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學基本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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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歷史社會地理 人群 社區 風俗 社會變遷

一 社會地理學的視角

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中，有一段文字專論浙江風俗，他將全省十一府分為三個區域：“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臺、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于富貴，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氣所鐘，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接著，他又分析了縉紳與眾庶之間的階級關系，杭、嘉、湖“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金、衢、嚴、處“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寧、紹、臺、溫則“閭閻與縉紳相安”。在征引了前揭這段記載后，譚其驤先生認為：“這就是近世西方所謂社會地理學。”①

社會地理學(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學諸分支學科中，社會地理學的起步較晚。20世紀初，法國近代地理學創始人維達爾·白蘭士(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論和人對環境的適應與選擇觀點，認為：“自然為人類的居住規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類對這些條件的反應或適應，則按照他自己的傳統的生活方式而不同。”②這一觀點奠定了社會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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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譚其驤：《與徐霞客差相同時的杰出的地理學家——王士性》，原載《紀念徐霞客論文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5頁。

②(美)普雷斯頓·詹姆斯(Preston E．James)著：《地理學思想史》第九章《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82年7月，第232頁。參見：(英)羅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學創建人》，葛以德、林爾蔚、陳江、包森銘譯，葛以德校，商務印書館，1980年11月，第237—241頁；楊吾揚著：《地理學思想簡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頁。

的理論基礎。①國外的社會地理學自20世紀60年代初才開始發展起來，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中的一門新興學科。中國大陸的社會地理學起步較晚，及至90年代，才隨著人文地理學的逐漸恢復而受到關注。沈道齊、張小林指出：“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后，社會轉型加快，社會問題愈加突出地顯示出來，人文地理學者在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意識到需要開拓新的領域。于是發展出社會地理學，建立中國社會地理學的理論框架與內容體系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并出現了較快的發展勢頭。”②

關于社會地理學，以往曾有論著做過一些界定。譬如，英國R．J．約翰斯頓主編的《人文地理學詞典》就指出：社會地理學是對“有關空間中的社會關系以及支撐這些關系的空間結構的研究”③。臺灣學者認為：“依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現象的學問稱為社會地理學。人類的社會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質，研究其特質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區域不同而產生的差異性，是社會地理學主要課題。社會生活與人口、聚落、經濟、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問題相關，故社會地理學內容自與人文地理學內容難分。因此有人認為社會地理學為人文地理學之新名詞，但社會地理學之與人文地理學，在研究立場上有別，將人類生活當做社會現象加以研究的傾向而言，前者較后者更強。”④《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列有“社會地理學”條，大陸學者李旭旦認為：“社會地理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研究各種不同社會集團的區域分布，分析比較社會類型及其形成過程。社會集團具有不同類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代表了對不同自然環境的一種反應。”⑤李旭旦還指出：早期的社會地理學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與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還研究各種社會集團如游牧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社會地理學后來的發展側重于聯系解決社會實際問題⑥。李潤田主編的《現代人文地理學》一書列有“社會文化地理學”一章，其中有關社會地理研究方面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社區的地理研究；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會關系的區位研究和社會問題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區與環境、社區的中心與邊界和社區空間結構及其影響等，實際上的內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這已不是當代社會地理學研究的內容了。不過，以不同的標準劃分出各類社區，以及通過對社區的對比分析，凸顯不同社區的獨特性，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鑒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⑦，社會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集團方面。對此，吳傳鈞認為，中國社會地理學要“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活動，地域性的行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與犯罪地理學”等。李劍如認為，當代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類型、空間結構、空間過程以及各種社會問題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學”。沈道齊、張小林認為：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活動空間地域特征及其規律的學科，它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探討中國社會地理學的性質、對象與任務；社區地理研究；社會問題地域集中性的研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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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頁，“法國地理學史”條；第432—433頁，“維達爾·白蘭士，P”條。

②沈道齊、張小林：《中國社會地理學綜述》，載馬戎、周星主編《田野工作與文化自覺》上冊，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頁。

③柴彥威等譯，柴彥威、唐曉峰校，商務印書館，2004年1月，第653頁。

④石再添：《社會地理學》，載沙學浚主編《地理學》，見《云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一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第118頁。

⑤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頁。

⑥1987年金其銘、董新編著的《人文地理學導論》也列有“社會地理學”，基本上承襲了上文的觀點。

⑦日本廣島女子大學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會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雖以“社會地理”為名，但實際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

⑧參見沈道齊、張小林：《中國社會地理學綜述》，載馬戎、周星主編《田野工作與文化自覺》上冊，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62頁。

綜上所述，迄今為止，社會地理學的理論框架與內容體系尚未完全定型。社會地理學有時也被稱為社會文化地理學，一般認為，用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文化現象的學科，即稱為社會文化地理①，這說明社會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②。社會地理學的出現，為人文地理學增添了活力，擴展了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視角，從而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新興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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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發達史(續)》(《地理雜志》第3卷第4期)，將“文化地理”稱為“高深的社會地理”。

②(英)R．J．約翰斯頓主編《人文地理學詞典》曰：“經歷了80年代整個人文科學的‘文化轉向’，社會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開始混合為很少有知識連貫性的學科。”(第653頁“社會地理學”條)

二 學界以往對社會地理現象的關注

歷史社會地理在歷史地理學中至今尚未占有一席之地③，但這并不等于說以往就沒有學者注意到這方面的內容。人類生活廣泛受環境影響，古往今來，有關這方面的觀察和記錄相當不少。晚清民國時期，不少西方地理學著作被翻譯、引進中國，這對于中國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張其昀譯有法國白呂納(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學發達史》，自民國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連載于《地理雜志》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④，“人生地理學”亦即人文地理學。白呂納是社會地理學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的弟子，根據白呂納的看法，人文地理學是“研究各種人類生活，如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等，與自然地理學之各現象之相互的關系”⑤。人地關系自古以來就已存在，人地關系論自然成了學界關注的焦點。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之相互關系，成為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理論和研究的中心課題。自然對于人類是主宰?還是影響?抑或是相關?這是人文地理學家分歧的焦點。主宰說者，認為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社會具有絕對的勢力，“人者地之產物耳”；影響說者，認為社會活動的演進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眾多原因之一而已。而主張相互關系論者，則認為人類受地理環境的支配，而地理環境亦受人類的影響⑥。白呂納虔奉其師維達爾·白蘭士的地理哲學，他的主要學術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變環境的具體觀念外，還認為人類之適應環境，其能動性實與其他生物迥然有別。一般生物對于環境的反應完全是機械被動的，而人類對于環境的反應則相當靈活和主動，“人類具有心靈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為決定人地關系的主要條件之一”⑦。

在西方人文地理學說的影響下⑧，當時出版的地理學著作，對于人地關系均相當重視。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國人文地理》⑨共分三卷，分別為“民族篇”、“民權篇”和“民生篇”。該書關注中國各地的物產盛衰、人類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國家強弱等，尤其重視禮俗與民生(如實業、商業等)，對于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類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風俗由于人為，然亦必因其氣候、地勢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齊，民族性質之開閉，與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古來設軒輶之采，以覘列國之風，則禮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關注民俗外，該書亦簡要概述了漢族的派別(各類人群)，對客家、福老、福州鄉民(即俗傳的三把刀)、墮民、九姓漁戶和畬民等，均有涉及。當時，“社會地理學”的概念已在中國得到介紹，如1933年布魯諾(白呂納)原著、諶亞達譯述的《人文地理學》中，即有兩處較為詳細地論述了“社會地理學”的豐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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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關歷史社會地理總體上的理論探討，主要有：王振忠：《社會史研究與歷史社會地理》，《復旦學報》1991年第1期；吳宏岐、王洪瑞：《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

④民國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有白菱漢著、張其昀譯的《人生地理學史》，收入何炳松、劉秉麟主編“社會科學小叢書”。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世界書局出版有布魯諾原著、諶亞達譯述的《人文地理學》。此處的“白菱漢”、“布魯諾”均是“白呂納”的異譯。

⑤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發達史》，載《地理雜志》第2卷第5期，第46頁。

⑥胡煥庸：《西洋人文地理學晚近之發展》，載《地理雜志》第2卷第3期，民國十八年(1929年)五月版。

⑦陳正祥：《現代地理學之觀念與方法》七《法國地理學派及其特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81頁。

⑧晚清時期有三部較有影響的人文地理學譯著，即日人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學》(1906年)、世界語言文學研究會編輯部譯《最新人生地理學》(1907年)和凌廷輝的《人生地理學》(1909年)。參見：鄒振環著《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頁。另參見：郭雙林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

⑨北平，建設圖書館，民國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

張其昀除了譯介白呂納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關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較》一文①，對于浙江寧波商人和江蘇洞庭商幫等皆有論述。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張其昀出版《中國人地關系概論》一書，全書分四章，分別為“平原地帶”、“丘陵地帶”、“高原地帶”和“高山地帶”。該書“以中國之地勢為經，氣候、水利、人口、資源、實業、交通、都市、民族、國防等項為緯，就本國地理之基本智(知)識作系統之說明”②。其中，對于各地人群與地理環境之關系多所關注，如曰：“徽州茶葉品質最優，徽州六邑，地狹人稠，即在豐年，米糧僅敷三月之食，幸賴茶葉所得，以為挹注。徽州茶商散布全國，有‘無徽不成鎮’之語。”③又如，“海濱之民習于波濤，帆影足跡交于南北兩洋，寧波商人其代表也”④。張其昀對于人地關系的描述方法，與王士性對浙江的分析可謂一脈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圍上廣而言之)。至于更細致的研究，早在民國十七年(1928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張其昀就分別出版《本國地理》兩種計五冊，后于1957年稍加刪節，總名之曰《中國區域志》甲、乙二編。其中，有不少內容與社會地理相關。張其昀認為：“區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學之正軌也。《禮·王制》篇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雖陳言，而卓然為一天然區域(National region)之定義。”⑤“天然區域”是《中國區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據他的定義：“大凡地理環境相同之處，其生活狀況亦必大同小異，若此之地，謂之天然區域。”⑥在接受西方地理學理論的同時，張其昀也努力發掘人文地理學的本土資源，進一步詳細闡述了“天然區域”的內涵：

地形與氣候，為環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氣候，則于其地之風土人情，思過半矣。蓋水道之緩急，視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視乎氣候而定；而農田之肥瘠，又視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長，與氣候有關；礦產之采掘，與地質有關；而職業之分布，又與物產之分布有關。貿易之盛衰，系乎水陸之交通；人煙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陸轉輸，貨物集散之點，又必有都會之興起焉。凡大都會皆有其經濟之基礎，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風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趨勢，可以往復推尋者也。由此觀之，地理事實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釋與明晰之系統焉。不特須知其然，而且須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見其所以然，故于當然之事實，亦覺豁然貫通，見之愈為明切。是以欲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地理，必須認明天然區域，而不當囿于省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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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理雜志》第2卷第5期。

②張其昀著：《中國人地關系概論》，“史地叢刊”，該書為當時的教育部委托國立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編輯，大東書局，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

③《中國人地關系概論》第一章《丘陵地帶》，第23—24頁。

④《中國人地關系概論》第一章《丘陵地帶》，第25頁。

⑤《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五輯，1958年1月，第62頁。

⑥《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2頁。

⑦《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2頁。

《中國區域志》一書，不囿于省界，而根據地形、氣候、物產、人口、語言、交通、風俗和歷史等種種要素，“參伍稽考，分析綜合”，將中國分為黃河三角洲、大湖區域、大江三角洲、東南沿海區、珠江三角洲、嶺南山地、海南島、云貴高原、西南三大峽谷區、四川盆地、秦嶺漢水區、陜甘盆地、黃河上流區、山西高原、海河流域、東北二大半島、關東草原、白山黑水區、塞北草原、外蒙高原、準噶爾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個“天然區域”。在“導言”中，張其昀就以安徽省為例，說明“天然區域”及其內部的諸多要素。他認為安徽省的天然區域，明顯可分為三區：北部屬于淮水流域，中部屬于大江流域，東南一小部分，屬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氣候各不相同，生計亦迥然有異，如“安徽之東南部，山多田少，生計艱難，故壯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處有之”。他并且認為，“徽州之徽港，與浙江之婺港、衢港，同為浙水之上源，分隸二省，非通論也。吾人研究地理，要當注意天然形勢，應分則分，應合則合，觀其會通，而明其大綱，庶不至有重復割裂之煩，與源委不清之弊也!”①揆諸實際，皖南的徽州與浙江的淳安等地，不僅同屬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異，可見張其昀的說法的確頗有見地。

《中國區域志》一書，非常注意各“天然區域”內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風俗”。所謂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產，譬如“徽州六縣，山多田少，即在豐年，米糧亦僅敷三月之食，幸賴茶葉之所得以為挹注。徽茶為徽州出產之王，徽州各縣幾至無家無茶園茶場，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籌備摘茶，總計茶戶、茶工、茶商、茶販，徽州人民之生計，有十分之九與茶業有關。我國綠茶品質以徽州婺源縣為最優，紅茶以徽州祁門縣為最優。婺源北鄉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為名貴。上海出口綠茶，箱上大字多標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貴以召外人重視。徽州雖屬安徽，但徽州綠茶非由蕪湖出口，而由杭州運至上海出口，祁門紅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運有關于商業，于此可見。徽州茶占全國產額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產茶四十萬擔，每年以最低山價之三十元計算，即有一千二百萬元。上海綠茶外銷市況，幾視徽州產額之豐歉為轉移。江浙兩省，民間日用之茶，尤以徽茶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漢口、廣州各大埠，茶葉店肆，類為徽州茶商所設……”②因此，徽州的風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計艱難，壯者傭于四方，善識低昂，故亦有以貨殖為恒產者”③，“徽州人素以善于經商見稱，挾其土產茶葉，遠游全國，各省商業，殆無不有徽幫者”④。盡管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茶業經營只是徽州民生所賴的一個方面，“無徽不成鎮”局面的形成，亦不僅與徽商的茶業貿易有關，但《中國區域志》重視

地理環境、物產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卻極富啟發意義，在以往的地理學著作中，也是別開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張其昀對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頗耐人尋味。如對山西風俗，他指出：“儉，美德也，亦山西人最顯著之風俗也。蓋晉省山岳重疊，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須仰給于燕豫秦中，又苦于舟楫不通，是以堅忍儉嗇，憂深思遠，此乃環境之影響，不得不然。農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礦，商賈勤貿易，婦女勤紡織，可謂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也。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吝嗇迫隘，而好儲蓄。即家鉅萬，亦務多積聚，淡泊自安，毫無奢華。……山西人善治生，其節財之法，往往為他處所罕見。……山西人最善經商，亦受地理環境之影響。蓋土瘠民勞，每遇兇荒則負擔赴外境，謂之赴熟，無安土重遷之習慣，一也。晉人善治生，多藏蓄，計較分毫，長于理財，二也。河東有鹽鐵之饒，貿易遍于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遠’，皆能忍耐，處事有恒，三也。”⑤自明代以來，山西商人聞名遐邇，成為執中國商界之牛耳的兩大巨擘之一。以往雖然也有不少著作論及山西的自然環境與從商習俗形成的關系，但此處張氏較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獨到之處。又如，對于江南風俗，張其昀認為亦深受風土之影響：

(一)郊無曠土，阡陌如繡，有古井田遺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數十家或數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稱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于中國，即在世界各國亦無其比。

(二)東南財賦之區，男女皆能自立，地饒多利，俗尚紛華。崇棟宇，豐庖廚，嫁娶喪葬，浮侈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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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3頁。

②《中國區域志》乙編第七章《東南沿海區》，第106—107頁。

③《中國區域志》甲編第四章《東南沿海區》，第171—172頁。

④《中國區域志》乙編第七章《東南沿海區》，第111頁。

⑤《中國區域志》甲編第十四章《山西高原》，第349—351頁。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穎異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藝而厭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語音清切，春秋佳日，游侶如云。吳人善詼諧滑稽，談言微中；又多閑情韻事，此皆交際頻繁之故也。①

上述的分析，與王士性、張瀚和謝肇淛等人的記載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或許我們并不滿足于類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學者可以“科學”地認為這樣的描述失之“籠統”②，但由此亦不難想見學界對于社會地理的關注可謂不絕如縷，未曾間斷。只是中國大陸自建國以后近30年，因人文地理長期遭受冷落③，故而對社會地理之關注亦遂乏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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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區域志》甲編第三章《大江三角洲》，第142—143頁。

②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認同這樣的觀點，但基于社會地理現象本身的紛繁復雜，許多情況下并無絕對明確的界限，數量統計固然“科學”，但“籠統”有時較之絕對的“科學”，或許更能大致概括和揭示社會現象的總體特征。

轉貼于 三 歷史社會地理學的研究內涵

歷史社會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變遷，研究地理因素對社會文化現象的影響，以及社會風尚的區域特征，等等。參照當代社會地理學的框架，我以為，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內容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歷史時期社區的地理研究

社區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會關系的社會實體。換言之，社區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個地理區位，同時它還代表著一種生活方式。社區的數量眾多，其分布可以說是無所不在④。此前有關社區的研究，絕大部分來自社會文化人類學方面，他們主要關注的是當代社區的現狀⑤。實際上，歷史時期的社區研究⑥，亦可借鑒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就已指出，社區研究與歷史是相通的，他認為：“社區分析的初步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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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參見譚其驤《歷中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載《歷史地理》第十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④參見：蔡宏進著《社區原理》，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6月，第1—26頁。在中國大陸，劉君德、靳潤成、張俊芳編著有《中國社區地理》，“中國人文地理叢書”，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

⑤關于這一點，參見王銘銘所著《社區的歷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社會學人類學論叢”第三卷，1997年4月；《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6月。

⑥歷史學界對“社區”的研究，也出現了一些論著，如喬志強認為：“簡言之，社區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區性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社會，社區可分為農村社區和城市社區兩大類型。另外，少數民族也屬于一個特定的社區。”(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25頁)。張研曾發表《試論清代的社區》(《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她認為：“社區兼有社會和地理的空間概念。清代的社區可以說就是清代的區域社會。這種區域社會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鄉族及保甲、里甲、坊廂等形式聚居其中、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產生各種互動關系而共生共存的社會地理空間。清代的社區與其他時代的社區一樣，存在或重疊、或交錯、或平行的多種形態，如法定社區、自然社區、專能社區、政治社區、經濟社區、精神社區、民族社區等。多種形態的諸多社區構成了清代社會。……”關于這方面的討論，詳見張研著《清代社會的慢變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卞利也有《社會史研究的典型區域——明清徽州社區解剖》，載《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顯然，他們有的是將“社區”當作“區域社會”的代名詞，有的將之當成“地區”的代名詞。不過，也有一些學者是將“社區”視作其內居民具有高度認同感和凝聚力、范圍適中的區域，以此為視角，研究社區內的人群、空間、文化、組織和認同等問題。如鄭振滿《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莆陽江口平原的例證》 (載《史林》1995年第1期)、陳春聲《鄉村神廟系統與社區歷史的演變——以樟林為例》(載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725—761頁)等文，雖未對“社區”下直接的定義，但其內涵大致如此。王振忠《明清揚州鹽商社區文化及其影響》(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參見王振忠著《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4月，第120—157頁)、《明清以來漢口的徽商與徽州人社區》(“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紀”學術研討會，臺灣暨南大學，2001年12月)二文，則直接而具體地將“社區”視作居民、地理區位和生活方式的結合。

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在這一層上可以說是和歷史學的工作相通的。社區分析在目前雖則常以當前的社區作研究對象，但這只是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歷史材料充分的話，任何時代的社區都同樣可作分析對象。”①也就是說，社區研究的對象是現代社區還是歷史時期的社區，主要看資料的情況來決定。而從資料的角度來看，在歷史時期，有的地區保留下來的民間檔案文書相當豐富。比如說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國的徽州文書，數量就相當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當豐富的鄉村社區研究資料(我將這些資料稱為村落文書)②，它的詳細程度，在某種程度上講甚至不亞于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者實地調查獲得的資料。因此，運用這樣的資料來研究歷史時期的社區，顯然是可行的。當然，與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社區研究相比，歷史社會地理更注重對歷史資料的運用和解讀，特別重視對基層鄉土文化的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經過歷史承繼積淀而形成的鄉土文化及其在異地的擴散和傳播。

2．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

在歷史社會地理中，如果說社區研究側重于對人類生活空間的探討③，那么社會現象則側重于對社會生活方式的研究④。“生活方式是技藝的綜合，是人群主動地求適應于地理環境的表現。生活方式的特殊、穩定和持久與否，大都要看地理環境之是否特殊與穩定”⑤。社會地理學將人類的生活方式導入地理學研究，“它指的是一個人類集團的成員學習到的傳統品質——即人類學者所用的術語‘文化’，生活方式意味著一種民族的制度、風俗、態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復合體。維達爾指出，同樣的環境對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義：生活方式是決定某一特定的人類集團將選擇由自然提供的那種可能性的基本因素”⑥。生活方式的范圍很廣，如衣食住行、婚喪禮俗、休閑娛樂以及各類社會現象等。關于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主要應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1)人群研究：社會地理以人和社會為中心，特別關注社會群體類型。在歷史時期，社會群體在一定社會范圍內形成，并由具有共同價值取向及行為準則的人們構成相對穩定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方式。由于他們對于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適應，故而在空間上表現為不同的分布類型⑦。因此，對于社會現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會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影響。

1994年業師鄒逸麟先生主編的“區域人群文化叢書”⑧，在叢書前序中，我們首次提出了“區域人群”的概念。所謂區域人群，是指歷史上特定時期具有明顯區域特征、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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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第92頁。

②參見拙文《清代前期徽州民間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間日用類書為例》，“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2002年10月)論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2002年10月，待刊；《徽州村落文書的形成——以抄本二種為中心》，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史料館主持國際合作項目“歷史檔案的多國比較研究”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近世東亞的組織與文書”)論文，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2004年11月，待刊。

③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水津一朗所著《新訂社會地理學の基本問題——地域科學への試論》(大明堂，1980年6月版)，即以“生活空間”為其主要研究內容。

④日本社會地理協會(Japanese Association of 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所編的《社會地理》雜志，英文直譯即作“社會生活的地理”(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該雜志于1947年創刊。

⑤(法)梭爾：《論生活方式》，載梭爾著、孫宕越編譯《人文地理學原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四輯，1957年4月，第95頁。

⑥《地理學思想史》第九章《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第232頁。

⑦參見左大康主編《現代地理學辭典》，商務印書館，1990年7月，第726頁。

⑧該叢書由王振忠策劃并任副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有《紹興師爺》(王振忠著)、《徽州朝奉》(王磊著)、《山西票商》(安介生著)、《八旗子弟》(劉小萌著)、《鉆天洞庭》(馬學強著)、《蘇州狀元》(胡敏著)、《蘇州梨園》(李家球著)、《香山匠人》(李家球著)、《寧波商人》(林樹建著)、《兩淮鹽商》(韋明鏵著)、《揚州瘦馬》(韋明鏵著)、《維揚優伶》(韋明鏵著)、《秦淮粉黛》(劍奴著)和《九姓漁戶》(劍奴著)等。

社會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人群，他們不僅有著縱向遺傳和橫向衍播的民俗傳承，而且，其名稱又是歷史時期約定俗成的。如徽州朝奉、紹興師爺、鳳陽乞丐和山西票商等。有關區域人群，我們主要研究了地理環境與區域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區域社會心態、風俗習慣及其社會影響等①。

近年來，對漢族人群的研究，學界出現了不少富有學術價值的成果。譬如，喬健、劉貫文、李天生所著的《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臺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過為時兩年的田野調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獻的基礎上，對山西樂戶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認為：“樂戶被排除于宗族組織之外，因而在親屬關系、祖先觀念及祖先崇拜上與農民迥異。同時在道德與價值觀念上、人際關系上、生活習慣上、婚姻與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諸方面都有獨特的理念與行為。”②這是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結合，研究區域人群的一個成果。這部專著相當扎實，對于我們研究歷史社會地理頗有啟發③。又如，陳支平所著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認為：民系至少應當具備地域條件、人口因素、相對完整的社會活動體系，以及相對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這四個要素。他將福建的漢人分成福州人、興化人、閩南人④、閩北人、客家人和龍巖人六個民系，并對各個民系的分布、各個民系之間的相互交融、漢人民系與少數民族的血緣文化融合、福建漢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及福建漢民整體上的人文特征等，均做了深入的探討。特別是其中從社會經濟史角度著眼，對福建漢人各民系人文性格方面的探索，有頗為獨到之處，是目前所見歷史學界對人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力著⑤。美國學者韓起瀾(Emily Honig)所著的《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 hai，1850—1980)⑥，“涉及中國的原籍族群的社會建構和社會含義”，也是有關區域人群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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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區域人群”的基本概念此后似乎為學界所認可及沿用，除了筆者執筆的《歷史人文地理》(鄒逸麟教授主編，科學出版社，2001年4月)社會文化部分之外，胡兆量、阿爾斯朗·瓊達等編著的《中國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八章《中國歷史區域文化人群》，吳宏岐、王洪瑞合撰的《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也基本上采用了這一概念。

②《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第8頁。

③與喬健等人的研究差相同時，音樂史學者項陽也著有《山西樂戶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該書“從對歷史上樂籍最為集中區域之一山西省所存樂戶后人的實地考察入手，以樂籍制度、樂人為主脈對中國音樂文化傳統進行梳理”，據說，作者對山西樂戶的關注也是從1994年開始，他對山西十多個縣市的幾十位老樂人及其后代進行了調查采訪，掌握第一手的寶貴資料。但兩部書的作者似乎都沒有提及對方的研究，很可能是在不同的領域中分別進行的研究。

④關于閩南人，林再復著有《閩南人》一書，臺北，三民書局，1985年修訂再版本。

⑤除此之外，還有不少著作也與人群研究有關。譬如，徐杰舜主編《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這部書將漢民族的人文地理劃分成華南、華東、華中、華北、東北、西北、西南七個人文地理區，概述了各區的族群及其文化。黃淑娉主編的《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研究廣東漢族的不同民系和群體的文化以及少數民族文化，對廣東漢族三民系(即廣府、潮汕、客家)的體質特征、文化特點、族群心理、廣東語言和宗族制度等，都作了詳細的研究。黃淑娉、龔佩華另著有《廣東世仆制度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對廣東的世仆作了系統的探討。人類學的研究，特別是國內近年來對漢族的研究，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反映各地人群社會文化風貌的通俗著作也層出疊現。如：《剖析“上海人”》，“閑話中國人系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2月；《品評“廣東人》，1995年lo月；《說道“山東人”》，1995年10月；《放談“東北人”》，1995年lo月；蔡棟編《南人與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北人與南人》，中國人事出版社，1997年12月；余秋雨等著《東西南北人——中國人的性格與文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12月；方方、葉兆言等著《閑說中國人》，三聯書店(香港)2002年11月。此外，還有《人文中國》、《城市季風》、“都市人叢書”和《粵人眾生相》等。雖然是通俗作品，但它與歷史地理學界以及社會文化人類學界開展的對漢族人群的研究之學術傾向，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中的文字多出自作家之手，雖然間或不乏一定的學術水準，但也有不少是以極端的個案來揭示人群的特征和性格。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8月。

關于區域人群的研究，與社會經濟史、人類學關系密切。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區域人群的產生、變遷及其社會影響，與各地的社會經濟結構密切相關①。而從社會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看來，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民族，應當加強對漢民族人群的研究②。當然，歷史社會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際、群際關系時，始終應當加強對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為，今后應當重點發掘族譜、民間文書以及民間三集成(歌謠、諺語、民間故事)、竹枝詞、文集、筆記等資料，研究各種人群的淵源流布(包括人群由來、分布、地理環境背景)、特征(群體性格、心理差別)、經濟(謀生方式)、文化(社會規則、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喪禮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語言(方言、俗諺、民間歌謠)，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展開多層面、多角度的研究。

(2)風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間生活的空間形式③，也就是用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發展、演變、分布規律和區域特征。具體而言，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布，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城市文化與時尚變遷等等，都是風俗地理研究的對象。其中，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在現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稱作是“鄉間民規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鄉土社會中形成的諸多習俗慣例。對于這樣的課題，歷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現存的大批日用類書加以探討。譬如，徽州、紹興、海門、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遺存下了不少日用類書，他們分別反映了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環境下的產物。利用這樣的資料，可以研究歷史時期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關于風俗地理，以往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④，而各種斷代的風俗史、民俗史、社會生活史，也與風俗地理有相當大的關系。但歷史社會地理并不刻意于人為的分區，更注重從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討。

(3)社會變遷：社會變遷是指因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引發的各類社會變動現象，舉凡社會形態、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關系、社會組織、生活方式、風俗時尚等一切社會現象所發生的變動，都可以歸入社會變遷的范疇。這方面的研究與社會史、社會學關系密切，只是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更偏重于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于此前歷史社會地理尚未在歷史地理學中占據應有的位置，而社會地理研究的范圍又相當廣闊，作為一門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芻議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個人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粗淺認識。該一分支的最終確立，需要更多扎實的實證研究，需要更多學者的參與和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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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前蘇聯，社會地理學被列入社會科學系統，將它作為社會經濟地理學的一部分，主要以人為主體研究人們生活和社會生產的空間過程與組織形式，包括人們的勞動、生活、休息、個性的發展與生命再生產的條件。參見左大康主編《現代地理學辭典》，第725頁。日本學者奧田義雄所著《社會經濟地理學論考——現代における世界像の把握》(大明堂，1969年)，第一編即包括對社會地理學本質和體系的考察。(第1—41頁)。

②對于漢族人群的研究愈來愈受到多方面的關注。譬如，在民族學界，20世紀80年代開始，等人多次強調要加強對漢民族的研究，此后，漢民族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參見宋蜀華、滿都爾圖：《中國民族學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華南的社會經濟史學者通過與人類學者的對話和交流，逐漸發展出一種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這一點，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人群研究，有著重要的啟發。

③高曾偉主編：《中國民俗地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頁。在日本，田村榮太郎所著《江戶·東京風俗地理》(雄山閣，1965年1月)四卷，以豐富的史料及珍貴照片、地圖，對東京的地理、歷史風俗、城市發展和城市景觀變遷等，均作了揭示。

④較早的如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其成果最初是以講義的形式出現，參見其后來正式出版的一些論著，如：《嶺南史地與民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人類地理學概論》，科學出版社，1999年9月。此后的歷史文化地理論著亦多涉及，茲不贅列。

My Humble Opinion on Historical Social Geography

篇2

1980年代以來，中國出版了一系列資源學、資源科學著作，如《自然資源學概論》［3］（1988年）、《資源科學論綱》（1994年）、《資源生態經濟學》［4］（1996年）、《資源科學》［5］（1998年）、《自然資源學原理》［6］（2000年）、《中國資源科學百科全書》（2000年）等。另有翻譯著作阿蘭•蘭德爾的《資源經濟學》［7］等。進入1990年代，有多位學者探討了廣義資源科學的學科體系問題。1994年，封志明、王勤學在《資源科學論綱》一書中提出兩層級結構的資源科學學科體系［8］。資源科學的第一級子學科是綜合（理論）資源學和部門（專門）資源學，兩者在具體時空的結合是區域資源學。綜合資源學包含5個第二級子學科，部門資源學包含8個第二級子學科。2000年，孫鴻烈、石玉林、趙士洞、張巧玲、封志明等在為《中國資源科學百科全書》撰寫的概觀性專文《資源科學》中，提出了一個有所改進的資源科學學科體系［9］（P37）。這個學科體系也屬于兩層級結構。第一級子學科除綜合資源學、部門自然資源學、區域資源學之外，增設了社會資源（學）。部門自然資源學增加了一個第二級子學科藥物資源學。社會資源（學）列出人力資源（學）、資本資源（學）、科技資源（學）、教育資源（學）4個第二級子學科。2001年，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沈長江著文對資源科學學科體系做了深入的探討，提出資源科學的三維網絡結構學科體系［10］。第一維縱軸（Y）是資源科學總論，包括資源分類學、資源信息學、資源數學、資源化學、資源生態學、資源地理學、資源經濟學、資源工程學等15個分支學科。第二維橫軸（X）是資源科學各論，包括氣候資源學、水資源學、土地資源學、療養地資源學、勞動力資源學、金融資源學、人文文化資源、網絡資源、科學知識資源等19個分支學科（有些學科名稱不夠規范），分屬自然資源學、社會經濟資源學、知識信息資源學。第三維斜軸（Z）是資源科學區域分論，包括極地資源學、寒帶資源學、熱帶亞熱帶資源學、赤道帶資源學等。區域分論是資源科學中包羅分支學科最多、最為復雜的部分。

一、廣義資源科學的學科結構

借鑒資源科學學科體系的已有研究成果，我們提出廣義資源科學體系結構的嘗試性建構方案（表2）。廣義資源科學的所有分支學科（含邊緣分支學科），按照數學自然科學屬性、哲學社會科學屬性的強弱差異，相對地區分為五個群組。從左至右，即從第Ⅰ群組到第Ⅴ群組，數學自然科學屬性依次減弱，哲學社會科學屬性依次增強。第Ⅰ群組學科的絕大多數是具有鮮明哲學社會科學屬性的邊緣分支學科，如資源數學、資源力學、資源物理學、資源化學、資源地球科學、環境資源學、資源開發工藝學、遙感遙測資源學、仿生資源學、資源勘查學、資源系統論、資源控制論、資源信息論、環境資源學等。它們是資源科學與數學、自然科學（力學、物理學、化學、勘查學、仿生學、工藝學等）、系統科學（一般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的主要學科門類或學科相互滲透而形成或正在形成的邊緣學科。資源遙感遙測學，旨在研究自然資源考察中使用的遙感遙測手段。仿生資源學，側重研究通過仿生學途徑獲取資源的機理和方法。環境資源學是介于環境科學與資源科學之間的邊緣學科，其任務是研究自然環境資源的構成、分類、特征、功能、調查、評價、開發、管理等。在交叉科學中，環境科學和資源科學都是擁有眾多分支學科的學科門類，兩者有著特殊的交融關系。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學科專業目錄》，在“經濟學”學科門類中設有二級學科“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代碼020106），在“法學”學科門類中設有二級學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代碼030108）。由于人才培養方面這種整合式的制度安排，使作為知識體系的環境科學和資源科學在中國有著難分難解的關系。環境資源學［11］與資源科學的許多分支學科相融合，形成環境資源地理學、環境資源評價學、環境資源管理學、環境資源生態學、環境資源工程學、環境水土資源學［12］、環境資源經濟學、環境資源開發史等邊緣分支學科。第Ⅱ群組主要是依據自然資源的類型而劃分出來的一組學科，可統稱為自然資源學，主要有礦產資源學、水資源學（淡水資源學）、土地資源學、濕地資源學、山地資源學、草地資源學、林地資源學、沙漠資源學、生物資源學、氣候資源學、海洋資源學、空間資源學［13］、人工物料資源學、能量資源學以及熱帶資源學、溫帶資源學、寒帶資源學、極地資源學等。濕地資源學、山地資源學、草地資源學、林地資源學等單設學科，原因在于濕地、山地、草地、林地等地段性資源包含多種單項自然資源，可能既包含礦產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又包含氣候資源和植物、動物等生物資源，研究內容具有一定程度的綜合性，是礦產資源學、水資源學、土地資源學所不能完全替代的。熱帶資源學、溫帶資源學、寒帶資源學、極地資源學則是按照地域氣候特征分立出來的幾門學科，分別研究熱帶、溫帶、寒帶和南極、北極的資源特征、分布、開發利用等問題。如果將地球之外的天體也置于研究視野，這一群組還可以包含月球資源學、火星資源學、太陽資源學等學科。第Ⅲ群組由一系列“中性”學科或接近“中性”的學科構成，包括資源計量學、資源評價學、資源管理學、資源規劃學、資源運籌學、資源系統工程學、資源地理學、資源生態學、資源工程學、信息資源學、區域資源學、全球資源學等。普通資源學是資源科學的一門核心基礎學科，其任務是探討有關資源、資源科學的各種一般性、普遍性、共同性問題。普通資源學盡管以普通自然資源學作為基礎和主體，但也包含著普通人文資源學的內容。隨著普通資源學的逐步成熟，將來有可能從中分化出資源科學史、資源科學學等相對獨立的分支學科。資源計量學、資源運籌學、資源系統工程學具有一定的數學自然科學屬性，但弱于第Ⅰ群組，因此暫列入第Ⅲ群組。資源地理學、資源生態學、資源工程學、信息資源學、區域資源學、全球資源學等列入這一群組，主要是因為它們既涉及自然資源，又涉及人文資源，兩方面難分伯仲，既不宜歸入自然資源學，也不宜歸入人文資源學。例如，資源地理學既包含資源自然地理學，又包含資源人文地理學；信息資源學既研究自然信息，又研究人文信息；全球資源學既涉及自然資源，又涉及人文資源。第Ⅳ群組主要是依據人文資源的類型而劃分出來的一組分支學科，可統稱為人文資源學，包括財力資源學（資本資源學）、人力資源學、智力資源學、社會文化資源學、精神動力資源學、政治資源學、行政資源學、外交資源學、司法資源學、科學技術資源學、教育資源學、藝術資源學、體育資源學、人際關系資源學、旅游資源學、軍事資源學等。前幾門學科分別以各個基本類型的人文資源作為研究對象，而后幾門學科則分別以各個社會活動領域的資源問題作為研究對象。政治資源、科學技術資源、教育資源等活動性或事業性資源，都包含著多種單項人文資源。因此，財力資源學、人力資源學、智力資源學、社會文化資源學等學科的任何一門，都無法取代對政治資源、科學技術資源、教育資源等的專門研究。旅游資源學、軍事資源學等學科，雖然必須廣泛涉及物質資源（建筑物、武器裝備等），但始終保持著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因而將它們歸屬于第Ⅳ群組。旅游資源學是這個群組中發展勢頭較為強勁的一門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聯機公共目錄查詢系統》中，目前可以檢索到1994年以來以“旅游資源學”作為書名主題詞的專著、教材36部［14］。第Ⅴ群組學科，大多屬于資源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的主要學科門類相互滲透而形成或正在形成的邊緣學科，如資源哲學、資源倫理學、資源政治學、資源法學、資源文化學、資源社會學、資源開發史、資源經濟學、資源投資學、資源市場學等。例如，資源哲學是介于資源科學與哲學之間的邊緣學科，其任務是研究有關資源、資源科學的一系列哲學問題，如資源概念的內涵和本質、資源在社會發展中的歷史地位、資源的無限與有限、資源消耗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資源科學研究的方法論等。資源經濟學是介于資源科學與經濟學之間的邊緣學科，其基本使命是探討資源開發利用中的經濟學問題，如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資源開發利用的經濟評價、資源開發利用的優化方案、資源再生增殖能力的保護措施等。在既往的發展歷程中，資源經濟學與歸屬于自然資源學的一些分支學科發生了廣泛的聯系，已經形成或有望形成礦產資源經濟學、水資源經濟學、土地資源經濟學、生物資源經濟學、氣候資源經濟學、海洋資源經濟學等二級分支學科。就體系結構而言，廣義資源科學與狹義資源科學（自然資源科學）的差別，就在于后者不包含第Ⅴ群組，亦即第Ⅰ、Ⅱ、Ⅲ、Ⅳ群組的集合是狹義資源科學，狹義資源科學再添加上第Ⅴ群組，就是廣義資源科學。但兩者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差別，即第Ⅱ、Ⅲ、Ⅳ群組學科在狹義資源科學中以狹義資源（自然資源）作為研究對象，在廣義資源科學中則以廣義資源（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之和）作為研究對象。例如，資源政治學在狹義資源科學中，其任務是研究自然資源與政治活動的關系；在廣義資源科學中，它的任務是研究自然資源、人文資源與政治活動的關系。

二、資源科學的當前發展對策

篇3

關鍵詞 科技人才 城市舒適物 就業城市選擇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4）09-0114-08

引言

主流經濟學家，從早期馬歇爾等提出集聚經濟理論到后來波特提出產業集群理論，無不認為企業和產業的聚集所產生的溢出效應是推動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①然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和經濟形態向信息化、知識經濟的轉變，現論研究開始認識到人力資本對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城市學家雅各布斯指出，城市發展的原動力在于地理上鄰近的多種多樣的產業共存與人力資本的集中。②經濟學家盧卡斯等人的研究表明，人力資本的集中能提高地方生產效率，從而推動經濟成長，沒有人力資本的生產率強化效應，城市經濟將難以為繼。③許多關于美國的區域研究也證實了人力資本與區域增長之間的內在關系。如格萊澤等人發現，人力資本是區域增長的核心要素，人力資本集聚是企業集聚的根本動力來源，企業在地理上的集聚是為了獲得來源于“公共勞力蓄水池”（Common Labor Pools）的優勢，而并非是為了贏得許多人所說的來源于消費者和供應商網絡的優勢。④人文地理學家佛羅里達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人力資本是核心資本，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尤其是那些敢于創新、富有創造力的人群更是創新的主體、對城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起著決定作用。佛羅里達將城市社會中興起的這一不同于工人階層與服務階層的群體稱之為“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并深入研究創意階層對城市和區域發展的影響，提出了解釋城市和區域發展的新理論――創意資本理論（Creative Capital Theory）。④[美]理查德?佛羅里達：《創意階層的崛起》，司徒愛勤譯，中信出版社，2010年。

既然高素質人才或者創意人才對城市經濟增長有如此大的作用，城市該如何吸引人才呢？學術界主要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將高素質人才的城市流動視為人口遷移的一種形式，用人口遷移的一般理論來加以解釋。不論是“推力-拉力”理論，還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這種觀點主要強調經濟水平和可達性對人口遷移的影響。朱杰：《人口遷移理論綜述及研究進展》，《江蘇城市規劃》2008年第7期。另一種觀點指出高素質人才選擇就業城市不僅會考慮經濟機會，而且還會追求更為舒適的城市環境和更高的生活質量。2000年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研究人員表明，教育程度越高者在考慮就業時對生活質量的關注程度越高，高素質人才就業時更可能選擇生活質量水平高的城市。韓宇：《美國高技術城市成功因素探析》，《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佛羅里達也認為，創意人才有向舒適性高的城市，即富于多樣性、市民態度寬容、有多種生活方式可供選擇的城市集中的趨勢。在物質生活已經比較豐富的后工業社會中，創意階層對于工資等經濟條件的關注降低，但對城市的音樂、藝術等人文環境，氣候、濕度，以及綠化等各種城市生活的舒適物的需求會越來越高。城市的各種舒適物會吸引創意階層，而企業為了得到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也會跟隨這些創意階層來到這些城市。④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高素質人才有明顯的舒適性偏好，傾向于選擇擁有發達城市舒適物系統的城市居住和就業。對于屬于發展中國家且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而言，高素質人才的就業城市選擇會呈現出何種模式？城市舒適物系統的作用機制為何？本文將就這一系列問題進行探討。

一、研究方法

1樣本選擇

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本文選擇以信息行業為主的科技人才作為高素質人才的代表，探討影響其選擇就業城市的因素。為了使研究對象盡可能符合創意階層的特征，將科技人才界定為在企事業單位從事技術類、產品/項目類及設計類工作，具有本科以上學歷，且年齡在45歲以下的專業技術人員，我們認為這個群體最具有創新性。通過網絡問卷的形式，共收集到符合條件的志愿者樣本1281個。為了討論科技人才對就業城市的選擇，去除了33個由學校分配工作和地點的樣本，實際使用的樣本量為1248個。

2城市特征的操作化

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特征影響著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響著中國城市的發展。在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會根據價格信號的引導流動到回報率高的地區，隨著生產要素的不斷聚集，城市不斷擴張，從而形成規模不一的城市類型。然而，轉型時期中國城市的產生與發展既不同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城市發展模式，也區別于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市發展模式。具體而言，以再分配的方式獲取資源（行政級別的影響）和市場經濟力量（如城市的自我融資能力）這兩種形式都對城市的發展起作用。蔡、都陽：《轉型中的中國城市發展――城市級層結構、融資能力與遷移政策》，《經濟研究》2003年第6期。因此，中國科技人才對于就業城市的選擇，既要涉及再分配的維度，又要涉及市場的維度。在再分配的維度上，不同的城市主要表現為城市行政級別的差異；而在市場的維度方面，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而人口規模的差異則既體現了市場的力量，又反映了再分配的控制，因為不同的城市人口規模既是勞動力要素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流動的結果，同時又受到以戶籍制度為手段的再分配權力的作用。因此，我們將樣本中科技人才的家鄉地、大學所在地和就業地所在的城市均是按照以三個方面加以區分：

（1）行政級別。城市的不同行政級別，意味著不同的經濟管理權限，而上世紀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更是強化了這種行政級別所帶來的差異。行政級別高的城市擁有更多的稅收提留，具有更強建設城市舒適物系統的能力。傅勇：《財政分權、政府治理與非經濟性公共物品供給》，《經濟研究》2008年第8期。本文將城市的行政級別分為三類：一類是直轄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城市），二類是副省級城市（包括哈爾濱、長春、沈陽、大連、西安、濟南、青島、武漢、成都、南京、杭州、寧波、廈門、廣州、深圳等城市），三類是地級市（包括非副省級的省會城市和一般地級市）。

（2）人口規模。城市人口規模的大小意味著其對于生產要素的不同吸引能力，也體現了國家對其不同的建設要求和標準。本文參照中國科學院地理資源所方創琳的分類標準，方創琳：《中國城市發展格局優化的科學基礎與框架體系》，《經濟地理》2013年第12期。將上海、北京、天津、廣州、重慶、深圳、武漢、南京、西安、成都等10個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的歸為超大城市，將杭州、沈陽、哈爾濱、汕頭、濟南、鄭州、大連、蘇州、長春、青島、昆明、廈門、寧波、南寧、太原、合肥、常州、長沙、東莞和佛山等20個常住人口在500～1000萬之間的城市歸入特大城市，其他常住人口500萬人以下的城市歸入大中小城市。

（3）收入水平。收入水平上的勢差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促使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力，為了解科技人才選擇不同收入水平城市就業的情況，我們用各城市201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衡量各城市的收入水平的指標，并按照“年人均收入25000元及以下為低收入城市，25000～35000元為中等收入城市，35000以上為高收入城市”的標準進行劃分。

城市的行政級別、人口規模和收入水平存在較強的關聯性，一般來說行政級別高的城市人口規模也越大，收入水平也越高。之所以要對這三個方面進行區分，是因為我們認為這三個方面體現的問題各有側重，行政級別主要體現再分配的力量，人口規模主要體現城市的多樣性和包容性，收入水平主要體現經濟力量。

3個人特征的操作化

個人特征變量包括人口統計特征變量和文化資本變量。其中，人口統計特征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子女狀況以及高考前的戶籍類型，文化資本變量包括教育程度、技術職稱。具體操作化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個人特征變量的操作化

變量類型變量名指標

人口統計特征性別男性=1，女性=0年齡段由于受訪者中年齡分布呈右偏態，我們對年齡的分段是基于年齡的分布而非等距效果。21-26歲=1，27-30歲=2，31-45歲=3婚姻狀況已婚（包括離異、喪偶等）=1，未婚=0生育狀況已生育=1，未生育=0高考前的戶籍農村戶口=1，城鎮戶口=0

文化資本教育程度本科=0，碩士研究生及以上=1技術職稱助理工程師及以下=1，工程師=2，高級工程師=3

4城市舒適物偏好的操作化

個人的城市舒適物偏好通過兩個方面來加以測量。一是測量受訪者是否存在城市舒適物系統偏好，即選擇就業城市時是否會考慮該城市有各種令人感到舒適的設施與服務（如優質的文化、教育、休閑娛樂、體育、醫療、餐飲消費、購物等設施與服務），二是測量其選擇就業城市的對不同類型城市舒適物的偏好程度。我們設計了15個城市舒適物類型讓被訪者就其對選擇就業城市的重要性進行打分，1分表示完全不重要，10分表示非常重要。由于被訪者對這15個舒適物類型對其選擇就業城市的重要性評分相關程度較高，我們采用主成分法，并經過方差旋轉，獲得因子分析結果，其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3個，共解釋60.955%方差。巴特利特球體檢驗結果顯著（sig=0.000），KMO值為0.914，超過0.8，表明15個變量的因子分析效果很好。

根據表2的因子負載結果，按照負載最高變量對因子加以命名。因子1主要表現為因重視與生活相關的城市舒適物選擇就業城市，被命名為生活舒適物偏好因子，因子2主要表現為因重視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設施和服務相關的城市舒適物，被命名公共服務舒適物偏好因子，因子3主要表現為因重視在一個城市中生存下來相關的城市舒適物，被命名為生存舒適物偏好因子。為便于理解，本文中的各因子得分均換算成百分制處理。

二、結果與分析

1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表3可知，本次調查主要以信息技術行業從事技術及相關工作的人員為對象，因此樣本中男性占了81.28%，占絕大多數。在年齡結構上也是以年輕人為主，30歲以下的年輕技術人員占了74.41%。在婚姻狀態方面，未婚和已婚的比例相近，未婚者稍多。而在已婚者中，大多已經生育小孩。在文化程度上，大部分是本科學歷，研究生及以上的學歷只占26.60%。從高考前的戶籍類型來看，城鎮戶口占56.57%，農村戶口占43.43%，說明將近一半的受訪者在上大學之前對城市的體驗是比較少的。

從受訪者家鄉城市、就讀城市和就業城市的特征來看，大部分受訪者在上大學之前是在地級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生活，但通過上大學普遍經歷了城市體驗的升級，即由地級市流向副省級城市或直轄市，從大中城市流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從低收入城市流向中等或高收入城市，從而最終留在這些城市就業。例如，在上大學之前，有70.12%的受訪者來自地級市，但只有36.85%在地級市上大學，最終只有34.70%留在地級市工作；而來自副省級市的只有18.33%，但在副省級市就讀的比例上升到44.09%，最終留在副省級城市工作的仍有41.75%；來自直轄市的更少，只有11.30%，但有19.10%到直轄市就讀，最終在直轄市就業的達到23.56%。

由表3可知，受訪者中有30.61%的人在選擇就業城市的時候會考慮該城市有各種令人感到舒適的設施與服務（如優質的文化、教育、休閑娛樂、體育、醫療、餐飲消費、購物等設施與服務），表明城市舒適物系統也成為科技人才選擇就業城市的重要因素。從對城市舒適物的不同類型偏好來看，被訪者對公共服務舒適物和生活舒適物的重視程度相對較高，平均得分為65.65分和65.29分，對生存舒適物的重視程度相對較低，平均得分為5228分。

在選擇就業城市時是否存在城市舒適物偏好方面，雖然男性中有城市舒適物偏好的比例比女性要高，但這種差異并不顯著。由于本文使用的樣本為網絡自愿者樣本，因此假設檢驗只做為參考之用，并不具有統計上的推論功能，文中所表達的差異顯著均是基于95%的置信度。在本文的表中僅列出了存在顯著差異的數值。年齡、婚姻狀態和生育狀態都顯示出顯著的影響，相對來說，30歲以下者比30以上者、未婚者比已婚者、已婚未生育者比已生育者在選擇就業城市時會有更高的比例考慮城市的舒適物系統。然而，在控制年齡之后，婚姻狀態和生育狀態的作用基本都不顯著，只有27～30歲年齡段中，未生育者比已生育者更重視城市舒適物系統。這表明，婚姻狀態和生育狀態對城市舒適物偏好的影響主要通過年齡發生作用。另外，選擇就業城市時是否考慮城市舒適物系統還跟被調查者的文化資本有關。與佛羅里達的研究結論相似，本次調查也發現，受教育程度越高，技術職稱越高就越可能在選擇就業城市時考慮城市舒適物系統。

在選擇就業城市時對不同類型城市舒適物重視度方面，性別和年齡差異并不顯著，但婚姻狀態和生育狀態有顯著影響。已婚者在公共服務舒適物方面的重視度明顯高于未婚者，雖然各年齡段都表現出相同的特征，但只有在27～30歲年齡段中，已婚者對公共服務舒適物的重視度顯著高于未婚者；在不同的婚姻狀態下，雖然對生活舒適物的重視程度也存在差異，但均不顯著；婚姻狀態對生存舒適物偏好的影響在不同年齡段中表現出不同的趨勢，在21～26歲這一群體中，未婚者對于生存舒適物的重視度顯著高于已婚者，而在30～45歲這個年齡段中，已婚者對于生存舒適物的偏好更強。在已婚人群中，已生育者對生活舒適物和生存舒適物的重視度顯著高于未生育者，這種趨勢在27～30歲這個年齡段中表現顯著。在21～26歲這個年齡段中，未生育者對公共服務舒適物的偏好顯著高于已生育者；而在30～45歲年齡段中，已婚者對于生存舒適物的重視度要顯著高于未婚者。在文化資本的影響方面，技術職稱越高，越重視公共服務與設施舒適物，而對于生活舒適物和生存舒適物則重視度相對較低。

3城市舒適物體驗與偏好

由于生活習慣和城市舒適物體驗的不同，被訪者在家鄉和就讀城市所經歷的城市生活經歷對其城市舒適物偏好有著重要影響。總體來說，家鄉城市特征和就讀城市特征對其城市舒適物偏好有著不同的影響。

考慮到中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出身者并不能獲得完整的家鄉城市舒適物體驗。因此，我們將樣本分成城鎮出身和農村出身分別進行分析。對于城鎮出身的樣本，大部分家鄉城市特征對其是否考慮城市舒適物系統并無顯著影響。而對于出身農村的樣本而言則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越是來自低等級城市，其因追求城市舒適物系統而選擇就業城市的比例更高。例如，來自地級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的農村樣本在選擇就業城市時考慮城市舒適物系統的比例顯著高于來自直轄市和副省級市、超大城市、高收入城市地區的農村樣本。受訪者大學就讀城市的作用剛好相反，不論是城鎮出身還是農村出身，就讀城市行政級別高、人口規模大、收入水平高，考慮城市舒適物系統的比例更高。對于出身城鎮的來說，在副省級城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高收入水平城市就讀選擇就業城市時考慮城市舒適物系統的比例顯著高于在地級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就讀者。對于出身農村的來說，在副省級城市、特大城市就讀選擇就業城市時考慮城市舒適物系統的比例顯著高于在地級市、大中城市就讀者。

在選擇就業城市時重視的不同類型城市舒適物方面，曾經的城市舒適物體驗也存在一定的影響。出身農村的樣本對生活舒適物和生存舒適物更重視，而出身城鎮的樣本對公共服務舒適物更重視，但這種城鄉差別并不顯著。總體來看，對生活舒適物的重視主要受家鄉城市特征的影響，家鄉城市的等級越高，對生活舒適物越重視，其中家鄉在直轄市、高收入或中等收入城市的樣本對生活舒適物的重視度顯著高于來自地級市、低收入城市的樣本。對公共服務舒適物的重視度則主要受就讀城市特征的影響，就讀城市的等級越高，對公共服務舒適物越重視，其中就讀城市在高收入城市對公共服務舒適物的重視度顯著高于在低收入城市就讀者。對生存舒適物的重視度也主要受就讀城市特征的影響，但就讀城市的等級越低，對生存舒適物的重視度反而較高，其中在副省級城市就讀對生存舒適物的重視度要顯著高于在直轄市就讀者。

在區分城鄉差別后，我們發現家鄉城市特征對生活舒適物重視度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城鎮出身的樣本中，在農村樣本中雖然也表現出相似的特征，但差異并不顯著。同時，家鄉城市特征對公共服務舒適物重視度的影響作用得到加強。在農村戶口樣本中，來自中等收入城市對公共舒適物的重視度顯著高于來自低收入城市。另外，就業城市特征對公共服務舒適物和生存舒適物重視度的影響被削弱，其中僅有農村戶籍者在副省級市和地級市就讀者對生存舒適物的重視度高于在直轄市就讀者。

4城市舒適物偏好與就業城市選擇

從表5可以看出，在更高級別和更優勢地區就業者會在選擇就業城市時更多地考慮城市舒適物系統。例如，在副省級城市和直轄市就業的受訪者考慮城市舒適物系統的比例顯著高于在地級市就業者，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就業者顯著高于大中城市就業者，在高收入城市就業者高于低收入城市就業者。

而在對不同類型城市舒適物偏好方面，總體而言，越是在高級別城市，對公共服務舒適物的重視度就越高，反之則更為重視生活舒適物和生存舒適物。例如，在直轄市、超大城市、高收入城市就業者，對公共服務舒適物的重視度顯著高于在地級市、大中城市、低收入城市就業者；在中等收入城市就業者，對生活舒適物的重視程度顯著高于在高收入城市的就業者；在副省級城市和地級市就業者，對生存舒適物的重視度顯著高于在直轄市就業者。

三、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各變量進行交叉表分析，可以從樣本中得到一些有待進一步檢驗的結論：

1科技人才對城市舒適物系統的偏好，既有自然的因素又有社會的因素。從自然的層面來看，追求舒適性雖然是一種普遍的偏好，但對于年輕人而言，城市舒適物系統對其更有吸引力，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家庭和子女的壓力越大，追求生活享受的動機會被很多現實的考慮所替代。從社會的層面來看：一方面，對于城市舒適物系統的偏好存在門檻效應，也就是說，首先要滿足一定的條件，比如要解決生存的基本問題，要滿足生活方面的需求，然后才會追求城市的舒適物系統。因此，文化資本越高，經濟能力越強，就越會考慮城市的舒適物系統。另一方面，對于城市舒適物系統的偏好還存在心理補償效應。如果上大學經歷了從農村到城市，從低級別城市到高級別城市的流動，會形成城市舒適物體驗的巨大落差，這種落差會增加其考慮城市舒適物系統的可能性，從而實現對過去城市舒適物體驗不足的補償。

2在舒適物系統中，不同類型的城市舒適物之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沖突的，主要體現為城市公共服務舒適物和生存、生活舒適物之間的沖突，即科技人才越是重視城市公共服務舒適物，就越不會重視生存和生活舒適物。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相似，科技人才對于這三類舒適物的重視度也是有層次的，生存舒適物是最低的追求，生活舒適物次之，公共服務舒適物最高。因此，家庭和子女的壓力大，對于城市舒適物的追求就會停留在相對低的水平，從而更加重視生存和生活舒適物。而文化資本高，經濟能力強，則對于生存和生活的壓力感知不明顯，就有更強的動機和能力去追求城市公共服務舒適物。這三類城市舒適物偏好的形成也存在時間差異，生活舒適物偏好的形成與長期的生活習慣有關，而公共服務舒適物偏好和生存舒適物偏好則與短期的感知有關。因此，生活舒適物偏好主要受家鄉城市特征的影響，而公共服務舒適物偏好和生存舒適物偏好則更多地受就讀城市特征的影響。

3對城市舒適物系統的偏好會使科技人才在選擇就業城市時選擇行政級別、人口規模、收入水平更高的城市。這從另一個角度表明，城市舒適物系統越發達，越能吸引高素質人才。但是，中國的城市舒適物系統在城市之間是分散而非集中的，不同等級的城市在舒適物類型上有不同的側重。那些在各方面均處于高等級的城市，由政府提供的各類公共服務舒適物發達，但同時房價、物價水平高，生存壓力大，生活不太方便；那些各方面均處于中等水平的城市，雖然公共服務舒適物不夠發達，但生存壓力相對較小，生活舒適物比較發達；而對于各方面均處于低等級的城市，往往房價、物價水平低，生存壓力小，但公共服務舒適物較為不足，生活舒適物也不夠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