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鄉村發展研究報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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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數字鄉村發展研究報告，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大邊疆戰略視野下的“問題”分析
中國西部民族事務管理
中國民族問題與邊疆安全
美巴分歧和矛盾及兩國關系前景
中印關系的若干問題
西部現代產業體系構建研究
新一輪西部開發與研究型大學的使命
新一輪西部大開發自然資源補償機制研究
發揮口岸在興邊富民中的作用
西部城市社區民族工作實踐研究
新時期西部邊疆經濟社會發展研究
中國西部邊疆政治制度安全研究論綱
西部地區最低生活保障體系研究
社會工作介入西部災后農村社區扶貧的思考
西部大學生集體戶籍管理問題研究
四川人口城鎮化動力機制的VEC模型分析
成都市人口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
成都市殘疾人生存與發展研究報告
成都市殘疾人公共服務需求現狀分析
殘疾人的社會距離初探
優勢視角下殘疾人就業環境研究
四川省三峽外遷移民生計重建與社會融入研究
外來移民社會融合研究述評
從穩控到整合:社會管理的創新路徑
汶川地震后成都市公民意識變化情況及其影響研究
社會工作對災后社會建設的作用初探
非專業社會工作者在實踐中的倫理困境探析
試析發展政策的包容性特征
西北地區城市貧困家庭社會支持網研究
淺析我國反貧困政策的改革之路
西部民族地區個體經濟的發展現狀解析
西部數字化公共文化服務發展現狀及體系構建
西部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芻議
西部電視選秀節目的特色與策略研究
歐盟碳排放政策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西部大開發的立法完善與法制保障
西南地區民族糾紛的類型及法律應對
西部地方政府在中國—南亞區域合作中的作用
西部民族地區公共投資布局優化研究
西部地區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研究
西部地區跨部門政府信息整合與共享機制研究
西部資源枯竭型轉型試點城市華鎣市的調研報告
西部金融中心建設中的股權投資基金基地建設
西部民族地區基層黨建工作的現實困境及對策研究
云南南傳上座部佛教“有寺無僧”問題現狀及對策
時期中國內地會西南邊疆傳教活動述略
四川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歷史轉折點及其深遠的歷史意義
篇2
關鍵詞農村；文化內涵；建設措施
中圖分類號G1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007-5739（2011）11-0398-02
ExplorationonConstructionofRuralCultureConnotation
AN Yong-ru
（School of Management，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The measures of enhancing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connotation were elaborated，so as t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related issues.
Key wordscountryside；culture connotation；construction measures
廣大的中國農村，生活著全國人口60%的農民。加強當前農村文化內涵建設，是促進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1-4]，是解決現代農業發展中存在的先進技術和舉措與落后的農村文化素質矛盾的主要辦法，是解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間矛盾的重要途徑，從而為促進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5-6]。近年來，黨和政府不斷地深化改革，為廣大農民減輕負擔、增加收入而實施不少農業扶貧政策和改革方案，但農村文化基礎薄弱、農民文化素質低，使得農村的很多工作存在推動速度慢，工作成績不佳，發展不連續等問題。農村文化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前提，是農村發展進步的保證。農村農民文化內涵建設的成果直接關系到我國農村改革的成敗。為此，搞好新時期農村文化內涵建設，是促進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為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協調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建設與薄弱的農村文化的矛盾，解決制約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絆腳石，切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作，應采取以下措施。
1搞好農村剩余勞動力從業轉業培訓
要發展三農，核心是如何解決好農民的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是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因此，大力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不斷提高農民素質，是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化沉重的人口負擔為人力資源優勢的最有效途徑之一，更事關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要解決此矛盾，必須得解決農民的從業培訓問題，解決沉重的人口負擔，轉為非農產業和城鎮的人力資源并非就舍去了三農的發展，相反能更進一步促進三農的發展，通過從業、轉業培訓到就業，提高了農民的素質，提高了他們的收入，以此自然地鏈接城市與農村市場，通過培訓實踐就業對加強農村文化內涵建設、發展三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改變
制約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主要原因是農民的文化基礎薄弱，跟不上當代農業發展的步伐。要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的進程，首先應該把如何提高農民農村文化內涵建設作為首要工作來抓，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措施之一。當然在這個工作的實施過程中，運行成本和工作阻力較大，但是可以搞試點逐一推開來進行，或者轉變政府職能、市場管理工作和通過政策引導優勢行業反哺農業的發展。
3保護和挖掘農村歷史風俗文化，為發展鄉村文化旅游長廊作保障
歷史上以農村為主體的中國社會，曾是眾多民間文化與工藝的舞臺中心。民間的手工制作、戲曲、傳統習俗等，都是農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傳統文化，有的需要繼承和發揚，有的需要發掘和保護，更需要的是充實其符合時代進步的內涵。尊重和發展好農村歷史風俗文化，對有技巧地抓好農村文化內涵建設，發展三農有著非常大的意義[7]。
發展鄉村文化旅游長廊，要讓農民自己充分認識其寶貴性，充分理解傳統文化、特殊文化在農村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民間的傳統的手工制作、戲曲、傳統習俗可謂無價之寶，政府要進行引導和開發，并使其體現出具體的價值，讓農民感到實惠。同時，進一步加工和包裝，用來作為鄉村文化旅游的代表性作品來抓，帶動地區區域化特色經濟的發展。
4支持和引導村民和村干部參加學歷職業教育
要切實抓好農村文化建設，抽取部分年輕農民、村干部、農村婦女參加學歷教育，切實做好文化扶貧。2006年，安順職業技術學院與安順市西秀區區委聯合辦學，成功舉辦了西秀區各村村干部“農業技術與農村行政管理”專業中職學歷班，學員人數達342人，已于2008年完成第1期村干部學歷教育培訓班。通過教育培訓，切實提高了村干部的素質；2007年，安順職業技術學院又與關嶺縣舉辦了2007級學歷教育班。通過這些學歷教育，提高了村干和村民的素質，為三農發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5建設鄉村數字信息系統，切實做好“三百工程”
建成農村數字信息系統，實行村村通寬帶，培育新型的信息化農民，使他們能利用現代互聯網掌握農業生產技術、農業市場信息、農業區域定位等方面的知識，組建自己的市場信息系統。成就自主農業發展，降低行政成本。同時，整合資源為新農村建設服務。開展“三百工程”是新時期“惠民、富民”實踐中提出的具有一種典型意見的農村科技創新模式，它既具有科技服務的統一指揮職能，又具有科技服務的分散指導特點，其核心是整合農業科技資源、發揮農業科技支撐作用。科學技術的指導需要有誠信的企業、專家和科研院校去提高農村文化建設，提高他們的技術水平，為農村生產力服務。文化扶貧要結合產業扶貧并驅進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步伐。
6建設科技示范園，促進現代農業發展
農業科技示范園是采用先進的設施、先進的種植和養殖技術，可使農民、學生、游客等領略到現代農業全新發展模式。同時，生產的瓜果蔬菜、畜產品堪稱綠色食品，倍受游客青睞。使園區成為科研、教學、實習、培訓、推廣、旅游的基地，是對農村文化內涵建設進行科普教育的理想場所。
為切實抓好“三農”工作，2007年，頂云鄉黨委政府決定在全鄉大力推進土地“打包經營”模式，探索土地增效空間。在這個模式探索的過程中，政府發現規模經營土地不僅是整合土地問題，關鍵是農民的種植技術水平、養殖技術水平跟不上，于是引進安順市安科種業發展有限公司在頂云鄉石板村建成了1個4 hm2的生態示范種植基地，取得很好的成效，帶動全鄉搞了多次農民科技種植示范培訓，帶動全鄉農戶種植蔬菜逾200 hm2，切實為頂云鄉建設完成頗有成效的科技文化示范。目前，已有一批教授、專家進園開展科研、教學、生產活動，并引進了一批國內外先進的技術成果，旅游參觀者絡繹不絕。這種模式對于抓好農村文化內涵建設在培訓效果上直觀而迅速，有效促進了現代化農業的發展[8-10]。
7結語
綜上所述，建設新時代的農村文化，需要黨和政府的積極引導，賦予其新時代的主題。要引導廣大農民，學習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現代社會基本知識；要引導他們有一種放眼國家發展，關心外部世界的思維；要引導他們認識到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重要性；要引導他們培養法治觀念、民主思想、公德意識和科學文化技術，使他們正確理解“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并為這個目標自我服務。中國農村最需要的是一種以開放思維、進取精神去做好新時期農村文化內涵建設。
8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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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NGO 圖書館合作 圖書館協會
[分類號]G250
所謂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統下，不被視為政府部門的協會、社團、基金會、慈善信托、非營利公司或其他法人，即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它不是政府，不靠權力驅動；也不是經濟體，不靠經濟利益驅動，其原動力是志愿精神。國際NGO自上個世紀80年代興起，從總體上被分為運動型NGO和倡導型NGO。運動型NGO是面向救助和發展的組織，倡導型NGO主要通過游說、激進分子的活動來喚醒人們的意識。
發達國家的NGO已經發展到高度成熟與完善的地步。以美國為例，活躍在各個領域的非政府組織總數超過200萬個，經費總額超過5000億，工作人員超過900萬人，NGO是政府有效的“減壓閥”和“穩定器”。隨著國際性大型NGO的不斷發展壯大，它們將觸角伸向中國，中國本土NGO也在這個大環境下不斷創立發展起來。近年來，NGO通過各種渠道開始被中國的民眾所認識，并在中國的公共服務、慈善公益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西方發達國家，由于NGO與圖書館在“公益”性質上的廣泛契合，NGO作為民間力鰱參與圖書館建設的事例就也司空見慣了，如著名的紐伯利圖書館、摩根圖書館、克里勒圖書館都通過非政府的力量建造運營。除了出資捐贈建造圖書館，美國的NGO還深入到圖書館的服務體系中，為讀者提供一系列的公益服務。“全美圖書募捐活動”就是其一，它是由美國國家教育協會(NEA)發起的，其目的是幫助學校圖書館豐富其藏書，為孩子們營造更好的閱讀氛圍。2010年，“全美圖書募捐活動”一經發起就得到眾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美國國家教育協會為全美44所學校圖書館建設提供了資金支持。另外，其他43所學校分別獲得了出版社給予的優秀圖書捐助。
1 NGO在圖書館發展中的影響日漸凸顯
1.1合作促進基層圖書館的發展
NGO與圖書館最廣泛的合作形式是：提供資金和人力支持圖書館的建設。這一點，在西方國家尤為明顯，盡管大多數國家的國家與省(州)、市級圖書館都是由政府興辦的，但大量的社區圖書館和特殊圖書館多為NGO組織所辦，一些國家私立性質的大、中、小學數量大，特別是私立大學比例更大，它們所屬的學校圖書館均屬NGO之列。從絕對數量上看，國家與各級政府興辦的圖書館比例很小，大多數的圖書館具有NGO性質。同樣，我國的市縣(區)以下的基層圖書館建設一直是最薄弱的一個環節。長期以來，除經濟發達地區的社區圖書館有所發展之外，大部分地區特別是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社區圖書館基本上處于空白。因此，欠發達地區的基層圖書館是NGO發揮作用最大的地方，NGO具有貼近基層、了解群眾需求、低成本、高效率的優勢，通過其籌措資金，解決館舍與圖書資料經費困難的問題，再由志愿者(或安排就業者)進行管理。
1.2通過靈活多樣的合作形式實現NGO與圖書館的雙贏
NGO與圖書館的合作可以有多種渠道與靈活多樣的方式，共同實現雙贏。如：圖書館為NGO組織的活動提供文獻信息服務和活動場所；也可以利用圖書館人群往來集中的特點，為NGO組織募捐或其他籌措經費等工作提供便利條件。NGO可以通過組織志愿者活動為圖書館的衛生、綠化或階段性突擊工作等提供人力資源；也可以通過國際NGO組織資助偏遠貧困地區建設圖書館等。
1.3NGO模式正在滲透到圖書館事業發展中
NGO的原動力是志愿精神，這一特征已經開始滲透到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進程中，各種圖書館聯盟的出現就是最典型的標志。2002年5月，由CALIS管理中心聯合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等22家高等學校圖書館共同發起成立中國高等學校數字圖書館聯盟，通過了成立宣言。該聯盟以“整體規劃、統一標準、聯合建設、共享資源”為宗旨，制定了《中國高等學校數字圖書館聯盟章程》，強調依據章程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以聯盟形式協調高等學校特別是部屬院校在數字圖書館建設上的立場。該聯盟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圖書館界已經很好地掌握了NGO的規則，并利用NGO的規則和組織形式對正在建設中的數字圖書館進行單邊或多邊磋商，協調立場，制定共同遵守的原則和標準。這無疑具有里程碑意義，也是中國圖書館界的一個巨大進步。
2 中國圖書館事業建設中的NGO
NGO在西方圖書館事業的成熟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在中國的發展歷程較短，但已經開始對圖書館建設與服務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成為我國公共圖書館事業逐步完善的過程中無法忽略的因素。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
2.1NGO文獻已經列入國家圖書館保存計劃
圖書館具有保存人類文化遺產的功能，一切具有歷史記錄價值的文獻資料都應該在圖書館中有所記錄。NGO在參與社會發展的實踐中產生的文獻資料是圖書館文獻資源建設的重要來源。活躍在中國的大型NGO，如香港樂施會、綠色和平組織、喜馬拉雅基金會、自然之友、NGO發展交流網等，在參與中國的慈善事業、傳播科學環保理念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會議文獻、研究報告、社會調查報告、項目相關資料等，這些非正式出版物對于反映中國社會轉型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2008年9月，中國國家圖書館專門面向NGO公布了《國家圖書館致非政府組織(NGO)的一封信》，信中充分肯定了NGO在發展理念、組織架構、行動模式、項目運轉機制和效果等方面資料的文獻價值。國家圖書館計劃系統采集國內NGO的相關資料，凡符合收藏標準的NGO文獻，將被收入正式館藏并永久保存。作為國家總書庫的國家圖書館在此方面率先做出了引導作用，各級同樣具有文獻保存功能的省級大型圖書館，也應當開始重視與NGO在文獻資源建設上的合作。
2.2NGO參與圖書館的實體建設
目前，已經有許多的國際與本土NGO參與了欠發達地區的圖書館建設。例如，美國青樹教育基金會下的中國青樹鄉村圖書館服務中心于2002年建立，負責中國各地青樹圖書館的項目實施支持和協調督導。截至2010年4月，該中心已經在青海、甘肅、陜西、江蘇、貴州、云南和山西7個省市自治區幫助建立了43所圖書館，其中18所中心圖書館帶動了周圍的25所衛星圖書館、社區圖書館和鄉村圖書站，并在北京設立了1個流動書庫，為4所打工子弟學校服務。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詢機構也是一個本土NGO，其下的“鄉村圖書館”項目自2003年由志愿者開始發起，致力于為改善鄉村教育提供最為基礎的公共教育設施。該項目計劃為援建的每個圖書館配備適合當地實際需求的圖書1000本，訂閱2份報紙和4-5份雜志。同時，在圖書館的實際運作上，堅持方便讀者、促進讀者閱讀以及管理員本地化的原則。
2.3NGO參與圖書館讀者教育與閱讀推廣
公共圖書館需要承擔起社會教育的職能，但是，鑒于圖書館員數量與專業的限制，圖書館要進行特定的專業技能培訓，必須得到其他組織的支持，而NGO可以很好地參與到圖書館的教育活動中來，提供專業的知識培訓服務。2006年，國際NGO法國沛豐組織與北京西城區圖書館開展了主題為“潛力無限”的農民工計算機技能培訓，圖書館主要負責場館和配套設施的提供和對學員在圖書館培訓期間的管理，沛豐則提供專人全職、全程對整個項目進行管理。這種合作模式不但拓展了圖書館的傳統服務，也凸顯了NGO的公益價值。
2010年，心平公益基金會發起召開了第一屆中國鄉村圖書館建設及閱讀推廣研討會。在會上，奕陽教育研究所負責人張守禮將NGO支持鄉村閱讀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書本扶貧：現在已經過渡到第二個階段，即閱讀推廣，不只是看書識字，還有閱讀的方法與內容；在未來的第三個階段，則必將是文化立人，參與鄉村公共生活的重建，激活當地文化網絡，重建公民社會。從2007年9月開始，立人鄉村圖書館組織已經在湖北黃岡市蘄春縣、河南信陽市淮濱縣、四川巴中市巴州區、云南昭通市巧家縣建成5個圖書館，每個館已經實現平均館藏5 000冊，每個館成立義工小組和讀書會，組織形式多樣的以閱讀為中心的課余活動。
2.4NGO對圖書館特殊人群的服務
每一位讀者在公共圖書館內都有平等享受圖書館資源及服務的權利，對于一部分特殊人群，圖書館應當給予更多的關愛，而個體圖書館在服務特殊人群功能發揮上仍有不足，NGO的專業性可以彌補這一點。
“華聲公益助盲志愿者團體”組建于2005年，是一個總部設在北京，以網絡為平臺，自發組織成立的民間公益志愿者團體。旨在幫助盲人接觸社會、走出家門、接受教育及培訓，改善盲人群體的生存現狀。目前，該NGO正在籌建虛擬有聲圖書館，包括海量的有聲讀物資源，用先進的流媒體技術和符合國際標準的圖書館管理軟件，面向全國的盲人開放，提供給全國的盲人在線收聽。目前已經完成硬件的調試安裝，正在抓緊時間進行圖書館管理軟件的開發設計。
2.5行動中的NGO――圖書館志愿者行動
志愿者行動具有強調自愿，廣泛參與，講求實效，持之以恒的特點，它充分調動了廣大熱心圖書館事業人士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在美國，圖書館讀者意識很強，尤其是公共圖書館，讀者在圖書館中地位很高，讀者的利益和需求對圖書館工作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各地公共圖書館都建立了類似“圖書館之友”的群眾性團體，例如波特蘭市館組織的“圖書館之友”就有3000多會員。“圖書館之友”是讀者自愿參加的，一般是熱心圖書館的讀者，也有各區推薦的讀者代表和當地名流。“圖書館之友”反映讀者愿望和要求，幫助圖書館活動的開展，參加圖書館義務勞動，向圖書館捐款和向社會募捐籌款。
同樣，在我國很多的省市圖書館中，也活躍著一支支志愿者隊伍，他們積極參與圖書館的工作，無償為圖書館提供幫助，為社會奉獻愛心。如協助圖書館工作人員進行書庫管理，維護閱覽室的秩序，打掃衛生，協助圖書館新用戶使用終端檢索操作，在大型圖書館進行樓層指引等服務。有的青年志愿者還利用自身的外語優勢，為語言溝通障礙的國際讀者提供翻譯服務，幫助社會弱勢群體開展圖書預約、資料查詢等服務。
3 NGO與圖書館合作中的瓶頸
在我國，由于監管的缺失和NGO自我約束不足，使得NGO公信力不高；普通民眾對于參與到NGO中的動力不足。也使得NGO難以吸引到優秀的人才來獲得更快速的發展。縱然在與公共圖書館的合作過程中，NGO沒有出現嚴重的水土不服，但是卻不可忽視一些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
3.1資金與來源短缺
NGO是公益性的團體，不像政府那樣有財政收入的支撐，也不能像營利組織那樣有利潤獲取的途徑。所有的NGO在投身中西部鄉村圖書館的建設時，必須得到社會個人或團體的廣泛捐助，這些NGO的社會資源均來自市場、社會、海外等開放的競爭世界。在募捐的過程中，NGO對于項目實施的結果無法做到很好的把控，一旦資金鏈條斷裂，便會出現嚴重的財務危機，以至于影響到援助項目的進展。微笑圖書室是在2003年5月由民間志愿者自發籌建的網上公益捐書平臺。它號召熱心公益的人們通過微笑圖書室的平臺向貧困地區的學生捐贈舊書刊或者捐款籌集新書刊，為孩子們提供課外閱讀的機會，其負責人表示，這種通過網絡募捐圖書的捐贈力量微薄，對落后地區的閱讀狀況改善只能是雪中送炭。
資金匱乏對于整個NGO的群落來說是一個事關生存的普遍問題，目前，許多NGO希望通過改善與政府的合作模式來尋求政府的財政支持，同時在募捐的方式上更加開放，能夠讓更多的慈善人士參與進來。這種探索值得圖書館在與NGO合作時借鑒。
3.2志愿者服務時間短
對于國外的NGO來說，在中國開展項目時間受到限制是無法避免的問題。以“夢想行動國際”的“圖書館項目”為例，該服務項目的每個周期為三周，由于所招募的志愿者大多是留學生，對當地的情況不了解，他們很難在較短的時間內完全投入到工作中去，這樣一來，圖書館所能夠收到的成效就會大打折扣。
國內從事鄉村圖書館合作的NGO，其志愿者大多通過招募的方式找尋，有志于扎根鄉村的志愿者畢竟是少數，大量的志愿者在服務了半年或一年之后會選擇回到原來的生活中去，因此，不斷招募新的志愿者是NGO工作中重要的一個環節，如果在志愿者交接的時候出現了空檔，NGO與圖書館的合作也會暫時中斷。
針對短期服務的制約，NGO目前的解決方式有兩個，一是通過招募致力于長期服務鄉村的志愿者，舉辦一些長久性的活動讓鄉村圖書館的項目能夠維持下來；二是通過對當地人員的培訓，讓他們有能力進行自我管理，從而實現鄉村圖書館的長久發展。
4 充分發揮中國圖書館學會的作用，推動NGO與圖書館事業的合作發展
中國圖書館學會是由全國圖書館工作者依法登記成立的全國性、學術性群眾團體，是黨和政府聯系圖書館工作者的橋梁和紐帶，是發展我國圖書館事業的重要社會力量，在圖書館和政府之間充當信息溝通的橋梁和紐帶。雖然中國圖書館學會與政府間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其業務開展與組織形式具有典型的NGO特征，即不靠權力和經濟利益驅動，其經費來源主要由會員交納的會費、各類捐贈、政府資助、開展活動或服務的收入以及各類基金等組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圖書館法》草案第二稿，對圖書館的定義是：“向社會公眾或者特定對象開放，具有文獻信息資源的收集、整理、存儲、傳播、研究、開發和服務功能的社會公益性機構”。NGO的基本宗旨是利他、關愛、公益，這與圖書館事業的目標是完全一致。NGO與圖書館具有相同的公益特性和相似的理想追求與奮斗目標，“不以追求利潤為目標，而以有益社會為宗旨”，是二者共同的追求，它們完全可以進行有效的合作，可以互動、互惠、互利，共同造福于人類。
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國圖書館學會“常熟論壇”上，作為社會力量參與辦館的個人以及非政府組織代表的參會給論壇帶來了新鮮的空氣，也給與會者帶來了驚喜和感動，他們在這次論壇上受到的重視和展現的風采讓人們看到了NGO在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社會力量參與圖書館建設”作為第三分會場的主題引起了與會代表的熱烈反響，使人們對社會力量援助圖書館建設充滿了無限憧憬與期望，無限感動與祝福，同時也有不盡的思考與擔憂：社會力量以怎樣的模式參與圖書館建設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基層圖書館是不是應該主動尋求社會力量的幫助?
篇4
一、認真抓好條例宣傳貫徹，全市依法行政能力進一步推進
2013年是新修訂的《省防震減災條例》貫徹實施的關鍵之年，全市地震系統上下認真學習領會條例精神，研究部署防震減災工作，著力解決防震減災工作中的難題。
（一）開展條例的學習宣傳。一是印發了《關于學習宣傳和貫徹實施<省防震減災條例>的通知》、《關于開展<省防震減災條例>頒布實施一周年宣傳活動的通知》等相關文件，對條例學習貫徹進行部署，組織開展了條例的宣貫培訓班和“學條例、履職責、強效能”知識競賽活動，通過全員參訓、以賽代訓等活動的開展，讓全市地震工作者熟悉條款、了解規定，從而更好地貫徹執行條例。二是向社會各界宣傳條例。在《法制報》上刊登“依法防震減災，共建平安”宣傳我市防震減災法制建設；省防震減災條例頒布實施一周年期間，利用電視臺影視頻道觀眾收看多、覆蓋面廣的特點，連續3天在黃金時段播放滾動字幕，提高條例在群眾中的認知度，在市政府大樓門前擺放宣傳展板，向機關工作人員宣傳條例，讓機關工作人員了解、關心防震減災工作，從而更好地支持防震減災。
（二）推進條例的貫徹實施。一是出臺防震減災指導性文件。在認真學習領會條例精神的基礎上，組織人員對我市防震減災實際進行調研，以市政府文件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防震減災工作的意見》，確立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防震減災工作的主要任務、工作重點、工作舉措，為我市防震減災工作依法行政提供了重要保證。二是行政權力網上透明運行。將防震減災行政權力項目進行再清理，保留了《建設工程抗震設防要求審定》、《建設工程場地地震安全性評價結果的審定》、《改建、擴建工程對地震觀測環境造成危害的項目審批》和《在地震觀測環境保護范圍內開采地下水和注水審批》四個項目，制定了行政審批服務流程再造方案，縮短了行政許可時間，保證了行政權力網上公開透明運行。
（三）推進目標任務的落實。一是強化目標分解。召開了全市防震減災工作聯席（擴大）會議，市領導與各市（區）分管副市長簽訂了2013年防震減災工作目標管理責任書，將市政府與省政府簽訂的主要目標責任層層分解落實。二是健全跟蹤機制。完善日常工作及時備案、目標任務季度匯報、重點工作進行點評等工作機制，建立了市（區）地震局長每季例會制度，回顧總結工作落實情況，提出下季度工作的主要舉措。三是加強目標督查。8月以政府辦名義印發了《關于對2013年度防震減災目標任務完成情況進行督查的通知》，對各市（區）防震減災目標任務完成情況進行階段性檢查，9月組織召開了全市防震減災目標任務推進會，總結、點評各市（區）重點目標任務的落實情況，確保目標任務的全面完成。
二、推動各項工作轉型升級，防震減災體系建設進一步加強
今年來，我局緊緊圍繞市委確定的爭創全省轉型升級示范區、建設美好的大局，立足現有基礎，加大科技和經費投入，提振工作效能，全力推進防震減災各項工作轉型升級。
（一）地震監測研判水平不斷提升。一是注重震情監視。始終牢固樹立“震情第一”的觀念，制定了《市2013年度震情監視和短臨跟蹤工作方案》，強化春節、國慶、十時段震情跟蹤監測，全年共監測M1.0級以上地震119個。二是組織震情會商。按照月、季、年中、年度和臨時震情會商規定，組織震情會商13次，編發《震情通報》13期，組織編寫的《市2013年震情趨勢研究報告》獲全省第二名。三是指導市（區）臺站的建設。主動服務姜堰強震臺、蘇姜堰10井數字化改造、泰興測震、強震臺和靖江形變臺的建設，從與省地震局溝通聯系到臺站的規劃建設，多次上門指導、跟蹤服務。四是進一步做好群測群防工作。明確了鄉鎮分管防震減災工作的負責人，明確了鄉鎮（街道）兼職從事防震減災的工作人員，共跟蹤處置非地震異常現象4起，新增宏觀測報點2個。
（二）震害綜合防御能力不斷提升。一是抗震設防管理工作穩步推進。制定印發了《市建設工程抗震設防要求管理辦法》，進一步加強了對全市新建、擴建、改建工程的抗震設防監管和地震安全性評價工作，今年來對主城區41個建設工程的抗震設防要求實施了行政許可（其中地震安全性評價工程17個），靖江市依法對69個建設工程進行備案（其中地震安全性評價工程4個），姜堰市對56個新建、改建、擴建工程抗震設防要求進行了審核，（其中地震安全性評價工程8個）。二是活斷層探測工作有序推進。成立了活斷層探測與危險性評價項目工作小組，組織開展了項目的招投標，省地震工程研究院、北京震科工程監理有限責任公司中標，并分別與我市簽訂了該項目的技術服務合同和監理合同，中標單位認真履行合同，組織人員編制項目的實施方案和監理規劃，實施方案通過了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鄧起東院士等八位專家的評審，近期將按照實施方案進場施工。三是推進地震安全示范社區、示范學校建設。指導靖江市城西等7個社區創建地震安全示范社區的創建工作，確保7個社區創建成省地震安全示范社區，開展對已創建成功的11個省級地震安全示范社區回頭看活動，確保鞏固創建成果，充分發揮示范引領作用。
（三）應急處置能力不斷提升。一是推進全市地震應急預案的修訂和應急演練工作。先后與教育、衛生、住建、通信、供電、供水、供氣等部門聯合發文，對學校、醫院等人員密集場所和城市基礎設施經營管理單位地震應急預案的編制工作進行動員布置，全年共指導232所學校、93家醫院、3個通信、3家供電、6個供水、11個供氣部門的編制地震應急預案并進行備案管理。制定印發了市鄉鎮（街道）地震應急演練方案，指導靖江、姜堰、興化、海陵、高港等地區的5個鎮街開展了地震應急桌面示范演練，檢驗了預案可操作性，提高了部門協同應急能力，推進了地震應急工作在鄉鎮的開展。二是組織開展地震基礎數據的收集錄入工作。以市政府辦文件印發了《關于做好地震應急基礎數據收集工作的通知》，組織召開了基礎數據收集工作布置會，多次上門收集整理，共整理表格40多套，輸入和整理數據條目2601條，數據約12000多個，在規定時限內完成了基礎數據收集錄入上報。三是地震應急視頻系統建成。認真做好了項目的論證、設計、招標、施工、調試等工作，實現了我市與省局及兄弟市信息互聯互通、應急數據共享、同步視頻傳輸，為增強我市應急指揮能力提供有力的技術保障。四是開展地震應急處置與反思。受揚州4.9級地震發生波及后，我市及時啟動有感地震應急處置預案，第一時間震情、調查受災情況、派出現場工作組趕赴災區援助，通報震情信息，釋疑解惑,消除了市民的恐慌，維護社會穩定。組織召開了全市地震應急工作研討會，研究和落實切合我市實際的應急措施，強化部門責任。承辦了第五屆省蘇北地震應急協作聯動區聯席會議，認真開展地震應急檢查工作，切實推動全市地震應急快速響應工作有序開展。
（四）防震減災宣傳工作不斷加強。一是加強宣傳指導。認真學習貫徹全國防震減災宣傳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精神，組織各市（區）委宣傳部、市聯席會議成員單位集中收看，進一步明確防震減災宣傳工作重點，制定印發了《全市防震減災宣傳工作意見》和“防震減災日”、科普宣傳周開展宣傳工作的通知，認真部署宣傳教育工作。二是借助媒介優勢普及知識。在《法制報》登載宣傳防震減災工作的文章；爭取“12345”行風熱線上線機會，宣傳地震知識，認真解答市民疑問；在影視頻道常年普及防震避震知識。同時利用互聯網傳播快、覆蓋廣的特點，在門戶網地震局網站上動態信息141條、震情信息133條。三是扎實開展“六進”活動。“512防災減災日”，在海陵區政府廣場舉行“防災減災日”廣場宣傳活動。“728唐山地震紀念日”，深入城南街道沁蓮社區開展唐山大地震紀念日宣傳活動，發放資料、播放科普專題片。組織人員赴高港、興化中小校開展專題講座，取了良好的效果。據不完全統計，今年全市共發放宣傳資料3萬多份，組織大型宣傳活動20多場，直接受眾十多萬人。
三、狠抓地震系統隊伍建設，防震減災工作效能進一步提升
干部隊伍建設是做好防震減災工作的基石。一年來，我局積極加強人才招引，切實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努力打造一支奮發有為、充滿活力、風清氣正的地震工作隊伍，有力推動了防震減災各項事業的發展。
（一）作風建設常抓不懈。一是全面落實黨風廉政責任制,黨組書記與黨組成員簽訂的2013年度“一崗雙責”責任書，做到黨風廉政建設與防震減災工作同部署、同落實、同檢查。積極配合做好組織、編制、審計部門做好了“三責聯審”駐點審查工作。二是切實做好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及時調整預防職務犯罪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制定2013年度預防職務犯罪工作計劃，把預防工作制度化、規范化，制定市地震局黨風廉政建設暨職務預防犯罪工作責任分解表，將責任層層分解、明確到人。組織開展風險點排查、觀看廉政電教片等活動，將職務預防犯罪工作真正落到了實處。三是認真抓好民主監督。組織召開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開展述職述廉，接受群眾民主評議；組織召開行風監督員會議，主動征求社會各界對防震減災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強化監督。
（二）主題教育不斷深化。一是深入學習領會十精神。組織全局人員全程收看十盛況，聆聽同志代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黨的十所作的報告，召開十精神學習宣傳貫徹會，專題學習十報告。二是深入開展“三解三促”活動，局領導多次赴掛鉤的海陵育才社區、興化黃界村慰問貧困群眾、解決實際困難，為促進社區、農村發展出謀劃策，慰問金發放、工作經費支持，真正做到科學發展向上攀登，聯系群眾向下扎根；三是深入開展各項主題教育活動。組織黨員開展“支部晉位、黨員爭先”、“黨員義工服務”等活動，黨員的宗旨意識、服務意識得到了全面提高；抓住全市開展公務員職業道德主題教育實踐活動的有利契機，積極開展“六個一”活動，進一步增強全局人員的服務意識和責任意識；積極推進機關效能建設，開展“勤廉履諾強效能”大討論活動，全局同志認真對照標準，查問題找差距，深刻反思工作不足，積極撰文建言獻策，營造了良好工作氛圍，有力提振了工作效能，有效推動了我局各項工作的發展。
（三）學習培訓優化創新。一是走出去開展學習調研。組織各市（區）地震局長和市局相關處室負責人赴丹陽市、連云港市地震局學習，拓寬視野，學習經驗，推動工作的開展；二是業務培訓。邀請市政府辦李愷副主任對全局干部和各市（區）地震局部分人員進行公文寫作培訓，進一步提高全局人員公文寫作能力；邀請省局監測中心、測震臺網中心專業技術人員對全市地震系統工作人員進行地震觀測分析知識培訓，提升專業水平。三是沉下心進行課題研究。“市防震減災工作發展體系研究”課題作為地級市唯一代表在全國防震減災政策研究成果交流與研討會上交流發言，《市地震局年度地震趨勢研究報告（2007-2013）》獲省地震局2013年度防震減災優秀成果二等獎，《地震謠傳的成因分析與對策思考》在《大眾社會科學》發表。
2013年工作打算：
全市防震減災工作將圍繞“黨的十精神”的學習貫徹，以最大限度減輕地震災害損失為根本宗旨，以“防震減災十二五重點項目”的有序實施為主要抓手，不斷加強地震監測、震災防御、應急救援三大工作體系建設，全力推進全市防震減災事業科學發展。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兩個推進”。一是推進“12322防震減災公共服務平臺”建設。與12345政府服務熱線接軌，實時接受群眾防震減災知識咨詢，適時提供地震震情信息，實現地震信息網絡管理、數據傳輸、信息服務與共享、政務信息傳遞與等。二是推進“數字化深井綜合地震監測臺陣”建設。重點做好2000米超深井前期論證，推進十二五重點項目的落實，形成區域地震前兆和測震觀測臺陣，實現對及周邊地區地震異常變化的有效監控，提高地震活動監控和地震速報能力。
（二）“兩個加強”。一是加強部門之間的協作聯動。進一步加強與發革、住建、民政、衛生、公安、教育、民防等部門之間的聯動，在重大項目安評、建設工程抗震設防要求管理、應急物資儲備、防震減災宣傳教育等方面，按照職責分工，各負其責，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減災工作。二是加強防震減災隊伍建設。“以學習貫徹十精神為主線”，組織開展“爭先爭優爭一流”為主題的專題研討，形成防震減災轉型升級的實踐與思考、加強和創新市（區）防震減災社會管理的調查報告，認真謀劃明年工作。招錄1-2名業務素質好、掌握高新技術人才，組織開展全市地震系統人員及鄉鎮防震減災助理員的輪訓，為地震系統的轉型升級發展注入新活力。
篇5
關鍵詞：甘肅;信息消費;差異分析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4）36-0129-02
近年來，基于科學發展觀理念，我國主動調整結構，加大對消費的投入，逐漸將經濟增長的重心轉移到消費上來。
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信息化建設的推進，計算機、網絡、通信產品不斷推陳出新，即時通信、網購、移動支付等業務的迅速增長，信息消費逐漸成為社會新的消費熱點和經濟增長點，改變著人們的消費習慣，成為內需拉動的一大亮點。
同樣，在甘肅省，信息消費在居民消費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尤其是對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的消費，成為未來消費發展的主要方向和趨勢。但是2012年我國信息化發展指數研究報告顯示，甘肅省的信息化水平仍處于中低水平，落后于同處于西北地區的陜西和寧夏，因此有必要比較分析甘肅省各地區信息消費的情況，發現各地區信息消費存在的差異，為甘肅省更好更快地提高信息化水平作提供參考和建議。
1 甘肅省信息消費現狀
甘肅省轄屬14個市州、87個縣區市，總人口為2 557.53萬人，城鎮人口為923.66萬人，鄉村人口為1 633.87萬人。截止2011年底，甘肅省擁有網民700萬人，網民普及率為27.4%，較2010年年底提升了2.6個百分點。
自2007年以來，甘肅省網民規模呈現逐年擴大的趨勢，互聯網普及率也逐年上升，不過增長速度有所減緩;甘肅省網民規模與西北最高水平、全國平均水平差距明顯，而且差距有擴大的趨勢。
信息消費載體呈現多元化、個性化發展趨勢。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許多高精尖技術成果已普遍應用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市場上的家用高清晰數字化彩電、家用電腦、攝像機等高檔文化娛樂用品不斷升級換代，加速了居民家庭文娛用品消費的快速增長。2011年甘肅廣播綜合人口覆蓋率為93.7%，增長了0.3個百分點;2011年底固定電話普及率為15.5部/百人，移動電話普及率達到63.1部/百人。
2 甘肅省各地區信息消費差異分析
2.1 甘肅各地區信息消費水平差異
對于信息消費的測度，本文將醫療保健、交通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娛樂的總和視為信息消費。
根據《甘肅發展年鑒2012》的數據整理可知，甘肅各地區城鎮和農村信息消費水平均存在顯著差異，金昌市城鎮信息消費水平最高，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信息消費支出5 347.36元，其次為酒泉市;城鎮信息消費水平最低的為臨夏州，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信息消費支出僅為1 361.7元。
2.1.1 從各地區城鎮信息消費水平看
從各地區城鎮信息消費水平看，可以將甘肅各地區分為三個類別：
①金昌市和酒泉市屬于高等水平。
②隴南市和臨夏州屬于低等水平。
③余下的則屬于中等水平，包括蘭州市、嘉峪關市、白銀市、天水市等。
甘肅各地區農村信息消費水平與城鎮具有顯著差異，各地區城鎮信息消費水平都高于農村。嘉峪關市農村信息消費水平最高，農民平均每人信息消費支出為3 001.939元，其次為金昌市;農村信息消費水平最低的甘南州，農民平均每人信息消費支出僅為347.04元。
2.1.2 從各地區農村信息消費水平看
從各地區農村信息消費水平看，可以將甘肅各地區分為三個類別：
①嘉峪關、金昌市和酒泉市屬于高等水平。
②蘭州市、白銀市、張掖市、平涼市以及慶陽市屬于中等水平。
③余下的則屬于低等水平，包括隴南市、臨夏州、甘南州等。
總體而言，甘肅省各個地區都存在城鎮和農村信息消費水平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因此在確保城鎮信息消費水平的有效供給下，加大農村信息化建設投入，對于甘肅省各個地區以及全省的信息化發展都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2.2 甘肅各地區信息消費結構差異
根據2012年《甘肅發展年鑒》相關數據統計，對于城鎮而言，各地區人們對于信息消費的三項支出的順序依次是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和醫療保健。對于農村而言，各地區人們對于信息消費的三項支出的順序依次是交通通信、醫療保健和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對于絕大多數地區而言，各地區城鎮三項消費支出所占比重大致相同，交通通信約占39%，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約占37%，醫療保健約占24%。而對于農村而言，各地區三項消費支出所占比重差異較大。
對比城鎮和農村，各地區農村醫療保健支出所占信息消費的比重普遍高于城鎮，這與醫療衛生制度的深化改革相關。而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普遍低于城鎮，說明各地區對于農村的教育投入依舊不足，教育文化資源分配不合理;對于交通通信支出所占比重，各地區城鎮和農村則不盡相同。
篇6
關鍵詞：垃圾秸稈混燃分布式發電 經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
引言
推廣應用一個發電系統，其經濟性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垃圾秸稈混燃分布式發電是一個新興產業，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垃圾秸稈混燃分布式發電涉及分布式發電經濟評估等許多問題，在具體發電工程建設中應采用合理的經濟評估方法。以下從技術角度分析分布式發電對配電網網損的影響，又從經濟評價指標和敏感性等方面分析了該項目的投資回收期，內部收益率。另外，利用垃圾和秸稈發電，不但可以替代部分化石燃料，而且能夠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因此還具有一定的環境效益。
1 分布式發電對配電網網損影響
線路中不同位置分布有若干負荷，配電網中負荷種類繁多，隨機性強，因此DG存在線路不同位置對線路線損也有不同影響。
假設一段線路可分為n段,每一小段線路的阻抗為R i+jX i。沿線路將節點進行編號,從系統電源的0母線開始,依次編為1,2,……,n,相應節點的負荷功率為Pi+jQi。沿線路將支路進行編號,依次編為1,2,……,n,相應支路的線損為ΔPi+jΔQi。形成的配電網絡如圖1所示。圖中第k個節點上,有一個注入功率為PDG+jQDG的DG。
圖1.1 多節點恒功率配電網絡
基于輻射狀鏈式結構配電網的恒功率負荷模型，對配電網進行潮流計算，再根據潮流計算的結果，結合33節點標準配電網測試系統，得出分布式發電接入位置的改變對配電網網損的影響。
圖1.233節點配電網絡系統
取各支路的阻抗均為0.5+j0.5Ω,各節點的負荷功率均為100+j100kV?A，系統母線電壓取10.5kv，DG容量取1000+j484kV?A，可得到DG放置在同一饋線的不同節點處的線路線損。
圖1.3 DG位置變化引起的網損比較
由上圖可知，加入DG之后，系統網損得到顯著改善，由約325KW降到最低的約160KW；但同時可以看出，在同一饋線上，隨著DG的注入位置與系統電源距離的增大，網損先減小再增大。所以分布式電站在建設過程中，要合理設計接入與運行方式，能有效減少系統線損。[12]
2 經濟性指標及敏感度分析
經濟效果評價是工程項目評價的核心內容。為了確保工程項目投資決策的正確性和科學性，研究經濟評價的指標是非常必要的。
根據天津市電力公司現行執行的天津地區售電價格標準,居民用電價格為0. 48元/ (kW?h)。根據天津市統計年鑒，鄉村人口年平均用電量232.2 kW?h，假設該地農村地區用電人數30萬人，裝機總容量與年發電利用小時數（以5000小時計算），計算出年發電量為7000萬 kW?h。電費銷售總額為3360萬元/ 年。同時，根據天津市現行相關規定，垃圾處理的補貼為100元/噸，垃圾發電補貼為0.25元/ (kW?h)。設備的使用壽命一般為15 ―20 年，若取其壽命為15 年,并假定用戶每年電費支出情況相同。依據這些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內容，來確定基準方案的經濟參數。經過估計，該項目投資額為1.3億（主要考慮設備價格，其他因素暫不考慮）。其余參數皆選取目前在國內己建的或已進入可行性研究階段的垃圾、秸稈發電示范項目，計算中，先假設電價、燃料價格不變，假設分布式電源的容量可以滿足電網的技術條件限制。
3 環境效益分析
采用垃圾秸稈發電不僅能夠產生較大的經濟效益，而且具有良好的環境效益。目前，許多地方都出現了垃圾包圍城市的危險局面，由于垃圾處理不當已經對我們的生活環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另外，秸稈等農林廢棄物的隨意焚燒給農村帶來的環保問題也已日益嚴峻，由此引發的大氣污染和消防安全問題更是危害巨大，經常會有秸稈燃燒引發火災的事故發生。
利用垃圾和秸稈發電，不但可以替代部分化石燃料，而且能夠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秸稈作為清潔的可再生能源，其平均含硫量很低，可使得二氧化硫和粉塵的排放量大大減小。將垃圾在高溫下焚燒和熔融，得到可燃氣體，可燃氣體和余熱被有效地利用來發電。由于垃圾焚燒時爐內溫度高達900℃～1100℃，垃圾中的病原菌被徹底殺滅，從而達到無害化的目的。垃圾焚燒后，灰渣只占原體積的5％，很好地做到了減量化。
有數字顯示，運營一臺2.5萬千瓦的生物質發電機組，與同類型火電機組相比，每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10萬噸，大大減輕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溫室氣體或有害氣體的排放。燃燒后產生的灰分，每年可達8000噸左右，作為高品質的鉀肥，可以直接進行還田，環保效益突出。此外，作為農民的生活用能，秸稈燃燒效率只有約15%，而生物質直燃發電鍋爐可以將熱效率提高到90%以上，顯著提高了生物質的利用效率[14]。按照日處理1800噸二段往復式垃圾焚燒設備計算，年發電量可達1.6億千瓦時，可節約標準煤4.8萬噸，年減少氮氧化合物排放480噸、二氧化硫排放768噸。
4 結語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天津市農村地區建立垃圾秸稈混燃分布式發電廠不僅減少了配電網損，同時還具有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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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育紅.我國的秸稈發電[N].供用電,2009-1.
[4]劉.北京垃圾處理：無害化與資源利用并舉.[N].中國建設報,2010-2.
篇7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要點
一、城際之間、城鄉之間是一個區域系統
在一個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間充填是一個有序的體系。人為的分割，雖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卻與真實的系統行為運行有很大的背離，既不符合幾何原則，也不符合生產原則。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間的城際關系，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城鄉關系，必須如實地看作是一種結構有序、功能互補、具有統一基礎的復雜系統。
從地理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應當符合空間充填原理，它們在宏觀上是可辨識的，在微觀上是隨機的，實際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鄉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級特點的一組空間充填物，共同構成一個區域綜合體，并相應地發揮各自的功能。
從社會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社會分布原理，它們在本質上是由于社會分工的不同和創造能力的差異，產生了在獲取財富、分配財富、消費財富上的差異，但最終它們必須服從一個臨界閾值，即作為區域內社會成員的每一個人，都至少應當獲得作為體面生活標志的最低門檻，滿足基本人權所賦予的“機會平等”。
從產業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產業升級原理，它們在產業鏈形成與產業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聯系與制約，又有內在的聯系與制約。農村作為第一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統和生態環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為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產品、服務及相應供需支持系統，從區域的整體上是互補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應單以“結果平等”的眼光去對待。
從智力結構看，城際之間和城鄉之間符合人口流動原理，鄉村提供了人力資源的豐厚土壤，不同等級的城市對于人才的吸納和創造“生態位”的條件差異，表現出宏觀可識別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闡述，可以發現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區域的整個體系之中，并且始終把農村作為區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對于城市的發展和城鄉統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二、推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兩大轉折
世界城市化進程的經驗指出，必須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過程的兩大基本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相對平衡的區域內，形成大小不等的點狀分布(亦可視為區域增長極)，隨之發生了急劇的人口集聚能力、經濟密度集聚能力、二三產業集聚能力和資本集聚能力的中心。這一個轉折，表現在城市開發度急劇增強，工業化利用土地的規模急劇增強，固定資產投資的集中度急劇增強，科技含量和創新步伐等的急劇增強。這類急劇增強的結果，就在地理區域的空間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級布局的空間充填，使得廣大農村與城市之間在財富創造、生活質量、社會保障等方面差距擴大，二元結構系數加大，形成了以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農補工”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已經相當不平衡的區域內，在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很高的態勢下，在城市開發度達到中期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狀況時，必須及時地將城市化戰略轉移到以城市反哺農村、城市支持農村、工業支持農業、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和實施城鄉經濟一體化的主流之中。這一轉折的特點是，在不降低城市生產力的前提下，降低城鄉二元結構系數，減少貧富差異，推進社會公平，補助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加大城市對農村的轉移財政支付力度，從政策導向、物質扶持、資金傾向、項目帶動等對農村實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國在2003年，已經達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業化水平也已經達到了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已經平均高達1：3．0以上，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都處于較高的數值，因此我國城市化戰略進程進入了第二個轉折期，即必須把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今后時期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主流。
三、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紀頭20年我國將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對加速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城市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國城市化50年的狀況，明確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借鑒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在城市發展中的經驗，探索新時期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向的選擇、戰略形態的轉變以及發展動力的提升，由此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中國城市體系，尋求引領國家財富臺階式增長的制高點，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新一輪經濟增長戰略機遇期的總任務和發展總方向的把握，必須回答七個嚴肅的問題：
（1）如何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貫徹“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
（2）城市發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傳統式的單極擴大?
（3）如何改變城鄉分離、城際分離、地方保護、惡性競爭的弊病?
（4）如何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有效克服二元結構的社會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如何構建生態城市和綠色人居?
（6）如何擴大城市就業，創造可持續的就業機會?
（7）怎樣實現以“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為總體目標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以上七大問題的統一解決，只有明確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并通過城市化發展形態的革命性變革，即由原先的單極式城市擴張轉變為組團式城市群和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培育，一舉克服傳統城市化進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取高額“發展紅利”、降低發展總成本、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等，才能達到社會公平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四、中國城市化的基本狀況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進程將對全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許多國外學者都把“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并列為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進程的兩大關鍵因素。統計數字表明，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發展，城市化程度的明顯加速是一個重大標志，其增長過程與財富積累呈非線形的對應關系。
中國從建國開始的發展戰略中就有“積極推進工業化，相對抑制城市化”的主導思想，加上長期“恐城癥”的制約，中國城市化50年的變遷，一直都在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道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速度達到同期世界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兩倍，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平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2％，低收入國家為30％，而中國城市化率尚未達到40％。至2000年底，中國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個百分點，比世界發達國家平均低40個百分點。雖然從1949年全國建市67個增長至目前的600多個，但隨著人口總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過于偏小。
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工業化發展水平這種局面，已經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綜合實力提高與國家競爭力增強的“巨大瓶頸”。未來20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時期，大力推進中國的城市化，尤其是尋求城市化戰略的進一步提升，緩解長期以來制約中國社會公平的二元結構矛盾，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國經濟社會約束“瓶頸”，保障中國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健康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
五、中國城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
為了支撐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的總體進程，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城市化率將從現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這就意味著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約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約1000萬—1200萬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才能滿足現代化進程的總體要求。在急劇推進的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我們必須面對以下的挑戰：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總量、勞動就業人口總量、老齡人口總量)相繼來臨。
（2）城市對能源和資源的超常規利用。
（3）加速城市生態環境“倒U型曲線”向右側移動的良性逆轉。
（4）促進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的有機融合與協調發展。
（5）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和質量。
（6）加速克服“三農”問題實現城鄉之間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進程的急速推進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實現。
（8）城市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決“_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問題之一。雖然國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從政策到資金，對解決“三農”問題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但是就其整體性解決的目標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離。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們認為，中國“三農”問題根本出路的一個要點在于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而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大量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唯有靠實現城市化戰略、提高人口的素質和技能、大力創造就業機會才能夠最終完成。一旦當農村人口數量下降到總人口的25％以下時，農村土地的價值才能達到市場化要求的成本閾值，此時農業土地的集約化生產、規模化生產和專業化生產才達到一定水平，農業的科技含量、服務水平和農業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農民的收入水平和整體素質才會有明顯的進步，至此，中國“三農”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才能得以徹底解決。
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進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是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核心，構筑開放、流動、有序、互補的中國城鄉體系，是解決中國“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經濟不活、小城市實力不強、小城鎮總體不優”的根本戰略舉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七、中國城市化已經走出四大誤區
中國城市化戰略的健康實施，已經走出認識上的四大“誤區”：
誤區之一：認為城市的發展必然引發“城市病”。必須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下，形成“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全新觀念。
誤區之二：認為必須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城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城市規模結構是一個具有等級、共生、互補、高效和嚴格“生態位”的開放系統，大、中、小城市都應當在統一規范下得到合理的發展，組團式城市群的形成與完善是達到這一要求的正確選擇。
誤區之三：認為城市化的結果應當是均衡分布遍地開花。必須考慮到自然基礎的差異、地理區位的差異、發展階段的差異和生態條件的差異對于城市格局與結構的影響。應充分認識到城市宏觀布局在三維模型中（時間、空間、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對稱的和非線性的。必須認識“以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不均衡，換取實現社會公平程度的相對均衡”這個基本道理。
誤區之四：認為城市化的結果必然拉大城鄉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貧富差異，加劇社會的不公平程度。事實上，只要嚴格把握城市發展兩大轉折的要點并實施城市補償農村，工業支持農業，大力推進鄉村的產業化、市場化進程，上述誤區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國應進一步加快城市化進程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標志，是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會先進生產力體現的平臺，集中體現了國家的綜合實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格列茨認為，新世紀對于中國有三大挑戰，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署長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
世界銀行認為：國家的GDP達到1萬億美元是一個標志性臺階，意味著財富積累將步入新的航道。與國際已有的經歷相對照：美國的GDP總量在1970年達到1萬億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總量達到2．7萬億美元；日本的GDP總量在1978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總量達到2．4萬億美元；中國的GDP總量在2000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依照國家規劃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預計GDP再增加1萬億美元。為什么美國用了10年的時間使得GDP增長了1．7萬億美元，日本增長了1．4萬億美元，中國分別比它們少增長0．7萬億至0．4萬億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國當時的城市化率達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過64．5％，而中國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僅為36％時，也許可以更深一層地認識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導致的社會財富集聚能力的差異。因此，在21世紀的頭20年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進程，加快中國的城市化步伐是發揮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經濟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結構、實現社會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國城市化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成為激發新一輪財富充分涌流的載體。
九、中國城市化的高端平臺：三大組團式城市群
組團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空間鑲嵌體系，體現出“以城鄉互動、區域一體”為特征的城市發展的高級演替形態。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之間相互聯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級、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間相互補充的城市立體網絡，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使得規模效應、集聚效應、輻射效應和聯動效應達到最大化，從而分享盡可能高的“發展紅利”，完整實現“區域發展動力、區域發展質量和區域發展公平”三者在內涵上的統一。
城市發展的軌跡告訴我們，其空間形態的演進，具有明顯的特征：
城市的點狀表征：0維模式（傳統城市中心，強調集聚性，容易產生城市病）。
城市的線狀表征：1維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帶，強調通達性，腹地相對狹小)。
城市的面狀表征：2維模式（城市群，強調網絡性，功能相對不對稱）。
城市的體狀表征：3維模式（組團式城市群，強調等級、有序、互補和立體協調性，最大限度獲取“發展紅利”）。
而大力培育組團式城市群，既是中國城市化戰略進程的躍升，也是中國新一輪財富涌流的高端載體，更是統籌城鄉發展，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實現城鄉區域一體化的必然舉措。
今后中國必須首先堅持發展三大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組團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國城市化建設中的主力與經濟增長能力的“航母”。國家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城市體系，以尋求資源利用的空間最大“整合交集”為根本出發點，讓發展紅利得到充分體現。
組團式城市群發展模式的戰略突破主要表現為：
（1）避免了城市攤大餅式的單極化擴張。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協調為特征的區域鑲嵌體系。
（3）建立了以地緣經濟為基礎的城市空間布局與城際戰略聯盟。
（4）構筑了以產業鏈為核心的城市等級系列集合。
（5）實現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結構在區域中的邏輯充填。
（6）充分協調自然—社會—經濟的城鄉時空耦合。
（7）體現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優良文明典范。
用組團式城市群代替單一城市擴張：經濟上可以取得臺階式的提升；社會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結構；生態上可緩解城市的熱島效應；文化上便于多樣性的充分交融；系統上形成等級有序的效率體系。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與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全國的經濟貢獻率有著較大差異，表明了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國家GDP的貢獻率在目前仍比較偏低。
如果按國家首位城市比較：美國紐約的GDP，占全美國的GDP總量的24％，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87倍。日本東京的GDP，占整個日本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2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0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7倍。英國倫敦的GDP，占整個英國GDP總量的22％，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5．5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9．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10．5倍。法國巴黎的GDP，占整個法國GDP總量的18％，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2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7．9倍。韓國漢城的GDP，占整個韓國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1．9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8倍。
上海的GDP總量是美國紐約GDP總量的1／40。
上海的GDP總量是日本東京GDP總量的1／20。
上海的GDP總量是英國倫敦GDP總量的1／6。
上海的GDP總量是法國巴黎GDP總量的1／4。
上海的GDP總量是中國香港GDP總量的1／3。
上海的GDP總量是韓國漢城GDP總量的1／2。
中國大城市的經濟規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財富能力偏低和貢獻偏小的現象，已經到了必須認真考慮的時候了。
十、中國城市化的戰略設計
中國城市化戰略設計必須突出“三維分布”制高點：
（1）培育三大組團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長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京津環渤海組團式城市群。
（2）創建七大城市帶（線）。
沿長江城市帶；
沿京廣鐵路城市帶；
哈長沈大城市帶；
濟青煙威城市帶；
綿德成渝沿線城市帶；
長株潭城市帶；
海峽西岸城市帶。
（3）發展若干中心城市圈（點）。
未來中國城市化戰略制高點一旦成熟與完備后，在國土面積只占全國8％的總面積上，將容納全國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帶的平均人口密度），將有全國GDP的80％，將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90％，將有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這樣中國其他廣大地區的“發展壓力”才會從根本上得到緩解。
十一、三大組團式城市群是獲取“發展紅利”的最佳載體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展的整體表現呈現出“點狀拉動”的經濟增長形態。以4個經濟特區為起始，緊接14個沿海開放城市，近50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50余個高新技術開發區，以及上海浦東、北京中關村、武漢東湖、陜西楊陵等，努力發揮點狀突破的帶動作用，起到了窗口、輻射和示范作用，成為2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點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引領國民經濟在20多年的時間，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5％，經濟總量提前翻兩番，為21世紀整體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奠定了重要基礎。
未來2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平臺，必須注入全新的動力源。十分明顯，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紅利”的支撐，從農村改革、對外開放、生產關系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創新，給經濟的快速成長注入了強勁的動力。這種動力在未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時，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已經具備了從“發展紅利”中索取的成熟條件。所謂發展紅利是指“一個區域、國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間結構、網絡結構、產業結構、人力結構和營銷結構的趨優調整，區域發展在等級、有序、互補、高效的整合中所獲取的額外收益和潛在收益的總和，即區域整合之后所帶來的發展潛力與整合之前的現狀能力之差”。事實證明，當經濟主體從一個低級平臺向一個高級平臺整合時，生產力要素的組合趨好、資源配置趨優、專業化分工趨強、發展成本趨低，發展紅利的“自發”獲取將呈非線性增長。例如從地級向省級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倍；但從省級規模向跨省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規律告訴我們：人類長期以來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籌劃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為了獲取最大的發展紅利，而組團式城市群則是目前得到發展紅利的最有效途徑。
發展紅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類區域優化的綜合結果：
（1）區域整合的規模與程度。
（2）生產力要素的優化程度。
（3）產業鏈布局的合理程度。
（4）發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與鄉村的協調程度。
（6）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
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的發展紅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約提升GDPI．8個百分點，相當于210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長江三角洲約提升GDP2．2個百分點，相當于29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京津環渤海約提升GDPI．3個百分點，相當于14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發育成熟后，所獲，取的發展紅利平均約為6400億元（2001年不變價）。
十二、中國城市化必須支付的社會成本
城市化必須支付社會成本。人口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轉變，絕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戶口和身份的轉變，更本質的是創造財富的能力與手段的升級。預測到2050年，中國城市人口總量將達到10億～11億，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進入城市1個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人，總計每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會總成本2．5萬元／人（2000年不變價格）。在現有城市人口的基礎上，未來50年期間中國約增加6億—7億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會總成本達到15萬億”16萬億元（相當于1．8萬億—2．0萬億美元，按2000年不變價格）。這個數量是2000年GDP總量的2倍。在未來50年期間，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約為3000億～35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000年全年GDP總量的4％左右。
研究結果表明，城市發展成本的高低，與城市的經濟實力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城市經濟實力越強，城市規模越大，城市財富集聚能力越強，城市發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國城市化步伐，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輻射功能，這是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效率、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統籌城鄉發展的城市群引發經濟社會變革
組團式城市群的構建，既有空間布局上的整體思考，又有產業布局上的合理調配，以達到組團式城市群在結構上與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獲取“發展紅利”。即從知識互補、人力互補、技術互補、產業互補和設施互補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場壁壘，取得協作效益，分散創新風險，形成良性網絡，最終享受發展紅利為區域帶來的整體效益。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在構建組團式城市群過程中，必須逐步實現三類經濟社會的根本轉變。
l.促進土地資源向土地資本的轉變：解決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納入組團式城市群范圍時，土地是作為第一產業（以綠色植物作為初始生產力的存在形態）的載體而存在，其基本屬性是作為資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陽光）和勞動力投入，形成了農業的初始生產力。當土地納入到組團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態和使用價值將會發生根本變化，從原先以生產農作物為主轉變為高資本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生產。
2.促進人口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培育城市發展的第一資源。
中國是世界人口大國，城市化進程中一要在數量上將農民轉變為市民，二要將農民的素質與積聚財富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因此將龐大的人口資源迅速轉變為更加有效的人力資本，是建設組團式城市群的本質要務。
3.促進民間儲蓄向民間銀行的轉變：逐步走向擴大“內投”的穩健方向
現在我國的民間儲蓄已經超過10萬億人民幣，與目前的國內生產總值大致相當，加上固定資產的占有，民間財富已經達到一個十分可觀的地步，如何積極穩妥地將這個龐大的資本釋放出來，轉變為逐漸制衡外部投資額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進程中擴大生產、解決就業、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和全面納入市場體系的重要步驟。
十四、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七原則
研究報告擬訂了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七原則：
（1）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規模、等級、互補、共生及其在國土空間布局中表達出的有序充填(空間譜)；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結構、功能、協同、進化及其在時間序列識別上表現出的整體協調系統(時間譜)。
（2）在城市系統的內部結構中，各種自然生態因素、技術物理因素、經濟增長因素、社會文化因素以及各種人文因素等構成了城市綜合體的等級性、共軛性、異質性、多樣性。
（3）在城市系統的外部結構中，通過城鄉之間的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資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特別是通過城鄉的物質代謝過程、能量傳遞過程、信息反饋過程和優化配置過程，去培育區域的自組織、自學習、自適應能力。
（4）在系統的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關系中，既要考慮區域承載力對于城市需求的制約，又要考慮城市發展對于外部環境的影響力、擴散力、帶動力。只有當一個城市向鄉村的索取被該城市對鄉村的回饋相平衡時，統籌城鄉發展的運行才是健康的與合理的。
（5）宏觀監控城市發展的“動力表征”、城市內涵的“質量表征”和城市狀態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基本依據。上述三種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構成了城市化進程中質量的統一判別，并以此作為城市化進程健康發展的評價基礎，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6）國家城市化的數量規模與空間布局應當有一個戰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為特征的三大城市區（群）；建立以產業鏈為紐帶的七大城市帶，建立以區域發展中心為特征的幾十個城市圈，分別從“面、線、點”的有機組合，作為中國城市化的主力軍，完成中國城市化空間布局的戰略目標。上述的城市化戰略空間布局，將充分發揮城市集群“發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積小、基礎設施配套好、產業結構互補性強、市場競爭力和生產集約能力高、綜合‘成本—收益’指數高、積聚國民財富能力高、能加速實現社會公平等優勢。”
（7）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國家城市化戰略設計的著力點在于持續培育城市的競爭力，通過產業升級、結構優化、技術創新等，積極提升城市的綜合實力。經濟全球化已成歷史潮流，我國加入WTO后，中國城市發展已經納入世界城市化進程。這就意味著在參與經濟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戲規則，即在更廣泛的領域里接受全球化國際競爭的挑戰。因此，我們必須更新觀念，積極采取應對措施，迅速提升城市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切實提高我國城市化的整體水平。
十五、關于中國城市樣本選擇的說明
本報告選擇全國一些主要城市作為評價對象（暫未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其中包括：
（1）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36個）：北京、天津、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上海、南京、杭州、寧波、合肥、福州、廈門、南昌、濟南、青島、鄭州、武漢、長沙、廣州、深圳、南寧、海口、重慶、成都、貴陽、昆明、拉薩、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在這36個城市中有：直轄市4個，分別是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副省級城市（包括省會城市）15個，分別是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杭州、寧波、廈門、濟南、青島、武漢、廣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級省會城市17個，分別是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鄭州、長沙、南寧、海口、貴陽、昆明、拉薩、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
（2）沿海開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個）：秦皇島、連云港、煙臺、威海、汕頭、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資源型城市（2個）：大慶、包頭。
（4）特別選擇的城市（4個）：唐山、無錫、蘇州、溫州。
（5）拉薩由于統計數據缺乏暫未列入統計分析范疇。
（6）本報告由于資料口徑原因暫未包括中國的香港、澳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
篇8
總人口不應等于“城鎮常住人口＋鄉村常住人口”
社會各界普遍認定或引用的中國2010年的城市化率約為47%，不少研究報告同時認為，今后中國城市化率的進程將放慢。為此，筆者試圖找出這些報告中關于城市化率的數據來源或是否帶有關于城市人口的統計調查及方法，但只發現關于城市化率的初始數據均出自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年度數據“人口數及構成”一欄。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9》，2008年末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5.68%，這就是眾人反復引用的城市化率，若按每年約上升1個百分點的歷史速度，則2010年的城市化率應該略超47%。
那么，為何人們又認為今后城市化的進程會放慢呢？從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2007年城鎮人口增加了1.04%，而2008年只增加0.72%，似有放慢跡象，加上今年出現的民工荒，容易讓人猜想流向城鎮人口數量的減少。
國家統計局對城鎮人口變動數據的解釋是“根據抽樣調查數據推算得出”，其中，2005年是按總人口的1%進行抽樣調查的，而對人口按城鄉劃分的依據是在所在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統計局解釋，這是1982年以來所采取的統計口徑。但從嚴格意義上講，鄉村的常住人口加上城鎮的常住人口肯定要小于全國總人口，因為總是存在一部分人，不住滿半年會換一個城市，這部分人離開本鄉、鎮、街道已經半年以上，被統計為外出人口，但卻沒有同時被其他地方認定為新進的常住人口。這部分離鄉人口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他們肯定未被統計到常住人口之中。或許統計局已經對這部分人的統計做了技術處理，但由于抽樣調查本身也存在局限性，使得我們有理由對城市化率數據提出質疑。
疑問之一，第一產業與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差距大得難以置信，怎能留得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2009年，中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只有10.6%，但第一產業就業人員達29708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員的38.1%（見《2009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人均增加值為1.19萬元，而二、三產業的人均增加值為6.32萬元，農業勞動者人均創造價值幾乎只有后者的1/6。農業與二、三產業的投入產出比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疑惑，或許官方公布的2.97億農業從業人員中，有相當一部分在同時從事農業以外的其他勞務活動，還有就是從事農業勞動的以老弱為主。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二次農業普查數據看，在全國農業勞動力的年齡結構中，51歲以上人員占比最大，達到25%。是否65歲以上的老人從事農業勞動的，也被統計為農業從業人員，普查公告中并未說明。
疑問之二，外出農民工數量增長為何如此之慢？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農業普查數據看，2006年末外出農民工的數量為13181萬，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公布的2009年末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4533萬人，三年只增加1352萬人。與此同時，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從2006年末的33880萬人（統計局農業普查數據）降至2009年末的29708萬人（社會保障部數據），三年累計減少了4172萬人，若加上勞動力自然增長因素，即中國2000-2015年年均勞動人口增長率為0.9%（蔡，2006），則中國農村從業人員每年增長430萬。如果按農業普查公布的其中70%務農計，則過去三年農業從業人員的自然增長應達到900萬人，因此，農業從業人員過去三年累計減少5072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690萬。假定從第一產業退出的勞動力有10%失業，其余人員轉而成為農民工從事二、三產業勞動，而官方公布的外出農民工與留在戶籍地的農民工數量大約是2:1，則過去三年新增的外出農民工應該有3043萬。由此推算，2009年末外出的農民工數量大約為1.62億，而非1.45億。
疑問之三，隨遷的農民工眷屬是否被納入城市常住人口中？因為官方只公布外出農民工數量，但并未公布過農村外出人員數量，也許這些數據都是比較難統計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對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數據的分析表明：2005年14歲以下農民工隨遷子女數量達到1314萬，那么至2009年末，這一規模很可能達到1500萬了。由于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普遍實施，農村兒童進入城鎮就讀的數量會更多，并會帶動老人進城照料小孩。從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過程看，很多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并不都是為了就業，而是為了享受城市較為完備的基礎設施，如良好的道路交通、醫療衛生條件和教育娛樂等。因此，農村非勞動人口進入城鎮的數量也非常可觀，如果與外出農民工的數量累加在一起，總數接近或超過2億。若這一推斷成立，那么農村人口數量將少于城市人口，我國的城市化率應該超過50%。
疑問之四，國內很多大城市都把控制人口規模作為政績，制定了人口控制目標，但實際人口增長卻大大超過控制目標，那么，是否存在某些城市的基層部門刻意低報常住人口規模的情況？控制人口是國家的長期國策，因此也成為各省市政府的政績之一，同時，城市人口規模的過快膨脹，也會帶來基礎設施瓶頸、社會保障、教育衛生及治安等諸多問題，故大城市都不希望人口增長過快，如北京市政府曾提出“2010年將常住人口控制為1600萬左右的目標”。但事實的情況卻是，大量的中西部人口流向東部大中城市，大大超過原先的控制目標，因此，中國東部城市的實際常住人口可能還要大于公布人口。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城市新移民的數量難以統計，另一種可能則是，城市基層機構刻意壓低本區域流入人口數量，以完成下達的人口控制“指標”。
因此，統計中國城市人口數量的有效辦法是調查中國農村的常住人口，因為農村人口是凈流出的，且往返流動性不大，便于統計。我們可以用如下公式來計算城市化率，它或許比目前統計局公布的計算方法更能反映中國城市化的實際水平：
城市化率=（總人口-農村常住人口）/總人口
考慮到農村常住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從事二、三產業的勞動，但沒有離開本鄉，可以認為，這部分人也已經“被城市化”了，可以從農村常住人口中除去。按官方統計，2009年這部分人的數量是8445萬。如果大家認同這個算法，則中國的城市化率又可以上升6個百分點。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8年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構成看，其中39%是工資性收入，可見，中國農村如果沒有二、三產業提供就業機會，則難以生存。
每當我們跑到農村，會發現居住的大部分是老人、婦女和兒童，青壯年人比例很低。農村發展的滯后超預期，意味著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比我們所聽到的數字要高得多。當我們普遍認為中國是全球社會結構變化滯后于經濟結構變化最嚴重的國家時，事實卻并非如此。我們期望第六次人口普查能夠提供農村人口的確切數據。
經濟與人口政策應和
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相一致
目前，全球的城市化率為51.3%，其中，發達國家城市化率一般在80%左右，中國官方公布的只有45.68%（附圖）。
但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的第二大國，并有望在今年或明年超過美國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此外，中國出口總值已是全球第一，每年人口的流動量也是全球第一，如此好的流動性，不大可能出現半數以上的人口還在農村的社會格局。當今年再度出現民工荒，不少學者又開始判斷中國是否已經出現劉易斯拐點時，我們又怎樣解釋“低城市化率”與“農民工短缺”這兩個不應同時出現的命題呢？
筆者還是傾向于中庸的判斷，即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并未到來，農村的閑置勞動力依然不少，但城市化率卻被明顯低估了。雖然我也認同社會結構變化滯后于經濟結構變化的觀點，但這種差距并非大得驚人。例如，中國目前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0.3%、46.3%和43.4%，這一比例對應的城市化率應該在55-65%之間，而筆者估計的中國實際城市化率在50-55%。造成城市化率偏低的主要原因還是與我國的人口政策、戶籍制度與經濟政策等相關，如人口政策主要就是計劃生育制度，這一制度顯然不鼓勵人口流動，而戶籍制度本身也阻礙了人口流動。
同時，我們現有的區域經濟政策和城鎮化政策實際上也是導致中國城市化水平不高的不容忽視的原因。從表面上看，發展中西部地區和在本鄉本土實現城鎮化都是增加城市人口的有效途徑，但在中西部地區，要讓1萬農民變成城鎮居民，其投入成本也許是東部地區的好幾倍，因為中西部的產業配套、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條件等都難與東部相匹敵。中國與日韓的共性就是人多地少，但我國中西部地區還面臨水資源匱乏等諸多問題，自然條件比日韓差很多。日韓基本采取了人口集聚在某一區域的方式，如首爾土地面積只有國土面積的0.6%，人口卻占全國的21%；東京人口3500多萬，占全國人口的25%，而北京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的1.5%左右，是全世界所有首都中最低的。經濟和人口的集聚是所有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路徑的必然選擇，如法國最大城市巴黎的GDP占法國GDP的30%，東京、首爾、紐約等大城市的GDP均超過本國GDP的10%以上，而上海卻只占中國GDP的4%，北京更低。據統計，全球50%的GDP是占世界土地面積1.5%的地方創造的。
篇9
日前，一直在試圖向服務業轉型的海爾集團又邁出了重要一步：2011年10月19日，海爾電器宣布與英國家居用品及百貨零售商Home Retail Group訂立協議，成立合資公司，海爾電器與Home Retail Group 各占合資公司51%和49%的權益，2012年起合資公司在中國以“Argos”品牌發展多渠道百貨零售業務，高調進軍零售市場。“Argos”究竟與海爾的服務轉型有何關聯？海爾此舉的深意又是什么？
布局銷售渠道，海爾加速服務轉型
梳理近年來海爾在渠道領域的種種舉措不難看出，“Argos”很可能是海爾渠道大格局中的重要環節之一。
日日順商貿，直取三四線市場
海爾的渠道布局由來已久。早在2003年，為了占領中國廣大的三、四級市場，海爾集團在上海全資成立了日日順（上海）營銷策劃有限公司。2006年，上海日日順營銷策劃公司與現任的海爾電器COO李華剛合作，共同成立了河南日日順電器有限公司。成立之后，河南日日順下設合肥日日順、江蘇日日順以及青島日日順3家控股子公司，在以上四個區域開始布局農村市場。截至2010年，日日順在全國已發展了7000多家縣級分銷網絡和3萬家鄉鎮級網點，并在13萬個鄉村建立了村級服務聯系站，縣級覆蓋率達90%以上，鎮覆蓋率達65%以上。除新疆、青海等一些偏遠的縣鎮沒有布點外，全國其他省份的三、四級市場都已布局完畢，其中山東、河南、四川、安徽等省份的布點相對密集。
日日順商貿并非單一業態，其渠道業務目前由日日順電器、日日順E家及日日順樂家三個板塊組成。其中，日日順電器和日日順E家（主營3C產品）都是相對常規的零售業態，而日日順樂家的業務模式與Argos非常類似，主要依靠“產品目錄冊＋網上商城＋加盟店”多渠道復合模式來銷售百貨商品，顧客可以通過瀏覽產品目錄或網頁選擇商品，然后由日日順把貨送到客戶家中。
通過在三、四線市場全方位、多業態的布局，海爾日日順已經逐漸成長為集店鋪、網絡、目錄銷售、物流、售后服務于一體的渠道綜合服務商。
海爾專賣店，貼近廣大社區居民
家電專賣模式并非海爾首創。2004年2月，格力和國美發生摩擦，董明珠不滿國美不打招呼且無休止的“砸價兒”行為，斷然下令停止向國美供貨，黃光裕則針鋒相對，隨即向全國銷售分支了“把格力清場、清庫存”的決定。雙方矛盾驟然升級，關系急劇惡化。經過這場“閃電離異”，格力由此走向了自建專賣店渠道的運作模式，而這一模式很快成為國內其他家電巨頭效仿的對象，海爾、美的、長虹等一系列家電品牌專賣店短時間內在國內市場遍地開花。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海爾們”其實是最大的受益者。長期以來，它們同樣不滿國美的“專橫霸道”，但是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也只能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此次借國美、格力的一場大戰，“海爾們”趁虛而入，兵不血刃即解決了渠道的依賴患，實現了自身銷售渠道的多元化，同時，它們在大賣場的利益也絲毫沒有受損，每年還是一如既往地能拿到國美和蘇寧的訂購大單。
與“大而全”的國美、蘇寧不同，品牌專賣店走的是“小而專”的經營路線，這種路線并非簡單的回歸“傳統”，而是一種完全符合渠道發展潮流（兩極分化）的商業形態。以海爾為例，截至2011年底，海爾縣級及縣級以上的專賣店數量已有6000多家，鄉鎮級專賣店有28000家。目前，海爾專賣店的網絡體系已基本搭建完畢，海爾從中也受益匪淺。
Argos，專注于一、二線市場的目錄銷售
與傳統的單一渠道模式不同，Argos零售采用的是虛實融合的銷售模式，具體包括店鋪銷售、網絡銷售、目錄銷售、電話下單、用戶自己提貨或公司為用戶提供送貨到門等多種形式。從海爾在渠道方面的一系列布局，我們不難看出Argos今后在中國發展的一些端倪。
其一，Argos零售很可能主打我國的一、二線市場。如前所述，Argos開展的是多渠道百貨零售業務，這一點與海爾的日日順樂家非常類似，同樣的商業模式，海爾不太可能進行重復布局。加之在自主渠道領域，一、二線市場本來就是海爾的短板，因此，海爾極有可能將一、二線大中城市作為Argos未來發展的主戰場。
其二，Argos很可能主推目錄銷售。雖然采用的是多渠道模式，但目錄銷售才是Argos的最大亮點。參考Argos在英國本土的相關資料可以得知，Argos的店面通常都很小，只有幾百平方米，店內沒有貨架，布局簡單，商品被儲存在與店面臨近的倉庫中，顧客無法看到琳瑯滿目的商品，取而代之的是幾十臺小型電子查詢器，以及擺放在門口顯眼位置的一本本厚厚的購物導向目錄，人們在路過店面時可隨手拿取這些免費目錄，以便回家后慢慢翻閱和挑選。
毫無疑問，海爾看重的也正是Argos這種獨特的銷售模式。目前，我國一線市場相對成熟且競爭激烈，國美、蘇寧幾乎壟斷了家電的店面零售，京東、新蛋們則在互聯網市場占得了先機，一味強攻的話，海爾基本沒有勝算。如此一來，目錄銷售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差異化手段，這種方式對于不會上網或不方便出行的人來說，的確是一種不錯的選擇。目錄銷售的市場究竟有多大？理想地看，所有的非網民都有可能成為Argos的顧客。根據CNNIC最新的研究報告，截至2011年底，我國網民數量已達5.13億人，如果按15億的總人口計算，Argos的潛在用戶數量應該在10億人左右，再加上網民中可能的購買者，這個潛在用戶的規模會變得更為巨大。
當然，目錄銷售并不是Argos的全部，服務則是其最大特色。比如，Argos門店提供了一些電腦，顧客可以按操作提示使用信用卡支付貨款，取下自動打印的小票后等候叫號取貨，這樣就省去了排隊付款的麻煩；又比如，顧客可以通過24小時購物熱線和網站來訂貨，其實這并不新鮮，但關鍵的是，顧客可以查詢任何一家Argos門店的商品庫存、門店的地理位置、商品價格和其他信息，這讓很多不愿出門購物的人感到非常方便。另外，Argos還為殘疾人提供了CD版的電子目錄等人性化服務，若殘疾人有其他需求與不便，只要撥打電話或在店內告知員工，Argos都會盡量滿足。
海爾轉型的背后
從品牌制造到渠道運營，這是一個不小的跨越。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海爾決心從一個單純的品牌制造商轉型為一個渠道綜合服務運營商呢？
第一，家電行業的未來走勢迫使海爾轉型。
2010年，受益于“家電下鄉”及“以舊換新”等相關政策，我國家電行業實現了超常規的快速增長。2010年，國內家電市場零售總規模達到10400億元，家電市場增速更是達到了“創紀錄”的18%。然而步入2011年后，家電行業的成長勢頭開始減緩，根據中怡康數據，2011年上半年，國內家電市場銷售規模達6123億元，與2010年同期增速高達23.9%的情況相比，2011年上半年的整體市場增速下滑了11.1個百分點，而且這一局勢仍在持續惡化中。數據顯示，2011年10月，原本上半年成長勢頭較好的白電又出現集體滑坡，電冰箱、洗衣機、空調三大白色家電產品的國內銷量全線下滑，與2010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了9.64%、8.17%和12.11%。分析人士表示，整個家電業正在減緩快速擴張的步伐，甚至開始集體收縮。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國家補貼政策也不再給力。家電“以舊換新”政策已于2011年12月31日截止，而后續替代政策至今尚未出臺。同時，山東、青島、河南、四川三省一市的“家電下鄉”政策也于2011年11月30日如期結束。盡管部分省市（比如浙江省）的“家電下鄉”政策延續到2013年年初，但全國來看，政策的影響力已呈現出減弱之勢，2012年乃至2013年的家電市場一位數的較低增速基本可以預期。受行業減速因素的影響，部分企業的問題已經被充分暴露出來，甚至被放大為企業危機。2011年年底的美的“裁員門”就是這種大環境下的一個縮影。據悉，2011年12月，美的裁員的規模涉及美的制冷家電集團60多家各地銷售公司，裁員幅度在40%以上，有些超過了60%。美的大幅裁員與公司前期過快的發展速度不無關系，更重要的是家電行業持續惡化的市場環境所致。
面對如此嚴峻的市場環境，海爾的市場表現總體尚可。據統計，2011年第四季度，海爾公司的冰箱、洗衣機增速都高于行業水平，空調增速與行業相當，公司整體仍保持增長，但增速慢于第三季度。迫于形勢的壓力，海爾也在進行相應的調整，比如海爾對各地工貿公司的人員進行了考核，部分業績考核靠后的員工將被辭退，然而通過辭退員工降低成本只能解決燃眉之急，治標不治本，業績提升的關鍵還在于擺脫對實物產品的單純依賴。如此看來，海爾轉型渠道服務商，向產業鏈的下游尋求發展機遇不失為明智之舉。通過海爾在人員調整中的一些細節，我們也能看出它的這一轉型思路。比如，海爾把人員調整和渠道轉型相結合，將此前面向電器連鎖、社區店和精品店渠道的員工，部分調整到日日順等其他渠道中，以充實自主渠道力量。
第二，市場競爭壓力逼迫海爾轉型。
2004年，海爾集團年銷售收入首度超過1000億元，此后海爾進入緩慢的發展階段，2007年銷售收入上升到1180億元，2008年才跨過1200億元的銷售門檻。此外，作為海爾集團核心的家電業務的市場競爭壓力也越來越大，空調業務被美的和格力遠遠超越，冰箱和洗衣機業務也被美的步步緊逼，2010年美的集團收入規模已超過千億，這一數字直逼海爾的1357億元。
提升業績已是當務之急，目前看來，海爾電器是此次轉型任務的主要承擔者。從2010年8月底到2011年6月，海爾基本完成了對日日順自主渠道的全面整合，且這一整合的成果已經在公司的經營業績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海爾電器2011年上半年財報顯示：公司銷售收入達241.49億元，同比增長67.9%，其渠道綜合服務已取代洗衣機成為銷售收入的最大來源。其中，以日日順為主的渠道綜合服務業務的收入同比驟增123.9%，達到222.34億元。從分類收入構成看，渠道綜合服務已占海爾電器2011年上半年總收入的76%，而洗衣機和熱水器分別只占18%和6%。
同時，海爾電器的服務轉型也得到了風險投資的認可。2011年7月29日，經過三個月短暫接觸后，海爾電器與凱雷亞洲基金III就戰略合作一事簽署了備忘錄。凱雷投資將以可轉債和認股權的方式向海爾電器注資，總價值超過1.省略）
篇10
論文摘要：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的首要問題，其實質是農民在基本解決生存問題之后如何獲得進一步發展。以人為本，促進農民的發展，是新農村建設的價值目標。開發農村人力資源、提升農民的發展能力是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包括教育投資和健康投資在內的、旨在提高人口素質的投資回報率最高，理應成為新農村建設的優先路徑選擇。公共財政應重點投入到農村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服務領域。
關于新農村建設的路徑選擇，理論界尚未達成共識。一種觀點認為，新農村建設應該以解決農業問題為中心，首先投資于農業，如補貼農業生產，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優質高效農業，目標是讓農民增收，目的是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形成內需拉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另一種觀點認為，新農村建設應該以解決農村問題為中心，首先投資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村莊整治、文化建設等，改善人居環境，把村莊建設成為一個文化生產場所，目標是讓農民安居，目的是打造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基礎。筆者則認為，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的首要問題。新農村建設應以人為本，以促進農民的發展為首要任務和根本目的，首先投資到關乎農民的生存和發展質量的教育、醫療衛生事業等領域，提升農民的發展能力。只有這樣，農業、農村問題才能根本解決，工農、城鄉協調發展才有可能。
一、農民的發展：新農村建設的價值目標
“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基本問題。WWw.133229.coM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三農”問題的主要矛盾不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對策應加以區別。1980年代以前，我國農產品長期短缺，發展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產量、保障糧食安全是首要任務。經過2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中國的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的供給已經由長期短缺轉變為總量基本平衡而豐年有余。中國農業不僅供養了世界上多于21%的人口，并且自1997年以后，每年農產品凈出口50億美元左右。總體看來，當前農業問題已基本上解決。但是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遠沒有解決，表現在農民數量龐大、收入低、就業難、地位低，不能同等分享到改革發展的成果，不能同步融入現代化進程，甚至存在日益邊緣化的情況。應當說，中國“三農”問題的主導方面和相互關系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民問題已經成為“三農”問題之首。
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什么？許多人認為是收入問題。然而我們看到，困擾8億農民的不僅僅是收入低，更根本的是相對城市居民而言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所能享受的公共產品不足乃至嚴重匱乏，在就業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遭受歧視、排斥等。城鄉之間的差距也不僅表現在收入和財產差距上，還表現在就學、就醫和就業的機會不同，以及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差異方面。2000年全國普查數據顯示：城市15-64歲人口中從未接受任何教育的人口比例為2.5%，而農村為8.7%；城市僅受過小學教育的人口比例為14%，而農村為38%；城市勞動力人口（15-64歲）人均受教育年限10.2年，農村為7.3年。此外，農村人均期望壽命比城市低6歲，農村兒童和孕產婦的死亡率比城市高一倍。2001年，城市新生兒死亡率為10.6‰，農村為23.9‰；城市孕產婦死亡率為每10萬人33.1，農村為61.9；城市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為16.3‰，農村為40.4‰。2005年，中國城市人類發展指數為0.81，農村為0.68，后者只有前者的83%，差距明顯。①
收入的不平等多源于機會的不均等，“貧困必須被視為基本行為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②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70%，而國家80%的公共衛生資源投放在城市；5億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國家公共衛生和醫療投入是8億農村人口的6倍。③義務教育人口的60%在農村，卻只有不到25%的資源用在農村。1999年，初中升普通高中的比例，城市為55.4%，縣鎮和農村為18.6%，相差38.6個百分點，2002年兩者差距拉大到46個百分點。④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資源的匱乏，就學、就醫、就業的不可及性，影響了農民的生活質量，增加了農民的發展成本，降低了農民及后代改變生活現狀的可能。
可見，農民問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收入問題，而是以收入、就業、教育、健康為核心內容的綜合性問題，實質是農民在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之后，如何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問題。阿馬蒂亞·森認為，追求發展的目標應該是能力而不是收入的提高。雖然能力和收入會隨著個人年齡、性別、社會角色和社會環境的不同而形成較大的差異，但能力的喪失就意味著失去獲取收入的可能性，進而失去將收入轉換為發展的可能性。
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是的最高命題和根本價值，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價值目標和現實行動。為了13億中國人的福祉，新一屆政府勾畫了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偉藍圖，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嶄新理念，確立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堅定地走上經濟發展基礎上的社會全面進步之路。在此背景下啟動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是拉動內需的權宜之計，也不是保持農村穩定的無奈之舉，而是推動農民現代化的長遠戰略，旨在改善億萬農民生存和發展狀況、共享現代化發展成果。發展農業生產、進行村莊建設是新農村建設的內容，但如果農民得不到發展，即使修了路、建了房，新農村遲早還會變為舊農村；即使脫了貧，還會返貧。近現代長達百年的鄉村建設經驗與教訓說明，如果沒有對農民發展權利的尊重和發展能力的培養，僅靠直接的物質投入，并不能使貧窮消亡、落后根除，難以使農民走上自信、自立和自我組織的發展道路。只有農民自身發展了，他們才會有信心去應對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乃至全球化的發展環境，新農村建設才有可持續性的基礎。沒有8億農民由傳統向現代的歷史性轉變，沒有為實現這一歷史性轉變而對農民的人力資源投資，新農村建設乃至中國的現代化很可能遭遇嚴重挫折。因此，各級政府在新農村建設中應該目中有人、心中有人、以人為本，一切工作都應該以促進農民的發展為出發點和歸宿點，以提高農民發展能力、創造農民發展條件、完善農民發展保障為中心。
二、投資于農民的教育與健康：新農村建設的優先路徑選擇
人的發展，主要是人的發展能力提升，包括了多方面的含義：一是健康長壽的能力；二是獲得文化、技術和分享社會文明的能力；三是擺脫貧困和不斷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⑤人的發展能力主要是由教育、健康、技能培訓等決定。教育賦予人基本的知識與技能，健康的心靈和人格，是人得以發展的動力。健康是人力資源的基本內容，是人得以發展的源泉。良好的教育和健康標志著良好的生活質量，本身就是發展的目標。新農村建設應該以人為本，把促進農民的發展、開發農村人力資源作為首要任務。
1．教育與衛生醫療是農民最迫切需要的公共產品。長期以來，國家財政始終把投入重點放在了城市，導致農村義務教育、衛生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品供給短缺。自1980年代以來推行的教育產業化和衛生醫療市場化改革導致教育、醫療費用飛漲，大大超出了農民的支付能力。湖南的一項調查表明，農村孩子從進學校門到高中畢業，在1980年代共需數百元，1990年代需8000元，到2004年則需3萬元。據安徽省城調隊調查，按某縣2004年2668元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計算，培養一個大學生相當于該家庭一個勞力18年的純收入。⑥全國農村人口中40%到60%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貧；一些貧困地區，尤其是西部，60%到80%的患病農民死在家中。⑦財政部農業司課題組對農戶的需求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減少子女上學費用是農戶高度關注的問題，——河南省西平縣高達93.33％的農戶關注；陜西省大荔縣87％的農戶關注；陜西省寶雞縣83.3％的農戶關注，浙江省上虞市80％的農戶關注。對于增加醫療點，減輕看病負擔，陜西省寶雞縣農戶關注率達到90.7％；河南省農戶的關注率為72.22％。⑧“上學難，看病貴”是農民生存、發展面臨的基本難題和最迫切希望解決的實際問題。公共財政應首先滿足農民最基本和最迫切的公共需求。
2．教育與健康投資回報率最高。西奧多·w·舒爾茨（theodore.w.schultz）指出，包括教育投資和健康投資在內的、旨在提高人口素質的投資應該看成是生產性投資。對于現代經濟來說，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勞動力數量的增加更重要。⑨在新農村建設中，投資于農民的健康和教育是回報率最高的公共投資：其一，能夠大幅度減輕農民負擔。教育支出、醫療支出是當前農民最大的兩項貨幣支出。2005年農村家庭的教育開支平均值為5975元，占到總收入的30%。⑩實施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和免費公共衛生服務，相當于是通過減少支出而增加農民收入。若每年減少100億—400億農民的教育負擔，等同于增加農民平均收入0.5到2個百分點，其效果不亞于減免農業稅。(11)其二，經濟效益最高。錢克明的研究表明，每增加1元農村教育投資，可使農牧業產值增加8.43元，而每增加1元農村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僅可使農牧業產值增加6.75元。且政府每增加1元的農村教育投入，可減少農牧戶物質費用6.64元。(12)教育投資還能增加農民的非農就業和進城打工的機會，提高工資水平，“每增加1年的教育，農戶平均工資性收入水平至少可以增加1000元。”(13)樊勝根的研究也表明，農村“公共投資領域，教育投資效果最顯著，同時對農業、非農業以及整個農村經濟增長的回報率也很高；農業科研推廣投資使農業生產大大改善；對農村通訊、電力和道路的投資同樣對農村有較大影響；灌溉投資對農業生產增長的影響不明顯”。(14)其三、惠及全社會、社會效益好。教育和公共衛生是正外溢性很強的公共產品，投資于農民的教育和健康，實際上是向全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受益的是13億人。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農民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的提高是吸引物資資本投資的重要因素，能夠增強國家的市場競爭力，使工業、第三產業和城市從農民人力資源的普遍發展而帶來的經濟增長中受益。(15)另外，投資于農民的教育和健康還能夠帶來良好的社會效益，如文化的延續和發揚、全民福祉的增益，社會的公正與和諧。
3．我國已具備投資于農民的健康與教育的財政實力。周洪宇的研究表明，以現階段實行的義務教育減免標準計算，實施免費義務教育共需經費合計約634.3億元。中國2006年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大約在6770億元左右，用于免費義務教育的經費只占9.37%。隨著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人數的逐年減少，中國gdp持續快速增長和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總支出的逐年增加，到2007年左右完全有條件在農村全面實施免費義務教育制度。(16)按照亞行的最近估計，我國每年只需拿出1000億元人民幣，就能保證中國2500萬最貧困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為1.2億農村學生支付9年的學費，為7.7億農村人口建立基本的醫療保障體系。全球190多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國家已經實現了免費的義務教育，除了發達國家以外，亞洲絕大部分國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老撾、柬埔寨、孟加拉國、尼泊爾等國都實行了免費義務教育。(17)經過20多年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我國已具備為農民提供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服務的財政實力。
4．國際經驗的啟示：教育和醫療應當優先。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工業反哺農業，最先關注的是農村人力資本的增長以及農產品價格維持；其次是創造農戶成為市場主體的各種條件以及農村經濟增長的物質基礎；最后才是如何確保農民收入（曾祥炎，2005）。教育和醫療是這些國家共同的優先選擇（見下表）。這說明農民的人力資源是農業、農村發展的前提要求和戰略性因素。西奧多·w·舒爾茨的研究證明，從20世紀50年代，促使美國農業產量迅速增加和農業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原因是人的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無獨有偶，韓國人認為，“新村運動”成功的關鍵就在于高度重視發展教育事業，把新村教育作為“新村運動”的核心。韓國在1972年成立研修院，負責培訓“新村運動”的骨干，培訓內容涉及地區開發、意識革新、經營革新、市民教養等內容。韓國還在村村都建立起“村民會館”。通過教育與培訓，使農民培養起了“自立、自助、勤勉、協力”的思想觀念。
投資于農民人力資源的社會利益遠高于對非農民投資的社會收益，而對非農民人力資源投資的私人收益高于對農民投資的私人利益。中國農民多年來用自己的創造的農業剩余支持了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現代化，為國家繁榮、穩定做出巨大犧牲。現在已經到了回報農民，以人力資源投資“反哺”農村和農民的時候了。國家應創造條件并鼓勵非農民特別是城市高收入居民自我人力資源投資，將公共服務投資重點轉向農民。
三、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服務：公共財政投入的重點
農村教育包括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農村的醫療衛生服務分為公共衛生、基本醫療服務和非基本醫療服務三個層次。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教育和衛生服務分別表現為不同屬性的產品，公共財政的支出范圍和支出重點應當有所限制和有所選擇。從低層次到高層次的各類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中，層次越低，其公共性越強，收益的外部性越強。農村義務教育由于其基礎性和外溢性，一般被視為公共品。公共衛生服務所具備的以預防為主降低公共健康風險的功能，無可爭議地賦予其純公共品的特色。考量社會的需要、支付的成本、個人負擔的能力和政府的財政狀況，農村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服務應該是財政投入的重點。
當前農村義務教育實行的是“地方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投入機制。這一體制存在的突出問題首先表現在總體投入水平偏低。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合計1.93億人，占各級各類學校在校生總數的78%，但義務教育經費投入占總投入的比例始終低于60%；義務教育學生的61.8%在農村，而農村義務教育投入占總投入比重還不足30%。這樣的經費投入比例顯然是不合理的。2003年，全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1365億元，比實際基本需求相差476億元。其中公用經費缺口310億元，校舍維修經費缺口95億元，特困地區專項補助經費缺口44億元，其他則為人員經費缺口。(19)《中國教育報》對174個地市和縣教育局長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50%的農村中小學“基本運行經費難以保證”，有58%的農村學校危房改造經費無法落實，超過40%的小學仍然使用危房，超過30%的農村小學“粉筆論支有限發放”，接近40%的農村小學“交不起電費、有電不敢開電燈”，而缺少課桌凳的小學也接近40%。(20)其次，在這種體制下，鄉鎮負擔了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78％，縣財政負擔9％，省地負擔11％，中央財政只負擔2％左右。(21)中央和省級政府掌握了62%的財政收入，但基本擺脫了負擔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責任；縣鄉政府財力薄弱（占全國財政總收入22%），卻負擔著87%的義務教育投入。(22)相當多地區的鄉鎮財政不堪重負，農民負擔過重。“以縣為主”的投入體制不可能保證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無法使農村義務教育走出困境。促進農村義務教育，首先要加大投入，要把農村義務教育作為財政投入的重中之重。其次要構建中央財政、省級財政分項目、按比例分擔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義務教育作為全國性的公共產品，應該以中央和省級政府提供為主，地市級政府適當配套。中央財政應重點支持中西部農村地區。不發達農村地區教師工資和經常性運轉經費應由中央負擔；欠發達農村地區教師工資應由中央政府負擔，經常性運轉經費應由省級負擔，學校基本建設則由基層政府負擔。
中國醫療衛生的財政支出基本上是“重城市、輕農村，重治療、輕預防”。2004年國家財政用于醫療衛生的開支380多億元，用在城里的是84.5%，用在鄉鎮衛生院的不到60億元，只占15.5%。(23)政府撥款的68%用于醫療，22.7%用于公共衛生，而且主要集中在縣級預防保健機構，對村級衛生機構的財政支持極少。多數村級衛生機構基本不存在，大部分村級衛生室私有化。2000年政府財政用于農村公共衛生方面的資金總額還不到20億元，平均每個農民每年只有2.5元。(24)由于政府投入不足，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普遍通過“有償服務”進行“創收”，導致本應無償提供的一些公共衛生項目變成了有償服務，影響了預防保健措施的落實。公共衛生包括計劃免疫、傳染病控制、婦幼保健、職業衛生、環境衛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內的公共衛生服務，屬于典型的公共產品，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要求，是現代公民應當享有的最基本的公共產品，應由政府向全體社會成員免費提供。即使是能力較差的政府，也必須承擔起維護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公共衛生有助于從根本上降低整個人群和國家的醫藥費用，具有“四兩撥千斤”的高效率。根據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投資于健康》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政府可實施的效益成本比較高的衛生公共干預領域包括：幼兒疾病免疫、學生衛生服務、家庭計劃生育、環境衛生、健康教育、艾滋病預防。在縣、鄉政府對農村衛生投入不足的情況下，為保證農村公共衛生服務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中央和省級財政應擔負起維護農村公共健康安全的職責，加大對農村公共衛生的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農村衛生專項轉移支付制度，援助基層政府行使這一基本的政府職能，逐步實現城鄉公共衛生服務的大體平衡。當前農民的醫療服務消費行為基本表現為“小病不出村，大病到縣及縣以上醫院”，近60％的門診服務是由村衛生室或私人診所提供的，僅1/4左右是由鄉衛生院提供的。(25)重建村級公立衛生室并促進其服務水平的提高，對于改善鄉村人口的健康指標，是一種最有效率的投資（朱玲，2000）。與私立醫療點相比，村民共有的衛生室除了提供醫療服務以外，還能夠更有效地承擔群體預防、保健知識傳播和組織改善環境衛生活動等多種社會功能。村級公立衛生室如同村莊小學一樣，是農村人口獲得基本社會服務的一個組織保證，各級政府應該保證村級公立衛生室像村莊小學一樣有穩定的財政支持。(26)
①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等：《追求公平的人類發展（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5）》[c]?，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第6頁、46頁、55頁、6頁。
②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③遲福林：《為農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a]，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國農民權益保護》[c]，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
④同②，第46頁。
⑤同上書，第3頁。
⑥遲福林：“強化以提高人口素質為重點的農村公共服務”[n]，《經濟參考報》2006年6月24日。
⑦徐勇：“國家整合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j]，《社會主義研究》2006年第1期第3-8頁
⑧財政部農業司課題組：“公共財政覆蓋農村問題研究報告”[j]，《農業經濟問題》2004年第7期
⑨[美]西奧多·w·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
⑩韓俊：“建設新農村中涉及農民切身利益的若干問題及政策建議”[j]，《改革》2005年第10期
(11)“農村義務教育全免費：中國有財力承擔”，《南方周末》2005年3月10日。
(12)湯燦晴等：“農村教育:問題與對策”[j]，《農村經濟》2004年第5期第86-88頁。
(13)李國祥：“我國農戶要素資源收入貢獻的比較分析”[j]，《經濟研究參考》2005年第11期。
(14)樊勝根等：“中國農村公共投資在農村經濟增長和反貧困中的作用”[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第1-13頁。
(15)dreezeandsen，1989，hungerandpublicaction，pp.206-210，clarendonpress，oxford.
(16)艾啟平：“中國有財力在全國實行義務教育全免費”，中新社北京2006年3月4日電。
(17)征庚圣等：“統籌城鄉發展完善鄉村治理”，《經濟參考報》2006年4月22日。
(18)曾祥炎：“工業反哺農業應遵循農村經濟發展次序”[j]，《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第4期第15-18頁。
(19)程剛：“義務教育法有望做修改將解決教育經費投入不足”[n]，《中國青年報》2005年8月19日。
(20)張玉林：“從數字看教育不公”[j]，《中國改革》2004年第12期第22-24頁。
(21)張德元：“農村‘知識貧困’與教育資源配置”[j]，《調研世界》2003年第7期。
(22)吳明熹：“公平：教育政策的基本價值取向”[n]，《中國教育報》2005年8月8日。
(23)陳錫文、韓俊等：“我國農村公共財政制度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05年第5期。
(24)張元紅：“農村公共衛生服務的供給與籌資”[j]，《中國農村觀察》2004年第5期。
