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與老齡化的關系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二胎政策與老齡化的關系，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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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0.06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跨越式增長，被稱為“中國奇跡”，并且，中國也僅僅花費不到30年的光陰，就幾乎實現了西歐、北美等地區百年時間的人口轉變歷程。此時，人口基本保持著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從一方面來說，既保證了勞動數量的充足，另一方面卻又承擔著較少的兒童和老齡化負擔，因此，促進了人均產出快速增長，促使人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國的綜合實力也實現趕超式發展。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為經濟的飛躍發展做了巨大貢獻。而現階段，中國人口開始逐漸呈現“三低”特點，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凸顯，“人口紅利”面臨消失，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面臨挑戰。人口發展與經濟??題成為關系中國未來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為進一步調整人口的數量與結構，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宣布正式開始實施“全面放開二胎”政策。這一政策對我國人口數量與人口結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本文通過選取1978至2015年統計數據，對人口數量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并進一步對“全面放開二胎”政策進行利弊分析，探討現行人口政策的合理性與可行性。

1全面放開二胎的有利影響

1.1優化人口結構，緩解人口老齡化進程

在實現計劃生育政策的同時，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問題逐漸突出，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同時也帶來諸如男女比例失衡、子女贍養負擔重等很多社會問題，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對優化我國人口結構、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具有積極作用。現在中國有很多“4+2+1”結構的家庭比例，子女贍養老人的負擔重，放開二胎政策，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增長，環境男女比例失衡問題，減少未來“4+2+1”這種家庭結構的比例，將贍養義務分攤到多個子女身上，減輕子女的贍養壓力。另外，放開二胎，對提高出生率有很大的幫助，低齡人口數量的不斷提高，對增加我國勞動力數量有很大幫助，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勞動者的能力和素質也在不斷提升，年輕勞動力的成長會慢慢取代年老工作者，同時，提高勞動力生產效率，這對改變中國現階段“倒三角”的人口結構具有重要作用。

1.2提高勞動和經濟增長率

伴隨著老齡化現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隨著社會的發展，知識頻繁更替、科技飛躍進步、互聯網行業也得到迅猛發展，老年人接受和創造的能力明顯慢于年輕人，不能很好的適應當代這種快節奏的生活和生產，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對經濟增長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放開二胎，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參與到工作中來，對生產和創造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另外，隨著人口的老齡化，對居民的消費水平也產生一定的影響，無法刺激國內的消費需求。從長期看，伴隨著生育政策，二胎時代即將到來，伴隨著孩子出生到成長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也對不同行業產生很大的影響，直接刺激了消費，擴大內需，市場活力開始逐漸增強，諸如嬰幼兒用品產業、教育、醫療、建筑業等行業的都會得到發展，也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繁榮，在一定程度提升了經濟增長率。

1.3緩解社會養老問題，完善國家養老體系

隨著二胎時代的到來，家庭成員結構會不斷改變，子女的增加能夠分擔養老義務，增強家庭養老功能，不僅從經濟上分擔，精神上也給予老人更多的滿足，不斷改善的家庭結構，能給夠增強家庭的穩定性和抵抗風險的能力，進一步促進家庭和諧，維護社會穩定。另外，改善“失獨”老人問題。失獨我國獨生子女家庭數量多，面對養老負擔和生活壓力，許多子女不堪重負，從而產生了“失獨”老人問題，失獨家庭不僅需要經濟上的補助，還需精神上的慰藉，精神上的工作具有一定的難度。放開二胎政策，能夠減少“失獨老人”家庭，促進社會穩定。二胎的開放也有助于完善國家養老體系，新增社會人口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養老金壓力，這緩解養老金制度危機有了很大幫助。

2全面放開二胎的不利影響

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對中國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第一，會加劇人口、資源、環境的相互矛盾。我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人口基數大，資源對應人口來說，無論種類和數量再多，都相對短缺，資源也難以完全滿足中國十幾億的人口需求，二胎的放開進一步加重了資源的消耗。另外，環境問題本就是中國發展過程中日益凸顯的一大問題，二胎時代伴隨著人口的增多，會滋生出很多環境問題，將給當前不容樂觀的環境帶來新的負擔，激化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第二，對社會公共服務等帶來一定的影響。伴隨著新生兒的增多，會給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帶來一定的影響，也會給現有基礎設施建設、社會公共服務帶來一定的影響，更會使競爭日益激烈的求職道路變得更加艱辛。第三，加重了生存壓力。隨著社會的進步，撫養小孩的成本越來越高，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這加重了新生兒父母的壓力。當前，為了緩解就業壓力，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學期間生子，這給其學習生活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另外，“二孩”時候基本都是父母事業的上升期，要大量花費時間、金錢照顧二個小孩，加重了整個家庭的工作、生活壓力。

3人口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

3.1模型設定

基于經典的C-D生產函數，研究中國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即Yt=AKtαLtβμ；其中：Yt是第t年總產出、Kt是物質資本存量、Lt是就業人口數量；A為技術因素（假定為外生變量），μ為隨機誤差項。

3.2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為了真實反映國民經濟收入水平，消除通貨膨脹影響，以1978年基期，采用實際GDP反映產出。

據前人研究文獻，采用戈德史密斯在1951年建立的永續盤存法測度物質資本存量。即Kt=Kt-1（1-δt）+GTt/PIFt；其中，對于初始物質資本存量值、物質資本折舊率以及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的確定，采用王會宗，張鳳兵（2016）的研究，設定K0=11292億元（1978年不變價），δt=5%，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采用前人研究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組合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

3.3實證分析

為了消除異方差性，采用對數的形式，得到下式：lnYt=lnA+αlnKt+βlnLt+μ，利用Eviews8.0，得到如下回歸結果：

lnYt=-11.0188+0.4688lnKt+1.0715lnLt

（R2=0.9961、R2=0.9959、F=4476.291）

上述方程的F、t統計量均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統計檢驗，且擬合優度達到99.61%，回歸效果顯著。由回歸結果可知，自1978年后，中國就業人口數量的變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推動作用，就業數量每提高1%，經濟增長水平大致提高1.0715%，這充分說明了人口數量的增長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不斷增長的重要影響力。

4對策與建議

4.1緩解老齡化問題

從短期來看，放開二胎政策并不能改善當前的老齡化問題，而且有可能進一步加重的趨勢。隨著醫療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平均壽命也在不斷增加，人口就會不斷朝著老齡化趨勢發展，但是從短期看，社會的生育水平并不會迅速增加。所以，會表現出來的整體特征是：生育率不變或者小幅增加，但老齡化問題則會不斷加重。為解決短期內面臨的老齡化問題，首先，要加強相關養老產業的建設，要做好養老產品、養老配套措施、養老基礎設施的建?O，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其次，適當的提高退休年齡，提高中老年人的自我養老意識，這樣不僅可以使得即將退休的中年人繼續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貢獻，也彌補了一些崗位空缺的問題，也減輕了子女的負擔。最后，鼓勵個體經營、小企業的發展，給人們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特別是適合中老年工作的崗位，為那些因退休但仍想為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貢獻力量的中老年人提供工作機會。

4.2做好防范措施

為應對“二胎政策”開放初期帶來的新生兒期，政府應該提前做好防范促使，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提高公共服務功能。首先，要在教育和醫療方面加大投資，做好即將面臨的教育事業和醫療壓力。要加大幼兒教師的培養以及幼兒園的建設，緩解教育資源的壓力。大量嬰兒的出生需要更多的醫療資源，因此政府應該提前做好應對措施，合理配置公共資源，提高質量和效率。其次，要完善社會福利保障機制。結合二胎的相關實際情況，適當提高二胎生育的醫療費用報銷比例，也可以通過免費領取奶粉、減免學雜費等措施，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最后，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對于一些較為落后的地區，政府要適當的提高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同時，也要制定相關政策，加大補貼力度和優惠措施，減輕一些落后地區人們生育二胎、養育二胎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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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股票價格；負相關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01

前言

我國早在1999年，就已經邁入了老齡化社會行列當中，如今正處于勞動力不足、人口老齡化嚴重的社會階段。不少學者提出國家應當放棄計劃生育政策等建議，否則中國經濟發展將受到很大的阻撓。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中國股市受到劇烈沖擊，上證指數從6000多點到如今的2100點左右，低迷的股市加上人口老齡化加劇帶來的經濟發展壓力日益增大，讓人不禁思考，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和股票價格之間是否存在某種相關關系，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是否是抑制股票價格上漲的因素之一，本文將從人口老齡化影響股票價格的傳導機制的角度出發研究人口老齡化和股票價格之間的相關關系。

一、人口老齡化影響股票價格的傳導機制

1.人口老齡化影響資產供求

從總的資產供求方面來看，隨著老齡人口不斷增加，出于中國老年人的傳統想法，現金在手才是最安全的，于是老年人會紛紛減持資產，套現以獲得資金，這樣一來，資產的需求減少，而供給相對增加，就會造成資產價格的下降。以滬市為例，2001年，60歲以上的老年人在滬市投資者開戶數中所占比例為7.03%[1]。隨著老齡人口比例不斷增加，老年人開戶數和所持資產規模不斷增大，相應其投資行為對股票價格影響變大，老年人一旦減持資產，會給股票價格帶來不小的沖擊。

2.人口老齡化通過利率傳導影響股票價格

從影響利率角度來看，根據美國經濟學家弗蘭科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的消費理論，如果老年人人口比例增大，則消費傾向會提高。再引用凱恩斯的利率決定理論，在兩部門經濟中，IS曲線的代數表達式為：

其中，r表示利率， 是消費者的初始消費，e是自主投資，b是利率對投資需求的影響系數，y是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β是消費者的消費傾向。當假設其他因素不變時，邊際消費傾向增大，利率r就相應增大，利率上升，就會引起債券、股票等證券價格的下降。

3.人口老齡化迫使企業轉型，影響股票價格

伴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的提高，青壯年勞動力減少，社會整體勞動力供給不足，導致這些低端制造企業發展受限，迫使其積極轉型。從短期來看，企業轉型增加生產成本，減少利潤，引起其股票價格的下降，但從長期看，轉型成功即意味著技術的創新和進步會使企業提高生產效率，減少生產成本，企業效益增加引起股票價格的升高。

4.人口老齡化帶來潛力巨大的老年產業

據悉，2014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2億，到2026年將達到3億[3]。規模如此龐大的老年群體必將產生巨大的消費需求。來自國家老齡委的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老年產業的規模達到近1萬億，預計2050年左右，中國老年人的消費需求將達到5萬億元，這給我國的老年產業發展帶來了契機。 特別是食品、醫療、營養保健等行業是老年消費群體主要需求，護理、服裝、餐飲、旅游、娛樂健身等正成為其新增需求點，保險、金融領域吸引力也日益擴大。因此，行業的蓬勃發展會帶動股市的繁榮，從而推動股票價格上升。

綜合上述四個傳導途徑來看，人口老齡化對股票價格既有促進作用亦有抑制作用，為得到二者效應強弱，本文將進行實證分析。

二、實證分析

由于2005年至2008年期間，國家實行股權分置改革、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和國家出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等特殊事件的發生，本文對其予以剔除，就通過對2001～2005年和2009～2012年正常年間的上證綜合指數（年度收盤值）y和老齡人口比例x（年度數據）建立相關回歸模型，分別得到ln y=10.8659-0.4896x，y*=13400.48-1200.45x* ；在給定顯著性水平10%下，二者皆通過顯著性檢驗，且y與x的相關系數r分別為-0.8408，-0.9377，表明人口老齡化與股票價格之間具有較強的負相關關系即人口老齡化加劇會抑制股票價格的上升。

三、對策與建議

1.未來全面放開二胎，改善人口結構

在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會議通過了男女雙方或任一方為獨生子女可以生二胎這一政策，表明國家已意識到計劃生育與當今國情的不符。本文認為，從長期來看，國家要結合試點實際情況，在合理預測和控制人口總量的前提下，實行二胎全面放開人口政策，改善人口結構。

2.促進企業升級轉型，存優棄劣

一方面市場經濟條件下，生存困難的低端制造企業自動退出市場，節約資源，另一方面國家要積極扶持和引導有潛力的企業進行轉型，加強技術創新。從長期來看，生存下來的企業獲得長足的發展，股價上升，提振了市場信心，進而推動股市發展。

3.積極和正確引導老年人投資股市

本文認為，政府聯合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所等金融中介機構要在老年人群體當中積極開展宣傳，定期舉辦股市投資教育和培訓等活動，吸引和正確引導更多的老年人投身于股市投資當中，使其投資方式趨向多元化，未來形成股市個人投資者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這對促進股票價格的上升和股市的繁榮具有重大作用。

參考文獻：

[1]陳成鮮，王浣塵.人口老齡化對我國股票市場的影響分析[J].證券市場導報，2003（04）.

[2]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第五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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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盲流”到“民工荒”

20世紀80年代末，“民工潮”和“盲流”第一次進入國人視野時，也許沒有想到，僅十多年后兩個詞語就會被“民工荒”所代替。

以前，數以千萬計的內地民工浩浩蕩蕩南下淘金，無異于一次人口大遷徙。如今，中國雖然每年仍然可以提供1.5億廉價勞動力，市場卻用殘酷的規律昭示著傳統經濟模式的沒落，內地民工無需背井離鄉就能領到與珠三角相差無幾的工資，物價和生活成本不斷上漲的珠三角的產業優勢逐步喪失，產業升級和轉型走到了十字路口。

眼看著全國民工下廣東造就的“人口紅利”日漸耗盡，如何支撐經濟總量全國“一哥”_的高增長速度，成為橫在廣東面前的一個大問號。

同病相憐的還有上海等諸多發達城市。為緩解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勞動力短缺，近年來上海逐步放寬他們對獨生子女政策的立場，2004年通過了生二胎的條件，包括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等情況。2009年7月，上海成為中國第一個發動“鼓勵”生育運動的城市。幾乎是一夜之間，要求執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海報被換下了，取而代之的是詳細列舉可以合法生育第二胎條件并如何申請的海報。政府還保證為選擇生二胎的夫婦提供心理和經濟上的幫助。但反應并不熱烈，上海35％的父母認為“養育孩子對父母來說是一個沉重負擔”。即使政策允許，仍有45.3％的家庭會因為育兒壓力太大而放棄生育二胎的機會，這是今年9月最新公布的《上海年輕夫婦家庭育兒現狀、需求及兒童社會福利政策》調查報告中透露的數據。

東亞：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

獨生子女政策已經推行了30多年，帶來了近兩代獨生子女。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齡化。現在，人口老化危機已經快速逼近中國。

國際上通用標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已進入老齡化社會。不論按60歲還是按65歲標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己在1999年10月進入老齡化社會。以1.3的牛育率對未來進行推算，到2040年假設中國人均壽命達到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超過35％，65歲以上人口超過2896。

聯合國人口委員會的數據顯示，隨著中國生育率下降，60歲及以上的居民比例預計將會從2020年的16，796增長至2050年的31，1％。這遠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左右。在上海等教育水平高的沿海城市，這種不平衡現象更為嚴重。2008年上海戶籍人口中60歲及以上居民差不多是總人口的22％，而生育率則低于每對夫婦一個孩子。

不單是中國，整個東亞地區都面臨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事實上，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就是東亞，中國原來地處全球最“老”區域。

亞洲開發銀行出版的《亞洲開發展望》以數字呈現人口老化對經濟成長與儲蓄的影響。舉例來說，中國從1980年到2010年因勞動力的增長，讓每年的國民生產毛額增加1.3％；但預估往后的20年，數字會下降至0.31％。而南韓的國內生產毛額到2030年會降為0.7％，超過65歲的高齡人口占據總人口的36％。

非婚生子在東亞接受度低

盡管日本、韓國、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祭出許多對策，例如將退休年齡延后，但根本原因之一卻是生育率低。政府鼓勵生兒育女，但是成效不彰。強調家庭觀念和血脈延續的社會面臨著挑戰，民眾對婚姻反感是造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西方國家和相對發達的東亞國家中，針對低生育率作出的反應有何不同，則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非婚生子的統計鮮少受到關注i根據2008年《美國全國生命統計報告》指出，在西方國家中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1個小孩，其中有4成是非婚生子。最高比例的北歐國家和法國為50％，美國為40.6％。而位處于西歐的希臘和南歐的意大利，和其他歐洲國家相較之下，其非婚生子的生育率是較低的。

低生育率的國家大多位在東亞，包括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和日本。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非婚生子女比率并不高。泰國和中國的幾個大都市的生育率特別低，即使中國取消一胎化政策的規定，生育率仍將處于低迷狀態。

非婚生子在亞洲往往被認為是道德薄弱的象征，人們認為他們會由于缺乏適當教養而導致社會崩毀。教育程度與就業率高的女性是否因為接受信息較多，因而非婚生子時較少面臨社會的壓力?

美國和香港的數據顯示，少女未婚懷孕和貧窮有相應關系。但有些人認為，這更是因為社會不接受非婚生子所導致的問題。在未婚生子的小媽媽比率較低的東亞國家、地區，非婚生予的經濟狀況也至少會介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之間，意味著在工作和經濟情況允許下，社會可以接受女性不結婚也可以生小孩。

在家庭觀念強大的東亞，結婚普遍被認為是為了繁衍后代的行為，而實際上，新婚、不婚或晚婚的配偶最后也只會生一個小孩。在發達的東亞國家和地區中，39歲的女性當中仍未婚或有小孩的比率介于15％到20％之間。

婚姻在中國社會仍然是構成家庭的主流價值，由于重男輕女的觀念，女性數量少于男性，許多男人可能永遠不能結婚。女性需求增加所帶來的好處也可能會變多，像是職業婦女提升機會多了，因此中國大都市的生育率是每況愈下。

國家育兒福利是投資而非耗損

歐洲的數據顯示，女性多數希望在經濟狀況允許的條件下養育孩子，社會地位支持女性可以自主決定懷孕時間與生育對象的時候，才有意愿生小孩。

這兩個因素在東亞環境下則不如預期發展，首先，養育小孩的機會成本非常高，因為壞孕女性沒有工作保障，也要承受高房價、稀少的公立托兒機構、極低或沒有育兒基金的環境，然而這些福利措施在歐洲則相對健全，即使是新加坡和香港的中產階級聘雇得起外籍幫傭，伴隨著高額貸款和消費喜好，養小孩的花費仍然所費不貲。

第二，養育小孩的工作已經如此不簡單，受過教育和就業的女性往往會問：為什么要結婚，結婚可能要忍受保守觀念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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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接近2億，平均每5個工作者（20～59歲）需撫養一位老人；20年后，60歲以上老人將達到4億，平均每兩個工作者就得撫養一位老人。

未富先老。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和美國人相差無幾，但人均收入卻只有美國的1/10左右，且全國只有約1/3的老人是以退休金為主要的收入來源。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把老齡化問題放在中國的經濟坐標中研究就會發現，中國老齡化問題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口問題或是贍養老人的問題，而是一個事關中國經濟甚至國家命運的新國情。應對老齡化問題，最主要的是給經濟“開源”，激發經濟活力。

老齡社會的三大“新國情”

“中國在短期和長期面臨著新的國情、新的機會和挑戰。但是，若從最簡單的大的線條去看，無非就是三條。”王豐提出三條“新國情”：現在的中國是一個中等收入的國家；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都將放緩；政府剛性支出的需求必將加大。

在王豐看來，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老百姓生活水平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增強了，但與此同時，中等收入的公民所期待的也不再是衣食住行那么簡單，他們期待醫療保障、退休后的生活保障、良好的空氣、通暢的道路等等。

但“如果我們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說經濟停滯在這個水平的話，將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因為和歐洲、日本不同，他們的經濟是在一個收入水平比較高情況下徘徊，他們擔心的是在高福利的情況下，福利支付不了的問題；而我們的福利體系至今還沒有創造起來。另外，日本、歐洲等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沒有中國這么大。”王豐指出，中國處在一個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階段，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停滯的話，各方面的挑戰會非常大。

對于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王豐認為，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將是不可避免的，而經濟增速放慢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也要放慢。

和財政收入增長減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未來政府的剛性支出的需求將要加大。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影響。

面對三大“新國情”，中國需要“大改革”。在王豐看來，未來中國的改革應該從兩個方面展開：“一個方面是使中國經濟能夠釋放出活力的改革；另一方面的改革則是包括養老體系建設、醫療制度、養老金制度、生育政策等方面的改革。”

低生育率將加劇未來養老負擔

和國外相比，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太快，幾乎沒有留下準備應對挑戰的時間。中國僅用了西方發達國家歷史上一半的時間，就把人均期望壽命從40歲提高到了70歲，僅用了西方1/3的時間，就把生育率從每個婦女生5個孩子降到了兩個左右。

王豐指出，除了過快的老齡化速度，中國人同時面臨低生育率的問題，而這也加劇了未來養老的負擔。

“如果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那么從長遠來講，人口年齡結構是穩定的金字塔結構。但是，如果每對夫婦平均生1.5個孩子，那就意味著每一代人要比上一代人少25%，年輕人減少，老年人比重增加，老齡化就會越來越嚴重。”王豐說。

目前，世界上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低生育的國家里。北歐各國、新加坡、日本、香港地區、臺灣地區、俄羅斯和西歐很多國家都在鼓勵生育，但是收效甚微。王豐認為，應該在人口負增長還未到來之前，放開二胎指標。

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數據顯示：中國老齡人口贍養負擔約在2040年趕上歐洲國家。如果不能準確把握提高生育率的時機，等到老年贍養負擔很重時再提高生育率，中國老齡社會則會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放開二胎指標是一個很容易做的事情，沒有多大的阻力。樂觀地說，改革已經進行了一半，即計生委、衛生部合并。然而，真正鼓勵生育的政策還沒有出現，使社會轉變成一個家庭友好型社會的政策還沒有開始。”王豐說。

長期以來，人口問題給中國帶來了很大壓力，直到現在，很多人仍然擔心，二胎指標放開后，剛剛控制的人口會繼續增加。對此，王豐認為這種擔心是一個誤區，認為只有把人口控制在一個什么區間，中國才會好。事實上，政府不能以人口的總數作為依據來控制人們的行為。

王豐說：“這些年，我國農村務農人口減少了50%以上，耕種土地減少了百分之十幾，但是產量卻大幅度地增加，所以，這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環境污染也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

經濟增長更需注重“開源”

人口紅利日漸消失，中國正在減速的經濟會進一步放緩。

對于經濟放緩后如何養老的問題，王豐指出：“盡管大家討論的比較多的是怎么撫養老年人的問題，但是現在最重要的是經濟問題，是如何‘開源’的問題，就是在人們健康長壽的情況下，怎么樣能有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使中國的經濟具有持久的活力的問題。”

如何“開源”，讓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王豐認為，首先要平衡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關系，在更大的市場空間里，國民共進，實現雙贏，使社會更有活力，讓更多的人來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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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需求；勞動力供給；趨勢

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7-0124-03

一、泰州市勞動力供求現狀[1]

適齡勞動力人口是國家限定的勞動年齡界限內的人口，不同國家對勞動年齡有著不同規定。下文采用國際統計口徑，統計的適齡勞動力人口為15—64歲人口。由于在校學生（在校學生是指在適齡勞動力人口范圍內，由于正在接受各種類型的教育而不能參與社會勞動的人口）、喪失勞動能力者，這些人不能參加勞動，計算勞動力供給數量時應予以扣除；超過64歲還在工作的應該計入勞動力供給。2010年，泰州市勞動適齡人口總數為3 402 197人，勞動適齡人口中的在校生人口規模總共為184 940人，喪失勞動能力人口40 880人，超過64歲還在工作的人口為212 840人。勞動力供給=適齡勞動力人口-在校學生-喪失勞動能力者+超齡工作者=3 402 197-184 940-40 880+212 840=

3 389 217。相對于2010年的就業人數2 771 660人，存在超額供給617 557人。

二、泰州市2015—2100年勞動力供給數量預測

（一）相關人口預測

根據育齡婦女（15—49歲）計算的泰州市一般生育率（一年內出生人口/該年年中育齡婦女數），2000年為28‰，2010年為28.5‰，生育率水平比較穩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容易受人口總量影響，因此，假設泰州市以后的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變。2000年新生嬰兒性別比1.19∶1，2010年新生嬰兒性別比1.17∶1，假設未來新生兒的性別比=（1.19+1.17）/2=1.18。在假設泰州市人口性別特征、生育模式、死亡模式、遷移規律不變的條件下，根據2000年和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的泰州市常住人口資料，通過生命年齡移算法算出相關年份的總人口，計算出總人口、適齡勞動人口、65歲及以上人口，如表1第2列、第3列及第4列所示。

（二）勞動參與率預測

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人口和失業人口，勞動參與率是計算這兩者之和與勞動適齡人口的比例，是用來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狀況的指標。泰州市2000年勞動適齡人口33 897 81人，就業人口2 963 060人，失業人口90 550人，勞動參與率等于（2 963 060+90 550）/3 389 781=90.08%。2010年，勞動適齡人口3 402 197人，就業人口2 771 660人，失業人口56 150人，勞動參與率83.12%，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經濟現象表明，隨著經濟發展，勞動參與率必然呈下降趨勢，參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參與率變動規律，考慮到泰州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當前未富先老的實際情況，預測泰州市未來的適齡勞動力人口勞動參與率保持83%不變。2010年，65歲及65歲以上的經濟活動人口212 840人，65歲及65歲以上人口663 080人，勞動參與率32.1%，預測未來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為32%。

（三）勞動力供給數量預測

勞動力供給數量=勞動適齡人口×勞動參與率+老齡人口×老齡勞動參與率據此計算出泰州市勞動力供給數量如表1第5列、第6列及第7列所示。計算結果顯示，2015年后勞動力總供給數量逐年減少，2050年時勞動力總供給數量僅有2010年的一半不到。

三、泰州市勞動力需求數量預測

（一）就業彈性系數和經濟增長率預測

經濟增長和就業之間存在緊密關系，一般用就業彈性系數來反映。如果用地區生產總值GDP表示經濟發展水平，用L表示勞動力就業數量，則就業彈性系數可以表示為：E=ΔL/L/ΔGDP/GDP。就業人數增長速度=就業彈性系數×經濟增長速度，計算2000—2010年泰州市就業彈性系數和經濟增長率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到勞動力需求數量和總就業彈性系數與經濟周期關系密切。由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泰州市對勞動力需求降幅最高，年末就業數量比上年減少4.96%。2000—2003年泰州市仍處于經濟下降期，雖然GDP年增11%，但就業依然受大環境影響而減少，就業彈性為負值。2004—2008年經濟上升期，泰州市對勞動力需求逐年增加，2008年需求增速（比上年）高達5.8%，就業彈性為正值并達到最高點0.429。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又進入新一輪經濟下降期，2009年和2010年兩年勞動力需求降到0.97%、0.18%的低增長水平，對應的就業彈性系數雖然為正，但卻極小。根據經濟周期的循環往復性，假設今后每十年發生一次經濟危機，考慮到制度建設的不斷完善，假設一個經濟周期中4年是經濟下降期，6年是經濟上升期，取經濟周期下降期的就業彈性系數平均值-0.077為一輪周期中4年的就業彈性系數，取經濟上升期就業彈性系數的平均值0.209為6年的就業彈性系數。

經濟增長率和經濟周期也密切相關，用上文取彈性系數方法，預測經濟下降期GDP增長率為12%，預測經濟上升期增長率為15%，考慮到長遠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式增長進步為集約式增長，增長率不會如此之高，因此上述方案作為經濟增長率高方案進行后文預測。根據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規律和中國國情，本文預測中方案為經濟下降期增長率為8%，預測經濟上升期增長率為10%。預測低方案為經濟下降期增長率為4%，預測經濟上升期增長率為6%。

（二）勞動力需求預測

某年勞動力需求人數=上年勞動力需求人數×（1+就業彈性系數×經濟增長速度），根據三種不同GDP增長方案和就業彈性，計算出泰州市對勞動力的需求。結合勞動力供給，計算出對應的供求缺口，如表3所示。

三、泰州市勞動力供求變動趨勢及原因分析

如果今后的發展速度是按照高方案GDP增長率，2015年泰州市勞動力供給短缺86 706人；如果是中方案，2015年勞動力依然超額供給11 786人。從2020年開始，不管按照哪種方案的增長率，勞動力供給都是短缺狀態。2030年高方案顯示勞動力短缺超過100萬人，其他兩種方案短缺不足100萬人。三種方案皆顯示隨著時間推移，勞動力供給短缺情況越來越嚴重。

導致泰州市未來勞動力供給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當前一個家庭只要一個孩子的生育制度。泰州市是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較好的地區，而且有很多可以生二胎的家庭放棄了生二胎指標。2000年，泰州市總和生育率1.02，而2.0左右的總和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這個水平人口會增加，低于這個水平人口會減少。1.02總和生育率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長此以往會導致人口不斷衰減。如果泰州市按現行生育政策，根據計算結果可以看到從2015年開始，總人口、適齡勞動力人口、0—14歲人口持續降低，而65歲及以上人口在2035年以前一直增長，2035年達到最高點1 130 637人，然后開始遞減。自2040年開始，人口比例進入穩定期，0—14歲人口占總人口8.4%左右，適齡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55%左右，老齡人口占總人口36.6%左右，社會撫養比維持在80%左右的高位水平。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標準，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以上，那么這個國家就已經屬于人口老齡化國家。按照這個標準，泰州市老齡化程度非常嚴重。前文預測未來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為32%，表1第8列顯示老齡勞動力人口占總勞動力人口20%左右，如果未來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較低的話，勞動力供給短缺缺口會進一步擴大。

導致泰州市未來勞動力供給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二是行業對勞動力需求的不同。泰州市各行業對勞動力需求變化差異較大。有些行業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例如農林牧漁業對勞動力需求在2000—2010年間以每年7.28%的速度遞減。有些行業對勞動力需求在增加，例如，采掘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高達21.7%，房地產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為11%，批發和零售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為5.6%，建筑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5.4%，金融保險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為5.1%，制造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年均增長率4.8%。上述行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對勞動力需求數量較多，這些行業的不斷發展也會使勞動力供給缺口進一步擴大。

四、促進泰州市未來勞動力供求平衡的對策

（一）放開生育政策

為了避免未來勞動力供給短缺不斷擴大的趨勢，應該從現在開始逐步調整生育政策，在逐步放開的階段要注意人口的發展質量。例如，從現在起到2020間前可適當放開生“二胎” 的政策。根據泰州市處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數變化趨勢來看，2010年育齡婦女259 704人，2015年277 665人，2020年208 220人，此后一直平穩減少。因此，可以選擇2020年作為全部放開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因為該年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大幅度降低，這時全部放開生二胎政策比較合適，不會使人口有突然的爆發式增長。同時，要考慮到隨著經濟發展，家庭的生育觀念會發生改變，例如，養育孩子成本增加、社會保障完善等都會導致生育率降低，屆時要出臺相應的鼓勵政策刺激人們生育二胎。

（二）優化產業結構

每個產業對勞動力需求的質量和數量均有不同，可以通過優化產業結構來促進勞動力供求平衡。首先，應提高第一產業生產率。例如，大力推進農業機械化，解放農村勞動力，促進城鎮化進程，配合相應制度保障，使更多農村人口進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其次，繼續發展第二產業。在2020年以前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解決勞動力超額供給問題；在2020年后，要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尤其是2030年以后，企業必須通過自身的轉型升級來提高生產率，大幅度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緩解勞動力供給短缺問題。

篇6

為生二胎,再婚夫妻生歪計

柳玉芬與曹宇原是夫妻,生有一個女兒雯雯。2007年7月,柳玉芬和曹宇因性格不合,便辦理了離婚手續,女兒由曹宇撫養。離婚后,柳玉芬除了定期探視女兒外,與曹宇沒有什么來往。后來,在朋友的撮合下,曹宇與長自己2歲的夏亞梅組成了新家庭。夏亞梅不僅對丈夫溫柔體貼,而且視雯雯如同己出。

雖說十分疼愛雯雯,可夏亞梅十分想要生個孩子。她擔心曹宇對自己產生誤解,就一直把這個愿望藏在心底。結婚一年多了,夏亞梅決定探探丈夫的想法。一天晚飯后,夏亞梅挽著曹宇的手臂說:“要是我能和你有個小孩就好了……”曹宇頓了頓,又嘆了一口氣。

見丈夫有些猶豫,夏亞梅立刻保證:“就算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絕不會虧待雯雯的。”曹宇解釋道:“我知道你不會那樣,但我不符合生二胎的條件呀。”

他們雖然在生孩子的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意見,可是如何既能生小孩又不被罰款呢?曹宇突然想到,如果把女兒的撫養權變更到前妻名下,不就可以兩全其美了嗎?他們想制造一個“無子女夫妻”的假象,以便符合生二胎的條件。但是,曹宇想,前妻肯定不會幫忙造假的。

幾天后,曹宇夫妻想出了一條自認高明的“妙計”:由夏亞梅冒充柳玉芬向法院曹宇,通過法院調解,將雯雯的撫養權變更到柳玉芬名下。

主意既定,他們便著手實施。曹宇用原結婚證上柳玉芬的照片,通過別人偽造了前妻的身份證。2009年4月3日,夏亞梅持偽造的身份證,以柳玉芬的名義向江蘇省江陰市人民法院提起變更撫養權關系訴訟,理由是:因考慮女兒今后的成長、生活環境等因素,希望由她來撫養女兒。

4月8日,江陰市人民法院組織曹宇和“柳玉芬”進行調解。對于法官的提問,他們顯得有些局促不安,對于撫養關系變更的原因、撫養費的數額,以及探視女兒的方式,雙方都十分默契。法官雖然覺得這對“前夫妻”的表現有些奇怪,但又看不出其他異常之處,所以當日便作出調解,確定雯雯改由“柳玉芬”撫養。曹宇夫妻喜出望外,第三天便拿著調解書向計劃生育部門遞交了生育二胎的申請。

捍衛權益,前妻訴諸法院討公理

4月22日,就在等待生二胎申請審批時,曹宇夫妻接到了承辦法官的通知,要他們到法院談話。

原來,承辦法官無意中得知,曹宇在調解結束后不久便遞交了生育二胎的申請。這引起了他的懷疑,立即調出卷宗審核。他發現,時的身份證上的柳玉芬照片與到庭參加訴訟的“柳玉芬”不僅不太相像,而且身份證有偽造的跡象。承辦法官再結合在案件調解過程中兩人不太正常的表現,便對“柳玉芬”的身份產生了懷疑。

法官把曹宇夫妻叫到法院,曉以利害,告訴他們偽造身份證是一種違法行為,可能會構成偽造居民身份證罪,并建議他們向公安機關自首。為了求得寬大處理,曹宇夫妻承認偽造身份證制造了虛假訴訟,并向法官表示他們是為生育二胎才出此對策的。6月3日,江陰市人民法院以夏亞梅不具有資格為由,裁定駁回了夏亞梅請求,并依法對他們各罰款1000元。

事發后,曹宇和夏亞梅向市地公安局自首。考慮到兩人偽造身份證的目的僅為生育二胎,市公安局只對他們進行了行政處罰,決定罰款200元。

事情敗露后,消息不脛而走。柳玉芬得知后,十分氣憤。她認為,前夫及其妻子的行為已嚴重傷害了女兒的自尊心,也侵犯了自己的姓名權。10月9日,柳玉芬來到江陰市人民法院,將曹宇夫婦推上被告席,要求他們公開道歉,并賠償精神損失1萬元。

11月13日,市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曹宇夫妻對自己的行為深感歉意,當庭向柳玉芬賠禮道歉,但對于柳玉芬的賠償要求卻不接受。法院依據有關法律規定,作出一審判決,判決曹宇夫婦支付柳玉芬精神損害撫慰金3000元。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題圖與本文無關)

篇7

關鍵詞：全面二孩；生育意愿；公共資源

一、研究背景

（一）獨生子女政策弊端初顯。受“獨生子女”政策約束，我國出生率降低，相應1979-2015年出生人口減少，適齡勞動力發生變化，對此后二十年勞動力補充產生一定不良影響，人口紅利也會隨之下降；出生率、死亡率“雙低”直接導致人口結構變化，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社會養老支出上升，養老負擔加大，“4-2-1”家庭養老問題尤為顯著。

（二）“兩孩”全面開放下適宜生育家庭的轉變。在“晚婚、晚育、少生、優生”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年背景下，我家庭生育觀念轉變，大部分家庭認可“一個就好”生育標準，少數家庭選擇丁克。同時，適齡生育家庭多為獨生子女一代，受高養老成本、高工作生活成本、都市生活壓力加大和長期“單胎”生育觀等的影響，仍有很多家庭對“兩孩”生育反應平淡，“兩孩”全面開放局部遇冷。

二、現狀分析

（一）對社區整體生育意愿分析。由問卷數據分析，問卷總量中生育意愿均值為1.39更貼近于不打算生育的賦值1，因此社區的整體生育現狀為多數家庭都不想生育二孩，生育現狀較為嚴峻。

（二）生育二孩意愿與受教育程度關系。由調查數據可發現高學歷家庭多集中于不確定自身將來是否會選擇生育二孩的區域，究其原因可能與其受教育程度有關，多對國家政策持觀望態度，且考慮因素較為長遠。

（三）理想子女方面。 經數據分析理想子女方面，對子女性別有一定偏好的家庭僅占6%（偏好為男或為女），多數家庭的選擇并沒有特定的性別偏好，說明天橋街道的男女觀念較輕。

（四）父母對于生育二孩的態度。計算問卷父母對于子女生育二孩態度的均值，發現為1.81，介于反對子女生育二孩和中立之間，說明社區當中贊同子女生育二孩的父母數量并不占優勢，與固有觀念老人期待多子相悖。

三、結語

（一）天橋街道居民二胎生育意愿不高，多數態度為不生，或猶豫不確定是否生育二胎。

（二）天橋街道居民的生育意愿受理想子女數量，父母照顧子女的能力，丈夫健康水平，妻子健康水平等的影響，其中受理想子女數量以及父母照顧子女的能力影響較大，表現為理想子女越多，父母能夠照顧子女的能力越大，天橋街道居民生育二孩的意愿越高。

（三）隨著人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隨之提高。二胎政策下，撫養兩個孩子的經濟與精神承受能力，與孩子教育質量雙方面考慮下，父母更愿意集中有限的資源給一個孩子提供更加優良的教育與生活。

（四）交由父母幫助撫養孩子的傳統依然存在，但上一輩逐漸意識到晚年生活，豐富的社區活動讓他們從原有的兒女附庸的角色中走出來，幫助再度照顧孩子的意愿降低。二胎政策下，父母是上班族，孩子由誰照顧照料呈現難題，也阻礙了家庭生育二胎的意愿。

四、建議

（一）提高教育水平，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加大對教育產業的投入和扶持。當今子女多數已不是“放養型”，而是“精養型”，隨著經濟成本增加，加上子女從小就要面臨各種競爭，父母對于養子女的焦慮度也在變高，心理承受能力也相應需要更高。 “與其多生一個降低生活質量，還不如好好培養一個呢。”子女的主要投入多在教育方面，政府的教育體制改革，對教育產業的投入與扶持迫在眉睫。

（二）政府要權衡利弊，完善社會養老制度和兒童的基礎教育壓力，減少家庭所要面臨的壓力，穩定社會，使之健康發展。問卷調查對象家庭適齡生育者多是獨生子女，二胎情況下他們所面臨的壓力大大增加，其未來將要面臨的贍養撫養壓力不僅僅是雙方的父母，還有自己的兩個子女，如此一來，2人將會承擔整個家庭八個人的生活壓力，這對整代人都是不容忽視的挑戰。除此之外，二胎政策的出臺每年新生人口將大幅度增加，總人口數量增加會給公共服務資源帶來挑戰，要做好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應對準備。這就要求當地在推進全面二孩的過程中，適當的調整本地公共資源，以適應全面二孩推進的過程中出現的公共資源短缺壓力。

（三）政府引進投資，引導社會公共基礎服務設施的建設。父母撫養子女觀念的淡化，引起的是對二胎政策所帶來的“二胎產業”所需要的社會公共基礎服務設施的關注，托育機構缺乏并且過于昂貴，導致幼兒照料困難，嚴重影響自身的職業發展。原來由政府、單位和街道等舉辦的托兒所已基本銷聲匿跡，一些幼兒園的托小班規模也很小、不少招收托小班的幼兒園對嬰幼兒的年齡也有較嚴格的限制，只招收2歲半及以上的幼兒入園。目前這種針對3歲以下幼兒的托幼服務萎縮的現狀難以滿足父母對“托兒”的需求，這項托幼服務的短缺在客觀上常常造成母親被迫延長產后休假，中斷職業生涯，增加生育的情況，會極大的增加生育的機會成本。政府在此基礎上應根據本地現狀，以引導建設社會公共服務，且適當的可以引進投資，以緩解政府財政壓力，但這種情況下亦應該建立相關的監督監管機構，以保證政策的正常進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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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我國計生過程中的“逆向選擇”現象

所謂逆向選擇，本文借用生物進化現象，是指由于人類人為控制和干預人類自然的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而產生不利于人類生產和再生產的行為活動。我國在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政策產生了地區分布、城鄉人口的逆向轉移，性別比嚴重失調，代際機會不均，家庭逆向淘汰，獨生子女逆向獎勵，人口總量控制與質量、結構性矛盾突出等諸多的社會問題。

1、地區逆向轉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中、西部地區人口比重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結構，實踐證明這種依次遞減的梯度分布是與各地區的生產力水平和地理資源的分布相適應的。西部雖然地域遼闊，但氣候條件惡劣，很多地方不適宜生存，生態人口脆弱，人口承載力很小；中部地區，人口密度較大，資源開發利用較早，后備資源有限，經濟相對落后，人口吸納能力有限；東部地理位置優越，經濟發達，對人口和勞動力具有很強吸納能力。有關專家測算，認為：我國西部地區相對綜合資源承載力處于超載狀態，而東部地區則處于富余狀態，即西部地區的人口壓力遠遠超過了東部地區。所以，勞動力由中西部向東部發達地區轉移就成為必然的歷史規律。而生育政策的實施中，卻形成了逆向轉移。當然這種轉移并不是勞動力本身流動形成的，而是由勞動力增長速度差異形成的。東部經濟發達，生育率較低，發達地區人口已經接近零增長。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生育率卻較高。據統計，1978--2003年全國凈增的3.25億人口中，東部占了34％的份額，中部占了35.6％，西部占了305％，東部的增長份額大大低于其人口存量比重，而中西部地區卻大大高于其人口存量比重。東部人口由改革初期的445％下降到37.9％，逆向轉移了6.6％，中部由31.2％上升至33.1％，逆向轉移了1.9％，西部由23.4％上升至305％，逆向轉移了7.1％。

2、城鄉逆向流動

勞動力由農村、農業向城市、非農業轉移是工業化進程中的必然規律。但在我國由于生育政策的結果卻出現了規模較大的逆向“流動”。當然這種流動只是統計學意義上逆向流動，是由于城鄉人口增長的速率差引起的。據統計我國在上個世紀70年代城鄉婦女總生育率相差4.4到1980年有所縮小為1.3，目前，差異進一步縮小，但仍達到1.1(城市為1.2，農村仍高達2.3)。如果按每年轉移1300萬農村人口計算，計劃生育40年，僅生育率差導致的城鄉逆向流動人口就占轉移總人口的80％，幾乎相當于轉移人口的總和。可見生育政策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多么巨大。如果以城鄉巨大的生活水平差異、教育和衛生條件差異來看，由于生育率差異導致的3億左右逆向轉移人口，無疑大大降低了我國人口的總體素質，進一步降低了農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總量和難度。

3、性別逆向選擇

按照國際社會定義，一般男女性別比在1.02―1.07之間是正常的。由于男性死亡率較高，人類在生育進化過程中形成了男性偏高的生育選擇，以平衡由于死亡而導致的性別失衡。從我國1990和2000年的普查數據來看，我國出生嬰兒的性別比呈逐年增高的趨勢。從上世紀80年代初性別比就開始超出正常水平，到80年代后期，性別比就出現了異常偏高的現象，一直持續增長至今，預計到2020年，20--45歲男性將比女性多3000萬人左右。而上個世紀80年代正是我國強力推行“一孩化”的特殊時期，1984年以后雖有所放松，但比起70年代還是更為嚴格。我國性別比異常具有幾個顯著特點：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區較低，而人口稠密的中東部較高；農村、小城鎮較高，而大中城市較低。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西部、新疆，貴州、內蒙、云南、寧夏、黑龍江較低在110以下；而陜西、廣西、海南、安徽、湖北、廣東和湖南最高，120以上；四川、江蘇、福建、河南較高在116-120。其余13省區在110-116；全國分市、鎮、縣的最低人口出生性別比分別為114.95、121.42和125.49。

4、代際機會不均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波動，形成了我國代際生育水平的差異較大。從國際經驗來看，隨著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生育水平就會出現逐步降低的趨勢。我國也不例外。一般來說，由于生育水平自然降低的趨勢是漸進和緩慢的，所以對人們的生活影響甚微。而在我國，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是政策強力干預的結果，加之生育政策波動較大，因而生育水平的下降對人們的生活和代際關系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產生了明顯的代際不公現象。我國計生政策可以劃分為四個不同階段：1973―1980年“少、稀、晚”時期，1980―1984年，“一孩化”時期，1984―1999年，政策調整時期，1999年至今，低生育時期。第一個時期，政策到位，執行有力，效果顯著。人口生育率從1970年的5.44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第二時期，是一孩化強力推行的特殊時期，但效果很差。生育率反而有所上升，到1990年升至2.6。第三時期，由于政策調整，有條件地放開二胎生育，加上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帶來的抑制效應，生育率開始逐步降低，到1999年已降到人口更新水平以下。2000年至今是我國生育政策趨于穩定、完善的時期，在經濟發展的效應下，生育水平降到發達國家的低生育水平，生育率穩定在1.8左右。正是上世紀60,70年代的高生育水平為我國后來的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口紅利，而80年代以來的嚴格的生育政策，不僅產生了獨生子女問題，而且引發了“婚姻擠壓”、就業困難、獨生子女養老負擔過重、未富先老、老齡社會勞動力短缺等問題，事實上形成了代際之間的機會不均、權利和義務失衡現象，人口安全隱患增多。

5、家庭逆向淘汰

家庭逆向淘汰的典型表現的就是“越窮越生”，地區和城鄉的逆向選擇只是家庭逆向淘汰的宏觀表現。據筆者觀察，目前媒體報道的貧困問題大多與多子女生育相關，據筆者調查，目前高校貧困生獨生子女幾乎為零，而大多為2-3胎生子女。目前我國農村婦女生育水平為2.3，一對夫婦平均為2個多孩子。而城市則只有1.2―1.6個，獨生子女家庭占了城市家庭的比重超過一半。家庭

的逆向淘汰，不僅加重了貧困家庭負擔，加劇了兩極分化，而且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最不和諧因素之一。家庭的逆向選擇問題對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管理模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多子女戶(計劃外生育戶)多數在農村，基本在“非單位人”家庭，多出現在貧困家庭，說明了我國以行政為主導的計劃生育模式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了，說明了我國以處罰為主要形式的制度誘導機制，在遭遇到貧困時的無奈和失效。因為，現在農村居民已經沒有單位的行政和經濟的強大約束，原來在體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機制已不能有效地在解體后發揮作用了，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遭遇到市場經濟的強大沖擊，已經嚴重削弱；以處罰為主導的計生管理模式，在遇到貧困時，已經無能為力了，因為在處罰成本接近零的條件下，再大的處罰力度都是失效的；在遇到非單位人時，超出行政管理職能范圍和管理成本，管理處罰已經很難有效落實了。

6、社會逆向鼓勵

家庭的逆向選擇已經充分暴露了現有的以行政處罰為主導的計生手段的問題。現有的生育正向鼓勵政策與行政處罰相比，鼓勵政策顯得蒼白無力。城市獨生子女可以拿到每月10元的獨生子女費，這對于月收入千元以上的城市人來說，無異于杯水車薪，毫無吸引力可言。之所以城市人計劃生育做得好，主要是因為行政處罰對于城市人(大多屬于單位人)成本高昂，加上城市人觀念比較現代，較高的發展水平帶來了越來越強的生育抑制效果。高昂的子女撫育費用、激烈的工作競爭、較長的教育年限以及高昂的生育成本等，在市場經濟的今天無疑越來越替代生育政策發揮節育的主導作用。而對于農村人口，不但處罰成本很小、生育成本低廉，而且生育可以帶來可觀的福利收益：人均多份耕地、養兒防老、分擔勞動強度、適度的規模養育效應等等。所以現行的計生政策導致很強的逆向選擇：多子女戶主要來自貧困農村、體制外家庭。從現有的社會救助和保障體制來看，社會媒體關注的貧困群體大多有多子女的背景，社會救助對象大多是多子女家庭或多子女本人，而救助強度常常高于獨生子女的政策獎勵，甚至高于獨生子女帶來的家庭福利，實際上，這就變相鼓勵了多子女生育而抵消了獨生子女的政策優惠。

7、總量控制與質量、結構的逆向選擇

我們在欣喜地看到我國計生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同時不得不接受越來越嚴峻的人口問題：生育質量不高、結構矛盾突出以及勞動力后備不足、人口結構嚴重失衡、未富先老、獨生子女養老問題等諸多社會問題。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把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作為計生工作的根本任務，但在實際工作中，卻把計生工作的任務簡單等同于控制人口的數量，而忽視了人口的結構優化和質量問題，這不僅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會給計生工作帶來諸多的負面影響。

(1)人口年齡結構失衡，人口安全問題不容忽視。由于目前我國人口結構不合理，在生育政策的“后移效應”作用下，未來幾十年我國將面臨人口年齡結構嚴重失衡的挑戰，人口安全隱患不容忽視。目前乃至今后40年，我國正面臨后備勞動力增速下降和老年人比重過快上升、人口結構日趨惡化、勞動力短缺、社會贍養負擔過重等社會問題。隨著勞動人口增長率的下滑，我國人口紅利將提早結束，取而代之的將是“人口負債”時代。為我國經濟增長貢獻達近1/3的人口紅利的快速衰竭和老齡化的急速推進，使我國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養老制度等都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和考驗。

(2)人口紅利日益衰竭，勞動力面臨短缺挑戰。雖然我國勞動人口可以持續增長到2016年，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目前已經開始快速下降。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甚至達不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增長率(1.1％)，只有0.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研報告顯示，全國20％的農村已無多少剩余勞動力；在中部地區的許多農村里。16―25歲的青壯年越來越少，幾乎沒有剩余的勞動力了。反映在勞動力市場上，是勞動力需求數量與求職人數的比率趨于上升。我國勞動力市場信息統計數據顯示，2001年四個季度中，該比率最低時為0.65―0.75，到了2004年提高到0.89―0.94，在2005年前2個季度達0.94和0.95，仍有繼續擴大的趨勢。可見我國勞動力利用空間迅速縮小，勞動力開始由結構性短缺趨向總量短缺。勞動力短缺不僅挑戰著我國的現有的勞動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而且對我國目前的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3)未富先老，獨生子女老人養老風險突出。最近幾年的人口普查和抽查數據顯示，我國老齡化正以0.3％的速度進推進。2005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14408萬人，占總人口的11.03％(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0045萬人，占總人口的7.69％)，我國已經步入老齡社會。預計到2040年我國老齡人口達到峰值4.3億，比重將達30％，也就是說三個人中就有一個老人，而勞動力的撫養比將高達2/3。屆時我國人均GDP約5000美元，也就相當于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屆時，我國將是第一個在未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就率先步入深度老齡社會的國家。我國將面低水平社會保障條件下的最大人口的養老問題。我國約1億獨生子女也將先后步入老齡，這些老人將面臨巨大的家庭養老風險。

(4)勞動力未來短缺與目前勞動力增長總量過大的矛盾突出。據預測，我國人口總量2030年到達最高點，為15億人左右，其間我國人口將增加2億左右。而勞動人口在2016年達到頂點，將超過10億人。近期我國人口增長壓力仍然很大，就業問題將異常突出，因而控制人口增長的壓力將不容絲毫懈怠，而遠期我國將面臨深度老齡化和勞動力相對短缺的問題。未來20年，我國計生工作將更加復雜和嚴峻：總量控制與人口結構優化矛盾異常突出，人口質量現狀與我國人口快速轉型還很不適應，人口儲備與未來勞動力需求存在著越來越突出的缺口。

二、產生“逆向選擇”的政策原因

我國計劃生育過程中產生逆向選擇的原因是多方面，有文化的、經濟的、社會的、思想觀念的原因，但主要和直接的原因還是與我國的計生政策、管理體制和計生工作相聯系。

1、不統一、不穩定的計生政策，加劇了人口地區、城鄉分布的不合理和代際不公

我國長期以來事實上執行的是有差別的計生政策。目前，這種差別仍然十分顯著：在城市執行的是一胎生育(男女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而在農村執行的則是有差別的二胎政策(多數省規定，生了一個女孩的可以再生一個；云南、青海、寧夏、新疆、海南等省(區)規定農民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農牧民沒有生育數量的限制)，這就鼓勵了政策性人口城鄉逆向轉移。由于農村特別是邊遠省區、農村執行的二胎政策，導致了城鎮化滯后的中西部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的人口

之間的人口逆向轉移。由于實施計生政策的前三個10年執行不同的標準的政策，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執行了嚴重脫離實際的城鄉“一孩化”政策導致政策斷層，增大了居民的政策不可預見風險，所以在80年代出現扎堆“搶生”和“強生”現象，導致生育率短期內大幅度回升的逆向選擇，從而加劇了代際不公。而在大多數省區農村執行的二胎“例外”生育(頭胎為一個女孩)，在現代技術手段支持下，出現了選擇性別生育的異常想象。楊菊華博士的研究顯示：在推行女孩例外制省份和地區，兒童性別比最高，而且，生育政策越緊的地區，老齡人口比例呈越高的趨勢。

2、現代科技手段的濫用和衛生保健水平的提高導致了人口的性別比偏高

人類在長期進化過程中形成了應對男性死亡率較高的男性出性別比偏高的生育規律，在現代科技普及、嬰幼兒死亡率很低的今天，卻形成了令人尷尬的性別失衡問題。當然，中國近年來人口的出生性別比偏高主要是現代技術手段的不合理濫用導致的。上世紀80年代，B超技術開始在城鄉普及，助長了具有強烈男性偏好的居民在生育中非法采取人工性別選擇。80年代初，該技術由大中城市、小城鎮到農村，由信息交通便利的地區擴散到邊遠地區，而性別比偏高的分布情況恰恰印證了現代技術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段的普及影響，由于大中城市的男孩偏好較弱，在技術普及的早期影響較小。有關研究也證實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與生育政策、男性偏好、傳統文化、受教育程度、城鄉差異等因素均無關，是由于人為干擾胎兒性別引起的。

3、行政處罰為主導的計生工作模式越來遭遇到市場經濟和社會保障政策的沖擊

我國近40年生育政策的實踐說明，在計劃條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處罰模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僅效率低下、容易引發激烈沖突，而且在過分嚴厲的政策條件下會導致生育率的反彈，在較好的社會保障環境中會產生逆向鼓勵。而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的實踐說明，較寬松的生育政策卻導致生育率下降，而且保持了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國外實踐也說明，不采用行政處罰強制手段，依靠經濟發展和利益誘導，同樣可以取得控制人口，穩定低生育水平的目的⑧，證明了“發展才是最好的節育手段”的道理，而且隨著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生育水平的下降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4、違背人口規律、盲目急于求成的計生工作，加劇了人口安全隱患

回顧我國計生歷程可以發現，我國計生工作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大的波動和挫折，都是由于違背人口生育規律、急功近利導致的。從我國人口現狀來看，我國由于長期以來計生工作過分強調控制人口的總量，而忽視了人口的微觀結構優化和人口質量的提高，給我國人口安全留下了諸多隱患：未富先老、老齡化過快，性別比過高、代際不公，人口紅利衰竭過早、人口質量不高，人口結構轉型過早過快、結構矛盾突出等。

三、糾正和應對“逆向選擇”的政策建議

1、建立統一穩定可預期的計生政策，確保我國人口的平穩轉型

面臨著我國人口結構由青年型快速向老年型結構的轉型，我國生育形勢更加復雜多變。因而，為保證我國人口轉型的平穩過渡，更需要加強政策穩定性和可預見性。隨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保障水平的提高，及早建立統一穩定的可預期的生育政策，才是應對復雜多變的生育環境，有效防止逆向選擇的最佳選擇。

2、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低生育水平的新管理體制，提高管理效率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活方式在發生巨大的變革，所以要充分利用多元社會的利益誘導機制和發展對生育的反向作用，創新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逐步建立并完善適應低生育水平的計生管理體制和工作方法，適時誘導人們合理生育，保持低生育水平。

3、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提高人口出生質量

轉變計生觀念，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干預人口生育的功能，提高人口的出生質量。要吸取計生工作的教訓，把計生工作的重點放在提高人口的質量上，利用法律、經濟和行政的手段堅決杜絕導致逆向選擇的人工干預，建立科學有效、覆蓋全民的防御缺陷生育、保障零缺陷生育的預防和干預機制。

4、適時放開二胎生育，確保我國的人口安全

從法律和權、責、利對等的角度看，有差別的二胎生育政策，是有違公平精神的，而且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二胎生育覆蓋的主要是農村和邊遠省區，而且這些地方在實際執行中，政策較寬松，事實上造成農村和邊遠地區的二胎甚至多胎生育，而城市則形成了事實上的一胎生育政策。計生政策執行的結果，不僅導致人口的逆向淘汰，而且放任了落后地區和農村的性別失衡，從而鼓勵逆向選擇，加劇了人口結構的矛盾，降低了人口的整體素質，拖累了落后地區和農村的發展、拉大地區和城鄉的發展差距，增加了政府協調發展的難度。所以適時放開二胎生育政策，不僅是對逆向選擇和逆向淘汰的補償和平抑，而且是以人為本，科學、公平、協調發展的客觀要求。

5、加快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充分發揮發展的生育抑制效應

綜合來看，發展才是最好的節育政策。人口生育的逆向選擇的背后都有經濟社會發展落后的深層原因。中外的歷史經驗說明，哪里的經濟社會發達，哪里的生育水平就較低。我國逆向選擇的“重災區”基本都集中在經濟社會欠發達地區(人為干預胎兒性別例外)，所以計生工作的重點不在城市和發達地區，而在相對落后的邊遠地區和鄉村。因此加大落后地區和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才是最徹底最自然的節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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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人口紅利”問題隨著人口老齡化壓力的到來越來越為人們所關注。在出生率持續下降，勞動力愈發匱乏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將在何時關閉。本文使用ARIMA模型對中國未來二十年的出生率進行預測并結合人口分年齡死亡率表繪制出未來中國的分年齡人口結構表，隨后便可得到未來中國的人口撫養比數據。本文將以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紅利”的指標衡量“人口機會窗口”將在何時關閉。

關鍵詞：人口紅利；人口撫養比；人口結構表

一、 引言

“人口紅利”指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由于計劃生育政策以及經濟發展等因素的綜合長期影響，中國這一擁有世界最豐富人口資源的大國經歷著最為劇烈的人口結構變動，這也意味著中國將享受較為短促的人口機遇期和更為劇烈的勞動力壓力。為了更好的應對即將到來的“人口機會窗口”關閉期限，更準確的預測中國將在何時關閉人口機遇期顯得至關重要。

二、 模型建立

本文擬根據真實死亡率、出生率數據預測未來人口結構表，并隨之預測未來數年人口撫養比數據。由于人口撫養比數據是判斷人口紅利的重要標準，因此，可以就此判斷出中國人口紅利期何時關閉。

本文的難點在于建立人口結構表，死亡率與出生率的預測顯得至關重要。死亡率與出生率真實數據截取1975―2012年間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局數據庫，可以看出，中國過往人口死亡率較為穩定，維持在一穩定區間，而人口出生率起伏較大，且有明顯向下趨勢，均值截距項顯然不為零。因此，對于各年齡段死亡率的選擇可借鑒2010年人口統計年鑒[1]，全國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狀況（2009.11.1-2010.10.31）表。而關于人口出生率的預測則較為復雜，本文擬采用ARIMA模型對其數據進行相應的處理以盡可能真實的預測出至2030年的人口出生率數據。本文中AR模型的建立依靠Eviews軟件完成。

人口結構表的建立依靠于人口學公式Pt+1，x+1=Pt，x×（1-qx）完成：

其中Pt，x，Dt，x分別表示t年初x歲的人口數與死亡人口數，如果以qx表示x歲人口的死亡概率。死亡率qx由2010年人口統計年鑒，全國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狀況表得到。只要通過出生率預測數據得到未來數年的零歲人口數即可根據以上遞推公式得到未來人口結構表。

在得到人口結構表后，未來撫養比預測就較為輕松了，主要依靠以下撫養比計算公式獲得：GDR=ODR+CDR，其中GDR為人口撫養比，ODR與CDR分別為老年撫養比與少年撫養比。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將勞動人口年齡下限設為18歲，即法定“成人”的年齡下限，而上限定為65歲，主要為了體現出國家關于退休年齡的延遲意愿及趨勢。

三、 實證分析

（一） 人口出生率預測

本文中的人口出生率預測基于中國統計局1975―2012年真實數據，預測期為2013―2030年，之所以選擇這樣的預測期是因為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訂版》指出，中國人口問題將在2030年左右最為嚴峻。而本文中模型未考慮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實施“單獨二胎”政策對生育率所帶來的影響，都陽（2005）[2]認為，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果已不復存在，經濟發展和人力資本水平取而代之對生育率有顯著影響。因此，本文不考慮“單獨二胎”政策的影響合情合理。

下面本文將運用ARIMA模型對2013年起未來數十年的生育率水平進行預測。首先，對采集自中國統計局數據庫的數據進行ADF平穩性分析。本文進行ADF平穩性分析時選擇含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設br表示生育率序列。由于生育率序列（br）是二階單整序列，而其對數序列[ln（br）]為一階單整序列，所以本文選擇對ln（br）建立ARIMA模型。ADF檢驗結果可見ln（br）為滯后階數p=9（AIC準則確定）的一階單整序列。

另外，由相關圖可知，Δln（br）序列的自相關系數為一階截尾，偏自相關系數為2階截尾，則選取模型的階數p=1，q=2，建立ARIMA（1，1，2）模型。

Δln（brt）=-0.01+0.47Δln（brt-1）+εt+0.52εt-1-0.48εt-2

R2=0.53D.W=1.9

對所建模型進行檢驗，可以從相關圖中看出模型的殘差不存在序列相關，并且模型的各項統計量也很好。為了使預測值更為精確，對本文中所述ARIMA模型進行靜態滾動預測，經過擬合狀態檢驗，顯示擬合真實值與擬合值較為同步。

（二） 按年齡分人口結構表建立

為了建立按年齡分人口結構表，必須先得到預測期間零歲人口數，由于出生率的成功預測，本文結合門可佩，曾衛（2004）[3]對未來近二十年（2013-2030年）中國總人口規模的預測得到了所需要的預測期間零歲人口數。本文隨后根據上文模型建立部分提到的人口模型遞推公式綜合所得到的數據得到了分年齡人口結構表，其中死亡率qx由2010年人口統計年鑒，全國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狀況表得到。根據分年齡人口結構表便可輕松獲得人口撫養比的預測數據，由預測數據可見，作為“人口紅利”指標的撫養比在2013年達到最低的0.42，隨后急劇上升，到2015-2020年期間達到所設定的臨界值0.5，這就說明，“人口紅利”在2015年后迅速消失。

四、 結束語

綜上所述，“人口機會窗口”將在2015-2020年期間關閉，屆時中國將同時面臨巨大的老齡化壓力，社保金缺口問題將更為突出。事實上，老年人和少年人口雖然同為被撫養人口，但他們之間卻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少年人口是潛在的勞動人口，而老年人口是永久退出勞動的人口（田雪原教授（2006）[4]）。從數據上可以看出，老年人口在未來逐年的比重明顯大于少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因此可見，人口紅利消失后所帶來的勞動力問題將是持久的。另外，本文為了分析方便起見忽略了勞動參與率與實際退休年齡的影響，由于中國目前的實際退休年齡據估計僅為53歲，勞動參與率據《人力資源藍皮書：中國人力資源發展報告（2013）》指出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因此真實的情況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可能比本文估計的更早的消失。正因為如此，從現在起為人口機遇期的終結做好準備顯得十分迫切。（作者單位：南京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中國統計局.2010年人口統計年鑒[G].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出版社，2010.

[2]都陽.中國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J].世界經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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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老年人；居住需求；空間設計

0 引言

近年來，老齡化趨勢的日益增加，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是當今社會熱點問題。發達國家對于老齡化的研究相對領先，而我國對于老齡化的問題研究起步比較晚，并沒有深入研究老年人的居住空間環境。由于老年人大部分時間是在室內度過的，因此室內居住空間的設計必然會直接影響到老年人在室內的生活質量，關系到老年人的安全、健康和舒適等。那么如何建設適合中國特色的老齡居住空間是我國現階段應繼續完善的問題。

1 老年人居住空間的現狀分析

1.1 我國主要養老模式

根據我國現階段“未富先老”的基本國情，政府雖然投入了很大的資金和力度進行養老機構的建設，但是由于我國老齡化基數大，依然不能滿足快速發展的老齡化需求；其次，由于我國傳統的養老模式根深蒂固，大部分的老年人并不愿意到專門的養老機構進行養老，他們不愿意遠離自己熟悉的環境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沒有子女的陪伴，只會加大老年人的孤獨感、無助感以及失落感，不利于老年人安享晚年。所以“居家養老”是我國現階段并將長期存在的主要養老模式。

1.2 傳統養老照看方式發生改變

在以“居家養老”為核心的養老模式下，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的家庭結構由原來的多子家庭向獨生子女家庭轉變，家庭結構主要呈現為“4+2+1”結構模式。2015年為了緩解老齡化壓力，正式開放二胎政策，家庭結構將逐步向“4+2+2”方向轉變。在這種新形勢下，年輕人所承擔的贍養責任與義務不斷加重，傳統的家庭養老出現了一定的局限性，依托子女的照料方式也發生了轉變，老年人獨立在家生活的時間增多。所以，科學研究老年人的居住空間十分重要，在空間設計上通過人性化設計、無障礙設計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

1.3 老年人的居住形式

根據老年人的身體健康水平、家庭經濟水平和家庭結構的不同，我國目前的老年人居住形式主要分為合居式、鄰里式、獨居式和養老院式。

2 老齡化社會下居住空間的設計基本要求

對于老齡化的居住空間的設計主要體現在生理和心理兩個方面。生理方面，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人的身體各項機能開始衰退，行動遲緩，獨立生活能力下降，對于新環境的適應能力相對較差，一旦改變過大，容易出現“水土不服”現象，所以從老年人的生理角度進行居住空間的設計是最基本的。其次，老年人由于機體老化、工作退休、與子女的交流過少等原因容易使老年人焦慮不安、情感脆弱，導致在心理上的空虛感、孤獨感，所以在空間營造上要注意安全感的營造，注意老年人的心理變化，打造一個舒適溫馨的居住空間，使老年人老有所依，安享晚年。

3 老齡化社會下居住空間的設計措施

3.1 空間設計尊重老年人的居住習慣

由于老年人在身體機能、行為方式以及興趣愛好方面與年輕人有一定的差異，所以在進行老年人的居住空間設計過程中，應該以老年人的居住習慣為出發點進行合理設計。例如，老年人比較喜歡溫暖，喜歡曬太陽、看報紙等，所以這就需要將老年人的臥室布置在朝陽的方位，在窗前可以留設一定的空間用來放置躺椅。另外因為老年人有早睡早起的行為習慣，容易造成和年輕人的作息時間不協調，相互影響，因此再設計時，要考慮老人臥室的獨立與私密性，滿足其基本的起居活動要求。老年人大多有收藏的愛好、懷舊的情懷，所以一定要為他們留設一定的儲物柜，位置不宜過高，周圍要有一定的活動空間，方便老年人日常的取閱。

3.2 空間設計要保護老年人的安全

相對于年輕住戶而言，老年人居住空間設計的安全性是首要問題，老年人對于安全便利的要求遠大于對美觀的要求。由于老年人的動作不靈敏，記憶力和視力都在逐漸減退，很容易忘記關閉燃氣閥門等情況，所以在防盜、電氣設備安全以及緊急呼叫等安全方面要全面設計。尤其在廚房、衛生間等易發生危險的空間，安全設備采用拉線控制，便于老年人摔倒后的使用救援。在整個空間布局上，盡量避免垂直交通，遵循老年人體工程學及無障礙設計的原則，減少空間內部的障礙，家具選擇圓角處理，避免碰撞，排除不安全因素，裝飾材料選用環保、無污染材料，保證老年人的健康安全。

3.3 空間尺度要符合老年人的生理要求

在老年人的居住空間設計中，居住的舒適與安全性主要體現在合理的空間尺度上。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會從自理階段向介助階段轉變，這時候就會產生借助于拐杖、輪椅等輔助工具，所以通行空間要比獨立行走時略寬一些；衛生間洗手臺盆、馬桶兩面的墻宜在適當部位設置扶手、以淋浴代替浴缸；衛生間、臥室宜安裝夜間照明燈；門的開啟方式宜選擇平行推拉門，方便輪椅使用者使用；地面鋪裝采用防滑耐磨的材料等。

3.4 空間設計要關注老年人的心理感受

老年人對室內裝修的感覺還是比較敏感的，不適于采用繁雜的花色裝飾，要以簡潔為主。從老年人對色彩的感知度來說，空間的色相不宜選用冷色系，也不適宜使用純度高的顏色，應采用比較古樸自然的暖色系，明度上應該比年輕使用者高一點，保證室內的亮度，便于老年人辨識，為其行動提供必要的方便，局部可以適當使用鮮艷的顏色，使其心情振奮。室內光源顏色宜選擇暖光源，比較溫馨，不宜造成暈眩。室內空間植物的搭配對于提升老年人的愉悅度也有很大的幫助，由于種植花草也是大多數老年人的一項興趣愛好，所以植物的選擇要傾向于健康兼顧觀賞性，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如綠蘿、吊蘭等，可以使老年人閑暇之余通過養花種草來陶冶情操，還可以有效凈化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