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轉型報告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能源轉型報告，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半價液化氣

――小投資、回報快

生物醇油是一種新型節能環保燃料，無毒、無殘液、無積碳，使用安全方便，成本僅為其它燃料的1/3左右。可以替代柴油、液化氣，用于賓館、酒店、學校、工廠、工業窯爐或鍋爐。由西安老科協研發的生物醇油系列產品現已大量投放市場，為解決我國能源短缺的現狀開辟了一條高速發展的黃金大道；本著“跟蹤前沿、立足市場、研發先行、創新創效”的理念為創業者帶來了無限財富商機！歡迎到我單位實地考察，免費參觀生產基地，現場考察用戶情況，滿意后再合作！背靠權威機構合作百分百放心！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沒有競爭就沒有發展。歡迎交流合作，共同促進新能源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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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領先

――贏在技術、勝在創新

醇基柴油是國標輕柴油中按體積或重量比加入一定比例（15%，30%）的變性燃料醇配制而成的一種環保節能燃料。1、動力性強：醇基柴油助溶劑配制過程中，復配了提高熱值、增強動力的組分，使“M15醇基柴油”與同類產品比較，動力性增強。2、排污量少：使用甲醇基柴油會明顯降低有害物CO、HC和NOX的排放，排放煙度下降幅度超過80%. 3、濾點降低：該產品的凝點和濾點可比同標號柴油降低7-9個單位。4、通用性好：無需改變柴油發動機結構及參數的情況下，直接使用能滿足發動機的要求并穩定運行，且與同標號成品柴油具有等同的適用范圍和效果。5、適用范圍廣：清潔醇基柴油（M15）適用于各種柴油發動機、機動車輛；（M50）適用于工業窯爐；（M90）適用于灶爐。6、保持期長：醇基柴油在水份含量不超標或正常溫度范圍內，可穩定保持3個月以上，可以解決儲存、運輸銷售和使用各環節所需的時間長的問題。最新開發的三元復合添加劑更具市場競爭力閃點、十六烷值完全可以達到國標要求，拒水性好、與水不分層、不乳化，利潤達1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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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然而，可再生能源發展“必要性”與“經濟可行性”之間存在的反差，傳統能源利益集團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阻撓，對發展路徑有意或無意的曲解，決定了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之路必將是曲折、艱難和反復的。

在我國，一個更為強烈的反差是：一方面，我們“極端重視”可再生能源發展，不斷出臺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對現有能源系統以何種恰當方式轉向一個以“可再生能源為主導”的能源系統方面的研究“高度忽視”。對可再生能源“如何轉型”缺乏基礎性研究與系統性思考，導致本應是系統推動能源轉型的政策在實踐中“各自為政”，并演變為單純以實現某個“既定份額”為目標。

將可再生能源發展置于人類能源轉型歷史進程之中，探討能源轉型的基本內涵與動因，梳理能源轉型的邏輯，系統分析可再生能源轉型與歷史上能源轉型的異同，對于正確認識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中的問題和轉型方式，不僅有理論必要性，也有實踐重要性。 一問：能源轉型如何發生

很多報告和論文將“能源轉型”（energy transition）一詞等同于“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或“低碳轉型”來理解。這一含義最早可能來自1980年德國科學院出版的一份報告：《能源轉型：沒有石油與鈾的增長與繁榮》。該報告當時呼吁徹底放棄核電和石油能源的觀點受到強烈反對，但在進入21世紀后逐漸演變成為德國能源政策的基本內容。相應的，德國“能源轉型”的含義逐漸演變為“轉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并宣稱最終目標是建立百分之百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源體系。

能源轉型的含義當然不僅僅是可再生能源發展。在更一般意義上，能源轉型通常被理解為一個國家或社會主導能源的轉換或更替過程。比如，煤炭替代薪柴并成為主導能源，石油替代煤炭成為主導能源。不過，對能源轉型的這種描述性的理解，以及基于這一理解的相關研究難以適應復雜、豐富的能源轉型實踐的需要，無法對認識當前能源轉型提供洞見。

美國天然氣專家羅伯特?海夫納三世試圖另辟蹊徑。在其2009年出版的著作《能源大轉型》中，羅伯特?海夫納三世從能源存在的三種物理形態，即固體（木材、煤炭等）、液體（石油）和氣體（天然氣、風能、太陽能、氫能等）出發，把人類能源利用的歷史與未來概括為兩次能源轉型：第一次能源轉型是固體能源向液體能源的轉型，第二次能源轉型是液體能源向氣體能源的轉型。這一觀點具有理論抽象性和邏輯一致性，為我們認識能源轉型方向提供了有價值的觀察視角；但這一理論對于能源轉型判斷標準過于抽象，對能源轉型的內涵和特征等問題缺乏深入研究，對理解能源“如何轉型”作用有限。

加拿大的瓦茨拉夫?斯米爾（Vaclav Smil）教授認為，能源轉型是各種能源利用“原動機”（prime movers）驅動下的能源結構不斷變化過程。“每當效率更高的新能量‘原動機’出現取代舊的原動機，顯著提高了人類所能利用的能源的量級，能源轉型就會發生。”

斯米爾教授根據“原動機標準”將人類能源利用劃分為四次能源轉型：第一能源轉型發生在距今1萬年到5000年，人類通過馴養役畜來替代部分人力；第二次能源轉型發生在公元前1000年風車和水車的出現，進一步替代人和動物的肌肉力；第三次能源轉型隨著1765年瓦特改良后的蒸汽機的擴散和進一步改進，啟動了煤炭替代薪柴的能源轉型進程。第四次能源轉型的發生則伴隨著發電機的發明使用，以及1882年世界第一座中心發電站在紐約和倫敦投入使用，人類進入電氣化時代而出現。

斯米爾教授所提出的“原動力發明、改進和擴散”邏輯為我們認識歷史上的能源轉型“何時發生”、“如何發生”提供了非常有啟發性的見解。然而，回顧人類能源利用史就會發現，以“原動機”單一標準來判斷能源轉型至少存在兩個問題：

一是從原動機標準所劃分的一些能源轉型并未真正導致該種最終能源成為“主導能源”，從而不構成人類社會或者國家層面上的能源轉型。比如公元前1000年伴隨風車和水車的出現，除了在小范圍外，風能和水能并沒有在普遍范圍成為主導能源，更不用說全球了。這是風能和水能的自身局限所致，與原動機效率高低無關。二是以“發電機”出現而引發的第四次能源轉型，偏離了“一次能源”的邏輯進入二次能源（電氣化），這一轉型與當前清潔化低碳化發展存在矛盾和沖突。這是因為，化石燃料發電的“原動機”效率和能級的提升將進一步增強化石燃料的競爭力，不利于向清潔燃料過渡。因此，任何非一次能源技術革命對于“能源轉型”的價值和意義，必須回歸到其所依賴的一次能源的“源頭”來評價。

為了更好描述歷史上能源轉型的邏輯和解釋未來的能源轉型，筆者對能源轉型的定義是：能源轉型是由原動機推動的，伴隨著能源系統深刻變革的，一次能源結構長期變化過程。能源轉型的發生與深化，是隨著一種足以推動國家，乃至全球層面的能源轉型得以發生“原動機”發明、擴散而發生、發展的，正如歷史上的蒸汽機之于煤炭，內燃機之于石油一樣。 二問：中國能源轉型處于哪個階段？

中國處于能源轉型的哪一個階段，下一次能源轉型是第幾次轉型？判斷能源轉型的標準不同，答案也不相同。基于能源轉型的上述新定義，就國家層面而言，能源轉型應符合三個判斷標準：

一是要有導致能源利用方式重大變化的“技術創新”或“原動機”出現。能源轉型不是“新”能源品種使用數量的簡單“累積”，中世紀英國城市用煤非常普遍，到18世紀初，英國不僅家庭住宅取暖，很多工業行業生產中都使用煤炭。煤炭的利用方式依然是沿用過去的燃燒方式，沒有出現用煤技術的重大創新。1765年，瓦特蒸汽機作為煤炭原動機的出現，英國才真正啟動了向煤炭的轉型，隨后擴散到歐洲大陸和美國。

二是要有基于能源技術創新的一次能源結構變化，即新“原動機”出現后，所利用的一次能源逐漸替代原有能源，并最終成為主導能源。換句話說，替代能源需要有成為主導能源的潛質。從這個判斷標準看，瓦茨拉夫?斯米爾所說的風車和水車發明所引發的能源轉型，并不構成國家層面的能源轉型。

三是要有能源系統的深刻變革。也就是說，基于新的能源利用方式（原動機），一次能源的替代與轉換的展開，必須同時構建與這種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生產、消費和輸送體系，否則能源轉型難以順利和有效推進。因此，就當前的可再生能源轉型而言，能否建立起與可再生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系統對于轉型成功至關重要。

根據這些標準來梳理人類能源利用的歷史，可以發現：從原動機標準和一次能源結構變化標準看，歷史上的能源轉型可以劃分為三次，即薪柴向煤炭轉型、煤炭向石油轉型、石油向天然氣轉型。目前正處于第三次能源轉型階段，即石油向天然氣轉型階段。

如果結合能源系統變革（第三個標準）來看，就會發現：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同屬于化石能源，其能源生產和消費系統的共同特征是：大規模生產、輸送和消費。也就是說，它們均屬于“能源系統”特征相同的一次重大能源轉型。

人類能源利用可以劃分為兩次大的能源轉型。第一次能源轉型是植物能源向化石能源的轉型，第二次能源轉型是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轉型。兩次大能源轉型期間存在著一些亞轉型（如向煤炭轉型，向風力發電轉型等）。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天然氣是向第二次能源轉型的重要過渡能源，這不僅是因為它比煤炭和石油更加清潔，而且因為從能源系統看，它兼具集中式和分布式的特點。 三問：向可再生能源轉型難在何處？

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有多難，難在何處？相信任何一個相關的政府官員、學者和產業人士都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概括，我認為向可再生能源轉型至少有如下“三難”：

一是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迫切性與經濟可行性存在巨大反差。化石能源對植物能源的替代，不僅是高密度能源對低密度能源的替代，而且是高競爭力能源對低競爭力能源的替代，主要是市場競爭的產物。當前各國正在發生的可再生能源轉型，是在“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國際主流價值觀的背景下發生的，是碳減排政策驅動下的能源轉型。因此，可再生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是在化石能源自身效率還有較大提升潛力情況下，為實現經濟增長的“脫碳”而發生的低密度能源對高密度能源的替代，同時也是低競爭力能源對高競爭力能源的替代。這一轉型的迫切性、必要性與經濟可行性之間的巨大反差，是導致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問題的基本根源。

二是與可再生能源特點相匹配的“新”能源系統無法通過現有能源系統的“外推式發展”而得到。一個與化石燃料的大規模生產、消費和輸送體系及其高能量密度、可儲存、分布不均衡等特性密切相關，而風能、太陽能的廣泛分布性、低能量密度和不可存儲性決定了本地生產本地消費模式是較好的選擇，現有能源系統必須變革以適應可再生能源的新特征。然而，與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現有能源系統并不會自覺向適應可再生能源特點的能源系統轉型，因為傳統能源企業從自身短期利益出發，往往會自覺阻礙這一進程。

三是可再生能源的單一品種，無論是水能、風能、太陽能，還是生物質能，都不具有成為單一主導能源的潛質。因此，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是就多個品種集合整體而言的。這些不同可再生能源品種的技術特性不完全相同：水電基本與現有能源系統兼容，風能和太陽能更適合分布式、小功率，生物質能則分布式、集中式均可。要將這些能源利用技術整合為一個有機“新”能源體系，將面臨更多的技術、組織和制度方面的復雜性。

上述“三難”，也可以說是能源轉型的新特征和新變化。這就給能源轉型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轉型政策要更具系統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能源體制與政策實施方式也要做出相應調整，以適應這些新特征與新變化，減輕能源轉型的成本與陣痛。 四問：從德國能源轉型實踐學到什么？

德國是當前全球能源轉型的典范，其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做法也被作為“經驗”為各國所借鑒。比如，可再生能源全額上網、固定電價（FIT）、投資補貼等政策已經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可再生能源發展政策的標準選項。對此，無需多言。這里我將特別指出兩個很少被提及，但實際上對我國更有價值的德國能源轉型“經驗”：

一是增強電力市場靈活性是應對可再生電力波動性最重要的制度條件。德國電力改革始于1998年，但在短短幾年時間就實現了“放開兩頭，管住中間”電力市場制度架構，確立了電力供應側和需求側競爭性市場。其核心要素包括：電力零售側放開，終端用戶可以自由選擇售電商；開放電網使用權，電網運營商不參與市場競爭；日前、日內現貨市場與多級調頻輔助服務市場協同合作的市場結構，等等。德國可再生能源轉型到目前為止能夠較為順利地推進，競爭性電力市場及其配套機制所決定的市場靈活性是基本制度條件。從經驗借鑒看，構建這一制度是中國等很多國家推進可再生能源轉型的必備條件。

近年來，隨著可再生能源電力份額上升，德國又設計了一些新的市場制度以期進一步提高市場靈活性：一是建立了以平衡結算單元為主體的電量平衡機制，以及與之配套的獨立調頻市場。凡是不能維持區域內發電和用電平衡的平衡發電運營商（結算單元）都必須從電網公司那里購買調頻調峰電量，同時允許調頻供需獨立進行拍賣；二是在2015年底的《能源變革白皮書》中提出了一系列提高電力市場靈活性措施，主要包括：允許短時間內的超高電價和負電價，允許更多類型的技術參與到調頻輔助服務市場中，等等。更為靈活的電力市場制度，能夠更為精確地反映電力的時間和空間價值，市場參與者能夠及時反應。

二是從發電、電網和用電各個環節入手，提高電力系統運行的整體靈活度以應對可再生電力波動性挑戰。具體做法包括：進一步提高化石能源發電廠的靈活度，以提高其調峰能力，而不是擴大規模降低能耗；改變熱點聯產電廠和生物質發電廠運行方式提高其靈活性；發揮歐洲互聯電網的“間接儲能系統”作用，提高德國輸電網的靈活度；綜合運用儲能、熱泵、電動汽車、智能電表等技術手段提高負荷的可調節性，增加電力需求側靈活性，等等。 五問：什么是中國可再生能源轉型的當務之急？

中國可再生能源轉型面臨的問題是什么？可再生能源比重太低？補貼力度不夠？并網得不到保證？這些問題不是“當務之急”。當前應優先落實如下事項或原則：

一是確立我國可再生能源轉型的國家戰略。可再生能源轉型的國家戰略既要反映可再生能源的特點，也要充分考慮我國基本國情。各國能源轉型方向雖然相似，但能源資源稟賦與治理結構不同，決定了能源轉型的國別差異。

我國的能源轉型遠未上升的“國家戰略”層面。首先，我國能源轉型處于各個部委各自為政階段，每個部門就自己主管的領域自行決定重點、方向和速度。其次，我國能源轉型缺乏清晰的戰略安排，實施路徑和推進速度也缺乏統籌考慮。最后，能源轉型進展和政策實施效果也無科學評估和考核。政策出臺了很多，能源轉型的問題也很多，但鮮有部門能夠出面糾正和完善。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于我國能源轉型“國家戰略”的確立和落實。

二是當前能源體制改革應充分反映能源轉型的方向和要求。我國能源體制抑制市場作用導致配置效率低下問題非常突出。大力推動能源市場化改革已經成為能源體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不僅如此，德國能源轉型的經驗告訴我們，競爭性電力市場和靈活的交易機制是可再生能源轉型最重要的制度條件。因此，能源市場化改革的遲緩不僅會影響能源配置效率，而且還會阻礙我國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進程，增加轉型成本。

三是我國能源轉型的進展與步驟不應由傳統能源巨頭決定。傳統能源巨頭一定是能源轉型的主要參與者，但能源轉型的方向和進展不能由電力公司等傳統化石能源巨頭主導。因為它們可以從放緩能源轉型速度和進程中獲得經濟利益。正如赫爾曼?希爾在其《能源變革：最終的挑戰》一書所指出的，“客觀上，在向可再生能源的轉型中是不可能實現共贏的。百分之百轉向可再生能源是工業時代以來最廣泛的經濟轉型。如果這個進程沒有勝利者和失敗者，是不可思議的。失敗者將不可避免地是傳統電力工業，其損失程度取決于其洞察力、決心和能力，以及進行徹頭徹尾的重組、直面迅速衰減的市場份額、發現新的業務領域。”

如果想讓我國能源系統能夠按照能源轉型的方向和邏輯來實現轉型，必須要在確立能源轉型國家戰略基礎上，配套以推動能源轉型的系統法律和政策框架，由國家來主導和推動轉型，方有可能避免能源轉型進展和節奏由傳統化石能源巨頭主導的局面出現。

四是基于能源轉型方向調整當前投資以避免鎖定效應。未來30年-50年的能源系統是由當前投資決定的。當前的能源投資要符合能源轉型要求，否則將導致我國未來能源系統（電力系統）鎖定在既定道路上，加大未來能源系統轉型的成本。

篇3

〔關鍵詞〕 制造業，低碳化轉型，生態文明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3）06-0097-05

制造業是人類對可利用的制造資源按照市場需求經過加工或再加工以及裝配過程，轉化為可供人們使用或利用的工業品與消費品的工業部門的總稱。制造業作為我國工業的基石，是一個帶動力、拉動力很強的產業，是我國推進工業化、融入全球化、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產業，是創造物質財富的支柱產業。目前，我國高耗能、高排碳量及環境破壞性強的重化工業仍處于主要地位。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等嚴峻形勢，十報告強調，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而生態文明建設的突破口是發展低碳經濟，關鍵在于走“低碳工業化”道路，因此，“低碳化轉型”將成為我國制造業發展的“主旋律”。未來中國制造業發展必須實現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將發展低碳經濟和實現節能減排硬指標結合起來，實現對環境污染的防治，更加注重發展質量，生產附加值較高的低碳環保產品， 〔1 〕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貢獻力量。

一、我國制造業低碳化轉型的基本態勢

當前，我國制造業低碳化轉型盡管進展各異、成效不一，但漸進式推進綠色低碳發展的特征十分顯著，就總體而言，仍在風險可控的條件下向前推進。面對持續增強的資源環境約束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悄然到來，推進中國制造業低碳化轉型已勢在必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制造業發展迅速，強有力地牽引著GDP高速增長，一路“領跑”中國和世界經濟。但是我國能源結構仍以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為主，高能耗、高碳排的重化工業仍處于主要地位。近年來，我國制造業年耗能很高，遠超交通、民用和商用能源，成為第一大高碳行業。制造業中高耗能行業的比重高且以較快速度增長，大量的能耗必然帶來較高的碳排放量。 〔2 〕根據我國工業分行業碳排放量情況比較得出，近年來碳排放量最大的行業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造業等。 〔3 〕目前已實施的《清潔生產促進法》（2003年1月1日施行）、《促進循環經濟法》（2009年1月1日施行）是我國開展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的基本法律保障，2010年的《能源法（草案）》提出能源供應實行準入制度原則，促進制造業功能區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等各項措施，體現了低碳排放的基本要求，有利于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如山西省2010年共有1198家企業納入千家企業節能低碳行動，2012年調整為1204家，山西省千家企業2012年度節能指標作為對企業節能指標責任評價考核的依據，為否決性指標，山西省越來越多的企業邁入了節能減排、綠色低碳經濟之路，在循環低碳經濟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極大地促進了制造業低碳化轉型的步伐。我國已經到了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制造業企業已經開展工業固體廢棄物（如粉煤灰、尾礦、赤泥、鋼鐵渣、煤矸石）的綜合利用，如太鋼堅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為支撐，完成了從“天灰水黑”到“碧水藍天”的轉變，根本扭轉了傳統鋼鐵業“高耗能、高污染”的羈絆，運用國際先進節能環保技術對現有生產系統進行升級改造，實現了固體廢棄物及廢水廢氣的循環綜合利用，加快了由企業內部的小循環向社會的大循環轉變。

我國高碳產業大多是目前支柱產業和未來發展的重點產業，低碳經濟發展的核心是產業低碳化，在推進產業低碳化轉型過程中也面臨著一系列安全挑戰。從國際安全挑戰來看，當前世界經濟復蘇形勢依然脆弱，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發展低碳經濟為借口，迫使我國超越自身發展能力，過度、過快地推進產業低碳化。而發達國家對一些關鍵性技術和先進低碳技術仍然實施嚴格的封鎖，中國產業低碳化極易陷入“高碳移入型陷阱”。從國內安全挑戰來看，我國正處在轉軌的關鍵時刻，社會改革也進入了“深水區”，如果相應的資金、技術、人力和物力等要素資源無法與制造業低碳化相匹配，無法在低碳化的同時實現產業升級、優化，則會使得產業低碳化發展陷入空洞化、泛化。《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12）》認為，中國仍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轉型升級是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生命。隨著發展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2013年上半年外部市場需求的萎縮以及近三年來過度投資所引發的產能過剩，使中國工業生產增速持續下降，我國制造業碳排放量增長迅速，增長方式依然粗放，發展內涵存在著結構失衡問題，需要避免鎖定在高碳密集的選擇，在實踐中迫切要求實現制造業低碳化轉型。〔4 〕據國家統計局公告顯示，2013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比去年同期增長11.1%，工業企業利潤增速放緩，增速比前5個月回落1.2個百分點。這表明，在傳統能源稀缺性日趨顯現、環境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不斷增強的情況下，以化石能源的無節制使用、大規模生產為特征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后形成的制造業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擺脫對傳統能源的長期依賴、緩解生態環境壓力、推進資源消耗型的制造業發展模式實現低碳化轉型，是我國制造業實現健康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挑戰。

二、我國制造業低碳化轉型面臨的制約因素

一個國家制造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一方面取決于該國制造業環境污染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取決于該國對制造業環境污染的治理能力。發達國家在兩百多年的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資源環境問題是分階段出現并逐步解決的，而在當代中國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過程中這些問題集中出現，2008年之后，中國經濟在資本國際化趨勢帶動下，逐步走向世界工廠的經濟發展時期。從低價、低端制造業發展起來的中國制造業，在后危機時代需要逐漸向高端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低碳化轉型，但已遇瓶頸之殤。

（一）制造業發展方式粗放。“富煤、少氣、缺油”的資源稟賦決定了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高消耗和高排放，高能耗、高排放、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在我國整體產業結構中仍占較大比重。隨著工業獲得規模的不斷擴大，工業化對環境產生了空前的影響，如工業廢棄物的堆放等。從中國與世界其他制造業國家如英國、德國、美國、日本、印度和土耳其在2001～2009年間制造業CO2排放量比較來看，中國制造業CO2排放量從2001年的949.32百萬噸上升到2009年的2275.83百萬噸，呈現大幅上升趨勢。 〔5 〕 （P280-281 ）2012年中國的一次能源全面進口，其中石油的對外依存度接近60%，但中國的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依然粗放，能源利用效率僅為33%左右。從制造業總產值來看，中國已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但制造業排放的大量污染物導致生態環境惡化，伴隨著世界高耗能制造業向中國的轉移，中國必須走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制造業發展道路。經濟學原理的“微笑曲線”說明，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處于產業鏈中游的制造環節是價值創造的“洼地”，與其他研發、營銷等環節所獲得的經濟收益相差甚遠。

（二）制造業增長與能源資源節約不相匹配。早在1886年恩格斯就曾經說過：“我們不應過分陶醉于我們對大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大自然都報復了我們。”進入21世紀，中國的發展進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如下的六大基本挑戰：人口的三大高峰（即人口總量高峰、就業人口總量高峰、老齡人口總量高峰）相繼來臨的壓力；能源和自然資源的超常規利用；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實施城市化戰略的巨大壓力；縮小區域間發展差距并逐步解決三農問題；國家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建設和國際競爭力的培育。能源、資源、環境的瓶頸制約將日益突出，已演變為決定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實力乃至世界影響力的重要因素。〔6 〕 （P122-123 ）當前，全球經濟呈現出人類社會發展、生產消耗與大自然資源供給的不平衡，實現能源的可持續利用和建設良好的生態環境成為中國制造業可持續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伴隨著全球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人類發展與環境承載力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缺乏協調一致及具有普遍約束力條約框架，導致在排放權限與責任沒有明晰的條件下，各國為了自身發展不惜無節制地消耗化石能源，大量溫室氣體的排放最終形成了全球范圍內氣候環境版的“公地的悲劇”。當前，能源、原材料的消耗無法保證中國持續、穩定的高速增長，加強資源環境的保護的呼聲將越來越高，發展低碳經濟成為主流。2009年11月份國務院提出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作為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部分制造業企業面臨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的硬任務將更加艱巨，靠透支未來、犧牲環境的制造業發展思路必須徹底改變。

（三）制造業轉型后勁不足。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中國的環境問題逐漸凸顯，目前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排名世界第一，占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23.99%。面對建設生態文明的新任務，中國需要在推動制造業轉型中集聚發展后勁。制造業國際工業化發展進程的經驗表明，美國的工業附加值是來自技術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產業，而中國更多的是來源于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 〔7 〕在全球制造業向中國這個“世界工廠”轉移的過程中，制造業競爭優勢亟待提升，工業設計環節是很難通過貼牌生產、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過程中被重視的，而設計管理是未來制造業競爭優勢的必經階段，也是企業轉型的拐點，實現以產品為主導型向以戰略為主導型的跨越，構成制造業企業轉型的關鍵。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要有體現大國實力的產業縱深發展，而重化工業再向高級發展就是以裝備制造業為主體的重化加工制造業。我國制造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的發展，需要大量配套的生產業。傳統制造業發展模式更多關注制造成本和擴大生產規模，而未來具有競爭優勢的設計管理在企業家思想中還沒有上升到戰略層面。中國企業正在面臨的轉型是一個從被動的加工制造轉向主動創建自主品牌和發展企業獨特市場競爭戰略的過程。〔8 〕 2013年4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0.6%，連續7個月高于50%，仍處在平穩區間（見圖1）。中國制造業處于轉型期，一些產能過剩的或夕陽行業一定會減少投資，加上新的增長結構還未形成，因此PMI數據在50的臨界點上反復都屬于制造業轉型過程中的正常反應。由于制造業許多行業產能過剩，不僅傳統制造業如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新興領域如多晶硅等也出現產能過剩，迫使企業本應用于革新技術、戰略轉型的資金投入到房地產和金融投機領域，同時，基礎設施建設對制造業的拉動作用不斷減弱，導致制造業轉型資金投入不足，延緩了制造業轉型進程。

三、 我國制造業低碳化轉型的科學路徑

低碳經濟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金融危機沖擊的大背景下，國際社會關于減排和低碳化的共識是歷史的進步，實現中國制造業低碳化轉型已成為人們的基本認知和實踐趨向。中國正處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制造業增長離不開能源的消耗，而能源消耗又與二氧化碳排放密切相關。因此，中國制造業面臨的最為迫切的問題就是在減排目標約束下選擇科學的轉型路徑，即把握低碳和發展共進的原則，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中實現制造業低碳化轉型的目標。

（一）加大制造業節能減排力度。環境保護作為建設“美麗中國”的主干線，十報告首次提出，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指明了方向，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節約資源和循環經濟推動。我國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特別強調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強調協調好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低碳經濟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其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開發清潔能源、追求綠色GDP，其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意味著制造業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產能力，推進節能減排和科技創新，而且要實現傳統制造業發展模式的變革，化解制造業企業發展困局。在發展低碳經濟中，各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要素除了傳統的資本、勞動以外，還包括能源使用以及碳排放的環境容量等。對中國制造業而言，推動高耗能行業中的制造業企業啟動碳披露項目，幫助企業發現企業碳管理的薄弱環節和未來減排潛力，重在引導更多的企業積極應對碳減排政策，培養企業碳排放規劃與管理的意識和能力，變減排約束力為提升企業低碳發展水平的驅動力。 〔9 〕通過推進節能減排，可以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業過快增長，加快淘汰落后產能，擴大先進產能市場空間，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提高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10 〕遵循制造業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發展要求，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大力推進再制造、零排放和產業鏈接技術開發應用，推廣循環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進適用技術，發展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資源產出效率，強化制造業企業能源資源節約意識。

（二）積極轉變制造業增長方式。制造業承擔著技術創新和組織變革甚至培養企業家的使命，轉變制造業增長方式有利于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11 〕我國傳統制造業增長方式依賴的是體制轉軌紅利、人口紅利、投資紅利、資源紅利、外資和外貿紅利等傳統紅利，伴隨著全球經濟增長的周期性回落，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平臺下移明顯，這些傳統紅利空間在消失，傳統紅利支持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必須破解制造業增長難題。加快推進傳統制造業的改組、改造與升級，特別是用信息化技術改造重化工業，已成為實現我國制造業可持續發展與碳減排雙重目標的重要戰略舉措。中國社科院2013年產業競爭力藍皮書指出，通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建立起產業間相互支撐的體系優勢和綜合競爭優勢，未來幾年產業升級仍有較大空間，中國或將迎來“質量型人口紅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與產業升級的新十年。在全球氣候變暖及我國經濟發展轉型的大背景下，以環境成本優化制造業增長方式，核心是從資源消耗型轉向要素集約利用型。2008年全球危機的爆發，標志著化石燃料時代的結束，重振制造業必將選擇綠色低碳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是實現全球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源泉。進入“十二五”時期，中國開始步入工業化后期階段，轉變制造業增長方式還遠未結束。就發展階段而言，中國還處在制造業為主的階段，國內的能源體系以煤炭為主，轉型升級是制造業轉變發展方式的必由之路，要積極倡導一種基于文明、科學、健康的生態化低碳發展方式，實現人與自然、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和諧共生式發展，最終以節能減排實現低碳化制造，以管理創新作為降低成本的抓手，以環境標準優化產業升級，使制造業擺脫“資源詛咒”的宿命。

（三）穩步推進制造業低碳技術研發與應用。當前，全球正面臨著以互聯網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結合為特征，以能源生態化、制造數字化為核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世界產業競爭更趨平行化，依靠國際產業轉移實現發展的歷史機遇已經過去，低碳經濟與產業創新時代正在開始，我國已從以往的“規模擴張型”機遇期變為“結構升級型”機遇期。科技創新是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當前，以新材料和3D打印技術等數字化制造為核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來臨，必須大力發展先進的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國的比較優勢正從低等技術產業轉向高等技術產業。在一定程度上講，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也必然影響到制造業企業的發展。 〔12 〕當前可持續發展的重點就是低碳經濟，制造業低碳化轉型必須依托先進制造技術為前提逐步推進，一是政府應完善低碳技術創新激勵的產業技術政策，設立碳基金、制定激勵低碳技術研發的政策體系。二是以低碳技術為核心的產業結構轉型促成經濟結構調整，控制“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和資源性）和產能過剩項目，大力發展綠色工業集群，努力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經濟發展方式。三是提升整合全球資源的能力、把握技術進步與創新的方向、構建低碳技術交流平臺，充分發揮信息化對制造業低碳技術研發的支撐作用。依靠科技進步，堅持創新驅動，整合市場現有的低碳技術，加速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努力推進科技資源優勢向經濟發展優勢轉化，全面釋放科技創新活力，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作為新一代IT發展、提升價值鏈高端地位的關鍵技術，可信嵌入式軟件是裝備精控制與運行監控的關鍵，是推動我國高端裝備產業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升級的關鍵因素。四是通過提高制造業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大力開發和應用電子系統技術，先進制造技術，節能降耗技術和清潔生產技術等。五是穩步推進制造業低碳技術研發，是應對節能減排壓力、產業發展戰略變革、國內外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由之路，使之成為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結合點和重要方向，加大對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的支持力度，避免走“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產業老路，加快發展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和低碳產業，最終實現制造業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總之，從“十二五”開始，我國制造業需要加快推動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加大制造業低碳化轉型能力建設力度，著力推進我國制造業實現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盡最大努力實現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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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亨通在年報中披露，2015年該公司繼續實施“生產研發型企業向創新創造型企業轉型、產品供應商向全價值鏈集成服務商轉型、制造型企業向平臺服務型企業轉型、本土企業向國際化企業轉型”四大發展戰略，在轉型升級通信服務、電力設計、海洋工程、智能裝備等現有產業的同時，積極布局大數據、網絡安全、智慧社區、新能源汽車組件等戰略新興產業，國際化進程也取得重大突破。

光纖產量首破4000萬公里

2015年，亨通的光通信產品、海洋工程產品、通信網絡設計和工程施工業務等幾大板塊主營業務收入同比都取得了較大增長，其中通信網絡產品和電力傳輸產品依然是亨通主要的收入來源。

據年報，亨通2015年通信網絡產品營收47.3億元，同比增長15.9%；電力傳輸產品營收62.3億元，同比增長24.1%。特別是，光纖預制棒和光纖產品的產量都取得了突破，其中光纖預制棒銷量破千噸，達到1184.5噸，較2014年產量大漲57.9%；光纖產量繼2014年突破3000萬公里之后，2015年突破4000萬公里，達到4220.6萬公里，同比增長37.4%。

值得注意的是，亨通在2015年年報中首次單獨披露了海洋工程產品和通信網絡設計與工程服務兩大板塊業務的收入情況，其中海洋工程產品營收2.8億元，通信網絡設計與工程服務收入為5.1億元。

之所以在通信網絡產品板塊取得較大的營收增長，亨通在年報中披露是因為低損耗光纖、智能ODN等高端產品銷售占比提升、光纖市場供應緊張致使產品銷售價格上升等因素影響。

2015年，“寬帶中國”戰略的深入實施、4G建設加快、“互聯網+”行動計劃的推進，以及“提速降費”新要求的提出，對光纖光纜行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根據CRU調查報告，2015年中國光纖光纜銷量超過2億芯公里，同比增長約30%。另據中移動提供的數據，該公司2015年集采光纖總量達9452萬芯公里，光纜總數量達9821萬芯公里。2015年商務部對原產于日本和美國的光纖預制棒實施“反傾銷”，規范了國內光棒市場，為國產光棒企業贏得了寶貴的發展時間，國產光棒的市場規模和產品質量因此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2016年，亨通為了有效整合原有光纖預制棒業務，進一步提升光纖預制棒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于4月5日公告稱，將亨通原光纖預制棒相關業務，包括相關的資產、技術專利、人員、債權、債務統一重組與整合到新成立的全資子公司江蘇亨通光導新材料有限公司。

亨通在公告中披露，通過此次重組與整合，該公司將原有光纖預制棒業務與亨通光導新建光纖預制棒業務進行有效整合，實現自主研發技術的光纖預制棒規模化量產的進一步提升，將進一步大幅降低生產成本、提升核心競爭力，有利于培育亨通新的利潤增長點。

加速轉型升級

2015年，亨通光電加快了由生產研發型企業向創新創造型企業轉型、產品供應商向全價值鏈集成服務商轉型、制造型企業向平臺服務型企業轉型的步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首先，亨通積極布局大數據業務和網絡安全。2015年，亨通控股收購優網科技，優網科技是國內領先的大數據分析和應用服務提供商，在精準營銷、網絡安全、大數據平臺建設等方面擁有領先的技術和廣泛的市場應用。通過收購，公司高起點、快速進入大數據、網絡安全、物聯網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其次，亨通延伸拓展通信服務領域，布局智慧社區。2015年，亨通相繼取得了ISP（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蘇錫常三市寬帶駐地網運營牌照，實現了向寬帶接入業務運營商的升級轉型，為布局智慧社區產業打下堅實的基礎。

再次，亨通全面進軍系統集成及EPC總包領域。2015年，亨通完成了對電信國脈及萬山電力的控股收購，通過這兩次收購，亨通能夠同時在通信、電力兩大領域為客戶提供系統解決方案，同時加速推進海外EPC總包業務發展。

最后，亨通部署推進新能源汽車業務戰略布局。2015年，亨通與清華大學蘇州汽車研究院共同發起了“江蘇清研亨通新能源汽車研究院有限公司”，加大在新能源汽車部件、智能充電系統、互聯網運營等領域的研發力度，推進亨通在新能源汽車線纜及智能線控系統集成與充電站運營全產業鏈的戰略布局。

國際化步伐加快

據年報，亨通2015年海外銷售收入9.1億元，同比增長44.4%，這主要得益于海底電纜、海底光纜等產品海外銷售收入大幅增長。在提升2015年海外營收的同時，亨通亦實現了由市場國際化向資本國際化、品牌國際化的升級。

在市場國際化方面，亨通新增業務國家和地區25個，開展業務國家和地區總數達到107家，海外代表處總數達到33家，參加14個國家和地區的20場國際展會。

篇5

【關鍵詞】低碳；生態轉型；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S89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正文】

一．低碳城市

1.低碳城市的提出

世界氣象組織(WMO)和聯合國環境署(UNEP)于1988年創建政府間機構——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IPCC分別在1990年、1995年和2001年、2007年發表了4份全球氣候評估報告，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產生了重要影響。在1990年報告中，IPCC向人類警示了氣溫升高的危險，推動了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1992年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在1995年報告中，IPCC認為，“證據清楚地表明人類對全球氣候的影響”。這份報告為《京都議定書》1997年得以通過鋪平了道路。在2001年報告中，IPCC表示，有“新的、更堅實的證據”表明人類活動與全球氣候變暖有關，全球變暖“可能”由人類活動導致，這里的“可能”表示66％的可能性。2007年IPCC發表第4份全球氣候評估報告，指出氣候變暖已經是“毫無爭議”的事實，人為活動“很可能”是導致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這里的“很可能”表示90％以上的可能性，這種全球變暖對自然系統和社會經濟已經產生了非常顯著的影響。根據預測，未來100年這種全球變暖的趨勢還會進一步加劇，而且會對自然系統和社會經濟產生更為顯著的負面影響。要盡早采取措施，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來減緩全球氣候進一步變暖趨勢，減少對自然和經濟系統的影響。低碳經濟與低碳城市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開始被人們提出，并正在成為城市研究的熱點。

2.概念

低碳城市發展是指城市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CO：排放處于較低水平。低碳經濟是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低碳城市，就是在城市實行低碳經濟，包括低碳生產和低碳消費，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一個良性的可持續的能源生態體系。

3.低碳城市的構成

（1）新能源利用

面對能源危機，許多國家都在大力研究和開發利用“綠色能源”，包括太陽能、生物質能源、風電、水電的新技術新工藝。綠色能源可概述為“清潔能源和再生能源”。狹義地講，綠色能源指氫能、風能、水能、生物能、海洋能、燃料電池等可再生能源，而廣義的綠色能源包括在開發利用過程中采用低污染的能源，如天然氣、清潔煤和核能等。目前“綠色能源”在全球能源結構中的比重已占到15％—20％，今后由石油、煤炭和天然氣能源唱主角的局面將得到改善。

（2）清潔技術

循環經濟是一種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其特征是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甚或零排放。清潔生產是從資源的開采，產品的生產，產品的使用和廢棄物的處置的全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地減少它們的消耗和污染物的產生。循環經濟和清潔生產的一個共同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減少高碳能源的使用和C02的排放。

（3）綠色規劃

城市能源消耗會直接影響到周邊區域的環境污染，城市規劃除了考慮單個城市自身特點外，還應結合城市所在區域和國家的發展戰略來進行考量。

第一，產業規劃。在城市發展規劃中，要降低高碳產業的發展速度，提高發展質量；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加大淘汰污染工藝、設備和企業的力度；提高各類企業的排放標準；提高鋼鐵、有色、建材、化工、電力和輕工等行業的準入條件。

第二，交通規劃。低碳城市的交通戰略可從兩個方面實現：一個方面是控制私人交通出行的數量；另一個方面是降低單位私人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在這一點上，巴西的庫里蒂巴堪稱成功的例子。

（4）綠色建筑

建筑施工和維持建筑物運行是城市能源消耗的大戶，低碳城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綠色建筑。綠色建筑需要既能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減少污染，又能為人們提供健康、適用、高效的工作和生活空間。綠色建筑的建設包括：建筑節能政策與法規的建立；建筑節能設計與評價技術，供熱計量控制技術的研究；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和低能耗、超低能耗技術與產品在住宅建筑中的應用等；推廣建筑節能，促進政府部門、設計單位、房地產企業、生產企業等就生態社會進行有效溝通。在減少碳排放的進程中，綠色建筑的普及和推廣將具有重要的意義。

（5）綠色消費

我們應當倡導和實施一種低碳的消費模式，一種可持續的消費模式，在維持高標準生活的同時盡量減少使用消費能源多的產品。在減少碳排放方面，個人的行動非常重要，我們的衣食住行都可以幫助減少碳排放。從日常生活做起，節省含碳產品的使用，實行可持續的消費模式，我們就可以為實現低碳經濟、建設低碳城市做出貢獻。

二.城市建筑生態轉型和可持續發展

1.生態建筑概念

雖然“生態建筑”的稱謂自20世紀60年代就已提出，但“當前還沒有完整統一的生態建筑理論或被普遍認可的生態建筑的界定，生態建筑的定義和內涵，因不同國家的環境需求和價值觀念的不同而有差異。生態型建筑的目標是一致的，都追求建筑物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環境的影響，達到建筑與環境共生，更重要的是都以生態為基本指導思想，以達到人工環境的生態化。

2.可持續發展理論

在20世紀后半葉，人類經歷了兩次環境革命。第一次爆發于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人們意識到能源危機和環境污染對人類生存的威脅，于是開始提出并關注環境問題。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了第二次環境革命，這一次被稱為具有“深綠色環境觀”的運動，重新界定和擴展了環境概念，其核心是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可持續發展強調了兩個觀點：一是發展；二是發展是有限度的。因而持續發展的核心思想是解決環境與經濟的矛盾問題，尋求其生態合理性，這種思想的視野是建立在全球整體環境上的。

“低碳筷行動”

3.城市建筑的生態轉型

城市建筑生態化不僅僅是節能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在充分考慮到自然環境與資源問題時，對人工環境的一種優化，其目的是盡可能少地消耗一切不可再生的資源和能源，減少對環境的不利影響，同時有利于城市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有利于使用者和其他人的身心健康。

毫無疑問，城市建筑生態化需要依靠適宜的技術手段。當代建筑的生態化是一種整體的環境概念：“建筑環境不僅要以單體建筑的生態設計來進行改善，更重要的是還要在城市總體規劃與群體設計中奠定生態觀念，它不僅能改善城市物理環境，而且可以在景觀與美化方面取得宜人的效果。”我們認為，系統環境觀下建筑呈現如下特點：建筑與城市空間的一體化；生態與技術的協同而不是排斥；依據生命周期理論，建筑作為一個過程而形成新的經濟觀；環境健康與文化功能的融合。

【總結】

篇6

關鍵詞 低碳經濟 產業轉型挑戰及措施

一、低碳經濟對產業轉型的挑戰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低碳經濟”成為全球熱點。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產業轉型呈現出如速的趨勢。同時，GDP增長率和TFP增長率及TFP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均與產業轉型系數呈明顯正相關關系，說明產業轉型速度對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均有明顯的影響。

歐美發達國家大力推進以高能效、低排放為核心的“低碳革命”，著力發展“低碳技術”，并對產業、能源、技術、貿易等政策進行重大調整，以搶占先機和產業制高點。低碳經濟的爭奪戰，已在全球悄然打響。這對中國，是壓力，也是挑戰。

（一）我國能源消費進入高增長期，并且還承受著部分發達國家的“轉移排放”

作為世界人口大國，我國正處于大規模、高速度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階段，新農村建設方興未艾，經濟、社會方方面面需要建設的空間還很大；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消費結構向“住和行”升級，房地產、汽車行業的產業鏈條不斷延長，整個社會對重化產業仍然存在剛性需求。根據典型工業化國家的能源消費特征，我國的能源消費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將出現較快增長。與此同時，在目前的國際產業分工中，我國尚處于產業鏈條的低端，替發達國家的消費者進行著大量生產制造，承受著發達國家的“轉移排放”。

（二）缺少應有的國際社會減排資金和技術的支持

比如，《哥本哈根協議》中提出，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用于減緩和適應行動。這是向前邁進的一步，積極而富有建設性，值得贊賞。然而，具體到這些資金如何籌措、如何使用、如何建立相應的管理機制等重要問題仍懸而未決，需要進行認真的研究和思考。

（三）在市場機制和政策扶持等諸多方面仍需完善

經驗證明，市場化運作是推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政策（特別是財政和金融政策）扶持是推進低碳經濟的有力手段。目前，我國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和市場供求關系的價格機制等市場機制仍不成熟、尚不健全。在這些方面我們仍需要進一步努力。

二、低碳經濟下推動我國產業轉型的措施

如何在積極轉型過程中實現發展與減排的統一呢？從當前情況看，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思考和推進：

（一）積極推進高碳產業從高能源源消耗向低能源消耗轉型

應該看到，當前，我國還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以鋼鐵、船舶、機械、建材、石化為代表的具有重化工業特征的行業還處于快速增長階段，而這些產業在能源使用過程中都有著相對較高的碳排放量。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不可能快速跳過工業化階段，大幅度減締重化工業比重。因此，面對低碳經濟的要求，提高重化工業能源轉化環節中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重化工業單位產值能耗，是產業轉型中的必然方向，也是中國減排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我國能源強度的下降需要依托各產業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來實現，從部門結構看，工業用能的比例雖在下降，但仍是最大的能源消費部門，而交通和建筑物用能則是能源消費增長最快的部門，因此，這三大部門無疑是節能工作的重點。要實現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就必須提倡清潔生產、資源節約、淘汰落后，推動高消耗高污染型產業向資源節約和生態環保型產業轉變，即淘汰落后技術和落后產能，以科技創新推進節能減排，通過生產的規模效應和產業的集聚效應來降低成本，發展生態型工業園。

（二）加強企業“微笑曲線”兩端的國際競爭力

從全球產業格局來看，一國的產業競爭力歸根結底來自于該國的企業競爭力，而發達國家企業的競爭力和利潤實現更多地是來自于企業的設計研發、銷售、售后服務和品牌。以美國通用為例，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近幾年的利潤增長中，有1／3左右是來自其資本額僅占3%的金融子公司，而傳統汽車生產的利潤則十分微薄，甚至是虧損的。

由此可見，在推進低碳經濟過程中，我國必須推進產業和產品向利潤曲線兩端延伸：即向前端延伸，從生態設計人手形成自主知識產權；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與銷售網絡，提高核心競爭力，這既是我國產業在國際產韭分工中獲取產業競爭力的要求，也是使我國實現低碳經濟下的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

（三）大力發展新型低碳產業

低碳產業包括火電減排、新能源汽車、建筑節能、工業節能與減排、循環經濟、資源回收、環保設備、節能材料等，都是具有朝氣和發展前景的新型行業。通過發展新型低碳產業，積極發展清潔及可再生能源，替代傳統的高碳的化石能源，逐步建立起低碳的能源系統、低碳的技術體系和低碳的產業結構，使經濟發展由傳統模式逐步向低碳經濟轉型，這是中國產業轉型的長期方向，也是搶占未來產業制高點的必然選擇。我們要大力發展新型低碳產業，在新一輪產業競爭中爭取主動。

目前，我國核電發展史上為國家的核電亭業作過重大貢獻的上海核工程研究設計院正在與美國的西屋公司合作，從西屋引進其先進的核電技術，同時通過吸收、消化、創新的階段性發展，力爭在核電技術的自主研發和自主創新上求得突破。

在低碳經濟和低碳產業的發展態勢下，我國雖然暫時還不能做領跑者，但也絕不意味著只能做跟隨者。2008年8月國際氣候組織的《中國的清潔革命Ⅱ低碳商機》報告指出：中國在短時間內已經在一系列低碳技術的開發和商業化方面處于全球領先地位，中國已躋身于世界主要電動車、風能、太陽能光伏和節能產品生產國大國之列。只要我們能夠做到低碳產業發展從理念到組織、從政策到制度、從規劃到行動的層層落實，我國實現從高碳產業向低碳產業的轉型，又何嘗不是一次國家的產業崛起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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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紅霞.低碳經濟發展的驅動機制探析［J］.當代經濟研究，2010，（2）.

篇7

中國新一輪新能源汽車政策與規劃正在密集出臺。但是，本應該成為市場促進劑的政策卻一度遭到了市場的冷遇。

比如，每年預定的補貼私人消費者的財政資金孤寂地呆在國庫中訴說著無言的煩惱。2011年8000多輛的新能源汽車產銷水平，與2009年《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規定的50萬輛以上的產銷目標相去甚遠。再如，25個“十城千輛”工程試點城市中，完成率超過50%的城市只有10個。

與此同時，汽車企業的新能源汽車發展如火如荼：一次次和地方城市的新能源汽車聯合示范項目的啟動，一次次宣布新能源汽車產品出現重大突破……

但據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共有75家汽車生產企業的361個車型列入《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范推廣應用工程推薦車型目錄》。2011年，列入推薦目錄的車型共生產12784輛。平均每一車型只生產了35輛，每家企業只生產了170輛。

政策錯了？市場錯了？應該說，兩者都沒有錯，只是將諸多政策與市場攪和到一起就會出現問題。

中國對新能源汽車有管理職能的涉及到多個部門，各部門之間雖有合作，但有時也難免出現政策的不協調。

比如，在國務院的工業轉型升級“十二五”規劃中，對于新能源汽車有這樣的規定：到2015年，新能源汽車累計產銷量達到50萬輛。而科技部的《電動汽車科技發展“十二五”專項規劃》中，則提出了純電驅動汽車銷量達到同類車型總銷量1%左右的市場目標。

按照目前1800萬輛的汽車年產銷水平，科技部的目標很有可能要大于國務院的工業升級轉型“十二五”規劃中的新能源汽車目標。純電動車只是新能源汽車的一部分，如果部分市場大于整體市場，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既然目標與政策有沖突，那么在未來的政策落實中又以哪個目標為準呢？

還有一個問題：無論是電動車，還是新能源汽車，都是科技部推動的重要工作之一，或者是兩個相互重合的工作。但是科技部今天單獨推出一個電動車發展的“十二五”規劃，是否意味著科技部更加傾向于發展電動車作為新能源汽車的重中之重，甚至全部？

對于混合動力汽車，各界也有很大的爭議。到底混合動力汽車是否是新能源汽車發展的必經之路，有著非常大的爭論。這種爭論無疑讓新能源汽車市場的發展出現了挫折。

篇8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的巨大挑戰,低碳經濟的概念應運而生。英國政府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之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經濟”(lowcarboneconomy)的概念。該白皮書從英國對進口能源高度依賴和作為京都議定書締約國有義務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實際需要出發,著眼于降低對化石能源依賴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提出了英國到2020年,CO2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減少20%,到2050年減少60%,以建立低碳經濟社會的目標。白皮書要求通過提高資源的生產率,以更少的污染獲取更多的經濟產出。

低碳經濟這一理念始于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的考慮,隨著實踐的進展,低碳經濟的內涵不斷得到拓展,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對低碳經濟的理解。目前大多數學者認同低碳經濟是一種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主要特征,以較少的溫室氣體排放獲得較大產出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如,有學者認為:低碳經濟是指在不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前提下,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盡可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從而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實現經濟和社會的清潔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與可持續發展理念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是一致的,與當前大力推行的節能減排和循環經濟也有密切聯系。綜觀各種意見,筆者認為,理解低碳經濟需要把握其三個重要特性:(1)綜合性。低碳經濟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或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到經濟、社會、環境系統的綜合性問題。從第一個層面理解,低碳經濟意味著經濟發展與溫室氣體排放之間關系的“脫鉤”,即GDP的增長率高于溫室氣體排放的增長率(相對脫鉤),或經濟穩定增長而溫室氣體排放量零增長甚至減少(絕對脫鉤);從第二個層面看,低碳經濟所確立的是一種在促進發展的前提下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基本思路,與單純的節能減排思路不同,它強調發展與減排的結合,重點在低碳,目的在發展,通過改善經濟發展方式和消費方式來減少能源需求和排放,而不是以降低生活質量和經濟增長為代價實現低碳目的;從第三個層面看,低碳經濟還關系到人類的發展權和社會公平問題。

因為幾乎人類所有的生產和消費活動都一定程度依賴能源,產生相應的溫室氣體排放,不同的國家由于發展水平不同,面臨的發展潛力和減排空間不同,要設計合理的、能為國際社會所認同的碳排放方案,必須從社會公平與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進行考慮。(2)戰略性。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對人類發展的影響是長遠的。低碳經濟要求進行能源消費方式、經濟發展方式和人類生活方式進行一次全新變革,是人類調整自身活動、適應地球生態系統的長期的戰略性選擇,而非一時的權宜之計。(3)全球性。全球氣候系統是一個整體,氣候變化的影響具有全球性,涉及人類共同的未來,超越國家的范圍,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力單獨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低碳發展需要全球合作。多年來,各國圍繞著氣候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的談判,從而形成全球性的制度框架,如《京都議定書》。但是,由于沒有一個世界政府,這種全球性的制度規范往往在參與和執行方面受到國家利益的左右而大打折扣。

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影響的日益明顯,發展低碳經濟正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國際潮流。英國政府在繼2003年能源白皮書之后,于2006年10月《氣候變化的經濟學:斯特恩報告》,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做了比較權威的定量評估,指出如果目前全球以每年以GDP1%的減排成本投入,可以避免將來每年5%-20%的GDP損失,呼吁全球盡早向低碳經濟轉型。2007年2月至11月間,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陸續第4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的四個部分,從不同方面就全球氣候變化的事實、原因、預估、影響、適應和減緩措施等方面進行了綜合評估。報告指出,在當前氣候變化減緩政策和相關可持續發展措施下,未來幾十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將持續增加。如以等于或高于當前的速率持續排放溫室氣體,會導致全球進一步變暖,并引發21世紀全球氣候系統的許多變化,從而對全球人類的基本生活元素――水的獲得、糧食生產、健康和環境產生巨大影響。200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印尼巴里島召開,為2012年以后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制定了“巴里島路線圖”。與此同時,以歐美為主的發達國家也已開始采取一系列實際行動向低碳經濟轉型。英國先后引入了氣候變化稅、氣候變化協議、排放貿易機制、碳信托基金等多項經濟政策,推動低碳經濟發展。丹麥、芬蘭、荷蘭、挪威、意大利和瑞典等國,對燃燒產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已開征國家碳稅;德國、日本和奧地利等國也相應引入了能源稅和碳稅制度;美國也在投入巨資研發低碳技術,尤其是最近實施的《能源政策法》,為發展低碳經濟提供了法律保障。

如何應對這樣一種新潮流,中國學者目前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數意見認為低碳經濟是未來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趨勢,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并可能會帶來國際貿易、市場和國際技術競爭格局的改變,對中國來講,挑戰和機遇并存,需要積極應對。有學者把低碳經濟提升為規制各國利用化石能源的權力、維護全球生態系統穩定的一個新的國際規則,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對各國在全球氣候變化中責任的規定與《聯合國》保障世界各國和平相處及《關貿總協定》規制各國貿易競爭的作用相提并論,認為中國需要正確面對它、尊重它,并積極地參與。也有一種意見認為這是美歐利用氣候問題設局,把氣候問題提到國際政治層面,給中國施壓。

實際上,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第二大CO2排放國,高度重視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并為應對氣候變化做了大量工作。中國先后于1998年簽署、2002年批準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雖然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承擔減排責任,但仍積極行動,開展節能減排工作。“九五”計劃(1996-2000)提出了節能率平均每年為5%,削減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包括溫室氣體)的目標。“十五”計劃又提出節能和減少主要污染物排放10%以上。“十一五”規劃則把單位GDP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削減10%作為約束性指標。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為保護全球氣候做出新貢獻。”2007年6月,中國政府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確定了中國長期應對氣候變化的框架。同年,國務院印發《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提出了45條具體工作安排,國家發改委制訂的《單位GDP能耗考核體系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對各省級人民政府要實行節能減排的問責制和一票否決制。這一切都表明,中國在節能減排上已經下了很大決心,并取得一定成效。

二、中國向低碳經濟轉型面臨的制約因素

低碳經濟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是國際社會長期發展的趨勢。但結合中國現階段發展的實際情況,我們必須客觀地認識到向低碳經濟轉型面臨著一系列挑戰:

1、發展階段。中國目前正經歷著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人口增長、消費結構升級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使得對能源的需求和溫室氣體排放不斷增長。國內外眾多關于中國未來排放的情景研究都支持這一結論。國際能源署(IEA)的“世界能源展望2007年”中,2005-2030年在參考情景和可選擇政策情景下,中國一次能源需求年均將分別增長3·2%和2·5%,能源相關的CO2排放將年均分別增長3.3%和2.2%。在各個情景下中國都將在2010年后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排放大國。

2、發展方式。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呈現粗放式的特點,對能源和資源依賴度較高,單位GDP能耗和主要產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費國家的平均水平。雖然我們早在“九五”計劃中就提出要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十多年過去了,以粗放型為主的增長方式仍然沒有根本改變,這其中有著深刻的體制根源。因而我們要充分估計到粗放增長的慣性和轉型的難度。

3、資源稟賦。在中國能源探明儲量中,煤炭占94%,石油占5.4%,天然氣占0.6%,這種“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資源結構,決定了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生產和消費格局將長期存在。過去20多年,中國努力促進能源結構的多樣化,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費比重從1980年的72.2%下降到2001年的66.7%。但近年隨著國際石油和天然氣價格攀升以及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又有回升的勢頭,2006年達到69.4%。由于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它化石燃料要高得多,單位能源燃煤釋放的CO2是天然氣的近兩倍,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必然會產生較高的排放強度。

4、貿易結構。在現階段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美、日、歐等國家已進入知識經濟或服務經濟時期,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處于領先地位,而中國產業仍處于低端位置,在產業技術含量、附加值和競爭力等方面均與發達國家有較大落差。在國際貿易中,中國出口的商品相當一部分為高能耗、高度依賴于原料加工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商品。并且,在新一輪國際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中國承接了相當一部分勞動、資本密集型、高消耗、高污染的產業,中國在成為“世界制造業基地”的同時,也直接或間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資源,并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據2007年由英國政府資助的廷德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中國2004年凈出口產品排放的CO2約為11億噸,約占總排放量的23%。IEA則估計,2004年中國國內出口商品生產蘊含的與能源有關的CO2排放量為16億噸,占中國排放總量的34%。

5、鎖定效應。中國目前正面臨著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的高峰期,據IEA估計,參考情景下,中國在2006-2030年間需要在能源部門累計投資3.7萬億美元,其中74%用于電力投資,約為2.8萬億美元。能源基礎設施所采用的技術、設備一旦投入使用,將對溫室氣體排放產生長期影響。而目前在電力基礎設施建設中,在如何避免傳統燃煤發電技術的弊端、采用低碳的先進技術方面,在資金、政策方面尚缺乏有力的保障。

三、中國實現向低碳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潛在優勢

1、減排空間大。由于產業結構、消費結構處于高能耗階段,加上節能技術水平較低,能源管理漏洞較多,使得中國的能耗強度和能源效率明顯偏低。有關研究表明,中國的能源系統效率為33.4%,比國際先進水平低10個百分點,電力、鋼鐵、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輕工、紡織八個行業主要產品單位能耗平均比國際先進水平高40%,機動車油耗水平比歐洲高25%,比日本高20%,單位建筑面積采暖能耗相當于氣侯條件相近發達國家的2~3倍。因此,通過結構調整、技術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徑,實現節能減排的余地較大。

2、減排的成本低。相對于發達國家,中國的減排成本比較低。從國際上看,框架公約規定每噸成本超過30美元,中國的成本大體在15美元。加上中國能源需求增長、符合減排條件的項目多、規模經濟效應明顯的特點,都有利于開展國際碳排放交易,從而吸引國際資金進入減排項目。2006年,全球碳交易和清潔生產機制(CDM)碳交易市場達到300億美元。目前,已有全球50多家金融機構加入全球氣候變化投資網絡,投資額達到了13萬億美元。截止2008年2月,中國CDM項目獲得聯合國CDM項目執行理事會簽發的核證減排信用(CERs)達到了3637萬噸,占聯合國目前核定CERs總量的31.33%,首次超過印度成為最大的CDM碳交易量國家。

3、技術合作潛力大。一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在低碳技術方面還存在較大落差。比如,在電力行業中煤電的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技術(IGCC)、高參數超臨界機組技術、熱電多聯產技術等,中國仍不太成熟;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術方面,大型風力發電設備、高性價比太陽能光伏電池技術、燃料電池技術、氫能技術等,與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有不小差距。在交通領域,汽車的燃油經濟性問題、混合動力汽車的相關技術等,還處于探索階段;冶金、化工、建筑等領域的節能和提高能效技術,也有較大改進余地。另一方面,低碳技術國際合作的機會在增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此外,中歐之間簽署的《中歐關于氣候變化的共同宣言》,美國發起的《亞太地區清潔發展與氣候新伙伴計劃》等多邊及雙邊合作都把低碳技術的開發與合作作為基石。在全球高度關注氣候變化、發達國家承諾要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讓溫室氣體減排技術的背景下,中國作為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大國,應抓住時機,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加快低碳技術的創新和推廣速度。但是,也應該看到,技術合作的實際進程存在一定困難,由于涉及知識產權、商業利益等諸多原因,中國目前仍不得不主要依靠商業渠道引進技術。

四、中國向低碳經濟轉型的策略

為應對上述挑戰,把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中國應該選擇合適的策略,實現發展與低碳的雙贏。

1、堅持國家利益,正確評估中國溫室氣體減排的義務和責任。在國際氣候談判中,中國要建設性地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而不是跟風。中國的碳排放增長不僅要考慮中國特定的發展階段因素,更要考慮現代貿易和投資引發的轉移性因素,尤其是高碳產品出口引起的碳排放問題。要把中國特定發展階段所產生的“生存和發展排放”的客觀必然性與發達國家的排放相區別,并要求出口的需求方,為由出口產品造成的排放買單,從而減少中國在減排溫室氣體上面臨的國際壓力,避免陷入發達國家借氣候問題給中國設計的陷阱。同時,在進行低碳經濟的國際合作中,要堅持嚴格的可持續發展標準,對技術和項目嚴格把關,并準確核算減排成本,增強碳排放交易的透明度,防止清潔發展機制等項目成為發達國家廉價的減排工具。

2、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重視低碳經濟的發展,變被動為主動,實現發展與減排的良性循環。根據英國《斯特恩報告》得出的結論:及早開展相關行動在經濟上是占優勢的,行動越及時,經濟損失越少。從中國實際情況看,面對日益嚴峻的能源和環境約束,為避免經濟建設和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在其生命周期內的資金和技術鎖定效應,也必須高度重視向低碳經濟轉型。因此,我們有必要把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納入國家發展戰略視野中,摒棄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從前瞻、長遠和全局的角度,部署低碳經濟的發展思路,尋找低碳經濟與國家發展戰略的結合點,從而在產業結構調整、區域布局、技術進步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為向低碳經濟轉型創造條件。

篇9

同時指出要打好節能減排攻堅戰和持久戰；要大力開發低碳技術，推廣高效節能技術，積極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設。

這都為201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低碳之路”指明了方向。

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召開，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低碳經濟”呈現在世界人民面前，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倡導低碳消費也已成為世界人民新的生活方式。

世界各發達經濟體都把發展低碳經濟，發展新能源、新的汽車動力、清潔能源、生物產業等作為走出國際金融危機新的增長點。奧巴馬上任之后就在美國國內積極推動氣候立法，令眾議院通過了《清潔能源安全法案》(ACES)。歐盟提出在2013年前投資1050億歐元，用于環保項目和相關就業，支持歐盟區的綠色產業，保持其在綠色技術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英國在2009年7月公布的低碳轉型規劃中，明確提出企業要最大限度地抓住低碳經濟這一發展機遇，在經濟轉型中確保總體經濟資源和利益的公平分配。日本則制定了“最優生產、最優消費、最少廢棄”的經濟發展戰略。

由此看出，低碳經濟將逐步成為全球意識形態和國際主流價值觀，低碳經濟以其獨特的優勢和巨大的市場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熱點。一場以低碳經濟為核心的產業革命已經出現，低碳經濟不但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結構的大方向，更成為全球經濟新的支柱之一，也是我國占據世界經濟競爭制高點的關鍵。

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迅速提高，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明顯增強，越來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國，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承擔“大國責任”的呼聲日盛。我國在低碳經濟時代的大國責任，重要的體現在減排與發展低碳產業方面。

2009年9月，主席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承諾，“中國將進一步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并繼續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強節能，提高能效工作，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二是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匯，爭取到2020年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13億立方米。四是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積極發展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研發和推廣氣候友好技術。”

這個承諾，充分反映出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的國際責任：作為能源消耗和生產大國，這一承諾無疑為我國未來的發展敲定了經濟的發展方向――低碳經濟，但同時也給中國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在我國，由于低碳技術涉及電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門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資源和煤層氣的勘探開發、二氧化碳捕獲與埋存等領域，幾乎涵蓋了GDP的支柱產業。而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重化工業發展迅速，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不可能停止，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長也一時難以改變。

因此，能源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技術的革新就成為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發展重點問題。國家也勢必將出臺一系列扶植政策，以繼續加快淘汰落后產能、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業過快增長，推動重點領域節能減排，同時逐步在稅收、財政等方面加大對低碳經濟的支持力度。

在即將出臺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振興規劃中，資源能耗低也是關鍵的選擇條件，目前已經將新能源、節能環保、電動汽車、新材料、新醫藥、生物育種和信息產業作為未來的戰略性產業，給予重點扶持。企業需要做好一切準備迎接這一變化，將低碳經濟納入戰略規劃。

做好低碳經濟規劃在未來將關乎企業的生死存亡，企業如果期望在此次轉型契機中獲得先機，就必須從現在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和發展戰略。

發展低碳經濟是企業義不容辭的責任，也將給企業帶來巨大的商機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根據匯豐(HSBC)的一項研究顯示，2008年，全球氣候變化行業中的上市企業f包括可再生能源發電、核能、能源管理、水處理和垃圾處理企業1的營業總額達到了5340億美元，超過了5300億美元的航天與國防業的營業總額。

盡管全球出現了經濟衰退，但低碳行業2008年的收入仍大幅增長了75％。這一增長速度更超過了《斯特恩報告》(Stern Report)中的預測。這份里程碑式的報告預測到2050年時，低碳商品和服務行業的年收入將達5000億美元。

在《2009年胡潤低碳財富榜》上，玖龍紙業的張茵家族、保利協鑫的朱共山、尚德太陽能的施正榮名列前三甲，低碳榜上榜人數達20人，低碳經濟的財富效應已經顯現。

篇10

對于很多國人來說，摩洛哥是個陌生的國家，近年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才慢慢進入人們的視野。而且，很多人知道摩洛哥更多是因為它的第一大城市――卡薩布蘭卡和那部好萊塢同名電影（有趣的是《卡薩布蘭卡》這部電影不是在摩洛哥，而是在美國好萊塢拍攝完成的）。但就是這么一個北非小國，近年來卻吸引了全球能源人的眼光。 應對氣候變化的“先進生”

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摩洛哥走在了非洲甚至全球的前列。雖然摩洛哥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年人均碳排放量只有3噸，不到工業化國家的四分之一。

但摩洛哥依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國家自主貢獻”溫室氣體減排計劃。按照該計劃，到2030年摩洛哥將無條件實現溫室氣體排放較“常規模式”（Business As Usual）下降17%;在發達國家根據《巴黎協定》提供的援助到位的情況下，可進一步將目標提高到32%。

在“德國觀察”組織公布的《氣候變化表現指數》（The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Result）系列報告中，摩洛哥一直表現優異，排名逐年上升，2017年位列第五位，是唯一表現等級為“好”的非歐盟國家。該組織從2013年起，每年對全球主要碳排放經濟體在控制氣候變化方面所做努力進行評估和排名，并將評估結果分為很好、好、中等、差、很差五個檔次，目前沒有國家達到“很好”標準。 “逼出來”的能源轉型

摩洛哥是北非地區少數沒有豐富的化石燃料資源的國家，但多年來摩洛哥的能源消費卻一直以化石燃料為主，能源對外依賴度高達90%。2008年摩洛哥的能源消費中，石油占了65.2%，煤炭占18.2%，天然氣占2.9%，而這些幾乎全部來自進口;此外，從西班牙進口的電力也占全國能源消費的2.26%;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主要是分散利用的生物質能，以及極少數的水電和地熱能等，占比總共不到12%。

從2004年到2013年，摩洛哥的能源消費增長了將近60%。隨之而來的則是不斷攀升的能源進口費用和碳排放。2013年，摩洛哥的能源進口花費達1025億迪拉姆（摩洛哥貨幣），約占全國進口總額的27%，較2002年（191億迪拉姆）增加了約440%。高比例的化石能源消費導致碳排放不斷增加，居高不下的對外依賴度引發了對能源安全的擔憂，而巨大的能源進口成本則成了貿易平衡和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也給國家財政帶來了巨大的負擔（摩洛哥一直對國內能源價格進行大量的補貼，目前仍未完全取消）。

為扭轉這一局面，摩洛哥在2009年（2015/2016年更新）了一項能源轉型政策―― 《國家能源戰略》（National Energy Strategy），旨在加快綠色能源的發展步伐和提高能效，打破對進口能源的依賴。根據這項政策，到2020年摩洛哥電力可再生能源裝機比例將達到42%，其中太陽能、風能和水能的裝機均將達到2000MW;到2030年，電力可再生能源裝機比例將進一步達到52%。

若成功實現這一計劃，不但可使摩洛哥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處于世界的先進水平，也將有效降低對進口化石燃料的依賴。目前，摩洛哥的能源轉型計劃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2015年，摩洛哥可再生能源裝機占比已達34%（總裝機8160MW），其中水占22%（1770MW），風電占10%（798MW），太陽能占2%（180MW）。特別是近年來摩洛哥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的快速發展和廣闊前景，讓世界對這個北非小國充滿了期待。 沙漠上“種太陽”

都說上帝在關閉一扇門的同時會為你打開一扇窗。對摩洛哥來說，雖然沒有化石燃料資源這扇門，但卻有一扇上帝留下的窗：異常豐富的可再生資源。在太陽能方面，地處撒哈拉沙漠邊緣的摩洛哥，每年的日照時間高達3000小時-3600小時，發電潛力高達2600千瓦時/平方米?年，是歐洲國家的兩倍;在風能方面，摩洛哥擁有長達1700公里的海岸線，另外還有廣闊的沙漠地帶，據估計風電可開發潛力達2.5萬MW。對于一個只有3000多萬人口的國家來說，這不能不說是大自然的饋贈，這也成了摩洛哥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的“資本”。

2009年，摩洛哥了“摩洛哥太陽能計劃”（Moroccan Solar Plan），正式開啟了開發太陽能寶藏的步伐。摩洛哥專門設立了一家由摩洛哥政府、國家水利電力局、哈桑二世經濟社會發展基金和能源投資公司（各占25%股份）組成的公私合營機構――摩洛哥太陽能管理署（Moroccan Agency for Solar Energy），專門負責國內太陽能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并具體通過一個名為“Noor”（在阿拉伯語中的意思為“光”）的系列項目實施。

在克服了資金、技術、施工等層層障礙后，摩洛哥第一個太陽能電站Noor Ouarzazat一期項目于2016年2月在擁有“沙漠之門”之稱的南部城市Ouarzazate并網發電，國王親自參加了并網儀式。Ouarzazate地區每年約有330天的日子都是晴空萬里，是建設太陽能發電站的理想選擇。

Noor Ouarzazate項目共有四期，總容量580MW，采用了光熱和光伏等不同太陽能發電技術，其中一期（160MW）、二期（200MW）采用槽式太陽能熱發電技術，三期（150MW）采用塔式太陽能熱發電技術，四（80MW）則采用光伏發電技術。目前，一期至三期工程已經投產，四期也已于2017年4月正式動工。四期工程全部投產后，可以為130萬人提供電力，每年減少CO2排放80萬噸。

迄今為止，Noor Ouarzazat項目已創造了多項世界紀錄和成功經驗：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光熱發電綜合體項目;一期至三期項目采用了西班牙SENER公司先進的光熱發電技術，分別配備3小時、7小時和8小時的熔鹽儲能裝置，可以在夜間日落后發電，彌補常規太陽能發電沒有光照就無法進行的缺陷;與德國復興開發銀行（KfW）、歐盟以及法國開發署（AFD）等機構合作，獲取資金支持;通過公開招標選擇投資方合作開發，既引進利用了最為先進的技術，還實現了發電成本的不斷降低。這些不僅體現了摩洛哥優異的太陽能資源，也說明摩洛哥為開發太陽能資源創造了良好外部環境，為后續開發積累了有益經驗，也為其他北非國家起了示范作用。

除此Noor Ouarzazate項目之外，摩洛哥還有Noor Tafilalet（75MW）、Noor Atlas（200MW）、Noor Argana（200MW）等多個太陽能發電項目在推進中。在風電方面，摩洛哥了為期十年、總投資315億迪拉姆的“摩洛哥風電項目”（Moroccan Integrated Wind Program），統籌推進1720MW的風力發電工程。2014年底投產的Tarfaya風電場（300MW）是非洲最大的風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