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糧食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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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糧油食品;質量安全;監測;重要性
中圖分類號:TS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1)-10-0201-1
老百姓以食為天,糧油食品是社會發展和人類生存的基本保證,糧油食品的質量安全監測事關重大,關系民生,糧油食品的安全與否,直接關系到百姓的身體健康,特別是近年來糧油食品安全事故時有發生,更是給百姓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比如說地溝油的產生,大米等農產品農藥超標、面粉中的增白劑、以及陳化糧拋光打磨后冒充新糧、轉基因糧食豆油的產生、運輸途中和包裝過程的污染等等,都直接關系到人們的身體健康,因此,糧油食品衛生和質量安全監測是關系到國家和百姓利益的頭等大事。
1 糧油食品質量衛生安全必須從源頭抓起
正所謂追根溯源,這里所說的源是指進貨渠道。做為糧食監測部門,嚴把糧油供應部門的進貨源頭是十分重要的,貨源關把得好,相當于把住了進貨動脈,才能防止劣質污染等不合格糧油流入市場。
防止包裝過程及運輸途中的污染。正規的包裝和運輸很重要,它可以防止二次污染。所以首先包裝物要用無毒合格產品。糧食行政部門在對于所收購的糧油從運輸存儲的個個環節中,都應做到細仔入微、責任到人落到實處。
2 認真做好糧油質量安全的檢測,讓百姓重拾對食品質量安全的信心
近年來食品安全這個話題讓人越來越敏感,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讓嬰兒變成了大頭娃娃、地溝垃圾提煉的食用油,簡稱地溝油,堂而皇之地上了百姓餐桌;白面里邊加了增白劑;饅頭里面放了色素,人們還能放心地吃什么呢?針對這些問題食品,做為一名糧油質量安全監測工作者,更覺責任重大。所以加強對糧油質量安全的監測力度勢在必行。就拿吉林省通化地區來說,吉林省是農業大省,又是主要產糧基地,從糧食種植加工到流通至市場,多個環節都要我們糧油監測部門嚴加管控。開放搞活經濟政策實施后,通化地區的個體糧油店也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面對工作量的加大,我們工作人員沒有氣餒,逐一對糧油店及超市的糧油加強檢測,并一跟到底,不定期抽查,確保了市面流通糧油的質量安全。
通過對通化地區近年來對糧油市場的規范化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實行了上下一體化,舉報有獎化,管理市場化、企業化的有效機制和模式,實行承諾服務制度,引進競爭機制,競聘上崗,績效考核。并提出“服務第一,服務就要一流”的理念,從而為監管部門營造了公開、公正、公平的服務環境,工作人員各個嚴以律己,恪盡職守,從而連續多年的統計調查數據表明,群眾對糧油監管部門的滿意度在百分之九十三以上,對在公眾形象和政策創新,工作人員自我約束行為,也走在了同行業前列。由于工作措施給力,使通化地區多年來沒有發生一起存在安全問題的糧油流入市場現象,從而讓百姓吃上了放心糧油,確保了百姓健康,為創造安定和諧社會盡了一份力,讓百姓重新拾起對糧油質量安全的信心。
3 為糧食安全提供了有效的科學依據
做為糧油監管部門不僅要為市場流通的糧油監管,還要為糧庫儲備糧提供有效儲藏依據,例如玉米、稻子什么時間儲藏,什么溫度、濕度更能保證其外觀更新鮮和內在的營養價值更豐富,什么樣的情況不至于發生發芽、霉變、陳化、品質劣變及微生物的滋生和鼠害蟲害的侵襲,過去在糧食儲備中,大多只重視數量和外觀指標,而沒有重視糧食的內在質量及糧食的有效利用和糧食的最佳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傳統儲藏觀念是,只要糧食進了儲備庫,就只重數量外觀,其他一般不聞不問,至于腐爛變質失去食用價值也與我無關,由國家買單。自從加大糧油監管力度,完善糧油監控制度責任后,基本杜絕了以上不良現象發生。糧食入庫時,監管部門根據糧食品質情況,如等級、水分等情況進行儲藏,在糧食儲藏過程中,糧油監管工作人員,隨時隨地、定期或不定期進行抽查,監測糧食的各項指標,檢測糧食品質的變化情況,指導儲藏方式,調整方法工藝。一般情況下通過測定糧食的各項指標如粘度,發芽率、面筋吸水率、脂肪酸值、蛋白質溶解比率,油脂酸價、油脂過氧化值等等控制指標來決定是否存留,以確保糧食的質量安全,延緩陳化。通過以上手段科學地指導糧庫儲備糧的質量,為國家儲備糧食提供了有力保證,避免了浪費損失。這些精準的糧食檢測數據,也為提高糧食的經濟效益提供了有利保證。
4 對今后糧油質量安全的展望
篇2
關鍵詞:漁業;糧食安全;作用;
農牧漁林是我國重要的民生產業,漁業乃是四大產業之一,在民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農業問題最重要的是糧食問題,是關系社會穩定和國民經濟的重大問題。目前世界人口不斷膨脹,我國又是個人口大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反映到農業上為:耕地面積急劇的減少,耕地退化,沙漠化嚴重。最終導致糧食產量在低水平徘徊,嚴重影響民生。怎樣解決糧食安全的問題,不僅僅是我國面臨的問題,國際社會同樣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在這樣的背景下,看似沒有太大關系的漁業和糧食安全問題就聯系到了一起,因為漁業水產品的增產成為糧食安全性增加的一項重要措施。本文就對相關的問題進行闡述。
1 保障糧食安全中漁業的重要性
糧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環境的惡化以及人口的不斷增長,世界糧食的安全儲備率正在不斷下降,世界上也還有八億左右的人口處于饑餓狀態。我國雖然已經基本上解決溫飽問題但是糧食安全仍處于緊張性的平衡中。在這樣的背景襯托下,糧食安全問題顯的更加的重要。我們不能只局限于對耕地的開發,應放眼長遠改變現代食物觀念。
漁業不僅僅可以作為獨立的產業存在,同樣可以作為在耕地面積不斷縮小的如今農業的后備資源,給予潛力的發掘與開發。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多都是水,可見漁業的發展前景是多么的廣闊,解決糧食問題,應大力開發非耕地的資源,大力加產非糧食產物。
2 保障糧食安全中漁業的作用
2.1 漁業是重要的農業后備資源
漁業作為農業的后背資源,具有在不占用或少占用耕地的情況下有效增加糧食產量的特點與優勢。根據1992年國際營養大會對糧食安全的定義,水產品屬于優質糧食,在糧食供應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2 漁業的發展有利于生態的平衡
漁業的生產與發展不僅能改善糧食產量,而且可以起到改善環境的作用。我國土地廣闊,幅員遼闊,許多地方飽受干旱的折磨,導致糧食產量非常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而漁業的發展給那里的人民帶來了希望。若有大面積的魚塘,顯然對環境的改善會有很大的幫助,水分的蒸發必定會增加空氣的濕度和地方的降雨量,這樣糧食產量不僅增加了,蓄水量也增加了,改善了灌溉改善了當地小氣候,植被綠化又美化了環境,一舉多得。
2.3 新型的生態漁業有利于改善耕地增加糧食產量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創新,新型的漁業形式悄然而生,我們稱其中一種為稻田養魚,是指在稻田中養魚的形式。是一種節約糧食、節約土地、節約水資源、節約肥料、節約農藥型的漁業。稻田中的魚能夠吃草和害蟲,減少了雜草和害蟲的存在,魚類的糞便又能成為水稻的肥料節約化肥,經過有關細菌的分解,會培養出足夠的浮游生物,為魚提供了豐富的食物。這樣形成了一種良性的循環,最終實現糧魚的雙增產。有了足夠的糧食,農民有了增收,生活也會更加穩定,對社會的和諧穩定也會有重要的作用。這也是促進新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2.4 漁業養殖低耗高產更有利于糧食安全
漁業養殖消耗的糧食是最少的,但是能獲取豐富的魚蛋白,而魚蛋白在維持人的身體健康中有重要作用。大部分的魚類是不消耗糧的。有的魚即使吃飼料,飼料的報酬率也很高,同等種的飼料所產的魚蛋白能是所產牛肉的三到四倍,是所產豬肉的兩倍。因此無論從經濟效益方面還是改善飲食結構,提高人民健康素質水平來看,漁業都是一種優化產業,應該得到優先選擇,這也是大農業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
3 漁業產業發展的對策
3.1 強化大農業觀念,提高對漁業工作的領導
要認識到農業產業是一個全方位的、立體的、交叉的生態系統。在不放松糧食生產的基礎之上積極發展漁業,實現各產業間綜合利用,立體經營。
3.2 大力發展生態漁業
生態漁業是漁業產業的未來之星,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舉措。要樹立宏觀的土地概念,像重視耕地一樣重視水域的開發和利用, 拓展人類的發展空間。
3.3 推進漁業產業化
首先要確立主導的產業, 實行區域化的布局。再者要集中力量建設漁工技貿一體化的漁業龍頭企業。最后要增強漁業社會服務體系建設, 為產業提供發展的保證。
4 結語:
在認識到漁業在糧食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后,只要能夠在思想觀念上轉變看法,在行動上積極落實,不斷促進漁業產業的創新發展,相信糧食安全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會得到緩解。
篇3
關鍵詞:糧食安全;農業協議;多哈農業談判;發展中國家
中圖分類號:D922.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2—0054—05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199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對糧食安全的界定,糧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在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取足夠、安全和有營養的糧食,以維持其積極、健康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痹趪覍用?,糧食安全主要取決于該國的糧食生產能力和進口能力。
近半個世紀以來,雖世界糧食產量增長的速度始終高于人口增長的速度,有足夠的糧食可以供給那些糧食不能自給的國家,但由于糧食產量的分布不均以及進口能力的限制,許多國家仍處于糧食不安全狀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其生產的糧食基本無法滿足消費需求。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嚴重依賴糧食進口和糧食援助。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世界糧食不安全狀況》顯示,1998—2000年間,世界上大約有8.4億人處于饑餓狀態,其中有7.99億位于發展中國家。而到了2010年,全球饑餓人口總數上升到9.25億,其中98%生活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饑餓人口的比例平均高達16%,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直接或間接地依賴農業維持生計。因此,糧食安全實際上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二、WTO《農業協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
(一)《農業協議》關于國內支持的分類管理規則事實上在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設置了雙重標準
國內支持是指政府通過各種國內政策,以農民和農業為扶持對象所進行的各種財政支出措施,包括對農產品的價格支持、直接支持以及其他補貼形式在內的國內保護措施。其政策目標是保障本國糧食安全、維持農產品價格穩定和保障農民收入。由于許多國內支持妨礙了自由貿易,《農業協議》對于國內支持措施的總體思想是進行削減。根據國內支持對貿易的扭曲程度,《農業協議》將其分為“黃箱”、“綠箱”和“藍箱”,并對不同的支持實施不同的規則。
“黃箱”支持是指那些對生產和貿易產生扭曲作用的政策措施。按照《農業協議》的規定,需要以1986—1988年(基期)國內支持的年均水平為基礎,進行綜合支持總量(AMS)的削減。其中,發達國家在6年內平均削減AMS的20%,發展中國家在10年內平均削減AMS的13%。如果AMS占農業生產總值的比例很小,則不需要納入AMS的計算和削減,其中發達國家的微量允許水平為5%,發展中國家的為10%。這就意味著如果一個成員方在基期內沒有采取“黃箱”支持,它以后也不能采用,除非在微量允許的標準之下。而那些在基期內采取了“黃箱”支持的成員方,除需履行削減義務外,仍然可以對農業維持相當程度的補貼。事實上,長期以來能對國內農業提供巨額補貼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AMS很低,甚至為零或負數。因此,《農業協議》實際上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使用“黃箱”支持的權利,從而制約了其選擇有利于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由于AMS的削減承諾并不徹底,實際上也給發達國家預留了巨大的農業補貼空間,對國際農產品貿易仍會產生較大扭曲作用。
“綠箱”支持指的是對貿易沒有扭曲作用、對生產沒有影響,或只有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響的國內支持措施,免予削減義務。它包括與生產脫鉤的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收入安全網計劃、作物保險計劃等。雖然這些支持和農產品價格并不直接相關,但卻為農民提供了額外收入,從而間接地補貼了農業生產正如OECD所指出的那樣,任何影響生產者財產、資金流動和對風險態度的支付轉移都會間接影響農業生產,為農民提供比市場更多的支持。實際上,國內支持措施不可能完全與生產和貿易無關,并因此具有非扭曲性。因此,“綠箱”支持仍對生產和貿易存在一定的扭曲作用,但“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響”的底線是什么,《農業協議》并沒有確立任何判斷標準,導致“綠箱”政策的范圍失之過寬,面臨不斷被濫用的危險。如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為規避AMS的削減承諾,經常將“黃箱”支持轉化為“綠箱”支持。據統計,在1986—1988年至1995—1998年之間,OECD國家的“黃箱”支持下降,但“綠箱”支持卻翻了兩倍。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實施“綠箱”支持遠遠超出了其技術、財政和管理的能力,所以實際上“綠箱”支持最大的受益者仍是發達國家的生產者。
“藍箱”支持是價格支持的特例(“黃箱”支持的一種),是烏拉圭回合農業談判中美國和歐盟最后妥協的結果。它允許根據農產品市場價格和政府制定的目標價格之間的差額對生產者予以補貼,實際上是變相地承認了扭曲生產和貿易的國內支持政策的合法性。盡管這些支持不能用于擴大生產,受限于固定的面積和產量或牲畜頭數或確定的基期水平,但是它仍然違反了自由貿易原則,并且構成對發展中國家的歧視。根據《農業協議》第6.5條的規定,“藍箱”支持只有在符合限產要求的前提下才免于削減,即按固定面積和產量給予,或享受補貼的產品不超過基期(1986—1988年)平均生產水平的85%,或按固定的牲畜頭數所提供的補貼。由于固定的面積和產量、牲畜頭數、基期水平由“藍箱”支持國來確定,因此這賦予了它們執行該政策額外的靈活性。依據“藍箱”支持,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改革計劃下實施的補償支付免除削減承諾,美國的差價支付計劃也得到豁免。
實際上,“藍箱”支持并未起到限制生產的作用,無法避免對生產和貿易的扭曲效應。理論上盡管所有WTO成員都能使用“藍箱”支持,但由于其只能在限產計劃下適用,而發展中國家多數面臨農業生產的不足,因此,該規定是為發達國家量身定做的。
《農業協議》關于國內支持的分類管理規則事實上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設置了雙重標準,它為發達國家保留了充裕的政策空間,而發展中國家卻無法利用“黃箱”和“藍箱”支持,也無財力去填充“綠箱”,因此缺少保障本國糧食安全的充足政策空間。
(二)《農業協議》關于出口競爭的安排實際上允許發達國家傾銷糧食,易致使部分發展中國家糧食生產能力削弱
出口競爭規則主要涉及到如何減少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所謂“出口補貼”是指依出口實績而給予的補貼,與國內支持相比,它對貿易的扭曲更加直接、嚴重,且更易產生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因此,烏拉圭回合農業談判中出口補貼成為談判的焦點,最終達成的妥協方案確立了兩項基本準則:凡在基期內(1986—1988年)未對農產品提供補貼者,今后也不得對農產品進行補貼;凡在基期內已對農產品提供補貼者,今后可繼續對相關產品進行出口補貼,但補貼支出和受補貼產品應在基期水平的基礎上作一定比例的削減。
事實上,農產品出口補貼主要集中于少數幾個發達國家,在WTO成立之初的135個成員中,只有25個成員有權使用出口補貼,其中歐盟、美國、瑞士、挪威四個OECD成員1995—1999年間對農產品的補貼支出額占總支出額的98.9%。因此,該準則意味著發達國家可繼續對農產品提供出口補貼,只要其執行削減承諾,而發展中國家對農產品提供出口補貼的權利卻受限。
基于出口補貼的減讓承諾,發達國家的確在實施期內減少了對農產品出口的補貼。然而,出口競爭紀律的不健全同時又為發達國家規避出口補貼義務提供了契機?!掇r業協議》第10.4條要求提供國際糧食援助的成員方保證糧食援助與商業性農產品出口無直接或間接關聯,并以贈與方式進行。但該規定往往因不具操作性而被成員方忽視。一些主要糧食出口國借糧食援助之名大量傾銷剩余食品,據統計,美國有近一半的面粉通過糧食援助的方式出口。同時,出口信貸也因缺乏相應紀律約束,而被發達國家用來規避出口補貼義務。美國是出口信貸的最大使用者,年提供信貸達30億美元。因此,《農業協議》關于出口競爭的紀律未能對發達國家所有形式的出口補貼形成有效約束。
《農業協議》關于出口補貼的安排實際上允許發達國家繼續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糧食傾銷,這必然導致部分發展中國家農產品出口萎縮,外匯收入下降,糧食生產、進口能力也相應遭到削弱,從而使其糧食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脅。
(三)《農業協議》的市場準入規則實際上并沒有打開發達國家的市場,反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更加開放
市場準入規則規定了WTO成員國如何向外國農產品開放的有關措施。關稅化是農產品市場準入的一個核心措施,旨在建立農產品市場的“單一關稅制度”,即把各種非關稅措施轉化為保護程度相等的關稅措施。盡管關稅化后貿易保護程度并沒有發生變化,但這有助于增加貿易保護的透明度。執行關稅化的關鍵是進行關稅等值的計算。然而,各國在折算過程中盡可能選用對自己有利的價格數據,極力擴大一些敏感產品的關稅等值水平,加上計算關稅等值的基期(1986—1988年)內國內價格和國際價格的差額達到最高值,因此,一些國家實際計算出的等值從價關稅率高達百分之幾百,大大提高了原有保護程度。不少學者將這一過程斥為“骯臟的關稅化”。利用這一過程,發達國家在維持其高關稅保護水平的前提下實現了政策轉變,而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歷了結構調整計劃,其關稅等值大多為負值,因此只能選擇使用“上限約束”的方式約束關稅。實際上,關稅化對于發展中國家毫無意義,它最終淪為發達國家提高約束關稅的一種工具,這難免會削弱關稅減讓的價值。
關稅化后,農產品市場準入的問題就轉化成關稅減讓的問題。根據《農業協議》,成員方必須約束所有關稅,并在約束稅率的基礎上進行關稅減讓。但是減讓承諾只限于所有農產品平均關稅,并非針對每一產品的關稅減讓。這就使得各國對進口數量多或本國生產的農產品保持高關稅稅率,而對一些本國不生產的產品降低關稅。選擇性的關稅削減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關稅高峰。發達國家利用關稅高峰阻礙發展中國家主要糧食產品的出口,也利用關稅減讓的機會,提高原材料的關稅削減比例,壓縮加工產品的削減比例,通過關稅升級壓制發展中國家高附加值農產品的出口,進而影響其產業升級。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嚴重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
由于一些成員在實施非關稅措施的關稅化方面存在困難,《農業協議》允許其保留某些產品的非關稅措施,但這些產品必須實行關稅配額制度。各成員方應以相對較低的關稅進口一定數量(配額)的農產品,確保有效市場準入不受侵蝕。然而,《農業協議》對于配額的管理和分配至今缺少明確具體的規則。因此,成員方對于貿易配額的管理擁有較大的自。利用這種自,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參照以往的進口構成情況,將配額分配給傳統供應商,以延續特定國家之間過去存在的特惠貿易安排,這種配額管理模式明顯具有歧視性,發展中國家因此被排除在特惠安排之外,一些對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產品也被征收高關稅。事實上,關稅配額制度在改善市場準入方面并未發揮有效作用,反而弱化了最低限度的市場準入。
為避免關稅化的結果可能使原先受非關稅措施保護的國內農產品直接受到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及過量進口的沖擊,《農業協議》規定了關稅化的例外條款——農產品特殊保障措施(SSG),即在特定產品進口數量大增,或進口價格跌至規定水平時,成員方可以征收一定的附加關稅,以保護國內相關產業。按照《農業協議》第5條規定,實施特殊保障措施的農產品必須經歷關稅化過程。由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進行關稅化,因此失去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權利。加之該措施適用的技術門檻高,導致即使有權使用該措施的發展中國家也不能頻繁地對其加以利用。2003年行動援助報告指出,在允許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6072項關稅稅目中,67.2%適用于發達國家,31.8%適用于發展中國家。一份WTO刊物統計數據也顯示,在1995—2008年有權使用SSG的22個發展中國家之中,僅有6個國家實際援用。
通過骯臟的關稅化、選擇性的關稅削減、弱化最低限度的市場準入、戰略性的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等手段,發達國家極力規避市場準人的義務,因此《農業協議》市場準入規則實際上并沒有打開發達國家的市場,反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更加開放。這嚴重削弱了關稅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農業協議》確立的國內支持、出口補貼和市場準入規則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具有嚴重的不平衡性。它允許發達國家通過出口補貼繼續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糧食傾銷,同時卻要求發展中國家逐步開放國內糧食市場;它為發達國家的國內支持保留了充裕的空間,卻令發展中國家與農業補貼失之交臂。這造成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公平競爭合法化,嚴重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政策選擇。因此,現行的《農業協議》很難有效保障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
三、多哈農業談判不能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對糧食安全的關注
(一)多哈農業談判期間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鑒于現有農產品制度安排的不公平性及南北國家在農業競爭力上的懸殊,發展中國家積極利用多哈農業談判,爭取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
在提案、磋商階段,發展中國家均強調農業對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為確保糧食安全,他們認為有必要保護本國糧食生產,給予國內農業政策充足的空間和靈活性。為保護本地的糧食生產和農民生計,發展中國家建議終止藍箱,改革或移除綠箱,并取消出口補貼。同時,發展中國家也承認貿易是一種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重要途徑,尤其對于糧食進口國。但貿易帶來的進口激增也會影響進口國國內主要糧食的生產,影響農村發展和減貧。因此,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農產品特別保障機制(SSM),取代只能由發達國家適用的特殊保障措施。除此之外,發展中國家尤其強調特殊和差別待遇對糧食安全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建議擴大特殊和差別待遇條款。其中古巴等11國提出的“發展箱”以及印度提出的“糧食安全箱”包含了所有特殊和差別待遇的靈活性。
古巴等11國提出的“發展箱”要求,發展中國家有權以積極列舉的方式指定何種農產品受《農業協議》規則的約束;允許發展中國家重新評估并調整關稅水平,以應對廉價進口產品的沖擊,保障糧食安全;OECD國家應大幅降低現行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給予發展中國家國內支持方面的靈活性,包括將其微量支持水平提高到20%;禁止發達國家繼續援用特殊保障條款,但該條款應向發展中國家開放;禁止所有形式的傾銷,發達國家所采用的各種出口補貼應立即取消。之后,印度又提出了“糧食安全箱”,要求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一切與保障糧食安全、農村發展、就業和反貧困有關的國內支持措施應免于任何形式的削減;發展中國家對農業關鍵性投入所提供的補貼應具有靈活性,給予低收入和資源貧乏農民的具體產品支持應免于綜合削減;允許發展中國家保留適當水平的關稅限制,免于提供任何形式的最低市場準入;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權采取一種有別于特殊保障措施的獨立可行的特殊保障機制。無論“發展箱”還是“糧食安全箱”均著眼于:在不公平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的政策支持空間,為貧困人口的糧食安全提供基本保障。
(二)《框架協議》未能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并未引起發達國家足夠的重視。以美國為代表主張農業貿易自由化的國家認為,自由貿易將穩定全球市場價格,同時增加貿易收益、促進經濟發展、提高購買力,從而有助于糧食安全,因此自由貿易和市場導向是實現糧食安全的主要路徑。以歐盟、日本為代表的農業保護主義勢力則主張一個理想的國際框架應充分考慮農業的多功能性和糧食安全的需要,以此作為延緩貿易自由化,推行農業保護主義的借口。立場的分歧,導致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在談判中僵持不下,幾經周折,最終達成一項《農業談判框架協議》(《框架協議》)?!犊蚣軈f議》雖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照顧了發展中成員的特殊關切,但同時也使許多焦點問題被淡化或模糊化處理。其中,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就未能得到充分的考慮。
在國內支持方面,《框架協議》關于削減模式的選擇、政策箱的改革維持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平衡,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1)削減模式的選擇?!犊蚣軈f議》要求按照分層公式對所有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OTDS)進行實質性削減,總量削減和分項削減同時進行,即不僅要對OTDS進行分層削減,還要分別對“黃箱”、微量允許進行單獨削減,并對“藍箱”進行封頂,但是,《框架協議》規定的削減基礎是約束水平或被允許水平,而不是現有的實際支持水平,削減后的支持水平通常比現有的支持水平要高。即使按照以后達成的削減幅度將分層公式適用于每項具體的削減步驟之中,削減的只是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的水分,并不能達到實質削減的目的。(2)政策箱的改革?!犊蚣軈f議》規定對“黃箱”政策進行實質性削減,同時改革“藍箱”政策。但從“藍箱”的內容來看,框架協議顯然有意使發達國家運用“藍箱”政策代替“黃箱”政策。《框架協議》規定“藍箱”支持按農業總產值的5%進行封頂,將“藍箱”標準從原來的“限產”擴大到“不對生產進行要求”。這一變革擴大了“藍箱”的使用范圍,增加了發達國家使用“藍箱”支持的空間。由此,具有AMS削減義務的高補貼國家,可以通過“箱間轉移”(從“黃箱”移到“藍箱”)來調整現行的農業支持政策,規避削減義務,如美國,其AMS承諾水平為191億美元,2001年實際使用量為144.13億美元,比較接近承諾水平。但是,目前美國農業總產值在2000億美元左右,按5%的封頂要求,美國將有100億美元的“藍箱”使用空間。這意味著如果取消藍箱的“限產”要求,美國只需將一部分措施從“黃箱”轉入“藍箱”便可大大緩解削減壓力,甚至可以不作任何削減。這樣,美國《2002年農業法案》的反周期補貼便能順利的從“黃箱”轉向“藍箱”。
在出口競爭方面,框架協議關于削減日期的模糊規定為發達國家繼續進行出口補貼提供機會?!犊蚣軈f議》指出:成員同意制定一個詳細的削減模式,以保證在一個可信的終止日期前,平行削減所有形式的出口補貼措施。削減日期待定意味著發達國家可以繼續維持高額的出口補貼、出口信貸或保險計劃,同時也擁有充足的時間將“出口補貼”向“藍箱”和“綠箱”轉化。《農業協議》出口競爭紀律對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消極影響將繼續存在。
在市場準入方面,《框架協議》對敏感產品的定位,特殊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的模糊規定未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需要。(1)敏感產品。《框架協議》關于敏感產品的概念允許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繼續對某些產品提供保護,只要每種產品的市場準入通過關稅配額承諾和關稅削減得到改進。“敏感產品”是歐盟和十國集團為使其部分維持高關稅的敏感產品少做減讓而提出的概念,旨在維持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農產品高關稅,這必將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出口。(2)特殊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犊蚣軈f議》規定,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糧食安全、生計和農村發展的需要,指定特殊數量產品作為特殊產品,這些產品可以獲得更多的靈活待遇。同時,《框架協議》也要求制定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僅供發展中國家使用。這些規定一定程度上考慮了發展中國家使用出口補貼和國內支持措施的有限能力,特殊和差別待遇在其市場準入領域的重要性。但是,在特殊產品問題上,《框架協議》的文字相當模糊,幾乎所有的實質性問題都被留到下一階段解決,對如何特適用殊保障機制也沒有任何詳細規定。
(三)后《框架協議》談判,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關注的分歧依然嚴重
《框架協議》指出,農業對于發展中成員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他們必須能夠實行支持其發展目標、扶貧戰略、糧食安全以及生計關注的農業政策。該目標能否實現,取決于后《框架協議》階段更為艱難的具體模式談判。然而,后續談判過程中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在農業補貼、農業關稅等核心問題上依然各執一詞,讓拖延了10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談判懸而未決,這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在OTDS的削減幅度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始終無法達成一致。面臨發展中國家大幅度削減OTDS的要求,美國和歐盟一直消極回避。從農業補貼的規??矗瑲W盟農業補貼為600億歐元,美國為482億美元,根據2008年7月談判案文歐盟應該削減75%—85%,美國應該削減66%—73%。但歐盟目前僅許諾削減70%。由于歐盟從總體上講處于農產品進口入超的局面,且農產品出口的大部分是歐盟各國間的貿易,因此其并未成為眾矢之的。美國雖然同意削減至150億美元,即削減69%,進入了談判案文的削減范圍,但美國2001—2005年實際農業補貼平均為170億美元,2006年為110億美元,2007年又下降為90億美元,因此,印度和巴西認為美國削減的幅度遠遠不夠,要求其必須削減到108億美元、至少削減到121億美元即削減75%以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關于農業補貼的對峙成為具體模式談判階段的主要阻力。
在農產品的特殊保障機制的適用條件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僵持不下。特殊保障機制是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發展中國家可以動用這個在農業領域的防御性政策工具,在進口產品數量激增或進口產品價格銳減的情況下,提高關稅壁壘,保障農民的生存、農業的發展和糧食安全。由超過40多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的33國集團是特別保障機制最積極的捍衛者。他們主張在農產品進口量超過正常年份的5%、10%和30%并造成國內價格下跌時,就可采取追加不同比例關稅的特殊保障措施,而且程序應簡單、易行。美國等糧食出口國則堅持只有當某種農產品進口突然增至40%以上時,“受害國”才能啟動特別保障機制,提高關稅。最終,美國以必須界定該機制使用的合法性和防止濫用為由,沒有作出讓步,導致2008年談判破裂。
談判破裂后,農業委員會又組織多次談判,但沒有帶來任何實質性進展。2011年伊始,農業委員會主席沃克(David Walker)提出預計在年終結束談判。然而談判的進展并不樂觀,WTO大使們一致認為,各項議題在年內不太可能達成一致。目前,為挽救多哈,代表們選擇了分階段完成的妥協方案,其中農業問題被列為“慢速通道”。綜觀十多年的多哈農業談判,盡管發達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讓步,但發展中國家大部分關于糧食安全的建議并沒有得到采納,而發達國家的削減承諾很大意義上是空頭支票??梢灶A測,多哈農業談判不可能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
四、結論與啟示
糧食安全問題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WTO《農業協議》卻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為改變這一現象,發展中國家利用多哈農業談判,積極闡明糧食安全立場,爭取農業政策空間,以保護國內糧食生產,保障糧食安全。然而,歷經十年的“發展回合”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因此,《農業協議》及多哈農業談判最多僅能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發展提供一個相對公平的外部環境。如果多邊貿易體制不能與國內政策很好地銜接,或者沒有附以相應的國內政策激勵,發展中國家從農業貿易自由化中獲取的利益有限。從這一點來看,國內政策的調整才是最重要的。
篇4
隨著城鎮居民貧富分化的加劇,不同收入人群的糧食支出占總收入比重的差異也在不斷拉大,糧食價格上漲對他們的生活水平和糧食安全造成的沖擊不同;又由于收入水平存在較大差異,不同收入人群對糧食價格上漲的承受能力也不相同。因而,糧食價格上漲時,不同收入人群的糧食安全受到的威脅程度不同[1]。
糧食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資,保障每個居民的糧食安全也是政府的重要職責。面對近期國內糧食價格的快速上漲,學者們認為,為確保城鎮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使其能夠購買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糧食、保障其糧食安全,政府應將穩定物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彭文生,2011);與此同時,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糧食價格上漲對城鎮中、高收入人群的影響不大,消費者應寬容糧食價格上漲,但對受影響較大的低收入人群需要實行與價格相掛鉤的收入補貼制度(陳錫文,2011)。根據微觀經濟學知識可知,在糧食消費量一定的情況下,糧食獲取量既取決于價格,又取決于可支配收入,政府既可以用價格補貼,也可以用收入補貼來應對糧食價格上漲對城鎮低收入人群糧食安全的負面影響,但不同補貼方案的政策成本會有差異[2]。
盡管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財政收入不斷增加,但財政資金的用途越來越廣、需求量也越來越大,財政資金依然緊缺。因此,當目標人群相同時,不同補貼方案的政策成本將成為糧食安全保障政策選擇的重要依據。
此外,糧食安全保障資金的使用效率及補貼資金的收入分配效應也是相機決策的關鍵指標。在此,從相關經濟理論著手,規范分析、系統比較價格補貼和收入補貼的政策成本及相關的政策效應,以為政府構建城鎮低收入人群糧食安全保障制度提供參考。
一、實施糧食安全保障政策的價值取向
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統計資料顯示,在按收入分組的城鎮居民中,2009年我國城鎮高收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分別是低收入戶、最低收入戶和困難戶的5.58倍、7.12倍和8.91倍;從高收入戶到低收入戶,再到最低收入戶和困難戶的糧食支出占總收入的比例依次為1.05%、1.74%、2.21%、2.81%、4.16%、5.04%和6.06%[3],即不同收入人群糧食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呈現較大差異,且隨收入的下降而上升。因此,糧食價格上漲時,不同收入人群的實際收入下降幅度不同、糧食安全受到的威脅程度不同,由糧食帶來的福利在不同收入人群間的分配也將發生變化。
(一)糧食價格上漲與糧食消費變化
由于收入越低的人群糧食消費需求的收入彈性越大、糧食價格上漲,其實際收入下降的幅度就越大。在兩者的共同作用下,糧食價格上漲,收入越低,糧食消費需求下降的幅度就越大、糧食安全受損的程度也就越高。
(二)糧食價格上漲與糧食福利分配
盡管糧食供應總量不斷增加、品質不斷改良、品種不斷豐富,由糧食帶來的社會福利在不斷提高,但人們的滿意程度不僅取決于福利的絕對水平,還取決于福利的相對水平——即不同收入人群間糧食消費的分化程度。糧食價格上漲前,城鎮居民糧食與非糧食①的消費達到均衡狀態;糧食價格上漲,均衡狀態被打破,此時,同樣的一元錢用來消費非糧商品所得到的邊際效用將高于消費糧食的邊際效用,消費者為實現效用最大化將自愿減少糧食消費、增加非糧消費,直到重新達到均衡。由于糧食是生活必需品,其價格彈性小于1,即糧食消費量下降的幅度小于糧食價格上漲的幅度,這預示著糧食價格上漲,糧食消費量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糧食支出依然是增加的。受可支配收入的約束,糧食支出增加、非糧支出必然減少,但在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費組合中,非糧商品的消費支出不同、所占份額也不等、邊際效用也有很大差異。糧食價格上漲,不同收入人群用減少非糧支出來增加糧食支出的能力和意愿也不相同。一般而言,收入越高的人群,其消費組合中非糧支出越多、所占份額越高、邊際效用越低;當糧食價格上漲時,越容易通過減少非糧支出以保持既有的糧食消費水平,即價格上漲其糧食支出增量越大。糧食價格上漲,各收入人群的糧食支出都會增加,且收入越高的人群糧食支出的增幅越大、增量越多,這意味著不同收入人群間糧食支出增量的差距高于初始的糧食支出差距。糧食價格上漲,不同收入人群間糧食支出的不平等程度將加重。盡管低收入人群通常消費單位成本較低的糧食,糧食支出不平等會顯著高于糧食消費不平等,但糧食支出不平等的變化趨勢依然可以代表糧食福利分配的變化趨勢。上述分析表明,隨著糧食價格的上漲,糧食福利的分配對收入越低的人群越不利。
糧食價格上漲,收入越低的城鎮居民的糧食消費量下降的幅度越大,由糧食帶來的福利在不同收入人群間的分配對其越不利,因此,糧食價格上漲時對城鎮低收入人群進行政策扶持是有必要的。
二、糧食安全保障的政策成本
盡管市場經濟強調通過市場的力量來配置資源,但市場經濟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干預,一定方式和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預不僅是合理的,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還是必要的。由糧食價格上漲對城鎮低收入人群糧食安全造成的負面影響需要政府的適當干預,但關鍵在于政府干預的程度、干預的方式以及為此需要付出的政策成本。
(一)價格補貼的政策成本
價格補貼是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降低價格,使其保持原狀或低于均衡價格。價格補貼的實質是讓納稅人補貼消費者,但對于任何特定商品來說,納稅人與消費者并不完全重合,至少因此產生的納稅負擔和由補貼獲得的福利因人而異,但畢竟是顯性的收入轉移。限價、臨時價格管制的實質也是價格補貼,但承擔補貼負擔的人變成了生產者或經營者,是通過法律或行政手段對消費者的一種隱性補貼。價格補貼在短期內對穩定糧食價格的作用非常顯著,但價格補貼是對全體消費者的補貼,而政府之所以限制糧食價格上漲,其目的是為了保證城鎮低收入人群具有獲取滿足 基本生活需求的糧食支付能力、確保他們的糧食安全,而在價格補貼的實施過程中,政策目標已經發生偏離。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糧食價格上漲對中、高收入人群已經不是嚴重問題,至少不是必須通過公共政策和財政轉移的方式來解決的問題,但價格補貼并不能將他們排除在外。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0》對城鎮不同收入人群的劃分可知,低收入人群僅占城鎮總人口的20%,這表明在價格補貼的受惠人群中目標人群僅占20%,而非目標人群卻達到了80%[5],因而,價格補貼將大幅度地推高糧食安全保障的政策成本。
如果糧食的市場價格低于均衡價格,消費者愿意消費的糧食量將高于均衡量,形成過度需求;另一方面,生產者愿意提供的糧食量卻低于均衡量,并造成供給不足。由于糧食的生產具有較長的周期性,如果糧食的市場價格只是短期波動而呈現出上漲態勢,此時,政府可以動用儲備糧或通過國際貿易以均衡價格獲取足夠的糧食來彌補國內市場的短缺,即糧食價格短期上漲時,價格補貼僅需補貼消費者,政策成本相對較低。如果糧食價格上漲是一種長期趨勢,此時,價格補貼造成的糧食短缺無法用糧食儲備或國際貿易來填補,這是由于糧食儲備只能平抑糧食市場短期的供求失衡,但無法彌補長期的短缺,而糧食又關系國計民生,依賴國際貿易來保障國內糧食安全將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這也是世界各國強調糧食自給率的原因。如果我國將糧食的自給目標定位在98%,甚至100%,此時,為保障糧食市場的供需平衡,價格補貼除了需要對消費者進行補貼外,還需要對生產者進行補貼,以激勵其愿意生產市場所需的糧食量,政府也將為糧食安全保障付出更高的政策成本。
(二)收入補貼的政策成本
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產品的價格應當取決于消費者的自愿選擇和資源配置效率所決定的成本收益,糧食也不例外。即使考慮到糧食對國計民生的特殊重要性,讓市場價格發揮資源配置的信號作用仍然是正確的,政策效率也是最高的。但市場經濟是根據支付能力來分配稀缺資源的,它不能解決收入分配及貧困引起的糧食安全問題,也不能保證糧食價格不會在短期內大幅上漲。當糧食價格上漲時,通過收入補貼增強目標人群的支付能力是保障他們糧食安全的另一政策選擇。
收入補貼是指在糧食價格上漲后,政府通過財政補貼向目標人群直接發放現金或現金券,以增強其支付能力、保障其糧食安全。根據補貼標準的不同,收入補貼又可以進一步分為等效用補貼和等量補貼,其目的分別是使補貼的目標人群具有與糧食價格上漲前相同的效用水平和相同的支付能力[6]。當糧食價格上漲、非糧價格和消費者的名義收入保持不變時,糧食與非糧食的相對價格、消費者的實際收入將發生變化,并由此產生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等效用補貼是使目標人群具有相同的效用水平,它僅僅彌補了收入效應,但替代效應依然存在;等量補貼使目標人群具有原消費組合的支付能力,但由于糧食與非糧食的相對價格上漲,為實現效用最大化,目標人群會自愿減少糧食消費、增加非糧消費。又由于糧食是城鎮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對城鎮低收入居民而言,它屬于正常物品,因此,等量補貼既可以彌補收入效應,也可以彌補部分替代效應,補貼后的效用水平將高于等效用補貼,當然,其政策成本也將比等效用補貼高。
(三)價格補貼與收入補貼的成本比較
對某一具體的目標人群而言,其從價格補貼和等量補貼中獲得的補貼金額是相等的,但價格補貼無法排除非目標人群,其補貼的是所有人群,而等量補貼僅限目標人群,因而,價格補貼的政策成本將比等量補貼高。就等量補貼和等效用補貼而言,盡管等量補貼支付給每個目標人群的補貼金額僅比等效用補貼多一點,但龐大的目標人群對此產生了放大效應,并使得等量補貼的政策成本高于等效用補貼。據此可以推斷,價格補貼的政策成本高于收入補貼,對收入補貼的進一步細分可以發現,等量補貼的政策成本比等效用補貼高。
三、糧食安全保障資金的使用效率
糧食安全保障資金的使用效率是指補貼資金用于目標人群的糧食消費占補貼資金的比例。實施補貼政策的目的是為了保證目標人群的糧食安全,但價格補貼無法排除非目標人群、部分補貼資金被用于非目標人群的糧食消費;當糧食價格上漲、非糧價格不變時,糧食與非糧食的相對價格將上漲,此時理性的消費者將減少糧食消費、增加非糧消費,即使給予收入補貼,消費者也會以效用最大化為基準將補貼資金在糧食與非糧食之間進行合理分配,這意味著盡管收入補貼的補貼資金全部給予了目標人群,但部分補貼資金被他們用于非糧消費。無論是價格補貼的補貼資金被非目標人群用于糧食消費,還是收入補貼資金被目標人群用于非糧消費,都偏離了糧食安全保障的政策目標,都屬于糧食安全保障資金的漏出,而漏出率越高,補貼資金的使用效率將越低。
(一)價格補貼資金的使用效率
價格補貼是按實際消費量進行的補貼,消費的糧食越多從價格補貼中獲得的補貼資金也就越高。統計資料表明,收入越高的城鎮居民的糧食消費量和糧食支出越高,其從價格補貼中獲得的補貼資金也就越多,這意味著價格補貼的資金使用效率將低于糧食安全保障目標人群占城鎮總人口的比率,即用價格補貼來保障城鎮低收入人群的糧食安全,其資金的使用效率將低于20%。
(二)收入補貼資金的使用效率
由恩格爾定律可知,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支出占總收入的比例將逐漸降低,食品中糧食的比例也將越來越低。盡管非糧商品,尤其是肉、蛋、奶等非糧商品對糧食消費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當糧食價格上漲、非糧價格保持不變時,消費者可能會用它們代替糧食消費以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但肉、蛋、奶等非糧商品的絕對價格依然高于糧食、同等支出帶來的飽腹感也不如糧食;當糧食價格上漲時,收入越低的人群越不愿意用肉、蛋、奶等非糧商品代替糧食消費,這預示收入越低的人群其補貼資金用于糧食消費的比例越高。同理可知,當目標人群獲得補貼越低,用于糧食消費的比例越高,因此,等效用補貼的資金使用效率高于等量補貼。
(三)價格補貼和收入補貼資金的使用效率比較
由于糧食安全保障的目標人群是城鎮低收入人群,其占城鎮總人口的比例為20%,而價格補貼資金的使用效率一定低于它。盡管收入補貼的部分資金被目標人群用于非糧消費,并因此降低了補貼資金的使用效率,但由于糧 食是生活必需品,具有很強的剛性特征,這一特性在城鎮低收入人群中更為明顯,當糧食價格上漲時,雖然非糧商品對糧食消費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替代性較差,收入補貼資金的使用效率依然比價格補貼高。由此可以推斷,價格補貼資金的使用效率低于收入補貼,就收入補貼而言,等量補貼資金的使用效率低于等效用補貼。
四、糧食安全保障資金的收入分配效應
補貼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對一部分經濟活動者非主觀原因所致的收益狀況惡化而給予的補助,是政府財政向微觀經濟主體無償轉移收入的經濟范疇。作為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種形式,補貼對改善收入分配、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作用也備受關注。
(一)價格補貼的收入分配效應
價格補貼是按消費量進行的補貼,各收入人群獲益的多少與消費量及消費支出成正比。統計數據顯示,中、高收入人群的糧食消費支出明顯高于低收入人群,他們從價格補貼中獲得的補貼量也高。如果各收入人群獲得的補貼差距比收入差距大,價格補貼將擴大收入差距;如果獲得的補貼差距比收入差距小,價格補貼則有可能縮小收入差距。由于糧食消費的剛性特征,城鎮不同收入人群間的糧食支出差距明顯小于收入差距,因此,盡管收入越高從價格補貼中獲得的補貼金額越多,但不同收入人群間補貼資金的差距小于收入差距,即價格補貼可以縮小城鎮不同收入人群間的收入差距。
(二)收入補貼的收入分配效應
由于糧食價格上漲時,糧食安全保障的目標人群是城鎮低收入者,收入補貼將通過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來充抵糧食價格上漲給他們帶來的負面影響,收入補貼在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同時,并不改變其他人群的收入,因而可以縮小城鎮不同收入人群間的收入差距。由經濟學知識可知,糧食安全保障的目標人群從等量補貼中獲得的補貼金額略高于等效用補貼,但相差不大,其對城鎮不同收入人群間收入分配改善的效果也略好于等效用補貼,但差異可能不是很明顯。
(三)價格補貼與收入補貼的收入分配效應比較
對同一目標人群而言,他們從價格補貼和等量補貼中獲得的補貼是相等的,但等量補貼僅授惠于目標人群,而價格補貼將使所有人群受益,且非目標人群獲得的補貼比目標人群多,因此,盡管價格補貼和等量補貼都可以縮小城鎮不同收入人群間的收入差距,但價格補貼對城鎮不同收入人群間收入差距縮小的效果明顯差于等量補貼,也差于等效用補貼。
五、結論
盡管糧食價格上漲時,價格補貼和收入補貼都可以實現保障城鎮低收入人群糧食安全的政策目標,但相比之下,收入補貼的政策成本更低、資金使用效率更高、縮小城鎮不同收入人群間收入差距的效果更好。因此,與價格補貼相比,收入補貼具有明顯的優勢,是更為合理的政策選擇。
就收入補貼而言,單個目標人群從等量補貼和等效用補貼中獲得的補貼金額差異并不大,兩種補貼方案在補貼資金的使用效率、對縮小城鎮不同收入人群間收入差距效果的差異也不太明顯,但由于目標人群數量眾多,等量補貼的政策成本要比等效用補貼的政策成本高很多,即在相關政策效應相近時,等效用補貼比等量補貼更具成本優勢。
該標題為《改革》編輯部改定標題,作者原標題為《城鎮低收入人群糧食安全保障的政策選擇——價格補貼抑或收入補貼?》。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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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研究的背景分析
(一)在國民經濟中農業經濟是基礎,其是弱質性產業的代表,受到來自自然風險以及市場風險兩者的制約。因而,我國為了保證農民的經濟收入,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就根據國情將農業財政補貼的政策制定了出來。
(二)我國人口基數大,長期穩居在世界第一,因而對糧食生產的需求非常大。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就已經建立了農業補貼政策的基本雛形,并先后經歷了兩個階段,一個是價格干預補貼階段,一個是直接收入補貼階段。最低收購價的制度是在二零零四年出臺的,并在隨后將“四補貼”的制度制定出來了(農機購置補貼、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以及良種補貼),它們作為核心存在于我國農業補貼的政策當中。
(三)以上政策雖然極大的將農民百姓的糧食種植積極性提高了,促進了國家糧食的安全生產,但是從另一面分析,過高的社會物價、倒掛的糧食價格以及過重的國家財政的包袱等問題都在該政策中被一一暴露出來。因此,對我國糧食補貼的政策進行研究非常重要性。
二、關于我國糧食的補貼政策中目標取向和改革的思路分析
(一)關于我國的糧食補貼的政策目標取向
糧食補貼中的著力導向直接由糧食補貼政策中的目標取向決定,改革發展的方向也直接受到它的影響。但是筆者根據自身的經驗以及相關資料的調查得知,對于糧食補貼政策中目標的談論結果在我國的學術界中并沒有將統一、完整的意見達成。有人認為市場穩定、糧食安全以及農民收入應當是糧食補貼政策關注的目標(可見辛翔飛、張照新等著作);有人認為在糧食補貼政策中糧食生產和質量安全應當是主要目標(可見丁生俊、梁世夫等論述);還有人認為應當多元化定位補貼政策的目標(見于程國強)。政策目標中問題的導向是出現意見不一的主要原因,每個人看到了不同的問題側重點,問題會隨著階段的不同而發生不同的變化,這樣的現象便造成了頻繁調整政策的情況出現,使得長期穩定的特性在政策中受到影響,較大的糧食生產波動就會產生,自然難以穩定糧食的價格。因而,目標取向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對國家糧食安全的保證。外部性在糧食生產中的表現方式保證了糧食安全。在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中離不開糧食,其作為國家公共品中的一種,是生活的必需品。同時,我國的基本國情(人多地少)使得脆弱性在糧食生產中得到了凸顯,更加的突出了外部性在糧食生產中的特征表現。因此,為了對我國的糧食安全有所保障,就需要根據外部性在生產糧食環節中的表現將目標導向在;糧食補貼政策中制定出來。
2.城鄉差距縮小。自然風險較高,較低的生產效率是糧食生產的特點之一,因而,弱質性的糧食生產就在較低收益中表現了出來,技術投入、勞動力以及農業資本等的不足都是由其造成的,這就需要將糧食種植的效益提高,保證有充足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在糧食生產當中,以便農民保持高度的種糧熱情得到保證。
3.穩定糧價。市場風險存在于糧食生產當中,如:較長的種植周期、難以調整的生產規模等,使得過大的價格波動存在于糧食市場當中,市場價格的穩定難以保證。因而,應在將穩定市場價格以及價格波動的風險在市場中降低這兩部分作為目標取向。
(二)關于改革思路分析
糧食價格影響著糧食安全,糧食安全則決定著人們的生命健康。
1.糧食目標價格的過渡期調整。在一般情況下,糧食的目標價格為近幾年(三年)來國內糧食最低收購價總和的平均值,其所具有的補償功能能夠彌補弱質性和自然風險對糧食生產造成的傷害。并且,政府需要科學合理的制定出收購量,不宜多,也不能夠少,保證國家口糧的安全,剩余的糧食應當直接在市場上交易,由供需雙方的關系來決定交易的最終價格。
2.糧食目標的價格應當由市場機制所決定。當市場交易的價格在過渡期就得到實現以后,政府在制定糧食目標價格時就需要以某一周期內糧食市場交易中的價格均值作為依據,從本質上分析,形成于市場中的長期均衡的價格與目標價格相等同。
3.糧食目標的價格制定的優點。能夠有效的將糧食生產因為受到政策調整的價格波動的頻率降低。從政策出來到現在為止,持續增產的情況出現在糧食生產當中,政府部門首先需要做的是農民收益得到保證的前提下穩定糧食市場的價格,并將糧食市場的交易制度制定出來,將直接補貼的標準提高,保證市場中糧食價格的正常,提高種植戶的積極性。
將信號傳遞的功能在市場中發揮出來,需要在對市場信息(如:糧食產量、糧食價格、生產成本以及市場需求)真實反映的情況下才能夠制定出合理的糧食目標價格,促進糧食生產的持續化發展。
將對接精準的補貼目標和政策性的糧食補貼的手段實現,反周期補貼中的基礎部分是目標價格,其能夠降低市場風險發生的可能性,能夠優化糧食補貼政策在主體、目標取向以及實施方式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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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培育優良品種,為玉米增產奠定基礎
培育自交系是玉米雜交育種的物質基礎,優異自交系可以有效地促進突破性新品種的誕生。70~90年代,中國玉米育種家采取多種途徑,成功地培育出許多綜合性狀或個體性狀優良以及高配合力的自交系,拓展玉米種質基礎,為選育高產優質玉米雜交種創造了條件。
經過調查了解,通化市各級、各部門加大了對主打秋糧玉米優良新品種和種植新技術的推廣應用,加之農民科學種田的水平提高,市場行情好和天氣氣候條件等有利因素,最終獲得玉米的良好增產效應,使2011年成為通化歷史上的秋糧大豐收年。
通化市主打秋糧玉米面積、單產、總產大幅增長的客觀原因有兩個:一是受市場行情影響,2010年秋及2011年春、夏以來,玉米市場價格直線上漲到公斤價2.2元以上,農民種植積極性大漲,不但面積增加,在選用良種、配方施肥及病蟲害防治等田間管理上也舍得投資,綜合增產措施大面積比較到位;二是在玉米生長中、后期天氣氣候對大面積玉米生長總體比較有利。但玉米之所以能獲得如此大的增產效應,主要還取決于各級各部門對玉米優良新品種和種植新技術的推廣應用力度以及農民科學種田水平的提高。
通化市2011年采用登海605、鄭單958、鄭單23、滑玉11、滑玉12、先玉335、鄭單136、平玉8號、中科11、蠡玉18、豫禾988、鄭單988等高產耐密新品種。改變過去“一炮轟”的施肥舊習慣,采用底施與追肥相結合,根部施肥與葉面營養相結合,有機與無機相結合,大量元素與中、微元素相結合等玉米配方施肥新技術;寬、窄行種植;適當增加種植密度;葉面高效營養技術等種植技術的應用。最終促成了玉米的良好增產。
深加工是玉米種植業大發展的動力
玉米油是玉米深加工的產品之一,我國的玉米含油率一般在3.5%—4%左右,國外培育出的高含油玉米的含油率可達7.2%~7.5%,我國培育出的高油玉米可達8%~10%。在玉米深加工過程中生產的玉米油,可再進一步加工成玉米色拉油,使玉米增值。
玉米油是一種值得大力推廣的食用保健植物油,它的不飽和脂肪酸含量高達85%以上,主要有油酸和亞油酸,吸收率達97%以上,是一種很好的功能性保健食品。長期食用不僅供給人體熱量,也是人體營養所必需。玉米油中含有的谷固醇,具有抑制膽固醇增加,減輕動脈硬化,治療冠心病,促進人體健康的作用。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玉米油的市場需求將會越來越大。
另外,近年來,隨著工業的大發展對玉米這種工業原料的需求量也越來越大。比如,化工、飼料加工、釀酒等行業。因此,玉米的深加工業將是前景極好的產業,大量種植玉米將會獲得更加可觀的效應。
要持續深化玉米流通體制改革
我省高度統一的糧食計劃體制被打破,市場機制被引入糧食經濟運行。但由于國家手中沒掌握一定數量的糧食,無力調控市場,只能依行政命令,往往事與愿違,反而加劇了供求矛盾。因此,要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在全面實行糧食產、購、銷市場化的同時,應抓緊建立適度規模的專項糧食儲備,作為政府對糧食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的物質手段。
所謂糧食安全,即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確保生存與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品。世界糧農組織指出,為了保證糧食安全,必須儲備一定數量的糧食:使糧食庫存不低于年消費量的17%—18%,以保證必需的糧食供應量。糧食庫存低于17%,糧食形勢即處于不安全狀態;低于14%,糧食安全即處于緊急狀態。這是當前世界對糧食儲備必要性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基本上為世界各國所認同。
糧食作為在使用價值上有著特殊重要性的商品,其再生產過程有如下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糧食的季節性生產與不可一日或缺的常年消費相對應;二是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交織在一起。糧食生產的季節性、不穩定性以及糧食消費的常年性和連續性,決定了必須進行一定的糧食儲備,以解決供求矛盾,確保常年消費。否則就會難以調劑余缺,造成供求失衡。
我省糧食總量、品種結構和地區分布的不平衡,常常引起市場糧食價格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糧食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糧食穩,人心定。這就要求實行糧食儲備,國家通過專儲糧的合理吞吐,保證市場糧價的基本穩定,消除不平衡,從而為社會穩定提供基本的物質保證。
我省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年度之間、地區之間豐欠很不平衡,大量依賴進出口來調劑省內市場糧食平衡是難以辦到的。因此,解決糧食平衡問題,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立足省內的方針,建立專項糧食儲備來進行調節。
存在的問題
1、受異常天氣多發頻發、生產成本上升等因素影響,2011年玉米種子產量下降,收購價格上升,串通漲價、哄抬價格、惡意囤積等價格違法行為時有發生。
2、在培育制種產業上政府管理缺位。一是對基地缺乏統一的規劃。各級政府對玉米種子基地的管理不夠重視,沒有制定產業發展規劃,沒有統一規劃基地、統一協調管理。玉米種子制種只由企業和農民自由協議,自然發展。二是管理部門對制種企業監督不到位,只是從生產許可證方面管理,缺乏對企業誠信、技術力量及企業資金實力方面的有效管理和監督,在種子生產過程中技術指導不到位,產量下降,質量低劣,使農企雙方都受損失。收購時品種俏銷,爭相搶購、農民惜售;滯銷品種企業壓等壓價,拒收或拖延結算。由此導致信用危機,矛盾頻發。
3、入庫糧質控制難度加大。由于糧食市場全面開放,市場機制還未健全,地區之間、企業之間為了爭取更多的糧源,在收購過程中有意無意地放寬收購質量標準,由于多家爭購,加之農民掌握了購糧人心理,賣糧時根本就不整不曬,直接導致了入庫糧質下降。實踐證明,入庫糧質的好壞是糧食安全儲藏的基礎,不合格的糧食入庫后,只會給糧食安全保管工作帶來極不利影響,同時也降低了企業的經濟效益。
幾點建議:
1、采取有利措施,加強對玉米育種、種植、加工、儲備的依法管理。一是要加強對農民和企業的誠信教育。二是要組建行業協會和農民合作組織,開展行業自律。三是要發揮好政府在玉米種子生產效益中的調控作用,強化管理手段。制種企業要在當地種子管理部門先行登記,根據制種要求劃定制種基地。同時規范合同,依法管理,將企業和農戶放在對等的條件下進行管理,無論那一方違法都要承擔法律責任。四是要加強種子價格調控監管。價格主管部門要認真測算種子生產、流通成本費用,合理制定種子指導價格,要建立種子價格應急調控監管預案,必要時可依法采取規定最高限價、限制批零差率等價格干預措施,防止玉米種子價格出現大幅波動。加強對主推品種的種子經營企業的規范管理,引導大型種子企業建立種子直銷網絡,減少種子營銷中間環節,降低種子銷售成本。五是采取措施,抓好源頭糧質。各級糧食行政主管部門要加大糧食執法力度,依法查處不執行國家糧食質量標準的不法行為,維護糧食收購市場秩序。糧食企業要根據“誰接收,誰負責”的原則,明確收購接收人員責任,把入庫糧食質量好壞與其經濟利益掛鉤,以增強收購人員的責任心;要配備必要的檢驗人員和設備,對入庫糧質進行實時監控,使糧質問題早發現,早處理。六是要依法嚴厲打擊搶購套購種子、擾亂種子市場的行為。
篇7
本文作者:張秋光工作單位:洛陽市統計局
影響糧食生產的因素分析
1.播種面積對糧食生產的影響。近幾年糧食總產屢創歷史紀錄,很重要一個因素是播種面積增加的支撐。進入“十一五”以來,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已達峰值,2012年為796.41萬畝,已達到近30年來的最高值,也預示著今后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增長的空間將進一步縮小,增加的可能越來越少,播種面積是糧食生產的重要載體,沒有一定數量的面積作基礎,糧食生產的穩定提高就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處理耕地保護和經濟發展用地之間的矛盾問題上,各級政府應持積極、穩妥的態度,把當前的發展與長遠的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統籌考慮。2.人口增加對糧食消費的影響。從洛陽近些年人口運動軌跡看,每年大約增加3.5萬人左右,人口的剛性增加就意味著對糧食消費的相對增長。從糧食安全的戰略角度思考,不增加糧食生產,一定程度上就存在著不安全因素,民以食為天,手中有糧、心里不慌,一旦糧食出現問題就是大問題,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應充分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性。3.價格對糧食效益的影響。我國現在無論是糧食收購價格還是消費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比較都顯得偏低,盡管近年來國家不斷提高糧食最低保護價,但仍然很難在較短時期內與國際接軌或大幅度提高糧食價格。糧食是基礎,價格一旦大幅度波動,必將引發整個市場價格震蕩,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極其慎重對待。但同時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由于糧食價格不盡合理,且長期變動不大,就會造成糧食效益低的趨勢難以改變,這樣不僅影響農民收入增加,也將直接影響糧食產量穩定和增加,對糧食安全也會造成隱患,應當采取得力措施來化解這個矛盾。4.自然條件對糧食豐歉的影響。回溯洛陽糧食生產的歷史,仍然沒有擺脫“靠天吃飯”的情況,一旦遭受嚴重干旱,糧食生產就會一落千丈而跌入低谷。雖然近幾年農作物在播種期或生長期間,不同程度地遭受過干旱、播種期拖后等不良因素的影響,但總體氣候條件有利農作物生長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加之政府人工增雨投入力度加大,運用有利天氣適時實行人工增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局部災害的加重,這是保證糧食豐收的重要因素。
未來糧食發展對策與建議
管理好農業生產資料質量問題,它涉及到糧食生產穩定和發展及農民增收的問題。這里重要的是打假,避免出現因為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等坑農害農事件發生,保證種子、化肥、農藥等重要農資的質量,不因為農資的質量而影響農民的糧食收成和收入的提高。增加對農業生產的投入,加快中低產田改造步伐。一是加大對農田基本建設的投入。目前全市仍有388萬畝的中低產田面積,蘊藏著15億斤的糧食生產能力,應進一步加大資金、技術的投入力度,加快改造步伐,最大限度地實現水利化、機械化,力爭早日變成糧食的實際生產能力;二是對種糧農民的補貼也要繼續加大力度,以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保證農民種糧有一定的效益存在,穩定糧食生產;三是增加對農業生產的科技投入。對良種的培育、實用技術的應用,人工增雨作業等方面政府要加大扶持和支持力度,增加推廣優良品種,培訓實用技術,提高抗洪抗旱能力的投入力度,使糧食生產的環境和能力逐步改善和提高。大力發展訂單農業,引導糧農走向市場。根據市場需要,發展訂單農業,避免農民生產糧食的盲目性和糧食銷售的被動性,實現產需銜接,促進糧食產業化生產與經營。同時,發展訂單農業有利于推動糧食標準化、無公害化生產,提高糧食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從而較大幅度地增加農民收入。因此,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應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積極加以引導、規范訂單農業,為發展訂單農業提供服務。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與龍頭企業的組織化程度,通過建立專業化合作組織,實現農民與企業的產銷攜手、共闖市場、風險共擔、利益共享。
篇8
關鍵詞:糧食生產;耕地變化;敏感度分析模型;連云港市
耕地資源是人類社會發展最為重要的物質基礎之一,作為最基本的農業生產要素,它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1]。隨著城市化的擴張和經濟在新形勢下的發展,耕地資源的數量和質量都面臨著諸多的壓力。作為人口與農業大國,糧食安全事關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大局。目前,國內外糧食生產和糧食消費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糧食供求關系偏緊,結構性矛盾突出,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面臨嚴峻的挑戰[2-3]。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糧食產量變化與耕地面積變化的動態關系,這對保護耕地資源和保障糧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連云港位于中國沿海中部,江蘇省東北部,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中部平原占72%,沿海灘涂占16%,西部丘陵山地占12%;土地總面積7499.9km2,水域面積1759.4km2;處于暖溫帶與亞熱帶過渡地帶,常年平均氣溫14.1℃,歷年平均降水883.6mm,常年無霜期220d,主導風向為東南風;由于受海洋調節,氣候類型為濕潤性季風氣候[4]。連云港是農業資源豐富的城市,是糧食生產大市。近年來,隨著人口數量的不斷增長和城市化的持續發展,對糧食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糧食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本文作者擬運用敏感度分析模型對2012-2016年連云港糧食生產與耕地變化的動態關系進行定量評估,從而揭示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的敏感性特征。
1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研究方法
本文作者采用劉彥隨等學者構建的敏感度分析模型[5]來分析研究糧食產量與耕地變化之間的關系。該模型通過研究基期與研究末期糧食產量與耕地面積的變化,計算敏感度系數,并根據敏感度系數的值對敏感程度進行類型劃分,從而定量評價糧食產量對耕地面積變化的敏感性特征,即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的響應。式中:β為敏感度系數,Gt和Gt+1分別為基期和末期的糧食產量;Lt和Lt+1分別為基期和末期的耕地面積。敏感度系數可以衡量一個區域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的敏感程度。若β≤0,表明糧食產量與耕地面積成反向變化,糧食產量對耕地面積變化不敏感;若β>0,說明糧食產量與耕地面積同向變化,糧食產量變化受耕地面積增減變化的影響。β值越大,說明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的敏感度越高,即耕地面積的較小變動會造成糧食產量的較大波動。其中,0<β≤5為低度敏感,5<β≤10為中度敏感,β>10為高度敏感。
1.2數據來源
連云港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數據來源于《江蘇省農村統計年鑒(2008-2016年)》和《江蘇農業經濟數據小手冊(2008-2016年)》。通過近九年來糧食產量與耕地面積的變化構建敏感度分析模型,對2008-2016年連云港糧食生產與耕地變化的動態關系進行定量評估,從而揭示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的敏感性特征。
2討論與分析
2.1耕地面積的動態分析
根據數據分析顯示(見圖1),2008-2016年期間連云港市的耕地面積變化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緩慢過渡階段,2008-2010年連云港市的耕地面積變化幅度不大,從2008年的552.9萬畝上升到2010年的554.6萬畝,增長幅度僅為0.31%;二是猛速增長階段,2011-2013年連云港市的耕地面積增長幅度較大,從2011年的554.35萬畝增長至2013年的588.7萬畝,增幅6.2%,年平均增長率為2.06%;三是穩步發展階段,2014-2016年連云港市耕地面積穩定在589萬畝左右,上下略有浮動。2011年之后面積變化幅度較大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國家相繼出臺的《全國土地整治規劃(2011-2015)》、《全國高標準農田建設總體規劃》、《關于進一步做好永久基本農田劃定工作的通知》(國土資發[2014]128號)、《關于加強耕地保護和改進占補平衡的意見》等一系列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節約用地制度,進一步改進耕地占補平衡政策,完善耕地保護補償機制和耕地保護責任目標考核機制,推動耕地保護權責利相統一,更加廣泛地調動各方面保護耕地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得連云港市的耕地面積自2011年起保持了穩定的動態平衡。
2.2糧食總產量的動態分析
相對于耕地面積變化情況,按照“三年一總結”,也將2008-2016年連云港市糧食產量變化情況歸為三個階段:一是2008-2010年增長期,糧食產量從2008年的293.09萬t增長至2010年的339.36萬t;二是2011-2013年起伏變化期,糧食產量從2011年的345.98萬t增長至2012年的361.3萬t,達到研究階段的峰值,再降至2013年的354.73萬t;三是2014-2016年平穩期,糧食穩定在360萬t左右,上下變化幅度不超過1萬t。由圖1可看出,連云港市糧食總產量與耕地面積呈同向變化趨勢,即:隨著耕地面積的增加,糧食產量相應增加,2008-2012年糧食產量不斷增長,一方面是因為耕地面積增加,另一方面是因為測土配方施肥等糧食種植技術以及作物秸稈還田、廢棄物循環利用、種草肥地等科學合理的耕作方式得到了大力推廣與應用,使得糧食產量穩步提升。
2.3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的敏感性特征分析
根據公式(1)敏感度分析模型,并結合耕地面積與糧食產量的動態分析結果,計算得到不同時期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的敏感程度(見圖2)由圖2可以看出,三個階段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的敏感性不同,第一階段2008-2010年敏感度系數值β為51.3348,β>10,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為高度敏感時期,說明耕地面積的較小變動會造成糧食產量的較大波動,該研究時間段的糧食產量多寡主要依賴于耕地面積大?。坏诙A段2011-2013年敏感度系數值β為0.4081,0<β≤5,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為低度敏感時期,該研究時間段的糧食產量已不僅僅會因為受到耕地面積的影響而發生較大波動;2014-2016年敏感度系數值β為-2.7732,β<0,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為不敏感時期,表明在耕地面積大小沒有發生較大變化的前提下,糧食產量仍可以保持在較為穩定的范圍內。
3結論
文章通過總結分析2008-2016年連云港市的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變化情況,并用敏感度分析模型對研究期間的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的敏感度進行定量評估,相關研究結論如下。(1)通過分析2008-2016年連云港市的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數據可知,連云港市的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變化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①2008-2010年,耕地面積為緩慢過渡階段,糧食產量增長期;②2011-2013年,耕地面積為猛速增長階段,糧食產量起伏變化期;③2014-2016年,耕地面積為穩步發展階段,糧食產量平穩期。(2)由模型進行敏感度計算結果表明,階段不同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的敏感性不同:①2008-2010年,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敏感度系數>10,為高度敏感時期;②2011-2013年,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敏感度系數>0且<5,為低度敏感時期;③2014-2016年,糧食產量對耕地變化敏感度系數<0,為不敏感時期。通過文章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隨著耕地保護政策的不斷深入推進以及糧食種植技術的大力提升,糧食產量對耕地面積變化的敏感程度越來越小。但在今后的耕地保護和糧食發展過程中,耕地面積數量的嚴格劃定,耕地土壤質量的治理與提升工作仍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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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連云港市地方志辦公室.連云港年鑒2015[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9.
篇9
今天,我們在這里召開這次全省種子工作會議,主要任務是傳達貫徹全省農業工作會議精神,總結去年我省種子工作,表彰先進,分析形勢,研究部署今年的工作任務。上午,時遲站長在總結去年工作的基礎上,對今年工作作了全面的部署安排,大家要認真學習和領會,抓好貫徹落實。下面,根據會議的安排,我再強調幾點意見。
一、認清形勢,增強進一步做好種子工作的緊迫感
去年,我省農業工作成效顯著。預計全年農林牧漁業總產值1294.05億元,比上年增長4.8%;農民人均純收入4080元,增長9.3%,增幅為近7年來最大。論文百事通糧食生產呈現多年未有的好勢頭,預計全年糧食播種面積2224萬畝,比上年增長16.9萬畝,增幅0.8%;單產331公斤,比增7.4公斤,增幅2.5%;總產736萬噸,比增23萬噸,增幅3.3%。畜牧業成為農民增收的生力軍,預計全年全省肉蛋奶總產量247萬噸,比上年增長5.4%;預計畜牧業總產值占大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將超過22%,畜牧業在農民增收中的作用不斷增強。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明顯提高,全省主要糧食作物良種覆蓋率達96%以上,蔬菜良種覆蓋率達90%以上;早稻優質率達80%,中晚稻優質率達88%,均比上年提高3個百分點;優質、專用"兩薯"品種占70%以上,提高5個百分點。名優經濟作物產量增加,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發展步伐加快。產業化帶動能力明顯增強,預計去年省廳扶持的50家農牧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年產值52.1億元,比增18.9%,龍頭企業有效帶動了農戶增收。農產品出口快速增長,預計全年農產品出口可達26億美元,其中柑桔、食用菌、禽蛋出口創匯額均為全國第一,茶葉出口居全國第二,蔬菜出口居全國第三??梢哉f,過去的一年,是近年來農業發展形勢較好的一年,農民得到實惠較多的一年,農村改革創新力度較大的一年。
"農以種為先",農業發展的好勢頭,與種子工作的扎實有效開展密切相關。去年,我省種子工作在省委省政府和農業部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按照建設新型種業體系的要求,認真落實各項措施,取得了新的成效,突出體現在:一是糧食優質率進一步提高。大力開展了優質稻"百、千、萬"畝新品種豐產示范推廣活動,通過省級抓萬畝示范片,設區市抓千畝示范片,縣級抓百畝示范片,促進了佳輻占等優質稻新品種的大面積種植推廣,進一步提高了我省優質糧和專用糧的比例。二是大田園藝作物品種結構進一步優化。去年,我省從日本、泰國等10多個國家和地區,引進大田園藝作物20多個品種,進口種子170多萬公斤,超額完成引進100萬公斤大田園藝作物種子的任務,并在龍海、同安、漳浦等20多個縣、市建立外向型農產品生產基地,有力地促進了我省種植業結構調整。三是糧食安全應急種子儲備進一步強化。去年全省共投入儲備資金1930.8萬元,比上年增加1196.6萬元,全省儲備了可供231.28萬畝糧食作物應急生產的種子。其中,省級落實儲備資金885萬元,儲備任務全面完成,設區市級落實儲備資金324.9萬元,縣級落實儲備資金720.9萬元,均比上年明顯增加。四是種子市場秩序進一步規范。通過依法加強種子生產經營許可管理、加大種子質量抽檢力度、加強種子市場監管,增強了種子企業守法自律意識,無證生產經營行為得到遏制,加工包裝標識進一步規范,種子案件明顯減少,大案、要案沒有發生,散裝種子近乎絕跡,種子市場秩序明顯好轉。種子質量顯著提高,糧食作物種子的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其它作物種子的合格率從《種子法》實施前的50%提高到目前的80%左右,保障了農業生產安全。
去年種子工作乃至整個農業工作取得的良好成效,凝聚著我省種子系統廣大干部職工的辛勤汗水。在這里,我代表廳黨組對大家過去一年的艱苦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謝!
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要清醒地看到,我省的種子工作仍然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困難和問題。主要有:一是種業體制改革仍顯滯后。仍有少數市、縣種子管理站的"三定"工作沒有落實,管理和經營不分。部分已"三定"的種子管理站存在著事業編制太少、管理人員素質不高和管理經費不足的問題,影響正常種子管理工作的開展。二是行業總體實力還不強。全省已領取種子經營許可證的企業有129家,但至今沒有一家屬于農業部發證的育繁銷一體化的種子企業;年銷售收入超過3000萬元的屈指可數,只有一家外商投資種子企業被列入全國五十強種業企業,與建設新型種業體系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三是企業發展后勁不足。在已領取種子經營許可證的種子企業中,大都沒有進行公司制改造,自辦科研機構抓科研或者是聯合科研單位搞研究的為數不多,缺乏發展活力和市場競爭力,國有種子公司虧損面仍然不小。
當前,我國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中央提出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戰略方針,表明了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加強"三農"工作的決心,也標志著"三農"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戰略機遇期。種子作為農業的特殊生產資料和農業科技的重要載體,新型種業體系建設同樣面臨著良好的機遇。前不久召開的全省農業工作會議,圍繞大力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全面增強農業發展后勁這一主題,明確了目標任務和具體措施,也對我們的種子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們要充分認識做好種子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加強領導,搶抓機遇,落實措施,扎實推進新型種業體系建設,為實現糧食增產、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目標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突出重點,加快我省新型種業體系建設步伐
今年是"十五"計劃的最后一年,全省種子工作的總體要求是:貫徹落實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關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方針政策,按照全省農業工作會議提出的要求和部署,以建立新型種業體系為目標,重點推進種子工程建設,實施糧食"豐產技術推廣工程",加快種子科技進步,依法加強種子管理,深化種業體制改革,努力完成"十五"計劃目標,推動我省農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在具體的工作中,我們一定要緊扣我省農業工作大局,結合種子行業的實際,突出重點,抓住關鍵,突破薄弱環節,通過以點帶面,以面促點的辦法,推動我省種子工作再上新水平。
(一)加大良種推廣力度,增強種子對農業的貢獻能力。種子是農業發展的內因,但只有把良種真正推廣到位,在生產實踐中真正取得成效,種子在農業中的作用才能真正得以發揮,在農業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得以體現。當前,要著眼于推動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促進糧食穩定增產和農民持續增收,大力加強突破性品種的引育推廣,提高良種對農業發展的貢獻率。要加強推廣機構與科研教學單位及企業的協作,加大選育工作力度,推出一批優質、高產、抗病的糧食作物品種,提升良種在我省"糧食豐產技術推廣工程"中的支撐作用,促進糧食增產;推出一批優質、專用、高效的經濟作物品種,適應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的需求,促進農業結構調整。加大種子工程建設力度,完善良種引育基地、引種觀察圃、新品種區域試驗站、新品種中試基地、新品種豐產示范園區等新品種試驗推廣網絡建設,促進上檔次、上水平,提高新品種推廣能力。扶持新建和完善一批優質、高效、專用農作物新品種的良種繁育基地,進一步提高我省農作物良種綜合生產能力。要堅持良種與良法并重的原則,加強推廣服務,在推廣良種的同時要大力推廣先進適用的栽培技術,確保良種產生良好的效益。
(二)加強管理體系建設,增強種子行業管理能力。依法加強種子管理,是種業健康發展的基礎和保障。要把建立健全種子管理體系,強化監管職能作為今年種子工作的重要任務來抓。首先,要抓好機構隊伍建設。要按照《種子法》的規定和農業部的要求,實行種子管理和生產經營機構徹底分開。尚未實行事企分開的地方,要爭取當地編委搞好"三定"工作,設立種子管理站,核定為全額撥款的公益性事業單位,履行行業管理和指導服務工作。要繼續加強培訓工作,努力建立一支素質高、業務精、作風硬的種子管理隊伍。其次,要嚴格行政許可管理。種子行政許可是種子生產經營活動的一項事前管理工作。各級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和種子管理機構要認真貫徹《行政許可法》和《種子法》,嚴格按照法定條件和程序發放種子生產和經營許可證,加強日常監督檢查,務必做到依法辦事,切實維護行政許可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按照行政體制級別管理的原則,上級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對下級農業行政主管部門的種子行政許可行為要進行抽樣檢查或抽點檢查,一旦發現有違法現象要堅決及時予以糾正,情節嚴重的要依法嚴肅處理。第三,要強化市場監督檢查。這是種子行業管理的重要環節。要有針對性地組織開展種子市場專項整治活動,實行質量抽檢、生產經營活動檢查和違法案件查處同步進行,加大行政執法力度,提高威懾力。質量抽檢要做到不疏不漏、不留死角、公開抽檢、不擾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檢查要重點防范無證套證生產經營、品種未審先推和標簽標示虛假等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要確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杜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和執法不公的現象發生。
(三)抓好種子儲備,增強糧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建立種子儲備制度,是確保糧食安全的重要防線之一,在《種子法》中作了明確的規定。我省人多地少,自然災害頻繁,常年糧食缺口大;抓好糧食安全應急種子儲備工作,不僅是我省種子工作的重大任務,也是整個農業工作的大事。省委省政府對此高度重視。梁副書記在1月8日召開的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要"繼續實行糧食安全行政首長負責制,完善糧食安全預警體系,落實糧食儲備和應急種子儲備任務"。劉副省長在全省農村工作會議和全省農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都對此提出了要求。各地要統一思想認識,采取有力措施,加大督促檢查力度,確保種子儲備落實到位。根據*年7月調整后的糧食安全應急種子分級儲備方案,各地要按照本轄區、本級的種子儲備任務,千方百計落實種子儲備專項資金,確保今年各設區市的儲備專項資金全部到位,縣(市、區)級全面啟動,力爭達到省政府的要求。同時,要加強制度建設,規范種子收儲、調撥、轉商和資金的管理,確保"儲得住、調得出、保安全"。
(四)加快改革創新,增強種子企業的競爭能力。培育競爭力強的種子企業,是建設新型種業體系的必然要求。從我省種子企業的實際情況看,今后的重點要在改革創新上下功夫,加快發展現代種子企業。各級國有種子公司要增強深化改革的緊迫感,從提高效益和壯大實力出發,改革不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各種僵化的體制。要根據國家的有關法律和政策,積極主動地抓緊公司制改造工作,推行投資主體多元化,加快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種子企業制度,使種子公司真正企業化、市場化。要抓好經營機制轉換,大力加強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增強企業活力。要鼓勵種子企業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引導種子企業與科研育種單位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品種,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各級種子管理部門要加強對種子企業的扶持、引導和服務工作,為種子企業的發展壯大營造良好的環境。
(五)充分發揮優勢,增強國有良種場的發展能力。我省國有良種場建立于計劃經濟時代,為我省的農業發展起過巨大的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有良種場要求生存、圖發展,要按照建設新型種業體系的要求,充分發揮現有的優勢,強化經營管理,加快改革發展步伐。首先,要充分發揮地處郊區和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的優勢,大力開展農作物良種引進試驗示范推廣工作,引導當地農民種植優新品種,推動種植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其次,要發揮耕地穩定和良繁技術能力較強的優勢,積極承擔省、市兩級的新品種區試任務,提高服務農業的能力。第三,要強化內部管理,推行目標管理責任制,調動干部職工的積極性,提高工作效率,增收節支,增強場部經濟實力。新晨
三、立足服務,認真抓好今冬明春的種子備供工作
今年春節前"立春",過完春節很快就到"雨水"節氣,農業生產季節十分緊迫。各地必須抓緊抓好當前農業各項工作,特別要抓好抓實今冬明春的種子備供工作,確保質優量足的種子供應到農民手中。
一要保證備足"對路種"。各級種子管理站要牢固樹立服務農業、服務農民的思想,充分發揮種子行業管理和技術推廣的優勢,按照優勢農產品的區域布局,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特別要積極引導農民種植優質、高產、抗病的糧食作物新品種,科學預測雜交水稻的種植面積和需種量,指導種子企業備好備足市場適銷、農民需要的對路種子。
二要保證供應"及時種"。各級種子管理站要與種子企業建立密切的聯系機制,分析種子供應進度要及時,掌握余缺情況要準確,調運種子到位要迅速,做到不違農時,順暢供應。
三要保證農民用上"放心種"。各地要積極開展種子打假專項行動,杜絕偽劣種子坑農害農現象發生,保障農業生產用種安全。種子企業要增強質量意識,認真把好種子入庫和供應的質量關,做到不檢不調、不檢不存、不檢不銷;同時,還要認真貫徹國家關于農資限價的精神,自覺合理定價,杜絕企業間搞價格聯盟,特別是對專有品種不能高抬價格牟取暴利,讓農民買得起"放心種"。
篇10
關鍵詞:國有糧食企業;競爭;戰略
中圖分類號:F713.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2-0-01
一、國有糧食企業面臨的環境分析
首先:統購統銷制度在我國實施了32年。在此期間,糧食市場一直由政府管控,國有企業一支獨秀,市場基本不存在競爭。1979年改革開放,1998年進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以后,我國糧食市場取得了快速發展,國有企業一家獨尊的局面得到改變,2001年我國加入WTO,國際大糧商通過合資、自建等方式在中國進行基礎性擴展,準備全面進入我國糧食市場,國有糧食企業面臨的國際競爭日趨更加激烈。
其次:就米、面、油等糧油產品而言,由于加工工藝、原料等方面大同小異,致使各企業產品之間差異性很小,企業間競爭激烈。
最后:隨著糧食市場競爭的加劇,越來越多的企業,尤其是銷區的糧食企業,注意到掌控第一手糧源的重要性。同時國家為保護農民利益,解決農民賣糧難的問題,對農民所種的糧食實行最低保護價和敞開收購政策。
二、國有糧食企業面臨的優勢分析
第一,具有政府政策性支持
作為國有糧食企業,必然要承擔著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國家在運行過程中,也一定會通過各項措施,為國有糧食企業提供政策、資金等支持,促進國有糧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生存發展。尤其2007年底到2008年上半年,全世界爆發了糧食海嘯,這也給我國政府敲響了進一步做好糧食工作的警鐘,政府必定進一步加強對糧食市場的控制能力。作為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載體,國有糧食企業必定發揮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作用,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對國有糧食企業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會逐步增強。
第二,具有良好的信譽、品牌影響力
國有糧食企業因為“國有”身份,在糧食質量管控、品牌美譽度、百姓信賴度上具有其他性質企業無法比擬的優勢。如2008年北京糧食集團作為奧運核心區特有糧食供應商,以高度的政治感、責任感和榮譽感,出色的完成了夏季奧運會和殘奧會的糧油供應任務,古船面粉更是連續多年被評為中國名牌,獲得了消費者的高度信賴,具有穩定的消費群體。
第三,具有較成熟、穩定的上下游資源和基礎設施
通過近幾年在國家財政支持和企業自身努力下,國有糧食企業的糧食儲藏、加工、專業物流等設施有了很大改善;在糧食市場拓展、糧食采購基地建設等方面也有所增強。在第一手糧源掌控上,形成建立較穩定的糧食采購基地;在原糧貿易市場上也積累了長期穩定的客戶資源。
三、國有糧食企業的劣勢分析
第一,整體實力相對偏小。作為經營基礎型產品的國有糧食企業,由于產品利潤率低,只有通過規模效益來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但無論資產規模、產業鏈建設、硬件設施、社會影響力等同世界“ABCD”四大糧商相比相距甚遠。
第二,糧食產業鏈體系還有待完善。糧食產業鏈各環節發展力度不相協調,特別是糧食基地建設方式簡單,科研創新力量薄弱,企業產品創新能力低下。在渠道建設上,主要依靠各連鎖超市,不僅面臨眾多的品牌競爭,增加了企業銷售成本,而且降低了企業對產品銷售渠道的控制能力,使產品銷售受制于人。
第三,缺乏專業化、國際化人才,運營機制僵化,運營效率偏低。國有糧食企業較其他行業相比,收入少、企業體制落后,總體運營效率偏低。現有人才隊伍仍以傳統糧食業人才為主,缺乏現代化、國際化的人才,尤其是創新型人才;新招聘的學生流失率也比較高,造成了人才的嚴重缺乏和斷檔,成為制約企業下一步戰略調整和長期發展的最大障礙。
第四,缺乏高利潤產品,盈利能力偏低。目前,糧食加工產品單一,技術含量相對較低,利潤率不高。從北京2011年度財務數據看,最高凈利潤率僅為2.74%,最低僅為0.28%。總體缺乏糧食深加工及高利潤產品,企業盈利創效能力較低。
四、國有糧食企業競爭戰略
通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因主營業務的特殊地位和低盈利能力,為提高企業整體經營效益,提高市場競爭能力,應實行復合多元化戰略。
1.成本領先戰略。在糧油加工業務上,可實施成本領先戰略。主要做好四個方面:(1)實施全面預算管理。制定的各項預算要確保準確、合理;(2)建立內部管理控制系統,做好人力、庫存、資本等各項成本核算;(3)加強內部資源整合,實現倉儲、加工、物流等資源的協調發展,實現內部價格轉移;(4)加強生產管理,實現適時生產系統,提高生產效率。
2.品牌戰略。品牌作為企業的無形資源,其影響力是企業競爭力之一,也是企業難以被模仿的要素。(1)進一步豐富品牌內涵,提升品牌核心價值;(2)加強品牌內外宣傳,提升品牌知名度;(3)豐富品牌系統,建立品牌組合。
3.人才戰略。在企業所有資源中,人是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資源。
(1)實行內部培養和外部引進相結合,加大人才的培養力度。加大高級經營和管理人才的引進力度,為企業輸送急需的高素質人才。同時加強內部人才的培養與開發,最終建立起一支與公司戰略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優秀人才隊伍。(2)加強薪酬制度改革,建立以績效為中心的薪酬考核制度,實行多元的薪酬分配制度。要進一步完善薪酬體系,充分尊重員工個人價值和貢獻,明確員工崗位職責和考核指標,執行員工自我評價、主管評價、企業領導評價以及客戶評價的360°考評方法,對員工的能力和所承擔的職務進行合理的評價,并作為員工薪酬等級和職位晉升的依據。同時,加強薪酬制度的貫徹執行,防止績效考核制度流于形式。(3)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建立員工的共同價值觀,積聚員工,建立和諧的發展環境,為實現企業發展戰略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