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動的特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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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新生代流動人口;穆斯林;特點;城市融入
近來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城市中流動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大,其年齡也呈現出年輕化的趨勢,形成了新生代流動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新生代流動人口數量不斷增加,許多學者紛紛針對新生代農民工作為研究群體展開了研究。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3億人,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億人,其中,16歲-30歲的占61.6%,這個群體被稱之為新生代農民工。全國總工會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這個群體在在思想觀念、生活方式以及權利意識方面都與上代農民工很大不同。本文以“新生代流動人口”替代“新生代農民工”為研究對象,因為“新生代流行人口”較“新生代農民工”涵蓋范圍更廣。
西北地區是中國穆斯林人口最為集聚的地區,蘭州市作為西北地區的交通樞紐,更是聚居了大量的穆斯林人口。由于其獨特而濃厚的伊斯蘭文化,蘭州市吸引著青海、寧夏、新疆、甘肅等地各縣市穆斯林流動人口來這里打工、經商,為城市的發展注入活力。2005年9月,馬忠才、郝蘇民等學者聯合蘭州市公安局開展的抽樣調查表明,蘭州市56.9萬人的流動人口(約80%為農民工)且每年都在以15%的速度遞增,其中漢族約占64.8%,穆斯林民族如:回族、東鄉族、維吾爾族、保安族等約占31.7%,為蘭州市流動人口總數的1/3。①與其它城市一樣,蘭州市也有一支龐大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數量,其中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與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相比,呈現出一些新特點。
一、流動目的的靈活性
新生代農民工出來打工的思想已經由上代農民工的“養家糊口”為主要目的,轉變為學習技術、提高生活質量。如果說上代穆斯林農民工是受當地經濟條件、自然的條件的制約被動遷入城市,那么穆斯林新生代農民工是在市場經濟的刺激下,主動流入城市。經濟因素使新生代穆斯林農民工在流動的形式和目的地上都顯得靈活多變。
第一代穆斯林農民工受到較深的鄉土觀念和出于的考慮,大部分在離家鄉近、且便于實現其宗教生活的地方打工。蘭州市回族、東鄉族來源地相對集中、單一,主要以蘭州市周邊民族地區為主,臨夏回族自治州及天水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為兩大主要的遷出中心。②截止1999年底,蘭州市共有清真寺89座,拱北21處,③濃厚的宗教氛圍是穆斯林人口流入蘭州市的重要吸引力,同時,受到宗教因素影響下的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如飲食、婚喪嫁娶等,也是穆斯林人口流出西北地區的制約因素。
對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而言,比起宗教因素,經濟因素對其流動的拉力在逐步上升。蘭州市幾乎成為他們“跳入”更發達城市的“跳板”和城市生活適應的“減震器”,從而流入東部、南部更發達城市。此外,在國內的大城市一般都建有供穆斯林舉行宗教活動的場所,加之新生代農民工的比起上代農民工有所減弱,已能滿足其基本的宗教需要。
有的新生代穆斯林農民工表示,在外地可以通過在住所禮拜的方式,完成其宗教生活。在重大的宗教節日,如開齋節、古爾邦節時返回家鄉,飲食問題也可以自己解決。
二、就業范圍逐步拓展
因受教育程度低、專業技能低,第一代穆斯林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就業范圍十分狹窄,只能集中在建筑行業、飲食行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蘭州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性別比非常高,女性就業人員的數量低于男性,僅占總調查人數的15.62%。④近年來,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就業范圍逐步拓展,逐步發展到民族特色教育業和零售業,且呈現出女性就業人員數量逐步上升的態勢。
筆者在蘭州市穆斯林農民工子弟學校、蘭州市西關清真寺中阿文女校、蘭州西關清真寺幼兒園、蘭州市崇德婦女兒童教育中心、蘭州淑德女校、蘭州東部女校等6所民間教育機構隨機做的98份調查問卷中,女性教師人數70人,女性教師數占調查總人數的70.9%;其中以來自臨夏回族自治州、寧夏回族自治區為代表的穆斯林聚居區女性教師31人,占總調查人數的31.6%。這些教員是從臨夏、寧夏或者蘭州的中阿女校畢業后,進入民間民族教育機構任教。
在蘭州市內一些商業區,一定數量的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已經加入到諸如服裝零售業和電子產品零售業為代表的服務行業中,逐漸脫離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集中在餐飲、建筑行業就業的情況,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就業領域的拓展,說明其就業觀念轉變、城市適應力逐漸增強、教育程度也在逐步提高。
案例1:唐某,男,22歲,未婚,高中畢業后來蘭州打工,在蘭州某大型商場的電子產品專柜做銷售員已有兩年時間,也有老鄉在蘭州從事其它類型的銷售工作。他表示從工作中學習了很多,與同事們相處很融洽,吃飯等也很方便。
案例2:馬某,女,30歲,已婚,初中文化,與丈夫一起在蘭州上班,從事服裝銷售工作已有一年。結婚后跟著丈夫到蘭州來打工。平常生活很方便,就是宗教生活不方便,每天都是戴著頭巾到單位門口摘掉,下班后再戴上頭巾回家,在租住的房里做禮拜。
三、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提高
由于第一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的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在城市打工的經歷使他們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體現在對學校教育的重視、對知識的學習、對專業技能的學習等方面。
在學校教育方面,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希望子女接受學校教育的意愿非常強烈。近幾年,由于蘭州市流動人口數量激增,政府在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入學難問題上制定了一系列幫扶政策,如2012年1月,制定了四個“一視同仁”的舉措,將全市10.41萬名流動人口子女統一納入學校招生范圍,這項舉措在穆斯林流動人口中引起廣泛好評。
除了適齡兒童學校教育外,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也很重視知識學習。筆者在蘭州市崇德婦女兒童教育中心、蘭州淑德女校做的調查中了解到,學校專門為文化程度低的流動人口提供了基本的算數、漢字教學服務,以滿足其基本的生活、工作需要。學校管理者表示,很多流動人口都是慕名而來,尤其以年輕的女性為主。可以看出,穆斯林流動人口越來越重視知識的學習。
專業技能學習方面,筆者在穆斯林就業集中的清真飲食行業所做的調查現顯示,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更加注重專業技能的學習。
案例3:馬某,48歲,蘭州某餐廳經理,做餐飲有15年時間,他表示自己餐廳的員工,剛來的時候什么都不懂,只能洗餐具,經過長時間鍛煉后,能做些簡單的菜品,與以前員工最大的進步是他們學習餐飲技術的意愿很強烈。
筆者了解到,清真餐飲業在蘭州的發展勢頭迅猛,在數量和經營檔次上都有明顯的提高,其員工學習餐飲技術的意愿很強烈,經過多年的努力后,餐廳會提供學習的機會。
蘭州市的清真寺,尤其是流動人口聚居的小西湖地區的清真寺,阿訇會針對社會不良行為、犯罪行為對穆斯林流動人口進行道德教育,在社會上受到廣泛好評。
四、對傳統的穆斯林聚居區依賴感有所減弱
蘭州市的小西湖是蘭州市穆斯林聚居的區域,清真寺、清真飲食、穆斯林聚居區這三要素使其形成濃厚的伊斯蘭氛圍,是第一代穆斯林流動人口首選的居住地。筆者對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所做的98份調查問卷顯示,86人選擇離工作地點近的地方居住,占總調查人數的87%,顯示出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選擇居住地時,考慮的出發點是工作便利性和經濟性。
在筆者的隨機調查中發現,客觀上清真寺和清真餐飲業在整個市區廣泛分布為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分散分布提供條件,主觀上宗教觀念,比起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更傾向于選擇同地區、同教派清真寺做禮拜,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更加傾向于“就近原則”。
五、維權意識逐步提高
與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相比,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面臨的社會環境有所好轉,蘭州市已出現了一些民間組織,其中有些專門為穆斯林流動人口服務,服務內容涉及教育、城市適應、維權與法律咨詢。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自身權利受到侵害后,因訴之無門無路,加之“信定然” 的思想,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能更加積極主動的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筆者做的98份調查中,“當你遇到拖欠工資、偷盜、搶劫、交通事故等情況,自己不能處理,應該怎么辦?”全部的98份問卷都做了回答,答案包括:民委、宗教局、派出所、社區等單位,蘭州市穆斯林文化教育促進會這樣的民間組織。這表明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維權意識比較強烈,而且已經初步掌握了一些維權的方法和途徑。
上述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所呈現出的流動目的的靈活性、就業范圍的拓展、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提高等特點,與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相比,多數人希望真正融入城市,其城市適應能力在逐步增強。政府提出的有關政策,如四個“一視同仁”政策,也為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融入城市提供了物質條件。流動人口的群體特性是在不斷的變化、重構中,城市管理者應根據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現階段所呈現出來的特點,適時調整管理的方法,如在就業上提供信息和引導,完善流動人口的登記、管理制度,并加強與民間組織的合作與交流,引導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更好的適應城市,構建和諧社會。
【注 釋】
①馬忠才,郝蘇民.蘭州市流動人口調查報告[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②高翔,魚騰飛,張燕.城市穆斯林流動人口的空間行為特征及動力機制研究——以蘭州市回族東鄉族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10,(2).
③楊文炯.互動調適與重構——西北城市回族社區及其文化變遷研究[J].民族出版社,2007:416.
④湯奪先.試析西北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結構特征——以對蘭州市的調查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4).
篇2
關鍵詞:城市;流動人口;統計工作;問題;策略建議
城市的人口構成,一般分為兩種,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戶籍人口,擁有本地戶籍,統一登記造冊,在統計上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因為目前戶籍檔案已經實現聯網,通過信息系統就可以查詢到戶籍人口的具體情況。而流動人口,因為沒有本地戶籍,并未統一登記造冊,為了了解一個城市的人口情況,就需要針對流動人口做好統計工作。從目前城市流動人口統計工作的開展來講,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些環節的統計工作存在問題,或是面臨一些困難,導致統計工作的精準性不高,得出的數字不夠準確和真實,從而會影響到相關工作的開展。因此,就需要對流動人口統計工作加強研究,不斷優化流動人口統計工作,確保可以切實提高流動人口統計工作的效果。
一、人口流動的原因分析
流動人口,是一個特定的稱謂,一般是對人戶分離人群的統一稱謂。所謂的人戶分離,指的就是人口和戶籍沒有統一。也就是戶籍在一個地方,而人在另外一個地方,沒有在戶籍所在地的人群,就被稱之為流動人口。根據我國實際情況來說,流動人口的規模很大。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末,我國全國流動人口達到2.36億人,相比2018年減少515萬人。雖然流動人口數量有所減少,但是總量依舊龐大,超過2億人。人口出現流動,這是一個較為復雜的現象,背后存在較多不同的因素導致人口產生流動。依據實情來講,人口流動的核心因素,就是經濟需求。縱觀我國流動人口的構成,務工人群占據了很大的比例,很多人為了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獲得更高的收入,選擇離開戶籍所在地,去其他地方工作。除此之外,被動的工作調動,也是出現人口流動的一個因素,不過這并非主要因素。其次,政策因素。政策因素也是導致人口流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國家政策變化,會影響到很多人的流動選擇。比如近些年國家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大力建設美麗鄉村,對農村發展的扶持力度不斷增強,這就讓很多農村務工者選擇留守,不再外出務工,這就對人口流動產生反作用,表現出減少人口流動的作用。總的來說,人口流動,主要是和經濟相關,呈現出向高經濟水平地區集中流動的趨勢。因此,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會吸引更多的流動人口。
二、城市流動人口統計的意義與特點
(一)意義。做好城市流動人口統計工作,其存在多方面的重要意義,對此一定要形成清楚認識。首先,流動人口統計,可以切實摸清城市的人口變化情況,為人口管理工作打下堅實基礎。流動人口由于存在流動性,因此其會處在動態變化中。通過流動人口統計,可以在一定時間范圍內掌握城市的人口流動情況,這為城市人口管理工作提供了相應的信息。其次,可以輔助城市規劃決策。人口統計工作,這對城市的規劃決策也能起到積極的作用。比如通過對流動人口的統計,可以了解到哪些區域的人口密度較高,這樣一來在規劃公共交通的時候,就可以增加高人口密度的公共交通線路。最后,了解城市的發展。人口流動,還可以反映一個城市的發展情況。城市流動人口數量持續增長,這就能夠說明城市具備吸引力,能夠為流動人口提供就業機會,這就反映出來城市發展的勢頭良好。相反,如果流動人口持續減少,則說明城市逐漸失去吸引力,發展勢頭不佳,這就需要引起重視。(二)特點。城市流動人口統計工作的開展,還需要明確其具備的相應特點,抓住其中關鍵,為流動人口統計工作指明方向。第一,全面性。流動人口統計工作,一個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具有全面性,也就是要對流動人口實現全面統計,將每一個個體的信息都要搜集起來,這和統計學上常用的抽樣統計或隨機統計存在很大區別。抽樣或隨機統計,都是選擇一定樣本進行分析,然后放大到全局,得出理論性的統計結果。而流動人口統計,并不能這么做,需要對每一個流動人口進行統計。因為流動人口統計,并不只是了解流動人口數量,還需要對其身份信息、居住地址等信息做好登記,因此統計學上的隨機抽樣并不適用。第二,流動性周期性。流動人口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具有流動性。這就導致流動人口統計工作,需要持續性開展,每年進行一次,這樣才能掌握較為準確的數據。第三,難度大。流動人口統計,這并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其存在較大的難度,面臨著不少現實的困難。需要有關人士對其加強關注,通過研究探討,找出更加高效的流動人口統計工作方法。
三、當前流動人口統計存在的困難
結合目前城市流動人口統計工作的具體開展來講,存在一些明顯的困難問題。首先,統計人員數量不足。流動人口統計,并不需要全年堅持,只是在某段時間內進行。這就導致人口統計機構在統計人員的配置上,存在很大的矛盾。而最終的結果,就是統計人員的數量不足,一個統計員往往需要負責較大區域范圍內的流動人口統計工作,統計任務較為繁重。其次,人口本身的流動性,導致統計工作開展困難。流動人口本身具有流動性,而且流動人口主要是以務工人群為主,很多務工人群并不是常規的上班族,而是從事著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比如送外賣、送快遞、建筑裝修、保潔等,很多人的工作時間并不規律,這就導致統計人員在開展統計工作時,很多人可能并不在家,多次登門依然無法見到人,這就導致部分流動人口的信息遲遲得不到統計。另外一部分人口在城市內部的流動,比如從一個區域搬到另一個區域,就可能出現重復統計的問題。最后,統計工作的信息化程度不高。當前時代,已經全面進入到信息化時代,很多工作都在向信息化轉變。在流動人口統計這方面,也應該關注到統計工作的信息化構建,打造信息化的統計體系。然而從當前實際來講,城市流動人口統計,很多時候還局限于傳統的人力統計模式之中,由統計人員登門填寫紙質資料,這樣非常花費時間,導致統計工作的效率不高。
四、優化城市流動人口統計的策略建議
對于目前城市流動人口統計存在的一些問題,相關人士要形成重視,針對性優化流動人口統計工作,提高流動人口統計實效性。(一)針對統計工作隊伍予以優化配置。針對統計人員數量不足的問題,需要對統計工作隊伍予以優化配置,通過多種措施,解決統計人員不足的問題。第一,適當拓展統計工作人員隊伍。在統計工作人員隊伍的拓展方面,可以采取內部挖掘的方式,統計工作單位可以對其他崗位人員展開統計工作培訓,使其掌握流動人口統計的基本技能,構建起人口統計后備隊伍。在出現人手短缺時,就可以安排后備隊伍中的一些人員,參與到流動人口統計工作之中。第二,發展外部統計員。流動人口統計工作,還可以將一些外部人員發展到統計隊伍中。從目前城市管理的角度來說,社區工作者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很多城市都安排了具體的社區網格員,負責社區事務的處理。流動人口統計工作,就可以將社區網格員納入進來,以社區網格員構建起編外統計隊伍,聯合網格員開展流動人口統計工作。第三,要提高流動人口統計工作隊伍的專業素質,加強教育培訓,讓統計人員具備更高水平的工作素養,能夠更加高效地完成統計工作。(二)構建信息系統輔助統計工作。流動人口統計工作,需要擺脫人力局限,發展信息化的統計模式。具體來說,可以委托專門的信息技術企業,建立流動人口信息采集系統。在系統中,可以設置信息采集和自主申報兩大功能。同時要將這些功能和微信、支付寶等生活常用軟件結合起來。統計人員可以登錄信息采集功能,依靠微信或支付寶的掃一掃功能。直接讀取流動人口的證件信息,自動登記,這比傳統手寫便捷很多。而對于普通人,則開放自主申報功能,對于作息時間不規律的流動人口,可以引導其通過自主申報功能,自行申報個人信息。此外,對于自主申報的流動人口,還需要從中選擇一部分進行核查,確認自主申報信息的真實性。(三)建立流動人口與租房信息檔案。流動人口,往往是在城市里租房。而在流動人口統計中,也需要對其居住地址信息進行登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來說,租房信息,可以反映流動人口的分布情況。也可以通過租房信息,實現流動人口的統計。因此,就需要建立起流動人口信息檔案和租房信息檔案。相關單位可以與房屋租賃企業構建起合作關系,在得到許可的情況下,直接從房屋租賃企業獲取租房信息,確認流動人口信息,這樣可以大大提高流動人口的統計效率。通過流動人口檔案和租房信息檔案的對比,還可以對一些遺漏、重復的信息進行處理,提高流動人口統計的精度。
五、結語
在城市經濟發展中,流動人口數量長期處于增長的狀態。因為農村人口逐步向城鎮轉移,經濟水平越高的城市,流動人口數量一般也就越多。流動人口給城市發展帶來了人力資源的紅利,但同時也增大了城市人口管理的難度。在進行人口管理的過程中,就需要做好流動人口統計工作,切實把握城市流動人口的流動情況。具體來說,要優化統計隊伍的配置,構建信息化統計系統,建立流動人口與租房檔案,全面提升流動人口統計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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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那桂玉.新時期流動人口統計工作的重要性研究[J].商情,2018(41):64.
[3]王華超.新時期流動人口統計工作的重要性研究[J].中國集體經濟,2018(11):162-163.
[4]張航空.流動人口統計歸屬對城鎮化水平的影響[J].城市規劃,2018,42(3):17-24.
篇3
【關鍵詞】流動人口 犯罪主體 犯罪原因 預防對策
[Abstract]There are a lot of recurrent population to exist , which is the result of growing of reforms in China recently. The definition of the subject of crime of the recurrent population is that kind of persons, who leave for other any place except their own dwelling place for economical purposes, commit a crime . Expounded are the reality and the reasons of crime and the preventions of crimes about the subject of crime of the recurrent population.
[Key words]Recurrent Population; the Subject of Crime; the Reason of Crime;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大量流動人口的出現,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生產物。它是中國經濟、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對社會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人口流動的頻率不斷加快,其對社會消極作用的一面也開始驟然暴露,給社會治安帶來的越來越大的壓力。本文基于這樣的社會大背景,通過對流動人口的概念、特點、其犯罪成因的論述,結合對此所要采取預防對策的建議,希望可以進一步的詳細闡明流動人口,這一特殊犯罪主體的有關犯罪的若干基礎問題。
一、流動人口與流動人口犯罪主體
(一)流動人口的概念
目前,學界與實際部門對什么是流動人口,其實尚無一致的界定。“從事流動人口研究的學者以及流動人口管理部門,從不同角度對流動人口進行了不同的表書與界定”[1](P277)《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認為流動人口(recurrentpopulation):“暫時離開常住地的短期遷移人口……流動與遷移是兩種相似但又有區別的現象,流動人口與遷移人口雖然都進行空間的移動,但遷移是在永久變更居住地意向指導下的一種活動,而流動是短期的、往復的,不會導致當事人常住地的變化。”[2](P171)《廣東省流動人口管理規定》:流動人口是指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的市縣,到其他地區暫住的公民。《海南省流動人口管理規定》:流動人口是指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的城市市區或者農村鄉鎮到其他地區暫住的人的總稱…具體的流動的自然人稱為流動人口或者暫住人員。
綜上所述,以上概念的界定主要是從行政管理的角度出發,以是否具有某地的常住戶口為依據來對流動人口進行界定的。結合流動人口具有的四個要素:一是人口與戶籍的分離;二是跨越一定區域界限的位置移動;三是流動的時間較長、距離較遠;四是流動具有方向選擇性。我們認為:流動人口就是指因從事各種活動離開戶籍所在地區域的各種人員。
流動人口具體可以分為以務工經商為特征的社會就業型流動人口;以探親、旅游、度假為特征的社會交往型流動人口;以開會、出差、商貿活動為特征的社會公務型流動人口。
(二)流動人口犯罪主體
我們研究流動人口犯罪問題,分析流動人口的犯罪現象,探求流動人口犯罪的原因和規律,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預防、減少流動人口犯罪。從這一根本目的出發,我們就要確定我們的研究對象——流動人口犯罪主體。那么,我們將如何確定這一潛在人群在流動人口中的范圍呢?首先,把探親、旅游、度假、開會、出差、看病等人口排除,因為如果其納入我們的研究對象范疇,那將缺乏針對性,沒有多大的研究價值;其次,也要把為“犯罪”而“流動”的流竄人群排除,因為如果其納入我們的研究對象范疇,那將既不利于理論研究,而且因混淆部分概念的內涵而無益于流動人口犯罪問題的解決。
由此可見,流動人口犯罪主體是指基于經濟的目的和動因而流動的,離開戶籍所在地而發生犯罪活動的自然人。
二、流動人口犯罪的現狀及其特點
(一)流動人口犯罪的現狀
1、中國人口流動的現狀
從國家人口計生委獲悉,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從1993年的7000萬增加到2003年的1.4億,10年內翻了一番,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的10%,約占農村勞動力的30%。
當前,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是由農村流向城市,由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向經濟發達地區,由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沿海地區。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流動人口的規模將進一步擴大。據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省內流動的占65%,跨省流動的占35%。流動人口中年輕人口占絕大多數,其中15歲到35歲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70%以上。
2、流動人口犯罪的現狀
隨著流動人口數量的增加,流動人口犯罪也在增加。流動人口經常實施的犯罪有:盜竊、搶奪、搶劫、、、殺人、賭博,并使流入地的犯罪案件大幅度上升。據一些省、市統計,在城市中發生的刑事案件,其作案成員約有半數以上來自農民,就盜竊犯罪而言,流動人口作案高達70%-80%。[3](P79)
據調查,流動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在全部案犯中的比例,1985年為15%,1987年17%,1988年為18%。1990年與1985年比,流動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增長了1.5倍,沿海省份及大城市流動人口作案更為嚴重。廣東省是我國流動人口作案最為突出的省份。該省1980年流動人口犯罪只占6.6%,1988年上升到29.6%;1980年流動人口案犯為2200多人,1988年已接近1萬人。北京市的流動人口犯罪,1985年比1984年上升了33.5%,1987年比1986年上升了39%。北京市流動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占全部案犯的比例,1984年為7.9%,1986年為15.3%,1987年為21.7%。再從影響較大的刑事案件來看,80年代末,我國刑事案犯中,流動人口約占1/5。到了90年代,隨著流動人口規模的迅速擴大,流動人口犯罪數量更是直線上升。據公安部門統計,1993年,福建省廈門市查獲流動人口犯罪案件占刑事案件總數的62%,大要案占82%;北京市查獲流動人口案犯占抓獲各類案犯總數的44%,江蘇省蘇州市更占到61%;到了1994年,全國公安機關查獲流動人口的違法犯罪人員共56.9萬人,其違法犯罪率高達12.8%,而同期全國共抓獲各類違法犯罪人員409.5萬人,違法犯罪率3.4%,相比之下,流動人口犯罪率高出全國平均犯罪率8.4個百分點。在不少大中城市,流動人口犯罪案件已占全部刑事案件的50%以上。據1994年統計,流動人口犯罪占當地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北京市為46.2%,上海市為53.6%,天津市為30%,廣州市為69.2%,西安市為53%,重慶市為53.9%,杭州市為50%,溫州市為48.6%,南京市為47%,東莞市為85.4%,深圳市為97%。據有關資料,廣東省的重大案件,有70%以上是流動人口所為(包括港、澳、臺過境犯罪)。所有調查表明,流動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在違法犯罪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在90年代,這種比例更是直線上升。
(二)流動人口犯罪特點
1、觸犯罪名的侵財性
流動人口大多是為務工經商、致富賺錢的目的而涌入城市的,因而在流動人口的犯罪活動中,以經濟利益為目標的犯罪更為突出。
據統計,西安市2004年破獲的案件,流動人口作案的就占了61%,其中盜竊占85%;2005年破獲的案件中流動人口作案的上升到63%,其中盜竊占總數87%。其中盜竊案件占絕大多數。此外,根據浙江省公安部門的統計,2000年浙江省外來人員在搶劫案和盜竊案中作案的比例分別占有60%和64%,全省被抓獲的作案人員中,外來人員比例超過50%。
2、作案特點“地域同一性”較為明顯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地區的流動人口由于他們主觀條件的不同,所作案別也有明顯的地域差異。以地緣和親緣為紐帶結成的犯罪團伙,具有濃厚的地域性,師傅帶徒弟相互傳授“經驗”,因此,在作案手段上呈現出地域同一性。諸如撬防盜門入室盜竊作案的高危人群主要有:江西宜春、修水、德興、貴州六枝、重慶云陽、湖南淑浦、黑龍江齊齊哈爾、福建連江、山東濟南等地;撬保險箱盜竊案件作案的高危人群主要有:貴州松桃、重慶萬州區、巫溪縣、開縣、云陽縣、南川(市)、四川綿陽、德陽、巴中地區通江縣、達川地區宣漢縣、湖北黃岡市英山縣、安徽廣德縣;麻醉搶劫案件高危人群主要有:江蘇省蘇北地區、江西、廣西及福建籍;金元寶詐騙高危人群主要有:重慶萬州區、江西南昌、安徽安慶市樅陽縣;而以藥物(治癌藥)詐騙案件這類案件的高危人群主要是以浙田籍人為主。
3、犯罪活動“流竄性”趨勢明顯
我們雖然把流竄犯排除在研究流動犯罪人口犯罪之外,但是,并不等于說在流動人口犯罪的特征中也應該排除其犯罪的流竄性特征。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商品經濟的大發展,人、財、物的大流動,以及交通路線的擴展、現代化交通工具的增多,犯罪分子,尤其是流動人口犯罪主體才大大利用這些便宜條件進行犯罪活動。他們有的是被通緝的刑事案犯——逃脫在外,行蹤不定,到處作案,常常是身系數罪,罪惡累累;有的是刑滿釋放人員,因受打擊而心懷不滿,變本加厲地報復社會,制造種種惡性案件;還有的是以犯罪為職業的慣犯或犯罪團伙分子。由于流動作案與固守一地作案相比,被發現和查出的風險要小得多,于是,為逃避公安司法機關的打擊,追逐更多的利益,他們不斷地變換地區作案。據統計,交通沿線發生的流動人口犯罪案件比遠離交通沿線的地區要多一二倍,甚至幾倍。流動人口犯罪的流竄性還在不斷發展,其流竄區域從跨縣(市)、跨省(區)發展到越境、直至跨國犯罪。據有關機關統計,1986年至1990年期間,跨境作案增長了4倍。在廣東省,幾乎任何一種重大刑事犯罪都有境外的犯罪分子參與,僅1987年,該省就查獲入境犯罪分子184人,查獲案件144起。入境的犯罪分子披著港澳同胞、僑胞的外衣,作案后迅速逃出境外,逍遙法外。流動人口犯罪的流竄性,給偵查破案帶來了許多困難。
4、犯罪目標的隨機性與盲目性
流動人口的流動屬性決定了其犯罪目標的隨機性和盲目性。一部分居無定所的人往往抱著碰運氣的心理,游蕩于街頭巷尾、車站碼頭、城鎮鄉村,尋找犯罪目標,捕捉犯罪時機。流動人口中的犯罪分子為了既易于尋覓、擇取犯罪客體、犯罪對象,又易于逃避法律懲處,往往采取東游西蕩的形式,往來于鐵路、公路、江河交通沿線的市、鎮,伏一處、害一片,竄一路、害一線,作了案即跑,異地銷贓,而且作案的目標相當隨意。既可能是見財起心,也可能是見色起心,可能起初只是想入室盜竊,發現家中有人后發展為搶劫,最后可能更進一步發展為殺人。這種犯罪目標的不確定性,使流動人口犯罪帶有實施多種犯罪的突發性和盲目性。
5、犯罪手段和技能不斷提高
流動人口犯罪隨著社會的發展,更具狡猾性和隱蔽性,他們在經歷一次次的清理整頓、疾風暴雨后,也積累了較豐富的作案和反審訊經驗,犯罪手段和技能也在不斷地變化和提高,并呈現出專業化的發展趨勢。其中入室盜竊、搶劫、盜搶機動車犯罪的專業化特別明顯。
6、犯罪“團伙化”特點突出
由于大量的流動人口來自農村,其流動多以血緣、地緣、親緣關系為紐帶,其居住和生活也多以“三緣”關系為依托,因此在犯罪活動中,會很自然拉幫結派形成松散或緊密的團伙關系。調查表明,流動人口中犯罪分子共同作案的比例均超過常住人口案犯的比例。北京市1993年查獲的犯罪團伙案中,外來人員作案1252起,占當年全部團伙作案總數的61.2%;其中,大案796起,占團伙大案總數的66.4%,比1992年增加9.8%。[4](P70)
7、犯罪成員的低齡化發展相當突出
流動人口本身以青年人居多,他們當中有許多是未成年人,有的甚至是失學、離家的未成年人,他們不可能具有合法的打工資格,所得的勞動報酬很低,有的甚至只要求雇主管口飯吃。基于這些情況,這些受教育程度極其有限而涉世不深的外地少年,在強烈的經濟收入落差刺激下,常常成為犯罪分子的教唆對象,諸如近年街頭盛行的“小扒手”。
三、流動人口犯罪的成因
(一)社會原因
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而在我國社會結構中,這一矛盾的體現就是那長期以來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城鄉二元化。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人口流動已成為社會生產力配置的必然需要。現實社會中存在的貧富分化、城鄉差別、東西部經濟差距及勞動力資源的不均衡分布,促進了流動人口的形成和數量不斷擴大。而與此同時,人口流動又打破了我國傳統社會相互封閉、相互隔絕的舊格局,加快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加快了封閉性社會向開放型社會結構的轉型;但由于我國經濟制度管理方面存在尚待解決的問題,目前處在改革中的政治與經濟體制也限制流動人口的工作條件,以及社會保障體制還未完善,絕大多數流動人口在城市只能從事城里人不愿染指的“苦、臟、累、毒、危”五類工作,他們干活最苦,收入最低并缺乏勞動保障,還有相當一部分流動人口找不到穩定的工作,經常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強烈需求與現實生活的反差,使流動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往往容易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所產生的“心態不平衡”的心理原因
深究外來人口流動的深層原因,經濟原因是一個根本性的動力,也是流動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由于農村勞動力過剩和城鄉生活水平的明顯差距,使得千萬計的農民工懷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流入城市,掙錢成了涌入城市的流動人口中的最直接的目的和最迫切的需要。但現實并沒有他們想象中的那樣美好,有相當部分流動人口找不到穩定的工作,經常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有的甚至不能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一旦追求金錢的欲望破滅,極易導致犯罪。另外,在社會轉型期,少數不法分子投機鉆營,一夜暴富,給正試圖擺脫貧困而來到城市的農民以強烈的示范刺激,不公平感和自卑感伴隨而生,從而引起流動人口整個群體普遍存在諸如“仇富”的社會心理失衡,這些都是引起犯罪的心理動因。
轉貼于
(三)流動人口個人素質的原因
由于流動人口多數是來自貧困落后地區,文化素質相對較低,而且不同地區的風俗習慣、道德標準的差異廣泛存在,歷史地形成了不同于經濟較發達地區的文化價值觀念。這些差異,加之法律知識的匱乏,使他們常常處于矛盾和困惑狀態之中,也由此容易造成他們受到不良文化影響和不良行為人的誘導。流動人群中許多人法制觀念的淡薄,有的甚至根本不懂法,使得他們判斷是非曲直、美丑善惡,往往以在家鄉形成的道德觀念和生活習慣作為標準。一旦衡量標準因“社會地區的差異”而錯位,就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四)城市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
人口的大面積流動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就目前來看,一方面,政府對人口的流動缺乏應有的宏觀調控措施,對流動人口的快速增加缺乏足夠的準備,人口流動還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無序性,從而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的不良連鎖反應。而另一方面,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的戶籍管理制度,對市場經濟所引發的城市流動人口的管理顯得捉襟見肘,甚至無能為力。管理責任不明、主次不分、任務不清。雖然管理部門較多,但大多各自為陣,缺乏統一的目標、協調的行動,沒有真正地把流動人口管牢、管住,最終局面是失管漏管嚴重。由于新的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人口管理制度并未建立,造成流動人口管理基礎工作難以適應人口流動的現實需要,使打擊流動人口犯罪工作處于被動狀態,使其應發揮的預防流動人口犯罪的功能未能體現,反而使一些不法分子有機可乘。目前,一些城市對于流動人口的管理基本上僅限于收費管理方式,一些管理部門輕視對流動人口教育工作,有些職能部門只顧收費,對其疾苦不管不問,甚至濫用職權亂收費,而且是只收費不服務。面臨的各種收費多而重,流動人口容易產生抵觸情緒,甚至逃避登記、不辦證、辦假證。反過來說,相當一部分的流動人口失控,又會給正常的政府管理工作帶來障礙,這可以說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系。
四、預防流動人口犯罪的對策
流動人口犯罪嚴重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當前社會治安環境整治工作的難點,也是治安環境整治工作的重點。結合目前流動人口犯罪及控制的情況,筆者認為流動人口防控應當采取以下策略:
(一)努力提高流動人口的綜合素質
要想有效遏制流動人口犯罪,提高流動人口的綜合素質是關鍵。首先,要對他們開展法制宣傳,進行遵紀守法教育,培養他們的法律意識,使他們學會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身權益。其次,要努力提高流動人口的文化素質。針對農村流動人口文化程度不高,小學、初中畢業的占絕大多數的情況,政府有關部門可以通過舉辦各種形式的成人高校、夜校等培養方式來提高流動人口的知識水平。三是要努力提高流動人口的技術素質。主要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一種是由原籍政府有關部門進行技術培訓,使其學會一、兩門使用技術,為他們走向社會提供平臺;另一種方式是通過民工所在的學校或是由就業的企業或地方政府、社會團體等負責培訓。
(二)努力消除流動人口的受歧視心理
大多數流動人員遠離親人,身處異鄉,往往從事于危、重、臟行業,相對缺少必要的組織管理和社會保障。特定的外部環境,使流動人口更易遭受到不法侵害,也極易成為犯罪的主體。因此,各級政府要將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真正作為政府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來抓,社會各部門在依法從嚴管理流動人口的同時,要強化服務和保護意識,使流動人口能切身感受到第二故鄉的溫暖。一是勞動、工商、計生等部門要并肩攜手、相互配合、齊抓共管。定期對企業的勞動用工情況進行檢查,查有無違反規定招工,有無延長勞動時間,有無拖欠、克扣民工工資,有無從事勞動強度過大的工作。二是各級政府和教育部門要采取開辦外來民工子弟學校、允許外來人員子女在本地學校就學等措施來幫助解決外來民工子女就學困難,保障他們享受教育的權利。三是要積極查處侵犯外來流動人員合法權益的案件。四是各級政府要設立相應的流動人口救助基金,以救助那些因意外情況喪失勞動能力,陷入絕境的人員。
(三)加大管理力度
加強外來流動人口管理,堵塞管理漏洞,是預防和減少外來流動人口犯罪的重要環節。一要加強領導,健全網絡,對外來流動人口實行全方位、多層次管理。各級政府要重視對外來流動人口的管理工作,加強對外來流動人口管理的領導,落實領導崗位責任制。加大政府財政投入,保障外來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經費。適時調整充實外來流動人口管理隊伍。對于外來流動人口集中的村居及外來流動人口較多的用工單位應建立登記站。公安、勞動、計生等部門要履行好各自職責,做到密切聯系,互相配合,對外來流動人口實行全方位、多層次管理。二要因地制宜,多管齊下,推行外來流動人口管理的多種有效模式。在外來流動人口管理中,要注意因地制宜,多管齊下,達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亂。可以采取“民工之家”的形式使散居的外來流動人口集中居住;對出租房屋可根據承租人的復雜程度和出租人與管理機關的配合程度來實行星級化管理,依據星級高低分別落實不同的管理措施;對外來流動人口可以根據工作情況、收入情況、居住情況和有無前科、劣跡等進行分層次管理,確定放心層、關注層、隱患層,并分別進行管理。三要強化責任,嚴格執法,充分履行公安治安管理職能。公安機關作為外來流動人口管理的主管機關,要充分履行好法律賦予的職責,加強外來流動人口管理。適時組織集中整治,依法做好外來流動人口的登記、發證、查驗等工作,嚴格各項制度,加大執法檢查、監督的力度,最大限度地消除管理死角。對不按規定申報暫住登記、申領暫住證等行為,要依法進行處理。對社會閑散人員要進行重點監控。
(四)加強打擊力度
打擊是特殊的預防手段。根據流動人口犯罪的特點、規律,司法機關應適時開展各種清算打擊行動,加大打擊力度,既嚴厲打擊流動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又及時保護守法流動人口及廣大百姓的合法權益。
綜上所述,流動人口犯罪問題不僅僅是社會治安問題,更與社會政治、社會經濟生活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這就更需要我們加大有關流動人口犯罪的特點、犯罪的原因與預防對策等各方面研究的力度。本文正是基于這樣的目的,對流動人口犯罪主體諸如上述若干基礎問題,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論述。最后,筆者認為:研究流動人口犯罪意義重大!
注釋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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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俞雷《中國現階段犯罪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
篇4
“流動兒童”的提法已不適用
《望東方周刊》:2013年,全國婦聯了由你參與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關于這個課題有最新的研究進展嗎?
段成榮:目前我們主要在“新生代的流動人口狀況”、“異地高考”等專題性領域方面完成了一些研究。
我們發現,“流動兒童”的概念已經不適用。傳統的理解,通常假定他們都是“在老家出生,再到城市里來”。這些年我們觀察到,城里生、城里長的孩子在增多。這一輪調查發現,這樣的“城里娃”占到16歲以下流動兒童的52%~53%。
從嚴格意義上說,他們就是“城里娃”。這種特點決定了我們對于流動兒童問題在制度上的一些安排,與今后的現實有很大偏差。
之前的一切設計,包括各種教育政策,都沒有來得及做讓他們長期扎根的準備,在出發點上就有偏差,今后這個矛盾會更突出。
分級分擔流動兒童教育經費
《望東方周刊》:你曾提出流動人口受益者的結構問題,在流動兒童方面,是否也存在相應的受益和責任結構?
段成榮:流動人口帶來了勞動力,帶動了經濟發展,所以首先國家要承擔責任,流入地的地方政府也要承擔責任。
流動人口的主要動因是務工經商,兒童更多的是伴隨性的。兒童的融入,最核心的就是教育問題。
今年國務院印發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戰略,在“市民化”部分對流動兒童的問題有特別好的提法。原來的城鎮化戰略中,講到子女教育問題,位置一般靠后,而這次放在第一位,這顯示了政府承擔責任的決心。
《望東方周刊》:省內和跨省流動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到孩子的城市融入?
段成榮:目前針對“義務教育”以及“義務教育后”――也就是大齡兒童的教育,各省對于省內流動的孩子已經作出種種安排,但在跨省這塊缺口仍然很大。下一步跨省的工作肯定是重點。
我們有個流動兒童教育的分級建議:跨省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經費,由國家財政統一支付;各省承擔省內跨市的流動兒童教育經費;再由各市把市內跨縣的部分管起來,逐級分擔。
一些大城市對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態度一直不明朗,甚至明顯在推卸責任,這跟財政負擔有一定的關系。
東部吸力仍大,中西部整體規劃須有預見性
《望東方周刊》:2013年的調查顯示,部分中西部省市流動兒童的流入也出現增長,今后流動的地區分布,是否可能向中西部轉移?
段成榮:“向東流”這個整體趨勢還沒有明顯變化,發展機會比較多的沿海城市仍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但是部分中西部城市,如成都、重慶,有異軍突起的現象,需要盡早準備。
無錫、重慶等地,十幾年前就提出把流動兒童納入到當地教育發展的整體規劃。目前許多大城市做得不夠好,不愿意承認有這么多流動人口,所以也不太愿意做教育資源安排,總是強調教育資源不足。
一個城市的整體規劃,對人口的流入要有預見性。我們在2013年的報告中就提出,要建立健全全國中小學生學籍信息管理系統,為學生學籍轉接提供便捷服務。
對流動兒童要有長遠安排
《望東方周刊》:除了義務教育,這些孩子還有哪些“城市融入”的需要?
段成榮:除了義務教育,流動人口子女“兩頭”就學難題突出,接受學前和高中教育比例偏低,延遲義務教育現象普遍。
各級政府一定要做好全面承認、接受這些“城里娃”的準備。
之所以叫做“城里娃”,是強調兩點:第一,他們不愿意走,城里就是他們的家;第二,他們也不可能走。
人們習慣認為流動人口居無定所,但事實上,無論是流動人口整體,還是近年才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絕大多數人的居住都相對穩定。
近期我們對全國新生代流動人口的調查顯示,70.3% 的人只流動到過1個城市,更換過3個及以上城市的人僅占3.77%。
這些人不會來回跑,因此必須對流動兒童有長遠的安排。
2013年是我國“異地高考破冰之年”,12個省份首次接收符合條件的農民工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高考。但你知道一共多少人參加了異地高考嗎?4144個。
篇5
【關鍵詞】外來人口;犯罪特征;犯罪現狀;控制對策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后,人、財、物大遷徙,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深入,其流動人口正逐步由不發達地區向比較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涌入,他們流動的規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外來人口涌入經濟發展較快的大中城市,他們的出現,一方面為城市的建設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在當地經濟建設方面起到了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外來人口犯罪問題,已成為困擾警方的一大難點和危及社會穩定的不安因素。外來人口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有著復雜的社會根源,究其原因主要是社會環境和外來人口共同作用的結果。如何預防與控制外來人口犯罪,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綜合性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城市外來人口犯罪的現狀及特點
(一)城市外來人口犯罪的現狀
當前,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是由農村流向城市,由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人口違法犯罪活動也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具有其內在規律和特點,因此充分認識這種規律和特點對于強化流動人口管理,發揮流動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積極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1. 以侵財型案件為主,搶劫案超過盜竊案躍居首位
流動人口多來自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生活水平較低。這些人到了當地后,由于經濟利益的驅動,一些意志薄弱者經不住誘惑,同時又好吃懶做,貪圖一夜致富,為了獲取錢財,改變生活現狀,他們能偷則偷、能騙則騙、能搶則搶,從而走上犯罪道路。從犯罪的成功機率和風險性來看,盜竊、搶劫、詐騙犯罪成功機率相對較高,刑罰又相對較輕,所以流動人口犯罪分子選擇盜竊、搶劫、詐騙作案的居多。從筆者所在基層檢察院今年統計的數據來看,流動人口實施的犯罪,涉及搶劫案件的109人,涉及盜竊案件的67人,涉及詐騙案件的34人,這三類案件占了受案總數的80%還多,而且參與搶劫的總人數已遠遠超過盜竊總人數,反映出流動人口侵財型犯罪已由傳統的秘密竊取向采取暴力、脅迫手段強行劫取轉變。
2. 犯罪目標隨機、盲目,手段殘忍
流動人口的流動屬性決定了其犯罪目標的隨機性和盲目性。一部分居無定所的人往往抱著碰運氣的心理,游蕩于街頭巷尾、車站網吧以及城鎮鄉村,尋找作案目標,捕捉犯罪時機。他們為了既易于尋找、選擇犯罪對象又便于逃避法律懲處,往往東游西蕩,作案后即逃跑,異地銷贓。而其作案目標的隨意性既可能是見財起意,也可能是見色起心,可能起初只是想入室盜竊,發現家中有人便發展為搶劫。這種犯罪目標的不確定性和人員的流動性,使流動人口犯罪帶有實施多種犯罪的突發性和盲目性而且手段殘忍。如筆者所在基層檢察院批捕的17歲王某等三人搶劫出租車司機案,王某在捅傷司機脖子鮮血四濺的情況下,仍然毫不手軟持刀繼續捅扎司機頭部多次,致使出租車司機嚴重殘疾。之后王某在無法將出租車弄走的情況下竟澆上汽油將車燒毀,手段十分殘忍,危害后果嚴重。
(二)城市外來人口犯罪的特點
1. 文化程度低
文化素質是個體素質的基礎,外來流動人口中大部分文化程度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一般占流動人口的80%左右,導致他們法制觀念、道德觀念差,辨別是非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弱,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2. 農民工二代犯罪問題突出
當前,無論是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還是與城市中同代人群相比,“農民工二代”群體的違法犯罪率都相對較高。據2009年江蘇省張家港市司法局專題調研數據顯示,“(三年來)張家港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農民工子女占到了80%以上。”再如,河北省石家莊市長安區法院的調研數據也表明,“農民工二代犯罪現象越來越嚴重,現在我們審理的案件中,80%以上都屬于農民工二代。”在一些大中城市中,“農民工第二代”的犯罪率正在呈上升趨勢,他們可能在未來城市犯罪中占有越來越高的比例。農民工第二代犯罪特點除了與外來流動人口相似外還有其自生的特點。如:激情化犯罪較多,暴力化趨勢明顯,自殺問題比較突出。
二、城市外來人口犯罪的原因
(一) 外來人口犯罪的主體原因主要表現為:1.外來流動人口文化素質總體偏低。外來流動人口文化素質普遍偏低,而文化素質差、自我控制能力就弱,無法正確辨別是非能力。2.外來流動人口犯罪多為法制觀念淡薄。在這些外來流動人口中大多數人是沒有受過正規的法制學習教育,他們不知道自己的違法犯罪行為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性和嚴重后果。3.在南北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日益擴大的情況下,部分外來人員心理嚴重失衡。
(二)導致外來人口犯罪的客觀原因主要為:1. 外來人口就業形勢嚴峻,工作條件差。2. 外來人口的權益遭受嚴重侵害,用工單位仍然存在不規范現象。3. 社會保障機制尚不完善。目前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對外來人口的保護制度還不完善,關于失業保險和失業救濟制度如何制訂還無力顧及外來務工人員,這種保障制度的建立對社會穩定和社會治安影響極大。
三、城市外來人口犯罪的控制對策
(一)社會對策
1. 建立城市統一的外來流動人口管理機構
為了更好地及時掌握外來流動人口綜合信息,需要建立和完善外來流動人口管理體制,以便促進城市綜合管理。
2. 規范外來人口勞動力市場體系,保障其合法權益
城市勞動部門需要建立外來人口勞動力職業介紹所,外來勞動力中介服務機構,并統一納入到外來勞動力市場體系,要盡快建立統一的外來勞動力市場,制定具體計劃,強化外來流動人口勞動監督,保護其合法權益。
(二)公安機關對外來人口犯罪的控制對策
1. 基層公安機關加強外來流動人口管理隊伍的建設
從城市目前情況看,基層派出所管理外來流動人口隊伍主要是由專職從事外來人口管理工作的民警、社區民警,以社區保安隊為主體的輔警力量構成。各基層派出所專職負責外來人口管理工作的人員偏少,外來流動人口管理的專職民警較少,造成日常管理難以落實。
2. 不斷完善和構建城郊結合的治安防控體系
在管理相對滯后的城郊結合地區,往往是外來流動人口違法犯罪活動的主要集中區域。針對上述地區,公安機關應加強與完善城郊結合地區治安防控體系的建設。
(1)加強完善警務合作機制。當前,城郊結合部的基層公安機關警務運作機制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警種之間業務分工過細,相互配合較少。對共同存在的治安問題,往往不能形成整治合力,存在單一作戰多,協同作戰少的狀況,這給違法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機。為了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完善警務運作機制。
(2)提高警務運作的針對性。適時組織警務力量在多發案地段進行守候伏擊,在夜間發案增多的情況下,應將警力向夜間傾斜。要對外來流動人口中重點人口加強檢查和控制力度。
四、結語
總之,在現階段外來流動人口犯罪呈現出許多新情況、新特點,這應當引起各級、各部門的重視。法院、公安、檢察部門以及各基層組織應攜手作戰,打防結合,恩威并舉,使流動人口形成規范化管理,綜合性預防的制度體系,真正使外來流動人口犯罪降低到最低限度,確保社會的安定、祥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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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友文.流動人口犯罪主體預防對策[J].云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2).
篇6
關鍵詞:電氣設備;安裝技術;施工管理
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為26139萬人,其中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為3996萬人,不包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為22143萬人。人口遷移方向基本上是由農村向城市遷移,由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遷移,由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遷移。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躋身世界前列的同時,由于外來人口短時間大量流入城市導致包括住房、醫療、教育和交通在內的一系列問題。面對這種人口大規模的流動,顯然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準備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這種大規模的人口定向性大規模移動成為長期現象。
如果政府能預測未來的人口的流動方向和數量,解決城市吸納能力,那么就能緩解人口流入帶來的城市問題。鑒于上述問題,本篇文章從數據來源方面以及現實操作問題出發,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合理的數學模型,最大程度上分析預測城市之間或者省市之間的人口遷移的規模和方向,從而能有效利用和配置資源,促進城市或者區域的合理規劃,解決城市吸納人口的能力缺陷。
本篇文章以馬爾可夫過程為基礎,建立合理的狀態轉移矩陣,預測未來時間狀態下人口在城市或者區域之間流動的規模和特點,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
一、模型簡介
1.馬爾可夫(Markov)過程的簡介
馬爾可夫過程作為一類隨機過程,具備典型的“無后效性”(Markov性):當前的條件概率,跟過去和未來的狀態不相關而且獨立。在現實世界中,如微粒在液體中擴散的布朗運動、傳染病的轉播感染、人口增長過程等,都常常可以利用馬爾可夫過程近似模擬。
本篇文章中主要用到的是離散時間的markov鏈,對數據的可獲得性要求高,特別是轉移概率的統計。在上述前提下,模型對于未來狀態的預測具有很高的準確性。
2.在人口區域流動的具體模型構建
因為人口在區域之間的流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markov性,所以利用離散的markov鏈對區域之間的人口流動的現象進行建模。而對于markov鏈模型的構建關鍵是建立狀態轉移矩陣,如下就利用模型求解markov鏈的狀態轉移矩陣。
從i地區到j地區的轉移概率可表示為:Pij=P(Xn+1=j∣Xn=i),Pij滿足兩條性質:首先大于零的;然后每行概率之和為1。列表示出發地區,行表示到達地區。由Pij組成的矩陣P就是一步轉移矩陣。假設人口遷移過程根據歷史經驗會按照一定的概率在不同的區域之間轉換,而這種在不同狀態之間轉化的概率就會形成狀態轉移矩陣或者叫人口轉移矩陣。
Xij(t)表示t~t+1時間段,從i地區向j地區轉移的人口數量,Ni(t)表示i地區轉移到外部的人口數量,Mi(t)表示外部人口轉移到j地區的人口。所以可以得到如下矩陣:
假設人口先增長,再轉移。人口的遷入和遷出看作是在t+1時刻瞬間完成的。X(t)表示在t時刻開始時的各地區人口總和,Xi(t)表示在t時刻的i地區的人口數量,同時該地區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αi(t)。
所以在上述背景下,可以得到如下幾個平衡關系:
X(t)=Xi(t) (1)
X(t+1)=Xj(t+1) (2)
(1+αi(t)Xi(t)+Ni(t) (3)
Xj(t+1)=Xij(t)+Mj(t)(4)
(1)、(2)式分別表示在t時刻和t+1時刻這個系統的人口總數;(3)、(4)分別表示的是橫向和縱向平衡。那么α(t),如果全國的自然增長率為,得到整體的平衡關系:
X(t+1)-(1+α(t)X(t)=M(t)-N(t)
若用表示t~t+1表示系統人口總的增長率,則:
β(t)=
同時如下定義:
Pij(t)= Ni(t)=
那么(3)式就可以寫做:1= Pij(t)+ni(t) pij(t)>0 ni(t)>0
對于遷出和遷入人口滿足如下關系:
N(t)=Ni(t)==(1+αi(t))Xi(t)·ni(t)
M(t)=Mj(t)
其中mj(t)=,且1=mj (mj(t)>0)。
本篇文章的模型旨在把這里的n各地區構成的整體看作是一個封閉系統,而遷入遷出會引起整個系統的人口數量的變化,此時無法得到一個狀態轉移矩陣。所以要上述基礎上還需要進行適當處理,得到這個系統內部的人口轉移概率矩陣。
所以根據(4)式,可以得到如下表達式:
Xj(t+1)=(1+αi(t))Xi(t)·Pij(t)+M(t)Xj(t)
然后等式兩邊同除以X(t+1),這里記ai(t)=,
=[(1+αi(t))Mj(t)]
利用X(t+1)-(1+α(t)X(t)+N(t)=M(t),經過化簡得到:
ai(t+1)=[(1+ai(t))ai(t)·(Pij(t)+ni(t)mj(t))+β(t)-α(t)mj(t)ai(t)]
根據上式可以得到系統內部的人口概率轉移矩陣,且滿足如下條件:
ij=[(1+ai(t))·(Pij(t)+ni(t)mj(t))+β(t)-α(t)mj(t)]
那么由矩陣可以表示成如下:
篇7
【關鍵詞】傳染病;流動人口
【中圖分類號】R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11-0848-01
流動人口中傳染病高發的危險因素較為復雜,由于流動人口自身構成復雜,不同的流動人口罹患各類傳染病的危險因素各不相同。從事服務業、娛樂業的流動人口是性病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建筑工地等野外施工人員是出血熱等血液傳染病的高危人群;流動兒童則是流腦、麻疹等計劃免疫類疾病的高危人群。
1 流動人口對不同類型傳染病傳播的影響
1.1 消化道傳染病
消化道傳染病是通過病人的排泄物(如嘔吐物、糞便等)傳播的,是屬于病從口入的疾病。受消化道傳染病的影響較大的主要是務工、經商和服務業人員,從事臟、累及收入低微的職業,文化衛生水平低下,生活不穩定,生活環境、飲食衛生條件差,容易感染和傳播疾病。鄭平明對湖州市外來務工人員的調查發現所抽取的12個流動人口聚集地的食堂均無消毒設施和衛生制度[1]。李桂嬌等對中山市流動人口的研究表明外來流動人口的出現使該市霍亂流行周期變長,間隙期變短,地區分布擴大[2]。潘國慶等對蘇州市流動人口表明流動人口是感染和傳播急性腸道傳染病的高危人群,市區的70.6%流動人口病例中為中、重型[3]。
1.2 呼吸道傳染病
呼吸道傳染病主要經飛沫傳播,也可通過直接密切接觸或間接接觸傳播,是受人口流動影響最大的傳染病之一。對呼吸道傳染病的傳播影響較大的是流動比較頻繁的人口,如短期打零工者。受空氣、人口流動頻繁等因素影響,極易發生常見的呼吸道傳染病如麻疹、水痘、流行性腮腺炎、流感、肺炎、支氣管肺炎等。2003 年的SARS 全球肆虐以及2009年H1N1流感在世界范圍內的快速廣泛傳播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人口的跨國界流動的日益頻繁。外來兒童計劃免疫及疫苗接種得不到有效的落實,極易造成麻疹等疫苗針對性傳染病暴發流行,張秋玲等1996 年報告山東威海一起流動人口麻疹暴發疫情,6 例病例無一人接種麻疹疫苗[4]。上海市寶山區竇文霞的研究發現在寶山區麻疹發病的人群中,外來流動人口占了82.24%,且以散居兒童為主,多數無免疫史[5]。王文明在江蘇省的研究發現,從2004 年起,江蘇省昆山市麻疹發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流動人口的增加,而肺結核的發病主要集中在農民工這一人群,占81.66%[6]
1.3 接觸性傳染病
接觸性傳染病的傳播形式有直接接觸傳播(如性病、狂犬病),間接接觸傳播以及與含有病原體的水、土壤接觸而傳播(如破傷風、吸蟲病)。其中,艾滋病疫情的全球蔓延受人口流動的影響最大。人口的流動本身與艾滋病并無因果關系,人口流動與艾滋病病毒傳播因素相結合,才真正導致了艾滋病病毒的加速傳播。流動人口加速了艾滋病傳播,他們因不安全感染,再把艾滋病病毒傳染向四方。在我國一些地區,HIV 感染者中流動人口構成比例大,深圳南山區1997 年至2002年艾滋病的疫情監測發現HIV 感染者大多數為外來流動人口[7]。溫州市對1988 年~2001 年由確診實驗室確認的HIV 感染者進行統計分析,結果表明,到2001 年底溫州市共要檢出102 例HIV 感染者, 其中流動人口82 例, 占82.39 %[8]。
1.4 血液傳染病
血液傳染病是以吸血昆蟲為傳播媒介的傳染病,建筑工人經濟條件、社會地位都處于社會最底層,缺乏各種社會保障,群居群宿,居住地衛生條件差,蚊蟲滋生,還存在共用水杯、牙刷、毛巾的個別現象,容易導致各類血液傳染病的暴發流行。深圳市數據表明1994 年~1999 年,流動人口瘧疾的各年發病率明顯高于常住人口[9]。有些經濟條件差的偏遠地區,人們通過有償獻血掙錢,從而容易造成HIV、HCV、HBV 的合并感染。
2 流動人口傳染病管理對策
2.1 建立、健全流動人口管理制度,落實流動人口國家公共衛生服務內容。流動人口信息是進行傳染病管理的重要基礎,對持有流動人口就業證或暫住證3個月以上、相對穩定的流動人群及時納入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范疇,建立健康檔案,提供健康體檢、健康教育、慢性病防治等各項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協調公安、工商、婦聯、教育等部門,繼續加強流動人口計劃免疫管理制定特定的傳染病防制措施,降低流動人口發病的危險因素。
2.2 根據流動人口的特點,加大宣傳力度,實行多種形式的免疫服務。利用新生兒乙型肝炎疫苗接種納入計劃免疫之機,認真填寫流動兒童資料,及時進行其它疫苗的預防接種。利用手機短信息服務,給家長免費發放預防接種通知。提高流動人口對計劃免疫重要性的認識和主動參與意識。對生活貧困者減免預防接種費用。流動兒童不但要保持高的及時接種率、復種率,還要保證高的免疫成功率。
2.3 對于重點地區及重點人群實行定時定點監測,及時掌握人群抗體水平動態,為制定防制傳染病策略提供科學依據。
2.4 繼續完善監測系統,在病例調查時應注重免疫史的搜集,增加資料的準確性,提高敏感性、及時性和完整性,根據監測情況,及時調整免疫策略和干預措施。
參考文獻:
[1] 鄭平明.湖州市外來務工人員傳染病防治現狀與對策[J].職業與健康,2007,(7):528-530.
[2] 李桂嬌,梁建平.中上市外來流動人口霍亂流行病學分析[J].廣東醫學,2002,23(6):641-642.
[3] 潘國慶,李勤學,等.流動人口將成為急性腸道傳染病控制的重要對象[J].中國公共衛生管理,1995,11(3)
[4] 張秋玲,陳德穎,王志芳,等.一起流動人口中麻疹爆發的調查報告[J].預防醫學文獻信息,1998,4(1):25-26.
[5] 竇文霞. 外來流動人口對寶山區理念麻疹疫情的影響[J] .職業與健康,2002,18(7):59-60.
[6] 王文明. 呼吸道傳染病1219 例流行病學分析[J]. 職業與健康,2007,23(23):2195-2196.
[7] 李 真,楊祖慶,王志彬,等.某區艾滋病流行行情況及對策[J]. 現代預防醫學,2004 ,31 (5) :768-770.
篇8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流動;人力資本溢出;社會福利;分配
中圖分類號F323;F06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3)06-0059-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09
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始于1978年農村實行之后,并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日益壯大。據2009年國家統計數據顯示,總量已達到2.3億,其中外出六個月以上的達1.5億。農村勞動力流動呈現出兩大特點:農村勞動力流動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壯年男性為主;主要來源于中西部農村地區、流向以東部城市為主。外出農村勞動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了81.6%,比全國農村勞動力平均文化程度高18.3%[1]。所以,我國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相對于留守的勞動力而言,其平均受教育程度總體上高于農村勞動力的平均文化程度。另一方面,在我國目前“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投入體制下,教育投入屬地性質十分明顯,跨省流動的勞動力的教育投入來源于勞動力輸出地政府。因此,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將使得教育投入表現出顯著的外部性,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將會使勞動力輸出地與輸入地產生不同的社會福利效應。這便使勞動力輸出地產生了明顯的人力資本溢出效應;而勞動力輸入地特別是東部城市將是溢出受益方,獲得了人力資本的額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財政的紅利。
教育多大程度上影響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農村勞動力流動產生社會福利分配效應究竟有多大呢?各省份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的教育人力資本溢出及受益情況如何?各省份福利受益主要來源地以及溢出的主要流向地的分布情況又是怎樣呢?農村勞動力流動持續流出的可能會進一步產生福利影響么?目前相關文獻雖然都認同農村勞動力流動將產生明顯的人力資本溢出,但是缺少對這種直接福利效應進行衡量并探討溢出及受益雙方的分布情況。
1農村教育人力資本的估算
11農村教育人力資本的衡量
人力資本的類型包括:健康人力資本、教育人力資本、知識人力資本、能力人力資本[2] 。本文關注教育投入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即教育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水平測算方法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指標法、直接能力測算法,其中最常用的成本測算法是用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人力資本投資成本。早期的文獻是以學校入學率作為人力資本存量;Kyriacou和Barro在比較各國人力資本投入時假設人們的受教育年限與所形成的人力資本投入成正比[3-5]; Mankiw在經濟增長核算實證研究中也用受教育年限來測算[6]。因此,目前受教育年限成為了衡量人力資本投入的最常用的度量,國內關于人力資本研究中大多也用受教育年限這一指標[7-8]。 這主要是因為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形成的一個關鍵要素,而受教育年限與教育投資相關性強。因此,對于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的測算,同樣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
謝童偉等:農村勞動力區域流動的社會福利分配效應分析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6期
12測算方法
將受教育程度分為文盲半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專以上5個不同學歷層次,定義各教育程度的年限:文盲半文盲為0年、小學為6年、初中為9年,高中為12年、大專以上為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數學公式如下:
H=AEY=∑5i=1EYi×Pi
其中,H為人力資本水平,AEY為平均受教育年限;i為以受教育程度的組數;EYi為各受教育程度的教育年限;Pi 為各組受教育程度人口占總人數的比重。
13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1991-2009年的《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業統計年鑒》,以統計口徑為“6歲及6歲以上人口”估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農村平均受教育年限全國水平,以“鄉村從業人員”測算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流動的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RH)一般水平。這是因為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總體上要高于全國農村的平均文化程度。
14農村教育人力資本估算結果
全國農村的平均教育年限從2001年的6.752提高到2008年的7.285年,提高了0.533年;而流動勞動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從2001年的7.766提高到2008年的8.255年,提高了0.489年。流動勞動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基本上比全國水平高出1年左右,平均高出14.58%(見表1)。
2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水平與農村勞動力流動
在各種影響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村勞動力人數下降的
眾多因素中,農村勞動力教育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從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特點可以看出農村勞動力的教育人力資本水平越高,流動的規模越大。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外出務工,從事非農生產活動的人數占主體。因此,定義“農業就業優勢比”為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林牧漁業與從事其他行業比重之比,用于衡量農村勞動力流動傾向;農業就業優勢比越低,農村勞動力流動人數越多。
圖1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水平與農業就業優勢比
Fig.1Rural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and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dvantage ratio
從圖1可知,隨著全國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農業就業優勢比則迅速下降,并且兩者的相關系數為
-0.963;這說明農村人力資本水平越高,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傾向越大。應用VAR脈沖響應分析,分析隨機擾動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其影響的路徑變化,也得出同樣的結果。
若是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因外界因素而提高,在4期前教育水平提高導致農村勞動力的農業就業人數迅速下降而4期后負效應慢慢減小;也就是全國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水平越高,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傾向越大。
在分析教育人力資本水平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影響時,引入“農業收入優勢比(IP)”、 “農村勞動力男性優勢比(GP)”,分別代表農業收入占農民家庭收入的比重和農村男性勞動力比重;同時考慮戶均耕地面積(S)及戶籍制度改革(P),戶籍制度是作為虛擬變量。
在模型設定時,將logistic模型做線性化處理:
π/(1-π)為優勢比,此處為農業就業優勢比,擬合logistic回歸模型的參數問題轉換成擬合線性模型的參數。logistic模型轉化為線性的一個好處就是,可以使用連續的因變量而不用離散的因變量,這樣便于用連續的時間序列分析。x1、x2、x3、x4和x5分別代表RH、IP、GP、S和P。從模型可知,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提高1%,從事農業的人數下降0.25%;戶籍制度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影響不是很大,這主要是因為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絕大多數不是遷移性質的。
3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的福利分配效應分析
31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分析
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特點之一是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基本上流向城市,跨省流動則主要來源于中西部農村地區,流向以東部城市為主。近年來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人數占全國人數比例的88%到90%;環渤海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農村勞動力流入的熱點地區,吸納的外地農村勞動力超過了80%[9]。
為了便于估算,本文將盧卡斯模型簡化,設定如下:
影響城市生產總值的因素主要有K、L、UH、RH;K為城市固定資產投資總額;UH為城市教育人力資本水平;L為城鎮從業人數;RH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水平;σ、β、γ、η為估計系數。由于流動的農村勞動力由原有流動的勞動力和新增加的勞動力構成,因此,RH應考慮滯后期,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如表2所示。
經過豪斯曼檢驗,模型采用固定效應變截距模型,采用的數據為2001-2008年的各省面板數據,均做可比性處理后取對數;滯后期的選定以模型顯著程度判斷。模型表明:城市獲得了明顯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這種溢出效應對城市發展,特別是對東部地區的城市發展的貢獻顯著。
32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溢出份額計量
農村人力資本當期值(RH)、滯后一期(RH(-1))、滯后兩期(RH(-2))若分別增長1%,則城市的GDP分別增長0.44%、0.46%、0.89%;這三個變量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44、0.46、0.89。依據彈性系數的定義,農村人力資本溢出對城市GDP的彈性系數為:
因此,ΔGDPt即表示由于農村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增加而引致城市GDP增長的量。假設農村跨省流動的人口比例M’為:
M’=農村跨省流動的人口/農村流動的總人口
依據蔡昉等(2005)1997-2002年的跨省農村勞動力流動數據,可計算得M’分別為0.38、0.38、0.41、0.47、0.46、0.41,M’大概在0.40左右;因此,除了1997-2002年,其余年份的農村跨省流動的人口比例設定為0.40是比較合理的。
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溢出效應ΔSt為:
從1993-2009年,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對城市GDP增加值貢獻量累計22 983.07億元,而跨省流動溢出對城市GDP增加貢值獻量累計為9 301.51億元;大致表現出“四起四落”的現象,1995-1998、2000-2002、2005-2007和2009年為溢出增長階段,尤其是在2005-2007年期間溢出增長最快;1993-1994、1999、2003-2004和2008年為溢出下降階段。這種現象是由于我國經濟發
表3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分析
展的情況決定的。在“四起”時期,我國經濟發展形勢好,農村勞動力流動規模大,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明顯,跨省溢出呈現增長趨勢。而在“四落”時期,我國經濟受到內外因素的影響,經濟形勢有所下滑,農民工需求量減少、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特別是跨省務工成本及困難增加;因此,跨省溢出效應也隨之下降,比如1998和2008年受到經濟形勢的影響跨省溢出效應下降最明顯。
農村跨省勞動力流動是雙向的,每個省份都有農村勞動力的流出與流入,只是流出與流入數量上有差別;因此,勞動力凈輸出地是福利損失地,而勞動力凈輸入地是福利的受益地。各省的農村勞動力的跨省流出比率和流入比率,依據200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中“全國按現住地、戶口登記地在外省分的人口(鄉村)”計算而得,即跨省流出(入)比率=跨省流出(入)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的農村勞動力總數。農村跨省勞動力流出最多的為四川,占全國農村跨省流入勞動力的18.09%;而跨省流入最多的為廣東,占全國農村跨省流出勞動力的33.44%。從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的教育人力資本溢出而導致的直接福利分配效應來看,凈受益最多的省份為廣東、浙江、新疆、江蘇、福建、北京、上海;福利損失最多的省份為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廣西、貴州、湖北;溢出和受益差距最小的省份為云南、青海、,其中云南基本持平(見圖2)。
33直接福利受益主要來源地與溢出主要流向地的分布
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主要來源地與溢出主要流向地取決于跨省流動的農村勞動力的流入與流出的變化;這種變化受地緣影響較大,即距離及流動成本影響著農村勞動力流動。廣東作為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教育人力資本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其受益最主要的5個來源地為湖南、四川、廣西、江西、湖北;而“長三角”地區的上海、江蘇、浙江,除
圖2各省福利凈受益
Fig.2Net welfare benefit of every province
了內部之間的跨省流動外,主要來源于安徽、江西、河南、四川、貴州、河南、湖南等地;福建則主要來源于江西、四川、貴州、湖北、安徽等地;北京、天津主要來源于河北、河南、山東、四川、安徽、內蒙古及東北地區;新疆則主要來源于西南的四川、西北甘肅和陜西以及河南和安徽。從勞動力流出的情況看,四川的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出最多,因此其農村勞動力的教育人力資本溢出效應最明顯,主要流向廣東、新疆、浙江、福建、江蘇等。另一方面,從長時間跨度來看,農村勞動力流動也有一定的路徑依賴現象,即流出的幾個大省和流入的幾個大省基本上比較固定:勞動力流出及直接福利損失的最大省份基本上是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廣西、貴州、湖北,勞動力流入及直接福利受益最大省份是廣東、浙江、新疆、江蘇、福建、北京、上海。表5列出了各省份最主要的5個直接福利受益來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別到達了52.32%-85.65%、48.64%-95.41%。這充分說明了由于地緣和路徑依賴等原因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集中程度直接決定了各省份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溢出和受益的集中程度。
4農村勞動力流動持續流出的間接福利影響
41大規模農村人力資本流失及溢出拉大城鄉間及區域間經濟差距
在完全競爭且要素自由流動的條件下,要素、資源會流向回報率高的地區。東部地區人力資本高回報率將吸引人力資本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并加速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進而導致更高的人力資本回報率以及持續遞增的人力資本流入。人力資本流動與資本流動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及作用,即如果某地區的人力資本的積累快,也會像資本積累快一樣,促使該地區的經濟的發展速度加快,向其穩態位置收斂。人力資本具有較強的外部性,除了表現在個人的人力資本投入對社會產生外部效應外;從空間角度看還表現在因勞動力的區域流動而產生的區域之間的外溢性。大規模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勞動力流出而低文化程度勞動力留在原籍,中西部地區產生了明顯的人力資本溢出效應。中西部農村人力資本持續大規模溢出導致了勞動力與人力資本一直處于凈流失狀態;而東部地區,尤其是東部城市,則因為中西部人力資本溢出效應獲得了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額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財政的紅利;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在數量及質量上的差距擴大,進而拉大經濟發展差距。
42大規模農村勞動力持續流出導致的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激勵程度下降
教育是人力資本形成的最主要方式,教育投入是人力
注:由估算的1993-2009年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和損失整理而得。
資本投資的最重要途徑。教育外部性、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在我國“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體制下,農村勞動力持續大規模流動將從兩個方面導致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與收益出現明顯的非對稱性。
一方面,這種教育投入體制具有顯著的屬地性質,勞動力的教育投入,尤其是義務教育投入來源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中西部地區流出的勞動的教育投入來源于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財政。由于這種屬地性質,東部地方政府無需對該部分勞動力進行教育投入,這也就是為何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問題如此突出的根本原因。同樣是為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做貢獻農民工子女卻在東部地區得不到同等教育權利和享受不到同等教育資源,逐漸被邊緣化。而這種屬地性質還將使中西部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因為高素質勞動力流出得不到相應的回報,具體表現在地區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將因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匱乏受到影響,拉大中西部與東部的地區經濟差距。經濟發展緩慢的直接結果是地方財政增長緩慢,從而教育投入經費將受到影響,很多地區教育經費一直無法足額兌現,甚至部分地區出現擠占教育經費。
另一方面,在這種體制下,義務教育經費負擔結構不合理。在2001年后,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體制是由以前的“分級管理”改革為“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這將教育經費投入的重心由鄉鎮提升到了縣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教育投入瓶頸、改善農村教育。但是到現在這種“以縣為主”的投入體制弊端已成為制約農村教育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因素。在政府所負擔的義務教育經費中,財政能力最薄弱的縣級政府承擔了義務教育的大部分投入負擔,而中央、省級則投入甚少。洪銀興,龍翠紅(2009)估計中央財政預算內投入只占農村基礎教育投入的2.5%左右。因此,農村教育投入與地方經濟的發展水平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投入規模直接受制約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而農村教育的投入程度又直接影響到勞動力接受教育的機會與水平,進而引起人力資本的差異。2004年,按東、中、西部不同的經濟發展區域劃分,東部地區文盲半文盲率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率分別為4.3%、18.6%,中、西部地區這兩個指標分別為5.4%、12.2%與15.8%、9.2%[10]。人力資本的外流造成中西部地區的教育投入力度與其對當地經濟的貢獻程度并不對應,加上東中西部原有教育差距的存在;因此,作為中西部地區義務教育主要投資主體的當地政府激勵程度的降低,又進一步惡化了教育不公平的程度,教育貧困陷阱的存在就成為必然,人力資本投資水平低就成為了常態。
5總結
教育是人力資本形成的最主要途徑,隨著農村教育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傾向越明顯。持續大規模素質較高的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使得農村教育人力資本對城市尤其是東部城市外溢效應表現得相當顯著。這種現象產生了直接的社會福利的分配效應,表現為:勞動力凈輸出地為福利損失,而勞動力凈流入地為福利受益。其中,廣東凈受益最多,四川福利損失最多,云南基本持平。各省份最主要的5個直接福利受益來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別到達了52.32%-85.65%、48.64%-95.41%。盡管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是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的重要途徑,但是因為農村高素質勞動力大規模持續流出對城鄉與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地區以及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間接福利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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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房地產怎么轉型?從國際經驗看,在人均收入突破8000美元之后,房地產行業會從住宅市場的繁榮過渡到多元業態的格局。可能不只是住宅,工業、物流、商業地產、房地產金融同時發展,包括制造、運營和服務。開盤賣光不是房地產開發,那個時代正在過去。考慮到未來中國從工業時代向服務時代轉型的大背景,行業轉型方向也應該在于服務價值鏈條的重塑。我們比較了GDP的潛在增長率,覺得可能會溫和下移。這一屆最高決策層為什么對經濟刺激持非常審慎的態度,是因為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外部和內部的變化導致中國經濟增長下移,不應盲目追求高增長。在下移的同時,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在穩步上升,今年已經超過第二產業,這是大趨勢。
人的城鎮化
城鎮化的國家級規劃也在緊鑼密鼓地起草修訂完善,從目前公開的信息可以看到,核心是人的城鎮化,以城市群為載體,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會為下一階段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提供平臺。
在這個背景下,考察房地產行業未來的機會最為重要的就是要尋找人往哪里去,要居住、要消費、要工作,是怎樣的產業業態?必須要做這樣細致的分析。過去30年這個分析可以做的非常粗淺,因為這個時期人流非常的單一,也就是從農村流向城市,從內陸流向沿海。而經濟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城市化率過了50%以后,人流變得日益多元化,有回流的,也有從大城市到小城市的,和繼續從農業向非農業轉移的,不同地區的業態不一樣。
媒體前段時間有一個小炒作,“榨菜指數”是我在發改委內部討論會上提出的,結果被一家媒體報道成“發改委官員榨菜指數”。對流動人口沒有跟蹤,沒有統計,怎么來做決策支持?不僅有榨菜指數,我說榨菜指數是編的,要找一些近似的指標來做參考。我找了幾個指標,如火腿腸、方便面、榨菜,找幾家主流的前幾位的上市公司,看披露的年報,在不同地區的銷售占比,比如華南、華東地區。對近5到10年這幾個快銷品,流動人口分區域的消費占比都做了跟蹤計算,發現華南地區,在涪陵榨菜上市公司的公報里,從5年前的50%多降到20%多。還有手機神州行套餐,根據在全國不同地區的漫游,在不同地區用戶的占比,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這種變化。我曾經用過這個數據,2008年底的經濟沖擊程度,到底有沒有出現大規模返鄉潮呢?其中一個判斷依據就是調用移動公司的數據,跟蹤看神州行群體漫游比率的波動是很有規律的,每到春節前兩周迅速攀升,正月十五以后回落到正常水平。而在2008年9月和10月,漫游的比例已經超過了以前春節時期,如果沒有返鄉的話,只有一種可能就是這些農民工把手機寄回去了。所以通過大數據的分析,可以做出很多跟蹤判斷。
流向大都市區
從美國經驗看,人口流動的終極方向是流向大都市區。我們梳理了從1609年到現在,從小城市變大城市,大城市變成郊區化,整合成大都市圈,這樣不斷演進的過程。如果僅僅按城市化率來對比,當然不確切。美國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就是城市化率達到51%的時候是1925年,我們是在去年,在1925年之后業態的變化,不一定走一樣的路,但是可以做參考。美國五百萬以上人口的九個大都市區占整個人口的24.6%,紐約大都市區占總人口的6.1%,洛杉磯占4.2%。到美國做房地產投資,還得到大都市區。如果是人煙稀少的地方,價格看上去很便宜,買完之后房地產就真的沒有流動性,只能自己持有了。
1920到2010年美國大都市區人口的變化,實際是在不斷集聚。美國大都市區最為突出的特點是郊區人口增長的速度遠遠快于中心城區,所以城鎮化的亮點是未來對土地制度的突破。我請教了很多土地制度的專家,關鍵在于大都市區城郊集體用地的入市,以及農村宅基地的整合。中國其實城市的用地是比較節約的,4萬平方公里,農村宅基地占到17萬平方公里。缺不缺地?缺;用地浪不浪費?浪費。農村宅基地面積是城市建成區面積的4倍還多。
人口在美國大都市的中心城區和郊區之間的重構,催生了美國房地產市場在上世紀50年代之后的第二輪繁榮浪潮。過去十多年,中國人口流動的軌跡是由內陸和農村、鄉鎮、縣城、地級市流向沿海發達城市,基本是一種單向的流動。目前這個趨勢在改變,人口流動開始由單向轉向多向。各種流動的方式都有,人口流動軌跡的變化會重塑中國城市發展的梯度,我與很多房地產界人士討論,他們比較看好的是長江中游代表的新型城市圈。內陸城市這種梯次發展的背后是人口流動和產業的轉移。從人口的絕對規模來看,盡管中國沿海城市圈已經比較成熟,未來人口流入速度會放緩,但依然是中國最重要的大都市圈。
中國城鎮人口的分布還在向發達地區集聚。今年以來的房價上漲,怎么來評估?通過限購限貸后,投機性力量基本被剔除,這就說明是實質需求推動的。一部分城市是供應不足,人口從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動,而且年輕人占主導,這是主要的需求,必須要滿足這一部分人的需求。對照美國的經驗,大致可以推測人口在一百萬到五百萬之間的中型城市是亮點,我們做了非常簡略的城市群GDP復合增長率的預測,這些城市將會成為城鎮化推進的主要載體。
篇10
關鍵詞:區域動態人力資本;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義烏市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4-0088-02
引言
2012年,義烏市登記流動人口數為159.5萬,遠遠超出常住人口。同時,2012年《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顯示,義烏市在中國最具競爭力百強縣(縣級市)排行榜排名位列14名。經濟增長主要是資本投入、勞動投入的增加、技術的進步,這其中又以人的因素為首,人的素質的提高才能推動技術的快速進步和產出的高速增長。發達國家的經濟實踐表明人力資本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因此,從影響經濟增長的源頭因素來看,人力資本才是重要的因素,大量的流動人口對義烏市的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一、文獻綜述及概念界定
人力資本由舒爾茨(Schultz Theodore W,1960)首先提出,并經貝克爾(Becker Gary,1964)等人的補充和發展,形成人力資本理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以盧卡斯(Lucas,1988)和羅默(Romer,1986)為代表人物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將人力資本作為同物質資本一樣的獨立生產要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之中,運用微觀的方法分析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認為人力資本存量的差異會直接影響全要素生產力,從而影響長期的經濟增長率。新貿易理論的代表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認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一樣,也受到產業集聚等因素的重要影響,生產要素通過流動產生空間上的集聚,會對一個區域的經濟增長產生影響 [1]。
國內對人力資本的研究起步較晚,中國經濟正由粗放式增長向集約式增長轉變,加之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因此,國內學者更加關注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侯亞非和王金營以教育作為人力資本的外生變量來分析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2];顧加寧對中國人力資本的集聚現狀進行了實證分析 [3];郭永昌分析了上海市閔行區外來人口的基本特征、集聚成因和空間集聚基本形式與演化過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大城市外來人口的重構模式 [4]。
針對國內外學者對人力資本的研究,本文提出的“區域動態人力資本”在本質意義上與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的概念相同,它是指某一區域動態流動的、受過一定教育的、具有某種學歷(教育水平)和技能特征的勞動力。在本文的研究中,以流動的務工經商勞動力作為研究對象,所具有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稱之為人力資本。需要說明的是,動態人力資本應包括人力的流入與流出兩個方向,但義烏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提供較多的就業崗位,流出的人力資本相對流入的比例較小,因此在本文中將忽略流出人力資本存量。
二、義烏市動態人力資本存量分析
動態的務工經商勞動力的數據來源于義烏市2012年的流動人口數據分析報告和境內13個鎮街6 863份流動人口問卷調查情況匯總,得出義烏市流動人口的結構狀況 [5]。
(一) 以年齡、性別、學歷構成的人力資本
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在分析人力資本構成時,不僅關注經濟活動中人的學歷結構,還特別重視與學歷結構相關聯的年齡、性別構成特征 [6]。
將調查的年齡、性別、學歷構成的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如下特點:從年齡特征看,年齡段以18—35歲為主,形成了勞動力聚集的峰尖,說明青壯年勞動力是流入義烏務工經商的主要群體。從學歷構成看,文化程度普遍較低,主要以初中為主,占84.69%,大專以上學歷只占3.35%。因此可以認為,具有中學教育學歷是進入義烏市形成勞動力供給的最低學歷臨界點。學歷水平的普遍低下,也造成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壓力的轉移,對產業升級轉型產生不利的影響。
(二)以職業分布的人力資本
以學歷為主要觀察標準來衡量,義烏市動態人力資本結構屬于低水平,主要從事生產制造、服務行業工作,占總崗位數的62.29%,主要從事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簡單再生產工作或從事非(低)技術工作,屬于低端職業領域的人群。這種崗位選擇的特征表明,流入到義烏市的勞動力主要集中在生產企業里,這與義烏市眾多的中小企業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的職業選擇半徑不大,并且集中。
(三)來源地和工作地觀察下的人力資本
為了分析義烏市對流動的人力資本吸引狀況,筆者對流入的人力資本的來源地和在義烏的工作區域做了分析,顯示出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在義烏市主城區工作的人占絕大多數,占73.51%,鄉鎮的吸引力還不強。二是流動人口中來自省外的占89.41%,大多數來自江西、貴州、河南、安徽等地,這四省的流入人口占總數的57.93%,說明義烏市的經濟輻射能力比較有限,帶動的是更不發達的地區;而經濟發達地區江蘇、廣東、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員流入很少,說明義烏市很難吸引經濟發達地區的高素質人才。這在義烏市建設綜合貿易改革試點過程中對高素質人力資本的需求是非常不利的。
三、義烏市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的關系
各地區的發展經驗顯示,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增長成正相關關系,即人力資本存量越多、質量越高,區域經濟增長水平就越高。同時,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據人力資本存量和結構狀況進行的;產業結構的演進速度都是受到相應素質的人力資本和具有一定彈性的人力資本約束的。
(一)人力資本對區域產業結構的影響
人力資本可促進產業發展,有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特別是有利于發展高科技產業。2012年,義烏市第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略高于第二產業,第一產業所占比重最低,僅為2.63%。經濟發展規律證明,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為主,而第三產業中的高科技產業比重較大。義烏市的產業結構仍然存在不合理之處,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通過發展以高科技產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同時,人力資本存量的提升可使高素質的人力資源發揮優勢,使用更先進的機器、設備等,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節約生產成本。人力資本的轉化會推動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提高產業的資本收益率,使第三產業得到快速發展,進而推動區域產業結構的升級。因此,人力資本對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有不可低估的影響。但是義烏市高素質、高學歷人才多分布于學校內,對科技的轉化效率存在一定制約。
(二)人力資本結構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在對人力資本進行計量研究時,更多的是按受教育年限將人力資本分為基礎人力資本和專業化人力資本。基礎人力資本代表勞動力所必備的人力資本存量;相對基礎人力資本而言,專業化人力資本更強調知識、創新和研究能力(高素英,2009)。
在義烏2012年的調查中,基礎性人才占絕大多數,對經濟的貢獻度比較大,因此,提高一般人才的質量和數量,是構建區域競爭力的基礎,將會有利于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總體上加大對基礎性人才的投資,不斷提升他們的知識、技術和能力,提高區域整體人力資本的存量和質量。除了要對現有的一般人才的開發與利用外,還要想方設法提高區域一般人才的數量,高職高專等職業技術學校肩負著培養一般人才的重任,要積極探索職業技術學校的培養模式,提升職業技術學校的教師水平和辦學水平。
相反,義烏專業性人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低,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高層次人才多是決策的制定者,而不是執行者,其貢獻率不能直接體現在經濟指標上;二是因為高層次人才做的多是創造性的工作,成果的轉化有滯后性,有可能低估高層次人才的作用。因此,在高層次人才的發展上,筆者提出如下兩點建議:一是提升地區高層次人才的能力和素質,不斷增強他們的創新能力,培養更適合義烏市場具體情況的人才,為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二是吸引其他地區的高層次人才來本地區工作,尤其是海外的高層次人才。
(三)人力資本影響區域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形成
義烏市作為金義大都市、浙中商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發展中承擔著物質運輸交換、要素流動、信息溝通的重要功能。從國內外的區域發展經驗可以看到,在區域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中,人力資本較為聚集,而且區域人力資本存量規模和結構也直接影響了區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輻射范圍,影響著區域經濟發展。義烏市的動態人力資本遠遠超過了金華市其他地區,在浙江省也位于前列,這些人才基礎都為義烏市承擔貿易中心功能、生產中心功能、服務中心功能、金融中心功能、信息中心功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四、結論
人力資本對經濟的推動作用,不僅取決于人才數量的多少,而且取決于其使用環境、組織制度和激勵的有效程度。因此,吸引專業人才的集聚,需要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建設適合人才發展的環境,完善用人機制,改善人才的工作環境;需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動機制,注重對某些特殊領域專門技術人才的引進。經濟增長和人才增長這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意味著人才的重要性不僅能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還對自身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好的人才發展模式會與經濟增長形成良性互動。
義烏市人力資本流動還存在區域流動結構不合理、人力資本區域流動方向不均衡、人力資本區域利用效率低等問題。人力資本區域流動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關聯效應總體上還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進一步調整人力資本跨區域流動的方式和結構,合理規劃人力資本區域流動發展戰略是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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