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的解決方案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通貨膨脹的解決方案，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最早的通貨膨脹與紙幣毫無關系，始于羅馬皇帝尼祿當政期間(公元54-68年)。當時的羅馬帝國統一了歐洲，侵占了亞洲，控制了非洲，與尚無正面接觸的秦始皇統一下的遠東中國成為兩個最大的文明社會。有趣的是，在中國古代文獻上，羅馬帝國被稱為“大秦”。廣袤的土地加上戰爭俘獲轉成的奴隸，成為帝國軍隊不斷侵略的兩大財富激勵。不過，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土地和奴隸終會達到極限，擴張不得不中止。羅馬帝國發展的重心開始轉向內需。對富人和中產階級的稅賦成為滿足皇帝虛榮和控制能力的來源，同時也是瓶頸。

尼祿皇帝是一個充滿野心而且窮奢極欲的人物，羅馬城市建設和貴族消費都在他的統治下達到頂峰。羅馬已經實施了金屬貨幣制度，金銀銅幣廣泛流通在占領區域。羅馬幣最為貴重。在無法繼續提高稅賦水平，同時不得不支付龐大軍隊和官吏群體的成本的情形下，尼祿開始在銀幣中加注廉價的合金如鉛銅等，發行不足值貨幣(即貨幣貶值)。很快，老的銀幣就陸續退出流通被回收熔化再制造更多的廉價銀幣。這就是金融界所稱的“格雷欣法則”，即劣幣驅逐良幣。貨幣貶值導致交易低下、經濟衰落，又需要政府繼續投入更多的貶值貨幣，這種惡性循環不斷的結果，政府信用和執政能力逐漸破產。

據記載，在公元1世紀含銀量達90%的羅馬銀幣在戈爾蒂安皇帝統治的公元238年含銀量只有28%，而到了公元268年的克勞狄二世時，含銀量已經下滑到只有0.02%。事實上，以銀幣發行量之大，如果足值發行，羅馬帝國已經沒有可以挖掘的銀礦了。尼祿開了頭，之后歷代羅馬皇蕭規曹隨如法炮制。此時的羅馬銀幣如同今天的紙幣一樣，只有信用承諾和財富象征意義。根據英國著名學者瓊斯（A.Jones）研究，從公元138年到公元301年，羅馬軍人的服裝價格上漲了166倍，自2世紀中葉到3世紀末，小麥的價格上漲了200倍，按照復利計算，這段時間的物價上漲率每年在5%-6%。金屬貨幣下的通貨膨脹就這樣發生了。

針對市場上的怨聲載道，政府試圖改革。但是羅馬帝國選擇了錯誤的方向，采用了強制的管理手段來控制物價。迪奧萊廷皇帝在公元301年頒布凍結物價的法令，公布了700-800種物品和服務的最高價格，其中包括小麥、棕櫚油、甘藍菜、鵝等商品的價格，甚至理發師、家庭教師等的最高工資也做了相應的規定。法令異常嚴格，觸犯法令的人將被處以死刑。但是，物價凍結后，市場立即陷于蕭條，正常商業活動全部轉為地下經濟，游離出監管體系之外。這個法令很快被下任統治者廢除。關于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有數不勝數的論文，貨幣貶值導致的物價上漲一直是一個重要因素。

紙幣本位下，貨幣價值更依賴于政府的權力和信譽，通貨膨脹的激勵更是權力內生的。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產生于中國宋朝的成都。宋朝960年建立，965年吞并了蜀國，試圖用銅錢取代當地流通已久的鐵錢。當地銅礦不足，流通貨幣奇缺。商人便紛紛發行自己的票據用于交易，即“交子”。1005年成都的知府張詠選擇了16家商號統一發行交子，從而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1023年政府還在成都建立了專門機構獨家發行交子，次年在全國統一發行。

交子除用于商業和消費交易外，主要用于戰爭的軍用和財政管理的民用。

1069年，丞相王安石進行改革，試圖把茶葉、食鹽、谷物等重要經濟資源統一國營，同時強制稅收的貨幣化。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加大交子的發行。在1107年，國家交子發行達到2400萬貫，超過額度的20倍。市值跌到面值的10%以下。此后的金朝、元朝和明朝都是采用紙幣的方式不斷盤剝大眾，直接導致經濟危機也間接導致政府和改朝換代。盡管文獻中少有關于通貨膨脹的分析，但紙幣大明寶鈔導致嚴重危機而被廢除之后，中國長期嚴禁紙鈔發行，而維系在銀兩本位的基礎上。

篇2

對于我國而言，自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匯率改革不斷深入，匯率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力亦日益增強。因此，研究外匯匯率變動與通貨膨脹（物價變動）的相關關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故本文通過分析歷年的數據資料，來研究我國外匯匯率變動與通貨膨脹（物價變動）之間的相關關系，建立模型，定量地研究二者間的統計關系。

實證研究

單位根檢驗

文章通過單元根檢測法實現對外匯匯率和零售價格水平的單元根檢測。

對外匯匯率（HR）序列進行對數運算，同時完成單元根檢測，圖1為單元根檢測結果：

上述檢測數據表明，t檢測統計值-1.353814超過對應的1%，5%，10%的上限，由此了初始假設，反映出外匯匯率的對數（LNER）序列具有單元根，為不穩定序列。

為了找出外匯匯率的對數（LNER）序列的穩定序列，對序列完成一階差分。隨后完成對一階差分序列的單元根檢測，獲得圖2的檢測數據：

我們從檢驗結果看，t檢驗統計量值為-11.58062，小于相應臨界值，從而接受原假設。表明外匯匯率的對數（LNER）的一階差分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序列。

同理，對消費價格指數（CPI）取對數，并對其序列進行ADF檢驗，其平穩性檢驗結果在圖3所示：

我們從檢驗結果看，t檢驗統計量值-0.325606大于相應1%，5%，10%的臨界值，從而拒絕原假設，表明國內的消費價格指數的對數（LNCPI）的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故需要進行一階差分。

為了尋找消費價格指數的對數（LNCPI）序列的平穩序列，對其一階差分序列作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在圖4所示：

分析檢測數據能夠發現，t檢測統計量為-7.861820，低于對應的下限，由此初始假設成立。反映出消費水平指數的對數（LNCPI）的一階差分序列沒有單元根，是穩定序列。

由此得出，國內外匯匯率的對數和消費水平指數的對數一階差分序列在1%、5%和10%的置信條件下沒有單元根，為穩定序列。即二者為同階單整。

白噪聲檢驗

構建模型以前必須完成隨機檢測。單一時間序列的研究價值取決于序列觀測數據間的關聯程度。如果序列單項間無關聯性，則對應滯后階數的自關聯參數同0不存在明顯差距，序列是白噪聲序列。Q統計參數對序列是否為白噪聲序列（又稱純隨機序列）展開的統計檢測。

下面依次對外匯匯率的對數（LNER）序列和消費價格指數的對數（LNCPI）序列進行純隨機性檢驗，檢驗結果在圖5和圖6所示。

我們兩個圖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外匯匯率的對數（LNER）序列和消費價格指數的對數（LNCPI）序列是拒絕原假設，即這兩個序列不是白噪聲序列。外匯匯率的對數（LNER）序列和消費價格指數的對數（LNCPI）序列是非純隨機序列，即非白噪聲序列。

協整檢驗

雖然部分參數為非穩定且同階單整，其也可能具有長期平穩的平航聯系。因此文章提出外匯匯率變化與物價變化或許也具有長期的聯系，因此需要完成對應的協整檢測。因為文章主要分析兩個參數的關聯，因此采用EG兩步法，檢測參數間是否具備協整關聯。

第一，用OLS方法估計，得到回歸方程。

第二步，檢驗 的單整性。如果其為平穩時間序列，則認為變量Yt、Xt為（1，1）階協整。

檢驗結果在下圖所示。

單元根檢測數據反映出，殘差項序列 處于5%的置信水平，穩定性檢測表明國內外匯匯率同消費水平參數具有協整聯系，兩者具有長時間的平衡聯系。

誤差修正模型

倘若參數間具有協整聯系，則借助于偏差修正回歸模型，先對參數完成協整處理，從而找出參數間的協整關聯，長期平衡關聯，同時使用此種關聯形成偏差修正式。隨后創建短期模型，將偏差修正式當成單一解釋參量，結合其余描述短期變化的解釋參量，創建短期模型，又稱偏差修正模型。故使用外匯匯率的對數（LNER）序列和消費價格指數的對數（LNCPI）序列構造一階滯后的向量自回歸誤差修正模型（VECM）。

文中，國內外匯匯率和消費水平參數具備協整關聯，其長期平衡關聯能夠用下述等式計算：

同時短期非均衡關系可表示為

在對短期非均衡關系式變形如下：

表示國內消費價格指數對均衡狀態的偏離程度，稱為均衡誤差。

由此構建本文的誤差修正模型

式中 代表偏差修正式，描述了國內外匯匯率和消費水平參數間的長期平衡聯系對短期轉變的作用。則回歸結果如下圖所示：

由回歸結果可得到誤差修正模型中 為-0.153244， 為0.173845， 為0.144979。得到誤差修正模型表達式如下：

我們從上面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消費價格指數的變動不僅受到外匯匯率的變化，同時決定于上期消費水平參量對平衡值的偏差，平衡偏差項 的預估值體現了對偏差的修正，上期偏差越大，當期修正便增加。換而言之，外匯匯率和消費水平參量間具有偏差修正體系。

經過公式推導可以得出各差分項對模型的影響

通過回歸結果得到以下結論：

首先，偏差修正值 直接影響了 ，值為0.173845，此值顯然小于1，反映出非平衡態向長期平衡態的修正幅度不明顯。其二，滯后一期的消費水平參量將對當前的生產總值產生正面作用，因為值為0.83，反映出滯后一期的消費水平參數提高1%，當前消費水平參量上漲0.83%。其三，當期國內外匯匯率變動負向地影響到當期的消費價格指數，但在統計上不顯著。其四，滯后一期的國內外匯匯率變動顯著地正向地影響到當期的消費價格指數。這反映出外匯匯率變化對國內物價波動的影響是逐步進行的，它的長期效應較為明顯。

實證檢驗

本文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經過整理而得。為了檢驗預測模型的預測效果和精度，利用軟件得到物價變動（消費價格指數）的預測值，預測百分比如下表所示：

我們從表中可以看出所得誤差沒有超過10%，反映出模型整體預測效果較好，預測精度高。

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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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田定資產投資；CPI；格蘭杰檢驗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4-0124-02

固定資產投資與CPI都是反映國家整體經濟運行狀況的重要指標。正常情形下，固定資產投資所形成的產出結果可以在CPI中得到體現，而CPI所反映的物價波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對固定資產投資產生影響，因此它們之間應該存在某種聯系，并且兩者的關系也一直是理論界關注的問題。

國內現有文獻檢索顯示，單獨研究固定資產投資與CPI關系的文獻不多。更多情況下是把投資作為多種影響因素之一，研究其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并且采用的方法和所得結論也不盡相同。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課題組(1995)研究結果認為，高經濟增長和高投資增長是否引起高通貨膨脹，要看是否具備一定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經濟增長和投資增長超過當時社會可利用的資源限度。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高增長到高通脹的傳遞過程才具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宋秉芳(1996)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對1979―1994年中國通貨膨脹的推動因素以及通貨膨脹對就業和經濟效益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滯后1年和滯后2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都是通貨膨脹上漲的推動因素；而通貨膨脹率的上漲會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產生較強的抑制作用。徐能毅(1997)認為投資中存在的問題是生成通脹的主要原因，并分析了投資生成通脹的具體方式。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聯合課題組(2004)從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理論關系入手，結合實際數據對通貨膨脹、投資、產出、過度貨幣供給等宏觀經濟變量進行計量分析。通過協整分析得到，投資增長是產出增長的原因，但不是通貨膨脹上漲的原因。格蘭杰因果檢驗顯示固定資產投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因果關系，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所課題組(2004)利用1981至2003年數據，對固定資產投資與通貨膨脹關系進行實證研究，證明固定資產投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兩變量變動存在顯著正相關。喬海曙和王軍華(2006)分析了通貨膨脹與投資之間的關系，對投資需求助推通貨膨脹的觀點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投資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朱昭霖和李萬峰(2008)認為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對經濟波動尤其是物價波動有很大影響，他們選取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和CPI增長率兩個指標，用1987至2006年20年的數據，通過實證研究，建立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和CPI增長率兩變量的誤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固定資產投資與通貨膨脹的關系。總結分析文獻，主流觀點是固定資產投資雖影響物價波動，但并不是直接原因，其作用是否發揮依賴于其他因素的配合。因此單獨分析固定資產投資與CPI的模型，并不具有多大的解釋意義。首先應做的是探討固定資產投資與CPI的因果關系，確定兩者是否可以相互解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互相解釋。只有在此分析結果的基礎上才可以據以建立的具有較強解釋能力的模型。兩者因果關系的確定除理論探索外，參考來自統計意義上因果關系的依據也是比較有效的方法。因此本文以現有文獻研究成果為借鑒。采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對固定資產投資和CPI變最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目的在于研究兩變量之間是否存在統計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為確定兩者真實的因果性提供佐證。

1 固定資產投資與CPI的變動情況

1.1 固定資產投資變動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雖經幾次波動，但總體而言，一直保持較高水平。198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僅為961億元，到2007年已達到137239億元，是1981年投資水平的142.8倍，年平均增速超過20％。30年間t1989年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最低，為-7.2％，然后固定資產投資進入一個快速上升通道，至1993年達到61.8％的最高增幅。此后增長率大幅下滑，雖1998年小幅回升，但1999年仍跌落至5.1％。1999年后固定資產增長率開始攀升，到2003年達到一個高點后穩步回落。2007年又出現了小幅上升。

受國際金融形勢振蕩多變的不利影響，2008年下半年起我國出口水平大幅下挫，消費水平也受到巨大影響，為保持國民經濟穩定發展，拉動內需，固定資產投資的作用更加明顯。因此固定資產投資占國民經濟比重將進一步提升，今后一段時間內固定資產投資仍會保持較快的增長趨勢。

1.2　CPI變動及其趨勢

近30年來，我國CPI除在幾個特定的年份發生大幅波動外，一直保持較平穩的趨勢。兩輪明顯的物價上升趨勢分別出現在1988―1989年和1993―1995年；其中1994年CPI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增幅高達24.1％。與固定資產投資波動情況相比較，只在1989年兩者出現相反的變動方向I其他年份的固定資產投資與CPI變動情況表現出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并且CPI變動稍滯后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波動。

2　固定資產投資與CPI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理論上，CPI作為反映不同時期貨物和服務商品價格水平變動的一種重要的物價指數，應當可以反映固定資產投資的結果；并且CPI所反映的物價波動趨勢一定程度上也應該可以對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及增速產生影響。但在實際中兩者真實關系的判斷。需要具體的數據和嚴謹的實證分析作為判斷依據。

根據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條件，本文首先對各變量是否平穩進行ADF單位根檢驗，若變量序列為同階單整，則對各變量是否協整進行驗證，滿足協整條件后，對兩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最后對所得檢驗結果進行簡要分析。

2.1　數據說明

本文所用數據全部來自國家統計年鑒的相關各期，樣本數據為1984至2007年的年度數據。為消除固定資產投資與CPI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影響，分別對兩變量取自然對數。FAI表示固定資產投資(單位：億元)；CPI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LNFAI和LNCAI分別表示對固定資產投資與CPI取自然對數后的取值。

2.2　單位根檢驗

本文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法來驗證變量的平穩性，檢驗時設定各變量均不含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運用經濟計量軟件Eviews5.0對LNFAI和LNCPI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由結果可知，變量時間序列LNFAI和LNCPI都不是平穩的。而在一階差分的情況下，LNCPI和LNFAI都是平

穩的，說明兩變量同為一階單整過程，滿足進行協整檢驗的條件，因此可進行下一步的協整分析。

2.3　LNFAI和LNCPI的協整檢驗

用OLS法估計回歸方程：LNCPI=4.851721-0.09218LNFAI+ε，并得到殘差變量ε。對前述估計方程的殘差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殘差變量是平穩序列，可認定序列LNFAI和LNCPI存在協整關系。

2.4　LNFAI和LNCPI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由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對滯后期數非常敏感，因此通常情況下可以依次多滯后幾期，對不同長度的滯后期數進行檢驗，確定檢驗結果是否保持一致性。

當格蘭杰因果檢驗不隨滯后期數變動，保持一定穩定性時，則可以根據檢驗結果確定格蘭杰因果關系是否成立。本文對兩者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時，對滯后1期到5期分別給出了檢驗結果。

滯后期數為1、3、4時，在5％和10％的顯著水平下。CPI都不是固定資產投資的格蘭杰原因；在滯后期數為2和5時，CPI是固定資產投資的格蘭杰原因，結果并不具有一致型。因此可知，即使CPI可以影響固定資產投資，這種影響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當滯后期數為2、3、4、5時，在5％與10％的顯著水平下均認為固定資產投資是CPI的格蘭杰原因。因此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固定資產投資與CPI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但對因果關系而言，CPI不是固定資產投資的格蘭杰原因，而固定資產投資是CPI的格蘭杰原因。因此，固定資產投資與CPI之間只是單向的因果關系。并不存在互為因果的反饋性聯系。

3　結論與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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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一世紀以來，人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隨之與現金打交道的機會也越來越多，因此有越來越多的現金在金融企業如銀行、民間貸款公司等機構進行流通。對于金融企業而言，管理好現金的流量是一項重要的任務和義務，對金融企業本身的長期發展和提高競爭性也有著重要的作用。本文通過對現金流預警給企業管理帶來的影響進行分析探討，總結出相應的管理方案，以提高金融企業自身對現金流量的管理水平。

關鍵詞 現金流 金融企業管理 作用

1. 現金流的概述

1.1 現金流的定義

現金流是現金流量的簡稱，其英文翻譯是Cash Flow。現金流是現財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指企業在一定會計期間按照現金收付實現制，通過一定經濟活動（包括經營活動、投資活動、籌資活動和非經營性項目）而產生的現金流入、現金流出及其總量情況的總稱，即企業一定時期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的流入和流出的數量[1]。這些經濟活動包括產品的買賣、勞務供應、固定資產的出售、投資的回報、資金的借貸等企業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的流入，以及產品的購買、勞務的接受、固定資產收購、現金的投資、借貸償還等現金及其等價物的流出。現金流量管理中現金的概念并不是代指廣義上人們手頭持有的錢幣鈔票，而是企業庫存的資金和銀行資產以及現金等價物的總稱，換而言之，是企業持有的期限短、可流動的已知數量的所有資金，包括現金、可周轉的銀行存款以及其他的貨幣資金等。現金流是對企業運營狀態、償還借貸能力、資產變現能力的評價標準。

1.2 現金流管理的意義

現金流量的管理在金融企業的管理工作中至關重要。現金流的管理在企業的日常經濟管理中作用顯著，是推動企業長期發展、實現長遠目標的推動力，也是提高企業對資金管理的有效助力，更是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的重要保證。

現金流量獲取渠道的異同決定了現金流的種類，無論是哪一類型的現金流對于企業的生存發展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是企業本質的具體體現形式，是判定企業價值的最有力的指標。企業對現金流進行控制，可以對企業融資能力、債務償還能力、企業運營效益、投資和籌資活動等方面做出更加準確的評價，對提高企業競爭力從而實現長遠健康發展有著重要作用。

2. 現金流預警對金融企業管理的正面影響

2.1 資金管理作用

現金流對金融企業的管理主要主要表現在資金控制方面，包括對企業融資能力方面做出準確的評價，對企業融資能力的評價主要是為了在企業日常運營中對其獲取現金的渠道、方式、獲取現金的能力進行深入了解和分析，從而對企業的投資方向做出正確的判斷和引導，通常來說，現金流量越大證明該金融企業獲取現金的能力越強。此外，現金流對金融企業投資行為和集資行為方面也能做出判定，通常包括了金融企業投資的獲取和回收、固定資產的出售和收購、現金的投資和盈利等現金及其等價物的流入與流出。現金流能夠對上述這些情況做出明確地反饋性數據提供，而現金流數據就是企業投資以及籌資情況的實際收益的最佳證明，對企業金融活動收益情況做出評價，現金流的數據提供使得金融機構風險管理更為完善和具體，使得風險控制框架更為完整[2]。

2.2 預警性的影響

除了對金融企業的投資和籌資等方面的資金控制管理作用外，現金流管理的預警性對于金融企業的借貸行為等活動有著重要的意義，通過供給直接的借貸信息，對金融企業的借貸活動開展后的利率和利潤的反饋做出了直觀的羅列，這種羅列是金融企業財務預警管理的核心環節，對于金融企業更科學、更合理的利用資金有著重要的影響意義。通過對現金流的預警性分析可以對金融企業利潤下降做出及時的判斷，并通過相應的調整可使企業的管理經營者開展應對策略，調控資金的數量來維持各種情境下商業借貸的正常運行。在實際的金融企業財務控制中，企業管理者對現金流預警的重視程度遠不及它本身的重要程度，正確的經營管理模式可以使金融企業在遇到現金流沖擊時及時做出判斷和應對，由此可見，現金流預警對金融企業管理的重要性。全球金融危機堵塞了信貸來源，這讓現金流管理成為一項戰略性工作，營運現金流較弱的企業很難從外部籌措資金，這樣的企業很不幸地面臨這樣一個尷尬局面：在運營現金流最難產生的時候，這些企業卻比以前更加依賴于運營現金流[3]。

3. 金融企業的相應管理方案

現金流預警對金融企業的財務管理有著顯著的作用，不僅能夠對企業資金控制情況做出評價，還能對企業借貸水平方面進行預警，因此，對現金流預警作出相應的應對策略十分必要。

3.1 加強對現金流管理的重視程度

在我國大部分金融機構中，企業的管理層大多都是由企業的業務骨干和精英提升成為領導階層的，往往將企業的發展重點放在企業的業務提升方面，很多企業對現金流量管理的過程和管理程度不重視。另一方面，有些企業領導盡管已經感覺到現金流入與流出的管理在金融企業運營過程的重要性，有時也能夠有效地抓住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大部分金融企業，管理階層對企業現金流的管理持有漠不關心的態度，這些都會導致金融企業在運營方面無法應對財政沖擊的現象。因此，金融企業要強化現金流管理意識，充分認識到現金流管理在企業發展和日常管理的重要作用。金融企業的相關管理者要充分認識到當今各種經濟形勢可能對企業發展和競爭造成的影響，通過對現金流的預警性分析可以對金融企業利潤的下降做出及時的判斷，并通過相應的調整可使企業的管理經營者開展應對策略，調控資金的數量來維持各種情境下商業借貸的正常運行。然而，在實際的金融企業財務管理中，企業管理者對現金流預警的重視程度普遍不高，從而造成了金融企業在遇到現金流沖擊時無法及時做出判斷和應對的普遍現狀。因此，加強金融企業管理者對現金流管理的重視程度，從而從整體上提升現金流管理的作用和地位。

3.2 制定科學合理的資金使用標準

金融企業沒有制定和實施一套完整的資金使用標準管理的體制，資金管理工作既沒有專門的人員完成，也沒有相應的部門作為依托以實現資金使用管理的執行，即使做出了資金流動報表，也沒有相應的職能部門去對該報表中的內容進行相關范圍的審核和執行。總得來說，金融企業在資金使用標準的管理中體制混亂，分工不明確。制定一個較為完善的資金使用標準，同時實行科學合理的資金管理制度，并成立專門的管理部門，聘請專業人士對企業資金使用管理條例進行相關研究和制定。另一方面，要將金融企業資金管理融入到企業日常經濟活動和企業管理中去，并加以貫徹和落實，達到以現金流為指標實現對金融企業的目標化管理。現金流量的管理對金融企業的金融交易、借貸等方面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制定科學合理的使用標準十分必要，而使用標準的制定重點在現金流量的記錄和確保其真實性上，通過對資金流量的管理來實現對金融企業資金使用的管理。使用標準的制定要以成本的投入管理、效益的計算、資產數額的所有量為主要根據，從而促使金融企業的資金控制成為主導地位的管理模式，以確保金融機構在面臨經濟沖擊時也能很好的操作資金投入，對金融機構的實際運營狀況進行跟蹤監測，以確保資金使用標準對企業本身的實際意義。

3.3 及時察覺對通貨膨脹的預警

金融企業要通過對現金流的預警來及時察覺通貨膨脹的可能性，現金流量的流入與流出是對整個企業運營情況的動態體現，可以直接反應該企業的收益情況，而現金流的預警對通貨膨脹的金融反應尤其敏感。通貨膨脹對于實際現金流的影響將部分取決于企業貨幣通貨膨脹率與企業所使用的資源的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差額，如果企業所售出商品的價格上升速度快于其成本的上升速度，那么實際現金流動會隨著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而增加，反之實際現金流將減小[4]。現金流量對通貨膨脹的警示預告應預先考慮到金融機構在進行經濟活動時現金流出的實際數額與預期通貨膨脹的差額，并依照差額來決定現金投資收益的實際情況。

3.4 分析金融企業經營、投資、債務償還能力

掌握金融企業出入賬目明細和現金流動的數量，能夠通過其會計計算正確反映該企業在一定發展周期的資金狀況和經營狀況，為企業決策者提供科學的經濟依據。金融企業現金流管理作為企業內部管理控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在現金流入與流出的記錄的審查中發現并糾正其中所反映出的企業本身經濟能力中存在的不足之處，能夠有效地避免企業風險投資給企業和投資者帶來的損失。金融企業經濟管理所制定的資金使用標準和計劃可以有效地指導企業的日常管理和運營，在企業運營過程中，可以根據企業的資金使用計劃，對企業的資金投入實行企業科學合理的審核。結合金融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盈利報表等財務信息，企業經營的能力和發展現狀等對企業自身的債務償還能力進行分析，才能對金融企業在日常運營中有一個較完整、透徹的認知。

4. 結束語

綜上所述，通過對我國現金流預警的現狀分析，對金融企業資金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進行研究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是實現企業長遠的發展戰略目標、提高企業自身經濟管理水平的有效的手段。

參考文獻：

[1]葉樹生.構建財務風險預警系統的研究――基于現金流量分析.審計與理財.2011（05）.

[2]陽震青，彭潤華.基于知識本體的財務風險預警系統研究.會計之友（下旬刊）.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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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由現金流量折現法；價值評估；應用

公司價值評估是評估公司的內在價值，而公司的內在價值與其未來能產生的現金流量是密切相關的。在現有的公司價值評估方法中，折現法是應用最為廣泛的一種方法，自由現金流量（Free Cash Flow，FCF）也是在這一方法的應用中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并成為近年來價值評估與管理領域的研究熱點。

一、自由現金流量的內涵與優勢

自由現金流量最早是由美國西北大學拉巴波特（Alfred Rappaport）、哈佛大學詹森（Michael Jensen）等學者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一個全新的概念。它是按照收付實現制原則計算的，它同時包含了利潤表、資產負債表和現金流量表的信息。

自由現金流量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公司自由現金流量和股權自由現金流量。公司自由現金流量（Free Cash Flow of Firm，FCFF）是公司產生的在滿足了再投資需要之后剩余的現金流量，這部分現金流量是在不影響公司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分配給公司全部資本提供者（包括債權人和股東）的最大現金額；股權自由現金流量（Free Cash Flow of Equity，FCFE）是公司自由現金流量在扣除了債權人要求的現金流量之后的剩余現金流量，反映公司可以“自由”分配給股東的最大現金額。這里所說的“自由”，是以扣除了滿足公司持續發展所需的短期資金占用和長期資本支出為前提的。

自由現金流量的計算公式如下：

公司自由現金流量＝息前稅后凈營業利潤＋折舊與攤銷－營運資本增加－資本支出

股權自由現金流量＝公司自由現金流量－債權自由現金流量＝公司自由現金流量－稅后利息＋有息債務凈增加

其中，“資本支出”是為了滿足持續經營和提高未來增長潛力而購置各種長期資產的支出，“營運資本增加”是指部分新增的支持業務運轉所需的短期資金占用，兩者之和為公司的總投資。由于“折舊及攤銷”只是在計提時從資產負債表的會計科目中轉到利潤表的會計科目中，并不涉及現金的實際支出，因此在計算自由現金流量時應加回來。

自由現金流量在投資者評估公司價值、確定股票投資策略方面要優于凈利潤、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自由現金流量的提出正是為了克服利潤指標的不足。首先，針對利用增加投資收益等非營業活動操縱利潤的缺陷，自由現金流量只計算營業利潤而將非經常性收益剔除在外。其次，會計利潤是按照權責發生制確定的，可以通過虛假銷售、提前確認銷售、擴大賒銷范圍或者關聯交易調節利潤，而自由現金流量是根據收付實現制確定的，上述調節利潤的方法無法取得現金因而不能增加現金流量。再者，自由現金流量考慮到了企業存貨增減變動的影響，而這并未反映在利潤計量上。可見，自由現金流量指標可以彌補利潤指標在反映公司真實盈利能力上的嚴重缺陷。美國安然（Enron）公司在宣布破產前二個季度，其季報顯示盈利4.23億美元，但是現金流量為-5.27億美元。

自由現金流量還克服了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的主要不足之處。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反映在不動用外部融資的情況下，通過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是否足以償還負債、支付股利和對外投資。但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存在兩大不足：一是沒有考慮公司持續經營所需的資本支出，二是與主營無關的資產減值準備可能虛增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而自由現金流量指標通過扣除“資本支出”和有關減值準備克服了以上不足。

二、FCF折現模型在公司價值評估中的應用

（一）FCF折現模型的一般形式

如果投資者可以獲得足夠充分的信息來預測公司自由現金流量，那么自由現金流量折現模型的一般形式就可以用來對任何公司進行評估，則該公司的價值V可表述為：

其中：FCFi為預期第i期所能產生的自由現金流量；R為折現率；n為企業的存續年限，由于自由現金流量分為公司自由現金流量和股權自由現金流量，不同的自由現金流量定義出發點不同，考慮問題的角度也不同。公司自由現金流量是站在整個公司角度考慮，其風險報酬率與公司的風險相對應，包括了股東的風險和債權人的風險，所以要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來折現；而股權自由現金流量上站在公司股東角度考慮，因而其風險報酬率要與股東所承擔的風險相對應，也就是說要按照股東所要求的回報率來進行折現。

另外，公司價值評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其生命周期的無限性。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預測100年的自由現金流量，不考慮以后的年份，因為100年以后的現值很小，但這種方法的問題是難于明確預測這么長時間的績效。另一種方法是將企業的價值分為兩個階段，即明確的預測期及其后階段，在這種情況下：

公司價值=明確預測期內的自由現金流量現值+明確預測期后的自由現金流量現值

明確預測期后的自由現金流量現值的估算亦稱為連續價值的估算，可以用以下公式計算：

其中：FCFt+1為明確預測期后第一年中自由現金流量正常水平；R為折現率；g為自由現金流量預期增長率恒值。

（二）穩定狀態的FCF折現模型

如果公司處于比較穩定的時期，其自由現金流量每年都相同，不增長也不下降，我們將這個自由現金流量稱為穩定狀態下的自由現金流量（AVGFCF）。在這樣穩定的狀態下，FCF折現模型可以演變為：

在實際應用中，一般是運用前幾年的平均自由現金流量作為穩定狀態下的自由現金流量（AVGFCF），表明自由現金流量在以后年度沒有增長，仍保持前幾年的平均水平。因此，運用該公式對公司價值進行評估時，也要盡量選擇一些通常處于較為穩定的行業且具有成熟產品的公司，它們的自由現金流量一般較為穩定 。

（三）永續穩定增長的FCF折現模型

如果公司一直以一個不變的增長持續增長，那么該公司就可以使用永續穩定增長的FCF折現模型對其進行評估，即該公司的價值V可表述為：

其中：FCFt+1為下一年預期的自由現金流量；R為折現率；g為自由現金流量預期增長率恒值。

在實際應用中，這個模型尤其適合于那些增長率等于或者稍低于名義經濟增長率的公司。因為這一類公司的增長率已經處于穩態，如果沒有突發因素的干擾，則公司經營與盈利能力會維持在現階段的水平上，可以用現行增長率對永續期間的自由現金流量折現。

（四）兩階段的FCF折現模型

如果公司剛剛成立，銷售收入迅猛增長，過了一段時間才進入穩定增長，則該公司的價值V可表述為：

其中：FCFt+1為下一年預期的自由現金流量

R為第一階段高速增長階段的折現率

Pn為第一階段高速增長期末的公司價值，一般采用永續穩定增長模型來計算即：Pn=

式中：Rn為第二階段穩定增長階段的折現率，gn為第二階段穩定增長階段自由現金流量預期增長率恒值。

在實際運用中，兩階段的FCF折現模型適用于具有以下特征的公司：公司當前處于高增長階段，并預測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仍將保持這一較高的增長率；在此之后，支持高增長的因素消失，公司增長率維持在與名義增長率持平的水平。

三、自由現金流量折現法在公司價值評估運用中存在的難點處理

（一）對于目前仍為虧損的公司的處理

一些公司一直沒有盈利或是盈利甚微，根據我們前面公式所推導出來的自由現金流量很有可能是負值，據此所評價出來的公司價值也會是負值。但是這些公司在經歷一段高投資與虧損相隨的時期后，往往會有大量的現金流入。對于此類公司，一般可以通過延長預測期來達到恰當評估的目的。實施這一方案的前提是對公司的生命周期要有很好的把握，要把預測期的長短與其生命周期相結合。如對于網絡公司來講，可能需要十年才能達到一定的經營規模，達到一種較為穩定的發展期，那么，對我們也應當適用這一預測期，從而避免五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公司負現金流量對于公司價值的影響。

（二）對于缺乏歷史數據的公司的處理

缺乏公司最近幾年的財務數據，這對評估來說，預測和推斷將缺乏有說服力的依據。即使有時候不采用歷史數據，但在估算未來的增長率時也要把算出來的期望增長率和過去的數據相比較，看看是否會不會太出格。可以更多的利用公司所在行業的數據，如果無法對公司所在的行業進行相對準確的判斷，這時可采用相似行業的歷史數據進行代替。

（三）對通貨膨脹影響問題的處理

通貨膨脹對公司實際自由現金流量的影響主要取決于通貨膨脹下公司產品的銷售價格和公司使用的資源成本價格的差額。如果一個公司能以比成本上漲率更高的比例提高其產品售價，那么該公司的實際自由現金流量將會隨著通貨膨脹而增加。如果出現相反的情況，公司的實際自由現金流量將會隨著通貨膨脹而減少。在公司價值中反映通貨膨脹的影響，通常將所有的自由現金流量用名義的自由現金流量來表示，再用名義的折現率kn來折現：

在實際運用中，還要求將不同的現金流量組成部分（人工成本、材料、費用等）用不同的通貨膨脹率來調整。

四、結束語

自由現金流量折現法是企業價值評估的重要和有效的方法之一，它較為客觀地對企業的價值做出了可接受的解釋，從而為企業的兼并、收購及重組等業務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隨著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地進一步深化及WTO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日益擴大，又一輪企業并購的浪潮將在中國興起，而自由現金流量折現法這種企業價值評估方法作為企業價值評估中的一種重要方法，也必將得到更為廣泛的運用，并在實踐中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篇6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預防通貨膨脹；CPI；匯率

中圖分類號：F830.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08)02-0054-03

進入2007年8月份以來，CPI在保持了幾年的穩定之后，進入高企的快車道。8月份沖上6.5％的歷史高位，9月份CPI增幅小幅回落至6.2％，但10月份CPI同比上漲6.5％，漲幅比9月提高了0.3個百分點。這一數字是CPI增速自9月小幅回落后，再度回升至8月所觸及的近十年歷史高位。為了抑制CPI的快速上漲，央行采取了諸如利率、存款準備金和公開市場業務等一系列的措施。自從2007年1月15日將存款準備金率調至9.5％以來，央行1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累計上調幅度達5.5個百分點，存款準備金率創歷史新高達到了14.5％，共凍結資金約17981.6億元，加上年內共發行定向央票6次，累計發行7000億元人民幣，央行通過特別國債正回購操作回收流動性約2300億元，央行年內僅此三項措施已吸收流動性達25900億元。與此同時，央行自今年3月18日起五次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從2.52％提高到3.87％；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由6.12％提高到7.29％。盡管如此，我國CPI仍然不斷上漲，需要我們揭示造成CPI不斷上升的原因，進而“對癥下藥”提出解決方案。

一、我國物價上漲的原因分析

我國經濟高位運行。從2003年開始，我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景氣周期，驅動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非常強勁，預計2007年全年GDP增速達11.5％，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全面升溫，預計今后幾年我國都將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將刺激社會總需求上升，推動物價上漲。

市場流動性充裕，貨幣信貸投放過多。物價上漲終究可以歸結于貨幣現象。由于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居高不下，導致經由外匯占款被動投放的基礎貨幣持續多增。6月末，M2同比增長17.06％，增幅比5月末高0.32％，也超出年初確定的目標增速1.06％。同時，信貸投放也有較大增幅，2007年上半年新增貸款2.54萬億元，創歷史同期紀錄。充裕的資金終將會形成購買力促進物價水平上揚。

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今年上半年，全國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同比增長18.5％。另外，有調查顯示，上半年農民人均現金收入2111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3.3％，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1.4％。其中，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和出售農產品收人增長較快，分別同比增長19.3％和17.3％。勞動工資水平上升再加上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的擴大，一方面，將直接抬高企業成本和產品成本，誘發成本推動型通脹；另一方面，將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導致需求推動型通貨膨脹。

國際因素的影響。隨著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增加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經濟活動受國際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近年來，國際能源、糧食價格的上漲是推動我國生產資料價格指數、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有研究表明，2003年以來國內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其中75％左右可由國家能源價格來解釋，而國內消費價格指數的變動大約50％左右可以由國際糧食價格來解釋。而國際價格的上漲，主要是美元的大幅貶值引起的。過去的兩年多的時間里，美元兌歐元已貶值25％左右，使國際能源和原材料商品在以美元計價時大幅跌價，而為了彌補美元貶值所造成的損失，能源及原材料價格被迫漲價。

從以上物價上漲的原因出發，結合我國金融市場的實際情況，我們來分析為什么央行密集使用提高利率、調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加強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等多項貨幣緊縮政策而物價水平仍居高不下。

盡管利率不斷的提高，但是，目前我國的銀行存款利率實際為負，作為理性的投資者肯定會大力投資，結果必然會造成“投資膨脹”，其直接后果就是需求拉動型的物價水平的上漲。

由于我國實行的仍然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資本金融項目還不能充分流動，外匯進人我國都需要兌換成人民幣。2007年1-9月份，外匯占款所發行的基礎貨幣為28187.48億元。2007年9月，M2總量393098.91億元，較2006年底M2總量345577.91億元增加47521億元，這就意味著在我國發行的貨幣當中，近60％是為維持匯率穩定而被動發行的貨幣。投機資本進入中國在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瘋狂的炒作，直接后果就是房地產價格的飆升和股票價格瘋漲，出口企業手中的人民幣增加，最終又會陷入“投資陷阱”。

調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對銀行的影響有限。2007年金融機構各項存、貸款差額超過十萬億，而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2007年9月，金融機構各項存、貸款差為124010.9億元，按存款準備金率為14.5％計算，調高銀行存款準備金凍結資金17981.6億元的資金，這意味著金融機構仍然有超過十萬億的放貸能力，銀行的放貸沖動依然強烈。不僅如此，據不同的統計口徑，占有我國70％放貸能力的國有銀行在央行的超額準備金率達到了1％―2.5％，所以，調高存款準備金率對銀行放貸影響十分有限。

二、應對策略：調整名義匯率預防通貨膨脹

1　人民幣升值的途徑

人民幣升值應當是中國的商品、服務、資產價格上漲，既包括人民幣相對外幣的標價上升，也包括中國和外國物價比例上漲。實際匯率是在名義匯率基礎上根據相對物價調整得到，它反映了國內商品與國外相應商品之間交換的相對價格，進而體現了本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

實際匯率的計算公式如下：

實際匯率=名義匯率×相對物價

由這一公式可知，人民幣實際匯率上升有兩種途徑：一是人民幣名義匯率上升，即人民幣對外幣標價不斷上漲；二是中國相對物價上升，即中國國內物價、資產資源價格上漲，在人民幣匯率不變的情況下，也會形成我國產品在對外出口時的價格上漲。

2　兩種升值途徑的評價

人民幣升值的兩種途徑表面上是一樣的，即名義匯率上升一倍與整個國家物價水平上升一倍效果是一樣的，都是使實際匯率上升一倍。但是，深入分析，我們會發現二者的作用有很大差別。

政策后果不同。名義匯率的上升只會使出口到國外的商品價格上升，而物價水平的上升必須是國家的價格總水平全面上升，將會導致整個社會產品競爭優勢的喪失。如：通過相對物價上漲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要求整個社會的工資水平上升，這也就意味著

我國勞動力價格優勢相對于其他國家在慢慢喪失。

政策實施難易程度不同。一方面，物價水平全面上升的難度很大，不同種類產品價格按相同的比例上升以保持相對價格不變幾乎不可能，這就有可能改變目前的不同產品之間的比價關系。另一方面，通過物價水平的上升來提高實際匯率，要求人們的資本存量的增加幅度應與物價上升的幅度相同，否則將會損害儲蓄者的利益，即人們所說的給儲蓄的人民征“通貨膨脹稅”。

對社會福利影響不同。為了維持全社會的福利水平不變，物價水平上升要求全社會工資水平以相同的比例上升，在我國普通工人的談判能力最弱，其工資的上升往往滯后于物價水平的上升，因此，通過物價水平上升將會損害生活在社會底層工人的利益，更加不利于社會公平和和諧社會建設。

因此，依靠提高物價水平實現人民幣升值的辦法是行不通的，操作起來存在很多困難，人民幣升值最好的途徑是通過調整名義匯率來實現。

3　調整名義匯率預防通貨膨脹

在食品價格上漲因素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由于輸入型通脹。由于中國對于國際資源、食品等方面的高度依賴，同時美元的持續疲軟，導致國際石油、資源、食品類價格的高企使中國在購買這些產品時候的進價提高，這也成為國內食品價格上漲的部分因素。數據顯示，10月份PPI的同比漲幅從9月份的2.7％上升到3.2％，其中原材料的購進價格漲幅由原來的3.6％上升到4.5％。PPI的高啟對于CPI的傳導十分明顯，自從2004年就開始的國際資源價格的上漲，由于上游資源類價格的上漲對下游的傳導的滯后，之前一直沒有傳導到消費領域，但是，在今年體現得非常明顯。此時，人民幣適度升值有利于降低以本幣計價的進口成本上漲幅度。

由于我國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雙順差”，外匯占款被迫發行的基礎貨幣是造成我國物價上漲的重要原因，那么，調整名義匯率使人民幣適度升值可以降低出口，減輕因外匯增加被動發行基礎貨幣的壓力。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調整名義匯率的同時，一定要擴大內需，只調整匯率不擴大內需可能導致經濟的衰退。

通過調整名義匯率途徑使人民幣升值，更能體現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積極態度，能夠減少貿易爭端，改善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關系。由于美國、歐盟在內的許多西方國家至今仍沒有正式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經常利用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對中國出口的產品實施反傾銷調查。在全球范圍內，平均每7起反傾銷案中就有1起涉及中國產品，中國一直是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之一，也是反傾銷等貿易救濟措施的最大受害者。明年正值美國大選，大選期間中美貿易問題必將是兩黨對華政策爭論的敏感和熱點話題，這時人民幣適度升值無疑有利于減少與美國、歐盟等國家的貿易摩擦。

篇7

當雷吉娜走進辦公室時，已經準備好了解釋銷售額下降的理由。她直率地責怪他們，不該在上年不顧她的極力反對而把浴液香波的價格提高25％。“由于提價，使得成千上萬才被我們爭取過來的顧客不再買我們的產品了”，她說，“我認為，目前至關重要的一條就是降價，或者至少用廣泛地宣傳有獎銷售的辦法來挽回局面。”

卡貝勒用手掌拍著腦門。“那樣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他大聲說，“僅靠現有產量我們不能指望從現有的營業額中得到足夠的額外定貨來補償已經減少的收入。我們可稍許減少一點瓶裝量，但是，那樣總共也補嘗不了多少，恐怕唯一的辦法就是再次提價了。”

勇敢地對付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　　 “也許你還沒聽說目前正是需求下降時期吧!”雷吉娜反駁道，“購買高價奢侈品的人越來越少。但我認為，假如我們降低價格并加強廣告宣傳，我們還有希望拉回已經失去的一部分顧客，或許還能提高市場占有率。你當然清楚，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也同樣對經濟衰退感到困惑。”

“不要忘了與市場經濟衰退同樣糟糕的通貨膨脹。”卡貝勒辯解道，“我們的主要成本費用都提高了，如廣告費、銷售人員的工資和產品銷售費用等。在我們繼續討論下去之前，我想先讓你了解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我們的實際，銷售額下降是地區因素造成的。看看大城市的情況吧，如杜塞爾多夫、科隆、慕尼黑等，盡管價格提高了，但銷售額卻增加了。再看看漢堡，銷售量在上年第二季度增加了14％。”

卡貝勒繼續指出，銷售量減少大多是在小城鎮，盡管在一些較大的城鎮如斯圖加特和漢諾威營業額也有所下降。“一些邊遠地區是我們過去兩年收益最大的地區，”卡貝勒說道，“它們自然是第一批銷售額下降的地區。現在，我們還有一批作為核心的忠實顧客，他們對提價并不很敏感。假如一個人愿意買16個德國馬克一瓶的浴液香波，那么他也愿意花19個或21個德國馬克買同樣一瓶浴液香波。”

卡貝勒繼續提議公司徹底改變市場政策，把一切力量集中在較大的都市區，并要更進一步地集中注意大百貨商場，還要爭取把本公司的一些職員安排到柜臺邊幫助銷售。

“這樣我們可以削減許多負責邊遠地區的推銷員，大大地節約分銷成本，”卡貝勒說，“甚至還可以削減一部分昂貴的電視廣告。”

抵制財政干預

雷吉娜的沉默再也保持不下去了。“這簡直是我從未聽說過的最讓人難以置信的事。”她反駁說，“我想，我被任命為市場經理，是因為人們相信我是本公司的市場營銷專家。在你的調價方針已經給我們帶來這樣的后果之后，你怎么還要干涉我部門的事呢?”

雷吉娜隨即轉問總經理赫茨尼爾說道：“如果連你也考慮過這樣一種建議的話，你就是宣告這個公司永遠不能發展壯大。我們付出了艱苦的努力，才成為全國性品牌，而現在，卡貝勒卻想把它完全毀掉。”她氣憤地說道。

“就連卡貝勒也承認，我們是奢侈品行業。如果我們想保持這種商譽，就要發揚它，那就得花錢。但是，假若我們集中在大城市推銷產品，那么我們發行到其他地區的許多全國性雜志和電視廣告就白白浪費了，因為在那些地區根本買不到我們的產品。”

赫茨尼爾狠狠地吸了兩口煙斗，然后打破了長時間的沉默。“我知道這件事很難作決定”，他說，“但是，我們必須立即做好幾件工作，盡量使公司有利可圖。坦白地說，即使我們能夠把產品的成本降低20％，我們的處境也不會有多大好轉。我想，通過市場調查，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決策，公司應該把策略

建立在市場調查的基礎上

瑪斯卡林公司是目前遭受市場蕭條和高度通貨膨脹影響的許多公司中的一個典型代表。這只是問題的一半。另一半則是由于計劃性太差，計劃遲遲不能決定下來而延誤了時期。管理部門一直是忙于反映情況而不是積極策劃。

這個公司的計劃顯然是薄弱的和不完善的。管理部門似乎更多地關心整個行業的趨勢和它對公司及其競爭者們的影響，而沒有分心于確定任何一種策略。況且，公司好象也并沒有任何適當的市場調查。高級管理人員觀察了解市場情況可能不很準確。

除此之外，公司職員之間的工作關系問題也急待改進。總經理似乎傾向于憑他的直覺而不靠系統的計劃來處理他所遇到的問題。在制定市場戰略時，他又只注意財務經理的建議而忽視了市場經理的忠告，這就大錯特錯了。他還錯誤地把銷售額下降的原因完全歸因于市場蕭條和通貨膨脹。實際上，這個公司急需根據詳細的市場調查來確定它的銷售政策和策略。

拋棄短期解決方案

不管怎么說，問題仍然是：這個公司究竟應該把提價還是把降價作為擺脫困境的出路呢?如果說快速地作出決策就能解決問題的話，那么充其量只能解決短期問題。

因此，我們以為，目前產品的價格不宜變動，或提價或降價都不合適。價格的變動會在公司里和市場引起進一步的騷動，這只能作為一種短期的解決方案。

公司可以在年底考慮提高產品的價格，但必須是在其他一些同等質量的產品價格已經提高，而僅僅是為了使本公司的產品價格與其他產品保持一致時，才可以提價。

公司應該繼續在產品銷路不好的地區提高銷售量，并且加強這些地區的銷售力量，派出最優秀、最能干的推銷員到這些地區去工作，以促使正在下降的市場情況好轉。

同時建議公司繼續在電視、廣播和婦女雜志上進行廣告宣傳，甚至增加廣告費預算來提高公司產品的知名度。

找出市場縮小的原因

重要的是，瑪斯卡林公司應該立即開始市場動態分析，分析公司所有化妝品交易的一般狀況以及浴液香波的特殊情況。根據分析的結果，制定公司的中期和長期計劃。僅著眼于短期計劃不是好的規劃。公司必須開始確定其最終目的。

除計劃之外，公司尤其應該仔細調查市場縮小的原因，分析競爭情況，估計潛在的市場損失。它也許還可以分析一下自己在市場上的商譽和顧客對公司產品的反應。公司或許還有必要聘請社會上的顧問或咨詢專家的協助做好這項工作。

在確定市場觀念或戰略過程中，公司必須自行決定幾個重要的問題。公司只是希望把浴液香坡作為它的唯一產品在市場上經營呢，還是也要以較高的銷售費、廣告費及其他費用在市場上銷售其他產品，把一切建立在更廣闊的基礎上呢?公司可能希望在一個選定的市場上以較高的價格獨家銷售自己的產品，或者采取另一種方式，分散銷售一種價格比較便宜的產品，標上一個不同的名稱，以便能夠在百貨商場、零售商店甚至日用品雜貨商店里銷售。這樣做，公司才能保住它的現有產品的較高商譽。

瑪斯卡林公司還應該考慮銷售其他公司的各種集合產品，可以預先訂貨、售后付款、而不需要一大筆現金投資。

篇8

關鍵詞：中國經濟 投資 增長 凱恩斯主義

中圖分類號：F83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07)0-004-04

一投資過度、貿易順差與流動性過剩

中國經濟從2002年起進入本輪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在完成從經濟蕭條到經濟繁榮的周期形態轉換后強勁擴張，連續4年實現10%以上的實際GDP增長速度。2006年以來，中國經濟在保持高經濟增長與低通貨膨脹良好配合格局的同時，呈現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國際貿易順差過大以及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的“三位一體”問題，對于其形成機制的主要分析方法存在著結構主義與貨幣主義的類型區別。

結構主義分析方法認為，在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投資決策中，仍然殘余超越利潤動機和成本收益核算的計劃經濟因素；受不完善的市場機制局限，非國有企業投資在經濟繁榮時期無法避免過度樂觀、盲目從眾或者短期投機的非理。中國投資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現為投資效率低下條件下的過度投資行為。

結構主義分析方法則強調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的投資擴張沖動，從非理性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膨脹起始，描述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鏈式作用過程：“投資規模增加 國內供給能力增加（超過國內吸收能力） 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 外匯儲備增加 貨幣供應增加 信貸規模增加 投資規模增加 … ”；相應地，結構主義分析方法提出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基本政策主張。

貨幣主義分析方法認為，巨額并且持續擴大的國際貿易順差以及加速積累的外匯儲備，相對于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標，人民幣匯率是明顯低估的，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化調整是必要的。中國經濟趕超過程必然重合（本幣核算的）國民收入增長過程和本幣匯率升值過程，將在成為完全可兌換貨幣和主要國際貨幣的同時，人民幣持續升值。

貨幣主義分析方法強調人民幣匯率的非均衡性，從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導致國際貿易順差起始，描述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鏈式作用過程：“凈出口增加 外匯儲備增加 貨幣供應增加 信貸規模增加 投資規模增加 國內供給能力增加（超過國內吸收能力） 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 … ”。相應地，貨幣主義分析方法提出升值人民幣匯率的基本政策主張。

如圖1所示，依據結構主義分析方法與貨幣主義分析方法，固定資產投資、銀行體系流動性與國際貿易順差相互激發而形成正反饋性質的不穩定累積循環過程。

就貨幣主義與結構主義的觀點對立而言，貨幣主義分析方法雖然同意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度膨脹的結構主義觀點，但是認為若延誤人民幣匯率升值過程，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這樣的需求減少（demand-reducing）政策措施將減少進口需求，可能惡化（而不是改善）國際貿易不平衡狀況。結構主義分析方法懷疑人民幣匯率升值這樣的需求轉換（demand-switching）政策措施對于恢復國際收支平衡的實際效力，認為中國國際貿易順差有著（除人民幣匯率以外）包括國內貿易發展方式、國際貿易發展趨勢和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在內的多種結構性原因，不可能唯一地通過人民幣升值途徑加以克服。

二投資規模與投資效率的國際經驗

費爾普斯的經濟增長黃金律理論，揭示以追求高速經濟增長為目標的高儲蓄行為和高投資行為卻最終降低居民消費水平這樣的動態無效率（dynamic inefficiency）非合意現象，經常被引證來說明中國經濟的儲蓄過度和投資過度問題。然而，有必要具體理解黃金律理論構建的歷史背景，界定黃金律理論的模型化對象和適用條件。不能夠僅僅依據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高速增長，判定中國經濟已經違背最優國民收入儲蓄比率的黃金律，從而判定投資規模是過度膨脹且不可持續的。

20世紀中葉是前蘇聯經濟增長和美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不過，前蘇聯經濟增長模式與美國經濟增長模式有明顯差異：前蘇聯經濟通過高儲蓄―高投資模式維持高速經濟增長，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卻較為遲緩；美國經濟的國民收入儲蓄比率相對低下，投資增長與經濟增長速度平緩，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卻較為明顯。經濟增長的黃金律理論肯定美國經濟增長模式而否定前蘇聯經濟增長模式，然而從儲蓄過度和投資過度角度給出的前蘇聯經濟失敗的經濟學解釋是不充分的。事后回顧，主要是投資內容的非生產性偏向（如軍事投資支出）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投資效率缺乏，而不是單純的高投資行為本身損害前蘇聯經濟增長的潛在能力及其可持續性。

在黃金律理論的標準模型中，可能的動態無效率現象既包括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投資過度狀態，也包括分散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投資不足狀態，在資本邊際生產率低于人口增長率、產出增長率和資本折舊率總和的條件下發生。對于中國經濟體系，并沒有觀察到（凈）投資收益率低于人口增長率與產出增長率總和的普遍現象；同時，其人均資本存量向發達國家水平持續收斂的發展中國家性質，也是與黃金律理論加以比較并且從中選擇最優國民收入儲蓄比率的定態（steady state）模型對象不一致的。

無論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還是庫滋涅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均認為國民收入投資比率的提升，不僅是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的前提條件，而且是現代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典型特征。國際經驗和歷史經驗的比較研究，普遍支持國民收入高儲蓄傾向和高投資比率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于后發國家，由國民收入高投資比率驅動的大規模資本積累與快速技術進步，構成其成功趕超戰略的核心部分。日本和韓國先后在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完成對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而在經濟趕超時期維持30%以上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其間，日本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在1952年至1961年間從26%增加至41%，韓國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在1991年達到39%的高峰值。

即使作為先發國家的美國經濟，其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信息技術革命中的領先優勢也同樣依賴于由國民收入高投資比率驅動的大規模資本積累與快速技術進步。美國經濟的貿易和財政雙赤字以及低居民收入儲蓄傾向，給出美國經濟投資不足的扭曲印象而低估其實質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一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便利和促進美國經濟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充足的國際資本流入在彌補巨額美國貿易順差的同時，有效松弛美國國內儲蓄能力不足對其國內投資需求的資源約束。另一方面，美國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服務經濟時代，并且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其資本積累形式已經從以物質資本積累為主轉變為人力資本積累為主。包括在居民消費內容中的個人教育和醫療服務支出，以及包括在政府消費內容中的公共教育、科學和醫療服務支出，構成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渠道而具有投資支出性質，然而在SNA統計制度下卻歸屬于純粹消費項目。

從粗放經濟增長方式到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從傳統經濟結構到現代經濟結構轉變的實質內容，也是中國經濟結構現代化的基本標志。依據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財務指標差距而否定中國投資效率，這樣的靜態機械思維無視中國經濟落后于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也忽略經濟轉型以來特別是本輪經濟周期以來中國投資效率的重要改善。

美國經濟政策界與經濟學界推崇美國經濟的效率和彈性，其重要經驗依據就是美國經濟應對本次嚴重逆向供給沖擊的良好表現。與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時不同，面臨石油和原材料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沖擊，美國經濟通過技術進步途徑，沿產業鏈逐級消化源于石油和其他礦產品價格的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因素，在保持快速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價格穩定。由于美國經濟的輕型服務經濟結構和中國經濟的重型工業經濟結構，本次石油和原材料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對中國經濟的逆向供給沖擊更為嚴重。中國經濟能夠與美國經濟一樣，在保持快速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價格穩定，其技術進步表現更為優異。

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取得巨大進步，市場機制對于投資行為已經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市場）理性因素在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以及地方政府投資決策的主導地位已經確立。在本輪經濟周期中，中國經濟的市場體制效率與分散投資理性，在高投資行業的（事后）產能相對平衡和高收益回報中得到經驗證明。在警惕高投資行業產能過剩問題的同時，需要認識到，高投資行業產品價格首先因需求增加而上升、隨后因供給增加而下降的超調（over-shooting）現象，部分屬于需求拉動型產品投資周期的典型價格行為。

三從投資缺口到均衡化調整：凱恩斯主義研究路線

中國國民收入的高儲蓄傾向在經濟學意義上是部分合理的，可以同時從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積累功能的重新配置、年輕人口與高成長經濟的凈儲蓄余額以及經濟擴張階段的投資支出順周期行為等多層面進行解釋：（1）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漸進過渡，伴隨著居民收入補償的“完全化”，居民收入增長部分來自適應積累功能重新配置的收入分配結構調整，不可能形成消費支出；（2）年輕人口在高速經濟增長時期凈流入勞動力市場，在當前高收入基礎上進行的正儲蓄，必然超過老年人口在既往低收入基礎上進行的負儲蓄，從而提升國民收入的總體儲蓄傾向；（3）在消費平滑化機制的作用下，消費支出的順周期（pro-cycle）行為較為平緩，其增長速度在經濟擴張時期慢于投資支出，而在后繼經濟收縮時期快于投資支出。

在可預見的未來時期，中國消費比率在經歷長期下降后將趨于穩定，促使中國國內收入最終消費比率長期或者短期下降的各種因素將逐漸消失或者反轉。例如，中國經濟周期從擴張階段向收縮階段的演化，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轉型的完成，中國人口結構的老齡化，特別是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未來收入與支出的不確定性降低而居民預防型儲蓄動機弱化。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內在于經濟發展過程的自然歷史現象，庫茲涅茨總結現代經濟增長的國際經驗而觀察到國民收入分配差距隨經濟發展水平演化而呈現倒U型歷時軌跡。經濟學嚴厲批判西斯蒙第的消費需求不足論。凱恩斯革命超越古典經濟學，從有效需求不足視角，而不是從收入分配差距、消費需求不足的視角，給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危機的宏觀經濟學解釋和需求管理解決方案。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設計應該遵循凱恩斯主義研究路線，從有效需求視角給出經濟增長與經濟波動的經濟學解釋，主要通過調節有效需求（而不是收入分配）途徑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面臨高儲蓄傾向的有利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有必要建立以投資需求管理為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通過增加國內投資需求實現高儲蓄向高投資的有效轉化，以充分積累的資本存量與相對短缺的勞動力互補，支持20世紀中后期來臨的中國老齡化社會。

不斷擴大的巨額國際貿易順差有著包括國內貿易發展方式、國際貿易發展趨勢和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在內的多種形成原因，然而也真實反映了國內儲蓄的相對過剩狀況。依據國民收入雙缺口模型，國內儲蓄缺口（I - S）映射為國際貿易缺口（M - E）。國際貿易順差直接體現的是低于國內儲蓄能力的國內投資能力，而不是超過國內消費支出增長的國內投資支出增長。增加國內投資需求將縮小國內儲蓄剩余（S - I）從而縮小國際貿易順差（E - M），最終消除人民幣升值的結構性原因和實現可持續的國際收支平衡，并且將通過乘數機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從而自然增加居民消費需求。

有關日本經濟蕭條時期“失去的十年”的形成機制研究，不恰當地強調“廣場協議”以后日元匯率急劇升值這樣的貨幣經濟原因，而忽視日本國內投資需求不足這樣的真實經濟原因。從20世紀80年代起，面對居民收入的高儲蓄傾向和企業投資需求的疲軟狀態，日本放棄通過擴大政府支出縮小國內儲蓄剩余的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選擇通過日元匯率升值消除國際貿易順差而通過寬松貨幣政策刺激國內居民和企業支出的實際政策組合。然而，匯率調整無法根本消除根源于國內儲蓄剩余的國際貿易順差，而低利率的金融政策在悲觀的市場預期下無法啟動居民消費支出和企業投資支出，來自國際貿易順差的銀行體系中的過剩流動性最終過度投資于不動產和股票而導致泡沫經濟。

對于中國經濟體系，雖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較快，但是國內投資需求相對于國內儲蓄能力不足；雖然無法通過人民幣匯率升值消除國際貿易順差，但是人民幣匯率相對于國際收支平衡目標都是低估了。基于這樣的推論前提，凱恩斯主義分析方法在固定資產投資、銀行體系流動性與國際貿易順差間的累積循環過程中，發現中國經濟均衡化調整的自我校正機制，如圖2所示。

其中，從相對于國內儲蓄能力不足的國內投資需求出發，存在縮小國內儲蓄剩余的負反饋調整過程：“投資需求不足國內吸收能力不足(低于國內供給能力)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國際貿易順差增加外匯儲備增加貨幣供應(以及信貸規模)增加投資規模增加投資需求增加”。從相對于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目標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出發，存在促使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的負反饋調整過程：“匯率低估 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 國際貿易順差增加 外匯儲備增加 貨幣供應（以及信貸規模）增加 投資規模增加 有效需求增加 通貨膨脹率上升 （實際）匯率升值”。

由于二元結構條件下非遞減的資本邊際收益，中國經濟增長過程具有資本深化特征，而重化工業化階段的大批量生產方式和資金密集的產業發展性質，必然要求大規模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中國經濟失業問題包含古典型勞動力失業問題與凱恩斯型資本失業問題，需要分別通過增加資本積累途徑解決和通過增加有效需求途徑解決。向投資需求傾斜的國民收入支出結構將在短期內增加有效需求而在長期內增加資本積累，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目標與就業目標以及長期就業目標和短期就業目標。

四樂觀的前瞻與積極的政策

關于中國經濟奇跡的經濟學解釋，存在著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的對立和爭論，特別聚焦于市場機制對中國經濟奇跡發生的解釋能力，經常表現出對于市場經濟的原教旨主義狂熱崇拜和后現代主義盲目貶斥的極端態度。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進行大規模的資本積累與勞動投入，所實現的持續快速增長是可以理解的，有助于淡化所謂中國經濟奇跡的神秘色彩。看不見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在計劃經濟時代以后其功能被重新發現，而在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其形式進行適應性調整。中國經濟的市場體制是不完全的，具有不同于發達國家的非典型特征。然而，離開“自由了的手（the freed hand）”，中國經濟奇跡是不可想象的。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國際資本流動對區域間與產業間的比較收益反應敏感，以國家為供給方而以國際資本為需求方的競爭性經濟政策市場逐步形成。與商品本位制度下貨幣市場通行的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沙姆定律（Gresham's Law）相反，以市場為基礎的自由化和均衡化經濟政策優于反市場的壓制性和扭曲性經濟政策，主導經濟政策市場的必然是“好”政策驅逐“壞”政策的反格雷沙姆定律（anti-Gresham's Law），而市場導向的國家經濟政策必然使得國際國內經濟體系趨于充分競爭。

中國經濟在體制改革、對外開放與經濟發展三重協同轉型方面的長足進步，已經奠定持續快速經濟增長的資源、技術和制度基礎。二元經濟結構提供近似無窮的剩余勞動力，年輕化人口結構與高成長經濟前景蘊含高居民儲蓄傾向，先進技術跨國轉移和吸收在經濟全球時代更加便利，重化工化、城市化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開辟廣闊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空間，共同蘊含高速經濟增長的長期歷史趨勢。

由于日益重型化的產業結構、日益嚴格的環境保護標準以及日益完善的國有產權制度，資源性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是難以避免的。不過，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有效競爭有效促進技術進步，能夠沿從產業鏈方向逐級吸收資源性產品價格的成本推動影響。PPI指數與CPI指數在本次經濟擴張階段的歷時差異，不僅僅體現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因素的傳遞時滯，而主要反映技術進步對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因素的逐級消化。中國通貨膨脹率將呈現從PPI指數到GDP平減指數到CPI指數依次遞減的動態結構，保持溫和的最終消費品通貨膨脹率。

本次經濟擴張階段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連續突破對潛在總供給增長速度事前估計的統計和心理界限，并且伴隨著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運輸瓶頸制約緩解和產業結構高級化，提供通過增加有效需求而增加實際總供給、進而實際總供給增加導致潛在總供給增加這樣的“反向軟著陸（reverse soft-landing）”成功范例。在高速經濟增長和劇烈結構轉變時期，由于潛在總供給能力連續擴展而難以及時準確預測，低估潛在總供給能力而實行緊縮性需求管理的政策風險是存在的。中國需求管理有必要采取微撞(fine-tapping)模式，即反復“小幅度增加總需求―等待通貨膨脹反應―(若無通貨膨脹加速)小幅度增加總需求/(若通貨膨脹加速)小幅度減少總需求”的探索過程，通過間歇性增加有效需求而追蹤潛在總供給前沿。

與發達國家的最低可持續失業率(LSUR)(lowest sustainable unemployment rate)目標對應，中國經濟應該建立最高可持續增長率(HSGR)(highest sustainable growth rate)目標，作為中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指導線，以避免政策偏好從計劃經濟時代的速度饑渴反轉為市場經濟時代的速度恐慌，造成非理性經濟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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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篇9

“黑天鵝”事件是指造成廣泛嚴重后果的，不可預知的、不定期發生的大規模事件。在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的上一部杰作《黑天鵝》中，他打破了我們慣常的世界觀：世界總體上是有序的、可解釋可預測的。現實世界遠比我們記憶中的更錯綜復雜——我們的頭腦傾向于將歷史以更平穩更線性的狀態呈現出來，這導致我們低估了隨機性。而事實上，黑天鵝無所不在，我們總是暴露在波動性、隨機性、混亂和壓力、風險和不確定之下。

聽起來似乎讓人絕望。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新書《反脆弱》可以算是《黑天鵝》的續集，書中開宗明義說：風會熄滅蠟燭，卻能使火越燒越旺。對隨機性、不確定性和混沌也是一樣，你要利用它們，而不是躲避它們。你要成為火，渴望得到風的吹拂。

換而言之，對于風來說，火是具有反脆弱性的。“反脆弱性”是作者發明的一個概念，他不得不生造出一個詞來表達。反脆弱性并不等于我們常說的強韌性。強韌性能讓事物抵抗沖擊，保持原狀。但每當隨機事件發生時，僅僅做到強韌性顯然還不夠好。我們需要一個能夠不斷利用隨機事件、不可預測的沖擊、壓力和波動實現自我再生的機制。也就是說，有些事情能從沖擊中受益，當黑天鵝出現的時候，他們反而能以此為契機，茁壯成長和壯大。這就是脆弱性的真正的對立面，反脆弱性。

如何獲得反脆弱性，以面對黑天鵝出沒的世界？作者講了很多蕪雜的故事與觀點。其中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方案，可稱之為“杠鈴式的解決方案”。杠鈴策略是由兩個極端條件組成，也可稱其為雙峰策略。杠鈴的一端是指在某些領域采取保守策略，從而在負面的黑天鵝面前保持強韌性；另一端是指在其他領域承擔很多小的風險，以開放的姿態迎接正面的黑天鵝。一面是極端的風險偏好，一面是極端的風險厭惡，但絕對不采取溫和或中庸的風險態度。比如在金融學上運用杠鈴策略：90%的資產以現金形式持有（假設不會受通貨膨脹影響），或以所謂“保值貨幣”儲存起來，而剩下的10%的資金則投資于風險極高的證券，那么損失不可能超過10%，而收益是沒有上限的。而非杠鈴策略的中庸策略，也就是將100%的資金都投入所謂的“中等”風險的證券，那么他很可能由于計算錯誤而承受毀滅性的風險。再比如在職業選擇上，作者以一個朋友來舉例，他先做非常安全的工作——圖書編輯，然后離職從事一個投機性風險性很高的職業。這也是切切實實的杠鈴模式：如果他投機失敗，他完全可以回歸老本行。

我們每個人都想快樂地生活在一個不了解也不可預測的世界上，而反脆弱性可能是我們最好的裝備。

篇10

論文關鍵詞：銀行改革銀行體系改革銀行重組

論文摘要：研究銀行重組的國際經驗，對于理解銀行體系改革的本質，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以及為中國的銀行改革提供新思路大有稗益

過去幾十年中，很多國家的銀行體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需要進行系統性的重組。在解決銀行危機時，不同國家政府采取了各種不同的方法，也各有成敗。研究這些國家的經驗，對于理解銀行體系改革的本質，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以及為中國的銀行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不無裨益。

系統性的銀行重組旨在改善銀行體系的業績，或更加準確地講，恢復銀行的凈價值和贏利性。銀行可以通過增加資本來改善其資產負債表，而增加資產可以通過從現有銀行所有者、新所有者或政府那里獲得資金的方式進行;銀行也可以減少負債，比如核銷現有債務的價值，或者提高現有資產價值，或者提高不良貸款和抵押物的回收率。具體的措施包括調整銀行商業策略、改善管理和會計體系以及更好地進行信貸評估，當然，在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削減機構和人員等等。從經歷銀行重組的國家的情況來看，進行成功重組必須正確處理好以下幾個問題。

改革和重組的速度

從經驗來看，在出現問題之后分析問題的來源并迅速采取矯正性措施是銀行改革的關鍵所在。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所有成功進行銀行改革和重組的國家，都在銀行體系出現問題的一年內采取了果斷的行動。這些成功國家的特征是:能夠迅速地發現問題及其程度，找出其根源所在并采用明智的策略系統地解決所有的問題。同時，實證研究表明，不能夠采取及時行動的國家通常是那些銀行體系問題更多的國家。對此，可能的一個解釋是:在這些國家，由不當的稅收政策導致銀行激勵機制扭曲，糾正這些稅收體系對國有銀行來說可能是致命的，而政府無法支付承受國有銀行破產的代價，所以這些國家的銀行體系改革進展緩慢。

反之，行動迅速的國家一般來說也都有相似的經歷。那就是，由一些外部的沖擊，導致本國銀行體系的崩潰，迫使這些國家不得不采取徹底的銀行體系的改革以求得生存。這些外部的沖擊常常是由國外的突發事件所引起的，可能是由于國際市場某些重要產品(如石油等)價格發生劇烈變化，抑或是國際金融市場利率的突然大幅上升。

改革的持續性

解決銀行體系的支付問題僅僅是整個銀行體系改革成功的第一步，之后就應該立即著手進行內部管理的一系列改革，如完善銀行內部管理機制，降下氏經營成本，加強內控機制，加強會計、法律、監管制度的建設等等。

其中，完善內部管理機制是重中之重。一份對國際銀行改革經驗的研究報告顯示:在其研究的24個國家中，所有國家的銀行都存在管理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其中，有21個國家在銀行改革后，在流動性和贏利性方面有相當的好轉，但有3個國家進展甚微。究其原因，是這些國家進行銀行改革的重點不同所致。情況好轉的21個國家無一例外地采取了直接釗漢寸銀行催班里機制的一系列措施來改善其經營績效，但不成功的3個國家則把銀行改革的重點放在了監管和會計制度的改革巨。

央行的角色定位作為全國銀行的管理者，央行的作用應該是支持銀行改革而非具體介入銀行自身的業務經營。然而，當銀行危機發生時，央行可能會介人銀行重組的具體操作，從而導致央行自身的資源不足以及采取一些違背其貨幣管理職能的政策和措施。因此，一個較好的處理方式是成立一個新的獨立的機構來專門負責銀行重組的協調和具體實施。一項調查表明，所有對銀行系統進行改革而不成功的國家全部都依賴于央行作為銀行重組的管理及領導機構。在這些國家，央行不但要負擔重組銀行的短期內的流動性支持，還要對這些銀行在中期內的資金來源提供幫助。而在那些取得了明顯改善的國家中，由央行來承擔這些任務的只占五分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確立了一個獨立的機構來負責銀行重組，這并不意味著央行對此完全不予幫助。對那些能夠生存但困于流動性問題的銀行，央行還是應該為其提供流動性支持，例如用降低準備金比例、提供優惠的再貼現利率或是短期貸款的方式來對這些銀行提供幫助。但一般來說，央行不應對銀行提供長期貸款或是直接經營商業銀行業務。

銀行壞賬的處理

成功的銀行重組一般都對銀行壞賬有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這需要在國家財政、銀行和存款者之間協調，由三者共同來分擔這些損失。采用存款保險是一種常見的處理方式。這方面成功的典型案例有:科特迪瓦、拉脫維亞、秘魯和西班牙。他們的做法是，給存款損失的賠償額設定一個上限，這樣就可以成功地避免公眾擠兌和銀行的破產。

另一個值得借鑒的經驗是，將不良貸款從銀行剝離開來可以有效地提高銀行的支付能力。很多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做法。因為迅速地將銀行壞賬剝離出來可以使銀行的資產質量改善，從而使這些銀行可以集中精力于其主營業務。然而，這并不能解決銀行贏利性問題。總的來說，成功的銀行重組需要國家對于哪些銀行值得挽救有一個明確的和一致的判斷標準和政策，對于那些不符合標準的銀行應讓其破產，而不是一味拖延。

國有銀行特殊性

國有銀行的問題有其不同于其他銀行的特殊性，在轉型經濟中的國有銀行更有其特殊性。如前蘇聯在1991到1992年迅速將其銀行系統進行了私有化，形成了由央行和私有商業銀行組成的兩級銀行體系。然而，由于這些商業銀行缺乏信貸評估的經驗，將貸款大量投放于由他們參股的或者是有關聯的企業。在開始的時候，由于通脹率居高不下，貸款的問題尚不明顯。然而，當經濟穩定了以后，通脹率大幅下降，銀行的資產質量問題凸顯并導致了全社會范圍內的恐慌。在拉脫維亞也發生過類似的情形。同樣，在其他一些新興市場，把國有銀行私有化取得了成功，私有化政策的設計在這時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

從智利和墨西哥的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迅速的、設計不當的私有化進程往往只是暫時解決了表面問題，同時也埋下了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種子。顯然，這些國家的銀行重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政府應該建立包括相關法律制度在內的銀行體系的一整套的框架。這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的，在很多國家，迄今為止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總體經濟環境的影響

經驗證明，銀行重組與總體經濟環境之間并沒有直接的關系。當經濟增長強勁時，銀行重組就相對容易一些，而當經濟衰退時也不乏對銀行系統的改革成功例子。這一點和前文所提到的第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當危機發生時，即使處于困難時期也應該立即采取行動，而不是坐等經濟會出現意外的轉機。對于進行銀行系統重組國家的研究表明，幾乎所有的國家在進行銀行重組后通貨膨脹率均有所下降。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銀行危機導致社會財富的大量減少，并引起國內消費需求的銳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