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會慈善公益活動的意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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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近代化；冀州商幫；京津；影響

中圖分類號：F2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9-0139-03

“商”在近代是個涵蓋極廣的概念，實際上包括各個經濟領域的投資者和經營者，即工商皆為商[1]。商幫是指某客籍商人以地緣為主，以血緣和業緣為紐帶組成的商人群體。冀州人以善于經商著稱，足跡遍華夏，尤以近代旅居京津的冀州商人為多，遂形成冀州商幫。冀州幫之來源并非只指冀縣，還包括清代冀州所轄衡水、武邑、棗強、南宮、新河五縣商人。

冀州商幫從事的主要行業頗多，北京冀州幫主要從事五金業、銅鐵錫品業、書業、古玩業、老羊皮貨業、細皮毛業、新舊木器業、布業等行業；天津冀州幫則多從事五金業、皮貨業、磁業、繩麻業、玻璃鏡業、南紙書業等行業。如此多的行業由冀州人經營或操縱，足以稱為一幫，該幫在京津城市近代化中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對此進行細致研究希為當下冀州商人在各地的發展與京津冀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提供歷史借鑒。

一、加快工商業的近代化發展

冀州商幫所主導的某些行業引領著京津兩地的商業潮流，有力地推動著二地商業的近代化進程。如冀州幫在京津所營頗多的五金行，屬于經營進口洋貨商品的新興行業，不僅使市民傳統的日常器具得以更新，更為重要的是，“影響到其他一些行業，如建筑營造業、交通運輸業、小手工業以至農村小生產者的發展”，對“工業和城市建設的發展是不無影響的。”[2]同時，面對激烈地市場競爭，冀州人在經營設備、售貨技術上，廣泛使用電報電話，并重視廣告宣傳，這無疑推動了當地電信與廣告業的發展 [3]。他如北京冀州幫除經營舊書外，有的還經營新內容、新版式之書刊，全聚德、冀州燜餅、冀州驢肉等皆為京津民眾提供了高質量的文化與飲食消費服務。

天津由于是沿海新興商埠，工商業發展并重，其中有許多冀州人為此作出了巨大貢獻，如“金雞牌鞋油”的創立者冀縣傅秀山[4]，宏中醬油廠的創辦人冀縣李惠南[5]，同升和鞋帽店經理衡水李溪濤[6]，天津市磁業公會主席衡水徐夢九[7]，南紙書業同業公會主席棗強藏殿宸，繩麻業同業公會主席武邑駱步同，棉業公會主席武邑張秀峰[8]等都屬冀州商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冀州幫所設工廠還屬于天津及至華北之首創。如冀縣人史東初早在1909年就在天津創立了中成搪瓷廠，這是中國北方第—家獨資經營的搪瓷廠。1912年他又在天津創辦中昌香皂印刷制罐廠，這是全國第一家香皂廠[9]。又如玻璃砂制造業，冀縣徐彩臣“于民元年將舊玻瓈料器等及螺殼和而碎之，作為細砂試用之有效，遂在津市開設雙和盛玻璃砂工廠。”[7]這些冀州商人的創舉開了天津搪瓷、香皂、玻璃砂制造業之先河，其對天津工業近代化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注意的是，冀州幫充當了京津冀某些行業進行密切聯系的紐帶。以京津五金行為例，北京最著名的要屬“萬”字號，天津最著名的是“三泰”（萬豐泰、三益泰、萬慶泰），它們之間多為聯號關系。北京眾多冀州幫的“萬”字號商鋪要靠天津聯號負責到日本或上海進貨、退貨、處理進貨過程的糾紛、提供五金商品的各種前沿信息等；而天津聯號則需要北京方面提供資金與管理人員等。并且北京五金同業公會主席邸占江，與天津五金同業公會主席邸玉堂是叔侄關系[10]，這為京津五金業之間聯系的加強提供了極大便利。此外，南宮人邢贊亭不僅在天津創辦了生生工廠、麗麗工廠與生生銀號，還在北京開設永興洋紙行[11]，創建了首家啤灑廠、北京市信誠銀行等[12]。當然，像舊書業、皮毛業等也有諸多類似情況。這表明是冀州幫中具有一定社會經濟地位的某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把京津兩地某些行業緊密聯系在一起，對京津兩地工商業的聯系與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

二、為商請命，維護商民權益，加快政治民主化進程

隨著重商政策的施行與商人地位的提高，近代商人的參政意識漸漸增強，他們逾越“在商言商”的傳統，出現了“在商亦言政”的新氣象[13]。受此影響，冀州商幫控制的主要行業公會遂積極參與商會為商請命活動，爭取政治上的發言權。冀州人占多數的北京五金同業公會，作為新興行業的代表，積極融入爭取政治發言權，維護同業甚至是全市商民利益之列。1927年4月五金業聯合雜貨、火柴、造紙、煤油各業代表二十余人，要求總商會派員往徐州謁褚玉璞請愿，要求取消特種物品用戶捐改歸省辦的指令[14]。①這不僅表明五金公會對政府亂收苛捐行徑所持的嚴正立場，且也說明該會已融入到與其他行業公會聯合爭取政治發言權的行動之中。更有甚者，冀州人主導的行業還與他業進行密切聯合，共同對國都南遷與崇文門稅關害商表示抗議，參加集體向當局最高統治者的請愿活動。此活動共有87個行業參加，其中包括五金行代表10人，老羊皮行10人，細毛皮行20人，新舊木器行5人，銅鐵錫行5人，古玩行5人，天津造胰公司1人等[15]，這不僅說明冀州幫主導的這些行業熱心于集體性的政治參與活動，而且也意味著他們在此種活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并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天津，綢緞業商民“因年來受特殊影響，入口貨巨量傾銷，致純營國貨綢緞之商等大受打擊，勢難與布紗呢絨處一會”，1937年慶利恒緞莊總經理雷廉臣（冀縣人）等遂帶領同業呈請社會局“準予另組綢緞業同業公會”[16]。此等冀州幫帶領同業爭取合法權益之舉，不僅利于本業之發展，也利于天津同業公會組織之建設。總之，從一定意義上講，冀州幫在京津的類似活動，是“出于商人自身利益的主動性政治表達”[17]，有利于當地商民權益的維護與政治民主進程的加快。

三、促進慈善與其他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

冀州商幫還帶領本行業會員積極參與當地的社會公益事業。例如，鑒于“京師洋車夫在烈日之下，揮汗如雨，情極可憫”，1927年7月以冀州人為主體的五金同業公會組織會員商鋪積極參與總商會組織的衛生救急等公益活動。此次公益活動在全城設茶缸68處，供酷暑中的路人免費飲用，五金行公會擔任四處；總商會公推救護干事32人，共30行，五金行郝澤民、高式卿二人入選；各行舉出救護自行車隊隊員38人，屬于11個行業，五金行有兩人入選[18]。② 以上數據表明五金業雖是個小行業，但在此等公益活動中卻擔任重要角色。再如琉璃廠來熏閣書店經理陳濟川，南宮人，作為書業公會主席1937年代募龍泉寺孤兒院捐款12.8元，為北京市商會臨時救濟會及南城粥廠各募集捐款40元，并勸導各會員捐助難民棉衣棉被等慈善義舉[19]。此外，五金、古玩、細皮毛、老羊皮貨、新舊木器等業亦捐款給河北救濟會[20]。由于這些行業冀州商人較多，所以從一定程度上講，冀州幫的善舉對北京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大有裨益。在天津，中國北方第一家搪瓷廠的創辦人史東初樂善好施，自費在金家窯辦了一所“東初小學”，每到冬天，就開粥廠舍粥[9]。當然，以冀州人為主的上述同業公會或個人的這些社會公益活動從另一角度講，也無形中為政府分了憂、解了圍，減少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對當時社會的穩定與和諧也有一定積極作用。

四、促進文化與教育事業的發展

冀州商幫在京津的發展壯大，在促進兩地文化與教育事業的發展也做出了較大貢獻。冀州人在京津經營古舊書業的較多，涌現出了孫殿起、雷夢水、郭紀森、吳希賢等國內外知名的古籍專家，他們在漫長的販書生涯中，歷經幾代經營、搶救、收藏、販買了大批古籍，為保存祖國燦爛的文化遺產做出了重大貢獻，為專家學者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珍貴資料。如通學齋書店曾于1934年出版冀縣孫殿起《叢書目錄拾遺》十二卷，1936年出版孫耀卿《販書偶記》二十卷。這對鉤沉、搶救、流通古籍，起了橋梁作用，為發揚祖國文化傳統，為學術研究的繁榮，立下了汗馬功勞[21]。

在天津，為培育中國的科技人員，李惠南竭盡自己所能，從1928年以后在天津河北省工業學院和河北省水產學院兩校同時任教，講授《釀造化學》，為民族工業的發展，培育了不少有用人材[22]。以棗強人邸玉堂為公會主席的天津五金業為“發達業務，造就人材起見，特組設五金補習學校”，他認為“五金業發達則實業自必進步，工藝日趨發達，關于國利民生，俾益良多。”[8]這種辦職業教育的嘗試，不僅利于促進天津五金業的進一步發展，且也影響著天津教育事業的發展方向。

總之，冀州商幫不僅在為商請命，積極聯合他業與政府抗爭的一系列博弈中，對于維護商民權益，加快政治民主化進程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而且還在促進慈善與其他社會公益事業、文化與教育事業的發展方面貢獻頗大。當然，最重要的是該幫在加快京津城市工商業的近代化發展方面的巨大功績，體現了他們順應時代潮流，勇于創新的精神。冀州商幫借助京津優越的地理與政治優勢使自己發展起來，同時也為京津城市近代化的發展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二者相互促進、相互發展。京津兩地冀州商幫的崛起,北京冀州商幫向天津的移動,都使京津冀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之成為共同推動京津冀城市化進程的合力[2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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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總商會將請蠲免車捐一個月,昨天開第二次衛生救急會[N].世界日報,1927-07-27.

[19] 北京市檔案館.圖書業會員名冊、報告、異動及營業申報會員登記(檔號87-46-5)[Z],1937:7.

[20] 北京市檔案館.北京特別市社會局關于去年冬賑團體設立粥廠成績優良應頒發匾額,今年仍在先農壇設粥廠等的指令及市商會給河北省救濟會,開封佛教會永年分會修佛堂募捐的復函等(檔號J71-1-155)[Z],1940.

[21] 冀縣的古舊書業[G]//中國人民政協河北省冀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冀縣文史:第1輯,1986:62-66.

篇2

但是現實中的我們，常常記得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卻很容易忽略了發生在身邊的溫馨和感動。有人說，忘記感恩是人的天性。所以在實際的生活中，我們學會了占有，學會了享受，我們總是希望從別人那里得到更多，卻忘記了去感恩，忘記了回報。

作為生活在新時代的一員，我和很多同齡人一樣，為了生活，為了自己的夢想，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不停的在努力和拼搏著，

我經歷過很多職業，做過工人，干過銷售，企業干部等等，1983年改革開放后，憑借著自己的努力，我辭職開了這家美容院，美容院經營初期，各種問題和困難也接踵而至，面對困難，不退縮、不畏懼，靠著一個勤字，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曾經那小小的門面，目前已初具規模，小門店也變成了企業，隨之而來的榮耀，“光彩之星”、“誠信企業”，“先進單位”、“文明單位”等，讓我品味到了成功，也讓我的企業發展增添了信心。

除了社會各界給予我們的各種榮譽和支持外，在近年中，我先后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2007年又被推薦為區政協委員，無錫市美容美發商會副會長、區工商聯美容美發商會會長、東亭私個協會理事等社會職務，在面對這些職務時，我清楚而又理性的認識到其實在這些背后融入的更多的是社會對我企業和個人的一種信任和支持，因此，企業在經營發展的過程中，除去經濟效益外，更要有一種社會責任，而個人作為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更要有一種對社會的感恩之情，沒有社會各界的支持，我和我的企業也不能茁壯成長。

因此在工作之余，我每月上門為敬老院老人義務服務，積極參加汶川地震、玉樹地震、人道萬人捐、“一對一”幫困等各類社會公益活動，在“一對一”幫扶活動中，結對幫助一位貧困生完成學業，2011年8月，有關部門組織為新疆霍城捐資助學活動中，我捐獻了一萬元……至今已在慈善捐獻、公益救助等活動中累計捐獻了近50萬元。

感恩社會，也要感恩員工。在企業員工是最寶貴的財富，沒有員工的勤奮工作，我的企業也無法生存，更談不上壯大，目前，

單位有40多名員工，每年我都會組織他們出去旅游，并參加二次以上的業務培訓，并逐步為他們繳納了社會保險金，員工十分團結，凝聚力很強，有幾名員工“跳槽”后又“飛”回來了，單位的“好”使他們吃了“回頭草”。

2007年，無錫地區發生了供水危機，節能減排、低碳生活的風向標促使我們在內部作了一項大膽的技術革新。洗發用水量較大，怎樣利用洗發水的余熱便成了我們的攻關課題。在有關人員幫助下，投資3萬多元，我們將洗發水的余熱回收再利用，一年可節電2萬余度，在節能減排方面做了一項實質性的事情。我并將此經驗向行業匯報，要求推廣。這一經濟效益、社會效益雙豐收的事例，我至今難以忘懷。

記得著名哲學家康德說過：“有兩種東西，我們愈是時常反復地思索，它們就愈是給人的心靈灌注了時時翻新、有增無減的贊嘆和敬畏，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一顆感恩的心。”所以，只有學會感恩，擁有一顆感恩的心，才能發現這個世界的美好。

篇3

關鍵詞：社會團體 互益 公益 自治

中圖分類號：C9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3-024-03

一、社會團體的概念界說

無論理論還是實踐中，“社會團體”都是一個極為模糊的概念。“它就像尼斯湖的怪獸，人們可以肯定地說它不是‘什么’，但很難說它‘是什么”’。盡管如此，國內外學者仍從不同視角試圖探討“社會團體”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學者們的定義主要有以下幾種：

1 共同特征說。該說認為直接描述“社會團體”很困難，但可以通過歸納社會團體的共同特征來說明他們是什么。比如英國協會管理專家斯坦利?海曼并不力求給“社會團體”下一個完美定義，而是概括“社會團體”所應具有的主要共同特征為：成員致力于某些共同目標；經費不仰仗官方；首要目標不在于獲取最大利潤：成員有隨時退出的自由。

2 互益說。該說源自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布勞(Bhu)，他將社會組織分為四種類型，即經營性組織、互益組織、社會服務組織及公共服務組織一其中的互益組織主要指社會團體，他們“就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相聚而成的互益組織，具有非盈利性和民間化兩種基本的組織特性。”

3 公益說。該說主要強調社會團體的公益性，認為“社會團體是以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為宗旨，按照一定章程，經過法定程序組織起來，從事社會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

4 特殊目的說。該說以“特殊目的”來回避前面兩種學說中“五益”與“公益”的沖突，并模糊二者的區別，籠統強調社團的特殊目的性。如麥基佛認為“社會團體是這樣一種團體，它作為社區內部的一個器官，是為了達到一定的特殊目的并發揮作用而人為地組織起來的。成員只是部分的具有共同意識而已。”又如王云五在其編著的《社會科學大辭典》中認為，“社會團體是人們為了追求某種或多種目的而組成的一個團體。”如《牛津法律大辭典》對“社會團體”定義為“一群單個個人，為了達到某一特殊目的而聯合起來的一般性用語。”

筆者認為，社會團體種類繁多，成立方式和目的各異，“互益說”和“公益說”均顯片面，而對于“特殊目的說’’而言，任何一個組織的成立均有其特殊目的，因此該說也并未將“社會團體”與其他社會組織區別開來。相比較而言，“共同特征說”似乎更為可取。我國1989年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回避了對社會團體予以直接定義而以列舉法代之。1998年新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即采取共同特征說，認為“社會團體是指中國公民自愿組成，為實現會員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該法律定義體現了社會團體組成的自愿性、共同目的性、非營利性等特征，但“按照其章程開展活動”之描述未能體現社會團體“自治性”的特征。顯然，我國社會團體是“自治”還是“自我管理”仍有待論證，但筆者欲以本文后邊之結論預先為“社會團體”在共同特征說的范圍內予以定義，即筆者認為：社會團體是會員自愿組成，為實現會員共同的公益或者互益意愿，在該意愿的范圍內自治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

二、社會團體的特征分析

特征屬于實然性范疇，但并不因此妨礙本文從應然的角度對其予以論證剖析。上述與其說是社會團體興起的背景，倒不如說是其興起時的社會現實和原因。事實上，筆者認為，上述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的種種弊端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發展，與社會團體的特征間具有相對應的關系。亦即社會團體所具有的每個特征都有其生成的原因，而這種原因亦并非來自于社會團體自身而是來自其興起時的時代背景、現實和需要。

1 社會團體的“公理性”特征――非政府性和非營利性。非政府性是指社會團體相對于政府的獨立性，以及其在組織形成、人員編制、財政來源、權力來源等諸多方面的差異。非政府性是“社會團體”具有獨立存在價值和研究意義的前提條件，也是其不證自明的“公理性”特征。

非營利性是指社會團體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組織，其與以營利為目的的市場部門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非營利性亦是社會團體獨立于市場部門的前提條件和不證自明的“公理性”特征。

2 市場壟斷與社會團體的互益性。“雖然市場推崇的是自由競爭，但競爭本身并不具有自我維持的特性。”當自由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企業規模的擴大極易帶來行業的壟斷。對于壟斷企業而言，壟斷顯然可以帶來壟斷利潤，但對于整個行業而言，壟斷不利于該行業的整體發展，亦不利于中小企業的生存。為了行業整體的長遠發展以及防止個別企業的壟斷，各個企業會為了彼此的利益而相互合作，以行業協會為載體遏制壟斷。而“互益”的本質在于一個行業的各個企業之間是長期競爭和重復博弈的關系，“在重復博弈狀態中，參與者行為的取向上傾向于選擇合作，而非背叛和欺騙。”因而，在筆者看來，市場壟斷與行業協會的互益性有一種內在聯系，推而廣之，市場壟斷與絕大部分社會團體的互益性也存在這種聯系。這種聯系并非單向的因果關系，但至少可以說具有成員互益性的行業協會或者其他社會團體基于成員問的互益性而有反壟斷和維持生存環境的功能。如在日本“行業協會負責給企業分配銷售額，產品過剩了，由行業協會出面關閉效益差的工廠。再由同行業其他工廠幫助這些廠家轉產別的產品。產品供不應求時，由行業協會決定哪個廠家改建擴建，擴大生產。”由此可見。正是行業協會成員間基于“互益”的考慮，才使行業理性發展，不致盲目競爭以至走向單個企業的壟斷。

當然，并非所有社會團體均有互益性特征，事實上，一些社會團體會員的共同目的是為了公共利益。

3 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與社會團體的公益性。“公共物品”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因此不可能由以營利為目的的市場部門提供，而并非所有的“公共物品”均應由政府來提供，更何況政府也有失靈的時候。當某一“公共物品”不宜由政府提供或者政府失靈的時候，人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就在一定程度上由社會團體采提供和滿足，此謂社會團體的公益性。

但是應該指出的是，公益性并非所有社會團體的普遍性特征。公益分為普通的公共利益和特殊的公共利益。前者指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的普遍利益，后者指一定范圍內不特定多數人所享有的共同利益。以公益為目的成立的社會團體，如慈善組織等，主要提供滿足普遍公共利益需要的“公共物品”，而行業協會、學會

等一般僅在特殊的公共利益范圍內具有公益性。而這種公益性實質上即是社會團體互益性的表現，故本文的公益性僅指普遍的公共利益性。

4 市場“無法維持自身運作”與社會團體的自治性。市場“無法維持自身運作”是指市場不能自我滿足使自己有效運轉的各項條件，如建立并維護、保護所有權制度、維護市場秩序等。應該說這些條件主要應由政府提供并由公權力予以維持，但政府不可能深入和管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市場運行規則也并非全部需要公權力來設立和保障實施，更何況政府管制的種種弊端也不容小視，因此允許社會團體自我設定規則、自我保障規則的實施也殊為必要。事實上，在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法系國家里社會團體早已扮演了類似角色，而自我設權正是社會團體具有自治性的前提和主要表現。

社會團體之所以具有自治性并非是維護市場健康運作的需要，否則無法解釋除行業協會外的其他社會團體自治權的來源。但筆者認為，從市場失靈及市場“健康運作”的角度來理解行業協會乃至社會團體的自治性，仍不失為一種視角。事實上，即使學會等與市場并無關系的社會團體。其自治性也與其欲維持之秩序問亦有類似內在聯系，盡管這種聯系并非單向的因果關系。

5 市場不具“預示、預測性”與社會團體的信息性。市場不具“預示、預測性”是指市場本身無法提供全面、準確的信息使人們能夠把握市場的走向。社會團體的信息性是指社會團體一方面是會員匯集、共享信息的平臺，另一方面具有對會員、社會提供有益信息的功用。很顯然，正是由于市場在提供正確并有價值之信息方面的無力，促使會員不得不在行業協會內部，出于“互益”的目的，提供自己的信息和分享他人的信息，逐漸使行業協會本身成為信息的集大成者并具有為會員或社會提供信息服務的功能。除行業協會外的其他社會團體的信息性沒有與市場直接相關的行業協會之信息性顯著，但也并非不具有信息性特征。事實上，只要信息對于會員有效用(不限于經濟效用)，那么該領域內的社會團體就具有信息性特征。

6 政府失靈與社會團體的公共權力性。如前所述，政府失靈包括：成本危機。效率低下，與尋租相關的腐敗，政府自身的自利性，官僚作風等。其中成本危機是指政府機構內在的擴張趨勢會帶來管理成本的增加。比如我國官民比例由建國初的1:60變為20世紀90年代的1:34。1979至1990年問，機關團體人員平均年增長超過6.7％，行政經費每年增長10.4％；效率低下則是指因政府機構龐大而使其不具相應靈活性，因其固定的辦事程序和森嚴的上下級關系及官本位意識等帶來的文牘主義拖沓現象；與尋租相關的腐敗是指政府的管制造成某種資源的稀缺，以至社會成員會通過非法手段尋求政府的特許和庇護，從而使政府及其工作人員有可能作出有利于引誘者而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政府的自利性是指政府并非完全符合“大公無私”的假設，政府也具有追求私利的傾向，從而有可能導致腐敗和影響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官僚作風是指政府機構中普遍存在的武斷、偏狹、偏袒以及拖沓等作風，原因在于“控制非市場過程是相對主觀的權力――官僚作風，而控制市場過程的則是相對客觀的權力――貿易和競爭。”

政府失靈的種種表現在世界各國政府中均普遍存在，也成為一個世界性“難題”。為此1997年世界銀行關于變革中政府的報告指出了兩條戰略方案：一是將政府精力更集中于基礎性工作，以便提高政府的有效性；二是在基礎工作之外，政府不必是唯一的提供者，社會其他組織甚至私人機構也可以參與到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隊列中來。事實上，政府失靈使政府不得不退出某些領域，而留下的管理空間則由社會團體來予以補充，于是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團體就具有了公共權力性。這種公共權力的來源有授權和委托兩種方式，但筆者認為，并非政府所有所授之權均為公共權力，其中有些原本屬于社會團體自治權的范疇并且政府之授權僅起”確認“之用，這個問題本文后邊將予以論證。此外，具有公共權力性的社會團體主要指行業協會，行業協會外的社會團體未必具有公共權力性，亦即公共權力性作為社會團體的特征，并非為所有社會團體均普遍具有。

7 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發展與社會團體的中介性。如前所述，國家與社會間關系的理論經歷了由“二分法”到“三分法”的進化發展。所謂“二分法”是指“以社會為中心，在國家與社會問進行界分并規定各自的領域范疇。它強調的是社會具有獨立于國家的地位。”“二分法”是當時自由主義思潮的反映。將社會與國家劃分開來以防止國家時社會的侵犯，具有相當的歷史進步意義。但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在國家和社會之間還應有一個中介層面，而這個層面的主體就是社會團體。不僅理論上如此。從1997年英國首相布萊爾倡導“第三條道路”開始，“三分法”理論和社會團體的中介功能得到了大規模的實踐。

社會團體的中介性是指社會團體在國家對社會進行管理以及社會參與并影響國家活動中充當中介機構。廣義的中介性還指社會團體在市場主體之間充當經紀或媒介作用。社會團體的中介功能一方面克服了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另一方面也為社會個體抗衡國家權力提供了重要途徑。社會團體中介功能的發展與其說是“三分法”理論的產物，倒不如說是反映了國家與社會間關系發展的需要。

三、社會團體的分類描述

正如人們可以從不同視角對“社會團體”下定義并理解其特征一樣，人們亦可以從不同視角對社會團體進行類別的劃分。

1 依地域標準分類。依此標準可分為全國性社會團體和地方性社會團體，前者如中華全國總工會，后者如上海律師協會。

2 依職責不同的分類。(1)行業協會。行業協會是以行業的有序管理、自我約束、市場的自我組織、行業整體權益的維護為職責。行業協會主要包括以下兩類：一是經濟領域的行業協會，指同一行業的企業組成的團體；二是職業協會，指同一職業的人員組成的團體，如會計師協會、律師協會等。(2)學會。學會以促進本學科門類的發展為主要職責。按教育部規定，我國以學科專業進行學科門類的劃分，各地均有相應學會建立，如上海法學會等。(3)愛好者協會。該類社會團體以促進會員共同興趣、愛好范圍內的交流切磋為主要職責。如天好者協會、書畫協會等。(4)權益保障維護型社會團體。該類社會團體以保障、維護會員某一領域內的共同權益為主要職責。如業主委員會、工會等均可歸入此類。(5)信仰型社會團體。該類社會團體由會員問共同的信仰結社而成，如宗教團體、政治團體等。(6)公益型社會團體。該類社會團體以保護、促進社會會益為主要職責，如環保組織、慈善組織等。

3 依生成方式不同的分類。(1)政府推動組建的社會團體。前文已述，政府管制存在種種弊端，于是政府在一定領域內退出，并將相

應的公共權力授權或委托于社會團體乃明智之舉，但當該領域沒有可供授權或委托的社會團體存在時，則政府會推動組建相應的社會團體。(2)政府改制生成的社會團體。在我國存在由政府改制而生成相應社會團體的情形，有學者把中國該種情形生成的社會團體稱之為“體制內社團”，如“在國家層面，原主管10個大行業的國家局轉成10個一級行業協會。在上海市。工商領域內的近70家行業協會都是在原行政性公司撤銷后轉變而來，市經委為主管部門，委托工業經濟聯合會對協會進行指導。”(3)自發組建的社會團體。該類社會團體的組建完全出于會員的自愿，只需會員的一致同意即可成立，但仍需履行備案登記手續。該種社會團體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團體。

4 依管理模式不同的分類。(1)直接行政管理模式的社會團體。該類社會團體接受政府實質的行政領導，對其會員也具有行政管理權限，實質上為政府延伸的觸角。在我國，由政府改制而采的社會團體均屬此類。(2)間接行政管理模式的社會團體。該類的社會團體對會員具有的行政管理權來自于政府的授權或委托，具有一定的公共權力性，如“1997年國家經貿委印發《關于選擇若干城市進行行業協會試點方案》中，溫州煙具協會、鞋革工業協會、燈具商會、服裝商會等都被溫州市人民政府列入行使行政管理權的試點協會。上海市醫藥協會。由于政府賦予其頒發營業許可證的前期論證職能和職權，發展會員很廣，行業覆蓋率達到98％，會費收取率達95％。”

應當指出的是，間接行政管理模式的社會團體并非不具有自治性，只是在其自治范圍之外，它們還接受政府行政領導反對其會員行使行政管理權而已。(3)自治管理模式的社會團體。該類社會團體自我設權、自我管理，在法律法規的范圍內，依據自己的章程進行活動。該類社會團體既不直接接受政府的行政領導，對其會員的管理權也并非行政管理權而是自治管理權。

5 依有無會員及組織目標不同的分類。這通常是從公共管理學的角度對社會團體進行的分類，如王名主編的《中國社團改革》中，將社會團體分為：互益型組織、公益型組織和運作型組織。其三者關系如下圖：

互益型社會團體是指促進會員特定利益為目標。其資源基礎也僅限于會員，如行業協會、職業協會、學會、愛好者協會等。公益型社會團體以促進社會公益為目標，其資源基礎也是整個社會，如中國民問促進會等。運作型社會團體組織是指沒有固定會員，以促進社會公益為目標的社會團體。該類社會團體與公益型社會團體的主要區別在于其并沒有固定會員，在中國主要是指各種基金會。

筆者認為，從本質上說，社會團體是公民結社自由權的體現和行使的結果。盡管在社會現實中社會團體的這種公民“結社性”并不能處處體現。但不能因此忽略而將沒有會員的組織，如運作型組織納入社會團體的范疇。事實上，將運作型組織定性為社會團體，模糊了社會團體與非政府組織(NGO)的區別，但該分類將社會團體作了公益型和互益型的區別，還是極具意義的。

6 依與政府關系不同的分類。依與政府的關系不同，可將社會團體分為同屬模式的社會團體和斗爭模式的社會團體。此種分類與上述按管理模式不同進行的分類有相似之處，但不同之處在于該分類更加強調了社會團體在不同國家和社會環境下角色的不同。

同屬模式的社會團體更多地存在于大陸法系國家。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指出，歐洲大陸法系國家多以國家為中心，而英美法系國家相對而言多以社會為中心。在大陸法系國家，“行業組織更多是被當作政府的組成部分或延伸機構對待。如在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行業組織以政府助手形象出現，其主要功能體現在與政府一起完成對社會成員的管理，而不是對政府的制約與監督。”“法國商會是一種公立公益組織，具有政府公共管理機構的性質，其事務局的職員是公務員，由法律賦予其特許的權力，以完成所承擔的任務……各商會分管的地區由政府決定。”在日本，和通商產業省有聯系的商會、行業協會、同業組合有1200多個，目的就是要保證各行業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德國行業組織的存在及享有的職能都來源于國家，同時也接受國家的嚴密監督，并由國家的公務員進行管理。顯然，以上描述的均為大陸法系國家的行業組織，故不能得出大陸法系國家的社會團體均為同屬模式的結論，事實上，一些社會團體并不能簡單地歸入同屬模式或者斗爭模式，如一些愛好者協會等。但至少可以這樣說：在大陸法系國家，凡具有公共權力性的社會團體都或多或少受國家主義影響而具有同屬模式的特征。

篇4

從一人工廠，發展成為螺絲行業領頭羊 

輝煌四十載，源於專注，源於堅持，源於創新 

再譜新華章，不斷奮鬥，不斷進步，不斷求新 

他將繼續秉持匠人之心，嚴抓質量 

他會謹記誠信興業之訓，監督管理 

誠以待人，質以服眾，是他的經營之道 

創新而不忘舊，是他對企業發展的叮嚀 

他就是香港“螺絲大王”——徐炳光博士 

四十年，從一人工廠成長為業界翹楚 

2017年4月23日晚，香港會議展覽中心1樓會議廳，嘉賓云集，熱鬧非凡。香港螺絲行業翹楚——誠興集團40周年慶典活動正隆重舉行。四十年砥礪前行，四十年碩果累累，這一晚注定意義非凡，永載公司史冊。徐炳光博士，作為集團創辦人，四十年一心做好一件事，在小小的螺絲領域，成就了一番不凡的事業，將企業做成了行業翹楚，他也被譽為“螺絲大王”。 

當年，不滿20歲的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家螺絲工廠當一名業務員，從此與螺絲結緣。入行時，他對螺絲幾乎一無所知，好在他勤奮、不怕吃苦、積極學習，工作中又善於了解並總結客戶的需求，並提供最合適的推介及最優質的服務。因此，短短7年時間，他就從一名普通業務員，成為廠里最出色的銷售精英。 

是金子就應該發光，1977年，徐炳光博士辭去讓人艷羨的高薪工作，毅然選擇創業，成立了誠興行實業有限公司，從事螺絲貿易。與其說是公司，不如說是“小作坊”——辦公場所就是自己家，聘請的一個推銷員加上他就是公司全體員工。“一人工廠”，他就這樣開始了事業新征程。 

       “一直以來，我就堅定一個目標，如何將公司做大做強。”經營中，徐炳光博士越來越感到，光做貿易，自己不生產螺絲，常常受限於人。對客戶要求越來越高的螺絲品質和交貨期自己不能控制，常常陷入被動，甚至蒙受損失。於是，1987年他與朋友合夥建立生產工廠，開始螺絲貿易與生產同步經營。1992年，工廠北遷至東莞。後由於與搭檔經營理念不同，1993年，徐炳光博士建立了自己的生產工廠——誠興行五金製品廠，自此，誠興行開始打造自己品牌的螺絲。 

早在2000年，“誠興”就已致力於發展不同行業的業務，從玩具到電子、汽車甚至醫療行業的零部件，又與時俱進，不斷開拓創新，響應世界工業4.0的發展大潮，向“創造一個智能型工廠”目標邁進。2009年，誠興行命名為誠興集團，並於2010年正式投入自動化生產，2011年投資並成立熱處理廠房，翌年廠房引入EMS系統，加強數據化管理。2014年，“誠興”榮獲“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稱號。 

今日的“誠興”早已今非昔比，在緊固件及五金行業已有40年經驗。公司可提供一站式服務，從材料檢查，模具製作，生產成品，後加工，熱處理，電鍍，檢測，包裝，出貨等都有各部門、設備去監控及生產，以便提供全面的服務及確保生產出高品質的產品。“誠興”總部設於香港，並於大陸設有四間廠房，也由一人工廠，成為螺絲界翹楚。

       質量是企業的生命，管理是效益的源泉 

“世界上只有夕陽企業，而沒有夕陽產業。只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任何行業都有發展前途。”徐炳光博士堅信這一點。“誠興”，有“誠”才能“興”。所以，他一直秉承著“誠信興業”的理念，嚴把質量關，堅守管理關。因為他相信“質量是企業的生命，管理是效益的源泉”。 

小小的一粒螺絲，看似微不足道，卻是工業中最不可或缺的部件，亦最講究嚴密性的吻合及毫厘不差的燒鑄。小小的一粒螺絲，也是誠興行賴以生存之本。“做螺絲這行，主要是靠技術。”徐炳光博士目光長遠，在技術研究開發領域投放了許多資源，同時嚴把質量關，一步步突破創新；一步步突破創新；

        1998年，誠興行取得ISO9002認證，成為業界第一間取得專業資格的螺絲廠；於2001年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工業貿易署頒發品質優異證書；於2002年取得QS9000認證，開始為汽車業生產螺絲；2004年再次榮獲香港工業貿易署頒發品質優異證書，更通過了ISO14001以及ISO/TS16949認證，使得誠興產品在汽車行業的地位全面確立；2007年又榮獲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頒發“2007最佳中小企業獎”；2013年取得AS100C/ISO9001：2008認證，為航空業生產緊固件。 

       　人無信不立。對於一個企業來說，誠信同樣重要。從入行起，徐炳光博士就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在做業務員期間，他以誠待人，勤勞踏實，贏得了客戶的支持與信賴。其實他當初創業，也算是被“逼上梁山”。那時，他肩負重擔——他是家里的老大，底下還有四五個弟弟妹妹，背負著長兄如父的責任，他理所應當為父母分擔家庭重擔，另外他自己亦剛成家不久，更有為人夫以及不久就將為人父的責任。1977年，一家公司高薪聘請他過去，然而上任後，他卻得知條件是要他竊取上家公司的商業和客戶資料。“你聘請我，看中的應該是我的才能，而不應該是要我做不誠信的事。”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他果斷拒絕了，思索再三，決定自己創業。 

創業初期，資金少，人員緊，可謂舉步維艱。徐炳光博士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頂住了壓力，凡事親力親為，常常一個人要身兼多職，開車、搬貨、送貨、下單、找貨源、開單、會計、包裝，什麼都幹。由於搬運沉重的貨物，不到兩年，他的腰椎就出現了問題。然而，他不顧傷痛，毅然堅持了下來。十年磨一劍，憑借著誠信經營，公司也一步步壯大了起來。

       　創辦公司後，徐炳光博士亦固守誠信經營的原則，也喜歡跟誠信的人和企業合作。他從不偷稅漏稅，也不會為了達成生意而接受不正當的利益輸送，推行廉潔經商之風氣。相反，他歡迎合作商對自己的高標準、嚴要求，從而可以促使自己不斷進步。“從一個公司人員的誠信和廉潔與否，也可以間接反映出企業管理好壞。”公司也曾因管理不到位而蒙受利益和名譽損失的事件，所以在管理上，徐炳光博士一直積極自省，虛心改進，並隨時保持警醒。 

開拓創新，與時俱進，創新而不忘舊 

      創新而不忘舊，在《誠興集團四十周年誌慶》中，有段話這樣寫道：“誠興行誕生於七十年代，曾搭上了香港工業大發展、祖國改革開放、經濟一體化以及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順風車，也曾因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爆發、全球金融風暴而陷入低谷。我們趕上了最好的時代，所以得以發展；我們亦熬過了最差的時光，所以得以幸存至今。” 

四十年來，誠興集團見證了時代的變遷，行業的轉變。四十年，是“誠興”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誠興”邁向新時代的新起點。 

徐炳光博士強調說：“公司名字，是一個公司的品牌，也是一個公司的底氣。”自創業開始，他的目標就是打造螺絲行業品牌標桿，將“誠興”一直發展傳承下去。商場的競爭，有如大浪淘沙。能夠屹立於行業不倒的品牌，也一定要有創造力、創新力。 

2015年，“誠興”於管理及企業發展中持續進步並得到表彰，取得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頒發學習型企業獎。同年，公司引入智能數據管理系統，展開工業4.0，開拓螺絲業新紀元。

所謂“工業4.0”，源於2011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其目標是建立一個高度靈活的個性化和數字化的產品與服務的生產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傳統的行業界限將消失，並會產生各種新的活動領域和合作形式。創造新價值的過程正在發生改變，產業鏈分工將被重組。 

具體到誠興集團，近幾年公司除了不斷更新技術，穩固舊有業務外，亦開始拓展新領域——飛鏢生產和銷售；同時，也順應時代，在機械化生產和改善管理上不斷探索，力求實現轉型升級。“公司要向‘藍海’發展，不斷開拓新的發展空間。”徐炳光博士介紹說，隨著互聯網科技的發展，“互聯網+”思維應用越來越廣，未來，除了產品多元化，公司也有向互聯網進軍的計劃。

       在誠興集團四十周年晚會上，徐炳光博士發表致辭勉勵大家說：“對我們來說，工業4.0不單是一個口號，而是一項挑戰與機遇，使香港製造業得以再生。四十年來我們以誠待人，以質服人。今後的日子里我們面對種種外來的挑戰，大家還需同心協力，迎接新時代的來臨，不斷尋找新的出路。” 

創建協會，共謀發展 

一枝獨秀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為了團結並推動香港整個螺絲行業的發展，在徐炳光博士及一眾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共同努力下，2004年1月13日，香港螺絲業協會成立。徐炳光博士作為創辦人兼任第一屆主席，在業界大力支持下，獲選連任為第二屆主席。 

成立後，香港螺絲業協會積極會務繁榮、活動頻繁，並成功舉辦了多次研討會、行業互訪考察活動；同時邀請臺灣、日本等螺絲專家前來講授有關新技術，協會組織展團參加一些重要國際展覽。通過一系列活動架起了企業與企業、行業與政府部門的溝通橋樑，極大的提升了螺絲行業在社會的地位。 

其中，為香港爭取加入“四地域螺絲協會交流會”，成為“五地域螺絲協會交流會”，就是一項重大突破。2003年開始四地域包括中國內地、臺灣、日本和韓國，他們每年都輪流主辦交流會，商討螺絲業的最新發展。2004年徐炳光博士代表協會爭取出席，通過不懈努力，2007年香港正式加入這個亞洲螺絲界的盛會，“四地域”成為日、韓以及中國內地、臺灣和香港“五地域”的螺絲業界活動。從這個交流會中，行業不但了解世界螺絲市場的走勢，也獲得了更多行業發展的信息、技術和商機。 

他亦關注環保。工業生產帶來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影響深遠。他希望行業能加大投入，繼續在技術上改進，將“環保”重視起來。不只是螺絲業，環境問題，人人有責。 

此外，徐炳光博士還擔任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兼內地事務委員會主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創立於1934年，歷史悠久，是香港最大及最具代表性的非牟利工商團體之一，擁有各行各業會員超過3000家，致力服務社會，維護公眾利益。廠商會對世界市場最新發展趨勢及可能影響香港工商業的內外情況，均予密切關注。 

       “除了為行業謀福利，廠商會每年都會舉辦系列公益活動回饋社會，或者捐助慈善事業。”徐炳光博士介紹說。“工展會”，這場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辦的“趕集”活動創辦於1938年，被譽為一場持續79年的嘉年華，是香港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及入場人數最多的大型戶外展銷嘉年華。會場展銷各種中外品牌產品，如食品、廚具、電器等，影響力廣泛。“每年的工展會所得都全部用於回饋社會。”今年是祖國20周年，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也推出了一系列慶祝活動，其中，運行大半個世紀的香港工展會將首次到北京舉行。 

篇5

[關鍵詞]清代　粵北　貿易　經濟

[中圖分類號]K24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0)06－0099－06

廣東歷來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陣地。明清以來，隨著南中國海海洋貿易的發達，廣東因地處海外貿易的前沿，其沿海地區形成了多個東西方貿易的口岸。尤其是乾隆以后，清廷將貿易地點逐漸限定在以廣州為中心及其周圍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與海外貿易的聯系愈益密切，農業商業化程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粵北地處內陸山區，遠離貿易中心的廣州，其社會經濟發展仍較滯后。不過，由于粵北地處廣東與內地各省陸路商貿往來的重要通道，是廣州與內陸商貿交流陸路的必經之地，屬于海洋貿易中的過境貿易地帶。所謂過境貿易主要是指用于貿易交換的商品多數不在當地生產，也不在當地消費。清代南來北往的各地商人暫居粵北，在此修建了作為儲存集散商品和議事休憩的會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粵北山區經濟的商業化傾向，把山區經濟強行拖入了市場。本文擬對清代海洋貿易繁榮期間粵北地區的經濟在過境貿易影響下所發生的變化進行探討，敬請方家教正。

一、貿易通道中的各地商人

清代粵北山區的行政區劃包括連州直隸州、南雄直隸州和韶州府等，其中連州與廣西、湖南接壤，歷史上是廣東與內地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轉站之一：南雄與江西接壤。唐代開鑿大庾嶺后一直成為南北商貿交流的重要區域；韶州府則與湖南、江西接壤。粵北三大區域在明清時期因廣州作為中外海洋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成為南來北往的重要商道。而商道沿線建立的各地會館，顯示著該區域在海洋貿易中的重要性。會館是明清以來商人在異地集體活動的重要場所。粵北三大行政區域的商道沿線幾乎都有異地商人建立的會館，數量也頗為可觀，這為了解清代各地商人在當地的商業活動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廣州商人至少在明末清初因販運廣貨、洋貨北上兩湖乃至北京貿易，就在南雄湞江支流的凌江之畔建立了廣州會館，后來也在湘潭及京師建立了會館，說明會館是商人在長距離貿易中不可缺少的場所。清代在南雄建立會館的商人還有嘉應州的客家商人、福建和江西等外省商人。

韶州府是粵北重要的商品貨物交流中心，湞江、武江、北江三大河流經過境內。便捷的水運交通，使其成為本省及外省商人因商貿運轉而云集的重要場所，各地商人設立的會館數量頗多。據當地文物部門的調查，韶關市區的會館主要有廣州、福建、浙江、江西、楚南、墨江、英翁等七所。…這些會館都有固定的運作資金，其來源主要由殷實富商認捐，還有就是在商人的交易利潤和置業中提成，當然這些商人必須是加入會館的成員。其最北端的樂昌縣與湖南毗鄰，民國《樂昌縣志》卷9《實業》記載：該縣“地當楚粵通衢，從前海禁未開，長江、黃河流域諸省，其富商巨賈莫不道經此間，故縣城外之河南亦稱沖要，其時有北五省會館之設，懋遷輻輳。”北五省具體何指?史料沒有確切記載，估計是其周邊的省份。清代樂昌縣城坪石鎮就有楚南、墨江、廣同、吉安、豫章、福建、乳源等會館。道光年間，廣州、嘉應州、江西、楚南、福建等商人還在樂昌縣的黃圃鎮、仁化縣的城口墟和長江鎮建立了會館。這些會館在某種程度上將粵北山區經濟卷入了商業貿易的軌道。

連州直隸州在明清時期是各地商人南來北往的另一條重要商道轉運站，商業會館也接連不斷地建立在商道經過的重要墟鎮中。據民國《連縣志》第2卷《人文志》記載：民國以前，商旅在連州十分活躍，湖南及本省廣州、惠州商人最多，江西、福建次之。這些商幫在連州集資建筑會館達十余座。

除下表所列會館外，湖南商人還在連州的東山路建有祁陽會館、文明路建有安仁會館，廣州商人在土地巷建有禺山會館和今東陂糧所的番禺會館。由此可見，清代連州境內有廣東、湖南、江西、福建等會館達23所。這些會館除了以省為單位外，更多的是以府州縣行政區域為單位設立，說明各地商人經過連州的規模比較大。其中八邑會館是廣州府屬南海、順德、番禺、東莞、三水、新會、香山、花縣等商人組織。南海、番禺、順德、東莞、新會等商人又聯合起來在今連南縣的三江老城建立了五邑會館。眾多會館在連州分布，刺激了當地房地產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各地商人會館在粵北地區的建立，也刺激了當地商人的崛起，明代始興商人的船行和杉木行就在韶州府武江西河北門和東河壩的始興街建有墨江會館，這里是裝卸貨物的重要碼頭。嘉慶年間，始興船行擁有1500多艘船只，航行于墨江、湞江、武江、錦江、連江和北江之間，商業運輸直達廣州，沿著這些江河的南雄、仁化、樂昌、清遠、連州、三水、佛山和廣州等均建有墨江會館。墨江會館職責主要是代南雄、始興、仁化等縣從水路過往的船只聯系運輸、報稅等事宜，收取的勞務酬金多作為會館福利及辦公費用。樂昌縣坪石鎮也有本地商人建立的昌源會館，這一會館還曾與楚南會館因攤派款項不公而發生糾紛。

清代各地商人在粵北建立會館，既反映了廣東與內地商貿交流的頻繁，也顯示了粵北山區在國內外貿易中轉中地位的重要。乾隆以后，朝廷實行廣州一口通商，廣州遂成為匯聚天下貨物的世界性大都會。各地商人除了海路外，陸路則大多通過粵北溝通內地與廣東的商貿往來。粵北雖然僅是貿易中轉站，屬于臨時性的過境貿易，但畢竟也刺激了當地經濟的商業化。

二、商人活動刺激粵北山區經濟商業化

明清時期，韶州府作為粵北地區的經濟文化重鎮，成為各地商人活動的中心。廣州商人因人數眾多，勢力最為強大，清代陳徽言在《南越游記》卷1《山水?古跡?異聞》中用“城巾居肆者，強半廣州人”加以描述。據1858年《韶關碼頭碑》記載，從乾隆年間到咸豐時期，韶關東關外七街分布著廣州商人14家店號。又據咸豐、光緒年間兩次重修的《廣州會館碑記》記載：“會館之建，經始于乾隆丙子年。”就是說，至遲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廣州會館就已創建，光緒末改名廣府會館，館址在今韶關市東堤北路82－90號，占地面積約3000平方米。

韶州府屬仁化縣位于湘、粵、贛三省交界處，是一個典型的山區縣，境內產竹，且以紙張生產聞名，其境內的長江鎮是聯系湖南、江西與廣東貿易的重要口岸。1885年，廣州、順德、佛山、南海、番禺等地30家商行聯合捐資在此建立了廣州會館，占地面積1570余平方米，至今仍保存較好，其建筑材料大多從廣州、佛山等地運來。據光緒《新建廣州會館碑記》記載：長江鎮“北通江右，西接湖南，亦韶郡之一都會也。”廣州府屬商人在此“市廛列肆”，從事紙張販運貿易，“長江紙貴，有勝洛陽，每當二七墟期，綠荷裹飯，客集如云，素竹成行，箋排似雪。……迄今百十年來，我廣屬之托業而獲益 者，利澤源流。”

樂昌的山貨和藥材也是各地商人采購的大宗商品。康熙末年，湖南商人在此經營農副產品貿易，江西商人在此經營藥材生意，并都在商貿通道上的坪石鎮建立了各自的商人會館。其中楚南會館由郴州、湘潭、永興、資興、宜章、臨武、汝城等縣商人共建，供各縣商客留宿及議事之用，是坪石規模最大的會館。此外，這里還有福建商人在永和祥碼頭建立的會館，廣府商人在共和街建立的廣同會館。據《樂昌縣文物志》記載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重建廣同會館碑刻記》稱：樂昌坪石地處交通要道，“舟車畢至，來往官商所共游者也。吾郡桑梓于斯買賣……茲因年深歲遠，墻垣將毀”。從“年深歲遠，墻垣將毀”和落款為道光二十七年推測，會館至少建于乾隆年間。另據民國《樂昌縣志》卷7《建置》記載，1906年成立的樂昌商會就設在廣府會館。廣州府屬南海商人在此還建有首群會館。

明清時期，梅嶺古道已發展成為一條南北往來的最重要商道。作為南北便捷的交通樞紐，大量商賈及物資匯聚于南雄，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廣州一口通商地位確立后，古道沿線的商業更加興旺，陳徽言在《南越游記》卷1《山水?古跡?異聞》中記載說：“堠亭茅店，人語喧龐，貨物絡繹，叢委于地。擔夫村女，行歌相逼，山野之音頗娛客耳。”南雄境內的湞水是連接粵贛一大孔道，從南雄的烏逕村出發，水程三四日可達贛江，鹽船貸舡環集于烏逕橋下，儼然成為一個繁榮的圩鎮。

各地商人在粵北地區休憩之時，也會采購當地土特產進入流通領域，其中廣州商人以經營洋貨土紙為多，福建商人以經營黃煙為多，江西商人則以經營洋雜貨為多，嘉應商人以小商販為多。乾隆時期，參與維修南雄的廣州會館商行就有糖果行、興和發、同怡源、大成興、源利店、昭隆福、源興店、廣生順、永興隆等。1858年重修會館內尚義堂時，捐資店號多達370家(人)。自乾隆至光緒年間，廣州會館不斷鼎新，占地近6畝，會館崇奉天后。商人對庇佑海洋的天后女神的尊崇，不僅祈求舳艫千里水路平安，而且“飲福之下誼聯族類”，強化了商人的內聚力。豫章會館由江西的泰和、樟樹、豐城、南康等商人聯合建立。福建會館為永定、上杭、龍巖、連城等商人建立。本地商人的墨江會館座落在沿江的槐花碼頭。這里是裝卸黃煙和土紙的重要碼頭。始興縣治太平鎮鄰近墨江下游，也是重要的商業中心，嘉慶年間，廣州商人在墨江河沿岸建立了會館。廣州商人以會館為中心，將當地的木材通過墨江、湞江運到廣州、南海、順德等地銷售。

各地商人在連州的商業活動，激活了這一區域的商業經濟。廣州商人資本雄厚，尤以南海商人最為活躍，他們從廣州將百貨、布匹批發運到連州出售給湖南商人轉運到湖南各地銷售。湖南商人在這里大都經營經紀業或土布業。而本地商人只是從事一些小本買賣而已。但這些商業活動最終將連州各地的農產品納入到了商業交易的行列，溝通了省際之間的商貿交流。明清時期，連州的星子墟和東陂墟因處在連接粵湘貿易之路線上，湖南、江西及福建等省商人在此建立了會館，作為商業活動的場所。

三、商人公益活動造福社會

清代各地商人在粵北地區圍繞會館開展的商業活動，不僅刺激了當地商業的發展，而且這些商業會館隨著商業資本的積累以及人數的增加，不斷擴大在當地社會的影響力，為自己的商業活動營造良好的形象。如連州的各類善堂，都由各地會館捐資建立，造福當地民眾。南海會館占地約2000平方米。置有向商人出租的鋪屋20多間，所得利息用于會館在當地開辦的善堂，為民眾提供治療、義冢等服務，并設有陶英初級小學。楚南會館占地面積約5000平方米，也設有樂善堂，內分濟生所及停柩所，設有私立湘華小學。

清末廢除科舉，興辦新式教育，各地在粵北的商人會館也積極投資興辦各級新式學校，如仁化縣長江鎮的廣州會館開辦了私立廣培小學校。始興縣的廣州會館開設了廣義小學，經費來源由同鄉捐助和房屋出租兩部分構成。江西會館創辦豫章小學，專招同鄉子弟入學。南雄的廣州會館創辦了廣仁小學，福建會館創辦了萃雄小學，江西會館創辦了豫德小學，嘉應會館則創辦了嘉修小學。這些小學校的籌辦對解決流動人口子女的入學，對粵北山區的文化教育發展，都有積極的作用。也有不少學校向非同鄉開放，如韶州府廣州會館興辦的私立廣育學校，廣府學童免交學費，附近學童也可繳費入讀，后來又開辦的私立廣育中學也是如此。湖南會館創辦的育湘小學，湘籍子弟免費入學，辦學經費全部由會館支付。江西會館在韶州城內道前街，置有鋪屋產業50間，創辦私立贛育初級小學，也是以為同鄉服務為主。

會館作為商人組織，早期主要協調商人間的商業貿易，后來則積極參與地方社會事務，對整合社會資源，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具有積極意義。會館的建筑規模也不斷擴大，如韶州府所在地的廣州會館就設有議事大廳、客廳、辦公用房、客房、戲臺、花園等。會館內的這些設施顯示了會館在當地疏通協調本籍同鄉與官商民之關系中的功能，代表廣東商界與不同省份的商人聯絡通商業務、調解商業糾紛。該會館購置了大批鋪房產業，擁有廣富新街全條街的房產權和城內一批店鋪，租賃生息獲取的經費主要用于舉辦公益事業，其創辦的廣富善堂，又名樂山堂，專門免費為廣府各縣旅韶或過韶同鄉孤寡無依者提供食宿、醫療乃至喪葬等幫助，并在位于韶州城北門外河邊筑有水運碼頭，稱義莊碼頭，建有兩座大屋，可停放一二百副亡故的同鄉靈柩，雇請專人管理，免費將靈柩運回原籍。會館在每年農歷二月初二日土地神誕辰，均舉辦大型廟會祭拜活動，雇請戲班演唱大戲。祭祀活動由會館值事人主持，凡廣府旅韶同鄉不論男女老少均可參加。會館還定期舉行“打醮”祈福活動，雇請道士設壇超度。這些神誕祭拜及打醮活動，豐富了當地社會的文化生活。

樂昌樂城鎮河南的吉安會館，系清代江西商人建立，置有30多間店鋪，出租生息用作辦館或慈善經費。期間，內遷的中山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曾以該會館作為臨時醫院留治病人。韶州府屬英德縣洽洗鎮位于連江之濱，上通陽山、連縣，下抵清遠、廣州，明清時期號稱南來北往的“總商埠”，是各地商人的重要中轉站。清代廣州商人在這里創建了廣州會館，占地面積1240平方米。民國時創辦小學一所，服務地方社會。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粵北地區的商人會館，多通過各種形式與家鄉的官紳人物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邀請同籍官紳為會館題寫碑記兼及其他，如南雄的廣州會館在乾隆年間重修時，重建會館碑記撰寫者為“賜二甲進士出身、誥授奉政大夫、禮部祠祭司郎中、西川副主考、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充大清會典纂修官司主事、翰林庶吉士馮成修”。咸豐年間，再次重修時，探花李文田為會館撰寫一幅長聯：“靈跡遍區中覽粵會東環拱報遙涵海國，雄州開嶺表沔湞流南匯朝宗咸衛仙城。”這一情況既說明商人與官紳有著很好的溝通，又反映出在商品貿易競爭中，商人除了必須聯成一體外，還須借助于官紳力量保護自己，才能在商業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地方商人與官紳的聯合，很好地保護了自己的經濟利益不受外地外行商人的侵犯。而和官紳的聯合，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得會館增添了更多的政治資源，在更 廣泛的層面上保護了地方經濟的發展。

四、粵北與毗鄰省份間的經濟互動

明清時期，各地商人到廣州從事海洋性的商業進出口貿易，對過境中的粵北地區經濟發展多少有些刺激作用。但是，商人的這一過境貿易又絕不是粵北一個區域受益。在傳統社會里，隨著長距離貿易的展開，商人們總會選擇一個交通和物資相對豐富的地區，作為貨物販運中轉站，乾隆時有人就說，湖南宜章縣“為川陜黔楚赴廣捷徑，商販絡繹”。這里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中轉站。

連州與湖南宜章交界處，由于各地商幫跨省的區域貿易往來十分尋常，以至于普通民眾幾乎不存在省際之界的概念。如嘉慶《宜章縣志》卷5《疆域下》記載，宜章的“兩廣墟，在縣西南九十里竹子塘，接廣東連州界，楚粵雜處，三八日交易。”又據民國《連縣志?墟市》記載，該縣與湖南毗鄰的許多墟都是兩省共同的交易市場，如星子墟“除星子各村人外，并有臨武、宜章、保安等處人交易，以牛、米、油、鹽、棉花、煙皮為大宗”；荒塘坪墟又名兩廣墟，“在山河鄉之西，有商店三四間，毗鄰湘境，湘人販牛赴墟者甚眾，故貿易以牛為大宗，米、豆、豬只數亦不少”；東陂墟“除附近村人趁墟外，尚有各鄉及湖南藍山、臨武、宜章、大橋、馬市、江華、永州等處人交易，以牛、布、豬、米、茶、油木、油、鹽為大宗”。此外，合并墟、清水墟等除了附近村莊人趁墟外，都有鄰近的湖南人往來趁墟交易。省際之間民眾的頻繁交易往來，已經模糊了人為的省界行政界線，人們對價廉物美商品的追求，使得市場區之間的地區既不專屬于任一經濟區，又都屬于鄰近的兩個或多個經濟區，傳統時期區域之間的“界”絕不像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那樣簡單明了。正是由于粵北地區與湖南、江西等省毗鄰，所以在經濟發展上往往聯為一體。粵北地區仁化、樂昌等縣與湖南郴州直隸州的汝城縣交界，這一區域相互間的商販活動頗為頻繁，據民國《汝城縣志》卷18《政典志?實業》記載，商人們將米鹽雜物輾轉販運于汝城各市埠以及“廣東仁化縣之城口、長江，或樂昌之九峰。”這一區域因山林茂密而成為紙張生產的重要基地，各地商人將汝城之紙大量銷往廣東仁化之城口埠、長江墟，城口埠成為汝城大宗商品紙張交易的主要集結地，然后由此運往韶州，并南下至廣州。因此汝城、城口兩地吸引了不少商人的進駐，廣東嘉應、新寧商人即在汝城設立會館。商人們將紙張運到廣州、佛山等地后，又從廣州、佛山等地將食鹽、洋廣貨等經韶州、樂昌或城口運到湖南銷售。廣東商幫在湖南主要從事茶葉運銷，1911年刊印的《湖南商事習慣報告書》描述廣東的嶺南會館在湖南從事茶業生意。光緒《湘潭縣志》卷ll《貨殖志》記載：“海禁開后，紅茶為大，率五六十日而貿買千萬”，前，這些茶葉“專恃湘潭通嶺南”。這一記載其實是湖南茶葉市場與廣州海外貿易的一個縮影。

廣州商人北上貿易，往往都會在粵北停留休整，于是在三大區域都出現了廣州商人會館。廣州商人跨過省界就進入毗鄰的湖南、江西，至遲到清初，粵商已在湘潭建立了商人會館。湘潭屬長沙府，是湖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又處于交通樞紐，廣州府屬的南海、番禺、順德、新會四縣商人在此聯合建立會館。據光緒《湘潭縣志》卷7《禮典》記載，廣東會館在十二總，有碼頭、鋪屋20余問。廣東商人在湘潭擁有碼頭、鋪屋。這說明在經過兩省交界的陸路后，后續的貿易仍以水路為主。廣州商人經過在湘潭的休整，下一站就是通過水路直達漢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廣州商人在漢口也建立了會館。清代廣州與湘潭間的商貿往來異常繁忙，海外洋貨均通過此轉輸內地銷售，“凡外國運來貨物，至廣東上岸后”，經粵北韶州、連州進入湖南，“必先集湘潭，再分運至內地”。“中國絲茶之運向外國者，必先在湘潭裝箱”，經過韶關、連州，“然后再運廣東放洋”。湖南與廣東省際需要經過南風嶺陸路，所有貨物均需要挑夫挑運，“勞動工人肩貨來往于南風嶺者不下十萬人。南風嶺地處湘潭與廣州之中央，為往來必經之孔道，道旁居民，咸藉肩挑背負以為生，安居樂業，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