這個消費券的消費品種不是常見的，那么這種指定的消費本身就是不符合消費者利益的，如給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桑拿券。只要是常用消費品種，消費者使用了消費券，自然就省下了本來要花的錢，最終還是將3000元存到了銀行。

事實上刺激消費的問題，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僅就表面現象而尋求解決之道。中國居民消費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很多經濟學家解釋為這是受儒家文化影響或者說中國居民消費觀念比較落后的緣故。不可否認，這些因素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在改革開放30年之后，大部分人已經學會了根據自己預期的未來收入流而安排消費。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人的思維方式等意識形態。耶魯大學的陳志武教授曾經指出，中國人的文化意識實際上是有經濟背景的。在傳統的社會，沒有完善的金融市場。人們之間借貸不方便，因此必須樹立牢固的家族觀念，這樣才能相互幫助化解經濟風險。類似地，我們應當看到，中國的儲蓄率之所以高。根本原因在于，大部分居民收入還不夠高，子女的教育對很多家庭來說都是非常主要的支出。所以即使利率再低，很多人還是愿意把錢存起來而不去消費。另外一個儲蓄的理由是養老。大部分城市的低收入家庭和農民家庭沒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隨著獨生子女家庭越來越多，一個年輕家庭必須負擔更多的長輩，因此他們必須堅持高的儲蓄率。

因此，應該將政府增加支出的很大一部分直接存入每個人的養老保險賬戶，人們后顧之憂減少了，才敢于把收入用于消費。根據金融理論，我們知道，養老保險基金為每個人提供養老經費比個人攢錢更有效，需要較小比例的社會財富，因此相比發錢到大家手里的做法，存入養老保險賬戶的做法在刺激經濟上更為有效，而且是一個比較長遠的做法。這個措施實際上也會緩減政府面對的人口老齡化的壓力，而且對于建設和諧社會是一件功在當今、利在后世的舉措。

另外，由于子女教育消費實際上意識眾多較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政府應加大教育投入，降低居民的教育費用支出。本屆政府曾經承諾使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達到3%，但是實際上因為種種原因目前還沒有達到。應該借此機會，大規模地增加教育投入，特別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投入。這樣一方面降低了個人的教育支出，消費者的后顧之憂沒有了，使他們有錢敢花。另一方面，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不僅僅直接產生新的科學技術成果，還為未來的科學進步培養人才。國內各高校在擴招后的經費非常緊張，與國外院校相比根本難以望其項背。由于科研經費和待遇不足，在吸引社會發展的緊缺領域中國目前和國外還有很大的差距，改革開放后出國留學學有所成的很多科技工作者仍然滯留海外。以熱門的生物學界和計算機領域，華人學者已經成為美國這些領域的主要工作者。

（二）減稅刺激投資的有效性

另外一種流行的建議是減稅。減稅是經濟學中被稱為“供給學派”的代表性觀點。其影響之所以大，主要是20世紀70年代在歐美普遍出現“滯漲”的情況下，凱恩斯主義政策失效時，作為一種替代方案被提出來。1981年，里根任美國總統后將之確定為官方經濟學，因而在媒體中影響很大。但是，事實上，所謂的供給學派并不是進行嚴格經濟學研究的一群經濟學家。其中最活躍的往往是一些記者，而其代表性人物拉弗，雖然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但是他從未在專業經濟學雜志發表過論文。因此可以說供給學派并無嚴格的理論支撐，而僅僅是憑直覺提出建議。

這個直覺就是，降低稅率會刺激人們的勞動熱情與企業的生產熱情。就減稅的實際效果而言，盡管美國經濟在里根實施減稅之后的一段時期內表現很好，但這究竟是減稅導致的，還是經濟的自然反彈，并無定論。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填平減稅帶來的赤字，里根任期內又實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增稅計劃。所以就整體而言，里根并不是個徹頭徹尾的減稅者。小布什當選總統后，也曾實施了減稅計劃，但效果并不明顯。

四、結論

2001年以來，美國政府為防止網絡經濟泡沫破滅后經濟陷入衰退，盲目刺激房地產導致全球經濟危機，我們應該從對美國調控經濟模式的盲目崇拜中解脫出來。在中國實現由小康社會到中等發達國家的關鍵的轉變時期，我們應該格外謹慎，而不應當簡單套用發達國家并不成功的政策。采用一個政策，應當有具體的與現實緊密結合的理論分析作為支持，而不是被一些似是而非，云山霧罩的所謂理論所誤導。

綜上分析，筆者對刺激經經濟的措施有以下建議：一是以政府擁有的國有企業股票的40%和外匯的50%為后盾，逐步發行約13萬億專項債券作為刺激經濟的來源；二是將這筆收入的主要部分，如75%平均存入全社會每個人的養老保險賬戶，解決消費的后顧之憂，必將為建立和諧社會的一個重大舉措；三是將余下的主要部分投入到高等院校中，吸引高科技人才，真正實現科教興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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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康平.高級宏觀經濟學[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篇7

2010年以來，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復蘇進程逐步減緩。面對低增長、高失業率與高財政赤字的兩難處境，兩國政府選擇了前者作為當前政策主要著力點，而將解決財政赤字問題暫時擱置。為進一步刺激經濟，增加就業，美、日一方面陸續推出新的經濟刺激計劃；另一方面繼續將基準利率維持在零或接近零利率的歷史低位，并開始重啟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一）推出新經濟刺激計劃

2010年2月1日，奧巴馬政府向國會提交了總額超過3.8萬億美元的2011財年預算報告。其中包含了1000億美元的新刺激經濟計劃，涉及個人及中小企業減稅，基礎設施開支及清潔能源計劃等領域。3月份，為擴大本國產品的市場，提升就業率，美國政府公布了首個以推動出口為目標的專門戰略――國家出口戰略，計劃將出口在未來5年內翻一番。隨著二季度經濟增長放緩和國會中期選舉的臨近，奧巴馬在9月6日和8日接連提出了總額達3500億美元的新經濟刺激計劃。

2010年1月29日，日本國會通過了鳩山內閣提出的2009財年第二次補充預算方案，授權政府實施總額7.2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以改善就業、幫助中小企業融資和促銷環保類商品。9月10日，菅直人內閣推出了其上臺后的首份經濟刺激計劃，總額達到9150億日元。10月8日，為應對通貨緊縮和日元升值所帶來經濟下行風險，日本政府在間隔不到1個月的時間內再次出臺刺激措施，規模也上升至5.05萬億日元。

美、日兩國政府相繼推出的經濟刺激方案中既包含了刺激消費，增加就業等短期目標，也涉及到了更新基礎設施，扶持新興產業等遠期發展戰略。但從資金分配看，其政策重心仍是力圖在短期內通過減少個人和企業稅收，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來刺激國內消費和投資，達到帶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的目的。由于制造業和建筑業是美國在本輪衰退中失業最為嚴重的兩個行業，就業人口分別減少了15%和25%，其刺激政策也相應的集中在這兩個行業以及零售業。而日本則由于出口對其經濟增長和就業影響較大，政策重心較為偏向出口部門。

（二）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

在陸續推出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兩國央行繼續實施低利率政策以維持國內寬松的信貸環境。美聯儲自2008年12月以來，一直將聯邦基準利率的目標區間維持在0―0.25%不變，并一再重申將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利率在“異常低位”。隨著美國經濟的大幅放緩，11月3日，美聯儲宣布了規模達6000億美元的國債購買計劃，以進一步刺激支出和信貸。

2010年10月，日本央行為阻止日元進一步升值和經濟下滑，將隔夜拆借利率從0.1%降至零至0.1%，時隔4年再次實行零利率政策。降息的同時，日本央行還推出了5萬億日元的資產購買計劃，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中率先啟動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

此外，匯率政策也成為兩國一系列經濟刺激措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聯儲自實施低利率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實際上是實行了美元貶值政策。弱勢美元有利于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以及奧巴馬政府5年出口倍增計劃的實現。隨著美元持續貶值，日元出現被動升值。為應對日元走強對出口造成的不利影響，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中央銀行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必要時采取包括干預匯市等在內的措施以阻止日元升值。在9月14日日元匯率刷新1美元兌83日元的15年低點后，日本央行開始在外匯市場上直接拋售日元以壓低日元匯率，這也是日本央行6年多來首次直接干預匯市。

二、歐盟各國延續寬松貨幣政策，并陸續推出財政緊縮計劃

進入2010年，歐盟各國為刺激經濟繼續保持了寬松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分別將基準利率維持在1%和0.5%的水平上。而債務問題在2010年以后逐漸由希臘一國蔓延至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歐盟國家，并在4月演變成為一場波及歐洲多個國家的債務和歐元信用危機。債務危機使得歐盟各國開始下決心整頓政府財政并相繼出臺了各自的公共支出緊縮計劃。在各國推出的緊縮計劃中，主要包含了“節流”和“開源”兩方面的內容，“節流”主要是改革退休制度、削減公務員崗位和薪酬以及政府在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開源”則主要是增稅或開征新稅以增加政府收入。

債務危機發生后，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相繼推出了公務員減薪和削減債務方案。6月，德、法、英三國也提出了各自的緊縮計劃。6月7日，德國內閣通過了分4年削減816億歐元的財政緊縮方案，計劃將德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由目前的5%降至3%以內。方案包括裁減至多1.5萬個公共部門的工作崗位，針對銀行、航空旅行和核電業征收新稅等措施。6月12日，法國政府宣布采取緊縮措施，計劃在未來3年中削減450億歐元的公共開支，以便把法國國債占GDP比例由8%降到3%以下。6月，英國推出了近30年來最嚴厲的財政緊縮預算《緊急預算案》，并于10月20日公布了具體的緊縮措施。為降低財政赤字，英國政府計劃未來5年削減830億英鎊的財政預算。

三、各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分析及展望

（一）新興經濟體進一步調整國內經濟結構

多數新興經濟體退出寬松的貨幣政策將有利于抑制國內通貨膨脹和部分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勢頭，從而為經濟實現平穩增長提供保證。但與此同時，由于仍存在諸多結構性問題，受貨幣政策收緊、財政刺激政策陸續到期以及發達國家經濟疲弱造成的外需不振等因素影響，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出現放緩跡象。

對于未來的政策取向，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限制國際資本流入仍是這些國家一段時間內面臨的主要問題；長期來看，新興經濟體需要及時調整國內經濟結構，改變過度依賴外部需求的經濟發展模式。IMF在其秋季《世界經濟展望》中就指出，“新興經濟體要實現危機前那種增長率，將需要進一步重新平衡其增長，使其轉向依靠國內增長來源，這也有助于實現必需的外部重新平衡”。

（二）美國、日本經濟刺激措施效果有限

美國和日本推出的新經濟刺激計劃短期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兩國的經濟增長，長期來看，則可能會給世界經濟帶來不利影響。兩國出臺的刺激政策中所涉及的個人及企業減稅、商品銷售、出口補貼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措施有助于提振國內消費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但其對經濟的刺激效果將十分有限。

首先，此次兩國推出的刺激計劃總體規模要小于前一輪經濟刺激計劃，其對經濟的刺激力度可能要打一定折扣，難以使經濟重現今年一季度的復蘇勢頭。

其次，計劃中包含的更新基礎設施，扶持新能源等戰略新興產業等措施雖然在長期中可能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動力，但目前來看，受制于創新周期以及新技術大規模產業化應用的時間限制，短期內很難對拉動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起到實質性作用。

第三，單靠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日兩國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對美國來說，要實現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就需要扭轉制造業持續下滑和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趨勢。但從目前來看，美國在低端制造業并不具備勞動力比較優勢，高端制造業又面臨日、德等發達國家競爭，其工業產品很難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依靠傳統制造業難以實現奧巴馬提出的“再工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的目標。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則在于過度倚重出口，在外需不振和日元持續升值打擊下，日本出口短期難以為拉動經濟增長作出大的貢獻。此外，奧巴馬9月提出新一輪刺激計劃的用意更多是為即將到來的國會中期選舉造勢，近期難以付諸實施。

長期來看，高額的政府債務可能將迫使兩國政府采取財政赤字貨幣化措施。隨著新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的推出，兩國政府債務將進一步高企。2010年美國預算赤字將達1.34萬億美元，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為9.1%。日本債務總額更是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兩倍多。在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為刺激經濟和緩解財政壓力，兩國央行只能重啟購買國債的量化寬松政策為經濟注入流動性和替政府債務融資。截止目前為止，美國和日本已經分別推出了6000億美元和5萬億日元的資產購買計劃。由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國重啟量化寬松政策可以通過美元貶值向國外轉嫁刺激經濟的成本和削減外債水平，而其他國家貨幣被動升值將使各國采取競爭性貨幣貶值措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這將加劇國際紛爭、引發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歐盟被迫放棄短期增長目標，著力經濟結構調整

歐盟各國推出的財政緊縮措施短期內將對歐洲經濟復蘇產生不利影響，但從長期來看，一方面可以降低成員國政府債務負擔，使債務占GDP比重達到或接近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3%的標準，增強政府財政收支的可持續性，有助于重建市場對歐元乃至歐洲經濟增長的信心；另一方面，各國推出的財政整頓計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強勞動市場活力和企業的競爭力，緩解歐盟內部的經濟結構失衡，從而為歐洲經濟提供持續的增長動力。

長久以來，歐洲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過度發展使這些國家超過半數的公共開支都被用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領域里，而政府在研究和創新等領域的投資相對不足。債務危機在某種程度上為歐洲各國解決這些長久困擾經濟發展的制度性問題提供了一個契機。面對國內工會組織和反對黨的抗議示威，各國政府形成了空前默契與共識，紛紛表明整頓財政的決心。而且，各國暫時將增長目標讓位于財政整頓是為了未來更為持久的經濟增長。2010年6月17日，歐盟舉行夏季首腦會議并公布了“歐盟2020戰略”。各國首腦在戰略中提出，在未來10年中將使歐盟經濟實現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靈巧增長”，以提高資源效應、提倡“綠色”、強化競爭力為內容的“可持續增長”，以擴大就業、促進社會融合的“包容性增長”。

（四）全球經濟復蘇有賴于國際間的政策協調

金融危機期間，世界主要經濟體間的國際協商以及政策合作在恢復信心和避免危機深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國協作推出的經濟刺激政策成功遏制了世界經濟陷入衰退的趨勢。然而，危機后世界經濟不均衡的復蘇態勢使得各國進行政策協商和協調的難度不斷加大，全球經濟復蘇進程變得更為脆弱。

在6月份舉行的G20多倫多峰會上，各國首腦盡管在鞏固財政基礎，加強金融監管以及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方面達成了一定的共識，但在制定同步的經濟刺激退出策略上的矛盾和分歧難以協調。會后聲明不得不在強調加強復蘇的同時，表示各國可以根據各自國情量身定制自身的政策行動。各國各自為政的政策舉措將導致全球經濟中的摩擦加劇，并有可能進一步引發國際沖突或者貿易保護主義。

篇8

【關鍵詞】 懲罰性賠償 自愿性食品安全規制 成本和收益

一、引言

近年來人們對食品安全問題的討論愈來愈熱烈。這不僅表明消費者所關心的重點已經從食品的可獲得性轉向了食品的質量，包括其品味、營養成分和安全水平，而且表明提高食品安全政策的有效性，并降低政策成本以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已經成為食品生產廠商和政策制定者共同關注的問題。然而關于什么是最適當的食品安全標準，不同的利益主體有不同的理解：出于保障公眾健康的需要，社會輿論有著對更嚴格的食品安全標準的無限要求，而食品生產廠商則擔心過度的食品安全保障所形成的成本壓力。對于廠商、政府和消費者而言，食品安全規制的成本與收益是各方進行選擇的關鍵。因此如何以最小成本達到理想的食品安全水平是制定食品安全政策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由于食品的信任特征和國內產品責任制度的不完善，食品安全規制很難被廠商自愿地實施。有學者提出，在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后，要求廠商對受害者進行“懲罰性賠償”而不是“補償性賠償”成為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途徑之一。本文的觀點是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建立可以刺激廠商自愿采取食品安全規制措施，從而降低政策執行成本。

國外的文獻主要是從廠商實施食品安全規制的動機的角度來分析自愿性或強制性措施。如Kathleen Segerson（1999）指出，對于那些消費者可以直接得知其安全特征的產品（如搜尋產品和經驗產品），市場力量可以創造出促使廠商自愿采取安全規制的動機。然而對于消費者不能直接得知其風險的產品（如信任產品），市場力量就不能提供足夠的保護了。政府可以通過實施強制性監管措施的威脅并伴隨對自愿措施就進行獎勵的方法為廠商提供自愿性規制的動機。然而，公共資源的稀缺性，是加強私人和公共部門相互合作的主要原因，而二者合作的主要形式就是政府的食品安全立法和廠商自我規制的結合（Julie A. Caswell，2007）。而M’hand Fares（2010）則從食品安全事件風險的特點考察了廠商自愿實施的私人規制和公共安全規制之間的互補性；并認為當強制性措施的威脅較弱時，則食品污染的風險較低的廠商比風險高的廠商更多地采取了自愿性措施。國內研究的主要觀點是，對廠商的懲罰力度越大，其違法概率越低，消費者所獲賠償金越多，其訴訟的積極性越高，因此而遏制廠商生產劣質產品（曹婧，2010）。

本文旨在將懲罰性賠償制度與廠商自愿性食品安全規制結合起來，運用博弈分析方法，討論廠商在不同制度下的成本和收益，并求解廠商自愿實施食品安全規制的均衡條件。本文接下來分析食品安全規制的廠商動機，第三部分討論在懲罰性賠償制度下，廠商與政府、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博弈；第四部分求解廠商實施自愿性食品安全規制的均衡條件；最后是政策建議。

二、食品安全規制的廠商動機與懲罰性賠償

1、自愿性動機與強制性動機

廠商采取提高食品質量安全水平的動機包括自愿性動機和強制性動機。自愿性動機是指廠商自主選擇控制食品安全的方法和標準，盡可能地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具體措施包括產品聲譽、質量安全認證和標簽等，它是一種由市場驅動的私人質量控制體系。而強制性動機是指由監管部門制定要求食品生產廠商達到的食品安全強制性標準，或者要求廠商強制性采取某些特定的食品安全生產流程和工藝，這是一種由公共政策約束的產品質量控制體系。

自愿性食品安全規制措施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廠商主動采取食品安全措施，政府并未發揮強制作用。廠商或許迫于市場或公眾壓力，會積極爭取各種私人認證（如ISO9000等）。第二種是在企業和公共管理機構之間通過正式談判達成協議，企業自愿采取措施并以此獲得政府的某種補貼或優惠或者減稅（即“胡蘿卜”加“大棒”組合）。第三種是公共管理機構開發出自愿性計劃尋求參與的廠商，如通過向農戶提供補貼的方法鼓勵農戶采取環保措施，廠商可自行做出決定參加或不參加自愿性計劃。

2、懲罰性賠償與廠商不同動機下的收益

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是相對于補償性賠償而言的一種賠償制度，它是指法院所判決的食品廠商的賠償金額超過受害人的實際賠償數額。其主要目的是在對受害人進行補償的同時，對造成損害的當事人進行經濟懲罰，從而遏制不法行為的再次發生。從其法律淵源來看，英美法系在19世紀60年代就對懲罰性賠償有過運用。我國的《食品安全法》第96條中規定：凡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之外，還可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

篇9

應該說,“退出機制”已成世界和中國不得不關注的問題。所謂的退出機制,就是指對由政府主導的、專門旨在挽救金融危機的特殊經濟刺激政策的放棄。一般來說,各國政府宏觀調控的“三大法寶”無非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道義勸說(即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政府首腦和央行行長或勸說或威脅或暗示)。特殊的刺激政策則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大規模財政投資和借錢給銀行(美國把后者稱為注資)。當然,它不包括那些正常相機抉擇的宏觀經濟政策。發達經濟體由于體制的分立,也由于過去反周期大量運用凱恩斯主義的措施,財政赤字堆砌形成的壓力已經無法使它們再大量運用財政手段刺激經濟,而更多地使用貨幣政策,談到退出時,則主要是貨幣政策取向的變化。但就中國而言,特殊的經濟刺激政策是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未來如何動態調整、適時退出。說白了,就是在宏觀調控政策下,目前實施的財政、貨幣政策撤不撤、往哪兒撤的問題,如何把“洗澡水”潑出去,還得確保把“孩子”留下來。

“調結構”與“保民生”的意義

金融海嘯以來,中國主要實行的是積極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多次降息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大部分政策都是以保增長、保速度為出發點,但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對結構的調整,保環境、保民生應成為下一階段的“戰略重點”。2009年全國財政預算安排中,有1300多億投向了醫療、保障性住房、教育等社會保障方面,同比增長25.1%。但在筆者看來,媒體和大眾往往只看到其拉動消費的作用,殊不知這正是中國經濟改革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措施,是中國在這一具有世界意義難題面前,通過應對次貸危機形成的重大改革步驟,它將深深影響國人的消費習慣和思維方式,所以將中國實施的經濟刺激措施單純地看成是拉動內需有些偏頗。將于近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把“調結構、防通脹”作為重點,財政收入的增長要同個人收入增長相協調,政府投資的限度和節奏都將做大的調整。筆者以為,調結構是一個動態過程,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如果調結構被理解為只是在老產業中進行資產重組,甚至是“國進民退”式的重組,并且符合國內需求、國外需要的新產業發展緩慢,就業也不能夠較大幅度增加,那實際上就沒有達到調結構的真正目的。如果符合客觀需要的調結構、保民生的政策出臺了,就是某種意義的目前刺激經濟措施的“退出”了。

“觸底反彈”與“自我修復”

是“退出”的充要條件

現在,美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發出經濟刺激政策開撤的信號。中國該不該響應?這需要探討宏調政策“退出”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

中國央行認為(中國人民銀行5日的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一是要從理論上判斷,退出應以危機的影響基本消除、經濟恢復增長為前提。但實踐中,需要對退出時機和力度作出準確的判斷,否則,政策退出過快,可能給復蘇帶來壓力;退出過慢,則可能引發新一輪資產價格泡沫和惡性通脹。二是關于退出工具的選擇。除逐步縮小應對危機的數量型工具規模、適時運用常規工具外,也可以考慮創新其他工具,以保證在經濟復蘇時既可以較快地回收大量流動性資金,又不會使信貸市場發生較大波動。三是關于貨幣政策與財政等其他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以及主要經濟體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應避免政策效應的漏損,或以鄰為壑政策對其他經濟體的損害。筆者則以為,刺激政策“退出”的必要條件是經濟觸底并持續反彈,充分條件是經濟已經出現自我修復機制。復蘇會是什么方式?V形(快速回升到正增長)、U形(緩慢的復蘇)、W形(雙底形)或是L形(長期衰退)?所謂觸底反彈和自我修復,在美國是一回事,在中國是另一回事,到了印度可能又是其他一回事了。在美國,一個重要標志就是,銀行開始向政府還錢,破產保護的通用公司也開始還錢了,宣布了債務償還計劃。據稱要分期償還欠美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67億美元和14億美元債務。企業的高管認為已經不需要政府這根“拐棍”了。中國的情況則比較復雜,主要可以看“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指標的情況。2009年上半年,盡管中國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了88%,是過去10年平均值的兩倍,但消費的增長卻并不同步。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消費需求占GDP比例較低的時候,內需可以絕對支撐發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實,只要“三駕馬車”比例不失調,內需、外需都在提升,就可以考慮放棄刺激政策。

如果把美國挽救金融危機的政策比作是給經濟“排毒”,那中國就是在給經濟“大補”。4萬億當中,有1.8萬億即使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也要投入,這屬于前面所說的正常財政投資。非正常的是另外的2.2萬億,是特殊政策。政府充當了市場流動性的“主治醫”,銀行信貸變成了項目投資,經濟是政府投資拉動型增長,而非自然“康復”、可持續增長,因此應逐步撤出。當然,刺激也不能一下子全斷掉,要考慮到乘數效應(支出的變化導致經濟總需求與其不成比例的變化,一般是后者大于前者)和加速數效應(收入或消費的變動所引起的投資變動,后者的增長一定要快于前者),因此,“退出”不可能是一個立竿見影的“令行禁止”過程。利率與資產泡沫是“退出”的著力點

經濟的刺激政策,如果行之有效,可以增強市場和投資者的信心,使得人們感覺到有政府的依靠,對未來“托底”。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同樣重要。退出時機的把握,力度的調控,明確未來政策退出的機制,可以改變投資者對未來經濟走勢的預期,而這種預期會對未來經濟走勢形成實質的影響。筆者認為,退出機制的最明顯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利率上。為了削減赤字,各國央行通過將利率減到接近零的水平(瑞典的利率甚至在零以下),再輔以發放超常的信貸來緩解市場的不足,以增加貨幣供應。美國的貨幣基數在一年內翻了一倍。若中國不考慮跟進他國的退出機制,就有可能出現利率息差,資金流量就會發生變化,通貨膨脹等壓力就會出現。現在,發達國家去杠桿化已撤銷,而中國還在堆錢,難免會出問題。現在澳大利亞、以色列等已退出,美國實際上也已退出,北歐各國正在退出,他們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提升利率,減少貨幣的供應量。發達國家這次的經濟刺激政策,在執行中資金供給主要是通過市場機制來實施,例如拍賣等,形成大量的流動性,表現為存款和現金,因此,它們可以相對容易地收回市場中的流動性資金。中國的刺激政策卻不是這樣,政府充當了市場流動性的主要提供者,銀行信貸是大量項目投資的配套資金的主要來源,一旦財政、貨幣政策退出過快,資金跟不上,那就意味著“半拉子工程”激增和銀行不良貸款的上升。因而,建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協調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退出機制是不容易的。中國事實上也在逐漸相機撤出,央行公開市場回籠貨幣,逐月變化信貸投放的舉措都體現了這點。有媒體預測,中國2010年上半年至少會有兩次加息。流動性減少,股市不會有太多收縮跡象,但房地產市場會由于貸款政策的日趨謹慎而放慢增長,股市會持穩或往下行通道波動,房價會得到一定的抑制。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在于資產價格的膨脹。2009年1—10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18.9%。中國宏調刺激措施遲遲不退出,過度信貸將使資產泡沫繼續放大,但國內一般產品的生產能力的事實全面過剩,又使得一般產品的物價難以高企,通貨膨脹和緩,這反而會對形勢判斷形成困惑,退出機制遲遲難以出手,給實體經濟發展造成不利,甚至產生負面影響。因此,退出機制越有效,市場對未來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預期就會越平和,投資者對資產價格的追逐也會越理性。當然,中國經濟結構(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要協調發展,投資結構是關鍵,判斷也需要正確,事實上,人們的許多判斷是似是而非的。例如,人們在談及中國內需增長緩慢時,大多會將原因歸結為社會保障的缺失和不到位。研究表明,社保投入提高了,消費卻未必上得去,因為養老的錢和看病的錢省下了,卻可能存入銀行或全扔進股市里了,邊際消費傾向反而可能會因此遞減。

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應協調發展

自2008年底開始,中國新一輪刺激措施安排了數額高達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以政府投資為主,同時超配銀行信貸,政府預算與銀行貸款一起,演變成了中長期的項目投資。2009年前三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55057億元,同比增長33.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4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已連續兩個季度超過30%,處于歷史高位。這些錢主要投向了地方基礎建設。此中,國有企業占有絕對壟斷地位,導致國有企業成為推動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長的主體,政府投資增速比民間投資增速要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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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通貨膨脹；通貨緊縮；治理；政策措施

[中圖分類號] F230 [文獻標識碼] B

近些年來，通貨膨脹在一些國家多次發生，破壞了國家經濟的正常運行秩序，將經濟拖入了危機的泥潭。各國政府都將治理通貨膨脹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政策，因此，必須結合各國政府對通貨膨脹的實踐，分析反通貨膨脹的政策效應。與通貨膨脹相反，通貨緊縮也是物價總水平失衡的另一種表現，總需求的萎縮造成商品和勞務價格的普遍下降，使企業的債務負擔加重，失業增加，消費需求萎縮，經濟被拖入蕭條與衰退的境地。

一、通貨膨脹的成因分析與治理政策措施

（一）通貨膨脹的成因分析

通貨膨脹表現為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它是紙幣流通條件下的一種貨幣貶值，在不兌換的信用貨幣制度下，通貨膨脹才開始成為商品經濟社會中的經常性和普遍性的現象。它破壞物價總水平的穩定，使商品市場和勞務市場中相對價格的波動程度加大，使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因素增加。

治理通貨膨脹必須分析通貨膨脹的成因。通貨膨脹按其產生原因的性質，可分為內生性的通貨膨脹和外生性的通貨膨脹。前者是由經濟體系內部的因素造成的，即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后者是政府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造成的貨幣供求失衡而帶來的，也稱為貨幣沖擊引發的通貨膨脹。反通貨膨脹的重點在于治理由總需求和總供給失衡或貨幣失衡引起的通貨膨脹。解決了這些問題，就能從根本上治理通貨膨脹。所以，追求宏觀經濟總量均衡，即總供求均衡和貨幣均衡是反通貨膨脹政策總體目標。

（二）治理通貨膨脹的措施

1.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

一是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出售政府債券，減少流通中的貨幣存量。二是提高再貼現率，使銀行借款成本上升，減少非借入性基礎貨幣投放，進而影響市場利率，市場利率的上升使企業和消費者個人的借款成本增加，以抑制過旺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在利率管制的國家，貨幣當局一般會直接提高利率以緊縮信貸。三是提高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縮小貨幣乘數，通過減少商業銀行的可貸資金，抑制其貨幣創造能力。四是收回再貸款或壓縮再貸款規模。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效果較好。緊縮性財政政策是削減政府支出，使總需求下降；或增加稅收，抑制企業的投資沖動。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是通過降低總需求以減緩通貨膨脹壓力的，但是它同時減少了對勞動的需求，產生了更多的失業，又使工資增加的壓力減小，使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發生的可能性減小，因此，以降低總需求為目的的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可有效的反通貨膨脹。

2.緊縮性的收入政策

緊縮性的收入政策也是一些國家治理通貨膨脹的重要手段，緊縮收入能抑制過快增長的消費支出，也會起到抑制總需求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一是確定工資一物價指導線。“指導線”是政府在一定年份內允許貨幣收入增長的目標數值線，政府根據它相應地采取控制各行業工資增長率的措施。二是管制或凍結工資。這是一種強行把職工工資總額或增長率固定在一定水平上的措施。三是運用稅收手段。通過對工資增加過多和過快的企業或行業的工資超額增長比率征收特別所得稅的辦法抑制收入增長速度。

3.價格管理

價格管理一般是通過法律形式進行的，為了控制壟斷高價和保護消費者利益，美國政府通過公用事業委員會對公用事業的價格進行管理。全面的物價管制一般伴隨著工資的管制。從管制的范圍上講，物價管制分為全面的物價管制和局部的物價管制；從形式上講，物價管制分為行政性調控和物價凍結。其中，全面的物價、工資管制和全面的物價、工資凍結是物價管制的極端形式。物價管制能有效地控制物價總水平的大幅上漲，同時會對經濟的正常運行產生負作用。物價管制是人為地壓低商品價格，商品的短缺仍然存在，若取消物價管制，價格會出現“補償性”的猛漲。所以，物價管制僅為治理通貨膨脹的應急手段，不可長期運用。

4.有效供給政策

有效供給政策也被一些國家用于治理通貨膨脹，此政策通過增加有效供給縮小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的差距，以實現平抑物價的目的。主要的有效供給政策為產業政策，它是政府通過一定的經濟政策措施促使生產要素在各產業部門之間有選擇的重點配置以調節供給結構的經濟政策。此政策適用的條件是通貨膨脹是由有效供給不足導致的總供求缺口引發的。此措施改善了供給結構，增加了社會有效供給，效果較好，而此方法卻見效較慢。

5.指數化政策

指數化政策的含義是收入指數化，它是按物價變動情況自動調整收入的分配方案。指數化的范圍包括工資、政府債券和其他貨幣性收入。實施辦法是使各種收入按物價指數滑動或根據物價指數對各種收入進行調整。其效果：一是可消除政府制造通貨膨脹的動機，收入指數化剝奪了政府從通貨膨脹中獲得的收益。二是能抵消和緩解物價上漲對個人收入水平和現有生活水平的影響，克服通貨膨脹導致的分配不公；能借此穩定通貨膨脹環境下的微觀主體的行為，防范搶購商品、貯物保值等使通貨膨脹加劇的現象。此方法對面臨世界性通貨膨脹的中小國家有積極意義。

6.改變人們的通貨膨脹預期

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是適應性的還是非適應性的，一般影響人們的通貨膨脹預期。例如，政府的高就業目標使政府在總供給下降的過程中要刺激總需求的上升，這種適應性的政策會出現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企業員工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使他們不斷要求增加工資。相反，如果政府采取非適應性的政策，企業員工就不會產生通貨膨脹預期，也不可能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產生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的可能就會降低。

二、通貨緊縮的成因分析與治理的政策措施

（一）通貨緊縮的判別標準及負面影響

在經濟運行實踐中，判斷一段時期是否出現通貨緊縮：一是通貨膨脹率是否由正轉負；二是物價的持續下降是否經歷了一段時限，例如我國以一年為界，通貨緊縮以其發生的期限長短為界可分為輕度通貨緊縮、中度通貨緊縮和嚴重通貨緊縮。

通貨緊縮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使商品和勞務的價格降低，因這種價格下降并非是技術進步、效率提高造成的成本下降，必然減少經營部門的收入并減少從業人員的收入；企業被迫縮小經營規模，大量從業人員失業；收入增長變緩，消費水平下降，消費的萎縮又使物價下降。通貨緊縮的發展使人們對經濟發展的預期變壞，民間投資萎縮雖然物價下降能使名義收入水平不變的人們從中得到一些實惠，而收入下降的預期使消費者不愿進行當期消費，經濟不景氣的預期使企業失去投資意愿，嚴重的通貨緊縮會使經濟陷入衰退。

（二）反通貨緩縮的政策目標

政府反通貨緊縮的目標一般是刺激總需求、增加有效供給和保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貨幣供給量。通貨緊縮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總量的不平衡，總需求萎縮造成物價總水平降低，貨幣供給總量下降；貨幣供給結構中強流動性部分的緊縮也造成物價水平的下跌；產品結構性供給過剩也會造成物價水平的下降。有的制度性的因素也影響消費需求水平，例如收入制度、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的不確定性，使人們預防性貨幣需求動機增強，減少當期消費。

（三）反通貨緊縮的措施

1.擴張性貨幣政策

要通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再貼現利率、進行公開市場購買等方式增加貨幣供給量。在實行利率管制的國家，中央銀行要直接下調存貸款利率，刺激企業投資和人們對耐用消費品的消費需求。在通貨緊縮時期，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是人們對經濟不景氣的預期抑制了企業的投資動機和消費者的消費需求，經濟不景氣抑制了銀行的貸款增加，各方因素均阻礙總需求的增長，使經濟很難走出通貨緊縮的困境。

2.擴張性財政政策

政府通過進行一些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能在相當程度上拉動固定資產投資，帶動相關產業的投資需求，同時能還可增加就業和部分人的收入，促進消費需求。政府應通過減稅的方式鼓勵企業投資，減稅能增加企業的可用資金，減少由于財務困難陷入破產的企業數量，也可防范由于企業破產而出現的失業。政府應通過增加轉移支付的方式增加一部分人的收入，這是刺激消費需求的重要途徑。

3.調整產業政策

政府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壓縮供給過剩的產品生產以抑制此產業的擴張，支持適銷對路的、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產品的生產，可以優化產業結構，對重點產業要給予優惠政策，解決因結構性供給過剩導致的消費需求下降和投資需求下降，抑制通貨緊縮的持續。

4.價格管理政策

政府要對一些行業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進行直接或間接管制，如：禁止某些產品的不正當價格競爭，對違反規定者依法罰款或通過道德教育讓廠家放棄降價促銷等做法。此政策僅可在短期內奏效，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參 考 文 獻]

[1]劉慶華，等.正確判斷和認識通貨緊縮[J].市場與發展，2000

[2]趙全新.通貨緊縮的內涵界定[J].價格輯刊，2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