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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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法經濟學；方法論；局限性

中圖分類號：D019；D9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309(2009)03－0036－03

一、引言

以經濟學中的“效率”作為核心概念、以“成本――收益”及收益最大化作為衡量標準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被稱為“法經濟學”或者“法律經濟學”。也稱為“法律的經濟分析”。作為主流學派的代表波斯納認為，法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主義方法全面運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雖然非主流學派對法經濟學的學科定位并不相同，但是兩者均主張用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來研究和分析法律問題。

作為一種研究法學的“方法論”，其不僅僅包括研究所使用的具體方法，還要“涉及到研究主體思考問題的角度選擇，研究對象范圍的確定。研究途徑的比較選擇。研究手段的篩選和運用。研究目的的限定等。”因此，法經濟學對研究主體思考角度的選擇、研究對象范圍的明晰、研究方法的辨析就顯得非常重要。筆者以此為研究思路。對法經濟學的價值基礎、研究方向、研究范圍以及存在的問題和在我國發展的局限性進行初步的探討。

二、法經濟學中“效率至上”與正義原則的沖突

“效率”是波斯納在其學術架構中唯一追求的目的。即法律要如何操作，才能夠最大化地增加社會財富的總數量。同時，波斯納從“法律是什么”的根本觀點回答了“如果只追求效率，難免使法官枉顧法律的規定”。他根本不相信所謂法律的形式主義的觀點，所謂法律的形式主義就是相信法律是一個精密的概念及邏輯體系，運用某套法律方法訓練所提供的種種推理方法、依從法律文字及體系內在秩序的指示。就能替當下案件“發現”既有法律替它早已準備好的解決方案。暫且將既定法律放于一邊。效率是否是未來法律追求的最重要價值?而在法學界。“正義”被傳統的法學理論認為是法律存在的基礎，法律是正義的化身。法律實際上也正是以正義為基礎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更廣泛的角度。正義是關于一個社會的全體成員相互之間恰當關系的最高概念，也是關于國家法律對于組成全體國民的所有個人的恰當關系的最高概念，它一直是社會政治哲學、道德哲學所探討的核心問題之一。于此，在探求法律的最基本價值上。效率與正義發生了沖突。如何辨明其中的關系，是法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前提。

近現代為多數學者所追從的“正義”主要來源于羅爾斯的《正義論》，其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里。羅爾斯把“正義”擺在優先于“效率”的地位，并把它作為衡量、評價一種社會制度的“首要”的價值尺度。在《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一書中。他又對正義的原則做了新的表述：(1)每一個人對于一種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適當體制都擁有相同的不可剝奪的權利，而這種體制與適于所有人的同樣自由體制是相容的：(2)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它們所從屬的公職和職位應該在公平的機會平等的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第二，它們應該有利于社會之最不利成員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相對于這兩個正義原則。我們可以發現其中的優先原則。第一，自由的優先原則。只有滿足第一正義原則所處理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后，才能滿足第二正義原則所處理的社會經濟利益的分配。第二，正義對效率和福利的優先，即公平機會原則優先于差別原則。由此可以看出。在羅爾斯對正義的描述中，效率是達到正義的重要考慮因素，如差別原則，但是效率并不可以完全替代正義，在優先位次上。正義優先于效率，只有在正義下的效率才是法學家所追求的，一味的突出效率的價值是有所偏頗的。

三、關于法經濟學的研究方向與范圍的爭論

在《企業的性質》一書中，科斯提煉出了影響生產的制度結構(企業和市場)的交易成本概念。隨后，在《社會成本問題》中，科斯創造性地將交易成本工具運用于具有互相影響的外部性問題探討，通過分析將產權賦予不同的當事人，得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時不同的法律制度安排會帶來不同的資源配置效率這一命題，即科斯定理。其后，卡拉布雷西于1961年首先在《關于風險分配和侵權法的思考》一文中從經濟學的視角對侵權法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嘗試，他關注的核心是法律規則的效率和公正，傾向從宏觀政策制定的角度來研究法經濟學，并形成了以其為代表的耶魯法經濟學派：加里?S?貝克爾將微觀經濟學理論運用于一系列非市場行為選擇的研究。如種族歧視、犯罪、家庭組織等問題，掀起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狂潮；而波斯納的《法律的經濟分析》將法律的經濟分析這一方法觸及到了普通法的每一個領域，其認為法律應該在任何領域引導人們從事有效率的活動。

從上述法經濟學近幾十年的發展軌跡來看，其明顯在研究方向上出現了分歧。其一。科斯開創的以經濟學問題為研究對象。將法律制度作為分析工具、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探究法律體系運轉對經濟學體系運行影響的法和經濟學，其目的在于改革和完善經濟制度。其二，以法律制度和法律問題為研究對象、以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為分析工具、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法律制度的效率的法經濟學或法律經濟學，其目的在于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這一發展方向以波斯納為代表。而之所以法經濟學走上了這兩條不同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由于對科斯定理的理解存在不同而造成的，科斯定理表明，不同的法律制度會產生不同的交易成本，進而影響經濟績效。從這一定理出發。波斯納為代表的法律經濟學認為。既然法律是重要的，那么現實中的法律是否促進了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即法律是否具有效率增進作用便成為了他們的研究主題。而現在我們所接觸的法經濟學的研究也多基于此研究方向而展開。

四、法經濟學發展中存在的幾大問題

除了以上提到的法經濟學中“效率”原則與傳統法學“正義”原則的沖突以及法經濟學內部研究方向分歧和研究范圍模糊等問題外，其仍然存在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一)理性人與最大化原則舍棄了人的復雜性和社會化的特征

法經濟學研究通過使用貨幣作為測量杠桿的成本――收益分析來解釋人們的行為及其動機，實際上人類行為存在著多元化的動機，追求效用最大化不能成為人類行為的唯一動機，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不是總能成立的。正如馬科斯?韋伯把社會行為區分為4種：一是工具理，二是價值理，三是情感行動。四是傳統行為。其中法經濟學指的理性只是前兩種。法律是人們行為規范的綜合，法律除了考慮經濟因素外。政治、文化、歷史、倫理等方面的因素對法律

制度的形成與變遷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比如，一個人在非常饑餓的情況下向一個富人乞討一塊面包，在后者拒絕的情況下如果這個人搶了這個面包，那他就犯了搶劫罪而不能提出緊急避險的抗辯，原因是由于交易成本是低的，所以，我不能就成功購買面包而進行商議，表明面包對美食家確實是有價值。這個推論。將財富最大化推向了極端，而完全沒有顧及人道主義和人最起碼的生存條件等因素。同時。理性經濟人及法律經濟學分析研究對象的基本單位是個人，而由此推斷通過個人理性實現集體理性。但是K.J.AR－ROW和AMRTYA SEN的研究表明，人們不可能從個人理性達到集體理性。博弈論的研究也表明。個人的理性和社會的理性往往是不一致的，法律作為社會制度的一部分，法律不僅規范個人之間的行為，而且還涉及到個人與國家、個人與其所在群體、不同群體間、群體與國家間、國家與國家間的沖突與協調，因此，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理性經濟人與最大化假設在分析法律時。尤其是法律領域時。會有很大局限性。

(二)法經濟學的“形式化”或“模式化”。有時將使法律問題復雜化、絕對化

法經濟學的學者認為，經濟學之所以能擴散到包括法學在內的其它社會領域，所憑借的正是其研究方法上的“技術優勢”，而這一點已被大量的事實經驗所證實。羅伯特?考特和托馬斯?尤倫曾自豪的指出：“40年前，理論經濟學家尚能運用普通的語言與數學抗衡，可是過去的40年表明，經濟知識的發展主要靠的是統計分析。而不是精心描述的案例研究，靠的是微積分的運用，而不是解釋概念。今天。許多經濟學家都深信。法律研究將重蹈經濟學近年來的這段歷史。”然而。正如美國法學家霍爾批評的那樣，在法學研究中“以單一因素去闡明復雜現象的謬誤”，因為法律就像“一個帶有許多大廳、房間、凹角、拐角的大廈，在同一時間里想用一盞探照燈照亮每一間房間、凹角、拐角是及其困難的，尤其當技術知識和經驗受到局限的情況下。”這段話描述鼓吹“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學者正為合適。畢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以此基礎上用嚴格的模型進行分析，自然不可能窮盡法律現象中所出現的因素。同時過分地使用“經濟模型”，不但不能使問題更加明了，反而會使法律問題更加復雜。

(三)法經濟學研究由于方法的高度理論化。無益于現實法律問題的解決

法學是研究社會活動規則和行為規范的學科，并非邏輯推理哲學思辨的純粹理論體系。當一門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純粹形而上的研究使其理論體系逐漸完備的同時，離現實就會越來越遠。但是法學研究的根基必須緊緊扎根于現實生活的規范調整，著眼于社會的秩序和人們在現實中對正義和公正的期待。在《芝加哥大學法律評論》雜志編輯部1997年召開的圓桌研討會上。學者們比較一致地認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可能“過于理論化”了，人們對真實世界提出的問題研究的不夠。

對法律進行數學描述。盡管可以得出復雜的公式。但是如何計算、如何統計，依然是個問題。如果數學公式脫離了現實的數據，如何進行運算，運算的結果如何使得人們信服，是法經濟學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如刑法中“情節特別嚴重”、民法中“顯失公平”等等，均無法運用數學計量。也無法進行運算，因此，無法給出一個精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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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為經濟學

經濟人

有限理性

展望理論

價值函數

一、行為經濟學的形成動因及興起過程概述

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又稱為“心理的經濟學”或“心理學和經濟學”，在心理學的基礎上研究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是一門試圖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入標準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它認為，人類行為是有限理的，并且，經濟人偏好不總是穩定的。

二、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決策

1．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的偏差

一個基本偏差是：小數法則。例如，當一位投資者觀察到一位基金經理在過去兩年中的投資業績好于平均情況，就會得出這位基金經理比其他經理優秀的結論。

2．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展望理論

莫里斯.阿萊最先提出實際情況中許多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與預期效用理論相背離的觀點，提出了著名的“阿萊悖論”，并由此獲得了198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用一個簡單的實驗來說明阿萊悖論。如，給定一組選擇，a：以100%的概率獲得3000元收益；b：以80%的概率獲得4000元的收益，20%的概率沒有收益。此時，被實驗者往往會選擇a選項。給出第二組選擇，a：以25%的概率獲得3000元的收益，75%的概率沒有收益；b：以20%的概率獲得4000元的收益，80%的概率沒有收益。與第一組選擇相比，兩個選項獲得收益的概率同時減為四分之一，但此時被實驗者往往放棄a而選擇b。

卡尼曼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大量的證據，表明許多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與預期效用理論相背離。在此基礎上，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在1979年發表的《展望理論：風險下的決策分析》一文中，提出新的理論模型，即展望理論。

在展望理論中，相對于各種選擇下效用的絕對水平，決策者重視各種選擇所帶來的總效用的變化。 U=U[，I]-U[，0] 即效用值 U[，I]相對于初始效用值U[，0]的變化量，如果相對于初始效用值U[，0]，效用值 U[，I]增加，則 U取正值，反之若見小，則 U 取負值。若事件A以P[，a]的概率發生，效用變化值為 U [，a]；而事件B以P[，b]的概率發生，效用變化值為 U[，b]，當且僅當下式成立時，決策者會選擇A而放棄B。Σp[，a] U [，a]＞Σp[，b] U [，a]

（1）

價值函數V（ u）的解釋：

價值函數V以效用值的變化為自變量。該函數呈S形，凹的部分表示收益；凸的部分表示損失。比如說，按照傳統的預期效用理論，以80%的概率損失4000元，20%的概率免于損失，損失期望值大于3000元的確定損失，所以應該選擇后者。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寧愿冒一下險，選擇前者。因為如果幸運的話，20%的小概率事件一旦成功，可以避免損失。這就體現了損失上的風險偏好。

（2）

決策權重函數：單調上升，在0、1處間斷，小概率高估，大概率低估。

三、由行為經濟學思想想到的對投資問題貼現模型的改進

給出兩個選擇，a：在未來十年里，每年可獲得1.2萬元的現金流，總貼現值收益為10萬元；b：立刻可以獲得9萬元收益。現實生活里，恐怕很多人會選擇后者，因為相對于唾手可得不用等待的9萬元，貼現10萬元的收益還要求付出“等待成本”，而且，收益的可靠性也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了。

所以，在傳統投資貼現模型中添入一些影響人們行為的選擇偏好因素及風險因子。并且，傳統投資貼現模型假設每年現金流的貼現率相同，而實際經濟每年在發展變化，客觀經濟環境也在變化，利率、通貨膨脹率也隨之變化，結果可能未必相等。

設Pi為投資者對于每年現金流的心理偏好權重，即每年現金流相對于投資者的價值體現；每年現金流為Ci ；n年里每年現金流的貼現率為 i；每年現金流可得性風險為Ri，實際的總貼現值對于投資者個人的價值體現為V：

V= Pi （1-Ri）

投資者會潛意識的依據自己偏好，根據貼現值在自己心理賬戶中的價值體現的高低，即V值的大小，來判斷投資決策。

最后，行為經濟學并不是否定傳統經濟學，而是對傳統經濟學的修正和補充，為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方向。雖然，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進展，但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行為經濟學還沒有建立起嚴密的理論體系，自身也沒有建立起嚴密的邏輯理論模型。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行為經濟學會逐漸建立起系統完整的理論框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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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實驗經濟學；計算機仿真；實驗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04-0243-03

過去的教學觀點認為，經濟學較難進行實驗課程的設置，只能依靠課堂上教師對經濟學理論和現象的講解以及邏輯上的分析來進行日常教學。學生單純的通過教師課堂的講解和課后的習題，很難對于經濟問題的形成、環境和發展的過程有一個清楚、直觀的了解。所以如何更有效地進行經濟學課程的教授是擺在大學教育面前的重大問題。實驗經濟學（Experimental Economics），是一種將實驗手段運用于經濟學研究的方式，西方有關實驗經濟學的研究由來已久。史密斯于1962年發表了稱之為實驗經濟學奠基石的文章《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也因為對實驗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貢獻獲得了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這表明實驗經濟學已經得到經濟學界的認可。計算機仿真（Computer Simulation）成為一種實驗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是利用計算機科學技術的成果，建立被仿真系統的計算機模型，并在一定的實驗條件下對模型進行動態實驗的一門綜合性的技術。兩者都通過實驗的方式來驗證經濟學原理，在方法、作用和結構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實施的方式、參與的對象等方面有較大的區別。如何運用兩者的優勢作用于經濟學的實驗教學中，是繼續深化大學素質教育以及培養創新性人才的重要途徑，也是學校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一、計算機仿真的發展和應用

迅速發展的計算機仿真技術，可以包容和顯化行為者的有限理性，是研究經濟制度的偏好演化和政策評估的一個有效的工具。它運用了編程思想，將經濟模型轉換為計算機模型，通過計算機仿真程序運行實現，將結果與預計進行比較，還可以通過改變一些參數和設置來重新改變結果，以觀察在不同情況下的不同結果。仿真的具體方法一般是先建立關于仿真的基本框架模型，然后進一步的量化、具體化，通過軟件設計和程序設計編寫轉化成計算機語言，設計各種不同的、有意義的環境運行仿真。相對于單純的理論分析或者復雜耗時的實物實驗來講，仿真實驗具有經濟、可重復、耗時短、可控性等多方面的優點。仿真研究需要合理的行為設定，通過不同的設定來運行得到各種可能的數據結果。

二、實驗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

實驗經濟學是一種將實驗手段運用于經濟學研究的方式，它是在可以控制的實驗環境中，針對一些經濟理論或者經濟現象，通過人為地設置各種條件和假設來改變實驗的環境和制度，以此觀察實驗運行的方式和實驗對象的各種不同行為，最后分析解釋各種實驗結果和現象，以達到剖析、檢驗和進一步完善經濟理論并在一定情況下提供政策抉擇的研究方法。實驗實施的研究是一個較為復雜的過程，需要認真評估其存在的大量的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有時還需要較長的時間完成。實驗的方法論是需要全面的考慮和評估研究對象的所有方面。在進行實驗的不同階段時，經常會出現客觀性和真理性不一樣的情況，所以需要研究人員使用合適的方法選擇正確、客觀、真實的數據信息。科學客觀的認識事物，經歷從整體到個體，再從個體回歸到整體的過程。在建立模型時，也有可能模型并不能代表整體，而只是特殊，所以一定要把握相對性的存在，建立研究人員和研究對象的辯證存在的關系。

三、實驗經濟學與計算機仿真的聯系和區別

通過對實驗經濟學和計算機仿真的解釋和分析，可以發現兩者的基本目的相同，都是通過各種手段和工具對經濟學理論做相關檢驗和研究。實驗經濟學和計算機仿真在模型設計的整個階段中，都要遵守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要求。所以說兩者在方法論、基本結構、以及研究目的上是類似的。但是兩者也有一定的差別，具體表現為：

1.實驗過程側重點的不同。計算機仿真的側重點偏向于如何運用計算機技術模擬經濟模型運行的整個過程，對于軟件的編制和計算機的應用有較高的要求。實驗經濟學側重于實驗過程中人員的組織、安排。計算機仿真的實現是學科交叉應用的結果。它需要經濟學的知識來建立經濟模型和數學模型，又需要計算機方面的知識將數學模型轉變為計算機模型。對于實驗經濟學來說，根據驗證模型的實際情況，可以不需要計算機方面的應用，可以直接采用人工組織和控制的方式，實現整個過程。

2.實驗過程中的參與者截然不同。計算機仿真通過計算機算法和程序的編制，在仿真的整個過程中來模擬人的行為方式。實驗經濟學是在一定的群體中，通過實驗規定條件和要求進行篩選。雖然在很多經濟學試驗中，也使用了計算機仿真來處理非抉擇性的某些中間過程，并進行數據的搜集、處理和分析；但是在進行關鍵性的抉擇的時候，還是以參與的人做出的反應為結果。

3.可控性和可重復性的不同。實驗的可控性和可重復性非常重要。對于計算機仿真來說，程序一旦生成、封裝，多次重復進行實驗是非常簡單的事情。重復一次實驗，甚至只需要根據要求，修改程序的參數后直接點擊程序運行即可。而一般的經濟學實驗的重復進行，還是需要實驗的再次組織。實驗的最終結果在某些因素的影響下，也可能發生較大差異。所以實驗的可重復性和可控性要弱于計算機仿真。

四、計算機仿真與實驗經濟學的應用方法

史密斯認為每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驗，都由實驗的環境、所處的體系和參與者的行為3個因素組成。在進行實驗的不同階段時，經常會出現客觀性和真理性不一樣的情況，所以需要研究人員使用合適的方法選擇正確、客觀和真實的數據信息。要把握相對性的存在，建立研究人員和研究對象的辯證存在的關系。根據以上原則，將實驗經濟學和計算機仿真理論和方法應用到高校的實驗教學中，需要教師在深入了解和掌握兩者的方法和實驗技術的基礎上，選擇合適的實驗內容，規范實驗的整個過程。具體應用方法包括以下幾點。

1.選擇合適的理論點進行實驗課程設置。課程內容結合實驗經濟學和計算機仿真方法，選擇合適的內容進行實驗教學。每學期做6～7個實驗，每次實驗的時間控制在兩個課時以內。確定在實驗中是否需要利用計算機仿真的方法來進行輔助，如果需要計算機仿真方法，還需要分析和決定在哪個環節進行設置。實驗環境和制度的規范化對于實驗的最終會產生的結果至關重要。要詳細設計實驗的參與者、實驗的講解內容和方式、實驗的地點和持續時間、報酬的設計、實驗的物理條件等。在設計實驗的過程中，應該做到比較基準清晰化。必須考慮到實驗運行過程中產生的數據的保密性。實驗室交易制度應該明確的規定參與者之間的交流方式、交流程度、交流時間和采取的行動，以及行為和收益的關系。明確買家之間、賣家之間或者買賣彼此是否可以產生信息的流通。也就是：①制度規定語言，M=（M1…Mn）。它包括信息元素m=（m1，m2，…，mn）。其中Mi是由行為者i傳送的行動信息集；②一個制度還規定了一組分配規則h=（h1（m），h2（m）…hn（m））。hi（m）是分配給第i個行為者的支付；③一組成本估算規則C=（C1（m），C2（m）…，Cn（m））。Ci（m）是由行為者i給出的支付，二者共同構成了行為者的信息函數。對于參與者報酬的設定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參與者充分了解決策與報酬之間的所有關系，但是參與者的報酬是私有信息。實驗的設計需要使得報酬超過做出不同抉擇或者達成交易的主觀成本。作為日常的大規模且多班級的經濟學實驗課程，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都采用貨幣激勵作為主要手段，而可以采用課堂學分和本章學分的形式，對于完成實驗較好（取得效用較大或者表現合適）的同學給以較好的學分。減少參與者行為的變異性和隨意性，盡可能的降低隨機行為帶來的實驗不確定性。對于學生來說學分的獎勵非常具有誘惑性，可以將參與者面對其他報酬表現出來的消極態度降到、壓縮到較低。在有一些經濟學實驗中，應該設計參與者的不同邊際行為，所獲得的報酬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別。例如，在市場實驗中，成本高比成本低的賣家所獲得的報酬應該少。

2.利用比較和分析的方法評估實驗的結果。實驗完成后，教師應該根據實驗的發展過程和結果對實驗予以比較和評估，判斷實驗是否達到預期的要求，驗證理論的真實性。如果失敗，需要分析失敗的原因，找出需要改進的因素，為下一次實驗做出準備。而效率可以作為一種比較的標準和比較相互競爭理論的依據，史密斯在實驗中將效率設為付給參與者的報酬和可能的最多報酬的比率。通過效率來考慮改進模型標準。

五、兩者對經濟學實驗教學的意義

1.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提高教學質量。實驗經濟學和計算機仿真，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有機結合起來。在實驗過程中，適當運用計算機仿真，提高教師和學生對新方法、新工具的掌握和使用。在課堂實驗較為簡單并且運算量不大的情況下，學生的親身參與更加具有直觀的感受，對于理論的認識也會更好，更適合采用人工處理的方式。所以經濟實驗的教學，學習新的技術和方法，注重教學實際，根據情況合理利用各種資源和方法，有效提高課堂實驗教學質量。

2.激發學生的研究熱情，幫助學生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實驗經濟學和計算機仿真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有效的研究工具。經濟學的很多理論都可以通過它來檢驗，發現它的運行前提和環境。在環境改變的情況下，觀察它的不同結果和現象。通過引導學生觀察這些現象的相同和不同，要求學生對結果、過程中產生的數據和現象進行分析比較，得出自己的想法和觀點，使得學生成為知識的發現者和創造者，而不是教科書的被動接受者。

3.教學方式新穎，教師與學生互動性強。在教學過程中，學生作為經濟活動中的多個主體來參與到教學中來，使他們親自體驗到市場交易的不同過程。學生通過親自動手操作，觀察數據的變化，了解變換的原因，最后掌握經濟現象的本質。將經濟學的教學從被動的理解，提升到將學生置身于模擬的經濟環境中去參與、思考、解決問題。這種教學的形式和內容充分、生動，賦予了學生真實的感受，幫助學生了解理論和現象產生的全部過程，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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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經濟學是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比傳統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結合了產業政策與傳統經濟理論，是理論與當前實踐的有機結合。研究產業經濟學，對于促進當前國民經濟發展，加強產業供給側改革有重要意義。探究產業經濟學的相關前沿問題，介入博弈論相關研究方法，通過論證和實踐的形式探討前沿問題的解決方法，對于產業經濟突破發展瓶頸意義非凡。

2現代產業經濟學前沿問題的研究意義

產業經濟學是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經濟學科，之所以稱其特殊，是因為產業經濟學學科的正式確立以及正式研究起步較晚，但是關于產業經濟學的相關思想和內核早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便初見端倪。近年來，隨著國民經濟發展和增長需求，產業經濟學的熱度與日俱增，產業經濟學研究范圍漸廣，其為經濟發展帶來的促進作用也日趨明顯，并且在產業經濟學研究規模逐漸擴大的過程中，相關學者和專家逐步確立了現代化的產業經濟學研究模式，即將微觀經濟作為經濟發展主導，將宏觀經濟發展作為經濟發展核心的全新經濟學研究模式。同時，基于當前國民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形式日趨多元化，影響企業和經濟發展的因素多樣，傳統經濟學背景下只針對企業內部架構的研究方向在促進經濟發展層面已顯得力不從心，無法全面掌握產業經濟發展態勢，因此，在新形勢下要結合博弈論、方法論等諸多方法，對不同的產業經濟案例進行剖析，以多個性來概括產業共性，將競爭秩序與競爭激勵作為穩固產業發展的關鍵要素，進而能夠實現多層次、多角度研究現代產業經濟學的前沿問題，加速理論成果向實踐應用的轉化，促進現代產業經濟的發展。

從整體來看，研究產業經濟學的重要意義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大方面。首先是理論意義，通過博弈論、方法論、案例解析等方法對產業經濟學展開研究，有利于建設統一的產業經濟學體系，有效地將經濟學與管理學二者有機融合，一改往日傳統經濟學實踐應用效果不佳的弊端，加強應用經濟學學科建設水平。其次是實踐意義，通過研究產業經濟學，可以有效促進產業組織結構形成，加強國內產業供給側改革，優化配置國內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經濟的創新發展，由過去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為精細化經濟增長模式，降低生產損耗，提升生產效率與效益。

3現代產業經濟學前沿問題

3.1人際捆綁

互聯網已成為當前國內現代化產業經濟新的增長點，產業經濟發展要圍繞互聯網經濟展開，并且隨著科學技術與信息技術的進一步深化發展，互聯網經濟的核心地位將更加明確，其為國民經濟發展帶來的推動作用也更加明顯。在歷年的產業經濟研究過程中，隨著產業供給側改革，產業經濟也在尋求著發展模式的更優選，在這個過程中涌現出人際捆綁形式的產業經濟發展模式。人際捆綁產業經濟發展模式，本質上是發揮企業經濟的規模效應，通過擴大企業消費規模，進而降低個人消費成本。具體到互聯網經濟中，人際捆綁產業經濟的典范便是團購，例如，過去的美團、餓了么，已經今時今日大火的拼多多，這些企業和品牌便是依托人際捆綁產業經濟形式來對自身產業經濟進行市場拓展，近年來取得一系列令人咋舌的成績。人際捆綁產業經濟在互聯網產業中的深化應用，演變出團購經濟這一主流經濟形式，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人際交易成本，這是人際捆綁產業經濟形式能夠在互聯網產業中大獲成功的關鍵所在。團購依托的是互聯網，用戶通過PC端和移動端上的軟件或者APP下單來實現。團購經濟之所以會出現并發展到如今這樣的火爆狀態，源于早期市場需求的多樣化，而企業從自身層面出發無法有效獲取用戶需求所致，因此互聯網企業轉變思路，將滿足需求的答卷交到用戶手中，讓用戶通過人際捆綁的形式來傳播自己的需求，并通過捆綁的方式降低互聯網企業運營成本，以產業經濟規模效益實現企業成本降低、用戶消費成本降低的雙贏。具體而言，團購的經濟模式通過人際捆綁形式，通過消費評價以及消費價格降低這兩項來迅速完成企業產品在用戶群體中的裂變，隨著團購經濟的不斷發展，近乎已占據當前互聯網經濟產業的半壁江山。人際捆綁產業經濟，相比傳統的企業產業經濟，能夠快速打開用戶市場，不必再花費大量精力去市場調研，臨摹用戶畫像，將選擇權交給用戶，以規模經濟效應實現雙贏。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想要進一步提升效益，便需要互聯網企業提升估價精準度，將折扣力度降至最低，同時進一步加強人際捆綁信息傳播的研究，從兩個關鍵環節提升團購消費的活性。

3.2網絡融合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深化應用，在為傳統產業經濟帶來沖擊的同時，也為其在新形勢下的全新發展帶來了機遇。隨著“互聯網+”和其他產業的有機融合，為傳統產業發展帶來全新變化，因此，網絡融合成為時下產業經濟發展和尋求突破的最優路徑。在演變過程中，以轉變傳輸的方式，加強網絡融合產業、通信產業以及傳統產業模式三者的融合。從經濟學角度來考量，網絡融合實現了將消費者終端、市場工作與服務三個層次的有機融合，并基于規模經濟效應有效降低了生產和運營成本。不過并非所有的網絡融合都一帆風順，以三網融合為例，其在融合過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難，站在雙邊市場視角來看，三網即互聯網、廣播電視網和電信網，這三者之間并沒有直接的聯系，強行融合不僅困難多，而且即便完成了融合，能起到的實際經濟效益提升作用也比較有限。因此，想要加速三網融合，且提升融合后的產業經濟效益，需要政府牽頭開展工作，通過制定長短期規劃，將數字技術與物聯網技術納入三網融合的產業進程中，有效加強三方產業之間的聯系，一方面降低融合難度，另一方面也能更加緊密地聯系，提升融合后的產業收益。此外，對產業進行融合探究時，不能將理論內容割裂，而是要結合規制理論、雙邊理論以及捆綁理論在內的多種理論內容展開深入研究，以提升可持續競爭力為基礎，以探究產業布局和發展為導向，為產業經濟發展提供幫助。

3.3雙邊市場

隨著互聯網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傳統產業經濟模式背景下日漸式微的雙邊市場商業模式在互聯網模式下重新煥發光彩，并逐漸成為互聯網產業經濟的重要經濟形式之一。其本質是在中介商業模式的基礎上，引入互聯網經濟內核。當前的雙邊市場經濟產業模式，共包括五大產業，分別為信用卡、創新型產業、傳媒產業、網絡游戲產業以及軟件產業。雙邊市場經濟模式下，雙邊是否能夠依據各方所需獲取經濟效益，需要就具體問題展開研究和分析，如當前比較具有代表性的雙邊市場型互聯網經濟企業為美團外賣、滴滴打車等，這些互聯網經濟企業面臨的雙邊市場問題主要是平臺費用居高不下、跳單引發諸多糾紛等。首先針對平臺費用問題，在平臺競爭激烈的當天，商家對唯一平臺依賴性逐漸下降，平臺要適時通過降低平臺費用或中介費用的方式，穩固商家；其次是跳單代表的違約問題，平臺應當通過適當降低差價率的形式，讓利市場雙邊。

篇5

關鍵詞：反壟斷；行為反壟斷；行為法經濟學；有限理性；法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DF005；F069.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506（2016）01-0052-08

反壟斷的行為法經濟學分析﹙BehavioralLawandEconomicAnalysisofAntitrust﹚又稱“行為反壟斷﹙BehavioralAntitrust﹚”或“反壟斷法經濟學的行為進路﹙BehavioralApproachtoAntitrustLawandEco-nomics﹚”，是法學、行為經濟學和實驗心理學交叉研究在反壟斷領域的應用，也是對傳統反壟斷法經濟學研究的反思與拓展。2002年，美國圣母大學法學院教授Tor首次提出使用“以行為為依據的方法﹙BehaviorallyInformedApproach﹚”研究反壟斷，這標志著行為反壟斷研究的開始。在之后的七年間后續研究并不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07年美國田納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Stucke發表的《行為經濟學家來了：21世紀的反壟斷》一文，被評為當年杰里•科恩紀念基金寫作獎“最佳反壟斷文章”。自2010年至今，國外的行為反壟斷研究逐漸成熟，學者陸續發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深入探討了行為反壟斷理論的核心議題。2011年，Reeves和Stucke的《行為反壟斷》一文發表之后，學界逐漸接受了行為反壟斷這一術語和研究范式。實踐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美國律師協會反壟斷部門、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英國國際法與比較法研究所、美國反壟斷研究所都在研究行為經濟學對反壟斷政策的影響。而且，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歐盟委員會、英國公平交易辦公室的競爭政策官員，都已經接受了新古典經濟理論解釋現實時存在局限性的事實﹙Stucke，2012﹚［1］。反壟斷是行為法經濟學研究相對成熟的領域，已經形成了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但國內相關研究較為欠缺。因此，本文將系統闡述行為反壟斷的研究方法、基本觀點、監管理念及其受到的質疑與所做的回應，并嘗試展望其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行為反壟斷概述

行為反壟斷主要以行為科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發現為實證理論基礎，結合行為法經濟學的規范理論框架，嘗試更好地解釋、解決反壟斷問題。

﹙一﹚行為反壟斷的研究方法及其反壟斷目標Tor﹙2003﹚

［2］認為，行為反壟斷使用的是一種以行為為依據的方法，它以有關人類決策的實證研究替代了不切實際的理論模型，以有限理性人假設替代了完全理性人假設，依據更符合現實的人類行為理論和經驗性實證研究，能更好地解釋復雜的反壟斷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法律和監管策略。Hor-ton﹙2011﹚［3］直接斷言，反壟斷分析將最終使用“智人﹙HomoSapiens﹚”假設替代“經濟人﹙HomoEco-nomicus﹚”假設，而隨著反壟斷芝加哥學派的衰落，應當運用進化生物學理論從結構和行為的角度進行反壟斷分析。從總體上看，新古典微觀經濟學視角下的完全理性人假設或經濟人假設意味著個人追求收入約束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企業追求成本約束條件下的利潤最大化、國家追求預算約束條件下的社會福利最大化，而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有限理性人假設或智人假設則是指行為人的行為往往偏離上述最大化。具體而言，行為人的決策偏差集中表現為三點：一是有限理性，即人們會出現判斷錯誤和偏離預期效用理論；二是有限意志，即人們的行為往往會違背其長期利益，而且可能同時具有多個難以排序的效用目標；三是有限自利，即人們有時會追求公平等自身利益之外的價值［4］。據此，Stucke﹙2012﹚［5］質疑了美國在反壟斷實踐中依據芝加哥學派理論只追求單一經濟目標的做法，認為應將反壟斷的多重政策目標整合進法律框架，將現行法律標準由“單一目標/合理原則”模式轉變為“多目標/更為明確的原則”模式，即以更簡單的標準和原則替代“逐案”合理原則分析；以維持競爭結構和維護競爭自由替代直接監管市場參與者的行為。顯然，美國反壟斷法律框架中的這一改變既有助于避免因不明確而導致判斷犯錯，也有助于通過納入多重效用目標和更為兼顧公平考慮到行為人的意志因素和自利因素。

﹙二﹚行為法經濟學視角下的市場失靈新形式：行為利用

一般而言，市場失靈意味著市場不能有效配置社會稀缺資源，主要是指四種市場機制偏離基本競爭模型的模式，包括：壟斷和不完全競爭；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外部性；公共物品。但是，在行為反壟斷研究中，學者將行為利用﹙BehavioralExploitation﹚視為一種新形式的市場失靈。Huffman﹙2012﹚［6］認為，行為利用是指消費者在決策中通常會因使用啟發法而產生認知偏差，經驗豐富的商家可能會故意利用這種現象，從而產生具有反壟斷危害的強迫行為，例如商家藉此獲得或維持競爭優勢或市場支配地位，或者多個企業協調一致從事某種行為利用行動。Huffman和Heidtke﹙2012﹚［7］進一步指出，行為利用對社會福利產生的影響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損害消費者利益，指消費者被引誘參與某些如果其知曉真實信息就會選擇拒絕的交易；二是導致次優資源配置，指資源會依據消費者表面而非真實的偏好進行配置。Stucke﹙2012﹚［8］則從企業行為的角度列舉了理性企業吸引并利用有限理性消費者的方式，主要包括使用框架效應和改變參照點讓消費者視價格變化為打折而非附加費用、使用錨定效應固定較高的建議零售價、加入誘餌選項引導其消費邊際利潤率高的商品或服務、使用沉沒成本謬誤提醒并引誘其繼續支付、使用可得性啟發法驅使其購買某種保險、降低價格的透明度和提高產品復雜性，等等。可見，行為利用這種新形式的市場失靈不僅會顯著影響市場機制在配置稀缺資源時的有效性，導致無法實現效率最大化等經濟目標，還會使個體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直接損害，導致無法實現公平正義等社會目標。

二、行為反壟斷對傳統壟斷行為理論的反思

行為反壟斷學者研究了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經營者集中、壟斷協議等反壟斷領域的核心問題，得出了迥異于傳統理論的結論。

﹙一﹚關于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研究

1.行為反壟斷更為強調過量的負凈現值進入。傳統的反壟斷法經濟學理論認為，企業只有在進入某個新市場有可能獲得利潤時，才會理性地選擇進入該市場。但Tor﹙2002﹚［9］發現，進入者的有限理性會轉換競爭格局、限制看門人機制的功效、使創新性進入者因過于自信而過量進入。而且，行為反壟斷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三種無法通過傳統法經濟學分析的社會現象：一是較為普遍的負凈現值過量進入，原因是進入者存在樂觀偏差、稱許性偏差、情感啟發法、計劃謬誤或控制幻覺；二是進入者對未來盈利或成功的預測不敏感，原因是進入者存在樂觀偏差、稱許性偏差、控制幻覺，或者低估其間接影響；三是初創進入者比多元化進入者的表現更差，原因在于進入者的偏好強度和判斷模糊性。此外，進入者往往會過度自信，并在尚未進入市場時就已失敗，因此不能僅通過觀察進入率，就得出在位者市場份額無法轉化為市場力量的結論；而且，當進入壁壘較少且進入市場較為容易時，即使獨占壟斷者沒有市場力量，任何提價企圖都會使新進入者身不由己地參與進來﹙Tor，2004﹚［10］。因此，監管者可于事前采取措施使意圖進入新市場的企業對該市場做出正確判斷，從而避免發生過量的凈負現值進入。2.行為反壟斷更為強調掠奪性定價的現實危害性。傳統的反壟斷法經濟學理論認為，企業由于追求成本約束下的利潤最大化，不會在預期收益小于預期成本的情況下采取會遭受損失的低成本掠奪性定價行為。但Tor﹙2003﹚［2］發現，面對新進入者或小規模在位者的成功侵蝕，壟斷者往往會以其在市場中的長期支配地位作為評估預期收益的參照點，判斷應該采取何種競爭策略做出回應，并在其認為可能無法阻止自己的市場份額下降時，采取負預期值的掠奪性定價行為。這表明企業會受制于錨定效應，即人們在決策時往往會根據某個參照點或初始值做出決定，而所選取的參照點或初始值卻有可能是偏離實際情況的。Tor﹙2004﹚［10］還發現，即使缺乏足夠合理的損失彌補可能性，占支配地位的企業和獨占壟斷者也可能會在某些情形下有意識地從事高風險、負凈現值的掠奪，甚至孤注一擲地希望通過負預期值掠奪性定價重新獲得支配地位，而此時的掠奪性定價行為發生概率往往會高于新古典經濟學的預測。顯然，企業還會受到樂觀偏差的影響，即會高估成功概率、低估失敗和承擔風險的概率。因此，監管者可以采取措施使企業認清市場競爭現狀、了解失敗和承擔風險的概率，從而降低非理性掠奪性定價行為的發生概率。3.行為反壟斷更為強調獨占壟斷消極影響的嚴重性。Horton﹙2011﹚［3］認為，基于進化生物學的反壟斷研究表明，諸如獨占或寡占之類的大規模經濟集中對經濟效率和經濟體系產生的積極影響被過分高估，而消極影響越來越被低估，因此理論研究不應被束縛在新古典經濟學及其脫離實際的靜態模型中。Stucke﹙2012﹚［1］指出，反壟斷研究已經超出了界定狹窄的市場概念：首先，當前的一種重要進入壁壘是網絡效應﹙NetworkEffects﹚，包括直接網絡效應﹙指消費者從一種產品中獲得的效用會隨該產品使用者數量的增加而增加﹚和間接網絡效應﹙指一種產品或科技的使用者數量增加會帶來更多的配套投入﹚；其次，企業可以通過使用欺騙性言論或霧件﹙Vaporware﹚，利用羊群效應導致的網絡效應來獨霸市場；再次，如果企業和消費者會使用啟發法決策并由此導致認知偏差，那么將試錯學習過程視為進入壁壘，企業要進行有效競爭，就需要最低水平的試錯反饋﹙包括通過內部試錯反饋提高其生產率、通過外部試錯反饋來獲取供應商和消費者的偏好﹚，因此規模較大的企業有學習的顯著競爭優勢，也會降低新進入者威脅其市場力量的可能性；最后，獨占壟斷者會使用默認規則之類的方法，利用消費者存在的現狀偏差、框架效應、沉沒成本謬誤等啟發法或認知偏差，通過行為利用達到維持獨占壟斷的目的［1］。顯然，取得獨占或寡占壟斷地位的企業更容易利用消費者的有限理性來獨霸市場。

﹙二﹚關于經營者集中的研究

經營者集中是指經營者通過合并取得其他經營者的股份、資產，以及通過合同等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或者能夠對其他經營者施加決定性影響的情形［11］。在國外，這種可能產生排除或限制競爭后果的行為也被稱為企業合并，特別是處于同一相關市場、同一生產經營環節中的企業進行的橫向合并向來受到更為嚴格的監管。例如，美國1992年和1997年《橫向合并指南》﹙以下簡稱《指南》﹚都規定了反壟斷五步分析法。Stucke﹙2007﹚［12］認為，監管機構使用這種分析法可能會錯誤地否定或肯定某些合并申請，而且，他們通常會花費數月時間進行事前合并審查，卻很少在合并后對這些行業進行回訪，以調查其對競爭狀態真正產生了什么影響，因此應致力于合并后審查，并通過向公眾提供數據來幫助其更好地理解某些合并在何時、為何可能會顯著減少競爭。2010年，美國司法部與聯邦貿易委員會聯合了新版《指南》，直接廢棄了五步分析法，并建立了一個基于事實的更富彈性的分析框架。但是，新版《指南》多次提及合并后的比較，卻未專門規定合并后的審查程序。Reeves和Stucke﹙2011﹚［13］認為，缺少合并后的定期回訪會導致無法確定是否能實現所聲稱的效率目標，因此不能直接假定大多數企業合并有利于競爭；此外，這種想象中的效率可能是認知偏差影響下的產物，例如“激情戰勝理智”或者是企業高管因自我歸因偏差和可得性偏差而過于自信的結果。除了認同提供更多關于實際合并效果的證據會更有益的觀點，Werden等﹙2011﹚［14］還指出，完全基于觀察以往合并效果的合并控制也許不可行，因為這種行為反壟斷有可能削弱執法效果，原因在于實踐中難以區分是合并產生的影響還是其他經濟力量的影響，也難以確定合并評估中的系統性誤差及生成的誤報信息。Stucke﹙2012﹚［8］提出，合并后審查意味著反壟斷機構可以在合并完成之日的2~5年后，在可觀察的范圍內，通過考察定價水平和價格因素﹙包括創新、生產力、服務、質量﹚來分析該行業的競爭水平。與此同時，為了減輕機構和市場參與者的負擔，可以實行兩階段審查法，即在第一階段對該行業的合并后競爭狀況進行初步評定式審查，只有當結果顯示競爭顯著減弱時，才啟動第二階段的徹底審查。也就是說，行為反壟斷更主張在事后評估企業合并的真實效果，而非進行事前預測，因為這種預測往往會產生錯誤，既無法起到反壟斷的作用，也不利于教育民眾。

﹙三﹚關于壟斷協議的研究

一般而言，壟斷協議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以協議方式實施的控制價格、地域、數量等意在限制競爭的共同意思表示，根據“協議的簽訂者是否處于同一經濟環節”可以區分為橫向壟斷協議和縱向壟斷協議，前者“是指在生產或銷售中，處于同一經濟環節的、具有相互競爭關系的經營者之間簽訂的共同控制價格、產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內容的協議，或雖沒有協議但共謀采取協同一致的行為”，后者是指“上游企業向下游企業提供商品時，要求下游企業必須按照固定的或限定的價格向第三人銷售產品”［11］。在國外實踐中，前者被稱為卡特爾，后者被稱為轉售價格維持，學者對此都提出了新的觀點。其一，行為反壟斷對卡特爾最優威懾理論的質疑和完善。美國反壟斷法威懾卡特爾的理論依據是新古典經濟學，即假設定價者是理性最大化者，理想的反壟斷處罰=﹙違法者對他人造成的傷害+執法成本﹚/發現概率。但Tor﹙2004﹚［10］指出，除非收益大大超過成本，否則對于有激烈競爭歷史的企業來講，建立有益合作和有害共謀的難度都比傳統理論預測的要大，而當競爭對手或特定市場有共謀的歷史時，產生合作和卡特爾的難度則更小。Stucke﹙2006﹚［15］進一步指出，反卡特爾的首要武器是在全球范圍內有效地執行競爭政策，并在卡特爾的同時，通過道德教育激發民眾對核心卡特爾的厭惡情緒，讓民眾充分認識到其非法性和潛在危害。原因在于，傳統法經濟學最優威懾理論用于反壟斷領域會產生以下問題：難以對威懾進行實證衡量；適用上存在困難；需要運用全球化處罰遏止跨國危害；可能產生反競爭后果；難以通過威懾企業高管使其不采取核心卡特爾行動；假設行為人是理性利潤最大化者，無助于衡量犯罪可能產生的成本和收益；法官在判決時可能會拒絕采納最優威懾理論。換言之，基于有限理性假設的行為反壟斷研究通過質疑完善了卡特爾最優威懾理論，顯著增強了該理論的解釋力。不僅如此，美國反壟斷實踐還表明，寬恕制度的法律威懾、道德譴責和公眾教育作用并不理想。有研究表明，因寬恕制度而被破除的卡特爾的存在時間大約是10.3年，而在無此制度規范下的卡特爾平均存在時間僅為8.1年。雖然實踐中不斷提高逮捕概率、不斷增加刑期和罰款數額，但是美國實際被反壟斷機構查處的卡特爾數量不到所有卡特爾真實數量的10%。因此，可以依據行為經濟學有關氣質性因素﹙包括沉默成本、過于自信偏差、可得性啟發法﹚和情境因素﹙例如基本歸因錯誤﹚的理論，在承認行為人會受非正式社會規則和道德規范驅動的前提下，由司法部進行更多的后實證審查﹙Stucke，2010﹚［16］。此外，卡特爾后審查還意味著，反壟斷機構應當訪問價格固定者并公開其報告，建立計算機化數據庫﹙應當包含關于某些行業特征和陰謀性質的數據﹚，并標識出涉及卡特爾行動的所有民事和刑事的反壟斷同意令、申訴或訴訟行為﹙Stucke，2012﹚［8］。由此可見，除了由監管者開展事前和事中審查，還可以依靠司法機關開展事后審查以及發揮非正式規則與道德規范的約束作用。其二，行為反壟斷關于轉售價格維持合法性的判斷。由于轉售價格維持在產生消極影響的同時，還會產生積極影響，例如增進競爭、節約交易成本和促進新企業進入等，法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甚至曾公開支持這種反壟斷行為。但是，Tor﹙2004﹚［10］發現，轉售價格維持﹙ResalePriceMaintenance，以下簡稱“RPM”﹚通常比芝加哥學派預測的更加有害，因為企業更傾向于高估損失發生概率和下游搭便車概率，也更偏好在邊際上通過采取與價格有關的方法來控制此類風險。Tor和Rinner﹙2011﹚［17］還指出，在許多情況下，RPM可能既非完全有利于競爭也非完全不利于競爭，而僅僅是有限理性企業傾向于過量使用。具體而言，廠商的有限理性RPM主要表現為：﹙1﹚高估降價的預期危害，原因包括錨定效應、可得性偏差、代表性偏差；﹙2﹚降價厭惡，原因包括損失厭惡、公平考慮；﹙3﹚支持進行RPM的偏好，原因包括因基于推理進行選擇和相容性效應而導致過于看重消除或降價行為本身，而非解決其潛在后果，以及因確定性效應、模糊性厭惡、管理者的風險態度而導致高估RPM的潛在收益。而且，企業因從其錯誤行動中吸取教訓或受到市場懲罰，而減少過度依賴RPM的過程往往比較緩慢，這一過程也會導致效率損失和競爭損害。與此相反，Werden等﹙2011﹚［14］認為，競爭法的前提是不受約束的競爭過程最有利于增加社會福利，只有競爭過程被破壞，政府才能干預市場，因此即使可能導致社會福利損失，競爭政策也不應當譴責這種并不妨礙競爭過程的做法。

三、行為反壟斷對政府監管的啟示

為了解決市場失靈，往往需要政府干預經濟。但是，政府干預也存在失靈問題。因此，行為反壟斷從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反壟斷監管理念。

﹙一﹚通過反壟斷監管糾正市場失靈

為了解決行為利用這種新形式的市場失靈，Stucke﹙2012﹚［8］認為監管機構可以使用以下補救措施：改變現有的或者創設新的默認規則；要求消費者在給定選項中選擇；教育消費者利用前景理論下的框架效應和可得性啟發法；將某個選項設為默認并對退出程序做出限制性規定；規定針對購買者的冷卻期；對理性企業開征行為利用稅；采取預防措施，幫助消費者減少自身的認知偏差并增強意志力；向消費者提供承諾；增加企業識別潛在受害者的搜尋成本。此外，他還提出行為反壟斷理論可以從四個方面幫助競爭監管機構完善監管政策：一是填補空白，幫助機構更好地解釋壟斷行為，了解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二是批判地評估具體反壟斷政策背后的假設；三是評估競爭法應集中化還是分散化，尤其是在行為人有限理性假設前提下，能證明保護非理性消費者的反競爭結果的正當性；四是重新審視三個基本的反壟斷問題，即什么是競爭，什么是競爭法的目標，什么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法律標準［8］。概而言之，監管者可以綜合運用上述行為法經濟學視角下的監管措施，包括直接規定默認規則、限定行為人的可選選項、給予行為人一定的冷卻期等，以達到糾正市場失靈的目的。

﹙二﹚通過反壟斷監管糾正政府失靈Cooper和Kovacic﹙2012﹚

［18］研究發現，有缺陷的啟發法、認知偏差和短視可能會導致監管者采取那些更符合其政治監督者偏好的政策，同時，依賴于初始政策立場、信息流的次序和真實性、監管者先驗知識的現狀偏差和確認偏差，可能會導致監管者采取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基于上述研究，他們認為應假設政治監督者偏好那些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并熱衷于能解決存在于想象中的問題的政策或行動，而選民可能會因各種認知偏差而導致其需求的是短視政策。對此，他們提出了兩種矯正措施：一是通過選擇架構，從選擇集合中消除或者使行為人難以選擇次優替代方案，從而避免存在認知偏差的決策者做出不理智決定；二是通過完全消除認知偏差，或者使有限理性監管者在決策時考慮其認知偏差，從而使有限理性人能夠像理性人那樣決策。上述行為反壟斷理論有助于促使反壟斷政策制定者提高對細微差別的重視程度，并在現實中的事實與正統經濟理論產生沖突時，超脫主流思想框架的束縛﹙Reeves和Stucke，2011﹚［12］。顯然，監管者作為有限理性個體同樣會面臨各種決策偏差，也需要有針對性地予以解決。

四、行為反壟斷研究受到的質疑及相關回應

﹙一﹚行為經濟學是否具有預測力，認知偏差理論是否具有系統性

Wright和StoneII﹙2012﹚［19］提出，行為經濟學理論不是預測模型，欠缺預測力，因此它無法為反壟斷法提供任何明確的、可實施的政策建議，也無法被法官或監管者用于處理反壟斷案件。Devlin和Ja-cobs﹙2014﹚［20］也認為“行為經濟學在現代反壟斷政策中發揮不了多大作用。它完全是含糊的，不受限于一種理論，并依賴于通常反向運行的認知偏差。盡管有時能描述過去，但它無法預測未來，這是任何反壟斷分析方法的致命缺點”。對此，Leslie﹙2013﹚［21］提出，行為經濟學可以解釋非理，并在視之為既定事實的前提下，解釋為何會發生這些行為，因此能彌補法經濟學芝加哥學派的許多不足。也就是說，行為經濟學有助于提高反壟斷法經濟學的解釋力與預測力。Tor﹙2014﹚［22］也認為“事實上，那些記錄下來的群體層面對理性的偏離，是強烈鮮明的、系統的、可預測的，這反映的不是個體層面的一致性，而是個體層面判斷和決策行為顯著異質性的集合”。行為經濟學所基于的有限理性假設本身就是個人決策理論，是基于試驗心理學得出的實證研究結論，比理性人假設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而且，有限理性理論始終處于不斷完善的過程，已經具有較強的系統性，這為行為反壟斷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行為反壟斷能否替代基于微觀經濟學的反壟斷法經濟學

Werden等﹙2011﹚［14］認為，如果使用行為反壟斷理論替代利潤最大化假設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就不得不改變如何進行合并審查以及是否違法的判斷標準，而且，即使心理學能在許多重要方面為經濟學提供依據，也不能在競爭政策中替代經濟學。VandenBergh﹙2013﹚［23］也認為，行為反壟斷無法取代主流反壟斷經濟學，因為行為方法的有效性受限于分析結果的模糊性，而且使用非理性假設能否更好地解釋、預測市場行為和設計有效競爭政策，也存在疑問。對此，Huffman﹙2012﹚［6］指出，這實質上是認為行為經濟學將復雜因素引入反壟斷分析，可能會使其太過復雜而無法操作的泛泛之談，或者說，他們質疑的是經濟學本身，而不是行為反壟斷能否更好地解釋現實。從法經濟學與行為法經濟學的關系角度看，后者是對前者的補充和完善，兩者不構成替代關系。因此，作為行為法經濟學研究組成部分的行為反壟斷，也是對反壟斷法經濟學的補充和完善。

五、研究展望

篇6

關鍵詞：農業經濟學；培養模式；德國

農業經濟學是以農業生產、農村經濟發展以及農民經濟行為為研究對象的應用社會學科。雖然古代中國和歐洲都出現過一些農業經濟思想，但作為一個專門的學科，則是伴隨著農業中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逐步形成。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演變，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在不斷調整，與此同時，農業經濟學科的培養目標也在發生相應變化。早期農業經濟學主要關注農業生產狀況、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農業生產的區位配置等問題，從20世紀早期開始，農業經濟學開始關注農場經營管理如農場主如何調整生產方式以獲得最大利潤問題，這個階段農業經濟學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大量優秀的、懂得農場經營管理的農場主。在經濟起飛階段，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承擔的主要功能是為城市產業工人提供便宜的食物，而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轉變到以農業政策為核心，即研究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抑制食物價格上漲，通過榨取農業資本以促進非農產業擴張（于曉華、郭佩，2015）。在“食物問題”解決之后，農業又面臨城鄉收入擴大的“貧困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農業經濟學科培養出大量農業政策研究人才。進一步，當城市化、工業化結束之后，如何減少農業政策對市場扭曲，同時調整農業經營方式，拓展農業環境生態、文化傳承、教育等功能成為政府面臨的新問題，即“農業調整問題”（YuandZhao，2009）。在這一階段，市場對農業政策研究人才的需求下降，但涉農企業對農業經營管理人才的需求不斷上升，農業經濟學科的培養目標開始向農業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傾斜（周應恒、盧凌霄，2009）。當前中國正處在通過各種政策補貼解決農民收入過低的“貧困問題”階段，但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進一步推進，未來農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會持續下降；隨著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不斷完善，農村貧困問題逐步解決，如何調整農業生產功能，緩解政策對市場的扭曲，減少政府財政支農負擔必將成為農業經濟學科新的研究重點。研究對象和重點的改變要求學科的培養方案進行相應調整，否則必然無法適應市場的需求而趨于萎縮。當前中國的農經學科正面臨關鍵的歷史轉折點，而歐洲的農業已經進入最后的產業調整階段，農經學科也經歷了大量的調整重組過程，通過研究他們農經學科的培養，有助于幫助我們設定農經學科的改革方向，緩解學科發展與市場需求的脫節，提高學生的就業情況。有鑒于此，本文首先總結當前我國農經學科的特點與挑戰，之后以德國幾所開設農經學科點的大學為例，簡要介紹德國農經學科專業與課程設置以及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培養方案，希望能夠為我國的農經學科改革提供借鑒。

一、當前我國農經學科培養模式與挑戰

當前我國大部分高校農業經濟學學科培養模式依然以為政府相關部分以及高校等科研機構輸送政策分析執行人才為目標，培養內容與方法也注重宏觀政策問題、忽視具體農業經營、農產品市場營銷、農產品物流與供應鏈管理、農業信息化等市場亟需人才，導致培養出來的學生往往熟悉體制和政策等宏觀問題，但管理實務和操作技能極為缺乏（毛迎春、黃祖輝，2006）。相應的，科研工作者也大多關注勞動力、土地制度、糧食安全等宏觀問題，而對農場經營、農產品營銷、食品消費等具體現實問題不太關心（馮開文等，2014）。受培養模式的限制，當前我國農經學科面臨日益嚴重的挑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農業占國民經濟比重不斷萎縮，市場對以擅長農業政策分析的農業經濟學畢業生需求不斷下滑，相關專業學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由此導致農經專業對學生的吸引力不斷下降（于曉華、郭佩，2015）。其次，傳統農業經濟學研究對象正不斷被經濟學、管理學、環境科學等顯學擠壓（張露等，2016），而這些學科擁有更完善的培養模式和更廣的就業市場，農經學科缺乏特色，喪失競爭力。

二、市場導向的專業與課程設置

德國是一個高度市場化工業化的國家，農業GDP占GDP總量不足1%（國家統計局，2016）。由于農業在經濟中比重太小，傳統以政策研究為中心的學科設置難以滿足市場需求，因此相關大學以市場為導向，不斷調整專業與課程設置。例如，隨著收入的增長，居民對奶制品的需求不斷提高，基爾大學據此設置了牛奶生產專業，開設奶制品生產、銷售以及產業鏈管理等相關課程；歐洲居民對養馬以及賽馬運動尤為熱衷，針對這一需求，哥廷根大學在農學院下面設置了馬學，除了教授馬匹飼養之外，還開設賽馬運動以及體育經濟等相關課程。此外，狹義農業雖然不斷萎縮，但與之相關的食品加工、銷售、餐飲產業、農業資源管理、棉紡木材加工利用等生物經濟產業則蓬勃發展。部分大學針對這些新興產業開設了食品經濟、農業可持續發展、生物經濟等新興專業與課程。從課程設置角度來看，德國農業學科課程設置安排非常廣泛，不僅有農業經濟、國民經濟、食品經濟等專業課程，還需要了解企業管理、社會學、法律等相關課程。由于德國實行學分制，學生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和個人興趣自主選擇各種課程。

三、德國農業經濟學碩士學位培養方案

德國授予農業經濟學碩士學位的學校較少，最為知名的是以農業科學為主的霍恩海姆大學（Universit覿tHohenheim），接下來我們以該大學的農業經濟學碩士學位培養方案為例來了解德國的情況。霍恩海姆大學的農業經濟學碩士（agriculturaleconomics）是全英文授課的碩士項目，學習時間4個學期，合格之后授予理學碩士學位（MasterofScience）。該項目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年主要是必修課程（compulsorymodules）與半選修課程（semi-electivemodule）的學習，第二年主要是研究方向選修課程（electivemodules）與論文寫作。必修課程包括農業與食品政策（AgriculturalandFoodPoli-cy）、應用計量經濟學（AppliedEconometrics）、環境與資源經濟學（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農場系統建模（FarmSystemModeling）、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等五門課程；另外，學生還可以從農業發展（AgriculturalDevelopment）、國際農業貿易（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Trade）、糧食安全（FoodSecurity）等半選修課程里面選擇一些課程。除了課堂學習外，學生還要求參與上機操作、小組討論、學術研討會以及案例分析等訓練。第二個學年學生依然要從一系列課程中選修10門與自己研究方向相關的課程，這些課程的目的是為了強化學生農業經濟學教育，并保證學生能夠獲得與意向工作相關的訓練。碩士導師會對學生的選課和研究方向提供建議。根據每個學生的研究方向，第二學年還必須完成碩士論文的寫作。該碩士項目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雙重視角、跨學科分析復雜系統、交流、談判、促進以及團隊合作能力。學生就業領域包括政府部門、NGO、國際組織、以及私人企業，具體目標職位包括農業產業的上下游、食品產業鏈管理、政府和非政府涉農部門、國家與國際涉農組織、研究與教學機構。

四、德國農業經濟學博士的培養方案

德國能夠授予農業經濟學博士的學校較少，一共只有十幾個，2005年德國開設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幾所大學聯合成立了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項目（Doc-toralCertificatePrograminAgriculturalEconomics，以下簡稱PAE項目），聯合為農業與食品經濟學的博士生提供培訓。這個項目通過大學聯合開設課程，制定統一的學位要求，組織對相關理論與方法的系統學習來提高農經專業博士生的教育質量與效率。此后相關學校陸續加入該項目，截至2016年，一共有柏林洪堡大學、波恩大學、哥廷根大學等13所大學和研究所參與該項目，基本涵蓋德國境內以奧地利所有能夠授于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接下來我們將以PAE項目為代表介紹德國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培養方案。PAE項目的博士培養要求至少修滿30個學分，每個學分相當于30個小時的學習。具體學分主要通過三個模塊構成：理論方法模塊18個學分（Methodologi-cal-theoreticalmodules），軟技術模塊6個學分（Softskills），學術研討會模塊6個學分（Colloquia）。其中理論方法模塊又包括理論（Theory）、實證（Empirics）、專業課程（Focustopics）三個部分，理論與實證至少需要各自修滿6個學分。具體每個模塊課程的選擇由博士生與自己導師商量決定。課程的開設由各大學相關專業教授自行組織，通過統一的選課網站向所有13所大學和研究所農經博士生開放，學生注冊登記之后會收到授課老師的郵件通知具體上課時間和地點。由于課程由不同大學開設，所以上課地點分布在13所大學，這給全德國農經專業博士提供了一個共同學習和交流的平臺。具體課程的設置根據教授的情況會有所變化，以2016年為例，當前一共開設有家庭行為分析、消費者行為分析、經濟數學等9門理論課程，農業與食品經濟時間序列分析、生產率與生產效率分析、高級計量經濟學等15門實證課程，農業部分技術與創新、高級供應鏈管理、農業與資源經濟學中的建模模型等6門專業課程。軟技術模塊主要包括農業經濟學學術論文寫作等相關課程。學術研討會模塊則取決于不同學校，以哥廷根大學為例，農業經濟學博士畢業要求至少參加18次學術研討會，并做3次學術報告。每次學術研討會都要提供一份證明，由導師簽字；學術報告則需要事先向學院提出申請，由學院安排時間地點并公告，屆時需要邀請導師之外的其他教授做正式點評。修滿30個學分之后方能申請進行博士答辯，答辯論文需首先提交學院，自己負責聯系包括導師在內的3個答辯委員會成員，論文會首先由交給三個評審委員評審，評審委員寫好意見之后交給學院密封，答辯前一周告知申請博士生，要求按照意見做好答辯準備，答辯時三個委員會以提交的評審意見為基礎提出問題，要求博士生現場辯解。整個答辯持續1個半小時左右。答辯結束后答辯委員開閉門會議討論答辯結果并給出等級，當前的等級包括五個：完美（0分），非常優秀（1—1.5分），優秀（1.6—2.5分），及格（2.6—4分），不及格（4.1—5分）。

五、總結

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發生變化，農業經濟學也需要做出相應調整以適應市場需求。本文通過比較分析中國與德國農業經濟學學科課程與專業設置以及研究生培養方案，為我國的農經學科改革提供參考。德國經驗表明，食品經濟、生物經濟、農村可持續發展等必將成為農業經濟學科未來的發展方向，農經學科的人才培養也應該適應市場需求，培養涉農企業經營管理、食品市場營銷、產業鏈管理等相關的領域人才。

參考文獻：

[1]Yu,X.andZhao,G.:Chinese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30years:aliteraturereview,FrontiersofEconomicsinChina,2009,4(4):633-648.

[2]馮開文,原正軍,王任,李軍.改革以來的中國農業經濟學—《中國農村經濟》刊文視角的回瞰[J].中國農村經濟,2014,(12):77-89.

[3]毛迎春,黃祖輝.中國農業經濟與管理學科的發展與趨勢[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4):14-16.

[4]于曉華,郭沛.農業經濟學科危機及未來發展之路[J].中國農村經濟,2015,(8):89-96.

[5]張露,張越,張俊飚,童慶蒙.農業經濟管理學科領域的研究發展:歷史與前沿[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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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宏觀經濟學;IS－LM－EE模型;環境定向技術;商業周期

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往往更多的強調在需求及膨脹等內容方面的問題，而忽略了環境在宏觀經濟中的重要性。盡管在資本主義市場形勢下環境對宏觀經濟并沒有太多的影響，但當今社會世界經濟形勢已然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宏觀經濟形勢也暴露出了極大的缺陷，其必然也需根據市場經濟形式的轉變而做出創新，將環境所具備的影響納入其理論中，這也是環境宏觀經濟學出現的原因。下文將就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興起與發展展開相關研究。

一、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興起

環境宏觀經濟學出現于上世紀90年代，由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HermanE．Daly提出。其認為經濟在其增長過程中應受其所處整體大環境的限制。受市場形式的影響，往往在環境、資源等方面會出現濫用等現象，因此，要切實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能保證在經濟增長等方面的適度性。通過總結來看，其在環境宏觀經濟學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現在:

(一)研究任務的提出

在研究中Daly認為要完善對環境公關經濟學的研究，首先就必須對研究的任務等進行明確，而這一任務就是要針對環境宏觀經濟學制定相應的經濟制度。這一任務就好比是要在船上設置承重線來明確其載重的標準一般，經濟制度的制定就是為環境宏觀經濟設置同樣的限制，以此來預防環境宏觀經濟超過其速能承載的負荷。其也指出，就如同家庭等經濟形式從屬于整體的經濟市場一般，環境宏觀經濟也從屬于大的自然系統，且這二者也相互承擔能量的投入與產出，而這也正是環境宏觀經濟學的主要內容。

(二)研究主題的明確

關于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研究，Daly指出其所研究的內容更多的集中在規模等方面，而不是經濟配置的相關問題。且在這一研究中其也對規模和配置等進行了劃分，并同樣以船的承重線進行比喻指出，當水位超過船的承重線之后無論船的質量有多好也難逃下沉的結局，同樣，當經濟的形式超過了在一定時期內環境所能接受的承載度，那么盡管經濟形式使用如何優質的配置也難以繼續發展。所以，針對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除了要制定相應的經濟制度之外，還必須要在適度性的原則上研究其規模，以此來保證經濟能得到持續的發展。

(三)重視相關的環境政策

以環境宏觀經濟學所研究的主題來看，其對經濟所明確的規模往往和傳統經濟學中所指出的公平與穩定等方面的目標存在一定的共通性，因此，這也必然應成為環境宏觀經濟學所要研究的重點內容。然而，由于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規模適度可能與其他目標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性，因此，但規模和配合問題處于同一系統中時往往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這也就要求能在解決中采用相關的政策來作為工具。而Daly指出在這一問題中所運用的政策工具就是從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出發來對人口的規模進行有效的控制，轉變以往知識產量的觀念而給予產率更多的重視。

二、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HermanE．Daly提出了環境宏觀經濟學之后，有很多經濟學家也對其這一觀念表示了認同，并在Daly的環境宏觀經濟學基礎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設想。如IS－LM－EE模型、環境定向技術、商業周期理論等等。

(一)IS－LM－EE模型

IS－LM－EE模型Heyes在21世紀初繼HermanE．Daly所提出的環境宏觀經濟學之后所提出了一種模型形式，這也是對環境宏觀經濟學最具影響的一項研究。對于環境宏觀經濟學而言這是一種全新的理論框架，能有效對其進行重新的評估，且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其也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相關理論的支撐。而之后的Lawn和Sim等也在IS－LM－EE模型上有所研究。首先，Heyes在IS－LM－EE模型的研究方面提出了“環境均衡曲線”的相關概念，為Daly的環境宏觀經濟學提供了理論支撐;其次，Lawn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擴展，融入凈賬戶等相關的因素;最后，Sim同樣對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擴展，但與Lawn之間不同的是其在模型中更強調產出方面的缺口問題。

(二)環境定向技術

環境定向技術是上世紀90年代末在環境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利用其框架對技術、經濟、環境這三要素的關系所進行的研究，也是在環境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所出現的一個全新的研究方向，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在環境定向技術方面的研究。而在這一研究中也可針對對象的不同來進行進步模型的劃分:首先，節能技術。其在環境定向技術中具有典型性，能放寬在源消費基礎上經濟增長與其之間的限度;其次，環境定向技術的進步模型。這一概念由Acemoglu提出要求能融入勞動及資本等不同的要素;最后，開放經濟下的進步模型。這一模型主要是對封閉的經濟體進行擴張，讓其能在開放的經濟形式中實現進步模型的建立。

(三)商業周期的理論

在以往，商業周期的相關理論主要是對經濟波動的現象進行研究，但其主要從微觀的角度對技術等進行研究，就往往存在一定的假設性。而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日益提高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也日益惡化，因此，在商業周期的相關理論中也應當融入相關的環境政策內容。而在這一研究中所采用的環境政策主要包括:“不確定沖擊”背景下的環境政策、“商業波動”背景下的環境政策、“確定及不確定”背景下的環境政策、“能源密集度模糊”背景下的環境政策。

三、結語

綜上所述，宏觀經濟學和環境之間往往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而就傳統的宏觀經濟學來看，其往往忽視了環境的重要性，而對相關經濟學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限制。而環境宏觀經濟學其提出了背景就在于環境在行為等方面的制約性，因而，要切實做好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就無法與環境等相脫離，因此，這一領域的研究在未來也將成為經濟學研究發展的主流。

［參考文獻］

［1］任力，梁晶晶．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興起與發展［J］．經濟學動態，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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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是勞倫斯?A?博蘭《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一書的讀后感，基于博蘭對評判方法論的論述，對方法論的意義、方法論的邏輯、批判提了一些自己的認識。

關鍵詞：方法論；邏輯；批判

勞倫斯?A?博蘭的《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雖然是一本經濟學學科的方法論著作，該書很多內容是經濟學領域的獨有的方法論，但是，全書在與經濟學領域的不同學者、不同流派的爭論中，所運用的邏輯、批判的方法等卻是適用于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對社會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方法論的意義

方法論所涉及是研究過程的邏輯和研究的哲學基礎，或者說，方法論所涉及的是規范一門科學學科的原理、原則和方法的體系（風笑天，2006）。方法論可視為對具體方法、技術的指導哲學層面的探討和指導，但并不能直接促成產生實質性的研究成果。

博蘭在書中就分析了經濟學方法論上兩大取向：實證主義經濟學和規范主義主義經濟學，前者大都是同事實相關的分析，注的問題為描繪出“是什么”；而后者則和價值有關，要解決的問題在于回答“應該怎么樣”。博蘭還從“工具主義”，“約定主義”，“歸納主義”三種不同的觀點對實證主義和規范主義進行了剖析。不同的方法論往往可能出現爭論和對立,比如“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等等的對立，在社會學領域，具體表現出了孔德以降的整體主義的、實證的社會學，以及韋伯以降的個人主義、人文主義的社會學。所以，方法論決定了研究的視角，規定了對一些問題的基本命題和根本看法，造成不同學術流派的分野。

如同博蘭提到的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拒斥經濟學方法論一樣，中國社會學界似乎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國內每年發表的社會學相關的論文怕是數以萬計，但是幾乎沒有研究方法論的，對具體的方法、技術的創新、改進、深化的論文也鮮有公開發表的，大都是針對具體的問題的調查、研究，或者對西方已有的社會學理論的辨析。從學科教育來看，當前我國大學教育對方法論幾乎是忽視的，在社會科學教育中不僅是學生而且大多數的導師都只把注意力放在對現有理論的了解與掌握上，對于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則大多輕視。中國的方法論也許都避而不談、存而不論了吧，可以用一句以哲學為指導就概括了。有學者認為我國社科領域對方法論的忽視“造成了對于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只有一種字典式的理解或望文生意式的理解很難從西方學者學術研究的成果中去掌握他們所獨有的后設思維方式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國內學術研究偏重模仿缺乏創造力的困境。”（劉瑩，2005）

二、方法論的邏輯基礎

單就博蘭《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一書的編排來說，在正式展開他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的論述之前，專門對方法論的邏輯進行了辨析，體現了邏輯的重要性。博蘭在書中說經濟學試圖成為實證的科學，社會學目前也有一股力量試圖使社會學科學化。科學的兩個支柱分別是邏輯與觀察，所以談方法論，不能避開先討論邏輯上的合法性。科學研究的邏輯屬于科學哲學問題，回答的是“經濟學如何才能夠成為科學，或者從何種意義上經濟學才是科學”的問題（李增剛，2004）。

科學研究要運用歸納和演繹這兩套基本的邏輯體系。歸納是從經驗觀察出發，通過對大量現象的觀察概括出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結論。演繹是從一般原理或理論出發，通過邏輯推理來解釋具體的事件或現象。這兩種方法雖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別，但卻是不可分割的。我們常常會自覺不自覺地同時使用這兩種方法。但是歷史上的歸納邏輯和演繹邏輯往往是對立的，其實在博蘭的書中，對不同學術流派的描述中，仍能看出遵循不同的兩套邏輯的方法論的對立。

在《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中，博蘭對“最大化假說”的批判、對波普爾的澄清、對新古典動態學的模型的批判，也進行了大量的邏輯論證。博蘭所運用的邏輯基礎就是他在本書開篇部分所講到的“歸謬推理法”與“歸真推理法”。“倘若你的論據是符合邏輯的，則在任何時候，任何一項結論若是假的，則你的假設也不能全部都是真實的”，通過一項結論的虛假性進行論證，以駁斥其假設的真實性這樣的利用論據的方式被稱為歸謬推理法，反之，歸真推理法從假設到結論、向前“傳遞”真實性。博蘭通過對弗里德曼的那篇論文分析，強調了這兩個邏輯的重要性，他說“明確識別論據的兩種逆向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方法論的批判，倘若認為能被運用于歸謬推理法任何形式的論據，則也能有效地被用于逆向的歸真推理法，那就會犯嚴重的錯誤”，要充分利用推理法對合取型論據、析取型論據極其結論進行邏輯檢驗。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以及能夠成為科學，也就要求我們按照科學的標準，提出科學命題或假說，從邏輯上進行論證，并且不斷進行檢驗，從而形成理論。

三、關于批判的方法論

博蘭在書中對各種各樣的既成的“真理”、“事實”進行了批判，對這些似是實非的觀點進行了深刻了檢討和分析，包括新古典的動態學、價值中立等，在論文第一部分甚至對“批判”進行了批判。博蘭在自己的這部經濟學方法論著作中突出“批判”,不僅書名有批判二字,而且書中很多篇章標題也都有批判二字，作者在本書中通過20篇強調批判的論文系統說明自己的方法論的特點。他說：“對理論采取批判的觀點,是我不同于傳統方法論的核心之處。”（博蘭，2000）

對波普爾的評析在該書中是重頭戲,不妨看看博蘭是如何進行批判的。通常認為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提出了科學的“證偽主義”標準，他提出了科學發現的四段圖式：“問題――嘗試性解釋――排除錯誤――新的問題”，也就是猜想與反駁的邏輯。然而，博蘭卻對這種認識和波普爾的科學觀進行了批判，他在文中說：“我反復指出，如果他們認為波普爾的觀點可以公正地被描述為‘證偽主義’的話，那他們就是不理解波普爾。”他接著說“波普爾認為,科學的特點在于它強調批判。按照波普爾的看法,科學家竭力歡迎批判。阻撓批判是非科學的行為。”因而,在波普爾的科學哲學中,既有批判,又有可證偽性,因而必須分清主次。博蘭認為,在波普爾主義中,批判是主,證偽為次。

有學者認為，理性的批判需先弄清這么幾個問題：為什么要對社會進行批判?批判如何可能?依據何在?換句話說，批判理論本身建立的支點是什么?它如何證明自己是理性的表達而不是偏見和意識形態?這些問題都是社會批判理論不能回避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弄清楚，社會批判理論作為一種科學理論的合理性就總會受到人們有意無意的質疑。（伍學軍，2004）

四、關于本書的批判

博蘭給本書取名為《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是一本方法論的著作，但是本書中給人感覺有將經濟學方法論與經濟學研究方法、視角或經濟學研究的“一般方法”混在一起進行批判的嫌疑，比如“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數學應用”的章節里面，對具體的經濟學模型也展開了批判。有學者認為“經濟學方法論與經濟學是兩門性質根本不同的學科，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對象是既有的經濟學知識，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現象或經濟事實”（周建成，2005），故，方法論學者和經濟學者之間應該是允許有一定的界限和分離，恐怕該書開篇博蘭認為主流經濟學家反感方法論也有這個原因。

參考文獻：

[1][美]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商務印書館,1976.

[2]風笑天主編.社會學研究方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李增剛.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幾點思考[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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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反壟斷經濟學法學分析經濟學分析

反壟斷及其他其他法律所存在的差異，是其使用過程中要利用法律分析再結合復雜的經濟學。并且它在法律分析上于其他的部門存在了很大的差異就在于它對當事人的行為進行了定性。而且在壟斷行為的差異上也會對其競爭起到不一樣的效果，并且它也需要對當事人的行為進行定性，就像在剛開始就要明確當事人的行為是屬于搭售或是價格歧視。反壟斷法的分析有法律和經濟兩部分，在這當中法律分析的作用是對當事人的行為進行定性，在基本上屬于比較傳統的思想；而經濟的分析卻是在其他部門極少見的，之所以少見就在于壟斷這種行為在競爭中所產生的問題必須要在個案中予以評論，但其它的法律合同的成立條件以及效力就比較具有普遍性。但是目前在我國的反壟斷執法實踐中，還是很少出現經濟分析，傳統思維占據主要位置。

一、基于反壟斷法上宏觀層面的經濟學分析

在宏觀層面來看反壟斷法的目標以及方向是由經濟學所引導，并標示著反壟斷法的主要宗旨及其終極作用，而這個形成將極大的限制競爭行為的方法。在不同的時期所處的經濟學觀念也會出現一系列的偏差，因為這個使得反壟斷法所追求的的目標以及方式方法也產生了偏移。在二十世紀初新興的全面競爭理論覺得，是競爭的原因迫使營銷者降低，進而從降低成本來繼續保持可觀的利潤，這就使得消費者需要增加，也使得社會的總產出大大提升，進而制定出絕好的效率生產。因為資源的使用是消費者所以在制定計劃時把消費者的觀點才可以使得資源配置達到完美。故，競爭是所有環節中最為重要的，它可以讓不完善的生產效率以及資源的配置漸趨完善，所以要盡可能的把有可能損壞競爭的因素全部排除。在這當中要做的就是盡量使得市場結構處于一個“原子型”，就算市場上大部分都是經營者，但他們中的個人力量都是極其微小的，他們沒有能力進行制約競爭的行為，而他們增加利潤的最簡單也是唯一的做法就是減低成本降低價格。從這點來看反壟斷法使得競爭處于一種制約的局面，并且是完全競爭，而對于想要降低競爭的行為它都會馬上改正。但好景不長很快的他們就認識到了，他們的這種市場不但不存在并且還趨向與反競爭。如果想要人為的長期維護就絕對無法達到規模效應，而且還要極力的防止進一步更新、服務以及在廣告上的宣傳等一些因素，這些都會在很小的時間內加強個別競爭者的能量，使得“原子型”市場結構崩壞。本質上它對經營者降低、增產的做法是持否定態度的，因為它對于生產以及配置的效率沒有任何的作用而且造成了極大的制約。

二、基于反壟斷法上微觀層面的經濟學分析

創新的經濟學理論，在宏觀層面上讓人們對反壟斷法的宗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肯定反壟斷法上判斷合法與否的方法是觀察當事人做法對社會總產出的作用，這也使得反壟斷的分析有了方法和步驟：對當事人的行為必須要有限制性影響，而且此種制約要趨于影響社會總產出降低，這樣才能達到反壟斷法管轄區間；假如這個行為可以產生效率，并且效率的積極作用超出其限制的消極后果，如果從整體上能夠提升社會總產出，就要以效率為重中之重，而達成這種效率所必要的制約，就該認定其為合法，假如它會致使相關市場競爭消失。經濟學自身的研究不能當作為反壟斷法的規范，假如不存在法律分析所提供的框架以及導向作用，經濟學的分析缺少基礎的確定性、穩定性以及指向性。在當前我國對于競爭經濟學與反壟斷法的研究處于底層地位，兩個都沒有對經濟學原理和反壟斷法的基本條文達到一致的理解，這也是多數案件有誤差的最主要原因。

三、案例分析

三Q大戰—是我國至今為止反響最嚴重的反壟斷案件，它就是個很凸出的案例。在本案中，騰迅公司讓QQ使用者刪掉奇虎公司的360含殺毒軟件等一系列產品，不然不提供任何服務，奇虎公司于是就指控這種逼迫用戶“二選一”的方法對其產生不利效應，這就構成了支配地位的濫用。兩方都誠摯邀請了經濟學專家，根據眾多經濟學的報告，針對相關市場界定以及支配地位的認定實行經濟學分析。

針對相關市場界定，兩方當事人以及法院都以騰迅公司的“即時通訊軟件及服務”為起始，使用“假定壟斷者測試法”來檢驗相似服務之間是否具有替代性。“假定壟斷者測試法”的操作方法是先假想該“假定壟斷者”的價格上升，再觀察此時不同種產品間的替代性。因為即時通訊服務與殺毒軟件都是免費使用的產品，所以當事人和法院還對“假定壟斷者測試法”進行了一些必要的改動—選擇了不檢驗假設壟斷者“假如提高價格”時的產品替代，而是檢查其“假如降低服務水平”時的產品替代狀況[4]。

在上面的討論中很清楚地就能夠看出奇虎公司并沒有即時通訊服務，在這個市場，兩者不是競爭者也并非消費者，故此在有關市場的界定方位發生了偏移。事實上，兩者在廣告業務有著較大的競爭，相關市場的界定本來應該以互聯網的廣告服務為重心。在新型的互聯網廣告市場上，如果以傳統的市場份額為核心的支配地位認定方法很難起到作用。總體來說，如果支配企業濫用行為的話，消費者的需求就會隨著發生轉變，而這種轉變會使濫用行為悔不當初。行為人的市場份額能夠在某種情況上映射它對社會總產出的制約能力，乃至其他經營者的擴大產出，故此可以作為檢驗行為人能否擁有支配地位的開始。但是在互聯網廣告產業中的話，廣告用戶能夠輕易的轉變，不會受到任何的束縛，市場份額的檢查也就沒有實質了的含義。

事實上，經濟學研究早已提出，在軟件、互聯網等產業上，市場份額占支配地位認定中的下滑，但網絡、鎖定等新型因素才是支配地位認定的主要因素。在這個案列中，用戶在面臨“二選一”的選擇要求時，若是換一個新的殺毒軟件只用幾分鐘，也不需要其他的成本，但若是將即時通訊服務軟件換掉的話，就會失去自己在網絡上的交際圈和大量的記錄信息，即使把重要信息轉移也會浪費大量的時間。在比較下消費者也就沒有了別的選擇只能夠選擇保留即時通訊服務。而騰訊的此種排斥能力也是它能擁有支配地位的證實，而奇虎的360殺毒軟件就沒有與之相較的的鎖定效果，對騰訊沒有類似的排斥力量。

四、結語

反壟斷法最適用方法就是對涉嫌行為的消極和積極效果進行制衡，這種經濟學分析并不用有高度的專業性知識，即使是非經濟學專業的人經過刻苦鉆研也可以很快上手，而經濟學在這方面的使命就是使得自身的研究成果適用到可以使法院簡易透徹，并且引導它對法律條文進行精確簡析。而它的前提是，經濟學的研究要吸收法學研究的規律思想，且作為經濟學分析的基本框架。

參考文獻： 

[1]許光耀. 反壟斷法上的經濟學分析[J]. 價格理論與實踐，2015，02：26-29. 

[2]陳承堂. 中美兩國反壟斷起訴資格比較研究[J]. 法商研究，2011，01：10-18. 

[3]許光耀. 轉售價格維持的反壟斷法分析[J]. 政法論叢，2011，04：98-103. 

篇10

【關鍵詞】行為財務理論；非理性；投資決策；建議

一、引言

財務學作為一門研究財富變化的實用性科學，其發展史源遠流長。但對于財務學科的本質、研究對象以及職能的認識，至今仍存在較大的爭議。特別是隨著當今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進程與計算機網絡技術等先進科技成果的大量應用，社會組織和經濟結構日益復雜，傳統財務學不能夠反映由外部環境和內在機制交互制約作用所產生的規律性和能動性的局限日益突出。受經濟學將實驗方法引入經濟學研究的影響，當前西方財務學研究的一個趨勢是財務由純技術性的商業語言過渡到人文性、社會性的行為科學上來。研究領域從“物”到“人”的轉變標志著對財務的認識進入一個新的時代，行為財務理論的出現和運用正是這種轉變的表現。

行為財務理論是在對有效市場假說的質疑和挑戰中提出來的。有效市場假說提出后得到了眾多研究者的支持，但同時也有學者對其提出質疑，特別是進人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大量與其相矛盾的市場異常現象。對有效市場假說最大的挑戰，還是來自于對其理論基礎的沖擊。行為財務理論的產生一方面源于對傳統理論的質疑，另一方面，其產生與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發展也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得以利用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學者們修正了傳統財務理論的基本假設，指出由于人們認知過程中的偏差和情緒等心理方面的原因會使其無法以理性人方式做出無偏估計。通過在財務理論研究中引入對人們決策過程中認知、情感、態度等心理特征的研究，一門新的學科――行為財務學也就宣告產生了。行為財務理論將人們決策過程中認知、情感、態度等心理特征引入，為企業投資決策提供了依據。

二、企業投資決策現狀分析

投資決策作為財務決策的起點，是企業成長的關鍵動因和收益增長的重要基礎。目前企業投資決策存在著投資不足及投資過度等現象，由于傳統財務理論對于管理者的投資決策中的非理性現象不能給出合理解釋，因而將行為心理學引入到財務理論，對管理者投資決策過程中的偏差進行解釋分析，產生了行為財務理論。行為財務理論的研究對象從投資者行為延伸到管理者的決策行為，該理論認為，企業投資決策所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于企業內部管理者的非理性和外部投資者的非理性。其中管理者的非理性(如過度自信，后悔厭惡，自我控制等)將會導致企業的投資過度或投資不足，而外部投資者的非理性情緒也會影響管理者的投資決策，從而導致投資扭曲。

我國學者結合我國具體情況也對非理對投資決策的影響進行了很多研究。陳炳華(2004)對2001-2003年我國上市公司持有的現金和短期投資占總資產比重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上市公司平均約把占總資產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資金用于作為短期資金。管理者非理使現金及短期投資占總資產的比例很大，說明公司并沒把資金投入于企業的正常長期資產中，企業存在投資不足的行為。

我國上市公司除了存在把資金用于存銀行、買國債等投資不足行為外，也大量存在投資過度的行為。郝穎、劉星、林朝南(2005)對我國上市公司高管人員過度自信的驅動外因、行為特質和現實表現等進行了理論分析，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在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高管人員中，四分之一左右的高管人員具有過度自信行為特征，同高管人員適度自信行為相比，高管人員的過度自信行為與公司的投資增長水平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米黎鐘和李國平(2005)通過公司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理論和市場驅動理論解釋了公司購并普遍失敗的原因：過度自信理論認為市場是效率市場，但公司管理者的過度自信導致他們進行并不能創造財富的購并，而市場驅動理論則認為市場是非效率市場，由于投資者的非理導致股票的價格背離價值，因此公司管理者利用投資者的過度樂觀提供的機會窗口進行購并。

此外，外部市場的非理性對管理者的影響是明顯的，投資者的情緒很可能扭曲管理者的投資行為，當外部投資者非理性時，公司股票價值被錯誤估計，投資者與管理者在是否進行投資方面產生分歧，從而管理者可能偏離最大化公司價值的目標，做出非理性的選擇。郭雪飛（2010）指出投資者的非理性會使股票價格偏離其基本價值。當投資者過分悲觀時，低估公司股價可能會使公司因股權融資成本太高而不得不放棄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從事凈現值小于零的項目投資。而當外部投資者過分樂觀時，公司股票價值又被過分高估，投資者認為公司有盈利前景很好的投資項目，但實際上管理者很清楚，這些項目的凈現值并沒有那么樂觀，甚至是小于零的，此時如果公司管理者致力于公司價值最大化，拒絕投資于投資者認為可盈利的項目，投資者將拋售公司股票，導致公司股票價格下降。

綜述以上文獻可以發現，管理者的非理性以及外部投資者的非理性都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因此，行為財務理論對企業的投資決策有著重要的影響。

三、財務行為理論下投資決策實施建議

傳統的財務理論把財務決策過程看作是一個動態均衡的過程，根據均衡原理，在理性人假設和有效市場假說條件下推導出各種財務決策的均衡模型。行為財務理論則是基于心理學原理，把財務決策過程看成一個心理過程，包括對企業外部市場和企業內部環境的認知過程等。對企業進行投資決策，提出以下幾個建議：

（一）建立完整的市場評價體系。為了保證資本市場的公正性和信息完全性，要加快對市場評價體系的建設，利用完全獨立的市場綜合分析與評價工具，對市場內關鍵性的組成部分進行定期評價和為財務理論框架下的公司投資決策研究分析，以便使參與市場的每個人都有可能獲得公開的和公平的完整信息。

（二）強化企業管理者投資決策意識。企業管理者應不斷學習和積累有關行為財務理論的知識和經驗，深刻認識人的認知和行為偏差，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和決策能力。此外，建立信息搜集渠道和制度，盡可能獲取必備的及時精準的信息，并采用科學的方法對信息進行提取與分析，以避免純粹憑感覺和經驗下結論。要盡量排除個人因素的影響，可以由多方位人才組成的團體進行決策。

（三）強化公司治理結構，優化上市公司產權配置，同時對市場進行有效的監管以防范市場主體非理對上市公司實體投資產生不良影響。尤其在中國證券市場，個體投資者占相當數量，他們更多地追求短期資本利得，而且心理預期容易發生大的波動，會影響公司管理者對市場的判斷，推動公司偏離長期價值最大化目標，并且也容易被市場操縱者利用。

（四）建立一系列投資決策管理機制。從影響企業管理者投資決策的因素來看，制度缺失是產生非理性投資決策的重要根源。但在我國資本市場，外部環境的監管制度不健全，內部激勵和監督機制的不合理，使得制度的制定常常只是迎合了少部分人的利益需求，因此，有必要從制度角度尋求解決我國企業管理者投資決策行為非理性的有效途徑。為優化企業的投資決策，企業可建立投資項目終止決策機制、民主的投資決策制度、建立內外部專家咨詢制度及加強突擊審計和財務監控的功能等。

四、結語

行為財務理論對企業投資行為研究的實踐意義在于，與傳統財務理論相比，由“應該怎樣”轉向了“實際是怎樣”，更貼近了現實生活，更具有實踐意義。首先，關注點由“物”轉變到“人”，這更符合現代財務學的本質，相關理論和研究方法為現代財務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次，能更好地分析公司投資問題背后人們各種行為的真實動因，能更好地尋求促進國家、公司和個人三者利益關系和諧的有利條件。最后，更有助于認識復雜的資本市場運作過程，提高公司資本配置效益。在我國資本市場上，既有按照公司長期發展和真實價值最大化原則配置資本的管理者，也不乏迎合資本市場短期投機交易的管理者。

行為財務對傳統財務理論構成了巨大沖擊，但迄今為止還沒能形成一個邏輯嚴密的體系。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帶來了重構財務新理論的契機。當然，人類行為復雜多變，因此行為財務研究的難度是不言而喻的。同時，進行行為財務學的研究，并不意味著完全放棄傳統財務理論。比如象期望效用這樣的傳統理論，如使用得當，在行為財務的研究中同樣可能發揮巨大的作用。可以預計，隨著資本市場上投資者行為的不斷演化，行為學和財務學研究層面上的發展與深化大有可能融合為一門完善的學科――行為財務學，這將引發財務學的一場“革命”，盡管還有漫長一段歷程要走。由于我國在行為財務這一領域的研究還是空白，因此借鑒國外的理論研究成果，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圍繞資本市場進行有中國特色的行為財務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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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盧向南,俞佳.行為財務的發展與應用研究[J].經濟論壇,2005(20).

[3]吳偉,熊鵬.行為財務學述評及其發展趨向[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6(1).

[4]張多蕾,孟華婷.行為財務理論的發展歷程及其對有效市場假說的挑戰[J].銅陵學院學報,2007(3).

[5]卿文潔.企業行為財務理論的源流及其發展趨勢[J].湖南社會科學,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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