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暴力帶來的傷害范文
時間：2023-12-21 17:37:30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網絡暴力帶來的傷害，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隨著計算機和因特網的迅速發展,網絡在中國已廣泛普及。網絡成為了人們娛樂的主要方式之一,聊天軟件的推出,使得網絡成為了人們聊天的重要場所。網絡的普及應用,語言溝通可以隨時隨地進行,不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以計算機為媒介的網絡語言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且逐步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中。伴隨著網絡的普及,網絡語言的運用愈加廣泛,然而網絡語言帶來的不僅僅是一種溝通的手段,在負面效應上,網絡語言經常扮演著暴力角色。
微博、互動貼吧和各種形式的網友留言,讓網絡語言充斥著整個網絡,同時網絡語言暴力現象也日益凸顯。從娛樂界的演藝明星的緋聞到名人的負面消息,從微博名人的造謠互罵到“叫獸”、“腦殘”等流行,從不堪忍受網絡暴力抑郁到自殺的韓國女星到無法承受網絡謠言輕生的中學女生,網絡謠言不僅中傷著名人,同時也傷害著普通百姓。據相關網站的民意調查顯示,將近84%的重慶網民在網上曾經被罵過。對于網絡語言暴力出現的成因,社會說法不盡相同。有人認為網絡發言人的匿名性是網絡語言暴力出現的主要原因,也有人從社會層面、個體層面以及網絡傳播等多個角度分析了網絡語言暴力出現的原因。筆者認為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符號暴力”和“符號權力”能夠解釋網絡語言暴力出現的深層次原因。
符號暴力,在社會生活中通過語言、文化、思想交流的人們自覺或不自覺的接受的“看不見的、沉默的暴力”,符號是社會群體的共同認可,這種認可是人的意識行為,并通過意愿的交流成為社會人群的共識。從歷史角度看,符號暴力長期存在于人類社會中,語言和文字出現以后,符號暴力的形式逐漸增多。在現代社會,電腦的發明和因特網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活動場所,作為社交場所的網絡,出現了符號暴力的一種新形式,就是網絡語言暴力。
二、網絡語言背后隱藏的符號權力
以往只存在于現實世界的暴力,現在也存在于網絡中。網絡游戲的暴力讓愛好者沉迷于虛擬世界,現實社會各界人士對夾雜暴力的網絡游戲嗤之以鼻,但是很少人注意到網絡語言中的“隱性暴力”,實際上網絡語言暴力帶給網民的不只有虛擬世界的傷害,更能讓人們感受到的現實中的傷害。有專家學者曾在人民網撰文,指出網絡語言暴力是互聯網不能承受之重,可見語言帶來的是隱性的和深層次的,并非是想象中的“溫和暴力”。網絡語言不僅是跨時空的溝通手段,網絡語言也是一種傳遞權力內容的媒介。
法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語言關系總是符號權力的關系,通過這種關系,言說者及其各自所屬的各種集團之間的力量關系以一種變相的方式體現出來”。網絡語言體現出來的不只是個體之間的人際關系,網絡語言中隱含的符號權力關系,其實是各類網民代表其所屬的社會團體之間的力量關系。站在社會整體的高度來看,即使是最簡單的網絡語言交流也不是純粹的溝通行為,網絡語言總是涉及到言說者和接受者所屬的社會團體之間關系,言說者往往被賦予特定的社會權威,而網絡語言接受者在不同程度上認可言說者的網絡語言。在網絡語言交流中,如果不考慮交流者的社會力量關系,那么很多時候往往理解不了當事人的行為。當社會中發生某女孩因為不堪忍受網絡上對其辱罵和攻擊的語言而自殺的現象時,人們經常會譴責那些人身攻擊和造謠者的個體,同時惋惜青春生命的逝去,對現代社會年輕人心里承受力的擔憂。在悲劇事件的發生中,網絡語言的言說者實質上在扮演正義者的角色,無形中充當了社會強者,對他人進行指責,網絡語言的接收者,在網絡語言的洪水猛獸中,自覺的扮演了壞人的角色,成為了社會的弱勢群體。
網絡語言背后的符號權力,實際上來源于現實社會。網絡語言交流的當事人各自扮演者所屬社會角色,這種角色可以是真實的,也可以是虛擬的,但是交流者之間互相認可各自角色,并充當了其所屬社會團體的發言者。網絡語言依靠其背后現實社會的權力,往往能夠建立起網絡世界的發言秩序。網絡語言在一定程度上,不應簡化為溝通關系,同時也是網絡社會秩序的支配方式和手段。網民是社會行為的主體,是具有認知能力的行動者,當他們受制于網絡空間的網絡語言時,他們真正受制的是整個社會機制和制度,當言語接受者認可網絡語言對他們施加的社會壓力時,實質上施加他們身上的是一種心理暴力。
三、從語言教育矯正網絡語言暴力
語言是社會個體和群體可以自由和充分使用的,語言不會因為人們的使用而被消耗掉,語言可被視為公共載體。語言的背后隱藏著言說者的社會力量,語言交流者的身后是其各自所代表的社會團體力量的對比,在注意語言的符號權力關系的同時,也有關注語言的產生過程。所有的語言交流都包含著言說者和接受者,雙方直接相互認可,至少認可各自對方言說的權利和隱含的身份力量。言說者在言說時,不僅希望接受者能夠理解他,而且也希望接受者能夠相信、尊重甚至服從他,按照布迪厄的說法就是“每一次語言表達都應視為一次符號權力行為”。
語言是一種社會實踐,社會個體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中交流,在實踐中逐漸清晰了各種語境并能夠很好的把握語言。每個社會個體都擁有社會資本和權力去運用語言,即使是力量最小的弱勢群體都有權力去言說。語言的產生過程受制于各種語言的教育行動,童年時期的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語言代表著權威態勢;在制度化的教育時期,教育機構的教師語言代表著正確與否的標準,有時教師的語言還代表著價值觀的準確判斷;在社會交往的言語教育中,當社會個體與其他社會成員進行交往中,無形中吸收了各種形式的語言。
篇2
關鍵詞：大學生 網絡暴力 現狀 危害
基金項目：江蘇省高校輔導員工作研究會2016年專項課題（編號：16FYHYB001）；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2016年科研基金重點課題（編號：YK16-01-04）階段性研究成果
網絡是繼廣播、電視、報紙之后出現在人們生活中的第四種媒體。網絡媒體雖然出現較晚，但其正以迅猛的勢頭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網絡媒體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與此同時也帶來了極大的挑戰，給人們的生活、學習、工作等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大學生網絡暴力現象便是其中較為典型的表現。
一、大學生網絡暴力的現狀
（一）主要表現
1.網絡語言暴力
與現實社會一樣，網絡社會的語言交際也應遵守相應的行為規則，同樣講究使用文明用語。網絡語言暴力就是在網絡空間的活動過程中，大學生不遵守應有的網絡規定，使用粗暴、詆毀、蔑視、嘲笑或帶有過激性的語言表達方式，從而對相對方產生的這樣和那樣的危害行為。
通過總結發現，網絡語言暴力主要呈現以下幾種再現形態：（1）K話成篇型。這種形態是一上來就毫無顧忌，直接使用網絡臟話，如 “他媽的”等詞語；也有的稍微注意一點，在罵人時使用的一些字母組合，人們一看十分明了，等等。（2）道德審判型。這種人往往是高高在上的神態，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點上，以絕對心理優勢對他人的尊嚴道德進行任意批判，不管事情真象怎樣，先胡亂痛批一陣再說。（3）唯恐不亂型。這種類型就把一些無中生有或者道聽途說的信息，經過自己的主觀過濾加工，毫不負責地隨意散布到網絡世界，笑看他人表演。
2.網絡游戲暴力
網絡游戲具有很強的商業性和侵略性，它為人們創造了一個虛實交織的夢幻空間，讓人們可以在網絡世界從事探險、交往、競爭、互動、建構認同等社會行為。[1]網絡游戲這種復合多元功用，使得很多大學生流連忘返。現有的網絡游戲市場當中，含有暴力成份的占了很大一個份額，在當下中國網絡游戲的市場銷售中約有九成以上的充斥暴力、打斗、拼殺元素。研究發現，網絡暴力游戲已成為導致青少年犯罪的首要誘因，并引發了一系列現實暴力行為。[2]大學生網絡游戲成癮已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高校因沉迷網游遭退學的例子不在少數，有的學校每年多達幾十人，甚至上百人。[3]主要表現為：通過視頻媒介向對方做一些帶有侮辱性質的動作去對方；在與多人進行網絡游戲過程中散播對方的謠言，減少對方的信譽度。研究表明，經常玩網絡暴力游戲的學生在虛擬暴力世界的強化下，他們的網絡暴力攻擊性會顯著提高，網絡游戲暴力成為導致大學生暴力犯罪最可怕的因素之一。 [4]學者經過研究發現，如果大學生玩過網絡暴力游戲，會增強網絡游戲者的與攻擊性相關的自我圖式，網絡游戲者持有自我攻擊性信念和對攻擊性的更為積極的內隱態度。這種自我圖式對大學生網絡暴力的介入有推動意向。[5]根據心理實驗結果發現，暴力游戲中的射殺和血腥場面都會大大增加游戲者對他者的攻擊性傾向。[6]
3.網絡學習暴力
互聯網的出現，推動了大學生學習方式的革命，大學生可以通過網絡及時查詢、收集各種學術前沿信息，瀏覽、閱覽各種圖書、雜志，不會再像以前一樣，教室、圖書館也只是他們傳統的學習場地。他們可以隨時隨地從網絡中找到各種學習資源，也可以下載學習資料。《著作權法》規定，任何未經著作權人許可，擅自復制發行、信息網絡傳播其作品的行為，均為網絡暴力侵權行為。調查發現，在大學生網絡學習過程中，存在普遍的網絡學習暴力行為，他們著作權觀念淡薄，一旦在網上看到對自己學習有用的知識信息，如果技術允許，他們立即把所需信息下載轉發。
（二）發展趨勢
網絡暴力自進入大學生的生活以來，在保持傳統態勢的同時，呈現出了新的發展趨勢：
1.渠道多元
隨著網絡科技的進步，網絡平臺呈現多元并舉：QQ、微博、微信、貼吧和論壇等新媒體陣地無一例外地成為網絡暴力的傳播渠道，這也是網絡暴力事件影響力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網絡暴力的呈現渠道向多元化趨勢發展。
2.形式繽紛
網絡暴力渠道的多元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網絡暴力形式向多樣化進程演化，二者在技術層面上有著互動空間。網絡暴力事件推動者被人們稱之為網絡暴民。為了美化網絡暴力實施者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他們通過段子或改編歌曲等形式對熱點事件進行嘲諷。
3.發醇時間縮短
隨著新媒體技術的不斷發展和網民隊伍的不斷壯大，網絡暴力事件的發醇成型時間大大縮短。如“南方日報記者實習生”網絡暴力事件中，經網友于新浪微博，短短數小時就被網友轉發數千次，在短時間內鎖定了作案者，暴力發醇時間大大縮短。
三、大學生網絡暴力產生的危害
網絡暴力產生的不良影響，主要表現在對當事人個人的危害和對現實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
（一）對當事人的危害
網絡暴力嚴重侵害了當事人及其家人的隱私權、名譽權，對他們的精神也造成了一定的傷害，使他們的日常學習、工作與生活都受到了惡劣的影響。尤其是對大學生來講，不利于他們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
1.影響主流人生觀、價值觀形成
大學時代是大學生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黃金時期，他們思想活躍，進取心強，對新鮮事情有著很強的向往性，所以很容易受到網上相異思想的沖擊。網絡暴力的消極、極端、不理性的顯性特征，容易使大學生在繽紛的網絡世界中是非觀念模糊，分辨不清虛擬與現實。加之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形勢的嚴峻性，國外極端勢力把大學生作為他們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主力軍，各種社會思潮在網絡上交鋒趨于白刃化，一不小心，大學生就會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犧牲對象，嚴重影響了大學生正確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
2.防礙健康性格養成
大學是學生健康性格形成的關鍵階段，如果他們在此期間受到了網絡暴力不正常的影響，網絡暴力中不當的語言、極端的行為方式、讓人難以接受的后果，對當事人一次次挑戰社會道德和法律的底線的審判和制裁，必定會對心智不太成熟的大學生產生或多或少的負面影響。
3.導致社會風氣日下
網絡世界雖然不是現實世界，但它與現實世界關系緊密，它是現實世界的真實延續，網絡暴力的客體都是現實中的人和事。在網絡暴力實施過程中，他們關注的焦點并不是受害人本人，對他人是否被傷害也不關心，使網絡世界變得沒有人情味。在此環境中成長的大學生，很容易受到這種網絡環境的情感傷害，逐漸形成無聊的看客心理和群體的冷漠情緒，導致民風不再純樸，社會正氣受損。
4.弱化法制道德觀念
網絡科技發展速度迅猛，與此相配套的法制道德建設工作一路滯后。在網絡世界，人們可以毫無顧忌地將網絡作為發泄的平臺，肆意謾罵其他人，把現實中自己的不滿情緒帶到網絡世界，恣意放縱，認為這是一個可以任意妄為的真空，結果造成破壞欲望的極度擴張。網絡暴力的出現，加劇了對法制道德觀念的沖擊，對道德法制規范形成巨大的威脅。
（二）破壞社會和諧環境
網絡的誕生，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情緒宣泄的平臺，對于自制力強的人來說，他們能夠很好地區分網絡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較好地利用網絡，而自制力較弱的人則很難克制自己，容易被帶到一個虛擬的世界中，并且完全沉迷在“以暴制暴”“以惡制惡”思想的支配下，很容易在解決問題時訴諸“暴力”手段，滋生出很多社會不安全的因素，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
1.侵蝕社會道德標準
網絡暴力對當事人的窮追猛打，逐步蔓延到現實世界，這種惡意的制裁也在挑戰著現實世界固有的道德標準。網絡環境無邊無際，各種不同文化思想、價值觀念匯集，網民這一群體越來越龐大，陷入思想誤區，造成是非觀念模糊，分辨不清虛擬和現實。
2.污染互聯網環境
網絡世界本應像現實世界一樣，環境優美，風清氣正。網絡暴力的介入，使得網絡空間的環境面臨嚴峻挑戰，出格的言論和不理智的行為勢必對普通網民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而情緒化狀態的人往往是不冷靜和不理智的，容易做出極端危害社會的舉動。
3.引發社會冷漠
網絡暴力異化了輿論監督的作用，網絡暴力事件頻發，網絡暴民頻現，它在無休止地惡意攻擊當事人，許多不明就里的網民加入其中，他們變得麻木從而變成欣賞鬧劇的看客，漸漸失去同情心和愛心，逐漸形成無聊的看客心理和冷漠的情緒。
4.暴力從虛擬向現實延伸
縱觀現代網絡暴力的現狀可以發現，網絡暴力的當事人剛開始都只是在網上發醇，尖刻的言辭、激烈的爭議、毫o顧忌的相互攻擊，隨著事件的不斷被關注，發展為利用廣大網民的力量將當事人的真實姓名、地址、電話等等涉及隱私的內容全部公布于眾。于是網民們在未弄清事情原由的情況下對當事人展開現實攻擊，當個人的非理性狀態被無限擴大而缺乏正確疏導時，網絡暴力就會突破虛擬向現實延伸。
5.輿論影響媒介公正報道
“議程設置”由美國傳播學家麥克姆斯和肖于1968年提出，認為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宣傳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防止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7]在網絡暴力事件中，媒體的新聞報道和觀點很容易被網絡暴力輿論所挾持，往往很難堅持客觀、公正的報道，容易造成失實不公的媒介言論，使得法治走向人治的歧途。
網絡暴力從出現到現在也只是短短十余年的時間，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殺傷力卻是致命性的，侵蝕社會道德標準、污染互聯網環境、引發社會群體冷漠、暴力從虛擬向現實延伸、媒介公正報道受到挾持等等，雖然沒有現實社會的暴力事件那樣極端化和暴力化，但它給社會造成的危害和由此引起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同樣值得人們關注。
參考文獻
[1] 黃少華.青少年網絡游戲行為研究[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115-122.
[2] 尹韻公.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3] 新華網.大學生沉迷網游引起人大代表關注 [E B/OL ].[ 2011-09-10].http：///internet/2008-01/21/content_7465452_2.htrn.
[4] 陳美芬，陳舜蓬.攻擊性網絡游戲對個體內隱攻擊性的影響[J].心理科學，2005（2）：458-460.
[5] 崔麗娟，胡海龍，吳明證，等.網絡游戲成癮者的內隱攻擊性研究[J].心理科學，2006（3）：570-573.
篇3
關鍵詞：反生產行為；知識型員工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117（2012）02-0237-01
一、引言
現代組織中，反生產行為呈現出多樣性、普遍性、反復性、隱蔽性等特點，據統計，有33%――75%的被調查者承認曾在工作中出現過偷竊、欺騙、破壞公物、盜用公款或故意曠工等行為（Harper,1990）而這些反生產行為每年給全球企業帶來60億――2000億美元的損失（Murphy,1993）,而且會挫傷組織士氣，帶來缺勤率、離職率的上升（Slora,Joy&Terris,1991）。本文通過在反生產行為一般理論的指引下，加深對國內知識型員工反生產行為的認識，從而對反生產行為有效實施干預。
Mangione和Quinn(1975)第一次提出有關工作場所反生產行為的概念，認為他是一種雇員不作為的表現，一種與雇員創造利潤的工作表現相對的破壞資方利益的行為，譬如：故意破壞雇主的工具。Spector和Fox(2005)將工作場所反生產行為界定為一系列單獨的行為，這些行為的共有特征即為故意傷害或意圖傷害組織和組織相關利益者，譬如顧客、同事、上級。我們對反生產行為的理解應把握這幾方面（1）行為主體的意圖，個體做出這些行為的目的就是為了傷害他人或者企業（2）行為客體：員工的反生產行為可能是針對組織也可能是針對組織中的成員(3)行為后果：員工的破壞一定會給企業帶來傷害，但不一定招致惡劣或嚴重的后果。鑒于反生產行為給組織帶來的危害行為，我們會結合國內知識型員工特點，研究干預反生產行為的途徑。
二、中國知識型員工反生產行為特點分析
（一）行為具有隱蔽性，不易察覺的特點
知識型員工發生的反生產行為比較隱蔽，不易讓人察覺，也不容易實施監督控制。由于在企業里，知識型員工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有更多的工作自由度，這表現在，一方面，他們的工作時間、工作地點更自由，不能進行實時監督控制；另一方面，他們的工作性質大多是腦力思維活動，這決定了不能對他們的工作過程和工作質量進行全程的控制。隱蔽的特點致使知識型員工進行反生產行為的可能性加大。
（二）受傳統文化影響，敵對惡劣破壞行為少，政治行為多
中國長期處于封建社會里，政治權術思想影響深遠。所以在中國權力結構中，權謀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對于知識型員工，特別是處在掌握權力的管理層，他們的反生產行為更多的表現于政治行為，而公然的敵對破壞甚至暴力行為很少。
（三）網絡相關性
隨著網絡應用的普及，現代人的生活方式離不開網絡，特別是知識型員工，他們的工作一般都離不開電腦和網絡，除了做工作有關的事情，他們很可能利用工作時間，利用網絡，進行聊天，游戲，炒股，網購等一些私人事情，這使得反生產行為帶上了時代特色。
（四）危害性更為嚴重
與普通員工的反生產行為相比，知識型員工的反生產行為給企業帶來的危害更大。知識型員工在企業里很多處于技術崗位、管理層等對公司影響較大的職位上。技術崗位的員工，如果出現反生產行為，怠工、缺失責任心、、不愿創新等，那么輕則影響企業產品的質量，重則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甚至使得核心技術機密泄露，那樣就給企業造成極大的損失。對于管理層上的員工出現反生產行為，如為利益與同事惡性競爭、小團體主義、不貫徹落實上級戰略政策等，這同樣也會帶給企業致命性的傷害。
三、對反生產行為的干預
了解了反生產行為的誘因以及他給組織帶來的傷害，如何有效地防御就變得尤其重要。本文試圖從組織和個體層面對預防知識型員工的反生產行為提一些建議。
（一）招聘過程注意對應聘者的人格特質進行測試
人格特質是影響反生產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企業在組織招聘工作時，應該重視對應聘者的道德、性格、抗壓性等個體特征的測試。選人的過程很重要，不要因為一時的麻煩，就放松了對應聘者的要求。在招聘時對應聘者了解的越多，才能保證找到適合企業的員工。
（二）公平的制度設計
反生產行為的重要誘因就有員工感覺到的組織的不公正。所以為了從源頭上有效減少反生產行為，就需要企業在制度設計上要盡量實現公平公正，特別在薪酬待遇上要體現公正，避免員工心理上的失望和落差。
（三）改善工作條件，創造舒適的工作環境，提高員工滿意度
增加知識型員工的滿意感，需要企業要為員工提供和諧的工作環境，這種工作環境不僅包括物理環境還有人文環境。物理環境上可以考慮擴大員工辦公空間，配備齊全的辦公設備，提供一些員工休息放松區域，甚至可以通過綠化辦公環境愉悅員工心情。人文環境上，需要企業在文化上要倡導輕松快樂的氛圍，團結協作的同事關系等。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
作者簡介：馬葉葉（1985-），女，河北保定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研究方向:人力資源；葉歡（1987-），女，浙江杭州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研究方向：人力資源管理。
參考文獻：
[1]彭賀.中國知識員工反生產行為分類的探索性研究[J].管理科學,2010,04:86-93
[2]張建衛,劉玉新.反生產行為的理論述評[J].學術研究.2008,12:80-90.
[3]郭曉薇,嚴文華.國外反生產行為研究述評[J].心理科學,2008(31)4:936-939
[4]賈樹新.論新時期企業知識型員工的管理[J].國土資源高等職業教育研究,2007,1:65-67.
篇4
最近一段時間，西安一小學的綠領巾、包頭市某中學的紅校服、山東省東營市某中學對違規違紀學生的罰款、廣州某小學對“差生”測智商、浙江省慈溪市某小學3個男孩因為不遵守課堂紀律被勒令脫下褲子并在兩個女生“監督”下跑步、南昌進賢二中初三班主任安排“差生”在教室外考試或干脆不讓“差生”考試等一系列校園教育“冷暴力”事件時常見諸于媒體，引發了各界的廣泛關注。根據一項網絡調查結果，校園教育“冷暴力”已經成為中小學生、家長最關注的、認為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由此可見，教育“冷暴力”對學生的傷害已經不是個別現象，越是低年級的學生受到的傷害就越大。環顧我們的校園，有關教育“冷暴力”的現象在老師及學生中層出不窮，手段不斷翻新，它的危害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將教育“冷暴力”清除出校園已迫在眉睫。
教育“冷暴力”是相對于體罰等暴力行為而言的一種“精神懲罰”，是指不是通過毆打等行為暴力解決問題，而是表現為語言的嘲諷、故意忽視、躲避、冷漠、輕視、奚落、疏遠和漠不關心等，致使他人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侵犯和傷害，屬于精神傷害的范疇。常見的手段包括對學生態度冷淡、放任、嘲諷、區別對待等。
校園教育“冷暴力”看起來似乎比體罰對肉體的傷害顯得文明一些，但它帶給學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傷害絕不會比體罰小。如果教師長期對學生采取嘲諷、威脅、侮辱、孤立、冷漠或控制的教育方式，會使學生產生強烈的自卑和對抗心理，造成長久的心理疾病，甚至導致自閉，或產生人格行為障礙。這樣，它不但造成師生關系上的對立，影響教學效果，而且嚴重的還會造成學生心智失常，喪失生活的勇氣，引發厭學、逃學、違法犯罪，甚至自殺等嚴重惡果。
二、校園教育“冷暴力”的成因
1． 教育功利化導致教師對學生進行“等級”分類
現行的教育體制、教育制度、教師考核機制等導致的教育功利化不可避免地傳導到教師身上，教師進而對學生進行“等級”分類――優等生、中等生、差生。由于教育管理部門要求優秀評定與教學成績掛鉤，名目繁多的德育考核量化指標遍布校園各個角落，因此，這種“等級”分類必然導致教師與學生的情感沖突，尤其是教師與差生的情感沖突。在現實的師生關系中，人們期望的和諧的師生情感交流被名次和分數替代，變成了冷冰冰的各種績效考核指標。教師和學生都毫無選擇地置身于這種評價體系中，教師變成了監工，學生變成了被“制造”的產品，監工要做的事就是按規定客觀冷靜地去評價某一件產品是否符合生產要求，而非生產要求能否為這個特殊的產品服務。
盡管無法回避教育的功利性，但教育的功利性不能成為手段的功利性的借口。心靈徹底荒漠的教師最容易歧視差生，而大多數歧視差生的教師都是被體制、制度逼的――體制、制度不改，學校和教師歧視“差生”的行為就一定不會收斂，只是手段不斷翻新而已。同樣，教育體制、制度不改，教師對不同“等級”學生的不同關注也不會改變，對差生實施“冷暴力”也就必然產生。
2． 教師教育理念缺乏對學生自尊心的重視與培養
現代公民的權利意識普遍提高，但在教師當中，并不是每個教師都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有的教師堅持懲罰的傳統教育理念，他們的教育缺乏對孩子權利的認識與掌握。在中國，長久以來，我們的教育強調“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材”。當對孩子的體罰被禁止時，這種懲罰孩子的傳統就會演變為教育“冷暴力”。另外，老師只根據學習成績來評價學生，對差生“貼標簽”以及老師壓力大，不愿多花時間對差生耐心教育等都導致“差生”觀念被廣泛認同與使用。這些都是對差生的歧視，嚴重傷害了學生的自尊心，對其心理產生長久傷害。事實上，科學研究發現，每個人的智力結構都不一樣，沒有絕對的“差生”。但是在當前教育評價體系下，考試考得好的就是好學生，考得差的就是差生，許多老師也認為“差生”是朽木不可雕。這種區分本身就是缺乏對學生的尊重，就是對學生的教育“冷暴力”。
中科院心理學研究所現代小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張梅玲認為，教育‘冷暴力’的出現與一些老師素質不高有很大關系。對于許多老師而言，他們在用挖苦、奚落、戴“綠領巾”等方式教育孩子時，可能并沒有惡意，而是沒有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給孩子帶來的傷害。
3． 教師綜合素質與人文精神的匱乏及缺失
隨著社會的急劇轉型和價值觀多元化，教師與學生間產生了較大的心理文化距離，一些老師不能以平等或平常的心態處理與學生的關系，依然愿意扮演權威者的角色，不喜歡或看不慣“另類”的學生，尤其是“差生”，進而試圖使用“冷暴力”在學生中建立霸權地位。此外，相當一部分教師僅把教學工作看成是謀生的一種手段，沒有意識到教師職業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值得一提的是，社會的冷漠與缺乏愛心也可能傳導到老師身上，再加上許多老師對自己的待遇不滿，很容易導致教育“冷暴力”出現。因此，提高教師的綜合素質與人文精神素養刻不容緩。
三、根治校園教育“冷暴力”的對策
1． 讓師生充分認識教育“冷暴力”的危害，學會自覺抵制教育“冷暴力”
無論是老師對學生施加的教育“冷暴力”還是學生對學生施加的教育“冷暴力”，施暴者的行為都表明他們的心理處于不健康或亞健康狀態，也表明施暴者這些強勢群體對被施暴者那些弱勢群體的排斥。有研究表明教師長期對學生采取嘲諷、威脅、侮辱、孤立、奚落、借故調座位、冷漠或控制的教育方式而產生的排斥直接導致的仇恨呈級數增長。若這種仇恨長期積蓄，則會進一步激發仇恨的群體之間的敵視，這種極端的情緒必將帶來極端的后果。
心靈的呵護與關愛都是師生所需要的。教師面對學生一定要少一些嘲諷、威脅、侮辱、孤立、冷漠或控制，而應該對學生多一些耐心和友善，尤其是在學生“屢教不改”時，更要冷靜、克制，學會化解焦躁、憤懣等不良情緒，調整好自己的心態，自覺抵制語言暴力，別讓語言暴力刺傷了師生的心。
2． 堅持以人為本，拒絕教育“冷暴力”
拒絕教育“冷暴力”，關鍵在教師。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學生，即使是所謂的“差生”，也有其閃光之處，教師要善于挖掘學生身上的閃光點。另外，很多學校沒有對學生進行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一方面，學校的專職心理教師數量不足，質量不高，有的用其他課任老師臨時充當，他們無法及時有效應對學生出現的心理問題，更不能幫助學生解開心結，甚至引起學生對這些心理教師的不信任，影響了教學效果；另一方面，升學的壓力短期內不會有任何改變，各學校沒有安排足夠的心理健康課，再加上有些老師刻意宣染差生的前途暗淡，這客觀上導致學生心理知識的匱乏，甚至增加了學生的心理負擔，心理問題沒有得到有效排解，最終釀成慘劇。在中小學，很多老師或多或少地都采用了‘冷暴力’的教育方法，而且一些家長對老師的這些做法也采取默許的態度，這些家長認為教師這樣做也是為了學生好。這說明了一些家長和教師沒有深刻認識教育“冷暴力”的危害。
因此，要想真正改變教育“冷暴力”事件頻發的現狀，讓公眾重拾對中小學教育的信心，就必須注意幾點：堅持教育以人為本，教育目標不以考試分數的高低作為評價學生差異的唯一標準，堅持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建立多元評價體系，加強學生的情商教育及多元智能教育；創新人才培養模式，不能以是否上重點中學或上重點大學作為人才培養的單一模式，而是以是否適合學生發展、是否掌握為生活為謀生的必要技能作為培養學生成才的教育模式，堅持人才標準的多樣性，及早開展職業生涯規劃教育，使學生對未來滿懷希望；重視心理健康教育，促進學生人格健全發展。心理健康教育中首先應把尊重生命、珍愛生命放在第一位，讓學生認識到尊重生命、珍愛生命也是一種責任，肆意放棄生命不僅是一種不負責的行為，而且還會給家庭帶來巨大的痛苦，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其次，教會學生解決遭受教育“冷暴力”的方法，緩解心理壓力。事實上，教師和學生都是教育“冷暴力”的受害者，只有認清它的危害，在教育中堅持以人為本，樹立“有教無類”“人皆可成才”的教育理念，不隨意給學生貼標簽，多給予學生鼓勵和關愛，不搞教育歧視，讓教育回歸本真，這樣才能拒絕教育“冷暴力”。
篇5
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078
相關數據顯示，家庭暴力在我國家庭中較為普遍，大概有24.7%的家庭存在著家暴現象；婦聯系統每年受理家暴投訴案件在4到5萬件左右，此外，約有的10%的故意殺害案件與家庭暴力相關。家暴受害者中，婦女、老人、小孩為主要受害對象。在傳統觀念中，談到家暴問題時，絕大部分人會認為家暴是基于性別不平等而造成男性對女性的暴力。但是實際生活中，家暴還包括女性對男性的暴力、父母對孩子的暴力，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暴力。
目前，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以毆打、捆綁、殘害等人身傷害行為為主，精神暴力、經濟控制、性暴力等也是家暴行為的反映。2016年，我國第一部《反家暴法》明確提出反家庭暴力需要由國家、社會和每個家庭的共同參與，表明國家對家暴零容忍的態度。這是國家第一次從法律層面上將家暴認定為“公事”，并明確社會工作應參與到反家暴行動中，支持社會工作服務機構開展心理健康咨詢、家庭關系指導、家庭暴力預防知識教育等方面的服務。作為一個職業助人的專業，社會工作在預防家暴、緊急介入、持續專業服務方面有著較為重要的作用。
一、反家暴服務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不管是哪種類型的家暴，都會給受暴者造成身體上、精神上的傷害。相關研究表明：夫妻之間的家庭暴力的心理互動過程是一種夫妻雙方互相不理解、互相不能正常溝通的情況下，單方或者雙方的憤怒情緒的積蓄和爆發。透過網絡曝出的家暴案件，我們不難發現家暴方式花樣百出、暴力行為令人發指，如用搟面杖、鞋底子、皮帶抽打受害人、對受害打腳踢等行為危害受暴者人身安全，侵犯受暴者人身權利。對于受暴婦女來講，家庭暴力導致的危害是極強的，除了肉體傷害，身體殘疾，無家可歸，失業，失去家庭、朋友甚至孩子，更為嚴重的后果則是導致消沉、自殺和精神病。
另外，婦女還可能感到嚴重焦慮、恐慌、吃飯睡眠失常、不能集中精力以及絕望等。除此之外，家暴還會影響到孩子的成長，對孩子的心理造成極大的傷害。在家暴的應對方式上，絕大部分家庭以惡性處理方式如離婚、以暴制暴自殺等為主，而選擇良性溝通、和好、化解矛盾建設性的方式則較少。相關人員表示，在女性暴力重犯中，因遭遇家暴而殺死丈夫的比例很高，因家庭暴力而導致的意外傷害案件也逐漸增多。家暴危害極大，有可能對受暴者甚至是施暴者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
另外，家暴具隱蔽性和重復性，受中國傳統思想“家丑不可外揚”、“棍棒底下出孝子”觀念影響，為了顧忌家庭的“面子”，受暴者通常不會主動將受暴事實告知外人，而選擇隱忍，這讓中國的家庭暴力成為浮不出水面的私事。由于家暴隱蔽，施暴者不易被發現、被懲罰，施暴者對此更是肆無忌憚，從而造成家暴惡性重復。有研究表明，目睹過家暴的兒童成人后也容易產生家暴行為和偏差行為，如震驚全國的李陽虐妻案的產生原因正是李陽父親家暴的延續。
總而言之，家暴危害性特別大。對于受暴者來說，其身體上、精神上受到雙重折磨；對于家庭來說，影響夫妻關系、親子關系、家庭正常功能的發揮；對于社會來說，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直接影響著社會的穩定和諧。
二、社會工作介入反家暴的優勢
（一）理念優勢
社會工作以接納、平等、尊重、保密作為專業價值指導，能夠為受暴對象提供個別化、針對性的輔導，尤其是社會工作專業遵循保密原則，對服務對象所描述的問題及資料保密，這正好符合受暴者不想讓熟人知道的心理，也有利于社會工作者為受暴對象開展服務。
（二）人員優勢
社會工作者經過系統的專業訓練，掌握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相關知識，熟悉家庭社會工作、社區社會工作服務流程。另外，社會工作者可發揮資源整合的角色將分散的、潛在的非正式社會資源整合成為系統的、正式的社區干預服務系統，亦可充分盤活非正式、正式社會資源為受家暴者提供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物質性支持服務。
（三）技術優勢
社會工作者擁有一套專業的助人方法、在科學的助人知識基礎上能夠利用個案、小組、社區工作、社會行政等間接方法為服務對象提供心理輔導、家庭關系指導等服務。社會工作注重為服務對象賦權，能幫助受暴對象自己去發現并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就反家暴服務領域而言，社會工作者可以協助受暴對象分析家暴產生的原因、以及最佳處理方法，并增強自身應對家暴的能力。
三、社會工作介入反家暴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
（一）預防服務，預防家暴產生
在反家暴的奮斗歷程中，預防家暴的產生可有效避免各種家暴事件的產生以及由此給受暴者及施暴者帶來的人身傷害。其他國家在反家暴預防上做了很多探索，以期從源頭阻斷暴力循環發生。如韓國規定學校開展家庭暴力預防教育；美國制定和實施教育和服務項目；加拿大則制定平等條例，對青少年開展人際關系教育。在我國，以四川省為例，2015年四川省婦女開展了各種各樣的反家暴預防服務，如舉辦多部門聯動反家暴技能培訓；制發反家暴宣傳手冊；編排、演出各種反家暴特色的文藝活動；開展反家暴法進社區、反家暴模擬法庭比賽、反家暴情景劇大賽等主題活動。
另外，社會工作介入反家暴服務可整合法律資源結合“3.8婦女節”、“11.25國際反家暴日”等重要節日進行反家暴法宣傳、普及反家暴法知識，提升社會公眾對于反家暴法的認識。社會工作者也可協助工會、婦聯、共青團、社區開展如反家暴課程培訓、反家暴征文比賽、反家暴微電影放映、社區家庭劇場系列活動，以此預防家暴的產生。
（二）支持為輔，構建助人網絡
社會支持理論認為，弱勢群體問題的出現是由于自身所得到的社會支持不夠，如能增加其社會支持資源，那么弱勢群體應對問題的能力將得到提升。受暴人員社會支持系統包括家庭、親友、朋輩等非正式支持，也包括工作單位、司法機關、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等在內的正式支持系統。在反家暴服務中，由于施暴者源自于非正式系統，非正式支持力量相對薄弱，那么可相應增加正式支持資源介入。在非正式支持方面，社會工作者可以開展家庭關系構建主題工作坊、和諧家庭關系體驗式活動、建立反家暴志愿服務組織，以此增強反家暴自助、互助及支援能力。在正式支持方面，美國設立全美家庭暴力熱線服務，并提供24小時無休免費服務的做法值得借鑒；加拿大則充分動用警力的力量，采取社區與警力互動模式，建立、危機干預中心，開通“停止家庭暴力”網站，開設幫扶熱線以此來構建一個良好的正式的社會支持系統。
（三）家暴援助，走出家暴困境
建立個案發現和轉介機制。由于家暴具有破壞性、隱蔽性等特點，因此，發現受暴才能對象為后續服務提供可能。受暴者生活的社區、學校、工作場所應發揮近距離接觸受暴對象的優勢主動發現受暴對象并向相關部門報告。新的反家暴法明確規定了學校、幼兒園、醫療機構等單位如發現家暴行為有向公安機關報案的責任和義務。
由此看出，社會力量參與發現并報告是反家暴發現機制建立的重要基礎。另外，還需建立完善反家暴服務轉介機制，對于需要社會工作者跟進的受暴對象，公安機關、社區等需要及時轉介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幫助“潛在的服務對象”變為“現有的服務對象”。
提供緊急庇護安置。在家暴發生后及時為受暴對象提供緊急庇護安置，保證人身安全是最為重要、最為緊急的任務。當前我國大陸庇護所的運營模式主要有三類：
一是由婦聯牽頭、掛靠民政部的婦女庇護所。
二是依托企業的婦女庇護所。
三是社區婦女庇護所。
社會工作者要熟悉申請流程，并與庇護所保持暢通的聯系，能夠為需要緊急庇護的受暴對象申請緊急安置，以保證受暴者人身安全。
從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工作三個層面開展持續專業服務：
個案工作層面，社會工作者可為受暴對象或家庭提供個案輔導，幫助受暴者拿起法律武器維護個人權利；也可對施暴者和受暴者進行心理輔導、幫助家暴家庭理清家庭關系、幫助走出家庭困境、恢復家庭功能；對于有困難的受暴對象，符合援助條件對象社工可鏈接法律資源為其提供法律援助服務。
篇6
關鍵詞：大學生；互聯網；個性；自我異化；逆反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6-0283-02
當前，我國互聯網發展進入一個飛速崛起的階段，互聯網本身覆蓋的領域已涉及人們生活工作各個方面，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另一方面，人們對互聯網的依賴也越來越強，需要依靠互聯網完成各項工作，人們要獲得高品質的生活，就要嘗試去完善相關互聯網的各個體系。自從我國1994年正式接入互聯網以來，短短十幾年的發展，讓中國在世界互聯網領域的地位由先前的跟隨、參與，逐步走向現在的主導，中國在互聯網各方面的力量都已處于世界前列。從我國互聯網的發展歷程中讓我們看到中國互聯網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簡到優的成就，也看到了我國互聯網強大的發展潛力，但是，我國互聯網發展帶來的各種問題也是層出不窮，包括各種文化差異、觀念認同、意識形態等各方面的問題。作為互聯網使用的最主要群體，也是受互聯網影響最深的一個群體——高校大學生，互聯網對于大學生本身，甚至將來整個社會都有重要的影響。
大學生個性研究屬于心理學范疇[1]，互聯網對大學生個性影響實質上屬于網絡心理學研究領域，一方面因為大學生是一個普遍、典型的互聯網使用群體，另一方面大學生處于一個從學校走向社會的轉型時期，對外在環境影響處于一個非理性處理的時期，如何正確看待互聯網對大學生的各種影響，對于大學生未來健康發展，對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大學生從高校校園中開始逐漸接觸社會，個性基本成形，但在與外界環境的接觸中，仍會受到一定的影響，這些影響或多或少給大學生個性的改變起到了催化作用。互聯網作為大學生在此階段接觸較多的一種傳媒互動客體，對大學生個性的影響有著極其微妙的作用，利則可以成就一個人，弊則亦可毀掉一個人。本文就互聯網對大學生個性的一些負面影響作主要分析。從互聯網對大學生個性影響的體現可以分以下幾種類型，就這幾種表現類型一一分析：
一、自我封閉型
根據互聯網在對大學生個性施加影響的層面來講，自我封閉型又可從兩方面進行分析。
一是，大學生本人由于受非網絡因素外界環境的變化的影響形成一種自我封閉的趨勢，而互聯網只是其遭遇各種挫折后的一個“庇護所”，這種情況下，互聯網只會真正讓大學生變得封閉起來[2]，得不到與外界的溝通交流，這樣的“庇護所”對大學生本人來說是不安全的。例如，一些家庭因素：父母離異、家人亡故等一些非正常的家庭突變，還有大學生失戀等一些社會交往中的感情問題。由于大學生處于一個對情感較為敏感的時期[3]，在面對諸多的情感問題上常常會手足無措，不能妥善處理，同時，大學生自信心較強，在面對這些問題時經常會選擇獨自面對，這樣大學生勢必會讓自己孤立封閉，不去主動與他人交流溝通，然而人的情緒是不可能在較長時間積累的，這種情況下“萬能”的互聯網正是一個孤立的個人最好的情緒發泄口。程序是無情緒的，大學生可以在互聯網上圍繞自己的當前情感需要接觸各種信息，這些信息只能夠被篩選，這樣的過程有很大的隨意性，大學生深陷其中，只會越來越封閉，長期如此，對其心理乃至生理健康都會造成很大的威脅。
二是，互聯網本身就是引起大學生個性封閉的一個主要誘因。我們都知道，互聯網是一個豐富多彩的虛擬世界，其中所包含的信息之全面、豐富，是任何媒介都不可比擬的。在第26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統計報告》中顯示[4]，10—29歲年齡段網民數量占到整體網民數量的58%，學生網民占到整體網民的30.7%，同比增長了近2個百分點，網民年齡的年輕化，網齡的高齡化，從中學甚至是小學就開始接觸互聯網，到大學階段人們接觸互聯網的時間少則三五年，多則可達十年以上，人們接觸互聯網的時間越來越長，這樣經過長期與互聯網的接觸，一方面，會造成與周圍親友的疏遠，另一方面，受互聯網各種信息影響很大程度上會形成網絡成癮，大學生一旦網絡成癮，將嚴重影響其未來的發展。這時，互聯網看似是大學生的“親密伙伴”，但實質上互聯網只會成為一個封閉著大學生的“牢籠”，成為禁錮大學生健康成長的最終誘因。
二、自我中心型
弗洛伊德認為[5]，自我的升華會使本能得到一種解脫，而互聯網無疑是大學生自我升華的催化劑。互聯網本身不具有選擇性，它只是無意識地提供給社會成員各種豐富的信息，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人的自我滿足層次是在不斷提高的。大學生自尊心、自信心較強，面對豐富駁雜的互聯網世界，大學生本身更傾向于按照自己的喜好來瀏覽自己喜歡的信息，長期如此，把這種自我滿足的心理需求應用到以后生活、工作各個方面，逐漸形成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病態心理需求，甚至將這種心理需求上升至一種本能，這對大學生個人將來的人際交往、工作交流等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絆腳石。
這種現象還只是一種普遍的自我中心個性的表現，而真正實質上能對大學生造成嚴重后果的則是自我中心的異化。網絡虛擬世界看似是圍繞大學生自身需求提供各種信息，但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陶醉并不能讓自我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滿足，甚者會讓大學生喪失自我，對自己的行為不能進行理性的分析。一旦這種不良狀態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不論是對大學生本人還是對周圍的親人朋友，甚至對于社會，都有可能造成極大的傷害。
篇7
都二三十歲的成人了，還保持著玩“躲貓貓”的興致?不過，有童心的人往往不懂得保護自己，這不。一個叫李蕎明的犯人就低估了玩這一游戲潛在的危險，竟然一頭撞到了墻上。落了個因“重度顱腦損傷”而離開人世的下場。正如網友許暉在其博文《躲貓貓釋義》中所言：“‘躲貓貓’這一游戲在展示晉寧縣看守所的人情味兒之外。同時雄辯地證明了一個道理：游戲也可以殺人。”是足以為玩游戲者戒也!
明眼人不難看出，和使“躲貓貓”這一詞語流行起來的眾網友一樣，筆者在上文中只不過是拿“‘躲貓貓’撞墻致死”這個警方對于犯人非正常死亡的超出常理、帶著“黑色幽默”意味的荒誕解釋調侃了一把。其實，與“俯臥撐”一樣。“躲貓貓”是一個“雙面怪物”。它的一面是不受民眾制約的公共權力的任性、專橫、冷漠和殘暴，另一面是民眾的不滿、憤怒卻又無可奈何的絕望和無力的狀態――除了借“犬儒主義”的調侃或惡搞暫時發泄發泄，甚至“自我娛樂”一番，他們別無選擇或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如果無辦改變現狀，至少可以改變我們自己看待現狀的方式。這樣，不管怎么惡劣的生存或生活環境，都變得可以忍受了。
公共權力之所以必要，是為了保護民眾免受來自個體本身以外的“他者”的暴力或任意規則的傷害。公共權力其實是一種制約不合法的暴力的暴力，并非無限的，而是有邊界的，應該受到制度上的或其他形式的制約，否則就有淪為專制權力的危險，因為暴力――不管是合法的還是不合法的――始終都是一種非理性的力量，如果缺少有效的制約，必定會走向濫用和殘暴，從而給作為個體的人或整個人類帶來人為的災難。
篇8
(一)歷史因素
傳統男尊女卑、夫權至上與現代法制先行、男女平等意識的沖撞中國傳統文化體現了許多人為的差異，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性別的差異。性別差異伴隨著歷史發展、演變，逐漸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對兩性角色、兩性關系、兩、兩性地位的社會刻板印象、社會規范和社會意識形態。將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差異絕對化、本質化是性別傳統文化的一個突出表現，也是影響人們最深刻的觀念之一。因為傳統文化是依賴個人存在的，傳統性別文化通過性別角色社會化將兩性之間的性別差異灌輸給許多個體，使個體按照其要求來扮演不同的性別角色。歷史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中對家庭暴力、男性特質、女性特質、家庭的定義等傳統文化規范提供了一個適宜的家庭暴力社會環境，建構和影響了男性對女性的暴力。現代文化對性別角色的重新定位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之一，對男性和女性來說，同樣要經歷歷史性的角色變遷。對于那些受傳統的性別模式影響較深、男性意識較強的男性來說，他們將經歷一個由性別優越到性別壓抑的過渡期，出現傳統文化男尊女卑思想與現代文化男女平等意識的沖撞，傳統文化夫權至上與現代文化法制先行的矛盾，使得家庭暴力這一“古老”的行為發生了表現形式上的轉變，拳打腳踢的身體暴力轉向了冷淡、漠視、疏遠、挖苦等精神上的虐待。
(二)社會因素
1．獨生子女結婚率上升、核心家庭的增多導致家庭支持和救助系統弱化隨著獨生子女結婚的到來，獨生子女組建小家庭后往往更注重個人的發展和生活，以自我為中心、任性好強，不與家人溝通，極少關心他人。在解決夫妻矛盾時，他們往往缺乏調適夫妻關系的能力，誰也不愿意主動道歉、首先與對方說話，而更傾向于采取冷處理的方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家庭冷暴力的產生正是夫妻雙方缺少溝通的結果。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人們追求獨立望的增強，家庭結構呈現出由大變小，由復雜變簡單的過程。由三代人共同生活的主干家庭逐漸減少，而由一代人或兩代人組成的核心家庭逐漸增多。在傳統的幾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夫妻之間的矛盾能夠及時被家人發現并在家人的調解下及時化解，而現代核心家庭則缺乏這種調解和緩沖機制，當事人原本可尋求的家庭調和與救助體系相應弱化，在小夫妻產生矛盾時，誰也不愿退讓、不愿溝通，長時間對峙、僵持，常常使簡單問題演繹成復雜矛盾，小問題發展成大糾紛，結果愈演愈烈，直到無話可說產生家庭冷戰。
2．豐富的現代社會交往方式，凸顯了夫妻情感交流的相對匱乏科技的進步，電腦網絡的發展，豐富了人們的社會交往方式，QQ、飛信、微信等新的交往方式在給人們帶來方便的同時，也改變著人自身，人與人之間通過網絡就可相互溝通。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問題，習慣在網絡這個虛擬環境中去尋求解脫。所以，當夫妻之間出現問題時，更喜歡沉溺在網上和陌生人傾訴和溝通也不愿意和對方當面訴說，過去夫妻以家庭為中心的活動范圍被打破，男女雙方都在尋求一種突破家庭生活的個人身份，建立各自的社交網。建立在血緣關系之上的親屬頻繁往來的初級社會交往方式逐步轉向因業緣關系和興趣愛好而結成的新的社會交往網，交往范圍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展和延伸。交往方式的變化使得家庭結構變得松散，業緣關系顯得更加緊密。人們投入工作、學習和社會活動的時間、精力逐漸增加，使得夫妻共處的時間縮減，感情溝通和信息交流的機會減少，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夫妻的情感交流，為家庭冷暴力埋下了隱患。
(三)經濟因素
夫妻雙方收入的變化，引發夫妻的家庭權力之爭夫妻雙方的經濟收入狀況，直接影響了他們在家庭中地位。現代社會的發展、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獨立工作的比例越來越高，其經濟地位和家庭地位不斷上升，女性控制家庭主導權的欲望日益增強，這就與傳統的男性家長權威發生了沖突。這種矛盾和沖突常常表現為言語沖撞和精神對抗。一方面，女性經濟地位的確立意味著傳統性別神話的解構，當代女性致力于建構男女平等對話的家庭互動模式，也迫使男性重新審視男女關系。然而，在傳統封建殘余思想的影響下，不少男性還是難以完全擺脫大男子主義的觀念，甚至拼命想要維護自己正在失落的權威。當家庭糾紛發生、妻子不隨其意，有逆反情緒或反抗行為，男子便認為這破壞了自己的家庭權威形象，危及了自身的戶主地位，迫于法律的約束不能使用身體暴力的情況下，以漠視、疏離等方式作為懲罰手段來達到控制妻子、捍衛大丈夫“尊嚴”、重塑自己的家庭權威、鞏固自己家庭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知識女性經濟上的獨立，提高了她們的自我意識和家庭地位，使得女性能夠挺直腰板做人。對于在男女平等的呼聲中成長起來，并且依托經濟支撐而擺脫了被支配境地的當代女性來說，她們有了維護自身權利的底氣，一改傳統女性軟弱的特質，不愿意主動讓步以求和解，反過來，還可能針鋒相對，以牙還牙。另外，一些女性為了強化自己的家庭地位，也時常成為家庭“冷暴力”的制造者和升級者。一場沒有硝煙的家庭決斷權、發言權、指揮權的爭奪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進行著。于是，在權威與反權威、控制與反控制的對峙和較量中，“冷暴力”不斷升級。可以說，“冷暴力”的產生是與婦女地位的上升聯系在一起的，是男女雙方家庭權利之爭的產物。
(四)文化因素
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家庭暴力的形式由“熱暴力”轉為“冷暴力”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文明程度不斷增強，處事更理性，守法維權意識也在增加。人們開始顧忌“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古訓，在處理夫妻矛盾時有意識地盡量避免采用拳腳相加的粗暴方式，而采用一種冷落、漠視、疏遠對方的冷暴力形式。所以說，發達城市和知識分子家庭更容易發生冷暴力，冷暴力是一種“文明病”。隨著社會的發展，跨地婚姻、跨國婚姻已經越來越多，各地的人文習慣差異很大，一起相處的兩個人，如果沒有辦法接受對方的文化背景，就很容易出現隔閡，如果沒有及時溝通就會造成語言交流的降低甚至暫停，最終出現冷暴力。
(五)心理因素
工作壓力的增加，調試能力的相對不足引發心理健康問題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擁擠的生存空間、復雜的人際關系、快節奏的生活和無休止的競爭，使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壓力大大增加，心理動蕩明顯增多。很多人過著雙面人的日子。在公司老板、同事面前謹慎、謙和，不能發泄的不快只有在下班后帶回家，在家里可以肆無忌憚的宣泄，可以不說話、不做事、發泄不滿、借機撒潑耍賴、惡語相向，這樣肆無忌憚地放縱自己，在最熟悉的人面前釋放自己人性中最隱蔽的一面。
(六)法制因素
相關滯后的立法及法律意識的增強助長了家庭冷暴力的發生
1．目前我國法律對冷暴力無明確規定，預防和制止家庭冷暴力的懲罰措施還僅限于道德的層面。遭遇冷暴力的受害人如報警，警察也因找不到根據無法治安處罰;如到法院提出離婚，并請求賠償，在取證時又會遇到困難;我國《婚姻法》中規定的家庭暴力雖然包括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暴力兩類，但《刑法》對精神上的家庭冷暴力并沒有相關規定，形成了法律漏洞。這使得家庭冷暴力超然于法律，不受拘束，這也是造成家庭“冷暴力”上升的重要原因。
2．隨著法制宣傳和人們法律意識的增強，施暴者意識到實施身體暴力易遭輿論的譴責，可能被訴諸法律，這都不同程度地制約了身體暴力的發生;而家庭冷暴力常常表現為夫妻雙方缺乏溝通和語言交流，對對方冷落、漠視，很難界定他是性格孤僻還是有意實施家庭冷暴力的精神虐待;家庭冷暴力所侵犯的直接客體是受害人的心理和精神，精神世界是人的主觀意識，缺乏外在表現和測定標準;加上冷暴力是一方消極的方式對家庭成員實施的精神上的傷害，它沒有傷痕，不見鮮血，無法作傷情鑒定，沒有明顯的發展過程，不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因此隱蔽性很強，舉證難度較大，讓施暴者承擔法律責任較難。加上部分人對于家庭冷暴力沒有意識到是對自身的巨大傷害，有的認為這不是家庭暴力，使得冷暴力愈演愈烈。
總之，伴隨著社會的進步，夫妻更加關注精神生活質量，因情感需要而產生的家庭矛盾日益增多，因此，預防和制止家庭冷暴力，不僅僅是個人和家庭的私事，而且是社會問題，需要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二、預防和制止家庭冷暴力的法律對策
(一)在現行法律中加入冷暴力的規定或制定專門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從目前家庭冷暴力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看，我國出臺預防和制止家庭冷暴力的專門法是根本途徑。但是介于條件不成熟時可以先在現有婚姻法或司法解釋中加入家庭冷暴力的界定、對家庭冷暴力的構成等做出明確規定，使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有法可依。
1．明確家庭冷暴力的含義
目前關于家庭冷暴力的含義有多種看法，筆者認為家庭冷暴力法律上的定義，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家庭冷暴力是一種精神暴力，但冷暴力對人的傷害不同于由于身體暴力或其他侵權行為所導致的精神損害，它不是其他侵權行為產生的附屬結果，而是一種直接的、故意的針對受害人實施的精神摧殘，冷暴力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人精神遭受損害。二是冷暴力是一種持續的、反復的對受害者施加的精神暴力，它以消極不作為的方式故意對受害人冷漠、輕視，從而達到使其精神、心理承受巨大壓力的損害結果。介于以上兩點，筆者認為家庭冷暴力，是指家庭產生矛盾時，家庭成員通過非暴力的方式給對方造成精神傷害，通常表現為惡意詆毀、諷刺挖苦、冷淡、漠視、疏遠和放任等行為方式表現的精神傷害。
2．明確家庭冷暴力的構成要件
家庭冷暴力的成立應該具備四個要件①家庭冷暴力的主體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包括施暴人與受害人。家庭冷暴力只能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其施暴人與受害人之間都存在特定的親屬關系，包括父母子女關系、夫妻關系、兄弟姐妹的關系、祖孫關系、婆媳關系等，其受害者往往是家庭中的婦女、兒童及老人等弱勢群體。②行為人實施冷暴力時具有主觀上的故意。行為人在實施家庭冷暴力時所持的心理態度是故意的，故意對受害者冷淡、輕視、放任、疏遠、漠不關心。③家庭冷暴力侵犯的客體為夫妻或家庭成員間的家庭關系。④家庭冷暴力的客觀方面表現為消極的不作為。
3．立法條件成熟時出臺一部單行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在該法中應將冷暴力作為與肉體暴力和性暴力并列的一個暴力行為予以詳細規定，包括家庭暴力行為的表現及法律責任，家庭成員之間的權利義務，國家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保障等內容。目前全世界約有60多個國家制定了單行家庭暴力法。我國專家已經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暴力防治法》，該法的真正實施將成為解決家庭暴力———包括冷暴力在內的家庭問題的有效法律保障。
(二)冷暴力舉證責任分配上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原則
我國民事訴訟一般采取“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當事人因冷暴力提出訴訟請求時，應向法院提交曾受冷暴力侵害的證據，如病歷本、傷情鑒定書、暴力行為的長期性及其傷情是加害人所致等完整證據，才能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而冷暴力的受害人是原告，通常是弱者，冷暴力的私密性、隱蔽性和不確定性，使得受害者舉證更為困難，常常會因舉證不能而放縱了施暴者，不利于受害者的保護。采取舉證責任倒置，作為受害人的原告對遭受家庭冷暴力而受到傷害的事實舉證，被告對原告所受傷害并非自己所為承擔舉證責任。也就是說，當家庭冷暴力受害人提出受到冷暴力侵害時，如果施暴者不認可自己實施了冷暴力，就得舉證證明自己沒有實施冷暴力，如其不能舉證則認定實施了冷暴力。這樣可以使訴訟當事人合理分擔訴訟風險，提高受害人受保護的機率。
(三)冷暴力訴訟制度采取自訴與強制訴訟相結合
家庭暴力造成嚴重后果通常被納入虐待罪范疇。依我國《刑法》第260條①規定，虐待家庭成員，告訴才處理，只有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才由公訴機關提起公訴。一般家庭暴力發生時受害人往往顧及子女、家庭或自己在家庭中的劣勢地位而放棄追訴，不尋求法律的幫助，這縱容了施暴人的加害行為。筆者認為，對非經常性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的家庭暴力，規定為自訴案件較合適;對經常性嚴重的家庭暴力行為致使受害者精神和心理受到無法彌補創傷的，規定由公訴機關提起公訴。因為經常性的嚴重家庭暴力即使沒有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也嚴重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利益，國家應該對公民的重大利益進行強制性保護。
(四)擴大證據的形式，受害者可以要求適當的精神損害賠償
家庭冷暴力具有隱蔽性，其行為的結果通常看不見傷痕，無法做出傷情鑒定，其所針對的對象是人的精神和心理等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但這并不等于受害者就無法獲得證據。公安機關的報警、接警、出警記錄、詢問筆錄，以及保存的調解書、保證書、擔保書、物證;醫療機構保管的診療材料、病例、鑒定;未成年子女提供的與其年齡、智力以及精神狀況相適應的涉及家庭暴力的證言等，都可以作為證據采信。筆者認為，法院可以根據受害者的訴訟請求以及原被告雙方的表現判定給予受害者適當的精神損害賠償，使受害者得到救濟，施暴者得到一定的懲罰。隨著我國社會整體文明程度的提高，家庭冷暴力也逐漸成為較為常見的社會現象，因此在法律上明確家庭冷暴力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并對家庭冷暴力采取相關救濟途徑和法律對策，不僅可以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對家庭冷暴力的受害者的合法權益可以起到應有的保護作用，而且也有利于從法律上有效地遏制家庭冷暴力現象的發生，減少其可能給家庭和社會帶來的危害，從而對社會和諧和安定產生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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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格權 侮辱 網絡規制
舒淇在經歷了“舊照片”事件之后，重新回歸了新浪微博。在之前發生的甄子丹和趙文卓的罵戰中，當女星舒淇為甄子丹仗義執言之后，也許怎么也沒想到糾葛會蔓延到自己身上。她除了憤怒地一條條刪去以往微博并表示永不再登之外，似乎沒有任何措施能安慰、救濟她受創的精神。本文以此為由頭，探討對網絡惡意情緒表達的規制途徑。
網絡上這種突如其來的攻擊隨處可見，對象也不僅僅針對娛樂圈名人。“腦殘、變態”等各種能想得出的污言穢語都可能因為一言不合而隨即排山倒海地壓來。此種在網絡上表現出的對他人精神惡意傷害的行為，可歸納為“侮辱”的形式。近些年，許多名人打名譽權官司，訴由幾乎都是誹謗，偶爾會附帶一些侮辱性言論。單為侮辱性言論訴諸法律的，少之又少。究其心理上的原因，筆者認為，一是別人侮辱的前提，畢竟存在一定的根據，所以受害人心中存有一份心虛，想著忍耐為上，以免越涂越黑；二是，一些侮辱言語毫無根據，只是惡狠狠地貶損。被侮辱的人覺得，沒有必要和那些滿嘴污言穢語荒謬不堪的人一般見識。又或者憑借網絡的交互性，直接掀起一場口舌混戰頂回去。況且在網絡環境中，侵權者的身份往往無法分辨，最后惹得一身腥。所以，僅以侮辱作為唯一訴由的官司在網絡名譽權官司中比較少。
一、人格侮辱規制的法律困境
在我國現有法律規范下，對公民因侮辱等形式造成的人格權侵害這一問題的保護力度是不夠的。
首先，侮辱行為本身定義性質不清晰，造成對行為人的過錯判斷困難。侮辱這一侵害名譽的方式與誹謗不同。誹謗涉及言論的真假，而侮辱則無需在乎事實的真假性。因為真偽的證明需要時間和其他的一些條件，為了創造寬松的言論環境，在法律上也賦予虛假言論一定的空間。誹謗官司的抗辯原則，已經相當成熟。而侮辱性言辭則是一種“語言暴力”，其特征就是一不說事，二不講理。①所以，對他人的侮辱，法律給予容忍的空間是很小的。
我國《民法通則》101條，將侵害名譽權的行為概括為：任何人因故意或過失對他人實施侮辱、誹謗等行為，致使他人名譽遭受損害。在理論上，侮辱可以分為表示侮辱和態度侮辱。前者是指以表示意思、表示否定價值的意思，而后者則指依周圍之情勢，而可推知否定價值之意思者。②舒淇遭遇的事件既可劃為表示侮辱的類型。網絡匿名者貼出她早些年的不雅照片，雖然話不多說，但侮辱否定之意明顯。但更多情況下，侮辱性言辭的判斷是極端困難和模糊的。
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只有在侮辱行為造成一定影響的情況下，才能認定為侵害公民名譽權的行為。而王利明教授認為，此處所說的造成一定影響，并非指造成了受害人嚴重的損害后果，而主要指影響了受害人的社會評價。③侮辱只有擴大到被第三人知悉，造成了受害人廣泛的社會評價降低，才能真正夠得上是侵害名譽權，否則，只能算是兩人之間交流不合而帶來的榮譽感、自尊心的傷害。對于名人來說，由于本身的社會效應大，他人對其名譽侵犯造成的影響還較容易判斷。例如舒淇一案，因為她本身作為“明星”這一公眾人物的特性，使得別人對其是否被侮辱的判斷簡單易得。但若是兩個普通人之間發生類似事件，被侵權人的社會評價是否降低的判斷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彈性很大。
第三，目前我國公民人格權遭受侵害后，請求獲得撫慰性救濟很難。我國法律還規定，公民的人格權被侵害，其救濟手段除了恢復原狀，賠禮道歉等責任方式外，還可以適用損害賠償的責任形式。④這兩種方式的并行，體現了對受害人權益的全面保護。在一些情況較輕的侵犯名譽權案件中，可以僅僅采取前種救濟手段，使得官司能較容易地解決；而在受害人的人格權遭受嚴重侵害的情況下，要求金錢賠償，即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方式獲得救濟，則是必要的救濟手段。
可見在我國，公民在人格權侵權官司中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其前提條件是確定公民的人格權遭受侵犯。而精神損害賠償由于本質上是對公民遭受的人格侵犯的一定救濟，在確定具體賠償標準上雖存在計算方法，但仍沒有固定標準，這也是在有些名譽侵權案件中受害人開出天價精神損失費的緣故。綜上所述，當公民因被侮辱進行申訴時，是否在實際上損毀了名譽權難以精確判定，并且因為精神損害本身具有不確定性，難以用市場價格進行計算，所以在現階段，公民僅僅是因為自身感覺遭受人格侮辱是較難成功（只是通過推理的判斷）并獲得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批準的。并且，很多時候，獲得的救濟也遠遠不能起到撫慰的作用。《海淀區人民法院關于媒體侵權案件的調研報告》中提到，“我們發現，在2005年之前，法院判決媒體承擔賠償責任的數額平均值較低，對精神損害賠償金很少支持，多數僅是象征性的判賠幾千元……2005年后，媒體侵權案件的整體判賠數額才有所提高。”⑤關注度較高的媒體侵權案例的賠償尚且如此，那如果只是兩個普通人之間的官司，大概很多情況均會以賠禮道歉甚至庭外和解解決。
最后一點，是網絡時代的特殊產物。相比較線下世界傳統地侵犯他人人格的方式，網絡上對他人精神惡意傷害的方式更加多樣。有些侵權方式可能并不是通過直接施加在受害人身上，而有些超出了現行法律條文規定的權益類型，如網絡欺凌的出現。在這種狀況下，凡是索求精神賠償需要以確定人格權遭受侵犯作為條件，則漸漸有些不合時宜了。
二、對人格侮辱規制的可行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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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超越這種直觀的感覺，對這種現象做進一步的追問：不同傳播平臺的差別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哪一種媒介傳遞的信息更接近世界的真實，它們對于信息接受者（受眾）的傳播效果又有什么不同？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決定了一個人對于媒介傳遞的信息的態度，也決定了一個品牌傳播者對于不同媒介的價值認知和利用方式。而以上所問的這些問題的理解程度，正是在學術上被稱為媒介素養的東西。
媒介素養，初看起來是一個很學術化的詞語。其實，說白了就是人們對于媒介、媒介環境、媒介與現實世界之間關系的了解和認知水平。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要想充分利用傳媒，獲取信息或者是傳播信息，都必須對媒介的功能、價值和影響力有較為充分的了解，否則，就容易走極端，或者是盲從，或者是堅拒。而從企業的形象塑造和品牌傳播角度來看，企業管理者和品牌推廣部門對于媒介功能價值的認知，更是做好外部媒介資源管理工作的基礎；而對于一些政府部門來說，則決定了他們以怎樣的態度看待輿論監督、民意表達和輿情危機。
媒介素養提升從認知全新的傳播環境開始
通常情況下，媒介素養的內涵被概括為認識大眾傳媒、使用大眾傳媒、對大眾傳媒的批判三個部分。通俗地講就是，對諸如大眾媒介是什么、大眾媒介能為我做什么、大眾媒介的信息都是可信的嗎等問題的認知和理解程度。而對于這些問題的認知是與時代密切相關的，過去對媒介的理解放到今天就未必合適，特別是在這樣一個以技術進步為主導的劇烈變化的時代。
在以互聯網、數字化為主要特征的新媒體時代，因為網絡上對于媒介的批評時有所聞，許多網民在消除了對于傳統媒介的神秘感之后，對于媒介的傳播價值和社會影響力有了更切近實際的認知。也就是說，在網絡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網民，他們的媒介素養比起他們的前輩來有了顯著的提升。盡管如此，我們對于中國公眾的媒介素養現狀還只能保持謹慎的樂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雖然人們對于大眾傳媒的認知和批判意識比過去有了顯著的提升，但是，對于如何使用大眾傳媒卻知之甚少，甚至有很多錯誤的經驗。
畢竟，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大多數人對于媒介是缺乏了解熱情的。因為，對于政府部門而言，傳媒，不管是報刊還是廣播電視，都是黨和政府的喉舌，輿論一律基本上沒有什么懸念。如果說要媒介發揮輿論引導作用的話，主要也是將黨和政府的意見有效地傳遞給廣大公眾，并且用這種意見統一思想；對于企業而言，傳媒是學習黨和政府政策方針的重要平臺，企業信息通過本單位通訊員的手轉化為媒介傳播的信息，這叫企業宣傳工作；而對于廣大公眾而言，大眾傳媒是一個神秘的存在，它們怎么運作，怎樣將事實轉化為新聞傳遞給大家，除了少數跟傳媒有關聯的人們之外，大多數人將傳媒的聲音當做黨和政府的聲音。
這種狀態的改變源于上個世紀90年代之后，從報紙到廣播電視都啟動的實質性的市場化進程。除了黨報黨刊之外，一大批依靠市場生存的大眾傳媒蓬勃發展，它們為了爭取傳播面和影響力的最大化，嘗試著盡可能滿足廣大受眾的多種需求，這種滿足是從消除自身對于受眾而言的神秘感開始的。讀者日、廣場直播室、電話連線、觀眾面對面等等活動司空見慣，公眾在媒介自我展示中了解媒介、熟悉媒介。
在傳統媒介的變革不斷走向深入的時候，新媒介的發展更是摧枯拉朽，媒介的傳播功能逐漸顯現，無論是輿論監督，還是企業的廣告，抑或是個人的意見表達，都是對這一功能的充分利用。當人們對于媒介的認識越來越接近其本來面目的時候，人們面對媒介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生產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應能力等，便成為信息接受主體能否善用媒介的基礎能力了。
媒介素養缺失引起的媒介關系處置不當
媒介素養的缺失最直接的表現是對于媒介運行方式和運行狀態的無知。現實中，這種無知可以導致兩種行為：一種是無知者無畏，根本不把媒介放在眼里，叫囂著“打的就是記者”的那些人，屬于這一類；一種是無知而生神秘，神秘而生恐懼。對于媒介能躲則躲，實在躲不掉則想盡一切辦法打發記者，所謂“防火防盜防記者”是也。就媒介應對和企業形象的塑造而言，恰當而有效的媒介溝通是所有傳播活動的前提。而要做到恰當且有效，就必須解決企業領導者和品牌傳播者對于媒介的無知。
其實，媒介素養的缺失不僅僅存在于一些企業管理者中，一些政府部門的管理者也因為對于全新媒介環境下不同媒體的傳播特性缺乏了解而產生了“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式的媒介素養缺失。公眾對社會、對政府的關切，不再像過去那樣通過給報紙、電視臺等傳統媒介寫信的方式表達了，網絡上的論壇、博客、微博等交流平臺成了他們傳遞信息、發泄不滿、尋求幫助的重要渠道。眾所周知的“華南虎”、“躲貓貓”、“釣魚執法”、“宜黃強拆”等，都是先通過網絡向外傳播，隨后才有傳統媒介跟進的，這些借助新型媒介與傳統媒介互動而讓一個事件迅速在全國傳播的輿情動態說明，如果再以僵化的眼光看待全新媒介環境下的信息傳播模式，可能帶來的問題就不僅僅是某一位官員丟掉烏紗帽的問題，它們對于黨和政府的形象造成的傷害、對于社會穩定造成的危機也許更為嚴重。
有人將一些政府官員應對媒介和網民的方法概括為“封、捂、堵、壓、瞞”五字訣，一些官員以“防火防盜防記者”的口訣應對記者；還有一些人濫用權力，甚至動用暴力手段，“叫囂打的就是記者”，漠視民意，打壓輿論，為某些地方和單位違規行為“背書”。而對于一些企業而言，因為手里沒有掌握行政管理的權力，所以對于媒介的粗暴應對方式與一些官員的做法不一樣，他們的軟硬兩手就是，或是想辦法用經濟手段收買意志薄弱的媒介工作者或媒介機構，或者是用強力手段驅趕記者，以最粗暴的方式應對媒介的信息獲取和信息傳播。
社會在改變，技術在進步，媒介環境在變化，對于媒介的認知也需要與時俱進。換言之，所謂媒介素養的缺失，有時并不一定意味著一個人或組織對于媒介知識的一無所知，而是這個人或組織還以10年前甚至30年前的媒介特征來理解和利用現階段的媒介，結果自然是“刻舟求劍”了。
“第二媒介時代”的媒介素養與組織的聲譽管理
“第二媒介時代”的概念是由美國媒介文化研究學者馬克?波斯特首先提出的。他認為“在電影、廣播和電視中，為數不多的制作者將信息傳送給為數甚眾的消費者，播放模式有嚴格的限制，但隨著信息高速公路的先期介入以及衛星技術與電視、電腦和電話的結合，一種替代模式將很有可能促成一種集制作者、銷售者、消費者于一體的系統的產生，大眾媒介的第二個時代正躍入視野。”第二媒介時代的本質特征就是雙向溝通和去中心化。以網絡為例，近兩年在中國影響日益廣泛的“微博”平臺，與以前開通的“博客”、“播客”等一起為公眾和接受信息提供了渠道，每一個網民既是受眾，也可以是傳者，每一個個體成員都成為媒介構建的網絡世界的公民。
“第二媒介時代”的到來讓人喜憂參半，一方面，及時、互動、海量的特征讓人們對于世界的感知更為快捷、細致、豐富；另一方面，人人都是傳播者的特色讓網絡傳播缺少了傳統媒體的“把關人”角色，碎片化成為網絡信息的主要呈現方式，信息的品質和深度受到影響，各種膚淺娛樂、虛假信息、搞笑文字、惡搞圖片等在網絡上肆意傳播。這一現象引起業界專家學者和政府管理部門的關注，一些規范網絡行為的新要求成為網絡自律組織的旗幟，政府部門也了相關法律政策。然而，真正讓網民理性而有效地利用互聯網等新型媒介形態，公眾的媒介素養提升成為關鍵。
對于企業管理者和品牌推廣人員而言，提高媒介素養的作用還不止于上面提到的公益價值，它還是提升企業形象和品牌推介效果的必要知識基礎。因為，網絡時代的負面信息傳播可能對于企業的傷害遠遠快于傳統媒介時代，以前，一條負面信息造成的企業品牌或形象危機，只要在2天時間內有效應對就可以控制住局勢，如果應對得當還可以化危機為轉機，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危機應對的黃金48小時。但是，在微博等網絡社會媒體上，信息傳播呈“節點傳播”、“去中心化”的特征，如果發生負面信息傳播，那么，即便是在2小時以內也不一定會有效轉化危機，實現良好的控制效果。這猶如關閘止水，如果只有一個閘門，就非常簡單；如果有無數互聯互通的閘口，你怎么能保證每一個閘門都不漏水呢？
這一現狀警示我們，要想在“第二媒介時代”實現有效的組織聲譽管理，盡量減少輿情危機對于組織品牌和形象的傷害，就必須對于現階段信息傳播的方式和規律有清醒且到位的認識，有利用技術手段掌控信息流動狀況的能力，有第一時間改變和引導輿情生成路徑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