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業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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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漁業保險漁業保險經營主體漁業保險法規北海市
一、廣西北海市漁業保險的現狀
北海市地處廣西南端，北部灣東北岸。北海作為廣西壯族自治區海洋捕撈的龍頭,全區70%的漁船都集中在北海市，漁業也是北海的傳統優勢和支柱性產業。2007年北海實現農林牧漁業總產104.26億元，比上年增長3.04%。其中漁業產值為54.36億，占全市農林牧漁總產值的52.1%。水產品產量98.28萬噸，比上年增長1.81%。隨著漁業的快速發展，北海漁民對漁業保險的需求也更為迫切。中國漁業互保協會北海分理處下轄電建、地角、港管和潿洲等5個代辦處。截止到2007年底，轄區共有大小漁船8700多艘，其中220kw以上大功力漁船2200艘，漁業人口28萬人。近幾年來，該分理處在上級漁業主管部門、業務部門和當地政府部門的正確指導和支持下，認真結合北海實際，充分發揮全體干部職工的積極性，真抓實干，努力開拓漁業互助保險，使參保漁船和漁民數量逐年提高，互保費收取額也逐年增長，2007年互保費收入突破了320萬元。
二、北海市漁業保險存在的問題
1.漁業互保投保率低，覆蓋面不全，應對風險能力差
北海市漁業互保十幾年實踐證明，互保為北海漁業生產發揮了一定的風險保護神的角色。但是，這種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據中國漁船船東互保協會北海分理處的統計資料顯示：2006年，北海漁船擁有量達8500多艘，其中小型漁船約4000艘，中型（包括以上）漁船4500多艘，長期活動在海上作業的漁民更達4萬人。可在這樣龐大的數字背后，參加互保協會的漁船竟不到600艘、漁民也不足2000人。絕大部分漁民群眾和中小型漁船未加入漁業互助風險保障體系。漁船投保率僅為應保漁船的13%，漁民投保率不足5%。而農業部漁業局的統計數字顯示，同期我國海洋捕撈漁民和20馬力以上機動漁船入保率達22%和25%。
2.保險意識淡薄，意外事故時有發生
應該說一個地區的漁業保險發展狀況也取決于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漁民保險意識。目前北海市漁民的收入普遍不高，2007年北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2334元，而農民純收入僅有3846元。當地“多子多福”的傳統生育觀念又根深蒂固，家庭的生活和教育支出有很大壓力。因此，大部分漁民不愿意夠買保險或無力承擔保費支出。一方面，北海市漁民不愿買保險或無力購買漁業保險；另一方面，北部灣傳統漁場的意外事故卻時有發生。這二者形成了強烈反差。近幾年來，北海漁船在北部灣傳統漁場遭到越南武裝艦船抓扣的事件時有發生。據新聞報道，2005年9月23日，廣西北海市“桂北漁82018”號和“桂北漁63055”號漁船在北部灣海域傳統漁場作業時，遭到越南兩艘武裝船只的追趕和槍擊。2007年7月4日，桂合漁80151號漁船在我國南沙傳統疆界線內海域（東經112°18′，北緯5°40′）生產時，被馬來西亞炮艇無理抓扣，船上10名船員被判監禁6個月，漁船被沒收。此外，漁船的火災以及碰撞事故也時有發生。
3.缺乏切實可行的地方性財政扶持制度
漁業保險是具有很強外部性的準公共產品。高賠付率、系統性風險、信息不對稱等特點，導致漁業保險的“市場失靈”，必須得到稅收優惠政策才能產生有效的制度供給。與發達國家大幅度補貼漁業保險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政府對漁業保險的補貼歷來非常有限，對農業保險（包括漁業保險）的稅收傾斜力度還非常不夠。目前，北海市政府還沒有出臺針對漁業保險的地方性財政扶持制度，漁業保險難以走快走遠。由于漁船海上作業的高風險，漁業保險賠付率非常高，所以北海市尚無一家商業保險公司經營漁業保險業務。
4.地方性的漁業保險法規亟待建立
目前，北海市還沒有對漁船和漁民保險做出相應的規定，地方性的漁業保險法規仍是空白。由此引發船東和漁民投保率低，風險意識淡薄。一旦發生意外事故，漁船等財產和漁民的生命安全都未能得到及時、有效的風險補償，不利于當地的漁業生產和社會穩定。相比之下，漁業發達的廣東、浙江等省對漁業保險均有注明，如《浙江省漁業管理條例》規定第二十五條：漁業船舶所有者或者經營者應當為海上從業人員辦理人身保險。
三、推進北海市漁業保險的建議
1.建立健全漁業互助保險
針對北海市漁民投保率低，應對風險能力差的問題，漁業互保機構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以漁民的利益為出發點，樹立“誠信”原則，在漁民遭遇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損失后，能夠主動、迅速、合理地給予經濟補償，充分體現漁業互保協會對廣大漁民的關懷和溫暖，力爭在三年內將漁民和漁船入保率提高到30%以上。漁業互助保險機構要以對漁民生命財產高度負責的態度，加強行業自律，強化內部管理，規范和完善各項制度，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務水平；要發揮互助保險扎根基層、面向漁民、服務漁業的優勢，協助政府做好防災減災工作，搞好漁民安全知識普及、引導漁民配備安全設備、倡導漁船編隊生產，增強漁民自救能力和互救意識；協助做好災害緊急救助，在災害發生后，迅速開展定損理賠工作，盡快幫助受災漁民恢復生產生活。
保險意識淡薄是阻礙北海市漁業保險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要從北海市漁業互助保險發展的實際出發，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加大對廣大漁民群眾的安全教育力度。北海市相關漁政工作部門可以利用伏季休漁的有利時機，對漁民進行海上安全生產基本知識、安全操作技能和漁業安全法律法規的培訓，進一步增強漁民的安全意識，提高安全生產技能，增強海上自救與互救能力，逐步提高漁民整體安全生產的素質，確保漁船安全生產，扎實推進“平安漁場”、“和諧漁場”建設。宣傳形式可以多種多樣，2007年浙江省舉辦了“互保杯”漁民安全知識電視總決賽，題目涵蓋水產品質量安全、漁業互保、漁船安全生產方面的知識，要求參賽選手必須是一線的漁民和養殖戶。既普及了漁業安全知識，又有趣味性，使他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這種模式，北海市是可以很好地借鑒的。
2.抓住機遇，積極爭取開展政策性漁業保險試點工作
政策性漁業保險是今后我國漁業保險的發展方向，農業部也在積極推進政策性漁業保險試點工作。自2005年以來，上海、浙江、廣東和海南等省市在漁業互助保險基礎上，以漁業互助保險機構為載體開展了政策性漁業保險試點，取得了顯著成效。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區政策性漁業保險工作的開展，大大提高了當地漁業安全生產的風險保障力度，得到了漁區廣大干部群眾的普遍贊同。漁船、漁工入保率也有明顯提高，2006年1-11月份，共有1381艘漁船和12834名漁民參加了政策性漁業保險，獲省財政補貼201.7萬元。自2006年4月起，浙江省嵊泗縣開展了政策性互保試點工作。近兩年來，該縣的漁工雇主責任險投保面達到了98%，漁工投保由原來的人均2份提高到目前的人均10份以上，有效提高了漁民抵御風險的能力，同時也減輕了政府部門災后經濟補助的壓力。北海市政府可以借鑒浙江省舟山市等漁業發達地區開展政策性漁業保險的成功經驗，抓住機遇，積極爭取地方政策、財政支持，開展政策性漁業保險試點工作，逐步建立政策性漁業保險制度。
3.加大地方財政支持力度
由于漁業本身屬于弱質產業，經濟效益不高，商業性和互的漁業保險，單靠保險的收入難以支持其自身的良性循環發展，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和制訂特殊的政策保護措施，如實施針對投保漁民的保費補貼和針對承保機構的業務費用貼。一方面：北海市地方財政應針對漁業保險提供相應的保費補貼，吸引漁業生產者投保，并通過自愿投保與法定投保相結合的方式，擴大投保范圍；另一方面，除了保費補貼外，政府還可以向經營漁業保險的機構提供一定比例的業務補貼，以提高其償付能力，增強經營積極性。2004年寧波市象山縣政府專門撥出200萬元用于支持漁業保險，當年該縣的漁業保險工作碩果累累。參加漁業人身保險人數由2004年的7736人上升到2005年的10002人，漁船保險由2004年的不足70艘上升到2005年的1891艘。至2005年底，全縣參加漁船財產保險的漁船達2366艘，共收取保費933萬元；參保船員45075人，收取保費1853萬元。共理賠3145起，理賠款1228.7萬元。他山之石尚可攻玉，那么象山縣的成功經驗則更應該值得我們借鑒學習，甚至是創新。針對目前北海市水產養殖險的空白，地方政府應當“兩頭扶持”：養殖戶購買保險時，政府給予一定的資金補貼；商業保險公司理賠達到一定風險警戒線的時候，政府在資金上也將給予相應的扶助。
由于北部灣經濟區是我國政府批準啟動的一個沿海開放經濟區，國家對其發展規劃有許多扶持和優惠政策。除了對漁業保險進行補貼外，北海市政府還可以向有關政府部門爭取對經營漁業保險的承保機構實行一定的稅收優惠，如減免漁業保險承保機構的營業稅。因此，如果政府對經營漁業保險的承保機構實行一定的稅收優惠，如減免承保機構的營業稅，那么承保機構的稅收負擔就大大減輕了，商業性保險公司經營漁業保險的積極性就調動起來了。
4.盡早出臺地方性漁業保險法規
國外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保險理論認為，漁業保險同漁業本身一樣，帶有明顯的公益性，經營漁業保險不能完全以盈利為目的，其政策目標應與國家農業財政政策相一致，以為漁民提供風險保障，提高漁業勞動生產率、保證食物供應、穩定市場及確保漁民生活水平等為最終目的。當前，我國漁業正處于一個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但同時也面臨加入WTO后競爭加劇的挑戰。為了貫徹國家“依法治漁，以法興漁”的漁業方針，我國應當對漁業保險的管理體制、發展資金進行立法保證。同時，對于漁業保險的經營主體、參與主體、收益主體及相關的權利義務進行立法加以規范，并立法鼓勵商業保險機構進入漁業保險。為了盡快改變目前北海市漁業保險無法可依的現狀，北海市人大應組織漁政、工商、海洋與漁業局、保監局、互保協會等有關單位和相關專家在依據我國《保險法》、《漁業法》等法律規定，并參照舟山、寧波等地級市制定地方性漁業保險法規的基礎上，結合北海市漁業保險發展所面臨的問題，盡快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明確管理機構和相關職能，加強監督管理，引導漁業保險事業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黃瓊:我國漁業保險的現狀及其對策[J].全國商情：經濟理論研究.2007(6)
[2]徐英:政策性漁業保險初探[J].上海保險.2005(10)
[3]孫穎士:論漁船船員風險和漁業保險[J].中國漁業經濟.2006(2)
[4]孫祁祥鄭偉:經濟社會發展視角下的中國保險業——評價、問題與前景[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6.p92-p98
[5]王曉波:中國漁業保險模式構建與發展探索[D].上海水產大學，2005
[6]鄭輝:我國政策性漁業保險機制研究——以寧波市象山縣為例[D].同濟大學，2006
[7]魏華林林寶清:保險學(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p29
[8]虞國柱王國軍:中國農業保險與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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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與韓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隔黃海相望，自古以來交往密切。黃海和東海北部海域漁業資源豐富，是中韓兩國共同的漁業場所，兩國漁民長期在此海域從事漁業生產活動。清代前期，我國漁民經常到朝鮮半島境內海域漁獵，彼此習以為常。到了近代，隨著傳統的宗藩體制解體，韓國政府致力于敦促雙方簽訂漁業條約來規范雙方漁業秩序。2001年《中韓漁業協定》生效，此后中國漁民和韓國涉外漁業糾紛和沖突事故頻發。本文擬通過對此三個階段中韓漁業關系發展的探討，反映中韓外交關系轉變的大過程，并對解決現代中韓漁業糾紛提供有益參考。
關鍵詞：中韓關系；漁業關系；中韓漁業協定
韓國地處朝鮮半島南部，并東北亞中心，與我國隔海相望，海岸相向，在地理上擁有同一片海域，共有海洋資源，在歷史上也深受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地緣戰略特征獨特而顯著。漁業是沿海地區人民的主要生計，自古以來中國漁民習慣于到朝鮮半島附近海域從事漁獵活動。隨著傳統宗藩關系走入近代外交體制，漁業往來也受到了官方的關注，雙方逐步加強了對漁業秩序管理和規范，并站在國家立場之上就漁業活動進行協商和談判。漁業關系也從最初的自由和諧轉變成了現今的沖突糾紛頻發，這種轉變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國家關系的變化以及國家權益的角力。
一、清代中前期和諧的漁業關系
近代以前，朝鮮半島被納入到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之中。尤其是明清時期，朝鮮①向中國稱臣納貢，成為中國事實上的一個藩屬地，宗藩體制是中國與朝鮮半島交通往來的根本依據。由于朝鮮半島與我國海陸相連，擁有共同的海域，相隔較近，中國漁民到朝鮮半島附近海域進行捕魚非常普遍，彼此習以為常。
清兵入關后，為打擊鄭氏政權，從1661年開始，行遷海之令。②“今海禁既嚴，片板不許下海”，但山東沿海漁民惟以打魚為生，朝廷也就放寬政策允許此地漁民出海捕魚。1665年，康熙諭令兵部：“山東青登萊等處沿海居民，向賴捕魚為生，因禁海多有失業，……令其捕魚，以茲民生。”③清代康熙、乾隆年間，到朝鮮半島附近海域捕撈魚蝦的中國漁民已經形成了不小的規模，其中尤以山東漁民為最。“山東海岸綿亙，自直隸界屈曲而南以達江蘇，其間大小海口二百余處。東北境之登、萊、青三府，地形突出，三面臨海。威海、煙臺島嶼環羅，與朝鮮海峽對峙”④，地理上的便利以及政治上的宗藩關系，為中國漁民越境去朝鮮半島附近海域從事漁獵活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直至清末，在朝鮮半島境內海域從事漁業活動的中國漁民規模已經非常可觀。“每年春季二三月份，正值漁汛時期，山東、奉天等省濱海漁民紛紛來朝鮮半島捕撈，捕撈物有兩種：魚和蝦。捕魚漁船每年約來二百只，大船六名漁戶，小船三名漁戶，共約有一千余人以上。活動范圍主要在朝鮮半島的京畿道仁川港外的十八島、白仁島、臺灣城，全羅忠清南道群山港外的初谷島，以及黃海道的長淵、長連、金浦、延平島等處，主要漁獲物為曹白魚、刀魚、響魚等。捕蝦漁船戶每年約來有三四十戶左右，最多六七十戶，每戶帶船二三只到六七只左右，每船載有四人，每年船約來二百只，漁民約有九百余名。活動范圍主要在平安道安州的薪五江、艾島、鷯島，以及嘉山郡的云霧島，龍川郡的洪島、新島一帶。三月出洋，六月回國。由于黃海道地區海面廣大，魚類資源豐富，中國漁船來此捕撈魚蝦，并未觸犯當地漁戶利益，而且由于中國船戶的到來，沿海地區朝鮮半島人民能夠將柴米等物銷售出去，獲得額外收入，所以也深愿中國漁船來此捕魚。至于漁業納稅事項，兩國對此均未有專章規定，漁戶每年到朝鮮半島時須提前向各道郡守請領許可狀，并在各局所繳納費用，之后才能進入海域捕撈魚蝦。”⑤這是1908年駐韓總領事馬廷亮所呈的報告，由于漁業活動有持續的規律性，大致可以窺見清代中韓兩國的漁業關系情況。
朝鮮半島境內海域寬廣，漁業資源豐富，中國漁民到朝鮮海域內從事漁獵活動不會觸及當地漁戶利益，反而給當地人民帶來了可觀的經濟利益，事實上是得到朝鮮政府的認可的，當地人民對此也很歡迎。由于朝鮮半島經濟落后，漁民僅能在當地從事漁獵活動，無力成規模的到中國海域境內捕魚，中國漁民到朝鮮半島境內從事漁業活動自古就有，雙方漁民相處融洽，所以兩國政府對此一直未作正式規定和管理。但是到了近代，隨著國家間關系的重大轉變，兩國的漁業往來也受到了官方的關注，雙方開始站在各自國家的立場上對漁業活動進行規范和交涉。傳統的以民間往來為主的漁業關系開始轉向政府間的談判與協商，政府在此間扮演的角色重要性不斷加強。
二、清代晚期漁業關系的重大轉折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列強對亞洲的侵略和掠奪，東亞國家全面向近代社會轉型。為了爭奪對朝鮮半島的控制權和強化其影響力，列強和日本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對中韓之間原有的宗藩體制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日韓簽訂通漁章程對雙方漁業活動進行規范后，中韓兩國政府也開始關注雙方的漁業往來，并站在各自國家的立場上對漁業活動進行規范和交涉，一波三折的簽訂通漁章程的交涉過程具體的展現了晚清中韓外交面貌。
1882年朝鮮壬午兵變發生后，清政府加強了對朝鮮事務的干預。北洋大臣李鴻章與朝鮮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代表簽訂了《中國朝鮮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其中第三條：“惟朝鮮平安、黃海道與山東、奉天等省濱海地方，聽兩國漁船往來捕魚，并就岸購買食物甜水，不得私以貨物貿易。”⑥《章程》從政府角度承認了中國漁民到朝鮮境內捕魚的現狀，預示著這一情形不再是單純的民間生產活動，而是要納入到雙方貿易體系中進行管理。但對漁業范圍、漁業稅等事項并未進行詳細和明確的規定，這也是此后雙方交涉簽訂《通漁章程》的重要原因。《章程》簽訂后，清政府放寬了對黃渤海地區中朝漁業往來的限制，前往朝鮮全羅道等地海域內的中國漁民越來越多，與當地居民漸生摩擦。漁業摩擦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來此間捕魚的漁船過多，使當地漁民利益受損，朝鮮當地政府官員進行驅趕，中國漁民“少無畏忌”，依舊照常捕魚。更有甚者，發生武力沖突。對于此情形，從宗主國綏服屬國的原則出發，于1887年告示嚴禁無證漁民在各口岸騷擾滋事，并曉諭中國沿海各省認真嚴禁，但效果并不理想。1889年，《日韓通漁章程》簽訂后，朝鮮外署督辦閔種默同商議續訂中韓通漁章程。認識到《日韓漁業章程》簽訂給韓國漁業帶來的種種弊端，并從本國利益考慮明確拒絕了此提議。所以一直到調任回國，之前，對于此章程雙方沒有進一步協商。
期間，中國在朝鮮的事務由英國總領事。1897年，朝鮮改稱大韓帝國。1899年，清政府與韓國政府簽訂《中韓通商條約》。此條約的簽訂，徹底結束了中朝間的宗藩關系，標志中朝兩國平等外交關系正式建立，對中朝關系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⑦中韓兩國建立平等外交關系后，兩國之間貿易往來進一步增多，中國漁民到韓國捕魚者有增無減。1904年，韓方同中國駐韓公使許臺身基本上議定好通漁界限等關鍵性問題。據3月份香港《華字日報》報道：中國與韓國所訂沿海捕魚之約行將劃押，故連日與韓國外部往返磋商，大約捕魚之利權可以至平安道及黃海道沿海岸一帶⑧。雙方就各自利權范圍基本達成了協議，之后又暫時擱置。過程中，雙方站在各自國家立場上平等協商，說明在宗藩體制廢除后雙方的平等外交關系發展比較順利。
1905年，日本與韓國簽訂了《乙巳保護條約》，韓國成為了日本的保護國。日本瘋狂掠奪朝鮮半島的資源，攫取韓國的各種利權，對漁業也毫不放過，放縱本國漁民大量進入韓國海域內捕魚。日本瘋狂掠奪韓國的漁業權，不容許中國漁民染指韓國漁場，但無法采取有效措施禁止其前來，于是采取嚴查罰款的方式，中國漁民經濟損失很大。山東巡撫在答復駐韓公使馬廷亮的報告中提到：“至東省漁船赴韓國海界內捕魚者往年為數尚多，近年因常被韓國稅關苛罰，加以彼處捐項甚多，因而愿往者漸少。今歲東府赴韓之漁船不滿百支，到韓后獲利甚微，率皆徒手而歸，此后赴韓捕魚之船更形稀少。”⑨從中可以得出，中國漁民自由地去韓國境內海域打魚并獲得豐厚漁利的情景基本不復存在。
1910年，韓國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了《日韓合并條約》，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清政府也疲于應付國內日益高漲的革命浪潮，中韓斷交，《中韓通漁章程》再無簽訂必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漁業發展逐漸受到了政府重視，漁業與海權緊密相連的觀念已經得到了清政府官員的認同。由于日本對中韓兩國漁利的掠奪，《中韓通漁章程》的簽訂與否在此時與海權緊密相連。清政府面對這種形勢，綜合考慮了各省的意見，對日韓方面簽訂條約的催促，在外交上始終不采取主動態勢，而以拖延方式處理，同時在國內嚴禁漁民再往朝鮮半島捕魚，一直到清政府滅亡，《中韓通漁章程》也沒有得以簽訂，從最大限度維護我國海權的角度來看，這種外交是成功的。但是，中國漁民已不再到舊有的漁場打魚，漁民利益受損，中國同韓國傳統的漁業關系已經發生重大改變。
三、現代漁業糾紛頻發
上個世紀以來，各國普遍注重維護自身的海洋權益和加大對海洋資源的保護開發及利用。近年來，隨著中國近海漁業資源的銳減和遠洋捕撈業的發展以及韓國國家海洋權益的增強，中韓兩國漁民的海上安全和糾紛沖突問題呈逐年上升趨勢，成為中韓兩國安全和外交領域面臨的重大問題。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頒布，各國進入海洋資源權屬管理和利用的新時代。中韓兩國依據《海洋法公約》主張對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進行劃界，但在黃海中南部以及東海北部海域存在重疊區，致使中韓雙方在海洋劃界原則主張上一直存在分歧。由于短時間內難以達成海洋劃界協議，為協調專屬經濟區制度下中韓海洋漁業關系，共同養護和合理利用漁業資源，中韓兩國于2000年簽訂《中韓漁業協定》，于2001年6月30日生效⑩。中韓兩國劃分的水域主要有4個部分，分別是“暫定措施水域”、“過渡水域”、“各自專屬經濟區海域”和“維持現有漁業活動水域”B11。《中韓漁業協定》實施以來，我國漁場范圍縮小，大批漁船從傳統漁場撤出，加大了漁民的生存壓力。由于大部分產漁區都被劃分到中韓兩國的專屬經濟區內，我國漁民出外捕魚的主要作業地點便不可避免地也位于韓國的專屬經濟區，在這些專屬經濟區內從事捕魚作業，需要遵守韓國的相關法律法規，并交納相應的費用。由于很多漁民法律意識淡薄，違規操作情況時有發生。韓國漁業部門對于進入其海域的中國漁船粗暴執法，也是破壞良好漁業關系，引發漁業糾紛的重要原因。
2002年5月18日，韓國海警對在其境內捕魚的中國漁民強行驅逐，致使中國漁民以刀斧棍棒反抗，造成了6名韓國海警受傷并被迫跳海的惡性事件。這是自中韓《漁業協定》生效以來，雙方首次較為嚴重的漁業沖突，此后我國漁民和韓國海警經常發生糾紛。針對中國漁民的所謂“非法作業”活動，韓國海警不斷加強監視力度，甚至要“果斷使用武力”，中國漁民經常遭遇韓國方面扣押、罰款，甚至發生流血事件，嚴重影響我國漁民生命財產安全和生產活動的進行。韓國海警廳資料顯示，2004-2007年的4年間，被捕中國船員達20896人，僅保釋金就交了213.55億韓元B12。這與2005年“暫定措施”水域劃歸各自專屬經濟區后，中國漁民作業空間進一步壓縮有密切關系。隨著中國近海漁業資源的枯竭，中國漁民有意或無意“打球”和“越界捕魚”的情況越來越多B13。
2008年9月25日，韓國海警與中國漁民發生沖突，導致一名韓國海警溺水死亡。韓國海洋警察廳迫于國內輿論的壓力，加大了對中國漁民“越洋捕撈”的執法強度和懲罰力度，包括組建特殊機動隊、增加部署艦艇等，韓國海警帶槍執法也是從那時開始的，這些措施使漁業糾紛更加激化。僅2010年韓國西部地方海洋警察廳就扣留了170多艘中國漁船，同年12月，中國漁船“遼營漁35403”遭到韓國海警執法艇沖撞翻船，造成一名漁民身亡，一名失蹤。2011年3月，韓國海警首次在盤查時開槍，打傷一名中國漁民。2011年12月，中國漁船“魯文漁15001”號與韓國海警發生武力沖突，韓國海警李清好在扣押該船時被船長刺死，另有一名海警受傷，對此韓國從民間到官方普遍反應比較激烈。2012年5月，四名韓國執法人員被中國船員打傷。2012年10月，一名中國船員被韓國海警用橡皮子彈射殺死亡。諸如此類報道，近兩年來常見報端。
2014年10月10日，韓國海警在對中國漁船“魯榮漁50987”號漁船執法時，向中國漁民開槍，導致船長宋厚模死亡。再次引發中韓兩國輿論關注。從近幾年的中韓漁業沖突來看，中國漁民頻頻“越界捕魚”有自己難言的苦衷，韓國海警加大執法力度也有自己的理由。問題在于，韓國越是提高打擊強度和罰款額度，違規的中國漁船就越是擔心被捕，所以在遭到盤查時就設法逃跑，跑不了就拼命抵抗韓國執法人員上船，結果導致暴力事件頻發，陷入了惡性循環B14。導致沖突的頻率越來越高，烈度越來越強。
中韓之間日益頻繁、激烈的漁業糾紛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既有中國漁民為了生計進行“非法捕撈”的原因，也存在韓國執法部門粗暴執法的問題，甚至與中韓專屬經濟區劃界糾紛相聯系。漁業糾紛的實質是兩國海洋權益存在爭議，韓國加大在黃海相關領域的漁業執法力度，目的不僅僅在于保護漁業資源，而是想通過強化爭議區的執法，影響未來專屬經濟區的劃定。如何維護國家的海洋權益，處理日益頻繁的漁業糾紛和沖突，協調好兩國的漁業關系，建立對應的長效合作機制，成為當今中韓兩國間亟待解決的新問題。
四、結語
自清代以來，中韓兩國的漁業關系經歷了一個復雜的發展過程，總體上的發展趨勢是由清代自由融洽的漁業關系演變成現當代漁業糾紛和沖突頻發。漁業關系的發展過程，真實的反映了中韓關系從傳統的宗藩體制向近現代平等的外交體制轉變的曲折過程。產生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是國家政治地位以及外交政策的轉變。回顧清代以來中韓兩國的漁業關系發展歷程，以史鑒今，有重要意義。
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高，對海洋的依賴性也越來越大。從全球范圍來看，海洋資源與戰略價值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世界各國更加重視對海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海洋權益意識不斷增強，極力維護自身的海洋權益。中韓兩國的漁業關系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海洋問題。中韓兩國為了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所采取的針對漁業糾紛管理的行動手段和形式，不僅會影響到兩國雙邊關系的發展，而且對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穩定都將產生重要影響。中韓雙方應高度重視和努力削減中韓關系中的漁民沖突問題，建立長效的合作機制，確保漁民在符合規定的漁業作業區內從事生產活動，切實保護漁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及合法權益。由此才能保障中韓漁業關系的良性發展，保證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持續、健康穩定發展，使黃海海域更加和平、和諧。（作者單位：包頭市第九中學）
注解：
① 韓國和朝鮮這個稱呼，現今專指朝鮮半島南北兩側的國家。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稱王，向明太祖請得國號“朝鮮”。直至1897年，朝鮮半島一直處于李氏朝鮮王朝統治下，通稱為“朝鮮”。1897年，高宗稱帝，改稱朝鮮為大韓帝國，簡稱韓國。1910年，日本占領韓國，重新改稱朝鮮。1945年，朝鮮半島解放，按三八線分成了南北兩側國家，即現在的韓國和朝鮮。本文以朝鮮半島南側國家，即韓國，為研究對象，表述時盡量遵照當時人的稱呼，因而文中偶爾會有韓、朝混雜的情況。
② 李玉尚：《海有豐歉―黃渤海的魚類和環境變遷（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0頁。
③ 《清實錄?圣宗實錄》，中華書局，1987年，第218頁。
④ （民國）趙爾巽等，《清史稿?志一一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8頁。
⑤ 郭廷以、李毓澍等：《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1972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6806-6807頁。
⑥ 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四《妥議朝鮮通商章程折（光緒八年八月十九日）》。
⑦ 黃湛：《略論簽訂前后清與朝鮮的關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⑧ 《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第6785頁。
⑨ 《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第6828頁。
⑩ 辛圓，黃碩琳：《中韓海洋權益問題研究》，《上海海洋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B11 丘昌情：《非傳統安全視角下的中韓關系―以中韓漁業糾紛和沖突為例》，《中國韓國學研究博士生論壇》，2012年5月。
B12 江淮：《韓國海洋警察廳―周邊鄰國海上執法隊伍掃描之二》，《世界知識》2011年第3期。
B13 雷志華：《漁業之殤―中韓之痛》，《南風窗》，2012年第1期。
B14 詹德斌：《海洋權益角力下的中韓漁業糾紛分析》，《東北亞論壇》，2013年第6期。
參考文獻：
[1] 李玉尚：《海有豐歉―黃渤海的魚類和環境變遷（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0頁。
[2] 《清實錄?圣宗實錄》，中華書局，1987年，第218頁。
[3] （民國）趙爾巽等，《清史稿?志一一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1頁。
[4] 郭廷以、李毓澍等：《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1972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6806-6807頁。
[5] 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四《妥議朝鮮通商章程折（光緒八年八月十九日）》。
[6] 黃湛：《略論簽訂前后清與朝鮮的關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7] 《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第6785頁。
[8] 辛圓，黃碩琳：《中韓海洋權益問題研究》，《上海海洋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9] 丘昌情：《非傳統安全視角下的中韓關系―以中韓漁業糾紛和沖突為例》，《中國韓國學研究博士生論壇》，2012年5月。
[10] 江淮：《韓國海洋警察廳―周邊鄰國海上執法隊伍掃描之二》，《世界知識》2011年第3期。
篇3
關鍵詞漁業開發；研究；沿黃地區
隨著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生活消費的質量要求提高了，除了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外，人們開始考慮通過攝取更多的有營養的食物來滿足營養的需要。我國目前營養水平比過去有了較大提高，但仍不符合營養需要，主要是動物性產品不足。漁業在我國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并且投資少、見效快、生產專業化水平高、產業鏈條較長，適宜開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這就為漁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齊河縣是山東省沿黃漁業開發重點縣，發展漁業有很多優勢,利用得天獨厚的沿黃優勢，大力發展淡水養殖業，不僅是齊河縣的特色產業，而且有望發展成為整個魯西北地區的一大特色產業，這應當成為齊河縣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優勢。
1漁業發展優勢
1.1宜漁資源豐富
齊河縣沿黃岸線62.5km，宜漁開發面積1萬公頃，尚待開發的鹽堿澇洼地約1.67萬公頃，宜漁資源豐富，發展水產業條件得天獨厚。境內引黃溝渠縱橫貫通，60%的村為水產養殖專業村，沿黃區域已建成連片的高標準魚塘。沿黃水域富含鈣、鎂、磷、鉀等各種營養物質，無污染，對浮游生物的繁育生長和魚類生長發育十分有利。隨著黃河水源正常供給，漁業生態資源保護加強，展寬區域各大河流中，赤眼鱒、小龍蝦、長頜鱭等天然名貴魚類品種趨于增多。2005年，水產養殖面積0.59萬公頃，實現水產品產量5.62萬噸，全年實現漁業綜合產值1.59億元，水產業已成為農民增收、財政增長的主導產業。
1.2餌料豐富，電力充足
齊河縣是農業大縣，種植業發達，近年來已出現了低水平的糧食剩余，為水產業提供了豐富的餌料資源。因此，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做好糧食轉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縣內現有正邦、艾艾2個大型魚飼料加工廠，加上運銷便捷的外地專用飼料，發展水產業有充足的餌料保障。同時山東省淡水研究所生產的“天神”牌專用飼料可直接供給。電力由濟南、德州回路雙向供電，為養殖高產創造了條件。
1.3科技服務提供了有力保障
齊河縣設有漁業技術推廣服務中心，在祝阿鎮建立了服務功能完備的水產站，配有高水平專業技術人員，開展技術咨詢、魚病防治等服務工作。同時，黃河北展區已列為山東省淡水研究所技術推廣、新品種養殖的試驗基地，每年有多項科研項目在展區進行。
1.4具有相對成熟的產業優勢
漁業是齊河縣較早進入市場化的產業，其產業化程度明顯優于其他行業，已發展成為一個由養殖、流通、休閑以及科研、技術推廣相配套的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另外，廣大群眾具有多年從事水產養殖的傳統習慣，經驗豐富，對水產業認識程度高，養殖經濟效益較高。
2水產業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齊河縣發展漁業條件得天獨厚，但是，漁業仍存在著投入不足、品種結構不夠合理、產業化程度低、效益偏低等突出問題。就目前的發展來看，與一個內陸水產大縣的水資源優勢和地處沿黃的位置極不相稱。加入WTO后，齊河的漁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1）在銷售環節上缺乏水產品專業批發市場，銷售呈散亂無序狀態，影響規模化發展和品牌效應。目前，傳統優勢產品黃河鯉魚，受各種因素影響，尚未進行商標注冊，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養殖效益。
（2）加入WTO后，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低價魚類大量涌進我國各大市場，使國產水產品的價格和市場占有份額大大下降，以常規品種養殖生產為主的農民，增收增效相對困難。
（3）漁業生產整體科技水平不高，漁業基礎設施較差，生產成本相對較高。因受近年來普通魚養殖市場疲軟的影響，人工養殖的淡水產品已由季節性壓塘轉向周年性壓塘發展，并且水產品價格低廉，這將增加本縣漁業農民對水產品銷售的壓力以及面向國際市場競爭的壓力。
（4）漁業產業化水平低，區域化布局不合理。行業內的優勢互補和自我保護能力不強，水產品質量以鮮活的初級產品為主，并且產品質量不過硬，缺少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產品，這樣在國際市場沖擊面前顯得稚嫩無力。
（5）養殖品種以草魚、鰱魚、鯉魚等普通魚為主，名特優高檔水產品規模小，科技含量較低，加入WTO后，將對目前的水產品結構和質量提出嚴峻挑戰和考驗。
利用得天獨厚的沿黃優勢，大力發展淡水養殖業，不僅是齊河縣的特色產業，而且有望發展成為整個魯西北地區的一大特色產業，這應當成為齊河縣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優勢。但從齊河縣的發展實際來看，水產業尚未被當作優勢和特色產業得到應有的重視，水產業仍停留在種植業副業的位置上，這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比較優勢的要求不相應。因此，齊河縣應該深挖并利用好這一優勢，在資金、技術和市場需求上主動接受大城市輻射，在區域不平衡發展中率先壯大起來。
3發揮沿黃優勢，建設內陸漁業大縣的重要途徑
齊河縣是山東省沿黃漁業開發重點縣，發展水產業條件得天獨厚。隨著我國國內各項法規的逐步完善和本縣投資環境的逐步優化，齊河縣應充分發揮優勢，圍繞建設城郊型漁業，發展外向型漁業的重點進行規模擴張與結構調整。
3.1加快區域高產高效漁業綜合開發，擴大產業規模
把漁業開發與招商引資、發展民營經濟有機結合起來，成為利用外資的重要項目和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領域。充分重視宜漁“三荒”土地的開發，一是對全縣較大面積宜漁“三荒”資源開發做出統一規劃，制定科學合理的開發方案，集中調動使用資金，開發一片，見效一片，成功一片；二是制定優惠政策，吸引國內外資本，如減稅政策、信貸政策、市場政策等，降低農業開發風險，創造良好投資環境。
3.2發揮優勢，加大結構調整力度
一是積極進行科技創新，引進名優品種，培植主導產業，提高產品質量和市場競爭能力。要重點發展河蟹、甲魚、優質鯽魚、白蓮藕等優良品種，推廣魚鴨混養、魚鱉混養等生態漁業模式，形成區域特色。二是大力實施漁業四大工程，即名優新品種示范帶動工程，引進推廣甲魚、河蟹、南美對蝦、條紋鱸、中華鱘等名優新品種，擴大其養殖面積；黃河鯉魚高產示范工程，在每鄉鎮建立一處示范點，產量都要在150t/hm2以上；淺水藕種植樣板工程，引進鄂蓮4號新品種并大面積推廣；豐收計劃推廣工程，以山東省淡水水產研究所為技術依托，推廣80∶20模式化養殖技術、宜漁改堿綜合開發項目等豐收計劃推廣技術，增加漁業收入。
3.3努力發展外向型農業，提高漁業對外開放水平
當今歐美經濟發達國家淡水產品養殖及今后的發展趨勢有兩個方向：一是池塘養殖按照生態漁業養殖的要求，生產無公害、接近自然風味的產品；二是工廠化設施漁業在人工控制環境下，不間斷生產大量優質魚類，在質量、衛生等方面達到國際標準。在培植主導品種時，要符合國際市場要求，達到國際市場要求的品種、技術、質量、衛生等方面的標準。利用加入WTO后的有利條件從國外引進先進的養殖技術、病害控制技術及名特優品種，提高養殖水平。針對一些國家缺乏水產養殖技術人員的狀況，搞好技術輸出，并利用國外的資源和當地市場，發揮我們技術、設備和管理的優勢，興辦農業項目，建設漁場，不斷提高利用外資水平。
3.4開發休閑漁業
休閑漁業是水產業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有利于優化漁業結構，拉長產業鏈條，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提高漁業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目前，休閑漁業初具規模，形成了以御景園、瞬天園、鄉村家園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休閑漁業模式。在此基礎上，應通過大力引導和規范發展，形成以黃河區域為中心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集垂釣、餐飲、休閑、旅游觀光為一體的生態漁業經濟帶。
3.5加大對漁業的扶持力度
加大對漁業開發和漁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做到水、電、路設施配套，成為旱、澇保收的豐產地。加快建設新型的漁業技術體系，制定嚴格的聘任制考核機制，保障推廣試驗經費，通過科技推廣，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提高漁業競爭力。建立健全外貿信息咨詢機構，盡快建設全縣農業信息網，對內要連接各鄉鎮、生產基地，對外與全國及世界農業信息網絡相互溝通。加強對現有生產管理人員、技術人員的培訓，引進高層次人才，培養一批既懂漁業又熟悉外經貿業務的復合型人才。研究、分析國際國內漁業發展政策、形勢與趨勢，促進漁業持續健康發展。
3.6堅持科技創新，推行漁業標準化生產技術
齊河縣應緊緊抓住“沿黃”這一優勢，健全漁業科研與推廣應用體系，一方面加大科技投入，強化漁業科技示范基地建設；另一方面重點做好科技推廣和服務工作，改變基層科技推廣經費短缺、服務手段落后的狀況，為科研成果向實用技術轉化提供有力保障。同時，廣泛開展信息服務，充分利用網絡、報刊等媒體為漁民提供政策法規、市場行情、養殖技術、魚病檢測及防治、種子、飼料供應等信息服務，保障漁業發展的信息渠道暢通。
4參考文獻
[1] 周志祥.農村產業經濟[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
篇4
東南亞、大洋洲的熱帶沿海地區漁業經營的特征是，以珊瑚礁和紅樹林區域的多種生物為對象，利用豐富的漁具和捕魚法從事小規模漁業。尤其熱帶沿海區域是可明顯觀察多種生物的海域，因此是研究利用這些生物的小規模漁業的重要對象。
從經濟觀點來看小規模漁業，其特征有：個體經營或家族、小集團（最多為10～20人）經營形態，采用機械化和動力化程度低的漁具和捕魚法、使用獨木舟或5噸級的小型漁船、低資本積累、低產量及低收入等等。
而在捕魚活動方面，圍繞熱帶沿海小規模漁業中的漁場的利用及魚獲物的分配和利用方法等，存在著各地區特有的種種習慣和規定，如珊瑚礁海域漁場的所有權問題和禁止捕魚期、禁止捕魚區等問題。因此有人指出捕魚活動本身不單是一種經濟活動，它還具有社會和宗教的意義。
此外，利用小規模漁業所獲取的各種水產資源還被廣泛地用于自給用的食物及在地區市場或國際市場流通的商品等。資源被利用于生活用具、裝飾品、貨物等非食用目的，是因為其具有各種可利用的價值。這一點充分表明了小規模漁業所具有的復雜性質。
1、印尼東部摩鹿加群島的傳統的資源管理
摩鹿加群島位于印尼東部，行政上屬馬魯古州管轄，16世紀以來作為香料貿易的中心地發達起來。群島中的安汶、塞蘭等各島均實行著以村落為單位規定沿海資源利用的稱為“證人（sasi）”的慣例。
據調查，“證人”制度的對象以海參、淺灘貝、夜光貝、珍珠貝等瑚瑚礁海域中的海底生物資源為多。這些資源是居民的重要收入來源，各村均禁止隨意捕獲。這稱為“證人封閉（sasitutup）”。而每年或幾年一次解除“證人”制度，又稱為“證人解禁”（sasibuka）”。“證人”的解禁和封閉時期由村會議決定。
但有些地區并不實行這種制度；信仰基督教的居民則收集解禁后捕獲的資源出售，并將所得資金用于建設教會、修整道路、改建學校等村落的公用事業；另有些地區規定了個人應得份額和公用部分的比率，分割漁場按日輪流采捕；等等。可見各村的“證人”制度的作用和社會意義顯然已多樣化。
而“證人”制度的對象也已擴大到回游性魚類，如安汶島東部每年一次從沿海區域逆河川而上的一種沙丁魚也已成為該制度的對象。不僅水產資源，陸地上的椰子樹、西谷椰子樹等植物及極樂鳥、海燕窩也成為該制度的對象。
如上所述，摩鹿加群島所實行的“證人”制度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已經具有多重意義。因此，在論及傳統的資源管理時，除了對其對象及適用范圍和機能加以探討之外，同時還必須考慮到其整體具有何種作用。
2、所羅門群島馬萊塔島的漁場利用及其變化
所羅門群島馬萊塔島的東北部有一個稱為“勞·拉貢”的環礁湖。在環礁湖中用珊瑚石灰巖造的人工島上，居住著稱為“勞”的漁民。漁民們在陸上幾乎沒有耕地，他們通過向居住在馬萊塔島的居民出售魚獲物換取芋頭、甘薯等主食及蔬菜等維持生活。他們以遼闊的環礁湖為中心，合計用96種捕魚法進行捕魚活動。重要的一點是環礁湖海域的主要部分歸特定的個人和集體所有，其利用受到限制。通常有歸屬的海域被封閉，只有大量需要魚獲物時才開放。例如舉行祭祖儀式和葬禮時、或馬萊塔島農民為舉行教會建成儀式和喜筵需向其購魚時。這種由特定集體擁有環礁湖并限制其利用的習慣在大洋洲地區普遍存在。
這樣，“勞”的漁民們利用漁場的習慣在限制不規則的資源利用的同時，也通過物物交換對維持與農民的關系起到了極其重要的社會、文化上的作用。
但1978年以后隨著國家無償提供保冷庫及運往城市的鮮魚流通機構的開發、以及80～90年代商業性漁業的開發，漁民們的漁場利用方式有了很大的變化。
例如平素封閉的漁場有時會開放幾天供采集淺灘貝，并將一部分貝送給所有者，其余用于賺取現金；以往禁止的夜間利用電燈捕魚也開始在自由海域進行，產卵期的藍子魚被大量捕獲，冷凍后被運往城市；在專屬海域利用解禁捕獲的珊瑚礁魚類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也就是說，以往在與農民交換或舉行重要儀式時才開放的漁場已被用于賺取現金，即具有了鮮魚流通這種經濟性目的。
這種變化顯然是隨著現代化的進展而產生的，這不單對資源利用，對傳統習慣所具有的意義的失去和生活時間或集體關系的變質等所產生的影響也極為重大并涉及到許多方面。因此圍繞漁場利用的新規定和人們的對策今后將受到注目。
3、印尼西部的廖內群島
廖內群島位于印尼西部的蘇門答臘島和馬來半島的海域，該群島有著許多魚村。在較平穩的海域，紅樹林和泥質地帶相當發達，沿海部分盛行釣魚和撒網捕魚。
19世紀后，該地區擁有了作為國際貿易港得到發展的新加坡這一龐大的消費市場。在廖內群島捕獲的魚介類除用于當地消費外，還被運往可高價出售的新加坡。
鮮魚則由周邊小島的漁船利用繩鉤、刺網、撒網等捕獲，并且開始出現利用魚塘飼養的活魚。這些活魚不僅運往新加坡，而且由新加坡華人運往香港。尤其在7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人與印尼華人達成協議，開始直接運輸活魚。其種類主要是石斑魚，其中被稱為“駝背鱸”和“拿破侖魚”的波紋唇魚的價格特貴，是中國菜肴的上等材料。活魚的收購和運輸與華人網絡密切相關。其中潮洲人在印尼西部、新加坡及香港的流通機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運往中國的水產品除了海參、魚翅、燕窩等之外，還有海蜇、海馬、干貝等。這些資源均是在珊瑚礁海域通過小規模漁業捕獲的。他們通過捕獲商品價值高的水產品出售給華商等以維持生計。他們的資源利用戰略是否幾百年間保持不變？或者從某時開始已產生何種變化？此處沒有足夠的資料加以論證，但圍繞石斑魚等的資源利用動向今后仍有必要加以注意。
討論—水產資源利用及其變化
1、70年代的轉換期
從以上敘述可知，珊瑚礁海域的水產資源由諸多種類組成，同時利用該資源的目的和流通網絡也是多方面的。70年代后半期以后，3個地區的資源利用情況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實行“證人”制度的印尼東部海域的淺灘貝需求量的增加并不僅僅是印尼的問題，東南亞至大洋洲各地在這一時期淺灘貝的捕獲量也大有增加。
所羅門群島的獨立及其現代化的推行始于70年代末期，而70年代又是自1973年聯合國第3次海洋法會議后提出200海里問題和地球環境問題的時期，可說是海的問題受到全世界注目的時代。香港和新加坡的活魚需求量的增大也是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可以認為與某種時代背景相關聯。
70年代后又過了15年的現在，全世界都在呼吁資源的合理利用。以往從事的漁業是極小規模的，而增加捕獲量又會引起濫捕。這一點海底生物資源尤為嚴重。而且在推行現代化和參與世界經濟的過程中，人們采取何種對策也因地區而異。資源狀況或惡化或改善，不盡相同。因此今后也應對各地區所采取的各種對策加以注目。
2、傳統性管理問題
篇5
論文摘 要：漁業在非洲各國是受管制的，一般不允許外國人獨立經營捕撈業。如何選擇當地合作伙伴以及如何共同管理成為十分突出的問題。該文通過分析近年來中國漁業公司在幾個具有代表性的非洲國家的成功合作，摸索出中國漁業走入非洲的擴張合作戰略模式，以便中國漁業投資者能從中獲得借鑒。
1.引言
非洲開發是我國在21世紀的一項戰略性經濟政策。.非洲漁業資源，水域沒有受到污染，不僅魚的品種豐富，而且利潤豐厚。而中國國內的情況是，水產捕撈能力過剩，對中國漁業投資者來說非洲是充滿機遇的熱土。但是，如果不做充分的準備，不了解非洲各個國家當地的政策和國情，機遇就可能變成陷阱。
投資者在來非洲投資之前一定要認真研究各國的具體情況。中非民間商會楚順堂說：“我們的企業走出去，一定要遵守當地的法律，了解政策，這個國家需要什么，鼓勵干什么。”本文通過分析中國漁業公司在幾個具有代表性的非洲國家的成功合作，摸索出中國漁業走入非洲的擴張合作戰略模式。
2.管理模式
2.1在赤道幾內亞購買自由捕魚證，“游擊式”捕撈。赤道幾內亞海岸線很長，擁有的自然資源特別豐富。但是有很多不利條件：第一，赤幾屬發展中國家。其經濟在第三世界尚屬比較薄弱。平均每戶居民每年只消費一公斤魚。在本地銷售魚價每噸還不到400美元，根本不夠生產成本。第二，赤幾實際上因手工漁業從業者居多而保護手工漁業。赤道幾內亞的漁業法規定，漁業部不向外國船籍工業船只發放長期捕魚證。所以外國船籍工業船只只能每月或每半年購買臨時捕魚證才能作業。第三，赤幾不支持工業漁業。因其港口缺乏基礎設施，尤其港口沒有冷庫，使得捕撈物無法在赤幾儲存。也就是說，我國漁業公司無法以赤幾為基地，捕撈物不得不被運到拉斯帕爾馬斯（屬西班牙海島）。從而產生了一種獨特的管理模式：購買自由捕魚證，“游擊式”捕撈。
所以，當資源好時，中國漁業公司可以通過購買臨時捕魚證的方式合法地派船隊進駐赤幾進行作業。當資源不好時，中國漁業公司可立即撤出赤幾，從而避免損失。這種管理模式經濟而靈活。
2.2賣方信貸
地中海海岸線1300公里，摩洛哥的漁業資源特別豐富。其漁業政策與自然資源都適合在漁業方面投資。世界銀行向摩洛哥人發放貸款鼓勵購買船只。但是摩洛哥船主缺少管理經驗和捕撈技術，大部分摩洛哥船主都無法盈利，從而無法向世界銀行償還到期的船本。
1990年初，摩方政府開始采取措施拯救國家漁業。首先停止了世界銀行對船東的貸款支持；其次吊銷了經營不善的船只的捕魚證。然而，恰恰中國漁業公司占有優勢。中國漁業公司擁有船只和捕撈技術并急于為其船只尋找漁場。
鑒于中國漁業公司沒有現金流動，只有船只。而摩方與中方在合作方面有很強的互補性。雙方的合作管理模式為賣方信貸，也就是說，中國漁業公司作為售船者，向雙方共同組建的合資公司進行實物貸款。貸款由合資公司在共同商議的時間內償還。
這種合作模式的四個特點：1）合作雙方無一方在合資公司內投入資金，但雙方各占50%股份。2）中方高估船的價值，以高價賣給合資公司。通過雙方的共同管理經營在規定的期限內獲取高額船本。3）共同經營所捕獲的魚品銷售來支付共同管理成本，還包括優先向中方支付船本。4）扣除支付各項管理成本，剩余的則是利潤，由雙方平均分配。
所以，1）通過這種合作，中國工業船只找到漁場，合資公司成為船只的主人；2）中方以兩倍的價格賣出船只。在規定期間內，中方又賺出了新的同樣的船只；3）在規定期限到期后，中方并沒有完全喪失船只的所有權。因為船只屬于合資公司，而雙方各占50%。可以說，中方仍是這些船只的半個主人；4）摩方仍然依靠中方的捕撈技術，尤其是船只的機器維修，摩方替代不了。只要船只還在，雙方的合作互補性就一直存在；4）在摩洛哥捕撈需要中國進口漁需物資（零件，網具，浮子，鉛，纜繩），中方可從中賺取利潤；5）即使摩方政府堅持船只船員摩洛哥化，但重要崗位如船長，輪機長，大副，魚品加工員都由中方擔任，摩方無法替代。從某種意義上，中摩合作緩解了兩國的船員就業問題。
2.3船只租賃
以喀麥隆為例，喀麥隆地處赤道無風地帶。海面平靜無浪，經常性的大雨使營養物質泛到海水表面。雨季多產蝦而旱季多產魚。
管理模式的分析：
根據喀麥隆漁業法的規定，漁業部只向當地漁業公司發放捕魚證，而不向船只發放捕魚證。針對這種規定，所有外國漁業公司必須尋找能夠短時間內為合資公司獲得捕魚證的當地人作為合作伙伴。
這種管理模式為：中方向合資公司出租船只；喀方授權中方獨立自主經營合資公司；中方向喀方支付捕魚證年包干費。
所以，1）中國的雙拖捕撈技術在喀麥隆漁場得到允許并得以最好的施展；2）中方有權獨立自主經營合資公司。這樣會避免很多喀方干擾問題；3）中方每年只向喀方支付捕魚證使用的包干費。然而在使用雙拖技術作業中中方獲得了大量的利潤。
3.結語
上文對非洲漁業的合作管理模式作了研究和分析。“合作管理模式”不能生搬硬套，應順應“天時”、“地利”、“人和”，講究的是“雙贏”。把握了這個尺度，合作才能持久、牢固。
參考文獻：
[1]讓-路易蒂里,經濟與企業法語.北京:山東省萊蕪市印刷廠印刷,2000.
[2]張紅，國際貿易實務.北京：河北遵化膠印廠印刷，1996.
篇6
關鍵詞：休閑漁業；發展對策；大連旅順口區
休閑漁業與傳統漁業不同的是，它依托漁業資源，結合市場需求的導向，將旅游業與傳統漁業相結合，實現了產業上的優化配置，從而提高了漁業的經濟、社會、以及生態效益。總的說來，休閑漁業比起傳統漁業，更加適應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通過將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相結合，相互推動了兩個產業的發展。大連作為國內著名的港口旅游城市，其發展休閑漁業的條件比其他城市更具有優勢。
1 大連旅順口區發展休閑漁業的優勢
1.1 濱海旅游資源豐富，海洋漁業資源豐富
大連旅順口區作為我國東北部具有代表性的濱海城市，其濱海旅游歷史悠久，旅游資源豐富，其各項基礎設施也較為完備，海洋漁業發展時間長并且規模較大，漁業資源同樣十分豐富。不僅如此，大連地處暖溫帶，氣候也十分宜人，冬季沒有更北部的嚴寒，夏季也沒有南方的炎熱，四季分明，且每一季都有其特定的景色，都適合游人游玩。在夏季，游客可以隨游船出海，欣賞渤海的波瀾壯闊之余更能體驗海上捕魚等項目，此外，還有沖浪、快艇等游樂項目可供游客娛樂休閑。
此外，大連海水養殖面積廣，養殖的魚類品種也十分繁多，以魚類為主的美食更是數不勝數，以漁業為主的漁村、漁場都是構成休閑漁業的重要元素。
1.2 擁有特色人文資源
大連不僅有沙灘、海水、陽光、漁場，更擁有充滿異國情調的特色建筑群，近代戰爭所留下的遺址以及國際和平公園、金石灘風景區、圣亞海洋世界等諸多著名旅游景點，這些景點同樣可以作為休閑漁業的一部分加以開發利用，使大連旅順口區的休閑漁業形成系統化體系化的旅游景區。
此外，大連當地漁村、漁場的漁業文化也可以作為特色的人文資源進行開發，其悠久的海洋漁業歷史對外地游客而言，同樣具有著非凡的吸引力。
2 大連旅順口區發展休閑漁業的劣勢
2.1 休閑漁業項目開發不夠豐富
雖然大連旅順口區發展休閑漁業具有著優越的地理條件以及悠久的歷史文化條件，但其在發展過程中依然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一些問題，阻礙了其進一步的深化發展。大連的旅游基礎設施相比較其他城市，已經相當完備，但就休閑漁業項目而言，仍有一些不足。就項目開發這一項，目前大連旅順口區休閑漁業項目種類較為單一，對游客的吸引力也較弱，質量也不夠高，服務態度也有所欠缺，品味更是難以滿足多種層次人群的不同需要。
2.2 經營者缺乏足夠的管理經驗，相關配套設施不完善
造成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經營者缺乏開發休閑漁業項目的經驗，在項目開發與資源管理上還未形成整體的系統的認識，在營銷與宣傳上仍存在一定欠缺。此外，相關基礎設施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大連旅順口區休閑漁業的擴大發展。衛生條件與服務水平難以達到游客預期，不僅影響了大連的城市形象，更有損大連休閑漁業的口碑。
3 大連旅順口區發展休閑漁業的對策
3.1 注重休閑漁業產品開發設計
大連旅順口區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與區域位置，濱海旅游條件優越，海洋漁業資源豐富，多方位的優勢都促進了大連旅順口區休閑漁業的發展，但同時其在管理、技術上的不足也阻礙了其進一步發展。因此，要發展大連旅順口區休閑漁業，首要工作便是提高對產品開發設計的重視，加大投入資金進行產品設計。結合大連特色的城市風格，開發一系列將旅游與休閑娛樂合為一體的休閑漁業項目，如“海上樂園”、“東北漁文化村”等等，在“海上樂園”內，游客可以垂釣，體驗大連漁民的養魚、捕魚生活，通過親身實踐感受海上生活的樂趣；而在“東北漁文化村”，游客則可以更加細致的了解東北地區漁業，特別是大連漁業發展的歷程，從而更加了解漁村的民俗風情。
3.2 構建休閑漁業產品體系，形成品牌特色
開發休閑漁業的產品，不僅需要經營者們加大投資力度，更需要他們結合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構建大連休閑漁業的產品體系，從而形成具有競爭力的市場賣點。在大連旅順口區休閑漁業開發過程中，應注重挖掘東北漁村民俗文化、海洋漁業發展文化等內涵，形成具有吸引力的、豐富多樣的休閑漁業產品體系，將文化旅游與休閑漁業相結合，擴大大連旅順口區休閑漁業的發展體系。
在宣傳方面，將文化旅游與休閑漁業整合進行強化包裝，將旅游項目與休閑漁業結合，從而形成“1+1>2”的收益效果。在宣傳時確定好主要宣傳對象，將廣大城鎮居民作為主要突破口，從而進一步提高大連旅順口區休閑漁業項目知名度。
3.3 提升休閑漁業服務質量
提高休閑漁業相關人員服務質量，提升旅游景區整體服務素質，是增加景區效益的有效方法。通過進行相關的業務培訓，從安全技能、行業規范、政策法規等方面對服務人員進行系統化的培訓，從而使大連旅順口區休閑漁業從業人員整體水平得到有效發展，同時也能夠讓游客在體驗時充分感受到休閑漁業項目所帶來的樂趣。
4 總結
綜上所述，大連旅順口區作為大連濱海旅游的重要地區，發展休閑漁業具有著諸多得天獨厚的優勢條件，同時其特色人文資源也有助于其進一步發展休閑漁業，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看到，由于項目開發過于簡單、經營者缺乏足夠管理經驗等問題，大連旅順口區的休閑漁業發展也面臨著挑戰。想要進一步發展大連旅順口區的休閑漁業，經營者們不僅要注重休閑漁業的產品開發設計，提升服務質量，更需要構建起休閑漁業的產品體系，形成自身的品牌特色，只有這樣，才能使大連的休閑漁業得到充分協調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張天林.休閑漁業發展現狀及思考[J]. 農技服務.2016（3）：209-210.
[2]冉孟寧，姚雪琳.休閑漁業的發展模式探討[J]. 南方農業.2016（3）：149，151.
[3]劉纘延，王樹科.休閑漁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 齊魯漁業.2016（1）：45-46.
[4]⒑榻.休閑旅游發展研究：以大連休閑漁業旅游為例[J]. 特區經濟.2015（7）：139-141.
[5]包特力根白乙，韓瑜倩，李曉娜.大連休閑漁業：發展基礎?實踐現狀?推進方策[J]. 生態經濟.2008（11）.
[6]李坤，郭慶祝，李帥.大連市發展海洋休閑漁業的對策與思考[J]. 河北漁業.2016（4）：69-70.
[7]孫霏.大連市發展休閑漁業的研究[J]. 消費導刊.2015（11）：31.
[8]宋瑋，勾維民.大連市休閑漁業的SWOT分析[J]. 中國漁業經濟.2008（1）：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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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休閑漁業 北部灣 廣西
一、引言
休閑漁業是超越傳統漁業框架的經營活動,是漁業與休閑娛樂業結合,它是海洋經濟中的朝陽產業。海洋經濟發達的國家,傳統海洋漁業雖然仍是一個重要產業,但在海洋經濟中的比重已大大縮小,美、日、英等國已降到10%以下(1、2)。濱海休閑、旅游業發展十分迅速,已成為四大海洋支柱產業之一。
二、海洋休閑漁業
1.海洋休閑漁業的概念
在海洋休閑漁業的生產實踐和科學理論研究中休閑漁業的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休閑漁業是指利用海洋或淡水漁業資源以及漁村資源,提供垂釣、休閑娛樂和觀光旅游服務的商業經營行為。 廣義的休閑漁業是指利用海洋或淡水漁業資源以及漁村資源,提供沿岸漁村地區人們全方位服務的商業經營行為。
休閑漁業項目約可歸類為11 項:(1)海上釣魚活動;(2)海水養殖塘活動;(3)體驗性漁業活動;(4)參觀漁業作業;(5)觀光(或假日)魚市、海鮮料理中心;(6)具有漁業特色的綜合渡假區;(7)教育性漁業活動;(8)漁業景觀活動;(9)兼具漁業性活動的綜合性園區;(10)漁村生活體驗;(11)參觀漁村或漁業之相關民俗活動。
三、廣西發展海洋休閑漁業的資源優勢
廣西濱海休閑漁業資源豐富,既有豐富的海洋漁業生物資源,優美的暖亞熱帶、熱帶濱海漁區、漁村風光、又有濃郁的漁村文化、民族文化、珍珠文化,豐富獨特的休閑漁業資源為廣西海洋休閑漁業的發展提供了資源優勢;同時,廣西濱海未受到大工業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空氣清潔,海清天藍,具有開發休閑漁業的良好生態環境;
1.民族文化、漁文化、珍珠文化、古代海洋貿易――獨特的海洋文化優勢
文化是旅游、休閑資源的靈魂。廣西濱海各民族在長期與大海抗爭中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文化、漁文化和珍珠文化,豐富了海洋文化的內涵,這為廣西濱海休閑漁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文化基礎。
首先,廣西沿海各族人民,在長期耕牧大海的過程中,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民族風情。這里有全國唯一海洋民族京族,也有被稱為“海上吉普賽” 的家,和散布于沿海的客家。廣西沿海有漁業市(縣、區)10個,漁業鄉鎮35個,漁業村130個,漁業人口705300人。這些漁民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自己的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風情獨具的漁文化。漁港、漁場、漁村是發展休閑漁業的絕佳資源,能夠幫助游客了解漁民、漁文化和海洋文化。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企沙鎮的漁村、京族三島的京族漁村、外沙和地角的家漁村、欽州犀牛角鎮的漁村等。
廣西北海是“南珠”的故鄉。廣西所產珍珠――“南珠”在世界上素有“ 東珠不如西珠, 西珠不如南珠” 的美譽。廣西珍珠歷史悠久, 名聞中外,發生于東漢時期的“合浦還珠” 的故事流傳至今已1800多年。2004年11月4日國家質檢總局公告,宣布對廣西北海合浦南珠實施原產地域保護。廣西沿海圍繞著“南珠”的開采、收集、貿易等,形成了眾多的歷史文化和古跡,如白龍珍珠城遺址,以及合浦漢墓、北海古窯址( 群)遺址的形成等都與歷史珍珠的生產都有很大的關系。
合浦石灣港口,是西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南方航道(又稱徐聞、合浦南海道)的始發港。中原及嶺南各地的貨物多在此集散,許多外國人來華朝貢或通商過合浦經廣西北上中原。合浦港的興盛促進了合浦地區的經濟、文化的繁榮,合浦大型漢墓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出土文物之華美,全國罕見。
總之廣西濱海的文化特點是中原漢文化與本土民族文化、漁文化、海外文化的結合。珍珠文化、客家文化、家文化、京族文化和古今的海上漁文化和海洋貿易在廣西沿海相互交織,形成了鮮明的地方文化風貌。
2.紅樹林、珊瑚礁、沙灘、海水、陽光――獨特魅力獨具的暖亞熱帶、熱帶海域、海岸景觀優勢
廣西濱海和海域地處暖亞熱帶、熱帶地區,有我國分布最為廣泛的紅樹林海岸,部分海島有珊瑚礁分布,暖亞熱帶、熱帶風光濃郁,自然風光優美,這里既有多姿多彩的地質地貌、分布廣泛的島礁、獨具特色的濱海和潮間帶植被,又具有溫暖的氣候、潔凈的空氣、綿長的海灘和碧綠的大海。
3.海水養殖與遠洋捕撈――多種漁業生產的生物資源優勢
海洋漁業資源是發展海洋休閑漁業的基礎,廣西海洋漁業發展的資源豐富。廣西淺海灘涂廣闊,水質肥沃,生物品種繁多。北部灣海域屬熱帶海洋,適于各種魚類繁殖生產,為中國高生物量的海區之一。出產的魚貝類有500多種,其中具有捕撈經濟價值的50多種,以紅魚、石斑、馬鮫、鯧魚、立魚、金線魚等10多種最為著名。
北部灣不僅是中國著名的漁場,也是中國海洋生物物種資源的寶庫。分布于沿海灘涂的紅樹林,面積占全國的40%左右。分布于淺海附近,處于中國成礁珊瑚分布帶北部邊緣的珊瑚礁,作為重要的熱帶海洋生態系,具有極大的生態和科研價值。
四、廣西海洋休閑漁業發展的基本思路
1.產業定位――以海洋漁業為主體、結合濱海旅游業,利用漁業資源和漁民勞動力優勢提供休閑娛樂服務的新型經濟業態。
首先,海洋休閑漁業要是海洋漁業為主體,以海洋漁業資源為依托,以解決漁民就業,改善漁民生活為其主要目的,配合國家漁民轉業、轉產大形勢,爭取相關政策優惠,獲得地方休閑漁業的發展,以促進地各方經濟的發展,為地方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城市化做貢獻。
其次海洋休閑漁業要與旅游業相結合,利用旅游的市場、技術、信息和經營管理經驗,與旅游部門和企業密切融合。特別是廣西海洋休閑漁業尚處于萌芽階段,沒有形成自身的行業系統,市場、信息、技術乃至資金和管理上都缺有效來源和途徑。同時發展休閑漁業是對濱海旅游業有力的支持,可以豐富濱海旅游內涵和產品,為旅游者提供更多的選擇,也契合了當前旅游由觀光游覽向休閑度假轉變的需求趨向變動的要求。
另外,在將休閑漁業看做為新型行業,未來漁業經濟的增長點進行培育,給予相關的政策支持,以使廣西的休閑漁業從萌芽到壯大,為漁業經濟增長和漁民就業做出貢獻。
2.市場定位――以本地市場為主體、兩廣市場為基礎、泛珠江三角市場為主要腹地,拓展全國市場和入境市場。
根據目前旅游和休閑行為短途化發展趨勢,依據休閑漁業的產品特點,將本地和相對比較近的兩廣(廣西、廣東)最為基礎市場。廣西休閑旅游業的市場,應定位為以本地市場為主體,結合外地市場,以本地帶動外地,逐步培育高端休閑漁業市場。做為今后海洋休閑漁業的市場腹地的泛珠江三角洲地區,充分利用廣西“沿海”、“沿邊”的優勢,吸引內陸省份的旅游者,逐步拓展廣西海洋休閑漁業的市場。
廣西濱海有全國一流的自然旅游資源,尤其具有獨具特色的漁村,沿海有許多風情獨特的漁港,以及北海等地總量不菲的海洋漁業,所以廣西具有培育高端海洋休閑漁業潛力,在發展海洋休閑漁業過程中,應一方面堅持以周邊市場為主體,同時依靠廣西休閑漁業具有資源和區位優勢,要目標高遠,以全國和入境市場為遠期市場目標,將廣西休閑漁業定位為全國乃至世界市場上一個響亮品牌。
3.產品定位――以休閑、度假和體驗、生態類休閑產品為主體
廣西海洋休閑漁業應與目前休閑旅游市場的多樣化、體驗化和由游覽觀光向休閑度假方向轉變,以及休閑旅游注重生態環保的趨勢相適應,依靠廣西的資源優勢發展以休閑、度假和生態為主體的休閑漁業產品。大力開發以漁業生產體驗、漁村風情、漁業觀光、漁業科普教育、特色觀光漁市、海鮮餐飲料理、漁港風情、濱海或海島療養、度假場館等以休閑、度假和體驗、生態為特色的廣西海洋休閑漁業產品。
4.經營管理機制――政府、企業、漁民
在經營管理上要堅持政府主導、企業領頭、漁民為主體的管理經營機制,只有依靠政府主導,才能完善基礎設施和外部環境,平衡好各方的利益;只有以企業為領頭才能走集約化、規模化和產業化的道路將休閑旅游業做大做強;也只有以漁民為主體,才能改造漁村面貌、促進漁民就業和改善漁民生活,最終促進休閑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五、廣西海洋休閑漁業發展模式
1.產業模式――與旅游業緊密合作的“行業+行業”模式
休閑漁業具有很強的服務性質,和旅游業關系緊密,特別是在市場、信息、技術等方面,尤其是在市場方面,有時候是直接承接旅游行業的客源,所以在經營上要注重和旅游行業的配合,最好能做到行業的結合。
2.布局模式――依托文化、依托資源、依托市場、依托城市和旅游區、港口、依托交通線、依托企業
依托特色文化 廣西濱海的文化特點是中原漢文化與本土民族文化、漁文化、海外文化的結合。珍珠文化、蛋家文化、京族文化、客家文化和古今的漁文化和海洋貿易在廣西沿海相互交織,形成了鮮明的地方文化風貌。在布局中要依托特色文化,以文化做為海洋休閑漁業的靈魂,內在紐帶,建立廣西海洋休閑漁業產業。
依托資源 休閑漁業的發展離不開漁業資源,廣西沿海具有豐富海水養殖生物資源和海洋捕撈生物資源。發展休閑漁業要發揮資源優勢,在遵守廣西海洋功能區劃及相關規定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廣西濱海灘涂、淺海增養殖區域和濱海捕撈區,結合周邊的自然風光,發展海洋休閑旅游業。在布局上,依托資源優勢,進行集中連片開發,盡量集中經營,做大規模,做強品牌。
依托市場 根據一般休閑活動的規律,人們花在路程上的時間和游玩的時間比,也就是行游比,應當在一定的比例范圍之內。也就是說,旅游目的地越接近市場,休閑活動的行游比效益越突出。所以在對休閑漁業的布局上,應當盡量布局在城市的周邊以接近市場,增加人們訪問的機會,從而增加收益。
依托城市和旅游區 在產業布局中,也要充分考慮廣西經濟和旅游經濟的發展水平,充分考慮廣西旅游業目前正處于觀光游覽階段向休閑度假階段過渡的時期,并且以觀光度假為主。游客消費能力有限,考慮到消費者的休閑效率和經濟能力,在休閑漁業的布局上宜展布于城市周邊,以一日或兩日游為主。
依托港口 港口具有基礎設施優勢,能過為海洋休閑漁業提供所需的基礎設施,如休閑漁業碼頭、住宿、餐飲交通等,同時港口也可以為休閑漁業提供市場、信息方面的支撐。
依托交通干線 交通便利,利于出入,能夠增加受訪機會,從而在競爭中能處于有利地位,所以在布局中要充分考慮其交通的便利性,盡量布局在主要交通干線附近。
依托企業 休閑漁業的發展,如果單單靠漁民自己很難很好的發展,必須依托一些具有漁業優勢的企業,利用大型企業的管理經營經驗、技術、成熟的體制和資金和人才優勢,結合漁業資源和漁民,將各方面優勢結合起來,才能很好的發展海洋休閑漁業。
平衡布局 在休閑漁業布局中,要考慮到當地就業的問題,做到各地區之間的平衡,同一地區,在考慮到資源優勢的情況下,充分考慮當地漁民的分布盡量平衡布局。
六、總結
總之廣西北部灣海域休閑漁業具有豐富的資源,如果能夠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合理布局與規劃,北部灣海洋休閑漁業將會給本區漁業經濟和旅游經濟發展的提供一個契合點,一方面可以解決當地漁民轉產專業的困局,另一方面又可以豐富旅游業的產品類型和滲透范圍,促進兩個行業的合作和發展。
參考文獻:
[1]方百壽盧飛宮紅平:《國外休閑漁業研究述評》,《漁業經濟研究》2008年第6期第26-28頁
[2] 柴壽升、張佳佳:《美、日休閑漁業的發展模式對我國休閑漁業發展的啟示》,《中國海洋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7 年第1期第9-13頁
[3]陳思行:《美國休閑漁業現狀》,《北京水產》2005年第1期第4-6頁
[4] 吳惠娟:休閑漁業涵構之研究――以王功漁港碼頭為例,臺灣朝陽科技大學建筑及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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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水庫管理；生態漁業；特色漁業
1.生態漁業的發展
生態漁業，就是利用水庫優越的產地環境、優質的水、生產優質的水產品。要求按綠色水產品或有機水產品的標準進行生產。以水庫優美的、無污染的庫周環境及優良的水質，主打健康的優質的水庫魚類品牌來提升水庫漁業的效益。如山東省濰坊市峽山水庫是該省最大內陸水庫，是一座飲用水源的水庫，2010 年水庫所生產的魚類獲得國家綠色食品認證后，該庫魚價近乎天價被搶一空，魚肉質嫩滑，味道鮮美很少有泥腥味，魚鱗鮮亮、發青，被人們所認可，水庫漁業取得較好的效益。千島湖是獲得有機認證的魚產品，魚的美味、魚的效益更是聞名全國。因此水庫的自然環境條件最優越，如果加以自然環境的保護，控制污染源，定能產出優質的健康的綠色水產品和有機水產品，以魚的質量、魚的品牌來提高水庫漁業的效益。也就是走生態漁業之路。必須要對影響水庫水質的污染源進行控制，嚴格水資源的管理，嚴禁“三廢”污染源進入水庫。對已經富營養化的水體，要利用生態修復技術進行改善，確保水庫的水質符合綠色水產品或有機水產品的養殖標準。注重產地環境的保護，注重庫區生態林的建設，利用良好的環境生產優質魚類，以魚的品牌來提高水庫漁業的效益。要求按無公害水產品或綠色水產品的標準化生產，加強投入品的監管，嚴格按標準化進行操作，切實把好魚種的進購質量安全關，嚴禁投施任何肥料或漁藥。作好養殖全過程的記載，建立好生產操作規程，嚴把水庫養殖的水質檢測關，以及魚的質量安全檢測。提高養殖過程的技術操作，確保魚的皮毛、魚的體質、魚的規格達到優質的無公害水產品標準或者綠色水產品的標準，積極挖掘水庫優質魚的不同水庫的水產品地理標志，完善水產品的商品注冊，提高水庫優質魚的知名度。這樣才能達到安全、優質、高效的生態漁業之路。目前走生態漁業之路成功的例子很多，如清江魚、丹江白魚、千島湖鳙魚、峽山魚等等。關鍵點：優質的水庫環境，優良的水質，標準化的生產，無公害（綠色、有機）的水產品質量。控制技術：①要達到無公害或綠色、有機水產品的產地環境要求，水質養殖標準的要求。②要制定好優質的水產品標準化生產操作技術規程。③要建立好質量追溯保證體系。④加強對水產品養殖過程的質量安全監管。
2.技術漁業的發展
結合市場、結合水庫漁業快速發展的成熟操作技術，在走生態漁業之路情況下，提高水庫漁業的效益。一是利用現在成熟的水庫養殖技術，在不投餌不施肥確保環境優良的情況下，生產無公害優質水產品，或綠色水產品、有機水產品的前提下，如何充分利用水庫的資源，投足投放好魚種，產出質優量多的成魚；二是如何結合市場的需求，充分利用現有的成熟操作技術及時向市場提供質量保證的優質魚類。關鍵點： 如何建立適合該庫的養殖結構和養殖模式，如何完成起捕的問題，如何利用水產養殖來調控好水庫的水質，保護好水庫水質環境的問題。控制技術：①養殖模式的確立，生產計劃的制定，魚種投放規格、投放比例以及投放量的確定。②成熟的捕撈技術能達到與市場相適應的與水庫水體空間相對應的捕撈計劃及其實現。③要達到以養殖來保護水庫水體環境的目的。
3.特色漁業的發展
特色漁業，就是利用水庫魚類資源的生物多樣性，天然魚類豐富的特點，生產優質的兇猛性魚類及其它雜食性魚類。這些具有特色的能在水庫自然產卵形成種群增殖的魚類，過去我們為了追求放養的花白鰱魚類，而對它們進行清除，現在這些魚類的經濟價值都比較高，也是水庫漁業的一大特色，應該積極進行挖掘，進行種群增殖。主要是優勢的種群建立或改良，有的水庫以翹嘴鲌魚為優勢種群，有的水庫以紅尾（蒙古紅鲌）為優勢種群，有的水庫鱖魚豐富，有的水庫黃顙魚資源多，還有黃尾密鲴等鲴類雜食性魚類，有的水庫有資源，沒有形成種群，另常見的鯉、鯽品種水庫較多，可以進行優質鯉、鯽魚的投放進行品種的改良，有的還可以引進銀魚、沼池公魚等等，這些特色魚類，也是水庫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資源。關鍵點及控制技術： 一是形成特色優勢魚類資源，建立自然增殖的種群；二是嚴格控制取水規格及產卵期間的自然保護措施；三是提高特色魚類的起捕技術；四是加工成特色風味的魚產品。
4.休閑漁業的發展
休閑漁業，就是利用水庫水利風景區的優越條件，開展涉漁休閑旅游項目，做好休閑漁業、旅游漁業的文章，這是與水庫自然環境相和諧的、環保的、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項目。這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結合水庫的自然景觀進行休閑觀光，品嘗漁家樂，進行水上趣味旅游，觀賞水庫涉漁的活動，如大網捕魚，有的還有珍稀觀賞魚的觀光鑒賞等等，主要以觀光旅游為主線。這就要求有觀賞資源的開發與建設，不僅有涉漁項目還要結合水庫本身所獨特的優美的自然景觀以及人文景觀的開發與保護。二是以垂釣為主的游鉤業的發展，要在水庫地理位置上，垂釣的開發形式上，水庫投放垂釣魚的品種上，以及配套的休閑、餐飲等項目上進行開發。休閑漁業可以通過發展垂釣業來帶動觀光休閑業，也可以以水庫風景區的優越條件以觀光旅游來促進垂釣業的發展。總之休閑漁業、旅游漁業要有水利風景區的優勢，要結合人文景觀，結合涉漁的休閑、旅游的開發，還可以結合其它的主題旅游進行深度挖掘，從而利用水庫的水面資源、周邊生態環境的資源，實現人與自然、人與水、魚與自然、魚與水的和諧發展。關鍵點： 一是秀麗的水庫自然風光的保護與開發。二是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建設與開發。三是涉漁旅游項目的開發。如垂釣業的開發等。四是基礎條件的逐步完善，要有發展規劃，要有資金的投入。過去為了發展水庫漁業，很多地方都是想盡辦法去除兇猛性魚類，如翹嘴鲌、鱖魚、鯰魚等，也不注重雜食性魚類如鯉魚、鯽魚、魴魚、鲴類及銀魚、沼池公魚等魚類種群的增殖。這些天然魚類過去在沒有投施肥料開展半精養、精養之前人放天養時期，大型水庫天然魚產量要占水庫總產量的30%-40%，中型水庫天然魚產量也占總產量的10%-20%，這些能在水庫中自然增殖的天然魚類現在就是水庫所具有的特色漁業，開發潛力很大。四是結合旅游資源的開發，走休閑漁業、旅游漁業之路。美國的游釣業發達，目前我國不少水庫垂釣業發展也很快。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水庫山水資源的優勢開發水利風景區的建設，進行旅游開發也是一個發展方向。因此，以涉漁為內容進行旅游、休閑開發這將是水庫漁業快速發展的方向。
5.結論
今后水庫漁業的發展要從過去單純追求養殖漁業效益量大化，不注重水庫水體環境保護的漁業發展方式轉變過來，形成以水庫水質的環境保護為目的，以優質的水庫漁業環境為出發點來進行生態漁業、技術漁業、特色漁業、休閑漁業全面發展。實現水庫漁業健康、綠色、環保、持續發展，這是水庫漁業今后一個時期發展的根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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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科研業務工作需要，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淡水漁業研究中心2018年擬以項目聘用的形式向社會公開招聘科研人員若干。
一、應聘條件
1.政治素質高，思想品德好，遵紀守法，品行端正;
2.水產養殖、水生生物、漁業資源、生態學、環境科學、動物學、臨床獸醫學相關專業學士及以上學位;
3.身體健康，吃苦耐勞，能適應野外工作;
4.科研業務基礎扎實，有創新的思想和能力，有團隊合作精神，責任感強;
5.文字表達能力強，具有良好的計算機運用能力和英語水平，能獨立完成有關科研報告;
二、工作任務
1.從事漁業資源調查評估、早期資源分類鑒定、維管植物、浮游動植物監測等工作。
2.從事長江江豚聲學、行為學、生理生態學、野外種群考察、疾病防治等方面的工作。
三、聘后待遇
聘用方式實行社會化聘用，聘后待遇按國家相關政策和中心相關規定執行。
四、聯系方式
有意者請填寫
附件-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淡水漁業研究中心2018年項目聘用人員簡歷.doc，將電子版發送至指定郵箱。
聯系人：陳紅磊,徐東坡,劉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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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海洋人類學；漁業社區；海權問題；話題轉向和前沿趨勢；海洋中國話語
【作 者】趙婧D，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人類學與民族學系2014級博士研究生；張先清，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人類學與民族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廈門，361005
【中圖分類號】 C912.4；P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 454X（2016）04 - 0074 - 007
20世紀80年代后，在全球化帶來急劇社會變遷的背景下，海洋人類學研究不再局限于學科誕生初期弗思（Firth）對馬來亞漁民及其漁業經濟的“單純”關注①，[1 ]28-63而在文化生態或社會文化的研究范式，[2 ]49-94研究態勢開始日漸顯現。在國際競爭愈加激烈的當下，海洋對于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意義不言自明。
一、傳統研究主題：漁業社區發展與人海關系
隨著全球化與城市化的深入，漁業社區傳統的生計方式、社會結構乃至人際關系注定無法掙脫“被變遷”的命運。漁業社區的發展與良性人海關系的建立歷來都是海洋人類學應用性研究的核心話題。
王嵩興對宜蘭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進行的民族志書寫，[3 ]49-91阿倫貝皮文化變遷的考察，[4 ]3-3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達曼島人》等早期出自人類學科學研究“實驗室”的海島民族志都是人類學對漁業社區研究的經典。在延續這些傳統討論的同時，人類學對于這一話題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發展動向。
Breton延續了人類學對于親屬制度的討論，他注意到加拿大魁北克圣保羅河流域的漁業社區通過社會經濟組織所展現出對特定地理和社會環境的適應性回應，以及雙邊親屬制度（bilateral kinship）如何為適應性策略給予了巨大的彈性。[5 ]他用參與觀察的方法檢視了兩個漁業社區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和家庭結構，認為盡管這兩個社區的工作組織與食物結構都類似，但一個社區與大型社會呈現出中間人式的聯系，另一個則是直接與大型社會進行單線聯系。[6 ]
choembucher和Byron的研究旨趣與人類學經典研究相契合，前者探討了印度南部漁業種姓中的平均主義和等級秩序，并提供了大量的民族志資料。[7 ]后者在歷史脈絡下分析了北歐漁民家庭與家戶的關系，[8 ]obben從社會系統中緊密相關的社會分層、社會規模、社會等級著眼，解析了兩個巴西漁業社區所經歷的社會變遷。[9 ]
后來的研究者們擴展了其研究視野并拓寬了研究興趣的范圍，Volkman關注漁業社區中的性別話語問題，他以80年代后期印尼東南沿海漁業社區中婦女在生計方式上的轉變為例，強調文化彈性（culture flexibility）是使女性得以從“傳統”織布機上抽身出來轉投漁業貿易行當，并成為國家發展以及技術進步與貿易快速擴張獲益者的原因。[10] Taway等人分析了人們對烏干達湖濱漁業社區艾滋病高發病率所產生的刻板印象，認為漁民往往給人以不負責任的高危人群印象，但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生計和健康支持，漁民和漁業社區應該避免這種刻板印象的出現。[11 ]
然而，盡管海洋人類學對于漁業社區的研究已經逐漸多樣化，但是對于漁業社區更急迫的現狀仍然關注不足，難以顧及漁業社區的現實困境與未來發展方向的不確定性。海洋人類學的應用性研究致力于在保護當地傳統文化與保護海洋生態之間尋求制衡，為發生正在變遷的社區創造新的生活方式及謀求長遠發展的策略，關懷正在經歷變遷的人們，幫助建立良性互動的人海關系，為海洋生態保育提供更大的保障。
如何平衡地方性知識、傳統文化與資源保護之間的矛盾一直是海洋人類學應用性研究者們所面臨的困境。Siri.u.S?reng嘗試在保護資源與繼承傳統文化之間尋找兼顧兩者的方式，在對挪威近海的漁村進行考察后，他認為維持漁業可持續性發展的方法在于建立體察當地捕魚技術與文化差異的多元法律途徑。[12 ]漁業社區的文化遺產保護以及生產技藝的傳承問題也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之內，Smith關于印第安人獨桅艇制作技藝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13 ]
拉瑪萊拉村所經歷的遭遇是當傳統生活方式遭遇現代化挑戰的典型個案。這是個位于印度尼西亞南海岸的小型漁村，延續著在每年的5月-11月期間用魚叉捕捉附近海域鯨群的傳統。但是，隨著鄰村頻繁采用炸魚的方式進行非法捕漁，近海生態的破壞以及抹香鯨種群數量的減少，拉瑪萊拉村已經面臨無鯨可捕的窘境。在全球化的壓力下，以犧牲地方文化傳統和改變社會結構與人際關系為代價，擁抱現代科技可能成為該村① 剩下的唯一指望。[14 ]
拉瑪萊拉村是全球范圍內眾多發生劇烈社會變遷的漁業社區的其中之一，對漁村進行新聞式的報道顯然不是海洋人類學應用性研究的目標。在傳統生活方式、傳統文化與現實中尋找漁業社區的出路與建立良性互動人海關系才是海洋人類學應用性研究的宗旨。當然，設立海洋保護區（MPAs）的國際通行做法對漁業社區產生了深遠影響，海洋保護區的建立為漁業社區帶來了食品安全、資源權力、雇傭、社區組織結構和收入等方面的福利，并賦予當地社區爭取政治經濟訴求的力量，但是獲益的漁業社區和漁民只是少數而已。[15 ]
對海洋社會和漁業社區而言，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以人類學的方法與關懷去幫助架構良性互動的人海關系；如何平衡漁業生產與海洋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如何在具有高度流動性的海島社會中維持社區的穩定與和諧。因此，雖然海洋人類學的應用性研究肩負漁業社區發展與良性互動人海關系建設的責任，但未來的研究路途仍然任重道遠。
二、話題轉向下的新焦點：作為海權問題之核心的產權問題
當今，海洋已經成為各個國家的戰略重點，基于海洋權益的一系列問題已成為各學科、各層面討論的焦點。這些看似為圍繞著爭端、海上安全利益、捕撈權（fishing rights）、海洋資源開發等海事權益（maritime rights）等核心展開的各方博弈，實則根源于海陸（ocean/land）不同的資源屬性以及產權（property rights）這一關鍵概念本身的撲朔迷離。海洋人類學的應用性研究對這些問題也進行了回應。
產權問題從其概念本身再到產權的確認與屬性的辨析就是不乏爭議且令人困惑，其被視作一系列相關權利（bundle of rights）并涉及一套復雜區分系統。但是不論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認同在所有者享有的進入（access）、管理（management）、排他（exclusion）、轉讓（alienation）、撤銷（withdrawal）等基本權利中確認產權的關鍵在于排他性。[16 ]13-41動性特點顯然使得人們難以套用在陸上區分資源或財產屬性的邏輯去輕易判斷其排他性。因此，海洋到底屬于公共資源還是私有財產并非一目了然，這也使得產權確認、海域（territoriality）所有權與海洋資源使用權的界定和區分問題陷入難解的循環論爭中。
實際上，論爭的核心在于海洋到底是無疆還是有界，即海洋究竟是理所當然的公共財產（common property）與開放資源（open resources），還是設有準入限制和產權歸屬的私有資源（private property）。換言之，各種豐厚的海事權益應是均享抑或專屬。對于世界上大多數海事權益相關者而言，產權問題 ① 決定了他們是可以隨心所欲地享有海洋資源，對所有權一事置若罔聞，還是必須遵循海洋產權的劃分和所有權的歸屬并對各自在海洋上的行為保持克制。
就通常意義而言財產（property）無所不在，而產權則處于法律、經濟、國家、政治、文化的交叉地帶，甚至涉及社會認可的經濟權利（economic rights）。Carruthers和Ariovich根據其在經濟學和法學框架下進行的研究提出了進行產權確認需要參照五個維度的新觀點，即財產的客體與主體、財產的使用、強制權以及財產的流轉。[17 ]人類學家主張，人們對資源的占有形制（tenure）受到從資源本身條件到技術水平、人口增長幅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盡管大部分文化中陸地與海洋都隱含了作為公有財產的預設，但是隨著人口增長，環境資源變得稀缺，調節資源占有形式，轉換資源公私屬性的社會機制（social property regime）便應運而生。當然，也存在人口增長后人均資源占有率下降，但是公共資源仍然保持其公有性質的案例。因此，簡單而倉促地對海洋作出公私屬性的判斷無疑武斷而粗暴地忽略了社會現實。[18 ]
Acheson長期致力于海洋人類學的研究，他早年堅持將海洋生物等海洋資源視為公共財產（common property），但同時也承認陸地、海洋、江河等公共資源存在被過度開發或濫用的事實。Acheson認為私有資源由其所有者維護，因為他們必須通過對資源的投資來獲益，故而不會出現過度開發或濫用的情況。于是，被貼上公共財產標簽的開放資源就陷入了只有無限制開發才符合邏輯的悖論中，[19 ]因為個體缺乏集體責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動機而造成的公地悲劇一樣。[20 ]對美國緬因州龍蝦產業和捕蝦人進行了跨越近30年的定點研究后，Acheson發現人們將海洋作為公共財產的預設受到現實中各種劃分地盤（territoriality）的非正式規矩的挑戰，[21 ]逐漸意識到人們在海上的地盤之爭是包含一系列沖突與策略的復雜博弈。[22 ]
Durrenberger 與Pálsson在其聯合研究中就捕撈領地與海洋資源的可進入性進行了探討，盡管他們也同樣質疑了海洋作為公共財產和集體資源的刻板印象，但是他們對于產權與海洋資源準入資格之間因果關系的推定難免顯得有些簡單。其實，Durrenberger 與Pálsson也承認正是由于缺乏對產權、所有權（ownership）、可進入性（access）、海域控制（control of sea territories）等概念的系統區分才導致了爭論的延續。[23 ]
隨著研究的深入，Ostrom注意到了資源管理機構從政府到社區再到私人的三級分層對資源在公私屬性的轉換上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24 ]Quires等人為在對跨國金槍魚漁場進行了多點民族志式的田野調查后，提出產權問題的癥結在于沒有分離產權和使用權（use rights），也未能區分不同層次的公共產權設置受限的準入權。[25 ]25-59
在最近的研究中，Acheson企圖調和眾人的說法也力求對這個令人糾結又眾說紛紜的問題做出一個“了斷”。他通過分析民族志資料和比較海陸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個案（case study of Land Tenure and Sea Tenure），系統闡述了產權的概念及其產生機制，提出資源存在從公有到私有財產轉化的可能，人們對資源的占有形式取決于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維護資源的代價（defense cost）。[26 ]言下之意在于強調海上生計方式的不穩定性以及在海上高昂的排他成本，使得海上資源的所有形式轉化變得不那么簡單。
然而，實際上包括Durrenberger與Acheson在內的人類學家發現其研究，不過是驗證了海洋環境本身的復雜性造成了海洋屬性與產權問題的似是而非與模棱兩可。從他們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具體的社會文化場景下，資源的公私屬性是可轉換的而非一成不變的。他們找到了影響資源屬性轉化的因素，但并非完全揭示了判斷資源性質和進行產權確認的普適性標準。
于是，在此之后的海洋人類學研究試圖沖破過去研究思路的掣肘，不再掙扎于界定產權的概念。擴寬思路后的海洋人類研究著力于分析人們爭奪海洋資源背后的動因和行為邏輯，而不同于經濟學家為了尋求提高漁業生產效率的漁業管理政策，而對政府控制海洋準入資格的權力尋租行為進行無力指責。[27 ]
Levine相信人類學關于產權的討論已經從對人類領地的適應與不適（adaption and maladaptation）轉移到控制進入空間和資源的消極/積極因素上來，在涉及地盤（territoriality）爭奪的諸多變量中，產權問題應該躋身更中心的位置。在對三個以捕撈鰲蝦為主要生計方式的新西蘭村莊進行的比較研究中，Levine歸納了準入控制（Controlling Access）的三種類型并對這一行為作出了解釋，他認為人們爭奪海洋資源就像爭奪地盤一樣，準入控制代表正是漁民保護財產的方式。據此，他反對在漁業管理中對公共財產的無限制應用（unqualified application）。[28 ]
此外，人類學家還關注漁業社區的社會結構以及社區在爭取資源和權益時的訴求與進行的表達，嘗試用文化的視角來解釋產權問題對漁業社區和漁民們所具有的意義。Taylor在對愛爾蘭Donega郡轄下的一個沿海居民點Teelin進行的考察中討論了捕撈大馬哈魚（salmon）與表達社區認同之間的關系。他認為Teelin居民在夏季捕撈大馬哈魚的行為并非旨在創造更多的家庭收入，而是以此作為表達社區認同和個人認同的方式，并與意識形態相結合，最終起到將當地社區凝聚成一個社會整體的功用。[29 ]
總的來說，海洋資源的屬性難以一概而論，而實際上在具體的社會歷史場景和文化脈絡之下，資源的公私屬性是可轉化的（convertible）。在人類學家看來，產權問題的復雜與可變恰恰源于世界各地的海洋社會在社會結構、社會關系以及地方性知識乃至認知體系上的多元。因此，在社會歷史情景和文化脈絡下理解產權問題，并分析資源以及產權對于當地社會的意義，才有最終可能厘清該問題。
然而，現實情況實際遠比研究者的預設更為復雜。Gatewood觀察了西南阿拉斯加采用圍網捕撈技術（seiners）的大馬哈魚漁場，他發現漁場的性質以及漁民們之間的關系其實長期被忽略了：漁場本身是一個充滿競爭的商業組織和信息分享單位，人與人之間既有競爭又有合作，并非簡單的人群集合。[30 ]Vinck在對斯里蘭卡北部長期受內戰影響的漁村進行定點考察后發現，北斯里蘭卡的捕漁權、產權糾紛以及漁場準入問題涉及多個主體（個人和漁會都善于表達自身的訴求）與多維度的權力斗爭。[31 ]
在加入新制度經濟學和歷史學維度的研究與反思后，不免發現靜態地就產權而論產權的人類學研究可能是研究者自己天真的一廂情愿。產權的概念其實由來已久，在明清以來的中國鄉族社會就不乏爭奪水資源分配權利的個案，圍繞水的使用與管理進行的斗爭往往以宗教儀式作為展演形式（performance），并由此促成了區域聯盟的產生。[32 ]現代意義下的產權制度只是人類整個產權進程中隨著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一種產權形態。按照布迪厄的資本理論體系，資本可以分為客觀資本和象征資本，其中客觀資本包括源于經濟資源的經濟資本，實質為信息資本的文化資本，以及作為資源與政治權力連接形式的政治資本，還有疊加于實際與潛在人際關系網絡之上的社會資本。此外，象征資本則是一種一般性的認知資本，各種客觀資本都無法脫離隱含于自身的象征存在。用布迪厄的話說，“象征資本就是不同種類資本所取的形式。”[33 ]119作為產權依托形式的經濟權屬之外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內涵的角度出發，[34 ]對具有再生產性的象征產權的重視而言，關于產權的人類學討論還有重新檢視的必要。
三、話題轉向下的新焦點：海洋治污與管轄權問題（jurisdiction）
在全球化及城鎮化的加速推進的壓力下，海洋生態環境受困于生產-污染的吊詭對立，海洋污染不僅是全球范圍內存在的普遍問題，而且是既牽涉政治、經濟、技術、法律等多方面的問題，也是影響地區與國際利益的疑難雜癥。
從20世紀中期開始，海洋污染問題就已經引起海洋學、環境科學等多個學科的重視，在這些數量龐大的研究中，關注海洋污染現狀，分析污染原因，尋求污染解決辦法是其中主要的研究線索。[35 ]在經歷了前期以尋找污染源和劃分污染類型為重點的研究階段后，后期的研究側重于從技術手段上提出治理海洋污染的新方法。[36 ]
此外，解決海洋污染的主流途徑是在聯合國框架內展開國際合作，力求在國際法范疇內探索處理海洋污染的辦法。盡管通過國際合作來治理海洋污染已經取得不少突破，但是海洋污染問題的處理仍然亟待“直達病灶”的良方。《聯合國國際海洋法公約》于1982年正式生效，并日漸成為裁決國際海洋爭端、海洋資源問題、海洋污染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據。然而，管轄權的曖昧與模糊成為在國際法框架下解決污染問題的障礙。因此，為了處理涉及具體國家與責任認定的污染問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三次會議界定了海洋污染來源的類型，其中包括陸基來源（land-based sources），國家管轄權內由海底行為（seabed activities）引起的污染，超出國家管轄權范圍由海底行為引起的國際海域污染，傾倒引起的污染，由空氣或通過空氣傳播的污染，船舶引起的污染。[37 ]
但是，在涉及經濟活動和國際政治博弈的復雜海洋生態問題上，面對具有不同訴求的主體，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海洋污染的難度與壁壘可想而知。Diehl和Siqueira在巴西的觀察就說明，盡管人們明確海上商品運輸是海洋原油污染的首因，而且對其產生的負面影響心知肚明，但是海事水域司法監管職責的履行（marine waters guardianship）卻未能配合當地的司法命令（judicial ordering）。[38 ]
人們已經意識到海洋污染對海洋生態、海島社會、漁業社會乃至海洋文化遺產保護帶來的影響和危機。[39 ]面對復雜的海洋污染問題，難以找到一蹴而就的解決方法或補救途徑。“誰污染，誰清理，誰賠償”的假定原則只能起到有限的效力，這在試圖尋求海洋污染解決辦法的研究者們中幾乎成為一個默認的共識。Levy在對海洋原油污染的分析中認為，海洋污染之所以成為頑疾，是因為對污染責任方的簡單責難起不到震懾作用，而徹底禁止海事活動又難免對合法權益者有投鼠忌器的擔心。[40 ]
事實上，盡管人類學家已經意識到海洋污染問題嚴重影響了漁業社區的傳統生計方式，以及海洋社會的人際關系乃至社會結構，然而在針對海洋污染問題進行的諸多研究中，對海洋社會、漁業社區、人海關系進行深描，關注海洋生態環境變化對當地社會和地方文化造成的影響，并重點解析造成海洋污染中文化變量的人類學研究卻并不多見。人類學研究在該話題上的方興未艾也許才是海洋污染問題“久治不愈”的原因所在。
關注當前社會熱點問題，參與攸關民生的社會議程討論，以人類學理論指導社會應用實踐是人類學發揮學術影響力和社會號召力的必要方式，也是建構負責任的人類學（engaged anthropology）的基本準則。[41 ]人類學的應用性研究處理海洋污染問題主要集中在幾個方向：用文化的視角體認并“翻譯”人們在不可逆的全球化過程中的經歷與感受，揭示海洋污染對生計方式、地方文化傳統所造成的影響，為受到海洋污染影響的社區謀求利益，[42 ]259-280提出社區應對生態危機的具體措施。[43 ]如何擺脫開發即污染的“詛咒”，在關注海洋污染治理和海洋生態環境保育的同時，以不犧牲地方文化傳統和文化多樣性為前提，為變遷中的漁業社區尋求新的生計與生活方式才是未來海洋人類學應用性研究所面臨的艱巨挑戰。
四、構筑“海洋中國“的話語體系：海洋人類學話題轉向下的機遇
海洋因其承載著人們有關食物、資源、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考量已經成為人類越來越重要的庇護所。 [39 ]在從“海洋”出發又重返“海洋”的人類學研究大趨勢下，[44 ]人類學的研究前景勢必可期。
然而，伴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來是急劇的社會變遷以及前所未有的海洋環境危機，海洋社會與人海關系均呈現出愈加復雜的趨向。這使得人類學家們體認到從傳統、經典的研究主題，轉向旨在以推動解決當下實際社會問題為目標的新話題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一帶一路”戰略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石，也是中華強國夢想得以實現的前提。“海洋”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維度，對于順應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以及推動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都至關重要。然而，相對于內陸農業社會來說，“流動”的海洋社會并非我國人類學界最為熟稔的研究對象。但是，只要系統梳理國際海洋人類學成果并及時把握學科發展的前沿動向，方興未艾的中國海洋人類學研究將會為厘清當下海洋熱點問題貢獻出自己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將為理解我國傳統海洋文明和傳承海洋文化，構筑海洋中國的話語體系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和海洋強國夢的實現產生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Firth， Raymond. Malay Fishermen： Their Peasant Economy[M].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 Inc.， 1975.
[2] 王利兵.海洋人類學的文化生態視角[J].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
[3] 王嵩興.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M].“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十三，1967.
[4] 康納德?科塔克.遠逝的天堂：一個巴西小社區的全球化[M]. 張經緯，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5] Breton， Yv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ork Groups in an Eastern Canadian Peasant Fishing Community： Bilateral Kinship and Adaptive Processes[J]. Ethnology， 1973， 12（4）.
[6] Ellis， Caroly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Two Fishing Communiti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1984， 46（3）.
[7] Schoembucher， Elisabeth. Equality and Hierarchy in Maritime Adaptation： The Importance of Flexibility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 South Indian Fishing Caste [J].Ethnology， 1988， 27（3）.
[8] Byron， Reginald. The Maritime Household in Northern Europe[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94，36（2）.
[9] Robben， Antonius C. G. M. Stratification， Scale and Ranking： Social Change in Two Brazilian Fishing Communities [J]. Ethnology， 1982， 21（2）.
[10] Volkman， Toby Alice. Our Garden Is the Sea： Contingency and Improvisation in Mandar Women's Work[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4， 21（3）.
[11] Westaway E， Seeley J， Allison E. Feckless and Reckless or Forbearing and Resourceful？ Looking Behind the Stereotypes of HIV and AIDS in ‘Fishing Communities’[J]. African Affairs， 2007， 106（425）.
[12] S?reng， Siri.U. Legal Pluralism in Norwegian Inshore Fisheries： Differing Perceptions of Fishing Rights in Sami Finnmark [J]. Maritime Studies，2013，12（9）.
[13] Smith， Roger C. The Caymanian Catboat： A West Indian Maritime Legacy [J]. World Archaeology， 1985， 16（3）.
[14]最后的捕鯨戰役（Lamalera l'ultime combat）[EB/OL]，http：///video/VSET100216166991/1eeec54ba5c14ffcba252a841e3b106b.
[15] Mascia M B， Claus C A， Naidoo R. Impact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on Fishing Communities[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10， 24（24）.
[16] Schlager，Edella.， Ostrom， Elinor. Property rights regimes and coastal fisher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M]// Terry Anderson and Randy Simmons.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customs and cultures： informal solutions to the commons problem， Lanham， MD： Rowan & Littlefield， 1993.
[17] Carruthers， Bruce. G.， Ariovich， Laura. The Sociology of Property Right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 30（1）.
[18] Aswani，Shanka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changing demographic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on sea tenure regimes in Roviana Lagoon， Solomon Islands [J].Ambio， 2002， 31（4）.
[19] Acheson， Jame.M. Anthropology of fishing[J]. Ann.Rev.Anthropol，1981（10）.
[20]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J]. Science， 1968， 162（3859）.
[21] Acheson， James M. The Lobster Fiefs： Economic and Effects of Ecological in the Territoriality Maine Lobster Industry[J]. Human Ecology，1975， 3（3）.
[22] Acheson， James M.， Gardner， Roy J. Strategies， Conflict， and the Emergence of Territoriality： The Case of the Maine Lobster Industry[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4， 106（2）.
[23] Durrenberger， E. Paul， Pálsson， Gísli. Ownership at Sea： Fishing Territories and Access to Sea Resources[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87， 14（3）.
[24] Ostrom， Elinor. The challenge of common pool resources[J]. Environment ， 2008， 50（4）.
[25] Allen R， Joseph J， Squires D. Convers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ransnational Tuna fisheries[M]. Wiley-Blackwell，2010.
[26] Acheson， James M. Private Land and Common Oceans：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perty Regimes[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5， 56（1）.
[27] Edwards， Steven F. Ownership of Renewable Ocean Resources[J]. Marine Resource Economics， 1994， 9（3）.
[28] Levin， H.B. Controlling Access： Forms of “Territoriality” in Three New Zealand Cray fishing Villages[J]. Ethnology， 1984， 23（2）.
[29] Taylor， Lawrence. "Man the Fisher"： Salmon Fishing and the Expression of Community in a Rural Irish Settlement[J].American Ethnologist， 1981， 8（4）.
[30] Gatewood， John. B.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synergy： Information-sharing groups among southeast Alaska salmon seiners[J].American ethnologist， 1984， 11（2）.
[31] Bavinck， Maarten. Fishing rights in post-war Sri Lanka： results of a longitudinal village enquiry in the Jaffna region[J]. Maritime Studies ，2015， 14（1）
[32] 鄭振滿.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證[J].史林，1995（1）.
[33] Bourdieu， Pierre.， Wacquant， Lo？fc J.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M].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street publishers，1992.
[34] 張小軍.復合產權：一個實質論和資本體系的視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歷史水權個案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7（4）.
[35] Schachter， Oscar.， Serwer， Daniel. Marine Pollution Problems and Remedie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71，65（1）.
[36] J. Dvarionien， G. ZoblaitNoreikien， J. Kruopien， et al. Application of the Life-Cycle Assessment Method for Pollution Prevention in Klaipda Sea Port， Lithuania[J].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2013（290）.
[37] Vallarta， Jose Luis.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t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J].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83， 46（2）.
[38] Diehl F P， Siqueira C B. The Juridical Guardianship of Marine Waters in Brazil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 Managment of Hidric Recourses： International Acts and Incident National Legislation[J].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2006， 1068（1）.
[39] 張先清.中國海洋文化遺產保護的生態視角[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7（3）.
[40] Levy， Eric M. Oil Pollution in the World's Oceans[J]. Ambio， 1984， 13（4）.
[41] Barbara R， Merrill S， Van W J. Reclaiming Applied Anthropology： Its Past， Present Future[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6， 108（1）.
[42] Kottak， Conrad.Phillip. Mirror for Humanit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M].Boston：McGraw-Hill，2009.
[43] 陳剛.西方應用人類學最新發展述評[J].民族研究，2011（1）.
[44] 張先清.人類學重返海洋與島嶼時代[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0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