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的理解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宏觀調控的理解，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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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調控;經濟關系;應用分析

一、宏觀調控的概念及內容

（一）宏觀調控的概念

宏觀調控最早是由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提出，其是國家采取各類手段來對國民經濟發展進行調節及控制，使得社會再生產能夠協調發展的條件，其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管理中的關鍵職能。

國家在采取宏觀調控時，一般是通過政策、法律及計劃等手段，來對經濟發展狀態進行干預與調節，從而使得國民經濟能夠持良好事態發展。在市場經濟當中，商品及服務的供求關系，是受到價格等市場機制所影響的，經濟增長時，會可能帶來通貨膨脹，隨之而來的便是經濟停滯與倒退，這種周期性的波動，對對社會資源及社會生產力都造成嚴重損害。而宏觀調控采取人為調節的方式，來對經濟運作進行干涉，從而使得國民經濟可以適度增長，使產業結合能夠合理調整，物價水平持續穩定，進而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

（二）宏觀調控的內容

宏觀調控在應用時，一是國家采取各類經濟政策與措施，通過對經濟及社會方案等政策的制定，來對產業布局進行規劃與挑戰，對總量平衡進行控制，對貨幣及財政政策加以制定，對積累及消費間的關系進行調節，從而實現供求平衡，防止通貨膨脹的出現，對市場經濟制度做到完善。二是采取價格、稅收等經濟經濟手段，來對國民收入實現分配與再分配，從而對社會再生產的各環節進行調控。三是通過對各項經濟計劃的編制，使資源配置發揮出有效作用，彌補市場資源配置依靠市場情況下的不足。

二、宏觀調控在經濟管理中的具體手段

（一）經濟調控

經濟調控是宏觀調控的三大手段之一，作為國家調控行為，其可以依據財政與貨幣政策，來對經濟管理實施把控，并可以將控制手段細化到工資、稅收及信貸等各方面，并對貨幣有著直接的調控，是國家經濟管理中出現經濟問題的最直接調控手段。例如，市場上所流行的一種商品，其在國家經濟管理中，有一定問題出現時，國家便會采取經濟調控的手段，來對該類商品實施價格調控。正如受到自然災害影響，農作物收成不高，難以對人們要求進行滿足，這時，便會產生供求關系不平衡現象，從而造成農作物價格上升，長期以外，給人們的消費能力帶來調整，這時，國家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便會采取經濟調控，或是對物價進行調節，或是對人們工資進行調節，從而使得我國經濟狀況得到有效控制。

（二）行政調控

行政調控是宏觀調控中的一項強制性手段，行政機關在經濟管中，下達相關條例及規定時，低下的各層行政單位及部門，都需要無條件的對最高宏觀調控命令加以執行。但是，行政調控手段在應用時，也會手段社會主義路線的影響，因此不能長時限的采用。比如，春節時期大面積強降雪的發生，給人們的日常出行及貨物流通造成嚴重阻礙，這時，一些商販，為了獲得巨大利潤，便會將其囤積的日用商品及食物價格抬高。這時，國家便會采取行政調控的手段，來對物價進行合理規劃，避免這種經濟紊亂現象的出現。但是這種調控，只是針對一段時間內出現問題而解決的，其是一種強制性且效率較高的宏觀調控手段，不可持續操作，所受到的局限性也較為嚴重。

（三）法律調控

法律調控能夠對公民及國家財產及經濟進行合法的管理，其主要是通過經濟司法及經濟立法兩個部門來進行執行，司法部門主要是對經濟行為作出審理及檢查，立法部門主要是針對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問題，來做到對相關法律及法規的制定，從而使得市場經濟主體能夠處于合法及規范的法律框架當中，這樣，一旦有企業或者個人對法律調控框架相違背時，便會受到法律對其的嚴格制裁。

三、宏觀調控手段在經濟管理中的應用分析

（一）對通貨膨脹率加以控制

糧食作為國民經濟的發展一大支柱，長期以來，我國糧食價格都遠低于國際市場上的糧食價格，從而給農民生產積極性造成嚴重打擊，農民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作為我國人口比例中的最大群體，農民不僅可以通過自身勞動來提升我國經濟經濟增長，其還能在經濟地位提升之后，做到對我國經濟內需的拉動，使我國經濟發展再登新臺階。針對這一現狀，國家便可以通過宏觀調控，來做到對干預政策的強制性制定。例如，通過宏觀調控，來對農民手中農作物價格進行抬高，對農作物種植所需物資價格進行降低，從而使得農民在生產過程中的積極性得到提升，使我國農業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浪潮。通過該種方法，不僅使得農民得到實惠，才能夠對我國內需發展起到帶動作用。

（二）對國民就業問題加以控制

國家在對國民最低物質生活保障進行滿足的前提下，還要確保每一個有勞動能力的國民，都能夠有事可做，擁有其自身的事業。國民只有有了自己的工作，才能夠對家庭及自身內部需求負擔的承受，從而減輕國家實施的低保政策壓力及負擔，進而在一定程度上，環節國家相對壓力的經濟難度。因此，國有企業在面臨倒閉及裁員情況時，國家必須要采取宏觀調控中的行政手段或者是經濟手段，來對國民利益進行保護，或是幫助下崗人員再就業。“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宏觀調控在應用時，不可避免的會遇到企業及單位倒閉及裁員現象的存在，然而唯一使我國經濟不受到人員流動或是無業可施而帶來的經濟困擾的方法，就只有國家對人員再就業進行相對的宏觀調控措施實施保護策略。比如，對于下崗人員，國家可以根據市場經濟的發展狀況及方向，來對下崗人員進行專門的技術培訓，對其業務技能及素養進行提升，從而使得下崗人員能夠跟得上國家經濟發展的前進步伐，盡可能的避免國家因大批人員下崗而造成的經濟困擾問題的出現。

（三）對國民收入加以控制

國家除了要保證國民有飯吃、有工作做，還需要對國民從事工作的收入情況進行調控。對于收入來說，其是每一個公民通過自身努力及勞動情況下所獲得的對應回報，通常這一回報都是通過薪酬待遇來進行體現出來的。然而，薪酬待遇是否合理？只有國家根據當前社會的經濟狀況及物價購買狀況來進行衡量。若是物價比較高，國民收入偏低，便會造成國民沒有能力去消費與購買，也就是說，國民沒有能力去將自己的勞動所得資金去通過貨幣的交換而獲得生活必備的物品。若是國家一直處于這種生活狀況下，其直接結果便是國家無法做到對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因此，只有只有物價和國民收入成正比時，才能使收支達到平衡，社會得以穩定，才能讓國民在穩定生活中帶動內需，使國家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

（四）對企業生存及成長率加以控制

企業是能夠為國家來負擔所有國民生存的港灣之一，因此，國家在經濟管理中，只有對企業采取有效的宏觀調控，才能夠使得企業的生存及成長率得到提升，做到對人民生存需求的滿足，在對其進行調控時，采取經濟、法律及行政調控這三種方法，都能夠對國家經濟管理采取有效及有力的保護。

總結：

國家經濟的發展，是每個公民持續努力與奮斗的結果，更是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手段在經濟管理中有效應用的結果。公民的衣食住行各個方面，只有國家采取有效的宏觀調控，才能夠使其運行狀況及質量得到大為改善，在使我國經濟管理能夠得到穩定運行及發展的前提下，使得我國經濟能夠做到可持續與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盧鋒. “十一五”時期宏觀調控手段更加多樣化[J]. 中國財政. 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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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權路徑是理清經濟職能和經濟職權

在構建經濟治理體系的過程中，政府的經濟職能和經濟職權如何界定非常關鍵，因為這關系到其他治理體制的進一步完善。我國在2013的改革決定中，已經對政府的經濟職能定義為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劃。宏觀調控主要是保障市場穩定，市場規劃則是保障市場競爭的公平，兩者都是為了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和控制，讓市場經濟有序的發展。因此，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劃是經濟法的主要關注點，改革決定強調了政府要在市場中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在經濟領域中，政府的市場資源配置功能，就是發揮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劃的作用進行經濟治理，這也是國家經濟職能的體現。政府的經濟職能是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劃，相對的對市場實行宏觀調控權和規劃控制權就是政府主要的經濟職權。我國憲法中對經濟職權有重要規定，是經濟職權成為經濟法重要組成。對于經濟職能和經濟職權的理解，不能錯誤的將宏觀調控認為是政治干預，因為宏觀調控對于市場調控的作用是必要的，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目前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功能，是實現經濟總量的持平，協調重大經濟結構，減緩市場波動帶來的經濟影響，預防和規避系統風險，實現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樣的說法更加符合宏觀調控的根本目標，也能夠體現調控具有的宏觀性，從本質上講與行政干預完全不同。所以在現實中經濟法中應當對假借宏觀調控的名義，進行行政干預的行為進行相關的規定，確保政府經濟職權的正確行使。[3]為了實現我國經濟健康發展，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國家應當在構建宏觀調控體系方面，明確國家發展規劃，將政府財政和貨幣政策作為主要手段，配合產業整合和價格政策實現全面的市場調控。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對于財稅法、金融法、產業法等相關法律的完善必須要與市場發展相適應，經濟法和宏觀調控應當恰好對應起來，消除對經濟理論的誤解，更好的實現宏觀調控。

二、提升能力的路徑是提升經濟法主體力量

前面我們討論了立法路徑和分權路徑，是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除此之外，國家的治理能力的體現，還與經濟法的主體力量有關。各類經濟法的主體地位得到提升，有助于國家經濟治理能力的全面優化。經濟法主體力量一方面體現在國家的協調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市場主體的競爭能力。協調治理能力就包括宏觀調控的能力和規劃能力，而競爭能力則包括管理的參與能力和對抗能力等。提升調制能力的關鍵，在于明細調制職能和調制職權，落實職能確保解決調制體制的問題。調制主體必須嚴格按照法規法令行使職權，一方面體現政府治理的公開和公平，另一方面也突出法制決定和科學建設的目的。對此國家不僅強調了要加快科學建設和守法誠實的工作原則，同時還要推進治理工作的責任化和法制化，堅持履行法定責任，杜絕越權無權處理。總而言之，調制主體的調制能力會對國家具體的額治理措施產生影響，提升國家的治國能力就必須增強經濟調制主體能力，同時增強競爭能力。提升治國能力，不能脫離經濟法實際，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法制基礎和管理體系是前提，也正因如此，經濟法對于提升國家經濟治理能力具有重大意義。經過上述分析，完善經濟法立法，明確政府職能和職權，才能有針對性的提升國家的治理能力。

作者：李愛玲 單位：天津濱海職業學院經濟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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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房地產調控；反思；新思維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2-0041-02

1 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再認識

1.1 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概念

房地產宏觀調控是指國家運用經濟、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從宏觀上對房地產業進行指導、監督、調節和控制,促進房地產市場供需總量、供需結構平衡,實現房地產業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管理活動。從調控體系上可將宏觀調控分為政策調控和戰略調控。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是從經濟角度,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與土地政策等措施對市場行為進行經濟性約束。房地產宏觀戰略調控,是從法律和行政角度,對房地產市場環境與房地產市場系統全局進行引導和規劃。

1.2 房地產戰略調控與政策調控的主要區別

調控手段差異。政策調控是對房地產市場行為等進行經濟性約束和懲罰,對市場失誤進行糾正,對市場失靈進行補充,對市場失效進行調整。戰略調控是對房地產市場行為進行引導、懲罰和制度安排,具有強制性和法律性。

調控目標差異。政策調控旨在對房地產市場價格波動進行調節,維持市場短期局部的穩定,協調發展房地產投資市場和消費市場。戰略調控旨在制訂房地產發展規劃、房地產市場戰略調整,維持房地產市場總供需總量平衡,促進其平穩健康發展；同時優化供需結構,保證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 房地產戰略調控的必要性

戰略調控有利于調整房地產經濟與國民經濟的關系。當前我國發展房地產業主要從總量上加大房地產業投資,由于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國民經濟過分依賴于房地產業。而戰略調控是從結構上對房地產業進行調整,提高房地產業的增加值,促進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實現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戰略調控有利于推進城市化進程。我國城市化進程緩慢,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明顯,城市化與房地產業發展不協調,而政策調控僅調控區域性和短期性市場波動。戰略調控則是從整個房地產市場出發,制訂房地產長期發展規劃,實現房地產業與城市化的協調發展。

戰略調控有利于協調城市規劃和城市經濟的發展。當前我國城市經濟的發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產開發,而忽視城市規劃,造成城市規劃與城市經濟發展不協調。政策調控只是用經濟手段實現資源合理配置,而戰略調控則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強城市建設和城市規劃的約束性,從而更好地協調城市規劃和城市經濟的發展。

2 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主要問題及反思

(1)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本身的問題。一是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失靈問題。其一,宏觀調控政策滯后性。宏觀調控政策從制定到實施需要一段過程,包括問題的發現、調控政策的制定、實施。而市場的易變性、波動性會使得政策無法執行,形成滯后性。其二,宏觀調控政策靈活性較差。宏觀經濟政策是面向整體市場,解決短期經濟問題。而房地產市場是區域性較強的市場,易造成部分區域適應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據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調控細則,也只是一紙空文。另外,還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對市場問題把握不準。其三,宏觀調控政策執行不力。“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部門利益與地方利益沖突、調控細則歪曲調控政策、政策執行者不作為、政策執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產宏觀調控失效問題。其一,宏觀調控政策經濟約束性失效。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因為利用土地、貨幣、財政、稅收政策等對違反市場行為者進行經濟性懲罰。在實施懲罰過程中,會因“尋租”、“招商引資”政策、經濟懲罰力度不夠使得執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資回報遠大于經濟性懲罰,致使政策經濟性約束性失效。其二,宏觀調控政策片面性。綜觀我國已出臺的宏觀經濟政策,皆是針對某個具體問題或現象。其三,宏觀調控政策作用時間短。我國宏觀調控實施后,會在短期內產生一定效果,之后問題會更嚴重,主要是因為宏觀經濟政策僅在短期內影響部分房地產市場主體行為。

(2)房地產宏觀調控引發的問題。一是房地產市場環境問題。其一,宏觀調控使房地產市場經濟環境更加惡劣。一方面宏觀調控使得房地產投機回報率增加,投資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產市場儼然是住房投機市場而非消費市場。特別是大量制造業資本或者其他重要實體經濟資本投資樓市,加劇了市場投機行為。另一方面宏觀調控使得開發商大建高檔住房,而高檔住房成交拉動房價,使得中端房價也跟隨上升,中端住房出現泡沫。因此,調控使得房價越調越高,住房越來越困難,房地產市場環境變得更加惡劣。其二,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法律環境受到質疑。我國房地產宏觀政策效用大減,2006年的國八條和國六條實施后,房價出現短暫回調后又升到較高水平。使得人們質疑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多次調控表明,房地產宏觀調控并不能引領房地產市場走向、改變房價走勢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權利。二是房地產市場系統問題。其一,房地產市場投機預期高漲。宏觀政策調控使得房價不跌反漲,投機者信心高漲。根據消費者行為理論,消費者(投機者)“買漲不買跌”,于是投機者看漲預期形成,大量投機資本進入樓市,房價越炒越高。其二,我國房地產市場住房投資功能強于消費功能。目前樓市投機盛行,政府宏觀調控不力,使得購買住房主要是為投資而非消費。宏觀調控使得購房者購房越來越困難,消費市場逐漸萎縮,投資市場成為主流。其三,投資者與消費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開發商與消費者的矛盾,征稅增加開發成本,而開發商會將稅收納入房價,將賦稅轉嫁給了購房者,房價越高,購房越困難,開發商與購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機者與購房者的矛盾,如為抑制投資,提高稅率,但同時增加了自住、投機購房者的購買成本,可投機者掌握大量資本,并不受其影響,他們只需投資回報率大于銀行或其他投資回報率,就不愿退出房地產投機市場,反而使自住需求減少。結果造成一方面投機者擁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購房者又買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 完善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新思維

3.1 繼續改進和完善我國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

(1)彌補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視對宏觀調控效果評價,制定更加準確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準確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解決政策失靈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要適時、針對性地執行,嚴格執行制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第二,加大宏觀調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觀調控執行力。執行力關系到效果與目標的差異。要力求避免執行力大打折扣、宏觀調控政策執行不作為的現象,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執行,努力構建宏觀調控政策監督體系。第三,著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積極引導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產宏觀政策調控機制。第一,完善稅收政策調控機制。稅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產要素再分配。對房地產征稅,主要應增加住房投資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費成本。目前我國住房稅收調控既抑制投機,也增加住房消費成本,由此引發住房難問題。因此,很有必要對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轉交易分別設計征稅。只有增大持有投資住房的稅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資投機行為,即讓投資房地產的收益小于成本,才會抑制投機。第二,完善土地出讓機制,最大限度地為保障性住房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我國土地現行的“招拍掛”出讓機制,造成了房價的不斷提高,建議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現行的價高者得的招拍掛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讓而采取應價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價招拍掛,可以實現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將這部分資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設,以解決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難問題。

3.2 逐步啟動和發展我國房地產宏觀戰略調控

(1)從戰略調控的現實意義上正確引導我國住房需求。一是正確認識住房需求與住房需要,需要且有支付能力才構成需求。因此,購買住房的需要并不等于住房需求。實際上,我國樓市多數住房需要都被錯誤地理解為住房需求。二是引導中國住房觀念,“安居樂業”是指有居住權而非住房所有權。因此,只要能滿足居住,租房也能實現“安居樂業”。三是年輕人要認識到購買住房是一種奢侈而非必需。根據房價收入比4~6倍的國際經驗,我國的房價收入比大多在10倍以上,再加上CPI的持續高漲,使得年輕人住房和資金購買力下降。對于剛畢業的大學生,工資較低,短期內難以承擔高房價。因此,購買住房只是一種奢侈而非必需,只有當改善住房需要變成需求時,住房才由奢侈轉為必需。

(2)從戰略調控的理論基礎上,保障我國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消費權利。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難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由市場解決,社會問題由政府解決。因此,完善住房商品房分配制度,努力滿足住房改善需求和住房投資需求的住房消費權利。更要加大保障房建設和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努力建設以消費功能為主,投資功能為輔的房地產市場。并且實行透明、公開和動態的保障房分配制度,設定保障標準和進入退出機制設計,即無購買商品住房能力時,中低收入人群自動進入保障房分配；當有能力購買商品房時,又能主動退出保障房分配。還要擴大輿論影響,即從輿論上嚴懲不符合保障房人群卻購買保障房的行為。

參考文獻：

［1］黃烈佳.房地產宏觀調控目標分析［J］.產業觀察,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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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時間：7月12日—7月28日

調查地點：中國信合營業部

調查內容：會計對公業務及儲蓄、信用卡、貸款業務等

調查目的：認識國家經濟宏觀調控的必要性

調查意義：鍛煉適應社會的能力，理解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必要

一 銀行實習調查內容

大學校園就像一個小社會，入學已經兩年了，我們已經漸漸地適應了這個小社會的生活，然而作為大學生，接觸社會，適應社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暑假作為一個很好的接觸社會的契機自然不可浪費。于是繼“三下鄉”社會實踐結束后，我于7月12日至7月28日在中國信合營業部進行了為期半個月的實習。此次實習的目的主要是在于一步了解國家經濟宏觀調控的宗旨，其次就是鍛煉自己的社交能力，豐富自己的社會經驗。

經過在信合調查實習，我從客觀上對自己在學校里所學的知識有了感性的認識，使自己更加充分地理解了理論與實際的關系。我這次實習所涉及到的內容主要是會計業務（對公業務）和儲蓄業務，其他一般了解的有信用卡業務，貸款業務。從這些業務上，我對國家經濟的宏觀調控有了一些初步的認識。

二 了解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

在這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作為國家經濟機構核心的金融，無疑應當起到宏觀調控的杠桿作用。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是控制局部經濟過熱，重在調整結構。

長期以來，存貸利差一直是我國銀行獲取利潤的主要手段。而眾多銀行均簡單依靠存貸利差獲取利潤，所產生的結果必然是追逐熱門行業，壘大戶等現象的發生。這種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高度依存關系也加大宏觀調控的難度。

銀行的發展有賴于整體經濟環境的回好，但經濟的健康運行并不是依靠銀行無原則地放貸就可以完成的。這不僅需要銀行通過對宏觀調控經濟整體形勢的研究審慎確定信貸方向，同時也必須對我國目前這種簡單的依賴存貸利差，特別是依賴對公業務獲取利潤的盈利模式加以改變。這種對銀行可以形成一個穩定的利潤來源，增強銀行的抗風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對企業，可以通過有針對性的淡化對公業務，使某些企業更加珍惜來之不易信貸資金，提高企業的資金運用水平，防止企業盲目擴張，增強企業的自我積累意識；對政府，可以降低經濟調控的難度，避免因為銀行與企業 高度依存關系，而造成的在宏觀調控政策實驗中投鼠忌器現象的發生。

當然，銀行調整盈利模式并不是鼓勵銀行放棄對企業的支持，而是要求銀行在強化對自身抗風險能力的同時，將信貸資金真正送到規范運作，效益良好的企業手中。金融的穩定性，才是企業對經濟最大的也是最少持續的支持。

三 收獲與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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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2年以來央行制定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措施

(一)2002年8月，建設部、國家計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建住房[20021217號)

因國家采取一系列鼓勵住房消費政策，房地產投資持續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居民住房消費得到有效啟動房地產市場的活躍，對于改善居民居住條件、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拉動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局部地區房地產投資增幅過大、土地供應過量、商品房結構不盡合理、價格增長過快。為了加強金融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防范房地產引發的金融風險，《若干意見》規定，對未取得土地使用權證書、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和施工許可證(開工報告)的項目，商業銀行不得發放任何形式貸款。對個人貸款，央行要求要完善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要健全個人住房貸款擔保制度，以提高居民個人住房貸款的信用度，保障銀行對個人住房貸款的回收。要求完善住房保險政策，合理確定保險費率，明確保險賠付責任，減輕借款人負擔。要認真貫徹《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350號)和《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住房公積金管理的通知》(國發[2002)12號)，完善住房公積金管理體制和監督機制，充分發揮住房公積金支持個人購房的作用。

(二)中國人民銀行關子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銀發[2003]121號)

該《通知》從8個方面規定了央行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的手段：(1)加強房地產開發貸款管理、引導規范貸款投向；(2)嚴格控制土地儲備貸款的發放；(3)規范建筑施工企業流動資金貸款用途；(4)加強個人住房貸款管理，重點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購買住房的需要；(5)強化個人商業用房貸款管理；(6)充分發揮利率杠桿對個人住房貸款需求的調節作用；(7)加強個人住房公積金委托貸款業務的管理：(8)切實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的管理。中國人民銀行對違法違規行為要責令商業銀行限期改正，并依法給予行政處罰。

(三)2004年、2005年央行上調貸款利率

2004年央行上調貸款基準利律，結束了1996～2002年我國8次降息歷程。此前8次降息，刺激了消費者的購房需求，拉動了國內經濟增長。由于國內證券市場秩序混亂，上市圈錢現象嚴重，司法救濟不力，中小投資者利益得不到有力保護，證券投資熱情銳減；投資國債安全，但發行量有限，不能滿足中小投資者的需求。于是，大量的“熱錢”就投放到房地產市場，導致房地產市場存在一定的泡沫。為遏制越來越嚴重的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央行于2004年10月、2005年3月上調住房貸款利率。其中，2004年10月，自營性個人住房貸款5年(含)以下的由4．77％調整到4．95％；5年以上的由5．04％調整到5．31％。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5年(含)以下由3．6％上升到3．78％；5年以上的，由4．05％上升到4．23％。2005年3月的利率調整不同于2004年的調整：將現行的住房貸款優惠利率回歸到同期貸款利率水平，實行下限管理，下限利率水平為相應期限檔次貸款基準利率的0．9倍，商業銀行法人可根據具體情況自主確定利率水平和內部定價規則。以5年期以上個人住房貸款為例，其利率下限為貸款基準利率6．12％的0．9倍。同時，對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的城市或地區，個人住房貸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現行的20％提高到30％；具體調整的城市或地區，可由商業銀行法人根據國家有關部門公布的各地房地產價格漲幅自行確定。

(四)2005年3月中旬，央行提高商業房貸逾期罰息利率

央行規定，將各商業銀行執行的逾期還房貸的罰息水平定為“在借款合同標明的貸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至50％”，同時給商業銀行一定的自。此舉無疑將提高少數惡意房貸欠款者所繳納的罰息數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炒房者的欠款心理。

(五)2005年4月，央行與建設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稅務總局、銀監會聯合下發《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意見》，其中規定央行要加大“窗口指導”力度，督促商業銀行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對房地產開發貸款和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信貸管理，調整和改善房地產貸款結構。

二、央行房地產宏觀調控措施存在的問題

央行主要通過利率上調、控制信貸發放、強化信貸資金管理等手段，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發揮了一定的調控作用。但上述措施大多以“若干意見”和“通知”的形式表現出來，效力層次較低；而且沒有規定商業銀行違背這些“若干意見”和“通知”時的具體法律責任，導致其權威性、嚴肅性和剛性不夠。各商業銀行，在自身利益的博弈下，在執行這些“若干意見”和“通知”時采取變通措施，導致央行宏觀調控的預期效果大打折扣。

2005年3月央行將現行的住房貸款優惠利率回歸到同期貸款利率水平，實行下限管理，商業銀行法人可根據具體情況自主確定利率水平和內部定價規則。以5年期以上個人住房貸款為例，其基準利率是6．12％，其利串下限為貸款基準利率的0．9倍，即5．51％。那么，在2005年3月17日之前簽訂的5年以上的貸款合同，是適用6．12％還是適用5．51％，央行沒有做出明確規定。各商業銀行具體做法不同，有的適用6．12％，有的根據貸款人的具體信用情況或購買的房地產項目確定。甚至在有些地方，商業銀行之間達成協議，統一適用6．12％。這些做法有以下幾點不妥：①取消住房貸款優惠利率，回歸到同期貸款利率水平，實行下限管理，這雖然在理論上有助于商業銀行加強金融風險管理，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但增加了普通購房人的負擔。②對利率上調之前簽訂的貸款合同，若適用基準利率，違背《合同法》關于格式合同的規定，除非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法》第4l條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各銀行提供的貸款合同是格式合同，當事人對利率上調前的借款合同是否適用下限利率有不同解釋時，應當作出有利于借款人的解釋，即適用下限利率。③央行對商業銀行之間的利率協議沒有作出禁止規定，這不利于保護廣大借款人的利益。

三、完善央行房地產宏觀調控措施的法律對策

規范宏觀調控的法律制度應遵循的重要原則之一是有限干預。即國家宏觀調控應尊重市場規律，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同志在《在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國家有效的宏觀調控，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必須的。要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使國民經濟更好地健康發展。”

市場經濟，在某種程度上，是投機經濟，只要不過分脫離價值規律，無須一棍子打死市場經濟中的投機行為。房地產作為市場經濟中組成部分，應允許一定的投機行為存在，但應用系統化的制度調控該行為，將其負面影響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為此，應從以下方面完善中央銀行房地產宏觀調控措施：

(一)央行在制定宏觀調控措施時，應尊重市場規律，強化違反其規定的法律責任，包括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追究違反規定的商業銀行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包括限制其民事行為能力，這樣可以增強中央銀行宏觀調控措施的剛性，更有效地發揮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作用。2005年4月6日上海商業銀行禁止轉按揭，這背離了市場經濟：規律，也違背了《合同法》第四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商業銀行禁止轉按揭，限制了房地產的正常交易，央行對該行為應予以查處。銀行之間簽訂利率協議，在日本很可能被認定為違反《禁止壟斷法》，從而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央行在制定宏觀調控措施時，可以借鑒日本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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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知灼見，深入教材

所謂“進得去”：第一，對教材的把握要有廣度和深度。即教師能夠從宏觀上把握模塊教材主線，中觀上明確模塊內各單元結構與教材主線的內在聯系，微觀上把握核心考點的聯系。第二，對教材的把握要有高度和鮮活度。即克服教材的靜態性，不但要能夠準確抓住教材的主干知識（每本書、每單元、每課到每框都有這個問題），而且善于挖掘教材知識背后之思想高度與“活化”程度。

所謂“出得來”：用好教材，把教材作為“善事”的利器；通過自身對教材的理解能對學生實施教育和影響。“進得去”與“出得來”恰是矛盾雙方。只有進之愈“深”，才能出之愈“淺”。例如：在對《走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課中處理“資源優化配置” 的知識點怎么樣的“市場，宏觀調控，市場與宏觀調控相結合”時，分別用“無形的手、有形的手、手拉手向前走”這三個詞來“轉換”。這三個轉換，非常貼切地處理了教材中的三段話，即：“市場――無形的手、宏觀調控――有形的手、市場與宏觀調控相結合法――手拉手向前走”。看起來是三個很平淡的“轉換”，如果沒有對核心教學材料如哲學原著等認真鉆研的話，不會有這樣的真知灼見。

撥開云霧，理解教材知識

如何“進得去” 要真正做到“進得去”，簡單樸素地說，教師要合理地“教教材”，把握好“三度”。一是高度。教師對教材的研讀要盡量深刻一些，正所謂情通上玄，如膏綿綿，堅持用人文視野審視社會。尤其對知識背后的教育價值應有深入認識，這種認識不僅是思想層面的，還有情感、態度、價值觀之類的等。例如：“市場配置資源”的復習專題中的“優點”，在知識上我們可以提煉成“合理配置資源”和“有效配置資源”。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握是什么，更應深刻認識到“市場優點”給了我們什么樣的啟示，對“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代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有深刻地理解。二是廣度。在鉆研教材時，教師要盡量想得多一些，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此單元，從宏觀上系統把握一般是按課、框為基點來展開整本單元的復習，但如果在復習中能把握關鍵詞“資源配置、市場、宏觀調控、市場秩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條主線，對本單元的主干知識的把握更全面。三是深度。教師對教材的解讀不能“淺嘗輒止”，要有一定的深度。既要落實“線”和“面”，又要夯實“點”，打通教材模塊的知識通道。如下表。

如何“出得來” 怎么“走出來”呢？這就要解決“用教材教”的問題。具體來說，就是需要引導學生強化三環節。一是記憶環節。記憶是政治教學的基礎。可以從兩個方面幫助學生記憶：在解題時，要求學生運用平時記住的書目和知識結構，針對具體材料運用檢索的方式一一對點尋找和組織結論；考試中，通過試題設計強調對知識循環記憶。即對當下正學習的知識和曾經學過的知識雙線滾動記憶，強調但要求不一樣，當下知識全面、詳實記憶，曾經學習的知識選擇重點、主干記憶。二是辨別環節。要求學生注意某個知識中容易出現的易混易錯點。比如，宏觀調控中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區別，比較重要的經濟政策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區別以及和宏觀調控的關系。三是訓練環節。掌握知識最關鍵的一環是學以致用。教師要采取多種方式，創設豐富情景，精選試題，在訓練中讓教材知識得以落實。

靈活自如，演繹課堂

事物是普遍聯系的，因此要用聯系的觀點看問題。“進得去”與“出得來”相互影響、彼此制約，任何割裂二者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新教材以生活邏輯為起點，于是呈現出“知識碎片化“傾向，教師只有對教材進行再創造，讓知識融會貫通，才能幫助學生準確提取。

如果只“進”而不能“出”，就無法充分用教材知識來演繹課堂；如果沒“進”而“出”，知識的生成就會如斷線的風箏。教學之道，有“進得去”有“出得來”，“進”是基礎，“出”為飛躍。靈動的課堂在于鉆研與生成之間把握著“進”與“出”的“平衡”。

參考文獻

[1]王建華，楊維磊，劉玉超.以革新教學方法為手段提高課堂教學質量[J].群文天地，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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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對于教師而言，進行有效備課是整個教學的起點，也是搞好有效教學的前提。而傳統備課始終堅持以教師、教材和傳授為中心，側重教師的“教”，而忽視了學生的學習和發展需要。教師備課的精力主要放在對教材內容的研究上，忽視對學生已有知識和經驗的了解，對學生的學習興趣、態情感等了解甚少；教學目標的確定、教學方法的選擇都由教師的主觀意志來決定，不考慮學生實際特征和需要。所以，傳統備課是一種靜態的過程。如何促使一般性的傳統備課向有效備課轉化呢?我通過進行高中政治課的教學，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通過初步探索，得到如下幾方面的體會：

一、備教材把握知識結構――有效備課的前提

教材分析是教師備課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對于教材，教師要敢于突破教師用書上的條條框框，打破陳舊的觀點，敢于融入自己的獨特見解，要根據課程內容結合學生實際對教材加以科學的、靈活的、有效的處理，合理地選擇教學材料和教學資源(包括網絡資源和學生資源)。要分析知識的內在聯系和它的系統性、整體性，進一步挖掘教材所隱含的意義，引發學生的思考和研究。例如在講授經濟生活“加強宏觀調控”時，就可以結合教材中的“情境導人”、“名詞點擊”、“專家點評”和“相關鏈接”等素材，總結出教材主要講授了宏觀調控的含義、目標、重要性以及手段，而且是按照“是什么”、“為什么”、“怎么做”的思路設計的。根據考綱，宏觀調控的目標、重要性以及手段是要求重點掌握的，應深入細致的講解。

二、備目標把握教學方向――有效備課的保證

制定教學目標是課堂教學設計的關鍵一步，是順利完成教學任務所要達到要求和標準，是教學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新課程有新課標，新課標要求教師備課的有效目標必須把握三維目標，即結果性目標(知識與技能)、程序性目標(過程與方法)、體驗性目標(情感態度與價值觀)。教師的備課應注重三維目標的互動整合，體現學生全面和諧的發展。自“有效教學”的理念進入課堂后，教學是否有效不再以“教師有沒有教完內容，教得認真不認真”為指標，而是更注重學生學到了什么，學生的思維是否得到了發展。教師要明確一節課知識與能力的獲得經過哪些步驟、程序和階段；懂得在學習的前、中、后選取何種具體做法，整個學習過程實現最優化。確定目標時目標話語要精確、明白、清楚、簡潔，不能含糊、嗦。要防止模式化或程式化，一定要從教學內容實際出發，絕不可機械求全，也不可遺漏目標，更不可隨意放棄目標。如在講授經濟生活中“加強宏觀調控”時，我確定了如下目標：第一，知識目標：了解國家宏觀調控的含義，把握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和重要性，學會運用宏觀調控的手段。第二，能力目標；通過對熱點問題的討論，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分析理解的能力和口頭表達的能力；第三，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通過具體事例的剖析，使學生充分認識到我國能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

三、備學生掌握教學對象――有效備課的關鍵

“一切為了學生的發展”是新課程的核心理念，也是高效教學追求的目標。教師只有全面了解學生，掌握和分析學生的需求，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只有充分了解學生，才能做出適合學生發展的課堂教學設計；只有很好的備好學生，才能更好的引導和組織學生進行有效課堂教學活動。因此，教師要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學習基礎、學習興趣和學習態度等情況組織教學，要打破傳統教學“一刀切”教學觀的束縛，要了解學生的基礎水平和能力。教師在備課時要千方百計設計學生學習的興趣點，在教學中要給學生打開一扇窗戶，向他們展示一個具有吸引力的求知世界，同時注重培養學生自我探究，讓學生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對不同見解要充分尊重，對有創意的解答要及時給予肯定和贊賞，鼓勵學生質疑求新，培養學生的創造思維，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從而達到學生自己想要學習的效果。我所在地區中考時政治只是考查科目，學生根本不重視，好多政治的基礎理論學生都不懂，因此我在講“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時，為了使其不認為宏觀調控離他很遠，我采用了學生身邊熟悉的例子，如銀行存貸款利息的上調、豬肉價格和房價的大幅上漲，這時國家采取的措施就是“宏觀調控的經濟手段”。

四、備課形式的多樣性――有效備課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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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

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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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中應該是一種擇優選用的原則，應該幫助消費者和產業者知道新形式下的最好的技術、生產渠道、發展模式或者是調高效益的方法。我們的國家由于名族眾多，地域廣闊，可用于發展的藝術和文化底蘊也是最多的，在不同的社會意識和心里下，其經濟行為和協調關系也不一樣，因此由于歷史、文化的不同會對藝術與文化認知的意識形態產生差異，一般來說在宏觀經濟調控下有三種模式（圖1）。一種是以個人或者是團隊合作形式的自由經濟模式，通俗地來說自由經濟模式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法治與國家行政規范的指導下，對社會人文與藝術傳統因素的個體經營模式，特別是在藝術與文化產業集聚區，此種模式尤為明顯。其實早在19世紀后期，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有了類似的手工藝作坊，并由此而孕育出了各種行會經濟體制，自由經濟模式的有事在于其調節市場經濟的轉變作用，同時實現各民族歌地域之間歷史、藝術、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在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基礎上，起到維持宏觀經濟穩定的杠桿行為作用，并對社會儲蓄與保險承擔責任。另一種是企業的集體職能模式，這種模式一般可以理解為集體協調市場經濟的行為，藝術與文化可以使個體的發揮，也可以使以集體為載體的創造性經濟活動。現在各種以高校為載體的產業園、高科技軟件應用；以藝術文化娛樂中心為載體的影視、動漫、展示；已消費為主體的各種民族旅游、映像互動等等。這種集體協調可以使民族與民族之間，也可以是企業與消費者之間，而由此形成的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體系，與藝術歷史文化的演繹，政府經濟管理機構的改革、政府經濟宏觀計劃的協調、藝術與文化產業金融系統、企業模式、勞資關系都十分緊密的相互聯系在一起。第三種是國家政府職能模式，國家和政府在行政市場體制中起指導性調控行為的作用，，建立和健全有法律規制的，帶有中國特色的藝術文化的市場經濟在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中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新加坡模式。由功能完備的職能部門來控制投資和藝術產業的發展，這種宏觀經濟的調控無論是在穩定社會經濟，發展社會文化，宣傳傳統與道德界面，更加具有充實性，且具有長久發展的潛力。

二、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影響分析

（一）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行為特征藝術與文化作為一個新興的知識性意識形態產業，首先需要的是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指導，從當今世界關于文化產業的實踐經驗來看，宏觀調控的手段對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例如1997年的“創意英國”全球推廣計劃，在稅收、出口計劃、財政支出所給與的發展戰略計劃，不僅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推動了國民消費意識的增長。其次藝術與文化的行為特征需要受到規范的約束和保護，藝術和文化從意識層面上來說是我們的精神財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更是政府職能機構對于經濟宏觀調控的手段，經濟學之父霍金斯就曾經提出，文化與藝術需要有傳承的載體，這種載體是一種價值，體現在知識的民族性、文化的差異性、對社會的貢獻性上面，所以要有完備的法律和宏觀的政策去促進它，只有這樣，我們的創造活動才有價值。第三，個體與團隊的作用在往往可以創造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這種創造性思維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的跳躍式發展，在繪畫、設計、電影與時尚、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我們的將來都會給予深刻的影響，而藝術與文化不僅僅是簡單的創意產品的價值，同時也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只有激發出這種行為才能促進社會的共同繁榮和文明的進步。第四，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行為需要產業經營的主體，只有通過市場的運作與開發，才能夠在市場與消費者之間搭建起橋梁，這些產業經營的主體利用資源和環境，提高全民整體素質，這不僅是帶來了經濟效益，同時也對社會整體進步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對我國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的作用中國經濟增長從來都不曾像現在這樣備受關注，近50年來似乎沒有一個國家做的能比中國更出色，如果讓我們穿越到從前，以一個歷史者的眼光來看中國現在的復興，不難看到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在于宏觀調控下漸進式的市場導向，改革開放并不是一條平坦的康莊之道，經驗告訴我們要“摸著石頭過河”，這種局部性的市場導向與改革往往是在取得成功之后再隨之推廣。而現在的中國經濟又處在轉型期，藝術與文化的創意與發展也符合我國宏觀調控機制的中“微觀先行”的思路，現今中國的高儲蓄額對于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如果不考慮到社會消費能力以及社會主動投資的可能性，那么中國經濟也可能會出現高儲低開的局面，只有通過刺激消費與改變投資方式，促進資本積累才能有利于經濟發展。以江蘇省為例，作為全國經濟發展的排前兵，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每年的增長率超過25%，高于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和第三產業的增速，據統計2011年，江蘇文化產業產值達到1500億元，占GDP比重的3.42%，比全國平均水平高了0.7個百分點（表1）。從諸多數據可以看出，現在中國經濟宏觀調控重點已經從開放投資轉向了擴大內需、增強消費的理性控制階段。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投資一度出現過熱的現象，導致了投資與消費的失衡，隨著中國經濟由計劃統制模式走向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社會資源的配置不在是由國家宏觀控制供需比的單一模式，隨著改革的深入，可以預期的是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一定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高速增長的需求和消費比率，但是由于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所遺留下的高儲率以及銀行投資貸款項目過熱的問題，會導致文化創意產業在現有的經濟體制轉型中不能以主力軍的姿態出現，但其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作為經濟轉型期的文創產業在當前進出口投資疲軟，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情況下，作為改變現有收入分配格局，促進消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對中國宏觀經濟內外平衡的影響近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的GDP平均增長率都在10%以上，但是從社會經濟內外平衡的研究來看，現在的經濟體制構架存在著嚴重的失衡狀態。就國內而言從宏觀經濟學角度來分析，國民經濟的內部吸收成分，即消費投資額對社會經濟增長的貢獻值很低，國內的經濟增長都是政府企業在投資涉外進出口項目或者是基礎設施中體現出的價值逆差；從外部環境來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早就開始重視文化創意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把其納入國家經濟宏觀協調的范疇中加以深化，以美國為例，其創意產業早已成為國家最大的出口產業，好萊塢影視、迪斯尼主題公園、第五大道等等。據統計，2011年，僅美國的知識產權產業就約占國家生產總值的5.24%左右。在美國藝術與文化創意作為知識經濟的核心，成為其國家經濟宏觀調控中最為重要的內容。當前的世界經濟已經不在是資本積累初期的意識形態了，多元化、金融性、創造性已經成為現今社會發展的主流，在中國國家宏觀經濟調控需要對藝術與文化創意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上升到戰略高度，這不僅對社會繁榮穩定、提高國民的綜合素質、增加經濟增長點、促進社會就業率，都會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四）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是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方式之一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增長與傳統經濟學中關于經濟發展的理論有所不同，現有的快速經濟模式并不適合于藝術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短期的經濟增長是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所不能帶來的，它需要資源配置循環利用，需要先發展后規范進而邊發展邊規范，并逐步轉向先調控后發展的過程，利用藝術和文化的附加值實現經濟增長轉向，同時依靠新技術改善結構的優化整合，影響體制改革，同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可以有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時能體現當前社會對于知識價值體現的一種新形式，兼顧傳承與中國的沒學道德，同時體現地投入高回報的經濟增長特色。在這里可以運用經濟學GNP的模型修訂指標來衡量宏觀調控機制的有效性，即GNP=GNP-Dm-Dn+A，其中Dm代表人力資本的折舊，Dn表示資源配置的折舊，A表示折舊資本的再利用。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是在中國現有的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宏觀調控下，通過對中國社會經濟、資源利用率等因素，考慮進人文發展指數（HDI），通過藝術與設計創新提高生活品質、促進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所以當前中國社會的宏觀調控政策需要有可持續發展的良性思維能力，而藝術與文化不僅可以使經濟增長的方式之一，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方向。

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下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構架模型

（一）國家財政與貨幣政策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因地域而異，人文風情也不經一樣；由于歷史原因、民族傳統與風俗習慣的不同，國家在對待文創產業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要有不同類型與之適應。大體上來說，一類是投資性財政政策或者是激勵政策模式，在鼓勵和幫助的機制下，擴大財政支出，降低稅率，減少各種規費和地方性稅收，以刺激需求和吸引外部資金流動。另一類是有計劃財政支出政策，提高稅率，控制需求平衡。利用激勵模式促進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高就業率和消費水平，提升當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水平；對于那些需求過度，供需比不平衡，財政支出過高的要采取穩定有效的措施，一切從有利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思路出發，做好宏觀調控工作。

（二）社會資源分配以及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對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來說，特別需要對社會資源的有利分配，在初次分配的過程中應該按文創產業的生產要素進行分配，通過再分配政策調節社會資源的收支水平，計劃協調好資源的社會供需比，既要保障對經濟增長的有效利用率，同時也要對資源的分配所帶來的風險和回報率做好預判。國家宏觀調控文創產業的手段一般由稅收來調節社會、地區間的極差水平，同時通過轉移支付調節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收入比，還有最為關鍵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作為調節劑，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特別是藝術和文化創意產業是知識產權與國家社會非物質文化遺產息息相關的經濟體模式，需要國家宏觀調控系統中法律規范的約束和保護，因此經濟增長是宏觀調控的目的，而對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來說宏觀調控還應該有另一個層面的內容即文化的傳承。

（三）文化創意的產業政策對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來說，并不是一味的支持高新技術產業，強調經濟增長實際上不能忽視藝術品和藝術家在創造精神財富時的不確定性，需要在宏觀經濟體制調控中加以體現，可以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給量，刺激市場消費水品，同時增加教育投入和素質培養，例如美國國家博物館、藝術館、美術館、設計中心等藝術文化中心占城市公共服務的比重有87%以上，免費對外開放以及參觀的幾乎占95%以上，城市基礎文化建設的比重占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47%。依據經濟最優投資模式主要受國家就業率增長的驅動原理，目前的中國實際處于經濟投資過度，未來就業率水平下降的經濟過渡期，我們在文化基礎建設投入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國家對文化創意產業宏觀經濟政策上應該有“傾斜”的政策，要有合理的維護和適度的競爭機制，不能盲目的追求規模經濟。

（四）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在國家宏觀政策調控機制下的構架圖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需要有國家宏觀調控機制政策的引導，而有利的經濟增長點；有競爭力的知識產權；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響力；都能讓中國的經濟擺脫過渡依賴對外貿易的被動局面，減少外部需求周期性波動的影響，但是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跨越性邊界十分模糊，因此需要從經濟學宏觀控制的角度來量化分析，給出了關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在國家宏觀政策調控機制下的構架圖（圖2）。從構架圖上我們可以看出文化創意產業的增長模式對國家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構成了一個外循環的過程，如果單從國家GDP即國名生產總值上來看是不能體現資源配置的合理性以及社會藝術文化教育水平、創新科學技術等諸多相關因素的，但是從構架圖上我們可以明確的看出文創產業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國家宏觀調控機制起到深刻影響作用的，當前我國的經濟增速放緩，內需不足，特別是社會儲蓄率過高而物質消費水平偏低。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對于基礎設施和制造投資比重太大，而對文化、素質、教育、藝術等公共服務投資嚴重失衡。從構架圖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當前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應向著有利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方向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在宏觀經濟調控下的中國的文化創意產業應抓住機遇和挑戰，依據地域文化以及科學發展的優勢，不斷完善自身產業模式，從長遠的角度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走宏觀科學的市場經濟體制。

四、結論及補充

篇10

[關鍵詞] 房地產市場 宏觀調控　理性思考

自2003年以來，國家為了穩定房價，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特別是2005年國八條的出臺，把調控上升到政治高度。2006年國六條出臺，加大了調控力度。2007年調控更有針對性和操作性，主要措施包括加大廉租房的建設步伐和力度(國務院“24號文件”)、嚴格土地“招拍掛”制度(國土資源部“39號令”)和提高第二套房貸款的首付比例和利率(央行和銀監會的“359號文件”)等。然而房價是邊調控邊漲價，2008年一季度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上漲10.9％，4月份上漲10.1％。處于調控之中的房價如此瘋狂的表現，不免使人對政府的宏觀調控頗多質疑。那么，應當如何正確認識當前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形勢和現狀?

一、當前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認識上的幾大誤區

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是國家從經濟運行的全局出發，按預定目標綜合運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稅收、信貸、利率等經濟手段，對市場經濟的運行在總量和結構上進行的調節。調控的關鍵首先在于消除認識上的誤區。

1、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就是降低房價

房地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響的行業達到50多個。因此，政府出臺相關政策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目的是讓房價過快增長的幅度降下來，維持房地產業持續健康發展，而并非讓房價下降。房價是多種因素形成的博弈過程，并不是某一因素就能決定的。對市場的分析首先來自于是否有穩定增長的宏觀預期。過去連續數年中國超過10％的GDP增長和連續四年超過11％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是房價穩定增長的基礎。如果中國的宏觀經濟發生了全面逆轉的變化，那么就不是房價漲不漲的問題，而是就業、GDP與工資收入漲不漲的問題了。那么也就不僅是房價的拐點，而是整體經濟的拐點。

2、居者有其屋就是家家都買得起住房

隨著宏觀調控政策的出臺，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有關房地產市場和城鎮居民住房問題的討論。希望政府設法降低房價，讓大家都“買”得起住房。這種想法脫離了我國的現實。在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由于市場機制造成的社會收入分配差距，必然有一個相對貧困階層存在，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這也就決定了我國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人口當中，必定有一部分低收入家庭不能擁有自己的住房，只能依靠租房解決居住問題。發達國家目前的情況已經證明了一部分人不能擁有住房的必然性。

3、高房價等于房地產泡沫

房價持續高漲，房地產泡沫論成為時下流行語。筆者認為，判斷房地產是否出現泡沫，關鍵是看是否存在真實需求，首先，從潛在需求看，我國現有城鎮居民約5.2億人，到實現“全面小康”的2020年，城市化水平將達到55％-60％，城鎮居民將增長到8.2億至8.7億人。在此期間約有3～3.5億左右的新增人口需要解決住房問題。另一方面，原有城市人口同樣存在改善住房條件的需要。目前我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為27平方米，到2020年可能達到35平方米，有巨大的潛在需求量。其次，從有效需求看，如果有20％的城鎮家庭有改善住房的要求，且每戶只想增加20平方米，那么中國20％的城鎮家庭是2700萬戶，需求總量是5.4億平方米，這個需求是客觀存在的。另外還有農村進城經商務工人員的住房需求，每年幾百萬對結婚生子需要住房的人群，因城市房屋拆遷產生的大量被動需求等。在這些真實需求支撐的前提下，不能判斷房地產已經是“泡沫經濟”。

二、房價漲幅過快的原因分析

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歸根到底是調控房價的過快上漲，只有認識到房價上漲的原因，才能理解調控政策的目的。

1、世界性的貨幣貶值是造成房價普漲的重要原因

近四年來，在國際市場上，石油、鋁、銅、鐵礦石、煤炭、橡膠等大宗商品同時開始上漲，而且漲幅驚人。特是石油價格一路攀升，由2004年度平均29美元1桶上升到2008年140美元1桶，且還有上漲趨勢。鐵礦石進口價格在2005年上漲70％的基礎上，2006年又上漲了19％，2007年上漲了9.5％，而2008年2月，寶鋼集團同意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把鐵礦石價格上調65％至71％；在東京工業品交易所，天然橡膠的期貨價格3年漲幅達到157％；在倫敦金屬交易所，鋁的期貨價格4年漲幅達140％，而銅的漲幅更是超過380％。作為世界貨幣的黃金，原來一直是200多美元一盎司，2006年漲到600多美元一盎司，到了2008年一度超過1000美元一盎司。由于經濟的全球化和我國外向型經濟的形成，我國的商品價格受國際影響很大。住房作為不動產，與黃金等貴金屬聯系更為緊密，其價格肯定要上漲。

2、地價過快的增長推動房價的上漲

在住宅開發成本構成中，地價是最重要的因素。從2002年7月開始，政府強化了土地的計劃管理，全國商品房用地實行“招、拍、掛”。到了2004，緊縮“地根”成為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重點措施之一，導致全國新增建設用地供應量下降。自2005年起，土地出讓面積呈下降態勢，2006年，全國購置土地面積為368平方公里，同比減少3.7％。在土地供應減少的同時，全國房地產需求卻在持續增長。2006年，主要城市總體綜合地價增幅(5.18％)已超過全國房價增幅(4.35％)，2007年一季度至三季度，全國70個大中城市土地交易價格平均上漲12.8％，是同期房價漲幅(6.7％)的近一倍。尤其是2007年二、三季度，全國主要城市房價增幅加大。開發商對未來房地產市場的預期保持樂觀態度，因此，拿地熱情持續高漲，甚至不懼報出天價競拍。這說明，地價在房價成本構成中的比重整體上在提高。從拿地到銷售，少則需要一到兩年時間，所以，地價推高房價的作用力還有一定的滯后效應。

3、住房建設成本的上升也是導致房價上漲的原因

建材價格，特別是鋼材、鋁材、水泥等價格大幅度上升，投入住房的勞動力價格也逐年上升。增加了住房建設成本。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房地產業也和其他行業一一樣，加速升級換代。新建材、新工藝、新技術、新設備等不斷運用，生態、綠色、智能、舒適等理念的引進，建筑密度的降低，綠地面積的增加，公共活動場所的設計，住宅建設全面采用節能措施，住宅小區物業管理配套設施的完善以及建筑質量標準的提高，也使住房

建設生產費用上升。為了抑制房地產投資的上漲速度，國家出臺了不少增加房地產稅負的政策。稅收本不屬于生產費用，但我國實行生產型稅收政策，同樣把它計算在生產費用中。這些費用不可避免地提高了住房的銷售價格。

4、需求旺盛是住宅價格上漲的最主要原因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住房消費的意識和能力逐漸增強，由過去單純“為解決生存空間”向“住的寬敞舒適”轉變。全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2007年為27平方米，比1998年增加8.3平方米。因居民住房條件的改善，全國城鎮每年需要新增住宅面積超過了5億平方米。同時，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新增人口以及流動人口住房需求也日益旺盛。平均每年新增城鎮人口2000萬人，就需要新增住房面積5億平方米以上。隨著城市改造力度的加大，房屋拆遷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全國每年拆遷量占房地產竣工量的20％左右，從而形成對房地產的巨大需求。“買套房子做投資”不僅使富裕階層有追加投資的熱情，也使得許多普通市民加入了置業投資的行列，更是推動了房價的走高。從這些因素看，城鎮住房明顯供不應求，導致房價快速上漲。

三、確保房地產市場健康有序發展的對策建議

在全球物價普漲的情況下，要求我國的房價不漲甚至希望下跌，是不符合經濟規律的，有個別城市房價下跌不能認為全國房價已現“拐點”。從長遠看，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房地產市場供需狀況不會發生根本改變，居民不斷增長的住房需求依然是房價上漲的動力，因此，調控只有抓住關鍵，遵循市場規律，才能取得實效。

1、增加住房建設用地的供應量

從2004年開始，國家一，直在收緊地根，節約用地，這是正確的。但這也減少了住房建設用地的供應，從而加劇了住房建設用地的矛盾，導致開發商不惜天價拿地。因此，各城市根據不同情況適當增加住房建設用地的供應量，增加有效土地供給，確保地價平穩，降低房價上漲預期。

2、適度增加住房投資

針對房地產市場“過熱”的趨勢，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法規。收縮銀根，嚴格了房貸市場管理。許多開發商出現資金鏈告急，有關上地市場趨冷的新聞頻現各大媒體。筆者認為，這是最大的市場風險。這兩種情況都是在減少住房市場的供應，給原本供不應求的住房市場雪上加霜。對于有真實需求的購房者來說，無論房價走勢如何終究是要買的，一旦觀望期一過或樓市出現回暖跡象，被抑制的購房需求將會不同程度的爆發，短期內有可能誘發房價的飆升。因此，適度增加住房投資，才能加大住房供應力度，穩定住房價格。

3、把住房保障制度落實到位

2007年8月，《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出臺，對解決當前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難，提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解決辦法。只要各地加大經濟適用住房和廉租房的供應，就能夠在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的同時起到有效緩解樓市供需矛盾、減輕需求壓力、平抑商品房價格的作用，從而推動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